隐名出资（共6篇）
隐名出资 篇1
在我国的商事活动中, 因公司隐名出资而引起的纠纷不断发生。因隐名投资人的隐秘性和投资关系的复杂性, 以及我国立法中关于隐名出资规定的缺失, 使得法院对这类纠纷的处理较混乱。有关隐名出资的法律问题, 已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公司隐名出资的内涵
公司中的隐名出资是指一方 (隐名投资人) 实际认购出资, 但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投资人却为他人 (显名投资人) 的现象。这种隐名出资的法律特征是:
1.投资主体二元化。隐名出资中包括两个出资主体, 即隐名投资人和显名投资人。前者指实际认缴出资的主体, 后者是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材料上记载的出资主体。在实践中, 隐名投资人常被称为“假名出资者”、“隐名股东” (称其为“股东”是因为其有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 而不表示其出资行为当然会取得股东资格) , 显名投资人则常被称为“显名股东”、“挂名股东”、“名义股东”。
2.实质特征和形式特征相冲突。隐名出资使得实际出资人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材料上的记载不一致。在显名出资的情况下, 实际出资人在公司成立后即取得股东的身份;而在隐名出资的情况下, 隐名投资人实际认缴了出资, 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材料上却没有记载。显名投资人虽然具有股东的各种特征, 但并未实际出资。
3.隐名出资方式的多样性。隐名投资人既可以以他人名义出资, 自己实际从事公司的经营, 也可以委托他人投资经营公司, 自己只收取投资收益。这样既存在隐名投资人和显名投资人协商, 借用其名义出资, 也存在不经协商, 直接冒用他人名义出资的情形。一个隐名投资人可依附于数个显名投资人出资, 也可以数个隐名投资人依附于同一个显名投资人出资, 还可由数个隐名投资人分别依附于不同的显名投资人出资。
4.隐名投资人获取投资收益并承担投资风险。任何投资的目的都在于获利, 隐名出资也不例外。即使委托他人投资, 隐名出资人也要获取投资的收益。
5.隐名出资的形式主要为货币。由于隐名出资的目的是在不暴露真实身份的前提下进行资本的营利活动, 因此隐名投资人大多选择以货币出资。
隐名出资的立法现状
世界各国对于隐名出资均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规定, 究其原因, 各不相同。在英美法系国家, 股权信托十分发达, 隐名出资中的问题完全可通过股权信托制度来解决;而大陆法系的国家, 公司法的管制色彩较浓, 有关股东和出资制度均以显名规定。
我国立法中对于隐名出资讳莫如深。2007年公司法修改前, 对于隐名出资只字未提。修改后的公司法在第16条出现了一个法律概念, 即“实际控制人”, 并在附则中明确了“实际控制人”的含义:“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 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 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虽然规定的仅仅是一个法律概念, 但是对于隐名出资的法律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在委托他人出资的模式中, 如果显名投资人控股, 对公司具有实际支配权, 隐名投资人无疑就是实际控制人。可见, 立法第一次明确肯定了隐名出资现象的存在。
有反对观点认为, 我国公司法附则的规定为否定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提供了法律依据。实际控制人的含义包括但不限于隐名投资人, 按照该条款规定, 通过投资关系对公司具有实际支配力的隐名投资人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 那么不具有实际支配权的隐名投资人更不是公司的股东。此外, 新公司法否定了以实际出资作为股东的必要条件, 把认缴出资作为股东责任。因此, 研究隐名出资对于认定股东资格、确定股权没有实质意义。
上述反对观点可能错误领会了公司法中某些条款的含义和公司法改革的精神。关于实际控制人的概念并非排除了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 相反倒是考虑到隐名出资存在的现状, 为了维护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而确立的。法律条文中所称的“不是股东”, 是从实质特征与形式特征相统一的角度来说的。法律当然要求股东的实质特征与形式特征保持统一, 而不会在确立股东概念时首先提示人们上述两个特征可以分离。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里的“不是股东”, 是指“不是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上所记载的股东”。正是考虑到隐名投资人虽然未在上述法律文件出现, 但是通过隐名出资协议可能对公司形成事实上的支配, 对公司和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 所以公司法特地引进了“实际控制人”的概念, 这本身就是对隐名出资现象的确认。
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数量在急增, 为了及时指导审判实践, 北京、上海、江苏、山东等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总结经验, 制定了一些指导性意见。在此基础上,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 (征求意见稿) , 对各类隐名出资的法律纠纷分别作了处理, 但是该司法解释尚未出台。
对隐名出资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隐名出资普遍存在的根源在于市场的需求和投资主体的趋利性。尽管公司法以显名为原则, 但是当投资主体在认为该原则与其利益不符, 特别是其不愿暴露身份时, 对利益的追求促使他们寻求既能规避该原则又能保障自身利益的途径。隐名出资就是一种方式。
从法理角度看, 虽然公司法对登记和记载等事宜虽然采用了应当、必须等词语, 但是上述规定到底是示范性规范, 还是强制性规范, 并未明确。从根本上说, 隐名出资是公司法中的合同自由与国家强制之争。公法和私法的因素交织在一起, 给处理纠纷增添了难度。综观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规定, 对于隐名出资的法律规定少而又少, 究其原因, 除了立法有难度外, 更多的是担心如果制定了调整隐名出资的法律规范, 就等于默认了隐名出资的合法性, 将会发生更多的纠纷。但是缺少法律的规范和引导, 纠纷只能越来越多。
当前, 法院在隐名股东案件处理上争议较大, 相同行为的隐名出资, 得到的判决结果也各不相同, 其原因是:没有统一的立法规范做指导,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援引的依据和价值标准不同, 判诀结果必然大相径庭。弥补法律的空白, 有利于提高投资者的积极性, 可更大限度地吸收社会闲置资金用于生产;缓解公司经营者对资金需求的压力, 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还符合合同自由的法制原则, 增强公众对法治公平和正义的信任。因此, 虽然公司法不鼓励隐名投资, 但不是说就没有必要对隐名出资进行规制。
隐名出资法律规制的途径
1.处理隐名出资纠纷应采纳区别说。在隐名投资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的争论中, 逐渐为司法机关处理纠纷时所采纳的是区别说。区别说认为, 对于隐名投资人是否应当具有股东身份, 要区别对待。一要区别是否有规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二要区别公司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规避法律禁止性规定的隐名投资人不仅不具有股东资格, 而且其投资获得的利益也将被没收。隐名投资人未规避法律, 或规避的不是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则要区分内外部关系, 认定其股东资格。内部关系是指隐名投资人与显名投资人之间的关系、与公司的关系。隐名投资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 要以其是否行使股东权利为标准。外部关系是指隐名投资人、显名投资人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在处理外部关系时, 要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出发, 根据形式认定股东资格。区别说的优点是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对股东资格进行认定, 较为科学。
2.处理隐名出资纠纷应遵循的原则和应采取的措施。 (1) 维护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处理隐名出资纠纷涉及股东、公司和债权人等多方主体的利益, 必须平衡各方的利益。 (2) 维护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应尽可能地使法律行为有效, 不轻易否定出资、转让等各种行为的法律效力, 否定股东资格, 否定公司成立的事实。 (3) 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在处理隐名出资纠纷涉及第三人、公司及出资人、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时, 应优先考虑第三人的利益。 (4) 体现商法的公示和外观主义。认定行为的效力既要考虑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又要考虑公司对外的形式性、外观性, 因为相对人与公司交易不应承担与公司外观不符的交易成本和风险。 (5) 制裁恶意的法律规避行为。在对隐名出资的立法规制措施方面, 首先要明确哪些行为是为法律禁止而无效的, 促使人们不再实施相应的行为;其次, 要进行引导, 在保护隐名出资人合法权利的同时, 通过比较利弊、行为成本促使其放弃采用隐名出资的方式;再次, 要进行疏导, 开辟真正隐名投资的领域, 即无须显名又无须借用他人名义的领域, 如信托、隐名合伙等。
3.推广股权信托, 开辟隐名出资的真正领域。股权作为财产权的一种, 可成为信托财产。股权信托是指委托人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移给受托人管理和处分, 或委托人将其合法所有的资金交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 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将该资金投资于公司股权。因此, 股权信托可分为股权管理信托和股权投资信托。股权投资信托是信托机构“受人之托, 代人理财”, 其核心目标是投资回报, 而不主要对目标公司进行控制。在股权投资信托中, 委托人先把自己合法拥有的资金信托给予受托人, 然后由受托人使用信托资金投资于公司股权并进行管理和处分。受托人以信托资金等所投资的公司股权, 其所有权自然地登记在受托人的名下, 信托财产则由初始的资金形态转换成股权形态。对于期望通过投资公司获利, 又不想表露身份的人来说, 股权投资信托既帮助他们实现了隐名出资的目标, 又可减少纠纷的产生。在股权管理信托中, 委托人将股权转移给受托人进行管理和处分。受托人以股东身份代理委托人对股权投资企业行使认股权、配股权, 向受益人支付其取得的股权收益。此外, 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要求还提供一些衍生的股权管理和服务, 如协调委托人之间或委托人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关系。对于某些在出资后又想隐匿股东身份, 同时又不想失去收益的人来说, 股权管理信托帮助他们实现了一种特殊目的。在设立股权管理信托后, 股权转移给了受托人, 委托人不再在公开资料上出现, 而是通过信托合同, 在表决权和处分权方面对受托人和公司进行不同程度的控制, 此时委托人与受托人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隐名出资关系。
隐名出资 篇2
一、隐名出资成因。
隐名出资是基于双方合意，隐名出资人以他人的名义向公司出资，间接地享有公司股权收益的投资行为。隐名出资人具有股东的实质要件，实际履行了对公司的出资义务，与之相对的概念，名义股东拥有股东的形式要件，为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等材料所记载，但其并未履行出资义务，也不享有股权收益。实践中名义股东与隐名出资人是对应存在的，隐名出资人出资实际享有股权利益，而名义股东以其与隐名出资人所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
隐名出资是一种投资行为，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投资主体的趋利性，是出资人为了规避法律对于投资主体的限制或者基于其他非因规避法律原因的考量而采取的一种投资方式，例如出于对身份、经济状况、信息安全等各种情况的考虑，出资人往往会采用隐名的方式出资。社会经济发展对隐名出资的产生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隐名出资也通过吸收社会的闲置资金，使公司的资本运作更加充实，从而又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隐名出资的法律关系中参与主体众多容易导致公司法律关系中多方主体的矛盾，因此应当明确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标准，理清各方法律关系，从而更好的完善经济活动的运行机制。
二、隐名出资中股东资格认定标准现状。
（ 一） 理论争议。
对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许多学者持不同的观点，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形式说。该种学说肯定了名义股东的`股东资格，主张根据商法的外观主义原则以股东姓名或名称是否被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等材料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此外从契约自由的角度来看，该学说主张股东资格的认定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隐名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订立代持股协议，在股东身份确定中应当以合同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但该种学说过于片面，虽然名义股东登记于股东名册等登记材料，但其与隐名出资人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也具有约束力，完全依据外观主义原则认定名义股东的股东资格，不仅违背了双方的意思自治，也使实际履行了股东义务的隐名出资人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第二种，实质说。该种学说否定了名义股东的股东资格，认为隐名出资人实际享有股东的权利与义务，对股东权利义务的行使与承担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标准。换言之，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注重当事人是否具有投资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谁是实际出资人。①既然隐名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就出资方式达成了协议，就应当依据合同自治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但该学说忽视了不知情的其他股东以及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的权利，不仅损害了其他股东和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在实践中也难以知晓隐名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的代持股协议。
第三种，折中说。该种学说认为不应仅依据外观主义或实际出资来确定隐名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的法律地位，而应当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对公司内部纠纷的处理应当采取实质说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隐名出资人享有股东资格，但在对外关系上，基于商法的外观主义以及保护第三人的角度考虑采取形式说，以登记作为认定标准。该种学说较之前两种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是由于我国《公司法》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仍存在较大争议。
（ 二） 立法现状。
我国《公司法》仅对公司中一般情况下股东资格认定标准与股东权利义务等问题作出了规定，但对特殊情况下的隐名出资问题并没有进行明文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部分省市出台的指导性文件中虽然涉及了有关实际投资人的规定，但在内容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司法》的司法解释中对隐名出资问题作出了规定，成为现今司法实践中应对隐名出资纠纷的法律依据。对其中条文分析来看，第 24 条的规定表明法院在审理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纠纷的案件时，是以实际出资为判断依据，支持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一方主张股东权利。但是没有经过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隐名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登记，人民法院不予认可。第 25 条的规定了名义股东转让股权导致的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纠纷该如何处理。第 26 条则基于利益均衡的的原则，体现了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但这些司法解释虽然对实践中隐名出资法律纠纷中主要问题作出了规定，但仍然不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
三、完善隐名出资中股东资格认定标准。
（ 一） 基本原则。
法律规则是法律原则的具体化，完善隐名出资人立法也应首先遵循一定的原则。②首先，应当维护合同自由原则，尊重双方的意思自治，依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确定权利义务关系，作为处理内部纠纷的依据。因为隐名出资人若非因规避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原因自愿选择隐名出资，且出资行为对公共利益也不会产生危害，说明隐名出资人对其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及风险是能预料的，就应该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予以保护。其次，公司作为一个兼具人合和资合性质的社团，参与主体众多，确保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的相对稳定和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显得较为重要。因此在其他股东不知晓隐名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签订的代持股协议情况下，双方都不得依此合同向公司主张权利。最后，根据利益均衡原则，公司是一个既有内部关系又有外部关系的集合体。在处理隐名股东资格认定问题中，要寻找利益的最佳平衡点。认定隐名出资人的资格要综合考虑维护交易安全和公司制度，也要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 二） 具体措施。
1. 弥补相关规定。
首先在立法中应当明确隐名出资人的概念，对于隐名出资人的概念争议颇多，许多学者还提出了不同的称谓，例如隐名股东、隐名出资人。虽然在《公司法解释三》中使用了实际出资人的概念，但却没有明确的含义和系统的规定。明确隐名出资人基本概念明确这一基本问题可以为后续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也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减少对相关概念的识别工作。
其次从间接代理制度中寻找契合点，完善隐名出资的相关法律规定。隐名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民法代理制度中的间接代理，二者都是意思自治的集中体现，不同的是间接代理中第三人与代理人在订立合同时，如果知晓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关系，那么第三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合同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理直接约束被代理人和第三人。在隐名出资中，名义股东代替隐名出资人行使股东权利，在外观上隐名出资人不是公司的股东，但最终的法律效果是由隐名出资人实际承担。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隐名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的法律关系，与间接代理制度中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极为相似，因此完善隐名出资相关法律规定可以借鉴间接代理制度。
2. 内部标准。
公司作为法人组织与自然人不同，公司法人不具有自然人的生理基础，因此其意志的形成和表达、经营行为的开展都是由其组织机构来完成的。③而公司作为一个兼具人合性和资合性的社团，其他股东是否同意隐名出资人成为公司股东是该问题的核心所在，《公司法解释三》中对出资人取得股东资格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实际出资人取得股东资格须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而《公司法》对股权转让中所规定的转让股权程序是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在法律术语中“过半数”与“半数以上”这两个概念并不相同。隐名出资人转变身份取得股东资格与股东股权转让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从适用法律和节约法律资源的角度考虑，可以统一这两者的规定为“过半数”同意。
3. 外部标准。
在外部关系上，善意第三人无从知晓隐名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的代持股协议，往往依据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等材料不会怀疑名义股东的股东资格，即使隐名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就股东资格问题发生争议，作为第三人谁来承担股东的义务与责任才是问题的关键。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隐名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代持股协议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名义股东登记在股东名册等材料上，基于信赖利益原则在发生纠纷时应当承担相应的股东责任，如果隐名出资人存在出资瑕疵，名义股东也应当在责任范围内承担瑕疵出资的补充赔偿责任。其在承担责任后可以基于与隐名出资人之间的合同约定向其追偿。但是必须明确的是，第三人必须是不知代持股协议的善意第三人，否则也会危害到公司的交易安全。
四、结语。
随着公司制度的发展，隐名出资人作为实际出资人这一事实已经得到法律认可，但是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必须明确的是隐名出资的投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只有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才有获得法律保护的可能性。隐名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股东资格认定的纠纷是对股东权利的确认，对股东权利的保护力度也直接体现了一国公司制度的完善与否，隐名出资涉及的主体众多法律关系复杂，因此确保在交易安全和保护投资主体积极性平衡的前提下，确立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认定的标准以完善对隐名出资人法律保护制度是未来公司制度的完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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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名出资 篇3
关键词：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实质说；形式说；区别说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7-0115-02
引言
隐名出资现象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一些实际出资人出于各种原因以他人名义而不是以自己的名义去进行公司登记，进而造成公司登记“名不副实”的情况，实际出资人没有被登记为公司股东，登记为股东的实际上对公司又没有投资。由于长期以来法律对隐名出资问题缺乏明确规定，从而造成司法实践中同案异果现象时有所见，影响了司法的统一和公正。201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如何处理隐名出资纠纷作出了相应规定，但并未明确隐名出资人究竟是否为公司股东，因此我们仍有必要厘清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从而进一步完善对隐名出资的法律规制。
一、隐名出资人的概念和特征
（一）隐名出资人的概念
所谓隐名出资是指出资人基于某种原因，与他人达成协议，约定由其实际向公司出资并承担投资风险与收益，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材料中记载的股东为该他人的情形。此种情况下的出资人即为隐名出资人，而记载于有关资料中的他人则为名义出资人。隐名出资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其产生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为了规避法律，如规避法律对于投资主体、投资领域、公司股东人数等的限制性规定；有些是为了获得某种优惠政策，如为享受国家对下岗失业人员、大学毕业生等特殊人群的优惠政策而借用他人名义出资设立公司；也有些是为了保护个人隐私，不愿让外界了解自己真实的财务状况。但不论具体原因如何，这些出资人都被“隐名”了，从公司外部看不出他们的存在，因此他们常常又被称为隐名股东。笔者认为“隐名股东”的称谓不够严谨，因为如果将隐名出资人直接称为隐名股东，就等于说其股东资格已经得以认定，从而也就没有再讨论其股东资格的必要性，因此笔者认为使用“隐名出资人”这一概念更为妥当。
（二）隐名出资人的特征
隐名出资人的特征可以从“隐名”和“出资”两个方面去把握。
1.隐名，不具备取得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所谓形式要件是指股东资格为公众所认知和识别的形式，包括股东名册上的记载、公司章程中的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等等。而隐名出资人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隐名，即其姓名或名称在那些能够证明股东资格的文件中未被记载。
2.出资。隐名出资人向公司认缴或实际缴付了出资，并且其出资具有以下特点：（1）隐名出资人的出资是以他人（即名义出资人）的名义投入公司的。（2）隐名出资人以他人名义投资公司是经过他人同意的，通常双方之间会就此达成书面协议或至少有口头约定，这个特点使隐名出资区别于冒名出资。在冒名出资中，实际出资人系盗用他人名义出资，并未取得被冒名者的同意。（3）隐名出资人的出资方式主要是货币出资，因为以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财产出资，需要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隐名出资人的身份就可能因此而暴露。（4）隐名出资人向公司出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投资收益，而不是仅仅获得一笔固定的利息回报。他们对投资收益与风险皆有一定预期，认为自己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是投资关系而不是借贷关系。
二、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的认定
关于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的认定，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为实质说也叫肯定说。它以出资作为股东资格认定的核心，认为应肯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第二种观点是形式说也称否定说。它以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及公司登记等形式要件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认为应将名义出资人视为公司股东，而不论实际出资人是谁。第三种观点为区别说也称双重标准说。该观点认为对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的认定，应区分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定。在处理公司内部关系引发的纠纷时，应遵循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原则，只要该契约建立在双方合意和善意的基础上，就应确认该契约的效力，从而确认隐名股东资格；而在处理公司与第三人交易等外部关系时，则应遵循公示主义原则和外观主义原则，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以形式为准，即以名义股东为公司股东。笔者认为，对于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的认定，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而应结合公司法的立法目的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一）从公司法的立法目的上看，不宜认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
我国《公司法》第一条规定了其立法目的：“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尽管隐名出资的原因并非都是为了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我们不能将隐名出资一概认定为非法无效，但从规范公司行为、保护公司及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不宜将隐名出资人认定为公司股东。具体理由如下：
1.认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不利于规范公司行为。隐名出资人为造成公司登记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不一致，即使不能一概认为非法无效，至少也是一种不规范的投资行为。因此承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也就等于承认了这种不规范行为，实际上等于法律对这种不规范行为作出了妥协和让步，因而不利于实现公司法规范公司行为的立法目的。
2.认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不利于保护公司利益。首先隐名出资的存在会使公司承担对股东出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的义务，增加了公司负担。其次隐名出资的存在会弱化公司登记的公示效力和公信力，加大相对人与公司交易的风险从而可能造成公司交易机会的减少。第三，如果承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势必就要否认名义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因为同一笔出资显然无法记在两个不同主体的名下。如果名义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被否，则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例如当初他们行使股东权利的行为是否有效、他们当初参与作出的公司决议是否有效等等，这种不确定状态对公司的稳定和发展都是不利的。
3.认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不利于保护债权人。这里所说的债权人既包括隐名出资人所投资公司的债权人，也包括名义出资人的债权人。对公司债权人而言，如果隐名出资人也被认定为公司股东，则意味着公司的登记信息不足为信，由此债权人就必须想方设法去调查公司真实的股东情况，从而加大交易成本。对名义出资人的债权人而言，他们本以为债务人名下的股权是债务人自己的，如果债务人欠债不还，债权人起码还可以要求债务人以股抵债。但如果此时隐名出资人跳出来说这些股权实际上是他们的，法院也判股权归隐名出资人所有的话，债务人显然就无法再以股抵债，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到债权人的利益。不仅如此，债务人甚至可能以此为手段来逃避债务。例如，尽管实际上并不存在隐名出资的情形，债务人为达到逃避债务、避免自己股权被查封或执行的目的，就可能与他人串通，伪造证据，让该他人以隐名出资人的身份提起股权确认之诉。如果股权被认定归所谓隐名出资人所有，债务人就可以成功逃债，此时受损害的自然又是债权人。
（二）出资不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以“实质说”认定股东资格有失偏颇
一方面，出资不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出资者未必能成为公司股东。例如出资人在公司成立前撤回出资、公司因各种原因最终未成立等。另一方面，出资也不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未出资者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公司股东。例如因继承取得股东资格者或因受赠取得股东资格者，显然都没有向公司出资。因此出资与取得股东资格之间并不必然具有对应关系，仅仅因为隐名出资人向公司出资就将其认定为公司股东是站不住脚的。
（三）区别说或双重标准说取中庸之道，看似合理，实则不然
关于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问题，目前主流观点是所谓区别说。按照“内外有别、双重标准”来认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看似既兼顾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也兼顾了保障交易安全，似乎两全其美，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隐名出资行为是一种投资行为，投资者能否凭此获得公司股东资格，其结果应当是确定的。而区别说却使这一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且会导致同一隐名出资人面临既是公司股东又不是公司股东的矛盾，因而不可取。笔者认为，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采取统一标准，而不是根据不同的需要设置不同的标准，人为造成股东资格认定的复杂与混乱。
三、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笔者赞同形式说，即隐名出资人欠缺作为公司股东的形式要件，因而不能被认定为公司股东。采用形式说的积极意义在于：（1）形式说简单明了易操作，符合商法效率原则；（2）有利于强化公司登记的公示效力和公信力，规范公司行为；（3）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维护和促进交易安全。至于形式说最为人诟病的可能损害隐名出资人权益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否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但并不必然导致其权益受损。隐名出资人可根据其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合同来索取投资收益，也可通过弥补形式欠缺来取得股东资格。其次隐名出资人既然选择隐名出资，其对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包括可能存在的权益受损均应当有所预见，因此即使隐名出资人的权益真的因其隐名而受到影响，也应看成是其自愿承担隐名投资的风险，隐名出资人不能为了降低其自身的投资风险就要求法律承认他们的股东资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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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莎.隐名股东股东资格认定法律问题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0.
浅析公司中的隐名出资人 篇4
在现实生活中, 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的现象较为常见。有规避法律对投资领域、投资主体、投资比例等方面限制者, 有不愿意公开自身经济状况者, 亦有为了便于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者, 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因隐名出资引发的股东身份认定纠纷也越来越多。笔者认为妥善解决该等纠纷的前提, 就是准确界定隐名股东在公司活动中的表现形式。
一、隐名投资的概念与特征
公司中的隐名投资是指一方 (隐名投资人) 实际认购出资, 但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投资人却为他人 (显名投资人) 的法律现象。一般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 隐名股东实际认缴公司资本, 但其姓名或名称未记录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股东登记中。
2. 显名股东同意隐名股东使用自己的名称或姓名。这是隐名股东与冒名股东的区别。因为在冒名投资中, 实际出资人系盗用他人名义出资, 并未取得被冒名股东的同意。
3. 隐名股东承担公司的盈亏风险。这是隐名投资与借贷的区别。如果一方实际出资, 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加入公司, 但实际出资人不承担投资风险的, 双方之间不应认定为隐名投资关系, 可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
二、隐名投资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标准, 可对隐名投资做不同的分类。
1. 完全隐名投资与不完全隐名投资。
根据隐名投资人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 隐名投资可分为完全隐名投资与不完全隐名投资。实践中的隐名投资, 有的是由显名投资人负责公司的经营, 行使股东权利;有的则是由隐名投资人负责公司的经营, 行使股东的权利, 而显名投资人与公司不存在实质性的经济联系。前者属于完全隐名投资, 后者则属于不完全隐名投资。
2. 协议隐名投资与非协议隐名投资。
根据形成方式的不同, 隐名投资可分为协议隐名投资与非协议隐名投资。 (1) 协议隐名投资。即隐名投资人与显名投资人约定, 由一方向公司投资, 另一方作为名义股东登记于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之中。 (2) 非协议隐名投资。即隐名或显名未经对方同意。它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投资者实际认购出资, 但以假设人的名义或未经他人承诺以其名义登记于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之中。二是投资者实际认购出资, 但他人未经其承诺, 以自己的名义登记于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之中。
3. 规避法律的隐名投资与非规避法律的隐名投资。
根据隐名目的不同, 隐名投资可分为规避法律的隐名投资与非规避法律的隐名投资。 (1) 规避法律型。我国的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对投资领域、投资主体、投资比例等方面有一定的限制, 例如国家机关不得开办公司, 外方投资不得低于某一比例,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得超过50人等等。为规避这些限制, 有些投资者采取隐名的方式进行投资。由于隐名的目的在于规避法律, 因而法律关系的效力、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甚至公司的法人资格都要受到影响。 (2) 非规避法律型。有些隐名投资并非出于规避法律的原因, 而只是由于隐名投资人不愿意公开自身的经济状况, 或显名投资人擅自以自己的名义投资等原因造成的。这种类型法律关系的效力并不因此而受影响。
三、隐名出资人存在的问题
公司中的隐名投资涉及到诸多法律问题, 本文仅从隐名投资人和显名投资人与公司以及第三人的法律关系上来简单分析一下, 它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
1. 在与公司的关系中, 谁可享有盈余分派请求权、新股认购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以及谁负有缴纳出资的义务。
2. 在和第三人的关系中, 谁应被视为公司的股东:显名股东向第三者转让股权时, 受让人能否适法取得股权, 以及债权人请求行使公司资产抵押时隐名出资不到位时, 谁应承担出资不实的责任。
四、针对目前存在的隐名股东问题应如何处理
拒绝将隐名股东写进公司法, 否认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并不意味着否定了隐名股东的任何权益。在实践中应做到既要充分维护交易制度, 又要充分维护公司制度, 使两种制度的功能都得到实现。根据隐名股东在不同纠纷中的不同角色又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第一种:隐名股东在公司内部法律地位。
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纠纷中, 应依一般民法原则解决。应当依据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如债权债务关系、赠与关系或者行纪、信托关系等。如果双方订有出资约定的, 在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 按照约定确定二者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实践中, 对于双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 应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隐名股东与其他股东或公司间的纠纷又可分两种情况:知情和不知情。当事人对股东资格有明确的协议约定, 公司内部其他股东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一事实。隐名股东在事实上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资产收益, 已实际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的。在公司内部, 隐名股东与其他股东或公司之间发生的权益纠纷中, 其他股东对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应予以认可, 确认隐名股东的实际股东资格, 以保护其应具有的股东权益。显名股东实际行使和操纵因隐名股东的出资所带来的股东权益, 公司其他股东对隐名股东存在的事实不知情。仅有隐名出资, 但根本不尽股东义务也不享有股东权利, 这是名为隐名股东, 实为投资借款人。在这种情况下, 隐名股东在公司内部亦不具有股东的法律地位。在与其他股东的纠纷中不应认定隐名股东具有公司股东资格。隐名股东当然也不能分享公司的盈利。
第二种:隐名股东在公司对外活动中与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中的法律地位。
1. 法律地位构建的价值取向。
在隐名投资中, 保护真正的权利人和保护善意的第三人是一对矛盾。例如, 当善意第三人从显名投资人处受让股权, 取得质权或对显名投资人的股权扣押时, 若保护实际出资人的权利, 则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因此构建隐名投资人、显名投资人与公司之外第三人 (包括公司的股东) 的法律关系, 首先必须解决价值取向问题, 是要保护真正的权利人还是要保护善意的第三人。
笔者认为, 市场的交易纷繁复杂, 而且越来越需要迅速快捷, 因此要求交易当事人在交易之前, 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详细调查真实情况已不可能, 保护交易的安全十分必要。自近代以来, 民法逐步确立物权公示公信原则、表见代理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无权处分制度, 商法采纳商事交易的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 这些都体现了对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保护, 保护交易的安全已成为现代民商法的整体发展趋势。因此, 构建隐名投资人、显名投资人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 应以保护善意第三人为价值取向。
2. 法律地位的构建规则。
基于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 笔者认为, 构建隐名投资人、显名投资人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应遵循以下这些规则:
(1) 隐名投资人、显名投资人不得以登记不实对抗善意第三人。公司登记是股权的公示方法, 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应赋予其公信力, 即使该登记内容有瑕疵, 对信赖该内容的第三人也应加以保护。因此善意第三人因与显名投资人的债权债务扣押隐名投资的股权, 隐名投资人不得以自己为实际股东予以对抗;隐名出资不实的, 善意的公司债权人有权要求显名投资人在隐名出资不实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显名投资人不得以隐名股东为实际股东予以对抗。
(2) 第三人有正当理由未知晓登记的, 或相信隐名投资人为实际股东的, 隐名投资人、显名投资人不能以实际的登记予以对抗。
原则上, 登记事项公示之后, 具有对抗力, 即对于某种权利的内容, 可以向第三人有法律上的主张的效力。但是, 登记的对抗力不是绝对的, 也有例外。如果第三人有正当理由未知晓登记的内容, 隐名投资人、显名投资人不能以实际的登记予以对抗。对抗力的这项例外, 与上述的第一项规则并不冲突, 第一项规则保护的是信赖该登记的第三人的利益, 这项例外保护的是有正当理由不信赖该登记的第三人的利益。
对抗力的另一项例外是第三人有正当理由相信隐名投资人为实际股东的, 隐名投资人、显名投资人不能以实际的登记予以对抗。实践中许多隐名投资是以退休的老人、下岗的工人名义登记, 而实际的公司经营者是隐名投资人。如果出资人投资没有到位, 仅仅要求公司登记的股东承担责任, 对善意的第三人是不公平的。
依此, 有正当理由认为不知晓登记不实或相信隐名投资人为实际股东的第三人因与隐名投资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扣押隐名投资的股权, 显名投资人不得以自己为登记的股东予以对抗;隐名投资出资不实的, 公司债权人有权要求隐名投资人在出资不实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隐名投资人不得以自己并非为登记的股东予以对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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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确认 篇5
(一)隐名出资人的概念
隐名出资人是指隐匿自己的真实身份,以他人的名义向公司出资,但在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权利凭证中却记载为他人,而自己却间接享有公司股东利益的投资人。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隐名出资人被称为实际出资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有些人出于某些原因,刻意选择此种隐匿的出资方式,即隐名出资人实际出资认购公司的股份,但在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他人姓名。有些学者直接把隐名出资人称为隐名股东,但作者认为在没有确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之前,不宜将隐名出资人直接等同于隐名股东。
(二)隐名出资人的法律特征
隐名出资人具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隐名出资人是实际向公司出资的人,这是隐名出资人的首要特征,也是隐名出资人能够享有公司相应权益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出资与否也是隐名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的本质区别,名义出资人虽符合公司股东的形式要件,其姓名记载于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之中,但其本人并没有实际出资。第二,隐名出资人以其所认缴的出资承担公司的经营风险。隐名出资人是实际的投资者,其与名义出资人不是出借关系,隐名出资人可以享受固定收益,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第三,名义出资人同意隐名出资人以其名义实际投资,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通常以协议的形式约定,隐名出资人的姓名没有记载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中,而是由名义出资人对外以公司股东的身份出现。
二、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确认的几种学说
(一)实质说
一部分学者赞同实质说,即认为应当以实质出资为准,认定实际出资人为股东,而不是看以谁的名义出资。其法律依据是我国公司法并未明确禁止隐名出资人,隐名出资人的确立是合同自由和意思自治的体现。持实质说的学者认为这种学说的背后有几点可靠的理论支撑:首先,一家公司的设立和正常运作需要资本的投入去支撑和维持,资本是维系公司正常生存的基石。隐名出资人向公司履行了实际的出资义务,也就是为公司提供了生存所需的,从这一点看,隐名出资人是应当认为具有股东资格的。其次,根据民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在实际出资前对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是一致同意的,加上这样的约定并没有违反我国的法律法规,是应当视为有效的。最后,在公司遭受损失或者与外界有纠纷时,其最终的实际承担者也是隐名出资人,他以自己对公司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或者所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的承担责任,而这种责任实质上并不是由名义出资人承担的。
(二)形式要件说
形式要件说是与实质说相对立的一种观点,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隐名出资人虽然是实际出资人,但他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股东,隐名出资人不应当具有股东资格。支持形式要件说的理由如下:首先,由于公司具有人合性的特点,如果认定隐名出资人为公司的实际股东,则会破坏公司人合性的特点。其次,在名义出资人未经隐名出资人同意的情况下,将股权转让给善意第三人,一般都会从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出发,往往以工商登记或者公司章程登记的股东姓名为准,来认定该股权转让行为的有效。这种情况下要是确认隐名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那么名义股东与善意第三人的股权转让行为可能就会涉及到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了,这样必然在隐名出资人、名义出资人和善意第三人之间发生维权纠纷,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最后,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只有符合法定的程序和条件所登记的人才能称为公司法上的股东,才具有股东资格。若只是实质出资,但却不符合法定的形式和条件也称为股东,也具有股东资格,则会与现行法律相矛盾,不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
(三)折衷说
折衷说是实质说和形式要件说的综合说法,也被称为区别说。支持这种学说的学者认为:在确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的问题上,应该从公司内部和外部关系的角度一分为二地看待和处理,对于公司内外不同的法律关系应当采取不同的措施。我国大多数的学者比较赞同这种学说,他们主要认为:首先,隐名出资人纠纷只涉及公司内部关系时,如果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事由时,应该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依法确认隐名投资协议的法律效力,从而确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工商登记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功能,非设权性登记,而是公示性登记,仅对善意第三人有证权功能。同时要注意,公司内部比较强调人合性和意思自治,对于隐名出资人适用实质优于形式的原则,只要隐名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的意思达成一致,并且在涉及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就应当认定该隐名出资人为实际股东,具有股东资格。其次,商法以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为表征,其主要是为了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所以在公司的外部关系上应该适用形式优于实质的原则,以工商登记或者公司章程上的登记股东为准,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对此有约定按照约定处理。
综上所述,实质说在保护隐名出资人的投资安全的同时,也给其他股东增加了投资风险,不利于交易安全,其提到的意思自治只存在于隐名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之间,而不是隐名出资人与公司之间,公司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法律实体,完全可以以公司并未与隐名出资人做出任何投资协议为由进行抗辩。所以在这一点上,实质说也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二种学说也就是形式要件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是比较简单可行的,只要以工商登记和公司内部文件的登记股东为准来确认股东资格,比较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但是隐名出资人的权益也容易受到侵害。第三种学说折衷说看起来是比较行得通的,但是该学说中的公司内外法律关系应该以何标准去划分也是个难题。所以不管以何种学说来解决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确认问题都在某种程度上有缺陷。
三、我国隐名出资人的立法现状
(一)对隐名出资人的概念以及权利义务规定含糊不清
《公司法解释三》中的第25、26、27、28条,对于隐名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的法律纠纷做了规定,在法律中仅承认隐名出资人享有依据合同中约定的投资权益,在隐名出资人转为实名股东之前是否享有股东权,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该解释只用了实际出资人,而不是用隐名股东,这会让人觉得该解释并未将实际出资人等同于隐名股东。正是这种对概念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导致理论和司法实践也争议不断。
(二)法律限制了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的适用范围
《公司法解释三》讲到实际出资人时,只是讲到了在有限责任公司中隐名出资人的问题,并未涉及到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但是现实中的情况是,有限责任公司存在隐名出资人,股份有限公司同样也会存在隐名出资人。因为在股份有限公司,也有封闭的公司,例如股份不上市公司,如果在法律中指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人的问题,则会导致股份非上市公司出现隐名出资人的空白地带,这也将引起一系列的纠纷。
(三)隐名出资人、名义出资人与善意第三人发生纠纷时的处理规定不明确
当隐名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的债权人同时主张债权时,要先保护隐名出资人的债权人还是名义出资人的债权人呢,在法律上还存在空缺。在善意第三人与公司的发生债权纠纷时,涉及到隐名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股东资格认定和股权纠纷等问题,有可能导致各自承担权利义务的不明确,从而使善意第三人的债权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公司法解释三》第27条的规定虽然维护了公司登记的公信力,但是并没有明确隐名出资人对公司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责任。
四、法律对策
(一)对隐名出资人的概念以及权利义务要有明确的定义
我国的立法上应该明确隐名出资人的概念以及它的构成要件,对于隐名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的隐名投资协议除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外,约定不明或者没有约定的应该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再由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公平合理地作出裁判。
(二)法律应该扩大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的适用范围
从我国对隐名出资人的立法现状可以看出,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认定仅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不合理的。应当扩大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股份有限公司中的非上市公司,才能解决法律中的空白地带,有利于解决实务中的难题。
(三)完善隐名出资人、名义出资人与善意第三人发生纠纷时的处理制度
从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出发,当出现隐名出资人、名义出资人与善意第三人发生纠纷时,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根据公示原则和外观原则,法律应该优先保护具备形式要件的名义出资人的债权人的利益,但善意第三人知道隐名出资人存在仍与名义出资人进行股权交易的除外。在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被确认的情形下,其对公司负有出资义务,如其未完成履行出资义务,那么该隐名出资人对公司债权人负有补充赔偿责任。
五、结语
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确认时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区别地对待。在当前我国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没有统一的理论依据,在立法上也存在一定的空白地带和缺陷,应该尽快完善我国关于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确认的相关法律规定,坚持区分公司内外关系来处理此类纠纷,平衡多方的利益,更好地保护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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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名出资 篇6
一、理论分歧
隐名出资情形下挂名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 理论界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 笔者将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归纳为肯定说与否定说。
(一) 肯定说
肯定说认为挂名股东享有股东知情权。该观点认为《公司法》上股东知情权, 主要是指股东享有查阅公司章程、公司会计报表等资料的一系列权利。挂名股东满足股东外观主义要件, 应该享有股东知情权。有学者认为, 挂名股东应该享有比上述权利更广泛的知情权, 他有权要求实际出资人向其告知与被挂名相关的事实。[1]
肯定说坚持股东资格认定的形式要件说, 从形式要件认定挂名股东是否享有股东资格, 判断挂名股东是否享有股东权利。形式要件说认为只要满足形式要件就应确认其股东资格。1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孔祥俊和施天涛两位教授。法院对股东知情权案件的审理, 多采用形式要件对股东资格进行认定, 从而判断挂名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例如曹先生为公司的挂名股东, 林先生为法定代表人, 公司成立后, 曹先生并不参与公司事务, 曹先生认为自己作为公司的股东也应该享有股东权利, 要求行使股东权利, 但是遭到林先生的拒绝。曹先生向法院起诉, 要求法院对其拥有“知情权”进行确认。法院审理后认为, 工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的材料中原告被记载为被告公司股东, 因此法院确认了其股东身份。[2]上述案件认定中, 法院从形式要件对股东资格进行认定, 认为工商部门的登记具有公示效力, 所以曹先生作为股东享有知情权。
(二) 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隐名出资下挂名股东不享有知情权。学界一般认为, 凭出资获得股东资格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实际的出资。二是要有有效的出资证明。世界范围内, 以出资作为取得股东资格的方式, 从来就是最主要的、最为核心的法律方式。[3]否定说从股东资格认定的实质要件说来考量。实质要件说认为应以实际出资行为考虑出资人的真实意思作为认定股东资格标准。该观点主要以刘瑞复和漆多俊两位教授的学说为代表。二者都强调了股东出资的行为。隐名出资情形下, 挂名股东没有实际出资行为, 不享有股东公司知情权。
二、学说评价
(一) 对肯定说的评价
笔者认为, 肯定说坚持以形式要件判断为标准, 来判断挂名股东是否享有股东资格, 并判断挂名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 具有一定合理性。从个人法和团体法角度分析, 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之间关于出资入股协议属于个人法上的法律关系, 股东资格是涉及到公司及第三人等多个利益主体的团体法上的法律关系, 不宜采纳实质说, 原则上应采用形式说, 形式要件说能更好保护善意第三人, 有利于维护交易的稳定。[4]
该学说也存在一定缺陷。首先, 从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分析, 股东知情权通常限定在对公司信息的知情权, 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应该是限制在与公司事务相关的范围, 挂名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知情权问题应该属于挂名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个人之间的事情进行解决。挂名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的纠纷不同于公司股东之间的纠纷, 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归属于私法调整领域。[5]其次, 从实际出资人与挂名股东的协议分析, 双方协议约定挂名股东参加公司管理, 挂名股东为了履行义务, 参与公司管理必然会存在享有公司的知情权的情形。所以, 隐名出资情形下, 挂名股东在不参与公司管理的情形下, 不应当享有知情权, 肯定说仅从形式上判断是不合理的, 违反了双方协议的约定。最后, 从公司、实际出资人及挂名股东三方利益分析, 形式要件说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挂名股东要求知情权的情形发生在公司与挂名股东之间, 属于公司制度范畴, 涉及到公司利益与挂名股东利益的平衡。
(二) 对否定说的评价
否定说考虑了实际出资人的真实意思, 但依据实质要件说对股东资格进行判断存在一定缺陷, 首先, 确认股东资格时, 需要在股东资格纠纷中确认谁是实际出资人以及实际出资人的真实意思, 实践中很难取证。其次, 如果实际出资人与挂名股东约定, 由挂名股东行使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 享有股东知情权, 在不肯定其知情权的情况下, 不利于挂名股东继续履行与实际出资人约定的义务, 从而损害各方利益。最后, 在挂名股东参与公司管理时, 公司其他股东并不知晓实际出资人, 由实际出资人享有股东权利, 违反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
三、笔者观点
在认定股东资格时, 不应该机械的采用实质要件说或者是形式要件说来对其进行判定, 应该结合隐名出资情形下, 实际出资人与挂名股东的协议来进行探讨, 同时考虑到公司与挂名股东及实际出资人之间的利益衡量, 从而得到公司利益、挂名股东利益及实际出资人利益的合理实现。
(一) 挂名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的情形
目前, 各地方的法律法规也在探索如何解决隐名出资情形下, 挂名股东的知情权问题, 笔者认为挂名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的情况下, 是否享有知情权需要考虑两个条件。
1.协议约定的情形
依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稿 (试行) 》第27条规定, 隐名出资情形下, 挂名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 双方明确约定的依据双方的约定, 双方约定不明情形下, 挂名股东参与公司治理, 而实际出资人也没有相反实质证据证明自己的情形下, 挂名股东享有知情权。
2.股东认可实际出资人存在的情形
挂名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 在与实际出资人协议约定的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形下, 还需要考虑其他股东是否知情。江苏省高院的意见规定为“其他股东”予以认可的情形, 并没对“其他股东”作人数上的限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规定了“半数以上的”的人数限制。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 只有当公司中有半数以上股东知道实际出资人出资并对他认可的。相反, 在公司其他股东不知道挂名股东的挂名事实或者知道挂名股东事实的股东不到半数以上时, 为了维护公司的稳定性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则应有挂名股东承担应该承担的法定的或者约定的责任, 挂名股东拥有股东资格, 享有股东知情权。[1]
通过对以上分析, 挂名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的情形应该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1) 实际出资人与挂名股东明确约定的情形。依据双方是否对知情权进行约定, 又分为两种情形:1.双方明确约定挂名股东享有知情权, 公司其他股东或者是半数以下的股东并不知道实际出资人存在的情形下, 挂名股东则享有知情权;相反, 如果其他股东或者是半数以上的股东知道实际出资人存在, 并予以认可, 那么挂名股东则不享有知情权。2.双方明确约定挂名股东不享有知情权, 那么挂名股东知情权的请求不会得到支持。 (2) 实际出资人与挂名股东约定不明的情形。实际出资人与挂名股东约定不明的情形下, 依照实质证据不能证明实际出资人股东资格情形下, 挂名股东享有知情权。相反挂名股东则不享有知情权。
(二) 挂名股东不参与公司经营的情况
挂名股东不参与公司经营的情形下, 笔者认为在该情形下, 挂名股东不应该享有股东的知情权。
首先, 从实际出资人利益考虑, 实际出资人与挂名股东约定借用挂名股东的姓名进行出资, 挂名股东不履行任何出资义务, 不参与公司管理, 如果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 则会违反双方间的权利义务, 损害实际出资人利益。其次, 从挂名股东自身利益维护考虑, 挂名股东在不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形下, 行使股东知情权没有实际的意义。最后, 从公司利益考虑, 挂名股东在不参与公司治理情形下要求行使股东的知情权, 既不利于公司正常的运作, 也可能发生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损害公司的人合性。
挂名股东知情权的问题, 对于实际出资人与挂名股东来说, 是合理分配其在公司的权利问题;对于公司来说, 是通过承认股东知情权来使自身合理运作的问题。所以隐名出资情形下, 笔者认为应该按照实际出资人与挂名股东的约定及公司其他股东对实际出资人的认可情况来判断,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达到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参考文献
[1]张亚楠.挂名股东法律问题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 2012.
[2]佚名.未出资却想查看公司账簿, “挂名股东”也享有知情权[DB/CD].http://finance.ce.cn/law/home/alfx/200611/28/t20061128_9608075.shtml, 2006-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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