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组织

政治组织（精选12篇）

政治组织 篇1

政治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及其关系, 围绕着获得权力、保持和夺取权力而展开。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产生以后, 政治集中体现出了两方面的特征:一是政治的内涵被赋予了经济含义, 现代的公共领域是以私有制为基础而形成的, 经济生活控制和驾驭政治生活, 政治本身要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找自己的合法性支持, 政治本身不再具有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独立的意义。也就是说, 在用政治视角分析国际组织时, 经济因素是始终渗透始终的。二是突出了主权的核心作用, 主权是民族国家区别于之前的城邦、神圣帝国最显著的标志, 它意味着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出现了一种集中的权力, 而这种权力是受法律保护, 确认的。虽然这种法律经历了一个从君主法到民主法的发展阶段, 但它却赋予了国家合法性。因此在对国际组织进行政治分析时, 蕴含着经济因素的利益分析和让渡主权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1 国际组织形成和发展的动因——国家利益

摩根索在《政治学的困境》一书中指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 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满足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等需要的各种因素的有机综合。不过, 国际利益并非一个泛化的概念, 只有那些关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和重要的国家利益, 才受到国家的重视。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都以这一假设为基础:国家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偏好被认为是国家本身所固有的”, 它们来自于国家内部的物质状况和功能需要, 是国内政治活动的结果。国家总是为了实现某一国家利益而决定采取一定的国家行为。国家在选择参加国际组织时, 国家利益是最根本目标与出发点。国家利益的需求刺激了国际组织的产生。

1.1 三十年战争——一战前国际组织的发展

国家利益这一概念的正式形成以及国际组织的萌芽, 都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此次会议上确立的主权原则, 使国家具有了最高权威性, 拥有独立的生存与发展需求, 也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除此之外, 它开创了以“国际会议”的方式协调国家关系, 解决国际问题。由于国际组织是以协议, 条约等正式的法律形式来解决彼此间的冲突, 协调各方的立场,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国际会议”是国际组织的原始状态。三十年战争后, 英国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同荷兰争夺海上利益, 接着法国, 普鲁士, 俄国以及独立后美国都相继发展了资本主义, 民族利益被奉为硅皋。此时的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 国际社会进入无政府状态, 各国不断加紧对权力的争夺与扩大威斯特伐利亚和维也纳体系的失败证明当时的均势状态是无法承载激烈的权利运动。但是, 这却内在地产生了对权力加以协调为主要目的的国际组织的需要。此后, 国际组织的发展主要形式是欧洲协调。《休蒙条约》为奠定基础的欧洲协调会议机制, 是欧洲各主要大国以会议外交的方式处理欧洲或与欧洲有关事物的一种定期协商制度。条约规定缔约国定期举行会议, 协调一致, 维持欧洲和平。欧洲协调从1814年维也纳会议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整整100年之久, 在此期间, 欧洲大国频频召开国际会议约三十次, 欧洲四十年无战事, 可以看出欧洲协调起到的缓冲作用。而资本主义黄金发展时期正是这一阶段。之后, 国际行政联盟代替了欧洲协调, 国际组织进入实践运行的阶段。国际行政联盟主要致力于各国在共同利益上的实际合作, 包括经济、社会、科学、文化、卫生等广泛行政技术事项, 也称万国联盟。最早出现的国际行政组织是1815年和1856年成立的莱茵河委员会和多瑙河委员会。1874年在伯尔尼成立的万国邮政联盟是同类组织中最完善、最有影响的一个。成员国几乎遍及世界所有国家。它们的问世, 标志着现代意义的国际组织产生。国际行政联盟是现代国际组织的先导, 它把国际关系推向更广、更深的领域, 标志着国际社会和国际合作有组织化的开端。“进入19世纪最后的25年期间, 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让位于垄断资本主义, 并伴随着国际事务方面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转变为全球性的殖民主义。”19世纪70-90年代, 欧美围绕着商品贸易和资本输出、军事安全、政治权力在非洲、中近东、远东以及拉丁美洲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各国为了解决此时充斥在他们之间因掠夺而不断增多的争端以及避免战争的发生, 于1899和1907召开了两次海牙会议。会议虽然未达成任何协议, 但就讨论和平解决争端和制定战争法规等问题上却取得了相当进展, 并具体规定了以斡旋、调停、调查、国际仲裁以及常设仲裁法院等项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 承认大国与小国处于同等的地位, 产生了全体一致的表决机制。为国际组织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有所创新, 它第一次将国际会议扩展到欧洲之外的国家。这三百年, 国际组织处在一个相对缓慢的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大国为保障经济环境, 维护安全, 逐步选择了以协调而非暴力的方式。

1.2 一战后, 国际组织的发展

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国联和联合国分别在战后被建立起来。两次世界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对和平的渴望甚至超过了生存。可以说, 是对和平的渴望催生了国联和联合国。这一点清晰写在《联合国宪章》的序言中:“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运用国际机构, 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步……”。同时在欧洲各国也为了各自的利益, 走向了联合的道路。法国希望借由欧共体束缚住德国, 借由欧洲的力量来实现自身的在欧洲大陆的领导地位, 德国则欲借此恢复正常的国家地位, 实现国家的统一, 英国是出于自己传统的均势外交路线, 选择了从共同体内部平衡欧洲。当然, 此时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 也产生了以一系列的国际组织, 诸如北约、华约、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及中央条约组织。这六十年, 国际组织更倾向于是权力的工具, 是“保持权力, 增加权力和显示权力的手段”。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 由于欧共体的成功经验和为了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更多的国际组织建立起来。特别是区域性的国际组织, 为实现区域内的资源、信息、技术的交流, 提高各成员国的实力, 促进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国际组织被看作是“区域一体化主体聚合的过程与结果。此时的国际组织更多的是强调区域的整体利益。”20世纪80年代后期, 国际组织更加注重微观层面, 一系列的国际组织被建立起来, “国家之间共同利益的增多导致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 正是国际组织和被确认为国际制度的主要表现形式和载体”。

国际组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不同种类的国家利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虽然在不同的时期的发展速度不同。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看出, 国际组织的发展不是一个被动的建构过程, 它是顺应国家间合作的需求而不断成长的, 它是国际关系发展, 国家间合作的自然结果。

2 国际组织与主权的关系

通过前文的论述, 我们可以看出: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大会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到20世纪前期, 这200多年的国际关系发展过程中, 主权国家是基本的国际行为主体。甚至是国际关系的惟一执行者和参加者。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主权是国家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 具有排他性、至上性、权威性。在国际组织形成、演变时期, 其结构性功能和作用都是从属于主权国家间政治交往的产物。国际会议形式只不过是国际社会进行沟通交流的场所, 并不具备现代意义的国际组织所具有的结构、组织程度、规模、作用, 对国家主权不构成影响。但是, 二战以后, 各种国际组织纷纷建立, 其机构设置、职能范围和运行机制更加完善, 作用越来越大, 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主权国家所不具备的独特作用, 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而又深刻的影响。如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性的国际组织, 它们成员广泛, 在协调当代国际关系, 处理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矛盾、危机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主权的绝对排他性在国际组织的行为、作用中受到冲击。主权国家加入国际组织就必须遵守组织规章和国际法则, 承担规定的责任与义务, 如果违反组织规定或有关法律将受到制裁, 这对国家至高无上的主权来说必然意味着要受到一定的影响和制约。就如杰克逊说的那样:“参加或接受一项条约, 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缩小国家政府行动自由的范围。至少, 某些行动如不符合条约规定的准则, 就会导致触犯国际法。”“国际组织是以管理单个主权国家所不能及的公共问题为己任, 它的存在本身反映了主权妥协的事实, 即国家把曾经包揽而现在无力管理的事务转让或让渡到具体的、共同协商的国际组织手里……在许多特定的问题领域的声明、决策和立法上会对国家主权的行使构成外在的规范限制。”昔日国家对自身内外的事务绝对而又排他的权利, 开始不同程度地流失到国际组织手中。加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美关系的缓和, 使国际贸易、投资, 金融真正成为世界性的经济活动, 推动了全球化进一步高涨, 商品、资本、人员、服务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各国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程度日益加深, 共同利益日益增多, 需要各国之间加强协调和合作。但是全球化也让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造成更为深刻的影响, 进一步削弱了国家主权:“第一, 经济、安全自主权受到制约;第二, 民族国家的传统边界正在变得模糊。”除此之外, 全球化只是使主权行使的范围和空间发生变化, 立法权和军权仍然掌握在国家的手中, 主权事实上并未分割, 它只是让渡了一部分主权的使用空间。

合作和国际组织化是国际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单个的主权国家应经无法生存, 国际组织是国家聚合化的一个必经阶段, 在未来, 它将发挥更加完善的协调作用。

摘要：作为国际政治中重要的行为主体之一, 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从国家利益、主权两个政治视角, 通过梳理国际组织的产生、发展, 解析国际组织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国际组织,利益与主权,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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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组织 篇2

近十年来，我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直接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大都经过各级政府的努力得到了较妥善的处理。但是，也有些事件由于处理不当，各种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并逐渐产生了一些以“减负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所谓“农民利益代言人”。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部分农民与基层政府进行着长期的抗争。其结果是，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程度方面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重大的升级，在内容上变得更有进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要求，其具体表现就是自发筹建农民协会。

为考察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过程和机制，研究农民有组织抗争所蕴藏的政治风险和改革机遇，我在此类问题较突出的湖南省H县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跟踪调查。这份研究报告所陈述的事实，均经过本人认真而符合学术规范的查证，并保存了大量的录音、录像和原始文本资料等以供佐验；报告所作出的判断或提出的主张，仅属于学术探讨。

一、农民有组织抗争的基本特征

农民有组织抗争是以具有一定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领导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非正式社会动员和信息交流网络，以中央或上级政策为依据，以县乡两级政府制定的土政策为抗争对象、以直接动员农民抵制为手段、以宣示和确立农民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为目标的一种政治性抗争。

1、拥有一批意志坚定、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动员能力的“农民利益代言人”。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特征较为复杂。其中起主要组织和领导作用的，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也有少数党员和村组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农民抗争事件上的基本态度。在H县起到组织领导作用的彭双雄和洪阿斌是退伍军人，其中洪阿斌曾经为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第二次入伍并荣立三等功。而在各自的乡镇具有号召力的凌文武和邓夫宾则都到外打过工并担任村组干部。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减负上访代表”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和号召力，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他们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能够通过电视、报刊、各种渠道获得的政府文件、中央领导的讲话，且能较准确地接受和理解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并会将这些政策与本地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使农民的生活处境“问题化”；二是他们（或在其他人心目中有）在农村社区之外具有一定的可资利用的人际关系及其它资源；三是他们有勇气和胆量出面“代表”农民利益直接面对各种权威。就这些“减负上访代表”本身而言，他们开始向村民们宣传自己所知道的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文件和精神时，虽然也有希望少交或不交税费提留的经济目的，但随着自己因这些“见识”受到的尊敬及影响力的不断强化，在各种因素的诱导下，他们就成了组织并代表农民上访、帮助农民与收上交提留的乡镇村干部进行讨价还价的角色。

在H县减负上访代表中还有两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其一是具有“精神领袖”地位的屈劳，他是一位解放前参加革命、到过朝鲜前线、10多年前从东北一钢铁厂退休回乡的职工，虽然已经70多岁且有重病在身，可仍然是H县农民减负上访队伍中的一面旗帜。同样年已70多岁的刘老司，是一位具有大学学历、从外地退休回故乡的教师，他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现在具体负责全县农民减负上访组织的文件起草工作。由于他们俩并不是本地的农民，从事减负上访活动与本人的直接经济利益无关，所以参加这样的活动更具有象征性，一方面彰显他们见义勇为，更重要的是表明农民确实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待遇。因此，他们受到减负上访代表们的特别尊敬，他们的意见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减负上访代表的这些“英雄主义”行为已经获得了许多农民的认同并转化成为了一种社会动员力量。许多农民在评价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时，大都称赞他们“敢为农民说话”、“敢打抱不平”，有的甚至直接称他们是“农民英雄”，并言称现在农村正因为有了这些懂得党和国家政策的“减负上访代表”，乡镇干部才不敢过于嚣张，如果没有这些“英雄好汉”，那农民根本就没有活路了。最近实行的税费改革，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个新政策的实行，不仅让减负代表觉得他们的抗争终于开始有了成效，更让农民觉得代表们的抗争是有效的，值得支持。因此，这些减负上访代表受到了农民普遍尊重。对这一点，“减负上访代表” 切身的感受。他们都非常肯定地认为，由于参加了减负活动，自己到农民家里受到了欢迎，政治地位有明显的提高。有的减负上访代表形象地说，“现在乡镇长的威信绝对不如我们。他们到农民家里，有时坐的地方都没有。而我们到了农民家里会受到非常热情的款待，农民会高兴地拿出烟和酒来，还会主动地请我们讲解中央的减负文件，有什么困难也主动想到找我们”。特别是，当这些“减负上访代表”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打击时，就有许多农民自发地出来保护和帮助他们。事实上，有多起农村群体性事件正是为了保护和营救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而发生的。H县著名的“117事件”，就是一起为营救减负上访代表发生的群体性事件。1999年1月17日，H县Z镇根据县委和县政府的安排，声称要集中力量对农村社会治安进行一次重点整治，召开全镇农村整治动员大会。镇党委书记、镇长和分管政法的副镇长及县驻镇农村整治工作队队长等人商定，将该镇被捕押的部分减负上访代表或他们的亲属等6人作为反面典型，列为帮教对象，用捆绑挂牌的方式在大会上批斗示众。在会议进行之时，一名被捆绑的减负代表的儿子冲进会场营救父亲，台下群众乘机行动，与政府干部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减负上访代表被群众营救，在场的十多名县乡干部和数十名政府聘请的戴红袖套的联防人员（农民称他们是黑社会或黑恶势力）被乱石打得落荒而走，政府租借的数部车辆被砸坏。而在这次营救减负上访代表的行动中，妇女也表现出了难以想象的“英雄主义”行为。当时就有二位与被批斗的减负上访代表没有任何亲朋关系的中年妇女，为了阻挡政府车辆撤离现场，舍命横躺在公路上，迫使县乡干部和联防队员在群众的追打下只得弃车而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减负上访代表的主张和行为还得了其亲属的赞同和支持。减负上访代表彭双雄的妻子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当她看到中央有关农村减负的文件后，非常气愤地对彭双雄说：“这些乡镇干部太坏了，不按照中央的文件办事，为搞腐败而加重我们农民的负担，搞得我们农民活路也没有了。彭双雄你原来是个军人，现在你如果还是男人的话，就站起来领导大家与这些欺压农民的腐败分子斗”。就是在她的鼓动下，彭双雄才成立减负上访组织。虽然，她因此受到了当地政府干部的毒打而受伤住院，可这并没有使她退却，反而更坚定她支持彭双雄从事减负上访活动的决心。现在她的家成了附近乡镇减负上访代表经常集会的地方，而每次来了减负上访代表，都会得到她最热情的招待。邓夫宾因领导农民减负上访，家里可说一贫如洗，但其妻却坚信邓夫宾的行为是正确的，“他领导农民减负上访全是靠家里的收入，有时还将我养的猪卖掉给他作路费，在经济上没有给家里带来一点好处。可是他这样做对大家有好处，我就支持他”。减负上访代表凌文武的女儿是一位只有十三岁的中学生，在谈到其父的减负上访行为时，她感到非常自豪，她说：“虽然也有些干部子女说我爸爸的行为是与政府作对，是犯上作乱，可更多的同学说我爸爸是敢说真话，愿为农民办事的英雄好汉。我也感到爸爸做得对，很佩服他。我长大了也要这样为农民说话做事。”

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亲人们的理解，使减负上访代表更坚定地确信自己的主张和行为的正确性。也就出现了政府越对减负上访代表进行打击，他们的斗争决心越坚强、形象越“高大”这样的现象。在117事件被群众营救出来的减负上访代表屈劳在接受访问时，满眼含泪并十分深情地对我说：“我已70多岁了，又是从外退休回乡的人，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而上访，竟然遭受到乡镇政府的这般野蛮打击。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拼命相救，我的命可能也没有了。这说明农民群众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是支持我们的。为了报答广大农民群众，就是拼了我这条老命，也要同这些欺压农民的腐败分子斗争到底”。在减负上访代表洪阿斌服刑期间，他的妻女得到了四乡八邻的关照。其中最让他及家人感动的事例是，一次下着大雨，一位与他们家没有任何亲戚关系的农民从十几公里外的地方赶来帮助他家修理房顶。因此，他减刑释放回家后，更是将减负上访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他几次泪流满面地说，“群众对我们这些减负上访代表这样好，我们如果不能为他们主持公道，就对不起这些父老乡亲了，我洪阿斌就枉活一生”。也就是说，随着减负上访代表不断被称赞和英雄化，就不能再简单地用金钱和财富这类物质动力来解释和评价他们的行为了。事实上，他们为组织这些活动，在经济上往往要受到很大的损失。他们更看重的是社会声望、名誉和尊严。特别当他们受到基层政府的打击后，为争个说法而维护名誉的因素就更为突出。

基于上面的事实，我的基本判断是：经过与地方政府多年的反复较量，应该说在一定的程度和意义上，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行为，已具有了相当强烈的政治信仰色彩。这个信仰的基本内容是：党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党中央是农民的保护神，党的政策是农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尚方宝剑，所以只要他们以执行中央的“减负”政策和其它诸如推进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的利民政策为旗帜，以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和争取合法的政治权利为目的，他们的行动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和必胜的。尽管减负上访代表中可能也有一些投机分子，但是他们多数人表现出的为党的利益为农民利益不怕牺牲的“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慨”令人震憾，在广大农民中具有难以估量的道德号召力。而且，他们针对的一般都是农村普遍存在的如土地承包、农民负担、农村基金会、学校收费等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与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很容易引起群众的共鸣。因为他们宣示的目标是监督地方政府，确保党中央的政策得到忠实的贯彻执行，所以他们拥有无可争议的政治正当性。同时，由于他们客观上是为公众利益而冒被县乡政府打击的政治风险，所以他们在农民中享有崇高的道德优势。当然，我也注意到了农民利益代言人表达的这种政治信仰具有一定的工具性。他们在讲述党中央的政策时，是有一定的取舍的，即将有利于证明自己的行为合理性的条文加以放大引用。这说明，目前他们所表达出来的信仰可能具有策略性意义。但无论如何，他们所表现的敢于面对权威的行为，有别于被称之为农民“日常抵抗”的机会主义抗争。

我对“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这个基本判断与政策研究部门的判断是截然不同的。我注意到，政策研究部门关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调查一方面肯定农民所提的要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却几乎无例外地断言这些事件的组织者 “别有用心”。我认为这种阴谋论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与事实不符，掩盖了事态的严重性和政治性，会误导决策。

2、减负上访代表自发在本乡镇建立了跨村的政治性组织，并初步实现了全县联合，已经正式提出了在全县范围内重建农民协会的要求。

自称“减负上访代表”或“减负代表”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一般首先是在社交圈子内寻找几个志同道合者，以宣传党和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为形式，展开宣传发动工作。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后，建立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而以具体的事件为由头采取集体行动。H县Z镇农民彭双雄，通过在村民小组会上宣读中央和湖南省政府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提出了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等具体要求，得到了村民的拥护。他就发起该管区13个（基本上保证每个村一人）愿意参加减负活动的村民召开会议。会上决定，不成立具体的“组织”，只称“减负代表”，不设负责人，由彭双雄担任召集人。会后，减负代表整理了有关农民负担的材料，联名上访，后来又在集市上用高音喇叭宣读中央和省市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在当地很有影响。

农民自发成立的这类组织大体上有“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减负维权会”等名称，有的没有名称，成员只称为“减负代表”、“减负骨干”等等。这些组织一般较为神秘，就是同一组织也有不同的名称，很少见到明确的组织文件，大都以口头的方式表述意见，开会不许作文字记录，也不设具体的职务，特别是不设负责人。因为要做到“口说无凭”，“免得让人说在搞非法组织”。应该说这些农民自发组织还处于“非正式”阶段。我这里所说的“非正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它们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法理依据，是以国家宪法规定的公民有结社的自由这类法律为基础的，但并没有得政府有关部门在程序上的认可，所以是没有取得“正式组织”资格的“非正式”组织；其二，就其组织形态上来说，它还是一种非结构的软组织，它们内部虽有一定的分工但缺乏系统性和支配性，没有建立明确的科层制；其成员也没有明确的加入和退出的程序；相互之间没有建立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主要依靠“道义”和“信誉”来维持组织对成员行为的约束；组织自身没有经常性的经济来源，其活动经费依赖其成员和群众的自愿援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农民自发组织，虽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在程序上的认可，但并不是以“地下”方式存在的，它们的存在及其活动基本上是公开的，成员与成员之间的联系网络是相对稳定的且对各自的身份都有比较明确的认同。这些组织成员无论面对各级政府，还是在广大农民中都明确地表达自己是“减负上访代表”。他们在解释这种“代表”身份的合理来源时，往往是以一定的社区为依托的。事实上，有关部门在接受他们上访或处理具体的事件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认可了他们所具有的“代表”身份。而且，农民也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应该到谁家里找到什么样的“减负上访代表”。我在调查时，就遇到有农民认为有关全县农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应该找正在组织全县农民协会的减负上访代表，而有关乡镇个别问题如学费问题，找本乡镇的减负上访代表出面就可以了。减负上访代表也能够运用群众的这种识别和认同，发起各种宣传或签名活动，有的还直接以当地减负上访代表的身份代理农民进行一些诉讼或其它类似的“讲理”活动，并逐渐成为了一种社区习惯。

农民减负上访组织的产生及其所起到的作用，说明了目前中国农村具有制度性意义的权威结构产生动摇。在目前农村社会的权威结构中，存在着国家权威和基层党政的权威以及地方权威。在常态中，基层政权作为国家的代表者，其权威处于结构的核心位置，国家权威处于隐性，地方权威属于边缘的民间权威。由于基层党政存在大量的对农民利益侵害行为，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村民们的怀疑，国家权威就很自然地进入村民们的视野。为寻求国家权威的保护，单个的村民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于是，那些能将村民组织起来的地方权威就会迅速膨胀。当国家的正式制度无法满足农民的利益需求时，在减负上访代表的运作下，体制外的对抗性组织力量就会产生。自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解体后，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国家的制度安排，体现了让村民当家作主的基本精神。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它还是乡政府的行政工具，很难代表农民说话。农民缺乏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代言人。不仅如此，农民在寻求国家正式组织（各级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保护也十分困难。由于农民在体制内难以寻求到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他们对制度性权威的信心就会逐渐丧失。体制外的地方权威也就相应地产生和增长。那些对党和国家政策有所了解的村民，特别对农民负担问题有很深的感悟，一旦他们发现包括自己在内的农民利益受到侵害时，都有表达这种“见识”的强烈欲望，由于他们能够清楚意识并有条理地表达村民的利益所在，并敢于批评基层党政加重农民负担的失范行为，自然而然地在村民中产生影响，成为农村社会的舆论领袖或民意代表，村民们在许多方面希望借助于他们的“见识”，并自愿接受他们的影响和指导，这样在他们周围逐渐聚集了集体性组织力量。这种通过“见识”效应逐渐在村民中树立起威信之所以特别有效，主要是在目前的农村普遍存在农民与基层党政信息上的不对称。“基层党政凭借其信息优势和强制性的权力，将不合理、不合法的农民负担说成是合理合法的行为”。完全处于被动的农民，迫切需要这些“觉悟者”的指点。当村民们了解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时，就希望这些人能代表他们在减轻农民负担上有所作为。而一旦发生诱导性事件，这些事实上存在的地方权威人士就会成为组织领导者，率领村民与基层党政展开对抗。

这些都表明，目前农民所进行的有组织抗争，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越了“日常抗议”所具有“个体主体”色彩，表现出了一定规模的集体行为，并通过建立相互联系的稳定网络，来实现协调和计划行动。这些在农村体制外政治组织的出现，表明了在我国现行体制对政治资源的垄断与控制的情况下，因农民谈判机制缺乏而产生的对“组织性力量”的需要。由于在乡村社会没有建立基层组织权力和农民权利平衡机制，基层干部的不规则行为以组织的形式出现，而农民只有采取“非正式”组织对抗形式以求保护自己的利益。然而，尽管村民们具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和共同的期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形式的组织，但是，农民要通过这种体制外的组织方式建立利益表达机制还是有很大的障碍。这些障碍的存在，严重影响了这些体制外“非正式”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尽管如此，农民“非正式”组织作为一种利益行为的产物，还是具有一定的制度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它体现了目前农村社会利益冲突的状况，而且反映了制度性权威丧失的程度，更主要的是它表明了村民们为保护自身利益对“组织”的需要。应该说，这种组织性需求恰恰是重建农村社会秩序所必需的。

3、农民有组织抗争具有较明确的政治性，抗争的对象是基层党政干部，抗争的依据是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抗争的形式从上访为主转变为与基层政府的直接对抗，抗争的靠山是中央的权威。

H县农民有组织的抗争与以往发生的农村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不同，就是具有较明确的政治性。在1990年以前，同我国广大农村一样，H县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是民间纠纷型事件，一般是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因争夺资源或宗族矛盾发生的纠纷。自从产生了农民减负上访组织和农民利益代言人，农民之间纠纷型群体性事件急剧下降，而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这些事件的具体诱因各有不同，有的因为在上交提留时，发生了暴力行为或死人的恶性事件；有的是村民们认为农民负担太重，由少数人出面组织上访进而与基层政府干部发生冲突；有的因为土地等资源被政府侵占而得不到合理补偿问题；有的因村民选举时出现了“非法”的情况，村民们为要求行使“民主权利”而集体上访；有的是由于村民们认为村级财务不清，村干部有贪赃枉法行为而采取集体行动等等。但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村民们是以基层党政机关（主要是乡镇一级）这些公共权力机关以及基层党政机关在村庄的代理人作为集体行动诉诸的对象。他们树立的是“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和“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等公共性的目标。这说明，农民的抗争已经从资源性权益抗争向政治性权利抗争方向发展。

H县农民有组织的抗争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为依据，并且十分自觉地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减负上访代表普遍对中央减轻农民负担和推行村民自治的政策和相关法律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有些减负上访代表对宪法、行政诉讼法、信访条例也相当了解。例如，在和我交谈时，一位因为宣传减负政策三次坐牢的减负上访代表几乎一字不差地背诵了宪法第五条。同时，他们表示对于中央贯彻执行政策和法律的决心深信不疑，特别强调中国是法治国家，任何政府部门都不能违法。他们普遍认为，市以上的政府还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是农民的“亲人”和“恩人”。事实上，目前在农村流传的许多被农民视为尚方宝剑的中央文件，正是减负上访代表在省市上访过程中获得的。由于减负上访代表掌握了中央和省、市一级具体而明确的文件，所以他们能够有效地发动农民与地方基层政府进行抗争。在减负上访代表的宣传下，许多农民认识到了中央的政策与地方的土政策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他们将县及县以下的基层政府和组织视为自己利益的直接侵犯者，是“仇人”或“敌人”。H县许多农民群众用“乌天黑地”来指称县和县以下的基层政府和组织，因为他们一手遮天，让农民看不到党中央的阳光。

由于农民将抗争的对象直接指向县乡政府不真正落实中央政策这个普遍性问题而不仅仅是具体的事件，而中央政策的外延十分广阔，所以就必然存在一个不断“问题化”的过程，即农民将国家的法律和中央的政策作为一把尺子来衡量县乡政府的决策和行为。因此，农民也就会经常发现县乡政府的“不法”行为，为减负上访代表提供“话题”。前两年H县减负上访代表的主要“话题”有：农业税、特产税、牲猪税、基金会、乡统筹、村民委员会选举、村务公开等问题。去年因税费改革，又出现了计税田亩数量、每亩产量、粮食价格等问题；目前减负上访代表又将并不直接归属乡镇政府管辖的学校乱收费等“问题”列为了抗争的目标。他们还计划将电费、水费等问题作为抗争的问题。而且，由于全县已初步实现了“联网”，只要有一个减负上访代表获得了关于某一“问题”的中央或省市文件，找到了存在某一“问题”的真凭实据，其它乡镇的减负上访代表往往不需要进行“问题”识别就可以把这个“问题”作为本地抗争的内容。能够识别或发现某一“问题”的存在或者获得某一“问题”存在的真凭实据（中央或省市文件）的减负上访代表，往往被视为有功之臣而受到农民和其他减负上访代表们的称赞。事实上，现在许多减负上访代表自费到省市或中央上访，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获得有关中央和省市文件，并在上访过程中获得有关新“问题”的信息。

H县农民有组织的抗争在形式上也发生了值得注意的演变。过去十年出现了许多新型的抗争。一种特别流行的抗争形式是在农村的集贸市场上、组织的群众大会上、或乡镇干部前往收费的村的入口处用高音喇叭宣读中央和省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和中央领导的讲话。此外，农民还以耍灯、搞宣传车、贴标语、放电影等方式吸引群众，借机宣传党的政策。事实上，减负上访代表宣传政策的行为同时也是对地方政府的抵抗行动。因为被宣传的都是地方政府违反的政策，宣传既是揭露地方政府对农民的不公道和对中央的不忠诚，也是动员农民抵抗并且让农民知道他们的抵抗有中央作靠山。目前，H县减负上访代表经常采用的一种抗争方式，就是拿着上级政府的有关规定，直接到违反这些规定的机关或政府部门与负责人交涉，借助同行者和围观群众造成的集体压力，要求负责人当面立即承诺纠正自己的错误。导致这个演变的原因，一方面是湖南省政府的信访部门鼓励减负上访代表向村民宣传党的政策，做到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同时又向他们保证宣传党的政策受法律保护。这让农民觉得自己真有尚方宝剑在手。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他们对于上访和上级政府失去了耐心乃至信心。这些新型的抗争方式的共同特点是从期待上级为民作主走向了农民自己在执行党的政策方面自己当家作主。农民不再停留在拥护党的政策和要求党的政策得到贯彻执行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扮演了监督政府是否执行政策、甚至自行解释、宣传并执行中央政策的角色。我访问的不少减负上访代表流露了强烈的“替天行道”情绪，他们反复提出的问题，就是宣传党的政策究竟犯了什么罪。H县的一些干部控告宣传中央政策的农民是扰乱社会治安。减负上访代表对此的回答是：我们宣传的是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这本来是你们政府干部应该做的，你们拿着国家的工资却怕宣传国家的政策，我们作为农民却自己花钱费工宣传和维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没有错。谁反对我们宣传就是反对党中央和国务院，就是现行反革命。这样明确而充分的道理，经常驳斥得那些企图阻挠减负上访代表进行宣传活动的县乡干部哑口无言。

二、农民有组织抗争蕴含的政治风险

农民有组织的抗争作为转型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表明了目前我国农村政治体制已面临着相当严重的治理性危机，它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甚至决定了国家是否可以顺利地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1、县乡政府对农民有组织抗争的暴力镇压，导致干群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黑恶势力借机侵入，农村基层政权出现了功能性退化。

农民有组织抗争直接针对的是县乡政府及干部，这无疑加大了县乡政府的管理难度和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县乡干部个人利益的实现。因此，对此类事件，地方基层政府的基本态度和措施就是进行打击和镇压。然而，实践证明，盲目地采取镇压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积累更深的社会矛盾。H县党政曾经以整顿社会治安等名义对“减负上访代表”进行过“集体办学习班”、“挂牌亮相”、“罚款”、“抄家”、“关押”等形式的打击。这些打击不仅没有化解干群矛盾，反而产生了一批坚定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并因此引发过农民集体冲击县乡政府、阻塞县城公路、追打乡镇干部等更为严重的事件。

县乡政府采取的镇压措施及产生的后果，显然与中央要求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政治目标是有差距的。因此，中央及各省市均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以约束基层党政对待农民的过激行为。公安部在2000年7月的一份通知就指出：群众自发成立的一般性非法组织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在处理上要坚持“教育疏导、化解矛盾、依法管理、防止蔓延、确保稳定”的原则。各级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事件的性质、起因、规模、危害程度和事态发展，制定相应的处理预案，妥善进行现场处置，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疏导化解工作，促使其自行解散。特别是在处理农民有组织抗争等事件时，不要轻率采取强制措施和滥用警力，防止因处理不及时或不当造成事态升级或者矛盾激化。湖南省有关部门制定的《维护稳定工作责任制度和相关工作规范》也规定：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存在的问题不认真解决，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或者工作不负责任，失职渎职甚至违法乱纪，致使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或发生重大群体性治安事件，严重影响生产、工作、教学、科研和社会正常秩序的；或随意调动警力参与非警务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等情形，要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同时实行“一票否决”，涉嫌犯罪的，还要移交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在农民抗争和上级政府要求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下，有些乡镇政府和干部为了维持在农村的“领导”，甚至假手社会黑恶势力对付农民，并产生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我曾经对H县所在的湘南某市40个被黑恶势力控制的村进行过专题调查，并向有关部门提交了《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的方式和手段》的专题报告。在这份被送达到中央最高决策层的专题报告中，我提到，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控制村级政权，无不与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最基层的乡镇党政存在某些关联。有些是由于乡镇党政治理不当和打击不力，导致辖区内黑恶势力猖獗，而这些黑恶势力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自然而然地将黑手伸向了村级政权组织，而乡镇党政则采取容忍的态度；有些则是乡镇党政领导有意识地扶持或纵容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他们不仅为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提供各种的途径，有时甚至还亲自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使其行为“合法”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以黑治黑”或“以毒攻毒”，企图用黑恶势力来整治已经混乱的社会治安。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县市交界地，有些乡镇党政面对已经存在的黑恶势力，不是主动地依法进行整治，而企图采取扶持其中的一些黑恶势力来对付另一些黑恶势力。其二，是“以黑治良”，有些乡镇党政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就采用“恶人治村”的策略，将那些素有劣迹的村霸扶持到村级政权中，并充当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其三是某些腐败的乡镇干部玩忽职守、收受贿赂、不负责任、与黑恶势力互相利用，狼狈为奸。黑恶势力一般采用两手来对付乡镇干部，即对“识时务”和“合作”的给好处，这些好处不仅是给个人送礼行贿，还有以完成上交提留等为条件，而一些乡镇干部在得到这些“好处”后，就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撑腰。而对那些“不识时务”和“不合作”乡镇干部，就会来所谓的“软硬兼施”，在给经济好处的同时，常常以乡镇干部本人或子女的人身安全来恐吓，那些立场不稳、党性不强的乡镇干部，往往在这种威逼利诱下，向黑恶势力低头，充当它们的保护伞和后台。

在我与乡镇干部及一些县级领导的交谈中发现，对于基层领导因腐败而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的非法性和危害，一般都有较明确的认识。而对于所谓“以黑治黑”和“以黑治良”这类引狼入室做法的社会危害性，还有许多基层领导特别是一些乡镇干部并没有意识到。甚至有些乡镇领导还对政法部门打击这些黑恶势力有抵触情绪。有些乡镇干部就认为，“现在中央一再下文件减轻农民负担，搞得农民一点义务观念也没有了，该交的税费都不交。由于上级政府规定了几不准，所以乡镇干部没有其它办法来对付这些不交税费的农民。只有依靠这些社会上的人，他们的名声虽然不好，但由于他们不属于乡镇干部的编制，许多人也是农民，他们对那些不交税费的人或计划外生育的人采取点强制手段也不算违犯政策。如果将这些得力的人处理了，将来就没有人来治理乡村社会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税费就有可能因此而受到损失”。而事实上，任用恶人治村，虽可以短暂苟安，但其危害不可估量，无异于饮鸩止渴，遗害无穷。在H县，许多减负上访代表们和农民就将乡镇干部直接等同于社会黑恶势力，说他们不是人民政府，是土匪。这表明，县乡政府基的政治合法性已经遭到农民的强烈质疑。

2、农民减负反贪的抗争目标长久不能实现，导致社会不满情绪进一步扩散，减负上访代表的政治诉求也逐渐升级，抗争的目标从具体权益向抽象权利方向发展，且已经出现了激进的政治主张。

县乡政府对农民减负活动的打压及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使农民的合法权益遭受到进一步的侵害，也进一步激起农民的社会不满。在H县农村，各种反映社会不满的民谣和政治笑话正在通过文本的或非文本的表达方式广为传播。这些民谣和政治笑话除强烈谴责县乡干部腐败行为外，还增加了中央与地方官官相护等对党和国家体制表示失望的内容。这种社会现实，也使更多的减负上访代表认识到，目前农村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些干部的所作所为，而是国家政权体制出了问题，他们抗争所追求的目标很难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内得到解决。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动摇了他们对中央和上级政府的信赖，也迫使减负上访代表从更深层次思考他们的主张。为了淡化由于提出具体目标不能实现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减负上访代表也相应地改变了“问题化”策略，将“目标”和“问题”从具体的权益向抽象的权利转化。例如，减负上访代表陈标提出要解放“现代农奴”。他已经60多岁，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在当地减负上访代表中却是很有影响的“理论家”。他用非常好看的钢笔字写下了大量有关农民生活状况和政治主张的作品，其中一篇《现代农奴纪实录》较集中表达了他的政治主张。在这篇政治散文中，他认为，现在的农民由于无权沦为了农奴而经受着各种盘剥。他说：“年向农奴诈钱的项目多如牛毛。人头要出税，住房要出钱，生育要出钱，办证要出钱，结婚要钱，上环要钱、结扎、妇检都要钱。要钱项目不胜枚举，自盘古开天和历朝历代，那一代人头、住房、生育要出钱？国民党向农民征收旱土农田税又是多少？”他指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农奴们的生杀大权、生死八字均握在渔樵士大夫们的手中、脖子被他们卡着、四时拘魂索命诚惶诚恐；年负的课赋苛杂，由地头恶霸信口雌黄，说红道白专横武断、农奴无任何主权”。因此，他提出了要解放现代农奴的口号，也就是要求地方政府与农民在政治上平等。但面对当前的社会现实，他感到非常的失望，而十分困惑和无奈地呐喊道：“密布在农村山庄的乌云何日消散！农奴们何时才能打开枷锁释得解放？”减负上访代表邓夫宾提出，农民必须自己当家作主，否则就永远得不到解放。这些都表明，H县农民减负上访活动已从具体的权益性抗争向抽象政治权利抗争的方向发展，提出“解放现代农奴”是农民政治诉求发生重大升级的标志。

同时，值得重视的是，激进主义情绪已经开始在少数减负上访代表及农民中蔓延。在一定程度上，领导农民进行抗争已经成了一些减负上访代表的精神寄托，甚至成了他们生命的意义。他们以减负上访为使命，以中央为神明，以落实中央政策为己任。在他们心目中，中央就好比全能全善的上帝，中央的政策就象“句句是真理”的圣经，宣传政策好比传播福音，为此受苦受难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作出牺牲，为此流血坐牢是为真理献身的殉道。不要认为只有法轮功才有“痴迷者”，任何给予绝望者一线希望的“福音”性的东西，包括中央的政策，都有坚信不疑的痴迷者。我注意到，对于铁心的减负上访代表不能以常理度之，他们追求的不是生前的幸福，而是死后的名声。他们在乎的不是上级怎么看，而是子孙后代怎么想。对于他们，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农民精英，他们与普通农民的区别不在于能力和雄心，而在于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不少减负上访代表表示，他们看不到出路，但他们无怨无悔。这种破釜沉舟的心态，很容易诱发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例如，Z镇农民倪明就认为，目前农民没有走向暴力反抗，并不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思想基础和情绪准备，而是因为大刀长矛的时代已经过去。他在一篇题为《时势论》的政论文中称：“余闻崇祯之世，上清下暗，官贪府污，今似而过之，民视官为虎，官以民为肉，有水火不容之势。若陈吴再世，揭竿可以为旗，斩木可以为兵，未偿不举水浒之义。今所未能者，是揭竿不可以为旗，斩木不可以为兵，故高俅童贯之流仍窃其位。高童二人也，今高童之流遍之角落，已败风气，民怒弥天，恨声载道，倘得古矛长戟可以为用，则高童头颅不知已抛几许矣”。又例如，D乡农民廖某讲到自己儿子是位现役军人，乡镇干部不仅不付给他军属的优抚，而且在收取税费时对他的家人暴力相向。激忿之余，他表示要写信告诉儿子，如果有朝一日他奉命弹压造反的农民，他应该把枪口对准把农民逼上梁山的贪官污吏们。

“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H县少数农民从对基层干部施政行为的怨恨，发展到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满情绪，应该是一个十分清楚的政治信号。如果执政者不能清楚地理解这个信号，将产生的政治后果也是可以预测的。

3、农民自发组织缺乏明确的纪律，难以有效控制其成员的行为，更难控制非成员的行动，所以这些组织很难有效控制它们发动的农民集体抗议活动，恶性事件可能因此爆发；农民自发组织也有向社会秘密组织方向发展的危险。

由于减负上访组织处于松散的“非正式”状况，所以它们无法将每一个参加者真正纳入到组织体制之中。这种缺乏科层制约束的集体行动最容易发生难以控制的局面。因而，减负上访代表在组织宣传中央文件和党的政策的活动时，有时会诱发集体冲突事件。比如1998年发生在Z镇农民因进行减负活动而与镇区干部发生直接冲突，最后导致减负代表和镇区干部分别被打伤、政府车辆被推翻的事件就是如此。应该说，这样的后果并非是参加减负上访代表的本意，他们甚至没有想象到“群众会做出那些事情出来”。但是在具有“枪打出头鸟”政治传统的背景下，一旦他们挺身而出，他们客观上已经为其他可能参与活动的农民承担了政治风险，许多早就愤愤不平的农民在“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等心理因素影响下，积极参与事件之中。而且参与者之间的互动频率很快，经常群情激动，行为越来越不受理智的控制，“卷入其中的人自我意识明显下降，普遍产生不能自制的兴奋、狂热、愤怒、失望等情绪，最终出现一系列破坏行为。”而领导组织这些事件者又大都处于“地下状况”，往往没有组织资源掌握那些行为越来越不受理智控制的群众，这样，事件就会升级，并一般向暴力方向发展。湖南省其它各地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严重的群体性冲突事件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由于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有结社自由等政治权利没有具体化，政府有关部门往往以各种理由拒绝对农民减负上访组织进行必要的核准登记。这种被各级政府视为防范农民有组织抗争的方式和手段，实际上会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有促使农民自发组织向也秘密社团方向发展的危险。我在H县就发现，因对农民自发组织进行的各种方式打击不见成效，反而引发了多起更为严重的群体性事件，目前县乡政府对农民自发组织的活动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即对农民要求成立农会等合理要求不予理睬，对进行各种活动的农民自发组织也就不能进行正常的管理。县乡政府对待农民自发组织的这种态度，已引发了如下几种应引起注意的情况：其一，由于不能够也不需要进行任何登记，这实际上使农民成立减负上访组织没有任何可依据的认证条件，任何农民只要愿意，就可以组建“减负上访”组织，就可以自称为“减负上访代表”；其二，由于政府部门放弃了管理责任，不能对农民进行必要的法律和组织管理的培训，这样使少数本来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减负上访代表，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意识，对自己行为目标和方式也缺乏系统的思考。有的减负上访代表认为，自己为了大家减负遭受到了各种打击，吃了亏，应该得到补偿，因此也往往以农民的“保护人”身份自居。其三，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法定认可，某些减负上访代表为了防止被政府定为非法组织，就有意或无意地将农民自发减负组织同秘密社团联系起来，仿照历史上有过的秘密社团的组织方式进行活动。其四，某些具有激进主义主张的“减负上访代表”，就正在利用目前农民减负上访组织不能纳入到正常体制管理这一状况，进行一些非正常的活动，企图将农民“以法抗争”引向“非法抗争”的方向。虽然，目前更多的减负上访代表还能够自觉地抵制这些“非法抗争”的主张和活动，但是，如果农民的合法权益长期遭受侵害和减负上访代表的正当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也就有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接受激进主义观点，进而发展成为反体制的力量。

三、对策分析

农民有组织抗争可以成为农村政治改革的重要契机。因势利导，引进新制度，有效而积极地容纳农民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建立有序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开辟依法成立的农民组织与地方政府平等协商对话的制度渠道，健全现行的人民民主监督制度，提高农村基层民主的层次，是现实可行的选择，也是刻不容缓的急务。

1、要防止农民有组织抗争向大规模的政治冲突方向发展，其基础性工作就是要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从分配格局上改变农村基层政权及权势阶层与广大农民之间存在的直接利益冲突关系，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我在相关论文中曾提到，由于国家实行了“切块包干、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县乡政府及其各部门也从单一的国家利益体系中分化出来。相对中央政府而言，省、市、县、乡又是地方，它们又都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代表者的利益冲突。对于乡镇一级而言，特别是那些没有什么工业和其它收入来源的乡镇，乡镇管理者的个人利益直接与农民的税费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在农村社会，存在着国家与基层政府及基层干部个人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集中表现在对农民剥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也就是说，在农村社会，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发生利益冲突的不仅有作为整体意义的国家，而且有作为国家代表者的基层党政，还有作为基层政权管理者的乡镇干部。由于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各级政府机构臃肿，招聘和临时编制人员众多，行政经费入不敷出，当县乡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面临巨大的压力时候，加重农民负担向企业和农民摊派转嫁财政危机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加上社会分配不公的剌激，基层党政干部个人修养不高等原因，造成乡镇干部会利用手中权力直接、间接地为自己谋取私利，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大吃大喝、假公济私风等个体化的不规范行为泛滥，并在与民争利时出现了各种非法的失范行为，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乡镇政权处于从农村获利和维护农村安定的两难之中。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以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来调整农村的利益结构。这项农税改革，被视为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是新中国成立５０年来我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按照中央的有关政策设计，农村税费改革是从分配上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利益关系，用法治的办法，靠制度来规范农村的分配行为，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积极性。但从目前推进的情况来看，这项改革要真正取得成效，还需要解决许多重要问题。我在H县的调查就发现，虽然今年农民的税费负担较之往年均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减轻，但农民的不满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因为费改费政策的明晰性和更强的量化性，农民看到的是政策与执行之间更大的反差，因而对县乡政府也更加不满。从减负上访代表向国家有关部门的举报来看，问题主要集中在计税土地面积账实不符；计税的产量过高；计税价格与市场价格差距较大；农业特产税没有据实征收等等。

2、农民有组织抗争，制度根源是不完善的干部管理体制，必须改革以高压为特点的干部管理体制，应在国家法律权威下，通过弱化乡镇体制来限制基层政权的日益膨胀的利益需求，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乡镇社区自治。

在我看来，对于发生在H县的农民有组织抗争，当时的县主要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近十年来，这个县的主要领导没有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的大政方针，而实行的则是具有强烈极左色彩的“现代化”政策。为了所谓政绩，不顾财力在县城建大广场，建城楼。这种超常规的发展是以抽取乡镇财力和掠夺农民为代价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县主要领导对减负上访农民采取的极左方式的镇压不仅遭到了农民正当的抵抗，也给党和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一名减负上访代表直言不讳地称当时H县的主要领导为“奴隶主”，认为他事实上是把H县的几十万农民当成农奴对待的。

更深刻的原因是制度性的。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制度不好，好人会变成坏人”。县乡干部对党中央的利民政策阳奉阴违，甚至公然违抗，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现象背后至少有三个互相联系的制度因素：其一，以党内任命、下管一级为特点的干部选拔制度，使下级对顶头上司必须唯命是从，但完全可以不顾上司的指令是否符合中央的政策。县乡两级政府的主要领导，既没有中央的直接授权，又没有制度化的民意基础，对于顶头上司的不当甚至错误的决定没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其二，异地为官、频繁调动、以及过分量化的政绩评价制度使有政治抱负的县乡干部有动力从事短期行为，恶性追求政绩，完全不顾长远的经济效益和政治后果；其三，上下级领导干部之间在上述两个制度因素的约束下结成政绩共同体，使政绩泡沫难以被发现，发现了也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众多造成巨大浪费和环境破坏的所谓政绩工程不都是以“交学费”的名义轻描淡写地处理了吗？问题是这学费是农民的血汗，交学费换来的是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

也就是说，命令主义的干部管理体制，很容易导致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对抗。基层政府在高压下有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越规，要么直接动用武力，要么假手黑恶势力，对于合法抗议的农民进行非法的镇压。无论什么情况，都代表着基层政权的危险退化。这种退化必然导致农民与基层政府对抗的激化，我在H县看到的正是这种对抗的激化。县乡政府及干部对待农民组织抗税抗粮既想严厉打击又不得不妥协作法，暴露了他们的尴尬处境，也暴露了上面提到的现行干部管理体制中一个危险特点。如果地方领导获得对上司不切实际的要求说“不”的权利，他们每个人的处境都会更好些。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冒独自说“不”的风险，而他们又不可能集体说“不”。更令人忧心的情况是：即使地方领导干部中有少数李昌平这样的异数，他们的牺牲也不能换取说不的权利这一“公共物品”的出现。

我在H县，看到了许多流泪的场面。农民在讲述他们受的冤屈时痛哭失声；减负上访代表为自己受到县乡政府不公正镇压和得到农民舍身营救与精心照顾而泪流满面；乡镇干部为因为领不到工资而不得不让独生女远行打工而哽咽难言。应该说，流泪的农民和流泪的乡镇干部，都是不合理的干部管理体制的受害者，而这不合理的体制又把两个受害者变成了冤家对头。乡干部迫于各种压力（当然也出于自己的利益）对农民暴力相向，农民则称阻止宣传政策的干部是现行反革命。不少农民领袖扬言与县乡干部誓不两立，你死我活。这是他们双方的不幸，更是国家的不幸。国家的长治久安，系于上下级的平等沟通。自下而上的言路不畅，必导致自上而下政令不通。

因此，为实现农村政治的重新整合，需要对农村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要保持社会的有序和稳定，必须建立科学而完善的农村治理体制。我认为，在目前乡村社会利益主体逐渐分化，乡镇政府组织和乡镇干部的利益已经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弱化乡镇体制来限制其日益膨胀的利益需求，以从体制上减轻农民的负担。我的政策性主张是：在现阶段要撤乡并镇，大量精简乡镇干部；并通过推行乡镇主要行政干部的直接民选，逐渐发展到乡镇社区自治。这就要求将农村社区事务、国家目标进行适当的区分。对于诸如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依靠法律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制；对于农村经济的管理，根据市场化的进程，应该从直接管理过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观调节；而对于农村社区性事务，应在国家授权性的法律权威下，实现广泛的自治，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在乡镇一级实行社区自治。

3、农民要求成立的农会，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不是旨在对抗甚至取代地方政府的革命组织。如果引导得当，能够以最小的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填补目前农村管理体制存在的制度真空，并为进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打好基础。

H县农民自发地筹建农民协会是这个县事实上存在的“农民减负上访代表”组织的公开化，是农民从直接对抗县乡政府向与县乡政府有组织协商方向发展的重要表现。这次由彭双雄等人提出的农民协会筹建方案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内容：其一，农民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团结全体农民，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抚贫帮困，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共同致富；维护社会稳定，清除社会黑恶势力”。其二，在组织形式上，各个乡镇成立基层农民协会，全县成立统一的协调机构。

我观察到，虽然少数减负上访代表认为成立农会的目的是让农民自己当家作主，但没有一个减负上访代表主张“一切权力归农会”。他们中没有人提出要挑战政府的权威、否定党的领导、取代政府。恰恰相反，他们给农会的定位是积极维护党的领导，保证党的政策在农村不被忽略和破坏。他们认为，农会最重要的功能是使农民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又有序地表达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才能确保农民维护合法权益的活动不触犯法律。减负上访代表刘老司在一篇文章中就明确提出：农协会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带领农民学法、执法并能监督基层的工作；重建农协会，其目的是让农民可以参政议政，把农民的心里话通过合法组织的沟通向党交心，确保农心与党心的心心相联；可以减小农民上访的广度，对稳定局势大有好处等等。

毋庸置疑，减负上访代表们提出重建农会，根本上是因为他们对县乡两级政府失去了信心。但他们并没有走到试图推翻县乡两级政府的对立面，他们的最高纲领是与县乡政府在如何忠实贯彻党和国家政策问题上展开公平的谈判，从而防止县乡政府严重违反党的政策。事实上，目前，我国农村不少地区的政治管理体制有一个明显的真空，那就是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实事求是地整合农民的利益并代表农民的利益，也没有一个组织能够为农民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服务。真空的出现原因有三个：其一，乡镇政府忙于应付上级指令和自身的生存，无心、无暇也无力为农民发展经济提供任何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和市场服务；其二，村委会限于一个行政村，往往无力整合地区经济，不能发展有效益的规模经济；其三乡镇人大选举流于形式，人民代表无法起到代表农民参政议政的作用。要填补这个真空，允许农民成立农会可能是成本最低的选择。

改革干部管理体制的关键是以制度化的方式纳入人民的监督，农会是可取的监督渠道。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协会可能是促进干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民间力量。如果管理妥当，农会有可能给农民、地方领导和中央政府创造一个三赢的局面。一方面，农民的负担可能由于农会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和谈判得以减轻；另一方面，乡镇干部也可以借用农民的反对而获得对异想天开的上司讨价还价的能力，或者至少降低讨价还价的政治风险；与此同时，中央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取真实的信息，并通过确立令行禁止重建自己的权威。我不想危言耸听，但是我确实觉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导致1960年代初那场灾难性饥荒的政治机制在过去十年中仍在一些地方起作用，只不过是速度放慢了很多而已。农村一些地方基层政权退化所蕴含的危险，恰如先把安全阀焊死然后慢慢地不断给水加温所蕴含的危险。其结果是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不久前爆发的非典型肺炎危机，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回避问题绝对解决不了问题，拖延解决只能造成积重难返的局面，以几何级数增加解决问题的机会成本和政治成本。

由于农会问题在目前具有十分的政治敏感性，所以，尽管有研究者从农民利益表达和保护的角度提出恢复农民协会组织这一主张，但到目前为此，似乎还没有真正进入决策者的“议事日程”。然而，让农民成立农会是社会发展和进步必然的结果。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同志就说：“８０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曾经给邓小平同志建议过恢复农民协会。邓小平同志说，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考虑，这样吧，我们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筹办”（引自肖瑞、李利明：《农村土地变迁之路》，《经济管理文摘》２００３年第２期）。应该说，邓小平同志对待农民协会的态度，与他所坚持和提倡的实事求是原则是一致的。政治需要有战略性的模糊，需要有一定的灰色地带。改革中的政体尤其必须保持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不能把不成熟不完善的体制僵硬化。农民组织的存在是个既成的事实，无法否认，也不能消灭。如果中央出面取缔，势必造成可怕的政治信任危机和绝望；地方政府出面取缔，必然导致更强烈的上访和对抗。我认为，对待农民成立农会的要求，应该采取战略模糊的态度。应该允许农会以合法的名义存在。既不能打击取缔，也不必自上而下兴师动众地推动。这样做可以充分利用农民自我动员产生的政治机遇，同时也有助于化解农民自我动员蕴藏的政治危机。农会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组织大规模的对抗，也能约束农民在法律范围内行事。但是，目前客观存在的农民政治组织则更象一把单刃的刀，锋芒直对地方政府，而刀背却无法有效约束农民的行为。在无法和平解散现存农民组织的情况下，承认农民的组织，能够有效地让农民领袖们对自己的组织负起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因此，我建议有关方面应该对农民自发成立农会一事予以高度重视，在农民自发提出要求成立农会的地方，可以在本县范围内进行试点，以便摸索经验，逐步完善政治引导和法律规范。

4、改革现行信访制度，把目前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的信访办，全部归总给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让人民代表依据人民来信访行使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

信访工作一直被视为国家机关的一项经常的重要政治工作，将“人民群众通过向政府机关写信和要求见面接谈，提出各种要求、表示各种愿望，对各项工作提出意见，对一些工作人员提出批评，这是人民的一种民主权利，是人民监督政府工作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信访是人民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是党中央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的重要渠道。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讲，信访制度还是国家权力介入社会基层生活的一种制度化方式，还是国家化解广泛社会动员的一种重要手段。然而，“上访本身未必就会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渠道。由于国家治理任务过于繁重，而遗留问题却层出不穷，由于科层制普遍存在着推诿、拖延，更由于信访部门在国家权力的设置中并非要害部门和实权部门，上访在实践中更多是作为国家的一种门面和安全阀机制而存在着的”。事实上，对于农民的上访，只要不发生特别突出的事件，中央及省市信访部门大都作些原则性的答复或批转到县乡政府处理。可那些基层政府是很难对自己或下属的行为作出正确的认识和估价，更不说有合理的处理了。有时反而引起他们采取不理智的过激行为对待上访者。信访制度很难真正达到所宣示的功能。

我在H县还注意到了现行信访制度发挥的几个出乎意料的功能。如果套用毛泽东论长征的话来论上访：上访是宣传队，农民在上访途中获悉对他们有用的中央政策和文件，并转而把这样文件变成与地方政府抗争的武器；上访是加速器，农民因为在上访过程中屡遭挫折，进而意识到必须提出更高的政治要求；上访是大学校，农民在上访中看尽各级政府官员的脸色，认识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地位；上访是联络站，减负上访代表们在上访中实现跨村、跨乡、跨县的横向联合；上访是催生婆，农民在上访中得出上访是死胡同的结论，从而转向组织集体抗争；上访还是农民领袖的摇篮，很多农民起初上访是为个人，在上访过程中意识到要发动和组织群众。最大的危险是，在目前的信访制度下，上访有可能动摇农民对于党中央的信心。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两首民谣。1980年代，农村流行的一首民谣说：“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到了1990年代末，这首民谣变成了：“中央满天晴，省里起乌云，县里下大雨，基层淹死人”。这其中的变化是非常发人深醒的。陕西省白水县副书记马银录同志在他的《向农民道歉》一书中提到一个比喻，即各级政府是一道道的防火墙。从目前看，中央仍然是安全的，但是随着基层防火墙的坍塌，它的安全系数正在降低。几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人员就警告，进京上访有可能成为反对党领袖的大学校。现在看来，上访成本高昂，效益低下，更多的情况下是导致矛盾激化和上访升级的恶性循环，他的话绝非杞人忧天。

这些情况说明，对现行的信访制度进行改革也已经迫在眉睫。为了使人民的监督变得更加有效，必须让人民的监督长出牙齿。为此，我建议把目前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的信访办，全部归总给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让人民代表依

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 篇3

(一)深入开展“四好”创建，提高领导班子的整体能力和水平。按照“四好”要求，坚持不懈地加强班子自身建设，是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省属企业党委以“四好”领导班子创建活动为抓手，在创建中锻炼班子，提高能力水平，努力打造想发展、谋发展、懂发展、会发展、能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先后有25户企业被评为全国或全省创建“四好”领导班子先进集体。

(二)大力推进“强基工程”，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省属企业党组织把“强基工程”作为抓好基层党建工作的总抓手，一方面以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强思想之“基”。充分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另一方面以“双争”活动为载体，强组织之“基”，充分发挥好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在企业改革改制和合并重组过程中，努力做到党组织设置与行政组织同步建立，党的制度与企业建设同步进行、党组织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同步进行。

(三)完善各项制度规范。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党建工作机制。贯彻省国资委党委《关于加强和改进省属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精神，省属企业党委进一步强化党建工作责任制，从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等方面人手，不断完善“三会一课”、党员发展、党员教育管理、党务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的制度，形成了健全规范、执行有力、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各企业党委健全了《党委会工作规则》等议事规则，保证了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有章可循、运行规范。

(四)党建工作融入中心，真正做到与企业改革发展紧密结合。各企业党委紧紧抓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条主线，为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思想动力：深入落实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积极探索高管选拔任用的有效方式，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保证。基层党支部围绕中心组织开展岗位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技术创新，为企业发展增添了活力和动力。坚持把企业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紧密结合，为企业的科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当前，投资主体多元化带来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领导体制和管理模式的新变化。需要企业和国资监管部门党员领导干部、党务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着力探索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有效途径，以党的建设的实际成效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一)做到政治与经济相互促进，重点实现四个方面的转化。一是把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企业的使命感和意志力。党的理想信念反映到国企，就是要使企业在愿景和目标上更具有使命感。要勇于承担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使企业领导人员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二是把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力和创新力。党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自主创新等。为国有企业制定自身发展战略提供了科学指导。企业党组织应该围绕科学发展要求。更好地把握企业发展方向、选好发展路径，服务江苏科学发展大局。三是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领导力和协同力。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企业改革发展的领导力和协同力就有了充分保障。四是把党的纪律和工作作风转化为企业的执行力和感召力。通过加强纪律和作风建设。规范企业行为、领导行为和员工行为，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好企业，保障决策执行的坚决性和彻底性。

(二)规范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工作关系，更加注重依法履行职能。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与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构成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按照“统分结合、交叉衔接、协调制约、运行有序”的原则，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制度相衔接，依法建立具体的工作规则和工作流程。“统分结合”。即企业党组织要做好统一发展目标和思路，统一工作步调，确保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在企业贯彻落实。同时，党组织要积极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依法依章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交叉衔接”，即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公司的党委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分别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班子中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进入党委会。“协调制约”，即对于企业重大问题、重大项目、重要人事任免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事项，建立依据有关法律和章程办事，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确保和充分发挥董事会的统一决策、经理班子具体实施、监事会有效监督的作用。“运行有序”，即结合企业实际，分别制定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办公会的议事规则，建立合理的工作流程，靠制度管人、按程序办事，保证各项工作有序高效地推进。

(三)建立健全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工作机制，更加注重发挥政治资源优势。要通过党组织内部健全的民主集中制以及建立民意反映机制。探索建立决策前的意见征询、调查研究、专家论证、民主协商等方式，对重大问题加强调查研究，畅通广大党员群众反映意见的渠道，充分了解职工群众意见，在党内形成决策建议方案，保证各种决策方案充分体现民意，保证决策方案的科学性。要建立健全党委会制度、党政联席会议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工作例会制度，规范党组织议事决策规则和程序。搭建党组织与国有资产产权代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沟通思想、统一步调的工作平台和运行载体，形成企业党政组织“目标一致、相互信任、能力对等、信息对称”的工作新局面，通过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中的党员干部和民主协商机制，将党组织和群众的意见体现在决策方案中，保证决策程序的民主合法性。在决策落实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组织动员优势和党员的率先垂范作用，保证决策实施的有效性。

(四)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更加注重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现代企业制度下，党管干部党管人才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科学化和专业化方向，突出选拔任用的竞争性、权威性和规范性。一是立足党管干部原则与依法管理的统一，党组织按照法定程序和市场规则，重点做到管用人标准、管选人方法、管定人程序，把党管干部原则贯穿培养、教育、选拔、管理过程中。二是按照“市场认可、出资人认可、职工群众认可”的原则，大力推进选人用人制度改革，提高经营管理者的市场化配置程度。确保德才兼备者走上企业领导岗位。三是立足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逐步实现由单纯管人向管人与管资产有机结合转变。四是落实党的人才政策，做好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工作。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

(五)建立健全凝心聚力谋发展的组织动员机制，更加注重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要按照依法治企的要求，保障和维护企业各方利益，凝聚各方力量，促进企业发展战略和目标的实现。一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和载体，丰富企业文化，把思想政治工作体现到发展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群众利益的具体实践中，发挥其积极作用。二是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建设。坚持职工代表大会、厂务公开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支持和保证职工代表大会依法行使各项职权。实现和发展好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职工代表依法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并正确履行职责。三是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同时用党员的模范行动和党员干部的以身作则来影响群众、凝聚群众，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六)大力实施“强基工程”。更加注重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企业基层党组织是省属企业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创新活动方式，深入开展争先创优活动，进一步提高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党员队伍的带动力和影响力。要积极探索有效的途径方法，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善于把企业发展目标、改革任务和稳定要求与党的工作有机结合，变为广大员工的自觉行动。同时要注重党的工作质量和效果，实施党的工作流程再造。企业党组织要吸收借鉴先进管理经验，使党的工作管理目标化，绩效考核科学化，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果。

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信任的影响 篇4

《2004年度中国企业信任危机指数调查报告》指出, 在将近4, 000名被调查者中, 就有超过50%的被调查者对企业持不信任态度, 只有10%左右的被调查者对组织的信任感比较高。可以说, 员工信任的问题早已成为了整个中国企业界都会碰到的难题。在等级不够分明的组织中, 缺乏对企业信任感会使得员工无法高效地完成工作, 无法和同事进行合作, 组织凝聚力大受影响。不难看出, 员工信任对于企业的正常经营以及企业的发展成败至关重要。

国内外学者对于影响员工信任的前置变量做过不少研究, 大致可以总结为信任者本身特征、被信任者特征、组织结构和制度因素、组织文化因素等。但是, 将组织政治知觉作为员工信任前置变量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事实上, 组织政治在组织活动中普遍存在。组织成员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和观念来判断和解读政治行为, 产生不同的政治知觉。综观国内外理论界, 组织政治知觉或者员工信任的理论研究成果非常多, 但是同时将两者放入一个模型中进行探讨的定量研究还比较欠缺。本研究试图构建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的概念模型, 探究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的作用机制, 可能有三方面的贡献:首先, 将社会交换理论应用于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的关系研究, 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 为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及其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证据。再者, 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数据, 进行数据分析, 对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关系的定量研究成果进行了补充。 (图1)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一) 概念界定

1、组织政治知觉。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Burns第一次提出了“组织政治”的概念, 他认为组织成员在处于竞争的环境时, 会将其他成员作为一种资源进行利用。之后, 由于概念界定和相关实证量表的缺乏, 组织政治的研究开始渐渐消退。上世纪九十年代, Ferris和Kacmar提出组织政治知觉的模型, 打破了组织政治研究的僵局。组织政治知觉得到学术界广泛讨论之后, Harrell-Cook和Duleboh等人总结了各家观点, 认为组织政治知觉是组织员工对工作环境中自利行为发生程度的主观评价, 其中包含了个体对这种自利行为的归因。本研究对于组织政治知觉的定义也倾向于采用该观点。关于组织政治知觉的维度, 我国学者马超和凌文辁等在Ferris以及Kacmar和Carlson所制定量表的基础上, 运用问卷数据分析的方法对组织政治知觉的构成维度进行了探索, 得出组织政治知觉的三个维度: (1) 自利行为; (2) 薪酬与晋升; (3) 同事关系。

2、信任。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 信任就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特别是管理领域。1989年, Cook和Wall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出, 组织中的个体和团队中的信任是组织及其员工个体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于海波和方俐洛认为, 员工信任是指个人或群体成员遵守并忠诚于共同商定的承诺、不谋取任何额外利益的一种共同信念, 本研究也认同该定义。对信任的维度划分, 早期研究较多地从信任的成因或信任发生的层次进行划分, 例如能力、坦诚、关心、信赖等四维度或总体信任、具体信任等两维度。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 本研究主要着重于研究组织内部的信任, 并采用台湾学者林钲苓 (1996) 对组织内信任进行的三个维度的划分:对同事信任;对主管信任;对组织信任。该结构在之后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运用。

(二) 研究假设。

社会交换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在社会关系当中, 如果由一方给另一方提供了利益, 那么另一方就有责任再回报一份利益以示交换。在社会交换的过程中由于信任、承诺的影响, 会吸引并促使双方交换有价值的资源, 并持续维持良好的互动关系。社会交换要求信任交换的另一方履行他们的义务, 交换关系的建立涉及产生对另一方义务的投入。

然而, 各种各样的社会条件都会影响社会交换的过程:交换伙伴之间关系的发展阶段和特点, 进入交易的利益的特征和提供他们所引起的成本, 以及交换所发生于其中的社会情境等。布劳认为交换行为发生前需要信任他人, 相信他人会做出回报。而这样的信任来自于个体的判断。基于该观点, 涉及组织与员工关系以及交换情境等社会条件的组织表现之所以影响员工的态度和行为, 主要是因为组织表现会影响员工对组织的感知, 即员工的个体判断。员工通过对组织是否为他们提供公平的薪酬福利、工作条件、培训与发展机会、赞赏以及关怀等因素的感知, 了解到组织对其的态度。当员工感知到组织的这些支持行为时, 在互惠公正原则的作用下, 员工会信任组织在交换过程中履行义务, 促使员工萌生回报组织的意识, 进而影响其具体的行为和表现;反之, 当企业内部政治行为盛行, 员工普遍具有比较高的政治知觉, 该组织表现会给员工的个体判断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并波及到员工对组织的信任以及与组织间的正常交换。

国内外关于组织政治知觉和员工信任关系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但是大多数学者均认为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对组织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 组织政治知觉会对组织不利, 而员工信任则是提高员工积极性和凝聚力的重要因素。Poon (2003) 研究认为, 信任氛围是和组织政治知觉呈显著负相关的, 组织内政治知觉越低, 信任氛围越好。Ferris等人也在研究中发现, 当组织成员政治知觉较高时, 其对组织和同事的信任程度会降低。由此可推知, 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呈负面相关, 即员工组织政治知觉的程度越高, 其信任的程度就越低。对于员工信任维度的划分, McCauley和Kuhnet (1992) 研究认为员工信任可以包括同事间的信任、对主管的信任、对管理的信任。其中, 对管理的信任主要指被组织的规章制度、政策规定等组织制度因素影响。国内比较推崇和认可的是台湾学者林钲苓 (1996) 对员工信任三个维度的划分:同事信任、主管信任、组织信任。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呈负相关;

H1a组织政治知觉与同事信任呈负相关;

H1b组织政治知觉与主管信任呈负相关;

H1c组织政治知觉与组织信任呈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数据。调查对象为企业员工, 调查地区为苏州地区。由于时间、经费等条件的限制, 主要通过电子邮件以及纸质问卷形式进行收集。共分发问卷220份, 收回186份, 剔除填答不完整等无效问卷20份, 剩余166份问卷, 有效回收率为75.5%。

本次调查的样本有如下特点: (1) 接受调查的员工主要集中于基层员工, 占据72.7%; (2) 参与本次调查的员工普遍文化程度比较高, 74.9%的人都具体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 (3) 本次调查的主要人员以中青年为主 (23~29岁, 占据64.6%;30岁以上, 占据26.6%) ; (4) 调查者所在的企业主要以民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为主, 达69.1%;规模多数处于1, 000人以下, 达76.2%。

(二) 变量测度。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收集数据, 所编制的“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信任影响的实证关系研究调查问卷”共包括三个部分。为了确保测量工具的信效度, 本研究主要应用国内使用过且信效度较好的量表, 再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加以修改和调整。问卷的具体内容见附录, 下面将对各量表的计分方式、编制过程加以说明。

1、组织政治知觉。

本研究所使用的组织知觉量表是采用了马超、凌文辁和方俐洛 (2006) 开发的关于组织政治知觉的量表, 原量表一共包括16道题, 分为自利行为、薪酬与晋升、同事关系三个维度。在本研究中, 由于同事关系维度包含的4道题在语义上与员工信任量表的语义上有所重复, 故将其剔除。本量表采用Likert六点量表计分:“1=完全不同意”、“2=中等不同意”、“3=有点不同意”、“4=有点同意”、“5=中等同意”、“6=完全同意”。其中, 因素二的5个题是测量员工对薪酬与晋升政策及实践的政治知觉 (消极的) , 采用反向记分。

2、员工信任。

本研究所使用的组织信任量表是采用了贺宏卿编制的《组织信任问卷》, 该量表一共包括14道题, 分为主管信任、同事信任、组织信任三个维度。本量表采用Likert五点量表计分, “1=完全不符合”、“2=不太符合”、“3=难以判断”、“4=比较符合”、“5=完全符合”。

3、基本信息。

本研究个体统计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企业类型、职位等级、企业规模八项内容。

(三)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分别对组织政治知觉量表以及信任量表进行信度检验, 所采用的标准是α系数和分半信度。根据数据统计结果, 组织政治知觉量表两个维度的α系数为:0.753、0.727, 分半信度为:0.694、0.732;信任量表三个维度的α系数为:0.859、0.756、0.819, 分半信度为:0.801、0.740、0.812。各个因素的α系数均高于0.7, 分半信度高于0.6, 表明这两份量表信度较好。同时, 应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分别对组织政治知觉量表以及信任量表进行效度检验。验证结果可以发现, 本问卷所包含量表的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说明本问卷有较高的效度。

四、研究结果

(一) 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关系验证。

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假设1进行检验, 数据运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下同。

由表1可知, 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信任的回归系数为-0.597 (P<0.001) , 影响系数显著, 且为负面影响。回归的R△值为35.2%, 表明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信任的解释程度高达35.2%, 说明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信任有很强的预测力。假设1得以验证, 即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信任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

(二) 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各维度的关系验证。

进一步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假设1的子假设H1a、H1b、H1c进行验证。 (表2) 由表2可知, 组织政治知觉对同事信任、主管信任、组织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99、-0.488、-0.380 (P<0.001) , 影响系数均显著, 且为负面影响。组织政治知觉对各维度回归的R△值为0.084、0.233、0.139, 表明组织政治知觉对各维度的解释率达8.4%、13.9%、23.3%。因此, 子假设H1a、H1b、H1c均得到验证, 即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三个维度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五、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的观点以及国内外有关组织政治知觉、员工信任方面文献的探讨,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后期, 问卷数据主要采用了SPSS18.0软件进行处理, 并得到以下结论: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呈显著的负向相关。这与Parker等人 (1995) 的研究成果是一致的。中国社会讲究人情关系, 组织内部的非正式组织处处可见。由于各个非正式组织间利益的不同, 组织内部成员常常使用政治行为为本组织谋取利益。因此, 非正式组织之间往往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彼此以对立的形式存在。这种对立降低了组织内给部门之间的协作性, 极大地破坏了组织内部的工作氛围和信任氛围, 使得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和组织效能都大受影响。当员工意识到企业内部成员会利用政治行为争取不当的利益, 歪曲绩效结果而使自身贡献得不到公正的衡量时, 企业内部不公正感会显著上升。而组织公正感会对信任产生负面影响, 更会使组织内部发生冲突的概率增大。McEvily和Perrone (1998) 发现, 信任水平的高低与组织内的冲突成反比。可见, 组织政治知觉所引起的内部冲突会负向地影响对员工信任水平。这与我们的假设是一致的。

组织政治知觉与组织信任各维度呈显著的负向相关。组织环境以及氛围是影响员工知识共享的主要情境因素。当企业内部成员感知到同事为了自利而行使政治行为时, 组织的氛围会致使同事之间信息沟通和知识共享减少, 沟通的顺畅性受阻, 从而对同事信任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在绩效考核中, 主管考核的是员工的“关键事件”和“日常工作”,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员工会利用政治行为影响管理者的决策。一旦主管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影响做出不公正的判断, 企业其他成员往往会对其的信任程度会降低;另一方面如果企业成员通过行使政治行为晋升为主管, 下属对其的信服度和信任度会较低, 正常工作的开展也会受到影响。Ferris在其提出的组织政治知觉模型中指出, 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的工作投入、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都有显著影响。组织政治行为会使组织内部的规章政策失去公信力, 使组织内部正常的人际交往受阻。可见, 组织政治知觉对组织信任有负面的影响。

上述研究结论对企业管理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 政治行为在企业中无处不在, 并在很多方面会对组织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应正视组织中存在的政治知觉, 切不可回避不谈;其次, 企业应当采取措施, 减少企业内部的政治行为。关注企业内部组织设计, 健全完善企业内部规章制度, 使企业的内部结构更加合理, 企业规章制度更加公正透明;最后,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辅之以企业文化的正确引导。由此减少企业中的政治行为, 提升员工对企业的信任水平。

(二) 局限与展望。

由于调研实施条件及本人精力、理论研究水平等的限制,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性:一是研究样本的局限。本问卷调查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苏州, 研究结论的普遍性有待探索;二是量表设计。本研究直接引用了马超 (2006) 的组织政治知觉量表, 虽然其信效度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但是在实际考察中发现其同事关系维度的题意与组织信任量表有交叉, 且某些题项的共同性比较低。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 后续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扩大研究的区域范围、增大样本量, 对本研究结论的普遍性进行验证;二是将个体统计变量直接应用于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的关系研究, 探讨对两者有显著影响的个体特征;三是引入中介变量, 探讨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信任的影响机制。

摘要：员工信任在组织中扮演着“润滑剂”的作用, 是组织保持竞争优势、获取成功的源泉。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信任的影响机制。

关键词：组织政治知觉,员工信任,社会交换理论,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于海波, 方俐洛, 凌文辁, 郑晓明.组织信任对员工态度和离职意向、组织财务绩效的影响[J].心理学报, 2007.2.

[2]陈壁辉, 周飞敏, 吴旭英.国内外组织政治知觉研究综述[J].新西部, 2008.1.

[3]司树宏, 朱友发.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劳动关系的成功构建[J].中国商贸, 2011.32.

[4]陈素琴.试析布劳社会交换理论的知识行动论取向[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2011.4.

[5]何显富, 陈宇, 张微微.企业履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实证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 2011.5.

[6]马超, 凌文辁, 方俐洛.企业员工组织政治认知量表的构建[J].心理学报, 2006.1.

政治组织 篇5

根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计划安排。今天，由我围绕“三个联系，三个讲清楚”讲述关于提高政治意识，严守政治规矩，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党课。

三个联系——

一、联系省市实现“两个转变”的重大历程

目前，全省上下正在“两转”基础上全面拓展党的建设。党的两个“转变”是指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我省的两个“转变”指出山西政治生态由“乱”转“治”，山西发展由“疲”转“兴”。通过调研，左云县医疗集团意识到“两转”对集团发展重要和紧迫。

二、联系“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确定的整改清单

“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反映出的问题

1、理论学习不主动，自觉性不高

往往以近期工作任务比较重或工作头绪多忙于事务工作为理由，不能自觉抽时光学习，利用工作空闲和业余时光学习也比较少。通过大讨论，充分激发集团领导班子和全体医务工作者改革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坚持以改革破解集团发展的难题。

2、服务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增强

对服务工作的体会的不深不透，甚至个别时候对待业务工作不能始终持续热情服务，当手头工作稍多时，性子就有些急躁，通过大讨论，集团内部各领导班子成员，切实把自身岗位和管理工作高标杆立起来，对标一流，你追我赶，实现创建全省一流的县域综合医改示范的目标。

3、工作被动落实多，主动超前少。

大多是承办领导交办事项，工作中经常是处于奉命行事，落实任务，不能做到超前思考，通过大讨论，领导班子积极落实工作，增强意识。

三、联系职业医务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我院党的建设是在县委直接领导，由原来的左云县人民医院响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引领，坚定推进县乡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改革之路，升级为现在的左云县医疗集团。本人分管工作为行政工作，在集团领导领导下，负责组织拟定行政工作制度，监督财务，确保治安，遵守医德行为规范。

三个讲清楚—

一、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论述

收获：

增强了“四个意识”、坚定了“四个自信”、做到了“两个维护”，医疗集团上下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一心一意去坚守，一言一行去诠释。

存在差距：

党员意识淡化的问题。党员意识是党员的灵魂。如果党的意识、党员意识淡化，就会导致精神“缺钙”、思 想真空，也会动摇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根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有些同 志对党的了解浅了、对党的感情淡了、对党的信任少了，那份与党同呼吸、共命运，为党的事业倾情 付出、真心奋斗的精神头越来越弱了。应该说，当前我们大家都能做到政治立场坚定，落实指示坚 决。但个别的也存在党性观念淡化、政治意识弱化、政治规矩虚化的问题。

改进的措施：

1、要增强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全面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深刻把握这一科学理论的全貌和科学性真理性，深刻把握总书记对改革发展作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2、要在提升理论修养、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主动担当作为上下功夫，充分认识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加强学习的主动性，积极利用私下时间进行自主学习。

3、学以致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工作。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我们更好地工作，更好地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而努力。所以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二、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县委重大决策部署

成效：

作为左云县医疗集团，我院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全力服务左云的转型跨越发展，坚定不移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不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走好健康左云的民生之路。

存在的差距：

我院的优势专业少，高素质的专家型大夫匮乏；社会中对医药行业的认识还存在误解误区，导致医患关系尚待改善。

改进的措施：

1、新时代、新形势下，全院党员，医务工作者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每一位党员干部政治方向要把得更严、政治立场要站得更稳、政治定力要守得更牢，切实把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作为终身不变的坚守，把增强看齐意识作为一个刚性要求来贯彻、作为重要政治纪律来遵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真正做到在增强“四个意识”上头脑十分清醒、态度十分坚决、行动十分自觉。

2、我分管的行政工作方面，在医院人员紧缺的情况下，顺应需求，组织拟定医院各项工作制度。

3、认真贯彻落实李克强在2019年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增强使命意识，认真落实药品集中采购制度，降低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虚高价格，做好基本药物、急（抢）救药等供应保障，切实减轻群众看病负担。

三、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收获：

促进经济社会快速稳定的发展关键在领导班子。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要从思想作风、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素质本领等方面入手，各级领导应具有科学分析、超前谋划、把握全局的能力。

存在差距：

从本人检讨，队伍还缺乏超前谋划，果敢开拓，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还不够，有时考虑不周密，统筹协作不够。

改进的措施：

企业党组织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篇6

关键词：企业党组织；党建工作；队伍建设；创新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企业党组织应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发展的作用，通过对党组织建设的改进，加强带动对企业各项建设，企业党组织切实发挥好政治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促进企业和谐发展。

1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形成坚强的领导集体

加强企业领导班子的建设，造就能力强的经营管理集体，是构建新时期企业的关键，也是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关键。要把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班子素质放在首位，常抓不懈，重点抓好五个环节。抓学习，提高班子成员的思想理论水平；抓纪律，切实自觉的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抓团结，建设和谐班子，增强班子的战斗力，凝聚力；抓作风，保持党组织同职工群众的密切联系；抓调整，建立素质高、充满活力、适应新形势的坚强领导班子。只有这样，企业领导班子才能充分发挥核心作用，更加促进企业更和谐的发展壮大。

2 加强工作制度建设，促进参与重大问题决策

2.1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下，当前企业面临要进行多方面的变化和改革，这些变化和改革给企业带来各种经济结构发展和各项利益的调整。而在这些过程中企业会出现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如果放之任之，会对企业员工造成思想上一定程度的冲击。所以企业党组织要在多方面的变化和改革过程中，对企业员工的思想变化要加以关注，做好对国家政策方针的宣讲，让企业员工充分认识到企业多方面的变化和改革是势在必行的，是符合国家政策和相关规定，符合企业员工的各项利益的，而不是造成不必要的矛盾和问题。企业党建工作让企业员工多方面了解国家政策，感受到企业多方面的变化和改革的需要，要让企业员工自愿加入为企业多方面的变化和改革的执行中，并献策献力，这样企业员工的思想和凝聚力也会不断增强。

2.2 企业党建工作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党建工作制度健全了，每项工作、每个党员的行为都受到制度的制约，按制度办事，党的建设就能够搞好。在新形势下，企业党建工作制度建设，要紧密围绕和谐企业建设，保证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这一中心进行，使企业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2.3 在制定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制度时，必须做到“五个明确”，一是明确企业重大问题的范围，应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明确界定党组织参与决策的重大问题的内容。二是明确规定重大问题的决策程序，保证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全过程。三是明确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具体规定和要求，以此来规范和保证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四是明确党组织在干部管理中的重要职责，坚决贯彻好党管干部的原则，对企业各类干部实行宏观管理，把握企业各类干部的任免程序，做好各类干部的培养、教育、考察、监督、推荐、交流和奖惩工作，五是明确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地位、作用，不断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提高决策水平。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发展，还要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路子，不断加大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力度。

3 加强职工队伍建设，依靠职工群众办好企业

3.1 加强职工队伍建设，提高职工群众参与企业改革与管理的基本素质和积极性，是企业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发挥党组织核心作用的重要前提。企业党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做好企业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建设一支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企业员工队伍，支持职工开展代表大会工作。要充分认识全新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这对团结企业员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企业党组织要从全体企业员工的根本利益出发，保障个人利益，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这种充分考虑企业员工的管理方法会极大地激发全体员工的斗志和潜能，使其在各自岗位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企业党组织在凝聚企业员工，增强整个企业的凝聚力上有着显著意义。

3.2 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搞好企业建设，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这是和谐企业建设的基本前提，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根本要求，是实现党对企业领导的重要保证。通过对党员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党性观念教育、业务技术教育、科学知识和管理知识教育，使党员成为各个岗位的生产经营模范、技术业务尖子、群众工作能手，确保全体党员能在和谐企业建设、生产经营管理和各项活动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高素质的党员队伍带动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职工的聪明才智，引导职工在企业民主管理、技术创新、双增双节及合理化建议活动中建功立业，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3 企业党建工作要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切实发挥好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中心任务做好本职工作。并且善于不断总结企业党建工作的新经验，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新形式，在经济工作中以更强有力的政治核心作用去推动企业改革与发展，为和谐企业建设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目标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何冬祥.关于创新大型国企党建工作的思考[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7年06月.

[2]李昕辉.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J].太原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2012年04月.

[3]杨永虎.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发展的互构性实践逻辑[J].价值工程，2013年.

作者简介：

组织政治行为探索性研究分析 篇7

组织政治行为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 孙汉银认为组织政治行为由五个因素组成: (1) 一般政治行为的政治知觉; (2) 保持沉默, 静待好处的政治知觉; (3) 同事及小团体行为的政治知觉; (4) 上级行为的政治知觉; (5) 薪酬与晋升政策的政治知觉[1]。黄忠东提出组织员工政治行为的结构要素包括:讨好奉承、塑造良好形象、自我宣传、建立联盟、贬低竞争对手和利益交换等六个方面[2]。马超认为, 中国企业员工组织政治认知有自利行为、薪酬与晋升以及同事关系等三个维度[3]。刘军从个体政治技能探讨, 认为政治技能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维度:社交敏锐性、人际影响力、关系网络能力、外显真诚性[4]。组织政治是组织、群体与个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这三个主体对组织政治行为的构成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涉及不同层面, 既涉及组织层面因素组织利益、制度和文化等, 涉及群体层面因素小团体利益和亚文化等, 又涉及个体层面因素个体面子和利益, 能否以这几个层次为基础探讨构成要素?

组织政治行为究竟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卫武通过普通回归模型得出如下结论:经济因素通过组织因素间接地影响企业政治行为, 经济因素既间接 (通过组织因素) 又直接地影响企业政治行为[5]。马超认为, 资源缺乏、信任范围、集权化和正式化是出生组织政治的主要因子[3]。研究结论有部分是可以交叉的, 比如资源缺乏和经济因素;也有矛盾的, 比如集权产生组织政治, 民主领导就没有组织政治了吗?领导对创造组织内部运行环境所起的作用应该是不可忽视的, 能否将领导作用引进来。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 收集数据, 运用SPSS软件建立个体对组织政治行为认识, 考察组织政治的具体表现以及探索引起组织政治行为的具体原因, 收集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首先假设组织政治行为存在, 潜在变量有:个体面子、领导控制力、个体影响力和利益影响, 形成组织政治行为的潜在变量有:个体因素、组织环境因素、最高领导作用和领导自身运用政治能力。

考虑到学者马超研究得出广东和辽宁企业的员工组织政治认知水平没有显著差异的结论。在设计样本收集没有考虑地点影响因素, 随机采样。虽然不同背景的员工组织政治认知存在显著差异, 样本内个别差异或变异量加大, 但不同背景人员合成一个较大样本, 易于获得清楚而稳定的因素结构。

设计一些个人认为组织政治行为的表现, 探索其是否有共性的规律。问卷设计完毕后, 寻找受测者进行预实验。对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问卷题项进一步修改, 删除看法一致的陈述, 修改某些明显含有暗示的题项, 最后选出33个有意义的陈述, 得到最后的赖克梯量表, 确定最终问卷。采用网络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 收集106份问卷, 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对组织政治的结构进行探讨, 探索性因素分析使用统计软件SPSS。

三、探索性统计分析

在因素分析之前, 先将鉴别率较低题目删除, 其标准为:平均数大于5.30或小于1.70、标准差小于0.90。按照此标准经验所有题项都符合条件。

1. 组织政治存在因子的分析。

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 (Alpha) 大于0.6, 因此问卷度量具有可靠性。KMO为0.655, Bartlett球形检定卡方值为49.540, p值非常接近0,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组织存在一个潜变量, 假设这个变量为就是组织政治自身存在。第一成分的方差贡献率数据为:组织层面政治0.734, 群体层面政治0.664, 个体层面政治0.593。

2. 组织政治表现因子分析。

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 (Alpha) 基本上大于0.6, 问卷度量具有可靠性。KMO为0.727, Bartlett球形检定卡方值为599.550, p值非常接近0,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提炼的四个潜在变量为:个体面子、领导控制力、个体影响力和物质利益影响。个体面子关系主要内涵是个体高层次需求的满足。从方差贡献率数据可以看到该因素排序为:首先自我能力或成绩的夸大, 其次是贬低对手, 政治行为意识强的个体肯定自己前提下也保全对手颜面。领导控制力, 个体层面的组织政治关系中, 物质利益或者非物质利益绞合在一起, 比如同事维护相关小群体利益, 挑战法不责众的制度权威。从方差贡献率数据可以得到领导主要控制策略在于团结可以成为联盟的人;其次领导为了维护自己在组织的权威, 即使有决策失误, 组织愿意掩盖;最后领导就是晋升自己联盟的人。个体影响力, 有两个渠道可以获得, 一个具有超人的某方面能力, 成为组织稀缺资源。另外一个就是建立人际关系网络, 将默契配合关系作为自己实际处事的原则, 形成的影响力会更大[6]。物质利益影响, 政治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物质利益。从方差贡献率数据可以知道组织自身的表现影响力最大, 表明整体利益优先;其次是组织为了局部利益不公开信息, 组织防止可能出现员工产生不公平心理, 不完全公开实际的物质利益分配;第三是利益的分配, 考虑自己联盟利益优先, 群体利益其次;第四是个体利益排在最后。

3. 组织政治影响结果因子分析。

可知信度 (Alpha) 基本上大于0.402, 信度不是很好。其原因主要是调查对象不了解组织政治, 目前又不是管理者。KMO为0.545, Bartlett球形检定卡方值为12.277, p值为0.006, 从结果看不是完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进一步分析,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可见, 仅仅提炼出一个潜在变量, 可以将其理解为组织政治表现结果变量, 从其贡献度上可以分析, 组织政治最大的表现是给员工造成巨大的压力, 其次造成了组织的不公平, 至于对于企业目标贡献度较弱, 还不能肯定其一定对组织目标造成障碍。

4. 形成组织政治原因因子分析。

可知信度 (Alpha) 分别为0.6538、0.474、0.393, 问卷度量个人部分可靠性较好, 组织部分具有可靠性不是很好, 原因主要是调查对象可能目前不是管理者。KMO为0.661, Bartlett球形检定卡方值为184.022, p值为0.006,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提炼的四个潜在变量为:个体因素、组织环境因素、最高领导作用和各级领导运用政治能力。个体因素主要考虑是个体动机导致组织政治。从方差贡献率数据可以得出个体最大原因是后天掌握的政治知识造成的, 其次承认个体的可遗传的先天特性, 比如争强好胜、善于人际交往等。第三与个人经历积累的社会经验有关。最后与个体性格和成长环境关系最弱。组织环境因素, 主要包括组织制度是否完善, 对组织公平的维护, 领导平衡各方面利益水平等多方面。从方差贡献率数据可以得到主要因素是组织制度, 可以理解为制度不完善给某些组织政治行为创造机会, 也可以理解为组织执行制度的本身存在政治行为。其次工作环境, 最后就是群体的相互影响。最高领导作用, 政治行为没有对错之分, 既然存在就有其合理性, 关键在于领导驾驭的能力, 掌握控制的力度, 某些组织政治行为可能因为领导自身有意或无意的支持而存在。群体相互影响对本因子也有一定的影响。各级领导运用政治能力。领导存在影响个体薪酬与晋升方面结果的权力, 领导不是普通个体, 而是兼顾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综合个体。就组织政治行为而言, 领导运用是否比普通个体强, 如果能够得到大家认可, 至少认为是可以研究的一个特质。从方差贡献率数据可以得到领导运用是否比普通个体强是最大因素, 其次是后天政治成功激励。

四、结论与讨论

组织政治是客观存在的, 是组织、群体和个体等各层面相互影响的结果, 但组织层面的影响较个体影响强, 个体应顺势而为。

组织可以通过研究对物质利益的分配, 个体面子的尊重, 领导关键事件的控制, 以及同事间的人际关系等, 了解组织政治。个体有可能夸大自己成绩或能力, 在听取个体成绩时候, 应该获取一定的佐证信息。领导控制力主要控制策略在于团结可以成为联盟的人, 保持组织的持续稳定发展, 利用组织政治形成较大的力量, 约束个体有损组织目标行为。个体可能加强个体间的相互关系, 保护自己或小团队的物质利益, 这需要管理者谨慎处理, 一方面顾及法不责众, 另一方面要有一定措施, 防止其阻碍企业发展。

五、结论的缺陷性

以上结论虽然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的, 但由于量表是设计过程中有主观成分, 因此研究开始存在一定先天缺陷。部分样本可能不是管理者, 不了解组织政治的理论含义和实际表现。在潜变量提取方面有部分主观因素, 少数潜在变量与仅仅一个问题显性相关, 结论有一定牵强性, 还需要进一步形成结构方程检验。

参考文献

[1]孙汉银.论组织行为学中的组织政治知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4, (1) :45-49.

[2]黄忠东.组织政治行为评价结构及其与个人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 2005, (12) :45-49.

[3]马超.组织政治认知对员工行为的影响[J].心理科学, 2006, (6) .

[4]刘军.政治与关系视角的员工职业发展影响因素探讨[J].心理学报, 2008, (2) :201-209.

[5]卫武.企业政治行为:经济与组织对其影响的研究[J].管理科学, 2004, (3) :1-7.

政治组织 篇8

1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

1.1 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积极开辟新途径, 探索新办法, 创造新经验。

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 也是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保持其生机和活力, 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的立足点。

1.2 增强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实践的自觉性、坚定性。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 就是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使企业稳定快速发展。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关键是如何运用科学发展观改善改良广大党员干部和员工的思想觉悟。不断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 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真正意义, 从实际出发, 从我做起努力贯彻科学发展观。

1.3 增强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

企业日趋市场化, 新观念, 新事物, 新政策不断出现。加强各个层次员工的思想政治觉悟, 就需要对其区别对待, 做好典型示范, 取长补短, 营造良好的氛围, 统一整体思想, 集体奋斗才能体现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1.4 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

企业机制转换改革过程中在所难免的出现了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 需要尽早解决。当然大多矛盾冲突的关键在于利益的冲突, 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等。因此要从思想政治工作中调剂此类冲突, 就要做到的公开、公正、公平原则, 根据群体的不同, 事件的差异从实际出发, 选择正确的方式方案, 做出最合适, 合理的解决方案, 稳定员工思想, 防止矛盾激化, 增强企业凝聚力, 解决好实际问题。

2 增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途径

2.1 转变思想观念, 增强实效意识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主要取决于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主观因素。当前社会思想政治工作的弊端主要是过于形式主义, 衡量工作优劣的标准也过于肤浅, 不重视实际效果, 只片面的看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形式的活动搞了多少场, 作用大小也不深究。在这种形式主义的影响下, 思想政治工作并未真正落实到领导干部及广大员工之中, 声势并不能代表实效。因此若想取得实际效果得到职工的支持和认可, 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 先从领导干部中培养出创造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观念, 使其能够正确的带动广大职工彻底落实思想政治工作。让“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始终贯穿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全过程, 成为既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 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脚点。

2.2 坚持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企业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是人, 以人为本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人才能决定一个企业发展的好坏, 党员干部和广大职工自觉参与, 积极配合, 齐心协力, 努力奉献, 共同发展创造才能不断推动企业的发展, 才能使个人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尊重人是“以人为本”, 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只有理解、尊重、信任职工把职工当做自己的朋友, 坦诚相待才能得到广大职工的支持, 才能共同合作发展。尊重人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关心群众利益。

以人为本就是关心人这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关心人就要与职工融为一体, 多为他们着想, 关注他们的生活, 从他们的角度考虑他们的需求。一要对职工多关心支持, 政治思想上多引导教育、生活上多体贴关怀、学习上多指导帮助、工作上多鼓励支持、了解他们, 更好的引导帮助他们。二要深入了解职工的思想和生活, 注重职工的实际利益, 切实关心职工, 多办事实好事, 不要只搞形式主义。三要亲和于职工, 在情感上与职工拉近距离的基础上, 还要真正关怀职工, 关心他们的生活更要关怀他们的前途和未来, 合理安排他们的岗位, 使其潜力得到最大的发挥。

激励人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做好激励工作要从以下几方面出发:一是与职工多沟通, 了解职工;二是在了解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安排与他们能力相适应的工作, 做到人尽其才, 使他们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创造创新能力得到全面的展现和提升。三是为每个职工设定具体而恰当的工作目标;四是对完成目标出色的职工群众要进行奖励;五是奖励机制一定要公平。

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无非是成就人才创造人才。所以我要创造良好的条件, 知人善任, 引导职工实现自身的价值, 使职工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调动职工自身的积极性, 营造良好的氛围公开公平公正, 遇面前人人平等, 使每个职位上的员工都能看到自己更广泛的前途, 充分体现新时期以人为本的新的鉴定人才的标准。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个人知识、能力、业绩为基准的职工成才渠道。

2.3 坚持与时俱进, 在创新中提高

创新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的灵魂, 也只有在不断改进创新中, 才能增强工作的实效性。观念创新是前提。只有观念创新了, 内容、方法才能实现真正创新, 内容创新是重点。

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在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中都起着领衔作用, 所以他的内容必须丰富多彩, 而作为此项工作的实施者, 必须把握准时代的需求, 抓住问题的关键, 将大量鲜活的、富有时代气息的内容作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素材, 重点要增加文化含量、科技含量和管理含量。方法创新是支撑。既可运用各种会议、电化教育等传统载体, 又可因地制宜采用网络平台;既可借鉴管理、心理和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又可运用社会文化展览等思想文化阵地, 发挥好企业文化的作用, 使职工在轻松愉悦中接受领悟思想政治的内涵, 做好典型示范, 营造良好的氛围, 使广大职工在潜移默化中认可这种思想, 增强实际效果。

3 结语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 不断创建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把握发展机遇, 构建和谐企业, 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 为实现企业“全面腾飞”奠定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是指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也是做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关键词：思想政治,科学发展观,工作创新

参考文献

[1]贺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若干问题[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2]谢忠平.试论党员主体地位[M].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08 (1) .

论民办高校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 篇9

1 民办高校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 民办高校的“政治”绝对不是学校行政、管理、教学之外的狭义的政治, 而是与国家政治相统一, 然后渗透落实到学校整体各个层面的决定性因素;“核心”不是当然的绝对的对学校各项事务的全权决策, 而是站在具体事务之上贯穿其中进行思想政治的统一和领导。 (1) 笔者同意上述观点, 更具体地说, 应该是民办高校的建立、发展必须符合国家的政治发展要求, 必须在培养教师、培养学生的管理工作中坚定理想信念, 坚定政治信仰。另一方面, “核心”一词要求党组织站在全校高度统筹全局、把握办学方向和办学目标, 及时为学校发展提供建议。总之, 政治核心作用解决的是学校发展中的思想战略问题。

民办高校的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有别于公办高校的党组织作用。按照《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 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党组织既是政治核心又是领导核心, 对高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民办高校党组织的地位和职责既不同于公办高校党组织的领导核心, 不同于机关党组织的保证监督, 也不同于国有企业的“政治核心”。民办高校党组织的“政治核心”是在董事会领导下, 维护董事会利益的核心, 是指导学校行政事务的思想核心, 是具体行动前的思想指南。有学者认为, 民办高校党组织应发挥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用。笔者认为, “领导核心”的提法欠妥。民办高校的领导核心是董事会, 党组织有义务为董事会、学校提供意见和建议, 却无权力要求董事会履行。在民办高校中, 与其说党组织是领导核心, 不如承认党组织的地位类似于法人企业的监事会, 指导工会和团委开展工作, 监督学校的整体管理, 以维护校园稳定, 建设和谐校园、精神文明校园。然而,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民办高校党组织并不完全等同于监事会, 它领导学校一切党建工作以及有限的参与决策权。

2 民办高校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现状

截至2014年4月, 广东民办高校共49所, 其中, 民办本科 (含独立学院) 21所, 民办专科28所。在建校三年内, 49所民办高校都基本建立了党组织, 并设立党委办公室、配备相应党员干部。然而, 有场所、有人员并不意味着党组织的作用就能发挥, 关键要看党组织建设。民办高校建立时间短决定了党组织根基不牢固、制度缺失, 从而使得发挥作用的途径总是在反复尝试中不断更换, 未能形成有效统一的机制。加之党组织与校董事会、院行政的三角关系在民办高校投资方与母体高校党委之间“大博弈”的背景下关系更加复杂。部分民办高校党组织甚至只负责发展党员和支部管理, 不涉及学校安全稳定等其他事项, 濒临边缘化境地, 何以谈党组织作用的发挥?

具体到实践层面的每个环节, 党组织与民办高校的行政组织存在一定的排斥, 从而使得党组织工作难以推进。

(1) 权责不清, 地位尴尬。民办高校董事会是决策机构, 党组织参与决策。而实践中各民办高校未能很好的厘清党组织对学校事务拥有的是建议权还是参与决策权, 使得党组织决策尴尬。部分高校赋予党组织决策权, 却碍于校长的权力产生策而未决之局面。大部分民办高校实际上赋予党组织的是“建议权”, 建议权的软效应使得党组织发挥作用存在障碍。

(2) 途径不明, 机制缺失。党组织的性质决定党组织对学校工作的统一领导, 然而, 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途径未能分层次、对象, 而是被笼统地理解及运用, 没有形成错落有致、有机统一的体系性, 使得各途径未能协调发挥作用。目前, 大多数民办高校党组织内部并没有明确的组织管理制度和主动监督模式, 往往是在完成上级党组织任务的时候才临时组织管理或完善制度, 未能确立明确的途径发挥自身作用。另一方面, 途径的缺失使得发挥作用效果不明显, 从而反向作用于途径, 使得途径、机制建立更加滞后。

(3) 队伍不实, 制度难延。尽管民办高校党组织以及各院系党总支、党支部越来越重视党工作的延续性、制度性建设, 如广商学院华商学院经济系在2009年成立以来, 共制定党内议事制度、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党内制度3项, 党内工作计划和总结14份, 相关填写表格模板13份, 会议记录、公示等文件模板11份, 基本形成换党员干部不换制度、党建工作顺利开展的局面。然而, 党员干部流动性大仍然是制约党组织扎实根基的重要因素。据调查显示, 民办高校教职工每年流动率约为28%, 党员教职工占其中的90%, 担任党员干部的教职工党员为42%, 党员干部流动造成制度、组织的不稳定。此外, 干部队伍不充实, 兼职党员干部仍然占多数,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党组织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3 民办高校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实现途径

完善民办高校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途径具体包括参与决策、党组织管理、学生干部建设等机制, 现对实现途径作初步分析。

3.1 首要途径:辅助教学工作

高校教育工作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人”展开, 民办高校党组织工作也应该服从服务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然而, 辅助教学工作并不意味着被动接受任务、被动工作, 相反, 其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做好党建工作并更好地服务于“培养人才”的教学目的。一是正确把握教学方向。经济、管理、旅游、市场营销等课程教授和学科建设离不开政治思想的指导, 离不开党组织的领导。具体体现在对各学科教师的思想指导, 以及对课程安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总结的详细运用中。特别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上, 党组织为其提供解决的理论基础, 并更好地探讨实践。二是积极参与学生思想政治教学工作。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参照公办高校思想政治教学工作, 专门设立思想政治部, 由学院党委直接领导并管理。在党组织领导下, 专职思政教师与辅导员管理相结合, 共同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2 根本途径:参与决策

基于权力理论, 有权力即有执行力, 民办高校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决策权。有学者认为, 民办高校党组织要切实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重要方法就是切实参与学校决策。建立党组织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决策并行的决策机制, 注重把握参与过程, 加强基层力量。 (2) 部分学者认为, 民办高校的校长负责制决定了党组织没有决策权。折中意见的学者认为, 依照《关于加强社会力量举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的内容, 民办高校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 亦即赋予党组织重大问题参与决策权。综合上述观点, 笔者认为, 民办高校党组织拥有有限的参与决策权。需要注意的是, 党组织是参与决策, 并不是决策。党组织书记可以作为董事会成员, 代表党组织、全体党员及学生, 出席学校董事会对重要事项的商议决议会议, 发表意见, 行使表决权。党组织不能单独决定学校办学、教学工作等事项。“有限”, 即党组织参与决策的范围是有限的, 可以表述为“重大问题”, 亦可表述为“重要事项”, 概念都是模糊的。据此, 笔者认为必须把党组织书记纳入董事会成员, 只要召开董事会会议, 党组织书记必须参与并发表意见, 这样即可免去解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之烦恼, 亦可在实践中易于操作。党组织参与决策的具体要求有二, 即提出切实有效的决策和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直接愿望。因此, 需要党组织对要决策事项的充分调研和准备, 在搜集各方面信息的基础上分析问题, 提出针对性的方案和策略。

3.3 现实途径:通过学生活动带活党建工作

党组织发挥作用就是要求党组织的工作触角深入到学生和教师中, 在有形和无形中规范、指导学生和教师的行为。从隶属级别来看, 高校党组织分两层:学院党委、二级学院党组织 (包括所属学生党支部) 。学校党委主要由教师组成, 通过教学、辅助教学发挥作用。而以学生为主体的二级学院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途径应充分考虑学生因素。除了教学工作外, 形式丰富的学生活动是带活党建工作, 让党组织的影响深入学生的思想的重要方面。

当代大学生思维敏捷、活泼好动, 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对学生树立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义。据调查统计, 61.2%的学生是通过课堂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了解党的相关情况, 25.6%的学生是通过新闻媒体等报道了解党的相关情况, 13.2%的学生通过参加各项活动了解党。然而, 45.2%的学生认为他们是通过参加活动使党及党员形象深入学生心中的, 认为他们是通过新闻报道等形式使党及党员形象深入学生心中的有45%, 仅有9.8%的学生认为课堂教育使党及党员形象深入学生心中。可见, 以学生活动为媒介宣传党的知识、进行党员教育是创新党建工作的活力因子。具体而言, 借助党组织生活的平台, 一改陈旧的会议交流形式, 通过创新开展公益服务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专题调研活动, 从教室走向校园、走出社会, 更好地发挥党组织作用。

综上所述, 民办高校党组织发挥作用的三大途径, 本质上来说就是要求党组织处理好教学管理与行政管理、行政决策的关系, 处理好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的关系, 处理好优良传承与务实创新的关系。从党组织的长远发展来看, 只有建立并完善机制, 才能永葆党组织的青春活力。

注释

11 陈粟, 张建中.民办高校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探析.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2 (1) .

政治组织 篇10

高校学生基层党组织及班团组织是大学生的基本组织形式, 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阵地。辅导员开展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 就是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保障优势, 发挥共青团员在教育、团结和联系大学生方面的优势, 发挥班级在实现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方面的优势。

一、基层党组织及班团组织的重要性

(一) 基层党组织及班团组织是大学生的基本组织形式

没有集体, 就不能很好地培养集体主义观念, 我们要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把广大学生集体组织和团结起来。同时, 基层党组织及班团组织也是高校开展学生管理工作的基本组成单位。只有每个相对独立的组织稳定发展, 组织成员健康成长, 才能推动整个学校的正常运转, 才能推动其他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 基层党组织及班团组织是发挥组织育人功能的有效阵地

在集体组织中, 个人可以受到来自他人的激励, 群体竞争和心理压力会推进个体的成长速度, 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会产生多元思想与碰撞, 有利于开阔视野, 促进个体成才。优秀的班级集体和党团组织将会更好地帮助学生坚定信念、提升素质、拓展潜力。

(三) 基层党组织及班团组织是学生共同成长的温暖集体

班级是学校的基本单位, 也是学校行政管理的最基层组织。我们需要通过班级活动营造温馨的集体氛围, 增强学生的心理归属感。党组织引领学生的思想;团组织服务学生, 指导学生学习、实践。班级就像一个大家庭, 在这个大家庭中, 只有充满了温馨、亲情、友谊, 才能处处感受到家的温暖。

二、“三建设”提升基层党组织及班团组织的战斗力

(一) 队伍建设是关键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离不开一支素质优良、精诚团结的学生骨干队伍。基层党组织及班团组织中的学生干部是辅导员的有力助手, 更是学生、班级和学校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1. 在学生干部搭配方面

辅导员组建队伍时不应拘泥于个人才能, 还应考虑所选成员是否能够合作融洽, 团队能否形成积极向上、健康团结、合作共进的整体风格。组建团队时应考虑奋斗目标、工作性质、服务对象三大方面的特点, 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人员配备。同时, 应注意团队中的男女比例、寝室分布等方面的细节问题。

2. 在骨干队伍的选拔培养方面

辅导员应本着慎重选拔、大胆任用、悉心培养的原则。在选拔的过程中应注重考查学生的道德品质、学习成绩、工作能力 (包括自我决策能力、适应社会能力、实践操作能力、表达能力、社交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创新能力等) 、群众基础、发展潜力等内容。

3. 在队伍考核与激励方面

考核包括工作绩效、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和群众满意程度。同时, 在追求目标的实现过程中, 应不断为学生分析目标的可实现性并提供指导, 激发集体的成功愿望, 营造出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整体氛围。

(二) 制度建设是保障

健全和完善的制度体系, 为班级组织和成员间提供了行为规范和约束机制, 使得班级和组织建设有规可依、有章可循。班级需要的制度应涵盖学习、生活、班级事务、队伍建设、支部活动等方面。学习类制度主要包括课堂请假制度、各类评先评优审核制度、考试纪律制度等。生活类制度主要包括外出活动审批制度、宿舍卫生工作制度、寝室安全制度等。班级事务类制度包括班级财务制度、各类会议活动制度、班级信息管理办法等。队伍建设类制度包括班委职责、班委考评制度等。党支部活动类制度主要包括党员发展规定、支部例会学习制度、支部各类表格填写规定等。制度的制定是基础, 执行是核心。辅导员要对制度执行进行有力监控, 对制度进行有效评价并及时加以调整, 努力将制度的执行内化为每个成员自觉的行为。

(三) 文化建设是主线

文化, 作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载体, 它渗透于班级建设的方方面面,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班级的管理水平和育人水准。第一, 塑造氛围。在物质文化氛围方面, 通过教室布置、宣传栏设立、标语张贴等建设, 让人以最直观的方式感受班级的文化氛围, 同时可以迅速地烘托出班级的文化气氛。在精神文化氛围方面, 通过班级口号的征集、班风标准的讨论、树立典范人物等, 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 为学生提出班级发展目标和个人成长要求, 促进形成积极向上、竞争进取的班级氛围。第二, 活动创新。文化需要通过活动来表达它的具体内涵。班级需要不断创新活动形式, 树立自己独特的品牌文化活动, 以此增强活动的吸引力, 培养学生的归属感。第三, 情感氛围。在组织氛围的营造中, 应搭建多个平台, 如班级网络虚拟教室、悄悄话信箱、学生QQ群、辅导员博客、飞信等, 拉近教师与学生的距离, 加强工作之余的情感交流。在组织或班级成员生日时及时送上关心与祝福, 在组织或班级成员比赛时为之鼓劲与加油, 在组织或班级成员受挫时予以抚慰与支持。情感的培养还需要我们经常深入到学生当中多了解, 多沟通, 多参与。

三、“三保”推进学生党建工作的创新开展

(一) “保量”重在前期培养: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坚持学生入党前的党校培训, 并将其规定为一个严格的组织制度, 要保证学习与培训时间, 使得党校学习不仅是学生的一门必修课, 而且成为他们人生中重要的一课。要使政治理论学习取得良好的效果, 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要丰富理论学习的方式, 采取开会、辩论、研讨、公益活动、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 激发大学生对理论学习的热情。二是在教育内容上, 改变传统中配合重大的政治事件开展理论学习的现状。可以多增加一些与大学生思想、生活、工作等密切相关的内容, 增强学习的时代感和使命感, 做到理论学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大学生, 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 “保质”重在入口筛选:构建入党答辩机制

健全答辩机制, 一是答辩内容要全面, 全面考察发展对象综合素质。党支部应该将入党动机考察、志愿服务效果考察、班级事务表现考察、党的基本理论知识等作为答辩内容。二是答辩程序要细化, 努力构建互动监督平台。发展对象要接受现场党员教师、同学的提问。一方面要增强发展党员工作的透明度, 保障答辩过程合理有效, 另一方面要构建全新互动监督平台, 起到了“答辩一个人, 教育一群人”的共鸣作用。三是答辩评估要严格, 力求答辩评议结果公正。答辩委员会对答辩结果集体讨论、认真分析, 结合答辩者日常学习、生活和工作表现, 考察参与志愿服务的主动性和成效以及党内外民主评议的情况, 给出最终答辩成绩。同时, 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 对于答辩结果存在异议者可以在七个工作日内进行反映, 并对未通过答辩的发展对象指出其不足及努力方向。

(三) “保先”重在形象塑造:倾心打造三大工程

1. 党员形象工程———建立“党员示范宿舍”

将学生党员的照片以及个人名言警句公布在宿舍门口, 展示党员风采。以党员所在宿舍为标杆, 有效带动同学向党员看齐, 同时也可督促党员时刻注意修身自律、树立党员形象, 发挥其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2. 党员责任工程———建立“党员责任区制度”

每位党员在公寓楼内承担一定区域的宣传寝室文明建设, 协调同学关系, 保持公共卫生, 处理突发事件, 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等工作。建立党员联系制度, 每一位入党积极分子都有学生党员来联系和考察, 每一名普通同学都有入党积极分子来联系, 进而完善学生的信息反馈制度, 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维护学校安全稳定。

3. 党员内化工程———“三帮”“一加强”

“三帮”是指:一帮思想, 党员积极带动周围同学思想进步;二帮学习, 对学习有困难的同学, 党员主动与其结成对子, 带动更多的同学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三帮生活, 带动特困生树立信心完成学业。“一加强”是以党员为带头人, 成立自律督导队, 把公寓学习氛围营造起来。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包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实现教育的渠道也是非常广泛的。只有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学校德育建设的整个框架体系中, 积极创设鲜明的校园文化, 认真组织丰富的课余生活, 并建立“学校家庭共责”的育人网络, 打造“学校社会共联”的德育平台, 健全“学校政府共育”的培养机制, 才能让学生在健康、平稳、良好、轻松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

参考文献

[1]刘川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林蓉.浅谈新时期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问题[J].江苏教育, 2007 (4) .

[3]耿乃国.高校辅导员工作理论与实务[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篇11

一、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加强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

国有企业党组织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创新中求突破，在突破中谋发展。

一是理念创新，引导企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在企业党建理念创新中，党的一切工作都要融入企业的中心工作之中，注重在创新思路、拓展新思路上下功夫。要发挥政治优势推动企业和谐发展。所谓和谐企业是指一个有序并充满活力的企业，企业和谐的基础是职工个体的和谐，而每个职工自身和谐又在于心里的和谐。当前，企业改革处在攻坚阶段，发展处在关键时期，企业改革改制、结构调整、人员分流等事关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势必会影响企业职工的思想情绪，如果不能正确的化解职工情绪，必然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的生产经营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疏导的着力点放在干部员工关心的热点问题上，善于从苗头上发现潜在的思想问题，从渐变的过程中预测到突发的可能性，切实帮助职工解除心灵深处的困惑和疑虑，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健康的心理参与企业的改革改制，自觉投身到企业生产经营工作中去。

二是制度创新，促进党建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加大制度建设和创新力度，重点从班子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多方面梳理现有党建工作制度，思考搭建党建工作制度体系架构，形成规范有序的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

把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与董事会依法决策结合起来，健全党组织有效参与决策的体制机制。参与重大问题决策是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重要职责，是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基本途径。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与董事会依法决策，两者总体目标一致，既要维护和支持董事会对企业重大问题的统一决策权，又要保证党组织的意见在企业重大问题决策中得到尊重和体现。

三是载体创新，努力提升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夯实党建根基、增强组织活力的重要手段，要注重结合企业实际创新活动载体，构建活动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不断提升党建科学化水平。

创新党组织活动方式和载体。要加强企业生产经营一线党支部建设，把解决改革发展中的难题作为党组织活动的重点，把促进生产经营的成效作为重要检验标准，通过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党员品牌工程、党员攻关项目等有效载体，为党员发挥作用搭建平台，使党建工作成为企业价值链上的重要环节，成为企业发展的内在推动力量。

二、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始终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国有企业的特色和优势之一就是党组织是企业的政治核心，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党的政治领导；二是党的思想领导；三是党的组织领导。

近些年，各地积极探索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的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从实践经验看，把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保证公司治理结构有效运行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有机结合起来，是国有企业领导体制改革必须把握的重大原则。

要把党组织的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工作任务纳入企业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工作规范之中，使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要妥善处理党组织与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的关系，形成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结构职责明确、有机融合、运转协调的新型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是实现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与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有机结合的有效办法，要在实践中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央企业进行董事会试点以来取得了重要进展，要结合企业实际，加快推进步伐，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符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向，有利于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有利于调动广大党员和职工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

三、国有企业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

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体现在参与决策、执行、监督等各个环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融入生产经营中心。紧紧围绕生产经营开展工作，把党的工作融入到企业生产经营工作的各个环节，集中广大党员和群众的聪明才智，当好参谋，促进企业的科学发展。

二是参与企业重大决策。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组织架构，为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提供组织保证。党组织参与决策要站在为国家负责、为企业负责、为职工负责的高度，主动参与带有方向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的决策，提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三是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原则，真正把那些讲政治、善经营、有开拓精神的优秀人才选拔到企业经营管理岗位上来。同时，保证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和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为企业发展提供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

四是充分发挥保证监督作用。主要是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在企业得到贯彻，深入开展党规党纪教育，严肃查办各类违纪违法案件，着重加强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关键岗位的监督，对企业领导班子决策和用人的监督，对企业投资、财务管理、产品销售和物资采购、工程招投标、企业改组改制和产权变更交易等权力运作重要环节的监督。要把党组织监督与监事会监督、职代会监督等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对违反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监督，同时不断完善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制度，落实责任，推进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体现党的监督保证作用。

五是切实加强党委对工会共青团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构建和谐企业中的凝聚作用，加强对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领导，特别要重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以群团组织优势发动人，发挥党的群众工作优势，通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党员队伍素质，加强职工队伍建设，反映职工诉求，维护职工利益，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提高员工的幸福指数和满意度，营造和谐稳定、充分激发蕴藏在职工群众中的创造力量，共谋发展的良好局面。

总之，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脱离企业改革发展的实际，必须找准党委工作的立足点、结合点、突破点，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以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引领企业的各项工作，真正能够体现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发挥出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推动企业快速发展。

政治组织 篇12

一、国有企业党组织影响力的现状分析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使得企业党组织只能是企业发展的政治核心。党组织在涉及企业经营管理的诸多重大问题上没有主导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很多时候, 他们的意见只是对企业决策层起到参考作用。从目前情况来看, 有的企业党组织在安排工作的时候, 台下的员工大多听得昏昏欲睡, 回应不够积极。很多党员职工对组织下发的任务积极应答却消极执行, 党组织的感召力由此可见不够强。

目前, 在新的国企股权结构下如何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企业还没有研究和探索出成熟的、可操作性强的制度体系。许多国企在改制过程中没有同步开展自己的党务工作, 而企业的党建负责人也经常出现权责不一的情况。以上都是现在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得不到发挥的原因, 且同时也是党组织影响力被削弱的根源。

二、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重要意义

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可以保证和监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国有企业中的贯彻与执行。国有企业党组织是我们的执政党在企业中的基层组织, 它的存在可以保证国家政策方针在国有企业中的贯彻执行, 同时还可以监督企业领导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的日常行为不要违法乱纪。

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 有助于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涉及到很多方面, 比如, 企业的重要人事安排、企业的安全生产以及企业的薪酬分配等

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可以对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起到领导作用。我国的《党章》赋予基层党组织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领导精神文明建设和群众组织的活动开展,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还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重心在基层。”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有助于企业的和谐健康发展, 还可以协调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

三、国企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企改革步伐的加快, 国企党组织在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时面临着许多的新情况。国有企业要适应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同时还要保证党对企业的政治领导决不动摇。在新的形势下, 我们的国有企业党组织要深入研究探索新的途径来有效发挥其政治核心作用, 并大胆创新勇于实践。

1. 转变思想观念, 创新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机制

国企党组织要想发挥好自己的政治核心作用, 首先就必须要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 调整工作方式, 树立负荷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特点的新党建工作理念, 创新党建工作机制。在思想上, 企业党组织要尽快适应国企改革带来的变化, 及时调整自己的发展思路努力是党建工作内容与企业改革发展相适应。为了增强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的融合度并解决党政“两张皮”问题, 我们的党组织可以创新自己的工作机制, 即把“党委把关”和“联席会议”有机结合起来。其次, 我们的党组织还要明确职责、规范流程, 依法参与企业的重大问题决策。

2.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建设一个高效廉洁的领导班子

企业党政领导班子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当对企业的政治领导, 一个优秀的领导班子可以有效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一个高效廉洁的党政领导班子有助于党的方针路线在企业中的贯彻实行, 同时还是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宗旨的需要。企业的竞争最终体现在人才的竞争上, 在人才队伍的建设中, 我们的企业要坚持从思想政治素质好、具有党建创新能力的人中间认真选择领导班子的组成人员。其次, 国有企业还要制定适合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干部和人才选拔任用、管理监督工作机制。

3. 抓好党组织自身建设, 凸显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面对科学发展新要求, 企业党组织必须处理好企业改革发展与党建工作的关系, 学会利用现代管理的手段来提高自身的工作水平。当前, 企业党组织自身建设上还存在许多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党组织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政治核心作用。首先, 我们的企业必须健全自己的基层组织, 充实党务人员的队伍, 积极稳妥地开展组织发展工作。其次, 我们的企业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 凸显出党员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

4. 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 增加国企党组织的内生力

俗话说的好, 一年企业靠运气, 十年企业靠制度, 百年企业靠文化。在企业的改革发展过程中, 企业文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用企业文化来凝心聚力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它的建设体现着企业的软实力大小。把党建的目标要求和企业的文化理念结合起来, 就是使党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观内化为企业的文化理念。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可以借助企业文化的理念和方式来发挥, 这样一来可以不断增强党建活动的群众性和感召力。

结语

总而言之, 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下, 面对着层出不穷的矛盾和问题, 国企党组织必须结合实际情况不断进行创新, 努力把自身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切实发挥国有企业的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对企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领导班子要不断创新企业党建活动形式, 开拓新的有效的途径来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

摘要：企业各级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 为企业的改革发展大局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本文在分析国有企业党组织影响力现状的基础上, 提出了几点国有企业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涛, 结合实际不断探索切实发挥国企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J], 经营管理者, 2013, (03) .

[2]谢宏敏, 对国有企业党组织有效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调查[J], 探索创新求实——青海省“十一五”时期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汇编 (下) , 2011,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