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贫困（共8篇）
选择性贫困 篇1
20世纪下半叶, 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快速推进, 全球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 但这种高速经济增长是极不均衡的, 增长主要体现在拥有资本或某些权利者身上, 因此富裕者或发达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和发达, 而穷人或发展中国家相对而言变得更加贫穷和落后于发达国家, 全世界相对贫困 (poverty) 人口存在增加趋势[1]。据世界银行估计, 从1987年到1993年间, 世界贫困人口从12.3亿上升到13.1亿[2]。在中国, 2004年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城市低收入贫困人口分别都在2500万人左右[3];从贫困分布看, 中西部部分省区的国家级贫困县贫困发生率高达10%以上;而城市贫困人口数量在自1990年代的10年间增加了一倍, 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由4.6%上升到5.3%[4]。
贫困的普遍存在使得贫困人口诸多权利被剥夺, 在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人权上和其他人群相比具有极端不公平性 (inequity) [5]。而古今中外, 实现公平和消除贫困都是永远不变的社会理想, 也是政府治国的重要出发点。因此, 反贫困 (anti-poverty) 的斗争在历史上、在世界范围都从来没有停息过。
1 健康贫困的概念和理论含义
近50年来, 世界反贫困斗争取得了极大进展, 但人们认识到, 由于经济收入水平仅仅是贫困变化的部分原因, 单纯从经济角度衡量贫困忽略了贫困和福利的非收入性质, 因此在反贫困策略上逐步由过去单纯的反经济贫困转向关注人文贫困 (human poverty) [1.6]。
1997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针对贫困的人文特征提出了“人文贫困”的概念, 用来反映更广泛、多方面的贫困和发展问题。人文贫困被定义为缺乏最基本的个人发展机会和选择权, 它包括拥有长久而健康的生命、保持体面的生活标准、享有正当的自由、尊严以及其他方面。人文贫困包括了收入贫困、权利贫困、人力贫困和知识贫困[4]。其中, 收入贫困是指最低收入和支出水平的贫困, 最通常的衡量标准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贫困线;权利贫困是指缺少本应享有的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和基本的人权;人力贫困是指缺乏基本的人类能力, 包括识字水平、足够营养、预防疾病、健康长寿;知识贫困是指获取、交流、创造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匮乏。人文贫困的核心是权利贫困和知识贫困, 实质是对人类基本权利或能力的一种剥夺。这种划分对中国的贫困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人文贫困是21世纪人类所关注的最大社会问题, 中国又是人文贫困最突出的国家, 人文贫困指数位居巴西、印度之前, 居世界之首。其中沿海地区为0.18, 北京为0.10, 相当于智利、新加坡等极低人文贫困指数的国家, 而西部地区这一指数高达0.44, 相当于索马里等人文贫困极高的国家[7]。人文贫困的提出给我们的启发是:在今后制定反贫困战略时, 应将过去单纯关注物质贫困、经济贫困转向更多关注人文贫困, 通过实施一系列有利于贫困人口、少数民族、社会弱势群体的增长策略, 消除人文贫困。
正是在人文贫困理论基础上, 人们开始正确认识和处理健康与贫困之间的关系, 这成为人类反贫困理论的最新标志性成果之一[8]。发展经济学认为, 健康可以看成是发挥社会功能的一种关键性的基本能力和价值。通常健康被剥夺是贫困的一种形式, 也是导致收入贫困的重要原因。它既是发展的目标 (即人们是否能够拥有健康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 , 又是发展的手段 (通过健康人们能够获得好的发展机会) , 而得到基本的健康服务是保证获得这种能力的权利。从政府和社会角度来看, 发展就是要为人们提供这种权利, 并使更多人得到这种能力[9]。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Michael Grossman指出[6], 健康既是一种消费品, 它可以使消费者感觉良好, 同时又是一种投资品, 因为健康状态将决定消费者可利用的用于工作和闲暇时间的多少, 生病天数减少的货币价值就是健康投资的回报, 当健康作为一种投资品时, 健康投入的多少就决定了人们可以获得的人力资本的多少, 也就是说, 如果人们将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医疗保健支出从而使自己保持健康状态, 那么人们就可以通过增加工作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 获得新的工作机会等方式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 这种投资的收益即是疾病损失的避免、收入的增加和个人福利的改进。收入的增加又能反过来促进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投入的增加, 从而使健康与福利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关系。相反, 健康水平低下使人们丧失了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和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 造成了收入的减少和贫困的发生, 后者又进一步制约着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 最终形成了健康水平低下, 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贫困、健康水平再度恶化的陷阱。
不难看出, 健康水平低下既是贫困发生的原因, 也是贫困造成的后果, 这种由于健康水平低下造成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而产生的贫困即可称之为健康贫困[6]。我国学者认为, 健康贫困是一种机会丧失和能力剥夺, 即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支付能力不足所导致的参与医疗保障、卫生保健和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机会丧失, 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健康水平下降导致的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被剥夺, 从而带来的收入减少和贫困发生或加剧[10]。
2 健康贫困的量化分析
1970年代以来, 人类健康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但在大多数贫困地区, 结核病、乙型肝炎、AIDS等传染病的流行仍在扩大, 腹泻类疾病正向新的地区扩散, 同时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健康水平存在很大差异。比如, 孕产妇死亡率在发展中国家高达471/10 万, 为发达国家的15倍。发展中国家1/15的人口在40岁以前死亡, 大约1700万人口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于可治愈疾病;发展中国家近8亿人口缺乏基本卫生服务[11]。联合国计划开发署1997年5月《人类发展报告》中, 用缺少基本卫生服务人群的比例、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的比例、期望寿命低于40岁人群的比例和得不到安全饮用水人群的比例几个指标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疾病负担, 发现这些贫困人口中得不到基本健康服务的人群及营养不良的儿童占绝大部分。中国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同样不容乐观, 边远地区贫困人口的疾病负担集中在传染病 (包括结核病、腹泻病和碘缺乏病等) 及寄生虫病上, 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家庭的儿童中, 大约有一半至少患有轻度营养不良 (发育不良) , 高达90%的贫困儿童感染慢性蠕虫病, 铁、维生素A和其它微量元素缺乏症在贫困人口中仍很常见, 最贫困的1/4农村人口的传染病发病率是最富裕的1/4农村人口的3倍, 婴儿死亡率是后者的两倍多;在中国发现有11种几乎完全与贫困相关的主要疾病 (主要为传染病、寄生虫病、孕产期疾病、围产期疾病及营养缺乏病) , 这些疾病合在一起构成了1990年中国疾病负担的 23%[12]。
理论上, 健康贫困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 即贫困者的健康状况差、疾病风险高, 同时因病致贫的可能性大[8]。据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 全国贫困户致贫原因占比从1998年的15.2%上升到2003年的30.0%;而且疾病引起贫困是致贫原因构成的第一位 (表1) 。从健康状况分布看, 西部地区的健康指标明显较东中部地区要差, 西部地区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是东部地区的4倍左右, 围产儿死亡率西部地区是东部地区的2倍左右, 人均期望寿命则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少4.6岁 (表2) 。
资料来源: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
资料来源:国家卫生部.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5。
3 中国的贫困现状与反贫困策略选择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改革开放以前, 由于饥荒和生产能力不足而引起的老式贫困 (ancient poverty) 长期存在, 这是一种物质资源的“稀缺性贫困”。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能力逐步增强, 在稀缺性贫困继续存在的情况下, 在城市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变, 下岗失业和困难企业开始大量出现, 造成所谓“丰裕中贫困”;同时, 由于经济收入差距扩大, 尽管我国GDP逐年高速增长, 但因为分配不公平而形成新的贫困阶层, 可以称为“体制性贫困”[1]。这三类贫困同时存在中国社会中。
在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政府和社会不遗余力地反贫困。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已经从1978年的2.5亿人、1985年的1.25亿人, 减少到2004年的2610万人和2005年的2365万人。而按照2003年882元的低收入贫困人口标准, 中国2005年10月的城市贫困人口数据为2195.5万人[13]。到2003年底, 我国国家级扶贫重点县生活在637元贫困标准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为1763万人, 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的60.8%。与上年相比, 2003年国家级扶贫重点县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增加10.7万人, 占当年全国净增加贫困人口的13.4%。从各省的贫困人口分布看, 国家重点扶贫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超过百万的省有云南、贵州、甘肃、河南和四川。西部省份中除重庆、四川外, 各省区国贫县的贫困发生率均超过10%。中部省份只有黑龙江、吉林、山西国贫县的贫困发生率超过10%[14]。而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城市贫困人口在近20年里也出现了明显的增加趋势[1]。
可见, 在反贫困策略选择中, 单纯减轻稀缺性贫困是很难以彻底消除贫困的, 要重视解决体制性贫困或者人文贫困。由于贫困者普遍存在而且异常严重的健康贫困问题, 减轻和消除健康贫困的理论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得到空前的重视。当前, 投资于健康, 消除健康贫困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 从而增加贫困人口脱贫的能力成为普遍的共识。
对贫困者实行健康救助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减轻和消除健康贫困的基本措施, 这项工作得到了世界银行、WHO、联合国等众多国际组织的大力推动。世界各国相继开展了对贫困人群的健康救助计划, 这些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和非洲一些落后国家。
进入1990年代以来, 中国政府在多年来取得的反贫困成就基础上, 一方面大力推动经济扶贫, 一方面开始实施系统的健康扶贫策略。1997年以前, 中国政府的健康扶贫项目主要集中在探索基本卫生服务筹资和推动基层卫生机构改革。1997年实施的“中国基本卫生服务项目” (卫生VIII项目) 在世界银行贷款和英国国际发展部 (DFID) 赠款 (QBSP) 支持下, 在中西部的10个省区开始对覆盖约5%的农村特困人口试行贫困医疗救助 (medical financial assistance, MFA) ;1998年开始并被纳入卫生VIII项目B部分的秦巴卫生项目开始重点对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试点县覆盖约20%的农村贫困人口进行创新性的贫困医疗救助试点[15]。2003年后, 全国农村开始推广试点贫困医疗救助, 多数地区借鉴了秦巴卫生项目贫困医疗救助的试点经验;2005年全国城市地区开始推广试点贫困医疗救助。到2007年6月底, 农村医疗救助覆盖了全部含有农业人口的县 (市) , 65%的城市开展了城镇贫困医疗救助;在原来开展秦巴医疗救助项目的地区成功实现了与国内普遍开展的新贫困农村医疗救助的接轨。我国的贫困医疗救助工作进入一个在规模上快速发展的时期[15]。
4 贫困医疗救助的理论意义
贫困救助在中国具有很深的历史传统, 历来政府和社会都把扶弱济贫作为人道理念与社会理想加以宣扬和实践, 但是实施制度性、专业化的贫困医疗救助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趋势[15]。贫困人口是一个健康脆弱性 (vulnerability) 高, 发展能力不足的弱势群体[16], 对他们实施医疗救助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
健康权的公平是公民权利的基本内容, 对贫困人口实施医疗救助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利。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 城乡贫困人口的存在且不断增加, 均表明社会公平程度的下降, 这一变化势必影响到健康公平[5]。对贫困人口进行医疗救助也是人道和人权的充分体现, 表明了人权保障内涵的深化。因此, 若要提高卫生保健公平性, 确保公正、平等地分配各种卫生资源, 使所有人都能有相同的机会享用资源并从中受益, 就要制定保障健康公平性的各种政策、策略和措施, 进而进一步降低和消除各种不利因素所导致的健康差别。因此认为建立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制度无疑是一较好的选择[13]。此外, 对贫困人口的健康投资具有更高的边际产出, 对贫困人口的健康投资更富有成本效果, “需方投入”模式有利于激励供方的技术效率。对贫困人口实施医疗救助不仅是改善我国社会健康公平的客观要求, 而且也是提高我国卫生资源使用效率的要求。
从社会保障构架来看, 实施医疗救助是完善我国社会救助制度乃至社会保障制度的迫切要求。医疗救助弥补了社会保障不能完全覆盖到的一部分贫困人口的不足, 解决了社会医疗保险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缺少医疗救助的社会救助是不健全的, 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不完整的, 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的功能也是不全的, 同时也不适应我国城乡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的客观实际。医疗救助的产生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 不仅拓宽了社会救济的领域, 而且还弥补了社会医疗保险的功能缺失, 从而完善和丰富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3]。
就健康贫困理论出发, 投资于健康, 对贫困者实施贫困医疗救助, 改善贫困者的健康状况, 是改善人力资本的一种健康投资行为[6]。事实上, 许多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并非十分恶劣, 相反却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造成这些地区迟迟不能摆脱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素质的低下和人力资本的匮乏。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各种方式中, 通过投资于健康来改善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 是提高人口素质, 增加穷人福利的重要手段, 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大量有关健康改善与劳动生产率、健康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验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如拉蒂-拉姆和舒尔茨[9]在研究印度农业生产增长的原因时发现, 用简单的生产函数无法解释农业产量在1951~1961年期间增长了36%, 而在1961~1971年期间只有19%, 二者的差异被认为是劳动者健康改善的结果。由于连续实施了10年 (1951~1961年) 公共保健计划, 印度的国民健康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 从而大大提高了此间的农业生产率。可见, 增加健康投资从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已成为消除贫困的重要手段。
5 结 论
健康贫困作为重要的人文贫困表现之一, 在我国城乡居民的贫困现实中广泛存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反贫困实践活动的发展, 对贫困者实施减轻和消除健康贫困的措施是反贫困斗争的重要战略选择。贫困人口医疗救助作为直接和公认的、广泛实施的减轻和消除健康贫困的具体措施, 在理念和实践上都正在不断深化。现在的贫困人口医疗救助理念已经从减轻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上升为提高贫困人口的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从“大病救济”的理念扩展为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的医疗权利;从贫困救助基金的“收支平衡”提升至“社会福利效益最大化”[3,15]。理论是行动的指南, 健康贫困和贫困医疗救助理论研究的深入必将推动我国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实践的不断发展。
选择性贫困 篇2
【关键词】自费政策 贫困大学生 考研选择
正文：
教育乃立国之本，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教育政策的制定也显得尤为重要。我国新出台了研究生自费政策，收费标准根据国家相关文件而定。通过研究生自费政策对潍坊市贫困大学生考研选择影响的调查研究，了解大学生考研的真正需求和迫切需要。本项研究，以公共事业管理知识为基础，采用多项科学的研究调查方法，并将其研究成果对潍坊市政府提出可行性建议，为大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提高潍坊地区的教育实力。
研究生自费造成的影响及考研现状分析
（一）研究生自费政策的背景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决定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向所有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對于这次研究生收费改革最大的争议点在于自费对于家庭困难的大学生来说是一份不小的负担。相对来说，降低了教育的公平性。
我们粗略的统计了一下，读研学费一般在一年7000元左右，住宿费为800-1200元不等，生活费不考虑消费水平的不同，每个月至少500元左右。然而，1年在校时间大约为8个月，这样全部费用加起来，读研一年的成本就要1.2万-1.3万，4年下来，就要花费四五万。这样的费用对于困难学生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困难大学生并不是少数。
考生争搭免费“末班车”2013年考研异常激烈。现在社会总体就业形势供过于求，学历高的相对来说更具优势。
（二）读研自费政策对大学生的影响
据国家有关部门2005年8月公布的数据，我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是1561万余人，其中贫困大学生405万人，约占学生总数的26%。我们需要知道“读研自费”会不会挡住寒门子弟的深造路。因为这不仅影响到学生个人的发展，也是我国人才的重大损失。从考生的角度，学生的选择可能会更加慎重。学生在选择读研时会有经济方面的考量，这在某种意义上对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是有好处的。
但有人担心研究生自费会带来很大的压力，特别是精神上的压力。依靠自身经济实力读研的同学，就得每天拼死拼活的拿奖学金，这样研究生读的比较辛苦。
（三）针对考研现状，我们的研究调查方法
我们以潍坊市内的潍坊学院、潍坊医学院等高校为调查研究地，以各大学的贫困生库中的贫困生为研究对象。并且在2013年暑假，我系以“考研自费政策对潍坊市贫困大学生考研选择的影响研究”进行了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大规模的走访调研，获得了一定成果。
（1）首先我们去各所大学向其贫困生库中的本科生和在校研究生发放调查问卷，来了解“研究生自费”对贫困学生考研选择的影响以及在校的研究生对该政策的看法。
（2）然后我们根据各位学生所填的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整理，并将从中获得的信息进行统计。
（3）最后我们根据此次调研所得信息，对进行的调研活动进行总结并写出调查报告。
通过对各大高校的贫困大学生走访调查，来了解 “研究生自费”对贫困学生考研选择的影响。“研究生自费”政策就像一道门坎，它可以使教育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提升教育质量，促进研究生的上进心。但它也可以为贫困考生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我们必须要考虑到那些贫困家庭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自费”无疑是将他们拒之门外。
（四）探究解决问题与困难的措施
2013年上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为了配合考研自费，会议确定了以下政策：
（1）完善财政拨款制度。各地要参照这一模式，建立健全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拨款制度。
（2）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每年奖励4.5万名研究生。同时设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加大研究生助教、助研和助管岗位津贴资助力度。提高国家助学贷款最高限额。落实和完善鼓励捐资助学的优惠政策。
（3）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向所有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
虽然会议发布了三项应对考研自费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我们根据调查情况，结合大学生考研的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1.国家应扩大奖学金的范围，加大奖学金金额。很多贫困学生能力不够，轻易拿不到奖学金。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奖学金的覆盖面。并且加大助学金的力度，使得贫困考生可以通过助学金来缓解经济压力。
2.学校应设立研究生培养基金，拨一部分钱给贫困考生读研。还应该设立多个供贫困生勤工助学的工作岗位。这样使得贫困学生可以自食其力。成立贫困大学生组织，来帮助这些贫困大学生。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让他们可以把精力更加集中的放在学术钻研上面，从而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3.对于贫困考生来说，心态很重要。新的政策实施，自费与公费相比，无疑让贫困考生感觉输在了起跑线上，许多贫困大学生陷入了一些负面的心理状态。这些心理的产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任凭其蔓延下去，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影响整个考研读研过程。考生必须要调整好心态，以一个积极的姿态去迎接新的挑战。
研究生自费政策是刚刚提出的，此研究不仅可以使广大教育工作者了解到政策的效果，对当前潍坊市贫困大学生考研问题及面临的困难提出了解决方案，有利于政府明确政府主体责任，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加强社会对大学生这一群体的关注。切实保护了大学生的利益。有利于提高潍坊市的考研率，从而提高人口素质。进一步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推动我市公共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沙林峰、陈健：《浅析二本大学考研状况及分析》，《科学大众》2011年第11期.
[2]庞强强、刘迎辉：《关于考研热问题分析》，《出国与就业》2011年第6期.
选择性贫困 篇3
关键词：农村贫困问题,反贫困,扶贫开发
一、贵州省农村贫困现状
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贵州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从1986年贵州省就开始了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据贵州省扶贫办的有关资料显示,在1986～1993年间贵州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500万减少到1000万,在1994～2000年间,贵州省48个国家级贫困县先后越过温饱线。近年来,在农村扶贫工作方面,贵州大力实施“整乡推进”扶贫工程,整合资金进行产业化扶贫,并对农村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组织转移培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00年至2008年贵州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313.46万人减少到2008年的197.45万人,低收入人口从557.8万人减少到356.7万人,2009年又减少贫困人口约50万人。2001年至2008年,50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255.87亿元增加到502.29亿元,年均增长8.8%,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254元增加到2414元,年均增长8.53%,超过全省平均水平[1]。
扶贫开发改善了贵州农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但是目前贵州仍是我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全省88个县(市、区)中83个有扶贫开发任务,其中,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50个;扶贫贫困乡镇934个,占乡镇总数的64.5%,按照新的标准,2008年核定的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达585.38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14.6%,占全省农村人口的17.4%。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2797元,仅占全国平均水平的58.8%[2]。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低、贫困发生率较高。
二、当前贵州农村反贫困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地理环境恶劣,脱贫难度大
贵州省山地和丘陵占全省土地面积的92.5%。农业生产条件差,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低,是全国四大生态脆弱带中自然条件最差、脱贫难度最大的地区,目前贵州剩余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全省喀斯特出露面积占71%,石漠化区域已达3.5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0.39%[3]。比如黔西南州喀斯特岩溶地貌发育典型,石漠化面积754.4万亩,占国土面积的29.9%,潜在石漠化面积317.1万亩,占国土面积的12.6%,是贵州省石漠化最为集中连片的地区之一[4]。这些地区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
(二)自然灾害频繁,返贫率高
贵州省属高原季风湿润气候,自然灾害频繁,有时多灾并发,因灾返贫问题十分突出,正常年景返贫率在15%左右,遇到较大自然灾害年,返贫率在20%以上。
(三)扶贫资金投入不足,资金利用效率有待提高
贵州省总体经济落后,尽管扶贫开发投入每年增加,全省扶贫资金缺口较大[1]。
在已有资金的使用中存在部分效率低下的问题。贵州省审计厅2008年对全省83个有扶贫任务的县(市、区)2006年至2007年扶贫资金投入、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贵州省2006年至2007年在83个县(市、区)共投入扶贫资金42.19亿元,这些资金的投入对贵州省扶贫开发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扶贫资金投入、分配、管理和使用中仍然存在挤占挪用、滞留截留、虚报套取扶贫资金、私设“小金库”和账外账等问题,全省83个县(市、区)挤占挪用扶贫资金2201.44万元;擅自改变项目实施计划2335.99万元;滞留、截留扶贫资金36315.48万元;私存私放、私设“小金库”1341.67万元[5]。
(四)教育水平落后,且存在教育致贫现象。
贵州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文盲、半文盲比重高,农民科技素质低。2005年,在贵州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3.38%;小学文化程度占32.14%。由于受教育水平低,多数地方耕作方式仍较落后,农业适用技术推广难度大,农业生产科技含量难以提高。在农村,许多贫困农民的唯一选择是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但是高昂的学费易使农民陷入贫困。
(五)扶贫对象目标瞄准机制不健全
我国对扶贫对象的划分存在着缺陷。现有的统计方法不能准确地识别贫困人口。我国对贫困人口的扶持主要以划定的扶贫开发重点县为对象。但贫困县的划定标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不均等,造成对贫困户的目标确定易发生偏离。比如,贵州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贫困县,但是实际上在贫困县中有部分是非贫困人口,这些非贫困人口也被划在贫困人口的范围内,他们有分享并与贫困人口争夺资源的可能性;非贫困县也有部分贫困人口,但他们难以享受到国家扶贫资金援助和各种优惠政策,扶贫资金投入易偏离目标群体[7]。
三、贵州省农村反贫困的现实选择建议
(一)加强农村环境治理、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
在贵州的贫困地区,农民的生存主要是依赖当地的自然资源。贫困人口为解决生存问题往往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导致生态环境退化,形成贫困与生态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各地应根据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进行综合治理,将脱贫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实施退耕还林,发展生态农业。加强农村环境治理,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有利于加强贫困地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贫困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及返贫率。
(二)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构建“大扶贫”格局
从2007年开始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在全国贫困地区实施了“县为单位、整合资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试点工作。该扶贫模式将扶贫开发与“县域战略”结合起来,旨在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构建一个整合资源力量的工作平台,形成一种高效运转的工作机制,统筹各部门力量,重点突破,协作推进。这一模式改变了过去资金零星分散、项目点多面广,促进产业化发展与区域经济效融合。
(三)科学定位发展方向,突出产业化扶贫重点
加快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是促进和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根本途径。贫困地区要分析当地农业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比较优势,规划发展适合本地区的发展项目。在起步阶段,政府部门要发挥好引导、服务、管理的职能。立足当地资源优势,面向市场需求,帮助贫困乡村、贫困农户按照市场需求和发展,找准比较优势,合理开发当地资源,梯度培育村级特色产业,把扶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经济作为瞄准贫困农户的重要举措。
(四)广泛利用社会资源,做好社会扶贫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率先富裕起来的企业和个人,纷纷向贵州省贫困地区农村捐款办学校,对改善贵州省贫困地区教育落后面貌发挥了巨大作用。实践证明,社会力量是建设贵州新农村建设和农村扶贫的重要力量,2008年,大连、青岛、深圳、宁波四个对口帮扶城市共向贵州省捐赠资金18134.3万元,政府部门应继续做好与帮扶城市扶贫单位的协调服务工作,加强彼此间的经贸、产业发展、劳务输出和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帮扶与协作。继续积极发动社会各界向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捐款捐物,鼓励城市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捐资或进行扶贫项目开发。
(五)开发与救助相结合,加快和完善贵州农村低保制度
实行开发与救助,将是今后我国完善扶贫战略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部门应认真研究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和特征,加强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两项制度的有效衔接,建立健全扶贫对象识别机制和动态监测机制。以贫困村为基本单元、贫困户为对象,对农村贫困人口实行登记管理,做到动态监测、微机管理。真正让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做到应保尽保,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资金项目落实到贫困群众身上,使扶贫开发目标更准确,力量更集中,效果更明显。
(六)创建农村教育的新体系,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农村教育应适应农村生产的发展,利于农业科技推广,因此在课程设置上要针对农村的经济发展特点,开设一些农村实用技术课程,使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能提高农技操作能力。应探索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新体系,充分利用农业院校、农业广播学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各类学校及培训机构现有的设备、师资等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加快提高贵州农村劳动力素质。
参考文献
[1]王富玉:在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网站, 2010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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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贫困 篇4
对于如何增加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问题, 国内学者提供了一些途径, 但是这些途径都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 通过城市化增加农民的收入, 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然而, 通过城市化盲目地把大批贫困农民往城市赶, 其实质与将农村贫困转化为城市贫困无异, 势必引起如就业难, 社会治安不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通过移民开发反贫困不仅是西部农村的必然选择, 而且移民开发具有本身的优势和操作性。
二、移民开发———西部农村反贫困的模式选择
(一) 移民开发是西部自然禀赋条件的必然选择
导致西部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基础设施问题, 而是自然禀赋的生态条件问题。基础设施可以通过政府投资加以改善, 但是大自然天然赋予的地形地貌条件却不是人类可以轻易改变的。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贫苦农户所在社区的基础设施已经相当接近全国水平, 但是中国贫困地区依然贫困, 其原因在于自然条件禀赋问题。自然条件对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影响, 还可以从西部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好的平原县与非平原县的对比中表现出来。以粮食单产为例, 1999年西部地区的平原县每公顷播种面积的产量为5 476公斤, 比西部平均水平高出47%,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6%, 甚至比东部10省市的平均水平也高出7%还多。从农民人均纯收入看, 西部平原县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 但比西部平均水平高出22%。说明即使在西部, 只要自然条件较好, 也不会产生贫困[1]。
单位:%
数据来源:2005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二) 移民开发自身的优势
移民开发通过重新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重新分配组合, 具有综合的效益, 其主要效益有:
1. 有利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从人口的空间分布来看, 中国西部地区大都位于人口分界线——黑河—腾冲线以西, 在占全国60%的土地上只居住者8%的人口, 人口稀疏, 居住分散。这种稀疏、分散的人口分布特征, 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和建设的难度, 同时也不利于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 通过移民开发, 使原来居住在恶劣自然环境中的贫困人口向条件较好的地区集中, 降低了分散建设基础设施的成本和建设的难度, 有利于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和人口的管理。
2. 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国西部地区之所以贫困, 主要是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不匹配造成的。由于地区的封闭、土地的贫瘠, 西部贫困地区的人们不仅身体健康得不到保证, 而且缺乏技能, 思想上也呈现出保守封建的特征。恶劣的生活环境, 使得饮水和饮食的质量都大打折扣, 不利于身体健康;地区的封闭, 不利于思想的开放和接受新鲜事物, 使得贫困地区人们思想保守和落后;居住地的分散, 不利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 使得贫 (下转41页) (上接35页) 困地区人民缺乏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移民开发, 可以改善原来居住在恶劣自然环境下的贫困农民的生活质量, 增强身体素质, 通过迁移, 可以促进思想交流和视野的开阔;提高思想素质;通过迁移, 可以创造更多的受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机会, 提升科学文化素质。总之, 通过转移开发, 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条件, 提升了贫困地区人们的素质, 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条件。
3. 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西部贫困农村大多地处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仍的地区, 最主要的特征是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共存共生, 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就耕地来说, 虽然西部的人均耕地明显高于全国, 但是由于西部恶劣的耕作条件, 粮食产量低, 与此同时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因为粮食低产而放缓, 在这样的情形下, 西部贫困农村农民势必会加大对大自然的开发掠夺力度, 使得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支离破碎。移民开发就是通过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重新组合, 改变原来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组合不佳的状态, 一方面, 移民开发可以减少对迁出地的生态环境的压力, 为迁出地生态环境的恢复赢得时间, 另一方面, 移民开发, 并不是刀耕火种式的开发, 而是对迁入地实行边开发边保护的策略, 不仅保护了迁入地的生态环境, 而且为迁出地的人们赢得了发展的机会。
(三) 移民开发具有现实可行性
移民开发并非是纸上谈兵, 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意识到移民开发的重要性, 中国很多地区都曾采用移民开发来使贫困地区摆脱贫困, 如甘肃和宁夏的“三西”地区, 通过移民不仅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 而且扩大了生存空间。另外, 陕西的榆林地区、江西省、广东省等都采用过移民开发模式使贫困地区脱贫。虽然移民开发模式具有一定的弊端性, 但总的来说, 移民开发取得了成功。中国西部农村虽然条件较差,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不适合耕作, 只是在某些人类长期定居的地方, 由于过渡开发, 引起了耕作和自然条件的恶化, 在广大的西部还是存在着耕作和生存条件较好的地区, 同时, 中国的东部和中部平原地区也存在着移民的空间, 就东部来说, 东部平原地带虽然人烟稠密, 但人均平原面积有2 270平方米, 相对于西部虽然人烟稀少, 但人均平原面积只有650平方米, 因此中国东部和中部存在着可移民的空间[2]。因此, 移民开发使西部贫困农村脱贫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三、结语
西部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了西部农村的贫困。虽然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试图实现西部农村的脱贫, 但是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因此, 通过移民开发是西部农村的脱贫的必然选择。移民开发的模式通过人和自然资源的重组, 不仅可以储备人力资本、改善西部的生态环境, 而且有利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 同时中国中西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自身存在着移民的空间。因此, 要成功实现西部农村的脱贫, 移民开发是必然的、可行的、有效的选择。
摘要：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西部农村。由于中国西部地区本身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 反贫困的难度很大, 但从造成中国西部贫困的主要原因来看, 西部的贫困主要是由其自然环境造成的, 因此通过移民开发, 实现人和自然资源的重新组合是实现西部农村反贫困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移民开发,反贫困,西部农村
参考文献
[1]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董事长王建.中国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特点[EB/OL].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http://www.macrochina.com.cn/zhzt/000061/001/20010517005735.shtml, 2001-05-17.
农村贫困地区产业转型的模式选择 篇5
一、产业链延伸模式
在农村贫困地区拓展农业产业链是非常必要的。首先, 由于产业链的扩展是对同一产品从不同角度进行拓展利用, 所以能够节约资源、提高效率, 也同样可以增加农产品的价值, 促进农民增收。其次, 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宽, 使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 增加了就业机会, 特别是非农产业领域的就业机会, 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人口转移。再次, 农业产业链的拓展对于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尤其是以农业为主的农村贫困地区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发展农村高技术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农村第三产业等把农业产业链做大做强, 加快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多元经济结构转化。农业不再只局限于第一产业的范围内, 而是将农产品加工业和流通业, 甚至生态观光业等, 将原来属于第二、第三产业的产业, 也纳入农业产业链的结构之中来。延伸后的产业链上每一个环节都担负着价值创造的功能, 上下游各环节之间分工合作, 共同向用户提供一系列价值形态的商品。
由于我国各地的农业产业链组织的形成条件、市场发育程度、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 农业产业链的组织形式必将以多种组织模式和发展类型同时并存。目前存在的农业链组织形式主要有四种。“公司+基地+农户”组织形式、“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组织形式、“市场+基地+农户”组织形式和“市场+服务体系”组织形式。在上述四种产业链组织形式中, 成立合作经济组织的一个直接作用是促进了农民的自由联合, 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改变了加工企业直接面对众多农户难以有效运作的状况。企业与合作组织签订供销合同, 合作组织与农户签订产销合同, 按合同运作, 克服了各企业争夺原料的情况, 使当地农产品市场规范有序。因为合作社或专业协会毕竟是分散的、弱势的农民自助性联合组织, 它能更直接代表农民社员的合法权益。所以可以预见, “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形式很可能成长为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农业产业链的主要组织形式。
二、产业特色化模式
特色产业的选择思路有两种。一是利用本地资源, 从现有经济成份中选择出一种或者几种有市场前景的产业进行培育。首先要看到现已成型的产业。对已成型的特色, 要根据市场的需求使之扩规模, 上水平, 做大做强。有的产业, 许多地方皆有, 特色并不明显, 但由于做强做大了, 便会以特有的优势形成竞争力。某种产业, 虽然其它地方也有, 但如果形成了优势, 它本身也就凸现了特色。如云南的烟草产业, 顺德市的家电产业, 义乌的小商品产业等。其次是选择目前尚为弱小, 但市场前景好的特色。有的特色产品, 或许由于时代条件、消费水平的局限, 在一定时期难于上规模, 但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 便逐步展现出了它的前景。对此类特色, 只要加以培育, 即可上台阶、上水平。
二是新的经济要素与本地资源相结合, 进行特色产业组合创新。比如引进科技, 深度开发已有的资源, 使传统特色上水平, 使已有的资源实现价值升级, 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或者引进新的物质要素与当地物质要素组合, 创造新的特色。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也包括对人文资源的开发。在农村贫困地区, 传统文化、传统手工艺、甚至是经验等在特色产业的选择上, 农村贫困地区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因地制宜, 从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考虑将会产生的经济效益, 又要考虑到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 利用地区比较优势培育、发展特色产业。
三、产业生态化模式
产业生态化是指产业自然生态有机循环机理在自然系统承载能力内, 对特定地域空间内产业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进行耦合优化, 达到充分利用资源, 消除环境破坏, 协调自然、社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农村贫困地区产业生态化模式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 生态农业
在农村贫困地区, 一般农业资源相对短缺,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贫困地区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矛盾十分突出, 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不断减少, 特别是耕地、森林植被、淡水等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水土流失严重,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在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生态农业很有必要。
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生态农业可以有三种模式。一是农业产业内部层次物能相互交换, 互利互惠, 达到废弃物排放最小化。如种植业的立体种植, 其中最典型为将果树、药材、经济作物间作。在果树幼龄期, 间作花生、大豆、辣椒、药材等经济作物, 既保水养土, 又可以冬天保温、夏天降温, 实现了以短养长、长短结合、效益倍增的目标。二是农业产业间的层次相互交换废弃物, 如种养殖业复合模式。种养殖业复合模式也存在着物质代谢和共生两种类型, 以基塘复合模式为代表的模式, 主要表现为物质的代谢或循环过程;以稻鸭系统为代表的模式, 表现为营养物的共享。三是农产品消费过程中和消费过程后层次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以沼气为纽带的各种模式则属于这种, 如北方的四位一体模式, 西北的五配套模式。
(二) 生态工业
生态工业是指仿照自然界生态过程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的方式来规划工业生产系统的工业模式。生态工业园区是生态工业的一种模式。生态工业园区是一种新型工业组织, 它依据循环经济和工业生态学原理而设计, 也是通过模拟自然系统建立产业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途径, 实现物质闭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在农村贫困地区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应立足本地区的农副产品加工, 这样既能实现农副产品的就地近距离加工转化增殖, 又能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中, 应强调各类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 最终实现园区的无污染、无废物生产。
(三) 生态旅游
我国的贫困地区一般处于革命老根据地、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山区, 简称“老少边山地区”。农村贫困地区往往山高林深, 自然资源未受到破坏, 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大多数贫困地区不仅具有丰富而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 又有人文生态景观。尤其是民族地区有着各具特色的历史和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民俗文化, 各民族的节日活动、民间歌舞、戏曲杂技、工艺品、饮食文化、中医药文化等, 均是独具特色的人文旅游资源。生态旅游完全有可能成为许多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农村贫困地区在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旅游点的生态环境。通过生态旅游, 可以提高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 使大范围的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 但是随着旅游点游客的增加, 对旅游点必然产生影响, 并会产生一些新的环境问题, 如游客的集中践踏, 废弃物的处理等问题, 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克服。
上述三种产业转型模式并不是相互排斥, 非此即彼的关系。这三种模式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比如, 某一特色产业可以生态化发展, 以保障资源环境的可持续, 也可以通过延长产业链实现产业化。产业链延伸模式延长了产业的长度, 产业特色化突出了产业的特点和优势, 产业生态化保证了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摘要：农村贫困地区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日趋严重, 使农村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提到日程上来。在这种背景下, 农村贫困地区产业转型模式选择为:产业链延伸模式、产业特色化模式和产业生态化模式。这三种模式相互融合、相互渗透, 共同促进农村贫困地区产业生态系统良性发展。
选择性贫困 篇6
一、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现状
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主要有:
1.农村“五保”供养制度。
20世纪50年代, 我国开始建立“五保”供养制度, 这是农村社会救助的一项重要制度。1994年, 国务院还颁布了《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 2006年, 又颁布了新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该条例的颁布, 实现了农村“五保”从农民集体互助共济向财政供养为主的转变, “五保”供养制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
2.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
1994年, 国家民政部决定在农村逐步建立起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层次不同、标准有别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自此, 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了全国的2037个县、市、区, 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406万人。但所纳入对象的人数在各个地方极不平衡, 有的县才几十个人, 所以, 虽有制度之名, 实际上在相当多的地方并无制度之实。为此, 国家民政部调整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 于2003年4月要求中西部没有条件的地方不再实行有名无实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实行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 只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继续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特困户救助主要是对不救不活的农村特困户实行定期定量救济。以农村救济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做法避免农村社会救济的随意性、临时性, 切实保障好农村最困难的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
3.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一段时间以来,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已成为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随着人民公社转变为乡镇政府而消失。从2003年2月开始, 由国家民政部、卫生部和财政部共同实施建立的农村大病医疗救助制度, 拉开了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设的序幕。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是政府拨款和社会各界自愿捐助等多渠道筹资, 对患大病的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家庭实行医疗救助的制度。目前, 我国含农业人口的县 (市、区) 都初步建立了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2006年全国累计救助贫困农民1269万人, 其中, 2006年救助农村人口286.8万人, 医疗救助支出8.9亿元。
4.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正在稳步推进
一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截止2004年12月, 全国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人数为5378万人, 全年共有205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 基金累计结存285亿元。二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截止到2006年底, 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扩大到1451个县 (市、区) , 占全国总数的50.7%, 已有4.1亿农民参加。
5.灾害救助制度
灾害救助对象是突然遭受灾害侵袭的农户。救灾工作思路一直强调群众自救与国家救济相结合。上世纪90年代初, 为探索救灾管理机制, 国家民政部提出了救灾工作分级管理, 救灾资金分级负担的理念。并于2006年1月出台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明确救灾工作的四级响应规程。按照救灾工作分级负责、救灾资金分级负担、以地方为主的原则, 救灾资金每年由中央安排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金, 地方配合投入资金, 保障灾民灾后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病能医, 有房可住。
以上各项政策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都发挥了各自的功效, 但是, 由于各项政策出发点、目标、标准都有很大差别, 并没有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社会救助政策, 各项制度在面对贫困这一现状时既有重叠交叉、也有覆盖不全的问题, 导致资源浪费、政策效果也不明显。
二、贫困地区农村社会救助现状
1.农村居民主要是依靠个人保障和家庭保障, 社会保障的基础还很薄弱
长期以来, 农民主要是靠土地、子女或者自我积累为自己提供保障, 这种保障方式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及不确定性, 抵御社会和自然风险的能力非常低。其最终结果往往是没有保障。我国政府基于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考虑, 社会保障制度所涉及的对象主要还是城镇居民, 而占全国人口近75%的农村人口, 由于现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以及政府财力的有限投入, 大多数不能从中获益, 因此, 社会保障的安全网对广大农民来说依然起不到作用, 其中突出反映的一个问题是贫困问题。
2.贫困地区农村特困户生活救助制度徒有虚名
针对全面铺开农村最低保障制度的困难, 2003年3月国务院提出了“对于农村困难群众的救助工作要继续坚持政府救济、社会互助、子女赡养、稳定土地政策的原则”, 继而国家民政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特困户救济工作的通知》, 提出在不具备建立农村低保条件的中西部贫困地区, 要按照国务院的精神建立农村特困户生活救助制度。随后, 大多数尚未建立农村低保的贫困地区基本上都实施了农村特困户生活救助制度。然而, 有关资料显示, 大多数省份并没有安排用于这一制度的专项资金;在很多地方, 特别是经济基础相对薄弱、需要救助的贫困人口数量也相对较多的贫困地区, 这一制度更是名存实亡。
3.农村医疗救助难以解决因病致贫、返贫问题
近年来, 针对农村因病致贫和返贫问题, 中央和地方政府推行了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其医疗救助的对象仍然主要以“五保”户、低保户和特困户三类绝对贫困人群为主。然而, 调查显示, 由于救助资金缺乏稳定和制度化的筹资机制与渠道, 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以控制支出为政策设计的原则, 如各地普遍采取设置起付线、封顶线和事后报销制等限制性条件来应对资金短缺或预防后续资金不到位, 因而导致贫困人群因垫付不起医疗费用而被排斥在救助制度之外的情况时有发生。加之救助比例普遍较低, 即使对获得救助的家庭来说, 救助水平也无法完全缓解其经济压力, 自费部分仍然使他们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1]
4.“五保”供养满足不了现实需要
目前, 全国共有“五保”对象570万人, 但纳入“五保”范围的只有254万人, 其中, 集中供养人数近60万人。然而, 全国农村约有8000万老龄人口, 其中相当一部分老龄人口由于种种原因生活在空巢家庭中, 按照这一实际需求状况, “五保”供养制度远不能满足农村“五保”供养的实际需要。大部分“五保”对象要么分散供养, 要么应保未保, 因此, 应保尽保的任务还很严峻。除少数发达地区标准较高外, 目前全国大多数省市“五保”供养标准仍然较低, 仅能解决吃饭问题, “五保”沦为一保或不保的现象依然存在。[2]
三、贫困地区农村社会救助领域的主要问题
1.社会救助资金严重不足
贫困地区的农村乡镇基本上是吃饭财政, 不少乡镇更是负债沉重。农业税取消后, 乡镇筹集社会救助资金能力明显下降, 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中对农村社会救助所需资金除“五保”资金外, 没有明确资金来源渠道, 导致救助资金来源匮乏, 使农村社会救助资金严重不足, 筹资方式也较为混乱。目前, 由中央财政直接投入农村社会救助的资金主要有救灾资金、医疗救助资金、“五保”转移支付资金;由各级政府投入的有“五保”户供养资金、农村敬老院资金、特困户补助资金、农村低保资金、临时性救济金等, 而需求量最大的特困户救助资金让地方政府感到压力很大。由于农业税取消和地方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政府财力薄弱, 地方政府的资金筹措和协调能力大为下降, 农村社会救助资金缺口越来越大, 而且往往是越贫困的地方其资金压力越大, 救助资金的分散和来源渠道的不确定性也往往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流于形式。
在实践中, 社会救助资金的投向也存在着极不合理的现象。一方面, 农村社会救济资金不足、来源有限, 如农村医疗救助大致需要资金30多亿元, 而目前国家供给的农村医疗救助资金仅仅3亿元, 加上省、市、县配套资金也不足10个亿, 缺口很大;另一方面, 救灾款相对资金充足、来源渠道通畅。在灾情面前, 没有任何储蓄的特困户、贫困户最需要救助, 往往一次受灾会导致贫困户和特困户几年翻不过身来。因此, 救灾资金应该既可以用于农村灾后的应急救助, 也可以用于灾后较长一段时间的社会救济工作。但是, 由于资金的来源渠道不同, 救灾制度规定打酱油的钱不可以打醋, 即救灾的资金不能挪作它用, 这就导致有限的社会救助资金没有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用。
2.救助政策的冲突及重复覆盖状况同时存在
具体表现在:一是救助政策的重复覆盖。如特困户与“五保”户政策之间存在覆盖现象。两种政策的不同在于保障对象的甄别标准不同。特困户救济对象, 是对“不救不得活”的农民进行生活救助。“五保”政策的对象是依照无法定抚养人、无劳动能力和无生活来源的这三个条件界定的。而在现实生活中, 存在着一部分农民既可以是特困户也可能是“五保”户。在农村个体经济恢复之后, 由于鳏寡者都分有土地, 有生活来源, 个体劳动也不像集体劳动那样可通过比较评估劳动能力的有无和大小, 因此, 甄别“五保”户的后两个条件都被模糊化为鳏寡老人的年龄指标, 即到了一定年龄就可视为丧失劳动能力, 缺乏生活来源。[3]这样一来, 造成农村社会救助政策的重复覆盖, “五保”户即是特困户或特困户就是“五保”户的现象。二是救助政策的冲突。同为农村社会救助, 保障水平的标准和资金来源却不同。特困户的保障目前由各地实行定期定量救济, 救济水平只能保障最低生活。而“五保”供养的实际标准, 则不低于当地村民的一般生活水平。由于“五保”对象多是孤老残幼单独生活, 各方面消费较高, 所需要的供养费用较多。因此, 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 “五保”对象的供养水平一般规定不低于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二。在贫困地区和灾区, 更是要求切实保障“五保”户的基本生活。在资金保障上, “五保”供养资金在地方人民政府预算中都有安排, 中央财政对财政困难地区的农村“五保”供养也给予补助。这一规定将农村最困难的群众纳入了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 实现了“五保”供养从农民集体内部的互助共济体制向国家财政供养为主的现代社会保障体制的历史性转变。然而, 特困户的救助则没有相应的资金安排。
3.社会救助管理分散
(1) 没有统一协调的政策、法律依据。
由于农村社会救助尚不完善, 社会保障尚未立法, 更没有形成法律体系, 使农村社会救助工作无法可依, 无章可循, 致使农村社会救助资金管理缺乏约束, 资金使用存在风险大、无法解决来源和使用专一性问题, 因而出现过地方政府挪用该项资金, 甚至经手扶贫救助资金的官员贪污救助款的情况。
(2) 农村社会救助的管理形成了“多龙治水”的格局。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现状不仅是城乡分割, 还有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情况。不同内容的救助安排在相关部门、条块之间既无统一的管理机构, 也无统一的管理办法, 形成了“多龙治水”的管理格局。由于这些部门所处地位和利益关系的不同, 在社会救助资金的管理和决策上经常发生矛盾。此外, 农业是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相互交织的弱势产业, 我国农民的生产又是以户为单位, 具有相当大的分散性, 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风险也在不断提高, 这就决定了农民对农村社会保障有着强烈的依赖性, 并且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 这种依赖性就越大。
四、贫困地区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政策选择
建立贫困地区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目的是不断提高社会救助水平, 促进社会救助工作的全面覆盖。因此, 应以救助体制和机制创新为动力、以优化整合救助资源为核心、以各项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重点进行政策选择。
1.在管理上, 应理顺农村社会救助的管理体制
针对当前农村社会救助管理混乱, 应理顺管理体制, 加大部门之间的协调, 不断整合社会救助的资源, 建立和完善政府领导、民政主管、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社会救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1) 加强领导。
社会救助工作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一项基础性和综合性的工作, 涉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多个领域, 其工作的开展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配合。而要做好城乡社会救助工作, 就必须加强组织领导, 完善管理机制。由于全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目前还无法实现全国的统一领导、统一管理。但可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 成立由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有关部门组成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领导小组, 加强对本地区城乡社会救助工作的领导, 确定社会救助的对象、项目和标准, 制定社会救助的政策, 抓好社会救助各项政策的落实和实施, 推进社会救助和帮困工作。
(2) 有关部门积极配合。
社会救助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各相关部门紧密配合才能完成。因此, 各地的民政部门作为社会救助工作的主管部门, 应负责管理、综合协调工作;当地的财政部门应做好社会救助资金的预算安排, 对资金的管理、使用进行监督;卫生部门应做好医疗减免政策的制定和落实, 对医疗救助对象提供医疗服务;其他有关部门也应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 帮助城乡困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2.在资金投入上, 应建立稳定、可靠的社会救助资金筹措机制
农村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重要的一环, 国家公共财政应承担起此项责任。由于资金筹措难一直是制约农村社会救助水平的瓶颈问题, 因此, 在救助资金筹措上,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特别是近年来税收持续快速增长, 财政状况日益好转。仅2006年1月至11月, 全国财政收入就达36084亿元, 比上一年同期增加7142亿元, 增长24.7%。2006年全国28个省份推行了乡财县管改革, 18个省份推行了省直管县改革, 全国财政困难县的总数由791个减少到目前的437个。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及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 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加大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投入, 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是, 我们必须认识到, 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可能一下子包揽所有的救助项目, 这是由于我国需要救助的人口很多, 政府不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在短时期内实行大包大揽。
(2) 根据我国的国情和贫困地区的区情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资金分担机制。没有这样一个机制, 救助资金完全由哪一级政府负担都是不现实的和不可能的。以广西地区为例, 经过全区民政部门的排查核实, 目前年均纯收入低于国定温饱线 (625元) 的农村贫困对象就有244. 8万人, 其中, 农村“五保”对象36.3万人, 特困对象50万人, 其他贫困对象168. 5万人。如此众多的社会救济对象每年需要的救助资金超过10亿元, 如果不实行资金分级负担的办法, 哪一级政府都难以解决, 由此可见, 必须建立一个合理负担的资金来源机制, 才能把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立起来。至于如何建立这样一个资金来源机制, 不妨直接借鉴城市低保的成功经验。
(3) 拓展社会救助筹资渠道, 提高救助水平。一是规范社会捐赠行为, 促进社会捐助活动的有序发展。捐赠工作是广大公民参与扶贫济困的好形式, 也是募集社会救助资金的重要渠道。应积极倡导和规范, 充分发挥其良好的社会效益。二是加强社会帮扶力度。由政府统一组织, 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扶持帮助贫困家庭发展生产, 摆脱贫困。三是大力培育、发展社会救助民间组织。积极发展社会救助性民间组织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 应采取有力的行政措施, 推动社会力量举办多种类型和规模的慈善会、福利会、基金会, 吸引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加, 承担起扶危、济困、安老助残等社会事务工作, 使民间组织也成为帮助农村社会困难群体的载体之一。
3.在制度设计上, 应完善救助项目并根据情况分类实施
目前, 我国贫困地区农村社会救助制度还只有“五保”供养制度、救灾制度、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农村合作医疗等, 救助种类也很不完善, 如教育、住房等具体救助项目还没有建立起来。由于传统社会救助对象覆盖面窄, 保障水平仅仅处于维持生存的程度, 因此, 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与规范, 并根据具体情况分类实施, 使之可以覆盖到所有的困难人群。使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支出需求以及不同的区域救助对象都能够享受到不同类别的综合性的社会救助。
(1) 加强“五保”供养工作。
农村“五保”是新中国实施的第一项社会保障制度, 在实践中已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因此, 应加大工作力度, 确实做到应保尽保。根据新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 应充分考虑衣、食、住、医 (教) 、葬五方面的需要, 提高供养标准, 确保“五保”老人的基本生活。对“五保”供养资金确保专款专用, 防止挤占、挪用。同时, 还应健全、完善和落实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的有关政策。
(2) 稳步推进农村特困户生活救助。
农村特困户生活救助是农村社会救助的基础和主体。从各地实施情况来看, 农村特困家庭救助制度是按照“不救不活”的标准来确定的贫困人口, 比较符合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程度极不均衡的实际。各地在特困户生活救助方面的做法很多, 但救助内容、救助标准、救助资源、救助程序、救助方式都不太一样,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特困户生活救助的质量与效益。因此, 规范和推进农村特困户生活救助, 需要认真研究、总结和交流各地在农村特困户生活救助方面的经验, 尤其要研究总结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定期定量生活救助两方面的经验与做法, 并且制定出相应的农村特困户生活救助政策与法规, 逐步建构起中央、省 (市、区) 、县 (市、区) 三级农村特困户生活救助制度框架, 指导、规范、推动各地特困户生活救助工作的开展, 确立农村特困户生活救助的长效机制。同时, 还应积极争取农村特困户生活救助资源, 在中央没有专项资金情况下, 各地要想方设法加大对农村特困户生活救助的投入, 确保特困户基本生活权益。[4]
(3) 全面铺开农村医疗救助。
农村医疗救助是一项新型的救助制度, 是农村特困户救助方面的重大制度创新。在农村2900万特殊困难人员中, 因病致贫的比例达到50%以上。因此, 在我国贫困地区农村, 疾病与饥饿、医疗与吃饭是同等重要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 疾病与医疗问题比饥饿与吃饭问题更为严峻。针对农村特困户因病致贫和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短缺的问题, 建立农村医疗救助, 首先, 应提高认识。医疗救助是落实公民权的一项重要措施, 应加强对农村医疗救助工作的领导和支持, 使农村医疗救助真正扎实有效地开展起来。其次, 科学设计和完善救助政策。医疗救助事关困难群体的安危病痛, 因而应兼顾当前与长远, 在总结示范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科学设计和完善医疗救助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 做到有求必应, 需救必救。同时, 加大农村医疗救助资源的整合与投入力度, 做好合作医疗资金与医疗救助资金的衔接与整合。就目前来说, 现有中央医疗救助资金是来自中央级福利金, 因而应争取将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纳入各级财政预算, 进行专项管理。第三, 还应加强规范化管理, 全面铺开和扎实推进农村医疗救助工作。规范化管理是保证农村医疗救助良性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因此, 应及时发现农村医疗救助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采取有效措施, 使农村医疗救助扎实运行在比较高的起点上。总之, 应通过扎实工作, 切实推进农村医疗救助进程, 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缓解农村困难居民看病难的问题。
(4) 进一步规范灾害救助。
对因灾害造成损失的困难群众实施救助, 把他们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避免他们因灾害而影响生活质量, 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安定和和谐。
(5) 大力弘扬社会互助。
扶贫帮困,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因此, 应积极发扬和传承, 使之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总之, 由于当前中央和地方财力的限制以及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异, 在农村社会救助制度设计上, 应不断完善传统的社会救助项目, 积极探索新的社会救助项目, 以期实现救助项目的完善, 最终建立起覆盖全体困难群众、城乡统一的社会救助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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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贫困 篇7
支出型贫困是指由于家庭成员出现重大疾病、子女就学、突发事件等原因,导致家庭刚性支出远远超出承受能力而造成的绝对生活贫困[1,2]。从数量上看,在发达国家,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约占“支出型贫困”人群的1/4,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甚至高达40%[3]。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一旦遭遇疾病支出风险,表现为不去就诊或“因病致贫、返贫”,此时外部的有效资金帮助将具有更高的成本收益[4]。因此,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的救助或特殊保障应当成为社会和政府在反相对贫困工作中首先及重点关注的制度建设内容。本研究借鉴国内外对医疗支出型界定标准,通过对三个不同地区农村县域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住院选择和医疗消费的调查和分析,发现其就医行为规律和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 1 调查对象
对象纳入标准: ( 1) 所在家庭申请低保户或贫困户未获得批准; ( 2) 家庭纯收入-大病医疗支出≤当地农村低保线; ( 3)调查前一年内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 卫生支出占总支出超过40%) 。
依照我国东、中、西贫困人口比例关系( 1: 2: 2. 5) ,课题组于2013 年7-8 月和2014 年1-3 月分别在四川、河北、江苏三省各选择1 个县作为调查地区,其中,在四川米易县按收入高、中、低各选择2 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择4-6 个行政村; 在河北刑台县和江苏滨海县分别选择6 个和3 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择4 个行政村,由村委干部协助获得调查对象。
1. 2 调查方式
以一对一方式实施入户调查,每户仅抽调住院患者,利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获得受访者的日常患病就诊选择信息。三县获得的有效问卷数及有效率依次为: 米易县209 份( 96. 7%) 、滨海县78 份( 97. 2%) 和邢台县166 份( 96. 4%) 。
1. 3 统计分析方法
使用Epidata3. 1 软件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17. 0 进行统计分析。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反映抽样人群的基本情况,构成比检验用 χ2检验,均值检验利用方差分析或非参数检验。
2 结果
2. 1 人群基本特征
调查对象所在行政村中,37%村卫生支出占村集体支出比例低于20%,其余行政村为20%-30%。米易县、滨海县、邢台县三地村医依次为1. 2 人、3. 6 人、2. 1 人。刑台县调查人群的参合率为96. 7%,其余两县为100%。三地调查对象在平均年龄、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耕地面积、资产、家庭年人均收入及支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表1) 。
*P<0.01,**P<0.001
调查对象职业及学历情况为: 米易县、滨海县、刑台县在业人员分别占83. 7%、96. 2%和48. 2%; 滨海县高中及以上学历占64. 1%,米易县和刑台县初中以及下学历分别占91. 8% 和74. 7%。
2. 2 调查对象住院机构选择及费用负担情况
三地调查对象首选住院医疗机构差异明显( 表2) ,其中,米易县和滨海县以县域内就医为主,选择县医院的人数比例分别为74. 6%和65. 4%; 滨海县有33. 3%的调查对象选择市地级医院,而邢台县更有高达74. 1%的人选择市地级医院,通过回访调查获知该县由于离刑台市较近,交通便利,城乡间一体化保障手续方便,医疗资源丰富,人群偏好去刑台市医院就医。
在调查对象选择住院机构的6 个原因中,三地合计勾选人数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 “认可医疗水平”、“病情轻重”、“医保定点机构”、“交通方便”、“费用可承受”和“家属或亲戚影响”。可见,医疗水平、病情严重程度和是否可以报销是影响人群对医疗机构选择的最重要因素。
**P<0.001
三地调查对象的人均住院日和直接住院费用无显著差异( 表3) ,其中,滨海县住院消耗最高,人均住院13. 8 天,人均直接费用31785. 9 元; 三地调查对象的间接医疗费用( 包括车旅费、营养伙食费、陪护费) 有显著差异,邢台县明显低于其他两县。三地调查人群因经济困难自己要求出院的比例合计为26. 5%,住院费用依靠他人资助或借款的比例较高,特别是米易县和邢台县分别为34. 0%和23. 5%。
三地调查对象住院直接费用的支付方式有很大差异,米易县以直接减免为主( 占86. 6%) ; 滨海县以先自付后到住院机构报销为主( 占92. 2%) ; 邢台县直接减免或先自付后到医保机构报销的比例均超过30%。三地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有显著差异,米易县最高( 44. 3%) ,邢台县最低( 36. 1%) 。剔除全额自付的人群后,人均报销比例46. 7%,等级越高的医院报销比例越低,分别为乡镇卫生院49. 6%、县级医院47. 7%、地市级医院44. 9%。
*P<0.01,**P<0.001
2. 3 调查对象医疗机构选择的单因素分析
对个人基本情况( 年龄、性别、学历、婚姻、与户主关系) 、健康与疾病程度( 自评健康、住院天数、是否手术) 、家庭经济水平( 人均住房面积、耕地面积、资产、年收入和支出、教育与医疗支出占比、恩格尔系数) 、住院负担状况( 直接消费、间接消费、报销费用、报销比例) 、住院费用支付方式等,5 个方面共21 个影响因素进行卡方检验,得到11 个因素具有显著性( 表4) 。
11 个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以下规律: ( 1) 住院天数越高的组在高等级医院中的人数比例越高。( 2) 手术病人在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的比例高于地市医院,而非手术病人在地市医院的比例较高。怀疑非手术病人中可能存在更多大病或疑难病患者。( 3) 自评健康越差的组在乡镇卫生院的比例越高,在县级医院的比例越低。统计发现,健康自评越差的组平均年龄越大,怀疑年龄大者可能偏好就近选择乡镇卫生院,但年龄因素未见显著性。( 4) 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和资产越高的人群,选择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的比例越高,而选择地市医院的比例降低。该结果是受邢台县调查人群偏好地市医院的影响。( 5) 家庭年人均支出越大,选择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的比例增大,而选择地市级医院的比例减小。( 6) 家庭医疗支出占总支出比重越大、住院总费用和报销金额越高者,就医趋高现象明显,选择县级医院的比例增大,且在最高组中选择地市医院的比例明显增大。( 7) 等级高的医院,住院间接费用也高。( 8) 住院费用支付方式上,直接减免或自费后在医疗机构报销的人群中,县级医院的比例较高; 而自费后到医保机构报销的人群只分布在县级医院和地市医院,且地市级医院人数比例略高。
3 讨论与建议
住院服务和其它消费的不同点,在于消费者有明显的趋高性和信息不对称。因为罹患的都是费用较高的重大疾病,本研究可见,调查对象将医疗技术水平作为影响就医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尽管调查人群经济水平较低,但其住院首选机构的趋高性明显( 乡镇卫生院占5. 7%,县级医院占54. 7%,市级及以上医院占39. 5%) ,高于2008 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中普通参合农村居民住院就医选择( 乡镇卫生院占41. 0%,县级医院占44. 8%) 。邢台县调查人群的就医选择进一步说明,如果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进一步提高,将明显提升人群对高水平医疗资源的偏好。此外,家庭经济水平、医疗费用及其支付方式也是影响人群就医选择的重要因素。
对我国而言,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的社会保障主要关注日常的生活保障,给予被保障者短期低水平资金资助,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主要通过大病医疗保障制度解决。随着保障水平的日益提升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加快,就医的经济可及性和制度可及性将日益提升,人群就医趋高性可能也随之提升,可能引发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因此引导人群有序就医成为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之后需关注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倒三角型”的卫生资源配置引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低下,患者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不信任,小病也要到大医院的趋高就医成为常态[5,6]。为了保障有限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新医改方案将“推行分级医疗,引导患者有序就医”作为改革的重要抓手,但是从全国来看,目前真正能够有效落实患者有序就医及机构间双向转诊制度的地方并不多[7,8],尤其是农村地区。由于农村人口整体支付能力低、医疗卫生资源较为分散和薄弱,农村患者向城市医院转移趋向和潜在需求更为迫切。同时,医保政策对人群就医流向的作用也不理想[9],新农合对不同级别医疗机构报销比例差距较小,基层医疗机构缺乏吸引力。
就医趋高增加农村居民的医疗负担,而新农合的补偿能力仍较低[10]。本研究显示,等级越高的医院费用越高、报销比例越低,新农合对调查人群住院费用的补偿比例均未超过50%,该人群依靠他人资助或借款就医的人数比例较高,却不能获得任何额外的医疗费用上的救助。目前我国除少数地区外,医疗支出型贫困家庭并未作为一类重点保障对象在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中有所设计,目前缺乏明确划分标准,因而只能从新农合获得低水平保障支持,缺乏医疗救助制度经费减免等支持,可能面临着医疗服务缺失问题。
综上所述,对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的保障目前主要依托政府加强以医疗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保障体系为中心的建设,以提升此类人群的就医可及性,减轻其就医经济负担,避免因病致贫及返贫现象发生。然而,应该看到,可及性的提升可能会引发潜在的趋高性医疗需求成为现实需求,特别是对于多数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他们与收入型贫困人群不同,有一定消费能力和知识,有提升消费水平的愿望,如果在保障制度设计时,未对就医行为有所考虑或限制,可能将导致经费保障需求的不断扩大,使得呈现一种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升,但惠及面及效果不明显的一种局面。为此,对于医疗支出型贫困人群的保障体系建设,应在综合平衡区域卫生资源的配置、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农村居民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提升社会公平性基础上,建立可操作的有序就医制度和分级支付及补偿机制,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完善对支出型贫困家庭困难程度的评估与救助机制,扩大社会救助范畴,提升保障的针对性和保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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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贫困 篇8
一、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分析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由于自小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 贫困大学生与家庭富足的大学生相比较而言, 具有吃苦耐劳、勤奋刻苦、不屈不挠、坚强勇敢的心理特征。然而, 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之后,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 使一部分贫困大学生无法负担学费、生活费, 物质生活水准与一些富足的大学生存在明显差异, 部分贫困生背负着经济、心理上的双重压力, 以至于出现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 影响他们学业的完成甚至健全人格的形成, 亟需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1.自尊与自卑相互交织。表面上强烈的自尊心与内心深处极度的自卑感相互交织的情况是贫困大学生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特征。一方面,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 部分贫困大学生在高校学习生活中, 物质生活状况无法得到满足, 衣食住行、生活消费上经常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 引发贫困大学生的自卑心理, 因担心自身经济困难而得不到同学的尊重, 经常表现出遇事不积极、生活态度过分悲观、不乐于与同学交往的消极负面情绪。[2]另一方面, 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 贫困大学生又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习惯于用强烈的自尊心来掩盖极度的自卑感, 经常表现出爱面子、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心理情绪, 这与其所担负的来自家庭、社会的期望有关。
2.自立自强与自我消沉两极分化。由于人与人之间在成长环境、生活境遇、性格特点上的不同, 致使在面对同样的经济压力时, 所体现出来的反应存在差异。对于多数贫困大学生而言, 源于其从小便知晓生活艰辛, 能获得高等院校学习的机会不易, 他们会倍感珍惜, 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 保持积极向上的平和心态。[3]当然, 也存在部分贫困大学生, 在面对经济压力时选择了自暴自弃、自我消沉, 在困难面前, 勇气不足, 行动失位, 缺乏一种迎战生活、学习的决心和信心, 本该主动解决经济问题, 最后却成为被动救助, 极大地影响其健康成长。
3.自我封闭与渴望交流相互冲突。除完成学业、实现职业能力成长之外, 大学生还需要学会怎样与人相处、为人处世, 提高人际沟通能力, 积极参加高校内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然而, 在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特征中, 表现出明显的自我封闭与渴望交流的冲突情形。一方面, 希望通过交往来获得同学的肯定、赞赏, 所以他们积极参加诸如体育比赛、公益活动、社团活动等社会实践, 以实现自我的成长。然而, 在交往中, 他们又时常表现出害怕歧视、自我孤立、沉默寡言的心理特点, 这与他们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贫困大学生的此种心理特征, 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压抑和焦虑, 长此以往, 必定影响其人格健康成长。
二、当前贫困大学生资助方式的现状与问题
针对当代贫困大学生由于经济压力而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国家、社会、高校各层面均采取积极措施, 从“奖、贷、助、补、减、免”等方面入手, 构建起帮扶贫困大学生走出经济困境的扶持体系, 然从整体上而言, 助学体系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1.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本身的不足。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是有效帮扶贫困大学生解决学费、生活费及其他费用难题的基本制度。然而, 在资助体系实施的过程中, 存在着诸多缺乏统一的贫困大学生认定的标准, 以至于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 多由辅导员掌握决定权, 具有较大的主观性、随意性, 使得一些本身不是贫困生的学生也拿到了资助资金, 导致资助资金不能得到充分利用。[4]此外, 在学生申请助学贷款时, 还存在贫困大学生个人相关隐私难以得到保护, 高校难以确切掌握贫困大学生的家庭困难情况, 贫困大学生毕业之后贷款追回难度大等问题。同时, 在一些奖助学金资助项目上, 存在恶性竞争的情况, 弱化了各种奖助学金机制作用的发挥。
2.对贫困大学生资助力度不足。在高校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运行中, 存在着“僧多粥少”的局面, 即需要资助的贫困大学生数量远远大于高校奖助学金能提供的名额。资料显示, 获取助学贷款资助的大学生仅占目前贫困大学生的35%。当前, 高校贫困大学生在高校在校生中所占比例巨大, 这些人只有在获得奖助学金的前提下, 才能安心完成学业, 规避经济压力, 缓解精神负担, 然而, 由于资助资金的不足, 使其不得不在高校学习生活中经常性参加社会兼职, 并节衣缩食, 而这又极大地影响了其学业的完成。
3.对贫困大学生资助方法不当。对贫困大学生实施资助, 是社会保障的范畴, 是彰显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事业和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制度。对此, 资助方法的妥善、完备与否直接决定着资助制度实施的效果。从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方法来看, 存在着一些不当之处:第一, 经济资助的评审方式问题。一般而言, 评审主要经过申请、评比、审查、公示、批准几个步骤, 但在这些步骤实施时, 需要贫困大学生参与并陈述自己的家庭状况和经济困难, 然而, 不幸的家庭各自有各的不幸, 有些事情是难言之隐, 可是贫困生为了得到资助, 又不得不说, 不仅隐私没能得到保护, 自尊心可能也因此受挫。第二, 社会上一些资助高校贫困生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不能考虑贫困生的心理压力, 过分注重宣传, 无意中加重了贫困生的心理压力。
三、构建多维、规范的贫困大学生资助方式
分析得出, 当前贫困大学生心理特征上存在自尊与自卑相互交织、自立自强与自我消沉两极分化、自我封闭与渴望交流相互冲突的情形, 而国家、社会、高校在执行对贫困大学生资助的过程中, 又存在资助体系不完善、资助力度不足、资助方法不当等问题。对此, 必须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出发, 坚持经济资助和建设资助的双维结合, 以促进他们健康心理和健康人格的形成。
1.以经济资助为基础, 不断进行优化和改进。经济资助是解决贫困大学生“顺利入学、安心学习、正常生活”的基础环节, 是“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的教育民生底线思维, 是缓解大学生经济压力的“解压阀”。对此, 在经济资助的过程中, 必须本着“只有更好, 没有更少”的原则, 积极完善贫困大学生奖助学申请的相关程序, 加大资金投入, 尤其是要加大“奖、贷、助”的资金资助力度, 以高额奖学金的方式给予那些成绩优异的贫困大学生鼓励, 利用经济手段增强贫困大学生的学习动力, 帮助其克服内心自卑的心理, 增强贫困大学生的心理优势。[5]同时, 不断改进贫困大学生资助的工作方式, 围绕如何保护他们的隐私, 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开展工作, 避免工作方式的失当给贫困大学生带来心里梗阻, 实行贫困大学生奖助学金申请保密化原则, 以非公开评审的方式进行。不断优化助学贷款的发放渠道, 实施生源地贷款政策, 一方面可以有效保护贫困大学生的家庭隐私, 另一方面则保证了贷款追索的便捷性。此外, 高校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 为贫困大学生争取更多的奖助学金项目, 不断做大奖助学金“蛋糕”, 为更多的贫困大学生提供获取奖助学金的机会。
2.以精神资助为保障, 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辅导。黑格尔认为:“意念一旦进入人的心灵, 就很难拔除。”贫困大学生由于经济压力而导致的自卑、封闭、抑郁而又无奈等心理意念, 一旦从“习惯”变成“自然”, 必然会对大学生成长成才产生恶劣的影响。对此, 必须不断完善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机制, 通过辅导员或班主任与贫困大学生单向联系的方式, 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辅导, 不断增强贫困大学生的自信心、意志力。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 要着力于营造一种平等、和谐的文化氛围, 积极鼓励贫困大学生参与到校园文化活动中来, 体验校园文化活动的乐趣, 感受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快乐。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效能, 对贫困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就业观的引导, 使其能正确看待心理压力, 积极应对生活的挑战, 树立乐观向上、积极有为的认识态度。
摘要：贫困大学生由于其自身经济困难的原因, 成为高校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并日益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现实情形下, 部分贫困大学生由于经济困难而背负沉重的精神负担, 引发包括自卑、封闭、抑郁而又无奈等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 为更好地实现贫困大学生的成长成才, 必须客观分析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特征, 指出当前对贫困大学生资助方式中的短板, 并提出卓有成效的资助方式, 以期促进贫困大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 这是当前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贫困大学生,心理特征,资助方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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