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

《商君书》（精选5篇）

《商君书》 篇1

引言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思想。法家的管理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独树一帜,别具特色。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强调“外儒内法”,法家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商鞅是法家的前驱,是早期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商鞅的著作《商君书》中的“刑赏”激励管理是法家管理的一个典型。分析《商君书》中的“刑赏”激励管理,对于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的丰富,对于管理实践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激励管理。激励是指通过激发人的行为的心理,从而激发企业员工的工作动机,通过管理实践中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去调动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员工去努力完成组织上安排的任务,实现组织所赋予的既定目标。西方管理学家贝雷尔森和斯坦尼尔给激励下了这样的定义:“一切内心要争取的条件、 希望、愿望、动力都构成了对人的激励——它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内心状态。”[1]激励作用的关键在于调动人的内心,激发人的内在潜能。激励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根本上说,则是调动人的积极性。中西方文化中的激励手段和方式有着共同点但也有着差异性。商鞅《商君书》中的“刑赏”激励方法是中国话语背景下特有的一种激励。

一、《商君书》中激励管理研究的价值

要谈《商君书》中的管理理念就必须要谈到商鞅。商鞅 (约公元前395年至公元前338年),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卫国人,卫国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2]。作为中国传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一生专注于政治管理,强化依法行政,富国强兵,可称得上是一位管理实践家。大多数学者们对商鞅管理思想的研究,从商鞅变法中可窥其一二。由于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能够全面、系统的解读其管理思想的论著比较少。《商君书》是否为商鞅本人所著,虽然存在争议, 但普遍认为可代表其管理思想。故本文中对商鞅管理思想的探析,也是以此书内容为主而展开的。

从商鞅变法的结果来看,商鞅的管理思想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商鞅的管理理念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具有一定实践意义,这一理念和《商君书》是中国先秦文化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通过文献资料,我们认为了解《商君书》,对了解先秦文化有着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我们就管理思想的研究来读 《商君书》,主要是针对商鞅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商君书》中的有关校释和《商君书》的成书等方面的涉猎。从商鞅变法的成功可以看出商鞅管理思想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从商鞅管理思想的理念来讲,任何的一种管理活动必定有特定的管理理论思想来支撑,而任何管理理论思想又必将有一定的管理思想哲学来制约[3]。因此通过对《商君书》的研读,我们认为, 商鞅管理理念不但是某种管理思想哲学的实践,也是管理科学成功的案例,也是实践的哲学范本[4]。因此,对商鞅管理思想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管理思想,不断探析现代管理思想理论并指导管理实践,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商君书》中的“刑赏”管理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一种激励管理。纵观中国古代史,从先秦至明清,合理的人性假设对其管理思想的演变,始终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5]。经过研究,我们认为商鞅的管理思想在工具理性特征上具有明显性[6]。 目前,大部分学者对于商鞅管理思想和《商君书》的研究均围绕文献展开,通过结合文献和相关人物资料,进一步整理、分析并进行批判,研究方向集中在法治管理思想方面。本文旨在从管理科学的激励制度去看待商鞅的科学管理思想。

二、《商君书》基于人性和目标有机结合的激励管理

商鞅变法以“重法”和“刑赏”而著称。《商君书》中“刑赏篇”指出:一个国家、组织要做到奖赏的统一,刑罚的统一,教化的统一,这才是治理国家或组织的好方法。只有真正实施了奖赏的统一,国家的军队才会逐渐变得强大,才会逐渐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只有真正实施了刑罚的统一,一个国家、 一个组织的各项法律法规、政策和命令才能够得到有效实行;只有真正实施了教化的统一,人民群众才会严格的听从国家或组织的政令,才知道什么该做还不该做,国家的任何人、任何事之间也将没有特殊性,从而逐步减少特殊性。一个国家、一个组织需要公平公正的奖赏,实施公正奖赏的目的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可以不再奖赏;一个国家、一个组织需要公正严明的刑罚,实施严明刑罚的目的就是到了一定的时期可以不再刑罚;一个国家、一个组织需要修明的教育,实施修明教育的目的就是到了一定时候可以不再教化[7]。以上解读实际上就是《商君书》中“刑赏”所表述的“奖赏统一、刑罚统一、教化统一”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任何人都不能通晓一切事物,我们只能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掌握其核心价值理念。因此,我们治理国家时,需要抓住要领才能取得成绩,而这个 “要领”就是实施奖励、刑法以及教化。事实上如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组织,道理大家都明白,可是知易行难。我们说,圣贤不用去称赞,平凡君主也不一定要废除;对于某一个人实行刑罚不是残暴,奖赏不是仁爱,所有的种种都是因为有着公正严明的国家法律。国家的君主凭战功、农功等取得的成绩授予每一个人官职,赐给每一个人爵位,正因为此,所有有功的、取得成绩的人不会担忧得不到认可。国家的君主由于公正严明的国家法律,从而不用去宽恕任何人犯错误,不用去赦免任何犯人的刑罚,因此那些所谓的恶将逐渐消失,从此不会再发生。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人们需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或组织,只需要考虑如何进行统一奖赏、统一刑罚和统一教化,并且坚持执行就可以了。

商鞅管理的逻辑是将人性的好利恶害和激励管理有效的结合,并将人性好利恶害的特点有效的植入其管理的逻辑里,并成为其管理的基础。首先,商鞅阐释了为什么必须进行法治管理,他认为只有人性基础上的管理才能够很好地实现管理的目标;其次,商鞅设置了法规,利用法规的强制性约束人好利的本性;再次,商鞅在管理上将人性的好利恶害和管理目标有效的结合在一起,用科学的管理理念来进行功利驱动的有效控制,并且在激励管理中,根据人固有的好利恶害的本性进行了“赏刑”的激励管理设计,并大力推行功利驱动的激励管理,从而为富国称霸服务。

激励管理从本质上说就是有效地把人的动机引导到组织的目的上,将人的自身动机和社会动机形成合力,并成为一种激发的力量。人性理论认为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为此商鞅提出“因人性而进行利导,因法规而进行治理”。 《商君书》中的“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8]就是告诉我们要因人性而进行利导,因此商鞅在大众管理中运用利益这一手段进行激励,“以利使民尽力,合乎法者赏,违法者罚”这就是商鞅的激励管理。商鞅用“刑赏”两种相反相成的手段推动变法的实施,以此实现国家富强的管理目标,保障利农利战的国策的实施,进而有效地将人民大众的自身的动机性引导到为国家、为组织的目标上来。商鞅的“刑赏”方式的实施,是将国家宏观组织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和保障。

三、《商君书》激励管理的具体内容

《商君书》中“刑赏”作为一种激励的手段,因人性好利, 故将利农利战设为赏,因人性厌恶害、厌恶重刑,而将害农害战设为刑。从法律实施的角度来讲,信赏必罚是商鞅变法中保障法律实施的前提,通过刑赏的激励方式,进而达到国家组织繁荣富强的管理效果。

(一)利农战为赏:人性因逐利而弃私

我们知道商鞅变法是为了达到国家组织繁荣富强的目的,商鞅管理的核心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以利农利战着手, 将农战作为获取名利的基础,通过法律的条文,使人民大众知晓要满足个人追求名利的诉求就必须而且只能从这条途径上获取。从人好利的本性这一角度来说,人民大众肯为国家拼尽全力,国家应该给予奖赏和抚慰,因此国家、集团或者组织设立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奖章,以及明确的奖赏制度体系。《商君书》中提到:“夫民之从事死制也,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不用辩说私门而功立矣,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 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也,故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劳不显于国,私门不请于君。若此而功名劝,则上令行而荒草辟,淫民止而奸无萌。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9]除此之外,商鞅认为要杜绝因私而赏,必须是为国家取得伟大功勋的大众才可以得到奖赏。而大众建立功勋也必须是建立在农战的基础之上,这就进一步指明了国家、集团或者各种组织应该并且必须通过法规的形式来限定刑和赏的范围和依据。鉴于此,商鞅提出了以“赏”为法这一管理制度,确立了只有在农战中取得了功勋的大众才能被颁发奖赏,给予肯定,这就是所谓的“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10]

(二)用重刑为主:人性因厌刑而去恶

商鞅把刑赏作为激励的方式融入到其管理目标上。其中,激励中的赏,即为农战之赏,所谓的刑,即是重刑。就商鞅的刑罚来看,首先是通过刑罚来强化社会稳定;其次便是引导人民为国家作战;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商鞅管理中的“重刑”既是兴农的必备条件,又是强兵之必要。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刑的轻重而言,商鞅认为,制定刑的轻重与国家富强之间是一种很密切的关系:《商君书·去强》篇中有“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刑赏作为一种激励,其主要的目标是通过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法规的目的是为了“禁暴”。而关于禁暴,最适合的方式莫过于重刑,利用重刑去限制人们的暴力行动。《商君书·垦令》篇说:“重刑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草必垦矣。”[11]

《商君书》中是从人性角度去看待刑罚的执行结果的,认为用刑的最终目的是去刑以及去恶。重刑使人们怕刑,畏刑使人们去恶。书中指出:“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12]以上内容指出, 如果我们能够明确大众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然后通过采取被大众所厌恶的刑罚方法去治理国家,人们心中就会自然而然产生畏惧,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法规法则,将会被大众所接受,厌恶的事情也慢慢会减少发生的频率,从而达到天下大治。商鞅的管理理念认为重刑的目的是刑能去刑,“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13]这个意思是说,人民大众会因为畏惧刑,因此不去或者不敢犯小罪,更不敢去冒险去犯重罪, 这样的话,就会达到“以重刑去刑”,从而达到维护社会健康有序秩序的目的,所以“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13]

(三)信赏必罚:激励得以保障

《商君书》从法制内容的具体实施方面提出了“信赏必罚”的管理理念。变法作为一种社会规则,“信赏必罚”势必会关系到法制的运行及其产生的实质效果,包括国家政治体系的运行、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信赏必罚”在管理机制中,将起着管理目标能否得以具体实施的关键作用。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由于史无前例,或者说是一种新鲜事物,肯定会遇到社会各层面的重重阻力。可以说“信赏必罚”这一观念,是使得大众信任商鞅、信任法制的关键。因此说,商鞅的信赏必罚在很大的意义上首先解决了大众对其法规条文的质疑,从而产生了信任。

“信”就是人们愿意相信、敢于托付的一种内心表现。在商鞅的激励管理机制中,他非常重视“信”的作用,并提出: “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懊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7]信任构架问题和商鞅的法治能否得到具体落实有着直接的关系。商鞅把“信”这一问题落实到执法过程中,提出了“信赏必罚”。

“信赏必罚”,从具体内容来看,是指按照法规条令,对于应该赏的,一定要奖赏,应该罚的,一定要处罚。实践中,一方面,商鞅将其法规条文,以成文法公布于众,使得大众都知道此法的存在。另一方面,通过“徙木立信”这一事件,去推行其法制理念。《史记·商君列传》:“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14]

最后,在法制的具体执行和实施这一问题上,商鞅力求做到刑无等级,太子犯法,鼻刑其师为罚。商鞅以信使民,以信行法,进而使得大众信任其法制,从而有效解决了信任构架这一重要问题,也逐步实现了“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的激励管理的信任问题。

关于商鞅“刑赏”这一管理激励机制,王安石曾评价:“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15]司马光对商鞅的这一机制,也有所评价:“夫信者, 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16]

总之,商鞅的激励管理立足于社会现实和人性特点,以国家富强为其管理之根本目标,这样既对人性的法治管理和约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又成为实现国家富强的一种有效路径。商鞅的管理目标,其本质的体现是一种实力的追求。在方法上,他是通过奖励农战来实施的。由于设定的管理目标本身具有一种现实功利性,所以说人性设置,并进行引导,从而实现其管理上的驱动。就商鞅的法治的实施来讲,重点在于赏和刑,商鞅又通过“信赏必罚”去运行法制的实施。单独就赏和刑来说,这是人性激励管理的一种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商鞅通过具体的法制实施,实现了其管理上的一种激励机制和效果。

四、西方激励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不足以及中西理论融合建议

商鞅的管理理念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合作逐步加强,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逐渐减缓,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在东方管理思想的指导下却在慢慢的发展壮大。世界经济格局的逐步变化,使得人们的管理视野和重心逐步转向东方的“软管理”,开始注重东方管理中对人的因素以及人性的强调。

当今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种更为先进的、更加科学的管理理论为其指导思想,西方的管理思想过于强调科学的“理性”和经济的“效率”,在包容、人本、服务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变和提升。而东方传统管理正在逐步显示出其所独有的内涵和文化特色,可以说,对东方传统管理的探析研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东方管理理论强调的是“以人为本”,要求管理者在针对被管理者的利益时要进行换位思考,要多从被管理者的角度上进行分析和考虑问题,强调要重视多层次、全方位的人际关系,在日常的管理中,用自身的道德、威望、感召和示范作用,去无形的、积极地影响被管理者,从而使得管理中的人际关系处于一种最佳的状态,最终达到一种最佳的管理绩效。 柔性管理时代的到来和影响,使得东方管理中的人际和谐思想,在未来必然会成为科学管理的重点和发展方向。

当今经济环境下,我们如何有效的进行科学管理,重点就在于对人力资源进行科学的利用,因此说,人力资源管理现在已是或者未来将成为摆在众多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众所周知,商鞅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战国时期,秦国是通过商鞅管理思想的具体实施统一了中国。因此,商鞅的激励管理从现实上讲具有实践性和客观性,从哲学角度来讲具有合理性,从继承这一角度来讲,商鞅的大多数管理思想,在今天及未来,仍然值得继承、发扬。比如说,商鞅对于经济实力这一管理思想的重视和运用的理念,在今天对我们的经济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其信赏必罚等众多管理观念对现今企业管理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

经济的全球化、区域性经济的合作使得东西方管理思想进一步融合。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交流与合作,在现在和未来将成为全球化中永恒的主旋律。西方管理缺乏的是如何在管理操作过程中设置伦理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而东方管理缺乏的则是对于如何在伦理价值上建立一种操作体系,从而去规范操作行为。我们有理由相信, 未来管理科学的发展,将会以东方管理文化为核心,汲取西方科学管理体系的精华和成果,从而形成东西方管理文化的大交汇、大融合。

《商君书》 篇2

个人觉得司马迁的评论这才叫刻薄，别忘了司马迁正是受害于汉所沿秦代之法“宫刑”才愤而著书，每每思及身受宫刑，他自己说“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秦法谁炮制的?商鞅。他能对商鞅有好评价吗?鄙人还认为，以道德来指责或评论政治人物是肤浅的行为，谋略和学说本身无善恶，运用到国家政治中不可简单以道德来评价。

商鞅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可贵，主要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圣人不法古，法古则后于世”(《商君书开塞》)的先进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观。

商鞅很犀利大胆的认识到现实社会的出路不在于法古，而在于变法更礼;他亦认识到每一朝代都各具其时代的政治特点，这些特点主要的决定于当时历史条件;

二、人性功利论。

商鞅认为人的一生就是在好利的本性支配下，追逐名利的一生。“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由于利益，儒家所提倡的礼仪对人的行为不起任何约束作用：“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商鞅以人性功利论为富国强兵的国策提供了指导思想，所以后人多简单粗暴的评论其为功利主义。商鞅对人性的理解，历来见仁见智，我个人倾向是比较认同的，有其合理的一面。

三、双刃之“法”。

在法家诸多流派中，商鞅以重视法律而独成一家。虽也谈术与势，但其法制理论更为细密。其提出的主要作用：“法能定分”(《商君书定分》)，以立法明分，即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分界，而反对以私害法，秦法对私斗处分是极严极重的;“法能胜民”(《说民》篇)商鞅明确提出法律是君主权柄(权制断于君)，主要功能就是强制民众和镇压民众。商鞅仅仅把民众看为是肉猪一样的统治对象，并建议“焚诗书”，采取“偶语者弃市、谤者族”的高压苛法，也为秦朝埋下了祸根。后世韩非发展完善为“禁心、禁言、禁事”直接执行彻底愚民，剥夺言论自由;“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为秦始皇焚书提供了理论指导。

商鞅的苛法，来自于他对人民道德品质的最恶打算，他认为所有的人民都是奸民，君主应当充分认识民众奸猾的本性“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而强”，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在秦国推行了“轻罪重罚”的主张。“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以杀止杀，以暴止暴，这样的施政手段，一旦君主智蒙，必然不可避免的出现暴政酷刑、民无宁日的悲惨局面。然后，后来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四、耕战之策。

奖励、以法保障耕与战，其主张接近残酷，但就当时环境来说也是解决分裂，走向一统的最可行措施。这个就不多说了~

商君能讲几门课？ 篇3

商鞅入秦之初，曾经数次向秦孝公进言。据《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先后给对方上了“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术”四门课。按照儒家史观，秦孝公采用了境界最低的“强国之术”，即后来的变法方略。

如此看来，商鞅就是一个学霸。问题是，他不是当时唯一一个通晓百家之人，甚至也不是第一个兼修他学的变法者。魏国的变法先驱李悝、吴起，都曾经在儒家大师卜子夏门下听课。有些人据此认为，法家源出于儒家，法家门人是孔夫子的另类徒孙。这种说法其实太过片面，也忽视了诸子百家在战国中前期的特点。

我等凡夫在方法论上存在一个误区——把诸子百家最终形态当成每个时期的形态！此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与普遍联系。

商鞅所在的时代，百家争鸣虽激烈，但恰好处于一个学术门户未完全成型的时代。社会需求是大创造，而不是大总结。也就是说，大家还在整理与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没给出让后人不敢逾越的终极答案。至于如何完善自家学说，途径无非两条，一是在实践中采数据、挖需求、定对策，二是像其他学派大师吸收新知识。

作为务实的改革家，必须有广阔的社会视野，认知研究各种社会思潮对改革的影响。李悝、吴起的变法，无疑是以法家学说为指导，但他们广泛吸收了不少学派的养分，成为了事实上的杂家。商鞅也是如此。

穷根究底的话，商鞅的强国之术是一个百家学说混合体。以法治国（法家），耕战立国（农家+兵家），尊贤尚功（墨家），再加上商鞅曾对魏惠王施展过的外交计谋（纵横家），完整版的“强国之术”，不可能只有一家一派单独构成，必然是博采众长的产物。只不过，不同学派士子的“博采众长”，会形成许多风格迥异的排列组合。

例如商鞅的学术，以法家为核心，以农家兵家为两翼，其余的墨、道、名、儒、纵横、阴阳诸般学问都是补充。李悝与吴起两位变法前辈，也是顺着这种思路来构建自家政道的。商鞅在这方面，是他们的继承者。

正因为熟悉诸子，商鞅比寻常政治家更清楚该如何借用百家资源；正因为熟悉政事，商鞅比纯学问家更明白该如何扬弃百家资源。我们也许比他更懂得“包容并蓄”的伟大，但他绝对比我们懂“经世致用”的内涵。

因此，商鞅虽然抑制诗书礼乐（主要指儒家试图恢复的王道礼治），但他设计的秦法框架，依然不妨碍秦国朝野继续吸收和消化诸子百家资源。若非如此，秦惠文王不可能跟以“兼爱非攻”为宗旨的墨家做朋友，各派名士也不会相争入秦。

尽管商鞅抑制王道之学，推行以法家思想为主体的秦官学（也称典狱文学），但事实证明，秦政法能兼容诸子百家，而秦官学也与百家私学存在合作空间。因为，秦之典狱文学本身是集合了百家实用知识的产物。如果说诸子百家是思想理论层次的学问，那秦典狱文学属于操作技术层次的学问。换言之，典狱文学是谁都可以用的“术”，百家之学钻研的则是“道”。两者并非同一层次的东西。

其实诸子百家都不同程度的偏科，但谁也没有规定不能吸收他人的思想资源。在碰撞中融合，用我的思想整合你的技术。大家差不多都是打这个算盘。此外，学派治学与政治实践是相互影响的。百家学派描绘的是理想值，入世士子执行的是现实值。秦国能弄出《为吏之道》这种道法儒墨融合的主旋律教材，说明法家同样会在实践中转型。

因此，只要不踩“以法治国”与“耕战强国”这两条底线，大秦牌硬件系统可与任何一种百家软件兼容。

《商君书》 篇4

关于具体如何树立法律权威, 商鞅在其变法思想中有很多方面的阐述。其核心为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是“立法”;这里的“法”需具备一系列的性质, 如明确、易知、确定等。第二是“释法”;从主体的不同又分为君主的带头循法、官吏的懂法释法、民众的知法守法方面。第三是“执法”;主要体现在法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应遵循“无差”、“必行”原则, 以及做好预防犯罪工作等方面。

(一) 立法以使有法可依

商鞅认为:欲树立法之权威, 其前提必为有法存在———即有“法”可依。将这里的“法”延伸, 商鞅“以法治国”的思想就有了依据和支撑。

法律权威的树立是一个漫长且颇为艰难的过程。商鞅在着手制定法令之前徙木立信, 为后来法令之运行做了一个极好的铺垫。接着, 以“不法古不修今”为口号, 商鞅开始大量制定法令规章。经考古发现, 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发现的秦律达三十余种。这些法令律例内容充实、调整范围广、几乎将秦国社会生活全面纳入了法制轨道。除了注重立法形式上的完整全面, 商鞅还力求使法在实质上可行适用。故商鞅在立法时强调法律的明确性、易知性和确定性。商鞅认为, 法律只有明确, 才能成为判断是非功过和行使赏罚的标准;只有通过颁布成文法的形式使法明白易知, 才能使法律成为全体臣民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只有确定而不轻易变更, 才可使民遵从、权威得立。

(二) 释法以使民众知法

商鞅认为, 法律一旦得以确立, 接下来的工作即为解释法律。自上而言, 商鞅要求君主应克制私欲, 带头守法, 因为“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自下而言, 一方面, 商鞅各级官吏应学习法律;另一方面, 应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最大限度和范围的使民众知法。这样做既可以让官吏约束自身并帮助不知法的民众, 向其解说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 使“万民无陷于险危”, 又可以起到“吏不敢非法遇民”和“民不敢犯法”的双重效果。

(三) 执法以使权威得立

在法令正式施行时, 商鞅为了保证实施成效, 提出了执法的两条基本准则———“必行”和“无差”。

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得以施行是立法的直接目的, 商鞅深知要最终树立起法律权威, 必须要毫不迟疑、没有误差的实行法律。他在其《画策篇》提出“必行”之说:“国之乱也, 非其法乱也。国皆有法, 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关于“无差”, 商鞅在其《赏刑篇》中有详细论述:所谓壹刑者, 刑无等级, 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 有不从王令, 犯国禁, 乱上制者, 罪死不赦。”另外, 出于从侧面减少犯罪以树立法律权威, 商鞅在《开塞篇》中提倡要对犯罪进行事前预防。这在当时来说, 是一种先进的法制理念和思想, 具备极强的创新性和前瞻性。

二、法律权威与当今法治

民众对一国法律的遵从及依赖的程度可以反映出这个国家的法治发达程度。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但社会中还存在诸多违法乱纪, 藐视法律权威的现象, 故确立我国法律之权威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

商鞅变法虽距今已甚为久远, 但其思想中关于如何树立法律权威的措施对于当今我国实行依法治国方略, 建设法治国家有重要意义。

具体而言, 其可供借鉴之处有如下四点:

(一) 增强立法统一性和协调性

商鞅变法时期的立法特点是全面规划, 系统配套, 立法内容皆以耕战为中心, 法与法之间既有向心性, 又有相互协调性和互补性,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我国近现代立法活动也非常频繁, 但是在法与法之间的衔接和协调方面却尚待改善。中央财经大学邢会强教授曾专门撰文提出指出我国存在“法律空洞化”现象———即立法虽多, 但是法律条文缺乏实质内容, 法与法之间有重复或规定矛盾。这种法律一旦予以实际施行, 就会产生适用上的矛盾和解释上的难题, 进而导致民众对法律权威信仰的降低, 影响司法的公信力。

(二) 要求国家官员做到“任法去私”

国家公职人员作为国家与民众的桥梁, 代表着国家廉洁的形象。但当今无论是大官还是小吏, 有的甚至作为国家司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 都频繁出现贪污腐败的事迹。这直接导致了民众对于法律的公信力产生怀疑, 成为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阻碍。

商鞅在其变法中强制要求官员学习法律, 并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思想同等对待官员和平民, 约束官吏的行为。我们现在也需官员们做到“任法去私”, 领导干部和执法、司法工作者尊重法律的权威, 以法作则, 严格依法办事, 决不以私害法。

(三) 加强普法宣传, 提升民众法制意识

商鞅为了树立起法律的权威, 维护君主的绝对统治, 极为重视法律的宣传教育, 要求法律应该成为家喻户晓的行为规范。当前, 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 缓解矛盾, 我们也需要大力深入地进行法制宣传, 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

(四) 加强犯罪预防, 重视教育的作用

商鞅在人性论方面持“性恶论”主张。他认为人本性是恶的, 所以国家应该积极打击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 最好做到防患于未然, 即做好预防工作。我们可以吸收其理论的有利成分, 有针对性的对重大犯罪活动加强预防, 减少民众伤亡和财产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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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约瑟夫·拉兹.法律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论文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5]郭忠.法律权威如何形成——卢梭法律观的启示[J].现代法学, 2006.

商君书读后感 篇5

商鞅在历史上落得了一个残忍滥杀，针对百姓的恶名。商君的确是主张用权术统驭百姓巩固政权，可是统驭百姓不等于反对百姓;巩固政权也不等于牺牲人民，权术更不等同阴谋，这个逻辑关系一定要理清楚。贯穿全书，商君都在论述如何富强国家造福百姓，这就是很好的证明。当得起暴君酷吏之名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其初衷是为了盘剥百姓而自己得益，以压迫榨取为目的。有句话形容的很恰当，商鞅是个一生“尽公不顾私，极心不二虑”的人。在他的心里，强国和利民是统一的方向，需要君主和百姓心无二致地齐心努力。

商鞅或许是把人心简单化了。在他眼里，人民生来就为追名逐利，并无二致。他对于名利的论述甚为详尽：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民之生，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下失臣子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一个个人民在商鞅严重俨然变成了一台台机器，只会按照大自然为他们编写好的程序，也就是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温饱解决了就追逐名利的复制品。因为总结出人性的简单，商鞅主张用权术赏罚来调控人心的简单喜怒志欲，使其无一例外地变成忠心为国的助推器。

我对商君，尊崇有之，敬服有之，批判有之，更多的，是理解。我理解他治国强兵的梦想，理解他强国等于利民的逻辑，理解他剑走偏锋的想法与胆识，更理解他作为改革先锋的孤独与压力。他不是残忍也不是嗜血，只是为了效率和成功运用了极端的手段试图纠正他认为的社会弊端，只为了心中那个兼济天下，造福苍生的梦想。在他心中，开始的牺牲是为了最终造福天下。当然，这对那些没有犯罪被连坐的人们也许是不公平的，如果我身为其一自然也会怨愤不已，但我还是要说，评价这件事情的功过得失不能只用放大镜对准了国家和个人之中的某一方。事实是秦国风气清明，继而扫灭六国统一了天下，消弭了六国相争的战祸，的确是给烽火中受苦的人带去了福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