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视角（精选8篇）
均衡视角 篇1
人口均衡是指人口总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等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 以及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外部系统适应和平衡[1]。目前致使人口内部结构失衡主要有: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性别比结构失衡, 二是2000年以来的人口老龄化的年龄结构失衡[2]。正因为人口内部系统不均衡发展引起了人口外部系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如劳动力供求萎缩、养老需求增加、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比过重、适婚人口婚姻挤压以及环境资源日益稀缺等等。
一、传统家庭人口文化表现
既有生育文化实质上就是国家基于自身利益需求约束或规制个体生育行为的一种道德规范, 受国家制度化机制保障, 辅以行政手段加以实施, 以既往生育文化作为参照坐标, 又受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的制约, 具有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发展过程。
1. 家庭人口文化表现为“生育义务论”。
在中国生育文化体系中, 人口文化与是家庭、婚姻、生育结合在一起, 在制度层面则表现为国家凭借强制力规制生育主体的生育行为和选择方式必须符合国家利益的“生育义务论”。至于“中国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生育”的问题, 最有力的依据就是中国人口太多, 增长太快, 资金积累则相应较慢, 人口增长某种程度上正在拖经济的后腿[3];相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力来说, 人口是可控力更强的一种资源[4]。至于多在哪里, 又如何对生产造成影响?在人口研究过程中, 较少有来自政府部门的关于中国人口变化及构成因素的计量和分析, 人口问题的现状、发展趋势的实证分析以及科学而系统化的规范研究。在人口政策调整决策制定过程中, 又极少关注利益群体的价值取向动态变化, 在利益至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利益导向惠及效果又微乎其微。总体看来, 当前人口政策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成员必须向国家履行的义务。
2. 家庭人口文化表现为主体利益诉求渠道不畅。
传统政府执政模式“管理”职能大于“服务”职能, 要求社会成员服从“义务”本位观念根深蒂固。马克思认识论认为, 个体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 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主观之见于客观的能动反映过程。在信息共享WEB时代, 网络四通发达, 作为人口政策的执行客体, 想要通过正常渠道参与或影响政策决定过程向政府建言的互动平台缺失, 机制尚未建成。故一些个体或群体基于自身利益驱动在网络上借用一些具体事件炒作, 或是散布各种言论, 以此向政策决策者施加压力或影响, 迫使政策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最大限度在其利益需求与现行决策之间做出妥协或让步。每每有人口政策的转轨或调整, 都刺激着无数个体基于个体和群体的生育需求积极向政府表达其利益诉求的热情和对现行人口政策的展开热烈讨论。不论其观点正确与否, 但有一点不容忽视, 他们的讨论对中国人口政策执行主体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 各级计划生育部门的公信力和美誉度受到极大挑战。
二、家庭人口文化构建存在的主要障碍
人口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非均衡的态势, 理论上认为是由于人口政策上“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强化了生育个体意愿选择。微观上, 生育意愿体现着生育个体生育行为的理性选择;宏观上, 则表现反映了社会人口文化对个体的影响力。
1. 内生于传统婚育文化所积淀下的男孩偏好。
男孩偏好依然是中国生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观念形态的传统生育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 渗透在整个意识形态机体和社会道德习俗中, 强力支配着个体生育行为。“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延续香火’、‘养老送终’、‘多子多福’、‘孝道’、‘人丁兴旺’等生育观念根深蒂固, 是传统生育文化和生育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有现实需求性, 又有文化继承性, 至今并没有完成根本性的转变, 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5]正在构建的以婚育文化为核心的新型家庭人口文化, 内生于中国封建家族制“以男系为尊”, 在较长时间内还深刻地支配着整个社会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选择, 致使现行划生育政策对于个体生育决策及其行为的约束力极其有限。
2. 从属于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驱动。
从根本上说, 社会成员生育观念的变迁, 最终取决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提高。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 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较大的进步, 但生产力水平总体较低依然是中国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 在一些农村农民家庭致富的根本基础还是劳动力, 男性是其家庭财富的主要源泉。而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一些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在制定与执行时缺乏男女平等视角, 使得妇女在教育、土地分配、就业、退休、政治参与等领域与男性存在较大差距, 导致妇女总体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地位相对不高, 这些强化了人们男孩偏好的观念”[6]。在现实情境中, 当个体生育意愿和行为要是与国家要求发生冲突可能要受到权威性惩戒, 因此个体为了规避风险, 在可供掌握的社会资源范围内寻求平衡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生育男孩恰好解决这一利益需求。
3. 外源于结构化生育政策影响下生育成本的有效规避。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讲, 是从严格的“一孩化”政策到衍生至“一孩半”生育政策。这一结构化生育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农村或部分地区生产条件不发达的现实, 但映射到具体的生育政策却暗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结构化生育政策是国家在制度层面上“认可”男孩优于女孩的生育价值取向。实施中的“一孩半”生育政策对个体生育者来说, 提供了一种策略抉择的参考框架, 通过制度规则提供的信息恰恰是个体生育行动者把“违反规范行为的惩罚”风险程度降至最低, 也就是说, 实施中的“一孩半”政策虽然也能对相关的行动者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但这种约束却具有相当的弹性和空间。因为在限制生育的政策下, 生育主体生育孩子的数量与生育性别意愿会发生矛盾, 这种矛盾的激化“最后形成了‘质量换数量’的生育行为, 即不能多生来达到生育性别的愿望就通过选生来实现, 从而造成了出生性别比的问题。”[7]
三、人口均衡下家庭人口文化的构建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化, 群体生育意愿持续下降则是必然趋势, 但折射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具体, 人口文化的嬗变因素中, 还是取决于家庭的发展这个硬性部分的最终改善。
1. 政府着力推进。
真正决定人口文化发展变化最终动因仍是现有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所以政府需要一方面确保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建立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使劳动报酬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开发式扶贫以及再就业工程等, 缓解和减少城乡贫困现象;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创造保障老年人权益的良好社会环境, 保障老年人权益。另一方面制定相关社会政策, 促进家庭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促进人口有序迁移和流动, 适应信息化、城镇化、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对普通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 提高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存量;维护好市场秩序, 严格劳动执法, 保护劳动者合法的权益不受损害;完善劳动力市场, 努力增加就业机会, 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 让劳动者在要素市场获得劳动力成本价格的同时, 还能分享新创造价值的利润。总之, 政府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控体系和管理机制的动态变化中, 适应客观人口发展需要, 引导家庭将个体生育行为融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促使个体行动者的生育行为与社会生育目标相一致, 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2. 家庭切实发展。
家庭发展其目的是提高家庭收入, 关键在于在市场条件下提高劳动力素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贡献大小由市场衡量, 劳动收入由市场决定和实施, 劳动者要提高自身劳动收入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提高自身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与传统生产中普通劳动力不同, 是指通过教育、培训、保健等使劳动者身上凝结和积累技能和经验, 使得其个人可以赢得更多收益价值。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认为“人类的未来不取决于空间、能源和耕地, 它将取决于人类智力的开发”[8]。个人经历、受教育程度及其形成的技能等构成人力资本影响着工资。市场经济体制下, 劳动者拥有的劳动能力越强, 质量越好, 提供的劳动越多, 其劳动报酬就越多, 以此逐步实现劳动力市场上质量对数量的升级, 提升中国在国际市场中人力资本的优势。
综上所述, 人口均衡视角下发展家庭人口文化其实质是国家、生育主体在社会发展客观需要与个体自身发展需求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 既需要个体在生育行为实践中“生育自由”与“生育义务”的统一, 更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引导, 着力提高人口素质,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以期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可持续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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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树茁, 姜全保.“关爱女孩行动”可以治理出生性别比问题吗?[J].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6, (3)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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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M].贾湛, 施伟,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0:3.
均衡视角 篇2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不断深入，人们对于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不仅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目标，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教育公平的理念在制度上的体现，就是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均衡实质上就是指在教育公平思想和教育平等原则的支配下，教育机构、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有平等待遇的理想和确保其实际操作的教育政策和法律制度。[1]基础教育作为各级教育的起点和基础，对于教育公平的意义尤为重要，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是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实现的基础和保证。只有正确把握教育公平的思想，才能在教育实践中正确推行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本文拟通过对教育公平思想内涵的梳理，结合基础教育自身的特性来对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进行分析，以期对推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有所启示。
一、多维视角下的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的理念由来已久，早在先秦和古希腊时代，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就提出了教育公平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超越了身份制、等级制等将教育视为少数人特权的历史阶段之后，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作为基本人权，已成为现代社会普世的基础价值。[2]但是对于教育公平理念的认识和理解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教育公平的理解应该是多维度、动态性的。
1.教育公平是个历史性的概念
公平在任何时代都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发展变化着的。教育公平作为公平的一个层面也不例外。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关于永恒的公平的现象，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一个人有一个的理解。”[3]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人的受教育权利是与其所属的社会等级相一致的。教育资源的分配是看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为判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把现实的物质利益和迫切的政治要求上升为普遍的、理性化的“自由”、“平等”、“人权”，倡导“人人生而平等”。这种“人人平等”的公平观反映在教育上，就是人人获得了形式上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不过，这种“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却受着金钱的限制。如今，人们认识到，接受教育是一个人不可让渡的权利，不应受财富、权力、家庭等社会因素的限制，而应以受教育者的学习能力为准则来分配教育资源，追求教育的“能力”公平。总之，公平的内涵及与其他诸多问题的关系只有放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的社会结构变动之中，即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因此，对待教育公平问题首先要看到它的动态性、时间性。
2.教育公平是个过程性的概念
教育是一个过程，教育公平也应当是一个过程性的，具体可包括这一过程的三个阶段，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是指教育机会的平等、入学机会均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平要求，在实践中尤指保障儿童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过程公平，又叫参与公平，是指个人或群体在教育的不同部门和领域内经历和参与的性质、质量，以保障每个人都能接受自己所需要的教育；结果公平，是指最终体现为学业成就、教育质量的平等，是一种实质性的、目标层面的公平。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经由教育过程然后才进入社会的，因此个人的教育公平就是其日后社会公平的基础和保障，个人教育公平的终点就是其社会公平的起点，如果教育公平无法保证其全过程的公平，那社会公平也就无从谈起。对教育公平的把握也要建立在对其过程性的全局理解之上，只有每个阶段的教育都做到了公平，真正的教育公平才能实现。既要积极推进教育公平各阶段的实现，也要认识到历史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搞大跃进，盲目发展。
3.教育公平的倡导并不必然导致教育效率的下降
长久以来人们有一个认识的误区，即过于强调教育公平的实现会导致教育效率的下降，从而影响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则会更好地发展教育事业。其实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从教育学的视角来看，教育本身是具有特殊性的社会现象。教育是保障社会起点公平的重要工具，是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保证。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其目的就是让所有适龄人群接受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融入社会、工作、生活的最基本素质，而这些则是现代社会正常、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所以，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就决定了教育的公平与效率是完全统一的，教育公平在基础教育各个阶段的真正贯彻和实现就是教育效率最大的发挥。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教育属于准公共物品，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这里会“失灵”，因而建立在市场自由竞争基础之上的效率概念也不能简单套用在教育之上。教育的准公共物品的属性使其必然需要由政府进行供给，因为其有很大的外部效应，但同时教育是准公共物品而不是纯公共物品，其到达一定程度之后还是会出现竞争和排他性的，所以，效率问题还是存在的。不过从教育的层次来看，基础教育因为其基础性，公共物品的属性更强，在这一阶段之上保持教育公平，社会获得的正效益更大，因此这一阶段让每个人都公平地受到教育是最重要的；而在高等教育层次，其私人物品的属性更强，个人因此获得的正效益更大，所以这一阶段实行的是教育成本的分担机制，教育效率的强调也更重一些。
二、教育公平与基础教育的差异化均衡
教育公平是一个多维度、动态的概念，同样，在教育公平指导下的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也不应该是静态的、线性单一的。在中国搞基础教育均衡更是忌讳简单的平均主义、一刀切，因为各个地区都是不同的，有一些还差别很大，所以杀富济贫式、削峰填谷式的均衡发展都是不对的，也是与教育公平理念不合的。要想真正推进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需要对我国的基础教育进行现实和理论上的分析。
首先，从客观现实来看，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整体的教育发展水平也较低。我国基础教育学校历史条件、社区环境、师资水平等的不同决定了学校发展过程中彼此差异的存在。但差异不是差距，差异是和谐的前提，正是学校间彼此的差异才使基础教育的和谐发展有了可能。因此无论是基于我国的国情还是基于均衡发展的本然意蕴，基础教育的均衡都应该是一种差异均衡。其次，从理论上分析，基础教育的“基础”应是促进人的发展、培养合格公民、打下“成人”的基础。基础教育是“底线合格”的教育而不是“培育英才”的教育，是“打好人生成长基础”的教育而不是“社会分层流动”的教育，是“素质教育”而不是“考试选拔教育”。[4]基础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具有最基本生活能力的人，是为成为未来的合格劳动者做准备。当然，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可以培养“最杰出的人才”，但那不是它的本然目标。对基础教育的“基础”要有科学的理性判断，促使基础教育在真正的意义上良性均衡发展。
实行一种底线均衡的差异化均衡发展模式是比较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即以基础教育的“基础”为底线，针对我国不同区域、不同学校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注重学校内涵发展的教育均衡发展模式。它在现有经济条件下保证教育质量底线发展的均衡，追求教育发展基本条件的满足和基础教育最低目标的实现。底线均衡的差异化均衡发展模式奉行“合格即优秀”的教育标准，它将目标定位于基础教育的底线，而不是将目光定位于所谓“优质”、“第一流”发展的顶线。它不仅重视政府对基础教育适当的经济投入，更重视基础教育学校的内涵式发展，通过学校的内涵发展促进办学质量的提高。它重视的是基础教育发展的底线，每一个区域、每一所学校的发展都要达到一个底线标准，每一个基础教育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要在底线上合格。同时，这一发展模式还更多地着眼于以差异的特色来研究基础教育，承认差异，在差异中寻找特色，通过特色实现基础教育的底线均衡，追求一种在现有物质条件下的“低位高水平”（物质条件的相对低位和学校发展的高水平）的发展。差异均衡视角下的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贵族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都应该保持教育基础底线的一致，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过程、管理评价都应该具有共同的底线标准。这一发展模式也正科学地诠释了基础教育的基础性。[5]
三、推进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
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应该是在多维教育公平观指导之下的、立足于基本国情和基础教育基础性之上的差异化均衡发展。推进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应该把握好几方面的内容。
1.基础教育的整体均衡
一般认为，基础教育主要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三部分。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应该是其内部各要素的全面均衡。因为这三部分是基础教育的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均衡与否都直接决定了下一阶段的起点公平，而每一阶段的均衡也都会对上一阶段能否均衡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一个地区，普通高中的发展如果不均衡，有的学校特别好，占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多，而有的学校却十分薄弱，这必然会产生初中阶段的学生都想向优质高中涌入，从而造成优质高中人满为患，薄弱学校无人问津的情况，这反映在中招考试中就会使得初中教育受制于中考的指挥棒，不得不实行应试教育，推行“重点班”，讲求“效率优先”。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必然也就导致了整体基础教育的资源配置偏向于优质学校，产生马太效应，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基础教育的整体均衡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当然，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很多地区还无法实现这种整体的均衡，但是以义务教育均衡为主体，向上下延伸的均衡发展模式在各地都已经推行开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基础教育的整体均衡一定能够实现。2.基础教育的底线均衡
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决定了基础教育的均衡应该是底线均衡。我国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各不相同，不能整齐划一地划定一个均衡发展的线，但是基本的教育公平是要保证的，因此基础教育的良性均衡发展就要实行底线均衡。
基础教育底线均衡的这一底线就是培养合格的公民素质。底线均衡就是在保证学生底线合格基础上的有差异的均衡。基础教育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优质合格的社会公民，学校要保证学生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后实现底线上的优质合格，合格底线上的优质就是优质学校的主要特征。夯实基础、保证底线是基础教育底线均衡的基本任务。底线均衡的内容包括：学生具有优良的公民素质；学生在优良公民素质基础上实现有差异的自由发展。这就要求基础教育学校要善待每一个学生，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学校能够为每一个学生的和谐成长提供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的合适的课程和教学。课程设置要在保证国家课程标准彻底落实的基础上建设好有差异的校本课程，选择运用有差异的教学方法。基础教育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育人成人，它不应当过分承担人才选拔和输送的任务，但它并不排斥培养知识基础牢固、创新能力强的“精英学生”，这些“精英学生”的成长是在底线均衡发展上的有差异的发展。不过，基础教育学校不能为了“精英”而实行所谓的“精英教育”，更不能为了“精英”而牺牲大多数学生的健康成长。
3.基础教育的过程均衡
基础教育均衡的实现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既包括基础教育内部每一阶段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也包括基础教育内部各阶段的公平与均衡。这就要求我们秉持一种内生性的面向过程的教育均衡发展观，注重教育过程的监测与反馈，保证教育质量的全面均衡提高，坚决杜绝目标导向的只重物质条件和考试结果的教育发展观。
影响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过程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学校的基础设施；二是师资力量；三是学生素质。这三个因素中的第一个因素主要是由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具有区域性和外部性，因为这不是单纯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所能左右的；第二和第三个因素则是内生性的，学校可以通过教师专业发展来提升教师的素质和教学水平，通过学校的课程和教学改革来提高教学质量，从而提高学生的素质。因此第二、第三个因素也是推进基础教育良性均衡发展所要重视和着力把握的。
4.基础教育的特色均衡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差异中的均衡，而不是千校一面、整齐划
一、平均主义的均衡。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多民族杂居、城乡二元化发展的社会之中。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就应该顺应这一差异，凸显出有特色的均衡发展，而不是一味追求统一和标准化。例如，新农村的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就不必也不应该简单效仿城市化，而是可以凭借农村学校文化与城市学校文化的差异创造特色均衡。更重要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贫困地区未必就意味着它的教育也欠发达或者贫困，这些地区的教育完全可能凭借特色优质发展，纵横考察古今名校，许多恰恰与经济不发达相关而许多享有盛誉的教育家也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办出了享有盛誉的学校。
教育差异也可以是人才培养特色的不同。首先，基础教育在严格履行教育责任，保障绝大多数学生因全面合格而优秀，实现底线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可以根据人发展的不同特色实施差异教育，形成培养不同人才的特色发展。其次，我国基础教育在一定区域内的不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客观存在的教育个别差异人为地制造成了教育群体差异，把不同发展水平和发展特点的学生差异制造成了不同学校的差异。应该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让不同学校承担培养不同人才的教育责任。例如，对一所生源质量不高、学生成绩较差的学校可以确立“考试成绩合格就是优秀”的评价标准，激活“全面合格才是优秀”的发展趋向，让它培养的大多数学生理直气壮地报考职业技术学校；而对一所生源质量优异、学生成绩较好的学校，在“全面合格才是优秀”的底线评价标准基础上，可以让它培养的大多数学生报考普通高中。
总之，如果教育评价部门能够以底线均衡的差异化均衡发展标准来评价基础教育的发展，如果各类高等院校能够不拘一格选人才，为不同人才公平地敞开大门，那基础教育良性均衡发展就能够获得持续、稳健的发展。
参考文献：
均衡视角 篇3
一、浅析非均衡与政策搭配
从整个经济周期来看,经济体系一直处于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初始均衡,或者均衡到非均衡再到新均衡的反复运动之中,非均衡在普遍意义上更是一种“常态”。在非均衡状态下,政策搭配是其重要推动力,这就使得政策搭配能够起到三个重要作用:一是让经济“非均衡”状态的偏离程度变小,趋于可接受范围。第二点是让经济体系从一个第二优的“均衡状态”迅速趋向于另一个相对较优的“新均衡状态”,如果没有宏观调控政策搭配,就算市场能够自发出现,在市场发现到识别的阶段也需要时间,市场能不能承受也是一个问题。三是让经济体系从一个维持的“均衡状态”趋向于另一个“新均衡状态”。
在非均衡的理念上寻求,如何进行政策搭配?是一个新的视角,以前的论文从均衡的角度出发,探究如搭配经济政策是经济体从非均衡走向均衡,该文则是从反面来思考问题。从理论发展脉络看,米德(1951),丁伯根(1952),蒙代尔(1968)都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米德的理论贡献在于研究了不同经济目标之间的关联性,并在“米德冲突”的基础上强调了政策搭配的重要作用。计量经济学家丁伯根通过构造“丁伯根决策”模型说明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之间的数量关系,蒙代尔(1968)的研究也给出了一个答案,他提出“蒙代尔政策指派法则”,也被称为有效市场分类法则。蒙代尔根据比较优势原理指派各种政策工具,他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了解每种政策工具对每种政策目标的影响方向和效用大小,将每个政策工具指派给其最大效用的政策目标,合理搭配。但是市场中存在信息不对称,政策滞后,遵循“蒙代尔政策指法则”的政策制定者只能采取“走走停停的调整策略,逐步趋向最终均衡”,在具体政策指派规则上,用财政政策来达到内部均衡,用货币政策来达到外部均衡。米德、丁伯根和蒙代尔都开创和发展了传统凯恩斯主义政策搭配,对各国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我国非均衡的视角下的政策搭配分析
本节将就2005年~2015年中国政策搭配的整体动态演进进行简单概括,然后就四个阶段的宏观背景,政策搭配和阶段评价展开具体论述。在这10年中,中国政策搭配的波动性不断减小,稳健性不断增强,多样性不断丰富,宏观调控日趋成熟,随着人民币加入SDR,政策搭配对外部均衡的关注远远高于对的关注内部均衡,没有达到“双向指派法则”的现实要求。
1.2008年~2010年阶段分析
(1)宏观背景分析。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调整期,经济总体态势总体比较好,高增长、低通胀,就业增长。经济总量运行也是平稳的。目前,没有出现增速大幅回落的趋向。当前的宏观政策,既要注意投资反弹,也要关注回落过快,打击投资者信心,信心比黄金重要,从经济总体形势看,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经济增长,CPI指数上升控制在2%以下,通胀压力也不是很大。同时实现的实际GDP以11%增长速度。
(2)政策搭配。这一阶段政策搭配的总体特征是“双向互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内需不足的市场经济输入了增长动力,加大了各方投资的力度,尤其调动积极性,为经济注入活力,再加上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相应的制度做配套。同时,稳健偏松的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为物价稳定和外部均衡提供保障,增加了流动性。
2.2008年~2010年的阶段分析
(1)宏观背景。2008年初,中国经济已连续多年以高于10%的速度增长,可谓是创造了世界增长奇迹,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通胀压力上升。国外次贷危机爆发,形势错综复杂。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5.9%,比2007年高出0.9个百分点。2009年CPI同比累计下降0.7%,产能过剩矛盾加剧影响全年CPI。2009年国际、国内经济与市场环境对价格上涨形成较大的抑制作用。
(2)政策搭配。在该阶段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银行体系注入了更多的流动性,保持信贷量的合理增长,加大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货币政策发生了由“从紧”到“灵活审慎”再到“适度宽松”的转变。年初“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抑制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奠定了基础。
3.2010年~2013年的阶段分析
(1)宏观背景。2010年1月份以后我国物价再度出现持续上涨,2011年CPI涨幅达到5.1%。在该阶段物价上涨特点明显:一是食品与非食品价格同步,但幅度不是很大。在本轮物价上涨过程中,食品价格上涨有力的推升物价上涨的。二是食品价格季节性回调幅度已不是那么明显,重要原因是季节性的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季节回调幅度明显缩小,2013年GDP总额近25万亿元,同比增长7.6%;6月CPI同比增长2.7%,PPI同比下降2.7%,出口同比大降3.1%,经济有复苏的取向。
(2)政策搭配。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抑制通胀之间寻找新的平衡,一方面,实体经济需要增加更多的流动性和降息来减轻企业融资成本,鼓励企业投资,是实现复苏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在全球流动性加大,央行继续降息、继续加大市场中的流动性,这会加大未来通胀压力,中国货币政策面临严重挑战,既要保持增长,又要控制通胀。因此,一是要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的放松力度,寻求适当宽松货币政策与稳增长、控制通货膨胀之间的平衡。适度控制现金和短期贷款,可以制物价上涨幅度。首先需要控制交易性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但是降低短期贷款会给企业造成企业资金短缺的局面。
4.2014年~2015年的阶段分析
(1)宏观背景。GDP增速等宏观参数在外需疲软、内需持续回落、房地产周期性调整等力量的作用下持续回落;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在消费升级、不平衡逆转,以及政策调整的作用下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结构参数的良性调整、总体价格水平保持相对稳定以及就业状况的持续稳定,给2014年的宏观经济增加了亮色。
(2)政策搭配。中国整体性通货紧缩的压力加大,“强监管”+“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常态化的微刺激”在2015年进一步实施。
参考文献
[1]赵丽芬,李玉山.我国财政货币政策作用关系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6,(2).
均衡视角 篇4
关键词：社会建设,一般均衡,利益均衡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 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 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十八大”将社会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要求各地在先前的基础上, 加快落实相关政策文件, 紧跟时代发展潮流, 适时调整社会发展的方式策略。
一、国外研究述评
西方社会建设研究具有科学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传统,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研究视角涵盖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众多领域;社会建设政策与实践方面, 大多基于一般均衡理论, 以微观分配理论论证宏观经济社会政策, 从福利经济学视角研究资源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分配。但社会建设涉及领域众多, 且主要作为一种公共产品, 现有分析缺乏一种综合性的政策有效性分析的统一范式, 更加缺乏量化实证分析, 尤其对于突发的外部环境冲击反应滞后。
(一) 社会建设理论研究
社会建设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自身结构、功能调整和关系协调的复杂过程, 西方社会建设理论有三个阶段:以追求社会和谐为目标的社会秩序理论, 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福利理论与福利国家理论, 第三条道路理论与社会投资型国家理论, 主要提出了社会治理、社会冲突、社会风险、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等理论 (唐铁汉, 李军鹏2006) 。近代以来, 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具有科学主义、 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传统。科学主义传统试图根据自然界的规律理解社会;解释主义传统主张用社会生活理性化趋势, 回答“现代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批判主义传统将社会建设寓于对不合理现实的激进的批判中 (刘少杰, 王建民, 潘西华2006) 。 尽管学派林立, 但对社会建设目的和主要内容认识基本一致, 认为社会建设研究就是研究社会的运行状态, 研究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社会建设的内容则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整合社会利益和价值、追求社会和谐为主 (俞可平2000 ;李培林2005) 。
研究国外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借鉴和吸取其经验教训, 不能照搬照抄国外社会发展模式, 而是要在遵循中国国情, 讲究实效的基础上, 博采众长, 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逻辑运行方向, 逐步形成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社会管理机制体制。 中国社会建设需要借鉴之处是:要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建设蓝图, 编织覆盖面广的社会安全网, 提高社会公共服务事业水平, 对经济活动进行适度的社会调节, 协调利益化解矛盾, 构建“政府— 社会—市场”共同参与的社会建设格局 (段华明2009) 。
(二) 福利经济学研究
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表明, 在存在着竞争性均衡时, 达到帕累托最优。通过资源在个人之间的合理再分配, 实现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 效率与分配问题可分离。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 标准和“序数效用论”, 提出社会福利函数, 然而,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予以否定。阿马蒂亚·森提出功能和能力范式来诠释福利, 补充了福利经济学忽视的社会因素, 认为政策制定者要关注物品之外的其它影响因素。总的说来, 福利经济学主要探讨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社会的福利分配问题, 其目的是研究如何使社会的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 是用于评判现实经济状况合意性的理论和分析工具, 能从整体的角度去评价社会分配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合理性。
(三) 利益与分配理论研究
西方经济学的分配理论是以资源有效配置为基础的, 强调投入与产出、工资与利润的比例, 涉及更多的是微观分配理论。当代主要收入分配理论包括新剑桥学派的分配理论、福利经济学的分配理论、 公平与效率抉择的分配理论和收入分配差距理论等当代收入分配理论。西方经济学界在效率与公平上有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 效率优先。哈耶克认为, 真正的平等是机会平等, 而不是收入或财产的平等, 主张国家运用法制手段为自由竞争创造条件, 保证机会平等, 从而保证效率。第二种观点, 公平优先。新剑桥学派和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平等本来就是人们天赋的权利, 收入分配问题涉及到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割和利益冲突, 主张实行收入均等化的政策。第三种观点, 效率与公平相交替。阿瑟·奥肯认为, 效率和公平都没有绝对的优先权, 在生产领域应以效率为主, 增加社会财富, 为平等分配提供前提;在收入分配领域, 应贯彻平等原则, 借助政府职能消除不平等。
我国现阶段社会建设采用的是公平与效率抉择的分配理论。中国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建设成就获得国外认可, 同时也存在社会建设领域中的民生和社会管理问题, 研究国外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就是要充分认识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批判借鉴“第三条道路”理论和西方利益分配理论, 理顺利益相关方利益链, 构建中国社会建设的利益均衡理论框架, 谋划社会建设利益均衡框架的顶层设计, 厘清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路径, 构建全新的社会建设“中国模式”, 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四)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
中国当前面临着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断裂的矛盾, 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测评社会建设政策的影响效果需要研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关系。一方面, 经济建设的发展, 或多或少影响社会建设;另一方面, 社会建设进程将直接影响相关经济部门发展, 并间接影响整个经济系统。而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利益分配不均衡, 因此, 建立一组包含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主要部门的数学模型, 可以对政府政策进行全面的评价, 避免因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带来的风险和成本。而以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可计算一般均衡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模型, 能够体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部门之间的联系, 可以反映特定变动对各部门及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近年来, 随着数据可得性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CGE模型逐渐发展成为应用政策分析模型的主要分析工具, 并逐步应用于社会建设领域。
(五) 中国转型期社会建设的国外研究
大多数国外学者都认可中国社会建设成就, 认为中国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价值理念, 为人民带来实惠;加快了民生的改善, 公民的民主自治权利得到保障和提升。认为中国社会建设为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奠定了制度基础,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但也带来诸多问题, 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 社会冲突加剧, 突出表现为钱、 权、民高度对立。第二, 社会不公严重, 城乡之间、 区域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支配严重不公。第三, 民生问题突出, 最典型的是住房问题, “房奴”“裸婚”“蜗居”“蚁族”等词流行, 无不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此外, 对社会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环境污染等问题也较为关注。第四, 社会制度的缺失, 社会稳定的机制缺乏基础且脆弱。 对于促进社会建设的路径选择, 需要政府调整政策思路, 增加社会性投资;调整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 充分利用国有企业。
(六) 国外社会建设研究的启示
中国当前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社会建设问题很大程度上也起因于利益分配不均衡, 经济、社会系统中各部门交错关联, 任何变动都会影响全局。因此, 一是要充分认识转型期社会建设的复杂性和系统性。需要政府宏观统筹规划, 综合协调各部门、各领域之间的关系, 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共同完成。二是要确定转型期社会建设的发展路径。三是有必要建立一个包含社会和经济系统核心部门的数学模型, 将主要用于经济和环境领域的CGE模型引入到社会建设研究中来, 纳入教育、 医疗、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社会管理六大部门, 通过政策模拟分析, 达到系统、全面地进行社会建设政策有效性分析的目的。
二、国内研究述评
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的要求以来, 理论界从不同的学术视角, 围绕社会建设的概念和理论渊源、内容、价值取向和建设重点等展开了论证,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 丰富和深化了社会建设理论。但同时, 传统的社会建设研究多以社会学、政治学角度出发, 长于思辨, 缺少定量分析, 难以为政策有效性评估和最优建设路径选择提供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支撑。
(一) 社会建设的理论渊源和概念特征研究
社会建设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 随着实践的发展, 它的概念和内涵也会有所发展。国内学者对社会建设概念的界定总的来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从“社会”的概念与范围理解社会建设, 认为社会建设有不同的概念范畴, 有大社会、中社会和小社会, 广义社会和狭义社会 (景天魁2008 ;青连斌2008 ;陆学艺2009 ;何怀远2009) 。第二种是从社会系统的角度, 认为社会建设是个系统工程, 必须从整体性和层次性来把握社会建设, 只有抓住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才能正确理解社会建设 (郑杭生2007, 2009 ;丁元竹2008 ;邓伟志2008 ;苏斐然2009) 。新时期社会建设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面临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 对外开放深化和经济快速增长四个难题叠加的特殊背景, 引发社会变革, 产生社会问题;二是面临解决社会转型时期突出的针对性问题;三是面临转型期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科学发展四大新理念 (贾建芳2009) 。
(二) 社会建设内容研究
学者对社会建设的内容不断进行扩充和深化, 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建设主要是对社会资源的公平配置, 化解和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 正确处理政府、市场、 社会的相互关系, 加强以社会事业为主的“小社会” 建设 (李学举, 孙炳耀2005 ;吴忠民2007 ;郑杭生2008 ;青连斌2008 ;陆学艺2009) 。第二种观点认为, 社会建设有其特定的体系和内容。有的将其概括为社会价值整合、社会制度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有的将其概括为实体建设和制度建设两大方面和九项内容 (梁树发2005 ; 张永光2006 ;孙立平2009 ;严书翰2009 ;严振书2010) 。第三种观点认为, 社会建设根本在于社会主体性的培育。社会自治是形成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和手段, 建议通过三个维度:以社会结构为基础, 以社会组织为载体, 同时以社会制度为保证, 重建社会, 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 (孙立平, 郭于华, 沈原2010) 。
(三) 社会建设问题和重点的研究
社会建设成就获广泛认可, 认为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价值理念;加快了民生改善, 公民权利得到提升;社会建设是为应付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 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 为未来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 (马福云, 梁伟2011) 。同时指出社会建设领域中的问题:一是社会冲突加剧, 表现为钱、权、民高度对立。二是社会不公严重, 城乡、区域、群体之间资源占有和支配不公。三是民生问题突出, 如住房、贫富、社会保障、 环境问题。四是社会制度缺失, 无有效的公共服务制度, 社会稳定机制缺乏基础且脆弱。对于促进社会建设的路径选择, 认为要改革收入分配机制。高度认同当前社会建设的重点是改善民生和化解社会矛盾。有的认为改善民生重点是进行社会要素建设、 社会结构建设和社会关系建设, 将构建新型体制机制作为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邹农俭2012) 。 对于如何化解社会矛盾, 认为要把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作为同等重要的双重目标, 以法治为核心, 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与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设, 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孙立平, 沈原, 应星等2010) 。
(四)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 (CGE) 的国内应用
国内CGE研究主要起源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OECD合作建立的中国CGE模型, 以及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PRCGE模型, 经过学者的发展, 目前多应用于国际贸易、税收政策、货币理论、能源环境领域以及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政策等方面, 但由于CGE模型涉及到大量数据, 以及针对不同问题的模型新建和编程, 因此, CGE模型的应用还远不够广泛, 在社会建设领域就更是空白, 虽然有学者运用CGE模型进行过农民工问题、劳动力市场、养老保险方面的研究, 但多是对社会建设领域某一部门的研究, 且着眼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 缺乏覆盖社会建设各个领域以及从社会建设、 社会利益均衡视角出发的社会建设CGE模型。
(五) 国内现有研究评价
整体上看, 国内学界对社会建设问题的研究内容很丰富, 基本理论已达成初步共识, 指导和促进了社会建设实践;但是, 还需要在理论系统研究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在应用对策上提高解决中国社会建设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和实操性。多年来,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建设, 尤其“十七大”以来, 通过创建社会建设机构 (社工委) , 构建社会建设框架, 统筹社会建设制度, 出台《社会建设意见》、《社会建设规划》等措施, 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道路, 形成了社会建设“中国模式”。但是, 在世界城市建设背景下, 中国社会建设有其特定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呈现和性质与中国整体性问题不同。中国的社会建设应该适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准确定位社会建设的指导性理论、挖掘深层次问题, 选择恰当的路径推进中国社会建设。中国社会建设的困境如何破局, 不能仅仅局限于某单一领域的孤立研究, 而是需要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 在社会建设指导理论研究上进行创新, 并由此推动社会政策创新和政策落地。
三、社会建设创新的必要性
我国社会建设创新的必要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 从社会建设和分配领域分析利益协调的基本规律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工作重点一直集中于经济领域, 从1992年正式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有20年的时间。但是, 经济领域的迅速发展, 映衬出社会建设领域的滞后, 不仅影响经济建设的发展, 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往, 国内对社会建设的研究局限于实践和管理层面, 并没有真正的理论成果作为支撑。需要从社会利益协调理论出发, 深入探讨利益协调理论的作用机理, 在实践中分析利益协调理论的作用方式;而构建“利益博弈、资源分配、利益表达与分享均衡”的理论框架, 为社会建设领域寻找到新的理论支撑, 才能指导中国社会建设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二) 新时期社会改革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 同时, 也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发展成果的分配机制带来了不同个人、组织与部门、地域间的利益分化。目前, 改革发展到了攻坚阶段, 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 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管理领域亟需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急需研究如何从中国目前改革发展瓶颈的现实入手, 分析利益在不同主体下合理的分配机制, 探讨利益作用的机理, 最终形成利益均衡的格局和各方均受益的分享式发展模式, 为中国社会建设领域的改革提供清晰的脉络。
(三) 解决社会问题、减少社会代价的客观要求
“十一五”时期以来, 中国各地不断推动社会服务体系、社会管理体制、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建设实践创新。例如, 北京市相继出台《北京市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北京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行动方案》、《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的意见》、《北京市“十二五”时期社会建设规划纲要》等政策指导性文件。党的“十八大”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将社会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要求各地在先前的基础上, 加快落实相关政策文件, 紧跟时代发展潮流, 适时调整社会发展的方式策略。需要从政府已有的各项惠民政策出发, 以利益协调理论为理论支撑, 分析政策的作用方式和利益分配模式, 为确保完成既定民生任务, 加快完善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创新社会服务管理方式。
四、社会建设创新的发展思路
以利益均衡为理论主线, 以中国社会建设领域CGE应用为主要工具, 建立衡量指标体系。根据标准CGE建模原理, 构建社会建设领域CGE模型, 构建特定社会核算矩阵 (SAM) , 借鉴国际经验并详细对比发达国家的社会建设政策, 为中国的社会建设提供政策工具支持;对中国的维稳政策、教育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进行模拟分析, 探讨其执行效果和宏观影响。
(一) 社会建设CGE模型建模原理
以一个标准的单国开放型四部门经济循环运行说明CGE模型的建模过程。在四部门的宏观经济中, 经济主体被抽象为居民、政府、企业和国外四个部门, 所使用的要素仅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经济主体和要素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二) 社会建设CGE模型建模方法
通过前述指标体系的研究, 在标准CGE模型中, 拟采用两种办法建模:一是单独构造和生产模块、价格模块、均衡闭合模块等并列的社会建设模块, 将社会建设六部门指标融合;二是建立六个独立的模块, 分别涵盖社会建设六大子领域, 以收入分配为例, 公式如下:
其中方程 (1) 表示部门j所分配的某一阶层p的收入等于该部门收入支出与阶层p的自身各项特质的乘积之和, 方程 (2) 表示阶层p的收入总和等于各部门产生的该阶层收入分配之和。此外, 本课题为了克服CGE模型只能进行静态比较分析的问题, 拟在构建中加入动态模块, 以实现“准”递推动态分析, 公式如下:
方程 (3) (4) 分别表示从基准年开始, 以后第t年 (t=1, 2, …, n) 的资本总量和劳动力总量。 方程 (5) 分别表示由于TFP的提高, 在第t年部门资本、劳动力及资源的利用效率。
(三) 建立基准数据集
CGE模型的成功实施需要建立在完善、合理的数据集基础上, 本模型以社会核算矩阵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SAM) 作为基准数据集。SAM是描述经济系统运行的矩阵式核算表, 它是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 结合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等资料, 通过加入机构 (家庭、企业和政府) 等账户扩展而成的, 反映一定时期 (通常为一年) 内经济系统交易流向的方阵。因为SAM具有较强的账户分解与集结的灵活性, 因此, 用户可以根据研究的侧重点, 对生产部门、商品部门、机构部门进行详尽的分解与集结。图2给出了一个典型描述性宏观SAM的基本结构。
社会建设模型以社会核算矩阵作为基准数据集, 构建包含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 社会管理等领域的SAM, 通过在基础账户基础上根据特定研究问题细分账户, 建立特定的SAM, 可以表示为:
其中, n为矩阵的维数, 也即SAM中的账户数, xij即是从账户j支出到账户i的交易值。根据收支平衡原则, 则有为平衡SAM帐户收支不相等, 拟采用双比例 (RAS) 法与交叉熵 (CE) 法多次模拟, 然后取两者平均值的办法以提高精度, 用数学公式表示如下 :
其中, 分别表示由RAS法、CE法以及组合更新法得出更新后的直接消耗系数。同时, 采用滚动调整SAM的方法来确定模拟期各水平年的SAM, 以便解决CGE只能做比较静态分析而不能进行跨期动态分析的问题。
(四) 选择模型开发平台
在模型和数据基础上, 拟采用通用数学建模系统 (GAMS) 进行模型开发, 但根据数据和模型特点, 可能会结合使用不同开发平台, 以便提高精度降低工作量。
(五) 模型应用和对策研究
模型应用部分, 利用自设政策变量或改变模型参数值等代表政策变动或外部冲击, 由于CGE模型中包含详细的居民模块的微观描述, 通过相应政策仿真模拟, 可分析社会建设路径、制度优先秩序及其对于个人福利的影响。对策研究部分, 通过对“利益博弈、资源分配、利益表达、分享发展”四个维度的对策研究, 探讨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分配问题, 通过有效构建协调利益相关方的社会管理体制、多元利益表达的社会服务体系、合理资源分配的均衡发展格局、分享式发展的社会建设体系, 探索基于利益均衡视角的社会建设发展路径, 创新社会建设“中国模式”。
五、对社会建设研究与实践发展的意义
对社会建设研究与实践发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为社会建设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以及为社会建设实践创新提供路径参考两方面。
(一) 为社会建设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社会建设成就为未来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做了制度准备, 但还面临着社会冲突加剧、社会不公严重、民生问题突出、社会制度缺失等问题, 亟待创新突破。而从社会建设与收入分配相关理论出发, 以中国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依据, 联系教育、 收入、医疗、社保、城市管理等民生问题, 探讨公平与效率的分析范式对利益协调理论的作用方式, 使得利益协调理论更加具有现实的土壤, 理论联系实际, 为完善社会建设制度和政策、设计发展路径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 为社会建设实践创新提供路径参考
围绕利益均衡目标, 基于一般均衡视角, 通过构建社会建设CGE模型, 对中国社会建设实践现有模式进行实证研究, 谋划基于利益均衡视角的社会建设顶层设计, 探索适合中国区域特点的社会建设路径。在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 结合现阶段社会建设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立足于“十八大”关于社会建设创新的最新论述, 紧紧围绕党的最新理论, 借鉴国内外学术界社会建设的研究成果, 从民生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进程两方面出发,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重点关注和解决社会建设的现实问题, 深入分析社会建设的利益均衡机制, 在利益形成与冲突博弈、利益调整和资源分配、利益表达和行为矫正、利益均衡与分享式发展四个方面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以深化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推动相关理论成果应用于社会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去, 为“十八大”以后落实社会建设相关政策文件, 并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为城市社会建设提供清晰的路径指导。
参考文献
[1]巴尔, 怀恩斯.福利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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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元竹.中国社会建设战略思路与基本对策[M].北京:中国大学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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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均衡视角 篇5
一、会计信息公共物品属性分析
一般认为, 纯粹公共物品是指这样一种物品, 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与私人物品相比, 纯粹的公共物品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如果一个人的消费并没有减少另一个人的消费, 这种物品就是非竞争性的。非排他性:如果要不使一个人从一种物品中受益是不可能的, 或是代价高昂的, 这种物品就是非排他性。
会计研究人员将公共产品理论引入自身的领域, 并且在会计信息的属性问题上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看法。1.认为会计信息是公共产品。较早运用公共产品理论研究会计问题的学者大多数都支持“会计信息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消费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进而滋生外部性问题”的观点。2.认为会计信息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双重属性, 是“准公共产品”, 并且公共产品的属性比较突出。3.认为会计信息本身不是公共产品, 但在不同情况下可能成为公共产品。在不同的企业产权制度下, 会计信息分别表现出私人物品、俱乐部物品、公共物品的性质。总的来说, 三种看法中前面两种都认为会计信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 只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属性的比重不同而已。就三种看法的影响而言, 持前两种观点的人占绝大多数。本文也是把会计信息界定为公共物品来进行分析和探讨。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人, 其经济活动主要体现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政府如何实现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新公共管理理论要求政府要注重结果与绩效评估, 对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给予更多关注。因此, 政府在会计信息供给上要极力追求供给均衡点, 即实现“消费者”剩余与政府剩余最大。诚然, 这种均衡点只是理论状态, 但它是政府的价值取向, 与政府真正所要达到的管理目标更为接近。
二、会计信息供给的无谓损失及其成因分析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期, 政府权力架构和职能体系的改革取向正在努力从管理经济转位于服务经济, 但权力的货币化也同时渗透于传统的官本位观念, 使得政府行为效率在政府管理国民经济的体制结构与性质在矫正与扭曲的冲突中不断受到损害。公共物品供给作为政府的核心经济行为, 它的有效性也在一个由政府、消费者与生产者构成的政治市场进行博弈中不断受到损害。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当信息不对称时, 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出现不足。当政府以自己利益偏好来提供公共物品时, 可能出现供给过度的状况。
(一) 会计信息供给不足的无谓损失及其成因分析。理论中的供给均衡是公共物品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如图1所示) 。O点的供给是最优的, 供给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达到最大值。这里的供给者剩余是引喻经济学中的生产者剩余, 是供给者在向公民提供会计信息后, 人们对供给者的态度、满意度和美誉度等方面的评价, 或者是供给者在提供会计信息后的收益。消费者剩余是一种物品的价值减去为其支付的价格, 当人们以小于某物品对他的价值而购买到该物品时, 他们就得到了消费者剩余。
现实中, 当会计信息供给不足时 (如图2所示) , 会计信息资源没得到有效配置, 消费者剩余和供给者剩余减少, 减少量是图2中箭头所指三角形的面积, 这个三角形称为无谓损失。无谓损失是由于公共物品无效率供给所引起的消费者剩余和供给者剩余减少, 它是一种社会损失, 其损失将由整个社会承担。会计信息供给不足的成因, 从静态与动态方法分析, 可归为体制性成因和运行性成因。
1.体制性成因。尽管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已进行多年, 但政府体制的传统治理结构仍然延续严格的权利等级制度, 这就使得政府职能定位过宽。由于既面临同步推进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转型, 又需要保持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良性循环的格局, 由此, 决定了政府职能定位于参与、监督、调节和管理多维度。由于担心公有制导向力的弱化, 政府偏好于设置强度较高的参与、控制和干预经济的体制架构和职能体系, 并投入大规模资本参与竞争性领域经济活动, 以保持主体所有制的控制力和竞争力。相比之下, 会计信息管理体制改革职能与会计信息生产所需建设投入却是相对次要的职能和需要。财政支出数量和支出结构也遵循这种制度安排上的轻重顺序逻辑。
2.运行性成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 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选择和实施中缺乏充分的利益博弈是会计信息供给不足的现实源头。受传统意识形态惯性作用, 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依然定位于有利可图的竞争性物品生产领域。主观上相对忽视事关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物品领域发展, 同时, 对政府评价标准依然较为注重地方政府 (官员) 之间政绩的横向比较, 而不是会计信息供应者与会计信息需求者之间的纵向比较。因此, 各级政府不断扩大对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中的生产建设投入, 加大对体现“政绩”的生产领域的投入。由于会计信息的生产与供给只见“投入”, 而其产出与绩效很难准确评估, 由此决定了优质会计信息提供者的价值取向。正是由于政府在竞争领域的过度作为导致在会计信息等公共物品领域却无力作为。
(二) 会计信息供给过剩的无谓损失及其成因分析。会计信息供给过剩 (如图3所示) 是会计信息作为公共物品供给数量超过均衡时的有效数量。图3中Q2点上供给数量大大超出均衡点Q时的数量。这时, Q2时的供给量与供给与需求曲线围成的三角区就是会计信息供给过剩产生的无谓损失。无谓损失的产生不仅使得供给者剩余与消费者边际收益减少, 也使得大量的资源被浪费。会计信息供给过剩一般是供给者积极而认真作为后的意想不到的不利结果, 即它是主体行为能力和客观因素的限制所造成, 行为本身带有意识主动性和结果不可控制性特征, 这种意识主动性的背后往往是政治经济均衡的博弈。
现阶段, 政府官员或会计信息供给者的政治仕途或多或少地与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 正如公共选择理论所指出的, 官员个人目标函数体现在政治前途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货币化和非货币和收益期望值最大化。对权力的追逐和个人偏好信息的隐瞒, 加上缺乏真正可以操作的监督和问责机制, 使得会计信息供给者甚至发生集体逆向选择行为和道德风险。各级会计信息供给者为在短期内体现其“政绩”, 对那些显而易见的“政绩”工程尤为热衷, 最终导致这方面的会计信息供给过度。而那些真正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由于其呈现“政绩”的功能不直接, 会计信息供给者对这方面重视与投入不够, 进而导致这方面会计信息的供给不足。
三、实现会计信息均衡供给的新思路
(一) 建立宪法制度框架内的政府权力、利益与责任对称性分布的内部治理结构。现行的行政代理制的治理结构由于委托代理链条过长, 决策环节过于分散, 从而使权力与责任疏远, 使得行政力量易于干预微观经济, 而承担相应责任的一方却并未到位, 效率监督机制悬空。为此, 我们要把加快政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建设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政府治理结构上, 进一步落实与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积极地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做出回应, 并采取积极的措施, 公正、有效率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正如企业要对消费者的需求做出反应一样, 政府必须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做出反应并加以监管。在会计信息供给上, 政府必须是“市场”导向。从“市场”的观点来看, 当一个政府回应并满足了“民众市场”的要求时, 政府才是有责任的, 提供的会计信息也才是有效的。
(二) 建立公开的社会监督体系及会计信息均衡供给机制。会计信息供给者的权力源于人民的委托和授予, 其基本目的是为公众服务, 受公众监督。现阶段, 会计信息与民众真正所需有很大出入,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完善, 会计信息供给者只能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决定, 导致决策错误概率增大, 或者决策被少数强势群体所左右。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应反映公众的愿望、要求和利益, 强调公民权理念。通过多元化和透明化的新闻报道渠道, 多边利益博弈替代传统单边价值取向决策的重大事项听证会以及政府部门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质询与问责制等。惟此才能从根本上推进政府观念、职能和行为方式的转型, 不断提高政府供给会计信息效率, 实现会计信息供给均衡。
均衡视角 篇6
一、人民币国际化现状
(一)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数额迅速攀升
2009年7月6日, 国务院六部委发布《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 批准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共5个城市的365家试点企业可以在香港、澳门、东盟3个境外地区的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 这标志着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2010年6月22日, 国务院六部委发布《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 可用人民币结算的境内试点地区从5个城市扩大到20个省市, 试点企业扩大到67 724家 (货物出口的试点企业限于16个省市, 货物出口以外的经常项目收支活动的试点企业为20个省市) , 并且废除境外人民币结算使用地区的限制。2011年8月23日,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公布国务院六部委发布了《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 明确最后11个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业务正式启动, 跨境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至此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实现了适用结算范围覆盖大陆全境, 适用结算对象覆盖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两覆盖”。
在政策面逐渐放开的同时,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数额及业务量均取得了长足进展。根据人民银行发布的报告, 2009年我国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额仅为35.8亿元人民币, 2010年下半年开始迅速飙升全年累计发生5 063亿元。2011年全年已累计发生达到2.08万亿元。
(二) 人民币跨境投资限制放宽
人民币跨境结算不仅限于贸易, 还包括QFII (外国来华直接投资) 和QDII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2011年1月, 人民币结算试点扩大到境外直接投资, 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2011年6月21日, 央行公布《关于明确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问题的通知》, 正式明确了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的试点办法, 成为推进人民币跨境流动的又一重大举措。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正在经历从贸易结算到直接投资的跨越。2011年10月, 商务部发布《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 2011年12月16日, 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 允许符合一定资格条件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的香港子公司作当试点, 运用其在港募集的200亿元人民币 (约合31亿美元) 以内的额度投资境内证券。这意味着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机制 (RQFII, 又称“小QFII”) 开始试点, 境外人民币投资境内证券市场正式开闸。根据人民银行发布的报告2011年我国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发生1 109亿元。
(三)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步伐加快
2011年下半年, 中央政府公布了支持香港发展的六项政策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支持香港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具体方案。目前来看,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跨境贸易结算、在港人民币存款、离岸人民币计价债券三方面。
1. 香港成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主要平台, 下表1列示了2009~2011年香港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额及占全国结算额比重。
2. 香港银行体系人民币存款规模急剧上升, 下表2列示了2008~2011年香港银行体系人民币存款规模。
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央行及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数据
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央行及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数据
3. 离岸人民币计价债券市场发展迅速, 下表3列示了2010~2011年离岸人民币发行数额。
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数据
另外在2011年10月17日, 酝酿已久的离岸人民币标价黄金市场在香港正式设立, 首个交易日成交额即突破1亿元人民币。该交易平台的建立将有利于巩固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 并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二、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结构性失衡
虽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 但是其内部发展的动态不均衡性严重制约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深化。
(一)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进口额远远大于出口额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在进出口比例上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失调, 见图1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实收实付额。
由图1可看出,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中实付额远远大于实收额。出口环节大量收回的外币债权导致了我国外汇储备数量的加速增长, 在人民币币值不断升值, 美元、欧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 人民币的大量流出与外币的大量流入无疑形成了全民资产的整体福利损失。一旦前期累积的大量通过进口结算输出的人民币资金回流内地, 必将加剧央行冲销压力或国内流动性过剩。这显然是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初衷相违背的。
(二)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亚洲地区远远大于其他地区
从我国对外贸易的区域结构来看, 发达国家在我国对外贸易所占比重仍然较高。2010年, 与美、日、欧盟的贸易, 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39%。如果加上香港 (因为对香港贸易主要是转口贸易, 且以出口到欧美为主) , 那么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我国与这些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 主要使用发达国家的货币计价与结算。在与其他如非洲、中亚、巴西、澳大利亚等地区之间的贸易中, 资源类大宗商品主要采取美元等国际货币计价, 较少使用人民币结算, 而其他可以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商品所占贸易比重又较小。这就导致我国人民币跨境贸易主要集中于香港和东盟一带,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得益于香港离岸市场的建设, 但是这种结算区域的不平衡性一定会延缓人民币国际化“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三步走的进程。
(三)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产品结构及贸易方式受限
我国进出口贸易产品结构主要以货物贸易为主, 自2010年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情况见图2。在货物贸易中初级产品占比较高, 达到30%左右。按照国际惯例, 初级产品一般以美元计价并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从贸易方式看, 服务贸易比重有所提升, 而其中加工贸易占比相当高, 境内加工企业基本没有产品定价权, 实际采用的结算货币也以美元等国际货币为主。可见我国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产品结构及贸易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民币结算数量。
(四) 在岸市场人民币价格形成机制滞后于离岸市场
目前香港离岸人民币实行的是市场利率和市场汇率, 而在岸市场的价格弹性仍然较低。很多研究表明当离岸市场的人民币规模超过2万亿时, 不同的利率与汇率将驱动大规模的套利行为, 从而对内地价格产生冲击, 这个时间段估计应该是在2012年底左右。到那时, 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可能会受到挑战, 刚刚树立起的国际化的人民币形象也必将受损。
三、加快改革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均衡发展
(一) 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目前造成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进口额大于出口额的局面主要是源于单边人民币升值预期。境外主体愿意接受人民币债权而不愿接受人民币债务, 因此要平衡进出口跨境贸易结算结构, 就要加快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 同时应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拓宽人民币回流机制, 向境外持有人民币的企业与居民开放中国内地的股票、债券、基金等市场, 并进一步简化境外企业用人民币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通过畅通的回流机制来防范投机性人民币在离岸和在岸两个市场的套利游走, 保证人民币汇率平稳过渡, 从而淡化人民币升值预期。
(二) 建立完善的资本输出机制
如果人民币国际化单纯依靠跨境贸易结算或者香港离岸市场的建设, 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尚未完全放开, 国内金融改革滞后的情况下, 可以预见的是将陷入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收支失衡的怪圈, 国际储备资产不断贬值, 人民币利率和汇率随时会遭遇国际游资的冲击,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应同步加强“资本输出”。因为资本输出在金融形态上输出的是以本币或者比本币更可靠的黄金定值的信用, 在物质形态上输出的是资本货物和技术。之后“回流”的在物质形态上是原材料、中间品和低端最终品, 在金融形态上是以本币或黄金定值的债务本息。这既可以平衡国际收支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币值稳定, 并逐步提高本国企业集团或跨国企业的经营能力和进出口产品及贸易方式的层次。
(三) 发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聚集和辐射作用
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建设是一把双刃剑, 在香港离岸市场发展过程中, 应随时监测并通过制度约束防范大规模集中的境外人民币集中套利, 在两岸之间随机游走, 扰乱人民币国际化的正常秩序, 对国内金融秩序的改革形成“倒逼”的尴尬局面。而应尽量将香港离岸市场作为隔离国际金融风险向境内金融市场的屏障, 并作为试点在境外先行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范围, 为多元化的人民币跨境流动积累经验。未来还需通过香港发挥聚集和辐射作用, 促进人民币在东南亚乃至更为广泛的国际范围内被接受和使用。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我国坚定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决心,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与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建设均取得了显著进展, 但各种结构性失衡蕴含的潜在风险也在日渐凸显。本文对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剖析, 并提出了均衡发展的措施。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均衡视角
参考文献
[1]车德宇.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现状及发展[J].中国金融, 2011 (23) .
[2]殷剑锋.人民币国际化:“贸易结算+离岸市场”, 还是“资本输出+跨国企业”?——以日元国际化的教训为例[J].国际经济评论, 2011 (4) .
均衡视角 篇7
学生信息化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升学生实际获得感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1.信息化“新”学:创新学习模式
信息化可以为我们丰富课堂学习活动、变革学习方式提供有力支撑。如何更加高效地提升学生课堂学习效果,成为教育科研重点课题之一。北京市积极探索与创新信息技术支持下的课堂学习模式,形成了基于互动反馈的课堂交互式学习模式和基于微课的自主学习模式等创新的学习模式。
(1)基于互动反馈的课堂交互式教学模式。基于“双向”“平等”理念,创新性地引入Pad、智能笔等电子终端设备作为师生交互手段,形成网络、交互、融合、自主的教学模式,实现教育工作从“单向教育”向“互动教育”的转变。
案例: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通过使用“基于iPad的课堂互动教学软件”,在语文、数学、英语、地理等特色班的课堂上,借助iPad等手持终端,开展项目式、探究性学习活动,实践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实现了数字课堂互动教学实验的主动化、常态化。
(2)基于微课的自主学习模式。该模式是以微型教学视频为核心,以与教学相配套的微教案、微课件、微练习、微反思、微点评等数字资源为支撑的创新学习模式。学生借助微课程可以有效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学习,极大地提高了学习效率,提升了学习能力。
案例:北京市第九十四中学的“美术精品课堂”,实践了自主学习和课堂教学联动化的教学方式,将美术精品课程的教学内容以“微课程”的形式储存于资源库中。学生可以课前预习上课内容并选择不同的学习主题,提前进行技能、技巧的学习,学生来到实际课堂后便可直接进入操作阶段,大大缩短了课堂教学过程。教师提供分组教学,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激发了学生的创作欲望,构建了开放式的学习氛围,作业质量大大提高。
2.信息化“异”学:支持个性化学习
当下,学生的学习需求各不相同,个性化学习已然成为趋势。实现教育公平,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一直是北京市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北京市积极创新并大力建设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丰富、优质的教育资源供给;大力开展在线教育服务,提供个性化、智能化、人性化的优质教育服务,并扩大优质教育服务的覆盖面;积极探索并运用大数据学习分析技术,为学生提供精准的学习支持和服务。
(1)丰富、优质的教育资源供给,提供多元化教育资源供学生选择。开发中小学数字化名师课程资源、微课资源、数字化教材及配套资源等。连通名师同步课程、北京教育资源网、中小学数字图书馆、数字化电子教材四大市级的重点资源库,并开展区域、校际协同共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全覆盖,使广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需求选取所需的学习资源。
(2)开展在线教育服务,提供个性化的优质教育服务。依托北京数字学校,提供学习信息推送服务、在线作文辅导服务以及名师在线答疑服务,为广大学生提供一对一、个性化的优质教育服务。
(3)运用大数据学习分析技术优化对学生的精准服务供给。依托北京数字校园项目,积极探索大数据学习分析技术的运用,为学生提供精准的学习服务。
案例:北京市第九十四中学通过使用“双基检测分析诊断系统”,基于学生作业和成绩等数据,引导教师聚焦诊断目标编制和诊断试题选取,精确了解学生学习现状和学科弱势,精细定位试卷讲评重点,精准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流程。
学生们可以充分应用这些信息化建设成果,方便地获取丰富、优质的教育资源与教育服务,根据个人的学习需要开展个性化学习。
3.信息化“助”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北京市基础教育改革和2015年发布的北京市中高考改革方案将素质教育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北京市以信息化为支撑,积极创新学生培养模式,组织丰富、有趣的实践活动。
(1)创新学生培养模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积极探索并创新学生培养模式,形成了基于网络空间的协同成长模式与基于社团的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培养模式。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积极探索并创新学生培养模式,形成了基于网络空间的协同成长模式与基于社团的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培养模式。
案例: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小学搭建了“协同教育平台”,构建了以班级博客为载体的学生成长社区。每个班级的学生和他们的任课老师共同组成一个虚拟社区,基于虚拟社区进行学习、讨论和分享。教师还可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随时记录学生成长的点滴,并进行分享传递,推动形成了快捷高效的教育模式和良好融洽的教育氛围,助推学生的全面发展。
(2)开展寒暑假在线活动,提高学生综合能力。2014年寒假,北京市精心策划并开展了“传统文化过大年”“小小外交官带你看世界”等五大主题活动。2014年暑假,启动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畅想中国梦”为主题的网上夏令营活动。
(3)开展创客教育,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学生培养模式的创新、各类实践活动的开展以及创客教育的实施都有助于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沟通能力等综合能力的提升,促进了学生个性化、全面、健康地成长。
案例: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优化创新教育结构、整合各界资源,形成六位一体的创新教育体系。在课内,人大附中设置了发明与创造、3D打印技术与科技创新实践等十几门校本选修课。在课外,由学生自发组织、自我管理的创客相关社团已达31家。目前,人大附中正在建设包括几十个实验室在内的大创客空间,学生可以在其中将自己的创意转化为创新成果。
4.信息化“泛”学:支持学生远程学习
北京市通过提供丰富的在线教育服务供给和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为学生的远程学习提供了资源基础和学习服务支持。
(1)在线教育服务供给确保雾霾天学生停课不停学。雾霾红色预警期间,北京数字学校开辟新平台,丰富课程资源,继续组织线上活动,持续为学生提供学习服务。学生在家学习期间,网络上的“北京数字学校云课堂”、歌华有线电视上的“北京数字学校”栏目为学生提供课程点播服务;歌华有线电视“导视频道”专门开辟一个直播时段《和我一起学》,每天两小时,学生们可以和著名作家面对面,一起读童话,一起做绘本,一起看科普,一起读经典著作,还能和职业学校同学一起学做饭、学做面点、学做家务。雾霾期间,接受调研的100所数字校园全部借助信息化手段系统开展教育教学及管理活动。
(2)开展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合作,将优质资源输送到西部和农村地区学校。2014年5月13日,北京市与湖南省、云南省、贵阳市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合作签约仪式在京举行,教育部刘利民副部长、基础教育二司刘昌亚副司长参加签约仪式。仪式中,由市教委线联平主任代表北京市向三省市赠送了6000多个北京优质教育资源试用账号,将北京市数字化优质课程资源通过网络向三个省市辐射,当地中小学生能够方便地学习北京实验二小、史家小学、人大附中、北京四中等名校的名师课程。
北京市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为学生开展远程学习提供了有力的平台支撑、资源供给和学习服务支持,使全市乃至全国的广大中小学生可以方便地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服务,为学生创造了灵活、开放、自主的学习环境。
教师信息化拓宽教师专业化发展渠道,深化教学改革和提高教学服务质量
1.信息化“助”教:资源建设和共享
针对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短缺、教师的资源需求无法真正得到满足等问题,北京市将丰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作为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一大工作要点,大力建设优质教育资源,提供丰富、优质的教育资源供给。同时,建构数字化教育资源共享交换体系,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全覆盖。
(1)大力建设优质教育资源,提供丰富、优质的教育资源供给。
●数字化名师课程资源
●优质的微课资源
●中小学数字化教材及配套资源
(2)建构数字化教育资源共享交换体系,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全覆盖。
●联通名师同步课程、北京教育资源网、中小学数字图书馆、数字化电子教材这四大市级重点资源库
●建成数字化教学资源管理与共享交换平台,提供“一框一表”的一站式检索与导航
●开展区域、校际协同,共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3)创新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构建市、区、校多级资源共享交换体系。部分区县、学校也参与到资源共建共享中,总结经验、提炼案例,探索构建市、区、校多级资源共享交换体系。
案例:北京景山学校通过“数字景山网络联盟”,创新应用基于网络联盟的优质资源校际共享模式,通过推动基础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实现先进的教育理念以及优质资源在联盟成员学校中的有效传播。目前联盟成员已经有500所学校,联盟学校之间通过资源推荐系统形成资源共建共享的有效模式。
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生成了大量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源供广大中小学教师使用,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教师们可以应用这些建设成果,方便、快捷地获取丰富、优质且能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教育资源。
从《首都基础教育信息化情况调研(教师版)》收集到的2804份有效问卷可知,超过半数的教师主要通过以下5种途径获取教学资源:(1)搜索引擎;(2)专题学习网站;(3)QQ、微信等通讯工具;(4)学校的资源平台;(5)北京市教育信息网。可见,北京市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建设成果(如北京市教育信息网、学校的资源平台等)是教师获取教学资源的主要来源之一。
2. 信息化“新”教:创新教学模式
基础教育信息化是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北京市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服务和平台支撑。在此基础上,北京市积极开展教学方式变革的试点研究,并为广大教师提供教学方式变革的示范与经验交流的平台,帮助教师更好地探索、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深化教育改革,提升教学质量。
(1)探索教学方式变革,创新教学模式。北京市积极组织数字校园实验校开展教学方式变革的试点研究,总结成果经验,提炼教学模式,为广大中小学教师深化教学改革提供示范。
案例: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积极探索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学校成立了微课平台和工作组,并专门建设了教师微课工作室,进行微课的设计开发工作,探索改变传统教学方式的翻转课堂教学法。目前已开设20余门课程,总浏览量达到5,655人次,单节微课视频的浏览量最高达到857次。学生利用微课社区,根据教师的指引,结合自身情况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变被动式学习为自主式学习,从而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2)教学方式变革的示范、培训与交流平台。搭建校际交流、协作的服务平台,加强教师关于教学方式变革的经验交流、探讨与成果共享,并为教师提供专业培训,更好地推进了教育教学方式变革。
案例:北京市第一五六中学召开了第十一届教育教学年会,为教师提供了关于教学方式变革的培训与交流平台。通过多种微课录制方法的交流和网络教学平台应用的培训,提高了教师运用网络技术实施、辅助教学的能力,帮助教师更好地进行教学方式变革的实践。
总的来说,北京市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为深化教育改革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服务和支撑环境,并提供教学方式变革的示范与经验交流。广大教师可以通过应用这些建设成果更好地探索、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深化教育改革,提升教学质量。
从《首都基础教育信息化情况调研(教师版)》收集到的2804份有效问卷可知,教师参与开展的信息化课堂教学模式中最常见的为多媒体(如PPT)支持的常规教学,占96.5%;其次为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占34.9%;部分教师还参与开展了基于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的教学(占25.3%)、基于微信的教学(16.7%)和基于MOOC的教学(4.7%)。可见,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教师也在不断尝试和探索创新课堂教学模式。
3.信息化“专”教:教师专业化发展
为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北京市建设了动态的教研与培训平台,提供丰富的教师培训课程和资源,开展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提供实名网络学习空间,创新网络协调教研协同发展模式。
(1)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自开展以来,得到了广大优秀骨干教师的积极响应和各级部门的大力支持。北京市共有57,404名教师积极主动参与,晒课22,797节。参加活动的教师们从“教学目标与教学设计”“信息技术运用”“数字教育资源应用”“教学实施”“学生活动与教学效果”“专业素养与技术规范”六个方面,切实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和学科特点,收集资料、整合资源、制作课件,并与教学活动有机融合。
(2)建设动态教研与培训平台,并提供课程和资源。北京市教委开通了教师研修网,向全市中小学及教研机构提供新课程数字化资源,设立专家和名师博客上千个,开展网上教研活动,为教师提供跨学校、跨学科、跨区域的个性化交流服务平台,帮助教师专业成长。一些学校探索了基于全程服务理念的教师个性化发展模式、教研结合的教师专业化能力培养模式。例如,北京市石景山实验小学以“扬长教育生态管理系统”为支撑平台,形成“一袋”“一库”“一室”的专业发展模式,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3)开展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从《首都基础教育信息化情况调研(教师版)》收集到的2804份有效问卷可知,有96.3%的教师参加了校本培训,72.8%的教师参与了市县级培训,13.5%的教师参与了省级培训,有8.3%的教师参与了国家级培训,另外还有2.2%的教师出国参与培训。可见,北京市开展的系列教育信息化培训活动基本上覆盖了北京市全体中小学教师。
此外,北京市教委积极组织学校、教师开展校内、校际协同教研。从《首都基础教育信息化情况调研(教师版)》收集到的2804份有效问卷可知,基于传统会议方式的校内、校际教研依然是教师进行协同教研的主要方式。但是,网络远程教研也已成为教师进行协同教研的重要方式之一。数据显示,教师基于北京市或校内教师研修网进行网上校内、校际教研的分别占45.4%和34.1%;教师基于视频会议方式进行校内、校际教研的分别占28%和28.4%。可见,基于北京市或校内教师研修网和基于视频会议开展校内、校际教研是教师开展远程教研的重要方式。
4.信息化“援”教:远程教师培训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远程培训已成为提高农村教师教育教学理论水平、教学实践能力、教师专业化水平和加快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信息化为农村教师的远程培训提供了平台、资源和服务。以此为基础,北京市开展了系列的教师远程培训活动。
(1)北京市“十二五”中小学教师公共必修课全员远程培训。北京丰台路中学开展了北京市“十二五”中小学教师公共必修课全员远程培训会。此次培训以网络学习与辅导为基本方式,由专家视频讲座、文本学习、论坛讨论、答疑交流、案例学习等环节组成。此次培训强化了教师职业道德和专业发展意识,提升了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
(2)构建乡村教师实践培训基地。为更有效地提高北京市教师队伍,特别是乡村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北京教育学院计划在“十三五”期间,以购买培训服务的形式,联合一批优质学校,共建服务于全市教师(特别是乡村教师)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培训基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将通过协同创新学校计划、卓越教育工作者研修、紧缺急需学科(领域)教师研修、定制合作教师研修等创新培训计划,积极开展行动研究、伙伴互助学习,着重提升教师培训工作的实效性。
均衡视角 篇8
1 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概念的解说
什么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首先, 应该明白均衡是指平衡。均衡是物理学中的名词。它被引入经济学中, 逐步引入教育学中, 可以说教育均衡发展是经济均衡发展的移植。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教育均衡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教育均衡发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平均发展, 决不是搞教育的平均主义, 它更强调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1]。它既是教育公平的重要内容, 又是实现教育公平目的及目标的主要手段和基本途径[2]。促进教育公平关键在于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
2 当前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现状
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到2006年重新修订, 我国义务教育从基本普及向全面普及发展, 并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运行。经过十多年努力, 我国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宏伟目标, 为广大适龄儿童年提供了公平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教育的普及。欣喜之余, 纵观我国义务教育的实施过程, 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 同时我们更应审视在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 农村义务教育环境与城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由于农业经济发展缓慢, 农村财政紧张, 而国家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倾斜向城市, 农村所得十分有限, 远不能满足农村教育需求, 从而导致农村学校的持续发展难以实现。校舍陈旧, 教学仪器和工具短缺, 体育设施基本上是空白等等是农村学校的通常情形, 在贫困农村情况更加严重。在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农村孩子, 在文化素质、综合素质和心态等方面都严重滞后于城市, 客观上造成城乡教育的不平等, 加深城乡之间的隔阂。
2.2 师资力量薄弱, 义务教育课程设置的滞后性, 教育质量无法得到提高
由于农村老师的工资普遍比较低, 因此一般大学毕业生都不愿意到农村去教书, 所以农村中小学的教师整体素质比较低, 同时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又严重制约着师资力量的调整。一方面主要的骨干教师大量流失, 另一方面, 大部分教师老年化现象突出, 尤其是农村小学。教师队伍的年龄老化, 还带来了教育思想、教育观点、教育手段等方面的老化[3]。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农村主要还是在追求“应试教育”, 片面追求升学率阻碍着课程改革。同时, 课程改革总是受到具有守旧思想的教师、学校和家长的强烈反对, 因此改革总是迟缓的。
2.3 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经费吃紧, 教育经费严重短缺
改革开放以来, 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无论是政府还是家庭, 对教育的投入都是有增无减。1998~2006年八年间, 全国教育经费从1998年的2 949.06亿元升至2006年的9 815.31亿元, 增加了2.33倍;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从1998年的 2032.45亿元增至2006年的6 348.36亿元, 增加了2.12倍。虽然国家对教育的投入的总量在不断增加, 但相对于总体经济实力的增强, 财政教育支出的相对规模还是不容乐观的。到2006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01%, 见表1。远远没有实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教育法》规定的“到2000年达到4%的目标”, 而早在1991年部分世界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已超过我国最高时期, 见表2。
注:数据从教育部, 国家统计局, 财政部历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整理得出。
注:以上数据由2008国际年鉴整理得出, NA为无法获得数据。
2.4 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和人员流动的加强, 农村的生源数量在不断下降, 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1) 由于生源不断减少, 人口分散, 有些地区非常偏僻, 学校进行合并后, 学校不能相对集中, 无法达到规模效益。加上交通等条件的限制, 贫困地区“一师一校”、“小学三年级以前教学班”或“复式教学班”屡见不鲜, 使教学质量难以提高。 (2) 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也处于尴尬的境地。由于流动人口的特殊性以及各项配套措施尚不完善, 又受到政策、经费管理困难等多方面的限制, 他们的教育也常常是名存实无。
3 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的产生
3.1 农村经济发展落后是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
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说, 是以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由于农业发展缓慢, 农民社会地位低下, 农村教育自然也处于弱势的地位。实行市场经济以来, 稍微有头脑和能力的农民又都去打工, 农村基本上是老弱病残和文化素质不高的村民留下来, 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导致农村积贫积弱的恶性循环。虽然打工者可以赚些钱回到农村来补贴, 但是他们给城市所作的贡献更大, 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工农业之间的差距。
3.2 财政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 造成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不足
现阶段我国地方财政承担了教育投资的主要责任, 由于各个地方财政水平的不同, 教育支出的水平也不同。而每年我国中央财政对公共教育的支出不足地方财政此项支出的10%, 如图1所示, 对于贫困的西部农村地区来说, 教育经费对财政的依赖性很大, 而偏偏财政收入增长缓慢, 使得经费严重短缺, 这样又进一步加大地区间教育投入的差距, 造成农村教育经费的不足。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2006) 发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一书中, 研究者们用了教育发展指数来显示中国各省的教育发展概况。根据这套指数, 教育发展水平被分成发达、较发达、发展一般和发展滞后四个层次, 所有的发展滞后的省份都是西部省份, 教育水平发展一般的省份也集中在中部和西部, 见表3[4]。
3.3 社会、家庭、家长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长期以来, 农村教育“克隆”城市普通教育的模式, 这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 而每年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只能回乡务农。造成很多农民不愿意承担这种高昂的教育风险投资, 读书无
注: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笔者统计得到
用论开始上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 由于乡镇企业调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农业劳动力过剩等因素的影响, 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甚少, 甚至相对还在下降。家庭收入的减少直接影响农村学生的求学积极性。很多特困户、贫困户家庭辍学的原因就在于此。加上农村很多地区观念陈旧, 家长文化水平低, 没有法制观念, 认为孩子上不上学是自己的私事, 不知道送适龄子女读书是家长法定的义务。而某些家长只顾眼前利益, 不顾长远利益, 让学生辍学早点赚钱, 也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4 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教育均衡发展首先是政府的责任;义务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 义务教育发展均衡与否是检验政府责任是否到位的重要指标[5]。面对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新《义务教育法》制定了一系列确保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措施。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保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法律责任;在经费投入机制上制定了确保义务均衡发展的保障措施;在政策措施上, 中小学校长和教师队伍的配置上来确保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明确规定要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实行督导、监督, 并且向社会公布, 这从宏观上保证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明确提出组织和鼓励发达地区支援农村经济落后地区发展义务教育。这几方面的重大政策措施, 将有力地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6]。
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政府调控职能, 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体制, 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各级政府义既要积极作为, 又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主要政策建议是: (1) 中央政府要下决心确保国家教育财政性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 并在2010年达到4. 5%左右或者更高。各地政府也要严格按照新《义务教育法》的要求, 确保教育投入“三个增长”。 (2) 由于中国目前义务教育发展还存在差距, 所以应该用差异发展的战略来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各地政府应将有限的财力集中投入到贫困地区以及非贫困地区的贫困学校中去。 (3)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进一步提高教育、经济的耦合度是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 (4) 加大对农户教育意识的宣传力度, 增强人们对于《义务教育法》的了解, 要让他们把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观念挂钩。 (5) 加强边远农村中小学建设, 制定和实施符合农村中小学实际的人事及工资制度, 提高农村教师的福利, 是解决农村学校师资问题进而降低辍学率的一个有效的措施。我们相信:在社会各方一起的关注和努力中, 农村义务教育一定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翟博.教育均衡发展:理论、指标及测算方法[J].教育研究, 2006 (3) .
[2]蔡国英.教育公平与教育均衡发展[J].宁夏教育, 2007 (1) .
[3]朱爱国, 胡小英.老化:农村教育队伍的无奈[N].中国教育报, 2004-3-19.
[4]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报告[R].2005-2006.
[5]赵秀红, 余冠仕.均衡是义务教育发展的方向[N].中国教育报, 2006-09-1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