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相关（精选6篇）
均衡相关 篇1
2010年的春晚又在人们的期盼与猜测中与观众见面了,看那非凡的场面、华丽的服装、精致的道具、多彩的伴舞,看那相声小品的掌声不断、歌舞表演的美轮美奂、近身魔术的惊讶不已,可能都给了大家一场精神盛宴。不过,气势磅礴的表层之下依然缺憾不少,观众与媒体对春晚的评价也总是褒贬不一,相信这种议论又将持续一阵子,估计得过了正月十五才会慢慢消停下来。
如果我们换个视角看春晚,春晚则不过是商界精英们在民众过年时精心策划的一场商战而已,春晚与“天下无贼”一样,处处弥漫着商业化的气息。聪明的企业家始终觉得“在春晚做广告投入产出比最合算”、“广告商看中了春晚的农村观众”。所以,许多财大气粗的企业总是选择在春晚时刻“横空出世”,各种软性广告更加无孔不入,贯穿于晚会的整个节目缝隙,比拼商业智慧的植入性宣传语、寸土寸金之地的主持台场景,甚至演员的道具都是广告狂轰乱炸的重地,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将产品卖到了千家万户。当然,无利不起早,电视台的导演们在这种市场法则下,也不可能再单纯地以观众意愿为转移,企业主付了钱,自然需要在春晚这一刻有所回报。电视台和广告商之间达成双赢,但是对观众来讲,未必是好事,因为在大年三十晚上哪有心情看广告,这可难为了导演们。不论哪位著名导演来当春晚“掌勺大厨”都备感压力,谁也不可能单纯地“讲老百姓爱听的事”。春晚负载的责任太多,各家广告主、各类观众群,方方面面的内容都要兼顾,还要体现年年非同寻常的重大事件、经济繁荣、民生安定……。众多隐性规则让导演们左右为难。能常挂嘴边的,那就是众口难调:比如,占春晚90%以上的观众群实际上在农村,他们的审美要求和心理需求当然是首选,而能够对晚会的评判和选择产生直接影响的,往往是城市观众。这种矛盾也让导演们经常考虑再三。
显然,从春晚这一特殊经济活动的构成来讲,吸引广告商的基础在于观众对春晚的极高关注度,但观众群与广告商之间从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天敌”。观众对广告的容忍度是有限的,电视台也深谙此道,为了在企业和收视率之间做出平衡,不得不挖空心思地创新广告资源,一边尽量抑制对收视率有杀伤力的硬广告,另一边推出植入式广告。可见,电视台也知道,维持在观众与广告商之间的天平需要精心呵护,才能保持平衡。否则,“观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从经济学角度,央视、企业、观众之间如果能够实现互动,可能就是“三赢”,可以说是一种效率水平的“帕累托改进”。而纵观春晚的台前幕后,活生生的现实,百姓误乐与商战交织都始终成为导演手中不得不考虑的法码。弱小者惟有洞烛先机,认清实质,才有可能在强权的缝隙中见风使舵;强大者也需要尊重“观众”,这些看起来“弱小的观众”其实也是你的“上帝”。可以这么说,春晚的权力总是在超级主体手中,而春晚的正义则往往在弱小观众一边。看来,这幕话剧能够持续常演不衰的道理就在于此。
末了,我想起财会人常说的公司治理目标。从前,总是主张股东至上的治理目标,因为那是大工业时代,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必然,与资本的强势产权相比,劳动产权显得弱小。而当企业规模变大,资本持有者不能胜任企业发展需要时,往往需要给予管理者股权激励,甚至还要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份量。单纯的股东至上让位于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论。其实,利益驱动只是一种吸引力,只是驱动个人“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企业利益均衡就是企业利益相关者同心同德、同利同荣的观点。作为经济组织的企业的各主体(所有企业利益相关者),原本都是为了不同的利益来到企业而汇合在一起的,那么,作为这一组织的文化构成,其意义将是体现这种利益的实现方式和运作规则,继而是如何使这种利益长久和最大化。所以,实现企业相关者利益均衡,也就是实现企业所获利益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分配,因为只有公开,才有可能实现公平。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相比较,企业追求的是包括股东、债权人、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这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他们有的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有的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有的对企业进行监督和制约,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接受他们的约束。
举办春晚与企业经营,本是两回事,不过,相关利益者形成一个共同体,持续运行,共创共享,却是一个共同的道理。各方协同共进,不顾此失彼,这是我们年年有好春晚看的基础。
均衡相关 篇2
均衡教育发展是我国义务教育法的方向性要求，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内核，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也就是：更好地把握中国特色教育事业规律，公平合理地配置公共教育资源，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不断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从而真正地实现教育事业均衡、持续、健康发展。
2、庐阳区教育体育局近年来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有哪些重大举措？
自区划调整以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地位，强力推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先后新建了合肥市栢景湾小学、合肥市南国花园小学、合肥市海棠花园小学、合肥市南门小学上城国际分校、合肥市育新小学新校、合肥市六安路小学荣城花园分校、合肥市六安路小学中铁国际城校区、合肥市第42中学中铁国际城校区、合肥市红星路小学北环阳光小区、合肥市南门小学恒盛皇家花园校区、合肥市逍遥津小学金都华庭校区、合肥市第45中学工业区分校等，共12所中小学。全区稳步推进乡镇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建立名校集团化办学模式，通过捆绑、结对等多种方法，进一步深化了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庐阳教育基本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全覆盖，从而极大的满足了人民群众“好上学、上好学”的愿望。
3、我校在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有什么举措和成果？
我校是在庐阳区强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大背景下，于2012年9月建成并投入使用的一所高标准的新校。作为合肥市百年名校南门小学的分校，我校一直秉承着南小的先进办学理念。建校一年多以来，我们与南小本部开展了各种教研活动，力促我校教师的专业成长。如：年轻教师的结对工程、南小教研片的教研活动、南小本部对我校电子白板录像课的指导与支持等。同时，利用我校的少年宫场馆，我校开设了多门少年宫精品课程，向所有学生免费开放，真正做到了从零障碍入学到零负担起航。另外，我们也夯实了校内的各种教研活动，经常让老师和学生们参加庐阳区、合肥市等各级各类赛事，我们切实的感受到，我们和老城区的差距已经不那么明显了。
均衡相关 篇3
一、博弈分析公允价值与股东和债权人
在此博弈分析中, 我们首先假设公允价值能够提供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和可靠性的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相对于公允价值, 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得出的会计信息由于不能将如今瞬息万变的经济情况及时反映出来, 所以其提供的会计信息是与高质量标准相反的低质量会计信息。
现对此博弈的相关要素作出如下解释:
1. 参与人:
此博弈的参与人包括股东和债权人双方。股东代表作为借方的法人会计主体所有者的利益, 他拥有与公司价值相关的信息优势, 属于会计主体内部利益相关者;债权人处于信息劣势, 属于会计主体外部利益相关者。
2. 行动:
债权人有贷款和不贷款两种行动选择。股东也有高和低两种行动选择, 高表示股东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提供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和可靠性的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低表示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得出的与高质量标准相反的低质量的会计信息。
3. 支付函数:
在表1中, 股东的两种策略写在左边, 债权人的两种策略写在上边。表中的每一格表示对应于股东、债权人的一个策略组合的一个报酬组合, 每格中的第一个数字表示股东的报酬, 第二个数字表示债权人的报酬。首先, 当债权人选择贷款这种行动时, 其利率为i, 股东以贷款进行投资, 并考虑投资的风险, 假设投资项目的息前期望报酬率为20%, 此时股东选择高这种行动时, 所获得的报酬是20%-i1, 当股东选择低这种行动时, 所获得的报酬是20%-i2;当股东选择高行动时, 债权人首先依据公允价值提供的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评估其破产或债务重组风险, 假定其概率为q1, 在此情况下, 假设本金收不回来的比例为30%, 贷款利率为i1, 这样在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时债权人所获得的报酬为-30%q1+ (1+i1) (1-q1) -1, 同理, 当股东选择依据历史成本提供会计信息时, 债权人选择贷款行动所获得的报酬为-30%q2+ (1+i2) (1-q2) -1。如果债权人选择不贷款这种行动, 那么股东不管选择高或低这种行动, 股东的报酬都是为0, 而债权人可以购买国债等无风险投资, 假设无风险投
资报酬率为3%, 即债权人的不贷款行动的报酬为3%。
在表1中, 债权人愿意贷款必须满足-30%q+ (1+i) (1-q) -1>3%且20%-i>0。我们假使-30%q+ (1+i) (1-q) -1大于无风险利率3%, 报酬为10%, 当股东依据公允价值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时, 债权人根据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评估股东所代表的法人会计主体破产或债务重组的可能性为5%, 则-30%q1+ (1+i1) (1-q1) -1=10%, 计算求得i1≈16%;当股东依据历史成本提供会计信息时, 债权人估计股东所代表的法人会计主体破产或债务重组的可能性要比5%高, 我们假设为10%, 则-30%q2+ (1+i2) (1-q2) -1=10%, 计算求得i2≈24%。
在此博弈中, 我们可以看出, 当股东利用公允价值披露会计信息时, 其筹资成本要小于利用历史成本披露会计信息时的筹资成本。由于公允价值披露会计信息可以使股东的筹资成本降低, 使债权人真实的评估企业所承诺的归还债务的能力, 加强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这样就有效地缓和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提高了企业的价值。
二、博弈分析公允价值与股东和经理人
在此博弈分析中, 我们仍然假设公允价值提供的会计信息是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历史成本计量模式提供的会计信息是与高质量标准相反的低质量会计信息。股东与经理人之间在雇佣合同中的博弈, 实质上是所有者权益与人力资本权益之间的博弈, 该博弈最后转化为会计信息披露成本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均衡。
现对此博弈的相关要素作出如下解释:
1. 参与人:
此博弈的参与人包括股东和经理人双方。股东不只一人, 但他们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 经理人也不只一人, 他们之间也不存在利益冲突。在此博弈中, 我们可将参与人看作控股股东和经理人双方。
2. 行动:
股东有高和低两种行动选择, 高表示股东要求经理人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提供具有较强相关性和可靠性的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低表示股东要求经理人选择历史成本计量模式提供与高质量标准相反的低质量的会计信息。经理人也有两种行动选择, 由于股东用于评价经理人的指标主要是总资产收益率 (ROA) 和净资产收益率 (ROE) , 第一个指标用于评估经理人利用企业资产的有效性水平, 第二个指标用于评价财务经理的业绩, 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 经理人能够通过盈余管理来操纵收益, 使两个指标产生了偏差;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揭示了企业的真实状况, 防止了模糊性, 从而使经理人的财务活动更清晰的置于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监视之下, 迫使经理人留意和保护金融资产的价值, 从而防止了收益的操纵, 因此我们说, 经理人的两种行动选择是操纵收益和不操纵收益。
3. 支付函数:
在表2中, 股东的两种策略写在左边, 经理人的两种策略写在上边。表中的每一格表示对应于股东、经理人的一个策略组合的一个成本组合, 每格中的第一个数字表示股东的会计信息披露成本, 第二个数字表示代理成本。首先, 当股东选择公允价值提供会计信息这种行动时, 由于公允价值计量需要一定的估计和判断, 因此其会计信息披露成本相对较高, 我们假设为70个单位效用, 而在此情况下, 经理人很难操纵收益, 我们假设其代理成本为50个单位效用;当股东选择历史成本提供会计信息时, 其会计信息披露成本相对较低, 我们假设为60个单位效用, 在此情况下, 经理人有两种行为选择, 首先由于历史成本披露会计信息给经理人操纵收益留有空间, 因此其代理成本高, 假设为90个单位效用;当经理人选择不操纵收益时, 由于历史成本提供会计信息容易造成秘密储备, 容易模糊真实的经济价值, 因此其代理成本也比较高, 但低于经理人同时还操纵利润时的代理成本, 我们假设为80个单位效用。
在表2中, 会计信息披露成本加上代理成本之和即70+50=120<60+80=140<60+90=150, 在这种情况下, 公允价值提供的会计信息使得会计信息披露成本和代理成本之和最低, 从而导致总成本降低, 企业价值增加。
而另一种情况, 即股东选择公允价值提供会计信息这种行动时, 会计信息披露成本高, 我们假设为110, 如表3。
在表3中, 会计信息披露成本加上代理成本之和即110+50=160>60+90=150>60+80=140, 在这种情况下, 公允价值提供的会计信息使得信息披露成本和代理成本之和最高, 引起总成本升高, 因此我们就不能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提供会计信息。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 当选择公允价值披露会计信息时, 如果其会计信息披露成本不太高, 信息披露成本加上代理成本之和小于选择历史成本披露会计信息时的总成本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选择公允价值来披露会计信息, 这样可以缓和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而使总成本降低, 企业价值增加。
三、权益均衡论下的公允价值会计与利益相关者行为
通过以上的权益均衡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历史成本计量模式终将被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所取代。与历史成本隐藏真实的财务和经营状况相反, 公允价值计量更具有相关性、更有利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和经理人效率的提高。由于股东、债权人和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了缓和, 从而减少了他们之间的冲突以及降低了由此产生的筹资成本和代理成本, 提高了企业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志亮.论公允价值可靠性的内涵[J].财会月刊, 2010 (1)
[2].黄学敏.公允价值:理论内涵与准则运用[J].会计研究, 2004 (6)
[3].周守华, 肖正再.权益均衡论:关于以财务会计目标的思考[J].会计研究, 2005 (10)
[4].王建成, 胡振国.公允价值会计与利益相关者行为[J].管理世界, 2006 (4)
[5].谢诗芬, 戴子礼.会计理论研究的百年回顾[J].财会通讯, 2003 (9)
[6].谢诗芬.会计计量中的现值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M], 2001
均衡相关 篇4
(一)2008-11-27 07:51综合性材料
汇报材料：写作要求如下
一、基本情况
1、学校位置，学区内村委数、总人口。
2、学校占地面积,总建筑面积,生均建筑面积，教学班数，在校学生数，班均学生数，学区内适龄人口入学率，辍学人数，辍学率，教职工数（其中05年以来新增教师人数），科任教师本科学历人数，大专学历人数，中师学历人数，高中、初中学历者人数，学历达标率，高学历率。
3、学校办学理念、学校特色、取得的成绩。
二、主要措施和成绩
1.采取措施，保障适龄少年儿童入学。⑴坚持实施免试就近入学制度。⑵关注困难群体学生入学问题，认真做好“两免一补”工作，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没有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⑶加强学籍管理。（4）实行“三包”、“三查”（“三包”指校长包入学率，班主任包巩固率，教师包合格率；“三查”指期初查入学率，期终查巩固车旅费，期末查合格率）。（5）政府、学校、家庭维护残疾儿童的合法权益，主动送子女入学。
2、广开渠道，改善办学条件：“校园工程”开展情况、仪器、体音美器材、电教设备配备情况，远程教育开展等情况。
3、强化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名师工程”开展情况；以师德教育、新课程、新知识、新技术为重点的教师继续教育情况；校本培训开展情况；派驻（接收）支教教师管理情况。
4、加强管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1).健全各项管理制度。（2）学校管理富有特色。
（3）.质量工程开展情况。（4）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按照国家规定开齐课程、开足课时，并达到教学基本要求。（5）学习优质学校先进的教育理念、管理经验，提高管理水平。（6）重视校园环境建设，校园文化氛围浓厚。（7）.严格执行《河南省义务教育办学行为十不准》和《河南省规范中小学收费十条禁令》，办学、招生、收费行为规范。（8）.加强中小学安全教育，健全安全制度，落实安全责任，加强校园周边环境治理，近两年没有重大校园安全责任事故发生。（以上各项中，每项要充实一些具体内容）
三、存在问题和相应措施
与先进学校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如：辍学率有上升的趋势、教师的现代信息技术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办学条件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今后，将采取措施，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不断提高办学水平。
结束语：以这次验收评估为契机，虚心汲取各位领导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加强领导，调整工作思路，为学校的腾飞和发展，为我县的础教育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学校基本情况类材料
校情简介（学校基本情况登记表）：主要信息包括：学校名称、建校时间、服务人口、占地范围、建筑面积、班级数、学生数、教职工数、藏书数量、教学仪器类别、体音美电教器材类别、计算机台数等。需要注意的有：非寄宿制小学服务半径2公里左右，服务人口0.5万人左右，1--4轨，班额在45人以下；非寄宿制初中辖区人口2-3万人左右，4-8轨，平均班额50人以下。小学生均占地面积不低于22平方米，生均建筑面积不低于5.2平方米；初中生均占地面积不低于26平方米，生均建筑面积不低于6.4平方米。小学图书生均不低于15册，教学光盘生均不低于2碟；初中图书生均不低于25册，教学光盘生均不低于1碟。中心小学数学仪器按省颁第二种方案配备，其他小学按第三种方案配备；初中理科教学仪器按省颁第二种方案配备。音美器材不低于教育部Ⅱ类标准。体育器材达到省颁标准。初中计算机达到2人1机。教职工人数符合省定编制标准。
学校办学方向类材料
1、组织建设及岗位职责材料汇编。
2、学校管理制度材料汇编。
3、上级文件。
4、学校平面图、远景规划图。
5、学校发展规划、工作计划、重点工作实施方案等。
6、创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校领导组、实施方案、人员分工等。
学校办学条件类材料
1、校舍登记表。主要信息包括教室、音乐教室、科学教室（实验室）、仪器室、图书室、多功能教室（远程教育播放室）美术教室、体育器材室、乐器室（只限初中有）、准备室（只限初中有）、生化药品室（只限初中有）、计算机教室（只限初中有）、阅览室（只限初中有）、电教器材室（只限初中有）、心里咨询室（只限初中有）、卫生室或保健室（只限寄宿制学校有）、学生教师宿舍和餐厅（只限寄宿制学校有）行政办公用房
（办公室、传达室、会议室等）使用面积分别是多少，结构模式为何类，学生和教职工厕所使用面积是多少，结构模式为何类，蹲位多少，院墙多少米等。需要注意的有：普通教室生均使用面积小学不低于1.15平方米，初中不低于1.12平方米。新建校舍一般应是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女生厕所应每15人设一个蹲位，男生每30人设一个蹲位，男生每40人设1米小便槽。寄宿制学校学生宿舍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学生食堂生均使用面积小学不低于1.5平方米，初中不低于2平方米。
2、学校消除危房、改扩建校舍等方面的规划、实施方案、总结以及相关佐证材料。
3、图书管理材料。管理制度、人员职责、图书登记册、师生借阅记录等原始材料。
4、教学仪器、实验室、各种器材等方面材料。各项管理制度、各类人员职责、各种器材登记册、师生使用记录、远程教育上课表等原始材料。
5、学校消除大班额规划、实施方案以及近三年学校班额对照表。
师资队伍类材料
1、教职工基本情况汇总表。主要信息包括学校教职工数，其中男女数、专任教师数、各学历层次人数、各职称层次人数、学历合格率、高学历比例、近三年新补充教师人数等。
2、教职工花名册。主要信息包括教师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参加工作时间、学历及专业、职称层次、联系方式等。
3、学历证书复印件。
4、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
5、继续教育证书复印件。
6、计算机等级证书复印件。
以上各类材料要互相照应，需要注意的有：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达到99%以上，高学历教师比例达到60%以上；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达到98%以上，高学历教师比例达到30%以上。小学初中学历合格率、高学历教师比例均要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小学99.36%、61.79%、初中99.91%、34.17%）。职工中要有卫生室人员，寄宿制学校要有生活辅导员。
7、教师业务学习材料。制度、计划、活动记录等。
8、教师学历提高培训培训材料。规划、制度、实施方案、培训花名册以及相关学习考察研讨等的原始资料。
9、继续教育材料。规划、制度、实施方案、花名册、通知、记录、证书等原始资料。
10、教师交流材料。城镇支援农村或农村上挂城镇教师交流、学习、帮扶工作规划、实施方案、会议记录、交流花名册、帮扶活动记录等原始资料。
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类材料
1、学生基本情况汇总表。主要信息包括学校每个年级多少学生、多少班级、男女各多少等。
2、班级花名册。主要信息包括学生姓名、性别、年龄、班级、年级、民族、监护人姓名、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
3、学籍表。每生一张，分班装订。
以上三类材料要注意互相照应，特别是要与学校基本情况登记表上的一致，且符合规定。
4、普九表册.06、07、08三年。重点查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辍学率以及与之相关的表册、花名册（包含外在内、内在外、辍学学生名册等）。需要注意的有：小学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以及巩固率、毕业率均要高于全省当年平均水平，辍学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5、学生入学通知书、入学花名册以及学校落实义务教育法提高入学率降低辍学率的工作方案、措施材料等。入学通知书要加盖当地政府公章和学校公章。
6、治理择校生规划和工作方案、择校生花名册。需要注意的是：择校生比例逐年降低，验收当年择校生比例不能超过2%。
7、留守儿童花名册、入学统计表以及学校对留守儿童开展教育的方案、措施、记录、活动资料等。
8、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花名册，入学统计表以及学校对该类学生的管理制度、措施、教育活动资料等。
9、两免一补花名册以及有关组织建设、制度、方案、公示资料、领取资料等。
10、贫困家庭子女花名册以及有关组织建设、资助体系建设、相关资助活动记录和原始资料等。
11、分配生指标、花名册以及相关文件、公示报告、录取情况等。
12、三类残疾儿童少年花名册，入学统计表。重点统计随班就读的学生。
教育质量和学校管理类材料
1、总课程表。需要注意的有：按规定开全课程、开足课时，不能出现违反《河南省义务教育办学行为十不准》的现象。
2、专任教师业务档案。
3、学校教学、科研材料。重点要有体现推进实施新课程方案的教学、教研活动方面的材料，要有体现促进教师整体素质提高方面的教学教研活动方面的材料，要有体现教学方法改革、教研活动和特色教学方面的材料等等。
4、学科教师教案。重点要有薄弱学科教师教案、特色教学教案、专题教学教案等。
5、素质教育材料。实施方案、规划和实施计划、总结，各种活动的计划、记录、图片、音像资料等佐证材料。
6、安全教育材料。领导组、制度、责任书以及安全检查的检查记录、通知、整改记录、安全教育活动的会议记录、教案、图片等佐证材料。
7、对困难群体学生教育材料。重点要显示留守儿童教育、进城务工子女教育、家庭贫困学生救济和教育等方面的原始材料。
8、特色教育、专项教育活动材料。如文艺活动、亲情教育、艾滋病防控教育等体现学校教育特色，或者针对某种现象进行的专项教育活动的原始资料。
9、教育教学质量材料。毕业生名册、成绩表、试卷、成绩分析、毕业生升入高一级学校统计表等，以及集体和个人的各种荣誉。
10、规范学校办学、招生、收费行为方面的文件、方案、会议记录、检查记录、整改记录和相关活动资料等。
11、结对子学校资料、交流中层领导任职文件、名册以及相关帮扶活动资料。
12、环境管理和校园文化建设材料。
教育经费类材料
1、学校公用经费账簿（三年）。要显示每公用经费数、公用经费支出数、支出中要显示教师培训经费不低于公用经费的5%。
2、学校固定资产账。主要登记校舍、图书、仪器、器材等资产的购置时间、数量、品种名称、规格、单价以及报损情况。
3、关于经费管理的各种文件、制度、组织建设等方面的资料。
均衡相关 篇5
“5·12”汶川大地震给灾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出于灾后重建的考虑,当地政府提出开展“灾害旅游”的建议。在地震灾区开展灾害旅游,一定程度上可为灾区带来经济效益,但灾害旅游的开展过程必定会涉及到较敏感的问题,有可能会造成对当地居民的再次伤害。
在灾难发生地发展灾害旅游多出于两种动机的驱动,即经济动机和社会动机。这两种动机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一方面要通过灾害留下的各类遗迹来尽可能多地吸引游客,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灾害旅游的发展过程又是一个迫使饱受灾难之苦的人们不断回忆创伤的过程。灾害旅游发展的两种动机之间存在着的矛盾其实就是灾害旅游发展中的伦理问题。而这些矛盾冲突是否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直接决定了灾害旅游在当地人心理不受到第二次创伤的前提下能否顺利发展。因此,有必要从伦理学角度对该矛盾进行深入剖析,使灾害旅游各利益相关者在伦理上处于一种均衡状态。
国内外学者在灾害旅游方面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探索。20世纪90年代,欧美对这一问题已开始关注并出现了一些相关术语,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灾害旅游的概念界定[1,2];灾害旅游的动机[3]、灾害旅游产品的开发[4]、灾害旅游的影响[5]等方面。国内学者对灾害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在概念、灾害旅游动机[6]和内容[7]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与欧美相比,国内学者的研究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灾害旅游的开发措施等方面[8,9]。但总的来说,国内灾害旅游的研究较片面,理论框架还很不完善[10]。由以上可知,国内外对灾害旅游的研究尚处在探索阶段,概念目前尚无一致的、严谨的定义,研究框架尚未建立,对灾害旅游中的伦理几乎没有涉及,特别是深层次的灾害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均衡未见涉及。
2 理论基础
2.1 利益相关者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从企业社会责任出发,强调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伦理问题,由于他正好与20世纪末旅游业所面临的种种困惑相呼应,很快在旅游研究中得到响应。从研究内容看,国外对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集中体现在:(1)对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界定;(2)在旅游规划和管理决策中的利益相关者实证调查研究;(3)面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与协作[11]。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发展实践中的应用集中体现在旅游发展规划方面[12,13,14,15]。此外,旅游业的其他领域也开始直接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如旅游营销[16]、生态旅游[17]、旅游伦理[18]等,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1999年,“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出现在世界旅游组织制定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这一旅游官方文献中[19]。在国内,利益相关者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以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20,21,22]、旅游规划[23]、各方利益关系的协调等方面[24,25,26]。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中利益相关者已经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但在灾害旅游方面尚属空白。由于灾害旅游的特殊性,这一领域的研究又很有必要,发展灾害旅游实际上是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一种合作博弈[27]。尤其是当灾区将灾害旅游作为灾后重建工作的组成部分的情况下,此方面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2 伦理均衡
西方对旅游伦理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28],而我国在这一领域尚未建立公认的旅游伦理研究框架[29]。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30]。同样,尽管旅游伦理研究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其归根结底都涉及到一点,那就是旅游利益和旅游道德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整个旅游伦理学研究的核心所在[31]。鉴于此,本文在分析灾害旅游开发中各方面的伦理角色时,也以经济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为主进行论述。
伦理均衡的动力来自于各个利益相关者对其自身利益的追求。因为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任何个人或组织在追求自己私利的同时必须兼顾到他人的利益。个人道德观念上的“利己”和“利他”实际上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样,人们的自私动机通过相互竞争就会发生出乎意料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和整个社会的协调一致[32]。“利己”和“利他”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灾害旅游中伦理均衡得以实现的理论基础。
3 灾害旅游中利益相关者角色界定
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利己”和“利他”的关系,但不能推动市场伦理的自发性向自觉性的转变,也不能有机融合市场经济的效率指向与社会伦理的至善目标的矛盾[33]。市场经济中的伦理均衡必须借助于国家法律和社会正义的保障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必须针对各利益相关者伦理方面存在的矛盾冲突,加强对其约束和引导。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来审视灾害旅游中的伦理关系,其涉及相当广泛,归总简化为旅游者、政府、旅游企业、当地社区四方利益相关者(图1)。它们两两相关,构成一个三维四面体关系。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将旅游者作为顶点,其他三个方面作为旅游地的利益相关者与之相对。即本文将利益相关者分为旅游者和旅游地两类,在旅游地中又包括了政府、旅游企业和当地社区。
4 灾害旅游中利益相关者的伦理冲突
4.1 旅游者和旅游地
旅游者和旅游地是灾害旅游中最基本的一对矛盾,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和旅游地的发展动机共同构成了旅游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双方的基础关系构成见图2。首先,旅游者需要其保持原状以满足自己对灾难发生场景再现的需要,而旅游目的地则需要市场经济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更能产生效益的方面,以满足其灾后重建的需要;旅游者要求真实性,而旅游地则在应对数量众多的旅游者的过程中,逐渐将展示过程变得日益舞台化;旅游者要求的是服务能够保持当地特色,而旅游地却出于经济目的将其商业化。后面的两个问题并非仅仅存在于灾害旅游的开发中,在各种旅游的开发过程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在灾害旅游开发之初,为了满足旅游者的真实性要求,展示会比较倾向于真实的表达,随着时间的推移,表演也会越来越舞台化,逐渐丧失其原真性。也就是说,灾害旅游的两种驱动力量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矛盾,为了追求经济的增长,驱动灾害旅游发展的主因是旅游者的需要和价值观,而不是目的地社区的利益。
震区在发展灾害旅游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会在资源配置等方面起到基础作用,但仅靠市场经济来配置资源又有很大的缺陷,难免会出现某些短期行为,甚至造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因此有必要对两者进行权衡,考虑各方面在灾害旅游发展中的伦理角色,从而在开发中尽可能地平衡各方利益。
4.2 旅游地内部
在现实的灾害旅游实践中,参与灾害旅游活动的利益相关者作为不同的目标载体,有着差异显著的动机和目的,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采取不同的定位。在当地,政府、旅游企业和当地社区三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中,两两之间都存在着伦理方面的冲突。旅游地各利益相关者在发展灾害旅游过程中,在时间上面临着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的矛盾,范围上又要处理全面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1)外来援助方面。灾难发生之后,社会各界纷纷援助,当地政府从中获取了许多资金。这些外来援助的资金在当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分配的问题。特别是当灾害旅游项目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开发时,各方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不可避免。(2)资源配置方面。有限的资源在对地震的纪念和当地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配置上的矛盾。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土地、建筑等必定面临着几种用途的选择,这时灾害旅游的发展存在着机会成本。如果由市场经济的规律选择,资源可能会被分配以用作更具有经济利益的一种用途。(3)利润分配方面。在灾害旅游的发展中各利益相关者承担不同的角色,但由于决策中的地位不同和信息的不对称,在最后的利润分配中也存在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协调几方利益,不仅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也对各方的伦理提出了要求,如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等。
政府:灾害旅游发展主要依赖市场机制,它可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但却无法矫正因不同利益群体带来的利益失衡问题,必须由某些社会和政治机制来矫正。政府应当代表全体公众的利益,并通过各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使社会的利益格局达于均衡[27]。但政府毕竟也是一个利益主体,在灾害旅游的发展中有其独立的立场,即政府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同时又扮演着其他的多重角色,因此也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存在伦理关系(图3)。政府在灾害旅游中的伦理矛盾表现在:(1)道德方面要求政府对当地在灾难中蒙受的损失进行如实描述,但出于利益方面的考虑,政府往往会夸大损失以获取更多的外来援助;(2)在资源配置方面,道德上要求政府一切从全局的长远利益出发,特别是要尽量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以使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达到均衡。但在实践中,由于各利益主体的话语权不同,对政府的影响力不同,而且政府也有政绩方面的压力,因此会服从市场规律对资源的配置要求,计算资源在各种用途上的机会成本,重视短期利益。
旅游企业:灾害旅游的全局、长远发展要求旅游企业在注重经济利益的同时,注重其他相关者的法律利益和道德利益。但目前旅游企业方面的伦理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近年来特别突出的如欺骗旅游者、不信守合同、导游回扣等问题,充分反映出旅行社传统经营管理中的道德缺失。事实上,“在国际国内旅游市场,伦理是提供高质量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市场的竞争优势在于道德品质的推动[34]。”具体说来,旅游企业面临的伦理问题,即道德和利益的冲突,表现在(图4):(1)现在的竞争环境越来越要求企业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发展的目标不应仅是利润,还应包括社会责任等,但在利益的驱动下,利润往往成为企业追求的唯一目标。这一现象不仅影响了灾害旅游的和谐发展,从长远来看对企业自身的发展也是不利的。(2)旅游企业在灾害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灾害旅游这一主题的沉重性、严肃性与为了迎合旅游者而必须采取的娱乐化的表现形式之间的矛盾。(3)道德方面要求企业把利润尽可能地用在旅游地的灾后重建方面,特别是在最初的资金有很大部分来自于外来援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灾害旅游的发展与各地发展旅游的情况一样,经济上的各种漏损是存在的,在灾后百废待兴、经济结构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漏损的问题会更加严重。
当地社区:社区发展是灾害旅游开发应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在实践中往往忘记了这个初衷。此外,即使是当地社区内部,对发展的意义也有不同的理解。从理论上来说,社区的发展应包括物质条件的改善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两个方面。但在现实中,并非社区所有居民都会从长远和全局的角度出发。对一部分人来说,发展可能首先意味着当前利益的最大化,而这往往是以牺牲长远和全局利益为代价的。具体地说,当地社区所面临的伦理方面的矛盾也包括三个方面(图5):(1)道德要求当地社区自强自立,一切以自力更生为主,但在实践中,当地社区却很容易产生依赖思想。(2)利益的来源方面存在着被关注程度的提高和持续的需要,这与当地人所希望的灾害的阴影尽快散去之间存在矛盾。当地社区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动机,需要在灾难发生之后尽可能地吸引各方的目光,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也需要将这种被关注的状态持续下去。而对当地居民来说,这就需要对灾难情景的不断重现,使灾区人民的感情受到伤害。两者的矛盾将会在灾害旅游的开发过程中不断出现。(3)在灾难发生之初,爱国主义或集体主义会在一定时期内主宰人们的情绪。以地震灾区为例,在救灾过程中体现出的符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集体主义原则,如自我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责任的担当等,但当灾害旅游项目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开发时,又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方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这时难以协调的各方利益就会出现并对集体主义原则提出挑战。
5 灾害旅游中利益相关者的伦理均衡
综上所述,在灾害旅游的发展中,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各利益相关者自身也有关于道德和利益的伦理冲突。因此,在灾害旅游中实现伦理均衡首先要回答的仍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即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观点是:一方面承认人的爱好、欲望的正当性,并认为应当努力创造条件尽量满足人们的正当爱好与欲望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承认人的爱好、欲望需要进行合理的节制。在这种合理的节制中,单纯他律性的节制可称为理性的外在节制,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道德规范的外在约束力。但在自律意义上的理性节制,则内化为道德主体内在的理性节制[30]。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强调道德规范对人的制约性时,同时强调道德规范对人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导向功能。约束性和导向性是道德规范在两个方面的表现形式,约束性是从不应当的角度来理解道德规范,导向性则是从应当的角度来理解道德规范。由此,灾害旅游的伦理均衡必须加强在自律性的、导向性的道德公正建设和他律性的、约束性的利益公正建设两方面。由于灾害旅游的特殊性,在其发展过程中,道德和利益的兼顾显得尤为重要。现阶段,在旅游利益和旅游道德的关系问题上,双方的协调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利益公正和道德公正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矛盾[31]。
5.1 旅游者和旅游地
在灾害旅游的开发过程中,首先需要兼顾旅游者与旅游地,道德和利益之间的关系(图6),两者各自的道德和利益需要通过引导或教育来实现兼顾,道德范畴的公正需要加强教育在理念上实现,而利益公正则更需要通过法律、规定等在制度层面上实现,以保证其可操作性。道德公正为制度公正提供了指导,而制度公正为道德公正提供了保障。
5.2 旅游地内部
在旅游地内部,更需要从客观系统的角度对灾害旅游的各利益相关者进行审视和反思,针对各利益相关者伦理方面存在的矛盾冲突,加强对其约束和引导,通过发挥伦理的他律和自律作用来实现利益相关者的伦理均衡(图7)。
政府:政府是灾害旅游发展中重要的因素。在这一方面,政府作用的发挥是灾害旅游伦理均衡的关键。政府在多方面利益主体的协调方面、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方面、资源配置方面、利益分配等方面都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协调作用。关于政府的伦理均衡,一方面应将社会发展等目标纳入到对政府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之中去,从而引导政府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各方利益;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审计制度的完善,使外来援助的款项得以被正当、合适地使用在灾后旅游的重建方面。事实上,政府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在现阶段,政府也在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承认这一点的客观性,并将政府的行为纳入到灾害旅游发生地系统的有序引导中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企业:企业的伦理问题首先表现为社会责任的承担,即企业在发展的同时,考虑到自身行为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冲击,并在其经营行为中尽量避免这种冲击。另一方面,在当地经济结构不完善或企业竞争力较弱,不能满足当地人和旅游者需要的情况下,漏损是很容易发生的。因此,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中,需要注意对就业机会的提供和对当地产品的购买及资源利用,以使当地最大程度地受益。在旅游企业的伦理方面,一方面要通过引导,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通过诚信制度的建立为企业提供外部的约束机制,保证承担社会责任的、合法竞争的企业能够获得更优的条件。
当地社区:长期以来,社区的利益问题并未纳入到旅游规划的考虑之中,这种规划理念长期困扰着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实践证明,旅游地如果能充分考虑居民要求并使其受益,那么居民就会表现出支持旅游进一步发展的倾向,而且还会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旅游发展。如果很少考虑居民的利益,居民还得承担由于旅游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那么便可能产生抵制和敌对情绪,甚至出现居民与政府、开发商的正面冲突行为。当地社区的参与是灾害旅游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一般来说,社区参与包括参与利益分配和参与决策两方面。一方面要在灾害旅游规划与发展的早期使当地居民参与进来,并使其充分认识到发展旅游所能带来的好处与潜在的代价,以更好地反映其利益要求,并对发展决策提出意见。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的建立,使各利益主体在灾害旅游发展中找到利益平衡点。具体地说,旅游社区居民要求的利益分配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增加居民的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保护本地居民的利益,如优先被雇佣的权利、优先获得经营许可的权利;尽量采用本地原料进行旅游商品加工;向居民开放为旅游者而兴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通过制度确保旅游企业采取环保措施,如废水、废气处理等;对承担旅游消极影响的居民给予一定的福利补偿[35]。
6 结论和讨论
当前,在旅游市场经济环境下个人利益意识、各种传统社会组织与群体都迅速形成了独立的利益意识,利益主体地位迅速强化,彼此间的关系由过去国家作为唯一利益主体条件下的内部组织关系转化为明确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全面均衡地考虑各相关者利益,是灾害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旅游这一社会现象本身具有一定的伦理意义,而灾害旅游又因其特殊性具有更强的道德色彩。本文基于伦理视角,对灾害旅游中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各自的伦理矛盾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得出以下结论:在灾害旅游中各利益相关者“利己”和“利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伦理均衡得以实现的理论基础;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两两相关;旅游者和旅游地在发展灾害旅游过程中,在多个方面都凸显了利益和道德之间的冲突;旅游地政府、旅游企业和当地社区这三方利益相关者,在外来援助、资源配置、利润分配三个方面都存在矛盾,并且每一方都在其道德和利益方面表现出了冲突;在灾害旅游的开发过程中,需要兼顾旅游者与旅游地道德和利益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用外在的力量来约束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并通过教育,以加强自律的方式来引导各个利益主体的行为。
均衡相关 篇6
一、文献综述
尽管我国研究者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过学位点布局的均衡性问题,但理论上、学术上对其深入研究的文献却不多见。利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分别检索主题词:学位点布局、学位点分布、学位点区位、学位点结构,来源时间:1999-2012年,来源类别:全部期刊,检索条件:精确,分别检索到文章3篇、1篇、0篇、0篇。鉴于检索效果较差,笔者进行了扩大性检索,检索主题词:学位点,来源时间:1999-2012年,来源类别:全部期刊,检索条件:精确,共检索到文献37篇。
根据检索获得的文献来看,有研究者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布局区域之间不均衡,区域内部的布局也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影响着优势地区高等教育学科水平的持续提升,使劣势地区的高等教育学科无法适应本地区现代大学建设的要求,使高层次的高等教育学专业人才得不到有效利用,还会影响到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和谐发展[4]。有研究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大部分集中于华北、华东和华中这些经济较发达地区,但是学位点的分布不可能绝对均衡,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这种布局的不均衡性,在探讨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布局的过程中应考虑客观条件和人口分布的状况[5]。还有研究者基于区域发展的研究,提出我国研究型大学区域间布局不均衡,区域内部布局也不均衡[6]。此外,王军运用计量学的方法,对我国高等院校博士学位授权点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布局区域之间不均衡,总体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7]。林伟连在分析我国学科点与学位授予单位的总体规模与发展态势、区域分布特点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的学位点的分布区域之间不均,区域内部则十分聚集,而且博士学科点的分布比硕士学科点的分布更加聚集[8]。刘荣才从我国职业教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点布局出发进行了探讨,得出的结论是职业教育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点的布局不平衡,职业教育硕士学位点设置相对较多,而博士学位点凤毛麟角[9]。
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对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按照各大区拥有学位点的绝对数量占全国的百分比情况,从而得出目前的学位点布局不均衡。然而应该看到,这些说法只是基于主观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缺乏科学的统计分析来深入探究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所得结论具有一定的主观性。鉴于此,笔者根据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获得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分布数据,基于潘懋元先生指出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分布的因素[10],进行了变量可操作化筛选,利用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给相应变量赋值,对其进行编码录入SPSS19.0,依次使用pearson相关系数、总体分布卡方检验、LSD方差检验、多元回归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分布的各变量之间的深层关系。
二、研究设计
1. 变量筛选和数据来源。
潘懋元先生认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分布的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基于变量的可操作性考虑,我们筛选出了有可能影响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的六个主要变量:“高等学校数量”、“GDP”、“教育支出”、“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和“区域总人口”。
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在硕士专业目录下,检索专业名称:高等教育学,检索时间2012年12月27号,获得96个检索结果,据此统计出各地区相关数据。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网获得《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据此对影响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的相关变量进行赋值。
2. 技术路线。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由六步构成。第一,对所有变量进行编码,录入SPSS19.0;第二,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性分析;第三,数据清理,清除与因变量相关性较低的变量;第四,验证因变量是否符合最终期望分布;第五,提出假设并利用LSD法验证各大区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分布是否有显著差异;第六,构建线性回归模型。
三、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的相关情况介绍
1. 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的基本情况。
由表1可知,我国目前共有高等教育学硕士点96个,其中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分别有高等教育学硕士点13个、11个、33个、13个、6个、8个、12个,各占全国份额的13.5%、11.5%、34.4%、13.5%、6.3%、8.3%、12.5%。从以上数据来看华东、华北、华中这三个地区共有59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占全国的61.4%,这样按绝对数值和百分比重来看,似乎这三个地区所占的比重过大,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布局很不均衡,但这种布局均衡与否尚需要我们对相关数据做深入挖掘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此外,各大区的GDP、教育支出、高等学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区域总人口的具体数值也如表1所列,限于篇幅,这里不做展开。
注:1.华东:沪、鲁、苏、皖、赣、浙、闽;华南:粤、桂、琼;华北:京、津、冀、晋、蒙;华中:豫、鄂、湘;西北:陕、甘、宁、新、青;东北:黑、吉、辽;西南:渝、川、黔、云、藏。2.表格数据是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2. 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期望分布。
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的现状不是由某单一因素使然,而是在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区域人口所占全国的比重等因素长时期综合作用下的产物。鉴此我们将以上变量进行单位化操作,首先对各大区相关变量的绝对数值进行排序,其次将绝对数值最小的地区视为单位1,再次把其他地区的数值按照单位1进行折算,最后按照这六个变量折算出单一因素作用下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应符合的期望分布值(见表2)。
但是只进行单一变量期望分布的验证,会忽视变量间的交互作用,难免产生误差。故在对变量进行单位化操作的基础上(表2获得的数据),笔者将获得的单一因素期望分布值进行综合。第一,对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所占全国的比重的比值,按照其权重进行赋值(由于在下文的验证中证实区域人口与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布局不共线,故对其进行了数据清理),例如按照各大区GDP占全国的权重进行赋值,华北2.8、东北1.6、华东6.8、华中2.4、华南2.4、西南1.7、西北1。第二,将各大区按前五个变量赋值所获得的数值进行累加,结果为华北10.4、东北6.6、华东22.1、华中9.6、华南7.2、西南7.4、西北5.2。第三,计算各大区的加权平均数,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的加权平均数分别为2.08、1.32、4.42、1.92、1.44、1.48、1.04。第四,将获得的加权平均数进行百分化处理,得出在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所占全国的比重的综合影响下,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占全国的份额分别为15.1%、9.6%、33.26%、14.01%、10.51%、10.8%、7.59%。第五,得出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最终期望分布为,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0.151∶0.096∶0.333∶0.140∶0.105∶0.108∶0.076。
四、研究结果
1. 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相关因素分析。
本文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相关性分析指的是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与相关因子的一种线性相关统计关系,笔者采用相关系数矩阵分析探讨高等教育学硕士点与其他变量的关系。
由表3可知,当显著性水平α为0.01时,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与GDP、教育支出、高等学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的简单相关系数r分别为0.584、0.555、0.678、0.732、0.790,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检验的概率P值都近似为0。因此应拒绝零假设,认为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与GDP、教育支出、高等学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区域人口与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相关系数检验的概率p值为0.029大于0.01,故接受零假设,认为区域人口与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
**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从上文数据可知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与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都具有较强的正向共线性;与区域人口不共线,故对其做数据清理处理。即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分布数量会随着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的增减而同增同减,但其增减的程度由回归系数b决定。例如,从表3来看,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与高校教职工的人数之间的相关系数r达到了0.79,是相关系数中最大的一个。在图1中反映为,在高校教职工人数与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所建立的坐标系中,这两个变量构建的点密集分布于直线周围,说明这两个变量的线性拟合优度较高,我们可以使用线性关系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进行预测和检验。由于pearson相关系数从本质上反映的是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并非pearson相关系数越高,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程度越大,故若要判定高校教职工人数的变动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影响的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的高校教职工人数,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相应增加多少个),我们还需对其回归系数b进行测算。回归系数b在图1中反映为拟合直线的斜率k,正向关系中回归系数b越大,直线的斜率k也就越大,高校教职工人数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影响作用越明显。
有学者指出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的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也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有所需求的情况下产生的[11]。只有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会产生对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建设的需求,以期用其更好地指导高等教育的发展,两者具一种因果关系,故我们可以利用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来对高等教育学学位点进行衡量和预测。同样,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也会对高等教育发展有所需求,进而刺激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的建设,社会经济因素通过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进而传递作用于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建设。这些在文中反映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与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具有正向共线性。我们可以用衡量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重要指标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用衡量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GDP和教育支出,利用线性关系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进行衡量和预测。此外,现代社会交通、通信手段的高度发达,使得人口的流动性迅速提升;区域高校的生源也不仅局限于本区域,而是面向全国;网络课程、虚拟大学的兴起更大程度打破了学生的地域限制,这些都使得区域人口对本区域高等教育的影响越发减小。由此它也恰当地解释了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建设与区域人口不存在线性关系。
2. 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的合理性。
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建设自身发展要考虑多种因素,不能片面追求数量上的平均,而要遵循“合理布局,突出特色”的原则[12]。如果现有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符合当前各大区在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共同影响下所占全国的份额,那么就可以认为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合理。
笔者选取总体分布的卡方检验来对上面的假设进行验证。总体分布的卡方检验是用来验证总体与期望分布或某一理论分布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是一种吻合性检验,通常适用于对有多项分类值的总体分布的分析。本文的总体是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在各大区的分布数量,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13∶1133∶13∶6∶8∶12,验证所需的最终期望分布为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0.151∶0.096∶0.333∶0.1400.105∶0.108∶0.076。
假设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分布与各大区在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综合作用下所占全国的比重0.151∶0.096∶0.333∶0.140∶0.1050.108∶0.076无显著差异。
表4(a)表明,96个观察数据中,华东、华南、华北、华中、西北、东北、西南实际分布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个数分别为33个、6个、13个、13个、12个、11个、8个;按照期望分布,96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在以上七大区的期望分布数量应为31.7个、10.0个、14.4个、13.3个、7.2个、9.1个、10.9个;实际观察频数与期望分布频数的差分别为1.3个、-4.0个、-1.4个、-0.3个、4.8个、1.9个、-2.3个。
表4(b)是计算的卡方统计量以及相对应的概率P值。由于概率P值为0.444大于显著性水平α=0.05,因此无法拒绝零假设,认为当前各大区分布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无显著差异,其布局符合我国各大区在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综合作用下所占全国的比重。
据以上统计检验得出的结果可以说,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与各大区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综合作用下产生的期望分布无显著差异,其布局符合各大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即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是合理的。基于这个结论笔者做出进一步推论:各大区拥有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之间无显著差异,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均衡。
3. 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的均衡性。
为了检验上文所提出的推论是否真实,笔者选取最小显著性差异LSD法。LSD法是用来检验控制变量不同水平下观测变量水平间的均值是否相等的一种检验方法。其检验敏感性很高,水平间的均值只要存在一定程度的微小差异就可能被检验出来。本文中,控制变量指的是七个不同的大区,观测变量指的是各大区所拥有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即用LSD法来验证我国七个大区所拥有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水平间的均值有无显著差异(H0假设)。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0.05。
表5显示了不同大区之间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水平均值检验的结果。表5中第一列显示了分类情况,第二列表示各区之间均值的差异情况,第三列是统计中的标准误差,第四列是检验统计量观测值在不同分布中的概率P值,最后一列是置信水平区间的取值范围。通过观察不同分类水平下的P值,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华东地区与西南地区配对时,其概率P值为0.029,小于显著性水平0.05以外,其他配对比较获得的概率P值均大于0.05,这说明除了华东与西南这两个地区进行配对比较时出现了差异之外,华北、东北、华中、华南、西北这五个地区之间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均值都没有显著性差异,华东与华北、东北、华中、华南、西北这六个地区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均值也无显著差异,西南与华北、东北、华中、华南、西北这六个地区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均值同样也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根据以上验证,便可以得出:从整体上来看,当前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结构符合我国的各大区的现状,我国各大区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水平均值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各大区拥有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均衡,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均衡。
4. 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线性回归模型。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在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而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则在于解决好高等教育的宏观构架问题[13]。学位点建设是高等教育宏观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能以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测算和预测,这将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与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都具正向共线性。据此,我们便可拟合出多元回归方程。假设变量GDP为X1,教育支出为X2,高校数量为X3,在校本科生人数为X4,高校教职工人数为X5,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为Y,可建立如下的线性回归模型:
Y=β+a X1+b X2+c X3+d X4+e X5,其中β为常数。
依据表6(a)可知,模型调整判定系数为0.634,大于0.5且趋近于1,认为方程能够有效地进行拟合,因变量能够被模型有效地解释的部分较多。
从表6(b)可知,被解释变量的总离差平方和为187.871,F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11.388,对应的概率P值近似为0。据该表可进行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由于概率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5),应拒绝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的零假设,认为各回归系数不同时为零,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全体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可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从表6(c)的数据表明,模型保留下的五个变量,其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的概率p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5),因此认为模型保留下的各回归系数均不为零。最终的回归方程是:Y=0.189+0.0000000000002212X1+0.000000000010086X2+0.0084X3+0.0000014338X4+0.000009382X5。若要测算某区域理论上应分布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只需使用当年的统计数值对变量进行赋值、计算便可获得理论值。以华北为例,依据该模型对该地区2011年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进行检验,得出华北地区Y=13.6431,与实际值13十分接近,说明2011年华北地区布局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合理,符合理论期望。若要预测某年某区域理论上应分布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则需基于其他模型一一预测出未来某年GDP、教育支出、高等学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的数值,代入回归方程计算得出。
由该模型可知,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随着GDP、教育支出、高等学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的增减而同增同减,其增减的程度可由模型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判定,在正向关系中回归系数越大,变量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的影响程度就越大。从回归系数来看,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影响效果最显著的是高校数量(其回归系数为0.0084),然后依次是高校教职工人数、在校本科生人数、教育支出和GDP(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000009382、0.0000014338、0.000000000010086、0.0000000000002212)。即高等学校每增加1所,高校教职工人数每增加1人,在校本科生人数每增加1人,教育支出每增加1元,GDP每增加1元,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会相应增加0.197个、0.189009382个、0.1890014338个、0.189000000010086个和0.1890000000002212个。
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的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衡量高等教育规模的主要指标一般包括高等学校数、在校学生数、招生数、毕业生数、教职工数和专任教师数以及毛入学率等[14]。本文中,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的影响因素中作用效果最明显的是高校数量,然后是高校教职工人数、在校本科生人数、教育支出和GDP。直观上看,可以说高等学校数量越多,相应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也就越多。因为一般来讲,高等学校数量越多,相应的教职工人数、在校生人数就会越多,学科门类、学科建设水平也会更多更好,产生优秀大学机率也会更大,这样就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使得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更高,获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也就会更多。而高校教职工人数、在校本科生人数需要依托具体的高校才能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产生影响,故其作用效果不如高校数量那样强。例如,极端情况下,某区域的高校教职工和在校本科生全都聚集于一所学校,那该区域也只会获批一个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只有高校教职工和在校本科生分布在许多高校内,使得许多高校达到了学位点的建设水平,该区域才能拥有较多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此外,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衡量指标的教育支出和GDP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效果。高等教育学学位点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有所需求的情况下产生的,社会经济因素通过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进而传递作用于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建设,正是这种传递作用使得教育支出和GDP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的影响效果不如以上三个变量。相比教育支出,GDP对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的影响更为间接,其作用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教育支出特别是高等教育支出影响高等教育的经费,直接作用于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的建设。二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影响高校的专业设置、毕业生去向、招生人数、学科的冷热等方面,间接作用于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的建设。
虽然高校数量对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建设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高校教职工人数、在校本科生人数、教育支出和GDP对其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效果,但并不能只片面强调某一因素的作用。高校数量对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的作用离不开高校教职工人数、在校本科生人数的影响;高校教职工人数、在校本科生人数对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的影响需依托具体高校;高等学校数量的增加,教师、学生数量的增加又需要资金的支撑;GDP和教育支出只有通过影响高等教育才能传递作用于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的建设。这都说明各变量只有相互共同作用才能更好地对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建设产生影响。
五、结论
多年来,有许多学者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布局进行了探讨,他们或基于描述统计分析,或基于学理性思辨分析,都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布局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会影响优势地区高等教育学科水平的持续提升,使劣势地区的高等教育学科无法适应本地区现代大学建设的要求,使高层次的高等教育学专业人才得不到有效利用,还会影响到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和谐发展[4]。但是,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以主观判断和思辨法为主,所得结论缺乏科学的检验,势必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臆断,造成研究结果的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