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均衡（通用11篇）
有效均衡 篇1
一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含义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指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确保我国公民享受基础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特别是根据相关的政策保证教育机会的均等和教育资源的享有。然而, 对均衡发展的含义众说纷纭, 有人关注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教育均衡发展主要涉及受教育者教育权利的保障问题, 教育的民主与公平问题。也有人关注资源的均衡化。贾聚林说:“在办学条件上必须实现均衡, 即政府的投入对每一个学生来说是平等的。具体来说, 学校的生均占地面积、生均建筑面积、生均图书和仪器设备值应大体相当。”尽管对教育均衡发展理解不同, 但从我国教育现状来看,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应首先要搞好。
偏僻地区的学校尤其是西部边远山区的学校经费不足, 学校硬件设备不齐全, 急需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由于我国教育管理体制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 这有利于把教育管理权分责任下放, 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我国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后, 省、市、县三级财政中省级财政明显集中。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 却不承担基础教育的主要财政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 却承担举办基础教育的筹资重任。面对这样的状况就更需要国家加大经费投入, 支持县、乡政府实现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借鉴高质量学校的经验, 特别是一些示范学校的扩张可以看成是推进均衡发展的一种手段。“在现实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阶段, 城市示范学校的功能应该是核——辐射、带动和凝聚其他学校。一个地方没有基础教育的核心校, 则会造成高中盲动发展, 整体在低水平上循环。”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 高质量教育的出现并非是坏事, 它只是暂时的不均衡, 却是达到相对高均衡的必经之路。
二教师合理化流动的必要性和作用
要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必须使教师合理化流动。特别是在社会流动的大环境下, 社会分工复杂化和社会结构的开放性使社会流动越来越普遍。教师流动也是社会流动的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近年来, 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 教师资格制度的实施, 许多学校也开始进行公开招聘, 这都加速了教师流动。
教育的发展为社会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后, 人们可以有选择性地就业。许多教师选择从西部到东部、从乡镇到城市、从薄弱院校到重点院校、从待遇低的学校到待遇高的学校流动。这种流动态势的出现, 不仅仅只是个人因素。由于城乡差距较大, 城乡教师待遇差距是导致乡村教师外流的直接原因。必须直视这种现象, 变不合理的流动为合理、有序的流动, 保证整个教师队伍的均衡发展。
三合理流动的举措
在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 教师流动现象已屡见不鲜。特别是在基础教育行业, 教师流动更甚。我们要从教师专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和利用教师流动问题。合理的教师流动, 既可以使教师经受不同环境的磨炼和考验, 又可以增强他们的创新意识, 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教师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怎样实现教师的合理流动是近年来教育研究者极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1. 建立和完善教师流动制度, 引导教师合理化流动
教师流动的不合理会直接引起教育的不公平。要运用相关的政策如引入日本的定期教师流动制度, 改变城市学校教师严重超编而农村地区缺编现象。应有计划地实施“城镇支援农村、近郊支援边远、强校支援弱校”, 定期让各个地区的教师进行教学心得交流, 互相借鉴和学习。例如, 日本定期教师流动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同一市、街区、村之间的流动;另一种是跨县一级的行政区域之间的流动。这就使得不同学校间教师的流动达到大致平衡。日本的定期教师流动制度取得了很大成效:提高了教师素质和工作热情, 较合理地配置了人力资源, 均衡了各学校的教育资源同时也实现了日本基础教育的“公平性”。我国应借鉴它的有利成果落实好教师流动制度。
2. 改变教师评价机制
现阶段, 我国的教师评价机制多着眼于个人的工作表现, 重视学生的考试分数和升学率, 评价结果往往与加薪、升职、评职称等紧密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 这对学校管理和教师专业发展有积极影响, 然而, 它对提高教师整体素质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要想改变这种状况, 就必须改变教师评价机制, 实行自评与他评相结合。一方面, 鼓励教师开展自评;另一方面, 扩大评价主体, 如领导、同事、家长和学生都可以参与到评价中来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方法和教学改革等多方面进行评价, 不能单从教学效果来评价教师教学。这一改革机制也要有相关的监督部门, 不然主观性太强很难落实。教师自身要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和教学技能, 国家和政府还有学校要不断给予经济资助, 营造好的外部环境来促进教师的合理化流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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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远军.关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构想[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3 (5) :29～31[2]肖远军.关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构想[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3 (5) :29～31
[3]孙鹤娟.开发城市示范性高中“核心”功能构架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新格局[J].现代教育科学, 2002 (2) [3]孙鹤娟.开发城市示范性高中“核心”功能构架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新格局[J].现代教育科学, 2002 (2)
有效均衡 篇2
山城区教育局为有效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坚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强优扶弱，协调发展。
我局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工作全局，充分认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切实把义务教育的工作重心放到办好每一所学校和关注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上来，有效缩小义务教育城乡之间和校际之间差距，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城区学校均衡发展和农村薄弱学校建设问题，达到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之间办学条件大体相当、师资配备基本均衡，初步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我局采取了五项具体措施：一是合理调整学校布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通过实施《山城区中小学教育资源整合方案》，进一步加大布局调整力度，实现学校最优布局、资源最佳配置。借加快老区建设的东风，多方筹措资金，撤并、新建、改扩建一些学校，着力解决公办学前教育匮乏、城区边缘学校教育资源薄弱、农村学校教育资源浪费、城区中心一带小学大班额现象严峻等问题。二是注重学校内涵发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坚持把提高质量作为第一发展要务，全面深化素质教育改革，通过构建生命课堂、实施校本培训、探索教改模式、完善教育评价等措施不断提升全区教育质量。鼓励学校深挖潜、多创新，办特色、出亮点，用两到三年时间做到一校一特，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发展好每一个教师。三是创新学校管理模
有效均衡 篇3
关键词：教师 校长 轮岗教育 均衡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新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是满足人民对优质教育需求的重要体现，教师、校长轮岗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有利于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加强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对推动义务教育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主要做法
1.结合岗位调整进行交流。每年秋学期，根据编制方案及学校学科需求，对城区校园的教师进行城区学校之间的交流调整，对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乡镇学校之间的交流调整，对全县教师进行城乡之间的交流调整。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调配时充分考虑教职工的实际困难，体现教师流动的人性化管理，对稳定教师队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依据布局结构调整进行交流。随着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和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合班并校工作进一步开展。为满足大批农村学生进城读书的强烈愿望，改建、扩建了部分农村中心校，新建了城区中小学。城区新建学校教师的配备：一是从城区学校教师中随学生分流一部分;二是以竞争上岗的方式，通过考试，选调部分农村中小学教师交流到城区学校。农村教师经过考试选拔进入城区学校工作后，空缺的农村教师岗位由新录用的教师补充。这种相对公平、合理、有序的教师流动机制，加强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队伍建设，促进了义务教育阶段师资力量均衡配备。
3.采取校与校结对交流的形式进行交流。通过深入推进城区、城郊教师下乡支教和对口援教工作，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开展城区校（园）与农村薄弱校（园）、城乡校际间的轮岗交流和同一乡（镇）内学校间的轮岗交流。每学年派出一定数量的城区、城郊教师对口支援农村教育。在支教教师的选派上，保证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或业务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示范作用的教师优先支教交流。派出教师的年度考核和绩效工资由受援学校负责考核和发放。通过不断健全、完善下乡支教制度，将城区、城郊学校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经历与教师职称评定、职务晋升、评优推先挂钩，激发了城区教师下乡支教的热情。制度化的教师流动机制，促进了城乡教育的公平发展。
4.通过校长轮岗和岗位竞争，加强学校管理者队伍的流动。积极推进教育人事制度改革，推行校长聘任制，通过民主推荐、公开选拔和解决副科待遇等方式，让一批作风扎实、年富力强的教师走上了领导岗位，形成了能者上、庸者下的动态用人管理机制。将校长交流与公开竞聘相结合，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中小学校长队伍。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交流工作的持续开展，带动了农村和薄弱学校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二、取得的成效
1.提高了师资均衡配置水平。一是提高了高一层次学历教师配置的均衡度。在教师交流时，从教师的学历层次及专业考虑，在相应的学段内对不同学历的教师进行岗位调整。二是提高了中高级职称教师配置的均衡度。实施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学校按编制标准合理设置岗位，确保了教师岗位调整后各校教师职称的均衡配置。三是提高了骨干教师配置的均衡度。
2.促进了学校的共同发展。有些校长在一个学校一当就是十几年，有些教师从分配工作起在一所学校一干就是几十年，甚至到退休还在一个学校或学区。轮岗交流工作的开展，一方面打破了学校相对封闭的办学模式，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教师的职业倦怠感，加强了学校之间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的沟通与交流。通过人员的交流轮岗，反映出交流在学校管理、教学、德育等方面的一些差距，促使交流轮岗人员努力探索办学新模式，改善学校办学条件，从而促进了农村学校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城乡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
3.有利于探索学校人事、编制、教育教学管理等办学资源的统筹共享、一体化发展新途径。在实现学校管理科学化、教师发展专业化、人事考核一体化、编制使用系统化等方面突破了瓶颈，并进一步完善教师“县管校用”制度，促进了教师身份从“学校人”向“学区人”“系统人”转变，促进了教师、校长交流的制度化、常态化发展。
三、存在的问题
1.轮岗交流的形式呈现单向的“向心式”流动。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学生进城读书的愿望强烈，新建城区学校及寄宿制学校配备的教职工，除从城区学校教师中交流配备外，大多从农村学校选调。教师的调整主要呈现农村向城区和城郊的“单向式”“向心式”流动，从城区调整往农村的教师、校长较少。
2.轮岗交流人员的调配和选派制约因素较多。对教师、校长岗位的调整，教育主管部门的调配能力不足，校际间教师、校长交流的范围有限，城区、城郊学校相对少，城区、城郊教师相对富裕，从农村交流到城区、城郊的教师比较乐意，而从城区、城郊交流到农村工作不容易开展。交流到农村后大部分交流人员认为生活不太方便，生活成本变高，成为教师、校长流动反映较突出的问题。
3.轮岗交流工作的政策认同和思想认识有待提高，部分教师对开展轮岗交流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缺乏大局观念，尤其是城区、城郊往农村交流的人员主动性不足，部分支教人員责任心不强。一些学校不愿意派出优秀的、年轻的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
四、应对策略
1.做好轮岗交流政策的宣传。通过广播电视、信息网络、专题片、橱窗等形式，广泛宣传轮岗交流工作的重要意义，宣传农村中小学教师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取得的新进展，宣传农村学校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师德标兵、优秀班主任等的先进事迹，努力提高农村教师的社会地位，用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教师、校长主动参与轮岗交流。
2.探索和创新轮岗交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转任交流、团队交流、跟岗学习、支教帮扶等多种方式有效推进教师、校长交流轮岗。加强对轮岗交流人员的培养、聘用、福利待遇、奖罚、考核等方面的有效管理，形成长效的管理模式。
有效均衡 篇4
关键词：课堂教学,一二五模式,以学为本
2013年,我所承担了河北省“十二五”规划资助课题《科学推进区域教学均衡发展,统筹实施“一二五”教学模式的研究》。在研究中,我们结合全县中小学实际,以课堂教学为切入点,探索构建了“一二五”教学模式,努力打造优质课堂,使我县中小学课堂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推进了区域的整体办学水平,提升了教师的教学能力,焕发了学生的课堂活力,课堂与教学实现了新的转型。
一、分析形势,深入调研,确立基本理念
近年来,为了摆脱升学考试制度和传统教学理念的制约和束缚,全国不少中小学在学习杜郎口中学的“三三六”模式、山东昌乐二中“271”模式、江苏洋思中学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模式、河北衡水中学开放性课堂教学模式、东庐中学的教学合一“讲学稿”课堂教学等模式,但依然出现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流于形式,将“自主”与“自由”等同, 将“合作”与“合坐”等同等现象。为了教育稳步发展, 查找、解决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我县由县教研室牵头,会同各校利用两年时间深入全县中小学课堂进行调研。实践证明,教师的教学行为与课改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重教、轻学”“重讲授、轻落实”的课堂教学模式还比较普遍,低效管理导致教学环节机械、题海战术的学习方式等问题成为教育发展中的绊脚石。
面对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进行深入地反思、充分研究,在广泛学习、理念借鉴的基础上,确立了“科学推进区域教学均衡发展,统筹实施“一二五”教学模式的研究”实验课题,广大教师和教研员在实践中总结并提炼,既尊重学校的选择,又统一思想,形成合力,并遵循以下基本理念:一载体(导学案),用全新的教学理念引领课堂,变教案为导学案;二转变(师本向生本、教本向学本),变教研为学研,变讲堂为学堂,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组织教学,以学定教,少教多学;五环节(预习、自学、自主探究———完成导学案训练———分组合作、讨论质疑——展示点评、总结升华———清理过关、当堂检测)。
二、积极探索,关注进程,增强教学时效
(一)立足学情,落实三级教研
基于我县学校布局分散、数量少、各学校教学能力不均衡等特点,县教科所根据课题的研究意义,积极推行和落实三级教研(即区域教研、联片考研、校本教研),建立教研基地。重视教研团队、村级小学、中心校三个层面的以探索有效“教”、引导有效“学”的校本教研管理,并充分发挥教研员、骨干教师、支教教师的作用,以片为单位,组织教师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教学研究活动,这个研究是向开放的信息化教学的现代教育模式转变。围绕全县教学的短板, 以课题为引领,大力加强教研自身能力建设,加强课堂教学的研究与指导,推动教学实现减负增效,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发挥评价的正能量,关注教学过程, 为满足不同的学校、学生、教师的多样化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服务,使教科研更加科学、规范、理性,更有实效性。
(二)强化师能,推进有效课堂建投
课堂教学是课题实施的主渠道。提升课题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必须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的研究与指导。我们强调“搞科研,就是要针对区域教育面临的问题,抓住课程改革中的突出问题,聚集课堂,共筑高效课堂”。
1.举办课堂教学观摩研讨会。2013年5月份先后在尚义县第二中学、太平街小学召开了“尚义县2013年‘规范课堂教学、创建高效课堂’中小学学科课堂教学观摩研讨会”;同年11月举办了“尚义县中小学同课异构研讨会”。在观摩研讨活动中,学科教研员选择典型,推广实践中涌现出来的经验,引领课堂教学模式改革不断深化。“同课异构”教研中,不同教学模式的课堂教学展示,让教师清晰地感受到“先学后教”与传统教学模式的不同。活动的开展,有助于教师更新教学理念,规范教学行为,为全面推进高效课堂建设和学校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开展全员教师“高效课堂”达标活动。教师专业素养的提高是深入开展有效教学的基本保证。课题组成员(学科教研员)先后6次历时一个多月深入学科教研基地进行全县立标课指导。在5月份的课改推进会上,为全县教师呈现了初中9个学科17节和小学5个学科8节立标课。活动以提高常态下课堂效率为宗旨,把研究“教”为中心向研究“学”为中心转变的教科研思路作为课堂教学改革基本理念,旨在改革课堂教学模式,由重“教”变为重“学”。
3.召开中小学课程改革推进会。推进会要求在充分理解“五环节”教学法的实质和内涵的基础上,把“五环节”教学法灵活运用到教育教学当中。2014年4月,我们在教科研基地召开高效课堂推进会,使全县的高效课堂践行活动扎实有效地开展起来,营造浓厚的课堂教学改革氛围,让与会教师真切地感受到,课堂教学改革就是要把学习过程中的发现、探究、研究等认识活动突显出来,使学习过程更多地成为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4.“高效课堂”达标活动理论考试。2014年5月按学段、分片进行全县初中、小学教师“高效课堂”达标活动理论考试,考试内容为学科《课程标准》、教育教学理论、学科知识,主要考查教师对《课程标准》的解读能力、对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能力、对任教学段的专业知识掌握情况。理论考试从大范围上鼓励教师积极研究课标、研究教材、参 与课改活动。
三、完善模式,优化过程,引领教师幸福成长
经过近两年的探索和实践,县区域整体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的顶层设计与一线教育教学实践者形成了共振。全县中小学充分整合软硬件资源,运用于常态化教学,积极探索实施五环节(预习、自学、自主探究———完成导 学案训练———分 组合作、 讨论质疑———展示点评、总结升华———清理过关、当堂检 测)课堂教学模式。
(一)优化教学过程,向45分钟课堂要效率
实验中学是我县课堂教学改革最早的试验者。从2013年率先在课堂上使用导学案,遵循“最近发展区”的理念,在知识点、能力点和题型覆盖率上下工夫,体现导学案设计的层次性和连贯性,又避免无效率的重复。由于实现了课件、教案、作业、讲学稿的一体化,有效节省了老师的备课时间,并据此调整自己的教学设计,提高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各中小学在此框架指导下,结合自身特点,形成各具特色的教学模式。而且,不只是学校有模式,学科也有模式,教师更有多种方法。
(二)围绕一个核心,实现两转变(师本向生本、 教本向学本)
课题研究的导向是解决教与学的关系,即变教研为学研,变讲堂为学堂,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组织教学,以学定教,少教多学。实践证明,课堂教学中教师重在把握方向性、重难点,释疑解惑,拓展知识,发散思维,在方法上不可越俎代庖。教师虽然讲得少了,但并不因此而省力。过去教师备课是备教材,现在除了备教材还要备学生,要考虑到学生会提出什么问题,如何从学生众多的问题中正确地引导到本节的重点上,教师需要在哪个知识点进行补充,这都是需要在课前做好充足准备的。因为学生是课堂的主人,问题由学生提出,教师重在“导”上。因此,课堂教学不是降低了对教师的要求,而是需要教师具备丰富渊博的知识储备、随机应变的课堂把控能力,及时解决疑难问题的解疑技巧以及提高学生思维力的指导能力。
(三)增创课改优势,提升教师的幸福度
爱尔兰教育家叶芝有一句名言:“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要点燃一把火”。有了教育部门的支持,有了科研队伍的“实研究”,有了全新模式的“软”着陆,课题的研究推动了教师内涵发展。通过制定课堂教学标准、规范课堂教学行为、探索课堂教学新模式、有效督查课堂教学情况、推进课堂标准质量检查以及教学技能过关等方面的工作,保持课堂教学改革工作的力度和深度;通过大力表彰课改涌现出的优质课教师,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极大地提升了教师的幸福度。
有效均衡 篇5
公办学校校长教师轮岗交流，的确是促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公办教育作为重要的公共产品，均衡发展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则，牛校和薄弱校天差地别，何谈基本的教育公平?事实上这些年以来，当地一直在通过不同形式推进校长教师交流，这对于促进教育均衡和公平，确实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而且我本人目前就属于通过名校办分校外派干部的方式，被交流在新校工作。个人觉得，在促进当地教育均衡方面，我们这个群体多少还是作出了一点贡献的。
而在各地，这样的群体应该不小。
尽管认同且正在践行这一制度，然而，细看这次各大媒体报道的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意见》精神，对于这次按比例、“动真格”的轮岗交流，仍然有一些感觉是否操之过急的杞人之忧。
一个制度初衷再好，如果没有经过审慎的研究论证，不但可能欲速不达，甚至可能带来倒退。因此，为了让校长教师真正更好更有序地流动而不是政策流产，就必须有足够的智慧来思考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如何尊重学校的办学主体地位?
《教育法》赋予学校专有的权利，作为办学主体，按照章程自主管理、聘任教师和其他教职工，这些都是学校自主办学权的基本内容。如果说目前一定数量教师的外派交流可以看作是学校自主聘用安排的话，将来任职满6年必须要轮岗交流，甚至由“学校人”变成“系统人”，那么，学校人员聘用的自主权实际上就被大大削弱，学校的法律主体地位怎样体现?——这是否与当前《教育法》的规定相抵触?
2.是否会助长人浮于事的短期行为?
校长教师的6年一轮岗，会很大程度上影响领导和教职工对一所学校的忠诚度、归属感，短期任职很有可能带来短期行为。就像原来农村承包土地每5年重新调整，农民就会缺乏保护土地的积极性。教育是百年大计，如何保障一所学校能够长远发展?如何保障校长办学能有前瞻性和长远设计?如何保障校长教师能踏实下来，为学校和学生负责?这些问题需要思考，难题需要破解。否则，难免人浮于事，影响职业状态。
3.教育均衡是否会沦为平庸的均衡?
教育均衡要追求的是优质均衡，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在优质资源的增量上做文章，而不是削峰填谷，搞平均主义。通过名校办分校、集团化办学等方式带来的局部人员流动，可以在不影响母体的情况下，实现优质资源的辐射。但6年一轮岗这种大范围流动的举措，会否伤及一所学校的根基?会否因拉低优质学校的办学品质而沦为平庸均衡而非优质均衡?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4.名校和和教育家如何生长?
教育即生长，名校和教育家也是慢慢生长出来的。先来看看国内外教育家如何生长。
苏霍姆林斯基是伟大的教育家，他从1948年开始担任帕夫雷什农村中学校长，到1970年去世，23年没换地方，所以他成就了帕夫雷什中学，也成就了自己;人大附中刘彭芝校长从1974年调入人大附中工作至今，40多年没轮岗，当副校长、校长也近30年;北京实验二小刚刚卸任的李烈校长，担任二小校长也将近;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前校长卓立，1962年到校工作直到退休，半个世纪、一生之功，成就了这所学校……
数一数国内外名校和名校长，几乎莫不如此。如果6年一轮，世间还会有这样一些名校和名校长的传奇吗?
当然，提了那么多问题，不是否认这一制度的积极意义，逆向思考只是为了检视这一制度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防患于未然，使制度更加严谨、可操作，最终更好地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我以为在以下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工资待遇均衡化必然带来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公办学校工资待遇均衡之后，在哪个学校工作挣的钱都差不多，这必然会促使教师就近求职，减少上下班的时间和其他成本，也能对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作出点贡献。
其次，名校办分校、集团化办学可以促进人员的流动和优质资源的辐射。这种内部的流动，相对灵活、有序。而且轮岗流动的人员不完全脱离母体，没有身份认同的混乱，往往带着名校的文化基因、背负着使命。当地近几年在这些方面的尝试卓有成效，值得巩固和推进。
最后，学区化改革也具有可以探索的大量空间。比如学区内部的人员流动，学区内部的资源共享，甚至学生在学区内的跨校选课等等，都可以很好地促进教育公平与均衡。
如果有以上这些，我们是否还需要划定比例、6年一轮?有时候，做事情用力过猛，容易伤身。
均衡发展战略能否实现均衡 篇6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但之后则开始实施均衡发展战略，如在1999年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2003年开始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2006年又提出了“中部崛起”的计划，这些促进区域发展举措事实上已经涵盖了除东部沿海地区之外的所有地区。局部性的区域鼓励扶持政策几乎变成了“普惠制”，仅08年以来国务院就批准了20个以上区域振兴规划。
均衡发展是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大部分人的共同愿望，但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逐年上升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繁荣。如从2001年到2010年，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已经从16.37%提高到了19.58%，中部从14.86%提高到17.14%，东部地区从54.9%降至51.9%。但从GDP占比看，1993-2010年，东部地区的GDP占比从49.53%上升至53.1%，而中西部地区却不升反降。而且，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投资高增长也没能带来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升，而且从绝对额看，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拿居民储蓄这个比较真实的数据变化为例，从2005年底到2010年底，东北的居民储蓄余额只增加了0.77倍，而西部和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不多，均增长了1倍左右，但绝对差距却从原先的三地区储蓄余额合计低于东部1.6万亿，扩大到了2.8万亿元。
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可以用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来解释的。如从全球来看，世界一半的GDP是由占世界土地面积1.5%的地方创造出来的，而这么小的经济板块却居住着全球1/6的人口。同样，中国东部也只有国土面积的1/5，却创造了一半以上的GDP。规模经济的特性就是集聚。根据世行的研究，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一倍，利润就降低6%。但中国当今的问题是城市建设面积的扩大规模超过人口集聚规模，如过去10年城市人口增长0.5倍，而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接近1倍。其实，大城市的积聚效应是最明显的，如纽约的地方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所有的州，人均GDP也名列世界第二，大巴黎区创造的GDP占法国的30%，东京和首尔集聚效应则更大了。我国小小的深圳，其某年的出口额也曾超过整个印度。从历史上看，世界经济的增长就是靠局部来推动的，不均衡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常态。
以上这些数据和事例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发展中西部地区是容易导致规模不经济。事实上，中国中西部地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城市存在规模过小的问题，规模过小导致产出率的下降。虽然目前中西部的交通已经很发达，但经济学上的距离却不等同于地理学上的距离，或仅以传送速度来衡量的距离，它应该是衡量商品、服务、劳动力、资本、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故中西部地区仅仅通过修建高速公路来吸引产业资本是远远不够的。
均衡发展战略带来的另一结果，是投资效率低下造成地方政府债务缠身，如中西部地区的70%机场是亏损的，这些投资失败已经体现在中西部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和当地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均出现上升等方面，降低了它们在未来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据官方数据，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债余额要超过东部地区，但合计财政收入却远低于东部地区，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偿债能力不足。
能否形成规模经济的评判：
投入产出比
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让西部地区的投入产出比进一步下降，从1个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创造的GDP2.99下降至2010年的1.57，而东北地区2010年降为1.22。而2010年GDP相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产出比超过2的分别是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无一例外的都是东部沿海省市，其中上海以3.36的高产出遥遥领先。如果单纯从各个省份GDP的增长率的排序看，发现内蒙、宁夏、青海、新疆等地是比较领先的，但内蒙主要靠矿产资源的开发来拉动经济增长，难以带动周边经济发展。而且，从投入产出比来看，这些省份几乎都排在末位，如内蒙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之比几乎只有1：1.31。鄂尔多斯曾多次被评为中国城市竞争力最强的城市之一，如今却成为经济重灾区，可见靠资源涨价和土地财政推动的城市化，根基非常脆弱。
中国经济发展在地区间的不均衡性将会维持下去，世界经济发展史也证明，崛起的区域总是集中在极小的地理范围内，只有这样，生产要素才能获得最佳配置。以劳动力要素为例，据官方数据，在中国外出农民工来源构成中，中部和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比重超过70%；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6.7%，中部地区占14.7%，西部地区占18.2%。可见人力资本是在市场力量主导下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而投资却是在行政干预主导下，由东部流向中西部。过去10年来，广东已经成为人口第一大省，这就是移民流入的结果。假如中西部的一些落后地区人口大量减少，则这些地区人均资源拥有量就大大增加、收入水平可以相应上升。如德国汉堡的人均和每平方公里GDP分别超出东北部落后地区的2倍和100倍，但两个地区的福利却没有差异，人均收入水平也相差无几。
建议：
规划区域发展战略要“去行政化”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05年中国百万城市人口的占比和大城市化率是非常低的，城市人口47%居住在100万人口以上城市，全球平均为73%；大城市化率不仅低于印度、印尼等人口大国，更是远低于日本、韩国等与中国文化相近的东亚国家。如今，中国大城市化率虽有提升，但依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对于人多耕地少的国家，大城市化或发展城市集群是最佳选择。但中国的区域规划大部分都是地方行政区划管理下的结果，这就导致了过去10年城市面积扩大几乎是城市人口增加的一倍，造成区域间产业同构化，资源极大浪费。因此，今后应该要更多地依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去行政化，实现人口流向与投资流向的一致性。
如对于哪一个区域是否要让它崛起，政府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不容忽视，但也需要做客观评估，真正决定区域经济发展、壮大和最终鹤立鸡群的，还是由市场选择的。比如温州并没有享受到政府太多的扶持政策，而它却成为全国的民间金融中心，决定着民间市场利率，温州的每天飞机进出航班次甚至超过某些省会城市，这些都说明市场需求、私人资本牟利的本能，都要比政府的战略规划更有力量。
有效均衡 篇7
一、主要做法
1. 结合岗位调整进行交流。
每年秋学期, 根据编制方案及学校学科需求, 对城区校园的教师进行城区学校之间的交流调整, 对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乡镇学校之间的交流调整, 对全县教师进行城乡之间的交流调整。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调配时充分考虑教职工的实际困难, 体现教师流动的人性化管理, 对稳定教师队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 依据布局结构调整进行交流。
随着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和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合班并校工作进一步开展。为满足大批农村学生进城读书的强烈愿望, 改建、扩建了部分农村中心校, 新建了城区中小学。城区新建学校教师的配备:一是从城区学校教师中随学生分流一部分;二是以竞争上岗的方式, 通过考试, 选调部分农村中小学教师交流到城区学校。农村教师经过考试选拔进入城区学校工作后, 空缺的农村教师岗位由新录用的教师补充。这种相对公平、合理、有序的教师流动机制, 加强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队伍建设, 促进了义务教育阶段师资力量均衡配备。
3. 采取校与校结对交流的形式进行交流。
通过深入推进城区、城郊教师下乡支教和对口援教工作,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开展城区校 (园) 与农村薄弱校 (园) 、城乡校际间的轮岗交流和同一乡 (镇) 内学校间的轮岗交流。每学年派出一定数量的城区、城郊教师对口支援农村教育。在支教教师的选派上, 保证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或业务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示范作用的教师优先支教交流。派出教师的年度考核和绩效工资由受援学校负责考核和发放。通过不断健全、完善下乡支教制度, 将城区、城郊学校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经历与教师职称评定、职务晋升、评优推先挂钩, 激发了城区教师下乡支教的热情。制度化的教师流动机制, 促进了城乡教育的公平发展。
4. 通过校长轮岗和岗位竞争, 加强学校管理者队伍的流动。
积极推进教育人事制度改革, 推行校长聘任制, 通过民主推荐、公开选拔和解决副科待遇等方式, 让一批作风扎实、年富力强的教师走上了领导岗位, 形成了能者上、庸者下的动态用人管理机制。将校长交流与公开竞聘相结合, 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中小学校长队伍。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交流工作的持续开展, 带动了农村和薄弱学校的发展, 有力地促进了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二、取得的成效
1. 提高了师资均衡配置水平。
一是提高了高一层次学历教师配置的均衡度。在教师交流时, 从教师的学历层次及专业考虑, 在相应的学段内对不同学历的教师进行岗位调整。二是提高了中高级职称教师配置的均衡度。实施事业单位岗位设置, 学校按编制标准合理设置岗位, 确保了教师岗位调整后各校教师职称的均衡配置。三是提高了骨干教师配置的均衡度。
2. 促进了学校的共同发展。
有些校长在一个学校一当就是十几年, 有些教师从分配工作起在一所学校一干就是几十年, 甚至到退休还在一个学校或学区。轮岗交流工作的开展, 一方面打破了学校相对封闭的办学模式, 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教师的职业倦怠感, 加强了学校之间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的沟通与交流。通过人员的交流轮岗, 反映出交流在学校管理、教学、德育等方面的一些差距, 促使交流轮岗人员努力探索办学新模式,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从而促进了农村学校的快速发展, 促进了城乡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
3. 有利于探索学校人事、编制、教育教学管理等办学资源的统筹共享、一体化发展新途径。在实现学校管理科学化、教师发展专业化、人事考核一体化、编制使用系统化等方面突破了瓶颈, 并进一步完善教师“县管校用”制度, 促进了教师身份从“学校人”向“学区人”“系统人”转变, 促进了教师、校长交流的制度化、常态化发展。
三、存在的问题
1. 轮岗交流的形式呈现单向的“向心式”流动。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 农村学生进城读书的愿望强烈, 新建城区学校及寄宿制学校配备的教职工, 除从城区学校教师中交流配备外, 大多从农村学校选调。教师的调整主要呈现农村向城区和城郊的“单向式”“向心式”流动, 从城区调整往农村的教师、校长较少。
2. 轮岗交流人员的调配和选派制约因素较多。
对教师、校长岗位的调整, 教育主管部门的调配能力不足, 校际间教师、校长交流的范围有限, 城区、城郊学校相对少, 城区、城郊教师相对富裕, 从农村交流到城区、城郊的教师比较乐意, 而从城区、城郊交流到农村工作不容易开展。交流到农村后大部分交流人员认为生活不太方便, 生活成本变高, 成为教师、校长流动反映较突出的问题。
3. 轮岗交流工作的政策认同和思想认识有待提高, 部分教师对开展轮岗交流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 缺乏大局观念, 尤其是城区、城郊往农村交流的人员主动性不足, 部分支教人员责任心不强。一些学校不愿意派出优秀的、年轻的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
四、应对策略
1. 做好轮岗交流政策的宣传。
通过广播电视、信息网络、专题片、橱窗等形式, 广泛宣传轮岗交流工作的重要意义, 宣传农村中小学教师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取得的新进展, 宣传农村学校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师德标兵、优秀班主任等的先进事迹, 努力提高农村教师的社会地位, 用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教师、校长主动参与轮岗交流。
2. 探索和创新轮岗交流的方式和途径, 通过转任交流、团队交流、跟岗学习、支教帮扶等多种方式有效推进教师、校长交流轮岗。加强对轮岗交流人员的培养、聘用、福利待遇、奖罚、考核等方面的有效管理, 形成长效的管理模式。
有效均衡 篇8
近年来, 财政部门预算执行的均衡性明显改善, 今年前10个月, 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完成预算的77.4%, 比去年同期进度加快5.2个百分点, 但考虑到超收收入等因素, 年底的支出任务依然严峻, 因此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和预算单位要进一步提高狠抓预算执行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加大工作力度, 把预算执行的相关规定和措施逐项落实到位, 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的均衡性和有效性:一是严格按照财政预算、项目进度、有关合同和规定程序办理资金支付。对于没有预算的项目或者年内无法执行的项目一律不予支付。严禁超预算、超进度拨款。通过追加预算和用超收收入安排的支出也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拨付。二是严格执行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管理的制度规定。对年底前还不能执行完毕的项目形成的财政拨款结转资金, 经财政部门审核确认后, 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由部门继续用于该项目的支出, 不得虚列年末支出。对项目已经完成形成的部门结余资金, 作为部门以后年度部门预算的资金来源, 经过批准后可调整用于该部门其他相关必要的支出。对项目情况发生变化, 不需安排预算资金的, 要及时将资金收回总预算, 调整用于其他方面或作为预算结余资金留待下年安排使用。三是保证重点支出需要。预算已经确定的项目特别是重点支出项目, 要严格按照预算抓紧执行, 提高执行进度和质量。
为了提高预算执行的均衡性和有效性, 省级财政部门要从创新机制体制上, 从平时工作的每个环节抓起, 针对预算编制、执行存在的问题, 选准重点, 明确责任, 加强督导, 严格落实, 突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源头上加强预算编制管理, 在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有效衔接上下功夫, 规范预算追加, 增强对基层财政部门预算编制的指导, 提高完整性。二是制定待分配专款执行进度计划并严格执行, 按时督促落实。三是限时办理上级补助, 提前做好分配预案、项目遴选、配套资金筹措等准备工作, 尽早提出资金分配或使用方案, 并在规定日期内全部下达。四是强化资金支付保障。按照健全预算执行管理运行机制的要求, 进一步加强用款计划审批、资金调度、支付和预拨工作, 确保各项财政支出, 特别是民生支出的资金需要。五是提升财政管理信息化水平, 把加强信息系统建设作为提高预算执行效率的技术支撑。六是把强化监督检查和绩效考评作为提高预算执行效率的重要推动力。
有效均衡 篇9
一、多方联动, 实施“1+1+1”托管模式
“1+1+1”办学模式由城区优质托管学校校长兼任农村薄弱被托管学校校长, 由托管学校派出一名副校长常驻被托管学校, 主持被托管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托管学校负责为被托管学校制定发展规划, 改善办学条件, 充实调整管理团队, 派出支教、指导教师团队, 对被托管学校实施教学常规管理、教育科研、教师培训和考核评聘等工作。托管学校以自己和被托管学校为培训基地, 在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片区均衡发展指导中心的组织下, 对托管学校所在片区的同层次学校进行干部培训、教师培训, 开展送课、献课、听课、评课等活动, 在两个基地校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课程展示活动、读书节、科技节、 艺术节等活动时, 组织辐射片区的所有同层次学校参与观摩学习、交流研讨。
与一所城区优质学校托管一所农村薄弱学校的模式相比, “1+1+1”的托管帮扶模式赋予了托管学校更大的权利, 也增加了托管学校的责任和义务。要使这种办学模式顺利实施, 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应的配套保障制度, 发挥顶层设计和主要管理职能;县政府教育督导室, 县、片、校督学, 对托管帮扶工作进行效能评估和过程指导;县教育顾问团定期组织托管学校、被托管学校领导和教师开展托管工作的经验交流活动, 对托管工作进行跟踪指导;县教育科研机构对托管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指导托管学校对被托管学校及辐射片区开展各类培训和研讨活动。“管、办、评、导”多方联动, 推动这项创新办学模式有序、有效开展。
二、加强网络建设, 促进资源共享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 信息的传播和人们的交流变得非常便捷。信息技术领域的发展也催生了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大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实现了所有校点班班通全覆盖。无论是在城区还是在最边远的村校, 教师都可以在互联网上下载教学资源, 运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开展教学工作。这就为城乡托管帮扶工作中的资源共享提供了必要条件。“1+1+1”办学模式要求托管学校在全权管理被托管学校的同时, 辐射带动其所在片区的多所同层次学校。由于涉及的校点多、师生多, 很多工作的开展就必须依靠网络这一既方便又快捷的平台。
建立共享资源库。托管学校安排专人负责建立资源库, 其中包括各学科优秀导学案、教学课件、课堂实录、微课、名师讲坛、检测资料、常用教学软件及互联网优质资源网站链接。为被托管学校和帮扶片区相关学校的教师开设登录账户, 让他们能免费登录托管学校资源库, 下载自己所需教学资源。
开展在线教研。托管学校、被托管学校和帮扶片区所有教师分语文、数学、综合三个学科建立QQ群, 托管学校的学科大组长为各个群的组长, 每个校点的学科大组长为托管帮扶群的小组长。大小组长负责收集学科教师教学中遇到的重点、 难点问题, 作为研讨的主题, 各校教师畅所欲言, 共同答疑解惑。在不断的研讨、反思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教师个人在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也可通过学科QQ群向同行请教;教育教学中的成功经验, 也可通过QQ群与大家分享。学科QQ群还可由托管学校邀请县内外名师、专家加入, 对教师进行在线指导, 也给教师零距离向名师、专家请教搭建平台。
进行在线培训。在托管学校被托管学校和帮扶片区各所学校间建立互动网络, 在托管学校骨干教师、市县名师、专家在托管学校举办讲座及各类培训时, 各校点相关教师无需集中到托管学校来学习, 通过网络进行在线直播, 各校点教师只需登录互动网络平台, 就可观看在线直播。没能观看直播的教师可在课余时间观看实况录像。托管学校的一些大型活动, 邀请托管学校和帮扶片区的教师参加现场观摩, 也可通过互动网络上传现场视频直播, 让各校点教师在不同的地方也能感受现场的气氛。基于互动网络平台的在线培训可以解决集中培训容量受到限制、教师工学矛盾突出等问题, 不分时空的限制对教师进行培训, 既能节约人力物力, 又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打造互动课堂。在托管学校、被托管学校和帮扶片区各所学校 (中心校) 安装远程互动视频教学系统, 开展远程多点同时上课、评课、研课活动。如, 托管学校的优质课、研究课向帮扶片区多校开放, 多个学校多个同年级的班级同时授课, 托管学校的上课教师从远程视频看到各校的实况, 各校还通过视频看到主课堂的实况, 教师抽任意在线班级的学生回答问题。 课后, 多校教师还可通过这个互动网络系统进行评课、研讨。 各校的其他活动如班主任交流、家长论坛等也借助这个远程互动视频教学平台开展。
构建在线学习平台。托管学校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 收集整理本校教师或市内外名师的微课、慕课实录, 引进相关学习软件, 上传各类学生作品, 供被托管学校和帮扶片区相关学校的学生免费使用。
三、团队分类指导, 促进共同发展
农村学校的发展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是管理水平低、教师专业素质不高、教师教育教学理念滞后、教学能力不强。要改变农村办学水平, 提升办学质量, 就必须要从“人”的培养入手, 进行管理团队的培养, 提高学校管理水平;进行学科骨干教师的培养, 引领学科教学, 提升教学质量;进行德育队伍的培养, 提高育人质量。
将托管学校作为培训基地校, 每年在县教育工委、县教委、进修校干训中心、各片区均衡发展指导中心的组织协调下, 分类别组织帮扶片区的管理干部和教师到托管学校开展一轮跟岗体验式培训, 每个类别培训时间为一星期。第一轮参培的为各校校长。帮扶片区各同层次学校的校长到托管学校实地观摩学校常规活动、校园文化, 聆听托管学校校长关于办学理念、学校规划、特色创建、学校管理方面的经验介绍, 参与托管学校行政例会、教师大会, 跟岗学习校长一日常规。通过体验式培训, 提高各校校长的教育管理实践能力。第二轮参培的为教学副校长、教务 (导) 主任。教学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主要是到托管学校观摩教学常规活动、学习教学常规管理经验、学习课程改革理念和经验、学习校本课程开发、观摩各学科优质课、特色活动课程等。第三轮参培的是德育副校长、政教主任、 团委书记 (大队辅导员) , 这一轮主要由托管学校的德育管理团队主持培训工作。托管学校的德育管理干部分别就自己主抓的工作为培训者做经验介绍, 并引导参培者介绍各自学校的好的做法, 提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供大家研讨;带领参培者参观校园文化建设、班级文化建设、团支部 (少先队) 阵地建设、观摩团队活动、参与班主任论坛等。第四轮参培的是后勤副校长、总务主任、安办主任。托管学校的后勤、安全管理团队负责主持本轮培训, 和参训者分享学校财务、校产、采购及食堂方面的管理经验, 交流安全工作的常规做法, 带领参训者观摩校园安保设施、常规安保活动和安全演练活动。通过分类别对帮扶片区学校管理干部的培训, 全面提升参培者的学校管理实践能力, 为提升学校管理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的发展除了要有高瞻远瞩的管理团队, 还要有业务精良的教师队伍。托管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教学开放周, 帮扶片区各校的学科教研组长到托管学校跟岗体验学习一周, 通过聆听教育教学理论、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教育科研实践路径等方面的讲座, 提高教育教学教研基本素养;通过参与集体备课、观课、评课、教研活动, 提高学科教育教学实践能力。
托管学校每年举办一届班主任论坛, 分年级 (年段) 设分论坛, 组织帮扶片区各校班主任参与相应年级 (年段) 论坛。通过学习先进的育人理念、参与托管学校和县内外优秀班主任经验交流、观摩特色班级文化建设、聆听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提高班主任育人水平和班级管理水平。
有效均衡 篇10
其实在实际的状况下, 对高等教育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产生制衡作用的因素或力量都是非常多元的和复杂的, 但是为了从宏观上管窥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演变逻辑, 在此, 在系统与治理语境下选取那些主要的显性的制衡力量作为考察因子分析它们在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上所形成的“合力”最终对政策有效性产生什么类型的整体性影响。为了更好地简洁方便地阐述这些整体性影响呈现出来的动态状态, 姑且形象地将它们划分为三种比较典型的特殊状态, 即“推进状态 (推进模型) ”、“阻滞状态 (阻滞模型) ”和“均衡状态 (均衡模型) ”。
1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推进模型”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推进模型”反映的是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获得持续提升的一种典型的理想化状态。处于这个阶段或状态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可以发挥很好的政策效果, 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质量获得持续提升, 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者总体上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产生的效果和影响力比较满意。这属于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最理想化的状态, 也是政策决策者、执行者和各利益相关者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最为期待的理想状态。从总体上来看, 这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理想状态是和谐的治理环境、合理的治理结构、科学的治理机制和务实的治理目标共同作用的结果, 具体如图1所示:
下面, 逐一简要分析这些制衡力量如何作用于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使其有效性获得理想的效果。
1.1 治理环境
简单来说,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所发挥的治理活动主要由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和评估系统来共同完成。然而, 这些系统的绩效却深受所处治理环境的影响。治理环境中有诸多因子都会对前面这些系统产生影响, 比如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制环境、文化环境以及技术环境等等。在此, 选取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从法制环境来看, 可以从违法成本、维权成本和违法风险率进行考察。这里所说的违法成本是指违法者在被追究责任的时候所要付出的代价;维权成本是指维护合法权益所需要耗费的各类资源;违法风险率是指违法者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可能性。违法成本高、维权成本低和违法风险率高才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法制环境。在这样良好的法制环境下, 包括政策主体系统和社会公众都会比较遵纪守法, 而且可以彰显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权威, 减少政策执行可能遇到的各种阻力。这种“两高一低”的法制环境为树立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权威和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执行等准备了有利条件。
从文化环境来看, 可以从政治信任、价值认同、制度认同进行考察。“现代政府必须与民众建立一定的政治信任关系, 以期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取得良好的政治绩效。随着政府公共事务管理从统治向治理模式的转变, 政治信任的作用也越发重要。政治信任可促进民众参与公共事务, 最大限度地减少由集体行动困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进而提高政策的有效性。”[1]所以, 政治信任作为治理环境中的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主体系统的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这里所说的价值认同是指社会广大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主体系统在高等教育质量上所持的价值观、质量观的认同与肯定;制度认同是指广大社会公众对制定出来或正在运行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所持有的认可与肯定态度。获得价值认同和制度认同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映了广大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期待以及需求, 也表明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主体系统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诉求有较大的重叠空间, 或者说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在政策主体系统那边得到了比较有力的回应。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了政策主体系统进行政策宣传、政策动员、政策执行、政策监督与评估等环节方面的成本支出, 同时政策还比较容易获得比较肯定的评价。这些都极为有利地促进了政策有效性的提升。
1.2 治理结构
根据系统的观点, 系统的结构决定了系统的功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和评估系统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关系, 以及各自系统内部的要素之间又是什么样的结构关系, 决定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功能能否得到有效发挥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发挥, 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政策有效性的高低。要保持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就需要一个合理的治理结构来保障。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来说, 那么什么的治理结构才是合理的结构?概括来说, 那就是网络型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 “国家变成了由政府和社会各方参与的组织间网络的集合体, 没有一方能够绝对指挥和控制他方, 而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驱动网络并寻找新的合作方式。”[2]在这种网络中, 政府虽然很重要, 但是已经不再有必要成为核心角色, 而只是政策过程中的一个普通角色。就地方政府来说, 地方政府除了要面对与之没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地方政府以外, 还要面对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地方政府也只是网络中的某个节点, 它不仅与其他地方政府构成互动关系, 同时也与其他非政府组织、营利或非营利组织构成互动关系, 地方政府与其中任何一方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在这种网络关系中, 任何节点间关系的调整或者变化都不得不考虑与其他节点的关系, 而且受制于与其他节点关系的约束和制约。不同网络节点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平等协商、互惠合作、信任与承诺的伙伴关系。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在这样的网络型治理结构中完成决策、执行、监督和评估活动, 既聚合了各方治理主体参与高等教育质量治理的智慧, 又极大地释放了各方治理主体共同参与高等教育质量治理的活力, 全面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 这样就大大地推进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得以持续性的提高。
1.3 治理机制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提高也要依赖于科学的治理机制, 由于没有科学的治理机制, 再合理的治理结构也难以发挥其有效的功能和作用。运转灵活、运行高效的沟通机制和参与机制是科学的治理机制重要组成部分。高效的沟通机制是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保证, 因为“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就是指公共政策以政治沟通为主要手段, 通过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政策阶段所能达到预期目标的程度。这个概念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 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是政策制定的终极目标。能否实现政策预期目标是衡量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依据。第二, 公共政策的有效性要以政治沟通为依托。所谓‘自上而下的民意制造’就是说公共政策的每个阶段都要以政治沟通为导向, 通过政府公众之间良性的互动来修正政策、提高政策执行有效性, 从而保证政府管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3]可以说, 有效的沟通机制不仅适应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效能提高的需要, 为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在动态环境中不断适应需要, 不断解决利益冲突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而且还可以通过沟通机制中的民意测验和媒体反应等形式来检验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效能。
“社会各群体拥有的用于利益表达的社会资源及其话语权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政策过程如果没有广泛的民主参与机制, 公共政策就极易为社会强势群体所‘俘获’”。[4]公众参与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目标及政策方案等方面的广泛和充分的讨论, 有助于发挥公众的聪明才智和集中集体智慧, 减少决策的随意性与盲目性, 规避政策效果与成本分布的严重不均衡性。另外, 公众还可以通过参与机制表达利益诉求和提出建议, 有利于密切公众与政府之间, 以及与其他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 消除误解, 使高等教育质量治理的各主体加强友善的合作, 政策过程也会因此更加顺畅。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政策有效性的提升。
1.4 治理目标
简单来说, 这里所说的治理目标是指围绕高等教育质量展开系列治理活动所期望达到或实现的价值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围绕高等教育质量展开的治理过程就是价值创造的过程。“社会成员服从政策、执行政策, 就是服从特定的价值意识和价值取向。”[5]治理目标不仅具有导向功能, 而且也有激励功能和整合功能。它可以起到整合各方治理主体共同致力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 激励他们向共同的目标迈进。这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提升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另外,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治理目标的具体明确性是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执行有效的关键所在, 是政策执行者行动的依据, 也是对政策执行进行评估和控制的基础。此外, 务实的治理目标是契合自身拥有或可调配的资源, 与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适应, 而且既充分考虑了治理环境的影响, 又充分考虑了治理主体的素质和能力。因此, 这样的治理目标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政策运行实现了资源上允许、阶段上适合、环境上协调、主体上胜任的理想状态。
2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阻滞模型”
处于这一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受到阻滞, 政策有效性处于下降过程, 属于政策有效性推进状态的“反向运动”, 是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负向功能持续发挥作用而其正向功能又持续受到抑制的糟糕状态。这个时候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运行不仅没有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反而在抑制或掣肘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或者在降低或破坏高等教育质量, 还会使高等教育质量滑向更低水平。具体如图2所示:
2.1 治理环境
从所处的治理环境中的法制环境来看, 当高等教育质量治理活动面对的是违法成本低, 维权成本高, 违法风险率低的法制环境的时候, 无论是高等教育质量治理主体系统中的决策体系, 还是执行体系, 或者是监督体系等, 不得不耗费极高昂的代价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或所保障对象的合法权益。由于低的违法成本和低的违法风险率的存在, 只要付出一点点成本就可以获取较高的非法收益, 而且还不容易受到法律制裁。这样就势必促使了更多人选择侵害别人的利益来满足自身利益的不法行动。这样的法制环境对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有效性运行是非常不利的。
从治理主体与外部环境中的文化环境关系来看, 治理主体系统与外部的社会公众已经缺乏政治信任, 外部的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缺乏价值认同, 也缺乏制度认同。这个时候治理主体已经深陷公信力的危机之中, 坠入了“塔西佗陷阱” (1) 。这种情况的出现, 说明外部环境已经形成了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破坏力, 这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来说, , 也无疑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2.2 治理结构
当高等教育质量的治理结构不能发挥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作用, 甚至还会阻滞其政策有效性的发挥, 引起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制度失灵。这时高等教育质量的治理结构正处于以下这三种状态中的一种或两种或兼而有之。第一种情况, 治理结构呈现叠合型状态, 由此产生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功能配置紊乱。这个时候, 表现为多头政府的重复介入。各主体分置的权力部门或机构形成“各自追求对政策制定权利的占有……特殊利益影响政府决策”[6], 进而使政策内容之间往往失去功能均衡和操作协调, 甚至还会政策主体之间发生利益冲突, 导致高等教育质量治理处于混乱局面。另外, 还会引发行政耗损, 比如引起高等教育质量监管中执行力的弱化, 不同主体所形成的政策内容之间内在的决策力抵消以及政策影响的效力等;第二种情况, 治理结构呈现缝隙型状态, 由此产生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功能配置遗漏。一方面会造成现行的宏观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和具体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 因治理结构的缝隙造成政策功能遗漏而失去对高等教育质量治理的有效功能覆盖, 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 许多旧有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并不能在质量治理活动实现功能嵌入的目标, 造成了治理主体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进行政策创新, 进而丧失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治理能力;第三种情况, 治理结构呈现权力型状态, 由此产生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功能配置失灵。政府一方面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上表现出对行政控制与行政干预的过渡依赖, 使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呈现浓厚的行政化色彩, 进一步加速推进行政权力的集结。另一方又将高等教育视为意识形态空间, 而未能处理好该空间与高等教育本身具有的公共性空间的边界划分, 所以极有可能在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层面不断出现对公共利益坚守的“政府机构如何进行财政管理, 从而达到遵从法律要求、会计标准、财务控制, 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最优化”给予淡化处理甚至予以悬置, 进而对其他主体功能发挥进行行政化的“钳制”, 使其他主体难以发挥在质量治理中的有效作用, 比如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不足或丧失, 其他社会组织对高等教育质量监督与评估的缺位, 政府部门在质量问题治理上的自说自话。上述的三种情况都会引起或导致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制度失灵, 所以必然带来政策有效性下降或丧失的后果, 进而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对高等教育质量产生强力冲击。
2.3 治理机制
这个时段治理机制中的激励制度系统与其他制度系统之间, 激励制度系统内部的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以及其子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演变成为制度冲突或形成了制度真空, 而且约束制度系统也是如此, 都陷入这样的混乱糟糕的局面。所以, 这个时候的治理机制中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都难以发挥其功能和效用, 无法通过这样机制来调动治理主体在高等教育质量治理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也无法通过这样的机制来约束各类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有损于高等教育质量的自利行动。下面以激励制度系统为例来进行分析:
就制度冲突来看, 比如激励制度系统与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中的其他制度系统之间, 各自制度作用的方向不一致, 对于同一制度对象的规定相互抵触, 造成人们无所适从、行为紊乱, 造成制度失去其公信力。就制度真空来看, 比如激励制度系统结构中子系统或子系统的要素缺失能够制约和规范某些行为的制度, 而造成了制度功能的漏洞。总体来说, 激励制度系统和约束制度系统都是面临着上述这类的困境。
2.4 治理目标
这一时段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治理目标已经严重脱离自身拥有或可调配的资源, 与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背离, 而且既没有考虑治理环境的影响, 又欠缺对治理主体素质和能力的考虑, 与他们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因此, 这样的治理目标使高等教育质量政策运行深陷在资源上不允许、阶段上不适合、环境上不协调、主体上不胜任的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 要想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无异于缘木求鱼。
3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均衡模型”
这个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处于一种均衡状态。这个时候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虽然没有起到推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作用, 但也没有产生对高等教育质量阻滞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是各种积极力量与消极力量相互之间在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上相互抵消, 各种作用力的“合力”与反作用力的“合力”在高等教育质量治理领域角逐后最终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均衡状态。具体如图3所示:
比如在治理环境上, 治理主体与外部社会组织或公众之间的政治信任、价值认同以及制度认同最终没有引起外部力量对高等教育质量有效阻滞, 也没有发挥出其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积极推动作用。可以说, 这个时候的治理主体与外部治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力非常微弱, 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这种文化环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力弥补了治理主体在某些高等教育质量治理上所存在的缺陷或者这种文化环境所产生的破坏力被治理主体采取了积极有效的行动策略所消解。同理, 在治理结构、治理机制以及治理目标上都是如此。在此, 不再一一赘述。
4 结语
保持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长期处于“推进模型”的阶段, 使高等教育质量获得长期持续的提升。这是高等教育质量治理最为期待和最为理想的目标。其实在现实中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只要其中某个或多个制衡力量变得比较强大的时候, 都会改变整个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合力”的对比, 从而形成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情况发生。如果当起到消极作用的反作用力的一方所形成的“合力”大于起到积极作用的作用力另一方所形成的“合力”的时候,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就会处于下坠的过程, 而且当这个反作用力的一方所形成的“合力”比作用力另一方所形成“合力”越大得悬殊的时候, 这个下坠的过程就越快。这样,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便开始进入“阻滞模型”阶段并且不断加速这一阶段, 使政策有效性进一步进入严重的“阻滞状态”。如果充满正能量一方的“合力”远远大于充满负能量一方的“合力”的时候,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处于“推进模型”的高级阶段, 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最为迅速, 效果极其显著;如果前者大于后者比较多的时候, 政策有效性处于“推进模型”的中级阶段;如果前者稍微大于后者的时候, 政策有效性处于“推进模型”的初级阶段。
因此, 反作用力与作用力之间“合力”的对比和角力的结果决定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以及什么样状态的什么阶段, 而且两个“合力”之间力量演变逻辑决定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演变逻辑。当这两个“合力”势均力敌的时候,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便开始暂时稳定下来, 处于暂时的“均衡状态”, 就是处于“均衡模型”阶段。这只是某个时间点上可能会出现一种比较短暂性力量均衡, 要保持这种均衡状态比较长的时间也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各种制衡力量几乎都是会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就必然会很快打破这种短暂的均衡, 从而使高等教育质量有效性或者进入“推进模型”阶段或者进入“阻滞阶段”。
本文基于系统和治理的视角, 从治理环境、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目标的来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制衡力量展开分析只是分析了制衡力量了一部分而已。现实中, 真正的制衡力量要比较比本文的分析庞杂而且复杂得多, 会覆盖诸多方方面面。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上文前面对“三种模型”的分析都是对实际情况做了特殊的简化, 比如对“推进模型”的分析只是选取充满正能量的几种制衡力量的“合力”在发挥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提升的促进作用, 而这时其他消极制衡力量的反向作用力几乎为零的特殊状况, 只分析了非常特殊状态下纯粹的政策有效性推进状态。又比如, 在分析“阻滞模型”的时候, 也是如此, 只是选取充满负能量的几种制衡力量的“合力”在发挥阻滞作用, 而起到积极作用的作用力几乎为零的特殊情况, 只是分析了非常特殊状态下纯粹的政策有效性阻滞状态。
正因为影响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制衡力量的复杂多变性, 所以更需要高等教育质量治理主体将更多时间和精力以及更多资源配置到比较容易增强充满正能量的“合力”的环节中去, 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和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努力改善治理环境, 准确定位治理目标, 进而有利于保持充满正能量的“合力”形成压倒性的绝对优势, 从而使政策有效性长期稳定在“推进模型”的高级阶段。这也为我国改善公共事业的治理, 提高公共政策有效性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借鉴。
摘要：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在多方不同制衡力量的影响与制约下会呈现出不同类型的演变形态。治理环境、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目标的差异性及其所形成的“合力”会从宏观上主导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系统有效性的演变方向和所处的状态, 其中推进状态、阻滞状态和均衡状态等三种特殊的模型化动态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宏观反映了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动态演变逻辑。
关键词：系统,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治理环境,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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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忠民.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202,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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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均衡≠分数均衡 篇11
教育均衡实施几年来, 对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尤其是薄弱学校, 从硬件到师资都得到了较好的改善。然而, 近两年来对教育均衡发展却传出了一种不太和谐的声音, 教育均衡就是追求分数均衡, 也看到有些地方在大力实施, 拼命追求学生考试成绩的平均分。给出的理念解释是:教学硬件差不多, 师资水平差不多, 教学质量应该差不多。教学质量的核心就是学生的考试成绩, 平均分就是教育均衡发展的深化。这看起来很合情理, 难道教育质量就是考分吗?在评价时, 其他东西都很难, 只有分数最好办, 领导管理最省事。这样会把仅有的一点点素质教育的生机也给抹杀了, 让教育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应试教育”的老路。
分数均衡这一美丽的口号, 吹响了老师“应试教育”的号角, 看到老师从早到晚一直在辅导学困生, 中午也不让学生休息, 整班整班地上课, 晚上还要布置大量的课外作业, 学生的负担重之又重, 老师的工作更是辛苦有加。曾遇到一位家长, 他说:“我的孩子生来不是学习的料, 他只能考及格, 现在老师非要他考80分以上, 天天放晚学留下来, 孩子回去也唉声叹气, 我们家长也烦恼。我对老师讲过, 不要这样对待我的孩子, 可老师也讲了苦处, 现在班上学生数少, 如果有一名学生成绩差了, 全班的平均分就低下来了。”“像我家的孩子将来肯定是学手艺的, 不是吃文化饭的。我倒是希望学校能帮我的孩子培养他的一些特长技能什么的。现在让孩子用尽吃奶的力气来学习文化知识, 到头来高中还是考不上, 反而使孩子在痛苦的学习中, 心理发生扭曲, 将来要脑力劳动没脑力, 要体力劳动没体力。”这样的孩子不应成为教育均衡所带来的结果。
教育均衡除教学设施与师资配备均衡以外, 教育质量均衡发展是核心, 对教育质量的理解是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如果把教育质量简单地理解为考试分数, 这是违背教育发展规律的, 素质教育所追求的是学生全面发展, 人人发展, 特长得到发展, 让每一位学生都把自身的天赋得到充分发挥, 这才是最好的素质教育。对文化知识的学习, 有能力的学生, 可让他们在知识方面多学一点, 将来成为国家建设的研究者与设计者, 有些学生对文化知识的学习有困难, 但在某一方面有天赋和特长, 可以努力培养他们的长处, 将来成为国家的建设者与劳动者。社会是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的, 需要学者专家, 也需要建设者。应试教育的后果是劳动者不能劳动, 国家怎能和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