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条件

提起条件（共5篇）

提起条件 篇1

一、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条件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我国为了应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而设置的第三人权益保障程序,旨在去除错误生效判决对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权益的不利影响。第三人利用此程序维护自身权益存在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该第三人并未参加原诉;二是判决对其产生了不利影响,其具有诉的利益,由此可见第三人撤销之诉兼具事前性和事后性,所以其与普通的诉讼存在差别,在提起条件上更为严苛,除了要满足《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一般起诉条件之外,还要满足特殊的起诉条件。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在第56条第3款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条件进行了限定,为了使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条件更为明确,2015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92至298条对提起条件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具体来说:

首先,提起主体的限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主体只能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且这两类主体的提起资格受到严格的限制,即因非可归责于己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95条规定这种事由具体包括:不知道诉讼、知道诉讼申请参加但没有被允许、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

其次,提起事由。即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错误并损害其权益。

再次,证明条件。第三人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其非可归责于己的事由和存在提起事由。

再次,管辖法院。由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管辖。

再次,除外事由。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的判决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法律明确规定的除外案件包括;非诉程序、婚姻关系中涉及身份关系的内容、公益诉讼。

最后,提起期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到损害之日的6个月内。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起诉条件的合理性分析

第三人撤销之诉具有事后性的特征,在保护案外第三人权益的同时,也应注意保护原诉当事人的权益,实践中也确实出现了滥用这一程序的现象。为第三人撤销之诉设立更为严苛的提起条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支持。但是目前这一制度的提起条件是否合理是值得思考的。这一制度是参考法国和台湾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建立的,法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条件比较宽松,只要第三人具有诉的利益并且未被代表即可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这与法国独特的判决效力理论相关,即法国学者认为既判力是对判决内容的真实推定,所有相反的证明都不能将判决的效力推翻。所以第三人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必须撤销判决;台湾地区的提起条件则比较严格,主体、提起事由等均有严格限制。从提起条件来看,我国与台湾地区的更为接近,但是设置这一制度的理由却明显不同:我国主要是为了解决实践中频繁发生的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侵害第三人权益的现象,而台湾地区则是基于程序保障理论,实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基于我国设置这一制度的特殊背景,其提起条件的设置也必然要与我国的理论与司法实践为基础。笔者认为,判断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条件是否合理应当以这一制度的设置目的为衡量标准,即这一制度的提起条件能否实现打击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实现保护第三人权益的目的。在笔者看来,目前的提起条件并不能实现这一制度的设置目的,首先,在提起主体的范围上,仅限于有独立请求权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利益实际受到损害的一般债权人无法成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其次,证明条件的明确。法律要求有证据证明非可归责于己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以及原诉裁判存在错误,但是证据要达到何种程度立法并未规定,这也就有可能导致提起条件过于严格或者过于宽松。最后,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提起其程序之间关系的界分。台湾第三人撤销之诉在第三人不能提起其他诉讼解决争议时才能提起,而我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并未对此进行限制。所以我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三、第三人撤销之诉提起条件的完善的思考

第三人撤销之诉提起条件的完善有赖于这一制度的合理定位。这一制度不是救济第三人权益的普通诉讼,所以在第三人在可以另行起诉救济自身权益时,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因虚假诉讼而使另行起诉不能彻底救济第三人权益时,第三人才可提起第三人车撤销之诉。所以第三人撤销之诉定位为“以维护第三人权益为首要目的,兼顾纠正错误裁判与扩大诉讼容量,而向因他人之间诉讼之结果导致自身民事权益受损的第三人提供的一种特殊的事后救济渠道。”在此定位上,首先,提起主体的范围应进行扩张。类似于一般债权人的权益受到虚假诉讼事实上损害的主体可以成为适格主体。其次,在证明条件上,第三人需要提供的证据不需要达到诉讼的证明标准,只需要其提供的证据显示原诉裁判有侵害其权益的可能性即可。最后,该制度应保持谦抑性,在可以通过另行起诉解决纠纷时,除非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况,否则不允许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摘要：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条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然而目前的提起条件并不能有效实现这一制度设置的目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提起主体的范围、证明条件、该程序与相关程序之间的适用顺序三个方面。本文则是在研究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设置目的的基础上,对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进行合理的定位,建议扩张提起主体的范围;降低该程序提起阶段的证明标准;充分发挥另行起诉的作用,在适用上保持该制度的谦抑性。

关键词：第三人撤销之诉,提起条件

参考文献

[1]林劲标等.第三人撤销之诉猛增纠错需要还是滥用诉权?[N].人民法院报,2013-12-23.

[2]杨卫国著.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150-151.

[3]黄国昌.诉讼参与及代表诉讼—新民事诉讼法下[程序保障]与[纷争解决一次性]之平衡点[J].月旦法学杂志,2003.

[4]许可.关于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J].民事程序法研究,2014(1).

提起还是放下？ 篇2

李 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诗仙李白的这首《将进酒》以奔放不羁之势一气呵成，千百年来为亿万人所传诵、赞叹。前贤时人的分析文章也屡见于诸多文翰。这里，笔者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出发来试着对它进行再次解析，希求方家指正。

《将进酒》气势沛然，诗句间浑然几不可分割，这当是诗仙李白神来之笔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再细致地阅读，那么我们仍可以从中发现有一些“关碍”值得我们注意。这些“关碍”处便是我们从这首诗歌中能感受到的李白的深层心理。本文以“提起”来指李白在儒家、纵横家思想影响下，心雄万夫，欲兼济天下的治平理想；以“放下”指诗人受佛家、道家思想影响，在人生理想受挫时通脱放旷的情怀；并从文本分析李白在“提起”和“放下”之间的矛盾心理。

诗歌起笔雄奇高远，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入手，气势磅礴罕有匹敌。这里其实就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伤感情绪在滋生。黄河水，天上来，奔流到海，气象开阔壮观。同时我们也不难联想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的感慨。“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年华似水，青春不在。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时间流逝与惜时建功立业的主题历来为文人咏唱。李白在四川度过青少年时期，经过从小的积累，博览群书，文武双全，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和政治抱负，渴望施展才华，一展胸襟，如诗人在《与韩荆州书》中道“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便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然而抱负只归于抱负，诗人李白能成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吗？虽然历史没有给李白这个尝试的机会，但我们仍然可以推想，这并不乐观。诗人汲汲以求政治功业，行纵横之术，甚至走终南捷径，最后终于以诗名闻天下，名闻朝廷，被征召为翰林学士。诗人先是喜悦溢于言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然而随后不久，诗人才意识到自己只是一文学侍从而已，被当作倡优蓄之，与自己向往的进入政权中枢的理想相差鸿泥。这其中的巨大心理反差会带给诗人怎样的苦痛，我们不难想象。

学术界多有人将屈原和李白联系比较，如他们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相似的遭际。屈、李之间其实在文化心理方面已有较大差异。受北方文化（提倡忠君爱国，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与刚烈血性、浪漫尚直的南方楚文化的影响，屈原在政治失意后，屡遭放逐，最终怀沙自尽是其心性决定之必然归宿。而处于盛唐多元文化思潮影响下的李白，身上带着儒家、道家、佛家乃至纵横家思想的痕迹，是不会重走屈原路的。他已经能够在失意时从多种思想中找到心理的支撑点，在儒家进取思想受挫时，李白开始想着从佛家、道家思想中寻求解脱。于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自然而出，这一句的消极意味很明显，自然让我们想到《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任何人失意的时候，心理第一反应都是消极的，屈原如此，“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如此，李白也如此，概莫能免。

接下来两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应该看作是本诗中的第一处“关碍”。那就是，想“放下”却又不能轻易放下，又“提起”了。消极中，诗人又自信地宣称天生我材必有我之所用，那么，尽可以豪纵不羁地散去千金，自己有能耐使其复还。“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这里又畅言其豪迈，烹羊宰牛，做三百杯之豪饮，不仅自己如此，还要劝朋友一起放浪形骸。酒酣处，诗人高歌，视“钟鼓馔玉”为草芥，视长醉为规避苦痛之所。这里就有了“离经叛道”的狂放之语“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一语道出圣贤高处不胜寒的孤独，自劝也劝朋友休做圣贤，还是饮酒为乐。但这里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故作狂放，正恰好道出了李白自认为是圣贤中人的心里不可排遣的孤独意识，或者也可以这样理解，李白想做到古代圣贤安邦定国的宏业，却无法实现的自我解嘲之语。这里是本诗歌中的第二处“关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后便应该是诗人的高歌被打断了，此处很有点戏剧的手法，将喝酒付账这些所谓“俗事”也拉进诗歌里来，“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里的豪迈与前面一以贯之，毫不减色——酒钱不够？想离席而去？不！继续畅饮，将出骏马宝裘换取美酒，足显诗人豪纵气概和视金钱如粪土的开阔豁达胸襟，然而在诗歌最末，也就是第三个“关碍”了，“与尔同销万古愁”。点出愁字，点出如此豪气盖人的畅饮的目的是为了借酒消愁；点出这个愁是自己、朋友都有的；点出这愁啊，是万古都存在于每人心头，特别是像自己一样的迁客骚人的愁。于是，我们可以看出，身受佛家、儒家、道家、纵横家思想影响的李白还终不能如王维那样“深林人不知，弹琴复长啸”的宁静，也终不能像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脱。李白一生也的确一直处于“提起”和“放下”即入世与出世之间，矛盾而无法彻底排解。

刍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范围 篇3

一、侵害国家利益的案件

目前在我国民事领域, 侵犯国家利益的违法行为主要是侵犯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自改革开放以来, 侵害国有资产的行为日益猖獗, 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十分严重, 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如在中外合资、合作中流失, 中方资产未经评估或作价偏低;在股份制或公司化改制中的流失, 资产不经评估就低价折股;在资产处置中的流失最为严重, 低价出让土地, 资产拍卖中招标人与竞标人相互勾结、恶意串标以及国有企业破产时相关人员互相勾结, 隐瞒、侵吞资产等等。对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 以形式上合法的转让、租赁、拍卖等方式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 国家很难寻求司法上的救济。因为民事行为的实施, 民事法律关系的缔结、变更和消灭, 当事人是受意思自治原则及处分原则调整和约束的, 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发生争议, 司法机关只能采取不告不理的态度, 国家就不能从司法程序上进行干预, 制止这些违法的行为。

或许会有人诘问:现行的行政机关不能有效地保护国有资产吗?笔者以为, 首先,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需要多种形式的救济,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与有关行政机关的职能并不存在冲突或重复。行政机关追究的主要是当事人的行政责任, 而检察机关追究的是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当损害国有资产的行为是以合法的民事法律关系为形式时, 行政机关就难以插手, 毕竟行政机关不能超越其职权去直接干预普通民商事活动。其次, 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对其他行政机关管理漏洞的一种弥补。比如“2002年12月, 湖南岳阳县检察院提起的全省公益诉讼第一案”, 在国家财产权诉讼主体缺位的情况下, 法律所规定的保护国家集体财产成了一句空话, 国有资产的流失成为人人皆知而无以应对的问题。这与因违法行为受到损害都应得到诉讼救济的原则是相违背的。既然既有的法律程序不足以保证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那么辅以更进一步的法律手段就应当是必须和必要的。所谓“进一步的手段”就是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诉权。在国有资产已经受到损害, 可能流失或流失以后, 由于某种原因无人提起诉讼时, 就可以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 请求确认某种法律关系无效, 或要求判令停止侵害、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等。

二、公害案件

公害案件即指直接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案件, 包括环境污染案件、重大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等。对于公害案件, 目前我国仍然采用的是当事人起诉的原则, 即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据此, 只有人身或财产权益直接受到公害侵害的人或组织, 才有权对公害行为提起诉讼, 而公害具有潜伏性, 对于公害案件的受害人除利害当事人能进行举证外, 其他潜在的受害人所遭到的侵害大多是间接的和无形的, 很难举证予以证明, 因而难以获得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作为利害当事人个人追究公害制造者的责任决非易事, 因为受害人需要证明公害行为的违法性以及行为人主观方面具有故意或过失、确定公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 也就是说, 对于受害人而言, 通过诉讼途径主张权利是很不经济的, 再退一步讲, 即使是利害当事人提起诉讼, 一般也只能解决个别公益主体权益的保护, 而不一定能够完全解决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如“2000年1月8日,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镇邓家塘村郭家组发生了一起严重的225名村民砷中毒事件”。应该说, 郭家组中毒的225名村民是这起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 而该组的其他村民、使用受污染地下水范围内的其他居民是潜在的受害者。对中毒的225名村民来说, 由个人提起公益赔偿诉讼存在许多实际问题:村民自己中毒在身, 首先需要治疗, 而农民收入有限, 先行缴纳医疗费用、诉讼费用, 都将成为他们极为沉重的负担;而调查取证, 确定因果关系等技术上的问题又为他们提起诉讼设置了不少障碍。即使他们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金钱, 最后也不知道能获得多少赔偿。而对方是一家企业, 人力财力都相对雄厚, 即使村民提起诉讼, 结果也极有可能是以私下和解或法院调解而结案, 企业象征性地付给村民一笔赔偿费, 两三万元, 甚至是几千元就可能使得村民撤诉。对该组的其他村民及其他使用受污染地下水范围内的居民而言, 还没有损害事实, 他们提起诉讼, 获得赔偿, 更是路途漫漫。难道一定要等到他们都中毒才给予必要的救济吗?由检察机关代表社会公共利益, 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行为人向受害人进行赔偿, 或者责令行为人赔偿, 然后将赔偿金集中, 作为基金, 对受污染的水源进行改造, 为这类受害人服务。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程序的复杂化, 避免众多的受害人的讼累和诉讼支出, 还可以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诉讼效益, 更有效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三、反垄断案件

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于通过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通过竞争优化配置社会资源、调节生产机制。市场经济的关键就是竞争机制, 而健康的竞争需要良好、公平的竞争环境。虽然从整体上说, 市场竞争对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各市场主体仍因经济实力、地理环境、资源多寡等因素不同而导致竞争能力强弱不同。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便成了市场经济秩序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因为垄断不仅严重妨碍良性的市场机制的形成, 而且对经济秩序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会形成一种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 对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的要求尤为迫切, 故更需警惕垄断行为的破坏性作用[1]。

2007年8月30日颁布的《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作了具体的规定。垄断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等。此外, 垄断行为还存在着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 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等行为。对垄断行为的调查、认定, 《反垄断法》规定由国务院规定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承担, 但是, 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经营者构成垄断的, 只能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对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却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当一个企业实施了垄断行为, 而反垄断执法机构却没有对其作出调查、认定, 或即使调查、认定了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了, 那么, 受垄断行为侵害的受害者得经济损失得到补偿了吗?显然没有。而普通的单位和个人受害者又没有能力与垄断者抗衡, 无法追究其民事责任时, 如果又没有一个国家机构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 对此类案件提起诉讼, 那么不仅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得不到必要的保护,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此类恶性侵权行为的放纵和鼓励, 因为违法行为的背后就是经济利益。特别是对一些在地方有实力的大型企业, 其垄断行为指望普通民众去调查、取证并将证据提供给法庭, 来证明其构成垄断, 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合理的。显然, 对这类案件应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维护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的公法秩序。

四、其他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现实生活中, 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层出不穷的, 立法不可能以列举的方式予以穷尽。为了弥补以上列举方法的不周延, 必须设置该条款予以补充, 以弥补列举式的不足之处。正因为该条具有的不确定性, 也为了限制检察机关的公权力滥用, 建议在该条款的适用上, 应严格其适用程序, 可规定具体案件的决定权赋予最高国家检察机关, 即地方检察机关对特定案件需要适用该条款, 须在征得最高国家检察机关同意后方可行使。

参考文献

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篇4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问题日益凸显。近几年来，关于公益诉讼问题的文章也屡见报端，许多省市的地方检察机关也在司法实践中作了大量的探索。自1997年河南省方城县第一例民事公益诉讼成功之后，黑龙江、山东、河北、河南、陕西、贵州、浙江、上海、江西、福建、重庆等省市都积极开展了相关的实践探索，至今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了数百例公益诉讼案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对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然而我国诉讼的公益保护功能是有缺陷的。我国现行法律采用宣言性立法的方式来维护公共利益。虽然这种宣言性立法和国外的象征性立法形式上颇为相似，但适用上却大为不同。西方国家的象征性立法可通过判例和司法解释得到重构，而我国宣言性立法的可诉性较弱。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仅涉及诉讼代表制度、选民资格案件等规定可以略微体现公益诉讼的理念。但是，民事和行政领域内的公共利益保护正处于诉讼主体缺位的状况。我国在立法上的缺失，致使检察机关在提起公益诉讼的实践过程中存在诸多的困惑和不足，比如对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方式，不仅在理论上存有争议，在实践探索中也差异很多。

二、公益诉讼概述

关于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的划分始于罗马法，前者是指保护个人所有权益的诉讼，仅特定人可提起；后者是指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及至近现代，为防止滥诉，各部门诉讼法对诉之主体的资格作严格限制，一般规定唯有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人才有资格起诉。现代社会的“公益诉讼”一词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今天，现代法律早已赋予了公共利益保护的新内容与新方式。在国内，理论界一般认为，公益诉讼包括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两部分。

公益诉讼的定义，学者有着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民事公益诉讼是指在民事、经济活动中，国家专门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对违反民事、经济法律，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活动。也有学者将公益诉讼定义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授权，就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处理违法之活动。在这一前提下，依据提起诉讼的组织和个人的性质与地位，对公益诉讼进行了狭义与广义的划分。狭义的公益诉讼仅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诉讼；广义的公益诉讼既包括前者，又包括任何个人、组织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即所谓的“私人检察官”提起的诉讼。

笔者认为，公益诉讼并不是一种单独的诉讼形式，划分出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是以诉讼目的为准。私益诉讼是保护个人权益的诉讼，公益诉讼则是法定适合主体根据法律授权，对侵犯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法定程序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确认和调整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以保护公共权益的诉讼活动。

三、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主体的必要性

(1)控权的需要

自阶级和国家产生以来，权力便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腐蚀力。英国思想家罗素在他的名著《权力论》中指出：“爱好权力，犹如好色，是一种强烈的动机，对于大多数人的行为所发生的影响往往超过他们自己的想像。”因此，只要有国家和国家权力存在，掌握权力的人就可能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化。对于这一弊病，孟德斯鸠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事物的性质来看，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建立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是防止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发生的一个最有效措施。一个灵敏的、有效的权力监控机制，不仅具有事先的教育、防范功能，而且具有事中的矫正功能，即能够对正在偏离正轨的权力行为予以及时的矫正和补救。当权力监控机制的教育、警戒、震慑等功能被一些公职人员所突破，权力错位现象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时，作为比较完善和灵敏的权力监控机制就会及时作出相应的反映，并按预定程序及时进行补救和调整。权力监控的矫正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功能，它是保障功能、防范功能和教育功能的基础。权力监控如果没有对错位的权力行为进行矫正的功能，那么它就不可能很好地保障国家政权的正位，也不可能有效地保障各级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公益诉权制度就具有事中的矫正功能，监控法院依法履行职责。显然，检察机关履行审判监督职能是一种公权力对另一种公权力的制衡，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及时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防止审判权的滥用，有效地保证民事审判权力的正确行使。

(2)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些人过分追求商业利益，置国家社会利益于不顾。现实中相当一部分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受损害案件均披着“合法”的外衣，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资产重组过程中，当事人规避法律，将国有资产低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给他人，私分侵吞国有资产，造成国家重大损失；在公共投资领域中发包方和承包方为了私利，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情形屡见不鲜。如果国家不介入，社会公共利益的承受主体只是一个抽象的公共社会，其利益必须要有一个实在的主体代表予以维护，否则容易在无序中遭受其他主体特别是社会个体成员的侵害，此代表可以在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救济与维护。目前，中国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上，立法没有规定谁可以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有必要在设计法律程序时，设定代表公共利益的法律主体。以公益诉讼为基点，综合各种因素考虑，由检察机关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是可选的最佳模式。

四、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主体的可行性

(一)理论依据

国家对民事活动领域适当干预的理论无论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实施民事法律时，都存在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秩序维护方面的共同之处，都存在超越于个体利益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这些利益的维护是一个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许多国家已放弃了以往“不得干预私法”的观念，抛弃了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处分”的民事理念，代之以对民事活动实行或多或少的国家干预原则，由国家对民事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民事活动进行监督并在有关民事行为危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况下，以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等方式进行干预，如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巴西等。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重视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特别是在我国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以克服市场的盲目性，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协调统一。所以，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对违反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活动予以监督和干预，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二)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国家

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但是《宪法》第12条明确规定，“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同时，《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2款明确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外，《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均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由此可见，中国宪法及最高权力机关赋予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是全面的。毫无疑问，这在逻辑上也必然要求人民检察院有权对包括刑事、行政、民事、经济等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关系进行监督。依据上述规定，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运用公权力救济手段提起民事公诉完全符合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这种权力同时又是义不容辞的职责，要履行这种职责就必须行使诉权，否则当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受损的情况时，检察机关就无法监督法律的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讲，行使诉权并非检察机关业务范围的扩大，而是检察机关职责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五、对构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几点构想

构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可以现有立法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完善：

其一，确立我国特色的“诉讼信托制度”。诉讼信托制度是指法律规定某一公益团体对某些权益有诉讼的权利，该公益团体专门在这项公益权利受到侵害或可能受到侵害时提起诉讼，组成该公益团体的成员可以直接引用判决对有关的侵权人主张利益。——对于通过成立专门公益团体提起公益诉讼以保证公共利益的观点前文已做分析，结合我国现状这一方案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取得实效。笔者认为，应当确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以人民检察院作为信托主体的诉讼信托制度。基于人民检察院的司法监督职能和独立的司法机关地位，可以切实保证公共利益遭侵害的事实得到公正处理。同时，人民检察院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代表的是社会成员的整体的利益，该公益诉讼判决的既判力应当延及其他受到该项侵害的社会成员，其他受害者均可以依据此判决向侵权人主张自己的权利。

其二，应在法律规定上明确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拓展原告的主体资格。

首先，应当扫清理论障碍，形成成熟的理论依据以支持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突破现行法律设置之障碍，已成为设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前提和迫切要求，而突破传统“诉权”理论的局限性则是基础。传统诉权理论认为，诉权的取得必须具有两个条件：一是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二是行使诉权的主体必须是与这种法律关系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相对私益诉讼而言，由于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与实体意义上的诉权的一致性，这种理论无疑是正确的。而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案件中的受害者往往具有普遍性、不确定性、弱小性等特点。受害者受诉讼成本核算和能力限制，导致起诉机制受阻。这就使得公益诉讼案件程序意义上诉权与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分离，具有必要性。抛弃诉权取得中的“直接利害关系要素”，扩大享有程序意义上诉权原告主体资格范围成为维护公共利益，构建公益诉讼制度的唯一选择。

其次，相关法律法规应该明确人民检察院与社会公众合作进行公益诉讼的制度，即规定任何公民个人、法入和其他组织均可以就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可能受到侵害的事实提请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人民检察院应当查明事实、判断是否起诉。同时，在没有社会公众提请起诉公益案件时，只要人民检察院认为侵害公共利益的事实存在也应当提起公益诉讼以维护公共权益。此外，借鉴英国的检察总长制度，在人民检察院无正当理由拒绝提起公益诉讼时公民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公益”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此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审查受理。

历史课本上不曾提起的细节 篇5

说起这哥们做的那些事儿，和秦始皇有一比，秦始皇做过的他全做了，秦始皇一统天下，隋炀帝还是皇子的时候就率军灭陈，为隋朝统一做出了贡献；秦始皇修筑了万里长城，隋炀帝开凿了大运河，二者都是可劲的造，前者说实在的除了劳民伤财，根本就没防住匈奴的进攻，还直接导致了陈胜吴广起义，最终把秦朝造死了。后者则不一样了，“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嘛，后人还受益呢！秦始皇北击匈奴，隋炀帝打败了突厥。就一样隋炀帝跟秦始皇不一样，没干焚书坑儒的事，不但不烧书，还让大臣把皇家藏书抄录副本，现在话说叫“备份”，一式三份。这些事，后来的唐太宗也基本干过，结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青史留名，隋炀帝遗臭万年。真够倒霉的！

隋炀帝诗词歌赋据说不错，除了前面开始引用的那首《飲马长城窟行》，据传古曲《春江花月夜》曲谱也是出自他手，这个没法证实了，不过他确实比张若虚还要早的写了题为《春江花月夜》的诗，“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宋词人秦观还在自己的词作里引用过隋炀帝写的“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

隋炀帝脑瓜确实好使，总是有创意，比如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虽然是从他爹隋文帝时候开始的，不过他爹太教条，考试居然考书呆子们最喜欢死记硬背的“明经”科，隋炀帝一上台，靠，养你们一帮迂腐酸儒有什么用？改考“进士科”。进士科干嘛的？就是时事策论，相当于现在公务员考试里的“申论”。说白了就是给皇帝出主意，随时解决即时发生的国家大事。后来的唐太宗一看这招实在是高，就把进士科当成必考科目了，还得意的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以后历朝历代甭管是3+2还是x+x，反正是进士科必考！

说了这么多，有人说了，隋炀帝这么好呀，那他还亡国？人无完人嘛，是人就有缺点，隋炀帝也不例外，不过没评书里说的那么离谱。归结起来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好面子，好大喜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候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基本中断了，隋炀帝重新把它打通，然后隋炀帝亲自西巡，这可不像去扬州，绝对是个苦差事，他是中国古代朝西走的最远的皇帝，一直走到河西走廊、青海湖一带，还在古丝绸之路上开了个“万国博览会”，比世博会早多了。他后来在洛阳专门举办了场“大百戏”招待西域商人，随便吃，随便住，一切免费，哥有的是钱！商人狡诈，看出隋炀帝好面子，纷纷“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说是朝贺，啥也不带！把个好面子的隋炀帝哄了个不亦乐乎。

再有一次，日本第一次派遣隋使来中国，这个使团长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小野妹子，不过这哥们是男的，把日本的国书交给隋炀帝后，打开一看，隋炀帝火了，开头写的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啥玩意儿？凭啥你是日出处朝气蓬勃，我就日暮西山啊，你不咒我嘛！很不高兴，叫下面官员很随便地把日本使者打发回去了。后来日本学乖了，再来的时候开头改成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隋炀帝更气了，中国皇帝自称天子，日本是天皇，我成你儿子了？所以隋朝和日本的交往并不深，直到唐太宗贞观年间，两国交往才开始频繁起来。

另外就是三伐高丽，第一次用了一百万人，结果惨败就2700多人活着回来，按说第一次打高丽可说是师出有名，因为高丽当时在东北称霸，强迫一些小国向它称臣，而那些小国又是隋朝的藩国，隋炀帝想让高丽像突厥那样向隋称臣，所以战争就不可避免了。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第一次战争惨败，第二次和第三次完全就没有战争的必要了，隋炀帝还是坚持要打，说是为了扬国威，其实还是皇帝唯我独尊的意识作祟。结果不出预料，战争的惨败加上国内矛盾激化，反隋起义迅速星火燎原，隋炀帝躲到了江都，每天早晨对镜叹息“好头颅，谁当斫之？”，最终被大臣宇文化及杀害。

可惜一个本该有所作为的皇帝，一步棋走错，满盘皆输，输掉天下输掉性命更输了身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