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因素（共12篇）
非传统因素 篇1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广阔的市场为世界提供了空前的发展机遇, 中国的繁荣也同时带动了周边及各贸易伙伴的复苏。中国对世界经济走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今天当我国经济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 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而国际政治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一、国际政治因素对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
1. 中东局势动荡给世界和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自2001年以来, 美国在中东地区实行民主化战略, 但并未能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一目标, 具体表现在:
(1) 阿富汗局势仍未平静。2001年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 虽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扶植起一个相对亲美的政权。但是, 阿富汗局势仍未完全安定, 塔利班等反对派仍不时发动针对美军为主的盟军和阿新政府的小规模袭击。
(2) 伊拉克局势仍不稳定。2003年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成功地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但是, 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起, 伊拉克境内的反美武装斗争就没有停止。短时间内, 似乎看不到暴力事件终结的迹象。
(3) 阿以和平进程停滞不前。到目前为止, 巴勒斯坦仍未建国, 巴以暴力冲突不断。以色列与黎巴嫩、叙利亚等国的和平协议也未签订。可以说, 目前阿以和平进程处于停滞不前状态。
(4) 巴勒斯坦内部冲突加剧。哈马斯在2006年1月执政以后, 与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为首的法塔赫分歧严重, 甚至出现双方武装人员之间的暴力冲突。
(5) 沙特国内出现暴力事件。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国家中本来是相对稳定的国家, 但是近几年来也出现了几起针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暴力袭击事件。
总之, 美国的中东民主化战略实施以后, 原有的阿以冲突并未得以解决, 又加剧了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沙特等国内部的暴力冲突。可以说, 美国不但没“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反而使这一地区更加动荡不安, 这些给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正常运行带来负面影响。
2. 欧洲新“三驾马车”德、法、英新一代领导人主政, 他们的对外政策无疑对中国经济运行有重大影响
自2005年11月至今, 号称欧洲“三驾马车”的三大国德、法、英相继出现领导人的变更。被媒体称为“新三剑客”的默克尔-萨科齐-布朗取代施罗德-希拉克-布莱尔成为“三驾马车”的新驾驭者。“新三剑客”均亲美, 上任后都表示与美国靠近, 而且他们的价值观念相同, 这样就会使他们联合一致形成一种合力牵制中国。如今年西藏发生的“3.14”暴力事件, 西方对此事的反映已经得到证明。特别是今年2月美、英、法、德、意等国承认科索沃为独立国家, 更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及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和作用的挑战, 势必进一步威胁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3. 当前国际的焦点, 是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地位争夺更加激烈
美国极力想建立单极世界, 把美国的价值观推向全球, 但单极世界的构建并不顺利, 许多新兴大国在崛起, 如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超过50%, 特别是俄罗斯凭借能源和军力两张牌, 在国际事务中频频显示出强硬态势, 抗压能力提升;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亦彰显活力。
而西方大国不愿意看到其他大国的崛起, 尤其是正在崛起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 他们常常采用各种方法来牵制中国。常用的排式台湾问题和西藏问这两张牌。达赖集团之所以敢在国外冲击我十几个使馆, 与西方的支持或默许十分不开的, 2007年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在总理府接见过达赖喇嘛。如今美国在我国周边国家驻军 (在日本、韩国、菲律宾、阿富汗、中亚均有驻军) , 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每当台海关系紧张之际, 美国的航空母舰就出来游曳。
可见国际政治因素的不确定性, 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不确定的影响。
二、非传统安全因素对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
1. 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某些国家欲借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环境领域争取主导地位, 甚至遏制他国发展, 获得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将生态环境问题政治化的倾向愈发突出, 主要体现在减排谈判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兼顾公平的条件下实施减排与限排。某些发达国家甚至将减排问题作为外交施压工具, 与对发展中国家的正常贸易、资金援助、技术转让等联系在一起。
2. 全球恐怖主义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 根除恐怖主义之源是美国的中东民主化战略的最主要目标, 美国的中东民主化战略实施以来, 尚未出现类似于“911事件”规模的恐怖袭击, 但是, 在沙特、印尼、西班牙、英国等国仍然发生了针对西方人的恐怖袭击, 可以说恐怖主义威胁不是缩小而是扩大。
3. 能源的不确定性
能源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家利益冲突的根源, 成为牵制他国的一个重要政治筹码。如今大国间大力开展能源外交, 力求能源供应多元化。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近年来在中东、中亚、非洲和拉美地区展开的角逐和互动, 无不带有能源争夺色彩, 美俄在中亚、里海地区的油气勘探开发、管道建设等方面的斗争尤其引人注目。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独联体国家之间围绕油气问题经常闹得不愉快。“欧佩克”与世界能源进口大国之间不断围绕石油定价权进行斗争。日本在修建俄罗斯远东石油管线、东海油气问题上与中国展开争夺, 还不惜得罪美国与伊朗达成重大石油协议。印度在依靠伊朗、俄罗斯等周边油气资源的基础上, 也开始向非洲和拉美扩展。由于需求的增加和美国发动亚拉克战争, 使国际市场油价今年以来大幅上涨, 甚至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 使能源危机更加突出, 这对石油进口大国中国来讲是巨大的挑战。
三、不确定因素对我国的经济运行影响的对策
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在增加, 这增加了政策制定的难度。对国际政治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对我国的经济运行影响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要密切跟踪分析新情况、新问题, 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避免出现大的起落。
1.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我们都应深刻理解构建和谐世界
的重要性, 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 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
2. 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 增进互信, 深化合作, 妥善处理分歧, 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 积极开展区域合作, 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等。
3. 将节能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
我国的能耗非常大, 能源利用率很低, 节能的潜力巨大。面对不断攀升的国际油价对我国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的冲击, 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全面开展节约能源活动, 应将节约能源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加大中国沿海石油勘探开发力度。目前南海、东海地区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加大这些地方的勘探力度, 可以增加中国石油的自产能力, 可以减少对国外石油的依赖。我国在“搁置争议”的同时, 应当积极开发这些资源;同时, 必须保持和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 避免恶性石油资源的争夺以及保证海路石油运输的安全。
只有这样, 才能应对国际政治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对我国的经济的挑战。
摘要：本文分析了对影响我国当前经济运行的两种不确定因素——国际政治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 并得出了应采取的对策。以便对我国经济正常运行提供参考。
关键词：我国经济运行,不确定因素,国际政治,非传统安全
参考文献
[1]2008年上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教育部社科司通知, 2008年
[2]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将影响我国经济运行
非传统因素 篇2
一、民族戏曲曲艺因素
（一）吸收戏曲唱腔特点
由于京剧在我国民族音乐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使得模仿借鉴京剧唱腔成为当今流行歌曲创作的一大特色。如陈升刘佳慧作词陈升作曲的《北京一夜》是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吸取了京剧唱腔的特点，用京味儿十足的青衣唱腔，唱出古韵又不失新奇，虽经多人翻唱但仍经久不衰。还有吕建中作词作曲的歌曲《三国恋》其中一句运用了京剧一小段女腔的平剧唱法抓到中国古典音乐的精髓，使得很多年轻人喜爱传唱。
例：
谱例1 王力宏作词作曲的《花田错》不仅歌曲名字来自于京剧《花田错》，其中一段更是巧妙融合了R&B与京剧唱腔让聆听者心中有古典耳中有新意，使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戏曲有了新的认识。其自由的甩腔自由旷远有着及其深邃的内涵，使这首歌获得极大的成功。这也是王力宏吸取戏曲因素的首次尝试，虽然歌曲中掺杂着浓重的西方音乐元素，但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魅力得到很好的呈现。
例：
谱例2 陶喆作词作曲《苏三说》源自京剧《苏三起解》，也是将京剧韵味和R&B融合其中一段直接取自《苏三起解》青衣唱腔。
例：
谱例3 除此之外周杰伦作曲《霍元甲》模仿京剧花旦女声唱腔。另一首《以父之名》中加入了京剧青衣的唱腔。内地的代表，阎肃作词姚明作曲的《说唱脸谱》也充分的吸收了京剧唱腔的特点，流行了很多年。除了借鉴引用京剧唱腔，其他传统戏曲唱腔也成为流行歌曲创作的源泉。如昆曲，粤剧，黄梅戏等。如后弦创作演唱的《西厢》《昆明湖》吸取昆曲的唱腔，他的大多作品都是抒情性强、细腻的昆曲风格。
（二）吸收戏曲旋律因素
陈涛作词冯晓泉作曲屠洪刚演唱的《霸王别姬》，宋小明作词伍嘉冀作曲的《中国功夫》这首作品都吸收京剧曲牌《将军令》的旋律特点。
例：
谱例4 刘德华的MV《继续谈情》中也加入了粤剧旋律元素，曲风悲怆雅致，歌词更唱出“泪似帘外雨点滴到天明”这句经典的粤曲唱词。吸收模仿昆曲旋律特点的歌曲如王力宏取材《牡丹亭》创作的《在梅边》将昆曲元素与嘻哈、RAP结合在一起，给人建立一种幽怨高雅的后现代音乐画面。后弦创作演唱的《西厢》《昆明湖》从题材到旋律都引用了昆曲的元素，风格委婉流畅，琅琅上口。王力宏作词作曲蔡依林演唱的《独占神话》也是采用了昆曲元素。
（三）用电声乐队配器、运用通俗唱腔直接翻唱戏曲作品
零点乐队专辑《风雷动》中被重新编曲收录的京剧《打虎上山》、豫剧《谁说女子不如男》、男女对唱的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运用现代的电声乐队配器、运用通俗唱腔直接翻唱把戏剧流行化。
（四）吸收曲艺元素
这类作品或采用中国传统的说唱艺术如阎肃作词姚明作曲的《前门情思大碗茶》融入了京韵大鼓的说唱艺术韵味我们可以从其标志性的过门可以看出。
例：
谱例5 同类作品如张晓松作词冯晓泉作曲孙浩演唱的《中华民谣》也是模仿京韵大鼓的神韵。还有近年来非常火爆的郑楠施人诚作词郑楠作曲SHE演唱的《中国话》更是将相声里的大段绕口令加入其中，使得歌曲有着浓重的中国风味。
例：
谱例6
二、地域化的民风民歌因素
在中国音乐史上，许多音乐作品的创作根源来自于民间歌曲，当今流行歌曲的创作采用这种方式也不足为奇了。如早些年的陈哲作词苏越作曲的《黄土高坡》、李文峻作词李黎夫作词刘欢演唱的《心中的太阳》和广征词徐沛东曲田震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具有我国西北地区民间风格的代表作品。如《黄土高坡》这段旋律节奏自由悠长，曲调高亢嘹亮，旋律起伏较大。
例：
谱例7 崔建的《一无所有》具有陕北风格。童安格的《“把根留住》具有明显的鲜族风格，张千一的《青藏高原》音调悠长，音域宽广，节奏自由，具有典型的藏族民歌旋律特点。；
例：
谱例8 容中尔甲创作演唱《高原红》、郑钧的《回到拉萨》也都是引入了藏族音乐元素都具有浓郁的藏族风格的典范。高枫创作演唱的《大中国》里面融入了东北秧歌的因素，郑钧创作演唱的《灰姑娘》的旋律及具傣族民风，于文华、尹相杰合作演唱的带有乡村民谣色彩的《纤夫的爱》直接取材于湖南民歌。腾格尔创作演唱的《天堂》加入蒙古风味。台湾高山族歌手张惠妹演唱的《姐妹》旋律引入高山族民歌因素不仅采用高亢的高山族和声和语言，曲调也引用高山族民歌这些都是民族风格运用成功的范例，值得学习和参考。
例：
谱例9 直接用现代电声乐队配器、运用通俗唱腔直接翻唱如斯琴格日乐的《山歌好比春江水》《牧歌》等就是直接翻唱傣族和蒙古族民歌。刀郎的音乐大都是用现代的节奏和个性化的粗犷唱腔翻唱民歌如《怀念战友》《萨拉姆毛主席》、《草原之夜》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优秀歌曲《敖包相会》、《驼铃》等歌曲。电视剧《闯关东》片尾曲王敏、张宏森作词，刘欢作曲《家园》中宋祖英演唱的是东北民歌《摇篮曲》节选。刘若英演唱的《天下无贼》主题曲：《知道不知道》是完全选用广西民歌《知道不知道》的旋律只是换了歌词。
三、民族乐器或民族器乐曲因素
其实民族乐器的加入早已有之，在黎锦晖的《何日君再来》和贺绿汀的《四季歌》里都加入梆子和二胡为歌曲增添了浓郁的中国特色，二十世纪初的流行音乐多采用这种配器方法。八十年代影视歌曲《沧海一声笑》的主旋律更是是中国古曲、民族器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结合, 笛子、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都融入了其中。
例：
谱例10 卞留念在电视剧《太极宗师》主题曲《英雄谁属》中加入大段唢呐演奏。朝鲜族的阿里郎组合, 将朝鲜族音乐融入了R&B 及RAP 等现代流行因素;张学友在演唱《秋意浓》时, 运用了二胡把一首具有日本曲风的歌曲演绎出了中国风格。周杰伦的歌中对中国元素的运用一直恒常而固定，中国元素是他在各种音乐元素中最长出现的如《双截棍》使用了二胡，《龙拳》使用了陕西大鼓，《东风破》里面有一琵琶弹奏的主题旋律在歌曲中反复的出现, 《千里之外》中的编钟，琵琶，梆子、二胡，《菊花台》中从：
谱例11 这段旋律开始伴奏都是琵琶和古筝演奏为歌曲增添了浓厚的民族风味;胡彦斌的《超时空爱情》中扬琴的开场，二胡的缓缓淡入，营造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唐氛围。再有谢霆锋作词作曲演唱的《黄种人》前面一段笛子更是把中国风味表现的淋漓尽致。谭盾为影片《卧虎藏龙》所作插曲中还加入了锣声，为《夜宴》所创作的《我用所有报答爱》、《越人歌》、《欲》等音乐,先后加入古筝，古琴等民族乐器使这些音乐都呈现出典型的中国古曲风格。
纵观当今的流行歌曲中国传统乐器的加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其中最常用的包括：巴乌、板胡、编磬、笛子、洞箫、二胡、高胡、革胡、古琴、古筝、葫芦丝、京胡、箜篌、柳琴、芦笙、马头琴、梆子、排箫、琵琶、、三弦、笙、唢呐、陶笛、箫、埙、扬琴、中胡、各种鼓„„等等，以上提及的歌曲几乎都采用了加入中国传统乐器这一创作形式。引用模仿改进民族器乐曲的流行歌曲如邰正宵的《九百九十九朵玫瑰》高潮段完是引用我国五十年代的琵琶创作曲《彝族舞曲》的主题，稍加改动。香港黄霑作词《男儿当自强》其曲调直接改编自四川扬琴曲《将军令》，吴克群的《将军令》虽然和古曲《将军令》联系不大但其前奏是民乐合奏《将军令》。
四、歌词中的中国传统文学因素
直接用古诗词作歌词，如由王菲翻唱的《但愿人长久》即出自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安雯唱的《月满西楼》出自李清照的《一剪梅》、徐小凤唱的《别亦难》源自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等等。借用古诗词的典故或内容，用现代人更易接受的通俗语言加以演绎，如90年代初风靡一时的由毛宁演唱的《涛声依旧》就是张继《枫桥夜泊》的现代版。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引用李白诗《宣城谢眺楼饯别校叔云》中的诗句与意境。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创作流行歌曲如黄雳为历史题材的武侠片《笑傲江湖》写的主题歌《沧海一声笑》、邓伟雄为《射雕英雄传》写的主题歌《铁血丹心》等。岳飞的《满江红》一些与岳飞相关的影视作品中都曾被谱曲配唱。
还有一些流行歌曲喜欢用唐诗宋词的标题或名句来作为歌名，这方面的例子就比较多了，有刘海波的《人面桃花》，白雪的《声声慢》，AGAIN乐队的《烽火扬州路》，陈明的《回首灯火阑珊处有你》，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月梦》等等，这些歌词创作只是借用唐诗宋词的名或其中某个著名词语，其实与原诗词并无太大关联，但却提示了现代流行歌曲与唐诗宋词以及其他一些古典诗词的那种丝丝缕缕，扯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了。姜育恒《梅花三弄》里唱到“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这句出自金代诗人元好问《摸鱼儿-雁邱词》
近年来，方文山作词如《东风破》、《七里香》、《发如雪》、《千里之外》、《菊花台》，《青花瓷》在歌词创方面始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古与回归。用古典诗词的形式融入现代人更易接受的通俗语言。从古代经典小说文本寻找题材的如林俊杰的《江南》、《曹操》、后弦的《西厢》，从古代戏曲文本寻找题材的如王力宏的《花田错》、陶喆的《苏三说》歌词中大量引用戏曲文本。羽泉创作演唱的《辛弃疾》歌词分别引用辛弃疾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永遇乐·京口北顾亭怀古》“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西江月·遣兴》“醉里且贪欢笑”《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何处望神州”等歌词使这首歌有浓重的历史沧桑感。
五、传统的调式调性因素 当今的大多数有中国特点的流行歌曲多是采用传统的五声调式如罗大佑《海上花》是五声调式旋律。江珊演唱的《梦里水乡》中加入笛子和古筝使得中国味十足，但真正使这首歌具有东方神韵的恐怕还是采用了民族五声调式的小调。刁寒的《花好月圆》、《梦中的蝴蝶》也都是采用五声调式写出来的。王力宏《大城小爱》和《一首简单的歌》《心中的日月》里面都采用了五声音阶。上面提到的陶喆的《Susan说》在歌曲的前半部分是纯正的陶式RNB调子，在后半部分就是《苏三起解》了，当中的衔接是如此的完美，原因就在于歌曲的前半部分也都是用五声调式写成的。布仁巴雅尔的《吉祥三宝》旋律明亮跳跃，清脆甜美,节奏紧凑明快,轻灵自由,充分体现出了蒙古族人民热情,真挚和乐观向上的民族性格，受到人们喜爱而它的旋律也是采用民族五声调式。奥运歌曲《北京欢迎你》曲作者小柯就选择了中国“五声调式”的舒缓优美的旋律，使整个歌曲充满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容祖儿演唱的《小小》也是采用中国传统的五声调式，小调风格。电视剧《大长今》的主题曲《希望》虽是韩国制造，但唱红中国大江南北，这首歌也是一首典型的五声调式歌曲。
六、传统宗教因素
这类流行歌曲不多见如何训田作曲，朱哲琴主唱的《阿姐鼓》唱片，被称为“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有影响的一张中国唱片”就是加入藏族传统的宗教教义。高晓松作词，歌手萨顶顶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万物生》以梵文念白辗转出柔韧的宗教神秘，由高晓松填写的中文歌词简洁却意境悠远。星云大师填词，音乐大师曹俊鸿制作专辑《人间因缘》是佛教音乐和流行歌曲的完美结合。窦唯的音乐创作与歌词创作流露出老子清净无为的境界，在《偏爱》、《艳阳天》、《幻听》专辑中大量的不合语法虚无的文字堆彻，配合电子密幻乐表现大道无形虚无飘渺的宗教关怀。
七、其它各种中国传统因素
流行歌曲的创作者，表演者成长在特定的中国音乐文化中，很难摆脱一些传统的音乐元素如舞台背景，舞蹈，服装道具等。近年来在流行歌手演唱会中我们常见到歌手的传统造型如任贤齐的青衣造型，李宇春的花旦造型，以及周杰伦的猴装，SHE的旗袍造型等等。
流行歌曲加入中国传统元素，是流行歌曲创作的必然，在将来的流行歌曲创作中将会出现更多的加入中国元素的作品，也将会出现更多的采用这种手法创作的音乐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归正标志着中国风格流行歌曲创作的成熟。同时这也是人们所接受所喜爱的艺术形式，毕竟植根于五千年深厚文化底蕴的单旋律五声调式只有在传承中进取创新才会有更好的发展，才会被世界接受，真正做到民族化和国际化的和谐。
参 考 文 献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分析 篇3
关键词:法律文化;法治建设;积极因素
中图分类号:DF0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8—0139—02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古代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中华民族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都是以其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为背景的。传统文化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正如遗传因子对于生物个体,是不可能被遗忘的。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我国几千年文明史的积淀,它对当代中国人的法律心理、法律态度和对法律的认同感有着潜在的、深层次的影响。现行的社会秩序的稳定是靠世代相传的民族法律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来支撑的。我们能够创造历史,但我们的创造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我们不应全盘否定我们的传统法律文化,而应认真研究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并努力消除其消极影响,更重要的是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发掘出与当代法治理念相符合的因素进行加工和改造,赋予其新的内容,使传统法律文化发生创造性转换,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服务。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执法观念、“德法共行”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 “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令顺民心”的良法观念等等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一、执法公平、公正的思想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家的“法治”思想非常引人注目,法家的思想家们认为法具有普适性,应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其最有价值的思想是“法不阿贵”、“刑无等级”、“不别亲疏”的执法公正、公平的思想。
管仲认为,法律不能够严格贯彻的原因首先在于包括君王在内的权贵的干扰,禁令管不了王亲权贵,刑法到不了宠幸之身,法律不敢惩罚与权贵关系亲密的人而只加害与权贵疏远的人,这种作法使法令不能贯彻。因此,他提出“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① 商鞅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一条教训,“法之不行,自上犯之。”② 因此他坚决主张刑上大夫,“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工命、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② 这样才能使法令得到贯彻,国家才能富强。慎到认为能否遵守法令,关键在于各级官吏和国君本人,所以他强烈要求“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③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特别强调法令的大公无私,主张“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④ 法家还特别强调法律对君主行为的制约,要求君主“不淫意于法之外”, ① 在此基础上才能达到“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④
公开宣扬宗法等级制度的儒家,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也历来重视圣君贤人的典范作用,强调君臣守法的重要性。孔子强调为政者以身作则。“不能正其身,其正人何?”⑤ 荀况主张赏必当功、刑必称罪,反对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他认为在赏功罚过时必须坚持“其有法者依法行”, ⑥ 这也体现了公正司法的原则。
二、“德法共行”的思想
人类社会中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法律和道德这两种行为规范。二者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对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一直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张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必然联系。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明德慎罚”的思想。春秋时期郑国的执政子产认为“为政必以德”。 ⑦ 孔子认为,“德”与“刑”应交替是使用,主张宽猛相济,但强调“德”的作用。“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政,民有耻且格。”⑤墨家指出法律和道德、舆论等必须一致和互相配合。汉朝的法律已经开始表现“以德入律”,其法律的指导思想的中心是“德主刑辅”。唐代的长孙无忌奉命修撰的《唐律疏议》的《名例》篇疏议中更是开宗明义地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1]
我国的经济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人们的道德水平却呈现不断下滑的趋势,这直接导致人们开始怀疑我国的法治建设。因此,我们在进行法治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道德建设。法治依靠约束力和强制力规范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行为,德治依靠说服力和引导力提高公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我们应该将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才能逐步缓解道德和法律的矛盾,才能以法律与道德的和谐来保证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进展。
中国要建设法治国家,其法律体系必须契合道德价值。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不能脱离伦理价值观的制约。我们不仅需要法治,还需要德治,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双重力量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的“德法兼治”与历史上的“德法兼治”具有质的区别。整个历史上的“德法兼治”实际是“德主刑辅”,强调以德为先,重德轻法。它造成的思维定式和陈旧观念对依法治国是不利的。而且,历史上的“德法兼治”是与封建专制密切相连的,是为君主的“人治”服务的。当代的“德法兼治”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强调法治的精神、原则和方法,而不得以德治取代或冲击法治。
三、解决社会矛盾的调解机制
中国传统社会以秩序和谐为最高价值理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由于和谐意识的影响,中国人强调宽恕精神,得饶人处且饶人。这种与和谐意识相关的宽恕精神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本土优秀资源。“现代法治是以宽恕作为基础的,以人和人之间的妥协作为基础的。”[2] 因为法治理念里的法律是宽恕和妥协的结果。
“无讼”和“息讼”是“和谐”的价值追求在司法活动中的体现。中国人与西方国家的公民有着不同的法律品格。中国人主要依靠调解来解决纷争,而西方人更愿意选择诉诸法律。孔子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⑤ 每个人应该以和为贵,每个人都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互相谅解和宽容,纠纷就会避免。当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息讼”、“贱讼”思想导致国家对纠纷各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护不力,但注重调解的传统缓和社会矛盾、恢复与发展生产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无讼”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价值取向,调解是实现息讼、无讼的重要手段。调解在中国古代是由来已久,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制度。秦朝在地方设有有秩和啬夫,他们是主管调解纠纷,平断曲直的最基层官吏。在汉代,对于民间争讼,一般不予逮捕,往往采用道德“教化”的方法,以息事息讼。汉以后,司法官多奉行调解息讼的原则。到了宋朝,由于民事纠纷的增多,调解呈现制度化的趋势。明朝建立起一套以民间半官方组织进行强制性调解纠纷的制度。明朝初期在各乡设立申明亭,由本乡人推举公直老人三五名,报官备案。调解适用的对象是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本乡发生纠纷时在申明亭由老人主持调解,调解后不愿和息,可再向官府起诉。明中期又在各地推行“乡约”制度。每里为一约,设约正、约副、约讲、约史各一人。每半月一次集合本里人,宣讲圣谕,调处本里半月以来的纠纷。一般由约正、约副主持,约史记录。当事人同意和解,记入专门的“和簿”,不同意者可向官府起诉。
中国古代的调解制度,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助于人们相互关系的和谐,减轻了诉讼当事人的诉累,传播了统治者所需要的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人民调解制度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民间调解制度的创造性转化。我国通过街道办事处、法院等主体对当事人间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进行调解,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能够使调解结果得到很好的履行,并能维持当事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还可以减轻司法机关的压力,节省有限的诉讼资源。
四、“良法”观念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很多法良法的观念值得我们研究。法家所提倡的法虽然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的良法。《管子》提出,立法应考虑民情的好恶,照顾人民的利益,以求“令顺民心”;立法应利民之利,禁民之害,“能佚乐之”,“能富贵之”,“能存安之”。 ①《韩非子》指出,“圣人之治民,度其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④《韩非子》认为 “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循天则力寡而功里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④
法家也强调法的客观性和法的可预见性。法的功能之一是调控、引导人们的行为,但如果法律脱离实际,要求人们去做客观条件所限制而根本不能做到的事情,那么此法注定是纸上之法。《管子》指出立法时必须“量民力”, “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行不可复”。因为“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① 统治者应“使民各为其所长”。 ①《韩非子》指出“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④
法家的这些主张在当今的意义仍然十分重大。我国目前的法律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达到良法的要求,立法虽多但质量较低,缺乏现实性和可预见性,也缺乏稳定性,有些法律自相矛盾,不能代表民意,从而成为一纸空文,这对于法治建设无疑是十分有害的。
当务之急是改革立法程序,实现立法民主化,扩大公民的参与度,提高法律的民意含量和社会含量,实现从政府立法到社会立法,从官僚立法到民众立法的转变;改革立法机构,增强立法能力;转变立法观念,给立法注入现代化精神;进行法典编撰,对纷繁的法律进行整合、协调和统一,消除法的内在矛盾和不统一。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座思想宝库,其中还有很多积极因素等待我们去发掘。作为当代的法律人,我们应继续努力去探究我们的传统法律文化,以期为我国的法治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注释:
①管仲.管子[O].
②商鞅.商君书[O].
③慎到.慎子[O].
④韩非.韩非子[O].
⑤孔丘.论语[O].
⑥荀况.荀子[O].
⑦司马迁.史记[O].
参考文献:
[1]叶孝信.中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51.
[2]谢晖.法治讲演录[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82.
论中国司法调解的传统因素 篇4
首先, 司法调解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因素。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以人类幸福为根本、以伦理道德为基础。中国长时间的封建社会为推行统一的社会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社会伦理道德基础, 这种文化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为人处事之道。
其次, 在我国古代, 调解被认为是解决民众纠纷解决的最佳路径。在我国古代, “无讼”被认为是衡量社会秩序良好与否的重要标准;而诉讼则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纷争以及社会秩序的破坏。
再次, 我国司法调解传统因素的制度价值观。司法调解传统因素的制度价值观都是在面临纠纷与矛盾的时候更加倾向于“无讼”, 倡导人际关系和谐相处的精神实质。
二、建国初期调解制度中的相关传统因素考察
首先是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司法调解制度。
在中国司法调解的传统因素中, 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司法调解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和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之后, 以马锡五提出的“巡回”和“调解”式司法工作方法深受人们群众欢迎。总之, 在司法调解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切实坚持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司法调解制度, 深受人们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是建国初期人民法院调解制度因素。
在完成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 我国在司法体制上主要借鉴和采用前苏联具有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特点的司法模式, 对于社会资源、利益等所有环节国家都予以高度控制, 在统一控制的基础上再予以整合和控制, 任何单位和个人只有对国家的这种高度控制予以配合, 才能得到相应的资源和发展机会。
三、改革开放以来以人为本的司法调解制度中相关传统因素考察
首先是1982年的法院调解制度因素。在1982年我国民事诉讼法在总结我国民事诉讼相关工作经验基础之上, 对调解制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调解制度的适用、坚持原则和表现形式等都予以了明确:对于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 应当着重进行调解;对于调解无效的, 应当及时判决。
其次是1984年的法院调解制度因素。在1984年召开的最高法院审判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专门文件中对调解做出以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应当着重进行调解。调解应坚持自愿与合法的原则, 并依靠当事人所在单位和基层组织以及当事人的亲友多做思想工作, 尽可能帮助解决某些实际问题。
再次, 纵观1982年、1984年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调解的相关规定较建国之初, 显得更加的系统、更加规范、更加完善。
四、1991年司法调解制度中相关传统因素
首先, 1991年我国民事诉讼法修订中对调解制度的相关规定。在1991年国家对民事诉讼修订中, 总结了1982年以来我国民事诉讼的主要经验和实践, 对调解做出了以下修订:依然延续1982年民事诉讼法的立法体例;对调解的基本原则做出了更加规范的定义, 即“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 应当及时判决。”
其次, 1991年民事诉讼修订中关于调解制度的规定与1982年相比, 更加显示出较强的操作性和规范性,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说明:
第一, 在调解原则方面。1982年调解原则为”着重调解”, 而1991年调解原则为“自愿、合法原则”。
第二, 对于调解民事案件的再审方面。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对调解之后依然有错误的案件, 规定要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也就是说, 在调解之后若是发现调解错误, 无论其原因如何都可以启动再审判监督程序。
第三, 在调解的一些具体执行方面。1991年民事诉讼修订中关于调剂的规定中, 增加了针对没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的调解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调解相关管理办法等都做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
五、当前我国司法调解制度因素
首先, 自2002年以来, 全国司法系统将“加强诉讼调解工作、提高诉讼调解结案率”作为一项重要举措进行实践。
其次, 2003年全国最高法院重新确定了“着重调解”的原则。对于优先使用调解的民事纠纷和案件进行了详细规定;对当事人提出的要求复制调解协议的请求做出了准许;回应了社会上提出的“调解书可以反悔”的声音。
再次,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调解规定》, 表达了高层对法院调解制度的高度重视,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说明:
第一, 对调解的适用程序、适用范围再次予以明确。第二, 对于调解的主体予以了明确。2004年的《调解规定》中确定了调解主体可以是多元化的;对调解的制度、委托调解的制度也予以明确。
第三, 在调解程序上更加的细化, 操作性更强。
第四, 在调解保障机制上, 着重从民事责任机制、调解担保机制等方面予以规定, 促使调解协议能够予以贯彻落实。
第五, 关于调解协议的内容和生效予以了明确。
六、结语
我国司法调解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因素;司法调解在我国司法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司法调解正是受传统因素不断影响、不断改造、传承与扬弃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健全起来的。司法调解制度的设置也正是体现了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之间的辩证关系, 对于社会中存在的民事纠纷与矛盾, 应当充分发挥司法调解的作用, 更加借助于社会机制予以解决。
摘要：司法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现实司法行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解决民事纠纷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进程中显示出其强大的优势。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实践中, 对发挥调解优势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必要的尝试, 形成了一些列彰显社会主义法治优势的新方法和新思路。形成的这些新方法、新思路既传承了我国司法调解传统因素中互谅互让他、以和为贵的思想, 又高度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文章对中国司法调解传统渊源、历史文化因素、建国初期调解因素、改革开放初期调解因素、1991年调解因素、当前调解因素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司法调解,传统因素,社会主义法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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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因素 篇5
【关键词】传统文化;建筑设计
乔治﹒桑塔耶纳在《美感》一书中提到：建筑艺术的一切形式都是由于实用而得到启发的，用途要求我们的建筑物具有某些确定的形式：建筑材料的机械特性、御风雨和接受阳光之需要、进出之便利、节省等，决定了我们建筑物的设计。
诚然，建筑物的实用性是建筑设计首要考虑的问题，“但建筑本身绝不仅仅是盖房造物、提供生活空间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认为，建筑设计在考虑实用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建设地块的文化氛围以及城市规划的整体性。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国内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基本设施建设，以此为契机，东南沿海尤其是江浙闽地区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开始进行，大量的城中村规划成居民小区，城市中心老建筑被改造为城市新地标。改造的居住区功能不断完善，城市规划也趋于成熟，居民生活环境有了质的提高。
在这一轮的旧城改造中，漂亮的西式别墅、雄伟的高层拔地而起。大多数城市的旧城改造中，建筑设计大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在保证实用性的基础上，外形主要由被拆迁地的居民、开发公司等业主决定，而业主对房屋外形的选择更多参照的往往是已有的商业化氛围厚重的商业小区以及当下受到人们欢迎的西式建筑，较少的涉及当地传统文化的因素以及整个城市规划的内容，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些令人无法忽视的视觉错误：漂亮的西式别墅旁是民族风格突出的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的地标是一幢雄伟的西式高层，看不到一个城市的历史积淀，建筑设计中的传统文化因素缺失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1 建筑设计中缺乏传统文化因素的原因
建筑设计中传统文化的缺失并非短期积累的结果，这一尴尬局面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原因在内：
1.1 民众深层次意识中传统文化的缺失
随着改革开发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外的文化形式大量被国民所接受，相对的,传统文化的缺失也越来越严重，这一现象反映在对建筑外形的选择上时，就出现了“月亮是外国圆”的心理，无论是城市的管理者还是房地产开发商亦或是居民，在选择建筑外观上，也更多向西方建筑特色倾斜。
1.2 建筑设计师传统文化基础的缺失
现代中国建筑艺术在“多一点宽容”和“仁者见仁”的思想滋润下，走出了固步自封的牢笼，但同时也带来了建筑语言病毒的大泛滥。当前我们的设计师在进行创作设计时，更多参考关注的是当下的流行趋势，更多在意的是业主的要求，对于一个城市的文化积淀以及对于业主的建议已经基本缺失。
1.3 城市规划的不完善
我国的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历史，合理规划，完美体现一个城市的历史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也是建筑设计师的重要工作，但当下，城市规划每个城市都有进行，但目光更多聚集在现代化、完善性等方面，历史、文化的因素基本没有考虑。
我国悠久的历史创造灿烂的文化，而特色鲜明的古建筑更是传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当下的建筑设计，如果完全抛却自己的传统文化，一味的借鉴别人，那就意味着民族性的缺失，而民族性的缺失，也就意味着民族特色的消亡，没有特色的建筑设计，又如何在世界建筑设计中有亮丽的表现?
2 建筑设计中如何融入传统文化因素
在保证建筑物实用性的基础上，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因素融入其中，凸显建筑特色，对于建筑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在建筑设计中融入特色突出的传统文化因素，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1 以传统文化因素为设计主思路进行主题建筑的创作
以传统文化因素为设计主思路进行主题建筑的创作，这一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当属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东方之冠”。国家馆以整体大气的梁柱结构、斗冠造型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要素。但在体现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兼顾了现代建筑科学：传统的曲线被拉直，层层出挑的主体造型显示了现代工程技术的力度美与结构美。这种简约化的装饰线条，自然完成了传统建筑的当代表达。
2.2 参考城市文化历史因素进行建筑的设计
建筑设计的成功与否，不仅与建筑本身的特色相关，还应建筑物周边的建筑特色与所处城市的历史文化因素。参考上述两个内容，并将相关文化因素融入设计中，既能使建筑物与周围的景观融为一体，增添建筑物本身的观赏性，也有利于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而参考城市历史文化因素进行设计的建筑中，宁波月湖盛园、苏州姑苏人家当属其中的代表之作。
月湖盛园以江南院落为建筑改造蓝本，整个街区保留了传统江南三合院式建筑结构和风格，其中的建筑基本保留宁波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建筑风貌，营造出昔日甬城商贾名流汇集的繁盛景象，传达出浓厚的宁波商帮文化，深刻还原了宁波的城市历史与人文底蕴。
“姑苏人家”项目继承了苏州园林的造园艺术，将如诗如画般的风景与现代人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建筑成为了园林风景的美丽景点。足不出户，即能观赏到艺术处理过的自然风景，品味着其中的苏州特有的园林文化。
3 建筑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因素的意义
从建筑物本身来看，传统文化因素的融入渗透有利于自身品味的提高，在当今风格西化严重的设计潮流中，能够突出自身的特色。
从城市整体规划来看，传统文化因素的融入渗透增加了城市整体规划的协调性，突出了城市的特色，对于城市文化的发扬乃至整个城市形象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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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因素 篇6
[关键词]思想政治 传统文化 应用
[中图分类号] G6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6）210065
传统文化资源中有着很多可以引入高中政治课堂的教学素材。将传统文化要素融入课堂中，既能够给学生带来新颖的课堂学习体验，也会让学生对于一些理论知识感受更深。教师要善于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选取传统文化资源，这会让课本内容更有效地被学生吸收，并且能够加深学生对于这些内容的学习体验。
一、引入乡土文化资源
传统文化因素的体现形式有很多，教师需要做的是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对传统文化素材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教师可以在课堂中引入一些乡土文化资源作为教学辅助，这会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课本中不乏文化传统、习俗等内容，在教学这些知识点时教师可以灵活地引入相应的乡土文化资源，并以此为切入点来引导学生进行一些相应问题的思考，让学生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更加客观与深入。
比如，在教学《文化与社会》这一框题时，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展开小组讨论：什么是文化？我们所在的地区有哪些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现象和物质属于文化的范畴？学生在课堂上兴致勃勃地描述着本地的风土人情，如当地歌谣、民俗音乐、传统小吃、婚嫁风俗等。课堂气氛非常热烈，大家也非常积极地融入到问题的交流探讨中。将乡土文化引入课堂首先能够让学生感受到课本中的那些文字并不遥远，课本中知识其实就在自己的身边。这种教学方式既极大地提升了学生对于知识的学习热情，也使学生对于“文化与社会”这个主题的感受更加立体。
二、对于文化传统进行必要反思
在将传统文化因素引入课堂时，教师不要一味地赞颂传统文化，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值得我们颂扬，还有一些内容值得我们客观地进行反思。教师可以选取这类素材，通过将这些素材引入课堂来锻炼学生的思维，尤其是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从而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形成全面而客观的认识。教师在将这些内容引入课堂后要注意对学生进行引导，让学生理性地看待相应问题，这样才能够保障实际的教学效果。
教师要让学生学会认识和鉴别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确立正确的、积极的人生理想并为之努力，这才能真正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例如，在上《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时，就可以组织学生讨论：传统文化中有哪些是应该继承的优秀成分，哪些是应该摒弃的成分？学生一一举例，如我国很多乡村地区的传统婚嫁风俗，有抢亲、童养媳、纳妾、不准寡妇改嫁、婚嫁前要“测八字”等封建迷信和陋习，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摒弃的。通过引导学生客观地看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让学生理性认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与糟粕，这样才能够树立学生正确的文化观念，并且让学生形成良好的文化认知能力。
三、利用传统文化启发思维
传统文化因素渗透到课堂教学中还可以发挥一些其他功效，比如，可以有效启发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对思想政治中的一些哲学问题形成有效的理解，这也是化解教学难点的一种方式。课本中涉及的和哲学有关的教学内容，学生通常不容易理解。但是，不少这类知识点其实都和学生熟知的传统文化有关联。教师如果善于以传统文化要素为切入点，以这些大家熟知的内容为辅助，学生在理解这些难点知识时会更加容易。
例如，在进行矛盾的同一性特征的学习时，教师在导学案设计中可以引用老子的《道德经》：“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里面蕴含着多组反义词，这说明了什么样的哲学道理呢？学生经过探究，从中挖掘出美和丑、善和恶、高和下等，可以认识到一组组的反义词是相互依存的。教师可以进一步从《道德经》出发来引导学生加深对矛盾统一性的认识，这既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教学范例，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充分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要素在知识教学时能够起到的辅助作用。
总之，将传统文化要素引入高中政治课堂，会为很多知识教学的展开与延伸带来辅助，并且可以化解一些难点知识。教师要意识到传统文化和课本中很多教学内容的内在联系，并且要在有效把握这种关联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这些教学素材。
汉代传统舞狮产生的历史因素研究 篇7
一、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
传统舞狮产生于两千多年前, 然而“狮”最开始并不是我国的东西, 它是西域国家进贡给汉朝的贡品。汉朝时, 西域人都比较崇拜狮子。蔡鸿生教授说:“根据我国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 根本没有中国产狮的记录。”大多数专家学者都赞同狮子产自西域这一说法。唐代著名高僧慧琳也说过, ‘狻猊就是狮子, 来自于西域。’明朝著名科学家李时珍曾经也说狮子产自于西域各个国家。清朝末期的学者文廷式有更加具体的论证:‘狻猊就是狮子, 并不是中国的动物。’”[1]台大曾永义教授以及其他专家的研究也表明:“狮子最开始并不是产自于中国, 在非洲以及斯里兰卡还有我国附近的西域等国比较常见。”
不管是在印度还是在波斯, 狮子都被神化了, 在僧界和俗界都具有很高的地位, 可以说是神力与王权的代表。然而在西方国家狮子除了代表高贵、权威之外, 还象征着生命与死亡, 狮子自身就具有双重性, 通常被人们赋予能够克服邪恶的强大力量。印度于公元前3世纪在释迦牟尼首次进行说法的地方建了一个用四头雄狮装饰的大石柱, 这个雄狮图像后来被定为印度国徽;波斯非常有名的长篇史诗《王书》里描写的英雄人物大多数都被称为“狮子”;大食 (阿拉伯) 立国的传说故事也跟狮子相关;南亚的斯里兰卡 (玄奘在其著作《大唐西域记》中称其为“僧伽罗国”, 实际就是“狮子国”的意思) 流传的说法是为了纪念祖先们捉住狮子才在楞伽建立了国家[2]。像这样的民间故事有很多, 所以说西域等国的贡狮, 是把崇拜狮子当作他们的宗教文化背景的。
狮子在我国有两个主要的名称:汉朝之前称狮子为“狻猊”, 汉朝开始叫做“师子”, 但是这两个名字都是外来语。在先秦时叫狮子“狻猊”, 《新华字典》中是这样解释的:“传说中的一种猛兽。”《穆天子传》里也有关于狮子的记录“狻猊, 日走五百里”。这本著作在西晋太康二年也就是280年在挖掘汲郡战国魏襄王的陵墓的时候被发现, 该著作里讲述了周穆王往西游历的很多经历, 从中能够了解到那时我国跟西北地区各个少数民族的交通状况, 对于狮子的传说, 应该来自于西域各国。秦汉时期的学者编写的《尔雅》中也有关于狮子的记载:“狻猊, 如戋虎猫, 食虎豹。”晋朝郭璞解释说:“师子, 产自于西域”。“狻猊”一词读作suanni, 这是印度的一个词语, 后来传至中国。汉朝以来始称其为“师子”, 但是“师”这个字属于伊斯兰语, 之后又在其旁边加了一个“犬”旁成为“狮”字。从中可知, 有关狮子的称呼都从西域各国引进。除了以上这两个称呼以外我国古代还叫狮子“虓”, 东汉许慎在其著作《说文解字》中说:虓, “一曰师子”。然而这个叫法并不流行。西汉时狮子正式出现在我国本土。汉武帝时期跟西域的交通畅通之后, 狮子便开始传入我国, 《汉书·西域传·赞》记载:“自其以后……大象、师子、猛犬、大雀等都在外囿吃食。各个地方的动物, 都来到了中国。”之后, 狮子通常被西域各国当成“贡品”进献给我国[3]。《后汉书·西域传》里有这样的一段记录:“ (永元) 十三年的时候, 安息王满屈复把师子和条支大鸟进献给我国, 当时称为安息雀。……接着向西南走到罗国大概有九百六十里, 到达安息西界的尽头。从这个地方向南走海路, 就可以到达大秦。当地有很多奇珍异物”。以后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关于贡狮的记载。北魏杨玄之在其著作《洛阳伽蓝记》里说:“狮子是波斯胡王进献的”。《旧唐书》里也说:“师子这种野兽, 产自西南夷天竺狮子等国”。但是, 西域等国家的贡狮根本没办法在民间进行普及, 只能当做一个异兽供皇帝玩赏。《洛阳伽蓝记》里有一段这样的记载:“庄帝跟待中李彧说:‘朕听说老虎看见狮子肯定会伏下, 可以试一试。’所以召见离山比较近的郡县捕捉老虎送过来。巩县和山阳总共送来两只老虎一只豹。皇帝就在华林园观看。当老虎和豹看到狮子的时候, 都闭着眼睛, 不敢去仰视狮子。园中本来有一只眼睛看不见的熊, 性格桀骜不驯, 皇帝命人把其领来试试。熊进去之后, 闻到狮子的气味, 非常惊恐, 拽开锁就要逃跑, 皇帝看到此景大笑不止”。东汉时, 佛教开始传入我国, 智慧化身的文殊菩萨骑着狮子传播佛法, 民间才真正地认识了狮子, 对狮子有很高的评价, 觉得是带有法力的吉祥之兽。因此, 我国民间最先了解的狮子便是神化了的狮子。
二、汉代百戏的振兴孕育了中原传统舞狮的形成
我国舞狮运动到底起源于什么时候史书上并没有非常具体的记载。吴腾达认为该习俗极有可能是由汉代的百戏发展而来。梁元帝在《纂要》中说:“杂戏在秦汉时开始兴起, 通常会伴随着鱼龙蔓延、凤凰、怪兽之戏”。孟康在给《汉书·礼乐志》中的“象人”作注时说:“若今戏虾鱼、师子者也。”孟康是曹魏时期的人, 由此可知曹魏时就有舞狮表演。这是到现在为止关于我国舞狮出现的最早记载。根据《汉书》颜师古作的注引用孟康的说法:“象人, 若今戏虾、鱼、狮子者也”, 也引用韦昭的说法:“著假面者也。”颜师古最后肯定孟康说的比较准确。《魏书》里记载:“六年冬天的时候, 诏见太乐总章来增修杂伎, 造五兵角抵、凤凰、长蛇、白象以及鱼龙、辟邪、仙车……以供百戏时用”。从“造”字中可以看出百戏是当时刚开始出现的[4]。《洛阳伽蓝记》里韩结根解释“辟邪师子引领其前”这句话是说:“辟邪:传说是一种神兽, 长得像狮子但是有一双翅膀, 传说可以避邪, 所以叫这个名字。辟邪和狮子在这儿指的都是百戏的化装, 不是真的动物”。《旧唐书》里说:“散乐, 每个朝代都有, 并不是军队才有的声音。汉朝皇帝天子欣赏娱乐, 把从西方传来的兽放在大殿前面嬉戏, ……像这样的杂变, 称为百戏”。佛经《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里是这样记载的:“佛出生的时候, 从天上降下祥瑞, 大概有三十二种……有五百只白色的狮子从雪山出来围住了城门”。因此在佛经里狮子被认为是保护佛的, 是吉祥之兽。释迦牟尼被称作无畏的狮子, 其座叫做“狮子座”。释迦牟尼涅槃以后其遗骨的结晶体叫“佛舍利”, 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猜测《旧唐书》里记载的“舍利兽”就是佛教的瑞兽, 也就是狮子。汉朝时西域有可能已经出现了舞狮, 然而到底什么时候传入我国就不得而知了。所以传统舞狮可能是这样形成的:真狮在汉朝传入中国之后, 西域狮子舞由于汉朝狮子被神化, 跟汉朝百戏里的乔妆动物戏和彩扎戏结合起来, 慢慢发展演变成具有我国传统艺术特色的舞狮运动。此后舞狮运动就在我国的文化艺术舞台上正式拉开了帷幕。
三、社会政治因素使得舞狮成为重要的百戏之一
在公元前140年, 汉武帝刘彻继承皇位以后, 不管是文治还是武治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了跟西域各个国家达成一致抗击匈奴入侵, 从公元前138年开始, 派张骞出使西域多次, 虽然汉武帝的最初计划并未全部如愿, 但是却加强了与西域各国的往来, 打通了具有非凡意义的“丝绸之路”, 密切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西域各国都派使者来汉进贡[5]。傅腾龙和傅起凤两位先生说:“汉朝打通‘丝绸之路’以后, 汉武帝为了让西域各个国家看到我国的富强辽阔, 在公元前108年春, 在长安展开一个特别盛大的‘酒池肉林’的宴会, 而且还举行了规模庞大的‘大角抵’表演, 来礼遇这些西域使者。……为什么汉武帝要用角抵待客?探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角抵能给人带来视觉上的艺术感, 不用语言, 即能让外国使者观赏, 它的这一特点足以让它在外交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此外, 角抵主要是杂技, 通过表现各种险技奇能来突出我国超强的武技, 达到彰显国威的目的。第三个原因是既然西域各国派遣了魔术师来汉朝, 进贡一些他们特有的奇珍异物, 我国也应该展现我们独特的角抵奇技, 这也满足了汉武帝的夸耀心理。”[6]汉武帝以后, 角抵技术慢慢演变成了百戏。汉朝时百戏有非常丰富的创作题材, 百戏里有一大类叫做彩扎戏, 傅先生说:“彩扎戏, 在汉朝是杂技里非常重要的一类, 主要是把人乔装成动物。”从上面这些资料里, 我们能推测出:汉代帝王出于政治目的, 努力发展百戏, 被神化的“百兽之王”狮子正好能显示出帝王的霸气, 所以舞狮运动慢慢变成宫廷百戏里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表演项目。
摘要：东汉时, 佛教开始传入我国, 智慧化身的文殊菩萨骑着狮子传播佛法, 民间才真正地认识了狮子。真狮在汉朝传入中国之后, 西域狮子舞跟汉朝百戏里的乔装动物戏和彩扎戏结合起来, 发展演变成具有我国传统艺术特色的舞狮运动。
关键词：汉代,传统舞狮,历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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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因素 篇8
1 客观因素
1.1 社会生活方式改变
在进入文明期之前,原始人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主要是狩猎,进入文明期之后,由于生活资料获取的方式已经转移至农业生产阶段,这个阶段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分工越来越明细,生活资源也越来越集中,产生了脱离劳动的贵族阶层,由于帝王贵族们越来越强调娱乐化、礼仪化的行事与享受方式,这就在一定的范围中产生了对鸟兽的繁育,保留了天然的草木,对池筑台进行挖掘,以便供帝王贵族们游乐,在之后园林的发展中也继承了这种艺术风格,并在不断完善[1]。
1.2 自然崇拜
在原始时期由于生产力不高,人类主要依赖于大自然,对自然界保有一颗敬畏、恐惧的心理,难以理解大自然中的各种现象,比如电闪与雷鸣等。在上古人类中,人们尽最大化地去模仿自然崇拜物,对山月的崇拜就滋生了民族对山岳的模仿,如古埃及的金字塔,并且以此来象征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其中在中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句俗语中就充分地体现了人们对山岳崇拜的心理表现随着时代的发展,相关的活动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涵义,一路传承与此同时影响着传统的园林艺术创作,在造园中更加注重植物景观、筑山构水的布局结构,从而形成自然风景的模式。
2 主观因素
2.1“比德”思想
“比德”思想主要在春秋战国时期流行,是一种在功利、伦理的方面对大自然的审美意识。一般情况下,人们之所以会对大自然的山川林木产生美感,主要是因为这些形象可以体现和人高尚品格相似的特点[2]。比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句俗语,孔子从人类人格修养的角度对智者、仁者两者具有的不同的品格进行说明,这就说明了人类在对自然现象的喜爱过程中,也因为自然现象具有与人相似的精神品质,使自然景象人格化,对自然上水的赞美,其实就是对本身理想人格的赞美,从而将“高山流水”当作品德高洁,将山水当作大自然风景的总称,园林形式也相应地朝着风景式的方向发展。
2.2 神仙思想
神仙思想其实就是道家学说、自然崇拜间的产物,神话的内容体现为仙人居住山上,山中长有神木,这些均反映了对山岳、植物的崇拜,也反映了上古时代人们的宇宙、生活观念。另一方面,由于蓬莱神话中出现了水的素材,水体思想也就在园林景观中得到了确立,形成了山水体系。比如在兰池宫中秦始皇建筑了蓬莱山以表达对仙境的憧憬。在园林中神仙思想发挥着主要导向作用,进行对神仙境界的摹拟,其实也就是山岳风景的再现,促进园林顺着风景式方向发展。
2.3“天人合一”的思想
孔子提出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其实与“天人合一”的思想如出一辙,充分地体现了人、自然间的联系。而老子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是充分地体现了万物本身就具有存在规律性,崇尚顺应自然的思想,把优美的自然环境视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3]。“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伦理、道德的角度上确立了人的社会性,也在“天道”“人道”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自然性。由于“天人合一”的影响,园林被当成“第二自然”,要求其山水树石的布局结构,以及禽、鸟、鱼、虫的养育要保持一种自然状态。
2.4 隐逸文化和山水画的影响
隐逸文化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出现了一批遁隐于大自然,以此摆脱时代险恶的环境,寄情于大自然山水的隐逸之士。过去由于没有专门的造园家,都是由人们直接参与建设,其中许多画家对造园从山水画中进行提炼与概括,将画中的三维空间应用到生活中,将园林中整个山水呈现出山嵌水抱之势,反映着大自然界最理想的地貌,也是大自然界山水成景的概况[4]。
3 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园林艺术风格形成过程分析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简析在传统文化化环境的影响下传统园林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因素,包括了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目的是为了更好、更高效地满足我国园林艺术风格的发展,为了更好的造园质量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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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制约传统武术发展的自身因素 篇9
1 传统武术的技击价值削弱
作为本质是一种搏杀术的传统武术其实践舞台在逐步缩小。在古代的军事战争中,传统武术发挥着相当的威力。“双方搏斗,异常激烈。徒手肉搏,不能相及时,遂用棍棒、长枪、大刀、矛戟,进行械斗,车马斗,再远则用弹丸、弓箭,以射其手持器械所不及。”这说明传统武术是古代战争的重要手段。“在战国时总人口约为2000万左右,军队就将近500万。公元前260年秦国和赵国在长平的一次战争,仅赵军就死亡45万人之多。这种大规模的战争要求有充足的兵源,于是鼓励人们习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然而,随着热兵器的兴起,徒手或手持器械的传统武术,在枪炮面前已风光不在。当鸦片战争中被洋人打破国门,当义和团的义士们在洋枪面前前赴后继的倒下,“刀枪不入”的武术神话不攻自破。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清政府把与西方交战的失败归结到武器的落后,进而组建新军,购置西方武器。武举制的废止彻底否定了传统武术在现代战争的作用。
热兵器削弱了传统武术在军事上的威力,社会变迁使传统武术在民间的作用逐步减小。旧社会,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社会环境的恶劣、黑帮流匪的侵扰、恶霸地痞的欺压等等不安因素时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许多人习练武术以求自我保护。建国后,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治安良好,人们不再需要练武来保护自己。再者,现在不同于封建社会,只要签订“生死文书”就可以与人切磋武艺,上擂台比武。现在是法制社会,与人比武,打死或打伤别人都要负法律责任,甚至会被判刑。可以说,热兵器的兴起、社会的安定、法律的健全使传统武术搏杀功能的施展舞台大大缩小,使传统武术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2 门派众多,争戈不断,技术各异,没有统一的标准
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文化、地理、风俗、经济、体格的不同造就了传统武术的众多流派。在大的流派下面又有不同的支派,如太极拳就是例证。比较流行的就有陈氏、杨氏、吴氏、武氏、孙氏等等。杨氏就是“杨露禅先生在继承陈氏太极拳的基础上,去掉了陈氏的一些发力、震脚、跳跃动作等,强化了太极拳重内、重意、含而不露、后发制人的创拳思想,并创立了舒展柔和的杨氏太极拳。”通过1983年至1986年的武术挖掘整理工作,查明武术流传各地的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129种。“中国武术史上,门派之争由来已久,不仅有内家、外家之争,即使同一拳种,如非同一师门的,也为争正统、争嫡传互不服气,互相嘲弄。”门派之间缺乏交流的原因,一方面是封建的门户思想在作怪,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以家族为背景的宗法制度,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小的社会集团,各个家族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时与其他家族发生争戈,发展到传统武术那里就是门派之争。另一方面说明传统武术不是竞技项目,不能在同一规则下分个高低。应该说,各个门派的武功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否则早被历史的长河所淘汰。门派的独立发展,交流较少对传统武术的整体发展是不利的。现代的体育运动,比如足球,就是在各国之间、各种风格的打法之间的不断交流融合后才发展到现代的足球运动。所以说,传统武术应抱有大武术的思想,不断融合各个武术流派,去伪存真,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3 民间拳师知识水平不高,教学方法陈旧
在封建社会,文武分途。练武的往往忽略对知识的学习,被文人们轻蔑为“一介武夫”。解放后,我国实行的教育制度,使青少年把考上大学作为唯一的出路。在高考指挥棒的魔力引导下,饱受书海之苦的莘莘学子们很难有精力学传统武术了。只有那些上不起学或学不好文化课的学生才去学习传统武术,因而造就了武术师傅知识水平的不高。从对查拳故乡冠县拳师的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拳师知识水平不高。其进行教学的方法是上一辈传下来的,到他这还是依葫芦画瓢,没有创新。师傅带一个或者几个徒弟手把手的教学是主要方法,单调、机械、乏味,教学效果不佳。教学程序上,基本按功法、套路、拆手、递手(喂手)、散手、攻防实战一成不变。其基本功练习就是一项长期的磨炼过程,艰辛而漫长,要学习招数,时间更长。因而,想学习实用技击的年轻人好多去学跆拳道、拳击等等项目。目前,许多城市跆拳道馆门庭若市就反映了这一点。另外,由于知识的缺乏,教练们很难接受和使用多媒体教学、电化教学等等先进的教学方式,这对传统武术的传播无疑是不利的。
4 技击价值不能被合理开发,功夫的高低和神秘性无法展现
技击性是传统武术的本质特点,传统武术技术体系、训练方法和训练程序等等无不反映这一本质。技击价值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是传统武术发扬光大的基础。然而,从目前的状况看,武术的技击价值没有被充分利用,没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技击价值的开发利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传统武术是以实战搏击为目标的,是防身杀敌的本领。要把一项不讲任何条件,只求最后胜利的杀敌技术改变成一项对等条件下的技击比赛,显然是不容易的。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武林大会》足以证明这点。由于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对技术作了很大的限制,比赛状况不能使人满意。其技术含量,击打力量、速度和技法等均不如散打比赛精彩。场上经常出现互相推搡、纠缠、倒地的现象。那些在实战中可能用上的招法,在赛场上根本用不上。
5 传统武术练功时间较长,枯燥乏味
传统武术在封建社会的明清时期达到了高峰,其练功方式和达到理想目标所用的时间是和封建社会缓慢的社会生活节奏相符合的。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讲究效率是大多数人的处事原则。要练成高深的武功,不经过艰辛漫长的磨炼是不可能的,因而使许多人望而却步。如流传于湖北的岳家拳,讲究四种空练,要求习练岳家拳的人在睡、行、食、交谈时不要忘记别人可能的攻击。如此的训练与现代人的追求是不相容的。传统武术的高深武功不但要勤学苦练,而且要有很高的悟性。传统武术和传统绘画、传统医学有很多相似之处,都讲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要学成武师容易,要成武术大家就困难了。比如传统武术的“气沉丹田”、“内外兼修”。什么是“丹田”,什么是“内”等等玄而又玄的理论,老师说不明白,学生听着糊涂。只有“感悟”,只有通过十几年或几十年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才能领略其中奥妙。可见,上乘武功是天才加后天的勤奋而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学得到的。
6 封建糟粕严重,夸张吹嘘武功的神奇
传统武术经过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沉浸,其身上的封建迷信色彩相当浓厚。在传统武术的传承过程中,迷信古人、死人现象十分普遍。把古书、古籍当成宝典,把先人遗训当成圣经,不敢越雷池一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遵师命,守师训”是每一个入门者必须铭刻的训条。因此,守旧成为传统武术的一个文化特点,自己不敢创新,也反对别人的改革。在师徒传承中,师父及前辈所言的一切,徒儿们必须践履,有时哪怕是陈腐虚妄之言。另外有些人为了某种目的,任意夸大和吹嘘武功的神奇。有的人为了显示自己武功的高超,不断宣传自己前辈的神奇武功,以证明自己的武功是来自大师的真传。程大力认为:“传统武术和旧的封建观念、迷信活动、邪教异端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来自封建社会的传统武术,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封建糟粕,我们要去伪存真,发扬其精华。
7 理论体系不健全
从中华武术的发展史上可以看出,建国前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武术的研究是十分有限的。“明清两代是我国古代武术的繁荣期,而这种繁荣不仅表现在拳种、兵械的技术层面发展上,同时也反映在包括理论体系形成在内的整个武术文化形态的成熟上。”应该说,明清是古代研究武术最多的时期。然而,在这个时期,对武术的研究也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问世的著作也不是很多。其研究内容主要是:第一,建构起了一个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框架的古代武术理论体系。第二,各家拳种事实上已形成了许多趋于相近的从择徒到训练等方面的理论共识。这些理论比较笼统和概括,对传统武术的发展虽然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不是那么严谨和精细。建国后,传统武术主要在民间传习。对武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竞技武术方面,对传统武术的研究相对较少。民间传承传统武术的拳师,多数知识水平低,其教学方法大都是前辈流传下来的。他们只知道照方抓药,不知道自己创新,没有理论指导,难免出现教学上的偏差,这也是造成门派众多的原因。可见,传承上的重技术轻理论,重师传轻创新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传统武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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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西部民族传统体育消费的因素 篇10
在体育消费研究方面,国外一直走在理论研究的前沿。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已经开始对足球联盟、职业棒球联赛等龙头竞技体育项目,进行消费分析并以此作为制定赛事推广策略和定价策略的依据。在2003年3月出版的《体育营销学—战略性观点》(中译本)一书中,对竞技体育的市场进行细分,其中详细分析了消费者需求和行为,在充分理解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制定各种营销策略,开发和扩大竞技体育市场。
民族传统体育消费是体育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和民族传统体育产品的特殊性,其消费也具有不同的特点。民族传统体育消费,既是体育消费,又是文化消费,民族传统体育产业,既是体育产业,也是文化产业。因此,白晋湘提出民族传统体育消费的双重性特点。这有利于我们根据民族传统体育本身的特征和人们消费过程中的不同需求引导消费工作,满足人们消费活动中侧重于体育或侧重于民族文化的需求,更好地提供民族传统体育消费服务。“因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体育产业要展现其浓郁的文化特征,体现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力求最大限度地满足现代人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使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经济性。”
1 自然环境因素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形成了西部各地多彩多姿、各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全国绝大多数的自然景观在西部民族地区均有分布,特别是许多富有体育旅游价值的高原、山岳、沙漠、草原、冰川、盆地、河流、沙漠等地貌景观都分布在这一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天然条件给民族传统体育消费者从事消费活动提供了适宜的地点场所,这些环境在消费者的心理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要用科学的眼光和长远的发展规划对西部地区的传统体育消费环境进行合理的开发。我们在考虑自然环境时要把周边地理位置和具体内部环境参照进去。我们只有具体分析消费者的消费动机,对有利的地形进行改造和营建内部环境才能吸引消费者。
2 体育项目因素
西部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具有丰富理性内涵的文化特质行为,在体育形态的深层底蕴中,受着各个民族的生活习俗、生产方式、道德观念、行为规范、文化模式和民族心理结构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就使得民族体育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多彩的文化特质和巨大的市场价值。我国西部地区共聚居着50多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数的86.9%,各民族在其生存的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条件下创造出丰姿多彩的传统体育活动。据资料表明,西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多达500多项,占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总数的75%以上,构成西部蔚为壮观的体育文化资源体系。这些体育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人文价值和生活情趣,并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地理资源、民族文化资源、旅游市场资源构成极佳的资源配置状况,极宜开发具有特色优势的旅游产业和民族传统体育产业。
3 民俗节日因素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众多,民族风情千姿百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丰姿多彩。可以利用各少数民族同胞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节日盛会,诸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彝族的“火把节”、回族的“开斋节”、藏族的“望果节”、“赛马节”、壮族的“三月三”、苗族的“火山节”、“龙船节”、白族的“三月街”、侗族的“花炮节”、哈尼族的“苦扎扎节”、傣族的“泼水节”、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东乡族的“花儿会”、哈萨克的“阿肯弹唱会”、撒拉族的“努鲁孜节”、景颇族的“木脑会”等,来吸引广大游客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民族体育风情的观赏旅游与参与性娱乐健身活动,形成“以体促游”的良性互动局面。因此,西部丰富多彩的民俗传统节日资源可以吸引消费,促进西部民族传统体育表演业、体育旅游业等的繁荣与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的发展。
4 社会经济因素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收入的增长,我国休闲娱乐的消费支出比重日益增大,据文献资料显示,支出的三分之一用于休闲娱乐消费的家庭逐渐增多。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据资料表明,2003年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3000美元,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及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加,人们将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
资料出处:http://www.stats.gov.cn(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如图1所示,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24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8910亿元,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121381亿元,增长13.4%;第三产业增加值96328亿元,增长11.4%。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体育消费在我国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与条件。
资料出处:http://www.stats.gov.cn(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如表1所示,2009年与2010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在投资额由1870.77亿元增长到2280.00亿元,增长了21.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整理(http://www.stats.gov.cn)
如表2所示,我国西部12省、市、自治区2007年———2009年生产总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呈逐年增长趋势;特别是四川、内蒙古、陕西、云南等四省、市、自治区。由此可知,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第三产业的发展也越来越显著。西部良好的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为西部民族传统体育消费增长与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条件。
5 社会文化因素
体育消费的发生与社会文化往往是呈正相关。体育消费与社会的文化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社会成员的文化程度越高,人们从事体育消费的意识也越强。随着全社会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在现代生活方式与休闲方式中追求生命质量、追求多样性民俗文化活动的价值观也逐步增强。参加体育锻炼需要一定的文化氛围,有了浓郁的体育文化氛围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现代竞技体育消费不同,群众性的自发参与只有一小部分进入少数民族运动项目,如,武术、太极拳、陀螺、毽球等少数项目在一定人群中有一定需求外,并且有些项目还是在特殊地域开展。但是,一旦在旅游度假的氛围中,文化娱乐活动的环境下,许多人就完全可以参与进去。文化氛围并不是自发产生的,需要一定文化建设与舆论的导向,创造消费的品牌。因此,西部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发展,遇到的困难比竞技体育产业要困难得多,它不仅需要一般的健康和娱乐消费观念,更需要普遍认同的观念。而要做到这一点,更需要将西部民族传统体育商业化,进入旅游产业,或者在体育项目产业化中融入旅游,才能使之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同大多数产业一样,同样存在着生产和消费,只是生产和消费的产品主要是服务,是属于非物质产品。马克思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对民族传统体育消费的研究,是有效组织生产,扩大市场,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实现自身更大价值的重要条件。大多民族传统体育消费是属于精神、文化消费,人们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消费实现心理和精神上的满足和发展。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消费的研究,是开发民族传统体育市场,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消费的大小决定了其市场容量,而对民族传统体育消费的研究,可以通过采取一定营销手段和措施,刺激和开发更多的消费需求,从而扩大市场,为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另外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消费的研究有利于生产和提供更加符合消费者要求的各类民族传统体育产品,由于消费的多样性,不同的消费者具有不同的消费需求,所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提供不同类型和不同数量的民族传统体育产品,是实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优化配置,发展产业化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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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因素 篇11
关键词：传统；现代；转型
1 从形式和表现语言上看，传统已经成为经典，无法超越
走过辉煌灿烂的古典主义时期，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东方，艺术都曾创造了一个无法超越的巅峰状态。前辈艺术家们塑造了一座艺术的丰碑停留在曾走过的岁月中，永远地成为了一代经典。当我们提到雕塑，总无法将思绪从米开朗琪罗塑造的美妙的人体结构上转移；当我们提到经典，也无法将目光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上移走；当提及中国画，我们仍无法超越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
站在当下，回眸过去，那些曾经灿烂的历史将成为我们丰厚的艺术积淀。那是多少艺术家们不断探索、不断质疑、不断创造、执着前行所走过来的路。我们今天，面对他们仍然无法抑制这穿越千年的艺术创作给内心带来的震撼；我们不断学习，顶礼膜拜。然而，驻足和回望不仅仅是让我们认识来时的路，历史的价值不仅存在于对过往的收藏，更在于其相对于现在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和导向性作用。如果总停留在对经典的不断复制和模仿上，那将意味着当代艺术意义的消减。因此，在形式和表现语言上，仍然停留在对经典的复制甚至模仿上，已经不足以支撑当代艺术继续前行。而当代艺术继续前行的动力将存在于意识形态中，作为艺术品的内在驱动力引导着当代艺术不断向前探索和发展。也就是说，思考要在创作之前，形式要与内涵融合。
2 从历史的维度和社会价值上看，客观的再现已经成为过去
当代艺术从对形式的细致追求走向对内涵的反思与批判，又将思想上的反思与批判以更加夸张的表现形式物化为艺术作品。这些都与历史发展至今的多角度的客观因素密切相关。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大机器实现的批量化生产推动了市场的进化，促进了当下社会大消费时代的到来。当消费辐射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时，它已经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于人类生活所发生的变革，可以用“现代化”一词来概括。当整个人类的社会走进现代化，人类生活中所衍生出来的艺术则不可避免地进行着现代化的演进。无法忽视的是，将艺术推向现代化的客观处境是矛盾而辩证的，这导致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发展，艺术将不可避免地被推向这样一个结点，即面临着现代与反现代、当代与反当代的纠葛。从这一现象上看，中国当代艺术在大环境中的角色和职能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内心的复杂、焦虑、迷失和渴望，引导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人从盲目崇拜过于乐观、只看到光明的状态中逐渐走出来，开始关注人生的灰暗面。
艺术作品也从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转而出现了悲剧性的色彩。对于苦难的关注，引发了人们对苦难的思考。艺术家对于苦难源头的思索和追寻，让他们逐渐地走向了艺术的真实。艺术家们关注视角的转变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伤痕艺术”。经历了伤痕艺术的过渡，人们渴望新生活和新艺术的念头终于在1985年得到了逐步的印证，同时也引发了艺术领域的“85思潮”。自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实施改革开放重大举措，至此，人们的生活也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人们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渡阶段，对新事物及艺术等上层建筑领域有了一个逐渐接纳、开化的过程。但是，许多画家的创作构思，还在束缚中没有苏醒；直至1985年，其在艺术表现上的种种可能性才逐渐显露出来。“85思潮”打破了艺术刻板模式化的僵局，艺术家们提出“创作必须是自由的，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这一时期艺术家们开始了对艺术形式的突破和创新，开启了对于传统和秩序的反思。他们以辨证的眼光思索艺术的现实；艺术的现实不应该是客观表象的现实，而客观的现实并不一定是真实。由此，艺术创作开始探讨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源于艺术家对客观现实生活的理解、思索和批判；艺术的真实不应该拘泥于对客观现实的刻画，而应该侧重于人物对客观现实的洞察与真实感受的表现。“85思潮”引发了许多艺术家对自我存在的关注及其自我意识的觉醒。如袁庆一的油画作品《春天来了》，着实强调了画家的自我存在意识及其对存在的感受和领悟。
艺术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分支，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迫使艺术以更加激进的方式或者说更具表现性的语言来阐释。这与曾经的经典、客观地再现过去，已经不再是一个时期的问题。
3 艺术家批判意识的觉醒
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结点和艺术发展结点上的艺术家们，不得不对艺术进行现代性的思索。其中，若干艺术家出现了描绘现实却又以空虚的形象来表现当时人们对于问题的逃避态度。女画家喻红以写实的手法刻画人物形象，同时赋予每一个人物形象以空虚的表情，以示人们内心的麻木和逃避。例如，其作品《烈日当空》中重复僵化的女人的脸。而在画家岳敏君的画面中，不断重复出现的是张着大嘴笑的脸。这种面部动作夸张的笑容反映出人物思考的停滞，以麻木的笑容获取情绪上的平复，实际在于掩盖内心的破碎，表现了人物逃避的心理动态。同时，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偶尔还能够看到其对政治上的讽刺，如其作品《处决》《自由引导人民》。而他们的思索将会受到他们作为一个社会人在社会中所感应到的力的影响，以及他们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应该有的艺术敏感，这种艺术敏感让他们站在历史的长河中思索人类最根本性的问题。艺术家们普遍遵循以“新人物”为创作主体，以“新思想”为创作题材的创作法则。这一时代，艺术创作的人物主体形象主要为高大的领袖形象以及工农兵的形象；而创作的思想则围绕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的全面专政展开。艺术家对于艺术现代性的思索引发了当代艺术在思想上的批判和形式上的表现。可以说，现代化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引发了艺术家批判艺术的觉醒。
非传统因素 篇12
1920年艾略特在《圣林》中提出了“历史意识”理论:
Tradition is a matter of much wider significance…. and the historical sense involves a perception, not only of the pastness of the past, but of its presence; the historical sense compels a man to write not merely with his own generation in his bones, …the whole of the literature of his own country has a simultaneous existence and composes a simultaneous order. This historical sense, which is a sense of the timeless as well as of the temporal and of the timeless and of the temporal together, is what makes a writer traditional. And it is at the same time what makes a writer most acutely conscious of his place in time, of his contemporaneity.[1]
从艾略特对历史意识的定义, 我们发现其涵义是超越时空的, 所谓历史意识并非局限于过去, 而更加重视过去、现在与将来在时空上的连续性。这种博大深沉的历史观在《荒原》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通读《荒原》, 我们发现这首诗歌本身就是超越时空局限的:语言驳杂, 画面开阔, 其中《荒原》中表现出来的生殖崇拜意识是原始文化的灵魂;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力量在于它的伦理道德, 它摈弃原始生殖崇拜的感性需要, 将拯救的希望建立在灵魂赎罪的净化上。《荒原》中所叙述的不死鸟及生死轮回的传说则体现了东方的印度宗教文化。可以说, 这种超越时空的历史性正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个方面。陆机有云:“观古今于须臾, 抚四海于一瞬。”[2]刘勰则曰:“故寂然凝虑, 思接千载;悄焉动容, 视通万里。”[3])
二、“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观”:
在“玄学派诗人”中艾略特作出了如下论述, When a poet's mind is perfectly equipped for its work, it is constantly amalgamating disparate experience; the ordinary man's experience is chaotic, irregular, fragmentary. The latter falls in love, or reads Spinoza, and these two experience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each other, or with the noise of the typewriter or the smell of cooking;inthe mind of the poet these experiences are always forming new wholes.[4]这是艾略特诗歌理论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 即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观。《荒原》中充分利用了大量毫无关联的意象从各个方面对诗歌主题进行了表达, 而不同意象的象征意义又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荒原》中运用的五大象征意义体现了《荒原》主题的有序性, 即渔王, 生殖之神传说的象征意义、火的象征意义、水的象征意义、不正常性关系的象征意义以及铁瑞比西斯人物的象征意义。《荒原》中出现的大量艰深的引征以及对神话, 传说的借用, 使得《荒原》看起来显得杂乱, 但表面混乱无序是为了体现现代社会的混乱与无序, 全诗的主题和形式是统一的。这一点也与中国诗学理论有相通之处, 传统中国诗歌善用博喻、排比等手法深化主题, 唯中国诗歌中客观事物意象居多, 偶有神话传说入诗。如秦观之《踏莎行》:雾失楼台, 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出。可堪孤馆闭春寒, 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 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 为谁流下潇湘去[5]其中既有客观意象如雾、月、孤馆、杜鹃等, 也有神话传说鱼传尺素, 从而通过不同的意象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深化了诗歌主题。
三、“非个性化理论”与“客观对应物”:
艾略特认为 “poetry is not a turning loose of emotion, but an escape from emotion; it is not the expression of personality, but an escape from personality.”[6]这一理论恰与王国维的境界说有相似之处, “有有我之境, 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 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 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 以我观物, 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 以物观物, 故不知何者为我, 何者为物。”[7]这两者的理论重点都是强调诗歌中通过恰当的客观意象来表达主题, “映射”而不是描述作者的主观感情。
《荒原》中出现了大量的客观意象, 可以做出如下分类:
1) The decayed nature: the cruellest April,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forgetful snow, dried tubers, stony rubbish, desolate and empty sea, the corpse planted in garden, the sudden frost, rats’ alley, dead men without their bones, broken river’s tent, the river bearing oil, tar, empty bottles, sandwich papers, silk handkerchiefs, cardboard boxes, cigarette ends, river bank with white bodies naked, the dull canal, the brown fog, the human engine, mountains of rock without water, dead mountain mouth of carious teeth, dry sterile thunder without rain, and the arid plain;.
2) The ruined society: a wicked pack of cards, a little low dry garret with bones cast, falling towers, bats with baby faces, a blackened wall, towers upside down in air, empty cisterns and exhausted walls, the decayed hole, the tumbled graves, the empty chapel, unreal city, the falling Londoh Bridge, the brown fog, and a dead sound of the church bell savagely still, and a rat dragging its slimy belly;
3) The degenerated crowds: Madame Sosostris getting a bad cold, the drowned Phoenician Sailor, hypocritical lecteur, the bored chess player, the raped Philomel, Lil who does not want children, the young man carbuncular, the seduced Olivia, the mad Hieronymo, the one-eyed merchant, hooding stumbling hordes, dirty ears, bad nerves, the broken fingernail of dirty hands, the dead Phlebas, fingers of leaf, and the crowds approaching to the hell.
总之, 文学以诗歌为源头, 通过对比研究不同国家的诗歌作品及诗学理论, 既可以促进我们对文学本身的深入理解, 同时也可以推动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因此我们认为当代文学研究范畴中, 比较研究是一个大有作为的研究领域。
摘要：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诗人托马斯.史.艾略特所倡导的文学理论也是他在诗歌创作中所遵循的原则, 在《荒原》中, 艾略特极大地发展了诗歌艺术技巧, 将他的文学观“历史意识”, “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观”, “非个性化理论”以及“客观对应物”充分应用在作品的创作中, 深化了作品的主题。然而, 通过反复阅读《荒原》这首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显得晦涩难懂的长诗, 加之我们对艾略特与庞德关系的了解, 不难发现在这首诗歌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传统诗学因素。
关键词：诗学,历史意识,有机整体观,非个性化理论,客观对应物,境界
参考文献
[1]Eliot, T.S.Tr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 in The Sacred Wood[M].London:Methune, 1920
[2]陆机, 《文赋》
[3]刘勰, 《文心雕龙》, 浙江古籍出版, 2001, p152
[4]Eliot, T.S.The Metaphysical Poets, 1921
[5]秦观, 《踏莎行》
[6]Eliot, T.S.The Sacred Wood[M].London:Methune, 1920, p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