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考证（精选7篇）
实施考证 篇1
为适应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和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 贯彻现代职业教育理念, 加强课程建设,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 谋求学校和卫生职业教育的长足发展, 江门中医药学校积极投入职业教育示范学校建设工程[1], 努力构建具有本校特色的教学模式。通过考察其他职业学校教学改革成果, 对本校师资、教学、学生学习水平、学生就业情况、行业就业标准和发展要求等内在和外在环境进行大规模调研和综合考量、评估, 以本校教务科为首, 发动全体教师讨论酝酿, 并进行学科实验, 对教学改革有了初步的构想, 提出并实施了“考证与竞赛双轨并行的教学举措”。
1 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国发[2005]35号)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 (教职成[2008]8号) 等有关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文件精神, 坚持职业教育办学方针, 秉承“以人为本, 教书育人, 质量兴校, 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 深化课程改革, 致力于建立以就业为导向, 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重点的课程体系, 努力构建具有卫生职业教育和我校特色的教学模式, 提升教育质量。
2 实施背景
2.1 思想先导———校企合作
江门中医药学校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与江门五邑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业的合作不断深入, 已经形成行业参与、校企结合的办学传统和模式。江门中医药学校服务地区经济和卫生事业发展, 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和医疗卫生行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校企合作办学和行业深层次参与的先期积累, 为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2.2 双证要求
医药、卫生行业非常强调专业知识和技能, 行业准入门槛较高。这就要求卫生类中职学校培养的人才不但有能证明本专业学习经历和能力的毕业证书, 而且有相应专业的从业资格证书, 才能顺利就业。因此, “双证”要求是我们教学中无法回避, 也是必须应对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双证”率, 满足学生的就业需要和行业需求, 进一步推进学生获取执业资格证书工作[2]是本次教学改革的直接推动力。自2008年开始, 政策允许中职学生毕业当年可以参加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这次政策变动是促成本次教改的直接原因。
2.3 技能要求
医药、卫生工作关系人的生命安全, 是一种对专业知识, 特别是专业技能要求特别高的行业。行业特点要求我们培养基础知识扎实、技能过硬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中初级技能型人才。
2.4 师资基础———“双师型”教师
为适应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 我校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教学、实训、科研三位一体的“双师型”教师。我校专任专业课教师中“双师型”教师共180名, 占专业课教师总数的82.0%, 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教师团队。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为本次教改提供了高素质的人才资源, 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2.5 管理保障———时间和机制
我校实行封闭式管理, 教学时间相对集中;同时, 对实习生实行实习科+实习单位—班主任+带教教师—实习组长三级负责制, 严格实习期的教学和管理。为这次整体教学模式改革提供了时间、制度和基层权力运行机制保障。
3 工作进程
3.1 考证培训实验
经教研组、教务科等层层讨论和学校多方论证, 达成共识:要满足行业和政策要求, 使更多的毕业生达到“双证”标准, 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就业率, 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势在必行。结合2008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政策变动情况, 学校选定护理专业进行考证培训试点, 从2007级护理专业毕业学生开始进行集中培训, 并先后出台了《护理类专业执业护士考证培训的实施方案》《护理类专业执业护士考证通过率奖励暂行规定》和《2007、2008级护理专业执业护士考证班培训方案》等系列教改文件和方案, 要求全体教职员工以考证通过率为主要教学目标, 围绕考证大纲做好教学工作, 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并成立专业培训小组, 定期对实验情况和结果进行总结、反馈。作为配合, 对我校护理专业学生的教学计划、实习时间和实习安排进行了整体调整, 加强了日常教学及实习管理。在实习期间, 由教务科配合实习科定期对学生进行阶段测试,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2 实验结果分析与对比
把2007、2008级毕业生参加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的情况与之前的学生进行对比分析;把同一批学生培训前后和培训中期测试结果进行系统对比分析,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及时调整培训方案、计划、教学内容和模式, 以期积累经验, 获取实践层面的支撑。
3.2.1 教师对比
将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和刚参加工作的新教师进行对比, 对不同专业课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对比。目的在于, 通过对比实验, 观察教师教学思想、性别、性格、文化积淀、知识结构等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3.2.2 班级对比
考证通过率最高的班和比较低的班进行对比:不同班的生源情况, 已形成的班纪班风, 班主任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其意义在于, 通过对比, 观察学生已有的知识能力储备、学习动机、学习习惯、合作精神、思维方式、学习品质等因素对教学模式的影响;观察具有不同管理风格和管理思想的班主任对教学效果是否有影响。
3.2.3 学生对比
纯女生班与男女混合班进行对比, 男生与女生进行对比。目的是通过不同性别学生的对比, 观察不同性别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学习习惯, 了解性别特征是否影响教学效果。
3.2.4 专业对比
助产、护理和涉外护理专业进行对比。其目的在于, 通过对比, 观察不同专业知识体系、能力要求等对学生的影响, 不同专业学生知识结构和技能的差异。
3.2.5 知识和技能结构对比
根据考证要求, 把课程体系分解为基础知识、相关专业知识、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能力4个模块, 将专业实务和实践能力两大体系进行对比。其意义在于, 通过对比分析, 观察教师在不同模块和能力训练上驾驭能力的差异, 观察学生在不同模块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的差异。
3.3 引入竞赛机制
学校高度重视专业技能竞赛, 要求教师以技能竞赛为切入点, 将技能竞赛内容渗透到日常实践教学中, 围绕技能竞赛组织教学。经常聘请市中心医院等各大医院护理部、江门市药检所、济源堂药业公司等单位技术骨干来学校指导实训操作, 并选派专业指导教师和参赛学生到上述单位强化训练, 以进一步提高操作技能, 实现教学与就业岗位的零距离对接。
教师围绕技能竞赛组织教学, 在符合教学大纲的前提下, 调整部分实践内容, 保留和完善与工作岗位需求贴切的实训项目, 补充与竞赛项目吻合的实训操作;学校将校内竞赛过程制作成短片, 作为学生实验实训教学的视频材料, 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操作和指导能力, 促进学生实践操作技能的提高。每年进行教师教学基本技能竞赛 (说课、课件制作、教案书写等) 和实践操作技能竞赛 (护理、药剂、中药、检验等) , 近3年约有82.1%的教师参与了各类竞赛。
4 模式构建与实施
在本次跨度3年的教改过程中, 学校不断总结, 吸取宝贵经验和教训, 发动全体教师从更高的理论和总体层面了解、参与、支持、总结本次教改精神和改革方向, 并借鉴其他兄弟院校教学模式改革经验, 初步构建并实施了江门中医药学校“考证与竞赛双轨并行的教学举措”。
4.1 考证
我校“考证与竞赛双轨并行的教学举措”中的“考证”, 是指学校鼓励学生参加执业资格证书培训和考试, 组织学生参加护士、药品购销员、中药调剂员、药品营业员、美容师等相关工种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考试指导, 把执业资格证书考试内容和实践操作技能要求融入教学中。以培养职业能力为主线, 坚持理论教学“以应用为目的, 必需、够用为度”原则, 进行基础理论课程体系建设, 以“职业能力本位”构建专业课程体系, 突出专业特色, 强化实践教学。优化专业课程设置, 把握关键能力的培养, 简化专业理论教学, 增加实践教学课时, 适度减少课程门数, 开发综合型课程, 结合我校教改实际, 建立与职业能力标准相衔接、以项目课程为主体的模块化专业课程体系, 根据各种工作岗位对从业人员的要求, 结合各专业情况, 推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一体化教学模式, 使教学从学科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变, 同时兼顾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
4.2 竞赛
学校高度重视实践操作技能培养, 成立了校长挂帅的技能竞赛领导小组, 制订了《江门中医药学校学生专业技能竞赛方案》及《江门中医药学校学生专业技能竞赛奖励方案》等, 通过技能竞赛月及实习前技能强化考核周活动, 掀起全校护理、药剂、中药、检验, 英语、计算机、德育、康复等多专业多学科技能竞赛热潮, 面向全校学生, 经预赛、初赛、决赛层层选拔, 3年来参赛学生达6 500人次。为了加强学生技能训练, 学校延长实验室开放时间, 让学生在课余时间继续复习和巩固实践操作技能。逐步在校内形成“勤练技能、学精技能、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文化氛围。
4.3 辅助课程模式
为配合“考证与竞赛双轨并行的教学举措”的实施, 我校创新了一套“感知递进型课程模式”, 在现有教材的基础上开发以项目导向为主, 以典型的案例 (工作任务) 为载体, 以循序渐进、学得会、用得上为原则的形式多样、图文并茂的项目化教辅教材,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给学生补充更多“够用、实用”的从业知识和技能。同时也通过这些教辅材料及时向学生传授医药卫生行业发展中的新知识、新技术, 使学生及时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和趋势, 保持学习与社会进步同步。项目化教辅教材, 使学生易学、乐学, 形成良性循环, 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 逐步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
4.4 结果检验
以考证为指导, 以竞赛为激励的双轨并行的教学改革举措, 完善了我校模块化专业课程体系。通过3年的努力, 我校护士执业资格考试通过率从实施“考证与竞赛双轨并行的教学举措”前的23.4%逐年提升至目前的80.2%,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9级17个护理班中有5个班通过率超过90%, 最高达96.6%。学校代表广东省参加国家教育部主办的全国职业院校中药传统技能大赛, 获中职组一等奖、团体二等奖;荣获首届全国针灸推拿技能大赛团体第二名, 一等奖2项, 二等奖1项;荣获广东省中药传统技能竞赛团体一等奖, 个人特等奖1名、一等奖3名、二等奖1名;护理专业学生连续3年代表江门市参加省级竞赛, 共获一等奖2名, 二等奖3名。
摘要：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江门中医药学校积极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精神, 于2009年开始, 进行了教学模式改革实验和课题研究, 构建、实施了具有本校特色和卫生职业教育特点的“考证与竞赛双轨并行的教学举措”。本文作为课题研究报告和教学改革成果报告, 对本次教改过程与成果进行介绍。
关键词：考证,竞赛,教学举措,构建
参考文献
[1]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划的意见[S].2010.
[2]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S].2005.
实施考证 篇2
关键词：技能竞赛,三维一体,实施策略
高职院校技能竞赛作为学校文化活动中的一部分, 它不仅仅是检测高职学生技能掌握情况的一种方式, 更是高职院校培养学生职业素质的一种手段。为了真正提高技能竞赛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 真正成为促进培养质量提升的助推器, 应构建 “教学- 竞赛- 考证”的新型技能竞赛模式, 这是将教学、考证与竞赛相融合的一种实施技能竞赛的方式, 实现盯住岗位, 瞄准证书, 对接课程, 借助赛项, 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同步提高, 目的是真正实现高职院校技能竞赛的常态化、全程化和全员化, 为 “人人能成才”、“人人能参与”理念的实现提供一种途径, 从而培育高职院校良性的技能竞赛文化, 这是 “通过学生与学生之间职业技能的比拼来锻炼和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的一种文化”[1]。对高职院校技能竞赛来说, 有了良好的模式设计, 更需要注重实施, 笔者认为, 需要从以下方面实施这一模式。
一、注重营造学科技能竞赛氛围
学校要高度重视校内技能竞赛活动, 尤其是营造结合学科来实施技能竞赛的氛围, 通过技能竞赛月及实习前技能强化考核周活动, 面向全校学生, 经预赛、初赛、决赛层层选拔, 掀起全校多专业多学科技能竞赛热潮。学校也可借助于学生社团组织学科技能竞赛活动, 将学科技能竞赛融于学生的日程生活之中, 形成技能竞赛无处不在, 生活就是学习, 从而有利于保证竞赛活动常态化。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通过技能竞赛激发自身学习专业知识及技能的兴趣, 逐步在校内形成 “勤练技能、学精技能”的竞赛氛围, 从而培养高职学生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二、在日常教学中引入竞赛机制
高职院校技能竞赛是整个高职教育教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与其他子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 从竞赛活动中收集到的反馈信息能够反观整个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应树立 “以赛促教”的技能竞赛观念, 将技能竞赛与高职院校日常教学结合在一起。
首先, 将技能竞赛内容渗透到日常教学中, 运用竞赛作为组织教学的方式之一。这种渗透表现在理论课程中有技能竞赛的内容, 运用技能竞赛的方式, 从而提高理论课程的教学实效, 同时在符合教学大纲的前提下, 调整部分实践课程内容, 保留和完善与工作岗位需求贴切的实训项目, 补充与竞赛项目吻合的实训操作, 学校可以将校内竞赛过程制作成短片, 作为学生实验实训教学的视频材料, 实现实训教学借助技能竞赛, 技能竞赛提高实训教学的质量。 高职院校应经常聘请与专业挂钩的公司或单位的技术骨干来学校指导实训操作, 并选派专业指导教师和参赛学生到上述单位强化训练, 以进一步提高操作技能, 实现教学与就业岗位的零距离对接。
其次, 高职院校要注重 “以赛促学”。各高职院校在学生入学教育时就应全面地向学生介绍学校的技能竞赛体系, 在组织技能竞赛前, 应面向全体学生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让更多的学生通过大赛受益。一般来说, 竞赛活动比较适合分年级进行。学校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保障机制, 建立技能竞赛的激励制度, 要鼓励专业教师积极参加竞赛的指导工作, 对教师指导竞赛工作作为教师教学工作量认定, 同时也作为教师评奖评优、职称评聘的依据。
三、实现三维一体的课程对接
长期以来, 高职院校忽视了教学、竞赛和考证的内在联系, 教学由课程计划支配, 考证则是由发证机关负责, 高职的课程体系虽然有所涉及到考证内容, 但不完全服务于考证需要, 竞赛呢, 则是成为荣誉之战, 高精尖, 难度大, 少数人参与的 “游戏”, 未能接地气, “平民化”, 与高职院校的课程体系偏离得更多。这一方面导致了资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 增加了教师与学生的负担。事实上, 在高职教育运行机制之中, 课程体系居于中心地位。 “教学- 竞赛- 考证” 三维一体的竞赛模式需要借助于课程体系来串联起教学和考证, 并将竞赛融入前二者之中, 三者都是在现有课程体系框架中发挥作用。
“教学- 竞赛- 考证”的课程对接主要是指专业课程的对接, 针对岗位群的职业特性, 根据业务中的典型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标准, 以及完成工作任务所必备的专业核心能力、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职业素养等来开发设置专业课程。专业课程与职业资格考证相对接, 根据岗位的实际要求和职业资格证书内容要求来设计专业课程内容, 并以技能竞赛方式培养学生的技能水平。教学围绕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来展开, 竞赛是实现课程目标的手段, 服务于教学和考证需要, 教学需要运用竞赛来达成课程目标, 考证是则发挥着检验竞赛效果的作用。
在构建专业课程体系时, 既注重实践教学环节理论教学环节的有机联系, 又注意避免实践教学对理论教学内容的过分依附, 使实践教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努力构建 “教学- 竞赛- 考证”深度融通的实践教学体系, 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实践能力培养贯穿教学全过程。
四、构建三维一体的评价体系
任何竞赛都需要相应的评价体系, 这是毋庸置疑的, 尤其是评价标准会直接影响活动的效果以及学生对技能竞赛的价值判断, 因此, 确定高职院校技能竞赛评价标准更要谨慎。长期以来, 我国高职院校技能竞赛的评判指标多是直接套用省级或国家级技能竞赛的, 没有形成具有高职院校内部竞赛的, 具有学院特色的评价指标, 更别谈与教学评价、职业资格证书评价相衔接的评价体系。
三维一体的评价体系就是要实现高职院校技能竞赛与日常教学评价体系、职业资格证书评价体系的统一。
首先, 评价指标的内在统一。技能竞赛要结合教学评价与职业资格证书评价内容, 竞赛服务于教学和考证, 这有利于教学改革的深化, 有利于学生获得从业资格证书, 更有利于高职院校技能竞赛的积极开展, 从而发挥评价内容全面考核高职学生职业技能的作用,
其次, 评价标准的无缝衔接。教学, 竞赛和考证作为三种独立的活动, 各有特色, 评价标准上会有所差别, 特别是考证, 不能由高职院校支配。三维一体模式的实现要尽力保证三者独立性的同时, 尽力实现评价标准的衔接。可以由行业企业专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专业教师和竞赛组织者共同开发制定竞赛评价标准, 既要贴近学生实际水平, 以激发学生技能学习兴趣为出发点, 又要与考证评价标准相适应。
第三, 评价方式的借鉴融合。教学评价与职业资格证书考试有其自身的评价方式, 特别是当前的高职院校教学评价方式备受批评, 打上了单一机械的标签, 纸笔化和终结性评价色彩明显, 过多的考察学生的记忆力要素, 与职业教育强调技术技能操作的培养要求不相吻合。事实上, 高职院校可以借鉴技能竞赛的评价方式, “应该注重竞赛规程及考核方式与常规教学组织及考核方式融合。 将技能竞赛项目与考核评价细则进行必要的改造与嫁接, 移植至专业课程的项目化教学是实现技能竞赛与高职人才培养相融合的有效途径”[2], “同时, 结合课程教学中的技能竞赛和课程期末成绩共同作为该课程的考核成绩, 实现赛考融合, 完善了现有的课程考核体系。”[3]另一方面, 积极推动形成性评价, 实现竞赛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融合。“我们完全可用职业竞赛的成绩作为颁发职业资格证书的一个评判标准, 让竞赛者通过技能大赛既提高了职业技能水平, 又取得了大赛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实现赛证融合”[4]。当然, 这种改革需要多方力量的配合才能实现。
五、提高高职院校教师素养
教育的希望在教师, 良好的教育改革理念与设计更离不开教师的实施。事实上, 当前高职院校教育改革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教师的素养有所欠缺。 “教学- 竞赛- 考证”三维一体竞赛模式强调衔接, 融合, 这对高职院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教学中, 要能够运用竞赛的教学与评价方法, 在竞赛中, 要能够分析学生未来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的需要。这与过去单一的从事教学、竞赛和考证辅导是完全不一样的设计。要达成这一模式的初衷, 高职院校要加强对教师培训, 形成定期培训制度, 请进来, 送出去, 提高教师的基本教学技能和实践操作技能, 同时, 教师通过指导学生的技能竞赛活动, 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和教学质量。
总之, “教学- 竞赛- 考证”三维一体竞赛模式为创设高职院校积极有效的内部竞赛文化服务, 实现教赛结合、赛考结合, 有利于真实考察高职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和岗位适应能力, 改变长期以来职业竞赛只是作为一个零散的、片断的环节而存在的状况。
参考文献
[1]洪礼章.将技能竞赛文化打造成高职院校特色校园文化[J].河南教育 (中旬) , 2011 (04) :21.
[2]薛叙明, 贺新.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与人才培养融合途径探索[J].职业技术教育.2011 (23) :7.
“桑林”考证与阳城蚕桑 篇3
我国古代神话中蚕、桑被神化的传说是较早的一个,而历史记载蚕神的文献最早的当然是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蚕示三牢”即指祭祀蚕神要用牛、猪、羊三牲,这在当时是很隆重的祭祀。蚕在古人心目中是神灵的化身,蚕儿食用的树木自然也是一种圣洁无比的“神树”。如《山海经·海外东经》描述“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屈原在《离骚》、《九歌》篇中用“扶桑”来抒发诗情。商汤王把祭祀祷雨仪式设在桑林(自然界的大片桑树林子或是一处地名),是古人对天祷告于野的表达,其目的是在靠近天的地方,亦或是在通神的桑林中把自己的愿望所求告诉天神,以期通过神的力量解除灾难。这也许就是古帝王在桑林祷雨的原因;也有专家认为桑林是殷人的宗庙所在,其周围栽有大片的桑树林子,古帝王在此祷雨,也具有祀祖的象征,桑树在此已成为殷人与祖宗神灵进行精神交流的物化形式;更有一些史学家认为桑林是古代帝王祭祀神灵时表演的一种舞蹈乐曲各称。
为了发掘阳城桑文化底蕴,弄清阳城蚕桑为什么能在蚕桑发源地(山西夏县西荫一带)华北一枝独秀,随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延续至今,并且还有大的发展的原因,明确阳城在古代蚕桑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最近作者查阅了《阳城县志》和《阳城县地名志》以及有关方面的资料。并对照《竹书年纪》、《穆天子传》、《墨子》、《贡禹》等古文献中的记载进行认真考证。同时,又通过在网上搜索有关“桑林”的地名和内容,并在阳城县曲南一带(所传桑林所在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收集与此有关的证据(包括民间传说和遗迹遗物)。通过比对甄别,可以从三方面说明商汤王桑林祷雨的“桑林”确在阳城。且不单指现今的桑林乡或村,而指的是古代就有大片桑树林子的阳城西南一带,其具体祷雨的地点是在古“桑林”境内的析城山上。同时也证明阳城蚕桑起源很早且较为兴盛。
1 从地名学方面印证“商汤桑林祷雨”的桑林确指古阳城
地名是标志和识别不同地域的符号。它携带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许多信息。“桑林”这个地名在阳城是从古到今都具有历史记载和连续性的。《阳城县志》和《阳城县地名志》均有详细记载: “阳城古称获泽,为尧、舜、夏冀州之域:商为畿内地,曰桑林,为汤祷雨处,周(春秋战国)曾一度称稷桑。”“《国语》:晋太子中生败狄于稷桑。”《竹书年纪》记载:“商汤二十四年大旱,王祷于桑林,雨。”《穆大子传》也记载:“天子四月休于获泽,以观桑者,乃饮于桑林。”从这些历史记载可知“桑林”地名在阳城从远古就有的,并曾是阳城一段时间内的古地名。一直到现在阳城西南一带仍有桑林乡、桑林村和上桑林、下桑林、范桑林、白桑、上白桑、下白桑、桑树坪、桑椹区等许多与桑树有关的地名。同时在这一带历代修建的众多的汤帝庙中多有汤王桑林析城祷雨的石刻记载和牌匾。如离析城山不远,宋、辽、明、清不断修建的下交汤帝庙,有关专家考证曾是汤王行宫,不但有商汤王桑林祷雨的记载,而且庙宇大匾额就是“桑林遗泽”四个大字。同时庙内还有精美的石雕桑叶图案等遗迹。
通过网上搜索得知真正具有“桑林”这一地名的地方并不多,山东、河南和阳城近邻的垣曲有少数地方也叫桑林,虽和商汤王有关,但它们仅指一个村或乡,没有像阳城古地名就曾叫桑林,且境内有如此多与桑林有关的地名和遗迹。由此可以推断古代的阳城境内东北有泽水浩荡的获泽,西南有大规模的成片桑树林,先民很早就从事栽桑养蚕,从而桑林、稷桑等地名也就带有当时蚕桑业的印记。
2 从远代文明发展史印证了商汤王在阳城析城山祷雨的可能
目前在全国流行着“五千年文明看山西”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山西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古称为表里河山。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从其西部沿晋陕省界边缘穿过,东拐进入河南,并留下了肥沃的晋南平原地带和天然的防御险阻;其东南有险峻高挺的太行、太岳山脉,在不发达的古代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形成了较为封闭的上当盆地。为孕育发展古代农桑文明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有专家曾指出山西早期文明结构中呈现是文明初始晋东南,发展飞跃于晋南的形态。而太行王屋、太岳中条一带是华夏民族最早风云际会的地方,炎帝尝草、嫘祖养蚕、尧耕历山、舜渔获泽、夏禹治水、商汤祷雨、穆王观桑等丰富历史遗存和神话传说就是最好的例证。
而阳城析城山在太行太岳交汇处,背靠上党,南瞰中原,曲连晋南。山体四壁如削,拔地通天,驾临群峰之上,柱立天地之间。方正圭中,形似苍琮,顶贮碧水,恰如青壁。正是古人“青壁礼天,苍琮礼地”的观念的原型。其被古代圣人选为祭祀天地,祷雨祈福的地方不足为奇。且其周围多有新、旧石器时代遗迹和巨大石罄等礼器,山顶水潭边还有规模较大的汤帝庙,曾被宋朝皇帝赐封为广元帝君,更加应证了这点。据专家考证,商汤灭夏(夏都在晋南现夏县一带)早期都城不断迁徙,在析城山四周百公里范围内曾有河南偃师、郑州二里岗、山西垣曲等曾为商都城。而垣曲距析城山近在指尺,难怪《阳城县志》记载:“商为畿内地,曰桑林,为汤祷雨处”。
商起源于山东,时人多崇信鬼神,遇难决之事或小灾小难,多请巫师占卜或在祖先墓地桑林下祭祀天神祖宗,消灾祈福。商汤王率部西进迁徙于河、洛一带,遇五年大旱,天久不雨,生民艰难,非举行隆重的祭祀不足于表示诚意。而择祭台,定礼仪,就显得十分重要,不会在宗祠桑林中祭祀祷雨,而必然融合夏文化选择前代祭祀重地析城山来致祭天地,祷降时雨,佑护生民。而其住骅之地恰是析城山下的桑林古域,史官只能以王祷于桑林记之,阳城众多的汤帝庙中石碑记载也说明了这点。
3 透过神话传说和历史记载反映出阳城蚕桑的源远流长
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史上的一大发明,而山西夏县西荫一带恰是我国北方蚕丝业发源成长的摇篮。这里不但有嫘祖养蚕的历史传说,还有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遗址考古发现的五千年前的桑蚕茧实物证据和纺缠,也是至今世界上唯一的蚕茧实物证据。[1]是无可争议的蚕桑起源地之一。而阳城西南与之山水相连,地近两荫,不但民间也有嫘祖在云蒙花石沟教民养蚕的传说,而且就在商汤王祷雨的析城山下至今仍广泛流传着桑女下凡,化成桑林的“地桑神”的美丽故事;还留下了商汤王桑林祷雨,周穆王桑林观桑的诸多蚕桑史实;上世纪80年代,蚕桑专家对阳城桑树资源进行调查时,发现这里野生桑树资源十分丰富,还有全国罕见的漆叶桑等稀有品种和不少百年以上的老桑树。由此推测,阳城蚕桑的历史可能和夏县西荫不差上下,甚至根据人类从山地向平原发展,山西早期文明由晋东南向晋南推进的规律,阳城同样是较早的蚕桑起源地。
参考文献
墨子“非乐”思想的考证 篇4
一、“非乐”之说背景
据《墨子》,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1]82是墨家之学根本。前人之述已详尽, 本文只对为达“义政”而行“非乐”之说包含的辩证逻辑关系进行解读。义政者, 《墨子·天志》有云:“处大国不攻小国, 处大家不篡小家, 强者不劫弱, 贵者不傲贱, 多智者不欺愚。”然考“非乐”思想之流布, 则不得不提到其墨家学派开山之人———墨子。据《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称, 墨子, 名翟, 河南鲁山人, 太史公于《史记》中于其人仅用二十四字简略描述:“盖墨翟宋之大夫, 善守御, 为节用, 或曰并孔子时, 或曰在其后。”所谓“大夫”, 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一个特殊群体———士。他们大都出身“农与工肆之人”, 却又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于乱世奔走, 车踵相继, 游说列国, 纵横捭阖。杀伐动乱是历史大背景, 即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存在之属, 各方贵族王公与平民两方代表势力阶级斗争剧烈。“义政”、“非乐”之说, 便是在这样的帷幕下, 由墨子呈至历史舞台。
二、“非乐”并非审美判断上的“非乐”
音乐在人类历史上自原始氏族时期已有之, 其历史性远早于墨子所在时代, “三人操牛尾, 投足以歌八阕”便是原始人类生活景之再现, 情之歌咏, 是为“人情之所必不免也”[2]35。乐之美除了其本身是人类文明和情感必然产物之外, 其政治性也值得我们注意, 《荀子·乐论》云:“制《雅》、《颂》之声以道之, 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 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 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 足以感动人之善心, 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又“乐至则无怨, 礼至则不争”、“乐者, 天地之和也;礼者, 天地之序也”, 将“乐”与“礼”两者并举, 乐的教化作用可见一斑。言先祖为宋国公族, 生为没落贵族却受过相当程度教育的墨子不能体味乐之美, 不能明白教化之道, 不足信也。于是“非乐”之说颇值得玩味。再看《墨子·非乐》:“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 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 以为不乐也。”墨子之意, 无须赘述。其学说逻辑立足点自是免不了受其阶级性影响, 然这看似违背逻辑的论断正是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论述的辩证思维方式体现。
我们不妨把“非乐”为“义政”之举和“非乐”并非“义政”之举设为两个命题。辩证法认为同一事物同时具有相反的属性[1]75, 因此逻辑矛盾承认两个命题同时为真, 即“非乐”既有“义政”性, 同时又具有非“义政”性。其“义政”性前文已阐述, 而非“义政”性从历史背景来看, 在群雄割据的动荡年代本就积累起了众多政治与社会矛盾, 社会动荡也使得经济分配不均衡, 加之当时的社会分工处在逐渐精细化、明确化的发展阶段, 在此种社会环境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大肆掠夺并消耗财力必然加速各种社会矛盾的爆发, 民衣食之财将不得安矣。因此, 要行“义政”, 必须“节用”。
墨家学派论断的思维方式可参见现代辩证法中将人之思维划分的三个阶段:一、具有原始性、个体性的直观感性思维。这一阶段或许还谈不上思维, 以佛偈六根类之, 音乐属“声”, 人的感官是尔。二、为亚里士多德称为“被动理性”的知性思维[2]172。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认为知性思维高于感官思维的, 叔本华进而述之“知性是对因果性法则的直接意识——一种先于一切经验的意识”, 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介于辩证理性思维和感官思维中间的思维。三、理性的辩证思维, 脱离感性, 运用辩证法进行思维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非乐”是辩证思维于具体中的反思性判断, 是墨子经过感性与知性思维后, 对感官之乐与“民本位”义政的取舍, 至此, 墨子的“非乐”其实倒更像是“舍乐”。
三、“非乐”理论自身的内在思考
墨子认为音乐使人沉迷, 不顾“分事” (即本业) , 《墨子·非乐》:“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 必不能蚤朝晏退, 听狱治政, 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是故仓廪府库不实。……是故叔粟不足。……是故布縿不兴。”[3]78
墨子此论的前提是具有实在性的判断, 即个体与国家机器, 整体与局部之间对立与统一, 依赖和影响。最值得一提的却是其中由此及彼的类比推理, “将必使当年, 因其耳目之聪明, 股肱之毕强, 声之和调, 眉之转朴。使丈夫为之, 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 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3]113。这就勾画了一个由乐事发引, 以非“义政”为结局的直线推理:兴乐事—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过度占用年轻劳力—“废丈夫耕稼树艺”、“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亏夺民衣食之财”。又, 王公大臣听乐—不听狱治政—危社稷, 君子听乐—不能竭股肱之力—仓廪府库不实, 农夫听乐—不能蚤出暮入—叔粟不足, 农妇听乐—不能夙兴夜寐—布縿不兴, 四条由此及彼的环状推理井然呈现, 墨家智慧于历史政治兴衰更替的概括由此可见。辩证的思维方法, 常常是从辩证的分析与综合开始的。辩证的分析是深入研究矛盾的各个层面分析其本质特征;辩证思维的综合, 简而言之, 即将分析的结果按照内在规律结合统一。分析是细致精确的, 分析的每一面都具有片面性;综合是全面完整的, 综合不但将分析组合起来而且具有高度的创造性。
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非乐”之说
一种观点的提出和发展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墨子强调“非乐”正是抓住了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兴天下之利”, 提倡发展一切对全社会有益的事业, 而不是集中在精神享乐上, 因此墨子从这一点出发认为在当时音乐享受是有害无利的。认为音乐包括“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 尽管能引起人的对美的感受, 使人变得快乐, 但它的存在, 上有害于国家的治理, 下不中万民之利。
在一个物质生活相当落后的年代, 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 劳动分工刚刚展开, 剩余劳动并不发达, 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目标还是不受饿不挨冻。作为领导者不能使子民最基本的生存指标得到满足, 却沉溺于豪华的音乐享乐活动中, 是不能容忍的。再者, 墨子提出“非乐”, 并非是反对音乐本身 (前文已述) , 但坚决反对因沉溺音乐活动所带来的“害”与“不公”。非攻非乐、节用节葬的政治主张是有整体性的, 无疑都是为了让平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针对贵族统治者奢侈淫乐、攻伐杀掠的暴政所作出的批判。以历史的相承性来看, 墨子“非乐”思想是由墨家学派先驱自身的阶级立场和社会现实决定, 对春秋战国时期群雄战乱、社会动荡以至中下层平民流离失所, 上层贵族生活上却穷奢极欲, 阶级矛盾尖锐突出的社会现实的反思批判, 虽不免近于功利, 却无法否认墨家学说已孕育古代朴素辩证思想和早期民本位政治思想之萌芽。从学说的共时性来看, 同一时期出现的儒家、法家、道家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非乐”理论的出现。例如韩非子的《十过》中也指出君主耽于感性享乐 (如“不务听治而好五音”) 而带来的各种灾难性后果。仔细考较, 就会发现与墨子“非乐”两者的相似之处。
五、墨家“非乐”对现代精神文化的启示
墨子对音乐的认识的确是有所缺欠的, 在辩证逻辑中主要矛盾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 但不能忽略其他矛盾的影响。音乐活动本身在人们生活生产活动中的作用并不是完全消极的, 也是不能阻挡的。尽管现在的精神文化已经成为拥有独立的系统的文化现象, 但我们也必须从程度上进一步把握。精神文明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道德进步状态, 包含了思想道德和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 它不但是现代人自身生活的需要, 同样也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与儒家正统的思想观念及其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谋而合, 符合当下的社会实际。
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学会了模仿鸟儿歌唱、模仿动物舞蹈, 这是人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缺乏音乐、精神文化的社会, 将是死气沉沉的, 我们不能忽视音乐活动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如果没有当时音乐的启蒙和发展, 没有当时国家对音乐活动和精神生活的支持, 那么中国的文化将出现严重断裂, 现代精神文化中, 一方面要将“礼乐”所带给我们的文化宝库传承下去, 一方面也要将“非乐”的警钟常鸣于耳畔, 不能为了精神享受而失去了社会应有的平衡。从辩证的角度分析和把握音乐和精神文化所带给我们的一切。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学说和思想观念, 于社会意义上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渗透性。即包括对历史的继承沿袭, 后来学说的吸收和剔除。依据这样一种视角和方法, 就不难看出墨家思想核心的、主要的理论观点和社会政治主张, 都逐渐地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中, 并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显示出了它的活力。墨子的“非乐”思想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表达了墨家以人民为本的特质, 尽管墨家的观点并没有在实质上被广泛地重视和传播, 但其积极意义却随着历史的演进日益彰显。
摘要：本文从墨子生活的历史背景出发, 分析“非乐”之说产生的缘由及学说自身的辩证意义与逻辑运用, 并结合现代生活中对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关系的把握, 提出了既要“为乐”也要有“非乐”的辩证观点。
关键词：非乐,礼乐,墨子
参考文献
[1]王祎.《礼记·乐记》研究论稿[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7) .
[2]孙波注释.墨子[M].华夏出版社, 2003 (3) .
巴金致萧乾书信日期考证 篇5
一九七八年一封巴金致萧乾的信, 在《巴金书信集》1中所标识的日期为一九七八年约一月十七日, 同一内容的信件在《巴金全集》2以及《俩老头儿》3中都是标注为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七日。两个日期相差近一个月, 经笔者考证, 二月十七日是比较准确的日期。根据此信件内容, 笔者找到四条重要线索:
线索一:关于“不久就要来京”
据李存光编的《巴金年表简编》:一九七八年, 巴金七十五岁, 二月二十五至三月五日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三月十八日离京返沪。据此推断此信的年份为一九七八年上旬无疑。
线索二:关于“O, lang的书过两三天即挂号寄还, 我大体上翻看过了。”
在此信的前一年冬天即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巴金致萧乾的信里4曾提到这本书, 原文是“你告诉我Olga Lang那本书的内容, 很感谢, 因我早听见人说起有这样一本书。……那本书这里找不到, 将来设法买一本来看看。”。后来,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萧乾给巴金的信件可知, 萧乾为巴金找到这本书, 此信首先就提及“接你信后, 我立即去‘北图’把那本洋书借来, 顷已挂号寄你了。……”这里所指“洋书”大约就是Olga Lang那本书。由此可见, 《巴金书信集》中, “约一月十七日”这一日期值得商榷。
线索三:关于“我的女儿在杭州编刊物, 考大学的是儿子”
由于书信一般是写信者对收信者的对象性写作, 因此书信内容会有着二者的关联性, 以及事件的前后连贯性。此处巴金提到女儿和儿子的情况, 必定事出有因。可以确定的是, 在一九七八年萧乾曾致巴金信, 提到关于其儿女的问题“你的女儿一个在搞文艺, 另一个也体检了, 我听了十分兴奋。……你家女儿如学英语, 我愿与她用英文通信, 如学日语, 洁若可以帮她。”5从这里看来, 萧乾所以为的是巴金有两个女儿, 一个是“搞文艺”, 一个在学外语。而事实确并非如此。由于此前二人通信中均未涉及子女, 因此巴金在给萧乾的回信中提及子女的情况, 可以作为回复并“纠正”萧乾的说法, 而并非随手写来。信中表明, 巴老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女儿确实是“搞文艺”, “在杭州编刊物”;而学外语的显然是巴老的儿子, “投考复旦外语系”。因此, 巴金这封信可以看作对萧乾一月二十五日来信的复信。那么, 时间显然就只能在一月二十五日之后, 再次证实《巴金书信集》中“约一月十七日”的可疑。
线索四:关于“我见到王匡, 会提你房子的事。”
巴金在信末提到关于萧乾在京的“房子”问题, 可以猜测萧乾有这方面的请求。而在一月二十五日萧乾信中果然也提到“至于我的住房, 我们已咬了五年多的牙, 还可以咬下去的, ”6尽管在这里萧乾并未对巴金提出请求, 但中国人向来委婉, 简短的信件所言必是“字斟句酌”, 并非闲言。这里的言外之意, 读者可以理解, 作为萧乾好友的巴金更能理解。
二、一九七九年的一封信
相同内容的一封信, 在《巴金书信集》7里为“约七月十五日”, 《巴金全集》8中为“七月十五日”, 而在《俩老头儿》9中为“四月十五日”。三个日期所显示的月份相差近三个月。
此信中, 巴金首先提到的“文章看过, 前半好。”这里的文章在《巴金书信集》中标注的是萧乾的《未带地图的旅人》一文。另见《俩老头儿》中, 有萧乾本人的标注, 即“这是巴金看了我的《未带地图的旅人》原稿后的反响”可见, 萧乾在此文发表前有意请教巴金对此文的指正。
一九七九年四月, 萧乾编选《萧乾散文特写选》, 撰写长篇文学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为“代序”。先行发表于《当代》创刊号, 香港《文汇报》也予连载;同月,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重印出版。
注释
11.巴金:《巴金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四百二十六页
22 .巴金:《巴金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三百七十六页
33 .文洁若:《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中国工人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第一百二十一页
44 .巴金:《巴金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三百七十六页
55 .文洁若:《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中国工人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第一百二十页
66 .文洁若:《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中国工人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第一百二十页
77 .巴金:《巴金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四百四十页
88 .巴金:《巴金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三百八十九页
杨博军事思想与武术考证 篇6
杨博是我国明朝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武术家。对杨博军事思想与武术的挖掘整理,将会开阔我们的视野,古为今用,同时,也将为中华武术宝库增添新的内涵。尤其是杨博的军事思想,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研究价值,他创编的拳法十八势,更有待后人继承和发扬,为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出贡献。为此,我们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文献,走访了北京密云文物所考证“少师杨公生祠碑”,安徽蚌埠杨瞻题字“凤凰池”和启王庙诗文,多次赴永济市浦州镇襄毅庄杨博故里进行了考证。
2 杨博军事思想
杨博一生忠心报国,为明王朝立下汗马功劳,本应受到册封嘉奖,但受严嵩为首的一伙奸党迫害和侮辱,致仕后不久便与世长辞,终年66岁。杨博死后,被谥为襄毅,赠太傅。《明史》中用以下几个字总结了杨博一生:“博魁梧丰硕,临事安闲有识量,出入中外四十余年,始终以兵事著”。杨博一生的军事思想主要表现在善谋略、谙训练、慎选募、明赏罚和惜财用五个方面。
2.1 善谋略
明世宗、穆宗时,俺达等北方民族乘大明王朝的实力虚弱,时常骚扰边境,有时甚至深入内地,威胁京都。杨博身为蓟辽总督,率兵抗击,功业显著。他一面积极防守,主动迎战;一面垦田囤粮,储备实力。他不但有效地保卫了国防,而且也大大减轻人民的负担。
他在巡抚甘肃时,曾“以暇修筑肃州榆树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芦泉诸处墩台”,用来对付来犯之敌。在和俺达作战时,他从容果敢,有应急处变、转败为胜的策略。有一次,“俺达薄都城,情况十分危急,“博缘水势建石墩,置守”,有力地挫败了敌人的攻势。
杨博带兵,爱兵如子,身先士卒,因而上下团结一致,将士以死效命。作战时,他亲冒矢石,临阵指挥;有时“出奇兵袭寇”,制服敌人。
杨博戌守边缰,立足于边寨地区的长治久安,是积极的建设,而不是消极的防御。他除了让军士垦田种地,充实军饷之外,还“大兴屯利,募民垦田,永不征租”,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以使边塞地区的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平时积极劳动,全民皆兵,习拳法十八式,战时协助军队。这种作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军力充实,边防稳定,在他生前敌人慑于他的威力不敢进犯,在他死后将士遵照他的遗策也得以与敌人周旋。
2.2 谙训练
《筹海图编》载,唐顺之认为当前且用客兵救急,待土兵练成然后免调;兵部尚书杨博认为兵须平时教练;主事唐枢认为兵不可以不练,练兵须择人着实举行;副使茅坤认为练兵全在善诱,须倚各乡有势力者为之;举人王文禄认为练兵须明赏罚;南京户科给事中高鹤认为练土兵当用客兵之高艺者为师;参议唐爱云认为练陆兵须委重领战将官,练水兵却无法,惟精择舵工而已;海道副使谭纶认为练兵之法当使兵将相习。而郑若曾在《江南经略》中认为“其要莫先于练心,其法莫先于节制。”具体来说:“须于曾经战阵、曾立战功之官,择其中之最者以为将帅,始而募士,中而练兵,终而莅战,皆责其诸人。”
2.3 慎选募
《筹海图编》载,杨博认为募调当慎,若能遵行,可以汰冗食亦足兵饷之一助;唐顺之认为今之计以练兵为实事,以募兵为权宜,以调兵为寄道,募病则远募不如近募,调兵则多调不如少调;兵部尚书张时彻认为闽广水兵不必募,募客兵有损无益;主事黄元恭认为募兵不如调兵;郑若曾则认为募土著之兵可也,调客兵与练乡兵不可也。这一观点与《江南经略》是完全相符的。
2.4 明赏罚
《筹海图编》载,王守仁认为赏罚为兵家之要务,当照律例所载而行,行法须自将官始,若姑息将官则士卒不服,而且赏罚须行于临阵之时方为有益;唐顺之认为行罚当自上始,行赏以海中击来船为重,言论功当以御海洋为重;魏校认为论赏功当重冲锋不当重首级;在京各衙门会议认为论功以首级多寡为序,赏罚之格当计职任;张时彻认为赏罚之令当严;而郑若曾认为当今的卫所之官都是纨绔子弟,赏罚对他们来说毫无实际意义。而民间自有良将可选,乡间自有勇夫可练。而在《江南经略》中,杨博认为明赏罚就要改变以前那种,立功只击归贼不击来贼,论功只问首级不问冲锋,闪奸躲避者不治,临阵逃脱者不治,坐视不应援者不治。过时赏罚与无赏同,后时而罚与无罚同。亦有过时而不赏后事而不罚者等等陈规,否则“何以一人心而作士气乎”。
2.5 惜财用
《筹海图编》载,杨博认为兵饷原有定额,冒滥冗食者众则虚耗正数。而郑若曾在《江南经略》中认为:“须寓汰兵之法于选兵之中,按籍而审之,老者勿用,幼者勿用,残疾者勿用,懦弱者勿用,蠢而呆者勿用,不通一技者勿用,唱名不在者勿用,如是则其所汰者必将半矣。”
明朝张居正说过:“自余登朝,则见故少师太宰杨公,心窃向慕之,公亦与余为忘年之契。公在本兵久,又遍历诸镇,躬履戎行,练习兵事。余每从公问今中国所以制御夷狄之策,及九塞险易,将士能否,公悉为余道所以,如指诸掌。故自余在政府,所措画兵事,盖得之公为多。”
3 杨博拳法十八式
3.1 拳法由来
3.1.1 少师杨公生祠碑记载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杨博任蓟辽总督时,为了强化军队素质增强战斗力,提出“兵须平时教练”,综合众士兵武技,创编“拳法十八式”用于军队训练,后人称“杨博拳法十八式”。由于平时经常操练,秩序井然,在临阵对敌时,锐不可当,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一举击败蒙古十万大军。当时边疆忧患,南有戚家军,北有杨家父子兵,被百姓广为传颂。
万历七年(1579年),抗倭明将戚继光,为了纪念少师杨公,在北京密云古北口,修筑“少师杨公生祠碑”,碑文1140余字,记述蓟辽总督少师杨博击退鞑靼首领把都儿的十万大军,保卫古北口,明军大获全胜的战斗经过。
3.1.2《诏世拳术训谱》记载
为了抗击蒙古大军的需要,蓟辽总督杨博把众将士徒手搏斗技术进行了统一编排,供所有军队士兵习练,此为拳法十八式。全套共有十八个不同的攻防技术所组成,包括冲法、贯法、钻法、砸法、推法、插法、挑法、拍法、劈法、拧法、扣法、卡法、弹法、蹬法、别法、踹法、顶法、压法18种技术方法;操打肉身沙卧袋、棉树桩、草木人4种练功方法;动作朴实无华,招招实用,步步为营,刚劲凶猛,虎啸发声,招法多变,技法鲜明。
3.2 技术理论
3.2.1 理论依据
杨博拳法十八式依先天八卦原理为根据。讲究内练气外练力,内为阴外为阳,此为“两仪”;套路演练讲究动、静、虚、实,此为“四象”;演练起来有快有慢,有张有弛,慢似抽丝,快如腾龙;另有神、意、气、力之要求,曰:“神足则意坚,意坚则气鼓,气鼓则力大。”
3.2.2 技术体系
(1)在练功方法上有:操打沙口袋、操打肉身、操打树木、操打草靶4法。
(2)拳技四法:在拳法上有冲法、贯法、钻法、砸法4法;
(3)掌指四法:在掌指上有推法、插法、拍法、劈法4法;
(4)踢腿四法:在踢腿上有弹法、蹬法、别法、踹法4法;
(5)肘膝三法:在肘膝上有挑法、顶法、压法3法;
(6)擒拿三法:在擒拿上有拧法、扣法、卡法3法。
(7)对排捶:在对排捶练法上,有八个方位进退之步法;在其技法上根据八卦原理,讲究“脚踏四方,拳打八面”。
3.3 风格特点
3.3.1 注重技击,讲究实战
杨博拳法十八式,从练功开始,立足实战,强调技击。每一个动作都有一定的用法,非攻即守、攻守兼备,整套拳术先单练后对排。单练时一招一式,动作刚猛,劲力凶悍,一呼一吸,快慢相间;对排时两人对面站立,击打者贯气入手,念谱出招进势,承打者调息运气,消格承架,挺身接打,融攻防、呼吸、排打为一体,既培养了攻防转换能力,又锻炼了身体的抗击力。
3.3.2 动作短小,简捷多变
杨博拳法十八式,全套动作,短小精悍,朴实无华;没有大开大合,而是小巧紧凑,灵活多变。两人交手,手快打手慢是关键,手快是出手的速度问题,同时动作路线越短越好,在相同条件下,短小简捷的动作比大开大合华丽的动作更为省时有效,可以“先人一招”或“偎身靠打”。
3.3.3 内外兼修、形神合一
杨博拳法十八式主张“神意气力、合而为一”。即精神贯注,方可意念集中;意念集中,才能气行百孔;气行百孔,则会力大无穷;神、意、气是蓄之于内的功夫,通过内力和外力即混元力来表现功夫的深浅。拳谱云:“气出丹田,发音随手落;力起于足,劲力达四稍;起随追落,手眼身步合。”
4 结语
杨博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武术家。对杨博军事思想与武术的挖掘整理,将会开阔我们的视野,古为今用,同时,也将为中华武术宝库增添新的内涵。尤其是杨博的军事思想,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研究价值,他创编的拳法十八势,更有待后人继承和发扬,为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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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元明时期的“蹴球伎” 篇7
一、元朝时期女子蹴鞠运动的发展演变
1. 元朝女子的主要休闲活动便是蹴鞠。
在元朝时期, 蹴鞠运动便成了女子尤其是仕女的一项主要休闲活动。例如在《越调—斗鹌鹑—女校尉》一曲中, 关汉卿写道:“得自由, 莫刚求……惟蹴鞠最风流。”其中校尉一职是古代蹴鞠运动的球员称号, 乃是一名三人场户的球员。而在宋代, 在《蹴鞠图谱》中, 汪云程却对校尉有不同的定义, 即“在三人的蹴鞠场户中, 一人为校尉, 一人为茶头, 另一人为子弟”。直至到了元朝, 校尉之词则可以是对所有球员的泛称。因而在关汉卿那首曲中的女校尉指的便是一名女蹴鞠球员。而曲中最后一句“散闷消愁, 惟蹴鞠最风流”, 可见那时的女子将蹴鞠运动当成一种能够放松心情排除愁闷的运动项目。
2. 元朝时期制作的蹴球对女子比较适合。
在元朝以前的蹴鞠所使用的蹴球, 制作材料大多都是硬质的皮革, 并且在球内充塞一定重量的实物, 造成蹴球外部很硬且重量很大, 因而不适合女子用来踢玩。而到了元代, 蹴球内胆进行充气的手工技术越来越高超, 并且制作的蹴球内气充足且富有弹性, 蹴球的外皮柔软舒适, 甚至可以适合缠足的女子来进行踢耍。例如在《双调—寿阳曲—蹴鞠》一曲中, 汤舜民便曾写道:“脚到春风步步随, 占人间一团和气。”又如《仙侣—村里迓古—仕女圆社气球双关》中, 邓玉宾便也曾写道:“包藏着一团儿和气……怀儿中搂抱。”由此可以看出, 元代女子们所耍玩的蹴球具有弹性十足及皮软柔和的特点, 因而令她们踢耍起来潇洒自如。
3. 元代女子蹴鞠更加注重踢法的技巧。
以唐宋女子蹴鞠的技巧作为基础, 元代女子从中得到了新的踢法技巧, 主要是利用脚、膝以及肩等部位来达到蹴鞠的灵活多变。例如在《越调—斗鹌鹑—女校尉》一曲中, 关汉卿写道:“打的个桶子肩特顺, 暗足窝状腰……五花气从头……引脚蹑龙斩眼, 担枪拐凤摇头……胜游。”曲中的“桶子肩, 暗足窝, 引脚蹑, 担枪拐”等都是蹴鞠中的踢法技巧。又如在《蹴鞠谱》中所记载的女子上下截分别动作的“三棒巧”和“五花骑”, 以及邓玉宾在《仙侣—村里迓古—仕女圆社气球双关》中所提到的“玉足双飞”和“仙人过桥”等高难度的蹴鞠动作, 可以看出, 当时女子的蹴鞠技巧的确非常高超。
4. 在元代时期, 产生了一种专门对女子蹴鞠者进行培训的机构。
早在宋代的时候, 民间就已经有了“齐云社”这种蹴球组织, 其又被称作“蹴鞠社”或者“圆社”。到了元代时候, 社会上便产生了一种将女性聚集起来进行专门蹴鞠训练的机构, 即“仕女圆社”。例如在《仙侣—村里迓古—仕女圆社气球双关》一曲中, 邓玉宾所说的“随圆社常将蹴鞠抛”。这种圆社便是先前“齐云圆社”中的一条分支, 专门用来对蹴鞠的女子加以收拢和培训。如萨都剌《南吕—一枝花—妓女蹴鞠》中所述“绝色婵娟, 毕罢……习学成齐云天下圆……拣择下粉墙内花阴日转。”由此可见, 当时的仕女圆社对女子蹴鞠进行严格的封闭式训练。
二、元明时期的“蹴球伎”
1. 元明时期“蹴球伎”形成的社会背景。
元朝统治者对表演艺术, 例如吹弹、杂技、百戏、小唱以及幽默等艺术项目比较偏爱, 从而造成社会上形成比较浓重的表演艺术风气, 尤其是女伎表演, 更是受到元朝统治者的格外关注。在元朝时期的女伎, 包括青楼楚馆等风月场所的欢场女子, 同时也有一些专门从事艺术表演的女演员, 因而并非全部都是烟花柳巷的女子。“伎”与“妓”两者之间不尽相同。其中, 对蹴鞠比较擅长的伎女便被元人称作“蹴球伎”, 这些女人基本上可以纳入艺人这一行业之中。元朝人出于对蹴球伎表演的娱乐和欣赏, 才喜欢看她们踢球表演, 因而便使得女伎蹴鞠多靠高超的蹴球技艺作为引人入胜的资本, 美色反而相对处在次要的地位。因此, “伎女蹴鞠”作为一种蕴含着体育竞技和艺术表演双重本质的运动, 便逐渐成为一项社会上呼声较高的伎女专业演出活动。而到了明朝, 人们则完全继承了元人观赏蹴鞠伎的习风, 从而将伎女蹴鞠推向了另一波高潮。
2. 元明时期“蹴球伎”蹴球的场地。
在元代, 拥有专门为伎女蹴鞠提供表演的场地, 如“官场”、“站”和“场户”等。其中“官场”顾名思义, 就是由官方公开建设的一种相对而言比较正规的蹴鞠场地, 如在《南吕—一枝花—妓女蹴鞠》中, 萨都剌曾经言道:“占官场, 立站下……甚天风吹落的神仙。”而普通的民间创办的伎女蹴鞠场地则被称作“场户”, 这种场地条件设施相对比较简陋, 如在《仙吕—村里迓古—仕女圆社气球双关》一曲中, 邓玉宾曾说道:“场户而宽绰, 步骤……解数而骑。”通常说来, 在元明时期, 男子的蹴鞠场地多数设有竿网, 因而男子蹴鞠场地又被称作“竿网场”, 而在关汉卿的这曲《越调—斗鹌鹑—蹴鞠》中所说的“蹴鞠场中, 鸣珂巷里……夹缝堪夸……斗白打官场小踢, 竿网下举世无上”, 女子蹴鞠队员在原本属于男子所有的竿网场进行蹴鞠比赛, 由此可见, 当时的“蹴球伎”蹴球技术确实已达到登峰造极, 甚至可能已经超出了男子的技艺。
3. 元明时期, 鉴于社会娱乐的需求, 人们对伎女蹴鞠的要求更高。
例如上文所述的在元朝专门设置培训伎女蹴球的“仕女圆社”, 其中对仕女的训练非常严格, 并规定蹴球伎在操练过程中, 必须严格依照蹴鞠场所规定的程序, 逐层深入地进行训练, 甚至有时从早到晚都不曾间歇。例如在《美人蹴圆》一诗中, 明人李昌祺便对此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圆社从来非等闲, 作家取巧凭双弯……发乱青丝宝鬓偏, 尘生罗袜金莲小。”由此可见, 蹴鞠伎若没有一定的恒心下定决心艰苦训练, 便很难领会蹴鞠技艺的精髓。
而在经过完美的训练之后, 元明时期的“蹴鞠伎“便开始将她们那优美的身段和超凡的蹴鞠技艺展示在世人的面前。在《越调·斗鹌鹑·女校尉》套曲中, 关汉卿曾说道:“惟蹴鞠最风流……施呈得解数滑熟。”如若身上不藏有这些卓越不群的蹴球技术, 这些蹴球伎肯定会羞于在蹴鞠场上登台亮相。
三、“蹴球伎”在元明时期的定位、价值及其盛行的侧面思考
1.“蹴球伎”在元明时期的定位。
自唐代开始兴盛以来, 女子蹴球运动在宋朝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 直至元明时代则彻底变得成熟起来。而元明时代诞生的专门从事蹴球这一行业的“蹴球伎”, 作为女子蹴球运动发展的成熟阶段, 其空前绝后的盛行状况是我国古代女性对足球所表现出的特殊爱好以及高超球技的一种真实反映, 这种现象放眼世界体育发展史也极为少见。
2.“蹴球伎”在元明时期所具有的价值。
在当时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礼教森严的时期, 男尊女卑的风俗由来已久, 因此, 在这种前提下, 女子蹴鞠运动出现空前的盛况, 便给古代妇女一种极为重要的途径来感受自我存在的价值。女子蹴鞠队员尽可能地将自身的潜能全部开发并挖掘出来, 从内心深处充分感受到身心均得到愉悦的舒畅淋漓感觉, 从而深切体会到妇女存在于这个社会的意义, 以便使得她们的精神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尽管这种使古代妇女精神得到升华的作用有限, 然而它却深刻展示出了中国古代妇女迫切希望能被社会所认可的强烈意愿。
3.“蹴球伎”在元明时期盛行的侧面思考。
纵观元明时期描写女子蹴鞠的曲子中, 其中大多数都是在描写“蹴球伎”如何在蹴球场上展示她们高超的技艺。由此可见, 蹴球伎在元明时期达到空前绝后的鼎盛情状。然而, 这种伎女为侍奉酷爱蹴鞠的达官贵人而尽情表演的一种职业运动, 却从侧面角度反映了当时元朝时期的许多文人在仕途上并不得志。相似的遭遇和共同的命运, 使得这些居于社会下层的文人对这个外族统治的社会不满和愤恨, 再加上仕途上的郁郁不得志, 导致他们逐渐走向消沉和放荡之路。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蹴鞠伎”的词曲也成了元明时期的经典。
经唐宋时期的女子蹴鞠的发展和兴盛, 到了元明时期, 由于女性社会地位得到很大程度的改良, 因而女子蹴鞠运动也相应步入成熟, 尤其是专业培训的“蹴鞠伎”的诞生更将女子蹴鞠运动推向了中国古代前所未有的高潮。文中通过关汉卿、邓玉宾等著名词曲家对女子蹴鞠运动的生动形象描述, 从而得出“蹴球伎”存在是一种妇女渴求得到社会认可的反映, 其空前绝后的盛行状况更是我国古代女性对足球所表现出的特殊爱好以及高超球技的一种真实反映。
摘要：足球运动在我国古代的女子之中由来已久, 其在唐宋时期便已盛况空前。但是到了元明时期, 这种女子足球却开始转向职业化方向发展, 普通的蹴鞠女子则越来越少, 而专门以球艺取悦观众的伎女数量则不断增多。
关键词：元明,蹴鞠,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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