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罪量刑

定罪量刑（共9篇）

定罪量刑 篇1

2014年9月18日, 新浪微博中曝出一组男孩被打的照片, 孩子的臀腿被打得青紫;并配有诸如“半夜心情不好, 把儿子叫起来打一顿。”等文字说明。从照片的说明看, 施虐者将虐童作为发泄。经公安机关查明, 施虐者系男孩的亲生父亲。

家庭中对孩子的虐待现象屡见不鲜, 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关于虐待罪的规定不甚严格, 对于虐待情节的轻重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 虐待罪与其他罪名的区别也不太明显, 导致发生虐童案件后无法准确界定。本文从虐待罪和量刑原则两个角度入手, 并比较与虐待后果相关联的罪名的量刑规定, 力求在几种罪名之间寻找平衡。

一、虐待罪介绍

虐待罪, 是指经常以打骂、冻饿、禁闭、强迫过度劳动、有病不给医疗等方法, 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从肉体上、精神上肆意摧残、折磨, 情节恶劣的行为。虐待罪的客体既包括被害人的人身权, 也包括家庭成员间的平等权利。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身体或精神进行摧残、迫害的行为。虐待罪的主体必须是与被害人共同生活的同一家庭成员。虐待罪的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基于故意。依照《刑法》第260条规定, 犯本罪的, 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 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规定, 一般情况下的虐待罪是亲告罪, 告诉才处理, 但因虐待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情况除外。

二、量刑原则

量刑是指人民法院在查明犯罪事实、认定犯罪性质的基础上, 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的轻重, 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所判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刑事审判活动。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 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 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根据以上规定可知, 我国的量刑原则“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就要求我们在定罪量刑时, 要准确查明犯罪事实、准确认定犯罪性质、全面掌握犯罪情节、综合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以法律为准绳”就要做到严格依照《刑法》总则与分则的规定正确适用刑罚方法。

三、虐待罪与相邻罪名的比较与界定

虐待罪的一般情形是属于亲告罪, 即告诉才处理, 若为该罪的一般情节, 则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若有加重情节, 则处以2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笔者认为, 这样的量刑未免过轻。

在由于暴力造成同样的重伤、死亡后果的情况下, 区分虐待罪和以上几种罪的方法就是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到底是什么。若是出于折磨的目的, 则其为虐待罪;若是过失致人死亡, 则可能是过失致人死亡罪;若有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 可能就定为故意杀人罪;若有故意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 则可能是故意伤害罪。通过暴力手段进行虐待, 若造成重伤, 那么可能定为虐待罪的加重情节, 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若定为故意伤害罪, 则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暴力手段造成死亡的, 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的加重情节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也可能成立故意杀人罪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可能是过失致人死亡, 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情节较轻, 则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若犯罪人存在两种不同的主观目的, 也可能构成以上任意两种罪的竞合, 这时根据量刑原则, 应从一重处断。

假设通过精神折磨来虐待孩子, 那么有侮辱行为也可构成侮辱罪。同样的虐待行为, 若定为虐待罪, 则其为该罪的一般情节, 即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若定为侮辱罪, 则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通过以上比较, 明显感到当同一种犯罪后果出现时, 若定为虐待罪最终行为人所受的惩罚要比定为其他“相邻罪名”轻很多。可能很多人会认为, 虐待罪与其他罪名的要件大不相同, 很好认定和区分, 但在实际中往往不是那么容易查清事实真相的, 受到执法人员和其执法能力的局限性及案件的复杂性、当事人的特殊性等影响。受虐的孩子一般都未成年, 法律意识几乎为零, 本罪若是亲告罪, 证据也难以保存, 而作为认定犯罪的四个要件之一的主观方面, 即犯罪人的心理原因更是难以明确, 仅从其一贯表现我们不得而知。由于主观上认定的复杂性, 这几种罪就很难区分, 而司法中的种种人为因素, 使得正确认定犯罪性质继而正确定罪量刑异常困难, 且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关系特殊, 犯罪主体在家庭中往往拥有权威性, 若处罚不当, 可能使得弱势一方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这使虐待罪的定罪量刑更加艰难。对于此类犯罪无论是量刑过重或过轻, 都不符合我国“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量刑原则。

四、结论———关于虐待罪定罪量刑的思考与建议

综观国外的立法例, 日本有颁布专门的地方性法规来严惩家庭虐待和学校体罚;德国、英国等国也专门为此设有威胁罪和殴打罪用于专门保护或意在专门保护孩子们的权利。若非涉及虐待儿童的犯罪主体问题 (如老师体罚等) , 笔者认为我国没有必要专门立法, 只要严格罪名的认定和刑罚裁量, 给此罪与彼罪一个明确的区分标准, 并稍微修改该罪的性质, 一样可以达到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的效果。

首先, 确定虐待标准很重要。笔者认为, 体罚与虐待是有区别的, 体罚是以惩罚为目的, 虐待则不一定, 虐待也有可能出于其他原因, 如单纯以折磨为目的, 施虐者的心理原因或者家庭原因等等。家长适度体罚教育不应作为虐待对待, 只有体罚较严重, 已超出了惩罚范围且具有连续性才构成虐待。

其次, 虐待罪的性质有待完善。虐待罪之所以被列为亲告罪是因为犯罪主体特殊, 为家庭成员, 这样给被虐者提供了选择余地, 可以碍于家庭伦理、依附地位、亲属关系或自身原因选择非诉讼解决。但这一原则被用在成年家属身上是非常符合道理的, 若受害者是未成年的孩子, 这种不告不理的方式到底合不合理, 又值得我们深思。孩子缺乏法律意识, 也没有独立生活能力, 若其虐待结果为轻伤以下, 则仍为亲告。笔者呼吁, 将虐待罪的亲告性质加以修改, 规定为:情节较轻的, 可亲告可公诉, 公诉前要先征得被害人的同意, 若是过于年幼, 尚未形成辨别能力的, 同时征求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 并结合其受虐程度决定要不要提起公诉, 若施虐者为其法定代理人的, 征求其第二顺序监护人的意见。这样修改也许会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需要。

最后, 应结合实际情况合理量刑。针对虐待罪的量刑问题, 应当明确量刑标准, 并采取借鉴原则, 借鉴相邻罪名的量刑标准和量刑原则。可规定为:犯本罪的, 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使被害人重伤的, 由于结果的相似性, 主观方面都是故意, 故可借鉴故意伤害罪的量刑标准即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致使被害人死亡的, 若主观上为过失, 则可借鉴过失致人死亡罪的量刑标准即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若主观上为故意, 则转化为故意杀人罪论处, 即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问题论述的完成并不困难, 但出于一个法律人的社会责任感, 笔者真心希望能唤起立法者对虐待罪的重新思考, 能使社会更加关注儿童的成长。

摘要：最近发生的虐童案件触目惊心, 反思我国现行立法, 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文章就家庭这一视角切入, 从我国法律对虐待罪的规定及量刑原则入手, 将虐待罪与相邻罪名进行对比, 并从定罪量刑的角度对该罪的完善提出建议, 希望能尽早将儿童的法律保护落到实处, 还孩子们一片自由快乐的成长天空。

关键词：虐待罪,量刑原则,虐童

参考文献

[1]徐文文, 赵秉志.关于虐待罪立法完善问题的研讨——兼论虐童行为的犯罪化[J].法治研究.2014 (03) .103-108.

[2]沈玮玮, 赵晓耕.家国视野下的唐律亲亲原则与当代刑法——从虐待罪切入[J].当代法学.2011 (03) .36-43.

[3]熊霓.对虐待罪若干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4 (03) .252-253.

定罪量刑 篇2

论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问题

摘要：贪污受贿之定罪量刑标准关乎惩治贪贿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是我国刑事法治领域重大的理论和实务问题。当前我国贪污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存在难以全面适时反映贪污受贿个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能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影响个罪之间罪刑设置的体系协调问题在此应该相对支持贪贿罪的“零容忍”政策，引入群罪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等。

关键词：贪污 受贿 零容忍政策 定罪量刑标准 犯罪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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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andard of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is a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due to its influence and effect on the punishment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Defects in current standard of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in China have been identified such as being unable to reflect its social harmfulness comprehensively and timely and embody the principle of matching punishment with culpability so that the system coordination of sentencing between individual cases has been seriously influenced.In this setting should be relatively supported against Bribery Crime “ zero tolerance” policy，introduced legislation crime group mode and clear their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Keywords: corruption, bribery, zero to erance policy,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tandards, Amount of 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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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绪论.................................................................................................................1

1.1引言.................................................................................................................1 第二章 我国贪污受贿犯罪定罪起点数额的立法沿革.............................................4

2.1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究竟应该升还是降.....................................................5

2.1.1贪污贿赂行为本质的经济学分析......................................................5 2.1.2贪污受贿犯罪的“零容忍”政策及其可行性分析..........................6

第三章 我国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标准的完善探索.....................................................7

3.1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标准.............................................8 3.2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分开设立.............................................8 3.3 应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地设定具体数额标准............................9 参考文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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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政府把反腐败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反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全面勾勒了法治反腐的蓝图。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九），将贪污受贿的量刑标准改为以金额加犯罪情节的量刑标准，一改之前简单地以犯罪金额量刑。这一修改体现了以具体犯罪情节的社会危害性惩处贪污受贿犯罪的立法意图，完善了刑法修改前唯犯罪金额而量刑的制度缺陷，在有利于更加公正打击贪污受贿犯罪的同时，也给法官如何真正按照犯罪情节量刑带来了考验。一方面，面对挑战法官深刻领会立法精神，尽快熟悉和掌握以犯罪情节量刑的法律精髓，努力提高审判业务水平。尤其在以犯罪情节量刑初步实行的语境下，法官更要对此慎之又慎。一旦处理不好，不仅会背离立法初衷，而且还会损害司法公信，绝不能等闲视之。另一方面在以犯罪情节量刑的过程中，法官还面临如何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严峻考验。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避免法官机械适用法律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审判权力的滥用。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坚守司法底线，在以犯罪情节量刑时，敢于顶住压力和干扰，正确、全面地理解和适用法律，从而通过自由裁量依法作出公正、公平的量刑。

近年来我国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治理成效明显，但反腐形势依然严峻，相关犯罪的治理还面临着不少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由于定罪量刑标准设置不甚合理，使得贪污受贿犯罪的司法适用日益偏离立法规定，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刑罚裁量无法实现犯罪均衡，难以全面反映具体个罪的社会危害性，贪污受贿犯罪数额与量刑之间出现”尴尬”困局，因而亟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目前对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是否需要调整，犯罪数额在贪污受贿犯罪量刑中应居于何种地位，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标准该如何确定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刑法修正案

（九）》通过后，贪污受贿犯罪原则只规定“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其他”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定罪量刑档次，1997年刑法明确规定的贪污受贿犯罪5000元的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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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数额将不再适用，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1]。

因此，有针对性地深入探讨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问题，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必须关注的重大现实法治课题。

[1] 李适时.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2

2014 年 10 月 27 日

的说明——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5(5): 826-830.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第二章 我国贪污受贿犯罪定罪起点数额的立法沿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出台了多个涉及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文件。1952年4月21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概念，量刑档次和处罚标准等予以详细规定，首次确定了新中国贪污受贿犯罪刑法体系，但是没有规定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起点数额。

1979年7月6号，我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在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和第八章渎职罪中分别规定了贪污罪和受贿罪。1986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济检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明确贪污受贿1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同时，对贪污受贿不足1000元但具有恶劣情形或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应予以立案。

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在1982年3月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的基础上，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重大调整，明确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2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不满2000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现行刑法。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000元，情节较重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刑法修正案

（九）》第四十四条规定取消了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相应地，也在立法上取消了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起点的具体数额。

从上述贪污受贿犯罪定罪起点数额的演变，可以看出：定罪起点数额是贪污受贿犯罪入罪标准之一，在某些情形下，贪污受贿情节也作为入罪标准《刑法修正案

（九）》原则重视犯罪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法律意义，可以说是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数额+情节”复合定罪量刑标准[1]应该注意到，在《刑法修正案

（九）》之前的相关司法解释文件中，也规定了数额结合情节的入罪情形，如1986年最高检《立案标准的规定》对贪污不足1000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救济、优抚等款物，共同贪污主犯，多次贪污等情形的，规定应予立案追诉。

[1] 赵秉志.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J].中国检察官, 2015(7): 76-76.2.1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究竟应该升还是降

2.1.1贪污贿赂行为本质的经济学分析

最早对犯罪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曾是于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加里·S·贝克教授，他最早对犯罪行为进行了系统的，规范的经济学分析[1]，犯罪的成本与收益理论的前提基础是经济学中的“经纪人”假设[2]。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些著名的经济学中的经济学分析家指出，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看不到贪污贿赂行为本身有什么问题。但是，贪污贿赂行为不仅会加速官僚政体分崩瓦解的过程，而且还会使低收入的公务员借此获得更加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

单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1997年的5000元和现在的5000元确实没有什么可比性，时代在变化，社会财富增加了，货币相对在贬值。表面上看来，现在贪污受贿5000元比在1997年贪污受贿5000元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似乎要小得多。这个观点看似有道理，但2009年与1997年相比，变化的不止是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精神文化、社会建设等各方面也有了相应的进步。易言之，到了2009年，各级官员理应比1997年具有更高的民主法治素养、精神文化品质。因此，如果把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账一起算，就不应该得出调高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的结论，而是与之相反[3]。

从法律意义上讲，对贪污贿赂行为作出否定评价，是因为不该官员哪的东西就不能拿，这是反贿赂的伦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拿1000元、5000元、几万元，跟拿几百万、一个亿性质是一样的。经济学家已经揭示，贿赂的本质是权钱交易，会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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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公共利益。而贪污贿赂行为，无论多少，都应当从法律上作出否定烦人评价。2.1.2贪污受贿犯罪的“零容忍”政策及其可行性分析

我国司法实务部门的专家曾从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法律对接的要求和量刑的科学性角度提出，我国应取消关于贪污受贿的数额规定。也有学者提出，[1]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3.[2] 理查德.A· 波斯纳[J].法律的经济分析, 1997, 20.[3] 邓清波.贪污贿赂罪起刑点不能只算经济账[D]., 2009.其视角应着眼于社会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政策体现了相对的容忍。1997年《刑法》规 定的5000元起刑点，主要是考虑到事物发展的变化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起刑点具有很大的相对性。有人提出，如果把对贪污受贿行为的容忍度降为零，则可以避免 上述以数额作为认定贪污受贿犯罪而出现的弊端，也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贿赂犯罪。

但零容忍政策（zero to erance policy）只能发挥《刑法》的惩治功能，其显著的缺陷在于重打击，而忽略了预防；同时缺乏刑罚的谦抑性，与我国当前所倡导的严宽相济的刑事政策不相协调。因而适用零容忍政策有一定的障碍。我们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许多人还不具备“零容忍”的思维，在迎来送往、逢年过节“拜访”领导眼花缭乱的“国情”下，类似规定在中国出台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使出台，由于尚没有充足的司法资源支持“零容忍”的有罪必罚，这一规定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的得到切实执行？对此，我们必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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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标准的完善探索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存在问题，已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惩治贪污受贿犯罪的力度和效果，越来越难以适应反腐败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亟需改革完善。而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修订又紧密关涉贪贿犯罪圈的划定、国家对贪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刑事司法资源的负重、公众对刑法的认同等重大问题，对其改革完善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务必需要审慎稳妥、科学合理、切合实际地统筹考虑，既要注意克服当前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缺陷，满足惩治贪污受贿犯罪司法实践的需要；又要注意刑法规范明确性与司法可操作性之间的平衡，有助于实现量刑公正和罪责刑相适应，增强公众的刑法认同，秉持上述理念和原则，改革完善我国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及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当前应着力从以下三方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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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标准

一般国家关于贪污犯罪的立法，如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大都是采取罪群立法模式（罪刑系列立法），即根据贪贿犯罪的罪质及犯罪构成并考虑惩治犯罪的需要而灵活设计成为一个存在主辅关系的罪名（罪刑）系列。对贪贿犯罪这类多发性犯罪设计系列的犯罪构成或罪刑系列，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刑事立法的重要技术。而且这些国家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之定量因素主要通过罪群立法模式来体现。

就我国贪贿犯罪的刑法规制来说，尽量经过很多次刑法修正，刑法典中除规定了受贿罪之外，还规定了行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罪名，但是目前的受贿罪罪名，但目前的受贿罪罪名体系任过于粗略，逻辑层次并不够清晰，尚未体系化，有些新型受贿行为也未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给贪腐分子留下规避法律的制度空间。鉴于此，笔者建议待时机成熟时，积极借鉴相关国家贪贿犯的立法经验，在系统梳理，认真分析贪贿犯立法规范以及相互关系并适当调整有关罪状的基础上，考虑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形成以一般贪污罪、受贿罪为主体，以其他特殊贪污受贿犯罪为补充，层次分明而又相互衔接的贪污受贿犯罪罪群体系。如以受贿罪的罪刑系列立法为例，可考虑立法上对受贿犯罪进行小类的体系化构建，除规定一般的受贿罪之外，再酌情增设斡旋受贿罪、索贿罪、事后受贿罪、司法工作人员受贿罪等，并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从破坏经济秩序罪章移到贪污贿赂罪章之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受贿罪为主体，以斡旋受贿罪、索贿罪、事后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介绍贿赂罪等为补充的受贿罪罪群体系。受贿罪罪群体系确立后，均统一按照“数额 + 情节”的两元弹性模式，根据各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配置法定刑;再由司法解释根据反腐败形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对各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情节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和适时调整。这样既能起到严密受贿犯罪刑事法网的作用，又能统一各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从而更好地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和量刑统一。

3.2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分开设立。

目前我国贪污罪和受贿罪适用的是同一定罪量刑标准。在刑法典分则之中，凡是单独定罪的犯罪行为均有其单独的法定刑，只有贪污罪和受贿罪共用法定刑，这种立法例世所罕见。因此笔者认为，尽管贪污罪与受贿罪都属于贪污贿赂类犯罪，都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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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 廉洁性，但两罪在侵犯的具体客体、社会危害程度、犯罪成本、反腐政策指向的重点等方面都存在相当差异，不应适用同一的定罪量刑标准。

3.3 应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地设定具体数额标准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删去了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规定了概括数额加情节的标准。那么，概括数额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如何掌握，这仍然需要明确。至于通过什么途径来予以明确则存在较大争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立法说明中提出，贪污受贿犯罪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此外另有论者认为，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概括性规定统一进行立法解释[1]。由此可见，如何明确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主要有三种主张:一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二是由“两高”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三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立法解释予以确定。笔者认为，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颁布立法解释来确定的做法均为不妥，应由”两高”

[1] 现代刑法学的使命(下卷)[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4 :716-716.用司法解释来确定具体的数额标准，即由司法解释规定一个相对确定的幅度，再授权省级司法机关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司法解释规定的幅度内明确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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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李适时.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10

2014 年 10 月 27 日

的说明——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定罪量刑 篇3

本案争议点在于：同一犯罪行为涉及到不同各类毒品时，在确定定罪量刑的标准时能否折算。

【速解】本文认为，可以“等价折算”成其中任一种，从而认定王某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首先，不同种类毒品“等价折算”的做法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毒品类犯罪的规定中对于各种毒品数量间用“或者”连接。将“或者”解释为不同类毒品间“可以”折算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解释。因为，虽然不同类毒品物理性质不同，但其在刑法上的评价意义是一致的，都是用一种否定的量化的方式评价。在司法实践中对其“等价折算”，没有超出刑法条文本身的含义，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是一种合理解释。

再次，是立法目的的体现。毒品类犯罪是常见、多发罪，社会危害性较大，刑法对其的规制比较严厉。两高分别做出的《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若干意见》中也明确将毒品类犯罪定义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应当从重从快打击。没有违背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有必要进行不同种类毒品的折算，以避免犯罪分子借机逃避法律制裁。

最后，不同类毒品“等价折算”的思路在一些司法文件中有所体现。如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一部分第一段讲到，“对被告人一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两种以上毒品的。不实行数罪并罚，量刑时可综合考虑毒品的种类、数量及危害，依法处理。”这里的“综合考虑”实际上就是一种折算。而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上公布的该《纪要》的理解与适用，在其第三部分第二点明确指出，“为了科学合理量刑，避免量刑失衡……，可以将不同种类毒品统一折算成海洛因的相当量”。这是“折算”思路的明确化，同时该文件也明确了折算的基准毒品是海洛因，折算的比例是“鸦片与海洛因为20:1”。到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关于审理若干新型毒品案件定罪量刑的指导意见》更是直接规定了各类新型毒品与海洛因之间的“折算”关系。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不同类毒品在定罪量刑时的“等价折算”是有相关规定支持的，基本上是以海洛因为折算的基准毒品，同时也明确了一些毒品与海洛因之间的折算比例。

(作者单位：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400038】)抢建房屋骗取征迁补偿的行为认定　许有荣　庾宗利

【案情】2007年9月，某市政府决定征迁集体土地900余亩，用于雨山路出口处环境改造。为防止出现抢建、违建现象，专门下发了《土地征收方案公告》，规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搭、翻建、抢种的地上附属物，一律不得申请补偿。原市征迁处国家工作人员何某，看到公告以后认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便伙同他人抢建了一栋单砖到顶的小二楼。征迁工作组的国家工作人员吴某，在明知小二楼系公告发布以后抢建的违章建筑，受何某之托，仍然违反规定予以丈量，登记入册。为使造假看起来真实，吴某又凭空编造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水泥地坪、护坡、暗沟等附属物，并计算了补偿金额。致使何某等人骗取国家征迁补偿款33万余元。

本案争议焦点，行为人构成一罪还是数罪。

【速解】本文认为，吴某构成滥用职权罪和贪污罪，根据牵连犯的法律原则，择一重处；何某等人构成贪污罪，系共同犯罪。

认为吴某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观点是正确的，何某等人构成诈骗罪的观点是错误的。诈骗罪是以虚构的事实诱骗他人相信自己行为的真实性，达到骗取他人钱财的目的。本案中，何某等人赶在征迁丈量之前抢建了一栋小二楼，小二楼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采取不正当手段与虚构事实有着本质区别的。诈骗罪构成要件是以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相信，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本案是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国家征迁补偿。

认为吴某构成滥用职权罪和贪污罪，何某等人构成贪污罪的观点是正确的。何某等人为骗取国家征迁补偿款，赶在征迁丈量之前抢建了一栋小二楼，其目的就是为了骗取国家征迁补偿款，非法占有目的明确。为达到骗取国家征迁补偿的目的，又采取拉拢腐蚀的方法，将负责征迁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吴某拖下水，让其利用职务之便将原本不属于征迁补偿对象的违章建筑，伪造成合法的征迁对象，进而骗取国家征迁补偿款33万余元。如果没有吴某的职务行为，何某等人骗取国家征迁补偿款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此案的关键点在于利用了职务之便，其行为特征完全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吴某与何某等人属于共同犯罪，吴某同时构成滥用职权罪，根据牵连犯择一重处的法律原则，对吴某以贪污共犯予以惩处。

定罪量刑 篇4

一、概述

对于犯罪的界定, 即定罪, 是对犯罪嫌疑人最直接的判定。一旦定为有罪, 犯罪嫌疑人就将面临牢狱之灾;一旦定为无罪, 犯罪嫌疑人就将重获自由。因此, 定罪可以说是刑法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也是最需要谨慎思考的一个环节, 因为定罪可以直接将立法者的价值判断用于犯罪嫌疑人的刑罚。而量刑则是定罪之后对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严重性的判断:什么罪严重应该重罚, 什么罪轻应该宽大, 也体现刑法的价值判断。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共同体现以下几个价值判断。

(一 ) 维持和发展 一个和平、公 正的社会 。“法律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目的论活动”。刑法作为重要的部门法, 自古以来就在实现人类和平、公正社会的伟大理想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人们制定刑法的根本目的是用刑罚惩罚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保护社会,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动用, 保障人权。既然“法律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目的论活动”, 那么我们就“必须根据法律的目的论看待法律”。

(二 ) 秩序与自由 。这是一对矛盾的词语 , 然而在刑法的制订中找到自由与秩序的完美平衡却是每一个立法者不懈追求的。如果过于追求秩序, 将法律定得十分严格, 如秦朝的苛法, 连菜刀都要交到派出所统一保管, 一人犯罪, 邻居连坐等, 就会因为剥夺了民众的自由而遭到民众的反对。这样会因为法律直接危及政权的稳固性。秦始皇在世时, 严酷的刑法使民众敢怒不敢言, 可是一旦出现松动, 国家将毁于一旦。反之, 如果法律过分追求自由, 法律对犯罪的惩戒力度不够的话, 别有用心的人们就会为非作歹, 国家将完全失去秩序, 陷入混乱。如何把握这种平衡?这是历朝历代的人都说不明白的。以下说法仅供参考:有学者从定罪角度提出三个考察视角:第一, 违法行为对社会造成危害的严重程度。对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在刑法规定比较模糊的情况下, 应尽可能考虑偏重于社会秩序的保护, 尽可能将这种行为认定为犯罪;对于社会危害性程度接近于犯罪的临界点时, 如果刑法规定比较模糊或者法律人对刑法规范含义争议较大, 那么应注重考虑刑法的个人自由保护价值, 尽可能将其认定为非罪。第二, 刑法语言的模糊性程度。对于远离刑法语言核心词的违法行为, 应该偏重于考虑刑法的个人自由价值, 尽可能将其认为非罪;对于靠近刑法语言核心词的违法行为, 应该偏重于刑法的秩序价值, 尽可能将其认定为犯罪。第三,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但是此罪与彼罪难以区分时, 应该偏重于考虑被告人的人权保护价值, 而不能更多地考虑秩序的保护价值。

(三 ) 保证利益最大化 。这是任何法律法规都共同遵循的价值判断, 在两方的价值出现冲突的时候, 以较大的利益为重。正如刑法中关于紧急避险的规定, 就是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体现: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 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 不负刑事责任。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伤害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它是在处于紧急危险的状态下, 不得已采取的以损害较小的合法权益保全较大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因此, 紧急避险行为不具备犯罪构成。从总体上说, 它不仅没有社会危害性, 反而是对社会有利的行为。

二、定罪与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 (也称罪刑法定主义) 在近现代已成为一项世界公认的刑法基本原则。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我国刑法学的罪刑法定原则不断向前发展, 经历了从不实行到相对实行的过程, 由相对实行到绝对实行的过程。罪刑法定原则本身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 日益紧随时代的进步而演绎出新的含义, 目前, 主要来说, 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 成文法的明 确性。刑法法律的制定必须条文规范明确。 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 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性的、不取决于个别人任性的性质。明确性要求立法者必须具体地明确规定刑罚法规, 以预先告之人们成为被惩罚对象的行为。

(二 ) 刑罚适当性。 刑法适当性 , 又称适当处罚性 , 指刑罚法规规定的犯罪和刑罚都应该被认为适当, 这是针对法规内容而言的。刑法规定的适当, 对某一行为作为犯罪规定刑罚有合理的根据。刑罚规定的犯罪应顺合行为确实是否需要刑罚处罚的刑法为前提。

(三 ) 禁止适用事 后法。禁止适用事后法 , 即不允许在法律规范施行后对法规施行前的犯罪行为予以处罚, 又称为“刑法无溯及效力”。法无溯及既往效力, 从而符合“不知者无罪”这一俗语。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必须预告法律规定的犯罪与刑罚, 并公之于众, 以便人们遵守, 但随着刑法的不断完善, 其溯及力的确定多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即在新法为轻的情况下刑法具有溯及力, 这是保障人权的要求, 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刑法的权威与统一性, 达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

(四 ) 绝对禁止或 排斥类推适 用。类推推理是把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事项, 比照刑法中最类似的事项加以解释的方法。在罪刑法定原则下, 类推解释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内容“解释”进去是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相斥的, 所以罪刑法定原则使得刑法的适用禁止类推推理, 但刑法又是不断与时俱进的法律规范, 在禁止类推适用的范畴内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 即从完全否定类推到容许有限制的类推适用, 即在有利于被告人的场合容许类推适用, 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重大进步。

(五 ) 绝对禁止不 定期刑 , 实行绝对确 定的法定 刑。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的变迁, 刑法学说的进化, 绝对罪刑法定的学说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不断得到修正。绝对确定的刑种和刑期, 使法官只根据法条而不顾具体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社会危害程度判处相应的刑罚, 不利于刑罚的正确适用。若刑法中存在没有规定刑期的自由刑, 罪犯服刑期长短的权利完全由行刑机关掌握, 就会丧失刑法保障人权的机能。所以法定刑或宣告刑都不允许绝对的不定期刑。因而从根本上应确立相对不定刑期, 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让其考虑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裁量刑罚, 从而不偏斥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与本质。

三、量刑与量刑均衡原则

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 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由此可见, 我国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 实际上包含了刑罚的轻重与所犯罪行相适应、刑罚的轻重与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两个内容。刑罚的轻重与所犯罪行相适应, 体现的是报应观念, 要求刑罚的轻重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 也就是重罪重判、轻罪轻判。而刑罚的轻重与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体现的是预防观念要求刑罚的轻重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因此, 我国刑法关于罪刑均衡原则的规定, 反映了报应与预防相统一的刑法观念。当然, 这种统一并非平分秋色, 而是应当有所侧重, 就是以报应为主, 以预防为辅。反映在刑法第5条的规定上, 就是以刑罚的轻重与所犯罪行相适应为主, 以刑罚的轻重与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为辅。

我国刑法除明文规定罪刑均衡原则外, 在立法内容上始终贯穿罪刑均衡思想。这一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表现如下:

(一 ) 科学严密的 刑法体系 。我国刑法总则确定了一个科学的刑罚体系, 此刑罚体系按照刑罚方法的轻重次序分别加以排列, 各种刑罚方法相互区别又互相衔接, 能够根据犯罪的各种情况灵活运用, 从而为刑事司法实现罪刑均衡奠定基础。

(二 ) 区别对待 的处罚原则 。我国刑法总则根据各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 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如对防卫过当、避险过当而构成犯罪者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等等。此外, 刑法总则还侧重刑罚个别化的要求, 规定了一系列刑罚裁量与执行制度, 如累犯制度、假释制度, 等等。

(三 ) 轻重不同 的量刑幅度 。我国刑法分则不仅根据犯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建立了一个犯罪体系, 还为各种具体犯罪规定了可以分割、能够伸缩、幅度较大的法定刑。这就使得司法机关可以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犯罪人的主观恶性, 对犯罪人判处适当的刑罚。

四、定罪对量刑的影响

罪刑均衡原则是指刑罚如何适用的问题, 一般仅体现在量刑方面, 与定罪无关, 定罪适用的是罪刑法定原则, 某些行为依据犯罪构成要件构成某罪, 则其刑罚亦法定, 在该罪的法定刑再适用罪刑均衡原则参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罪犯的人身危险性量刑, 虽有伸缩之余地, 然而终须以该罪之刑罚为标准, 这就有可能使社会危害性不是特别大的行为因定为重罪导致实质上的罪刑不相称。定罪的不当终将导致刑罚的不当, 从而使罪刑均衡原则在量刑中无从反映, 最终违背量刑中的罪刑均衡原则。

2001年12月 , 郑金草从部队退伍回家后 , 花了5000元钱购置了一部报废的吉普车, 并将车改装成绿色军车, 还安上警灯。他与弟弟郑通顺、表弟勇通及朋友郑志勇商量要冒充军风军纪纠察队抓假军车发财。12月26日四人穿上郑金草从军队带回的军装, 驾驶假军车到高速公路龙海市长洲路口, 拦下蒋某、谢某驾驶的湖北省某兵工厂运载布匹的军用卡车 (车上布匹价值28万多元) , 四人自称某师军风军纪纠察队, 在检查证件后, 声称该军车是假的要查扣, 蒋某刚出言申辩即被郑通顺打了一耳光, 蒋某、谢某见状只好交出汽车, 郑金草叫二人下午到某师师部解决, 就将车开走。后四人除一人逃走外, 其余均被抓获并以抢劫罪提起公诉, 郑金草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其余二人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本案中, 郑金草等人的行为属于冒充军风军纪纠察人员, 以行使军纪检查之特殊权力, 并伴以使用轻微暴力, 使被害人信以为真, 交出军车。主流观点认为郑金草等人冒充的是具有特殊权力的军风军纪纠察人员, 正是这种权力对被害人产生精神上的强制, 使之产生恐惧、害怕心理, 不得已交出财物主观上不是出于自愿, 更何况还使用了暴力手段, 与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构成要件不符, 而适用抢劫罪中表述的“暴力”及“其他方法强行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因此构成抢劫罪。上述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即便单纯从技术角度亦非无懈可击, 郑金草等人要想查扣军车, 不冒充纠察人员则不可能实现, 纠察人员的特殊权力并不能产生足够的强制力而被害人没有反抗主要是因为认为对方是军纪纠察人员, 因此才将军车交由对方处理;整个作案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军人身份, 其中的暴力只是为了加速进程, 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是符合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构成要件的。但本文主题并非探究本案构成何罪, 而是罪刑均衡原则对定罪的影响, 就此打住言归正传, 回到主题。本案法院以抢劫罪定罪, 恰好本案有两个加重情节———“冒充军人抢劫”和“抢劫数额特别巨大” (幸亏车上载的只是布匹而非军用物资, 否则就有三个加重情节) , 因此三人分别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缓。然而郑金草等人仅仅利用军人的身份试图骗取军车上的财物而已, 他们的行为是否真的具有如此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笔者认为没有。这里我们看到所谓的“罪刑法定”和明显的“罪刑不相称”。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有时危害性并非很大的罪犯受到了或者即将受到与其行为不相称的过于严厉的刑罚。这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定罪不但关乎刑法罪刑法定原则, 还会对刑法罪刑均衡原则的适用产生巨大影响, 如果在定罪过程中只考虑罪刑法定而忽视罪刑均衡原则, 将对量刑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 并终将违背罪刑均衡原则, 刑罚公正与正义的基本要求不可能实现。现实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此罪与彼罪的区别亦呈现出复杂多样性的特征, 在定罪过程中也是如此, 如果只是机械照搬经验而不能很好地使用罪刑均衡原则不停地修正定罪的标准, 就无法正确使用法律, 大前提 (定罪) 已经错了, 推出的结论 (量刑) 怎么修正, 都不可能做到刑罚公正, 无法真正达到刑罚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目的。相反, 这种不相称的重刑只会损害刑法的尊严, 只能侵犯罪犯的人身权益, 只能产生一种结果:犯罪的耻辱因不相称的刑罚变成了法律的耻辱。正因为如此, 刑法的罪刑均衡原则绝不应只是在定罪中发挥作用, 而应当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判断此罪与彼罪出现困难时, 我们不能仅以此罪与彼罪的犯罪构成表象上的区别做出简单的判断, 不能机械照搬教科书上对此罪与彼罪的比较, 一味拘泥于罪与罪之间的表面区别, 而要在做好表面技术性分析的同时, 不忘从刑法的基本原则入手, 在定罪时跳出一般规律的框框, 大胆适用量刑的基本原则———罪刑均衡原则, 这样才有可能做到罪当其罚。

参考文献

[1]刑法适用中的价值判断.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

[2]刑法修正案 (八) .

[3]汪明亮编著.刑法学.格致出版社, 2009.

定罪量刑 篇5

论文摘要：自古“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必不可缺的物质基础，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食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并可以供人食用的物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的种类愈加丰富，食品安全已为备受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对涉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定罪量刑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体现刑法三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实现法律的作用，正确规范和引导食品行业安全、健康、快速的发展，引导消费者正确合理的消费，关乎民生大计，也牵动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脉。

论文关键词：食品安全 涉食品犯罪 定罪量刑 法律责任

一、食品安全事故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食品安全是“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食品安全也是一门专门探讨在食品加工、存储、销售等过程中确保食品卫生及食用安全，降低疾病隐患，防范食物中毒的一个跨学科领域。

近几年来，国际上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食品污染事件，对食品安全问题形成一次次的冲击波。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食品安全应该包括“食物量的安全”与“食物质的安全”两个方面，“食物量的安全”解决的是能否吃饱问题，”食物质的安全”是指确保食品消费对人类健康有没有直接或者潜在的不良影响。在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如上海的毒馒头，浙江地区以变质的动物内脏提炼地沟油，“皮鞋酸奶果冻”事件，杭州的“毒蜜饯”事件，使人们现在都有谈食品色变的感觉。据统计，我国每年食物中毒的人数至少为20万-40万人。由此可见，我国的食品安全现状非常不乐观。

二、食品安全事故的构成要件

根据现代汉语解释，食品安全事故为相对于受害者而言发生的`自然的或认为的意外损失或灾祸。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出食品安全事故是相对于食品受害者而言，是由自然因素，人为因素而引发的食物中毒，食品污染等所造成的意外损失与灾祸。根据我国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食品安全事故的构成要件是指构成食品安全事故的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而客观要件是判断是否构成食品安全事故的标准。具体来讲，食品安全事故的责任构成要件有：违法行为;行为的损害结果;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

(一)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作为和不作为。在《食品安全法》中，作为是指行为人以积极的行动实施了食品安全卫生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例如行为人生产法律禁止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不作为是指行为人以消极的态度，不积极履行食品卫生法律规定的应尽义务的行为。例如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经营者应当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品，定期检查库存食品，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如果行为人消极地不履行这一义务，即是违法行为。

(二)行为的损害结果

行为的损害结果是指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有损害人体健康，死亡的后果。损害结果是确定食品安全犯罪的显著的外部特征。涉食品安全犯罪与其他的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不同，其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受害者的广泛性。由于现在社会生产具有规模大，销售具有网络化的特点，导致食品安全犯罪领域的受害者分布极为广泛

2.受害者的不特定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由于食品食用者的广泛性，导致受害者人数众多，而且人数是不特定的。

3.损害结果出现的突发性。大规模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相对于传统的犯罪行为，大规模食品安全犯罪不是由具体明确的行为人直接对受害人实施危害行为，而是首先作用于食品，以食品作为中介来对受害人的生命或者财产产生损害。相对于传统的犯罪行为，现在的大规模食品安全犯罪行为需要动用现代科技手段才能鉴定。因此，食品安全事故往往会不以受害者所意料的方式突然发生，而且一旦发生，即使采取各种控制或消除事故的诱因的措施，也很难使事故损害停止或者消除其影响。

4.损害结果的严重性。食品安全犯罪的损害结果是涉及消费者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损害结果的严重性和广泛性更加明显。据统计，在“大头娃娃”事件中，根据相关调查的数据，截止到5月，仅安徽省阜阳市因食用劣质奶粉造成营养不良的婴儿就有229人，因食用劣质奶粉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婴儿共计12人。因此，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往往会出现严重的损坏结果，而且程度深。

(三)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根据我国的刑法理论，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在食品安全犯罪领域中，即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的必然的前因后果的关系。

三、食品安全事故的认定

定罪量刑 篇6

贪污罪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修改了贪污罪定罪量刑的标准；二是对贪污罪从宽处罚进行了完善；三是规定了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限制减刑、假释，赋予了法院对本罪限制减刑、假释的决定权，增加了规定可以终身监禁的措施。

关键词：贪污罪；刑法；刑事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67-01

一、贪污罪

（一）概念。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行为。

（二）认定。

贪污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贪污罪是一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性职务犯罪，与盗窃、诈骗、抢夺等侵犯财产罪一样，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财物作为区分贪污罪即遂与未遂的标准。对于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了虚假平帐等贪污行为，但公共财物尚未实际转移，或者尚未被行为人控制就被查获的，应当认定为贪污未遂。行为人控制公共财物后，是否将财务占为己有，不影响贪污即遂的认定。

（三）刑事责任。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对贪污罪的处罚在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四十四条修订，按贪污数额或者贪污情节重新设置了贪污罪的法定刑，并增设了第三款，第四款（终身监禁）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1.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3.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对刑九后贪污罪的浅析

（一）“固定数额”修改为“概括数额”，同时并列增加“其他情节”修正案删除现行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具体数额的规定，改为具有弹性的“数额+情节”模式—“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现行的刑法中，以5000元、5万元和10万元的具体数字作为贪污量刑标准。但是由于人民币在中国国内贬值，这一设置显得已“跟不上时代”。且10万元以上，“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的表述“太过模糊”，10年以上到死刑可以拆分的空间很有限。

（二）扩大了贪污罪从宽处罚的范围。刑法修正案（九）第383条第三款规定了贪污罪从宽处罚的条件：“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从宽处罚的范围扩大到所有情形，但区分了第一二项和第三项。如何理解和适用该款，仍需要加以明确。

首先，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时间。据本款规定，从宽处罚的情节的时间应当在“提起公诉前”，如果在提起公诉之后形成，则不属于从宽处罚的范围。

其次，对“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理解。在刑法总则条款中，“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能构成自首或者坦白的法定情节，其中，自动投案的构成自首，被动投案的，构成坦白。该处的“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包括前述两种情形在内。

最后，从宽条件强调“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的酌定情节。如何认定“真诚悔罪”，除了行为人主观上的表达之外，还需要行为判断。“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发生”尽管是事后行为，但客观上有利于减少国家财产的损失。

（三）规定了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限制减刑、假释，赋予了法院对本罪限制减刑、假释的决定权，增加了规定终身监禁的措施。在刑法修正案（九）中规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款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依刑法修正案（九）的第383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对贪污罪判处死刑的标准是：（1）数额特别巨大；（2）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但依照该条第三款的规定：“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该两款的结合使用，基本上废除了贪污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所谓贪污罪保留死刑，实际上为保留死缓。

限制减刑、假释决定终身监禁的依据和自由裁量权。从法条理解，不能简单地认为，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即必然为终身监禁。立法对决定终身监禁依然采用了较为灵活的方式。从依据上而言，赋予了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是否决定终身监禁还必须考虑“犯罪情节”，而对于何种犯罪情节会导致人民法院决定终身监禁，则可以依据时代的发展而进行不同的司法解释，避免了法条的频繁修改。此外，该款规定为“可以”，则表示人民法院在决定限制减刑、假释权方面，仍有足够的自由裁量权。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5

定罪量刑 篇7

关键词：顺序性思维,罪刑法定原则,量刑反制定罪

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 还是在各个学科研究领域, 都离不开顺序性思维方法的应用。当然, 在刑法学研究中也不例外。其中, 在定罪和量刑的先后顺序上, 按照顺序性思维的思路, 需要坚持先定罪, 后量刑, 极力反对“量刑反制定罪”理论。所谓的“量刑反制定罪”, 就是抛开常规的顺序性思维, 用逆向性的思维模式来研究定罪与量刑的先后关系, 换句话说, 首先应当依据案件的具体情节来确定大致的量刑幅度, 其次, 对案件进行准确定性, 以确保罪刑相适应。[1]接下来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论证“量刑反制定罪”理论违背了刑法学研究中的顺序性思维方式, 从而进一步论证该理论存在的不合理之处。

一、“量刑反制定罪”违背了刑事法治的基本精神。

一直以来, 所有崇尚刑事法治的国家, 都始终坚持“定罪是量刑的前提”这一基本精神, 认为定罪对量刑具有客观、公正而坚实的制约作用。我国《刑法》第61条就彰显了这一立法精神, 其规定:“在对犯罪分子量刑之前, 首先应当依据案件的具体事实、具体情节、社会危害性等要素进行定罪。”可以说, 定罪是量刑的前提与基础, 这正如赵廷光教授所言:“定罪是量刑的前提条件, 它不仅为量刑提供了基本依据, 也防止罪刑不相适应的基本保障。”[2]相较而言, “量刑反制定罪”将定罪作为实现目的工具, 抑或是作为实现量刑公平的一种方式, 而把量刑视为刑法的最终目的。事实上, 如果将定罪作为手段、将量刑作为目标, 那么手段 (即定罪) 的选择应当是多种多样的, 譬如说更改罪名就是一种具体手段。[3]但不难看出, 这种“量刑反制定罪”理论与罪刑法定精神是相背离的, 同时也违背了刑法学研究中的顺序性思维方式。

二、“量刑反制定罪”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3条明确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 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可见, 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是刑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 也是实现依法治国、保障公民权益的基本保障。刑法条文由国家制定与强制推行, 它具有强制性、明确性、稳定性与可预见性的特征, 只有贯彻落实罪行法定的精神, 才能确保法官“公正司法”, 才能实现公民“遵法守法”, 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事实上, 罪行法定原则不仅是刑法教义学上的核心理念, 也是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基本准则, 因此“量刑反制定罪”或“更改罪名”的方式明显有悖于罪行法定原则。[4]除此之外, 法官只能依据刑法的具体条文进行审判, 而非迫于政治压力或者基于自由心证来更改罪名。倘若法官违法罪刑法定原则而更改罪名, 那么司法公正将难以实现, 公民的基本权益将难以保障, 罪行法定原则也将被打破。

三、“量刑反制定罪”忽略了刑法解释的调和作用。

由于制定法存在滞后性的缺陷, 立法者在进行刑法立法时偶尔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罪刑失衡的情形, 导致最终的量刑不公正。而这种量刑不公正主要是一个刑法解释不力的问题, 不一定必须通过先确定量刑来改变定罪的方式来解决。陈兴良教授曾一针见血的指出:“罪刑法定原则应当贯彻落实于整个司法过程, 但前提是要对刑法进行合理的解释与逻辑推理, 否则罪行法定原则将形同虚设。”[5]在实践过程中, 刑法解释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典型的如许霆案件, 许霆最终被法院从轻判决离不开刑法解释所发挥的作用, 不管是认定许霆构成盗窃罪, 还是依据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其减轻处罚而判处5年有期徒刑, 都证明了刑法解释完全可以解决有关难题。重视量刑和追求量刑公正的努力固然重要, 但如果把这种公正寄托在罪名的擅自更改上, 这不仅会弱化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与可预见性, 还不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无疑是定罪与量刑关系的“本末倒置”, 这不利于刑法解释调和作用的真正实现。换句话说, 为了实现量刑公正, 不需要去打破顺序性思维, 主张量刑反制定罪, 而应该重视定罪在前, 量刑居后。

四、“量刑反制定罪”扭曲了定罪量刑的应然关系。

然而, 也有学者 (即“量刑反制定罪”的支持者) 指出:“刑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在于量刑而非定罪, 定罪只是服务于量刑的一种具体方式, 国家制定刑法的最终目标在于准确量刑, 以更好的处罚犯罪嫌疑人, 维护社会的稳定。”[6]尽管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 但是犯了定罪量刑“本末倒置”的错误, 也扭曲了定罪量刑的应然逻辑。刑法理论界普遍认为, 罪名具有类型化的特征, 且往往置于法定刑之前, 只有先确定罪名才能确定相应的法定刑, 这不仅是罪行法定的基本要求, 也是严格规则主义的应然之义。尽管刑法的目的在于惩治犯罪, 但是也必须在定罪的前提下进行, 这样才能确保司法的公正。不能因为盲目的追求个案正义或平衡定罪量刑关系而选择以量刑反制定罪, 这样往往难以获得最佳的司法审判效果, 而且立法、司法的公信力将遭受严重削弱, 公民的基本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假如更换罪名是为了惩治犯罪, 那么定罪与量刑之间的应然逻辑将发生错位, 刑法上的“三段论”也将遭受彻底颠覆。[7]

显而易见, 以上四个方面是“量刑反制定罪”理论存在的不足之处, 概括起来就是:“量刑反制定罪”因为违背了刑法学中的顺序性思维方式, 从而导致了其在理论上存在着诸多缺陷。

当然, 刑法学中的顺序性思维方式在定罪和量刑先后问题上的应用并不意味着固守传统的罪行关系理论。在刑法学中, 学界在对罪刑关系的认识上, 主要有以罪定刑、以刑释罪及以刑定罪三种理论。关于第一种理论, 有学者认为:“定罪与量刑具有严格的先后顺序, 应当予以严格遵循, 否则将造成严重的后果。”[8]“以罪定刑”理论严格遵守了顺序性思维方式, 但同时只是机械化地认识到定罪与量刑之间的稳定性, 但却没有把握二者之间的灵活性。事实上, “以刑释罪”理论有助于理解定罪与量刑的内在关联, 有助于理顺罪刑关系并克服“以罪定刑”理论的僵化性。可以说, “以刑释罪”是对传统罪刑关系的完善和补充。从这一角度分析, “以刑释罪”并没有违背刑法中的顺序性思维方式。而“以刑定罪”理论却彻底颠倒了定罪和量刑之间的顺序和罪行关系上的顺序性思维方式, 这是非常危险和不值得推崇的。正如有位学者所述, “以刑释罪”值得提倡, 但必须区别对待、谨慎适用;而“以刑定罪”则是明显的恣意解释、滥用刑罚权, 应当坚决予以杜绝。

随着刑法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深入, 刑罚的独立品格与价值逐步展现出来, 它不仅可以实现对定罪的反向制约, 也有助于理顺定罪与量刑的内在关联, 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 刑罚的独立品格与价值并不是为了实现“以刑定罪”的目标, 否则, 这不仅有违刑法学研究中的顺序性思维方式, 同时也是对罪行法定原则的彻底违背。因此, 我们应当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科学的看待定罪与量刑的关系, 秉持顺序性的思维方式, 从而确保刑事立法的科学严谨, 并实现刑事司法的合法运行。

参考文献

[1]熊红文.量刑反制定罪方法的合理性及其运用[J].人民检察, 2014 (5) .

[2]赵廷光.论定罪、法定刑与量刑[J].法学评论, 1995 (1) .

[3]姜涛.批判中求可能:对量刑反制定罪论的法理分析[J].政治与法律, 2011 (4) .

[4]许德风.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J].中外法学, 2008 (2) .

[5]陈兴良.刑法教义学方法论[J].法学研究, 2005 (2) .

[6]高艳东.量刑与定罪互动论:为了量刑公正可变换罪名[J].现代法学, 2009 (5) .

[7]曹坚.“以量刑调节定罪”现象当杜绝[N].检察日报, 2009-12-21.

定罪量刑 篇8

一、明确贪污贿赂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

《刑法修正案 (九) 》取消了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 代之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解释》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巨大”;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这样的规定解决了近年来由于受地域差距等原因导致的各地对贪污受贿移送追究刑事责任和定罪量刑的标准不统一现象,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把党纪挺在前面”的精神。惩治腐败在刑罚之前还有党纪、行政处分, 两者之间必须做到相互衔接、相互协调, 为党纪、政纪发挥作用留有空间。将贪污罪、受贿罪定罪的起点数额提高到三万元, 不意味者低于三万元的贪污、受贿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通过压低入罪标准, 有助于强化“莫伸手伸手必被擒”的戒律。《刑法修正案 (九) 》体现了数额与情节并重的立法精神, 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过去单纯的“计赃论罚”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重, 即使未达到数额标准, 但具有一定较重要情节的也要定罪, 并按照相应的量刑档处罚。《解释》规定, 贪污、受贿数额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 具有《解释》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的,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贪污、受贿数额不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具有《解释》规定的情节的, 应当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或“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依法从重处罚。

二、明确贿赂犯罪对象“财物”的范围

贿赂犯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这些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贿赂犯罪的手段越来越隐蔽, 如有的行为人通过低买高卖交易的形式收受请托人的好处, 通过收受干股、合作投资、委托理财、赌博等形式收受请托人的好处。《解释》对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对象“财物”解释为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 并对“财物”作出了适度扩张的解释, 规定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 并明确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 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 还包括需要支付货币才能获得的其他利益, 如会员服务、旅游等, 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解释》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概念扩张到“财产性利益”, 将有效应对请托人将在社会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自有利益免费提供给国家工作人员消费的情况, 有利于检察机关成功起诉贪污、贿赂犯罪, 也有利于法院适用刑法有关条款定罪量刑。

三、明确多次受贿数额累计计算

《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 累计计算受贿数额。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 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解释》从两个方面对受贿犯罪数额的计算作出了规定, 一是针对小额贿赂款的问题, 虽然每次均未达到《解释》规定的定罪标准, 但是多次累计后达到定罪标准的,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针对收受财物与谋取利益事项不对应的问题, 明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 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对那些不断收取小数额财物、多次收受小数额财物的, 符合定罪量刑条件的应当一并追究刑事责任。

四、明确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

根据《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 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履职时未被请托, 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因此, 根据《解释》可以看出, 不论是否实际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不论事前还是事后收受他人财物, 均不影响受贿犯罪的认定。另外, 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所谓“感情投资”现象, 作出了明确的处理规定。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 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 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强调从严惩治腐败, 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简称《解释》) , 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规定。

定罪量刑 篇9

我国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罪”作出了定义。即因主观方面过失, 客观方面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并发生重大事故, 造成行为结果—致人重伤、死亡或公私财产重大损失。

研究本课题的意义在于, 交通肇事案件的发生率高, 易于收集材料。另外, 其行为模式千奇百怪, 而司法机关以及民意关注的多关注犯罪人的主观恶劣程度、手段残忍程度, 而忽略了被害人的行为对定罪、量刑的影响。但中国自古就有“咎由自取, 死有余辜”的说法, 本文中作者致力于研究被害人自己行为的过错对交通肇事案件的原因力、影响力。

二、笔者通过对江西省某县交通肇事案件的发生进行调查、统计、分析、研究, 作出如下报告

交通肇事案件发生的特点:

(一) 案件数量多、发生区域集中

笔者调研对象, 是一个运输方式集中于货车、客车、私家车的较为落后的小县城, 其道路多为省道、乡道。

2015年1月份, 在集中收集的50起公诉案件中, 交通肇事案件达13起;2月份达16起;三月份达17起。发生区域集中于省道, 且拐弯处多有发生。案件发生时间集中于晚上7点至10点。

(二) 行为人为男性, 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下

笔者将2015年1-3月份某县法院立案受理的交通肇事案件中随机抽取50起。发现所有肇事者均为男性, 且经调查核实, 其文化程度均为小学、初中未结业。笔者认为, 男性易饮酒且冲动, 又因为文化程度较低, 对法律知识的接触面狭窄, 对安全知识的掌握程度较低导致。

(三) 表现形式有追尾、醉驾、超速、无证驾驶、超员驾驶

如上事故发生过错既有存在于行为人也有存在于受害者。如醉驾的行为人韩某撞上横穿马路的骑行者李某造成李某重伤。又如21:00左右某段高速公路上, 私家车主孙某因汽车故障暂停行驶, 但未设置提示牌, 致使超速行驶的范某将其追尾。又如2015年1月份, 某长途客车因超员搭载, 发生事故致使车上人员发生重伤。

(四) 案件处理结果多为缓刑M个月

笔者在交警大队手机发生的50起交通事故案件, 其中有13起在交警大队的促成下达成和解。案件性质多为财产性损失, 且多数案件被害人本身也存在过失。另有7起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达成和解协议。剩余30起案件中, 除一起造成2人死亡以外, 均适用缓刑。

三、过错被害人对交通肇事案件量刑的影响

笔者分别收集了2013、2014、2015年1-3月份被害人存在一定过错的20起被审查起诉的交通肇事案件, 对判决结果进行统计:

表一的数据结果反映出缓刑在交通肇事案件中的县级法院判决中高达85%, 并且逐年递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多为三年以下, 且适用率呈递减趋势。

原因分析如下:交通肇事案件起因于行为人的过失, 且少数案件中被害人由于风险意识差存在一定过错而造成事故后果。法院适用非监禁刑有利于行为人具结悔过, 规范自己的行为。再者, 在此类案件中, 行为人大多积极主动进行赔偿—对于此类主观非恶性的刑事案件, 笔者认为, 与其判处犯罪嫌疑人监禁刑, 不如对其进行教育、考验以及鼓励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进行赔偿以恢复其财产损失保障其日后生活。

处理交通肇事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一) 交通肇事案件频发的原因

理论结合实践调研, 笔者运用演绎推理对此类案件高发的原因进行总结:

首先, 在县级城市, 道路的现有实际情况不合理, 易发生车辆间避让苦难的情况。

车辆作为代步工具已经日益普及, 在农村及乡镇, 每家每户至少拥有一辆摩托车。在为人们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安全隐患。

县级地区的修路状况大多呈翻新状态, 新建道路几乎很少。由此便出现了现有道路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机动车、非机动车数量变化。笔者实地进入乡村道路调研发现, 路面宽度并不足以同时容量下两辆并行的机动车。且路面多绕山而行, 影响视野又少有设置路灯。

而省道的问题多出现于警示灯要么缺乏设置, 要么有损坏。虽然在一、二线城市, 交通指挥员的设置愈发普及, 但在县级地区, 仍就匮乏。虽然县级地区的驾驶员、行人安全意识偏弱, 但此种道路的设置不规范也是交通事故发生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其次, 犯罪嫌疑人文化程度不高, 交通法律规范意识差。

法律, 是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 是人们各自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自由来防止自己侵害到他人合法权益。大多数老司机能够凭借自己过硬的技术在他们熟悉的道路游刃有余, 但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规划, 他们需要对最新规划的道路进行熟悉。这就需要遵守交通规则来规范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加之交通法规的接触面狭窄是造成交通肇事案件的隐形杀手。

再者, 被害人存在过错, 风险防范意识差。

大多数被害人存在过错的交通肇事案件中, 被害人都抱有“我横穿马路, 难道他还敢撞我?”的扭曲心态。却忽略了驾驶员也可能在想“难道他见车还敢往上撞?”的同样心理。

行人及非机动车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在县城屡见不鲜。一方面由于部分中老年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他们了解交通规则的途径少。中小学生交通意识异常淡薄, 成群结伴嬉闹于马路、公车的显现时有发生。而这两部分群体正好占据了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当他们不遵守交通规则时, 悲剧难免发生。

(二) 公检法处理交通肇事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通过对2015年2月份的某一时间段发生的交通肇事案件分别被公检法进行立案侦查、审查起诉、立案受理并判决的数量进行整理汇总。

发生交通事故后若非因与双方过错或是意外事件, 行为人当然不会被追诉。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大多数后果并不是特别严重的交通肇事案件, 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阶段, 办案人员都会促成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而到了审查起诉阶段, 进行和解的数量则少了许多。而这些进行和解的案件中, 存在一定比例的被害人存有过错的情况。并且法院在进行量刑说理时也重在权衡双方的责任大小。笔者在肯定公检法秉公执法的基础上提出如下问题:

1. 赔偿在公检法处理案件的考量中比重过大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设立并非民众所误认的花钱买刑。在被害人存在一定过错的刑事案件中, 其更倾向于与行为人达成和解。然而, 刑罚具有不可动摇的公信力。在考虑对行为人不追诉、不立案、免于处罚的同时也要斟酌行为人是否切实做到具结悔过、减轻社会危险性。

实践中, 由于被害人存在轻微过错的交通肇事案件容易使得行为人在与被害人达成和解的同时忽略其本应适用的刑罚。

即使达成和解, 就赔偿部分也存在执行难的问题。就赔偿标准又存在同案不同标准问题。就刑事部分的处罚亦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2. 被害人过错这一酌定情节对判决结果的权重失衡

被害人的过错有一般和严重过错区分。然而相同的过错在不同案件中的影响力度不一。导致犯罪嫌疑人是否需要被追诉, 如何量刑等问题存在分歧。尽管司法实践中, 交通肇事案件的缓刑适用率高达90%, 但是否需要判处缓刑, 缓刑期间如何都因个案而异。

3. 被害人过错对“造成重伤”情节的原因力作用

刑法分则133条对交通肇事罪的情节—造成重伤或死亡的后果。倘若被害人对造成这一结果存在一定的影响力, 如何削弱行为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范围是司法实践中的又一个难题。

四、交通肇事案件中存在被害人过错的刑罚适用建议

(一) 优化道路条件

交通肇事罪作为过失犯罪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并无犯罪故意。因而改善犯罪发生的硬件条件是减少犯罪率发生的有效措施之一。尤其是对于县城地区, 拓宽道路, 改善路况, 较少视野死角迫在眉睫。

(二) 普及道路安全知识、交通法规

县城地区拥有车辆的多为积攒积蓄多年的中老年群体, 然而他们有经济能力购买车辆时, 道路安全方面的法律规范却未相应学习。因此, 需要对其进行大力宣传和系统学习。

(三) 提高群众的危险防范意识

从对中小学生的学校教育到对社会群体的号召, 加强相关法律规范的宣传力度,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从而减少被害者人员的数量。

(四) 对交通肇事案件中的被害人过错类型划分标准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颁布的《肇事声明》结合社会实际对其中存在被害人过失的交通肇事案件进行类别划分, 同时划定相应的量刑规范幅度, 进而减少同案不同判的发生概率。

(五) 正确把握被害人过错与刑事和解、量刑的关系

刑事和解制度是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制度, 其存在有利于缓解当事人间的矛盾, 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统一发展。实践中, 交通肇事案件中存在被害人过失的刑事和解 (往往就赔偿问题进行协商) 概率较高。原因在于存在被害人过错的赔偿问题双方易于达成一致。而赔偿情况被视为刑事处罚的考量因素。因此, 审判机关应当正确对待被害人的过错程度、行为人的赔偿情况、量刑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

(六) 规范被害人过错对缓刑的适用

对于法定刑在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若存在被害人过错情节, 结合行为人是否真诚悔过, 法院应当酌情对缓刑的期间进行考量。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

[2]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3]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