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案的量刑

合同诈骗案的量刑（共7篇）

合同诈骗案的量刑 篇1

合同诈骗罪的量刑标准

本文引用自江苏刑事辩护律师网合同诈骗罪http:///ffm_more.asp?lm_type=88，更多内容请参见该站。从我国有关现行刑事司法解释来看，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数额标准都高于诈骗罪的数额标准。2001 年 4 月 8 日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 规定，合同诈骗的，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 5 千元至 2 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1996 年 12 月 24 日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注：以下简称 《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规定，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 1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货款诈骗数额在 5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 5 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 l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 5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按照 《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 第二条“根据（刑法 》 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的规定，在新刑法修订前，合同诈骗罪按照诈骗罪进行判处，其犯罪的数额亦按照诈骗罪的犯罪数额进行判处，即，个人诈骗公私财物 2 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 3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 20 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

新刑法修订时，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按照新刑法修订后的 2001 年 4 月 8 日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的规定，合同诈骗的犯罪数额起点为 5 千元，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有所提高，而关于合同诈骗“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在新刑法修订后的司法解释中，则无规定，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合同诈骗罪的起点数额为何有所提高？从立法原则来看，《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 中的金融诈骗犯罪，犯罪起点数额均比诈骗犯罪数额的标准高，在新刑法修订时，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

分离出来归属于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其犯罪客体与金融诈骗罪属同类客体，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合同诈骗的犯罪数额起点提高是必然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 对金融诈骗犯罪数额的规定没有变化，而 《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 中规定的金融诈骗犯罪，新刑法在修订时进行了吸收。审判实践中，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标准仍按照 《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 的规定判处，因此，在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没有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前，也可以参照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规定判处。即，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在 5 千元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在 5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合同诈骗案的量刑 篇2

我们从一则案例来看看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在实践中存在的认识差异。如:2000年11月, 被告人秦卫石化名为泰兴石, 为牟取非法利益, 以虚构的“韩丽装饰品有限公司”的名义, 向上海舟士塑料厂以明显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订购塑料窗帘配件。双方对货物名称、规格、数量、价格、交货日期等事项达成口头协议, 并约定了付款期限。2011年1月3日, 被告人秦卫石从该厂提取价值人民币52500元的塑料窗帘配件15000套, 将货物用于抵债后逃逸。检察院以被告人秦卫石犯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秦卫石对起诉指控的事实与定性均无异议。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秦卫石虽未与被害单位签订书面合同, 但就货物的名称, 数量, 价金等均已达成协议, 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 但罪名不当, 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秦卫石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一审判决后, 检察院提出抗诉, 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秦卫石犯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但定性不当, 建议改判, 在客观上仅限于在签订, 履行合同过程中进行诈骗的行为。从立法者使用“签订”一词的本意来看,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理解为书面合同。设立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本意应当指的是利用书面合同实施诈骗。被告人秦卫石骗取被害单位财务的方法是利用双方口头达成的协议, 未以任何书面形式签订合同, 故其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利用签订书面合同的方式进行诈骗的构成要件, 其行为应当构成诈骗罪。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秦卫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冒用他人名义以订立口头合同的方法骗取他人财务, 数额巨大, 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原判决并无不当且程序合法。遂裁定驳回抗诉, 维持原判。

通过上述案例可见, 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还是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的。有的学者认为,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仅为书面形式, 因为将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界定为书面形式, 既不与司法实践脱节, 也考虑到了合同法律的变化情况 (如扩大合同主体, 扩大合同书面形式等) , 避免了法律适用的混乱, 同时从证据的客观性要求来说, 口头合同也不应成为合同诈骗中的“合同”。而有的学者则认为, 随着合同法的颁布实施,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已经由原来单一的书面形式转变成灵活多样的书面, 口头等形式。口头合同等非书面合同作为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 也是客观存在之物, 是可为其他事物所证实并为人所认识的, 只要能通过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以非书面形式表现的合同关系及合同的内容, 且诈骗事实成立, 即可认定行为人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即口头合同亦可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理由如下:

1、从立法上看, 刑事法律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形式并未予以说明或限定。

因此, 界定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 应当以相关合同制度的立法为基础。1981年的我国的《经济合同法》是以书面合同为合同要件, 不承认口头合同, 而在执行1997年修订刑法时, 也是以当时《经济合同法》为基础, 亦认为合同诈骗一般以书面合同为原则;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正式颁行后, 规定合同的形式不仅包括书面形式, 还包括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口头合同明确成了经济合同的形式之一, 因此, 在刑事法律就合同诈骗中合同形式未作特别限定的情况下, 《刑法》对于合同诈骗的所有条款所涉及的合同概念自然也该随之变化。

2、合同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有各自的调整对象。

合同诈骗罪的危害本质在于对市场秩序的破坏, 合同范围仅限于市场经济领域内, 这是成立合同诈骗罪和合同的基本特性。而合同是书面、口头亦或其他形式, 只不过是从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对合同的评价, 不影响对合同内容和性质的判断。如果合同不具有上述特征, 则不论其是何种表现形式, 利用该合同诈骗都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如果合同具有上述特征, 则也不论合同的表现形式如何, 利用该合同进行诈骗即可构成合同诈骗罪, 由此, 将口头合同乃至其他非书面形式的合同归于合同诈骗罪中, 不会导致特别法条 (合同诈骗罪条款) 架空普通法条 (诈骗罪条款) 的现象, 他们仍然有各自调整的对象。

3、举证困难不能否认口头合同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存在形式。

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口头合同等非书面形式的合同缺乏合同内容的客观记载, 故认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 合同内容举证上存在一定的困难, 但不能以此为由认为非书面形式的合同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因为, 犯罪是客观存在的, 并不以人的主观认识为转移。现实中, 往往由于非书面合同没有文字记载, 而更多为诈骗者行骗时所利用, 若将其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 无疑极大地缩小了该罪名适用范围, 甚至放纵犯罪。如, 甲公司为解决资不抵债的困境, 公司决策机构经讨论, 准备骗取一直有合同关系的乙公司的财产, 于是甲公司领导层便邀请乙公司领导层, 在宴会上甲公司提出向乙公司购买煤炭100吨 (价值20万余元) 并表示到货后十日内付清货款, 双方就煤炭的质量, 价格等协商一致, 因两公司之间一直有业务往来, 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次日, 乙公司按两公司之间的口头约定送100吨货运至甲公司, 甲公司收货后随即低价出售并将货款用于归还债务。如果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之外, 因诈骗罪并没有单位犯罪主体, 故就无法追究甲公司的刑事责任, 明显放纵了犯罪。笔者认为, 只要能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以非书面合同形式表现的合同关系及合同的内容, 且诈骗事实成立, 则既可认定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4、刑法条文的表述也无法否认口头合同成为合同诈骗的表现形式。

1997年刑法在合同诈骗罪中运用“签订”一词, 一般人认为签订应当也只能指书面合同, 而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外。上面笔者也已经提及, 这是基于当时的合同制度所形成的对合同形式认识上的局限性, 随着合同制度在合同诈骗罪之外, 则会使得合同诈骗罪独立成罪的意义。因此, 在立法背景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对刑法条文的理解不能拘泥于其字面含义, 不应将刑法224条规定的“签订”一词仅仅理解为书面合同。

5、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之外, 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冲突。

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之外, 对于行为人分别利用书面合同、口头合同或者其他书面形式进行诈骗的案件, 则无法正确定罪处罚。如, 被告人姜后明, 宋开明于2006年6月份, 假借海安县曲塘镇和纺织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名义, 与被害人袁宏书面签订煤炭购销合同一份, 骗得被害人袁宏187吨, 价值人民币99110元。收货后, 被告人姜后明, 宋开明又电话告知被害人袁宏, 提出按原协商再购买100吨, 被告人姜后明, 宋开明将287吨煤炭销给他人, 所获赃款被二人瓜分。如果口头合同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 则该案即应认定被告人姜后明, 宋开明的行为分别构成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两罪, 应实行数罪并罚, 对于在一个犯意下所进行一个持续犯罪行为用两个罪名来调整显属不当, 违背了刑法数罪并罚的本意。

合同诈骗案的量刑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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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09-3-22)试析合同诈骗犯罪中抵销权行使的可能性——基于李某合同诈

骗案展开

彭啸

【全文】

在审理刑事案件时，时常会遇到一些民事法律关系纠缠其中，刑事被告人往往以一些民事上的抗辩权来主张减轻甚至免除其刑事责任。这时，刑事法官一般会以刑事、民事法律关系不宜交叉审理而直接予以驳回。在下文提到的案例中，笔者试图对合同诈骗犯罪中抵销权行使的可能性进行探讨，或许对审理涉及民事抗辩因素的刑事案件的法官有所启发。

一、基本案情、审理过程及结果

本案发生之相关背景：天津宝力蓄电池公司（系国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以下简称宝力公司）与辉县市宏祥化工厂（系袁某私人所有，法定代表人袁某，以下简称宏祥化工厂）签订协议，由宝力公司将商标有偿转让给宏祥化工厂，双方债权、债务均不发生转移，宏祥化工厂还可在辉县市注册宝力公司及经销处，协议期限为2002年6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后袁某设立宝力公司辉县经销处（工商营业执照登记为“国有公司分支机构”，即宝力公司之分支机构，以下简称辉县经销处），并任该经销处负责人。2004年7月15日，香河县人民法院以（2004）香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宝力公司给付原告香河县天龙电源厂（系李某私人所有，以下简称天龙电源厂）21万余元的货款及相应滞纳金。

基本案情：2004年5月15日，被告人李某向袁某出示其伪造的购买蓄电池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使袁某误以为其有蓄电池的销路。后李某代表天龙电源厂与袁某代表的辉县经销处签订蓄电池购销协议书，约定按照李某所持《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执行双方协议。2004年6月至9月间，李某分三批共收取辉县经销处提供的1140只蓄电池（单价人民币550元），总价人民币62.7万元，并以装车费、业务费的名义向袁某多次索要钱款，共计人民币9.7万元。2004年12月间，李某因袁某索要货款，退还了402台蓄电池。后李某在蓄电池无销路的情况下不主动将货物退还被害单位，并逃匿使袁某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05年3月4日袁某以辉县经销处负责人的身份向公安机关报案，2006年12月11日公安机关将李某抓获归案。综上，李某共骗取辉县经销处价值人民币50.29万元的财物，赃款未能退赔。

审理过程及结果：被告人李某及其辩护人辩称，应将宝力公司与天龙电源厂之间的债务与本案退赔款相折抵。法院认为，宏祥化工厂与宝力公司签订协议，仅取得了在协议期限内使用宝力公司商标及成立经销处的权利，并未改变宝力公司实体上的所有权；天龙电源厂与宝力公司之间的债务纠纷，袁某并不知情，李某也未将此债务告知袁某，故宝力公司对天龙电源厂负有的债务不能转嫁给宏祥化工厂及该厂设立的辉县经销处；且李某的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应由其自行承担退赔责任，与天龙电源厂是否拥有其他债权无关。故辩护人及被告人李某的该项辩护，法院未予采纳。据此，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的合同，骗取他人信任，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被害单位交付的货物及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罪，应予惩处。遂以被告人李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责令被告人李某退赔人民币50.29万元，发还被害单位。

二、争议的焦点及评析

在案证据表明，被告人李某及其天龙电源厂一直从事蓄电池的生产销售业务，并拥有一定的客户资源，李某关于其当初从袁某（辉县经销处）处骗得蓄电池之初衷系为赚取差价而非意图非法占有的辩解，无法依现有证据否定，故只能推定：李某非法占有的诈骗故意产生于其收到蓄电池却无法找到销路并开始逃匿之时，即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的某时。所以在李某与袁某之间（严格来说应是李某及其天龙电源厂与辉县经销处之间）形成以货款为标的的给付之债时，其是否已构成合同诈骗犯罪尚不确定。那么，李某主张抵消部分“诈骗”数额的辩解法院能否采纳？

支持法院判决的观点认为：

1、刑事法律关系中，不应过多考虑民事上的因素，抵销权涉及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其实现债权的主张应在刑事审判完结后，通过民事途径解决；

2、李某是在被公安机关羁押后，方主张行使抵销权的，但此时其犯罪行为已经完成，不能以犯罪完成后的行为来减少犯罪数额、减轻罪责。

3、天龙电源厂与宝力公司之间的债务纠纷，袁某并不知情，李某也未告知袁某，故宝力公司对天龙电源厂负有的债务不能转嫁。

另有观点认为：

1、主动债权业经法院确认、合法有效，而被动债权形成之时，李某的行为尚未构成犯罪，该债权亦合法有效；

2、宝力公司与辉县经销处有关不转移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辉县经销处作为宝力公司的分支机构，对外而言，其在债权债务关系上与其母公司应属同一主体；

3、抵销权的行使系单方表示行为，虽然李某在被公安机关羁押后才提出抵销，但这并不违反法律对抵销权行使的禁止性规定。故此，法院应当采纳李某关于主张抵销的辩解。

笔者认为，法院对李某主张抵销的辩解不予采纳是正确的，但原因并不在于李某主张行使抵销权的对象或方式错误，也不在于构成犯罪后就无法以一些民事上的抗辩权来主张减轻甚至免除其刑事责任。本案中抵消的的行使障碍在于，本案不符合法定抵消关于双方当事人互负、互享之债权债务合法有效的要求。

我国合同法中仅规定了合意抵销与法定抵销两种抵销方式，根据合同法第99条第一款的规定及相关学理解释，法定抵消的要件包括以下四点：①双方当事人互负债务、互享债权，且债权债务合法有效②双方互负债务，必须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③自动债权已届清偿期，④是非依债的性质不能抵消。其中，所谓非依债的性质不能抵销的情形又包括法律规定不得抵销（如具有人身性质的金钱债务、因故意侵权行为而负担的债务等）及当事人之间有禁止抵销的约定等等。

本案中抵销权的行使障碍正是在于，李某（天龙电源厂）对辉县经销处（袁某）负有的债务不是合法形成的。

在李某签订协议并获得蓄电池之时，其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无证据证实，其行为尚不能构成诈骗犯罪，但已然符合民法上的欺诈概念。即其故意编造虚假或歪曲的事实,使表意人（袁某及其代表的辉县经销处）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签订购销合同）。那么，该合同属于因欺诈而可被撤销之合同。虽然因欺诈而成立的合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相对轻微且间接，但毕竟与正常的社会秩序格格不入，具有违法性。因此，本案中李某主张行使抵销权的辩解是不应当被采纳的。

三、对抵销权行使可能性的进一步探讨

假设李某并未以欺诈的手段骗取对方信任、获取货物，而是在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了合同，但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形成了非法占有的诈骗故意并构成合同诈骗犯罪，此时，若李某再主张将其在诈骗故意发生之前就已享有的、对被害人的合法到期债权从诈骗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法院应否支持该抵销权行使的主张？

这涉及到一行为能否包含多个主观内容，以及能否对一行为进行分割评价的问题。

1、包含多个主观内容的一行为及其处理

一行为中包含多个罪过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是比较常见的。如一个走私行为，走私的货物既有普通货物、物品又有假币的，该一行为中就同时包含有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的故意与走私假币的故意。又如行为人意欲枪杀甲，但一枪导致甲死亡和乙受伤，该一行为中就包含一个杀人的直接故意和一个致人受伤的间接故意。举重以明轻，一行为中同时包含一个罪过和一个合法的故意（非罪过），在理论上就应当是完全可行的。

不过，这些包含多罪过的一行为最终都只在刑法上作一次评价，且基本是从一重罪处罚。这也正是刑法上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要求。我国刑法中这方面的例外仅有第204条第2款一处，即“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前款（骗取出口退税罪）规定的欺骗方法，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的，依照本法第201条的规定（偷税罪）定罪处罚；骗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部分，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由于税款被缴纳给国家后就已成为了国有资产，即使采用刑法第204条第1款的行为去骗取，其行为实质上也还是偷税。于是，刑法上特别规定可将一个骗取税款的行为分割为两部分并分别评价。这种在张明楷教授看来是“特殊的想象竞合犯以数罪论处” 的情况，正是刑事立法对“禁止分割评价”原则的一次突破。

那么，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能否突破“禁止分割评价”原则，将同时包含一个罪过和一个合法故意的行为，分割为一个犯罪行为和一个合法行为来分别评价呢？

2、禁止分割评价原则及例外

关于禁止分割评价原则,迄今我国刑法学界还少有人研究。肖中华教授认为，禁止分割评价是指对于本应作一次性评价的行为,不得作两次以上的评价。该原则是刑法中禁止不当评价原则的下位原则。分割评价把一个行为人为地分成数“段”来评价,与重复评价对行为不予以分割、只是完整地多次评价相比虽然在形式上不同,但两者都是对本该做一罪、一次评价的行为作多次评价,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应当加以禁绝。该原则（严格地说是刑法中禁止不当评价原则）的法哲学根据在于刑事责任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刑法正义性的表现之一,就是要在惩罚犯罪、防卫社会的同时,切实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权利,防止不恰当地加重被告人的责任,以期实现罪刑的均衡性,而禁止不当评价正是刑法正义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样基于刑法的正义性，对行为人定罪处罚,也不能不恰当地减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是禁止分割评价原则的直接理论来源。

笔者对肖教授的这一观点是认同的，但肖教授对该原则的格守似乎过于刻板。肖教授以刑法第204条第2款为例，认为把同一个犯罪行为分割开来进行数罪性的评价（分割评价），不仅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无法克服的困惑，也给科学合理的犯罪构成理论和罪数理论带来混乱”。肖中华教授甚至将该款立法称为“新刑法中的一大败笔”。

笔者认为，既然禁止分割评价原则及其上位的禁止不当评价原则的法哲学根据在于刑事责任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该原则所力图目的达到的也正是切实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权利，防止刑罚权被恣意行使，那么在严格适用该原则可能造成对被告人明显的不公时，应当以对刑事正义的追求指导，通过合乎法理的解释实现对禁止分割原则的突破。尤其是在法条已有特殊规定（如刑法第204条第2款）的场合，我们更是不能继续固守原则的亘古不变，而是应当运用法律人的智慧对其做出适当的解释。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解释者“与其怀疑刑法规范本身，不如怀疑自己的解释能力与解释结论”。

因此，若将禁止分割评价原则从刑法理论中暂时抛开，当我们看到行为人在缴纳税款后实施了一次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而所骗取的退税数额高于所缴纳税款的数额时，对于行为人将已缴纳的税款骗回、实质属于偷税的行为部分（以数额划分），从整个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中分割出来单独评价，以相对较轻的偷税罪定罪量刑，无论从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与社会危害性来说，都是更为符合刑事审判对实质正义的要求的。此时再坚持禁止分割评价原则，不应当是智慧的法律人应有的选择。

而且不只是在立法上，在司法实践中也有突破该原则的例外。如行为人为索取大大超过债权数额的钱款而实施绑架、拘禁他人的行为的构成绑架罪，但实践中一般会在认定犯罪数额时将该债权予以扣除，其中的合理性无需多言。虽然从法条上看对绑架犯罪的定罪量刑与数额无关，扣去合法债权也只是法院酌情从轻量刑的方式，但这一“分割”犯罪数额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对一个绑架行为进行了分割评价。这正是法官在面对禁止不当评价（禁止分割评价）原则与实质正义之间的紧张时，迸发出的智慧的火花，是在刑法规范、原则与事实生活的交互实践中对刑事司法正义的重新诠释。

3、结论

最后来看本文第三部分所做的设问，法院应否支持该抵消权行使的主张？

首先，对于被害人而言，行为人主张抵消的数额部分最终都不会是归属于被害人。如果法院不支持行为人抵消的主张，判决其将诈骗数额全部退赔给被害人，行为人最终也可通过民事途径实现其先前主张抵消的债权。所以，不将这部分数额认定为诈骗数额并允许抵消，不会给被害人造成更大的伤害。也就是这部分数额所对应的“诈骗”行为（这种表述可能不够严谨），其社会危害性显然达不到应当被科处刑罚的程度，不应进入刑事法律的视野。

其次，虽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行为人在实施合同诈骗之初就是为了索回到期债务，但也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就是为了非法占有、为了进行合同诈骗。“人的内心是最无法琢磨的”，所以法官在自由裁量之时，应当站在对行为人有利的解释角度去解析行为人当时的想法。这样自然可以得出“事出有因”的合同诈骗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小于单纯的合同诈骗行为，同样得出该部分行为不应进入刑事法律的视野的结论。

于是，笔者基于刑法所追求的实质正义，从有利于维护刑法正义性（尤其是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的角度出发，在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及精神的前提下，对禁止分割评价原则进行有限度的突破，并结合前文所提到的法官实践中的智慧，得出如下结论：当行为人在履行合法有效合同的过程中产生非法占有的诈骗故意并成立合同诈骗犯罪时，应当将其在诈骗故意发生之前就已享有的、对被害人的合法到期债权从诈骗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即允许其行使抵销权。

【注释】由于本案实际案情较为复杂，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法律问题，故笔者对案情及审理情况进行技术处理，集中笔力仅讨论抵销权的行使问题。

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3月，第209页-212页。

前引，第77页。

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369页 关于禁止分割评价的问题见后文。

肖中华：《论刑法中的禁止不当评价》，载《法律适用》2000年第3期。肖中华：《论刑法中的禁止不当评价》，载《法律适用》2000年第3期。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Ⅲ页。

杨永承合同诈骗案 篇4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杨永承犯职务侵占罪，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永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上海威士文通风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士文公司）授权其为代理人的职务便利，将收取的货款据为己有，数额巨大，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杨永承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建议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被告人杨永承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奉贤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6年4月下旬，威士文公司出具法人代表授权书，授权被告人杨永承为该公司代理人，负责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配件的跟踪及业务洽谈。后于2007年6月12日，双方签订了经销协议书。协议约定，杨永承为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商，负责威士文公司的经销销售业务，对外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与客户签约，并按威士文公司指定的账户进行货款结算。后杨永承私刻威士文公司及该公司法人代表的印章，伪造了以其个人经营的承联公司为代理人的“法人代表授权书”，并以承联公司名义，分别与承接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安装工程项目的杭州市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浙江开元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机电工程分公司、中天建设集团浙江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江西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杭州分公司签订了合同。

2007年8月至2009年6月，威士文公司根据杨永承的要求提供了价值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00余万元的空调设备至上述四家公司。此后，杨永承将上述四家公司在2008年8月至2009年9月间支付给承联公司的货款合计1542976元据为已有，用于个人还债、投资经营及开销等，后关闭手机逃匿。

2010年1月25日，杨永承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奉贤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永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其与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协议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威士文公司财产，且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杨永承犯职务侵占罪的罪名不当，应予更正。案发后，杨永承能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庭审中杨永承能自愿认罪，亦可酌情从轻处罚；但本案损失未挽回的情况在量刑时应一并酌情予以考虑。为严肃国家法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确保公司财产不受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杨永承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责令杨永承退赔被害单位威士文公司一百五十四万二千九百七十六元。

一审宣判后，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在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认为抗诉不当，向二审法院撤回抗诉。二审法院认为，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杨永承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且审判程序合法；上海本资料由为你辩护网（原四川刑事律师网）提供，更多参考

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撤回抗诉的要求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准许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撤回抗诉。

二、主要问题

以公司代理人的身份，通过骗取方式将收取的公司货款据为已有，是构成诈骗罪、职务侵占罪还是挪用资金罪？

三、裁判理由

关于本案的定性，大致有四种观点：一是认为被告人杨永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威士文公司授权其为代理人的职务便利，将收取的货款据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二是认为杨永承作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威士文公司授权其为代理人的职务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三是认为杨永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威士文公司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四是认为杨永承在履行其与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协议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威士文公司的财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我们倾向于同意第四种观点。主要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杨永承不属于威士文公司的工作人员

诈骗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只限于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的人员。在以骗取的方式实施诈骗、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时，三者容易产生混淆，因此，本案准确定性的第一个关键点在于杨永承是否属于威士文公司的工作人员。

职务是一项由单位分配给行为人为单位所从事的一种持续的、反复进行的工作，担任职务应当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而非单位临时一次性地委托行为人从事某项事务。本案中，杨永承仅系威士文公司临时一次性授权的、仅负责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配件的跟踪及业务洽谈的代理人，故杨永承在威士文公司并无职务，不属于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其身份不符合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主体特征，不能认定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

（二）被告人杨永承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

杨永承在威士文公司授权其为代理人，并与其签订经销协议后，因之前其投资失败、经营亏损等原因，萌生了非法占有威士文公司货款的犯罪故意。此后，杨永承在威士文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违背威士文公司的授权，私刻印章，伪造了威士文公司委托其个人经营的承联公司为代理人的法人代表授权书，并以承联公司名义与承接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安装工程项目的四家公司签订合同：后杨永承又利用威士文公司对其的信任，骗取威士文公司向该四家公司供货，并将该四家公司收货后支付给承联公司的货款据为已有，并用于还债、投资经营及个人开销等，在威士文公司多次要求其向客户催款的情况下，杨永承始终用各种理由予以搪塞。为了拖延时间，其还伪造了一份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建设指挥部与威士文公司的“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买卖合同”交予威士文公司。当该虚假事实被揭穿后，杨永承自知无法再隐瞒下去，便关闭手机逃匿。杨永承的上述行为充分表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三）被告人杨永承实施诈骗的行为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本资料由为你辩护网（原四川刑事律师网）提供，更多参考

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在杨永承与威士文公司签订的经销协议书中，对杨永承经销威士文公司的各类产品的基价、销售报酬等均作了约定，且明确杨永承为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商，负责威士文公司的经销业务，对外应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与客户签约，并按威士文公司指定账户进行货款结算。然而，杨永承在协议明确约定对外应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与客户签约的情况下，仍以承联公司名义，分别与承接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安装工程项目的四家公司签订了合同。后又在协议明确约定应按威士文公司指定账户进行货款结算的情况下，示意四家公司将货款汇到其个人经营的承联公司账上。可见，杨永承的诈骗行为始终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实施的。

综上所述，杨永承的行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其与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协议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威士文公司的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一、二审法院对杨永承行为的定性是正确的。

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篇5

内容提要：合同诈骗罪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出现的新型诈骗犯罪，其危害已超过了传统的诈骗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区分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行为，合同纠纷是指合同当事人之间在履行合同中因实现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而产生的争议，其解决机制适用合同法以及民法的有关规定。民事欺诈是指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当事人故意告之对方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表示的行为，其后果主要涉及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合同纷纷民事欺诈行为

一、引言

合同诈骗罪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出现的新型诈骗犯罪，其危害已超过了传统的诈骗犯罪。据有关方面统计，在我国，经济合同的签订率和履行率都非常低。1998年，我国经济合同的签订率仅为64%，合同履行率仅为50%，如此低的合同履行率，在世界上是少见的。更有甚者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案件占全部诈骗案件的5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占80%以上。可见，合同诈骗犯罪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更为严重的是，它还扰乱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正确认识合同诈骗罪有着重大意义

二、认定合同诈骗罪的难点

我国关于利用合同诈骗的首次立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刑法典的起草过程中，1950年7月25日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第79条曾规定了不忠实履行合同罪。但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该刑法大纲草案一直没有付诸实施。1979年刑法对利用合同诈骗的犯罪行为没有规定单独的罪名。

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一次把合同诈骗罪规定为独立的罪名，使合同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罪一样，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合同诈骗罪时经常遇到这样那样的疑难问题，如在处理合同诈骗案件时不能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错误地把合同诈骗罪认定为合同民事欺诈行为或者错误地把合同民事欺诈行为和合同纠纷当作合同诈骗刑事案件处理，甚至错误地将合同诈骗罪简单地认定为诈骗罪。出现上述问题除了极少数执法者主观上的原因外，更主要原因是在于合同诈骗罪立法上的不完善和理论研究上的不深入。

三、如何界定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纠纷是合同当事人之间在履行合同中因实现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而产生的争议，其解决机制适用合同法以及民法的有关规定。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均与合同的签订、履行相伴而生，两者产生于民事交往过程中，并且都以合同形式出现，最初都是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貌似相同的表现形式下，实质内容却大相径庭。

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在实践中，可以根据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动机、目的、方式、过程、履行合同的准备、保障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等等，进行综合判断。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主观故意的形式不同。合同纠纷即可以表现为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而合同诈骗罪的故意形式只限于直接故意。其直接故意可能是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前或签订合同时就已形成合同诈骗的故意，属事前故意；也可能是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前或签订合同过程都未产生诈骗犯罪故意，但在合同履行中，为避免损失或者觉得有机可乘，产生将以对方财物据为已有或归自己所有的意图而不履行或不继续履行合同，属于事中故意。

2、主观目的的不同。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行

为人意图永久地排除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使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处于自己的非法所有状态。合同纠纷行为人虽然也有侵犯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但其不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

3、客观方面表现不同。合同诈骗罪综合考察以下几个因素。（1）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罪是没有履行能力的。（2）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是否有欺骗行为。合同诈骗行为人往往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3）行为人签订合同后是否实际上履行合同。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并取得对方的货物或货款后，根本不履行合同，即可以大致判定其行为是合同诈骗行为。（4）合同标的物或者货款去向。如果行为人将合同标的物或者货款骗手后即行挥霍或者转移潜逃，即可以初步认定其行为是合同诈骗行为。（5）造成合同不能履行后是否愿意承担责任，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违约且不可能履行合同时，采取逃避或者拒不返还来对抗对方当事人的权利主张的，则可以初步认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6）未履行合同原因。查明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即确定行为人未履行合同是客观限制还是主观不欲。如果行为人一方享受了权利但不履行义务是基于自觉地愿意，则可以大致判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诈骗罪和合同纠纷行为各自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形成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民事法律关系遵守意思自治原则。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和解、协商等方式使合同继续有效并履行。而合同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是属于违反我国刑事法律的行为，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在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当承担对对方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不能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进行和解、协商。

四、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

社会生活纷繁复杂，法律虽然详尽，也难以将其囊括其中。纵然已有明确规定，因执法者认识不一，也容易造成错判漏案。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定与处理，一直就

是颇为棘手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合同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外观相似，难以区分，同时由于各执法机关在处理方式上不同，相似的情况处理结果有时却大相径庭，影响法律的严肃性。

广义的民事欺诈行为包括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欺诈和侵权法上的欺诈。前者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表示的行为，此种欺诈即狭义的民事欺诈，主要涉及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后者是行为人通过欺骗或者隐瞒等手段，故意从事的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对被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的行为，其主要涉及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不同之外在于：一是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即看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而虚构、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行为，以达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民事欺诈是为了用于经营，借以创造履行能力而以欺诈行为以诱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并与其订立合同，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只希望通过实施欺诈行为获取对方的一定经济利益，而合同诈骗罪是以签订经济合同为名，达到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二是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即看行为人是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承担担保责任的能力，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承担部分担保责任的能力。民事欺诈虽然在客观上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但在签订合同之后，行为人总会以积极的态度创造条件履行合同，即使因客观因素不能实际履行，也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合同诈骗行为人根本无履行诚意，客观上不作履行合同的任何积极努力，在合同签订后，财物一到手，要么逃匿，要么大肆挥霍，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一点履行合同的行为，也是象征性的“虚晃一枪”。三是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诈手段，民事欺诈有民事内容的存在，即欺诈方通过商品交换，完成工作或提供劳务等经济劳动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一般无需假冒身份，而是

以合同条款或内容为主，如隐瞒有瑕疵的合同标的物，或对合同标的物质量作虚假的说明和介绍等。合同诈骗行为人，为了达到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的目的，会采取欺骗手段使对方当事人上当，这种手段一般包括：

1、无中生有，编造虚假事实。如根本没有对方需要的货物、货源，却谎称有货，而且价格优惠，且能及时供货；自己根本没有经营资格和条件，却设臵集资合营的圈套，制造能提供技术和设备的假象。

浅析合同诈骗罪的界限认定 篇6

关键词：合同诈骗,民事欺诈,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 使用欺诈的手段,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务, 数额较大的行为。[1]但在实践中, 合同诈骗罪容易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相混淆。

一、合同诈骗罪

(一) 从本罪的客观方面来说

1. 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 骗取对方当

事人财物的行为。这种行为是指, 行为人以某单位或个人名义向受害人表示签订合同的意思, 受害人出于各种原因而与行为人签订合同, 并依照合同的规定履行交付义务, 但事实上行为人声称的其代表的单位或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虽然存在但并未授权的行为。这种行为在实践中多表现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持单位介绍信、空白合同文书等证明文件或其他人持通过一些不正当途径获取的以上证明向受害人进行诈骗的行为。

2. 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

担保, 诱骗对方当事人与其签订合同, 从而骗取财物的行为。票据是指出票人依法签发的, 约定由自己或指定他人, 在一定时间, 一定地点, 按票面所载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有价证券。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 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票据的伪造是指行为人假冒他人名义签发票据或为其他票据行为, 如承兑、背书等。票据的变造是指没有合法权限的人在已有效成立的票据上变更除票据上的签名以外的记载内容的行为。票据的作废是指票据由于付款、法定的判决、裁定等原因已失去其效力。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 是指伪造的或通过其他非法途径获得的证明其对某项不享有权利的财产离有权利的证明文件, 如伪造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书等。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 以诱骗对方当事人与其订立合同, 从而骗取财物的行为, 在实践中一般表现为行为人为了骗取财物而欲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 对方当事人要求其提供担保。[2]于是, 行为人将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交给对方作担保, 从而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 诱骗对方当事人与其签订合同, 进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

3. 没有实际履行能力, 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

同的方法, 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方法, 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行为。这种行为是指行为是指行为人并无实际履行能力而与他人签订合同, 在签订合同后, 为了防止对方当事人产生怀疑, 而先主动履行部分合同义务, 从而使对方当事人确信其肯定会履行全部合同义务, 而履行自己的义务, 行为人便以小利骗取了大利的行为;或者是行为人欲骗取他人财物较大, 对方当事人有可能因为数额太大而不敢与其签订合同, 因此行为人先与对方当事人签订一数额较小的合同并主动积极地履行, 从而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 继而与对方当事人签订根本无履行能力的数额较大的合同, 骗取财物的行为。

4. 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

逃匿的。这种行为是发生在合同履行中的一种行为, 表现为在签订合同后, 收受了对方当事人所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后, 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而携款逃匿的行为。[3]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行为人是否有履行能力, 也无论行为人是否以合法途径签订合同, 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这种潜逃行为, 即认为其行为已构成本罪。构成本罪必须要符合三个要件:首先, 行为人尚未履行或尚未全部履行其合同义务。如果行为人已全部履行了其合同义务则其“逃匿”行为已是其个人的事情, 根本无犯罪可言。其次, 行为人必须是携带对方人给付的货款、预付款、货物或其所携款逃匿、担保财产或其所折款逃匿。如果行为人本人虽然已经逃匿了, 但其并未将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款、预付款、货物、担保财产一同带走且未藏匿, 则不认为构成本罪。对于行为人只依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其民事责任。再次, 对于行为人已部分履行合同义务的, 如果其已履行部分的合同义务的价值除去对方当事人履行义务的价值后, 仍大于或等于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的, 对行为人也不能作为犯罪论处, 而只能依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其民事责任。

5. 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二) 从本罪的主观方面来看

1. 非法占有目的既可以存在于签订合同时, 也可以存在于

履行合同的过程中, 但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后并未实施诈骗行为的, 不能成立合同诈骗罪。《刑法》第224条第4项规定的情况, 即“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贷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 仅限于行为人在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之前便存在非法占有目的, 而且对方之所以给付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 是由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所致。行为人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之后, 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 但仅仅是逃匿, 而没有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使对方免除其债务的, 难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2. 在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时, 首先

要考察行为人是否采取了刑法所规定的欺诈手段。凡是使用刑法所规定的欺诈手段的, 原则上均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次要综合考虑其他情节, 包括行为前、行为过程中以及行为后的各种情节。例如, 对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 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使用对方当事人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合同签订后, 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 骗取全部货物后, 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 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收到对方贷款后, 不按合同规定或双方约定组织货源, 而是用于冒险投资的等等。

3.《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

中”实施的, 因此, 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但在履行过程中产生了非法占有目的, 进而实施诈骗行为,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反之, 在签订合同时具有不法所有目的, 但在履行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而放弃非法占有目的, 积极全部履行合同义务的, 不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二、民事欺诈行为

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 民事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对他方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或故意隐瞒事实真相, 诱使他方当事人陷于认识错误而与其签订合同的欺诈行为。合同的民事欺是民事欺诈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合同的民事欺诈具有以下特征:

(一) 合同的民事欺诈是欺诈方利用签订合同而实施其欺

诈行为的, 不论欺诈方是实施积极的欺诈行为, 如虚构事实真相, 还是实施消极的欺诈行为, 如陷瞒事实真相, 只要构成合同的民事欺诈, 则都是通过签订合同来实施其欺诈行为的。

(二) 合同的民事欺诈行为在订立合同时就已开始实施。在

订立合同的阶段实施欺诈行为, 就是指欺诈方在向被欺诈方发出要约时, 作虚假的陈述或隐瞒事实真相, 从而诱使被欺诈方与之签订合同。

(三) 欺诈方诱使被欺诈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是旨在使欺诈

性的合同发生法律上的约束力, 并通过合同的履行, 实现欺诈方获得一定的非法利益的目的。这一特征和合同诈骗罪是有着重要区别的, 合同诈骗罪中订立合同的目的不是旨在使欺诈性的合同发生法律效力, 而是旨在通过签订并履行欺骗诈性的合同达到非法占有他人公私财物的目的。

(四) 合同的民事欺诈手段是对所要订立的合同中的主要条款或关键内容作虚假陈述, 或隐瞒事实的真相。

(五) 欺诈方在与被欺诈方订立合同时, 本身具有一定的履

约能力, 也准备在订立合同之后履行合同, 但同时也想从履行欺诈性的合同中获取不法利益。如果欺诈方在订立合同之时根本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担保, 也不打算在订立合同后履行合同, 则是合同诈骗罪。

三、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民事欺诈的区别

合同欺诈行为以其性质上来划分有两种情况:即具有非罪性质的合同民事欺诈与具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合同诈骗。二者在特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实践中又交织在一起, 极易将二者相混淆, 因此将二者加以区分界定, 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新的统一合同法中, 并没有合同欺诈概念的规定或阐释, 但是, 一般认为, 合同刑事诈骗与合同民事欺诈的最根本的区别是法律性质上的区别:合同刑事诈骗属刑法调整范畴, 而合同民事欺诈属民法调整范畴。一般地, 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数额达到较大的, 是刑事诈骗, 数额未达到较大的, 是民事欺诈。当然, 不能一概而论, 具体应从以下四方面考察:

(一) 二者的主观意图或目的不同

合同民事欺诈行为人的主观意图, 主要是欺骗他人为错误意思表示并与之订立合同, 欺诈人再通过履行所签订的双方权利义务不平等的合同, 实现其非法获取对方一定经济利益的目的。[4]因此, 欺诈人在为欺诈行为之时, 其本身有履行所签虚假合同的意思, 而合同刑事诈骗的行为人虽然也有采取欺诈手段与他人订立合同之目的, 但这不是欺诈人真正目的, 其真正目的是以所签“虚假合同”为掩护;或者以此合同的所谓合法形式骗取对方的信任, 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此可知, 合同刑事诈骗人对其与他人签订的“虚假合同”毫无履行之意, 而且也根本不准备履行, 只是利用此合同实现诈骗他人财钱的目的。

(二) 二者欺诈的内容及手段不同

合同民事欺诈的内容, 一般以合同条款或内容为主。如隐瞒有瑕疵的合同标的物, 或者对合同标的质量等作虚假的说明和介绍等等, 并且手段比较简单而且传统, 多为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等。而合同刑事诈骗的内容, 除此之外, 还有精心设计的前后矛盾条款, 或者是不易识别的模糊条款, 特别在合同条款的拟定上显得十分认真与仔细, 以表现出自己履行合同的诚意, 并以此诱人上钩。在手段方面, 合同刑事诈骗的行为人往往不是一个人, 而是两个或多人的合伙欺诈, 其手段也是多种多样, 五花八门, 比传统的欺诈手法更难识别。

(三) 二者欺诈财物的数额不同

合同民事欺诈行为人所获得的不法利益, 仅限于所履行的“已签合同”的范围, 其数额也不过是以劣充优或有瑕疵标的物与正品标的物之间的价格差额, 且数额一般较小, 而合同刑事诈骗行为人以所订合同为掩护, 所骗取的非法财物之数额 (如预付款、定金、质保金等) 少则数万, 多则几十万或上百万, 甚至还有上千万、上亿的。

(四) 二者引起的法律后果不同

合同民事欺诈之法律后果, 如当事人之间无争议, 可以有效。如双方产生纠纷, 可允许被欺诈人行使追认权使之有效或行使撤销权而使其无效。其后果只引起民事责任。而合同刑事诈骗的法律后果, 因欺诈人的行为本身, 既符合民事欺诈的特征及构成要件, 同时又触犯了刑律, 因此欺诈人要负双重法律责任, 即刑事责任附带民事责任。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合同刑事诈骗有未遂的法律后果时, 其行为人应负未遂的法律责任, 而合同民事欺诈则不发生未遂的法律后果。

参考文献

[1]张明楷, 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2]赵秉志, 刑法学[M].北京:中央电大出版社, 1999.

[3]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Z].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1996.

浅析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 篇7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现象，但二者的客观表现却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合同诈骗犯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现象，但二者的客观表现却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使对方受到损失，并且一方在签订合同时可能有某些欺骗性的因素，则前者是合同诈骗罪，而后者是合同纠纷，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然而，在实践中，区别二者分界限往往是比较困难的，二者的根本不同点，在于行为人有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也就是说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如果没有这一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因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遇天灾人祸或市场变化等不可抗力的客观因素，使当事人没有能力继续履行合同的，只能定性为合同纠纷。比如，在签订合同时有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的行既可能是合同诈骗犯罪的一种形式，也可能是合同纠纷中的民事纠纷。又如，合同签订后不履行合同的行为，既可能是行为人出于经营困难造成的，也可能是行为人见利起意，在履行中滋生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拒绝履行自自己的合同义务，也就是说既可能是合同纠纷，也可能是合同诈骗罪。

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合同纠纷，以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为前提，其侵害的是合同产生的债权。而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其侵犯的是财产所有权。两者区分的关键是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诚意亦即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或骗子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对行为人主观目的认定是非常困难的，例如虚设担保固然是合同诈骗的种手段，但不能据此认为凡是虚构担保的行为都是合同诈骗罪。行为人虽然虚设了担保，但目前是为了通过合同的履行来实现商业上利润的，则仍属于合同纠纷的范围。行为人签订合同后，事实上没有履行，但没有履行并不一定是合同诈骗，可能是行为人的经营困难造成的。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区分：（1）主观方面：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而虚构隐瞒事实真相，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过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2）履行能力，行为人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担保。（3）欺骗手段的程度。行为人是隐瞒真相、虚构履约能力还是只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实之处。（4）履行合同的行为。订立合同后，行为人是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坐等对方履约上当，在获得非法利益后，推托、搪塞甚至逃跑，还是对履行合同有较积极的态度，既取得一定的利益，同时又承担一定的义务。因此，对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必须从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后的表观等几个方面分析、判断。

1、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

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1）在司法实践中，应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呢？下列情况应视为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①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即己具备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物资源共享或技术力量。②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不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合法地筹集到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和物品。③ 即使行为人不能按照合同规定实际履行合同义务时，自己或他人能够提供足够担保（包括代为履行和赔偿损失）。

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而且也根本不去创造条件履行合同，非法将他人财物占为己有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是仅仅以此根据去判断，也会有失偏颇。因为履

行合同能力的有无和大小是受主客观各种因素制约的，并且处于一种可变状态。⑵因此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是非常复杂的，必须从案件的主客观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行为人是否存在非法占有他人公私财物的目的，对二者的区分是至关重要的。

2、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骗手段

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其手段一般是①无中生有，编造成虚伪的事实。如，根本没有对方所需要的货物、货源，却谎称有货，能及时供应；②有意隐瞒真相，以假充真。如，假冒经理、采购员等身份，甚至伪造银行凭证等证件使对方上当。③规避法律，利用对方的疏忽或不熟悉合同法，伙同对方代理人，代表人在合同条款中大做手脚，通过这些手法，以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骗取对方财物的实质。

在合同纠纷中，一方当事人也会有某 些虚假的成分或者可能存在某些欺骗因素，只是在履行合同中违反合同的个别条款，但行为人客观上有一定的履约能力。

3、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一般来说，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合同签订以后，总会积极创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条件去履行合，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后，根本不会有履行合同实际行动的，即使有履行合同的行为，也只是象征性的为了骗取对方信任。签订合同后得到的财物一到手，即逃之夭夭，或大肆挥霍，根本不履行合同，或作与合同毫不相干的其它用途，根本无力偿还，对于这种情况，不论其有无履行合的实际条件，均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4、标的物的处理情况

在行为人己经履行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行为人己经合法取得了依法转移的财物所有权，当事人对其处分，虽然无实际意义。但若当事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他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地处置也必然不同。合同诈骗罪由于具备非法占用他人财物的故意，因此，行为人一旦取得了他人财物的控制权，则通常将其全部或大部分任意挥霍，或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有的则携款潜逃，根本不采算归还。

5、行为人的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

一般来说，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人，在发现自己违约或经对方出自己违约时，虽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可能进行辩解，以减轻自己的责任。在自己违约确凿后，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并有一定的承担行为，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由于明知在自己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或全部不能履行合同，也根本没有履行合同或全部履行合同的诚意，在纠纷发生后，行为人往往会想方设法逃避承担责任，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遭受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