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的认定

诈骗罪的认定（精选12篇）

诈骗罪的认定 篇1

摘要：本文将重点通过比较的手法, 详细阐述合同诈骗罪和民事欺诈行为的区别。通过比较从而把握它们之间的性质和具体特征, 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合同诈骗罪的界限认定, 推进我国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合同诈骗,民事欺诈,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 使用欺诈的手段,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务, 数额较大的行为。[1]但在实践中, 合同诈骗罪容易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相混淆。

一、合同诈骗罪

(一) 从本罪的客观方面来说

1. 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 骗取对方当

事人财物的行为。这种行为是指, 行为人以某单位或个人名义向受害人表示签订合同的意思, 受害人出于各种原因而与行为人签订合同, 并依照合同的规定履行交付义务, 但事实上行为人声称的其代表的单位或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虽然存在但并未授权的行为。这种行为在实践中多表现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持单位介绍信、空白合同文书等证明文件或其他人持通过一些不正当途径获取的以上证明向受害人进行诈骗的行为。

2. 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

担保, 诱骗对方当事人与其签订合同, 从而骗取财物的行为。票据是指出票人依法签发的, 约定由自己或指定他人, 在一定时间, 一定地点, 按票面所载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有价证券。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 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票据的伪造是指行为人假冒他人名义签发票据或为其他票据行为, 如承兑、背书等。票据的变造是指没有合法权限的人在已有效成立的票据上变更除票据上的签名以外的记载内容的行为。票据的作废是指票据由于付款、法定的判决、裁定等原因已失去其效力。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 是指伪造的或通过其他非法途径获得的证明其对某项不享有权利的财产离有权利的证明文件, 如伪造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书等。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 以诱骗对方当事人与其订立合同, 从而骗取财物的行为, 在实践中一般表现为行为人为了骗取财物而欲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 对方当事人要求其提供担保。[2]于是, 行为人将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交给对方作担保, 从而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 诱骗对方当事人与其签订合同, 进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

3. 没有实际履行能力, 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

同的方法, 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方法, 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行为。这种行为是指行为是指行为人并无实际履行能力而与他人签订合同, 在签订合同后, 为了防止对方当事人产生怀疑, 而先主动履行部分合同义务, 从而使对方当事人确信其肯定会履行全部合同义务, 而履行自己的义务, 行为人便以小利骗取了大利的行为;或者是行为人欲骗取他人财物较大, 对方当事人有可能因为数额太大而不敢与其签订合同, 因此行为人先与对方当事人签订一数额较小的合同并主动积极地履行, 从而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 继而与对方当事人签订根本无履行能力的数额较大的合同, 骗取财物的行为。

4. 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

逃匿的。这种行为是发生在合同履行中的一种行为, 表现为在签订合同后, 收受了对方当事人所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后, 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而携款逃匿的行为。[3]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行为人是否有履行能力, 也无论行为人是否以合法途径签订合同, 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这种潜逃行为, 即认为其行为已构成本罪。构成本罪必须要符合三个要件:首先, 行为人尚未履行或尚未全部履行其合同义务。如果行为人已全部履行了其合同义务则其“逃匿”行为已是其个人的事情, 根本无犯罪可言。其次, 行为人必须是携带对方人给付的货款、预付款、货物或其所携款逃匿、担保财产或其所折款逃匿。如果行为人本人虽然已经逃匿了, 但其并未将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款、预付款、货物、担保财产一同带走且未藏匿, 则不认为构成本罪。对于行为人只依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其民事责任。再次, 对于行为人已部分履行合同义务的, 如果其已履行部分的合同义务的价值除去对方当事人履行义务的价值后, 仍大于或等于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的, 对行为人也不能作为犯罪论处, 而只能依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其民事责任。

5. 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二) 从本罪的主观方面来看

1. 非法占有目的既可以存在于签订合同时, 也可以存在于

履行合同的过程中, 但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后并未实施诈骗行为的, 不能成立合同诈骗罪。《刑法》第224条第4项规定的情况, 即“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贷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 仅限于行为人在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之前便存在非法占有目的, 而且对方之所以给付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 是由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所致。行为人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之后, 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 但仅仅是逃匿, 而没有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使对方免除其债务的, 难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2. 在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时, 首先

要考察行为人是否采取了刑法所规定的欺诈手段。凡是使用刑法所规定的欺诈手段的, 原则上均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次要综合考虑其他情节, 包括行为前、行为过程中以及行为后的各种情节。例如, 对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 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使用对方当事人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合同签订后, 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 骗取全部货物后, 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 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收到对方贷款后, 不按合同规定或双方约定组织货源, 而是用于冒险投资的等等。

3.《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

中”实施的, 因此, 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但在履行过程中产生了非法占有目的, 进而实施诈骗行为,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反之, 在签订合同时具有不法所有目的, 但在履行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而放弃非法占有目的, 积极全部履行合同义务的, 不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二、民事欺诈行为

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 民事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对他方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或故意隐瞒事实真相, 诱使他方当事人陷于认识错误而与其签订合同的欺诈行为。合同的民事欺是民事欺诈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合同的民事欺诈具有以下特征:

(一) 合同的民事欺诈是欺诈方利用签订合同而实施其欺

诈行为的, 不论欺诈方是实施积极的欺诈行为, 如虚构事实真相, 还是实施消极的欺诈行为, 如陷瞒事实真相, 只要构成合同的民事欺诈, 则都是通过签订合同来实施其欺诈行为的。

(二) 合同的民事欺诈行为在订立合同时就已开始实施。在

订立合同的阶段实施欺诈行为, 就是指欺诈方在向被欺诈方发出要约时, 作虚假的陈述或隐瞒事实真相, 从而诱使被欺诈方与之签订合同。

(三) 欺诈方诱使被欺诈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是旨在使欺诈

性的合同发生法律上的约束力, 并通过合同的履行, 实现欺诈方获得一定的非法利益的目的。这一特征和合同诈骗罪是有着重要区别的, 合同诈骗罪中订立合同的目的不是旨在使欺诈性的合同发生法律效力, 而是旨在通过签订并履行欺骗诈性的合同达到非法占有他人公私财物的目的。

(四) 合同的民事欺诈手段是对所要订立的合同中的主要条款或关键内容作虚假陈述, 或隐瞒事实的真相。

(五) 欺诈方在与被欺诈方订立合同时, 本身具有一定的履

约能力, 也准备在订立合同之后履行合同, 但同时也想从履行欺诈性的合同中获取不法利益。如果欺诈方在订立合同之时根本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担保, 也不打算在订立合同后履行合同, 则是合同诈骗罪。

三、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民事欺诈的区别

合同欺诈行为以其性质上来划分有两种情况:即具有非罪性质的合同民事欺诈与具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合同诈骗。二者在特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实践中又交织在一起, 极易将二者相混淆, 因此将二者加以区分界定, 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新的统一合同法中, 并没有合同欺诈概念的规定或阐释, 但是, 一般认为, 合同刑事诈骗与合同民事欺诈的最根本的区别是法律性质上的区别:合同刑事诈骗属刑法调整范畴, 而合同民事欺诈属民法调整范畴。一般地, 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数额达到较大的, 是刑事诈骗, 数额未达到较大的, 是民事欺诈。当然, 不能一概而论, 具体应从以下四方面考察:

(一) 二者的主观意图或目的不同

合同民事欺诈行为人的主观意图, 主要是欺骗他人为错误意思表示并与之订立合同, 欺诈人再通过履行所签订的双方权利义务不平等的合同, 实现其非法获取对方一定经济利益的目的。[4]因此, 欺诈人在为欺诈行为之时, 其本身有履行所签虚假合同的意思, 而合同刑事诈骗的行为人虽然也有采取欺诈手段与他人订立合同之目的, 但这不是欺诈人真正目的, 其真正目的是以所签“虚假合同”为掩护;或者以此合同的所谓合法形式骗取对方的信任, 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此可知, 合同刑事诈骗人对其与他人签订的“虚假合同”毫无履行之意, 而且也根本不准备履行, 只是利用此合同实现诈骗他人财钱的目的。

(二) 二者欺诈的内容及手段不同

合同民事欺诈的内容, 一般以合同条款或内容为主。如隐瞒有瑕疵的合同标的物, 或者对合同标的质量等作虚假的说明和介绍等等, 并且手段比较简单而且传统, 多为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等。而合同刑事诈骗的内容, 除此之外, 还有精心设计的前后矛盾条款, 或者是不易识别的模糊条款, 特别在合同条款的拟定上显得十分认真与仔细, 以表现出自己履行合同的诚意, 并以此诱人上钩。在手段方面, 合同刑事诈骗的行为人往往不是一个人, 而是两个或多人的合伙欺诈, 其手段也是多种多样, 五花八门, 比传统的欺诈手法更难识别。

(三) 二者欺诈财物的数额不同

合同民事欺诈行为人所获得的不法利益, 仅限于所履行的“已签合同”的范围, 其数额也不过是以劣充优或有瑕疵标的物与正品标的物之间的价格差额, 且数额一般较小, 而合同刑事诈骗行为人以所订合同为掩护, 所骗取的非法财物之数额 (如预付款、定金、质保金等) 少则数万, 多则几十万或上百万, 甚至还有上千万、上亿的。

(四) 二者引起的法律后果不同

合同民事欺诈之法律后果, 如当事人之间无争议, 可以有效。如双方产生纠纷, 可允许被欺诈人行使追认权使之有效或行使撤销权而使其无效。其后果只引起民事责任。而合同刑事诈骗的法律后果, 因欺诈人的行为本身, 既符合民事欺诈的特征及构成要件, 同时又触犯了刑律, 因此欺诈人要负双重法律责任, 即刑事责任附带民事责任。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合同刑事诈骗有未遂的法律后果时, 其行为人应负未遂的法律责任, 而合同民事欺诈则不发生未遂的法律后果。

参考文献

[1]张明楷, 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2]赵秉志, 刑法学[M].北京:中央电大出版社, 1999.

[3]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Z].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1996.

[4]高铭暄, 新编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诈骗罪的认定 篇2

一、问题的提出：130万是否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湖北十堰一受害人向我咨询：他被人以假借合同的名义，骗走130万元。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认为被告人构成合同诈骗罪，“数额巨大”，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检察院提起抗诉，认为应该是“数额特别巨大”，没有任何自首、立功、从犯等减轻处罚情节，量刑应该在十年以上。二审法院认为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多少才是“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没有明确规定；130万是否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因为没有明文规定，一审法院对此有自由裁量的权力，认为是“数额巨大”，该判罚没有问题，维持原判。受害人对此非常不理解，认为法院放纵了犯罪分子，对其量刑畸轻。

该咨询引起了我的深思。我认为虽然目前法律法规对于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没有明文规定，但是，认定合同诈骗罪数额标准，还是有法律依据的，不能太随意，否则，有违司法公正。

二、合同诈骗罪的起刑点，即“数额较大”，是2万元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因此，数额是决定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以及量刑幅度的重要标准。

从我国有关现行刑事司法解释来看，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数额标准都高于诈骗罪的数额标准。但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虽没有明文规定，但不应该没有标准，更不能随意认定。

关于诈骗罪的数额，则有明确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明文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2010年 5月 7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第77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因此，合同诈骗罪的起刑点应该是2万元。相对于诈骗罪的而言，提高了两倍。因此，2万元，应该是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较大”，对此我们没有异议。

二、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有地方标准，可以参照

虽然全国没有统一的标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的有标准，我们可以参照。广东省对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有了明确规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1条，对个人进行合同诈骗犯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做了如下规定：

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中山、东莞、江门市及其所辖市、县、区以5万元以下为“数额较大”，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为“数额巨大”，50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

湛江、茂名、惠州、潮州、揭阳、汕尾、梅州、河源、肇庆、韶关、清远、阳江、云浮及其所辖市、县、区以4万元以下为“数额较大”，4万元以上不满40万元为“数额巨大”，40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

广州铁路运输各级法院审理犯罪地在广东省内的合同诈骗案件，按照犯罪行为发生地的标准掌握；犯罪地在广东省以外的案件，按照本《意见》第21条第二款的标准掌握。

广东省是中国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因此，广东省的地方规定，很有代表性。按照广东省的标准，合同诈骗罪的“数额特别巨大”，是50万元以上。这对其他没有制订标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合同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不应超过100万元

个人认为，参照合同诈骗罪的追诉标准，合同诈骗罪个人犯罪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最高不能超过诈骗罪的2倍，即“数额特别巨大”，不应高于100万。

回到刚开始的问题，目前的现实是，湖北省的经济，并不比广东省发达。因此，参照广东省的标准，湖北省认为130万，算不上合同诈骗罪的个人犯罪的“数额特别巨大”，我认为，这样的自由裁量，有失公正，应该予以纠正。

四、结语：早日修订法律，出台司法解释

论集资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篇3

[关键词] 集资诈骗罪；非法集资；诈骗方法；司法认定

【中图分类号】 D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262-1

一、集资诈骗罪的概念和特征

刑法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其构成要件包括：（1）侵犯的客体是金融监管秩序和公私财产权利；（2）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了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切要求诈骗达到一定数额要求；（3）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4）客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同时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具体表现为具有不归还贷款的意思。从集资诈骗罪的概念界定可以看出，集资诈骗罪具有以下特征：

1.集资行为具有非法性。集资诈骗罪的当事人的集资行为，都是没有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便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都对资金的募集活动设定了严格的准入条件和审批程序，违反这些法律法规进行集资活动即为非法集资。

2.诈骗手段的多元化。目前社会上集资诈骗行为的手段繁多，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类：一类是在民间进行的，不经国家任何主管部门的批准，也没有任何合法的工商营业执照，以高利息为诱饵进行纯粹的民间集资诈骗犯罪活动；第二类是借用了合法的工商营业执照，但不经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在社会上擅自进行非法集资诈骗犯罪活动。第三类是未经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或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进行集资诈骗犯罪活动。第四类是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但集资、融资的数量、范围、形式等突破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具体规定而进行集资诈骗犯罪活动的。

3.犯罪对象不特定。集资诈骗犯罪涉及的被害人往往人数众多，涉及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秩序。集资诈骗行为人为非法占有尽可能多的资金，不会设定具体的、不变的欺骗对象，而是将其虚构的事实向社会广为传播，以便让更多的公众受骗。因此，集资行为面对社会公众是集资诈骗罪的重要特征。如果行为人仅指向具体的特定个人或者单位的，一般不构成本罪。

二、集资诈骗罪的认定

（一）关于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根据刑法的规定，集资诈骗罪以行为人非法占有集资款为目的，“非法占有目的”是认定该罪的一个核心要件。非法占有仅是行为人主观上进行非法集资的一种追求，并非是指实际占有的状态。

一方面，欲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一般须对行为人主客观内容进行综合考量。但鉴于集资诈骗罪涉案人员多、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社会影响大、涉嫌金额巨大等特点，行为人非法占有故意的时间节点，应当定于集资之初，以便于从犯罪整个过程分析把握非法占有目的与行为，亦利于有效统筹集资款项，及时追回赃款赃物。另一方面，可从四个角度来认定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1）集资理由；（2）集资方法；（3）履约表现；（4）违约后的态度。

（二）集资诈骗罪与非罪的界限

本罪的认定应同时具备以下标准：第一，行为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第二，行为人的集资活动必须违反资金筹集的法律法规之规定，无论是集资活动未经主管机关审批，还是经审批但在集资过程中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第三，集资诈骗的数额要达到刑罚规定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诈骗集资款的数额是本罪社会危害性的一个具体量化指标，是划分集资诈骗罪和非罪重要标准。对骗取集资款数额没有达到较大标准的集资诈骗行为，且情节较轻的，不能定罪处罚。

（三）集资诈骗罪与他罪的界限

1.与诈骗罪的界限。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与集资诈骗罪相比，两罪属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存在不少共性特征，主观上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都采取了欺骗的手段并具有一定的数额要求。因此，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应准确区分二者。

2.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变向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从某种程度上讲，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变向吸收公众存款，也是非法集资的形式，但是这种犯罪与集资诈骗罪是与区别的：非法吸收存款罪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所侵害的对象是公众的资金，而集资诈骗罪侵害的对象可以是公众的资金，也可以是其他单位、组织的资金；集资诈骗罪的目的是非法占有募集的资金，而非法吸收存款罪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企图通过这种活动进行营利，如将吸收的资金用于高利贷等；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人必须使用诈骗的方法，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则不以使用诈骗方法作为构成犯罪的要件之一。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2011.

[2]赵秉志.侵犯财产罪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3]王晨.诈骗犯罪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4]李文燕.金融诈骗犯罪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5]欧阳涛，秦希燕.集资诈骗罪的认定与处罚[J].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1，（15）：3.

作者简介：李冉冉（1988-），女，汉族，河南济源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论“借钱不还”型诈骗罪的认定 篇4

一、行为人主观意图不同

诈骗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 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具体到“借钱不还”型诈骗罪是指行为人在借钱时就具有不归还的意图, 行为人“借钱”只是其虚构的幌子。笔者认为, 行为人骗取公私财物的, 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还, 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2、非法获得资金后逃跑的; 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 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 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6、隐匿、销毁账目, 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 以逃避返还资金的。而正常的民间借贷, 行为人在借钱时有归还的意思, 后来因为某些客观原因造成无法及时归还。

二、行为人客观行为不同

非法占有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客观上对财物的实际非法控制状态和主观上企图通过危害行为达到对财物实际非法控制的目的而不是要求行为人对财物的永久控制。借钱不还和诈骗的区别在于借钱不还并非债务人主观上不愿意还或者是由于债务人没有能力还。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存在于大脑中, 是一种意识形态, 无法直接从思维中剥离出来, 只能通过行为人的自我表述, 所以即使行为人具有借钱不还的主观意图, 也不会主动承认, 更多的是要根据行为人借款前后的行为来判断是否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因为“行为时基于人的意识而实施的, 或者说是意识的外在表现”。具体到借贷式诈骗中, 犯罪人在借贷之前往往会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手段, 如捏造假身份, 编造假住址、假证件或者虚构假财务状况、假投资、假项目, 导致被害人产生错误的认识, 在借贷之后人间蒸发, 再也寻找不到。或者有些行为人虽然使用的是真实的姓名, 但是在借贷后没有用于事先约定的用途而是用于赌博、吸毒或者非法经营, 并且在债权人要求偿还债务时不断更换手机号码、家庭住址等手段来躲避债务, 这些行为都反映出行为人非法占有的主观意图, 是判断行为人性质的重要依据。而普通的民间借贷中, 行为人一般都是用真实的身份来借贷, 并且按照债权人的要求提供人保或者抵押, 能按照约定的用途来使用财物并且如期归还, 即使无法按时归还也是因为客观因素发生变化, 无力偿还, 不具有借钱不还的故意。

三、行为人借贷的理由与实际用途一致性不同

诈骗罪中的行为人, 通常会编造一些不存在的借款用途或者欺骗受害人且承诺具有高额的利润用来欺骗受害人, 使受害人在错误的认识下处置了自己的财物并且相信在约定的时间内行为人会连本带息还款, 但是行为人在获得财物后却肆意挥霍, 如赌博、吸毒、放高利贷等。如果行为人一开始已经告知债权人借款的目的和资金借出的风险, 并且借贷的理由和实际用途偏差较小, 那么笔者认为应该偏向属于民间借贷。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区分“借钱不还”诈骗罪与普通民间借贷的重要标准, 在认定此类诈骗罪时, 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到期不还就是诈骗。借贷关系中, 借款人有可能无法偿还借款但是不否认借贷关系, 即使没有按期归还借款, 也是因天灾、疾病、亏损等客观原因造成其暂时或在较长时间内丧失偿还能力, 是“不能”, 非“不为”, 根本没有非法占有借款的目的。而诈骗犯罪中, 行为人自始至终就没有还款的意愿, 骗取钱财后, 大肆挥霍, 销声匿迹。这一点, 是区分借贷与诈骗的关键所在。实际生活中到期不还的情况时有发生, 原因也很复杂在处理具体案件时, 要结合上述三点和具体情况而论, 防止将债务纠纷作为犯罪处理。

参考文献

[1]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 (下) [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3.9.

[2]张明楷著.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8.

[3]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4]高铭暄.刑法专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以赌博方式诈骗,认定诈骗的理由 篇5

认为本案属赌博案件的主要依据是最高院的批复，1995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又向索还钱财的受骗者施以暴力或暴力威胁的行为应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规定，行为人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骗取钱财，属赌博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以赌博罪定罪处罚。但是以赌博为名，行诈骗之实的行为应当构成诈骗罪。所谓赌博是以财物作注，预先设定以某个结果的产生为取胜，并由取胜者获得作注的财物。赌博往往都有一套规则，当事人都必须遵守，按规则行事。赌博具有一定射幸性，是以偶然的输赢拿财物进行博戏的行为，这种偶然性对当事人来讲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对一方当事人而言，胜败的结果已定，则不能称为赌博。本案被告人黄三等五人主观上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动机和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诱使他人参加假赌博，在赌博中控制牌局，输赢结果不具有任何偶然性，是在以赌博之名，行诈骗之实，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在客观方面，本案被告人实施了诈骗行为，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手段诱使被害人参赌，且在被害人参赌后，被告人的欺骗行为并未停止，而是通过运用一定骗术的方式人为地控制赌局，使被害人误以为欠下赌债而把财产交付给被告人，因而本案中所谓的“赌博”失去了赌博活动的本质特征，不应再认定为赌博行为。这也与《批复》中规定的单纯的诱赌行为有本质区别。在以赌取财的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诱人参与赌博，一是赌博取财。在诱人参赌的阶段，行为人往往要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给人以极易取胜的假象，使他人受引诱而参与赌博。行为人虽然虚构了事实或隐瞒了真相，但其追求的目的和可能的结果都仅仅是使他人参与赌博，是为后一阶段的赌博取财创造条件。他人参与赌博后才进入赌博取财的阶段，能否取得财物实赖行为人在这一阶段的行为及行为所导致的赌博结果，这一阶段是行为人取财的关键。所以要区分以赌取财的行为是赌博还是诈骗，重点是考查赌博取财阶段行为人的行为而不管诱人参赌的阶段行为人如何行为，而考查赌博取财阶段的核心问题是审查行为人是否遵守规则，如行为人遵守了相关规则进行赌博而获胜，获得财物，属于赌博行为;如果不遵守规则而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手段即使用所谓诈术而获胜，从而取得财物的，是诈骗行为。据此，以符合“聚众赌博”的法定构成要件为由而认定为赌博罪的观点不能成立。

在主观方面，《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赌博罪中“以营利为目的”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营利通常指谋取利润，有成本核算等利润计算方法，它运作的表现形式看起来有一定“合法性”;后者体现的是对他主物据为己有的意思，一般至少表现出“违法性”，如盗窃作案人表现出的对赃物的占有愿望;第二，营利一般是在惯常地展开经常性的活动，而非法占有并不一定要经常性行为，更多的是临时起意，本案没有证据证实郭某等六人有惯常性的行为;第三，营利通常要借鉴一定的载体如设立赌场开展活动。因此，本案黄三等五人的行为只能说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不构成以营利为目的，符合诈骗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

在侵犯的客体方面，赌博罪侵犯的是社会主义的社会风尚，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本案一系列的犯罪活动针对的是被害人姚九个人，侵犯的是姚九私人财产而非社会风尚。在对象上，《批复》中设置圈套诱赌是针对不特定的大众，而诈骗罪被诈骗对象是相对特定的，本案中的被害人是事先经过被告人有针对性的预谋选定诱骗参赌。而带有欺诈性的赌博仅是被告人实施诈骗的手段，赌博只是诈骗的工具。

因此，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此外，因被告人黄三系县公安局副政委，该特殊身份牵扯到黄三是否涉及变相受贿，姚九是否变相行贿的问题。而中共某市纪委的情况说明已证实黄三在涉嫌受贿而被“双规”期间，主动交代自己伙同袁

四、刘

五、刘

诈骗罪的认定 篇6

关键词：被害人认识 诈骗罪 定型

[基本案情]商人王某系某省文物收藏家协会会员，平素酷爱文玩字画，在收藏界小有名气。李某系无业人员，从他人处得知王某的爱好，遂携购买的高仿元青花梅瓶欲售给王。为让王某相信青花梅瓶为古董，李某编造了梅瓶系其老家内蒙古元代古墓出土，后流转于民间，再由其设法购得的故事。王某闻之大喜，对该梅瓶爱不释手，一边用放大镜查看细微之处，一边向李某核实来历。王某明知元代青花梅瓶稀有，曾对李某产生过怀疑，但因过于相信自己鉴别古玩的能力，遂以人民币五万元购得。

该案例引发的问题是：李某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但在交易中王某过于自信也是其遭受财产损失的原因之一。王某这种主观认识对李某的行为有无影响？

一、民事欺诈与诈骗罪的区别

民事欺诈受民法规制，是基于民事法律规定，对侵犯民事法益有关行为进行的价值判断。诈骗罪属刑法规范内容，是基于刑事法律对违反刑法分则诈骗罪条款的行为所进行的判断。在实务中，有的辩护人会提出因行为人的行为属于民事欺诈，不应用刑法追究民事欺诈人的责任。上述论断的错误在于：首先，把民事欺诈行为与诈骗罪完全独立起来；其次，否认民事欺诈与诈骗罪之间具有关联；最后，得出了非此即彼的排他唯一结论。事实上，诈骗罪与民事欺诈之间不存在对立，当民事欺诈行为侵犯的法益无法通过民法进行全面保护，刑法中的诈骗罪就为法益保护提供补充和保障。但民事欺诈由民法调整过渡到刑法规范是否存在一个阈值？应以何标准进行判断？

张明楷教授认为“凡是符合了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的行为，就成立诈骗罪。”[1]也就是说，对民事欺诈或诈骗罪之判断，不如说是对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之判断，即明确哪些行为构成诈骗罪即可。对古玩交易中“捡漏”、“打眼”等习惯，不应一刀切式认定，应根据具体情况结合法律规定进行判断。如王某看中李某出售的元青花梅瓶，问其真伪。李某答系从他人处购得，让王某自断。王某高价购得后发现是假古董。李某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王某自主决定购买到了假古董，属于典型的“打眼”，符合古玩交易中习惯的运用，李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二、不同犯罪构成体系中被害人认识因素的影响

诈骗罪基本构造是：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他人产生错误认识→他人因错误认识而处分财物→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物→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基本构造中，“使他人产生错误认识”和“他人因错误认识而处分财物“属于被害人认识内容和基于认识做出的行为。被害人错误认识的范围，只限于能够导致受害人错误地处分财产的有关事实情况，不要求受害人对案件有关的所有事实都发生错误认识。[2]因此，就诈骗罪基本构造而言，被害人认识和行为直接影响到构造能否成立。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判断标准是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既然被害人认识和行为直接影响诈骗罪构造能否成立，那么被害人认识因素如何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影响诈骗罪呢？

（一）传统四要件理论

诈骗罪犯罪构成中，被害人认识属于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内容。在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学说中，诈骗罪中被害人认识属于客观方面评价的内容。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让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物，满足了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方面中“行为+结果”的规定，且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当客体、主观方面、主体均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要求时，就可以认定诈骗罪。

（二）“违法有责”理论

在“违法有责”两分犯罪构成学说中，被害人认识属于违法性评价内容。行为人欺诈被害人，导致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物，使行为人或第三人非法占有财物，行为人的行为因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进而得出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之后，若认定行为人符合责任要件要求，那么行为人的欺诈行为就构成诈骗罪。

（三）“罪体罪责”理论

在“罪体罪责”犯罪构成学说中，被害人认识属于罪体评价内容。行为人欺诈被害人的行为，导致被害人因错误认识而处分财物的，若认定诈欺行为与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物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那么欺诈行为就符合罪体规定，在同时认定行为人的行为符合罪责要求后，就能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三、被害人主观认识对诈骗罪认定的影响

诈骗罪中对完全没有认识到被欺诈的被害人，理论与实践中均无需对其主观内容进行考察，径直对欺诈行为依法判断即可。但是，在欺诈实行的不同阶段被害人认识到被欺诈或可能认识到被欺诈该如何认定，没有明确规定，有待进一步厘清。

第一，被害人发现受骗，出于其他原因给付财物。比如甲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将假古玩售乙，交易中乙发现是假古玩，但见甲面相凶恶，遂生恐惧，而给付甲财物。

此例中甲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但乙在交易中发现假古玩后，甲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至此就不能再继续让乙陷入错误认识。乙因甲面相凶恶，出于恐惧给付财物，与甲的欺诈行为之间不具有合法则的联系，故不应当认定甲的欺诈行为与其占有乙财物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此种情况下，甲欺诈行为实行中介入了乙正确的认识因素，故应当认定甲的诈骗行为在乙产生正确认识后已不能得逞，属于诈骗罪未遂。

第二，诈骗实行前，被害人已明知，诈骗实行后，被害人出于其他原因给付财物。比如上例中甲见行骗得手，遂以相同手段再持假古玩售乙，乙明知被骗却出于相同的恐惧复给付财物。

本例中甲虽然实施了相同的欺诈行为，但乙在其行为之初就已明知欺诈行为。虽然乙出于恐惧给付甲财物，但给付财物与欺诈行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不能将甲占有财物的结果归咎于甲的欺诈行为。由于乙的明知，甲对乙实行欺诈行为之初就已确定其诈骗行为对乙不能得逞。乙是甲诈骗的对象，对甲而言乙属于对象不能犯，不以犯罪论处。但应当注意对甲的预备行为运用刑法进行规范评价，对当罚的预备行为应以预备犯论处。

第三，诈骗实行中，被害人虽认识到可能有诈，但出于自信认为不会被骗，遂给付财物。比如甲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将假古玩售乙，交易中乙自以为经验丰富买到了真古玩，遂给付甲财物。

甲实施的欺诈行为已造成乙陷入错误认识，虽然乙认识错误中包含有过于自信的原因，但甲的欺诈行为与乙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之间合乎法则的发生。甲非法占有财物的结果就是其欺诈行为的危险现实化，甲的诈骗行为已经既遂。

第四，诈骗实行中，由于骗术拙劣，正常情况下易被常人识破，而被害人疏忽大意，主动给付财物。比如甲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将假古玩售乙，虽然假古玩易被识别，但乙因麻痹大意给付甲财物。

上述甲的欺诈行为已经造成乙陷入错误认识，虽然乙认识错误中包含有自身麻痹大意的因素，但乙认识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甲的欺诈行为，且乙认识错误符合甲的行为故意。类似于例三，虽然乙的疏忽大意是造成甲诈骗得逞的原因之一，但该原因包含在甲的认识因素之内，符合甲的目的，所以甲的行为属于诈骗罪既遂。

四、被害人主观认识对诈骗罪影响的定型

根据上文分析，被害人主观认识对诈骗罪影响的定型包括：

1.诈骗实行中，被害人认识到被骗，按照诈骗罪未遂处理。

2.诈骗实行初始，被害人已明知被诈骗的，判断是否存在当罚的预备行为，有预备行为并值得科处刑罚的按照预备犯的规定处理，无预备行为的不构成犯罪。

3.诈骗实行中，被害人出于过失陷入错误认识而给付财物的，构成诈骗罪既遂。

回到开篇的案例，李某实施了隐瞒青花梅瓶为仿品的事实，并且虚构了梅瓶来历，致使王某信以为真。虽然王某认识到存世元代青花梅瓶稀有，对李某有过怀疑，但其高估了自己鉴别古玩的能力，给付李某五万元，符合上述第三种类形，对乙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既遂论处。

注释：

[1]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96页。

金融票据诈骗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 篇7

关键词：金融票据诈骗罪,既遂与未遂,结果犯,行为犯,情节犯

一、与金融票据诈骗罪既遂与未遂有关问题的澄清

(一) 金融票据诈骗罪的犯罪客体

1. 犯罪客体反映着犯罪的本质特征, 决定着犯罪的性质。

犯罪客体所表明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种类不同, 不仅对犯罪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而且对故意犯罪形态的确定也产生重要的影响。如, 侵犯公共安全的犯罪基本上是危险犯, 以危险的是否出现作为判断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侵犯人身权或财产权的犯罪基本上是结果犯, 以犯罪结果的是否出现作为判断既遂与未遂的标准。金融票据诈骗罪犯罪客体的确定, 对本罪既遂与未遂形态的确定, 无疑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票据诈骗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这在理论界并无争议, 但对客体序位的表述上不尽一致。一种观点认为, 票据诈骗罪的犯罪客体为双重客体, 其中票据管理制度为主要客体, 公私财产所有权为次要客体。这里可称之为票据管理制度主要客体论。另一种观点认为, 票据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国家对金融票据的管理制度。这里可称之为“公私财产所有权主要客体论”。当前前者是主流观点。

笔者认为, 票据管理制度主要客体论导致了一些悖论。悖论一:“票据诈骗罪主观上不限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衡量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标准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而决定社会危害性程度的首要根据是犯罪客体。金融票据诈骗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票据管理制度, 次要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明知其从事的金融票据诈骗行为会危害社会的金融票据管理秩序, 而仍然为之, 就会造成对主要客体的侵害, 而无论其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其犯罪就应成立。

以上结论的得出在逻辑推理上不存在什么问题, 但这一结论却受到广泛的批评。笔者认为, 顺着悖论一的逻辑思维, 在判断金融票据诈骗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上, 会得出另一悖论, 即只要实施了危害金融票据管理秩序的行为, 不管是否出现公私财产权受到损害的结果, 金融票据诈骗罪就成立既遂。关于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为构成要件说, 即以行为人故意实施的行为是否具备了具体犯罪构成全部要件来区分既遂与未遂。如果说犯罪的主要客体已经受到实质的侵犯, 而其他构成要件又具备的话, 无疑犯罪是应当既遂的, 这在逻辑推理上并不存在问题。

2. 既然逻辑推理本身不存在问题, 那么肯定是逻辑推理的前提是一个悖论。

“票据管理制度主要客体论”所依据的主要理由是:在我国新刑法典中, 票据诈骗罪归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金融诈骗罪》一节。显然, 在票据诈骗罪中, 刑法重点予以保护的社会关系乃是被犯罪行为侵犯的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具体说来, 是金融秩序中的票据管理秩序。而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刑法重点予以保护的社会关系正是犯罪的主要客体。票据诈骗罪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 更为严重的是, 它破坏和扰乱了通过票据信用关系建立起来的正常金融秩序, 具有特殊的社会危害性, 非传统财产犯罪所能涵盖。以上所述的理由, 对于本罪来讲可能都是事实, 但以此来确定本罪客体的序位却未必充分。

(1) 确定复杂犯罪客体的序位问题不能仅仅根据犯罪所属的章节来进行判断, 而应根据复杂客体中不同的客体对确定行为性质所起的不同作用来进行判断, 能够决定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客体应是主要客体。对于复杂客体中不起决定作用的犯罪客体, 即使在理论上赋予其主要客体的地位, 也没有什么意义, 至少在法律操作层面上的意义不大。从我国《刑法》对票据诈骗罪的规定来看, 票据管理秩序这一客体对本罪的定性不起主要作用, 起主要作用的是反映财产权数量的诈骗数额。

我国《刑法》第194条规定: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从上述法律条文的内容可以明确看出, 在本罪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上起决定作用的是诈骗数额。当然, 对票据管理秩序的侵犯, 对本罪的定性也起一定的作用, 上述法律条文中的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 在这里也可能是指引起票据交易秩序的严重或特别严重的混乱。

(2) 对犯罪客体的认定应建立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之上, 要符合法律条文的实质内容。犯罪客体并不直接体现在法律条文当中, 它是理论上抽象和概括的产物, 对犯罪客体的认识不纯粹是理论思维的问题, 这种理论思维必须考虑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因为票据诈骗罪归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这一章, 就断定该罪的主要客体是有关经济秩序的票据管理秩序, 这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断, 并没有考虑我国《刑法》第194条所规定的具体内容。从《刑法》第194条的文义来看, 对本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反映财产权数量的诈骗数额, 立法者没有选择对票据管理秩序的危害作为定罪与量刑的依据, 这说明立法者所着重考虑的还是对公私财产权的保护问题。

在本罪客体的序位问题上, 笔者对于票据管理制度主要客体论持保留的态度, 笔者倾向于公私财产所有权主要客体论, 或者折衷的观点, 公私财产所有权和票据管理制度两个客体同等重要。

(二) 金融票据诈骗罪是结果犯、行为犯或是情节犯

犯罪既遂形态的类型不同, 判断相应犯罪的既遂与否的标准也不同。对于结果犯, 以法定的结果是否发生作为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志;对于行为犯, 以法定的犯罪行为的完成与否作为既遂与未遂的标志;情节犯, 是指《刑法》分则明示以“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必备要件的犯罪形态。对于情节犯, 危害行为所造成的法定情节是否出现应作为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志。

理论上关于票据诈骗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存在很大分歧, 其主要原因是犯罪既遂形态类型的确定存在着争议。票据诈骗罪究竟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呢?

1. 有的学者认为票据诈骗罪是行为犯。

主要理由是:一是票据诈骗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票据管理秩序, 只要违法使用票据危害了票据管理秩序, 本罪就应构成犯罪。二是从票据诈骗罪罪状的行为方式来看, 刑法第194条采用列举式叙明罪状的方式规定了票据诈骗的5种行为表现形式: (1) 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2) 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3) 冒用他人汇票、本票、支票的; (4) 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 骗取财物的; (5) 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使用虚假的记载, 骗取财物的。前3项罪状所惩罚的均是虚假票据的使用行为, 只要有使用的行为就可构成犯罪。后两项罪状虽然表明行为人骗取财物才构成犯罪, 但从其罪状的内部关联性来说, 骗取财物是对行为人对虚假票据行为的认识的说明。由此可以看出, 票据诈骗罪的罪状保护的侧重点放在对假票据的使用方面, 而不是非法占有财物方面。

从犯罪客体方面来看, 票据诈骗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票据管理秩序还是公私财产所有权是有争议的。如依笔者的观点, 票据诈骗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或是票据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同等重要, 票据诈骗罪的成立不仅要求具有违法使用票据的行为, 而且要求产生公私财产所有权受到损害的事实, 那么本罪显然是结果犯。

即便承认票据诈骗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票据管理秩序, 也不能想当然地认定本罪是行为犯, 因为从法律条文的内容来看, 票据诈骗罪的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取决于诈骗数额的大小, 取决于公私财产所有权受到损害的事实而非票据管理秩序受到损害的事实。以此观之, 本罪也应当被认定为结果犯。

从《刑法》所规定的票据诈骗罪罪状来看, 把“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冒用他人汇票、本票、支票的”行为看作是是票据诈骗罪的犯罪行为也是不正确的, 这是一种法律理解上的断章取义, 没有整体上把握法律条文的含义。

2. 对于金融票据诈骗罪是否是情节犯, 在理论上无人论及, 笔者认为本罪既是结果犯, 同时也是情节犯。

情节犯是以一定的概括性定罪情节作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的犯罪。虽然情节犯在理论界还没有定论, 不过, 我国《刑法》分则中确实存在以法定的情节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 这类犯罪称之为情节犯。

我国《刑法》第194条规定: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在这里, 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是被用来区分本罪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标志的, 对说明票据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因此本罪应是情节犯。在这里也应注意到,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是并列的, 可选择的, 只要具备其中的一项就可对犯罪的定性起决定性的作用。这里的情节犯可称之为选择性的情节犯。

有的人认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都是对票据诈骗罪结果的一种描述。这一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其混淆了结果犯与情节犯的区分。情节犯中所指的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是一个概括性术语, 涉及犯罪的各个方面, 包括犯罪的客体、客观方面及主体和主观方面。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并不是仅反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结果, 同时还可能指对特别客体的侵害、行为性质的恶劣程度、主体的特定的身份或主观方面的恶性。如把多次进行小数额诈骗的, 可视为一种其他严重的情节, 但不能将其视为一种犯罪结果。笔者将本罪界定为选择性的情节犯, 其目的也是为了强调在决定本罪既遂与未遂的问题上, 犯罪的情节也是起标志性作用的。

二、金融票据诈骗犯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

1.从犯罪既遂形态上讲, 金融票据诈骗罪应当属于结果犯和情节犯。对于结果犯, 本罪既遂与否应当以法定的危害结果的发生作为标志, 这一点在理论界不存在争议。“犯罪结果是犯罪行为对直接客体造成的物质性的危害结果”。本罪法定的危害结果应当是票据诈骗行为对票据诈骗罪的直接客体所造成的物质性的危害结果。具体地说就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受到的票据诈骗行为较大侵害的事实, 也就是指较大及以上的诈骗数额。

公私财产所有权受到侵害的事实是以受害人交付财物还是以行为人取得财物为标志, 在理论上是存在分歧的。一种观点是“失去控制说”, 认为票据诈骗罪应当以被害人因票据诈骗行为而失去了对财物的控制为既遂的标准。一种观点是“取得控制说”, 认为票据诈骗罪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取得对所骗财物的实际控制为既遂的标准, 如果财物脱离了财物所有人或持有人的控制, 行为人实现了自己对该财物的控制, 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笔者认为, “失去控制说”和“取得控制说”都是存在缺陷的。

(1) “失去控制说”认为, 犯罪都是侵犯法益的行为, 刑法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法益。财产犯罪的本质是对财产法益的侵犯, 而不在于行为人取得了财产;刑法设立财产犯罪的目的, 在于要保护财产法益不受犯罪的侵害。票据诈骗罪作为一种财产犯罪, 其既遂的标志应为被保护的财产法益受到侵犯, 而不在于行为人最后是否获得财产。笔者认为把票据诈骗罪定义为一种财产犯罪应当是正确的, 前文已论述过, 本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应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但该学说认为只要被保护的财产法益受到侵犯, 而不管行为人最后是否获得财产, 犯罪就既遂了, 是不正确的。

笔者认为, 刑法所惩罚的是犯罪人的行为, 在考量行为的可罚性时, 应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客观上讲, 刑法所惩罚的是犯罪人的行为以及该行为所造成的结果 (如果是结果犯的话) , 从主观上讲, 刑法所惩罚的是有罪过的犯罪行为, 无论是罪过的认识因素, 还是罪过的意志因素都指向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 是对危害结果的认识或控制。因此, 只考察被保护法益的侵害, 而不考察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或意志因素, 以此来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性质是不正确的。对于票据诈骗罪来讲, 确定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性质, 必须考察行为人对被诈骗财产的认识或控制。如果行为人实施了诈骗行为, 而本人并没有获得意图想获得的财产, 尽管他人的财产因此而受到损害, 行为人也不能为此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另外, 对于票据诈骗罪来讲, 该学说把财产所有人失去对财产的控制就认定为财产所有人的财产受到侵犯, 也是不正确的, 从理论上讲并不能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票据交易的对价, 财产交付的方式多种多样, 财产所有人失去对财产的控制之时未必就是他的财产受到侵犯之时。

(2) “取得控制说”认为, 所谓犯罪未遂, 是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使犯罪未能得逞。未能得逞是指行为人犯罪的目的没有达到, 出发点是行为人而不是受害者。无论是占有他人财物, 还是控制他人财物, 能够作既遂与未遂评判对象的必须是非法占有或控制, 这才具有犯罪性。笔者认为, 该学说从结果犯的角度出发, 强调本罪的既遂与未遂应以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否达到, 是否对诈骗的财产非法占有或控制为标准是正确的。但该学说没有考虑票据诈骗行为财产占有的时间和方式的复杂性, 以财产的实际占有作为本罪既遂的标志, 是不妥当的。行为人实际占有他人财物之时尚不能认为他人财产权必然受到了侵害。比如行为人开始是与他人进行合法交易, 依约定先取得了他人财物的占有, 在履行支付对价义务时产生了非法占有的目的, 并使用伪造的票据交给对方, 或者签发支票而后在付款时间将到时转移账户上资金的, 这些行为可能构成票据诈骗罪, 但是不好说在行为人实际占有财物之时票据诈骗罪就已经既遂了。

“失去控制说”和“取得控制说”还有一个共同的缺陷是只考察了本罪的结果犯的既遂形态, 而没有考虑情节犯的既遂形态。在诈骗行为具有严重或特别严重情节的情况下, 即使没有财产受到损害的法定结果, 本罪也可以既遂。

2.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对于金融票据诈骗罪的既遂与未遂的认定, 不仅要考虑本罪结果犯的既遂形态, 也要考虑情节犯的既遂形态。对于结果犯来讲, 一般应当以行为人在非法占有目的下实际控制了被诈骗的他人财产为犯罪既遂的标志。在这里应强调“非法占有目的”, 在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情况下, 即使实际控制了他人的财产, 犯罪也不能既遂。同时, 对于本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 还要考虑不同的违法使用票据进行诈骗的方式, 对此, 具体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志可以不同。下面结合票据诈骗罪的不同罪状和不同的既遂形态, 对票据诈骗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具体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根据《刑法》第194条的规定, 金融票据诈骗罪具体的既遂形态包括:单纯的结果犯, 指“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这一规定。结果犯与情节犯择一, 指“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一规定。

(1) 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情形下的既遂与未遂。票据作为一种支付手段, 在出票时是有对价的。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可认定在出票时应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出票后, 实际占有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或以上, 可认定为本罪既遂。实际占有不仅指对实体财物的占有, 也包括诸如提货单之类的占有。如果实际占有他人的财物没有达到数额较大或没有实际控制任何财物, 但具有其他严重或特别严重情节的, 也可认定为本罪既遂。

(2) 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和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情形下的既遂与未遂。这两种情形在判断既遂与未遂问题上应与上述情形相同。

(3) 签发空头支票情形下的既遂与未遂。签发空头支票以后, 实际占有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或以上的, 不能必然认定本罪既遂, 因为此时行为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还无法确定。法律禁止签发空头支票的目的主要在于保护持票人的票据权利, 即支票一经签发, 只要支票在形式上合法、有效, 持票人就应无条件获得支付。只要持票人在法定的付款期内获得了票面所载的金额, 支票关系就没有遭到破坏, 就不会存在法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因此, 空头支票的判断, 不应简单地看出票人在出票时所签发的支票金额与其在付款人处的实有存款金额是否一致, 而应以出票人在法定付款期限内是否向持票人实际支付票款为准。

一般认为空头支票主要指三种情况:一是没有存款的空头支票。即出票人账户内没有存款余额, 付款银行又未答应垫付而签发的支票。二是超过存款的空头支票。即出票人签发的票面金额超过账户存款金额的支票, 或者签发的支票金额超过付款银行允许垫付的余额的支票。三是提回存款的空头支票。即出票人签发支票后提走付款银行内的支票账户存款使支票不能支付的支票。上述一、二种情况下, 如果出票人在法定付款期内向持票人实际支付了票款, 就不能认定出票人有诈骗行为, 如情况相反, 又实际占有了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或以上的, 可认定为本罪既遂。上述第三种情况下, 又实际占有了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或以上的, 可认定为本罪既遂。关于情节犯, 参照第一种情形认定。

(4) 签发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情形下的既遂与未遂的认定。签发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 在出票时即可认定在出票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对于此类行为可参照第一种情形认定。

(5) 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情形下的既遂与未遂的认定。不仅包括付款时出票人账户内没有资金或者资金不足的情形, 而且必须是没有获得承兑或者保证的汇票、本票。因为经过付款人的承兑, 除非时效届满, 否则即使出票人的资金账户没有资金或者资金不足, 也无碍于持票人票据权利的实现, 这种情况下不能认定出票人有诈骗行为。除此之外, 既遂与未遂的认定参照第一种情形。

(6) 在汇票、本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情形下的既遂与未遂的认定。在汇票、本票上作虚假记载, 在出票时即可认定出票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此类行为可参照第一种情形认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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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晓峰.票据诈骗罪客体及客观方面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1;3

诈骗罪的认定 篇8

诈骗罪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犯罪类型之一, 作案手法隐蔽, 情况复杂, 属于目的犯。目的犯是指以特定目的作为主观构成要件的犯罪。刑法法条规定诈骗罪是指诈骗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的行为, 并没有规定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但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均认为诈骗罪应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既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我辩解的理由, 也是控方和辩方必争的焦点。

刑法所规定的主观要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不处罚单纯的思想犯, 必须以客观要件也就是犯罪行为的外在表现为载体。非法占有的目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种主观上的思维活动, 其他人无法直接获知, 但是人的主观思维活动会通过其客观行为表现出来,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实施犯罪时, 主观心理活动状态必然会通过客观行为表现出来。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表现客观行为的事实证据的分析, 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当时的内心所想, 例如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占有财物后转卖他人的基础事实上可以推定出其内心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这就是从事后非法的处置行为上得出主观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刑事诉讼中的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用现有证据可以证明的基础事实与待证的推定事实之间因为存在某种逻辑上的联系, 从而由基础事实推断出推定事实为真的证明方法, 从客观上的外在表现推断主观上的内在心理, 符合刑法理论中的主客观相一致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非法占有情形的解释正是刑事推定具体应用的体现, 可见刑事推定在诈骗犯罪中的适用在理论上是科学合理的, 在实践中是切实可行的。

二、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难题

诈骗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存在很多的难题, 侦查阶段需要的时间多, 有效证据的收集非常困难, 尤其是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观方面的证据材料相当困难, 批捕和公诉阶段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会轻易承认是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实行诈骗行为, 被抓获后大部分人会辩解会偿还他人的财物。

诈骗犯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中的“非法”比较容易理解, 应根据财产罪所保护的法益进行理解, 认定侵犯财产罪所保护的法益的行为为非法, 进而通过刑事推定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占有目的具有非法性。

要在侦查阶段弄清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一是要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占有财物的时间, 二是要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处置他人财物的情况等事实。犯罪目的从犯罪构成上讲属主观要件, 但在实践中的认定需要客观事实, 不要盲目的依照主观目的就仅从客观行为的欺诈性和侵犯财产罪所保护的法益进行主观推论, 关键是看主观目的在客观上的表现, 要结合欺诈行为前后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 综合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目的, 在司法实践中, 非法占有是较长时间的占有他人财产且没有返还的行为表示。

三、认可“非法占有为目的”推定可行性的法律规范及认定标准

诈骗案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可以采用刑事推定的方式, 推定在刑法规定中经常出现, 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走私罪的规定等, 使执法人员司法实践中有法可依。司法解释中也有推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列举四种具体行为以落实非法占有的目的, 是否为诈骗集资行为, 类似规定在《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也有体现, 同样推定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运用的也很普遍, 目的在于改变司法实践中惯用的用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 当直接证据不存在或是只依据直接证据不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时, 通过间接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逻辑上的联系进行推理, 进而得出待证事实为真的过程。

诈骗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是很少的, 所以需要运用刑事推定对其主观目的进行认定。在实务操作中采用推定认定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时, 笔者认为应该参照以下标准:首先, 推定非法占有为目的所依据的基础事实的证据数量应该较多且真实可靠。在诈骗案件中需要有相当数量的证据, 证据数量过少很难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难以使控方准确了解案情, 从中寻找到反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解的方法。控方仍然要承担疑点排除责任和最终的说服责任, 裁判者往往是在对基础事实与反驳证据进行权衡后才能做出裁判, 控方对案件的整体事实的证明标准不能降低, 仍然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其次, 基于利益性与必要性为阻止推定生效而承担的诉讼负担, 其诉讼标准是比较低的, 通常被告人只要提出一定分量的证据, 达到使裁判者对推定事实的存在产生合理怀疑的程度即可, 有时甚至更低, 即只要被告人提出相反证据, 推定就失去效力, 裁判者综合考虑全案证据, 做出推定事实是否存在的认定, 这种情况下通常做疑罪从无的裁决。

四、实践中运用刑事推定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实践中采用刑事推定的方法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着重在于:其一, 对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外的证据进行归纳整理, 着重对可以表现其具有占有目的的间接事实证据进行收集;其二, 综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分条归纳、然后总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驳其涉嫌诈骗的事由;其三, 运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案件的其他证据所能够说明的事实, 运用经验、常识、逻辑学等推导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确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四, 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来反驳推定事实, 以判定推定事实是否成立。具体操作中也有许多办法, 在此列举较为典型的几点:

(一) 是否存在虚假的承诺, 这对于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上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非常关键

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掌握被害人爱占便宜、贪图小利的心理, 以内部股票消息、巨额奖金、高额利息等博得被害人的信任, 然后开始编造需要公关费、手续费等谎言诱使被害人陷入陷阱。

(二)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得被害人的财物后的处置情况也能体现其主观目的, 把这作为依据进行刑事推定也非常可靠切实

无论哪一类的诈骗犯罪,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目标均最终指向财物, 以借为名的诈骗犯罪与一般侵占、民事欺诈容易混淆,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观目的不会被轻易察觉, 因此对侵占财物的事后处置情况就成为推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关键。司法实践中, 以借为名的诈骗犯罪经常表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父母生病、出去办事等常见的理由“借用”被害人的财物, 并约定会在较短的时间归还以降低被害人的警惕性, 进而将被害人财物占为己有。由此可得,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借用时就具有诈骗的主观故意还是借用以后才产生非法占有的动机, 是区分诈骗犯罪和民事欺诈、一般侵占罪的关键, 也是实务操作中的焦点和难点。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借用理由的真实性和逾期不还等惯常表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作为旁证, 但力度不够, 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财物的事后处置, 可以准确的反映其在借用时的主观目的。在司法实践中, 以借为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财物的事后处置一般特点有两个:一个是事后处置行为具迅速性,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借用”之前就已联系下家, 也可能在占有财物以后立即出卖变现;第二是对财物处置的随意性,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急于要将其所侵占的财物变现, 经常会以低价变卖。以上特点比较清晰的反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占有财物的主观真实目的, 从其对财物的迅速、随意处置可以推定出借用时主观上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属于以借为名的诈骗犯罪。

(三) 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事后态度上也可以推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例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占有财物后, 会立即逃匿并变更手机号码, 导致被害人对自己的财物完全失控, 据此可以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应当注意的是在实务操作中不可将此作为唯一评判标准, 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占有财物后既没有逃匿也没有变更联系方式, 只是极力编造理由, 拖延搪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占有财物后就和被害人切断联系, 能够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仍有联系, 只是极力拖延、哄骗、推诿, 使被害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 也要推定其主观方面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上不存在非法占有的故意, 就会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有承担责任的具体行为, 会有按期归还财物或者积极采取行动尽力归还等;反之, 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的主观意图, 就不会有承担责任的具体行为, 并且会表现为隐瞒实际经济实力、隐瞒资金流向、否认应负法律责任等。应当注意的是, 实务操作中有相当一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然表示要承担违约责任, 实际上会以各种借口进行搪塞, 如完成其他交易后再还款、等待他人偿还债务、准备借钱偿还等, 这并不会给受害人实际减少损失。侦查人员在这种情况出现时要进一步核实该“理由”的可靠性, 如是否向其债务人讨要过欠款、是否真的有其他债权、是否有其他交易存在、是否真的借钱或寻求贷款等。

(四)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后的辩解

事实推定减轻了控方提供证据的责任, 控方只要证明了基础事实存在, 就可以不用再提供证据证明推定事实存在, 如果对方不能提出任何相反证据, 裁判者可以认定推定事实存在, 须注意的是, 推定事实的说服责任仍在控方, 事实推定只能使裁判者形成对控方暂时有力的心证, 这种有利局面会随着被告人的反驳而随时消失, 裁判者往往是在对基础事实与反驳证据进行权衡后才能做出裁判, 控方对案件的整体事实的证明标准不能降低, 仍然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诈骗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巧舌如簧、狡诈多端, 到案后会使用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 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称经营亏损导致无法承兑约定, 有的会辩称生病住院所以不能及时返还财物, 有的则辩解无法返还财物是因为财物被他人骗走, 因此在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意图时, 既要赋予其法定的辩护权又避免轻信口供, 应当以客观事实证据为依据, 综合判断其辩解的合理性和可靠性。

五、实践操作中应注意运用推定应当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案件中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乏履行行为、没有履行能力的原因非常多, 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没有履行行为或者没有履行能力的情况, 便片面的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例如,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是辨别一般合同纠纷和合同诈骗犯罪的关键所在, 对此应当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并结合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分析、判断, 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订合同时具有履行能力, 只是因为事后经营形势或自身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法履行合同或失去履行合同的能力, 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补救的情况不宜认定是合同诈骗犯罪, 而只能认定为一般的民事上的合同违约。因此, 在司法实务操作中, 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 应当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既要避免仅仅凭借损失结果客观归罪, 也不能单纯依据被告人供述主观臆断, 而应当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摘要：诈骗罪为目的犯,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了实施诈骗行为外, 还需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但对非法占有目的认定较难。司法实践中, 可以采用刑事推定的方式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进而对诈骗罪做出准确认定。

关键词：诈骗罪的认定,非法占有,刑事推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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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劳东燕.认真对待刑事推定[J].法学研究, 2007 (2) .

关于信用卡诈骗罪认定之文献综述 篇9

一、信用卡诈骗罪之认定的主要成果之概括

信用卡诈骗犯罪在我国并不是一个古老的罪名,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笔者根据学着对不同情况的分析, 做出如下概括:

(一) 罪与非罪的界限

认定信用卡诈骗罪, 首先应注意区分的就是罪与非罪的界限。

鲜铁可认为区分信用卡诈骗犯罪的罪与非罪应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第一, 根据行为人主观是否有过错, 他提出:“行为人不知是伪造的、作废的信用卡而使用, 或者误用他人信用卡, 或者经过持卡人同意而使用信用卡的, 不能认定为犯罪。善意透支行为, 不成立本罪。”第二, 他认为信用卡诈骗罪的成立应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 “如果行为人虽然实施了有关信用卡欺诈行为, 但数额没有达到较大, 则不能认定为行为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第三, “应注意考察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欺诈的故意,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陈祥民、陈伟业等人也认为, 信用卡诈骗罪与经济纠纷的主要区别是二者的程度不同。他们认为, 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是区分刑事犯罪与民事欺诈的关键。同时, 骗取的财物数额是否达到“较大”的标准也是区分信用卡诈骗罪与信用卡纠纷的又一重要标准。对于“数额较大”这一标准, 他们也给出了相关法规, 即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 数额达到5000元的, 即可达到“较大”标准。另外, 他们还认为正确区分信用卡诈骗罪与非罪的界限, 还应注意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故意。

(二) 盗划信用卡行为的定性

盗划信用卡, 即特约商户从业人员利用工作便利, 在顾客用信用卡消费结算时, 私下重复刷卡, 非法占有信用卡资金的行为。

1.根据业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 主体身份是一般自然人职工, 利用收银工作便利侵吞骗取资金, 也符合客观条件, 因而, 以从业侵占罪论处。

2.根据《刑法》196条第三款的规定, 盗窃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因为, 这种情况中的行为人实际是以隐蔽方式直接窃取持卡人或发卡行的财产, 符合盗窃罪的特征, 情节严重, 应以盗窃罪论。

3.根据职务侵占罪客观方面变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实际掌握的单位财物, 而按主体的不同身份又可以贪污罪论处。从业人员直接截留信用卡是侵吞行为, 至于重复刷卡和模仿签名只是掩饰手法, 与冒用他人信用卡以假冒签名骗取财物的手法不同。

4.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 窃取, 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当特约商户是国有公司, 企业而收银从业人员又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时, 其行为同时符合贪污罪和信用卡诈骗罪, 系想象竞合犯。从一重论处, 按贪污罪论处;从本质上讲, 从业人员将本单位财产非法占为己有, 以职务侵占罪论处。当从业人员仅是一般公司雇员, 则构成职务侵占罪与信用卡诈骗的想象竞合犯, 按一重处断, 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

5.盗划信用卡的行为损失者是信用卡的合法持有人, 信用卡内的资金的所有人也是持卡人, 行为人的主观也是非法占有持卡人的资金, 盗划行为的核心是假冒持卡人的签名填写签购单, 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因此决定行为性质的是冒用行为, 应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

(三) 盗窃信用卡并加以使用行为的定性

所谓盗窃信用卡并使用, 是指行为人采取秘密窃取的方法获得他人的信用卡, 并假冒该信用卡的持卡人以能够实现法定的信用卡功能、用途的方式加以使用以骗取财物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 依照本法第26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可见立法上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定性为盗窃罪, 但在学理上, 不同学者对其持有不同的观点。

高象琨在《信用卡诈骗罪研究》中则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就王平盗窃信用卡骗取物品如何定性问题的请示的答复”, 认为被告人盗窃信用卡后, 又仿冒卡主签名进行购物、消费的行为, 是将信用卡本身包含的不确定价值转化为具体财物的过程, 是盗窃犯罪的继续, 因此不另定诈骗罪, 应以盗窃罪定性。

陈祥民认为:“对于刑法中关于盗窃信用卡后并加以使用的, 要根据不同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坐车处罚定罪的判定和理解, 不要一层不变。”因此他指出:处于信用卡诈骗罪的可以是有两种情形——一个是行为人盗窃已经作废的信用卡并且使用;一个是对信用卡进行破解密码并且加以使用的。而只是盗窃的信用卡和破解密码使用的被定为盗窃罪伪造后的真实信用卡实际上就成为伪卡, 且实际主人可能也会发生变化。同时他认为, 可被认定为盗窃罪的盗窃信用卡行为, 必须满足盗窃行为和使用行为实施者是同一主体或有共同故意, 反之, 若盗窃者和使用者为不同主体且他们之间不存在共同故意的, 盗窃者一般不应构成犯罪, 在这个条件下, 可以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心知肚明此卡为他人的信用卡。

二、对各理论成果的分析及笔者观点

(一) 对罪与非罪问题各观点的分析及笔者观点

各理论成果对此问题并无异议, 皆认为判定信用卡诈骗罪与一般经济纠纷的界限应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 即主观上具有欺诈故意且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 以及数额较大。同时有学者提出应援引《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来界定“数额较大”之数额, 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该规定只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两部门联合颁布的部门规章, 它仅在两部门内部职权范围内调整部门管理的事项, 因此该规定对法院并不适用, 在案件移诉过程中, 有可能造成困扰。

(二) 对盗划信用卡行为定性问题各观点的分析及笔者观点

盗划信用卡的行为被很多学者认为:一、符合盗窃罪的构成特征;二、符合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的构成特征;三、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特征。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的行为。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而盗划信用卡只具备某些客观方面并不具备非法占有本单位的财物或者公务财物, 因而不构成以上罪名。根据刑法第196条,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然而, 持卡人是被行为人私下重复刷卡并非盗窃来的, 则不属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同时, 行为人取得了他人财产, 除了秘密取得以外, 还假冒他人签字, 这是盗窃罪所不能包容的。此外, 特约商户只用于持卡人用信用卡交付结账, 并不具有使用, 保管的权利。银行或持卡人的合法权益被行为人私下重复刷卡所侵占并非是本单位的财物。所以, 笔者更认为是信用卡诈骗罪, 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 符合其特征, 应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三) 笔者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性问题的论点及分析

关于盗窃信用卡并加以使用的行为, 虽已有立法上的规定, 但由于客观现实的复杂性, 切实操作确实存在种种问题, 因此不同学者对这一问题仍有争议。根据笔者所阅文献, 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分为三种, 一是支持将盗窃信用卡加以使用的行为定盗窃罪并加以处罚, 二是认为此种行为应定信用卡诈骗罪并加以处罚, 三是认为应从现实出发, 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加以讨论。笔者较为赞成第三种观点, 因为客观情况是复杂的, 而立法当时不可能完全预料社会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物, 因此法律无法穷尽一切可能发生或存在的社会现象, 会存在遗漏。故讨论起此事时候, 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结束语

诈骗罪的认定 篇10

2010年4月, 被告人王某筹钱结婚无果的情况下找到被告人周某帮忙, 请周某以房屋抵押帮其贷款, 由于周某的房屋没有自有产权未能办成。被告人周某提出, 用聋哑朋友陈某的房子抵押贷款, 并找到陈某, 告知他根据政府出台的新政策, 到房产交易中心去签个合同, 会领到国家补贴。同时, 告知陈某残疾人购买经济适用房有优惠, 王某想用其名义购房, 陈某表示同意以其名义帮助王某购房。

此后, 周某从陈某家中偷到房产证, 交由王某去伪造了一份放回原处。周、王二人持陈某的房产证通过房屋中介拟定了买卖陈某房屋的契约后, 周某为了骗得陈某的身份证完善买卖房屋的手续, 谎称政府给陈某的补贴已经批下来了, 需要其带着身份证去房产交易中心签字, 将陈某骗至交易中心, 签署了一份将陈某的房屋以28万元的价格卖给王某的契约以及相关手续。陈某识字不多, 与人交流困难, 完全信任懂哑语的周某, 在签字时, 王某怕陈某识破, 将合同其他部分遮住, 只露出签字的一页给陈某, 事后陈某表示并不知道当时签的是什么, 周某告诉自己签了字就可以拿到政府的补贴了。随后王某持这份买卖契约以自己和妻子林某 (不知情) 的名义向银行抵押贷款15万元, 同时向银行提供了虚假的某鞋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年收入5万元的收入证明材料。在王某取得现金后, 周、王二人私分了这15万元, 王某和周某还过两次贷款后, 均没有再向银行还款, 银行多次向借款人王某催收贷款, 王某没有再归还。于是银行欲行使对该房屋的抵押权, 就该房屋有限受偿。2011年6月, 陈某发现房产证被更换遂报案, 该案案发。本案中王某辩解自己无法跟陈某沟通, 陈某知道自己签的是卖房的协议, 周某和陈某事先已经说好, 自己没有诈骗陈某。侦查机关以诈骗罪对周某、王某立案侦查, 并以涉嫌诈骗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周某、王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认为周王二人虚构了政府有新政策给聋哑人, 只要去房产交易中心签份协议就能获得补贴的事实, 骗取被害人陈某的信任而处分了自己的房产。银行在本案中并非被害人, 作为善意第三人在王某无法偿还借款时, 因享有对抵押房屋的抵押权, 可处分该房屋并优先受偿。

第二种意见认为周某、王某的行为是对被害人陈某的欺诈, 但是不构成诈骗罪, 因为不动产不能成为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在本案中作为善意第三人的银行在王某无法偿还借款时, 因享有对抵押房屋的抵押权, 可处分该房屋并优先受偿。陈某的损失应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向周某、王某追回。因此本案属于民事纠纷而不是刑事案件。

第三种意见认为周某、王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 牵连犯应择一重罪, 定贷款诈骗罪。周、王二人虚构事实, 骗取陈某信任处分了自己的房屋, 构成诈骗罪。而诈骗陈某的目的是用虚假的买卖合同向银行贷款, 达到诈骗银行, 非法占有银行贷款的目的, 是手段和目的的牵连犯, 应当择一重罪。

第四种意见认为周某、王某的行为直接构成贷款诈骗罪。二人骗陈某在卖房的合同上签字, 是以欺骗的方法获得买卖合同, 目的是以该买卖合同向银行骗得贷款。陈某由于不知道自己签的是何协议, 因而其在合同上签字行为并非对自己名下房产的处分, 不符合诈骗罪中行为人自愿处分财产的行为模式所以只能认定二人是采用了欺骗陈某的手段, 骗取银行贷款, 周某、王某只成立贷款诈骗罪的共犯。

三、评析

本案定何罪, 需要查明谁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了财产, 陈某的房产是否转移占有

首先, 本案不构成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其基本的构造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损害。其中被害人对财产的处分应当是自愿处分, 如果不是自愿处分, 那么行为人应当构成盗窃罪。盗窃罪惩罚的是破坏正常占有关系的行为。而本案中, 二名被告人以秘密的手段窃取了陈某的房屋产权, 不动产通说是不能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因为不动产不能采用转移占有的方式来改变所有权。另外王某在获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后并没有向陈某主张权利, 更没有占有该房屋, 其本人对陈某的房屋也没有占有的故意。王某和陈某之所以如此欺骗陈某, 目的是获得一份虚假的房屋买卖契约, 而并不想非法占有其房屋, 因此不能用盗窃罪来对二人的行为进行评价。所以本案首先应排除盗窃罪的可能。被害人陈某由于周某、王某的行为而陷入错误认识, 以为自己签字的行为是可以获得政府的补贴, 但是他不知自己所签是自己房产的买卖契约, 也就是说他并不知道自己处分了名下的房产, 因此对房产的处分是不自愿的。从诈骗罪自愿处分财产的角度分析, 周某和王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其次, 本案符合贷款诈骗罪的构成。贷款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即具有将贷款占为已有或者使第三者不法所有的目的。客观特征方面, 表现为行为人采用欺诈的方法,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数额较大。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 (三) 项、第 (四) 项的规定, 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或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等向银行骗取贷款, 均构成贷款诈骗罪。笔者认为周某、王某采用欺骗陈某的手段, 诱使陈某签订了虚假的房屋买卖协议, 在明知无力还款的情况下, 仍以该份虚假的协议向银行骗取贷款, 而银行对被告人提供的材料进行了形式审查, 误以为房屋买卖交易真实存在, 被告人具有还款能力, 而对银行管理的财产做出处分, 向其发放贷款, 应当定贷款诈骗罪。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 被告人周某、王某主观上存在共同欺骗银行的故意。

被告人周某骗使陈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买卖契约上签字, 目的就是通过假买卖陈某的房屋, 向银行骗取贷款, 主观上具有欺骗陈某和欺骗银行的故意。在陈某是否明知自己签了这份房屋买卖协议的问题上, 周某和王某的供述不一。因此, 从主观上似乎难以确定王某诈骗陈某的故意, 其均供述周某跟陈某已经说好了通过买卖房屋的方式向银行贷款, 自己是帮周某的忙, 也就是帮周某从银行弄到贷款。但是, 不论陈某是否明知自己签的是卖出房屋的合同, 周、王二人对通过假买卖房屋的方式向银行获取贷款的行为有共同故意。

第二, 二被告人客观上采用了欺骗银行的手段。

首先是被告人王某向中国银行提供了虚假的买卖契约。契约应当是契约双方达成的合意, 并具有真实履约行为。本案中关于买卖陈某房屋的买卖契约既非买卖双方达成的合意, 也并未实际履行, 买受人王某不认为自己买了这处房产, 更没有支付一分钱的购房款, 而出卖人陈某亦不知道自己名下房产已经出卖给王某, 也没有收到一分钱的卖房款, 亦没有任何人向自己主张房屋产权。所以这份房屋买卖契约虽具有真实的形式, 但是实质上是虚假的, 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其次, 被告人王某向银行提供虚假的收入证明。借款人王某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 向银行提供了一份收入证明, 这份证明证实王某是某鞋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 年收入五万元。经过调查, 王某供述自己从未在该鞋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过, 与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第三, 被告人周某、王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银行贷款的目的。

如前所述, 现有证据已经能证明被告人有欺骗银行, 骗取贷款的故意, 但是如果不能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仍不能认定其构成犯罪, 只能是民事纠纷。所以本案最重要的是二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的故意。经查, 本案二被告人在向银行贷款前, 没有固定经济来源, 处于无业状态, 即明知自己没有还款能力, 而采用欺骗手段向银行骗取贷款;从银行取得的该笔贷款作为购房款, 也没有交付给卖房的陈某;在还款期限到期后, 经银行多次催收, 被告人王某并没有继续还款, 被告人周某亦无还款行为。通过被告人的经济状况、银行贷款的去向、还贷情况以及银行催收仍不还款来看, 足以认定被告人有占有该笔银行贷款的故意。

综上, 本案应定贷款诈骗罪。即不论周某有无跟陈某说明实际情况, 或采用欺骗手段让陈某无意签署了买卖契约, 同时, 不论王某是否知道陈某是受到欺诈签订契约, 也不论如何私分赃款, 只要周某和王某均有欺骗银行的故意, 且向银行提供了没有实际履行的买卖契约和虚假的收入证明, 目的是非法占有银行贷款, 均成立贷款诈骗罪的共犯。而陈某则可以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要求法院确认其受欺诈与王某所签的买卖契约属无效合同, 请求一并撤销房产变更登记, 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诈骗罪的认定 篇11

【关键词】侵财；盗窃罪；诈骗罪

2014年10月，犯罪嫌疑人王某到某电脑城周某摊位，谎称为某单位采购人员，采购电脑配件共计3万余元货物，要求货到付款。在周某装货途中，犯罪嫌疑人王某趁周某不备，将部分配件装入自己包内。在运货途中，犯罪嫌疑人王某谎称下车取东西，逃跑。

2015年7月，犯罪嫌疑人王某到某联想专卖店，谎称为单位采购人员，订购3台台式机、3台笔记本电脑，要求送至某办公楼，货到付款。联想专卖店工作人员同犯罪嫌疑人王某到某办公楼下，犯罪嫌疑人王某谎称先将部分货物运至楼上，后与工作人员一同将其余货物送至楼上再进行付款。犯罪嫌疑人王某将2台笔记本电脑拿走进入办公楼后，从后门离开。

本案中，两起盗窃行为，主观方面：犯罪嫌疑人均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方面：犯罪嫌疑人均非法取得他人的财产，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利。虽然犯罪手段大致相似，犯罪嫌疑人均虚构事实，取得被害人信任，后在送货途中取得财物，但两次取得财物的手段不尽相同。第一起行为，犯罪嫌疑人在被害人装货途中，趁人不备，采取秘密窃取的方式，非法取得他人财物。虽然其使用了欺诈的方式，但本质是为非法获取他人财物创造条件，其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关键，即为秘密窃取，被害人对财物的转移并不认知，并非基于欺诈自愿交付财物。故第一起行为应属盗窃，争议不大。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第二起的定性问题，应认定为盗窃罪还是诈骗罪？

一、定性争议

1王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的理由

首先，犯罪嫌疑人客观方面实施窃取财物具有秘密性。其主观上不想被对方知悉，并为自己能够转移财物创造单独一人的秘密环境。另外，其手段具有秘密性，其窃取财物的行为并不被对方知悉。

其次，被害人并无自愿转移财物的意图。被害人虽被骗至指定地点，但财物尚未转移，犯罪嫌疑人尚未结款，财物尚在被害人的管控之下，财物的所有权尚未发生转移。

2王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理由

首先，被害人将财物交付给犯罪嫌疑人属于处分行为。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转移有认识，且基于犯罪嫌疑人虚构的事实，自愿将财物的控制权转移给犯罪嫌疑人，使自己失去对财物的控制权。这种处分行为即为自愿交付，并不需要对所有权转移有明确认识。

其次，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是基于犯罪嫌疑人的欺骗行为。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是因犯罪嫌疑人虚构事实，使得被害人相信其具有购买的意图，并能够完成该购买行为。基于对犯罪嫌疑人的錯误信任，将财物交付犯罪嫌疑人控制，对财物的损失具有关键作用。

再次，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过程并不具有私密性，全程在被害人的陪同之下，且财物的转移被害人亦有认知并认可。

二、本案关键行为分析

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取自认为不被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所知的方式，将财物秘密窃取。“秘密”，首先，具有主观性，只要行为人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为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察觉，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客观上是否发现，不影响认定。其次，取得财物秘密手段应始终贯穿全程，如改变方式，采取夺取或暴力手段或使用欺诈的方式进行的，其行为性质便不再是秘密窃取。再次，行为人的秘密行为只针对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其与第三人发现，不影响秘密性。

欺骗行为，是指行为人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这一错误认识处分财物，而行为人取得财物的行为。对于自愿交付财物的认识，我国刑法并未作出规定，但实践中，首先被害人对自己所处分的财物是有认识的，并不知道被骗，自愿将财物交付给行为人。其次，自愿交付意味着将财物的控制权转移给行为人，被害人丧失对财物实际控制权，就动产而言，财物交给行为人即可完成。

三、侵犯财产犯罪的具体把握与分析

诈骗、盗窃等财产犯罪的定性应当根据刑法关于犯罪构成的规定，只是在定罪的实施环节，如何在不同类型的侵犯财产罪中，正确运用定罪的标准，准确界定诈骗、盗窃等犯罪。笔者认为应当把握对案件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行为。侵犯财产犯罪在实践中的突出特点为行为人为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通常会使用多个手段，手段行为的表现方式可能是欺骗、秘密窃取等多种形式，故应当对实施环节的关键行为进行分析，即对法益产生实际侵害的行为作为认定犯罪的关键。

诈骗罪的认定 篇12

被告人王某某在其妹妹不知情且不同意的情况下, 假冒妹妹的名义, 用妹妹的身份证、离婚调解书及公安机关的证明和妹妹的产权证作抵押申请贷款, 获取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30万元。贷款用途为购房开饭店, 利息按月交清。贷款后因房主不同意出售房屋, 购房不成。王某某便将贷款用在装修房屋 (抵押贷款的房屋) 开办某火锅连锁店以及交加盟费、给工人开工资等事项上。在借贷期间被告人王某某以妹妹的名义两次偿还贷款利息分别为8166.38元和4941元。在借贷期间被告人王某某还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一台价格为24.9万元的自卸车, 并在购车后分两次支付了车款13万元。贷款到期后信用合作社信贷员多次找被告人王某某, 王某某都以做生意亏损无能力偿还为由拒不偿还。后被告人王某某向信用社的人说出自己是冒充其妹妹的名义贷款的事实, 信贷员将此事告诉王某某的妹妹, 其妹妹表示不承认也不同意王某某用自己的房屋抵押贷款。信用社认为王某某有诈骗行为, 故将此案移交司法机关。

二、本案争议点

本案的争议点即王某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本案的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其妹妹不知道且不同意的前提下, 假冒妹妹的名义, 用妹妹的房屋抵押贷款的行为, 已构成贷款诈骗罪。而本案的二审法院则认为, 被告人王某某在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30万元贷款的目的, 缺乏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 其行为不构成贷款诈骗罪, 属于贷款欺诈行为。

三、贷款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

根据《刑法》第193条的规定,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 数额较大的行为。因此, 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贷款诈骗罪, 既要求该行为在客观上属于骗取贷款的行为, 又要求该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 二者缺一不可。

非法占有的目的, 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活动, 但这种心理活动又往往能够通过行为人的客观外在活动表现出来。因此, 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应结合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加以认定, 在这里就存在一个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推定其主观心理状态的过程。所谓推定, 即通过证明某一个已知事实的存在而推断另一事实的存在, 因此, 已知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必然会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推定的基础事实的重要性, 它会直接影响推定结论是否正确。

对于如何认定贷款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已提出明确意见。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事实包括: (1) 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2) 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 (3) 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 (4) 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5) 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 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6) 隐匿、销毁账目, 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 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7) 其他非法转移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也就是说, 在司法实践中, 判断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 应当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 行为人通过欺诈方法获取贷款。这是贷款诈骗的前提条件, 如果没有欺诈的事实, 也就不存在贷款诈骗的问题。关于贷款诈骗罪的欺诈方法, 《刑法》第193条列举了5中情形。

第二, 行为人到期没有归还贷款。贷款诈骗罪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是非法占有贷款, 如果行为人到期已经及时归还贷款, 也就不构成贷款诈骗罪。

第三, 行为人贷款时即明知不具有归还能力或贷款后实施了某种特定行为。如携款逃跑, 肆意挥霍贷款, 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贷款, 等等。

只有在借款人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时, 才能认定借款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若借款人所实施的行为欠缺上述条件之一的, 一般不能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四、本案评析

从本案的事实来看, 被告人王某某在妹妹不知情也不同意的情况下假冒妹妹名义向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30万元, 在贷款时, 所提供身份证明及财产均为妹妹所有, 可见王某某在贷款中存在一定的欺诈行为。因此, 判断王某某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贷款之目的, 是决定王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贷款诈骗罪的关键, 这也正是本案一审与二审法院的意见分歧所在。

我们认为, 王某某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不构成贷款诈骗罪, 而属于贷款欺诈行为。理由如下:

(一) 从贷款用途看, 王某某无挥霍、恶意处分或者携款潜逃的行为。其申请贷款的目的是购房开饭店, 贷款后, 也将该贷款基本都用于装修房屋及工人开工资等饭店经营所需费用上, 与贷款用途相符。

(二) 从还款情况看, 王某某虽然在信贷员催贷后没有还贷, 但王某某在贷款期限届满前及贷款期限届满后多次主动偿还贷款利息, 因此不能表明王某某拒不归还贷款, 对贷款有非法占有之目的。

(三) 从不能还款的原因看, 王某某未能按借款合同约定按时偿还贷款本金及部分利息, 确实有因为其经营不善造成饭店亏损的事实存在而暂时无法偿还贷款。综合本案中王某某的贷款使用情况、还款态度及不能归还贷款的原因等事实来分析, 并不能证实王某某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及取得贷款之后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因为根据《刑法》第193条及《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 判断王某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基础事实不存在, 因而不能认定王某某构成贷款诈骗罪。

参考文献

[1]苏凌, 王新环.无罪案例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