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证诈骗罪

信用证诈骗罪（精选12篇）

信用证诈骗罪 篇1

使用伪造的信用卡实施的信用卡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以伪造的信用卡, 冒用他人的信用卡, 使与其信用卡交易地位相对的当事人陷于认识错误, 因而自动地向行为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交付数额较大的资金或财物, 从而触犯刑法并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

一、关于这一行为当中“使用”内涵的界定

所谓“使用”, 在一般意义上理解, 包括用信用卡在特约商户购买商品, 在银行或柜员机上支取现金, 以及接受用信用卡进行支付结算的各种服务。如支付交通、住宿、餐饮、娱乐费用, 等等。对于这一点, 一般不存在争议。但是, 对于伪造信用卡后出售给他人, 或者送给他人的行为, 是否属于“使用”, 则存有争议。有人认为, 伪造信用卡后, 不论是伪造者自己使用, 还是出售给他人或送给他人使用, 对伪造者而言, 都属于“使用”。[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伪造后又出售伪造的信用卡的, 只属于“伪造”, 而不属于“使用”行为。[2]

笔者认为, 将伪造信用卡后又出售或送给他人使用的行为一概视为“使用”是不妥。因为刑法第177条已将伪造信用卡作为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般人伪造信用卡要么是为自己用于诈骗犯罪, 要么是出售给他人谋利, 在少数情况下也可能送给他人。如果将自己使用、出售给他人以及送给他人都视为伪造者自己使用, 刑法第177条中“伪造信用卡”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的规定就基本上形同虚设了, 大量的伪造信用卡的行为都将按信用卡诈骗罪处理。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可能按伪造金融票证罪处理:一是伪造信用卡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出售、送人或者自己用于诈骗, 就被抓获的;二是虽已出售、送人或自己用于诈骗活动, 但诈骗财物没有达到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规定的“数额较大”的标准。这显然有违立法者设置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本意。而且, 将出售伪造的信用卡或将伪造的信用卡送给他人一律视作“使用”, 在司法实务中也缺乏可操作性。比如, 甲伪造信用卡后出售给乙, 乙加价后出售给丙, 丙又出售给丁, 在丁还没有使用之前就被抓获。如果将甲乙丙的出售行为视为“使用”, 甲乙丙三人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甲同时还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 属于牵连犯罪) 。但是, 信用卡诈骗罪必须以“数额较大”为要件, 由于丁还没有来得及利用该伪造的信用卡进行诈骗, 所以“数额较大”与否就无从谈起, 对乙丙二人就无法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 (甲可定伪造金融票证罪) , 也不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未遂 (因为未遂同样必须以“数额较大”为起点) 。对乙丙二人来说, “出售”行为就是其全部“使用”行为, 其“使用”行为既已实行终了 (如果将“出售”视为“使用”的话) , 不论出售 (即“使用”) 多少张伪造的信用卡, 却又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这是和犯罪构成的一般原理相矛盾的。在上例中, 即使丁用伪造的信用卡进行诈骗, 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 如果把“出售”行为视作“使用”行为, 全案作信用卡诈骗罪处理, 则只能将甲乙丙丁四人的行为视为共同犯罪 (因为丁的诈骗数额也要作为甲乙丙的诈骗数额) , 但实际上, 甲乙和丙关心的只是将伪造的信用卡出售谋利, 丁将信用卡用于诈骗还是继续出售, 他们根本不予关心, 甲乙甚至根本就没有和丁发生任何联系, 丙也只和丁就买卖伪造的信用卡形成合意, 甲乙丙和丁之间不存在诈骗的意思联络, 不具有共同的故意, 不符合共同犯罪的特征。

对于伪造信用卡后又出售, 或伪造信用卡后又送给他人进行诈骗活动, 或者单纯出售伪造的信用卡, 以及单纯将伪造的信用卡送给他人进行诈骗活动的, 是否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使用”伪造的信用卡, 要看双方是否有共谋, 有共谋的, 才构成“使用”, 没有共谋的, 不构成“使用”。比如, 甲乙共谋, 由甲伪造信用卡, 乙用之进行诈骗, 则二人的行为都属于使用伪造的信用卡, 如果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其他要件, 则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如果甲乙之间没有共谋, 则只能分别定罪, 甲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 乙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对经过多个环节倒卖伪造的信用卡的案件, 如果处在中间环节的倒卖人既没有与伪造人共谋, 也没有与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的人共谋, 则其行为既不属于“伪造”, 也不属于“使用”。因为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出售伪造的信用卡罪,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 对行为人只能做无罪处理。

二、既有“伪造”又有“使用”行为的如何定性

如果仅有伪造信用卡的行为, 或者仅有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行为, 在定性上不存在争议。但当同一行为人既有“伪造”又有“使用”行为时, 在定性上则出现了争议。一种观点认为, “伪造”行为和“使用”行为具有牵连关系, 应当从一重罪处罚, 但由于伪造金融票证罪和信用卡诈骗罪的法定刑相同, 则应以牵连犯中的结果行为即以信用卡诈骗罪处罚。[3]第二种观点认为, 伪造并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虽然是牵连犯罪, 但不应按一罪而是应按数罪处罚。[4]笔者认为, 对同一行为人既有伪造信用卡的行为, 又有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行为, 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一是如果行为人既伪造了信用卡, 又使用了他人伪造的信用卡, 则两种行为侵犯了不同的对象, 应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和信用卡诈骗罪数罪并罚。

二是如果行为人为了出售的目的伪造了信用卡, 后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出售成功, 行为人又产生新的犯意, 使用该伪造的信用卡进行诈骗, 由于前后两个行为不具备牵连犯所要求的必须出于同一个犯罪目的的牵连故意的要件, 故不构成牵连犯罪, 而应按信用卡诈骗罪和伪造金融票证罪数罪并罚。

三是如果出于自己使用的目的伪造了信用卡, 自己使用, 伪造行为和使用行为情节相互对应, 处于同一个量刑档次, 则应当按牵连犯以信用卡诈骗罪一罪处罚。比如, 伪造行为构成犯罪但未达“情节严重”, 使用行为只达“数额较大”, 在这种情况下, 伪造金融票证罪的最低法定刑是单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 而信用卡诈骗罪的最低法定刑是拘役, 且必须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 显然后罪重而前罪轻, 故应从一重罪即以信用卡诈骗罪处罚。如果伪造行为达到“情节严重”, 使用行为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或者伪造行为达到“情节特别严重”, 而使用行为达到“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由于在这两种情况下二罪法定刑完全一样, 故也应按牵连犯中的结果行为即信用卡诈骗罪处罚。

四是如果出于自己使用目的伪造信用卡, 尔后自己使用, 伪造行为与使用行为都构成犯罪, 但处于不同的量刑档次, 则以较重的量刑档次的罪名定罪处罚。比如伪造的信用卡数量很大, 或者多次伪造, 其伪造行为属“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 而使用行为仅仅符合“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的量刑档次, 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按伪造金融票证罪处罚重于按信用卡诈骗罪处罚, 故应以前罪定罪量刑。

五是如果先出于使用的目的伪造了信用卡, 尔后又使用该伪造的信用卡, 且两种行为都构成犯罪, 过了一段较长的时期, (比如几个月) , 行为人又萌发犯意, 伪造了新卡, 企图再次诈骗, 但在尚未使用或刚刚使用时, 被查获案发。对这种情况, 有观点认为, 对于前一伪造并使用的行为, 按牵连犯定信用卡诈骗罪, 对后一行为则定伪造金融票证罪, 实行数罪并罚。[5]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是不妥, 因为前后两个伪造行为实际上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的连续犯, 虽然是数个同种的犯罪构成, 但在定性时, 应当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和后面的使用行为联系起来, 把整个的伪造行为或使用行为按牵连犯处理。在这里, 又应当分为两种情况, 如果前后两个伪造行为合起来和使用行为处于同一个量刑档次, 如伪造未达“情节严重”, 使用只达到“数额较大”, 则按信用卡诈骗罪处罚。考虑到后面的伪造行为, 此时应从重处罚。如果整个伪造行为的量刑档次高于使用行为, 如前后两次伪造行为合起来已达“情节严重”, 而使用行为只达到“数额较大”, 则应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量刑。

摘要：对信用卡诈骗罪中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这一行为进行法律界定, 分析不同情形下的行为如何定性。对同一行为人既有伪造信用卡的行为, 又有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行为, 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关键词：使用,伪造,信用卡诈骗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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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侯放.信用证信用卡外汇违法犯罪的防范与处罚[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9.228.

信用证诈骗罪 篇2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汝南县支行。

被告：汝南县百货公司。

1997年5月13日，被告委派其出纳员持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本单位财务室出具的担保书，在原告处办理了持卡人为该公司经理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信用卡（单位卡）一份。1997年5月14日，被告将其所有的瓠城大厦在县房地产交易部门办理抵押监证仲裁登记手续，评估价值为204.48万元，仲裁意见为最高限额担保贷款143万元。1997年9月9日，被告以该房产设定抵押，向原告担保贷款75万元。1998年1月17日，被告以外出购货为由，向原告申请金穗卡超限额透支20万元，透支期限三个月，并以其上述房产作抵押担保。原告经审查后，逐与被告签订金穗信用卡超限额透支合同，并于同年1月23日将该合同约定款额20万元划入被告持卡人的存款帐户，供被告支取。此后因被告未履行还款义务，酿成诉讼。原告向汝南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偿还该20万元透支款本息。

被告汝南县百货公司答辩称：原告所诉属实。但因经济困难，请求延期还款。

「审判」

汝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基于金穗卡超限额透支合同而产生。原、被告签订此合同时，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使用章程》之规定，其从合同中的抵押物已办理了抵押物登记手续，故原、被告所签订的金穗卡超限额透支合同及其从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应依法予以保护。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清偿透支款，且经原告多次追要仍不履行还款义务，是引起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对此，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偿还透支款本息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应予支持。透支款利息的计算，应依《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信用卡章程》的规定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条第二款第（一）项，《借款合同条例》

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之规定，该院于1998年10月13日判决如下：

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2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1998年1月23日起至2月6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2月7日起至2月21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自2月22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二计算）。逾期不能清偿，变卖被告抵押物，原告对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评析」

信用卡是我国银行系统经批准发行的、为资信可靠的单位和个人消费、购物及存取款提供服务的信用凭证。其功能在于持卡人外出旅行、购物时便于携带，在急需时允许善意透支，但透支的款额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且要求持卡人必须在透支后及时将透支款存入其存款帐户，并按规定支付利息。每种信用卡对允许透支的数额都作了必要的限制性规定，且要求持卡人支付的利息都相当高，有时甚至高于银行利息的几倍、十几倍。其目的一是防止恶意透支，损害发卡银行利益；二是持卡人在急需时持卡透支后，督促使其及时归还透支款本息。如本案涉及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信用卡之章程规定，单位卡透支限额3000元，个人卡透支限额1000元；透支利息自透支当日起按日息万分之五（相当于年息千分之一百八十二点五）计算，从第16日起按日息千分之一（相当于年息千分之三百六十五）计算，超过一个月或透支超过规定限额的，除加倍付息外，并取消其使用信用卡的资格，追回所欠本息。需要说明的是，本案中似乎存在是否取消被

告使用信用卡的资格的问题，如果有这个问题，应由原告根据章程决定，不属于法院处理范围。但实际上原告不能以被告超限额透支为由取消其使用信用卡的资格，因为被告这种透支行为是根据与原告签订的透支合同进行的，性质上已不是急需时的善意透支或违反章程的恶意透支，而是一种信用卡关系中的借贷行为。如果仍以信用卡透支行为看待，则被告因透支合同取得了信用卡超限额透支权，逾期不还，只能构成合同违约行为，不能认定为未签订透支合同的透支侵权行为，原告作为发卡银行即不享有其章程中所规定的那种透支侵权行为发生后的取消权。

此案在审理中，有一种意见主张将持卡人列为当事人参加诉讼，那么，应否将持卡人列为诉讼主体呢？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信用卡是一种信用凭证，信用卡中的单位卡是申办信用卡单位的信用凭证，而单位卡持卡人是使用这种凭证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行为是持卡人的职务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单位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视同法人单位的行为。另外，从本案透支合同的签订来看，被告单位是签约当事人，持卡人不是签约当事人，从合同相对性的要求上，持卡人也不应列为本案的诉讼主体。

信用卡诈骗罪相关问题浅析 篇3

关键词：信用卡诈骗罪 ；法律适用；量刑.

一、信用卡诈骗罪构成要件分析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问题的解释，刑法中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不仅包括国际通行意义上的具有透支功能的信用卡，也包括不具有透支功能的借记卡，可以看出刑法中的信用卡比较狭义的信用卡其范围是有所扩大的。信用卡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和公司财产的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为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种行为①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③冒用他人信用卡的；④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单位不能构成本罪的主体。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过失不构成本罪。

二、关于司法实践中信用卡诈骗罪定罪的相关问题

对于信用卡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才构成本罪，根据现有的司法解释信用卡诈骗罪中数额较大是5000元，恶意透支的数额是10000元，也就是信用卡诈骗罪中诈骗数额达到5000元以上，恶意透支达到10000元以上才构成本罪。在司法实践中就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一张信用卡的透支最高限额是6000元，有一人向银行申领了两张同样的信用卡，一张信用卡恶意透支了5000元，另一张信用卡恶意透支5500元，就单个的信用卡恶意透支，由于此类信用卡的最高透支限额是6000元，故而若有一张信用卡的话，此人就根本不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因为其恶意透支的数额永远也无法达到10000万元以上；但是若将两张信用卡恶意透支的的数额相加，恶意透支的数额就达到了10000万元以上，就构成了信用卡诈骗罪。在庭审过程中，有律师就提出面对此类的问题，不能将两张信用卡的透支额度相加，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就笔者个人观点认为，应该将两张信用卡的透支额度相加，因为从刑法的立法目的来看，这样是符合立法精神的，若不相加，就让有些人专门钻了法律的空当，当然面对同一人申领多张信用卡，且每张信用卡的诈骗犯罪数额都没有达到法定的较大标准时，是否能够将多张信用卡的诈骗数额相加追究其刑事责任，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以便基层司法机关更好的适用法律，惩治此类犯罪。

三、信用卡诈骗罪量刑方面的相关意见

（一）、银行有侵权行为，存在霸王条款

相对广大的消费者而言，银行处于强势的地位，而广大的消费者则处于弱势的地位，近些年我国的商业银行一直存在许多的不合理的收费情况，使得广大消费者对此深感不满，但是又无可奈何。银行在信用卡的发放管理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对于目前的信用卡透支，银行有两种计息的方式，一是“部分还款，全额计息”，即持卡人在到期还款日未能还清全部欠款，就要对全部消费金额计息，也就是从消费之日到还清全款为止，按照相关利率计算循环利息。二是“部分还款，部分计息”，仅到期未还部分按照相关的利率计息，即“仅罚欠款利息。”此外，银行还要在利息之外收取滞纳金。目前银行正是利用“全额罚息”的方式谋取高额的利润。就目前的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几乎都没有把信用卡的计息规则、滞纳金的收取方式给消费者以明确的提示，其极大的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二）量刑方面并处罚金的数额太大

根据刑法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笔者个人认为并处罚金的数额较大，不利于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在信用卡诈骗罪案件，大多数的案件都是数额较大的，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都努力给银行偿还本金利息，但是在判决后却发现要交最低2萬元的罚金，这无疑给他们生活带来沉重的压力，也不利于人权的保障。故而，笔者建议对信用卡诈骗并处罚金的处罚，可以考虑按照本金的百分比计算，罚金的数额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还清或者尽力还清银行本金及利息的基础按照一定的百分比有所降低，反之应该加大罚金的处罚，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

四、结语

关于对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及惩处的规定，尚有不完善之处，应该尽快完善相关的规定，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更好的规范执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二.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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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卢勤忠.金融犯罪理论专题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信用证诈骗与防范 篇4

一、信用证诈骗的原因

(一) 信用证自主权

1、信用证与合同。

信用证是根据申请书开立, 而申请书是根据销售合同填写的, 但是信用证一旦被开立出来就与前两者无关。

2、单据与货物/服务/行为。

信用证业务处理的是单据, 不是与之有关的货物, 服务或行为。换句话说, 银行只管单, 不管货。

3、开证行与保兑行。

开证行与保兑行只根据信用证内容审核单据, 不能参阅其他合同, 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符合就付款。

(二) 信用证诈骗的原因分析

1、信用证自主性原则是产生诈骗的根源。

根据本文所述的信用证自主性原则, 信用证一经开立就独立于销售合同和申请书, 在整个信用证结算的程序中各关系人之间处理的仅仅是单据, 单据与合同中的货物、服务和行为独立, 只要单据达到“单证相符, 单单相符”, 银行无条件付款, 银行无义务核对所提交单据的实际真实性。显然信用证机制本身的特性为不法分子伪造单据打开了方便之门。

2、大量国际投机商的存在。

一方面各国没有惩治信用证诈骗的统一规定, 规避法律的制裁相对容易;另一方面单证诈骗比诚实地做买卖能更快地赚钱, 又省力气。因此, 大量国际投机商看重信用证诈骗风险相对较少而获利大, 进而铤而走险。

3、作为银行付款凭证的单据, 目前尚无统一固定的格式, 均可进行伪造。

4、审单人员缺乏经验。

一些精巧的伪造单据是比较难识别的, 但大多数伪造的单据十分粗糙, 它们蒙混过关往往是由于审单人员缺乏经验。

二、信用证诈骗的表现

(一) 伪造跟单信用证所要求的单据

伪造跟单信用证所要求的提单、保险单、卖方发票、装箱单和厂家证书等单据, 在所有单据中最主要伪造的是提单。提单是船方或其代理人在收到其承运人的货物时签发给托运人的货物收据, 也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契约的证明, 在法律上具有物权凭证的效用。因此, 卖方可能伪造提单, 通过议付行、开证行, 再给买方, 骗走货款;买方或其他投机者也可能伪造提单在目的港提走货物。

(二) 利用倒签提单、预借提单、串通签发清洁提单及保函

倒签提单是托运人为掩盖实际装货日期已经迟于合同或信用证要求的过失, 要求承运人将提单签发日伪造提前使之符合合同或信用证的要求。预借提单是合同或信用证要求的装船日期已到, 但是托运人未能及时备货装船, 托运人要求承运人提前签发已装船提单。保函又称保证书, 是指银行、保险公司、担保公司或个人应申请人的请求, 向第三方开立的一种书面信用担保凭证。保证在申请人未能按双方协议履行起责任或义务时, 由担保人代其履行一定金额、一定期限范围内的某种支付责任或经济赔偿责任。综上所述, 倒签提单和预借提单都是为了使装船日期与合同或信用证一致从而能顺利索款, 属于诈骗行为。而出口商与承运人也有可能串通利用保函形式签发清洁提单, 掩盖货物受损或包装不良、存在缺陷等问题。

(三) 伪造信用证

伪造信用证一般有以下特点:无密押电开信用证;电开证使用第三家银行密押, 而第三家银行确认没有加押;信用证的签字无从核对;信用证随付印鉴式样是伪造的;开证行名称、地点不明;单据要求寄往第三家银行, 而第三家收单行是不存在的。进口商绕过通知行将伪造或变造的信用证直接寄予出口商, 引诱出口商发货骗取货物。

(四) 利用软条款

所谓软条款就是在开立信用证时, 故意制造一些隐蔽性的条款赋予开证人或开证行单方面的主动权, 从而使信用证随时因开证人或开证行单方面的行为而解除。这种信用证的实质就是将不可撤销信用证变为可撤销信用证, 使银行信用变为商业信用。常见的软条款有: (1) 信用证开出后暂时不生效, 须待进口许可证签发和货物经开证人检验后, 才通知生效; (2) 船公司、船名、目的港、启运港、收货人、装船日期等, 须经开证人通知或同意后, 以修改书形式通知; (3) 货物品质由开证人检验, 并由开证人出具品质符合检验证书; (4) 货物到达目的港后, 经开证检验才予以付款。

三、信用证诈骗的防范

在竞争激烈、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活动中, 贸易的主体包括贸易商和银行, 因此, 如何从这两个方面采取措施识别骗局, 以减少或避免不应有的经济损失变得尤为重要。

(一) 贸易商方面

1、慎重选择客户, 做好资信调查。由于信用证重形式、轻内容的天生弱点, 慎重选择自己的贸易伙伴乃治本之策。这就要求贸易商要加强信用风险管理, 重视资信调查。比如我们的外贸企业可以建立客户信息档案, 定期分析客户的资信情况;也可以在交易前通过一些独立性的调查机构仔细审查客户的基本情况, 这将帮助我们选择有诚信、资信好的贸易伙伴, 从根本上大大规避应有风险。

2、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 加强单据识别。由于“单单相符, 单证相符”是信用证的基本要求, 因此, 信用证所要求的单据对整笔业务的完成极为重要, 正因为此, 不法投机商才在单据上大做文章, 对其进行伪造, 比如伪造提单、保险单等等, 进口商的办事人员在审单付汇时由于自身业务能力、缺乏经验等原因使其无法辨别单据真伪, 从而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我们外贸企业应该加强相关人员的业务能力, 提高单据识别能力。如伪造单据常见漏洞: (1) 公司名称不规范; (2) 地址、电话、传真号码虚构伪造; (3) 内容有明显疏忽, 如:拼写、格式、纸张等等。

3、认真审查信用证。审查信用证主要从是否伪造和软条款两方面进行。对于审查信用证是否伪造, 一方面要认真核对信用证、买卖合同和相关单据是否相符, 做到单证之间以及单单之间严格相符, 以免给对方造成拒付的机会;另一方面对于信用证上的印鉴、开证行等内容要想办法给予证实。另外, 对于信用证上的软条款也要特别重视, 仔细审查。

4、要保证装运的货物是合同所订的货物, 而且确定货物已装船, 必须要求一些独立和有声望的检验公司签发装船证书, 实施装船预检、监装。

(二) 银行方面

1、审查往来银行和开证申请人的资信。开证行应该审查申请人的付款能力和资信情况, 也可以建立客户资信档案, 对客户以往开证情况等内容进行记录, 对于资信不好的客户应严格控制授信额度, 提高保证金比例, 落实有效担保。由于信用证付款是通过银行的国际业务网络实现的, 银行之间信誉良好既可以保证实现这一目的, 另外还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合作有效地传递相关信息, 打击诈骗。

2、由于信用证是一种典型的跨国欺诈活动, 国际社会的有效合作对预防和控制信用证欺诈是有巨大意义的, 通过加强各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统一单据的格式等一些措施可以有效地预防信用证欺诈。

3、加强内部员工的法律意识和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现阶段各银行在承载着审单付款的重任, 提高银行内部员工的法律意识和他们的业务素质是防范诈骗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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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海丽.出纳实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1)

国际信用证诈骗案例 篇5

在A市的中国某进出口X公司与澳大利亚某贸易公司Y签订了一个贸易合同，由Y公司向X公司出口一批国内紧俏的物资，货物拟于197月15日运至A市。X公司向Z银行申请开出跟单信用证，该信用证未指定具体的议付行。后来，货运期将至，X公司怀疑Y公司有诈，要求银行拒绝同意向议付行议付。Y公司找了个担保公司，该担保公司承诺，货已经装船并发往目的港。事后，申请人通知开证行授权议付行议付。议付行是U国际银行，该银行接到授权后，即按UCP500的要求于次日向受益人Y公司放款。后来，买方X公司一直未收到来自Y公司的货物，于是以受益人欺诈为由向A地法院申请保全令，要求法院冻结Z银行开出的信用证项下款项(但事实上，此时开证行已经同意议付行议付，并且议付行已经将有关款项发放给受益人)。A地法院经审理，作出裁决：Y公司的欺诈行为成立，Y公司应按其与X公司的协议履行其义务;撤销Z银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后来，U国际银行不服判决而上诉，上诉法院仍然维持了原判决，于是该银行试图在其所在地的外国法院起诉我国Z银行。Z银行接到U银行的主张后，才意识到有可能在外国的未来诉讼中被裁决败诉，并可能导致当地分支机构的财产被强制执行。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量刑探讨 篇6

关键词：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

信用卡诈骗罪的存在历史并不久长，但信用卡诈骗罪己然演变为我国金融犯罪领域的第一大罪，成为理论和实务的研究重点。信用卡业务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快速发展，据调查显示，我国目前平均约四人中就有一人持有信用卡，这种透支业务便捷持卡人消费的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信用风险。一直高居不下的透支未偿信贷总额反映了当前我国信用卡市场较为混乱的管理秩序，而据司法实务部门的统计，恶意透支案件正逐渐成为信用卡纠纷中最多发性的案件。

一、“恶意透支”在我国立法、司法解释及相关规定

恶意透支行为是信用卡诈骗罪的行为方式之一，随着在实践中的案发率越来越高，法学界对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理论研究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首先有必要了解其相关的法律规定。

2009年12月3日最高法院、高检院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1条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96条规定的“恶意透支”。其中关于数额认定划分了几个层次。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應当认定为‘数额巨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1]

从以上“解释”中我们至少明确了以下事项：一是法律法规对具体的催收程序作出规定；二是对如何认定恶意透支的非法占有作出了明确规定；三是确定了恶意透支起刑点的数额标准，规定了恶意透支数额的计算范围和排除范围；四是对立案前偿还透支款息的行为作出罪化的规定，对法院判决宣告前偿还透支款息的行为作出从轻处罚的规定。随后在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了《关于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该规定第54条第2款规定了“恶意透支”的定义，并规定“恶意透支，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己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

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高发现状及案例分析

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罪，在信用卡诈骗罪和金融犯罪中所占比例始终居高不下。2013年3月27日在北京市检察系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介绍，信用卡诈骗占2010年全年信用卡类案件数的87.5%，2013年截至发布会时信用卡诈骗案件占95.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2012年办理该类案件数量是2011年的9倍，多数属于“恶意透支”型犯罪。2015年上海检察机关共受理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1752件，占全部金融犯罪案件的84.9%，连续六年居金融犯罪首位。[2]

信用卡案件的大量发生，不仅影响了我国金融市场有序发展，还有许多持卡人因“迟延还款”而入罪处罚，也在一定程度上大量浪费了大量司法资源。究其原因，这不仅仅是社会信用风气不佳，持卡人不守承诺，对信用卡管理不善、缺乏风险意识，恶意透支拒不还钱外，银行片面追求利润，肆意发卡和个人信用卡申领制度的缺陷等都是该类犯罪高发的原因。各大银行为抢占市场份额，提高信用卡发行量，往往忽视对申请人资信状况审核。这就导致信用门槛实际被降低，带来了极大安全隐患。这种审查方式除了能证明申领人的身份之外，对申领人的信用级别、能否还款毫无实质意义。

2013年5月，姜某在一个路边的银行“摊位”前，经银行工作人员的推荐下填写了信用卡申请表并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办了一张额度5万元的某行信用卡。此后，姜某使用这张卡透支消费并提取现金，经银行催收不还。后来，姜某和银行催款员发生口角，一赌气不再还款。后来民事纠纷事件变成司法案件，直到他被羁押到市看守所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急忙联系家人还款。后与银行和解，银行给他出具谅解书，表示不再追究。在这个过程当中司法程序一样没有减少。司法程序要比银行的办卡审查程序要谨严许多。最后，姜某被判处缓刑一年。

我国民众的信用意识和信用观念较为淡薄，部分持卡人对于刷卡透支的法律后果缺乏认识。因此，银行的催收和相关告知义务就十分重要，特别是对于防范持卡人触犯刑法尤为重要。

三、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解决建议

法律都具有滞后性的特点。上述数据已经表明，恶意透支行为一直高居信用卡诈骗罪之首，使得国家的刑事司法资源成为银行信用卡债务问题解决的主要部分，这是对国家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

首先，可以先在司法层面上严格“恶意透支”的构成条件，通过司法解释的修改，提高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入罪门槛，目标是减少对恶意透支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量。立法机构在制定侵财型犯罪数额的标准时一般都会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2009年我国的人均GDP为25796元，2012为38353元，最近两年更是有了显著的增长。大部分的案件犯罪数额都在2万元以上，犯罪数额在1万元至2万元之间的大都因为全部返还了透支金额而被法院判处了免于刑事处罚。据此为依据立案标准也可以从1万元提升到2万至5万元，各地可以结合其经济发展状况决定具体的起刑点。这方面已有先例，上海已经走在前面，将恶意透支的定罪起点由1万元改为2万元。可以说，相当一部分的透支行为不构成犯罪了，更符合我国的社会发展和司法实务现状。

其次，应当严格依照司法解释对催收主体的限制性规定，以“发卡行”直接催收为构成犯罪的条件。建议构成犯罪的恶意透支，其催收程序，只能由发卡行向登记持卡人催收，而不能由第三方机构代为催收。考察《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68条的规定，催收的态度，也会影响持卡人的还款动因。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

[2]北京下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课题组.《北京币检察机关近年办理的金融作骗犯罪案件实证研究》.《金融服务法评论》，2013年第五卷.

作者简介：

吴博雅（1990～），女，汉族，河南洛阳人，现为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2014级硕士研究生。

关于信用卡诈骗罪认定之文献综述 篇7

一、信用卡诈骗罪之认定的主要成果之概括

信用卡诈骗犯罪在我国并不是一个古老的罪名,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笔者根据学着对不同情况的分析, 做出如下概括:

(一) 罪与非罪的界限

认定信用卡诈骗罪, 首先应注意区分的就是罪与非罪的界限。

鲜铁可认为区分信用卡诈骗犯罪的罪与非罪应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第一, 根据行为人主观是否有过错, 他提出:“行为人不知是伪造的、作废的信用卡而使用, 或者误用他人信用卡, 或者经过持卡人同意而使用信用卡的, 不能认定为犯罪。善意透支行为, 不成立本罪。”第二, 他认为信用卡诈骗罪的成立应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 “如果行为人虽然实施了有关信用卡欺诈行为, 但数额没有达到较大, 则不能认定为行为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第三, “应注意考察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欺诈的故意,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陈祥民、陈伟业等人也认为, 信用卡诈骗罪与经济纠纷的主要区别是二者的程度不同。他们认为, 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是区分刑事犯罪与民事欺诈的关键。同时, 骗取的财物数额是否达到“较大”的标准也是区分信用卡诈骗罪与信用卡纠纷的又一重要标准。对于“数额较大”这一标准, 他们也给出了相关法规, 即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 数额达到5000元的, 即可达到“较大”标准。另外, 他们还认为正确区分信用卡诈骗罪与非罪的界限, 还应注意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故意。

(二) 盗划信用卡行为的定性

盗划信用卡, 即特约商户从业人员利用工作便利, 在顾客用信用卡消费结算时, 私下重复刷卡, 非法占有信用卡资金的行为。

1.根据业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 主体身份是一般自然人职工, 利用收银工作便利侵吞骗取资金, 也符合客观条件, 因而, 以从业侵占罪论处。

2.根据《刑法》196条第三款的规定, 盗窃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因为, 这种情况中的行为人实际是以隐蔽方式直接窃取持卡人或发卡行的财产, 符合盗窃罪的特征, 情节严重, 应以盗窃罪论。

3.根据职务侵占罪客观方面变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实际掌握的单位财物, 而按主体的不同身份又可以贪污罪论处。从业人员直接截留信用卡是侵吞行为, 至于重复刷卡和模仿签名只是掩饰手法, 与冒用他人信用卡以假冒签名骗取财物的手法不同。

4.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 窃取, 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当特约商户是国有公司, 企业而收银从业人员又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时, 其行为同时符合贪污罪和信用卡诈骗罪, 系想象竞合犯。从一重论处, 按贪污罪论处;从本质上讲, 从业人员将本单位财产非法占为己有, 以职务侵占罪论处。当从业人员仅是一般公司雇员, 则构成职务侵占罪与信用卡诈骗的想象竞合犯, 按一重处断, 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

5.盗划信用卡的行为损失者是信用卡的合法持有人, 信用卡内的资金的所有人也是持卡人, 行为人的主观也是非法占有持卡人的资金, 盗划行为的核心是假冒持卡人的签名填写签购单, 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因此决定行为性质的是冒用行为, 应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

(三) 盗窃信用卡并加以使用行为的定性

所谓盗窃信用卡并使用, 是指行为人采取秘密窃取的方法获得他人的信用卡, 并假冒该信用卡的持卡人以能够实现法定的信用卡功能、用途的方式加以使用以骗取财物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 依照本法第26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可见立法上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定性为盗窃罪, 但在学理上, 不同学者对其持有不同的观点。

高象琨在《信用卡诈骗罪研究》中则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就王平盗窃信用卡骗取物品如何定性问题的请示的答复”, 认为被告人盗窃信用卡后, 又仿冒卡主签名进行购物、消费的行为, 是将信用卡本身包含的不确定价值转化为具体财物的过程, 是盗窃犯罪的继续, 因此不另定诈骗罪, 应以盗窃罪定性。

陈祥民认为:“对于刑法中关于盗窃信用卡后并加以使用的, 要根据不同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坐车处罚定罪的判定和理解, 不要一层不变。”因此他指出:处于信用卡诈骗罪的可以是有两种情形——一个是行为人盗窃已经作废的信用卡并且使用;一个是对信用卡进行破解密码并且加以使用的。而只是盗窃的信用卡和破解密码使用的被定为盗窃罪伪造后的真实信用卡实际上就成为伪卡, 且实际主人可能也会发生变化。同时他认为, 可被认定为盗窃罪的盗窃信用卡行为, 必须满足盗窃行为和使用行为实施者是同一主体或有共同故意, 反之, 若盗窃者和使用者为不同主体且他们之间不存在共同故意的, 盗窃者一般不应构成犯罪, 在这个条件下, 可以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心知肚明此卡为他人的信用卡。

二、对各理论成果的分析及笔者观点

(一) 对罪与非罪问题各观点的分析及笔者观点

各理论成果对此问题并无异议, 皆认为判定信用卡诈骗罪与一般经济纠纷的界限应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 即主观上具有欺诈故意且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 以及数额较大。同时有学者提出应援引《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来界定“数额较大”之数额, 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该规定只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两部门联合颁布的部门规章, 它仅在两部门内部职权范围内调整部门管理的事项, 因此该规定对法院并不适用, 在案件移诉过程中, 有可能造成困扰。

(二) 对盗划信用卡行为定性问题各观点的分析及笔者观点

盗划信用卡的行为被很多学者认为:一、符合盗窃罪的构成特征;二、符合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的构成特征;三、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特征。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的行为。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而盗划信用卡只具备某些客观方面并不具备非法占有本单位的财物或者公务财物, 因而不构成以上罪名。根据刑法第196条,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然而, 持卡人是被行为人私下重复刷卡并非盗窃来的, 则不属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同时, 行为人取得了他人财产, 除了秘密取得以外, 还假冒他人签字, 这是盗窃罪所不能包容的。此外, 特约商户只用于持卡人用信用卡交付结账, 并不具有使用, 保管的权利。银行或持卡人的合法权益被行为人私下重复刷卡所侵占并非是本单位的财物。所以, 笔者更认为是信用卡诈骗罪, 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 符合其特征, 应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三) 笔者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性问题的论点及分析

关于盗窃信用卡并加以使用的行为, 虽已有立法上的规定, 但由于客观现实的复杂性, 切实操作确实存在种种问题, 因此不同学者对这一问题仍有争议。根据笔者所阅文献, 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分为三种, 一是支持将盗窃信用卡加以使用的行为定盗窃罪并加以处罚, 二是认为此种行为应定信用卡诈骗罪并加以处罚, 三是认为应从现实出发, 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加以讨论。笔者较为赞成第三种观点, 因为客观情况是复杂的, 而立法当时不可能完全预料社会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物, 因此法律无法穷尽一切可能发生或存在的社会现象, 会存在遗漏。故讨论起此事时候, 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结束语

信用证诈骗罪 篇8

本《解释》第四条规定, 为信用卡申请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依照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定罪处罚。这里的规定是针对为信用卡申请人提供假证件的人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毋庸置疑。但是现实中存在更多的情况是很多信用卡申请人有单位, 但是工资过低或者资产不足, 为了获取更高的消费额度, 便填报了虚高的收入证明, 而出具证明的单位或个人也未尽审核义务或是配合信用卡申请人出具虚高的收入证明, 造成证明内容不实的问题, 现行法律对此违法行为并无规定。笔者认为, 该行为固然不致以刑事犯罪来评价, 然必要的警告、罚款、拘留还是应该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进来, 以正社会不实之风。

二、本《解释》第六条部分规定存在的争议

(一) 本条规定的犯罪主体是持卡人, 然何谓之“持卡人”

从文义解释上说, 持卡人即是卡的合法持有者, 即与卡对应的银行账户相联系的客户。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很多恶意透支的主体是持卡人将卡交给朋友使用, 而朋友进行恶意透支, 如果持卡人对此并不知情, 就会造成持卡人与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笔者认为, “两高”有必要对持卡人、实际使用人、恶意透支者等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明确, 以统一执法尺度。

(二) 催收问题的界定

本条规定, 发卡行必须经过二次以上的催收方可。现实中, 银行也知道走司法程序的繁琐, 一般都是进行了几十次以上的催收后迫不得已才向公安机关报案的, 这里的问题是催收是不是必须到位必须让恶意透支者知晓, 还是银行只要进行形式上的催收, 工作到位即可, 可以不顾及恶意透支者是否收到催收。关于此问题, 本解释亦未明确, 司法实践中, 多是以银行进行形式催收即可, 如要求催收必须到位, 则很多恶意透支者可以用躲避银行催收来规避相关法律对自己的惩处。

(三) 超过3个月拒不归还的, 这里对“归还”的规定不够明确

司法实践中有碰到过银行一边催收, 恶意透支者一边还款, 但是每次只还款一小部分, 与法律打擦边球, 这是否算是“拒不归还”。笔者认为, 这里规定的“归还”应该是足额的归还, 还款一小部分本质上还是不归还。

(四) 本条规定, 复利、滞纳金和手续费是不包括在恶意透支的数额内的, 但是“利息”是否包括, 起止时间如何计算本条并未明确。司法实践中, 有人认为复利不包括在犯罪数额内, 但是银行合理的利息应包括在数额内, 各有各自道理。且对于利息的计算起止时间存在争议, 主要是认为, 利息的计算时间是截止在公安机关立案之后、法院判决后还是最终还款日, 也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

三、本《解释》第七条部分规定存在的争议

(一) 本条规定, 非法套现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构成非法经营罪

现实中, 多数犯罪嫌疑人套现的金额都是以千万、亿计算的, 将数额限定在100万元, 与至今仍规定贪污、受贿的起刑点是人民币5000元是一个道理, 也就是不太符合实际了。

(二) 本条规定, 造成金融机构损失10万元以上的, 这里的“损失”由什么时间开始计算, 是否有计入利息, 立案之前或是判决之前还款的, 算不算还有损失, 要如何处理本条规定的不够明确, 造成司法实践对此类案件难以处理。

四、银行不积极配合取证的问题

本《解释》的出台, 对惩治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活动, 维护信用卡管理秩序和持卡人合法权益固然起到重大作用, 但是对于部分社会上存在的潜规则, 银行却不愿意面对。

(一) 根据有关文件的规定, 现行政策中, 发卡行、银联、收单行的手续费分配比例本为7:1:2, 也就是说, 从利益分配角度出发, A拿着信用卡找到B去套现10万元, 为此, B得到1000元所谓的“手续费” (非法所得, 且需要扣除支付给银行的合法手续费封顶50元) , 而A拿到9.9万元的资金 (一般可以无息使用50天左右) , 发卡行、银联、收单行各自得到不等的利益, 似乎各方均是赢家, 皆大欢喜, 故存在有关商业银行对套现行为打击不力的问题。

(二) 现实操作上的困难也是银行不积极的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 利用POS机套现如果被查处都不是只干一天两天的, 很多案件都是千万元以上级别的, 单单是银行单据都要刷出几本卷宗来, 还要去甄别哪些是合法哪些是套现的, 工作难度可想而知。所以银行的一些不配合侦查行为, 增加了破案难度, 助涨了犯罪的气焰, 从长远看, 也破坏了信用卡管理秩序以及正常的消费行为, 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 成熟。本《解释》的出台, 对于银行怠于配合侦查未规定相关惩处措施, 也是不足之一。

摘要：《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9年10月1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5次会议、同年11月12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 并已生效施行。笔者多年在基层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审查起诉各类刑事案件, 其中也不乏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名的案件, 本《解释》的出台很大程度的规范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类罪名案件的法律适用, 特别是对行为定罪、犯罪数额、犯罪数量的具体界定等司法实践起到重大作用。但是笔者在审查起诉多起案件中, 仍然发现本《解释》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困扰。

信用证诈骗罪 篇9

1 关于本罪的主体要件——登记办卡人与实际用卡人不一致时“持卡人”的认定

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 从主体上看必须是信用卡的“持卡人”。在司法实践中, 绝大多数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均由合法持卡人本人实施, 但也存在登记办卡人与实际用卡人不一致的情况, 对后者应如何认定犯罪主体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笔者认为对登记办卡人与实际用卡人不一致时“持卡人”的认定较为复杂, 不能笼统地得出结论, 而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具体分析。

(1) 登记办卡人不知道信用卡被申领使用的情况。

一般来说, 登记持卡人是申请银行核发信用卡的唯一主体。如果登记持卡人并不知道信用卡已被他人申领并使用, 即存在实际用卡人骗领或冒用信用卡的情况。如果实际用卡人使用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 则应当直接适用刑法第196条第一款的规定, 而不属于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的主体。如果实际用卡人冒用他人信用卡并恶意透支的, 其实质仍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 应当适用刑法第196条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条款。

总之, 实际用卡人不属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 登记办卡人也非行为主体, 自然也不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

(2) 登记办卡人知道信用卡被申领使用的情况。

在登记办卡人和实际用卡人之间没有共谋而不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况下, 实际用卡人与发卡银行间没有权利义务关系, 其使用信用卡的行为是基于登记办卡人的“授权”, 但这种“授权”本身是违反《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的, 即信用卡只限于合法办卡人本人使用, 不得转借或转让。登记办卡人与发卡银行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 在实际用卡人使用登记办卡人的信用卡进行透支后, 办卡人应对实际用卡人的透支行为负责, 并有义务及时归还相应透支额。

在信用卡出现透支现象后, 根据银行催收制度的规定, 银行必然会对登记办卡人进行催收, 有证据证明登记办卡人在知道实际用卡人的透支行为后, 经银行催收仍不还款的, 则应认定登记办卡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应认定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 实际持卡人不属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持卡人”。

(3) 登记办卡人与实际用卡人成立信用卡诈骗罪共同犯罪的情况。

如果信用卡登记办卡人与实际用卡人事先共谋, 透支取款后共同使用, 存在共同的犯意与犯罪行为, 这种情况下的登记办卡人与实际用卡人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共同犯罪。需要说明的是, 不能要求每个共犯人均为持卡人, 只要各行为人对于恶意透支行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犯罪行为, 就可以成立共同犯罪。

2 关于本罪的主观要件——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主观要件, 但其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解释》施行后, 我们发现“非法占有”的认定有有罪推定之嫌——只要行为人透支信用卡并经发卡银行催收不还达到万元即认定为涉嫌信用卡诈骗罪。推定虽易于在司法实务中把握法律尺度, 但对恶意透支的主观方面不加区分, 容易造成刑法保护功能的过于扩张。

笔者认为, 这样的推定虽然易于操作, 但此标准过于简单有失科学性, 没有从本质上将恶意透支与透支纠纷区分开来。现实生活中存在相当多的正常透支, 并且也会因客观上缺乏还款能力而在银行催收后仍不能还款的情况。因此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应防止客观归罪, 不能仅凭透支较大数额不能返还的结果就倒推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

关于如何认定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 笔者认为, 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 仅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一个客观标准, 应综合信用卡的取得方式、持卡人的还款能力、透支用途、透支后表现以及还款意愿等因素综合考量进行认定。

(1) 行为人是否虚构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凡是行为人虚构身份进行透支的, 就可以说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是恶意透支。

(2) 行为人是否具有还款能力。

持卡人透支当时的还款能力能够表明持卡人还款的态度和可能性。持卡人根本不具备相应的还款能力, 或者还款能力与透支额差距较大则说明持卡人透支时没有按约还款的意图, 那么其非法占有透支款项的目的较为明显。如果持卡人因信用程度差, 透支后确定一时无力偿还透支的本息, 应属于善意透支。

(3) 行为人透支的行为方式。

行为人谎称自己的信用卡丢失, 向银行办理挂失手续后, 又进行多次或大量透支消费的, 说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属于恶意透支。

(4) 透支的原因。

在善意透支中行为人往往是急需用钱而按规定进行透支;在恶意透支中, 行为人并非出于急需或迫不得已才进行透支。

(5) 透支后的表现。

恶意透支的行为人在透支后往往大肆消费, 或者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或者透支得手后逃之夭夭。善意透支行为人在透支后往往能及时向发卡银行增添存款, 补足透支款, 并按规定给付利息。

(6) 经银行催收后是否有积极的还款行为。

发卡银行催收是成立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之一, 除非法占有的目非常明确外, 还应特别注意:有些持卡人透支后不还款可能基于各种原因, 因此要区分主观不愿与客观不能, 确因客观不能无法还款的, 不宜认定为非法占有目的, 不能核实的应当综合全案谨慎定性, 如申办信用卡时有还款能力, 后因失业等客观原因, 导致一时无法还款的;确因自然灾害、重大疾病等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方面的原因, 未及时收到银行催收通知, 致使延迟归还透支款的。但只要在银行催收后有积极表示, 要么还款要么说明合理的不还款理由, 并与银行约定推迟还款的, 均可视为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 关于本罪的客观要件——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有效催收”的认定

《解释》规定, 持卡人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 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 方能被认定为“恶意透支”。这里指的两次催收应当如何理解, 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1) 关于催收的形式。

持卡人恶意透支后往往采取各种方式逃避银行催收, 如拒接银行电话、更换手机号码或拒收银行催收信函等。而银行一般采用短信、电话催收、向持卡人预留的地址发送催收信以及上门催收, 且均无法独立证实持卡人实际已收悉银行催收。司法实务中, 被告人对当庭质证的催收记录不提出异议的, 法院一般对银行催收的有效性予以认可。若被告人提出异议, 那么银行提供的电话催收记录、催收信函等效力如何认定就存在了问题。因此, 对于催收的形式, 笔者认为应当以书面形式为主,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由持卡人在催收函回执上签字认可, 这样银行才能证明其催收已经及于持卡人本人, 如果持卡人外出, 则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也可以视为持卡人签收, 但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允许持卡人反证。如果持卡人能够举出证据证明其确实没有收到催收函, 比如其因为工作或者其他原因, 较长时间在外未归, 没有收到家属签收的催收函, 则催收不发生效力。如果持卡人透支以后故意更换住址、电话号码逃避银行催收的, 则只要银行有证据证明按照信用卡协议约定的持卡人地址寄送了催收函, 即应认定催收的效力, 在这种情况下, 持卡人的逃匿行为就可以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只有在书面催收函无法送达持卡人的情况下, 才可以采用电话催收或者短信催收等方式, 且银行应当有证据证明, 电话催收或者短信催收确实及于持卡人, 如与持卡人的电话催收录音、电信部门的短信记录等, 否则不应当认可这种催收的效力。

(2) 如何认定银行完成了一次催收。

笔者认为应当从持卡人实际收到催收函、接到催收电话, 且从银行处了解到本人信用卡欠款已经逾期的信息时才能认定为一次催收。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导因是持卡人不履行还款义务, 这种作为义务的不履行要构成犯罪, 必须以银行将该义务告知持卡人为前提。因此, 原则上银行催收应当以催收信息被持卡人了解时计算。如果持卡人拒收催收函, 拒接银行电话, 或者持卡人故意变更通信地址、联系方式, 致使催收未能实际送达的, 则只需要银行的催收信息实际向持卡人发出或者催收信函到达持卡人的联系地址, 就可认定银行完成了一次催收。

参考文献

[1]赵秉志.金融诈骗罪新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

[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3]刘宪权.中国刑法理论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4]陈兴良.论金融诈骗罪主观目的的认定[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5]肖晚祥.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认定中的新问题[J].法学, 2011 (6) .

信用证诈骗罪 篇10

(1) 信用证的定义。

信用证 (Letter of Credit , L/C) 是指由银行 (开证行) 依照 (申请人) 的要求和指示或自己主动, 在符合信用证条款的条件下, 凭规定单据向第三者 (受益人) 或其指定方进行付款的书面文件。即信用证是一种银行开立的有条件的承诺付款的书面文件。

(2) 信用证的特点。

第一, 信用证是一项自足文件 (self-sufficient instrument) 。信用证不依附于买卖合同, 银行在审单时强调的是信用证与基础贸易相分离的书面形式上的认证。第二, 信用证方式是纯单据业务 (pure documentary transaction) 。信用证是凭单付款, 不以货物为准。只要单据相符, 开证行就应无条件付款。第三, 开证银行负首要付款责任 (primary liabilities for payment) 。信用证是一种银行信用, 它是银行的一种担保文件, 开证银行对支付有首要付款的责任。

2 信用证诈骗犯罪的主要特点

(1) 犯罪数额巨大。

1985年的温州钢材诈骗案金额为230万美元。1993年衡水农行备用信用证诈骗案金额高达100亿美元, 1995年狂到极点的蔗糖诈骗案每笔金额都在400万美元以上。1993年9月有一笔备用信用证诈骗案金额高达1000万美元 (未遂) 。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诈骗分子组织一次成功的诈骗不容易, 金额大才值得冒风险行骗, 一旦得手就能得到丰厚的回报。

(2) 运作程序复杂。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 几乎所有的信用证诈骗案都同正常的国际贸易运作程序和国际结算支付程序相去甚远, 表现出业务操作上的烦琐性和复杂性。

如前所述, 信用证运作程序十分复杂, 这样复杂的运作程序可以诱使买方逐渐增加对卖方的信任度, 一步步地接近卖方设置好的陷阱。

(3) 合同中交易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商品的价格。

20世纪80年代的广州烟草诈骗案, 同印度卖方所签合同中的香烟价格比当时国际市场价格低20～30美元;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蔗糖诈骗, 卖方发盘中的报价比当时国际市场的蔗糖价格低20～50美元。较低的价格是诱使买方签约上当的诱饵, 使买方在“感觉良好”的心态下慢慢地丧失了警惕性和防范能力, 对利润的期待代替了对交易文件的理性分析, 许多国内的公司就是这样陷入了骗局。

(4) 交易条件中总有“优惠”条件非常吸引人。

例如衡水案中, 美国亚联集团总裁梅直方在熟人的引见下来到农行衡水支行申请开证引资时, 提出的优惠条件是:100亿美元的备用信用证“只用于证明有关资金引入中国”, 农行衡水支行对引进的资金“不还本、不付息、不承担任何经济及法律责任”。又如, 在蔗糖诈骗案中, “卖方”提出的价格条件通常是CIF WASP (世界任何安全港口成本加运费加保险价) 或CFR ASWP (世界任何安全港口成本加运费价) 。做过国际贸易的人都知道, 蔗糖是一种垄断性极强的商品, 买方和卖方通常都比较固定, 真正的蔗糖出口商不可能在进入签约阶段时还允许他的蔗糖漂流到“世界任何安全港口”, 除了以宽松优惠我方条件作诱饵行骗外, 实在别无他意。

3 信用证诈骗犯罪的基本手段

(1) 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附随的单据文件。

所谓伪造的信用证是指行为人采取描绘、复制、印刷、影印等方法仿照信用证的格式、内容制造假信用证的行为或以其编造、冒用的银行名义开出的假信用证。虽然当今伪造工艺越来越逼真, 但假信用证大多存在瑕疵, 常见的缺陷有电开信用证无密押, 电信号码短缺, 开证行与通知行无代理关系, 开证行、收单行并不存在等。

(2) 使用作废的信用证。

所谓作废的信用证主要是指使用过期的、无效的或可撤销的信用证。信用证的有效期是信用证生效的重要条件之一, 它包括开证日、装船日、提示日、交单付款日、承兑日、议付日等有效日期的规定, 这些日期直接关系到信用证的交易生效和失效时间以及信用证本身是否有效。信用证诈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为了骗取资金, 利用国内一些企业缺乏对信用证知识的了解, 又不向开证行核实, 常用作废的信用证骗取货物或以此作抵押申请贷款或让受害方凭此去银行开立真实的信用证。

(3) 骗取信用证。

骗取信用证是指行为人用编造虚假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等方法, 使银行基于错误认识而为其开立信用证的行为。其实质是用骗取的信用证再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有的以吸引外资为目的, 提出一些非常优惠的条件, 骗取国内企业的信任, 为其开立信用证;有的提供虚假文件和产权证明, 骗取开户银行为其提供银行信用和担保, 开立信用证, 行为人再以开立的信用证作抵押骗取贷款。

(4) 以其他方法进行信用证诈骗。

此种作案手段主要是指利用“软条款”进行诈骗, 即在开立信用证时故意制造一些隐蔽性或危险性的条款, 这些条款实际上赋予了开证申请人或开证行单方面解除其保证付款责任的主动权, 从而使信用证随时因开证申请人或开证行的单方行为而失效。实践中常见的隐蔽性条款有以下几种类型:信用证开出后暂不生效, 须待进口许可签发后通知生效或待货物经开证人确认后再通知生效;信用证规定船公司、船名、装船日期、起运港、验货人等须待开证人通知或以修改书形式通知受益人;信用证规定货物的品质证书须由开证人出具, 或须由开证行核实或与开证行存档的签样相符, 尔后故意挑剔, 致受益人于被动地位。

4 信用证诈骗犯罪的侦查方法

4.1 组织精干力量, 依法立案审查

信用证诈骗案件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案情复杂、后果严重, 必须组织精干的办案力量, 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 认真核查案件线索, 抓紧立案侦查。侦查人员受理案件后, 首先应仔细分析报案材料的真实性, 发现矛盾, 寻找漏洞;然后审查信用证及其附随单据的性质和内容, 鉴别信用证和相关单据的真假, 寻找贸易合同、信用证条款及附随单据上的欺骗性内容;最后做必要的调查后, 确定信用证诈骗的犯罪事实是否存在, 犯罪嫌疑人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决定是否立案侦查。

4.2 灵活运用谋略, 捕获犯罪嫌疑人

(1) 查控守候。

对于仍在国内活动的犯罪分子, 通过公开或秘密的侦查手段, 发现其行踪, 然后在其可能出现的车站、码头等地守候伏击, 伺机抓捕。

(2) 设法诱捕。

对于尚未察觉而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的境外犯罪嫌疑人, 可由受害方出面借口商议信用证及其贸易事项, 将犯罪嫌疑人诱至境内再行抓捕。

(3) 跨国缉捕。

对于证据确凿充分、居住地确切的犯罪嫌疑人, 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与有关国家、地区警方联系, 出国缉捕并引渡回国。

4.3 采取各种侦查措施与手段, 收集犯罪证据

(1) 缉捕犯罪嫌疑人, 并及时讯问。由于信用证贸易过程中买卖双方都有过接触, 在协商、洽谈中必然留有双方联系地址、电话、公司名称、账号等信息资料, 侦查人员可以根据这些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 并迅速组织讯问, 取得行为人伪造、变造信用证或使用作废信用证的过程以及骗取信用证的方法和如何利用“软条款”设置圈套等方面的供词, 查清行为人预谋策划的过程、涉案信用证的具体运作程序、获利数额、赃款赃物的去向以及造成无法挽回损失的数额、同案犯情况。

(2) 询问受害人。由于受害人在信用证贸易过程中与行为人有过接触, 掌握一定的信息资料, 通过询问可以查清签订贸易合同的时间、地点、具体内容及参与人, 然后再顺线追查, 收集相关证据。

(3) 调查与信用证运作相关的部门, 收集并扣押书证。在信用证的运作过程中, 涉及的相关部门很多, 主要有银行、海关、保险公司、轮船公司等, 它们在处理各自的业务时, 往往会留存相应的凭证、资料, 这些凭证、资料对于公安机关而言, 是一种重要的证据, 为此, 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必须花大量的精力进行调查。

(4) 对侦查机关收集到的所有虚假信用证、单据文件, 聘请权威部门、权威人士做出书面鉴定。

5 信用证诈骗犯罪的防控对策

(1) 严格信用证条款内容。

买卖双方在订立买卖合同时, 应合理选择信用证种类, 规定合理适当的有效期等。开证申请人向银行申请开证时, 应当根据合同条款恰当地填写开证申请书, 其内容务必准确、完整。开证行根据开证申请书的要求, 明确地订立信用证条款, 做到条款明确, 不含糊其辞。此外, 买方可利用附随单据来预防、减少信用证诈骗, 如要求卖方提供可信度极高的劳合社检验证明等。

(2) 银行严格审单。

根据UCP500第15条规定, 银行对任何单据的形式、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虚假性或法律效力, 以及对单据所载的或附加的一般或特殊条件, 概不负责。信用证是单证交易, 只要卖方提交的单据表面符合信用证条款的规定, 银行即应支付货款。但若银行审单不严, 存有疏漏, 未发现单证表面上的不符点, 以致使不应发放的款项被诈骗者拿走, 则银行应承担赔偿责任。

(3) 加强相应部门合作, 建立打击防范信用证犯罪的协作机制。

信用卡诈骗罪罪与非罪情形之研究 篇11

关键词：信用卡诈骗罪犯罪构成司法认定

刑法第196条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信用卡，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利用信用卡，一般是指使用伪造的、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恶意透支的方法进行诈骗活动。

一、信用卡诈骗罪罪与非罪的界限

认定信用卡诈骗罪，应注意区分罪与非罪。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

（一）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是故意，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在实践中，有的行为人虽然是用了伪造的、作废的信用卡，但他并不知道使用的是伪造的、作废的信用卡，或未经持卡人同意借用他人的信用卡进行购物消费，借用人主观上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或恶意透支，不知道使用的信用卡是他人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这些行为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均不能作为犯罪处理。即使行为人在客观上获得了不当得利益，也不能当然的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按犯罪处理，如果符合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可按不当得利返还所得。至于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则要结合前文所述，进行全面考察，综合认定。

（二）骗取的财物数额或骗取的服务折算的服务费用是否达到“较大的”标准，这是区分信用卡诈骗罪与一般信用卡违法行为的重要标准

根据刑法第196条规定，实施信用卡诈骗活动，骗取的财物或服务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时才能定罪处罚，否则不能认定为犯罪，只能按一般违法性行为进行处罚。

总之，认定信用卡诈骗罪的罪与非罪，必须严格按照刑法的规定，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的，才能以本罪定罪处罚，如果不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属于经济纠纷的，按照民法相关规定处理，构成一般违法行为的，由有关部门按照违法性行为依法处罚。

二、有关信用卡牵连犯罪的定性问题

（一）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定性

关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学界争议颇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应当以盗窃罪论处。信用卡是一种支付凭证，盗窃信用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占有了他人的财物，虽然盗窃信用卡以后，行为人还要通过使用行为才能达到真正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但使用信用卡的过程，是将信用卡不确定价值转化为具体财物的过程，实质上是盗窃犯罪的继续。这种观点符合刑事立法精神。1997年刑法第196条第3款明确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按照刑法关于盗窃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这种情况属于盗窃罪与信用卡诈骗罪的牵连犯。具体处理上，有的认为按择一重罪即盗窃罪处罚，有的认为按主行为即信用卡诈骗罪处罚。3.按吸收犯处罚原则，盗窃行为作为主行为吸收诈骗从行为，按盗窃罪论处。4.认为应区别对待。如果行为人利用盗窃来的信用卡哄骗特约商户或银行骗取钱财的，应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如果利用窃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现，由于ATM机不具有人的灵性，只要行为人拥有信用卡和密码就可以取到钱，冒领只是实现其价值的手段，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因而应定盗窃罪。5.盗窃从依靠并使用的行为一律只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不构成盗窃罪。

学界的各种争议有利于促进立法的完善，但在法律相应修正前，还是只能严格按照刑法的规定，即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盗窃罪定罪处罚。

（二）捡拾信用卡行为的处理

捡拾信用卡并使用的案件在实践中时有发生，定性也多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可以区分三种情况分别认定：拾得他人的信用卡，继而使用伪造的身份证或模仿他人的签名提取钱款或大肆消费的，应当依法认定信用卡诈骗罪；在特定的场所拾得他人的信用卡及密码，无须履行其他证明手续即行取款或消费的应依法认定为侵占罪；拾得他人在非特定场所的信用卡及密码，提取钱款或消费的，不能认定为犯罪，应作为民事违法行为处理。

（三）盗划信用卡行为的处理

盗划信用卡，是指特约商户从业人员利用工作的便利，在顾客使用信用卡消费结算时，私下重复刷卡，侵吞顾客信用卡资金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如何定性，理论界存在不同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实际上是以隐蔽方式直接窃取持卡人或发卡行的财产，符合盗窃罪的特征，情节严重的，以盗窃罪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定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普遍的观点是，从行为特征看，盗划信用卡是将他人的信用卡重复刷卡，并要模仿持卡人的笔迹签名、填签购单，其行为符合冒用他人信用卡的特征，故应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四）对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行为定性

骗领信用卡后大量透支是当前多发的一种信用卡犯罪活动。骗领信用卡是指行为人在办理信用卡申领手续时，采取伪造证明、私刻印章证件、弄虚作假、或盗用、冒用他人的印章、证件等欺诈手法，骗取银行信任，从而领取并持有信用卡的行为。身份证明是申请人主体资格的关键信息，是申请人与发卡银行出现纠纷后确定承担责任的关键资料。申请人向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办理信用卡，必须提交真实有效的身份证明以及所需的其他资料。骗领信用卡的持卡人，表面上看起来是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实质上是非法持卡人，使用信用卡大肆进行透支，骗取钱财，而当犯罪行为被发现时往往已经逃逸。因此，当发卡银行发现骗领信用卡的人的透支行为，凭持卡人颁卡时登记的姓名、住址等虚假资料进行催收时，根本就找不到人，这种情况如今越来越泛滥，给银行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五)伪造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定性

根据刑法第177条的规定，对于“伪造信用卡”的行为，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又根据刑法第196条的规定，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数额较大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如果仅有伪造信用卡的行为，或者仅有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行为，在定性上不存在争议。但如果行为人伪造信用卡并使用该信用卡，如何定罪？理论界存在着多种不同意见。有认为伪造并使用同时触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和信用卡诈骗罪，应独立定罪，数罪并罚；有认为伪造信用卡并加以使用的行为应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有认为伪造行为和使用行为有牵连关系，应当择一重处罚，但由于伪造金融票证罪和信用卡诈骗罪的法定刑相同，则应依牵连的结果行为即以信用卡诈骗罪处罚；有认为伪造并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虽然是牵连犯罪，但不应按一罪而应按数罪并罚。从目前来看，认为应当对先行伪造然后又使用同一信用卡的行为实行数罪并罚的观点已不多见，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是按照牵连犯从一重处罚。

三、借记卡犯罪是否应为信用卡诈骗罪的界定

银行卡按是否允许透支分类，可分为信用卡和借记卡。信用卡是银行卡的主要形式，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允许持卡人在一定额度内进行透支。借记卡则不具备透支功能。

这一分类是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1月5日发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中首次界定的。而我国现行刑法自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因此其中的信用卡诈骗罪应当是以1996年的《办法》所规定的信用卡为规制对象的。利用借记卡实施诈骗活动的，可以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理由是：首先，我国商业银行发行的信用卡与国外发行的信用卡是不同的，国外发行的信用卡实行“后付卡”制度，即无须缴纳备用金就可办卡并消费使用，以后再补足款项，是纯正意义上的信用卡。而在我国，从各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和商业运行来看，是从广义的角度来使用信用卡这一术语的。其次，由于信用卡与借记卡分野于1999年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在此之前，商业银行系统内只有信用卡之称，借记卡之谓。最后，既然法律上已明文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罪，就应充分发挥其拥有的功能，防止条文的虚置。

四、关于信用卡恶意透支犯罪的定性问题

所谓透支，是指持卡人在发卡行帐户上已经没有资金或者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根据发卡协议或者经银行批准，允许其超过现有资金额度支取现金或者持卡消费的行为。透支实质上是银行为客户提供的短期信贷，透支功能也是信用卡区别于其它金融凭证的最明显特征。信用卡透支建立在持卡人良好的资信基础之上，因此，透支人仅限于合法持卡人，非合法持卡人利用所持信用卡进行透支的，不能认定为信用卡透支。透支可分为善意透支和恶意透支。

犯罪性的恶意透支由下列要件构成：

（一）主体要件

仅限于合法持卡人。骗领信用卡人和其他非经申办程序而基于诸如借用、拾取、收买、盗窃、抢劫等行为持有信用卡的人员，不能成为恶意透支的主体。原因前文已述，此处不再赘述。

（二）主观要件

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包括对规定限额、规定期限的明知和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一般基于对其行为的推定，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拒不归还既是行为的一个客观方面，又是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据。推定过程中，要区别具有主观恶性的拒不归还与存在合理的客观因素的不能归还，前者是主观不愿，后者是客观不能。信用卡的透支本身是一种高风险的业务，银行应充分意识到其风险成本，如果持卡人在透支后，确属有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客观上不能归还的，基于刑法的谦抑性，不应作犯罪处理。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有下列行为，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持卡人巨额透支后携款逃跑的；透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透支款项无法归还的；将透支款项用于挥霍、购买奢侈品，大大超过其实际支付能力的。

（三）客观要件

犯罪性的恶意透支的客观方面有两种表现。一是超过规定限额透支，经催收不还，此称为超限额的犯罪性恶意透支。超过限额透支的，发卡银行随时都可以催收。按照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精神，“不归还”是指在“收到发卡银行催收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仍不归还”。如果行为人未经催收自动归还或者在催收后归还透支款项的，不以犯罪处理，构成不当透支，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二是超过规定期限的透支，经催收不还的，此称为超期限的犯罪性恶意透支。《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准贷记卡透支期限最长为60天，发卡行有的规定为1个月。若透支额虽没超过限额，但超过上述期限，经发卡行催收后仍未归还的，构成犯罪。催收后行为人归还的期限为3个月。如果行为人未经催收自动归还或者在催收后归还透支款项的，不以犯罪处理，构成不当透支，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信用卡诈骗犯罪及法律对策 篇12

一、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内涵

信用卡,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的解释, 是指具有循环信贷、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功能设计和“先消费后还款”, 无担保人和保证金、可按最低还款额分期还款等特定的个人信用和支付工具。

(一) 信用卡诈骗罪的概念

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 诈骗数额较大的行为。

(二) 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1. 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

犯罪主体是自然人一般主体, 即已满16周岁且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自然人, 单位不能成为本罪主体。

2. 信用卡诈骗罪的主观方面。

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3. 信用卡诈骗罪的客体。

本罪的客体是国家对信用卡的管理制度和他人财产所有权, 属于双重客体。本罪的行为对象是信用卡。

4. 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方面。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行为。

(三) 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

1. 罪与非罪的界限

本罪规定, 在使用型信用卡诈骗犯罪中, 必须要达到“数额较大”。因此, 数额的多少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主要界限。根据最高院1997年1月26日发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 “数额较大”是指诈骗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数额巨大’是指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数额“特别巨大”是指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

2. 善意透支与恶意透支的界限

两者在客观上都表现为透支, 但主观上是不同的。前者主观是先用后还的想法, 不存在恶意;而后者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的恶意。在透支以后的表现上, 前者是积极主动地在规定的期限内偿还, 而后者则表现为百般逃避或直接不承认债务。

3. 对伪造信用卡并使用伪造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定性问题

行为人伪造信用卡, 然后又使用伪造的信用卡。前者构成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 后者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两种犯罪形成牵连关系, 须以重罪处罚。

二、关于信用卡诈骗犯罪的立法思考

目前, 我国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立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 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骗取钱物和伪造信用卡诈骗的违法犯罪活动, 不仅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 还给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立法不完备、不精确, 从某种程度上说, 制约了政法机关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

(一) 盗窃罪对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吸收

我国《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 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盗窃他人信用卡并使用该信用卡进行诈骗取得财物的, 应构成盗窃罪。

(二) 关于恶意透支独立成罪的问题

恶意透支行为除了侵犯财产所有权之外, 还同时侵犯国家对信用卡的管理制度, 这是符合诈骗罪的客观要件的。但它与其它被列在统一序列里的利用假卡、废卡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信用卡诈骗的行为却存在很大的差异。恶意透支型犯罪不具有诈骗罪特征。由于恶意透支者具有合法持卡人的身份, 其在特约商户使用信用卡时, 并没有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 特约商户也没有陷于错误认识。因而, 恶意透支犯罪不具有诈骗的特征, 刑法将恶意透支犯罪作为信用卡诈骗罪的一种情形是没有法理依据的。

(三) 应删除关于使用作废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犯罪的规定

使用作废的信用卡, 是指使用失去法定效力的信用卡。根据规定, 作废的信用卡主要有四种情形, 一是信用卡超过了有效使用期限而自动失效。二是信用卡持卡人在有效期内因丢失等原因停止使用, 应办理退卡手续并将该信用卡退回发卡机构, 此时该信用卡虽未过有限期, 但已办理退卡手续, 故属于作废的信用卡。三是因挂失而使信用卡失效。四是信用卡因本身的损坏而失效。犯罪分子以作废的信用卡进行犯罪活动的时候, 大多是通过变造、伪造信用卡从而进行诈骗活动, 而这种情况与规定的使用作废信用卡进行诈骗的诠释是不相符的。

三、信用卡诈骗犯罪的立法完善

(一) 把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归入滥用信用卡罪

滥用信用卡罪并不是一个陌生的罪名, 在各国刑法条例中早就出现关于该罪的规定, 如美国《模范刑法典》关于滥用信用卡罪规定如下:“明知有下列所揭事实, 而以取得财物或服务为目的, 使用信用卡者, 即为犯罪。”在中国还没有设定滥用信用卡这一罪名。作为一个法治日趋成熟的国家, 立法应该更加精确。

(二) 关于增设信用卡诈骗罪单位主体的立法建议

根据本罪对主体的要求, 成为本罪主体仅能是一般主体, 及凡年满16周岁, 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在实践中, 信用卡同样也分为个人信用卡和单位信用卡, 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能排除单位犯罪的可能性。例如单位信用卡在透支方面相对于个人来说拥有更大的金额透支。这就不能排除单位会有恶意透支行为的可能性, 由于信用卡诈骗罪没有规定单位主体, 银行只能将此作为贷款呆帐、坏账处理, 最终使银行遭受巨大损失。而且以单位的名义进行信用卡诈骗更具有隐蔽性, 更利于不法分子得逞。社会速度发展十分迅速, 故而新形式的信用卡诈骗案也将层出不穷, 因此, 增大犯罪主体范围势在必行。

(三) 增加使用型信用卡诈骗的立法范畴

根据我国《刑法修正案 (五) 》中《刑法》第196条前三项的规定, 使用型信用卡诈骗是指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诈骗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的行为。在信用卡诈骗罪的法条设置中, 对使用型信用卡诈骗的行为明确地列举了以上三种形式,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立法只明确, 为实践中对罪行的具体认定上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但是这也造成了法律的严重滞后性, 例如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使用变造的信用卡, 网络无卡方式信用卡诈骗等信用卡诈骗行为就缺少刑法的规制。这就造成了在现实中出现了利用信用卡诈骗犯罪, 却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四、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成因及对策

(一) 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成因

信用卡是在已经明确使用人身份的前提下才允许使用的, 这种对身份的事先确认使信用卡的安全性大大提高。但是信用卡诈骗犯罪的花样却层出不穷, 究其原因, 信用卡安全方面出现的问题绝大多数是犯罪分子利用各种手段窃取客户的信用卡资料伪造、变造信用卡, 盗取客户资金, 致使客户蒙受损失, 并且影响了银行信用业规模的发展, 及银行业务的全面展开。究其深层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信用卡管理措施的滞后性。

伴随着我国信用卡用户的不断增多, 部分银行为了追求效益, 增加存款, 抢夺客户, 匆忙上马信用卡业务, 致使在实践中增办速度与服务质量严重脱节。例如止付问题上, 按照信用卡章程规定, 银行应当在24内完成止付名单的传送, 但由于通信设施, 电脑网络等方面的原因, 实际上银行要将一个信用卡止付名单发往各支取现金网点和特约商户, 往往需要一周以上的时间。在未收到止付名单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信用卡诈骗难以有效遏制。这就使不法分子恶意透支诈骗钱物有着充裕的时间。

2. 信用卡制度不健全。

由于我国信用卡开发时间较短, 信用卡制度还很不健全, 主要表现在: (1) 为了盲目吸收存款, 扩大信用卡发行量, 在信用卡审批时敷衍了事, 不按章程办事。 (2) 工作人员培训力度不够, 个别工作人员对工作的不娴熟, 在结算等业务上的失误, 造作不规范, 加之人力资源有限, 这些问题为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提供了直接条件。

3. 案件侦查难度大。

信用卡诈骗本身就具有跨地域性、复杂性、重复性等特点, 这些特点都给信用卡诈骗案的侦破造成巨大的难度。案件的难以侦破在一定程度上就助长了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气焰, 使犯罪分子存在铤而走险的想法, 因而信用卡诈骗案屡禁不止。

4. 信用卡使用监控及管理程度不尽人意。

首先, 合法持卡人使用信用卡的过程中存在违约的现象, 而发卡机构在面对这些违约现象时, 为了稳住顾客, 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这些违约现象, 如持卡人或担保人情况不清等, 这就给滋生纠纷提供了温床。并且发卡机构对废卡等应该予以回收的信用卡管理力度差, 造成废卡难以收回, 为不法分子利用废卡进行信用卡诈骗犯罪提供了便利。

5. 信用卡管理章程及信用卡诈骗犯罪立法的缺陷。

由于我国对信用卡业务的不熟悉, 在信用卡管理章程的制定上及信用卡诈骗犯罪立法上存在诸多漏洞, 这为不法分子实施犯罪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 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预防对策

1. 完善法律法规及信用卡自身章程的制定。

信用卡诈骗犯罪不断出现新形式, 面对新型犯罪, 我国在立法及章程制定上要充分发挥灵活性的特点, 加强对该罪的预警机制及防范措施的建设, 规范信用卡业之间的竞争行为, 严格执行各种章程, 降低信用卡使用的风险。

2. 提高信用卡业的服务质量。

首先要提高信用卡本身的防伪功能, 将用假卡、废卡作案的几率降到最低。其次是加强对业务员培训, 使其能够胜任本职工作, 避免由于工作的误差而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3. 加强各区域之间的合作。

由于信用卡诈骗犯罪体现跨区域的特点, 所以应该加强各区域之间银行系统、公安系统及检察系统的区域合作, 建立完善的信息交流系统, 实现资源共享, 使对信用卡所涉及的各种信息能做到及时、高效的掌握, 减少重复工作, 为案件的侦破及预防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4. 加强现场监控。

加强现场监控主要是在柜员机客户现场过程利用录像、录音及智能分析仪进行全程记录, 作为原始资料, 为以后案件发生提供必要的侦办原始信息材料。

5. 加强内部的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