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精选5篇）
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篇1
1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定区分
1.1 从主体资格上区别
合同诈骗罪中签订合同时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在法律上往往是不合格的。合同纠纷的当事人作为签订合同一方, 其在签订合同时主体资格是合格合法的, 只不过后来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丧失了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没有履行合同。
1.2 从动机目的上区别
合同纠纷当事人不具备故意骗取和非法所有、占有的目的和动机。而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从签订合同时起就具有骗取的动机和目的, 或者与对方签订的合同虽然是真实的, 但却根本无意履行或根本不想履行。
1.3 从履约能力上分析
其一, 行为人开始并无明显的骗取故意, 也并非完全没有履行能力, 但合同签订后, 对于对方的损失结果抱放任心理, 或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 行为人的主观意念发生了变化, 想无偿地非法占有或所有签约对方的财物或其他标的。这都属于间接故意的骗取行为, 只要符合诈骗罪的其他构成要件, 可以按合同诈骗犯罪认定。其二, 行为人在与对方签订合同时, 并非完全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 但在合同签订后, 由于客观上的不利条件, 使行为人最终不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时, 如果行为人返还了货款、预付款、定金、标的物等, 就意味着尚未形成非法所有或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 否则, 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其三, 若行为人签约时具有相应的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担保, 与对方签订的合同也基本无虚假, 开始行为人没有骗取的故意, 虽有一定欺诈性质, 如夸大履约或担保能力、提高产品质量指标等, 但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或其他外在原因, 虽经行为人积极努力, 但合同最终无法履行或未能完全履行的, 行为人也不具有非法所有或占有的故意, 应按合同纠纷处理。
2 合同诈骗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2.1 法律适用原则
普通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即两罪形成了法条竞合。在此情况下, 适用法律的原则是特殊法优于普通法。另外, 当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符合合同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犯罪时, 金融诈骗犯罪中许多犯罪需要以合同的形式体现, 行为的实施也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 因而在犯罪构成上也与合同诈骗形成法条竞合。
2.2 关于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的认定
行为人先后实施了数个独立的诈骗行为, 其行为方法分别符合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 对于该种情形如何定罪处罚则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连续犯的处罚原则, 从一重罪处罚;另一种观点认为“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属于犯罪方法各异、触犯罪名不同、相互独立的连续诈骗犯罪, 应实行数罪并罚。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对“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实行数罪并罚, 才能定性准确、罚当其罪。
2.3 合同诈骗罪中共同犯罪形态的认定
对于名义被冒用者和保证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能否构成共同犯罪, 应当具体分析:
(1) 如果名义被冒用者在行为人冒用自己名义进行合同诈骗后获悉, 但仍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消极地不加以制止, 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2) 如果名义被冒用者明知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活动而提供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 实际上起到帮助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行为的作用, 一般来说构成共同犯罪, 应承担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
(3) 保证人不知道行为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 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 为行为人提供担保, 不具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 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4) 保证人明知行为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而为之提供担保, 实际上是一种帮助行为, 应当承担共犯的罪责。
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篇2
内容提要：合同诈骗罪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出现的新型诈骗犯罪，其危害已超过了传统的诈骗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区分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行为，合同纠纷是指合同当事人之间在履行合同中因实现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而产生的争议，其解决机制适用合同法以及民法的有关规定。民事欺诈是指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当事人故意告之对方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表示的行为，其后果主要涉及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合同纷纷民事欺诈行为
一、引言
合同诈骗罪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出现的新型诈骗犯罪，其危害已超过了传统的诈骗犯罪。据有关方面统计，在我国，经济合同的签订率和履行率都非常低。1998年，我国经济合同的签订率仅为64%，合同履行率仅为50%，如此低的合同履行率，在世界上是少见的。更有甚者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案件占全部诈骗案件的5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占80%以上。可见，合同诈骗犯罪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更为严重的是，它还扰乱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正确认识合同诈骗罪有着重大意义
二、认定合同诈骗罪的难点
我国关于利用合同诈骗的首次立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刑法典的起草过程中，1950年7月25日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第79条曾规定了不忠实履行合同罪。但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该刑法大纲草案一直没有付诸实施。1979年刑法对利用合同诈骗的犯罪行为没有规定单独的罪名。
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一次把合同诈骗罪规定为独立的罪名，使合同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罪一样，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合同诈骗罪时经常遇到这样那样的疑难问题，如在处理合同诈骗案件时不能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错误地把合同诈骗罪认定为合同民事欺诈行为或者错误地把合同民事欺诈行为和合同纠纷当作合同诈骗刑事案件处理，甚至错误地将合同诈骗罪简单地认定为诈骗罪。出现上述问题除了极少数执法者主观上的原因外，更主要原因是在于合同诈骗罪立法上的不完善和理论研究上的不深入。
三、如何界定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纠纷是合同当事人之间在履行合同中因实现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而产生的争议，其解决机制适用合同法以及民法的有关规定。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均与合同的签订、履行相伴而生，两者产生于民事交往过程中，并且都以合同形式出现，最初都是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貌似相同的表现形式下，实质内容却大相径庭。
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在实践中，可以根据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动机、目的、方式、过程、履行合同的准备、保障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等等，进行综合判断。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主观故意的形式不同。合同纠纷即可以表现为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而合同诈骗罪的故意形式只限于直接故意。其直接故意可能是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前或签订合同时就已形成合同诈骗的故意，属事前故意；也可能是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前或签订合同过程都未产生诈骗犯罪故意，但在合同履行中，为避免损失或者觉得有机可乘，产生将以对方财物据为已有或归自己所有的意图而不履行或不继续履行合同，属于事中故意。
2、主观目的的不同。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行
为人意图永久地排除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使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处于自己的非法所有状态。合同纠纷行为人虽然也有侵犯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但其不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
3、客观方面表现不同。合同诈骗罪综合考察以下几个因素。（1）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罪是没有履行能力的。（2）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是否有欺骗行为。合同诈骗行为人往往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3）行为人签订合同后是否实际上履行合同。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并取得对方的货物或货款后，根本不履行合同，即可以大致判定其行为是合同诈骗行为。（4）合同标的物或者货款去向。如果行为人将合同标的物或者货款骗手后即行挥霍或者转移潜逃，即可以初步认定其行为是合同诈骗行为。（5）造成合同不能履行后是否愿意承担责任，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违约且不可能履行合同时，采取逃避或者拒不返还来对抗对方当事人的权利主张的，则可以初步认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6）未履行合同原因。查明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即确定行为人未履行合同是客观限制还是主观不欲。如果行为人一方享受了权利但不履行义务是基于自觉地愿意，则可以大致判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诈骗罪和合同纠纷行为各自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形成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民事法律关系遵守意思自治原则。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和解、协商等方式使合同继续有效并履行。而合同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是属于违反我国刑事法律的行为，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在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当承担对对方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不能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进行和解、协商。
四、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
社会生活纷繁复杂，法律虽然详尽，也难以将其囊括其中。纵然已有明确规定，因执法者认识不一，也容易造成错判漏案。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定与处理，一直就
是颇为棘手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合同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外观相似，难以区分，同时由于各执法机关在处理方式上不同，相似的情况处理结果有时却大相径庭，影响法律的严肃性。
广义的民事欺诈行为包括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欺诈和侵权法上的欺诈。前者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表示的行为，此种欺诈即狭义的民事欺诈，主要涉及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后者是行为人通过欺骗或者隐瞒等手段，故意从事的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对被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的行为，其主要涉及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不同之外在于：一是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即看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而虚构、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行为，以达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民事欺诈是为了用于经营，借以创造履行能力而以欺诈行为以诱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并与其订立合同，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只希望通过实施欺诈行为获取对方的一定经济利益，而合同诈骗罪是以签订经济合同为名，达到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二是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即看行为人是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承担担保责任的能力，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承担部分担保责任的能力。民事欺诈虽然在客观上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但在签订合同之后，行为人总会以积极的态度创造条件履行合同，即使因客观因素不能实际履行，也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合同诈骗行为人根本无履行诚意，客观上不作履行合同的任何积极努力，在合同签订后，财物一到手，要么逃匿，要么大肆挥霍，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一点履行合同的行为，也是象征性的“虚晃一枪”。三是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诈手段，民事欺诈有民事内容的存在，即欺诈方通过商品交换，完成工作或提供劳务等经济劳动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一般无需假冒身份，而是
以合同条款或内容为主，如隐瞒有瑕疵的合同标的物，或对合同标的物质量作虚假的说明和介绍等。合同诈骗行为人，为了达到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的目的，会采取欺骗手段使对方当事人上当，这种手段一般包括：
1、无中生有，编造虚假事实。如根本没有对方需要的货物、货源，却谎称有货，而且价格优惠，且能及时供货；自己根本没有经营资格和条件，却设臵集资合营的圈套，制造能提供技术和设备的假象。
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篇3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民事合同；法律效力
一、问题的引出
刑事和民事交叉案件中一般民事合同法律效力认定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实践工作的难题，其中合同诈骗罪在实践中是典型的一类民刑交叉案件，涉案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在审判实践中可能由于审理法院、法官的不同，类似的或者同样的法律事实会得出截然不同的判决结论。
如张玉梅诉西安海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两审法院均以被告涉嫌合同诈骗罪、原告的起诉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为，驳回原告的起诉；井彬建、李益诉诉朱智祥、曹春燕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审理法院认为被告朱智祥因合同诈骗罪被科以刑罚，不能认定为合同有效。张桂旺诉赵守勤、李跃凡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审理法院认为被告赵守勤与原告张桂旺、被告李凡跃就同一房屋签订的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均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述三起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中，同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合同相对人均存在欺诈行为，相对人均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构成合同诈骗罪，当被欺诈方作为原告主张合同无效时，审判结论却截然不同。我国《合同法》虽对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的法律效力有明确规定，但此类案件因涉及到公法因素，合同的私法效力究竟为何，诚如上述案例所述，审判实践中意见纷纭。
二、合同效力认定主要类型及其评鉴
（一）认定合同有效
将涉及合同诈骗罪的民事合同认定为有效合同，目前理论界虽暂无学者持此观点，但根据对《无讼案例丨无讼名片》公布的相关裁判文书统计，19.7%涉案民事合同法院均认定为有效合同，理由大多为符合相关民事法律规定的有效要件、系双方真是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具有无效或可撤销情形、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的事实等。
认定合同有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体现了民刑区分原则。在合同纠纷中涉及刑事犯罪的，应当按照《刑法》的规定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合同效力的认定则应当依据《民法》以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但当合同内容本身不利于被骗人而有利于诈骗人时，不仅无法保护被骗人的合法权益，反而为诈骗者提供了保护伞。
（二）认定合同无效
结合实践和理论，认定涉及合同诈骗罪的民事合同無效，大多基于如下理由：因涉案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认定无效；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无效；因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认定合同无效；因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认定合同无效；因合同的签订、履行非基于受害方真实意思表示认定合同无效。
对涉及合同诈骗罪的民事合同，仅仅依据《合同法》和《民法》有关规定认定其效力，民刑区分是可取的。但部分案件以行为人实行的合同诈骗犯罪行为违反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签合同当然无效，有失妥当。评价合同效力时，评价对象是合同这种法律行为本身，而非其他。
（三）不予认定合同效力
从本次统计的122份相关裁判文书中，19份判决中审理法院均以以案件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当事人权利应当在刑事诉讼中得到保护、应通过刑事追赃途径主张其遭受的损失等为由，对合同诈骗罪涉案民事合同的效力不予认定，此种做法值得反思。合同诈骗犯罪虽触犯刑法，但不能因此否定签订履行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合意。
（四）认定合同可撤销
有学者认为，此类合同原则上应定性为可撤销合同。刑事犯罪中的合同诈骗包含了合同欺诈，只是合同诈骗要求更为严格，合同诈骗犯罪行为本质上依然属于欺诈行为，损害的是合同相对方或第三人的利益，应根据《合同法》将涉案合同宜认定为可撤销合同。但据统计，鲜有人通过主张撤销合同来维护合法权益、几乎没有法院对合同效力作撤销处理，故对于此观点应慎重对待。
三、应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涉案民事合同的效力
（一）民刑区分原则
认定合同诈骗罪涉案民事合同的效力，应当遵循民刑区分原则，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民法和刑法是两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为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由《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进行认定，合同诈骗罪涉案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归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涉案合同效力如何评价应主要依据《合同法》等相关民事法律规范关于合同效力的条款予以确定，即便行为人合同诈骗行为符合《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该犯罪行为亦不应当影响涉案民事合同的效力。此外，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审判适用规则不同，特殊情况下民事案件适用证据会参考刑事案件的证据，但不得套用刑事审判思路。
（二）民刑并重原则
行为人承担了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民事责任的承担。刑事责任的惩罚性与民事责任的补偿性可以共存，合同诈骗行为在刑事领域被评价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在民事领域其本质上属于违反民事义务行为，所以合同诈骗罪既是一种刑事犯罪行为，也是一种民事违法或违约行为，要受到刑事法律规范和民事法律规范的双重调整。
（三）保护受害人的民事诉讼权益
如前所述法院则以案件存在刑事犯罪，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对合同效力不予认定，并认为应当先启动刑事程序。事实上，对于民事案件符合什么条件应当予以受理，在《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关于起诉条件的法律规定中已经作了明确。即只要民事纠纷当事人的民事诉讼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就不得拒绝受理，这是对当事人民事诉讼权益最起码的保障，也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
参考文献：
[1]叶名怡：《涉合同诈骗的民法规制》.《中国法学》.2012年第1期.
[2]程宏：《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学术探索》.2010年第2期.
[3]柳经讳：《意思自治与法律行为制度》.《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浅析合同诈骗罪的界限认定 篇4
关键词：合同诈骗,民事欺诈,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 使用欺诈的手段,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务, 数额较大的行为。[1]但在实践中, 合同诈骗罪容易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相混淆。
一、合同诈骗罪
(一) 从本罪的客观方面来说
1. 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 骗取对方当
事人财物的行为。这种行为是指, 行为人以某单位或个人名义向受害人表示签订合同的意思, 受害人出于各种原因而与行为人签订合同, 并依照合同的规定履行交付义务, 但事实上行为人声称的其代表的单位或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虽然存在但并未授权的行为。这种行为在实践中多表现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持单位介绍信、空白合同文书等证明文件或其他人持通过一些不正当途径获取的以上证明向受害人进行诈骗的行为。
2. 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
担保, 诱骗对方当事人与其签订合同, 从而骗取财物的行为。票据是指出票人依法签发的, 约定由自己或指定他人, 在一定时间, 一定地点, 按票面所载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有价证券。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 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票据的伪造是指行为人假冒他人名义签发票据或为其他票据行为, 如承兑、背书等。票据的变造是指没有合法权限的人在已有效成立的票据上变更除票据上的签名以外的记载内容的行为。票据的作废是指票据由于付款、法定的判决、裁定等原因已失去其效力。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 是指伪造的或通过其他非法途径获得的证明其对某项不享有权利的财产离有权利的证明文件, 如伪造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书等。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 以诱骗对方当事人与其订立合同, 从而骗取财物的行为, 在实践中一般表现为行为人为了骗取财物而欲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 对方当事人要求其提供担保。[2]于是, 行为人将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交给对方作担保, 从而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 诱骗对方当事人与其签订合同, 进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
3. 没有实际履行能力, 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
同的方法, 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方法, 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行为。这种行为是指行为是指行为人并无实际履行能力而与他人签订合同, 在签订合同后, 为了防止对方当事人产生怀疑, 而先主动履行部分合同义务, 从而使对方当事人确信其肯定会履行全部合同义务, 而履行自己的义务, 行为人便以小利骗取了大利的行为;或者是行为人欲骗取他人财物较大, 对方当事人有可能因为数额太大而不敢与其签订合同, 因此行为人先与对方当事人签订一数额较小的合同并主动积极地履行, 从而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 继而与对方当事人签订根本无履行能力的数额较大的合同, 骗取财物的行为。
4. 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
逃匿的。这种行为是发生在合同履行中的一种行为, 表现为在签订合同后, 收受了对方当事人所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后, 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而携款逃匿的行为。[3]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行为人是否有履行能力, 也无论行为人是否以合法途径签订合同, 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这种潜逃行为, 即认为其行为已构成本罪。构成本罪必须要符合三个要件:首先, 行为人尚未履行或尚未全部履行其合同义务。如果行为人已全部履行了其合同义务则其“逃匿”行为已是其个人的事情, 根本无犯罪可言。其次, 行为人必须是携带对方人给付的货款、预付款、货物或其所携款逃匿、担保财产或其所折款逃匿。如果行为人本人虽然已经逃匿了, 但其并未将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款、预付款、货物、担保财产一同带走且未藏匿, 则不认为构成本罪。对于行为人只依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其民事责任。再次, 对于行为人已部分履行合同义务的, 如果其已履行部分的合同义务的价值除去对方当事人履行义务的价值后, 仍大于或等于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的, 对行为人也不能作为犯罪论处, 而只能依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其民事责任。
5. 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二) 从本罪的主观方面来看
1. 非法占有目的既可以存在于签订合同时, 也可以存在于
履行合同的过程中, 但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后并未实施诈骗行为的, 不能成立合同诈骗罪。《刑法》第224条第4项规定的情况, 即“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贷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 仅限于行为人在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之前便存在非法占有目的, 而且对方之所以给付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 是由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所致。行为人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之后, 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 但仅仅是逃匿, 而没有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使对方免除其债务的, 难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2. 在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时, 首先
要考察行为人是否采取了刑法所规定的欺诈手段。凡是使用刑法所规定的欺诈手段的, 原则上均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次要综合考虑其他情节, 包括行为前、行为过程中以及行为后的各种情节。例如, 对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 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使用对方当事人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合同签订后, 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 骗取全部货物后, 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 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收到对方贷款后, 不按合同规定或双方约定组织货源, 而是用于冒险投资的等等。
3.《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
中”实施的, 因此, 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但在履行过程中产生了非法占有目的, 进而实施诈骗行为,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反之, 在签订合同时具有不法所有目的, 但在履行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而放弃非法占有目的, 积极全部履行合同义务的, 不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二、民事欺诈行为
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 民事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对他方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或故意隐瞒事实真相, 诱使他方当事人陷于认识错误而与其签订合同的欺诈行为。合同的民事欺是民事欺诈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合同的民事欺诈具有以下特征:
(一) 合同的民事欺诈是欺诈方利用签订合同而实施其欺
诈行为的, 不论欺诈方是实施积极的欺诈行为, 如虚构事实真相, 还是实施消极的欺诈行为, 如陷瞒事实真相, 只要构成合同的民事欺诈, 则都是通过签订合同来实施其欺诈行为的。
(二) 合同的民事欺诈行为在订立合同时就已开始实施。在
订立合同的阶段实施欺诈行为, 就是指欺诈方在向被欺诈方发出要约时, 作虚假的陈述或隐瞒事实真相, 从而诱使被欺诈方与之签订合同。
(三) 欺诈方诱使被欺诈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是旨在使欺诈
性的合同发生法律上的约束力, 并通过合同的履行, 实现欺诈方获得一定的非法利益的目的。这一特征和合同诈骗罪是有着重要区别的, 合同诈骗罪中订立合同的目的不是旨在使欺诈性的合同发生法律效力, 而是旨在通过签订并履行欺骗诈性的合同达到非法占有他人公私财物的目的。
(四) 合同的民事欺诈手段是对所要订立的合同中的主要条款或关键内容作虚假陈述, 或隐瞒事实的真相。
(五) 欺诈方在与被欺诈方订立合同时, 本身具有一定的履
约能力, 也准备在订立合同之后履行合同, 但同时也想从履行欺诈性的合同中获取不法利益。如果欺诈方在订立合同之时根本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担保, 也不打算在订立合同后履行合同, 则是合同诈骗罪。
三、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民事欺诈的区别
合同欺诈行为以其性质上来划分有两种情况:即具有非罪性质的合同民事欺诈与具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合同诈骗。二者在特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实践中又交织在一起, 极易将二者相混淆, 因此将二者加以区分界定, 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新的统一合同法中, 并没有合同欺诈概念的规定或阐释, 但是, 一般认为, 合同刑事诈骗与合同民事欺诈的最根本的区别是法律性质上的区别:合同刑事诈骗属刑法调整范畴, 而合同民事欺诈属民法调整范畴。一般地, 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数额达到较大的, 是刑事诈骗, 数额未达到较大的, 是民事欺诈。当然, 不能一概而论, 具体应从以下四方面考察:
(一) 二者的主观意图或目的不同
合同民事欺诈行为人的主观意图, 主要是欺骗他人为错误意思表示并与之订立合同, 欺诈人再通过履行所签订的双方权利义务不平等的合同, 实现其非法获取对方一定经济利益的目的。[4]因此, 欺诈人在为欺诈行为之时, 其本身有履行所签虚假合同的意思, 而合同刑事诈骗的行为人虽然也有采取欺诈手段与他人订立合同之目的, 但这不是欺诈人真正目的, 其真正目的是以所签“虚假合同”为掩护;或者以此合同的所谓合法形式骗取对方的信任, 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此可知, 合同刑事诈骗人对其与他人签订的“虚假合同”毫无履行之意, 而且也根本不准备履行, 只是利用此合同实现诈骗他人财钱的目的。
(二) 二者欺诈的内容及手段不同
合同民事欺诈的内容, 一般以合同条款或内容为主。如隐瞒有瑕疵的合同标的物, 或者对合同标的质量等作虚假的说明和介绍等等, 并且手段比较简单而且传统, 多为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等。而合同刑事诈骗的内容, 除此之外, 还有精心设计的前后矛盾条款, 或者是不易识别的模糊条款, 特别在合同条款的拟定上显得十分认真与仔细, 以表现出自己履行合同的诚意, 并以此诱人上钩。在手段方面, 合同刑事诈骗的行为人往往不是一个人, 而是两个或多人的合伙欺诈, 其手段也是多种多样, 五花八门, 比传统的欺诈手法更难识别。
(三) 二者欺诈财物的数额不同
合同民事欺诈行为人所获得的不法利益, 仅限于所履行的“已签合同”的范围, 其数额也不过是以劣充优或有瑕疵标的物与正品标的物之间的价格差额, 且数额一般较小, 而合同刑事诈骗行为人以所订合同为掩护, 所骗取的非法财物之数额 (如预付款、定金、质保金等) 少则数万, 多则几十万或上百万, 甚至还有上千万、上亿的。
(四) 二者引起的法律后果不同
合同民事欺诈之法律后果, 如当事人之间无争议, 可以有效。如双方产生纠纷, 可允许被欺诈人行使追认权使之有效或行使撤销权而使其无效。其后果只引起民事责任。而合同刑事诈骗的法律后果, 因欺诈人的行为本身, 既符合民事欺诈的特征及构成要件, 同时又触犯了刑律, 因此欺诈人要负双重法律责任, 即刑事责任附带民事责任。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合同刑事诈骗有未遂的法律后果时, 其行为人应负未遂的法律责任, 而合同民事欺诈则不发生未遂的法律后果。
参考文献
[1]张明楷, 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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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Z].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1996.
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篇5
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所谓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各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对于合同诈骗罪成立后合同的效力问题，至今尚无明确的司法解释，理论界对此问题较少涉及，但此问题对当事人的利益却影响甚大。有鉴于此，笔者拟对该问题略述管见.在1997年《刑法》实施之前，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因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1993年《经济合同法》第7条规定：“采取欺诈或者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无效。”这说明，合同诈骗罪一旦成立，合同当然无效。故有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成立后，合同应属当然无效。笔者认为，该观点虽然说不是很合理，但在我国《合同法》实施之前做如是认定，应该说是合法的。但我国《合同法》从最大限度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对受欺诈而订立的合同做了更合理的规定，该法第54条第3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即因受欺诈而订立的合同，并非当然无效，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或者变更，也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只有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情形下，合同方属当然无效。试举一例予以说明：甲因生产急需一种原材料，而乙有该种原材料，后双方经协商，甲与乙签订合同购买该种原材料。乙在收受甲给付的部分货款后即逃匿，后很快被抓获。经查，乙虽有该种原材料，但根本未想卖与甲，而只是想骗取甲的货款。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第4项的规定，乙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如果此时认定合同无效，则甲只能请求乙返还货款及赔偿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但不能取得其生产所急需的原材料用于生产，以获取更大的利益。所以，为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依《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应当认定甲与乙的合同为可变更、撤销合同，甲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合同，也应该有权要求乙继续履行合同，甲如果选择行使撤销权，则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拘束力，甲只能请求乙返还货款及赔偿因此所受到的损失；甲如果选择要求乙继续履行合同，法院亦应予以支持，认定合同为有效，乙除承担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外，还应承担继续履行合同的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保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在此，惩罚仅是刑法的手段，保护才是刑法的目的，决不能为了惩罚而惩罚。因此，解决合同诈骗罪成立后的合同的效力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应当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笔者认为，应认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除损害国家利益的属无效合同之外，其余合同应属可撤销合同，如此才能更有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如上例，责令诈骗行为人承担违约责任，较之于责令其承担合同被宣告无效后的责任对受害人更为有利。如违约责任形式包括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定金责任等，而在合同被宣告无效的情况下，受害人则不能要求诈骗行为人承担上述基于有效合同而存在的民事责任。如果将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均认定为无效合同，则法院可以不考虑受害人的意见，主动宣告合同无效，从而剥夺了受害人选择有利的补救方式的权利，这对受害人是极为不利的。故为充分地维护受害人的意志自由，保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对合同诈骗罪成立后的合同，受害人如认为合同继续有效对其有利，可要求继续履行或变更合同；如认为违约责任的适用对其有利，可要求在确认合同有效的情况下，责令诈骗行为人承担违约责任；如认为合同继续有效对其不利，可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撤销合同。同时，将合同诈骗罪成立后的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对待，亦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增加交易，增加社会财富，并尽量减少因消灭合同关系、返还财产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和浪费。
关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这种犯罪以合同这种“合法形式”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合同诈骗罪存在诸多难点问题，笔者试就此略作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性质
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犯罪相比，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利用合同实施诈骗行为，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对于正确界定本罪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内涵应根据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性质来确定，这种犯罪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市场经济秩序。首先，合同必须具有财产内容。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主要分为调整人身关系的合同和调整财产关系的合同。前者如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后者如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调整身份关系的合同不能体现市场经济内容，因此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其次，合同必须存在于市场经济活动中。有些合同虽然具有财产内容，但并不是存在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如实践中比较常见的，一方虚构事实，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双方签订借条性质的借款合同，一方以此骗取对方当事人钱款后逃匿或挥霍。这类案件中的借款合同虽然具有财产内容，但是由于合同并未存在于市场经济活动中，不存在扰乱市场秩序的问题,故此种行为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认定；再次，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需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关系。有些合同虽然具有财产内容且存在于市场经济活动中，但并非交易行为，例如无偿借用合同、无偿保管合同、赠与合同等，它们不具有规制市场活动的意义，也不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关系，因此利用此种合同诈骗的行为也不能以合同诈骗罪来评价。
二、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
在合同法上，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之外，合同的订立既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有学者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限定为书面合同，口头合同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但有学者也指出，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经济活动中，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就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当包括口头合同。首先，利用口头形式实施诈骗犯罪与利用书面合同一样，所侵犯的客体都是他人财产所有权以及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在当前经济活动中实际存在着大量的非书面形式的合同，利用这些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犯罪的现象也并不少见。如将其一概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不仅与现实情况脱节，也有悖于新刑法确立合同诈骗这一罪名的立法精神；其次，实践中常常出现行为人先利用书面合同进行诈骗，后又以口头合同继续行骗的情形，如果我们将合同诈骗罪排除口头合同形式，则对上述行为要分别处理,即利用书面合同的诈骗行为定合同诈骗罪，利用口头合同的诈骗行为定诈骗罪,这样对明显属同种性质的行为定不同罪名，一方面有违刑法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徒增了司法的复杂性 ；最后，刑法作为实体法，其所规定的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更多强调的是合同内容，即体现着市场交易、财产流转的实质内容，故不应对合同形式有过多的限制。因此，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包括书面、口头形式。
三、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的“利用合同”
在普通诈骗罪中也会存在借合同的名义实施诈骗的情形，这从表面上看与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相符，也使得司法机关认定时在普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之间徘徊。这就需要我们对“利用合同”进行认真解读。所谓利用合同，即通过合同的虚假签订、履行使得相对方陷入错误认识，从而交付财物，实现其非法占有目的。利用合同即是其诈骗行为。而对那些即使行为人也采用了合同的形式，但是相对方之所以陷入错误认识并非基于合同，而是合同以外的因素使其陷入了错误认识从而交付财物的，应认定为诈骗罪。不能仅仅因为存在合同而一概以合同诈骗罪认定。例如,被告人张某以开采露天煤矿为借口，伪造了相关部门的批文、许可证等材料，骗取村民王某、李某等人投资共同参与开采，并与村民签订了共同投资开采合同。张某在取得王某、李某等村民交付的投资款之后携款潜逃。本案中，张某与村民王某、李某等人虽然签订了共同投资开采合同，但张某主要是以虚构开采煤矿的名义并隐瞒没有相关部门批文的真相骗取村民信任，其签订合同只是骗取村民财物的一种掩盖形式，其实质是普通诈骗行为，应构成诈骗罪。虽然是否存在合同是认定普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的重要区别，但是对于那种借合同名义实行诈骗的行为我们必须慎之又慎，方能正确认定罪名。
四、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效力”
合同诈骗罪成立后合同的效力如何，至今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应为无效合同，因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是认为应为无效合同，因为实施了欺诈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三是认为应为可撤销合同，因为因欺诈行为所签订的合同应为可撤销合同。
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的成立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诚然，利用合同诈骗的行为违反了刑法的强制性规定，但不能因为刑法对诈骗行为的否定，就对合同的效力也予以否定。合同效力的认定则应当依据民法以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的，才能认定为合同无效。
在如何理解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只指公法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就是纯粹的国家利益；二是认为包括国有企业的利益，因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三是认为国家利益就是社会公共利益。笔者认为，这里的国家利益应当作狭义的理解，只有损害了国家安全、政治性利益，才是损害了国家利益，损害国有企业利益的，应当作为侵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或者侵害第三人的利益，不能作为损害国家利益的欺诈对待。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另有条款规定，也不必在这里包含进去。
虽然合同诈骗行为侵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财产所有权，但并没有损害国家安全、政治利益，不能因此认定合同无效。
笔者认为，认定合同诈骗罪成立后的合同的效力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应当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如果将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均认定为无效合同，则法院可以不考虑受害人的意见，主动宣告合同无效，从而剥夺了被害人选择有利的补救方式的权利，这对被害人是极为不利的。如果将合同认定为可撤销的合同，将选择权交给被害人，较之于责令其承担合同被宣告无效后的责任对其更为有利。对合同诈骗罪成立后的合同，被害人如认为合同继续有效对其有利，可要求继续履行或变更合同；如认为违约责任的适用对其有利，可要求在确认合同有效的情况下，责令诈骗行为人承担违约责任；如认为合同继续有效对其不利，可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撤销合同。同时，将合同诈骗罪成立后的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对待，亦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增加交易，增加社会财富，并尽量减少因消灭合同关系、返还财产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和浪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效力应如何确定？
案件介绍
原告：某银行
被告：A公司
2000年，A公司因开发房地产项目资金短缺与某银行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并以开发中的房地产项目作为抵押物办理了登记手续。2003年，A公司就上述贷款在该银行办理了借新还旧手续，之后贷款到期，A公司逾期未还，该银行经多次催收无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A公司偿还全部的借款本息，并就A公司的贷款抵押物请求享有优先受偿权。
法院审判
法院审理后认为A公司2000年向该银行贷款的行为，已被其他法院判决认定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在建工程重复抵押恶意骗取银行贷款，因此构成合同诈骗罪。其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均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判决该合同无效。法院在向该银行释明要求更改诉讼请求未果后，判决驳回该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下达后，该银行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该银行在两次贷款发放过程中并未参与A公司的不法诈骗行为，从双方的民事关系看，合同一方当事人的犯罪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重复抵押也非相关法律禁止的行为。A公司因合同诈骗罪依法承担刑事处罚，并不能免除其在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中的民事责任，从而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并判令A公司在偿还追赃后余欠该银行相关的贷款本息，该银行就贷款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本案中，银行并无相关人员涉案。
案例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民刑交叉案，其争议焦点在于涉及合同诈骗罪的民事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由于我国民刑法律间衔接不紧密，法律条文的适用理解不一，学界对该问题的认识分歧较大。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合同诈骗罪中民事合同自始无效的审判思路，是处理类似案件较普遍的方式。结合本案来看，笔者认为要确认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效力，应从以下三方面考虑：
首先，从立法本义上看，刑、民两法的体系、制度功能迥异，刑罚仅是刑法的一种手段，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而广义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功能是调整失衡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解决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效力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应当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利益，即民刑两法对当事人的救济手段应互为补充，A公司承担的刑事处罚并不能免除其未尽的民事合同责任。若简单认定涉及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无效，以刑事处罚来代替民法调剂手段，就导致合同当事人基于民法成立的合法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明显违背了我国的立法本义。
其次，在法律适用上，《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当是指合同目的违法，即双方以订立合法合同的形式，从事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违法行为。本案中，银行与A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用途为“借新还旧”，获得的合同利益为银行正常经营的贷款收益，就不属于“非法目的”范畴。
同时刑法上合同诈骗罪的动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这往往是单方面行为，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存立的前提应当是双方合意或共谋，存在“掩盖非法目的”的故意。一方故意，另一方因受欺骗、蒙蔽所进行的民事行为，不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的构成要件。就本案而言，某银行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受害人，并不知晓A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签订合同，双方没有合意也就无法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动机。
《合同法》第52条第一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的，同时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才无效。此处的国家利益，并不是包括统治秩序在内的国家整体利益，而是特指国家所明确保护的公共利益，如税收、文物保护等。如果不损害国家利益，应适用《合同法》第54条第二项规定，作为可撤销合同处理。受害方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如果受害人没有依据相关规定行使变更、撤销权，合同仍应认定为有效。
最后，从合同当事人的权益救济上，在确认合同无效后，刑案被害人只能要求法院确认主合同、担保合同无效，据此要求借款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或者依据刑事裁判文书，请求法院以追缴的赃款赃物清偿债权。但上述途径的根本缺陷在于始终无法确认原合同效力，这将直接导致合同当事人丧失债权的有效担保，特别是对清偿能力较强的物的担保。在刑事追赃效率不高、保全程度低，难以全面涵盖银行权益的情况下，对保护相对人合法债权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中在不能推定当事人合意或共谋的情况下，将合同效力定性为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较为恰当。
在本案中，最高院首次以判例形式对“合同诈骗罪中合同并非无效”的观点予以了印证，标志着法院在确认合同效力上审判思路的转变，由此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取得重大突破，对同类案件中当事人的债权保护具有深远意义。
案件启示
随着金融犯罪的不断增多，促使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法律风险的防范意识，从源头上杜绝法律风险。在业务处理上，银行要以制度控风险，坚持依法合规办理业务，同时加强对业务办理人员的品德和合规意识的教育。以本案为例，银行胜诉的基础是其贷款、抵押登记手续合法有效并且无工作人员涉案，否则合同被认定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可能性就极大，这将导致合同利益和担保权益都难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