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区别贷款诈骗犯罪与贷款民事欺诈行为

的区别贷款诈骗犯罪与贷款民事欺诈行为（共3篇）

的区别贷款诈骗犯罪与贷款民事欺诈行为 篇1

贷款诈骗犯罪与贷款民事欺诈行为的区别

公诉机关：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民检察院

被 告 人：张福顺

案 由：贷款诈骗

一审案号：(2002)秦刑初字第12号

二审案号：(2002)冀刑二终字第78号

一、基本案情

1995年1月6日，被告人张福顺以秦皇岛市海港彰造经济咨询公司的名义，购买秦皇岛市港城信用社综合楼一栋，价款为人民币360万元，并于1995年1月12日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房产局办理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1995年4月4日，张福顺用上述房产作抵押，以秦皇岛市海港彰造经济咨询公司的名义，以付租船费为理由，从中国农业银行秦皇岛分行河北大街办事处贷款人民币150万元，贷款期限为一年。后经河北大街办事处多次催要，张福顺除于1998年10月22日将一台“凌志LC700”轿车给付贷款方折抵部分贷款外，其余款项至案发时尚未偿还。

1995年5、6月间，张福顺谎称已用在农行秦皇岛分行河北大街办事处贷款抵押的楼房证丢失，骗取秦皇岛港公安分局第三派出所的证明信后，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房产局补办了新的房证。1996年2月7日，张福顺用补办的房证做抵押，以其在秦皇岛市工商局注册的“秦皇岛市腾达铝业有限公司”作为借款方，以付货款为由，从中国农业银行秦皇岛分行民族路办事处?熞韵录虺?“民族路办事处” 贷款人民币200万元，贷款期限为10天。其中100万元由张福顺以转账支票方式转入中国银行秦皇岛分行海阳路办事处的账户上，后转到中国银行秦皇岛分行文化路办事处秦安经济信息咨询公司账户上做期货生意，并亏损82.3万元人民币，剩余部分投入到张福顺发起设立的任丘

市东福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后张福顺将该公司转让给魏文进?熚何粗Ц蹲?让费，该公司1999年8月20日被任丘市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另100万元人民币由张福顺陆续提取现金，用于购买秦皇岛市东福工程塑料有限公司。贷款到期后，经贷款方多次催要，张福顺于1997年8月偿还了民族路办事处一季度贷款利息7.3万元人民币，并多次订立还款计划，但均未履行。

1998年5月份，张福顺将秦皇岛市东福工程塑料有限公司转让给杨黎鹰，并协议将其在民族路办事处的200万元人民币贷款的债务转让给杨，双方于1998年10月1日正式签订了工厂转让协议并办理了法人变更登记。后二人与民族路办事处协商，以“秦皇岛市东福工程塑料有限公司”的厂房及土地作抵押，从民族路办事处贷款200万元人民币用以偿还张福顺在该办事处的贷款。1998年10月16日，秦皇岛市东福工程塑料有限公司以其房产作抵押，与民族路办事处签订了抵押贷款合同，贷款106万元人民币，并由秦皇岛市海港区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同年11月，秦皇岛市东福工程塑料有限公司以其地产作抵押，从民族路办事处贷款94万元人民币，并注明“收回再贷”。上述两笔共计2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已经办理了在民族路办事处的内部审批手续，民族路办事处在报请中国农业银行秦皇岛分行审批时，秦皇岛分行未予批准，并认为张福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二、控辩意见

秦皇岛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福顺于1996年2月7日，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抵押，以流动资金不足为由，在秦皇岛市农业银行民族路办事处贷款200万元。其中100万元用于作期货生意，另100万元用于购买秦皇岛市东福塑料工程有限公司。经贷款单位多次催要，此款至今未还。公诉机关认为，张福顺的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十条之规定予以惩处。

张福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供认，但辩解没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故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其辩护人提出，张福顺在客观上有欺骗行为，但其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公诉机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

三、裁判

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01年6月16日作出(2001)秦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张福顺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宣判后，张福顺不服，提出上诉。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年11月28日作出(2001)冀刑二终字第62号刑事裁定，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后，于2002年1月24日作出(2002)秦刑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判决张福顺无罪。

秦皇岛市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2月5日以(2002)秦检刑抗字第1号刑事抗诉书提出抗诉。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9月13日以(2002)冀检诉发第28号支持刑事抗诉意见书支持抗诉。检察机关认为，张福顺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抵押，骗取农行民族路办事处贷款200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张福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具体理由：1.张福顺提供的抵押证明是虚假的;2.款贷出后，张福顺均未用于约定的用途，而是用于高风险的营利活动;3.张福顺贷款时己负债累累，履约能力严重不足的事实已经存在。首先，张福顺用于抵押贷款的房屋价款未完全付清，其次，张福顺以同一座楼房?熂壑?360万元三次超过抵押物价值重复抵押贷款，抵押价值达650万元，第三，张福顺是以虚报注册资本成立的公司进行贷款;4.张福顺以转让东福公司的手段，欲将贷款转嫁给杨黎鹰，而张福顺未按约定将公司的全部财产交付给杨黎鹰?熜?议约定的3000台游戏机未交付，3

这表明其转让公司实际是一场骗局;5.张福顺逃避侦查，拒不偿还贷款。张福顺的上述一系列行为足以反映出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原审法院以张福顺不具有永久占有银行贷款的非法目的为由宣告无罪，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定罪、量刑明显错误，应依法改判。

对于抗诉机关的上述意见，张福顺主要辩解：用虚假的房证抵押贷款是违法行为，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是拒不返还，不是犯罪。其辩护人主要提出：张福顺主观上没有欺骗目的，也不具备欺骗行为，整个贷款运作人是原银行信贷科长刘金民，张福顺没有隐瞒房本已贷过款的事实，张福顺积极采取措施还贷，没有占有的想法和目的，张福顺无罪。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于2003年11月5日作出(2002)冀刑二终字第78号刑事裁定，对控辩意见进行了全面分析：

对原审被告人张福顺所提，购买秦皇岛市东福工程塑料有限公司，是张福顺与民族路办事处合作欲倒卖牟利，此笔业务由原银行信贷科长刘金民主持运作，后由于刘金民意外死亡未能实现的辩解意见，除被告人供述外，没有其他证据证实，不予确认。

对抗诉机关所提，秦皇岛市东福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属虚报注册资本，有相关证据证实，倾向予以认定。但根据辩护人当庭提供的证据材料，还应认定该公司通过虚报注册资本的方式成立后，有相应的经营活动。

对抗诉机关所提，张福顺以同一座楼房三次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抵押，贷款时已负债累累，履约能力严重不足的事实已经存在，经查，张福顺用同一座楼房抵押贷款四笔，除起诉的一笔外，其他三笔有两笔已归还，另一笔属正常贷款，也归还了近半数的本金，这不仅直接说明张福顺贷款后有相应的偿还能力，并非“负债累累，履约能力严重不足”，也可间接印证张福顺虽使用了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但贷出款后并无据为己有的目的。该抗诉意见不能成立。

对抗诉机关所提，秦皇岛市腾达铝业有限公司属虚报注册资本的抗诉意见，经查，有证据支持，应予以采纳，但考虑到：该公司成立后有相应的经营活动;其成立是在1995年7月，而其贷款是在1996年2月;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当庭亦表示其不认为张福顺虚报注册资本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贷款，故该事实不能证明张福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与本案无直接联系。

对抗诉机关所提，张福顺未按约定将公司的全部财产交付给杨黎鹰?熜?议约定的3000台游戏机未交付，这表明其转让公司实际是一场骗局的抗诉意见，经查，秦皇岛市东福工程塑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己由张福顺变更为杨黎鹰，而从杨黎鹰的证言可以看出，对于公司的转让杨黎鹰并非受制于张福顺，其本人亦有相应的目的，且其在证言中明确表示“游戏机没用”。故该抗诉意见也不能成立。

综上，河北省高级法院认为，原审被告人张福顺以欺诈手段获取银行贷款，亦未按合同约定使用贷款，但张福顺将贷款用于购买固定资产和期货投资，并能积极寻找偿还贷款途径，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银行贷款的目的证据不足，因此对张福顺的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论处。抗诉机关所提抗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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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贷款诈骗犯罪与贷款民事欺诈行为 篇2

关键词：滥用贷款犯罪；刑法；手段；目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０３１(２０11)03－００51－０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3.12

一、我国滥用贷款行为犯罪的立法回顾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与繁荣，金融犯罪也日益突出，表现在信贷领域主要是有关贷款的诈骗犯罪逐渐增多。1979年刑法并没有规定单独的贷款诈骗罪，因而在之前只能以普通诈骗罪定性处罚，而贷款诈骗犯罪相对于普通诈骗而言，不仅侵犯财产权利，危及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流转安全，而且往往涉及数额巨大，对金融管理秩序造成极大破坏并给市场经济的稳定埋下隐患。贷款诈骗犯罪所侵犯客体的复杂性及行为本身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已经使普通诈骗罪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规制，199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遂通过《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将贷款诈骗等发生在金融领域的诈骗犯罪行为设立为单独的罪名，并被1997年刑法所吸收。贷款诈骗罪规定在第193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

另外，在信贷领域，高利转贷牟利的犯罪也日渐突显。信贷资金投放的规模和方向受到国家的严格限制，而各市场主体在扩大再生产中需要大量资金用于周转，从而造成信贷资金的供需矛盾，不法分子便乘机通过各种欺骗方法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后高利转贷他人，从而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中国人民银行在1996年发布《贷款通则》，明令禁止套取贷款转贷牟利等滥用贷款的行为，但因缺乏相应的刑事制裁措施的规定，这种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并未得到有效遏制。1997年刑法在修订时将这种行为犯罪化，即第175条的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随着1997年刑法实施，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单位或个人，并无非法占有或转贷牟利的特定目的而通过各种手段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行为，因缺乏犯罪所要求的特定目的而不能将其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高利转贷罪。而这类行为虽然不具有以上特定目的，但多因不符合贷款资格和条件而使金融资金运行处于无法回收的风险之中。并且在实践中对有些贷款欺骗行为由于无法证明其非法占有或高利转贷的特定目的，从而客观上使一部分极具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欺诈行为游离于刑法惩治之外。

为此，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六）》设立了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以堵截的构成要件将虚假陈述型贷款欺诈行为犯罪化。即规定在现行刑法第175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175条之一：“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二、手段的欺骗性：滥用贷款犯罪的客观行为特征

刑法涉及滥用贷款行为的三个罪名即上文所述的贷款诈骗罪、高利转贷罪和骗取贷款罪，在客观方面都要求通过一定的手段取得银行的信贷资金。从法条规定来看，三罪取得贷款的手段分别为“诈骗”、“套取”和“以欺骗手段取得”。笔者认为，三者并无本质不同，在行为方式上都表现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之所以使用不同的措词只是出于立法技术的需要：刑法中的“诈骗”一般都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不具有此目的的高利转贷罪和骗取贷款罪使用“诈骗”一词便会使人产生对其主观目的的误解，但这并不表明它们在行为方式上就有任何差异。而第175条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中使用“以欺骗手段取得”，从语词结构上来看还出于动宾结构搭配的需要，因为该罪的犯罪对象除了贷款，还包括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对于其中有些对象用“套取”的手段显然很难讲得通[1]。为了保证信贷资金本身的安全及投放方向的正确，按照信贷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取得贷款必须符合申请贷款的资格和条件。实际上，贷款诈骗、高利转贷和骗取贷款都是滥用贷款的行为，为了达到“滥用”目的必然虚构或隐瞒一定的事实，从而使金融机构相关工作人员误认为行为人具备了相应的资格和条件而对其发放对款。具体骗取贷款的手段可以包括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经济合同，使用虚假证明文件等。

（一）通过隐瞒事实的欺骗手段取得贷款

以下是案例一：汤某为某公司法定代表人，2007年10月，他以单位名义将公司的机械设备作抵押向某县农村合作银行申请贷款90万元。汤某隐瞒部分机械设备已担保的事实,致使该农村合作银行通过审查，同意并实际办理贷款45万元。2008年2月，该公司因雪灾、经营不善等因素无力发放农民工资，造成农民情绪激动，欲集体上访，公司再次向该银行申请信用贷款，银行从社会稳定大局出发,再次向该单位发放信用贷款30万元。此后该公司一直未归还上述贷款，并为弥补公司亏损，将其中20万元以高利转贷其他公司，致使该款项也无法收回。银行多次向汤某催还借款无果。

此案例中汤某隐瞒公司部分机械已担保的事实致使银行通过审查并对其发放贷款，便是一种典型的通过隐瞒事实的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情形，因而汤某的行为符合相关滥用贷款犯罪的客观方面的特征。

由此案例还可知，银行共向汤某发放了两次贷款，第一次所贷45万元无疑应计算在相关滥用贷款犯罪的数额之中，而第二次在其公司经营情况恶化的情况下对贷款的申请过程中，汤某并未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申请贷款，而是基于银行“稳定大局”的考虑而获得贷款并最终导致不能还款，那么第二次所贷的30万元能否作为相关滥用贷款的犯罪数额认定？既然手段的欺骗性是滥用贷款犯罪客观方面的共同行为特征，那么对滥用贷款犯罪中行为的认定也必然也要遵行对刑法中“欺骗”认定的一般逻辑思路：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对方陷于认识错误——对方基于错误认识交付财物。也就是说滥用贷款犯罪在客观方面不仅要求行为人具有虚构或隐瞒有关贷款资格和条件的行为，还要求贷款的发放是由于金融机构出于对行为人虚构或隐瞒行为引起的对行为人相关情况的错误认识。而在该案例第二次放贷行为中，汤某并未虚构或隐瞒有关贷款资格的事实，金融机构也并不存在“行为人虚构或隐瞒行为引起的对行为人相关情况的错误认识”，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完全基于“社会稳定大局”的考虑而不是“认识错误”，因此该案例中汤某的第二次申请贷款行为并不具有欺骗特征，因此其不符合相关滥用贷款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即使最终造成不能还贷，其所贷的30万元资金也不能作为相关犯罪数额认定。

（二）出于滥用贷款的目的申请贷款

滥用贷款犯罪中的“欺骗”行为，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形，即行为人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所提交的证明其具有贷款资格和条件的材料都是真实的，相关文本上所载的贷款用途也符合信贷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而行为人是以取得贷款后非法占有或高利转贷等滥用贷款的目的申请贷款，金融机构又往往由于无法查明行为人的真实目的且因为行为人的申请资料能够印证其贷款资格和条件而向行为人发放贷款。这种取得贷款的方式虽然没有使用虚假合同、隐瞒担保财物瑕疵等行为给人欺骗性的直观感觉，然而行为人滥用贷款的目的与文本所载贷款用途的背离也就证明了其确实是具有欺骗的性质，实际上，行为人在合法外衣下隐瞒事后滥用贷款的意图，本身就是一种隐瞒型的欺骗行为。行为人隐瞒了滥用贷款的真实意图（或者虚构了贷款的真实用途），从而使金融机构发生“行为人的贷款用途是合法的和合条件的”的认识错误，并基于这一认识错误对其发放贷款，这同样符合刑法中“欺骗”特征。

以下是案例二：张某为某信用合作社客户经理，2005年6—7月他利用工作便利，用本人客户信用证以购房、购车为由申请贷款57万元，按银行月利率6.96‰结付利息。7月中旬，张某将套取的贷款57万元与自筹的13万元，共70万元转贷给刘某，约定借款期限3个月，利息为15万元。到期后，刘某先后向张某结付利息15万元。随后，双方又约定将本金续借至2006年2月，利息为10万元。后张某先后归还了向信用合作社所贷的借款52万元及利息。2006年12月，刘某因涉嫌非法出让土地使用权一案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张某担心其高利转贷行为暴露，遂携余款潜逃至外地，直至案发被缉拿归案时余款已被其挥霍无几。

案例二中张某用其本人的信用证以购房、购车为由申请贷款，尽管其在外在形式上具有取得贷款的合法性，但他隐瞒了事后高利转贷的真实意图，并且虚构了购房、购车的贷款用途，所以其实际上是属于一种以虚假理由申请贷款的非法行为，符合相关滥用贷款犯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由此可见，滥用贷款犯罪中虚构和隐瞒的事实，既包括使用虚假合同、使用虚假文件等外在事实，也包括隐瞒事后滥用贷款意图的心理事实。

三、滥用贷款犯罪边界区分的依据：目的的多重性

在滥用贷款的犯罪中，贷款诈骗罪的构成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高利转贷罪要求具有高利转贷的目的，而骗取贷款作为一种虚假陈述型贷款欺诈行为并不要求具有特定目的就可构成犯罪。因此前者都是属于目的犯，无特定目的就不能构成相应的犯罪，行为人所实施的骗取贷款的行为也必须是特定目的支配下所实施的行为。同时，骗取贷款罪虽不以特定目的的具备为要件，但这并不表明骗取贷款就没有目的。在骗取贷款的犯罪中，行为人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行为也必然是以对贷款的滥用为目的的，当然骗取贷款罪中的目的必须是除了非法占有和高利转贷以外的其他滥用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骗取贷款罪的设立是一种“堵截型立法”。

现实中许多骗取贷款行为其目的都是运用信贷资金从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只是由于不符合申请贷款的资格和条件而虚构或隐瞒某些影响金融机构是否对其发放贷款的事实。笔者认为即使以合法经营为目的，但在不具备贷款资格和条件的情况下申请并使用贷款，那就是一种贷款滥用行为，它同样误导了金融机构对信贷资金投放方向的决策并且使贷款处于无法收回的风险之中。而且欺骗行为本身就说明行为人具有某种非法的主观追求，如果行为人并没有在不具备申请贷款资格和条件的情况下使用贷款的目的，自然也就不存在通过虚构和隐瞒相关事实的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行为。

正如在案例一中，汤某申请信贷资金可能完全出于公司运转和经营的需要，但是他隐瞒担保财物存在权利瑕疵的事实就表明了其具有在不具备贷款资格和条件的情况下使用贷款的滥用贷款目的。总之，滥用贷款犯罪中的欺骗手段和非法目的紧密相连，欺骗手段必然处于某种特定非法目的支配之下，非法目的也必然外化为某种特定的欺骗手段，而特定行为中具体目的间的差异便是滥用贷款的三种犯罪罪界区分的标志。

那么，特定目的产生的时间是否对相关犯罪的成立产生影响？以贷款诈骗罪为例，有学者认为，无论非法占有的目的产生在贷款之前还是贷款之后，均可成立贷款诈骗罪。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特定目的产生在贷款之前和之后无疑可以成为相关滥用贷款犯罪成立的主观方面的标准，而认为相关犯罪所要求的特定目的也可以产生在贷款之后，也就是刑法上所说的“事后故意”、“事后目的”，实际上违背了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犯罪目的是犯罪人主观上通过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或形成的状态，目的只能是行为时的目的，目的的有无及目的的内容都应以行为时的基准进行判断[2]。因此，对于滥用贷款犯罪包括目的在内的主观方面的认定必须以行为人在实施骗取贷款行为时为基准。合法取得贷款后产生非法目的，该非法目的便不能与先前贷款行为相结合而成为相关滥用贷款犯罪的成立根据；或者以此非法目的骗取贷款后又产生彼非法目的，同样彼非法目的也不能与先前此非法目的支配下的骗贷行为相结合而成立以彼非法目的为主观构成要件的滥用贷款犯罪。

（一）对于合法取得贷款后产生非法目的的行为定性问题

需要明确合法取得贷款后产生非法目的和前文所讲的隐瞒事后滥用贷款意图的欺骗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取得贷款时并未产生非法目的，因而贷款行为本身并不存在欺骗性质；后者实际上是属于隐瞒心理事实的欺骗行为，所以其贷款行为本身就不合法。也就是说，非法目的支配下的骗取贷款行为不可能合法，合法的贷款行为也不会同时伴随着以欺骗为外化形式的非法目的。在案例一中，汤某首先隐瞒担保财产权利骗取45万元贷款的行为无疑已构成骗取贷款罪，而第二次所贷的30万元，虽然汤某可能并不具备申请贷款的资格和条件，但由于并未采取欺骗手段，也并未产生任何非法目的，因而其贷款行为合法。然而之后他又将其中20万元高利转贷牟利，行为与责任应当同时存在，而汤某高利转贷的目的产生于其取得贷款之后，因而汤某的行为不能成立高利转贷罪，高利转贷罪的成立必须要求行为人套取贷款时就已具备高利转贷的目的，所以合法形式取得贷款后产生高利转贷故意并实施转贷的行为只能作为民事案件处理。实际上，由于合法取得贷款的行为不具备构成滥用贷款犯罪所要求的“欺骗”，因而也就不可能符合相关滥用贷款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要件。

（二）对于欺骗取得贷款后产生其他非法目的的行为定性问题

以案例二为例，张某套取信用合作社贷款高利转贷给刘某的行为无疑可以构成高利转贷罪，当然，这里犯罪数额只能认定为从信用社所贷资金而不包括其同样用于高利转贷的13万元自筹资金，因为高利转贷罪的对象只限于贷款，利用自有资金高利贷出自然不能构成该罪。后张某由于担心事情败露而携余款潜逃并将余款挥霍殆尽，由此足可推断其产生了非法占有的目的。从客观方面看，张某取得贷款使用了欺骗的手段，之后又有非法占有部分贷款的行为，因而完全符合贷款诈骗罪的客观方面的要件。

然而由该案例可知，行为人非法占有的故意产生于取得贷款之后，骗取贷款的行为是在高利转贷的目的之下完成的，而非非法占有，所以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不能成立贷款诈骗罪。实际上，行为人在高利转贷目的的支配下以欺骗手段取得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罪就告既遂，将骗取贷款的行为作为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要件来认定无疑违反了刑法不得重复评价的原则，即将骗取贷款行为同时作为高利转贷罪和贷款诈骗罪的客观方面来认定，对骗取贷款的行为进行了重复评价。同理，如果行为人在非法占有目的下骗取贷款，后又产生高利转贷的故意，也只能成立贷款诈骗罪而不能成立高利转贷罪。

四、关于滥用贷款犯罪形态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骗取贷款罪不以目的为构成要件，而贷款诈骗罪和高利转贷罪都是典型的目的犯，对特定目的的规定意在强调犯罪行为必须是在一定主观目的支配下实施的客观危害行为，所以目的是否最终实现并不影响犯罪的成立，甚至不影响犯罪的既遂与未遂。从刑法分则条文的规定来看，三者成立犯罪还必须分别具备“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数额较大”等条件，缺乏了这些条件，相应的犯罪固然不能成立，那么具备这些条件是否也影响着犯罪的既遂和未遂？以骗取贷款罪为例，由刑法分则规定可知骗取贷款行为要构成犯罪必须达到“给银行或者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和“其他严重情节”的条件之一。据此，有学者认为骗取贷款罪既可以是结果犯，也可以是行为犯[3]。而结果犯和行为犯的划分是以犯罪既遂标准为依据的，即前者是指特定的结果发生就构成既遂，后者指特定的行为实施完毕就达到既遂，所以这些学者实际上是把“重大损失”的发生和“严重情节”的具备当作了犯罪既遂的标准，从而混淆了刑法中入罪标准和既遂标准的区别。入罪标准考量的是某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何种程度从而有必要用刑法规制的问题，而既遂标准是要解决是否发生了行为的逻辑结果从而确定犯罪行为停止形态的问题，正如盗窃罪入罪的标准是达到法定的数额，既遂的标准是犯罪行为使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因此两者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不能混淆。因此，笔者认为“重大损失”、“严重情节”和前文的“数额较大”都是危害行为入罪的标准，而不是既遂标准。确定犯罪是否既遂，应当从犯罪行为本身着手，即行为发生了行为人所追求的、行为性质所追求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犯罪结果，就是犯罪既遂[4]。具体到滥用贷款的犯罪中，行为人通过虚构或隐瞒事实的欺骗手段申请贷款，使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发生认识错误，从而使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由于认识错误而向其发放贷款，犯罪即告既遂。也就是说滥用贷款犯罪的既遂都是以金融机构基于认识错误向其发放贷款为标准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是行为人以欺骗手段申请贷款行为的逻辑结果，行为人滥用贷款的目的是否实现不影响既遂的成立。

还有必要指出，在信贷领域中金融机构出于保证贷款投放方向正确和贷款本身安全的考虑，往往实际批准发放贷款的数额要小于行为人申请贷款的数额，对此行为人也应当明知。因此在滥用贷款犯罪中，行为人对所要骗取贷款的数额应当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概括的故意，少于申请贷款数额的实际发放数额并未超出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的内容，所以应当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将实际发放的贷款数额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标准，不能因为行为人申请贷款数额没有全部获得批准发放而认定未发放贷款部分构成犯罪未遂。

参考文献：

[1]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2．

[2]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411．

[3]鲜铁可，赵志华．骗取贷款、信用罪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155．

的区别贷款诈骗犯罪与贷款民事欺诈行为 篇3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合同纠纷中，有时是由民事欺诈引起的，有时合同当事人没有实施欺诈行为，由于在标的物的质量、品种、包装、交货时间、地点、运费支出等方面与当事人存在争议或由于发生不可抗力等事由，而引起经济纠纷。实践中，主要是民事欺诈引起的经济纠纷与合同诈骗罪难以区分。笔者认为，此问题虽然难以区分，由于这种区分涉及罪与非罪，故实在有认真研究之必要。

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之界定

英美法系国家习惯从“诺言”的角度去解释合同，而大陆法系国家却把合同称为契约。从本质上讲，不论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合同，它都反映了合同当事人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权利与义务关系。我国法学理论界延续了大陆法系的合同观念，称合同为契约，同时，又把合同分为广义的合同及狭义的合同。广义的合同包括：民事合同、劳动合同、行政合同和经济合同等；狭义的合同专指民事合同或者经济合同。那么，作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究竟是广义的合同还是狭义的合同呢？对此，我国现行刑法与司法解释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对“合同”范围与形式的解释众说纷纭，影响到某些合同诈骗型犯罪的定性。因而确实有认真探究之必要。

在现行学界流行的观点中，对“合同”含义的理解，大致有以下几种：

1．有学者认为本罪所指的“合同”仅限于经济合同{1]，这是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上得出的结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内容，在上述的两个司法解释中均有“利用经济合同”的提法。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指经济合同就成了刑法理论界的通说。

2．另一种观点认为，本罪所指之“合同”应以《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为界限{2}《合同法》

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因此，本罪所指的“合同”应包括经济合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既包括债权合同，也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等物权合同，还包括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但是，其他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赠与、委托等单方的、无偿的合同以及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务合同等不属于本罪所指称的“合同”。

3．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所指之“合同”，包括书面形式的的经济合同与民事合同{3}。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协议是可以证明被告人利用的“合同”的证据，合同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公证形式、鉴证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要求来说，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同时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摄影、录像等合同形式，也属于新的书面合同形式。

4．有学者认为，行政合同亦属于本罪所指之“合同”{4}。他们认为，行政合同具有行政行为的性质，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但又产生了传统的合同制度。利用行政合同进行诈骗侵犯了国家对以合同进行经济活动的管理制度及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财产权。此种行为虽没有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直接损害，但国家的合法财产权却因此受到侵犯，所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行政合同的签订、履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行政机关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我们认为，就本罪所指称的“合同”范围而言，凡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可构成本罪。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尽管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活动现象居于主位，但是，利用劳务合同、行政合同、保管合同、运输合同等进行犯罪的也屡见不鲜。如果合同诈骗罪仅限于经济合同的范畴，则不利于对这类犯罪的惩治。所以说，只要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和构成条件的，就应当以本罪论处。当然，刑法中对利用某些特定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已有明文规定的则不适用本罪，如利用保险合同诈骗保险金的以保险诈骗罪论处、利用贷款合同诈骗金融机构贷款的以贷款诈骗罪论处。

就本罪所指称的“合同”的形式而论，既然《合同法》第十条规定了合同的形式有三种：即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其他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利用口头合同与其他形式合同诈骗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所以对利用口头合同与其他形式合同进行诈骗均可以本罪论处。实践中，也形成了一些共识，如对于发生在单位之间、单位与自然人之间的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尽管是口头或其他合同形式，也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对于发生在自然人之间的合同诈骗行为通常认定为诈骗罪；对于单位利用合同形式进行贷款诈骗犯罪的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对于自然人利用合同形式进行贷款诈骗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贷款诈骗罪。

二、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本罪中“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在利用合同为手段从事诈骗行为时，主观上存在的意图使财物脱离合同关系人的控制而进行非法支配以获取非法利益的心理状态。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本罪与合同纠纷之关键所在。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合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履行合同而导致纠纷；合同一方当事人主观上并无“非法占有目的”。当然，由于支配行为人还并未利用签订合同进行诈骗，因而往往使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纠纷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到底是合同诈骗罪还是合同纠纷，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

1．应依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能力来判断{5}。履行合同的能力是指合同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的规定，在约定的时间、地点，以约定的方式、标的完成合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如何判断行为人客观上有无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学者亦有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凡签订合同时不具有合同履行能力的，即应认为没有实际履行能力。这种观点着重强调签约的时间性，即行为人订立合同时有无与合同规定相一致的商品或劳务交换能力{6}。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签约时不具有履行合同的条件，但只要有充分依据，能在合同履行期内找到切实可靠的资源或资金等，同样应认为具备履约能力{7}。我们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应从以下三方面考察：（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即已具有履行合同所需的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不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合法地筹划到履行合同所需资金、物资和技术力量；（3）行为人不能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履行义务时，自己或他人能够提供足够担保，包括代为履行或赔偿损失。

2．应以实际履行能力作为基本出发点，再结合行为人的履行态度以及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理情况等进行行为分析。当然也有无履行能力却不构成犯罪的例外{8}。行为人在签约时如果以假面目出现，以虚构的单位或假冒他人的名义订立合同，即可说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这是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要件之一。

如果行为人在签约时以真面目示人，以本单位或本人的名义订立合同，则应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具有履行合同的诚意。除非遇到不可抗力等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或情形，合同目的实现的可能性极大。二是缺乏履行合同的诚意，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无中生有，编造虚假事实，又根本没有对方所需的物资、货源，却谎称有货，能及时供应；或利用对方的疏忽或不熟悉合同法，伙同对方代表人在合同条款中大做手脚，以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骗取对方财物的实质。对于前者一般可认定为合同纠纷，而后者可以定为合同诈骗。

3．可以从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积极行为、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造成损失的真正原因三个方面来判断{9]。行为人客观上具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不实际履行的，同样构成本罪。行为人履行合同的行为必须与其履行合同的能力成比例，如果行为人具有全部或较大的履行能

力，但仅以一小部分履行而逃避更大的义务，这表面上是履行合同的行动，但实际上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手段，是为了以少量的付出骗取对方更大的财物。因此，可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4．应从合同形式和内容的真假以及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及违约后的态度来判断{10}。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若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种种解释，以减轻责任，但是，一般会采用能辩则辩以逃避承担责任，当无可争辩时，会承担违约责任。而有些行为人明知自己违约，不可能履行合同时，往往采取潜逃等方式逃债，使对方无法追回经济损失，说明其主观意义上具有骗取财物的故意，对于这种人，可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是，对于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中百般辩解，否认自己违约的，一般不宜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而应按照合同纠纷处理。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应从“合理解释”与“体现利益”相结合的角度来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行为人一再拖延的理由不合理并且不能给对方实际减少损失，就是合同诈骗，而不是合同纠纷。

5．应看标的物的处置情况{11}。在行为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行为人已经合法取得了依法转移的财产的所有权，当事人对其处分无实际意义。若当事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或只履行一部分合同义务，则当事人对其占有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由于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因此，行为人一旦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控制权，则通常将其全部或大部分任意挥霍，或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有的则携款潜逃，根本不打算归还。

在考察一种行为是合同诈骗还是合同纠纷时，应从上述五个方面综合分析，根据不同个案，来判明行为到底是诈骗犯罪还是合同纠纷。

三、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界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我国民法上所界定的欺诈行为主要采取了描述性的定义方法，强调客观行为的方式和性质，而刑法上对合同诈骗罪的描述性强调的是“非法占有目的”与后果，强调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性有机统一。欺诈的外延应当大于诈骗，诈骗是一般民事欺诈行为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转化的内因来自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后果的进一步增强，以至于大到法律所规定的触犯刑律的程度。

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相同点是：（1）两者都发生在经济交往活动中，都有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存在，都属于无效合同；（2）两者在客观上都采用了欺骗方法，包括捏造事实、歪曲事实、隐瞒事实真相等，意图使对方陷入错误；（3）两者都处于不法占有状态下，即非法占有对方按合同规定能交付的“标的物”。尽管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亦有一些不同之处。

1．主观目的不同。

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的认识，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任何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12}。

2．客观方面不同。

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从意愿上根本就不具有真正履行合同的任何诚意，所以，一定会采取积极的行为方式来实现自己非法占有目的；在欺骗手段上，通常采用虚构主体或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使用伪造、变造或其他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单据、凭证或明知不符合担保法定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作为证明或担保，隐瞒自己的实际履约能力，以先

履行部分小额合同诱使对方，收受对方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款后逃匿等一切使合同根本无法履行的欺骗手段。而民事欺诈则是：“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即发生、变更、消灭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这个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谋利”{13}。

3．侵犯的客体和权利属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