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诈骗犯罪

网络诈骗犯罪（通用12篇）

网络诈骗犯罪 篇1

在现代信息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 犯罪活动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犯罪领域, 犯罪分子足不出户就可以实施各种犯罪活动, 而网络诈骗犯罪就是存在与网络空间犯罪的一种典型形式。根据《中国网民权保护报告 (2015) 》 (以下简称《报告》) 指出, 在过去的一年里, 网民因为个人信息的泄漏、垃圾信息、诈骗信息等现象导致了总体损失大约805亿元, 人均124元。《报告》还显示, 在典型的应用场景侵权方面, 网民普遍认为搜索引擎上最为广泛的侵权现象是“搜索到假冒网站、诈骗网站”;购物的过程当中, “网络水军、虚假评价”的侵权现象是最为严重的;在使用即时通信工具过程中“收到病毒信息”收到“钓鱼”信息最为集中;在使用电子邮箱过程中, “收到含有欺诈性内容的邮件”这一现象最为严重。《报告》还罗列了网民最常遭遇的五类典型诈骗侵权行为, 其中“冒充银行、互联网公司、电视台等进行中奖诈骗的网站”最为严重, 占比达76.3%, 而“冒充10086、95533等伪基站短信”和“冒充公安机关、卫生局、社保局等公众机构进行电话诈骗”, 占比都超过了半数。由此可见, 网络诈骗已经成为了网络诈骗犯罪的主要侵害形式, 可由于我国在网络监管方面的举措并不尽如人意, 致使网络诈骗在今日仍横行, 具体分析如下。

一、网络监管的法制建设

首先, 目前我国实行网络监管方面的法规立法层次较低, 且均为行政法规或规范性文件, 现今只有《刑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少数几部法律法规是由全国人大、国务院制定的, 且大多法规条文的规定原则化, 操作性不强, 在一些法律法规中仅有少数的几条是专门指向网络诈骗犯罪的, 《刑法》287条实际上也还并不是专门针对计算机犯罪新增加的罪名, 只是对传统金融诈骗罪、盗窃罪、贪污罪等其他犯罪的兜底条款。其次, 存在着法律空白与盲点。对于网络诈骗犯罪的实际违法运行、管理操作、处罚等都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制, 有些法律规定太过笼统, 造成了在实际中操作的困难,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些棘手的情况无法从法条中找出依据来处罚, 容易致使犯罪分子逃脱处罚。

针对以上立法中出现的情况, 笔者认为我国应尽快出台立法层次和质量、操作性都较高的立法, 在完善现有法律规定的同时更应出台一部专门针对网络诈骗犯罪的立法, 各地也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出台地方性的规范性文件, 针对地方网络诈骗问题因地制宜进行规定, 以便更好地打击犯罪行为。一些网络犯罪甚至表现为跨区域犯罪, 犯罪地以及犯罪嫌疑人难以界清, 此时各地地方政府更应联手合作, 在出台地方细则的同时也要考虑好将来会发生事项, 以便灵活应对。概括而言, 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针对网络本身专门的技术和社会问题可以制定单行的法律法规, 保障人民人身及财产安全;二是对于与现实社会联系密切的网络问题则可以通过修改和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来解决, 填补法律漏洞, 提高法律条文的适用度。

二、网络监管机构组织建设

虽然我国目前网络管理的主体涉及信息产业、公安、工商、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多家单位, 但真正坚守在网络监管第一线的, 大多只有公安和文化两家单位。在具体的监管过程中, 多家单位各自为政、各自按照自己管理领域的规章制度执行, 多头管理、规则冲突等现象突出, 缺乏协调, 无法形成聚合力。除此之外, 各政府职能部门内部, 大多没有真正设置专职负责“网上”监管的部门或专业队伍, 大多是由负责平时工作的部门人员来侦查技术性要求较高的网络诈骗犯罪, 并且就执法者而言, 普遍存在执法素质、能力远远地滞后于现实的斗争需要, 没有重视专门人才建设, 这在实践操作中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我国网络监管机构的改革势在必行, 目前在网络社会监管的常态化方面就是要建立起统一和专业的网络监管机构, 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监管体系, 以应对不断层出不穷的网络诈骗犯罪。其次, 各政府部门之间更要形成合力, 互联互通, 对网络诈骗犯罪甚至其他网络问题进行实时监管, 及时拦截有害信息及评估各种不利行为, 将犯罪扼杀在摇篮里。除此之外, 也要加大网络监管人才建设, 机构的监管终归是人的监管, 首先要大力提升现有管理人才的素质, 加大培训力度;其次, 也可向社会公开招聘相关专业的人才, 加强现有队伍建设;再次, 争取与高校合作, 启动联合培养机制, 进行人才储备。希望通过以上手段争取早日完善我国的网络监管机构组织建设, 推进监管机构组织改革势在必行。

三、网络监管技术建设

网络诈骗犯罪是智能型的犯罪, 具有跨地域性、伪装性、瞬时性等特点, 这些都对现实社会中的侦查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从技术手段来分析, 打击网络诈骗犯罪的本质就是现今网络技术之间的博弈, 但由于我国目前网络安全监管的起步比较晚, 现今还缺乏网络系统高端自主核心技术, 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西方国家对网侦技术的要求。同时, 我国各种基础数据库不健全、技术力量不足、专业设备缺乏都造成了我国网络诈骗监控的能力不强。随着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我国目前所采用的搜索引擎诸如Goole、百度等已经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 迫切需要进行技术革新。

现代社会的竞争终归是技术的竞争, 网络监管亦是如此。我国要大量投入对技术的研究, 仅有高素质的人才, 没有高科技的设备, 最终也并不能解决现有的网络诈骗监管问题。网络诈骗分子使用的骗术多种多样, 没有一个可应势而变、因地制宜的技术方案来应对, 这场网络诈骗监控的战争注定只能占下风。只有依托先进的网络技术和先进的装备, 运用先进的管理手段, 才能适应网络现实的需求。对于当前网络中普遍存在的信息安全以及数据安全问题, 如非法使用计算机资源窃取商业秘密、欺骗盗用网络虚拟财产等行为, 可以通过加快开发防病毒技术、加密与认证技术、防火墙技术来进行防范。网络监管技术问题的改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国家大力投入资金建设的同时, 更要各政府部门相关人员进行配合, 积极学习有关技术, 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将网络诈骗犯罪扼杀在萌芽中, 通过技术的手段促进部门的改革, 进而有效地减少犯罪。

四、网络监管的行业自律性建设

“少干预、重自律”是各国互联网进行监管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强调政府作为服务者的角色, 承认政府管理的“有限性”, 着重发挥政府的服务与协调职能。在其他国家关于网络监管方面, 大多以行业监管为主, 政府强制为辅, 网络社会本身就有着极强的自由度, 如果一味进行强制性监管, 恐怕只能激化矛盾, 将网络诈骗犯罪甚至其他犯罪推向万劫不复的地步。我国目前存在的网络欺诈犯罪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于网络服务供应商, 究其原因, 除了法律本身对网络服务商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没有明确的规定之外, 行业协会对其的监管不力也是重要的因素, 这些都致使在网上交易的主体难以辨认、网络欺诈行为难以防范, 进而威胁到现实安全。

在行业自律性建设方面, 一是可以通过立法完善行业法规和标准的方式, 为行业协会实施行为提供可参照的依据, 进而提升网络使用人及网络供应商的责任意识。二是可以通过健全行业组织成员的任用机制, 在内部形成合力, 争取早一日取缔违法犯罪行为。三是加强行业协会规章制度建设, 制定网络服务供应商的行为准则。根据法律的规定, 制定适合网上交易的规则, 同时确保行业内的公平竞争, 防止供应商为了谋取暴力而传播不实消息进而牟取暴利。

除了以上提到的各种可加强网络监管方面的方法之外, 还要重视对公民的网络道德教育, 将网络诈骗的监管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公民的身上, 才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发展。罗马非一日建成, 网络诈骗犯罪相关制度的建设也不是一时就能取得有效的成果, 这需要持之以恒的耐心和韧性, 但在网络诈骗犯罪日益猖獗的情况下, 我们唯有积极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 在实践中不断解决我们存在的问题, 争取有朝一日能够根除网络诈骗犯罪, 还网民们一个干净和谐的网络环境。

网络诈骗犯罪 篇2

〈1〉 当前我国网络诈骗犯罪现状

〈2〉 网络诈骗犯罪侦查中存在的问题

1． 侦查取证困难

2． 网络诈骗犯罪具有智能.隐蔽的特点

3． 对主要犯罪嫌疑人追逃难

4． 追缴涉案资金难

〈3〉 网络诈骗犯罪的侦查措施

1.全面细致做好立案登记工作，快速开展初查

2.与通信部门加强联系，请相关技术人员进行侦查协助

3.及时调查涉案账户及资经流向，调取监控，锁定犯罪嫌疑人

4.加强与银行联系，建立网络诈骗犯罪长效办案协作机制

5.分析，研判案情，对同一团伙实施的系列案件及时并案侦查

债务纠纷缘何变成诈骗犯罪 篇3

一对有房有车原本风光的“老板夫妻”，因投资借下高利贷，在难以归还的情况下“拆东墙补西墙”到处举债并越陷越深。

为了继续这场“金钱游戏”，老板夫妻竟然伪造房产证，抵押在被害人处以骗取借款。而被害人因为手里掌握着房产证就放心将钱出借。最终，原本的“债务纠纷”演变成了巨额“诈骗案”，犯罪嫌疑人选择 “一跑了之”。

昔日“老板”

这是发生在江苏省东台市的一件典型诈骗案件。

即使置身高墙，吴为仍然颇有几分老板模样。吴为已经50岁出头，妻子曾供职于税务机关。数年前，吴为靠精明的头脑做生意赚了些钱，并一度拥有令人羡慕的别墅和高级轿车。

2008年初，吴为决定跑长途客运，并借资购买豪华大巴。其中，他向生意场上的“朋友”王五借资27万元，明确月息一角五分。也就是说，每月仅利息就高达4万余元。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长途客运行业的形势并不好，一年下来非但没赚到钱，还赔了不少。他不得不继续举债，两年下来，吴为用于归还王五的钱已超过了一百万！

为维持运转，吴为不断向朋友借款，然后支付更多的高息。时间一长，他给付债权人的利息已经远远超过了本金。这让吴为始料不及，不知如何应对！

但为了所谓的“面子”，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定继续这场“金钱游戏”。三年多来，吴为伙同妻子先后向数十人借款数百万元。先前，不能按期还款时打声招呼，不久也会还掉，“拆东墙补西墙”式的借款尚能维持，随着债务越滚越多，到了2011年底，这对夫妻所负债务已经高达几百万元。吴为知道自己无法归还了。

债主追得凶，夫妇俩很是焦急，变换花样找理由向周围的朋友借钱来填补高利贷，以缓解追债的压力，以至于后来不管债权人要多高的利息都会答应。

此时，吴为已意识到无法还清债务，但他认为只要能借到钱，只要“资金链”不断，就可以继续“玩下去”，于是跟妻子两人挖空心思借錢。

一房“多证”

在“借钱——还钱——再借钱——再还钱”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因为吴为经常拖延还款时间，一些债权人不免担心，提出要用房产证进行抵押，他们知道吴为家有价值不菲的别墅，还有一辆高档轿车。但他们哪里知道，早在多年前，吴为向银行贷款时已经将房产证进行了抵押，而贷款一直未还。

虽然没有真的房产证可以用于抵押，但吴为受到启发，城市街头巷尾贴着的小广告，放在以前他完全懒得理会，如今却眼睛一亮。他们来到江苏省盐城市，按照“小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拨通了一个办证电话。对方告诉他，什么样的证件都能办理，每本证件600元左右，当日就可办妥，“不满意不要钱”。

吴为也知道办假证违法甚至犯罪，但因为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于是决定铤而走险。

吴为夫妇就这样为自己居住的房子顺利办理了多本“房产证”和“土地证”，甚至还以儿子的名字伪造了盐城市区的房产证。手持几可乱真的房产证，他们心里仿佛踏实了许多。

邻居张红跟他们处得不错，此前吴为夫妇多次向他借款，虽然间或还了些钱，但欠债数字却在不断增加，让张红也有几分担心。当有一天吴为夫妇再次提出借钱时，张红对吴为提出，只有对方把房产证抵押给自己，才能继续借钱给他。对张红来说，巨大的诱惑来自高息，但巨大的风险又不时困扰着他，而他借给吴为的钱有的还是他转借来的。

对张红的要求，吴为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并让妻子从楼上拿来“房产证”，递交到张红的手中，这反让张红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张红继续借款给吴为夫妇，借款10万元按“行规”，直接扣除第一个月的利息1万元，将9万元交到吴为手中，吴打10万元的借条，然后按月结算利息……

被骗众生相

顾成与吴为是近邻，先后将46万元借给他，当吴再次提出借款时，顾看着彬彬有礼态度诚恳的吴为，再次将10万借出，为保险起见，应顾成的要求吴为将“房产证”交给顾“抵押”。顾成拿到房产证心里确实踏实多了。

李晓军做事较为谨慎，在将15万元借给吴为的同时，让吴为将房产证交给他作为“抵押”，同时还要求其找来有身份的人进行担保，做到“双保险”。

王和在将钱借给吴为的同时，则要求他提供房产证和土地证作为担保，“两证齐全”，才将10万元借出，这样他就安心了。

借款有的是碍于情面，有的是利益诱惑。让人不敢相信的是，吴为向王香借款约定的月息竟然高达3角，也就是借款10万元，每月得支付3万元利息……

然而，这样的“借款”非但没有给吴为带来任何的发展机遇，反而让他陷入越加被动的局面。因为借款相继到期，吴为不断失信，借款越来越难，这让他焦头烂额。

王东将辛苦积攒的10万元借给他后，迟迟要不到，就直接睡在了吴为家不走，施加压力敦促还钱。吴为就与妻子商量，最终在“抵押房产证”后从姚红处借钱还了此款。

吴为走投无路，又动起了其他歪脑子。那年8月的一天，他在盐城市骗租一辆出租车，随即“转让”得钱6万元。两天后，他在东台市再次以类似手法骗租一辆出租车，以15万元“转让”……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辆高档出租车上安装了定位系统，事后车主根据定位找到了这辆车，接到电话的吴为央求车主不要报案，自己“妥善处理”相关事宜。

溜之大吉

随着时间的推移，吴为夫妇在犯罪的歧途上越滑越远。吴为“债台高筑”，根本无法支付大额且不断增长的债务。不得已之下，他选择了“一跑了之”。

2012年5月9日，江苏海安县居民李飞在借款期满电话联系不上吴为后找到吴的家，但大门紧闭。此后他持吴为抵押在他手里的“房产证”多次登门。再后来，他发现吴为的家里已经坐满了讨债的人，家里值钱的物品已被搬一空，经询问得知，抵押在他手里的同样的“房产证”竟然有多份！于是，李飞来到派出所报案。

经公安机关侦查，吴为夫妇抵押在债权人处的房产证、土地证均系伪造，夫妇二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事实以借款名义骗取钱财数额巨大，已涉嫌重大经济犯罪。经网上追逃，几个月后吴为夫妇在深圳某小区租住房内被公安机关抓获。

日前，东台市法院分别以诈骗罪判处吴为夫妇各十三年有期徒刑。

（被害人等为化名）

网络诈骗犯罪 篇4

2016年11月7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下称:《网络安全法》) 。值得注意的是, 针对当前通讯信息诈骗特别是新型网络违法犯罪呈多发态势, 《网络安全法》增加了惩治网络诈骗等新型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规定。

其中《网络安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 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 传授犯罪方法, 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 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 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对上述行为, 专门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目前, 我国公民的网络安全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不法分子利用现代通讯信息手段实施新型网络犯罪呈高发态势, 犯罪涉案链条长, 团伙组织严密, 犯罪手法逐步升级更趋隐蔽, 受害群体已覆盖各行各业, 各个年龄阶段, 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已经成为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公害, 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这类新型网络违法犯罪的典型特征是不法分子利用通讯、互联网等技术和工具, 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植入木马等手段, 诱骗 (盗取) 被害人资金汇 (存) 入其控制的银行账户等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 要严密防范网络犯罪特别是新型网络犯罪, 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为保障网络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防止公民个人信息被窃取、泄露和非法使用, 《网络安全法》第四章 (网络信息安全)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的基础上用较大的篇幅专章规定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 主要有四大亮点:一是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必须符合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二是网络运营商收集、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目的明确原则和知情同意原则;三是公民个人信息的删除权和更正权制度, 即个人发现网络运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其个人信息的, 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其个人信息;发现网络运营者收集、存储的其个人信息有错误的, 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予以更正。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删除或者更正。四是网络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个人信息、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保密制度等。

《网络安全法》针对实践中网络安全存在的突出问题, 为应对网络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保障公民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在确立保障网络安全基本制度, 保障网络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以及促进网络技术创新和信息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上, 充分体现了保护各类网络主体的合法权利的立法原则, 特别是把保障公民网络空间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作为网络安全立法的基础。

针对通讯信息网络诈骗等新型网络违法犯罪的多发态势, 《网络安全法》设定了两项禁止性规定:一是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 传授犯罪方法, 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二是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 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网络诈骗犯罪 篇5

针对近期电信诈骗事件频繁发生，为了提醒客户注意防范，近日，农行潍坊廿里堡支行通过上级行下发的信息直通车的工作通知开展电信诈骗防范和宣传活动。

一是通过LED屏滚动播放防范电信诈骗警示内容;二是将电信诈骗种类编制装订成册，放置于网点宣传栏，由大堂经理、网点主任引导客户翻阅;三是整理电信诈骗种类，打印宣传册页，到附近的住宅区、商业区宣传;四是柜员在办理柜面业务时，了解客户需求，提醒客户防范电信诈骗。该活动赢得了社会、顾客的好评，树立了良好的农行形象。

网络诈骗犯罪 篇6

“托盘业务”在我国商业经济领域并不少见，但一些犯罪嫌疑人以“托盘”为名，与资金实力比较雄厚的国有企业“合作”签订一系列合同，从而从国企变相获得融资的现象，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也非常突出。往往在这些案件中，由于犯罪嫌疑人并没有找到可获利润的投资渠道，而所获融资又在使用过程中存在“黑洞”，最后资金链断裂不仅使得自己受到司法追究，也给相关被害企业造成了十分重大的财产损失。同时相关企业在业务审核、资金管理上等方面存在漏洞，违反禁止企业间资金拆借的相关法律法规，也给犯罪造成了一定的可乘之机。

一、问题的提出

被告人周某、孙某、孙某某、章某、汤某等人是老乡关系，在上海、南京等地区从事钢贸行业多年，手中均控制有多家公司且互有关联。从2012年4月开始，上述被告人单独或互相伙同，陆续以其控制的公司作为上下游公司与某国有企业签订多笔钢材购销三方合同——即所谓的钢材贸易“托盘业务”，并通过其所控制的仓库出具虚假的仓单。至2012年9月案发，各被告人共造成该国有企业损失共计约人民币3.6亿元。

本案中，各被告人均辩称是在与国企进行正常的贸易活动，没有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骗取被害单位的财产。那么，到底什么是正常的“托盘”业务，“托盘业务”如何演变成行为人骗取他人财物的工具呢？

二、案件背景及“托盘业务”的概念

（一）案件背景

钢贸行业在我国在经历了2009年最后的“疯狂”后，迅速进入产能过剩和钢价倒挂的不利局面。一方面大量中小民营企业受制于经营链条和经营惯性，死守钢材销售贸易，没有及时转型或深度加工产品以抵御市场风险，产品结构单一，深度套牢其中。另一方面银行嗅到市场风向后，加速回笼资金并紧缩银根，而手中现金流较为充裕并能轻松从银行获得进一步信贷授权的一些国有企业，逐步接触到“嗷嗷待哺”的民营企业并最终与之一拍即合。据公开报道的市场不完全统计，中材国际、中钢、中铁、五矿等大型央企均有涉足钢贸领域的这种业务。本案中的各被告人不仅与涉案国企有“合作”并因之身陷囹圄，还在多地面临多家银行或国企各种形式的诉讼，其名下的财产和钢材几乎全部被抵押、查封或冻结。实际上在与这些企业从事托盘业务时，上述被告人就有利用自己或关联人士所控制的仓库出具虚假仓单、一货多卖的情况，导致案发时各被害单位均拿着仓单对同一笔货物主张所有权，货权状况极为混乱。

虽然各被告人与上述国企之间的“合作”有一些细微区别，但总体模式不离“托盘业务”的窠臼。被告人使用虚假仓单和其他欺骗手段诈骗国有企业的财产是犯罪的本质，而犯罪的背后则是这种托盘业务在失去市场大环境的庇佑后，并不是一种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交易模式。抛开被告人的诈骗手段不谈，他们无法从托盘业务之外寻找到市场新的利润点，那么这种业务必然会成为一潭死水，在水分被蒸发后，自然而然地就露出了犯罪的本来面目。

（二）托盘业务的概念

所谓“托盘业务”，简单来说就是“代理购货”，即委托其他机构代为采购某种产品，在支付货物价款或相应对价之前，由被委托机构享有对货物的所有权，但实践中的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

托盘业务一般多发于资金密集型产业领域，是某些资金实力较差的企业，借手于资金实力雄厚的机构摆脱资金需求和资金链条的困扰，以保证交易顺利进行的手段。托盘业务中委托方最后在货物上需要付给被委托方更多的价款，以体现其使用被委托方资金的成本，被委托方也得以从价款差异中获取资本收益。被委托方一般是银行，近年来现金流比较充裕或能轻松从银行获得信贷授权的国企也有参与其中。比如在钢贸行业中，钢贸商拥有销售网络和终端销售渠道，但由于需要提前1—2个月向钢厂支付预付款，且钢材运输过程中也要占用一定的时间，这样算来一单钢材交易需要占用3倍左右的资金，才能保证整个贸易链条的正常运作。而通过使用被委托方的资金先向钢厂支付价款，可以较低成本延缓资金需求强度，并保证钢材交易最终顺利进行。

要保证托盘业务顺利运行主要有如下几个关键因素：

一是行业总体形势平稳良好，从长远看能够有所盈余。如果销售商无法从终端销售中挣到钱，或者说挣的钱长期不能弥补应支付给被委托方的资金成本，那么整个业务链条必然会断裂。反过来看，如果被委托方拿不到委托方的价款，只能出售货物，但如果货物价格低于其购买时的行情，那么被委托方也会遭受损失，自然会终止业务。

二是销售商应恪守合同约定，严格履行合同项下的各项义务。在整个业务流程中，被委托方实际仅仅只是资金持有人，可能对所涉足的行业状况完全没有任何了解和预判，因而业务操作的主动权更多地掌控在委托方手中。如果销售方最终不按约定向被委托方购买货物，被委托方只能变卖货物以赎回出资。

三是被委托方应严格审核合同，保证合同风险可控。在托盘业务下，严格来说只要货物行情高于资金成本，被委托方就有利可图。即便委托方不向其购买货物，也可以通过变卖来赎回出资并获得一定利润。但委托方的市场地位、货权唯一、货物保管等问题都需要被委托方严格监管。

由此可见，托盘业务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短期融资的性质，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前提下有利于盘活市场闲置资金，保障某种货物交易顺利进行。但因为在上述业务模式下资金直接从被委托方打给供货厂商，销售商并不能直接占有资金，融资的效应仅限于特定、单笔货物买卖；因此实践中销售商出于对占有资金的利益驱动，往往以托盘业务为模板，变化出更多的交易模式。

（三）本案中的“托盘业务”模式

本案中的三方交易模式实质上仍是一种托盘业务，其从交易线性上来看是这样一个流程：其一，委托方提供两家公司分别作为上下游公司A和C，银行或国有企业作为中间公司B。合同期限一般为6个月，分为两个步骤：A公司与B公司、B公司与C公司。其二，从资金流向上来看，A公司先支付小额保证金委托B公司购买货物，B公司再向C公司购买货物并把所有货款支付给C公司；其三，在货物流转上，C公司采购货物后（或是把现有货物）卖予B公司，B公司再以高于采购价的价格出售给A公司。由于上下游均为委托方所实际控制，因此货物并不实际流转或者说没有流转的意义，但在货权名义上确有从C公司转至B公司、再转至A公司的过程，在B公司支付给C公司货款后、A公司向B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前，B公司享有对特定货物的所有权。因系钢材类大宗货物贸易，因此业务模式中会设置一个中立的仓库作为第三方，在货物进入或转出时出具相应的凭证，作为当事公司享有或转移货权的证明。

但是我们看到，本案中的“托盘业务”已经有些超越了传统的模式，因为它失去了货物真实流转的意义，而完全成为了融资的手段；传统意义上代表货权转让的仓单或凭单，实际上起到的是融资的担保作用。由于这是一种封闭的交易圈，上下游公司均为委托方实际控制，中间方在交易中的主动权进一步被削弱。其在支付货物价款后获得对货物的所有权，并从第三方仓库中获取货物所有权凭证。而且在这种模式下货物流转并没有实际的意义，融资的概念进一步加强，如果中间方无法真正管控货物而作为第三方的仓库又丧失了独立性，那么其风险可能被无限放大。

三、案件解析

据了解，本案中各被告人自2011年开始就与被害国企开始合作这种三方钢贸托盘业务，2012年4月至9月是集中案发区。换句话说，至少在2012年4月份之前，各被告人与被害国企之间的合作是“相安无事”的，而且在这种模式下，双方都得到了实际的利益：被告方解放了资金空间，得以较低成本得到更多的资金维持经营、拓展业务空间；被害方则不仅收获了出借资金的收益，而且也获得了更为漂亮的财务数据。那么正常的托盘业务如何演变为犯罪分子谋取暴利的工具，个中原因比较复杂，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托盘业务起初虽然带有融资的性质，但其本身仍然是为了某种具体的业务而服务，并不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融资平台。委托方借手于资金充沛的国企是为了延缓资金支付的压力，并保证某种具体贸易的顺利进行；且在整个过程中委托方并不直接占有国企的资金，自然也就无法将资金挪作他用。因而国企的资金风险可能仅限于某一笔业务，而不会蔓延至整个盘口。但在本案中，钢贸行业本身实际上从2010年开始就处于一个“无利可图”的状态，“卖一吨钢材还挣不来一根冰棍钱”，甚至还可能倒贴。钢贸商如果坚守这种纯粹的托盘业务，不仅无法给其带来经营转机，可能会使其亏损面越来越大。因而各被告人想法设法通过变通方式将国企的资金直接攥在手里，并将资金挪作他用，而彻底将托盘业务变成了一个融资渠道。

其二，资本的逐利性与使用者的贪婪心理一旦结合，就幻化出了无限的魔力。被害国企通过一单三方业务，大约可以收到约6‰的资金回报，并在会计账目上记载为业务量和盈利额，从而获得漂亮的财务数据；而扣除保证金后，被告人一单业务可以获得4000万元左右的现金流，使用期限为6个月。而等合同到期之后，被告人又可以通过与被害国企继续签订一笔新的同样的合同，来覆盖之前应偿还的本息，从而形成一根资金使用链条。同时，各被告人还多处开花，跟不同的企业签订类似的合同以获取资金，形成资金网以互相拆补；各被告人之间也互相拆借使用资金，如章某欠被害国企的一笔钱还不上了，就找到孙某某并与其约定，先由孙某某与该国企先签订一笔合同，拿到钱后把章某欠的钱还上，等章某通过这种方式弄到钱后再还孙某某欠该国企的钱。但问题的关键是，被告人拿到钱之后并没有找到更为合适的投资点，无法获得回报以弥补资金使用成本，这种形式的融资到最后成了纯粹的资金进出游戏；而这种游戏一旦铺开，成本也随之成倍增长，被告人的资金实力和货物储备根本无法应付，“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终有一天会出现“砖头”不够用的情况。因为被告人在托盘业务中是以货物钢材作为载体，并需要向被害国企提供证明钢材货权的仓单。但钢材本身是有限的，而且被告人同时还需要出售一部分钢材来维持自身生计；但其为了继续使用资金，就开始利用其所控制的仓库出具假仓单欺骗被害国企，出现了一货多卖或一货多押的复杂情况。

其三，被害国企监管缺位、审核不严，一味追求公司业绩也是案发的一个原因。首先，被害国企之前完全没有从事钢贸方面的经验，其想借助于当地经验丰富、营销渠道广阔的钢贸商拓宽经营领域的想法无可厚非。但托盘业务本身就存在较大风险，本案中三方业务中资金提供方的风险更大。同时钢贸行业已经处于下行阶段，市场大环境并不有利于开展这种业务。换句话说，该国企在开展业务、寻求合作之前并没有对托盘业务进行整体评估和风险控制分析。其次，在寻求具体的合作伙伴时，没有对对方的资金实力、业务水平、市场驾驭能力等方面情况进行持续审查和评估。本案中，孙某和章某等人在与被害国企“合作”的同时，还欠着银行、中铁和五矿等多家企业以及高利贷的货款未支付，因此到后期各被告人从被害国企拿到钱后，直接用于偿还的巨额债务，有的钱款甚至到了被告人的账上后直接就被银行划走。此外，被告人需要偿还一笔货款时，又与被害国企重新签订一单合同，这样就相当于被害国企用自己的“新钱”还“旧钱”。被害国企并没有对上述这些情况予以充分重视，反而是在2011年底还收购了被告人在南京的一家企业作为南京分公司，试图正式、全面进军钢贸领域，且任命了被告人周某、章某和孙某等人为公司高管。再次，由于三方托盘业务是一个封闭的线圈，上下游公司均为被告人所控制，货物流转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唯一可能保障被害国企利益的就是仓单和仓单项下的货物。按照正常的业务流程规范，仓单由保管货物的仓库出具，仓库本身应当是独立于交易三方的个体，被害国企对于货物进出仓库应当履行严格监管职责。但在本案中，仓库完全由被告方控制，仓单出具和货物流转完全成了一纸空文。等到被告人无法履行合同债务，被害国企去仓库清点货物时，要么发现仓单项下完全没有真实的货物，要么被告知货物已经被其他企业所提前占有或抵押，真正有净余价值的货物所剩无几，从而直接导致了被害国企的巨额损失。

总而言之，不管是传统意义上的“托盘业务”，还是变幻之后融资意味更重的“托盘业务”，不论其是否有违反行业相关的禁止性规定，但至少双方仍然秉持着诚实信用的原则，不能在签订或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实施诈骗手段。而本案中托盘业务蜕变成犯罪工具的实质在于，各被告人罔顾法律，不仅使用封闭交易权封杀了货物流转的真实意义，更是连货权保障这最后一道防线都没有守住，以先交付小额保证金、后使用虚假凭证的方式，诈骗被害国企的巨额财产。

四、结语

本案的已经法院审理并判决，但这远不是案件终了的休止符。各被告人利用三方托盘业务诈骗被害国企财产并不是一个孤例，本案的刑事审判结束后，或许后续还有更多的诉讼等着各被告人去应付。不仅如此，放眼于整个钢贸领域，借助于托盘业务整合市场资源、开展钢贸业务的情况可能是个普遍现象。当然，通过清洗掉像本案中被告人通过诈骗手段谋取暴利的犯罪分子，对于整肃整个行业秩序，保证钢贸领域平稳健康发展，有着刮骨疗毒的作用；同时通过分析和总结案件具体情况，还可以对其他正在展开此类业务的单位起到教育和警示作用。实际上，由于托盘业务本身并没有深奥的理论知识和太高的准入门槛，不仅是在钢贸领域，在其他诸如计算机、甚至是小额货物买卖行业中，如果企业或个人资金紧张时，都会自然而言地想到通过托盘业务去向资金充沛的机构寻求支持。从我院办理此类案件的情况来看，就已经有犯罪嫌疑人邹某和谢某利用未发生实际交易的“空转合同”方式造成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损失1.9亿余元，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损失6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冯某利用伪造背书等手段骗取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中材东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资金1.45亿元人民币等等案例在先。

浅议金融诈骗犯罪 篇7

在诸多金融领域的犯罪案件中, 金融诈骗罪是一种犯罪后果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十分巨大的恶性刑事犯罪案件。而金融诈骗案件还具有隐蔽性较高、涉案金融较大、案件社会覆盖面较广等一系列特点, 这也给此类案件的侦破和处理带来了许多挑战。我国对于金融诈骗罪的理解和认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阶段, 从起初《刑法》只规定了诈骗罪到新《刑法》修订后专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条目, 从中可以清晰地折射出我国司法理念的发展和进步。

一、金融诈骗罪的概念和主要特点

1. 金融诈骗罪的概念。

对于金融诈骗罪的基本概念, 法学界历来存在一定的争议。虽然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金融诈骗罪的条目, 但是仍然无法清晰准确地概括其本质含义和特点。但是笔者认为, 明确金融诈骗罪的概念, 不仅有助于从司法实践中系统建立金融诈骗罪防范体系, 而且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金融诈骗罪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笔者根据对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分析、归纳和总结, 认为金融诈骗犯罪的定义可以进行如下表述。金融诈骗应是指在金融领域内,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通过欺诈的方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或个人的信用或财产, 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1]。此外, 根据金融诈骗犯罪的犯罪对象和犯罪方式的不同, 金融诈骗犯罪还可以分为信贷犯罪、集资诈骗犯罪、信用犯罪等等。

2. 金融诈骗罪的主要特点。

笔者认为, 金融诈骗罪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诈骗罪的形式多样化。正如前文所述, 由于金融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和犯罪方式具有区别和不同之处, 因此金融诈骗犯罪所包含的内容和方式就非常多样化, 几乎涵盖了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各个方面。正是由于金融诈骗犯罪无孔不入, 因此这就给建立和完善金融诈骗防范法律机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二是金融诈骗犯罪的涉案人员较多。与其他类型的金融犯罪案件相比, 金融诈骗案件的涉案人员数量相对较多。从近年来国内发生的著名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来看, 许多案件的受害人数量都达到几万人以上, 犯罪嫌疑人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其他犯罪案件。三是金融诈骗犯罪的犯罪后果和社会危害性较强。从近年来国内发生的几起集资诈骗等重大金融诈骗案件来看, 涉案人大都是普通群众, 受到不法之徒的蛊惑或蒙蔽, 将毕生的积蓄送到犯罪嫌疑人手中, 进而被洗劫一空。这类案件严重危害到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也给千千万万受害者的家庭带来重大的灾难, 甚至已经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笔者认为, 明确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也能够正确区分金融诈骗罪与其他金融犯罪案件。具体来说, 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有如下几方面。

1. 金融诈骗罪的犯罪主体。

我国新修订的《刑法》规定, 单位可以作为四种金融诈骗犯罪的主体。但是对于贷款诈骗、保险诈骗等类型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主体规定不明确。这类金融诈骗犯罪的主体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单位或法人, 按照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 显然会造成金融诈骗犯罪主体的模糊性。笔者认为, 应当将单位和个人列为金融诈骗犯罪的共同主体[2]。

2. 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

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上必须要以侵占他人财物为目的, 而且只能是直接故意。而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是犯罪嫌疑人必须要在明确知道和了解自身行为属于诈骗的基础上, 即明知道自身的行为能够使对方上当受骗, 还出于欺骗财物的目的而实施。二是犯罪嫌疑人必须明确自身的行为是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 如果占有财物后进行了返还, 则不构成诈骗犯罪。

3. 金融诈骗犯罪的犯罪客体。

应当说, 金融诈骗犯罪的客体应当可以归纳为其侵害了公私财物所有权。无论是任何一种金融诈骗犯罪形式, 其本质上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也就在根本上侵害了公私财物所有权。此外, 金融诈骗罪还严重危害到了公共金融秩序, 对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4. 金融诈骗犯罪的客观要件。

金融诈骗犯罪的客观要件可以概括为在金融活动中违反现行法律法规, 采取欺诈、骗取的方式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金融诈骗数额较大的认定, 虽然这只是一个表述, 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 还是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可供参照。

三、金融诈骗犯罪的产生原因

笔者认为, 金融诈骗犯罪的产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 社会公众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 会被犯罪嫌疑人的欺诈手段所蒙蔽, 进而给自身的财产造成损失。其次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对于《刑法》中规定的相关内容还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释, 给案件的侦办带来一定的困难。最后是防范机制不健全。由于金融诈骗案件的侦破都是在产生犯罪后果以后, 因此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为了从根源上防范金融诈骗犯罪, 必须动员社会力量, 构筑金融诈骗犯罪防范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浅析新型配载诈骗犯罪 篇8

2008年6月以来，我大队先后接到多位汽车运输司机的报警称：在太运停车场佳顺物流公司内，被以送货为名诈骗信息费数千元，并被以言语恐吓等手段被迫离开该停车场物流公司。

我大队接报后，立即组织警力开展秘密侦查和走访调查，并通过蹲点守候和伏击，于7月8日下午一举抓获该诈骗团伙的李军平等七名成员。经审查，犯罪嫌疑人李某(男，32岁)、姜某(男，20岁)、李某某(男，24岁)、周某(男，30岁)、余某(男，28岁)、白某(男，24岁)、刘某(男，32岁)等河南籍同伙交代了自今年6月份以来，经事先预谋和策划分工，有组织地多次由李某某、白某等冒充所谓“业务员”在周边各停车场以运输普通货物为诱饵物色返程运输货车，并将货车车主骗至山北地区312国道太运停车场的佳顺物流公司内，签订无货物名称的虚假合同后让货车车主先缴纳介绍费后，再由周某等人以托运的货物为走私烟等违禁品或超重货物为借口，迫使车主提出放弃运输后并索回介绍费时，周某等则采用言语威胁等手法拒不归还骗取钱物，并逼迫车主赶快离开无锡，同时还声称不许报案。现李某某等人已交代先后采用同手法实施诈骗犯罪70余次，涉案价值10万余元。

这类物流配载新型诈骗犯罪有如下特点：

一是诈骗手法欺骗性强，使人防不胜防。犯罪分子以需要运输为名，将返程运输货车司机骗至停车场与之签订业务合作合同，抓住返程驾驶员急于招揽生意回城的机会, 以高额的运费诱骗运输者上当受骗，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以麻痹客户的警觉心理，待运输者将货物装车后，便以货物是违禁品不能运输为由, 进而实施敲诈。

二是受害人员多是异地驾驶员，案发后查证的难度很大。民警在调查取证时发现当时只有1/10的受骗司机报案，很多都已带着惧怕的心理离开无锡，而这些受骗上当的货车司机路过无锡时已有一种恐慌的心理，对无锡的配货生意已不敢洽谈，防止再次上当甚至被敲诈勒索和挨揍，总是认为无锡的配货市场不安宁不安全，当办案民警通知受骗上当的货车司机来所报案制作笔录时，还怀疑是否为该诈骗团伙在进行试探或报复，后在证实我办案民警身份后才敢到大队来报案。

三是作案地点均选择在城郊结合部的停车场;从作案人员来看多是异地人员结伙作案，且分工明确，组织有序。本次作案团伙人员均为河南固县人，在无锡都没有固定的工作，平时就在社会上不务正业，行骗时，伪造运输合同，骗取钱财、恐吓受害者一条龙作业，并且他们在迫使车主提出放弃运输后并索回介绍费时，周某等人则采用言语威胁等手法拒不归还骗取钱物，并逼迫车主赶快离开无锡，同时还声称不许报案。

新型物流配载诈骗案件的特点决定了需要打防结合。从事物流配载相关工作的单位和人员应该提高警惕、严加防范。一旦被骗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一是政府宣传部门要做好货运司机的宣传提醒工作。政府宣传部门要深入货运市场，停车场等做好宣传，提醒广大驾驶员司机面对委托人高额的运费时要保持理性。找正规的物流公司进行运输业务，要签订完整的运输合同，另外，在签合同前要查验物流公司及委托运输人员的有关信息，以及运输物资的有效单据，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查询核实。

二是公安机关要会同工商等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公安经侦部门要加强与工商等相关部门的配合、联动，强化配载市场的监督管理，对物流公司、货运站等实行登记，对其从业人员实行登记备案制度，对其人员组成及人员图像信息等分别建立档案，实行有效的管理和监控，要加强物流公司资质的审核，增强审查把关力度，为社会公众提供物流公司相关信息的查询服务，以便于货运司机及时甄别真假。同时联合派出所适时开展专项整治活动，打击结伙作案的新型配载诈骗活动，力争破获一起，带出一串，打掉一伙，用打击破案去营造高压氛围，避免发生因团伙诈骗带来不稳定事端，确保配载市场秩序平稳。

三是加大巡防力度。强化重点区域的巡逻管控，进一步提高人员复杂，治安较差的配载市场，停车场附近的见警率，注意发现可疑人员，力争抓获现行。同时在市场中竖立治安警示牌，及时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还要充分发挥停车场保安在群防群治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及时向民警反映情况。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 物流业不断蓬勃发展。物流配载诈骗犯罪也呈明显上升趋势。近段时间我区接连发生物流配载诈骗案件, 且手法新颖, 犯罪分子很容易得手, 本文从犯罪的手法进行分析研究其特点及打防对策, 提出以下观点:一是政府宣传部门要做好货运司机的宣传提醒工作;二是公安机关要会同工商等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活动;三是加大巡防力度。

关键词：新型,诈骗,犯罪

参考文献

[1]、刘小林.《贷款诈骗罪若干问题探讨》, 载《企业经济》2004年第1期;

[2]、汪天蓉:《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 载《理论观察》2006年第1期;

[3]、郭丛生, 刘隆斐.《兄弟网上设局诈骗内幕》, 载《检察风云》2006年第11期;

[4]、郝文江:《网络诈骗案件分析与防范对策》, 载《中国公共安全·综合》2007年第11期;

信用卡诈骗犯罪研究 篇9

(一) 信用卡的含义

信用卡, 是一种非现金交易付款方式。换言之, 信用卡实质上是一种具备多项功能的电子支付卡片。它所囊括的范围之广, 不但有贷记卡、准贷记卡还有借记卡、赊账卡、消费卡等等一些。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中明确了信用卡被赋予广义的概念, 包括贷记卡、准贷记卡和借记卡, 这个概念在当时的刑法学界是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但是却与我国金融实践中信用卡的概念有些出入, 应当引入“银行卡”一词, 来调整刑法领域信用卡, 会使其符合时代要求更加的科学。

(二) 信用卡诈骗罪的含义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按照刑法第196条所规定的四种行为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 骗取数额较大财务的行为, 就是信用卡诈骗罪。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6条的规定, 信用卡诈骗的行为包括以下几种: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以及恶意透支。

(三) 信用卡诈骗罪的表现形式

1. 使用伪造的信用卡, 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

使用伪造的信用卡, 是指非持卡人使用非法制造的伪卡实现取现、透支、消费、转账等信用卡法定功能的行为。无论是使用伪造的信用卡, 还是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 它们都有一个本质特征, 即将真实的信用信息存储到了非法的载体上。

2. 使用作废的信用卡。

使用作废的信用卡, 是指使用因法定原因而失去效用的信用卡。法定原因一般包括:超过有效期限自动失效、被停止使用、因挂失而作废。其实在司法实践中, 不法分子利用客户在银行进行挂失信用卡之后, 出现的挂失信息由于传输系统的滞后问题到达特约商户的时间延迟而实行的诈骗行为。

3. 冒用他人信用卡。

冒用他人信用卡, 是指非法持卡人以合法持卡人的名义使用其真实有效的信用卡骗取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通过这一定义可以得出, 这里所说的的信用卡不是伪造、作废的信用卡而是指他人真实有效的信用卡, 不排除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想冒用他人信用卡但实际上使用的是伪造、作废的信用卡, 也应当以冒用他人信用卡来认定依据主客观相一致的方法。

4. 恶意透支。

恶意透支, 根据刑法第196条第二款的规定, 是指信用卡的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透支是善意还是恶意本质是在主观上的差异。善意的透支有归还之意, 并届时归还透支款和利息, 而恶意透支是以占有为目的, 并无归还之意, 并在行为上躲避债务。

二、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一) 客体要件

信用卡诈骗罪的客体实质上是指国家对信用卡的管理制度以及他人财产所有权。笔者认为, 本罪所侵犯的应当是复杂客体, 一方面, 信用卡诈骗罪既承继了诈骗罪的基本特征, 同样侵犯了他人的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这层社会关系, 这也就决定了信用卡诈骗罪是作为一个特殊罪名包含于诈骗罪之中的;另一方面, 作为特殊罪名的信用卡诈骗罪又同样有别于诈骗罪的本质特征, 即还侵犯了我国信用卡管理制度这一刑法保护的特殊社会关系, 这也是它区别于票据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的最本质之处。

(二) 客观方面要件

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方面, 是指利用信用卡去进行诈骗活动的, 数额较大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 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方面有以下五种行为方式: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以及恶意透支。

(三) 主体要件

在现阶段我国刑法中规定, 只有一般自然人能够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 即年满16周岁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单位不能构成本罪。而刑法中的集资诈骗罪、金融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都规定了单位可以构成, 唯独只有信用卡诈骗罪没有相关的规定。

(四) 主观方面要件

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认定却十分困难,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几乎没有犯罪分子会说自己在诈骗之时是报以占有资金的故意, 通常会以借来用用或日后归还等辩解之词为自己开脱,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从查知犯罪之时嫌疑人的真实想法。除非在犯罪嫌疑人有携款潜逃、转移财产等明显的非法占有行为出现时, 其它情况很难证明其责任, 结果必定会由于证明不能而放纵了犯罪, 现有立法不能对金融诈骗犯罪有效的进行打击。笔者认为, 可在刑事司法推定予以适用, 一旦控诉方可以证明基本事实的存在, 其证明责任便可以暂时解除, 如果辩方提不出反证, 法庭便可认定推定事实的存在, 这就是刑事司法推定原则, 其实际上是控方直接证明推定事实的责任予以免除, 而要求被控方提出推定事实不存在的证明责任。这样可以对检控方的证明责任予以减轻, 对其诉讼成本予以降低, 这样有效防止了一些由于证明不能所产生的不利后果。

三、信用卡诈骗罪在实践中的问题

(一) 盗窃并使用信用卡的行为定性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 盗窃信用卡并且予以使用的, 按照盗窃罪论处。而有学者观点认为, 作为侵犯财产权的犯罪盗窃信用卡不能够独立形成, 此行为必定要仰仗使用行为的支持。所以, 这样来看使用行为应为主行为, 盗窃行为应为辅行为。笔者比较认同这种观点。在银行取款消费同在ATM上取款, 在性质上面并无什么本质差异。使用他人密码取得货币同冒充他人身份侵占他人的财务并没有差别, 所以应当按照信用卡诈骗罪处理。

(二) 盗划信用卡的定性问题

所谓盗划信用卡, 是指特约商户从业人员利用工作便利, 在顾客用信用卡消费结算时, 私下重复刷卡, 非法占有信用卡资金的行为。对于此类现象的定性, 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认为, 盗划信用卡是指对他人的信用卡进行重复刷取, 并模仿其持卡人的笔迹签名, 此行为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特征吻合。

第二种认为, 盗划信用卡应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 因其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条件以及职务侵占罪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条件。

笔者更偏重于第一种说法, 应按照信用卡诈骗罪处断。

盗划信用卡的行为为何要按信用卡诈骗罪来处断, 是因为盗划信用卡的行为, 虽在特征上与职务侵占罪有相同的地方, 但在犯罪对象上, 却不一样。因为职务侵占罪侵犯的特定对象为“本单位财物”, 而盗划信用卡侵犯的是持卡人的合法财产, 而非行为人单位的财产。持卡人用信用卡交付, 也并非交由行为人的单位使用或保管, 因此也不能将其转化为“本单位财物”。即便是盗划信用卡的行为完全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 此行为也属法规竞合, 即其行为既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规定, 也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规定职务侵占罪的规定, 按从一重处罚原则, 也应选择适用前者为妥。

(三) 对拾得信用卡和密码并进行取款行为的定性问题

信用卡与财物并不能划等号, 拾得信用卡与拾得财物也就不能相提并论。与此相较, 侵占罪中的构成要有一项是拒绝返还, 与此条件不一致所以不应以侵占罪处断。

密码是持卡人的身份的体现, 应用他人的信用卡密码或者对信用卡的密码进行更改侵入到ATM机的程序, 是冒充使用他人身份的行为, 此行为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 以及严重侵害到了现有的金融管理秩序, 并不是民事上所说的不当得利。身份验证通过了ATM机之后, ATM机自行按照程序支付取款项, 非以行为人进行秘密的窃取为其条件, 所以不能构成盗窃罪, 理应按照信用卡诈骗罪处断。

四、完善立法的建议

(一)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应独立成罪

笔者认为透支就是银行赋予持卡人的一种权利。持卡人进行了透支以后, 应当予以按时偿还, 然而恶意透支就是持卡人滥用了银行给予持卡人的一定信用, 损坏了持卡人与银行之间的信赖关系, 从本质上损坏了信用卡制度。妨害了应用信用卡进行平常交易中的活动。也就是说是一种对于给予信用的滥用。在《德国刑法典》中, 就将“滥用支票和信用卡”作为一个单独罪列示, 而在《瑞士刑法典》中, 则将“滥用信用卡”与“侵占”、“盗窃”、“抢劫”、“诈骗”分别列示。我们应当参照瑞士和德国的立法形式, 应将恶意透支罪名单独规定。

(二) 信用卡诈骗罪应规定单位犯罪

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 单位可以申请办领信用卡, 既然单位可以成为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 在司法实践中单位作为虚拟人格化的主体现已成为经济市场中极为活跃的主体之一。一定会有单位恶意透支数额巨大的现象乃至于特别巨大的案件产生, 然而, 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 追究单位犯信用卡诈骗罪的责任于法无据。从我国立法上观之, 我国《刑法》在金融诈骗罪中规定了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等的犯罪主体都可由单位构成。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第177条第1款第4项中规定伪造信用卡的按伪造金融票证罪处断, 2009年相关司法解释中也明确规定了单位进行伪造信用卡的按伪造金融票证罪处断, 综合以上立法规定, 单位完全有理由成为主体进行这一犯罪。单位完全可能会触犯信用卡诈骗罪, 并且单位犯罪往往具有极其巨大的社会危害性, 一旦形成一定规模, 对于我国金融市场所造成的损失可以说是难以预计的。因此, 单位进行信用卡诈骗犯罪的行为实际上应该是刑法重点规制的对象, 也可以说是我国立法技术日渐完善的必然结果。

(三) 诈骗三次以上未到额度也应构成本罪

信用卡诈骗罪对定罪量刑的数额起点作了明确的规定, 但并未针对使用信用卡诈骗的具体次数作出规定, 依照罪刑法定原则, 也就是说不管行为人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的次数是多少, 只要其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本罪构罪标准, 就不会构成本罪。这显然是一个立法上的缺陷。笔者认为, 对于使用信用卡诈骗三次以上不必用数额较大作为犯罪的判定标准, 同样可以按本罪定罪量刑。这样更加有利于打击那些利用法律的漏洞而实施信用卡诈骗的人。

摘要：我国信用卡犯罪数量急剧上升, 如何有效打击这种犯罪, 保护信用卡业务正常、快速地发展, 也就成了刑法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故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对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并结合理论与实践对立法完善提出建议: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应独立成罪;信用卡诈骗罪应规定单位犯罪;诈骗三次以上未到额度也应构成本罪。

关键词：信用卡诈骗罪,诈骗罪,构成要件

参考文献

[1]张宏伟.信用卡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 2007.

[2]李睿.信用卡犯罪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

[3]肖中华.简论金融诈骗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4]袁方.恶意透支性信用卡诈骗犯罪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 2009.

合同诈骗罪犯罪对象研究 篇10

(一) 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合同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采取虚构主体、虚假担保、虚假履行、逃匿或者其它欺骗手段,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数额较大的行为。

(二) 犯罪对象的概念

所谓犯罪对象, 是指犯罪行为直接指向的具体目标, 是指犯罪份子对之施加某种影响的具体物和人。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所指向的物或人, 是某种社会关系也就是犯罪客体的具体表现。

二、关于合同诈骗罪犯罪对象的学说理论

(一) 合同诈骗罪的对象是各类受法律保护的经济合同。

包括购销合同、借款合同、加工合同等。不属于经济合同一般民事合同不在本罪对象范围之内。 (1)

(二) 合同仅仅是诈骗采用的手段形式, 并非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具体物, 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应当是财物。

公私财物又称公私财产, 是公私财物所有权的物质表现, 包括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 (2)

(三) 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应该结合以上两种学说进行综合分析。

首先, 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应是公私财物。而合同所体现的是当事人合意, 是合同内容的载体。合同是市场经济交易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对合同的违约行为, 自然会造成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 但不能以此就认定合同也是合同诈骗罪的对象, 合同仅仅是财物的一种表现形式, 行为人意图非法占有的对象是合同所体现的物质利益, 而非合同本身。因为, 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 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于合同本身的履行, 而在于对合同标的物或者定金等的不法占有。

三、合同诈骗罪的几种特殊犯罪对象研究

(一) 关于不动产的研究

从近现代以来各国刑事立法发展情况看, 将不动产纳入财产犯罪之对象的做法越来越普遍。持反对意见者认为不动产所有权的变更需要国家登记手续, 因此将合同诈骗罪和盗窃、抢劫等犯罪形式放在一起, 排斥不动产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 (3) 合同诈骗罪和盗窃、抢劫犯罪具有形式上的不同, 盗窃、抢劫不包括不动产是由二者的性质决定的, 在盗窃、抢劫犯罪中, 不可能办理不动产过户手续, 不动产的所有权不会发生转移, 因此就不会对合同诈骗罪的客体——公私财产所有权构成侵犯。可是在合同诈骗罪中, 合同是诈骗以及取得财产的载体, 办理不动产过户是诈骗的内容之一, 是否办理完不动产的过户手续是构成该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 而不影响该罪的构成。

(二) 关于无形财产的研究

无形财产中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因为行为人骗取的一般都是有形的知识产权载体, 而权利人失去此载体并没有失去这些知识产权。如行为人对这些权利人的权利造成侵犯, 完全可以侵犯知识产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对通过签订、履行合同诈骗此类知识产权的载体数量较大拒不退还的, 可以合同诈骗罪处罚, 但此时犯罪对象己转变为有形物品了。

(三) 关于非法取得财产的研究

非法取得的财产, 主要是指违法犯罪所得之赃物。其是否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 有学者认为, 公民个人的财物仅限于个人的合法财物;另有学者认为, 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公民个人的非法财物, 就公民个人对该财物的实际占有关系而言, 由于缺乏法律依据或者财物所有人的同意, 构成对所有权人权益的侵害, 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就该财物本身而言, 其背后仍然存在权利关系, 依然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法律虽不应保护非法取得行为人的权利, 但对其非法取得的财物也不能任意侵犯。

(四) 关于违禁品的研究

从理论上说, 违禁品尽管为法律所禁止非法持有, 但是这种禁止并不等于任何人可以任意非法取得并加以占有。因为违禁品虽然属于违法物, 但其同样仍然存在合法的所有人。利用合同骗取违禁品的行为和利用合同骗取其他物品一样, 都侵犯了一定的所有权关系, 因而都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违禁品一般分为两类。一类完全为法律所禁止, 本身并无合法存在依据;另一类则是法律规定只在特定的主体间进行有限的交易, 而禁止在市场自由流通。 (4) 对于第一类违禁品, 由于为法律所完全禁止, 对于行为人在此类交易中以签订合同方式采用欺骗手段, 非法占有对方的违禁品行为的认定应以违禁品非法交易相应犯罪处理。对于第二类违禁品, 一般禁止公民私自留存使用, 非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私自制造、买卖、运输和持有。此类交易中, 如果有权交易人采用欺骗手段, 以订立合同的方式将对方的物品非法占为己有, 可以成立合同诈骗罪;如果属于无权交易人实施此种行为, 则将构成相应的违禁品非法交易罪。

参考文献

[1]徐武生.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田忠[M].法律出版社1998:175.

[2]蔡刚毅.析合同诈骗罪之合同[J].刑法问题与争鸣 (第四辑) .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404-405.

[3]伍柳村.诈骗罪个案研究[M].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74.

浅谈信用卡诈骗犯罪及其防控对策 篇11

关键词：信用卡；诈骗犯罪；防控对策

一、信用卡诈骗犯罪概述

1.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概念

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信用卡诈骗犯罪依托信用卡这一新兴的金融工具，在犯罪手法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犯罪活动的现象也趋于增加，且呈现高发之势，不法分子将犯罪的目光投向信用卡，从窃取、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制作假卡，到运输、销售、使用伪造的银信用卡等。信用卡诈骗犯罪给国家经济发展和金融秩序的稳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也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刑法》第19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①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③冒用他人信用卡的；④恶意透支的。

2.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

（1）主体。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单位不能构成本罪。

（2）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资金的目的。过失不构成本罪。

（3）客体。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信用卡的管理制度和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本罪的行为对象是信用卡。

（4）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首先，利用信用卡进行了诈骗行为，具体表现为刑法第19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其次，诈骗数额较大。本罪是结果犯，只有利用信用卡诈骗取得的财物达到数额较大程度，才构成犯罪。

二、信用卡犯罪表现形式

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的主要特点：

1.信用卡诈骗犯罪团伙作案特点明显

在利用骗领的信用卡并进行恶意透的犯罪案件中，侦查人员发现有多起团伙作案，分工合作，骗取信用卡，并用同一手法在不同银行连续作案。窃取持卡人信用卡资料进行诈骗的犯罪活动中，也多为团伙作案。

2.犯罪分子与部分特约商户勾结作案

全市经侦查部门破获的信用卡诈骗案中，涉及特约商户的案件超过一半。犯罪分子骗取信用卡后，通常是快领（卡）快取（钱）、快速作案，其取钱的重要途径就是在一些非法提供套现服务的特约商户处或与犯罪分子相勾结的商户处进行大额的虚假交易。目前，正是这些不法特约商户在一定程度上对信用卡犯罪活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3.犯罪分子与银行职员内外勾结作案

2009年3月份，某市经侦支队经过连续三个多月的艰苦侦查，一举端掉了以申办高额度信用卡用于透支套现的信用卡诈骗团伙，查明交通银行某市分行小北支行客户经理甘某勾结陈擎国团伙进行作案，其经手的申办白金信用卡涉及不合规（含被诈骗）达29张，涉及金额达数百万元。

三、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防控对策

1.完善信用卡管理制度

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信用卡发行量2003年中约为300万张，而根据《2013年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蓝皮书》显示，仅2013年一年，我国信用卡新增发卡量6100万张，同比上年增长了18%。目前不少信用卡犯罪的发生与发卡银行疏于内控制度建设、片面追求发卡量和市场占有率有密切联系。因此，发卡银行应该不断完善信用卡管理制度，加强对信用卡的监管力度，具体可以总结为以下三条措施：

（1）加强信用卡发行时的资信审查。严格把关，严格审核客户所提供的身份证件、工资证明等信息资料，确定其真实性后，再进行相关资信评估、区别授信，改正重视发行而轻视管理的不正常状态。加快电子化配套建设，提高信用卡的结算速度和电子系统的识别、防伪、支付等功能，最大化的保证持卡人的利益不受损失。

（2）加强对特约商户的管理。在发展特约商户时，避免因业务竞争而疏于审查把关，发展信誉好、条件成熟的商户，并加强监督检查，努力避免不法分子通过刷卡购物消费的方式骗取钱财。

（3）其他措施。发卡银行要根据当前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的违法犯罪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制度方面的缺陷，不断完善、健全相关制度，保证依法管理信用卡业务。如加快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电子联网系统，加强同国外的交流与合作，引入风险防范与制约机制，以适应新世纪经济及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

2.完善信用卡犯罪的刑事立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85年发出了《关于转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处理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的几点意见”》的通知，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打击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法律规定。后来，随着信用卡在大陆的广泛应用，信用卡诈骗犯罪也开始在境内大量出现，故“两高”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5年先后分别制定了《关于办理利用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决定》。为更加有效地打击信用卡诈骗犯罪，全国人大在1997年《刑法》内增设了信用卡诈骗罪。近年来，由于卡类诈骗犯罪日趋增多，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年又出台了对信用卡范围的立法解释，强化打击银行卡犯罪；2005年全国人大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规定，加重对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

3.增强群众自我防范意识

公安机关会同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张贴警方提示、电视、报纸等各种宣传方式，让用户尽可能了解银行卡使用方面的相关知识，提醒群众切勿上当受骗，发现问题及时报警并提高个人防范技巧，增强自我防范能力；同时公安机关可选择一些已侦破的典型案例，通过媒体进行宣传，将犯罪分子的诈骗伎俩公之于众，增强群众识别能力。

4.强对高危人群管控措施

根据破获案件的情况来看，出租房、中低档旅馆是犯罪嫌疑人经常落脚藏身之处，因此必须加强对此类场所的登记和管理，压缩犯罪活动空间。在车站、码头、市场和公共交通工具等诈骗犯罪高发场所张贴警示标语，可起到震慑不法分子的作用；此外，要提高各商业银行、邮政营业网点、商场等银行卡、资金重要流通关口的身份识别能力，遏制犯罪和减少损失。对来自高危地区的暂住人口、外来人员及时开展预警、管控、追踪工作。

5.拓宽思路优选侦查途径

此类犯罪多涉及各类银行卡、手机卡，通过对“两卡”的侦控，可发现嫌疑人的虚假身份信息、机站信息、帐户交易信息等大量信息资源，通过对这些信息开展研判，分析获取嫌疑人的活动轨迹、作案情况，同时开展信息碰撞，争取发现嫌疑人的旅馆住宿信息、通讯信息、车辆信息等，从而锁定嫌疑人真实身份。

6.加大案件串并侦查力度

公安机关各部门要密切协作，信息共享，形成打击合力，认真做好案发现场访问工作，及时分析金融机构提取的有关录像及犯罪嫌疑人取款时的准确时间记录资料，加强串并分析，对现场收集到的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及其使用交通工具的具体特征加强比对查询，及时沟通信息，开展串并案侦查工作。对已抓获的此类犯罪嫌疑人员要加强审讯，注意深挖犯罪，力争发现一起侦破一起，起到有效震慑作用。

论手机短信诈骗犯罪的类型和特点 篇12

一、手机短信诈骗的概念和类型

本文所指的手机短信诈骗并不限于那些已经成功骗取了数额较大公私财物, 构成刑法学意义上的诈骗犯罪, 需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 而是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的。所谓手机短信诈骗, 是指犯罪分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向他人手机、小灵通或者其他短信接收设备发送各种虚假信息, 使对方轻信虚假短信内容, 最终通过各种方式“自愿”将财物交付给犯罪分子的行为。

手机短信诈骗是传统诈骗犯罪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型诈骗犯罪。传统诈骗与短信诈骗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比如采取的都是非暴力的手段, 隐瞒其诈骗的真实目的, 利用被害人贪图小利、轻信他人或者其他弱点, 使被害人在轻信犯罪分子的谎言后仿佛自愿的将财物交付出来。但短信诈骗不再像传统的街头诈骗那样, 需要人和人、面对面、喋喋不休的说服, 而是只需要购买造价较低的“装备”, 选定号段或者特殊号码进行群发, 然后坐等“自愿”上钩者出现就可以了。手机短信诈骗的具体内容五花八门, 花样翻新, 但实质都是以手机为载体传递具有欺骗性的语言, 设置陷阱。归根结底, 要么是想骗取转账或汇款, 要么是想骗取高额的话费或信息服务费。

1. 骗取转账或汇款型

(1) 中奖诈骗。犯罪分子谎称自己为某公司代表或者公证处公证员, 对方手机用户在抽奖活动被抽中巨奖。对方一旦表现出对奖品或奖金感兴趣, 犯罪分子就会以需要缴纳手续费、邮寄费、个人所得税等为由要求汇款。

(2) 销售廉价违法物品诈骗。谎称自己有海关罚没的走私品, 可低价出售, 如走私车、成品油等, 或者谎称自己销售违禁物品, 如伪造、销售身份证、文凭、公章等各种证件印章, 出售大型考试答案、枪支弹药、假人民币等违禁物品。之后以“购买样品”、“交纳定金”、“先打款后办证”或者“款到付货”等为名骗取对方汇款。

(3) 六合彩透码诈骗。“六合彩”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赌博行为, 但诈骗分子也正是抓住了赌徒的期望暴富的心理, 宣称自己是“六合彩信息中心透码部”, 能够提供准确的六合彩号码。一旦有人向其索取特码, 骗子们就会借机要求对方缴纳“会员费”、“信息费”、“报码费”等。

(4) 信用卡消费诈骗。犯罪分子冒充银行或银联工作人员, 甚至是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 假称持卡人的银行卡在异地某处消费或者卡的资料信息被泄露。继而利用对方的恐慌, 诱骗对方到自动柜员机上进行所谓的“更改数据信息”或者“加密设置安全码”的操作, 实际上被害人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将自己卡中现金转到了指定的账户。

(5) 退税退费诈骗。2006年1月起, 北京、天津、济南等城市陆续出现了谎称“国家金融财政中心有政策要退还汽车购置税”或者“退还房屋购置税”的短信。犯罪分子事先通过某种渠道获知了新购买汽车或者房屋的事主资料, 再冒充税务局工作人员, 煞有介事的要求对方告知卡号及密码以方便退还税款, 实际上已经迅速的在网上银行转账或者制作假卡提款。还有的犯罪分子会要求对方到自动柜员机上查询退税款是否到账, 再利用对方不熟悉自动柜员机操作的弱点, 诱导其进行转账操作。

(6) 假事故真诈财。此类犯罪分子同时获知了事主本人的手机号码及其家庭或亲友的电话号码。先盗窃事主的手机或者通过发送短信告知事主因线路检测等原因需要其暂时关闭手机若干小时, 再致电其亲友, 谎称自己为警察、医生或者学校, 事主因突发疾病或者遭遇车祸急需医疗费用而要求其亲友汇款。由于事主已关闭手机, 亲友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情急之下容易丧失警惕, 上当受骗。

除了以上几种较为典型的诈骗形式外, 还有返还电话费、水电费, 制造谣言搞促销以及发布虚假征友求婚、生意合作、招聘广告、色情迷信赌博信息等多种形式的诈骗。

2. 骗取高额话费或信息服务费型

这类短信诈骗的主体主要是提供短信增值业务的运营商, 俗称SP (全称Service Provide) 。SP业务是一项在近两年得以迅猛发展的新兴产业, 但国家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来对这个产业进行规范和调整, 不少SP运营商就借机设下各种欺诈陷阱, 在手机用户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损害其合法权益来牟取暴利, 常见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1) 送话费诈骗。“把此消息传给10位用户, 将会获赠188元话费。我刚试过是真的!”收到这样具有诱惑力的短信之后, 手机用户往往会迅速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这种短信也就以10倍的速度传播, 形成了短信话费的“金字塔”。然而众多的用户并没有如约获得188元的话费, 而是实实在在的为10条短信息支付了费用。受骗者众多, 而骗人的SP运营商却从移动公司拿回了返点, 获利颇丰。

(2) 话费吸血鬼。有的手机用户会收到这样的短信:“您的朋友为您点播了一首歌曲, 请拨打9xxx收听”。一旦回复电话听歌, 就会造成高额话费。有的短信打着“短信速配”、“网上恋人”、“完美情人”的旗号, 引诱手机用户回复电话, 实际上对方不过是一些收费昂贵的语音聊天公司雇请来的员工。还有的手机用户经常会发现有响了一声就挂掉的陌生电话, 这些电话号码看起来不过是普通的座机或者手机号码, 可一旦回拨过去就会产生巨额费用, 尤其是“0941”或“09511”开头的, 一旦回拨, 一分钟会被扣除几十元甚至几百元的话费。

(3) 强制用户订制信息服务。一些SP运营商向用户发送具有诱惑性或欺骗性内容的短信, 诱骗用户回复。比如故作亲切的问候“今天在哪儿?”“最近忙吗?”, 还有的宣称某种信息服务“免费使用”、“几次免费试用”。一旦用户回复, 就会被强制订制该项服务;甚至有些时候, 用户不予理睬却被认为是“默认定制”。很多用户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何时、通过何种方式定制了这些信息服务, 也就无法及时取消。这些信息服务的退订程序上也是障碍重重, 手机用户要自己多方询问退订的途径、时间和限制, 却仍然难以退订。

(4) 网站上手机注册暗藏陷阱。很多网站要求通过手机注册才能成网站用户, 享受各种会员服务, 比如群发短信、观看电影、下载图片铃声等等。殊不知一旦注册, 便要被以各种名义扣除高额费用而且很难注销。

二、手机短信诈骗的特点

手机短信诈骗具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于其他类型诈骗犯罪的特点:

1. 手段新颖, 犯罪成本低

短信诈骗传递虚假信息所使用的媒介和手段比较新颖, 多数犯罪分子会使用短信群发器或群发软件在电脑平台上进行操作, 所需的犯罪工具主要也就是手机卡、短信群发器、电脑或者手机这样几种, 不需要什么昂贵的设备和行头, 也不需要太大的技术含量。低成本、高回报, 成为短信诈骗屡禁不止重要的原因之一。

2. 传播迅速, 社会危害面广

在我国, 每个城市的手机号段都是已经分配好的, 有一定的规律性。犯罪分子一般并没有特定的目标, 只是“漫天撒网”,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某一城市的用户号段大规模的发送欺诈短信, 利用上述工具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将同样的信息发送到数万个手机上面。如此迅速和广泛的传播使得短信诈骗的危害范围可能遍及全国各地, 受害人的身份也非常复杂, 有工人、农民、学生, 也有知识分子甚至国家机关干部等等。

3. 层层虚假, 隐蔽性强, 侦查取证难

短信诈骗行为实施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弄虚作假。

(1) 短信内容无疑是虚假的, 而且五花八门, 很难发现这其中有什么能够体现出来犯罪分子的个人特征。

(2) 短信诈骗犯罪分子往往在短信中谎称自己是银行或者银联的工作人员、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公证处的公证员或者老师、医生等, 这些特定的职业和身份瞬间就可以消除手机用户的疑虑, 具有很强的欺骗性。

(3) 发送诈骗短信所使用的手机号码和短信中所提到的联系电话一般也都是虚假的。有的是在根本不需要身份登记的通讯商处购买来的, 有的则是使用盗窃、捡拾、借用来的他人身份证或者伪造的身份证登记开户的。多数情况下, 这些号码属于“业务号码”, 仅限于专门实施诈骗、与被害人联系时使用, 犯罪分子绝不会将其用于日常生活的彼此联系, 公安机关无法将这些电讯号码与犯罪嫌疑人挂钩。现在, 一些电信公司还推出了一种叫做“一号通”的增值服务, 可以将任何本地或异地号码绑定在本地的“一号通”虚拟号码之上, 犯罪分子利用这一点, 人在异地, 联系电话显示的却是本地的座机号码, 拉近了距离, 减少了被害人的疑虑。

(4) 要求被害人汇款或者转账的银行账号往往是使用他人证件或者伪造的证件办理的通存通兑储蓄卡, 其开户地和诈骗得手后的取款地通常是分离的, “以卡找人”也变得不太可能。

(5) 更高明的犯罪分子会在诈骗得手后, 雇佣民工或者叫来与案件关系不大的“马仔”将钱从自动柜员机上取走, 公安机关也就无法通过银行监控录像观察到真正作案人的体貌特征。

(6) 犯罪分子一般采用流动式、跳跃式的作案方式, 在甲地策划、准备, 在乙地作案、丙地提款, 且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被害人与犯罪分子之间也“只见文字”, 没有任何直接的、正面的接触, 这进一步加大了侦破的难度。

就是这样环环相扣的诈骗之网在无声无形之间网进了众多的受害者, 却又使犯罪分子轻易的隐身其中。

4. 精心策划, 多为团伙作案, 分工明确

只是通过短信沟通却要使得被害人上当受骗, 所以犯罪分子不仅要绞尽脑汁, 揣摩潜在被害人的心理, 编出充满诱惑又比较新颖的诈骗短信, 还要精心预谋、策划犯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短信诈骗一般都是团伙作案, 团伙成员在3人以上, 关系密切, 多为亲戚或者同乡。在具体实施犯罪的过程中, 团伙成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的专门负责购买手机、手机卡;有的专门负责利用虚假身份证开设银行账号;有的专门负责群发短信;有的负责接听电话与被害人周旋;有的则专门负责取款;一旦得逞后, 立即注销、丢弃所用卡号或者直接更换新的通讯工具继续诈骗。通过这样周密的布置和分工合作, 犯罪分子达到成功骗取钱财又有效逃避侦查打击的目的。

手机短信诈骗对电信市场和社会诚信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而彻底的整治短信诈骗则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立法部门、政府监管部门、手机运营商、SP服务商等的共同努力, 提高技术水平, 加强社会联动;也需要各种传媒的大力宣传、引导和警方及时发布诈骗新手段的警情提示;当然, 也离不开手机用户自身擦亮眼睛、提高防范意识, 一旦自己被骗或者身边的人被骗, 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 只有这样, 才能还短信市场一片诚信的天空。

参考文献

[1]柳阳:手机短信诈骗犯罪初探[N].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6～11

[2]泽仁卓玛:论手机短信诈骗犯罪及其抗制[N].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2007～2

[3]陈永峰:公安机关办理短信诈骗案件的工作难点及其对策[N].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4

[4]高锋:手机短信诈骗犯罪的特点与类型分析[N].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