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共12篇）
合同诈骗 篇1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经济领域内的活动日益频繁, 一些犯罪分子无视国家法律, 利用合同进行诈骗, 使得合同诈骗案件逐年增多。行为人是否利用“合同”这种形式, 是区分合同诈骗罪和其他诈骗罪的关键所在。因此, 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含义, 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有着重要意义, 而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一直存在着争议, 刑事理论界和实践界对书面合同能成为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均不持异议, 但对口头合同能否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却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截然对立的观念。
我们从一则案例来看看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在实践中存在的认识差异。如:2000年11月, 被告人秦卫石化名为泰兴石, 为牟取非法利益, 以虚构的“韩丽装饰品有限公司”的名义, 向上海舟士塑料厂以明显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订购塑料窗帘配件。双方对货物名称、规格、数量、价格、交货日期等事项达成口头协议, 并约定了付款期限。2011年1月3日, 被告人秦卫石从该厂提取价值人民币52500元的塑料窗帘配件15000套, 将货物用于抵债后逃逸。检察院以被告人秦卫石犯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秦卫石对起诉指控的事实与定性均无异议。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秦卫石虽未与被害单位签订书面合同, 但就货物的名称, 数量, 价金等均已达成协议, 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 但罪名不当, 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秦卫石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一审判决后, 检察院提出抗诉, 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秦卫石犯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但定性不当, 建议改判, 在客观上仅限于在签订, 履行合同过程中进行诈骗的行为。从立法者使用“签订”一词的本意来看,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理解为书面合同。设立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本意应当指的是利用书面合同实施诈骗。被告人秦卫石骗取被害单位财务的方法是利用双方口头达成的协议, 未以任何书面形式签订合同, 故其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利用签订书面合同的方式进行诈骗的构成要件, 其行为应当构成诈骗罪。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秦卫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冒用他人名义以订立口头合同的方法骗取他人财务, 数额巨大, 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原判决并无不当且程序合法。遂裁定驳回抗诉, 维持原判。
通过上述案例可见, 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还是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的。有的学者认为,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仅为书面形式, 因为将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界定为书面形式, 既不与司法实践脱节, 也考虑到了合同法律的变化情况 (如扩大合同主体, 扩大合同书面形式等) , 避免了法律适用的混乱, 同时从证据的客观性要求来说, 口头合同也不应成为合同诈骗中的“合同”。而有的学者则认为, 随着合同法的颁布实施,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已经由原来单一的书面形式转变成灵活多样的书面, 口头等形式。口头合同等非书面合同作为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 也是客观存在之物, 是可为其他事物所证实并为人所认识的, 只要能通过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以非书面形式表现的合同关系及合同的内容, 且诈骗事实成立, 即可认定行为人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即口头合同亦可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理由如下:
1、从立法上看, 刑事法律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形式并未予以说明或限定。
因此, 界定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 应当以相关合同制度的立法为基础。1981年的我国的《经济合同法》是以书面合同为合同要件, 不承认口头合同, 而在执行1997年修订刑法时, 也是以当时《经济合同法》为基础, 亦认为合同诈骗一般以书面合同为原则;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正式颁行后, 规定合同的形式不仅包括书面形式, 还包括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口头合同明确成了经济合同的形式之一, 因此, 在刑事法律就合同诈骗中合同形式未作特别限定的情况下, 《刑法》对于合同诈骗的所有条款所涉及的合同概念自然也该随之变化。
2、合同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有各自的调整对象。
合同诈骗罪的危害本质在于对市场秩序的破坏, 合同范围仅限于市场经济领域内, 这是成立合同诈骗罪和合同的基本特性。而合同是书面、口头亦或其他形式, 只不过是从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对合同的评价, 不影响对合同内容和性质的判断。如果合同不具有上述特征, 则不论其是何种表现形式, 利用该合同诈骗都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如果合同具有上述特征, 则也不论合同的表现形式如何, 利用该合同进行诈骗即可构成合同诈骗罪, 由此, 将口头合同乃至其他非书面形式的合同归于合同诈骗罪中, 不会导致特别法条 (合同诈骗罪条款) 架空普通法条 (诈骗罪条款) 的现象, 他们仍然有各自调整的对象。
3、举证困难不能否认口头合同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存在形式。
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口头合同等非书面形式的合同缺乏合同内容的客观记载, 故认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 合同内容举证上存在一定的困难, 但不能以此为由认为非书面形式的合同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因为, 犯罪是客观存在的, 并不以人的主观认识为转移。现实中, 往往由于非书面合同没有文字记载, 而更多为诈骗者行骗时所利用, 若将其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 无疑极大地缩小了该罪名适用范围, 甚至放纵犯罪。如, 甲公司为解决资不抵债的困境, 公司决策机构经讨论, 准备骗取一直有合同关系的乙公司的财产, 于是甲公司领导层便邀请乙公司领导层, 在宴会上甲公司提出向乙公司购买煤炭100吨 (价值20万余元) 并表示到货后十日内付清货款, 双方就煤炭的质量, 价格等协商一致, 因两公司之间一直有业务往来, 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次日, 乙公司按两公司之间的口头约定送100吨货运至甲公司, 甲公司收货后随即低价出售并将货款用于归还债务。如果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之外, 因诈骗罪并没有单位犯罪主体, 故就无法追究甲公司的刑事责任, 明显放纵了犯罪。笔者认为, 只要能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以非书面合同形式表现的合同关系及合同的内容, 且诈骗事实成立, 则既可认定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4、刑法条文的表述也无法否认口头合同成为合同诈骗的表现形式。
1997年刑法在合同诈骗罪中运用“签订”一词, 一般人认为签订应当也只能指书面合同, 而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外。上面笔者也已经提及, 这是基于当时的合同制度所形成的对合同形式认识上的局限性, 随着合同制度在合同诈骗罪之外, 则会使得合同诈骗罪独立成罪的意义。因此, 在立法背景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对刑法条文的理解不能拘泥于其字面含义, 不应将刑法224条规定的“签订”一词仅仅理解为书面合同。
5、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之外, 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冲突。
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之外, 对于行为人分别利用书面合同、口头合同或者其他书面形式进行诈骗的案件, 则无法正确定罪处罚。如, 被告人姜后明, 宋开明于2006年6月份, 假借海安县曲塘镇和纺织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名义, 与被害人袁宏书面签订煤炭购销合同一份, 骗得被害人袁宏187吨, 价值人民币99110元。收货后, 被告人姜后明, 宋开明又电话告知被害人袁宏, 提出按原协商再购买100吨, 被告人姜后明, 宋开明将287吨煤炭销给他人, 所获赃款被二人瓜分。如果口头合同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 则该案即应认定被告人姜后明, 宋开明的行为分别构成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两罪, 应实行数罪并罚, 对于在一个犯意下所进行一个持续犯罪行为用两个罪名来调整显属不当, 违背了刑法数罪并罚的本意。
由此可见, 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形式已经随着合同制度的相关立法的变化而改变, 只要能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以口头形式表现的合同关系及合同内容, 且诈骗事实成立, 即可认定行为人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口头合同也能成为合同诈骗的表现形式。
合同诈骗 篇2
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都是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特别犯罪，刑法学界形成的通说认为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侵犯的都是复杂客体，但对复杂客体的类型还没有形成准确的定位。有学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虽然作为特别犯罪从诈骗罪中已经分离出来，但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侵犯的主要客体仍是公私财产权，从这一基点出发，得出结论是没有必要把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成独立罪名并规定在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一章。有学者则赞成把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成独立罪名。理由是合同诈骗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市场经济秩序，次要客体才是公私财产权，合同诈骗罪侵犯市场经济秩序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性已不能被诈骗罪所包容。笔者也同意后一种观点，公私财产权具有分散性是可分的，对于公私财产权的侵害是对个体的侵害，不会对整个社会的公私财产权形成侵害。但是市场经济秩序不具有可分性，不可以把市场经济秩序进行简单的分割，认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侵害是对个体的侵害。这种侵害是对市场经济整体秩序的侵害，在经济活动中会造成连锁的反应，特别是在现今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市场主体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社会运转中形成完整的经济链条，一个环节出现差错就会影响整个经济链的运行。金融诈骗罪亦是如此，金融诈骗罪侵害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秩序，次要客体是公私财产权。具体而言，集资诈骗罪侵害的主要客体是集资秩序、信用证诈骗罪是信用证结算秩序、信用卡诈骗罪是信用卡结算秩序、有价证券诈骗罪是政府债券市场秩序、保险诈骗罪是保险市场秩序、贷款诈骗罪是信贷秩序、票据诈骗罪是票据结算秩序、金融凭证诈骗罪是金融凭证结算秩序。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刑法》将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罪是必要的。
把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独立成罪进一步保护经济秩序的同时，刑法也把财产保护作为了主要任务，规定合同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只有行为人据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从事合同诈骗、金融诈骗才进入刑法规制的合同诈骗犯罪、金融诈骗犯罪行为之列。
刑法是独立的部门法，作为基本法律，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比其他部门法更广，是强制力最大、惩治手段最为严厉的法律，也是维护、执行其他部门法的坚强后盾。《刑法》的规定与其他部门法的规定之间有相互衔接的关系，在其他部门法的强制力不足以处罚违法者的违法行为，较正此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时，就需要借助《刑法》的力量惩罚违法行为，规制行为人。如《商标法》、1
《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将一般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界定为民事侵权，而《刑法》将严重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就界定了犯罪，在《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下的第七节专门设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正因为《刑法》是最严厉的法律，所以是最后适用的法律，当用其他法律可以较正违法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时就排除对《刑法》的适用，对于合同诈骗和金融诈骗亦是如此。刑事诈欺与民事诈欺并无绝对的界限，一切刑事诈欺都同时是民事诈欺，但并非所有民事诈欺都是刑事诈欺，1因为立法者只是将民事诈欺中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为犯罪。
在对情节严重的考量中“数额”是重要的客观标准之一。犯罪数额能直观的体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合同诈骗罪和7种金融诈骗罪都明确要求以“数额较大”为犯罪构成要件。2犯罪数额有多种，与诈骗犯罪有直接关系的是犯罪损失数额、犯罪交付数额与犯罪所得数额。《刑法》未明确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的“数额较大”是指何种数额。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日《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对普通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一律按犯罪所得数额为标准定罪量刑。但有学者就从金融诈骗罪犯罪客体主要方面是金融秩序，合同诈骗罪犯罪客体主要方面是市场经济秩序，均不是公私财产权为由，提出对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的犯罪数额应采“交付说”而不是“占有说”，在行为人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法进行诈骗活动的情形下，应以多次诈骗的总数额（犯罪交付数额）作为认定犯罪的标准，量刑时可将其以后次诈骗财物归还前次诈骗财物的情节作为从轻情节考虑。但这种判断在逻辑上并不能证明行为人之前签订的合同都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行为人实际上履行了之前的合同，并不一定侵害经济秩序、金融秩序。行为人 “最后一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履行合同，从逻辑上才能认定行为人此次骗取了数额较大的财物，以合同诈骗罪或金融诈骗罪定罪处罚。
要明确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间的界线要从三者间的法条竞合关系入手。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形成法条竞合，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也形成法条竞合。《刑法》第226条对诈骗罪有如下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即是特别规定。所以在犯罪行为既构成诈骗罪1参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信用证诈骗罪未明确要求“数额较大”为构成要件，但社会实践中使用信用证结算的数额都已符合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所以可以认定“数额较大”是内含在信用证诈骗罪中的。
又构成合同诈骗罪或金融诈骗罪的情况，应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定合同诈骗罪或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一是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客体都是复杂客体，诈骗罪是单客体；二是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是在市场上实施，以交易关系为依托，具有金融法规、民商事法规违反性，是“准法定犯”，诈骗罪是典型的自然犯；三是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要求的“数额较大”，在金额要求上明显不同，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要求的“数额较大”，在金额要求上也有不同；四是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可以是自然人和单位，诈骗罪的主体仅为自然人。
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间也是法条竞合关系。金融合同是债权合同的一类，如信贷合同、保险合同、集资合同等。金融诈骗罪的实质就是利用金融合同关系进行的诈骗犯罪。从金融合同的角度考虑，金融合同在各种合同中具有特殊性，因此金融诈骗罪是合同诈骗罪的特殊情形，在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竞合的情形下应定金融诈骗罪。对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信贷合同诈骗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案件现在的通行做法是以合同诈骗罪定案。对票据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系，可以从票据关系入手分析，票据关系实质上是债的关系，是一种债权合同，所以票据诈骗罪是一种特殊的合同诈骗罪，两者构成竞合，一般以票据诈骗罪定罪处罚，但也不排除在竞合时适用最相当原则得出以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的情形。案例：犯罪嫌疑人Q某，冒称N市某物资公司经理身份，与T市某厂签订了数百万元的购销合同。在T市厂方派人实地了解情况时，临时租借办公室和员工，并伪造汇票给T市厂方人员出示获得了信任。T市厂方按时发贷至N市停车场，Q某将伪造的“汇票”作为贷款形式支付。在全部提取贷物后Q某销贷至外地，逃之夭夭。对Q某的行为应定合同诈骗罪。对信用证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系，学界存在争议，但多数人支持从合同的意义上理解信用证关系，笔者也同意信用证诈骗罪是合同诈骗罪的特殊情形，当两者构成竞合一般以信用证诈骗罪定罪量刑。
诈骗罪对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来说是普通法条，对于因仅不满足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的犯罪数额而没有构成此类犯罪的行为人，如果犯罪数额符合诈骗罪的追诉起点，可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罪规定在《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而不是与诈骗罪分离后规定在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并且在犯罪数额的追诉起点上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一般也高于诈骗罪，这些规定都体现立法者对这类犯罪的重视，但在刑罚规定上却没有必然体现出对合同诈骗犯罪、金融诈骗犯罪要处以更严厉的刑罚。合同诈骗罪对数额较大的犯罪没有规定管制刑，对数额较大的犯罪金融诈骗犯罪规定的起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诈骗罪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似乎是对合同诈骗犯罪和金融诈骗犯罪处以更严厉的刑罚，但是在具体的犯罪数额规定上并不细致，会出现一定的犯罪数额以诈骗罪认定的会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合同诈骗罪或金融诈骗罪认定会处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形，所以在犯罪数额上还要在罪与罪间权衡后做更细致的规定。
论合同诈骗罪 篇3
关键词：非法占有；合同欺诈；合同诈骗
一、合同诈骗罪的含义及其性质
（一）合同诈骗罪的含义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办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是一项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且达到“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
（二）合同诈骗罪的性质
合同诈骗罪是一项违反国家市场经济管理法规，干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正常管理工作，损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的违法犯罪活动，其所侵犯的客体是对方当事人对财物的所有权、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正常管理及正常运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从犯罪对象的角度看，合同诈骗罪所直接作用的是，合同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同时还严重影响公平竞争、协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和完善及国家对经济合同的正常管理制度。
二、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一）合同诈骗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合同诈骗罪发生在经济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其犯罪主体要求行为人必须是经济合同的当事人，却不以特殊的身份作为构成要件，为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
对于自然人而言，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成为本罪主体。
对于单位而言，单位主体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其中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包括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依法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及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
（二）合同诈骗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
合同诈骗直接使对方当事人财产减少，侵害其财产所有权，同时，极大地妨害了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和完善。合同诈骗是行为人以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欺诈的方法，隐瞒事实真像，骗取对方财物，直接破坏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制度，严重打乱了国家对市场的管理秩序，它侵犯的对象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
（三）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由直接故意构成，且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几种客观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密不可分
（四）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构成上表现为，行为人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了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
合同诈骗罪在危害行为方面的表现为，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主要规定了以下五种法定表现形式：（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诈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
三、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及合同欺诈的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一般经济合同纠纷，是指经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出于某种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或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一方当事人出现违约行为，而致使另一方当事人受到损失，因而引起的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发生争议，而出现的民事纠纷。
2.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界限
合同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当事人虚假的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陷于认识错误，从而骗取其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
（2）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的界限。票据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
保险诈骗罪，是指违反保险法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都属于诈骗罪的特殊形式，它们的主体都是一般主体，主观上都由故意构成，且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目的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发展，合同所带来的影响，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重要，要准确的把握合同诈骗犯罪和一般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区分罪与非罪，以及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类似的犯罪，综合分析行为人的客观表现及危害后果，才能做到正确适用法律打击合同诈骗犯罪，进而达到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之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赵秉志《刑法学》中央电大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33页
[2]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出版.第668页
[3]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686页
[4]刘家琛《新刑法案例释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出版
[5]赵秉志主编《刑法原理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第552页
作者简介：
许晓龙（1993～），男，湖北宜昌人，武汉东湖学院文法学院本科在读。
浅析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形式 篇4
合同的形式是否影响合同诈骗罪的适用,也就是说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形式应是书面形式?还是书面、口头及其他形式均可?对此,目前法学界存在不同观点。多数学者主张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只能是书面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一,有的学者主张,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需要能够证明被告人利用合同存在的证据是最起码的要求,由于口头合同难以取证,故不应纳入合同诈骗罪。
笔者认为,在合同诈骗罪中,只要有间接证据或其他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双方有订立合同的合意,并且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协议即可确立合同成立,比如:证人证言、相关的录音证据、以及后来根据合同的发送货物,收货付款的各种收据等。口头合同的证据搜集比较困难并不等于说口头合同就没法证明,在司法实践中是能够发现充分的证据来再现已发生的诈骗事实的。因此,不能排斥口头合同也能构成合同诈骗罪。
观点二,有的学者主张,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界定为书面形式,而不考虑口头形式及其他形式,理由:第一,从口头合同双方当事人交易时的主观心态分析,双方产生信赖的基础不是“合同”本身,而主要源于彼此的人格信任,实际上,当事人双方在进行口头协议时大多没有意识到在订立合同,否则便会采用书面形式。第二,合同的形式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就存在争议,虽然依据《合同法》第16条,保留了口头形式,而顾昂然在关于《合同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要引导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使订立的合同规范化,以免口说无凭发生纠纷难以解决”,可见,将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界定为书面形式与《合同法》立法原意无太大的矛盾。
笔者认为:首先,以所谓的双方当事人以口头形式形成协议大多没意识到是在订立合同,难以符合实际。1999年3月《合同法》之所以确立口头形式的合同,根据在于大量的实际存在。同时这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已明确规定可以采用口头形式,效力等同于书面合同。其次,认为拒绝口头合同诈骗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法立法原意并无太大矛盾,对此笔者认为,合同法的根本目的是在于调控市场行为,而口头合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排斥势必脱离实际,违背当事人意思自由的原则。
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以书面合同为主,不排除其他形式的存在。理由有:
第一,《刑法》对合同的形式没有作出明文规定,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书面合同,而排除其他合同形式。首先,从法条本身来看,合同诈骗发生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签订与履行是并列条件,而非并存条件。况且对“签订”也不能狭义地理解成以签字而订立的合同,合同的订立可以是签字,也可以是盖章或者采用数据图文、口头约定等形式。因此,以“签订”为据来推断合同诈骗罪中合同一定是书面合同于法无据。其次,当前的经济生活中,合同的订立还很不规范,订立口头合同的还大有人在,法律并未排除其存在的合法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犯罪行为人为了骗取受害人的货物,采用同样的方法,一个签订了书面合同,而另一个是口头约定,是不是分别构成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进行数罪并罚呢?笔者认为,这样认定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加重了对行为人的刑事处罚,不利于犯罪分子认罪服判、接受改造,不利于刑罚的惩戒和预防作用的发挥。
第二,按照《刑法》第2 2 4条对合同诈骗罪的规定,该条款未明确规定客观上是否需要签订书面合同。从1997年刑法立法背景看,当时三部合同法(《技术合同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法》)都要求书面形式,所以该条文用了签订一词。有的学者从字面解释主张应限制在书面合同,但随后1999年3月新《合同法》出台之后、应结合新合同法的实际更符合维护市场需要,打击口头形式的合同诈骗罪,对签订一词作出扩张解释将口头合同纳入交易秩序的范围。
第三,利用口头合同的形式及其他形式实施诈骗犯罪与利用书面合同一样,所侵犯的客体都是他人财产所有权以及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合同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既然民事法已确认口头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刑事法又为何要留下调控空白,将之拒于门外呢?
实际上,在当前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非书面形式的合同,利用这些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犯罪并不少见,如果将其一概排斥在合同诈骗罪之外,不仅与现实脱节、也有悖于新刑法确立合同诈骗罪这一罪名的立法精神,更不能脱离社会实践影响其公正性和社会秩序功能的实现。
摘要：合同诈骗罪是从普遍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特殊诈骗罪,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行为手段方面,即行为人利用合同这一合法形式,骗取他人财物,并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合同形式,口头合同
参考文献
[1]蔡刚毅:析合同诈骗之合同[J].刑法问题与争鸣,2001,(3)
[2]肖中华:论合同诈骗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J].刑事法学,2000(7)
[3]徐笑非: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形式[N].江苏经济报,2003～8～27
[4]李波: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新探[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1)
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 篇5
摘要：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二者非常相似，有时很难判断。本文结合理论和实践指明二者不同的认定要素和发生的法律后果。
关键词：合同欺诈；合同诈骗；认定要素；法律后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合同纠纷不断出现，而合同诈骗罪也是以合同形式出现的。二者相似性以及法律后果不同，给司法机关认定行为性质带来了很大难度，本文结合理论和实践对二者进行了明确区分。
合同 ,又称契约 ,是指当事人之间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当事人达成协议并建立了合同关系 ,标志着合同成立 ,但合同成立不等于合同生效。欺诈 ,意思指当事人一方故意编造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 ,使对方陷入错误而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
合同欺诈行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 ,行为人的行为表面上是合法的 ,行为人通过订立、成立、履行合同行为 ,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 另一方面 ,行为人的行为本质是非法的 ,行为人的行为破坏了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使相对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
合同欺诈行为作为一种民事行为 ,其构成要件有四点：⑴ 须有欺诈人的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之情况有三：一是捏造虚伪事实；二是隐匿真实事实；三是歪曲真实事实。⑵ 欺诈人必须有欺诈的故意。⑶ 须表意人因相对人的欺诈而陷于错误。⑷ 须对方因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即错误与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关系。①“合同欺诈行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隐蔽性。合同欺诈行为人的欺诈行为 ,相对于如标的、标准、能、合同主体等合同的主要信息 ,行为人是清楚的,在明处合同相对人则是不清楚的,在暗处。真实信息的隐蔽性 ,造成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地位不平等 欺诈行为人处于优势、强势 ,合同相对人处于劣势、弱势 ,直到欺诈行为败露。这种对信息掌握的不平等导致的地位不平等 ,并不是因为相对人认识能力的局限 ,而是因为行为人的恶意而为。①苏辉，试论合同欺诈[J].宿州师专学报，2002，（9）。
第二 ,干扰性。合同欺诈行为人的欺诈行为 ,把要约或承诺的错误条件反映到相对人大脑中 ,使相对人在规避合同风险和实现预期利益的决策中作出与自己本来意愿不一致甚至相反的决策 —错误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的“意思 自治”由于行为人的干扰而成为“意思他治”。第三 ,破坏性。I破坏了合同当事人的地位平等 ,由于其隐蔽性 ,使合同欺诈行为人处于优势、强势 ,使相对人处于劣势、弱势。II破坏了等价交换的原则。任何当事人从事交易活动,都要遵循等价交易法则 ,不得尔度我诈 ,强取豪夺III破坏了交易的自愿性。通过欺诈等方式使对方作出与其真实意思不相符合的意思表示IV破坏了社会信用。欺诈行为败露后 ,人们将对正在或即将作出的交易行为时时处于怀疑、恐惧之中。第四 ,非法性 欺诈行为都危害了社会济秩序 ,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在法律上属于应受禁止的非法行为。”
关于合同欺诈行为的法律效力, 我国《合同法》一般认为合同欺诈行为损害了私人利益 ,可以撤销 ,表明损害私人利益的合同欺诈行为并不必然无效 ,即并不是必然不受法律保护。如果被损害人放弃撤销权 ,则法律保护合同欺诈行为 ,如果被害人主张撤销权 ,则法律不保护合同欺诈行为 ,被撤销的合同则无效。我国《刑法 》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数额较大的行为。它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 ,应受到刑法惩罚。
①“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要素，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看，只是列举了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行为表现形式，要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还必须以行为人的履约能力为基本出发点，结合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事后态度等方面综合认定。在具体认定要素上，主要应审查：主体资格是否真实。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即以虚假面目出现，显然可说明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之存在。行为人有无履约能力。具备履约能力是合同得以适当或完全履行的基础，如果明知没有履约能力或只有部分履约能力，却与他人签订远超过自己履约能力的①刘恒然，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要素[J].江苏法制报，2008，（12）。
合同，骗取对方财物，应视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
即着眼于行为人有无履行能力还不足以证实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还要看行为人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如何。尽管有履约能力，但无实际行动或履行小部分义务，目的是套取更大的回报，行为实质上属非履约行为，充满欺骗性，则足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行为人没有履约的原因。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并无欺骗手段，签订合同后也积极履行合同，但因决策失误等正常商业风险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最终无法履行合同，并给对方造成损失，因行为人主观上无非法占有之目的，故不能成立诈骗犯罪，仅成就民事上的违约事由；相反，若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或履行合同中存在“借鸡生蛋”，赚了就还，亏了就不还的心理，且履约过程中确实不尽力，并最终导致他人财产损失的，应以诈骗罪认处。行为人对财物的主要处置方式。目前的做法是，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不是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处置而是隐匿或是任意处置，主要表现在用于偿还债务、挥霍、用于非法活动、非经营性支出等或携款潜逃，就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反之，无论行为人签约时对于到手的款项心理态度如何，不管是依约还是挪作他用，只要是用于正常经营，因商业风险而导致最终损失的，则不认定为诈骗犯罪。”
① “合同民事欺诈纠纷与合同诈骗的联系与区别：
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纠纷有许多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两者得以发生的基础相同。无论是合同诈骗犯罪还是合同民事欺诈纠纷，都既可以发生在合同的签订过程中，也可以发生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
第二，行为人的主观心态都是故意。既具有欺骗对方，使对方的认识陷人错误，从而违背其真实意思而与之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以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而且，这种故意都是直接故意。
第三，客观上都具有欺骗对方当事人的行为。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①周韵，论合同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犯罪的界限[J].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3）。
都带有“诈”字，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或是利用对方的错误或进一步加深对方的错误等等作为及不作为，都是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的共同手段。
第四，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纠纷，都主要是发生于经济交往过程中，且都是以合同的面目出现。这些合同从表面上看，条款是规范的，内容和形式也是合法的，合同的虚假性不易被识破。
第五，受欺诈人与对方签订或履行合同，表面上看也都是自愿、真实的，实质上这种意思表示都是有瑕疵的，并且都与欺诈行为有因果关系。
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纠纷，尽管存在上述相同之处，但在法律性质上存在重大差异，两者之间主要有以下区别：
第一，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和目的不同。虽然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在主观上都存在着直接故意，但故意的内容和目的不同。在合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物，主观上并没有履行合同的目的，而仅仅是利用合同这一合法的形式;但是在合同民事欺诈中，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谋取不当或不法的利益，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尤为重要的是，行为人所谋求的不当或不法利益，恰恰是意图通过合同的履行而实现的。这一点是区分两者的关键。
第二，客观上有无基本履约行为不同合同诈骗犯罪行为的目的由于是为了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因而在客观上没有基本的履约行为。犯罪行为人或者是签定虚假的合同，或者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千方百计地创造借口逃避履行合同义务。在有些情况下，行为人即使也有少量地履行合同的行为，但这仅仅只是一种假象，其实质在于骗取对方的信任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合同规定的大部分义务，他是不会履行的。这种情况即所谓的“钩鱼合同”。但是对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而言，由于非法利益的获得正是通过合同的履行而得以实现的，因此行为人客观上必然会有合同履行的行为。
第三，法律上对于欺骗行为有无财产数额的要求不同。合同诈骗犯罪是一种财产型犯罪，对于财产犯罪刑法上一般要求数额较大，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之一。因此，利用合同诈骗犯罪，合同标的数额应当符合刑法关于“数额较大”的要求。但是合同民事欺诈纠纷中，欺诈行为的构成不以受欺诈方有财产损失为
必要条件，因而合同标的数额的大小，并不影响合同民事欺诈的成立。
第四，行为性质不同。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民事欺诈虽然都是一种欺骗行为，但性质上截然不同。在合同诈骗犯罪中，尽管表面上也存在合同且合同的订立程序也相当完备，但由于行为人只是想利用合同来达到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因而该类行为的性质已经超出了民法及合同法等私法的调整范围，是一种严重违反公法的行为。这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合同诈骗行为，根据其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和轻重，可以向利用合同进行治安诈骗的行为转化，但无论如何决不可能横跨公法、私法的二大领域而转化为合同民事欺诈。换言之，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不可能亦此亦彼，存在重合的情形。因为合同民事欺诈虽有欺骗，却是在履行前提下的欺骗，它作为一种意思表示有瑕疵的私法行为，历来就属于私法的范畴。正是因为这种性质上的差别，合同民事欺诈属于经济纠纷，而合同刑事诈骗则是经济犯罪的一种。
第五，行为的完成形态不同。合同诈骗犯罪是一种结果犯，在行为的完成形态上有既遂与未遂之分。因此，凡发生了法定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即构成犯罪既遂。相反，如果行为人已着手实施诈骗犯罪行为，而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发生法定的社会危害结果，则应认定为犯罪未遂。合同诈骗犯罪虽未造成合同相对人的实际损害，但这种行为有其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而行为人仍应承担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指出:“已经着手实施诈骗犯罪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但是在合同民事欺诈中，如前所述，该行为要么成立，要么不成立，不存在行为完成形态上的既遂与未遂。
试论合同诈骗罪 篇6
【关键词】非法占有；欺诈；合同诈骗罪；刑法学
合同诈骗罪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如何从法律上对其进行规制，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从一起合同诈骗案说开去
2000年元月份，被告人邓辉因承建连徐高速公路E10-11标段两座桥涵工程的需要，借用“徐州市公路工程总公司连徐高速公路E10-11标段第二处”公章作担保，与徐州市鼓楼区银河钢模站签订钢模租赁合同，租用钢模站钢管、扣件、卡子、联角等租赁物，租期6个月，价值122740元。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被告人邓辉因承建的工程亏损，遂违反合同约定，将部分租赁物低价出卖抵帐，另一部分租赁物借给他人使用，因借用人下落不明，致使这部分租赁物无法追回。后被告人邓辉逃匿至新疆库尔勒。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邓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的财物，且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要求法院予以严惩。
被告人邓辉对公诉机关所指控的出卖租赁物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辨称因其欠工人工资，被逼无奈之下才将租赁物变卖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邓辉无主观上诈骗的故意，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本案适用法律有误。
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邓辉在得知其承包的工程亏损后，并没有积极想方设法来继续履行合同，而是私自低价出卖租赁物，后又躲避起来，并逃匿至新疆库尔勒，在逃匿的三年时间里，既也没有积极、主动支付给银河钢模站任何款项，也没有采取任何方式承诺返还租赁物或还款计划，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租赁物故意很明显，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其诈骗金额在1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判决被告人邓辉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①。
二、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及合同欺诈的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区分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必须从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后的表现等几方面进行判断。如果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属于一般的经济合同纠纷，而不宜以合同诈骗罪处理。
2.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界限
合同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当事人虚假的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
如果欺诈行为损害的是国家利益，则因欺诈行为而订立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如果欺诈行为损害的是集体利益或第三人的利益则所订立的合同为可撤销或可变更的合同，合同诈骗罪的犯罪行为从本质上说也属于合同欺诈行为，二者在民事法律上具有相同的法律后果，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骗取了对方当事人“较大数额”的财物。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且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实际骗取了对方当事人“较大数额”的财物，则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反之应以一般的合同欺诈处理。
值得指出的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主要是指经济合同，而不包括劳务、赠与等合同。
（二）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利用了经济合同的这一特定手段进行诈骗；是否扰乱和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这一法律客体。从逻辑的角度讲，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从法学的角度讲，二者属于法条竟合，按照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对既符合合同诈骗罪又符合诈骗罪的诈骗行为，应按照合同诈骗罪处理。
2.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的区别
两罪属于法规竟合犯，当一行为同时触犯票据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时，应以票据诈骗罪论处，但如果行为人以伪造、变造或作废的票据提供担保的，由于其行为并未损害正常的票据关系，且刑法分则中又有明文规定，因而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2）合同诈骗罪与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保险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为：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虽然保险诈骗在客观方面也利用了合同关系，但却仅限于保险合同，而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则要广泛的多。在犯罪客体方面保险诈骗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则是国家的保险管理制度和他人的财产所有权。
三、合同诈骗罪的处罚
根据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诈骗行为只有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因此如何认定诈骗数额十分关键，在一般的合同诈骗中通常涉及三种“数额”，即受骗损失数额，实骗数额及行骗数额。受骗损失数额是指合同诈骗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数额，实骗数额受是指骗者因受骗而实际交付给诈骗行为人的财产数额，行骗数额是指诈骗行为人主观上所预计会达到的诈骗的数额，一般为合同标的额。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诈骗罪中所说的“数额较大”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到的数额（即实骗数额）认定，合同标的额可以在量刑时作为一个参考。在连环诈骗中，合同诈骗行为人为了弥补前一次诈骗所造成的亏空，而再次实施合同诈骗行为，以填补前一次所造成的亏空。关于此种诈骗的“数额”有三种认定方法，一是以其数次诈骗合同标的的累加数额作为诈骗数额；二是以受骗单位或个人因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实际遭受的损失（即受骗的损失额）作为诈骗数额；三是以行骗行为人通过诈骗行为，为自己实际获得的非法所得（即实骗数额）作为诈骗数额。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连环诈骗应按实际未归 还的数额（即实骗数额）认定，多次行骗数额，及多次诈骗可以在量刑时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犯合同诈骗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四、结语
在本文论述中，笔者综合我国合同法与刑法学基本原理对合同诈骗罪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探讨，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本罪的认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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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 篇7
一、两者性质不同
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犯罪小, 只是违反了一般的法律法规。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是严重的违法, 将受到刑罚的处罚。合同诈骗既违反《刑法》又违反《民法通则》, 是刑事犯罪附带民事违法的行为, 其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管理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 将受到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双重处罚;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单纯违反《民法通则》的民事违法行为, 侵犯的是债权, 仅受控于民事法律。从理论上说, 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 经济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
二、两者特征不同
目前认定合同诈骗的关键, 有三种观点: (一) 客观论认为只要行为人在客观上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与对方签定了经济合同, 同时非法地占有了对方的财物, 就构成合同诈骗。 (二) 履行能力论认为签定合同时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区分两者的关键。 (三) 主观论认为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笔者认为, 这三种观点都过于片面和绝对, 相比之下, 全面分析更为准确。具体而言,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1、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
在实践中, 下列三种情况应视为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 (1) 行为人在签订经济合同时已具备履行合同所需的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 (2) 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不具备履约能力, 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合法筹集到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和物品。 (3) 行为人不能按合同约定实际履行义务时, 自己和他人能提供担保, 担保包括代为履行和赔偿损失。
2、行为人是否采取欺骗手段。
利用合同诈骗的人, 一定要采取一定的欺骗手段使对方上当。这种手段一般包括: (1) 无中生有, 编造虚假事实。如根本没有对方需要的货物、货源, 却谎称有货, 而且价格优惠, 且能及时供货;自己根本没有经营资格和条件, 却设置集资合营的圈套, 制造能提供技术和设备的假象。 (2) 规避法律, 利用对方的疏忽或不熟悉合同法规定, 伙同对方代理人、代表人在合同条款中大做手脚, 以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骗取对方财物的目的和实质。
3、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一般而言, 大凡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之后, 总会以积极的态度创造条件履行合同。即使因客观因素不能实际履行, 也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 在合同签订后, 却根本不去履行合同, 即使有一点履行合同的行为, 也是象征性的“虚晃一枪”。签订合同后财物一到手, 要么逃之夭夭, 要么大肆挥霍, 或者用作与合同毫不相干的其他用途, 根本无力偿还。对此情况, 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条件, 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4、考察标的物的处置情况。
在行为人已经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 行为人已经合法取得了依法转移的财物的所有权。如果当事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份合同, 则当事人对其占有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 一定程度反映了他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
三、其他不同
两者进一步恶化的结果不同。合同诈骗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犯罪行为,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 合同诈骗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是不能低估的。然而, 我国《刑法》第224条及第231条对此罪的最高刑罚只是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显然, 如果在合同诈骗过程中又竞合地犯了其他更为严重的罪名, 则意味着有可能被国家审判机关判处死刑;经济合同纠纷只是一般的违法, 但其已经具备转化为合同诈骗的潜在可能性。
四、经济诈骗的预防
经济活动中要特别注意防止合同诈骗: (一) 要特别注意考察对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动机和目的; (二) 要特别注意考察对方的履行合同能力; (三) 一定要对方提供履行合同的担保, 特别是担保物权的担保; (四) 要依法办事, 依照合同法的规定订立合同、履行合同, 防止上当受骗。从长远看, 关键是建立一个“诚实信用”的市场体制。就目前而言, 首先, 当事人双方应尽可能了解对方的信用情况。其次, 依靠法律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合同的签订、合同对方的资信调查到监督履行合同, 均应有专业人员参加。
综上所述, 尽管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有着很多的相似且容易混淆的地方, 但两者仍有明显的区别。在以后的实践中, 我们首先应当从本质上去区分两者, 把违法和犯罪区分开来, 其次再从基本特征上去比较两者, 分析行为人签定合同的目的、手段、欺骗程度、履约态度等。
摘要：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这两者往往容易混淆, 导致许多判决结果存在争议。因此, 对两者进行全面分析, 认真把握两者的性质与具体特征.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法制建设
参考文献
[1]尹铮:《合同诈骗还是经济纠纷从两则案例看“司法瓶颈”》。
[2]谢颖:《论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
[3]陈瑞林:《合同诈骗犯罪故意探析》。
合同诈骗罪犯罪对象研究 篇8
(一) 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合同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采取虚构主体、虚假担保、虚假履行、逃匿或者其它欺骗手段,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数额较大的行为。
(二) 犯罪对象的概念
所谓犯罪对象, 是指犯罪行为直接指向的具体目标, 是指犯罪份子对之施加某种影响的具体物和人。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所指向的物或人, 是某种社会关系也就是犯罪客体的具体表现。
二、关于合同诈骗罪犯罪对象的学说理论
(一) 合同诈骗罪的对象是各类受法律保护的经济合同。
包括购销合同、借款合同、加工合同等。不属于经济合同一般民事合同不在本罪对象范围之内。 (1)
(二) 合同仅仅是诈骗采用的手段形式, 并非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具体物, 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应当是财物。
公私财物又称公私财产, 是公私财物所有权的物质表现, 包括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 (2)
(三) 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应该结合以上两种学说进行综合分析。
首先, 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应是公私财物。而合同所体现的是当事人合意, 是合同内容的载体。合同是市场经济交易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对合同的违约行为, 自然会造成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 但不能以此就认定合同也是合同诈骗罪的对象, 合同仅仅是财物的一种表现形式, 行为人意图非法占有的对象是合同所体现的物质利益, 而非合同本身。因为, 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 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于合同本身的履行, 而在于对合同标的物或者定金等的不法占有。
三、合同诈骗罪的几种特殊犯罪对象研究
(一) 关于不动产的研究
从近现代以来各国刑事立法发展情况看, 将不动产纳入财产犯罪之对象的做法越来越普遍。持反对意见者认为不动产所有权的变更需要国家登记手续, 因此将合同诈骗罪和盗窃、抢劫等犯罪形式放在一起, 排斥不动产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 (3) 合同诈骗罪和盗窃、抢劫犯罪具有形式上的不同, 盗窃、抢劫不包括不动产是由二者的性质决定的, 在盗窃、抢劫犯罪中, 不可能办理不动产过户手续, 不动产的所有权不会发生转移, 因此就不会对合同诈骗罪的客体——公私财产所有权构成侵犯。可是在合同诈骗罪中, 合同是诈骗以及取得财产的载体, 办理不动产过户是诈骗的内容之一, 是否办理完不动产的过户手续是构成该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 而不影响该罪的构成。
(二) 关于无形财产的研究
无形财产中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因为行为人骗取的一般都是有形的知识产权载体, 而权利人失去此载体并没有失去这些知识产权。如行为人对这些权利人的权利造成侵犯, 完全可以侵犯知识产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对通过签订、履行合同诈骗此类知识产权的载体数量较大拒不退还的, 可以合同诈骗罪处罚, 但此时犯罪对象己转变为有形物品了。
(三) 关于非法取得财产的研究
非法取得的财产, 主要是指违法犯罪所得之赃物。其是否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 有学者认为, 公民个人的财物仅限于个人的合法财物;另有学者认为, 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公民个人的非法财物, 就公民个人对该财物的实际占有关系而言, 由于缺乏法律依据或者财物所有人的同意, 构成对所有权人权益的侵害, 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就该财物本身而言, 其背后仍然存在权利关系, 依然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法律虽不应保护非法取得行为人的权利, 但对其非法取得的财物也不能任意侵犯。
(四) 关于违禁品的研究
从理论上说, 违禁品尽管为法律所禁止非法持有, 但是这种禁止并不等于任何人可以任意非法取得并加以占有。因为违禁品虽然属于违法物, 但其同样仍然存在合法的所有人。利用合同骗取违禁品的行为和利用合同骗取其他物品一样, 都侵犯了一定的所有权关系, 因而都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违禁品一般分为两类。一类完全为法律所禁止, 本身并无合法存在依据;另一类则是法律规定只在特定的主体间进行有限的交易, 而禁止在市场自由流通。 (4) 对于第一类违禁品, 由于为法律所完全禁止, 对于行为人在此类交易中以签订合同方式采用欺骗手段, 非法占有对方的违禁品行为的认定应以违禁品非法交易相应犯罪处理。对于第二类违禁品, 一般禁止公民私自留存使用, 非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私自制造、买卖、运输和持有。此类交易中, 如果有权交易人采用欺骗手段, 以订立合同的方式将对方的物品非法占为己有, 可以成立合同诈骗罪;如果属于无权交易人实施此种行为, 则将构成相应的违禁品非法交易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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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 篇9
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手段, 可谓多种多样。我国刑法第224 条中, 就列举了合同诈骗罪的五种常用手段: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 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只要实施了上述五种行为之一, 涉及数额较大 (符合法定最低数额) 的即构成合同诈骗罪。第5 项的“其它方法骗取”,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但从形式和内容上合同诈骗罪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以假面目出现的合同, 即上述手段的第一种和第二种方式, 此种诈骗性质容易确认。二是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 即以合法的面目和手段签订合同, 来掩盖其非法占有他人合法财产的目的。在此种情形的认定上, 常会发生与经济合同纠纷的混淆。
我们首先从合同纠纷的效力上讲, 不外乎三种情形:合同有效、合同不成立、合同无效。根据我国民法债权理论, 合同不成立和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下, 合同当事人之间应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原则。合同有效, 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适用违约责任制度。据此, 我们认为,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经济纠纷的区别, 在于明确合同诈骗罪与缔约过失责任和违约责任纠纷之间的界限。其次,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一下合同民事欺诈纠纷, 是指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 由于一方当事人的民事欺诈行为, 而引起的权利和义务的争议。欺诈行为表现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等。我国合同法第52 条规定了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第54 条规定, 因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订立的合同,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一般认为, 民事欺诈行为具有主观故意。本人不同意这一观点。因为民事欺诈纠纷, 既可能存在于违约纠纷之中, 如供货方以次充好, 行为人承担违约责任;也可能存在于缔约之际, 如恶意磋商, 行为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他们都有主观过错, 而主观过错又包涵了故意和过失两种方式。因此, 因民事欺诈行为可以根据合同效力不同, 分别要求欺诈行为人承担违约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
二、合同诈骗罪与经济合同纠纷界定
司法实践中, 因合同导致的纠纷大量表现为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纠纷。而合同当事人在违约过程中的各种客观表现行为, 有时就是合同民事欺诈, 也有时形似合同诈骗, 甚至出现违约纠纷与合同诈骗罪重合的情形, 但合同诈骗行为与合同违约行为之间的根本区别, 可以反映出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经济纠纷间的界限。
现实经济生活中, 有这样两种情形, 其一是当事人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是真实、自愿的、内容也合法, 从而使合同成立并合法有效, 但在履约过程中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 使另一方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 从而采取各种手段逃避履行合同交付义务。其二是合同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之时主观状态就蒙眬不清的, 履行合同或最终非法占有, 也处于一种随机状态。合同签订后, 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 内心意图日渐明确。对此性质的认定, 罪与非罪界限也有时会出现模糊。一般认为, 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客观上实施了利用合同骗取了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 但客观上“骗取”财物的认定, 归根到底还是主观上故意的问题。
合同诈骗罪的核心在行为人主观上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并且必须是直接故意, 间接故意不构成本罪。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 即使客观上占有了对方的财物, 也不能认定为犯罪, 为此, 行为人的主观目的, 就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
在实践中, 要正确揭示出犯罪分子的主观目的, 区分合同诈骗行为上的主观故意与违约过错确有困难。他们的行为会产生合同无效、不成立或被撤销, 能给相对人造成损失的后果, 而仍然进行这种行为, 希望或放任违法后果的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在主观目的难以揭示的情形下, 应通过客观标准予以确认, 下面通过一案例的分析, 谈谈本人的看法与观点。
2013 年9 月, 某外国公司 (买方) 与某合资企业 (卖方) 签订了买卖合同, 约定T/T付款方式, 买方在见到卖方的提单复印件后即付款。9 月28 日, 卖方电传提单复印件至买方, 买方遂依约定电汇货款5 万美元, 9 月30 日卖方又要求买方额外支付运费, 买方即办理了运费电汇。次日, 卖方工作人员称因公司负责人不同意此项交易, 请买方停止支付运费, 但此时买方货款已付出。此后经买方多次请求卖方返还货款未果, 遂诉至法院。审理期间卖方主张正本提单已交买方, 货物灭失的责任应由船运公司承担, 卖方已履行了合同的备货和交付义务。查明, 卖方产品长年由其合资的外方合资者包销, 此合同项下的货物已被卖方的外方合资者在境外提走, 提单号与卖方传真给买方的提单号相同。据此, 买方又向公安机关举报了卖方涉嫌合同诈骗。
对于此案, 有两种观点, 其一是经济合同纠纷, 其二是构成合同诈骗罪。主张是合同纠纷的认为, 双方合同形式要件完备, 卖方有履行能力, 只是在合同履行的最终阶段未履行交付, 合同的不履行不能就认定为非法占有为目的, 应为合同违约纠纷。而主张是合同诈骗的则认为, 卖方虽有履约能力, 并做了备货准备, 但无履行合同的诚意, 其伪造提单、虚假陈述, 采用的是欺骗手法, 尤其是被买方诉至法庭后, 仍百般推托, 毫无还款诚意, 并将责任推给船运公司, 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侵吞他人财产的故意, 据此应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犯罪。
公安机关最终决定以合同诈骗罪立案侦察, 经公安机关强拳出击, 买方及时有效地挽回了经济损失、卖方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此案对我们的启示是, 在充满风险的生产经营活动中, 只有准确认定经济活动中的罪与非罪的界限, 才能更好地、有效预防和惩治经济犯罪, 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客观标准
(一) 履行能力
合同履行能力的认定, 应充分考虑下列几点因素: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 是否已经具备履行合同所需要的经营资格、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2.合同签订时, 行为人虽不具备履约能力, 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合法地具备履约能力。3.行为人虽不具备履约能力, 但有足够担保, 或他人可代为履行。如果行为人不具备以上条件, 而且也根本不去创造条件, 则可视为不具备合同履行能力。但是仅凭这些就认定行为人涉嫌合同诈骗, 有所牵强。因为负债经营、风险投资、对缝买卖等均属常见经营方式, 由此产生的损失也属正常经营风险。所以合同的履约能力常处于一种可变状态, 还要结合相关的其他因素。
(二) 欺骗手段
现今欺骗手段可谓五花八门, 包罗万象。具体包括:1.虚假事实, 如以无中生有、供应紧俏物资等手段进行虚假宣传, 获取行为人的信任。2.高额利润, 以高额的资金回报, 许诺不合理的价格优惠, 骗取行为人信任的行为。3.夸大事实, 故意隐瞒事实真相, 采用虚张声势等手段, 欺骗行为人。4.百般抵赖, 用虚假陈述推诿责任, 妄图逃避、掩盖、诋毁其虚假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
(三) 履约行为
具备履约能力, 并不排除行为人主观上不存在诈骗目的, 采取了欺骗手段也并不是合同的不履行。故区分行为罪与罪的性质, 还应结合双方的主观故意和客观实际履约行为。
(四) 货款或货物的处置情况
不同的主观行为, 对合同货款、货物的处置也必然不同。在合同当事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义务时, 行为人对其所占有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正常情况下, 货款、货物应投入生产经营活动, 或进行合法处理。但合同诈骗犯罪是由于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 因此, 一旦非法取得了他人财物的控制权, 则通常立刻转移或从事非法活动或偿还他人债务, 或携款逃匿, 就根本没有归还或履行的意图。
(五) 行为人在合同不履行后的态度
不履行合同义务, 既有客观因素, 也有主观原因, 主观原因上的过失应承担违约责任。如果主观故意, 也存在承担缔约过失的民事责任。客观表现上, 有据理力争与胡搅漫缠的区分。为此, 行为人在对合同不履行或不能履行的态度上, 也能正确区分出是合同诈骗犯罪还是合同违约纠纷。
(六) 涉案金额
成立合同诈骗罪的条件之一是数额较大及以上, 数额的认定也是确定罪与非罪的关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 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 合同标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对此, 最高法构成犯罪及犯罪量刑数额也有明确的规定, 如够不上诈骗犯罪的最低起刑标准, 那么, 该行为也是合同诈骗, 只是使用的法律不同而已。
四、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处理结果不同
合同诈骗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第二百二十四条“列情形之一,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有关规定,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予追诉: (1)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 数额在5000 元至2 万元以上的; (2)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 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 数额在5 万元至20 万元以上的。我国刑法第231 条:“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的规定, 单位也能构成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而合同纠纷则应依据双方合同的约定, 如一方违约应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对方的损失, 违约方还应支付赔偿金。同时规定, 交付定金的一方违约, 所教的定金不予退回, 收取定金的一方违约, 应双倍返回定金。
合同诈骗 篇10
一、大陆法系国家有关“非法占有目的”的学说
大陆法系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 主要有三种学说, 分别是排除权利者意思说、利用处分意思说、折中说。“排除权利者意思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将自己当做财物的所有人进行支配的目的 (仅有排除意思即可) 。”[1]该种学说强调的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财物后使得财物的原权利人丧失对该物的占有, 从而排除原权利人对该财物行使权利。“利用处分意思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遵照财物本身的经济用途进行利用的意图 (仅有利用的意思即可) ”。[2]该学说的核心是行为人依照财物经济用途对财物进行利用和处分的意思。正如前田雅英教授指出:“对占有的侵害只有达到科处刑罚的程度时才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一时使用他人财物行为的可罚性由对权利人利用的实际侵害程度来决定;所以非法占有目的并不要‘有作为所有人进行支配的意思’”。[3]“折中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人, 把他人的财物当做自己的所有物 (排除意思) 并且遵照财物的经济用途对其进行利用或处分的目的 (利用意思) 。”[4]日本的大谷实教授将其解释为“是指 (1) 排除权利人, 作为本权人进行支配的意思 (简称支配意思) , 以及 (2) 按照物的经济用途 (或本来用途) 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 (简称利用处分意思) 。”[5]
对于以上三种学说, 折中说更为合理:“排除权利者的意思说”过分强调排除物的权利人对物行使权利而忽略了其他方面, 从而难以区分故意毁坏财物罪与盗窃罪、诈骗罪;“利用处分的意思说”注重行为人依照财物本来的经济用途进行利用处分, 这样会放纵犯罪。例如行为人在窃取他人财物后, 没有按照该物本来的经济用途加以利用处分, 根据该学说则行为人不构成盗窃罪, 但这样明显与事实不相符合;“折中说”兼具前两者学说的合理之处, 较为科学的阐释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含义。
二、英美法系国家有关“非法占有目的”的学说
总的来说, 英美法系国家对“非法占有目的”强调的是“永久性地剥夺他人财物的意图”, 而较为忽视“获利目的”。
英国刑法《1986年盗窃罪法》中有关盗窃罪的规定:“据为己有的行为不管是出于获利的目的而为, 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为, 并不重要。”[6]根据此条规定可以看出对于盗窃罪, 英国刑法并没有将非法获利的意图作为此罪的主观内容, 其更为关注的是“永久性剥夺他人财产的意图”;“一个人并没有打算让他人永久性地失去财产, 而是将属于他人的财产占为己有的, 如果其意图只是将该财产视为己有而无视他人权利予以处置, 仍然被看作具有永久性地剥夺他人对该财产的权利的意图;因此出借或者借用的行为, 有且只有在出借或借用行为持续一定时间并且处于使其行为等同于完全的占有或处置的情况下, 可以被认为是据为己有。”[7]这样的规定更有利于对所有权人进行保护。因为根据该条的规定, 甚至连借用或出借财产, 只要持续一定时间并在此段时间内使得权利人本身无法对其财产实施权利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这样也就是说只要权利人无法实施对其财物的所有权, 那么行为人主观上就具有将财物据为己有的意思。
三、我国有关“非法占有目的”的学说
我国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学说主要是非法占有说、非法获利说、和非法所有说。非法占有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非法地控制掌握财物的目的。它强调非法占有只是对财物的占有权造成了损害, 而不涉及其他权能。非法获利说认为对于图利性犯罪, 行为人采取非法的手段获取他人财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利益, 也就是希望通过使用财物从而从中获得利益, 主观上不以非法占有或非法所有为目的。非法所有说认为行为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支配和控制, 更关注的是之后对财物的处置, 从而形成非法所有的事实。同时非法所有说强调此时的占有不是指较短时间之内的控制, 而是指永久性的占有, 这种占有完全排斥原所有权人对该物行使权利。“所有”是一种对财物的全面控制, 国外立法在表达行为人与诈骗对象之间的关系或行为人的行为目的时, 多使用“获得”、“取得”、“所有”等词, 这些提法均要比“占有”科学。[8]
四、对于以上学说, 笔者赞同“非法所有说”:
“非法占有说”虽然能够保护民法上的占有, 但是这种学说却存在两点缺陷:第一, 该种学说强调“非法占有目”是对他人财物占有权的侵犯, 但是对侵犯的时间没有进行限定。这将会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那些并不是企图长久性地对所取得的财物进行控制的一般非法骗用行为一律纳入刑法范围, 作为犯罪处理, 这样将会扩大犯罪圈的范围, 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第二, 该种学说对“非法占有目的”进行的是事实评价, 说明的是行为人在实施该种行为的主观原因, 这样容易将非法占有目的与普通的直接故意相混淆。“非法占有目的”虽然是犯罪构成主观方面的构成部分, 但是它是除故意内容以外的心理内容。同时, 该说也不能区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二罪的区别取决于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于集资诈骗罪刑法明确规定了“非法占有目的”, 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则要求行为人主观方面不得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相反行为人还应当具有返还的意思。如果按照此种学说将“非法占有目的”仅仅理解为只要行为人形成事实上的支配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话, 将无法区分二罪。
对于非法获利说, 笔者认为该种学说不能够将“非法占有目的”的本质属性与特征反映出来。刑法之所以将“非法占有目的”类财产性犯罪规定为犯罪行为, 是因为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我们在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不是看行为人获取了什么利益而是看该行为给权利人造成了怎样的损害、该行为侵害了什么法益。“非法获利说”片面强调行为人通过犯罪行为所获得的利益, 而忽视了权利人的权利。同时“非法获利说”使得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难以区分。贪污罪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如果按照“非法获利说”的观点, 将“非法占有目的”理解为企图非法获利, 这样就无法同挪用公款罪的“意图谋取个人利益”区别开来。
对于“非法所有说”, 笔者认为其合理之处在于:
首先, 把“非法占有目的”理解为“非法所有”, 能够较好的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 使刑法规定此主观要件的价值得到了实现。就如张明楷指出的:“只有把非法占有目的理解成非法所有目的, 才能使得这一个主观要件具备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功能。”[9]
第二, 该种观点强调对财产的永久性侵犯, 排除了“较短时间内使用为目的”的情形, 这也同我国的立法规定相吻合, 能够较好的解释行为人将他人的财物处于事实上的非法所有状态后, 没有按财物用法使用的意思对财物进行处分的行为的定性问题, 更便于区分合同诈骗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
参考文献
[1]、张明楷:“论财产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刑事法学》, 2006年第2期, 第28页。
[2]、张明楷, “论财产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刑事法学》, 2006年第2期, 第15页。
[3]、[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 东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161页, 转引自张明楷:“论财产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刑事法学》, 2006年第2期。
[4]、张明楷:“论财产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刑事法学》, 2006年第2期, 第21页。
[5]、[日]大谷实:《刑法各论》, 黎宏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第141页。
[6]、[英]J.C.史密斯, B.霍根:《英国刑法》, 李贵方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603页。
[7]、同上注, 第603页。
[8]、王晨:《诈骗犯罪研究》,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年版, 第20页。
海南特大合同诈骗案始末 篇11
这是一起由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移交海南省公安厅侦查的海口市新创基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林川合同诈骗1.05亿元的案件。
此案由海南省海口市检察院审查起诉，2010年8月21日，海口市中级法院经开庭审理认定。被告^林川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判决后，林川不服，提出上诉。
遇良机联联手港商收煤矿
1998年。正是海南投资极度降温的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用假资料注册空壳公司。年仅37岁，家住北京市海淀区恩济花园的海南文昌人林川，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北京某部门企业局副局长宋生(化名)。在一次聊天时，宋生建议说，香港新世界公司在国内的投资单一，全是房地产应该投资能源煤矿行业。谁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很快。林川便盯上了煤炭项目。得知山西大同市有一个煤炭项目后，并通过朋友了解到香港新世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界公司)有经营煤炭项目的意向，林川顿时来了灵感，认为发大财的机会终于来了。
是年7月，为了与新世界公司合作，他让其在海口市的胞弟林东标利用虚假银行存折复印件，骗取海口市工商局批准成立海口市新创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新创基公司)，并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林川为显示公司实力，以便日后以雄厚的资产加盟入股与港商以实物出资合作经营煤矿业务，1998年11月22日，海口新创基公司以69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大同燕庄煤炭集运站的全部股权。精明过人的林川却在日后与港商的合作中向对方虚报收购价为8500万元。一切准备就绪，就待与港商洽谈合作事宜。
1998年12月的一天，林川以海口新创基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和宋生找到驻北京市京广中心的香港新世界公司总经理陈永德和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董事符史圣。
4人见面后，寒暄了几句。便言归正传。很陕谈起实质性的话题。林川说，“我们在大同有几个煤矿和煤台，你们有没有兴趣收购?如今，经营煤炭业务能赚大钱。”听了林川、宋生的介绍，这可乐坏了陈永德、符史圣。
出于对林川的信任，加之当时公司也有意对资源类项目进行投资。于是，陈永德、符史圣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香港新世界集团公司总裁，总裁听后满口答应。
很快，陈永德和符史圣决定与新创基公司合作收购，并经营大同煤炭项目。双方约定，由新世界公司提供收购资金，新创基公司在山西大同市收购煤站、煤矿资产。新创基公司以收购的煤站煤矿资金按收购价原价出资，与新世界公司成立合作公司共同经营煤炭业务。
过了几天，双方再次约定，以海口新创基公司此前收购的大同燕庄煤炭集运站项目联合成立中外企业，项目投资总额为1.4亿元，其中包括资产投资8500万元，机械设备投资500万元和营运资金5000万元。这样，海口新创基公司仅以6900万元收购的煤站，却堂而皇之地以该煤站所有权作价8500万元投入合作企业。如此，居心叵测的林川只是牛刀小试，便从中获利1600万元。
1998年12月19日，新世界公司与新创基公司在海口市琼苑宾馆签订了合作合同，双方约定，合作成立大同新世界优质煤公司经营煤矿业务。新煤公司投资总额1.4亿元，注册资本5600万元，其中新世界公司出资2856万元，占51％，海口新创公司出资274万元，占49％。1999年1月11日，大同新世界优质煤有限公司在山西省大同市工商局登记成立。
瞒实情故伎重演骗亿元
有道是，罪恶的灵感一经演化成行动，便如水洒般，再难收回了。一次骗局得手，林川并没有回心转意，而是贼心不死，又开始谋划着更大的骗局。
1999年4月10日，林川通过宋生及北京某部驻大同矿区李臣(化名)等人联系，又在大同地区找矿主们联系收购煤矿事宜。因当时煤炭的行情不好，很多矿主急盼出售。就这样，他很快更通过李臣的关系，联系上了潘家窑、辛堡子、印子沟、油饼沟四家煤矿，经过初步谈判后，宋生将初步谈判结果向林川汇报说，这四家煤矿的要价为3000多万元。
林川听后，一脸不悦地说，价格高了，能压就压，不然，我们就赚不了多少钱。后来，宋生继续与煤矿老板谈判。到了1999年5月中旬，谈判终于有了结果，以潘家窑、油饼沟等4家煤矿总价2680万元成交。
林川闻听大喜，事不宜迟，他立即委托宋生与四家煤矿矿主正式签订煤矿转让合同。分别收购价格为：潘家窑煤矿9405元，印子沟煤矿410万元，辛堡子煤矿750万元。油饼沟煤矿580万元，加上先前收购的大同燕庄煤炭集运站6900万元，总收购价为9580万元。
凭借收购的这几家煤矿，在生意场上打拼了多年的林川，足以做出大文章来。
这天，林川静静地躺着，脑子却始终在苦思冥想……真是天赐良机。自己常年奔波于生意场上，不就是为挣钱?既然这次低价收购了煤矿香港新世界公司方面又是资金雄厚，且没有派人参与，多报几千万或上亿元，只要用钱封死宋生、李臣他们的嘴。也只有天知地知了，恐怕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事。
几天后，林川找到香港新世界公司总经理陈永德和董事符史圣，向他俩详细汇报了收购煤矿的全过程。林川说，在大同又收购了潘家窑煤矿、印子沟煤矿、辛堡子煤矿和先前收购的大同燕庄煤站，总共收购价是1.95亿元，其中，一个煤站收购价是8500万元，三个煤矿收购价是1.1亿元。
不难看出，林川不但隐瞒了实际收购煤矿，煤站价格，虚报了1.05亿元，更为阴险的是，他还隐瞒了收购油饼沟煤矿一事。事后查明，油饼沟煤矿被林川自己留用经营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此隐瞒虚报收购“三矿一站”1.05亿元的情况汇报，陈永德、符史圣二人竟然深信不疑。
当林川汇报收购煤矿及价格时，只见陈永德、符史圣昕得津津有味，没有提出任何置疑。林川深感大事已成。他马上提出，收购“三矿一站”合同虽签，但现在煤矿转让价格天天在变，为了防止夜长梦多，你们要尽快付款。 出于对林川的信任，香港新世界公司按清款要求所称的1.95亿元收购价给林川的海口新创基公司转款，总共转了1.95亿元(注：即以定金款之名转出)。
由于签订合同时，仅约定煤站的合作项目，为使后来收购的三个煤矿也纳入合作项目。所以，两家公司经商定，又于1999年6月30日签订了补充合同和补充章程，就合作公司的经营范围，投资总额等内容进行了增加和扩大。合作公司投资总额增加为2.45亿元，注册资本增加为980a万元，新创基公司出资的实物为“三矿一站”的全部
资产，价值合计不低于1.95亿元人民币。签补充合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将新创基公司收购的煤矿资产放进合作公司。
就这样，林川玩了出空手套白狼的把戏，便将1.05亿元巨资收入了自己的公司。
走险棋资产评估竟造假
话说香港新世界公司与海口新创基公司签订补充合同后，香港新世界公司则按照中外合作公司对实物出资规定，要求海口新创基公司对其出资的三家煤矿一家煤站的资产进行评估，并由国家正式资产评估事务部门出具评估报告。
闻听这一情况，林川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反复思忖，莫非是陈家德、符史圣听到了什么风声。他猜想可能是中外合作公司需要资产评估报告，无论如何“三矿一站”资产的评估报告，必须是1.95亿元，绝对不能在评估这一关键性环节上出现丝毫的破绽，不然，不但费尽心机得来的巨额资产会化为乌有，弄不好还会惹来官司，受牢狱之灾，他越想越后怕。
事已至此，不进则退。进有获胜的可能，退则会一败涂地，林川深思熟虑，下定决心后，很陕找来他的好友宋生，讲了此次“三矿一站”资产评估的重要性。只见林川一反常态，十分严肃地加重口气说，此次“三矿一站”资产评估报告非同小可，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通过何种方式，找哪路神仙，—定尽快拿出“三矿一站”资产评估价格1.95亿元的评估报告来。但切记，无论找什么人来办，必须办得干净利落，不留任何后遗症。同时，要切记保密，绝不能对外人泄露丝毫的内情。这件事事关你我命运，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接受任务后，宋生按林川的安排叫来海口新创基公司财务人员李江和李臣，叮嘱他俩去落实这件事，让他们必须以195亿元的价格去评估“三矿一站”的资产。
时值2000年3月，李臣、李江两人来到山西大同市，找到精正资产评估事务所所长吴忠、副所长郝思文，将宋生的评估要求告诉他们，让他们将“三矿一站”的资产评估为1.95亿元。经协商后，吴忠和郝思文同意按此要求来评估“三矿一站”资产。
达成协议后的一天，林川打电话告诉李江，让他将“三矿一站”的全部资料立即拿到大同市金税宾馆李臣房间，交给他。李江到此。见李臣与吴忠、郝思文正在窃窃私语，密谋资产评估事宜。至于用什么条件达成协议，只有天知地知，李臣、吴忠、郝思文知。就这样，李江向大同精正资产评估事务所提供了相关的资料。没过几天，大同精正资产评估事务所便拿出评估报告初稿，初稿的评估值达不到海口新创基公司要求的1.95亿元。于是李江、李臣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宋生。
宋生气急败坏地说，“告诉精正评估事务所，必须按1.95亿元价值评估。怎么办？由他们去想办法!”
李臣无奈之下，又找到吴忠和郝思文，将宋生的意图再次告诉他们，说只能按1.95亿元评估值进行评估，不然是过不了关的。过后不久，大同精正资产评估事务所完全按照宋生的交代，做出煤站整体资产评估为8500万元，三家煤矿的整体资产评估合计为1.1亿元的评估报告书。最终实现了林川要求的“三矿一站”评估价值1.95亿元的愿望。
为尽快拿到符合自己意图的资产评估报告，那阵子林川整日饭不香、睡难安，整日闷闷不乐。当他看到这份报告书后，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了。欣喜之余，林川自是对宋生、李臣、李江他们大加赞赏，夸奖他们能办事，会办事亦能办成事。
就这样，林川拿着这样一份与先前向陈家德、符史圣汇报及收购“三矿一站”价格分文不差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交到了陈符二人手中。之后。香港新世界公司和海口新创基公司按此份评估报告对出资资产进行了确认，并以评估报告为据将“三矿一站”资产1.95亿元安排入账。
事败露骗到尽头是末路
有道是：天下事，得失有运数，不是自己的，终归会失去。正当林川为自己拥有的巨额资产而自鸣得意之际，他却忘记了中国那句“百密—疏”的古语。
其实他煞费苦心诈骗合作公司巨资的卑劣行径，并非高明，也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是一些人知情不举。还有些人向同事说说而已没向上层反映，使得林川诈骗行为在短时间内没有暴露，隐瞒下来。
时隔5年后的2005年4月，林川诈骗合作公司巨资一事，最终败露了。曾任香港新世界公司总经理的陈永德，无意中得知当年林川收购煤矿煤站的真实价格仅为9000万元，而并非是1.95亿元。以林川为董事长的海口新创基公司在与香港新世界公司合作过程中，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了新世界公司1.054亿元。
对此，香港新世界公司负责人与林川多次交涉无果。2007年10月16日，—纸控告材料飞向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接着，本案移交海南省公安厅侦办。
接到案件线索，海南警方紧急研究案情之后，于2008年7月11日立案侦查，是年09月11日，林川被刑事拘留，10月25日被批准逮捕。海南警方迅速调集干警组成两个侦查小组，一路赶赴北京，调查此案件线索的来龙去脉，另一路直奔山西大同市实地侦查海口新创基公司收购“三矿一站”的前因后果和整个收购过程的细枝末节，以及那份资产评估报告是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
为防止涉案公司及相关人员串供毁证。办案人员采取了内紧外松，各个击破的侦查方略。他们先从控告方香港新世界公司内部查起，获取有关证据。
香港新世界公司原总经理陈永德证实，当年，海口新创基公司在大同收购“三矿一站”的价格1.95亿元是林川向我们汇报的，事后，又经过大同精正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评估，也是这个价格。因此。就以评估报告为依据予以确认了。直到2005年4月，我们才知道了真实的收购价是9000万元，收购价与评估相差1.05亿元，也就是说我公司被海口新创基公司骗去了1.05亿元。这一切都是林川一伙精心设计和暗里策划的，百分之百存在问题。
再查发现，大同被收购的三家煤矿一家煤站的财务账册及银行往来账户项显不：
海口新创基公司收购“三矿一站”的真实价格一目了然。具体是：燕庄煤站6900万元，辛堡子煤矿750万元，潘家窑煤矿940万，印子沟煤矿410万元，共计是9000万元。
办案人员由此断定，资产评估报告肯定的虚假的。办案人员迅速赶到大同市精正资产评估事务所，找到所长吴忠和副所长郝思文。只见二人一脸苦相，他们似乎知道警方办案人员找他们是因为那份海口新创基公司收购“三矿一站”的资产评估报告的事。
事已至此，在劫难逃，他俩只好实话实说了。
办案人员经过艰难侦查取证，获取并固定了大量证言证词和物证，终使全案侦查终结，移送海口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海口市检察院经认真审查复核全案证据，提审犯罪嫌疑人，询问大量证人，制定了周密的公诉方案，以被告人林川犯合同诈骗罪，向海口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2010年8月21日，海口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林川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实收购煤站、煤矿价格的真相，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人民币1.05亿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遂做出如下判决：被告人林…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个人全部财产；在案扣押的被告人林川现金人民币5.55亿元、存款人民币413.2万元、海口新创基公司拥有的大同新世界优质煤有限公司54％的股权、海口创新基公司油饼沟煤矿采矿权补偿款883.2万元。三菱小型客车一辆、陆虎吉普一辆发还被害单位(原香港新世界公司)。
一审判决后，林川不服，提出上诉。
合同诈骗 篇12
1.1 从主体资格上区别
合同诈骗罪中签订合同时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在法律上往往是不合格的。合同纠纷的当事人作为签订合同一方, 其在签订合同时主体资格是合格合法的, 只不过后来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丧失了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没有履行合同。
1.2 从动机目的上区别
合同纠纷当事人不具备故意骗取和非法所有、占有的目的和动机。而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从签订合同时起就具有骗取的动机和目的, 或者与对方签订的合同虽然是真实的, 但却根本无意履行或根本不想履行。
1.3 从履约能力上分析
其一, 行为人开始并无明显的骗取故意, 也并非完全没有履行能力, 但合同签订后, 对于对方的损失结果抱放任心理, 或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 行为人的主观意念发生了变化, 想无偿地非法占有或所有签约对方的财物或其他标的。这都属于间接故意的骗取行为, 只要符合诈骗罪的其他构成要件, 可以按合同诈骗犯罪认定。其二, 行为人在与对方签订合同时, 并非完全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 但在合同签订后, 由于客观上的不利条件, 使行为人最终不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时, 如果行为人返还了货款、预付款、定金、标的物等, 就意味着尚未形成非法所有或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 否则, 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其三, 若行为人签约时具有相应的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担保, 与对方签订的合同也基本无虚假, 开始行为人没有骗取的故意, 虽有一定欺诈性质, 如夸大履约或担保能力、提高产品质量指标等, 但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或其他外在原因, 虽经行为人积极努力, 但合同最终无法履行或未能完全履行的, 行为人也不具有非法所有或占有的故意, 应按合同纠纷处理。
2 合同诈骗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2.1 法律适用原则
普通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即两罪形成了法条竞合。在此情况下, 适用法律的原则是特殊法优于普通法。另外, 当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符合合同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犯罪时, 金融诈骗犯罪中许多犯罪需要以合同的形式体现, 行为的实施也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 因而在犯罪构成上也与合同诈骗形成法条竞合。
2.2 关于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的认定
行为人先后实施了数个独立的诈骗行为, 其行为方法分别符合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 对于该种情形如何定罪处罚则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连续犯的处罚原则, 从一重罪处罚;另一种观点认为“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属于犯罪方法各异、触犯罪名不同、相互独立的连续诈骗犯罪, 应实行数罪并罚。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对“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实行数罪并罚, 才能定性准确、罚当其罪。
2.3 合同诈骗罪中共同犯罪形态的认定
对于名义被冒用者和保证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能否构成共同犯罪, 应当具体分析:
(1) 如果名义被冒用者在行为人冒用自己名义进行合同诈骗后获悉, 但仍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消极地不加以制止, 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2) 如果名义被冒用者明知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活动而提供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 实际上起到帮助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行为的作用, 一般来说构成共同犯罪, 应承担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
(3) 保证人不知道行为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 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 为行为人提供担保, 不具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 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