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诈骗

非法集资诈骗（共12篇）

非法集资诈骗 篇1

近年来, 非法集资诈骗案件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上不断曝光, 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涉及千家万户, 给所在地政府及公检法司部门带来了极大地工作量, 同时也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涉及金额之大、涉及受害者之多, 都呈上升趋势。非法集资诈骗方面的经济犯罪已成为危害国家经济秩序、金融秩序的重灾区, 它直接危害和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非法集资诈骗主要形式为:以地下集资、共同开发某项有高额回报的产业, 扰乱金融秩序, 使社会闲置资金流入非法集资, 供集资人“使用”, 然后以高额回报为诱饵, 先以资金链为维系, 让高额回报吸引更多地投入者, 尔后, 高额回报得益者广泛宣传, 吸引更多地投资者, 介绍着以“传销者”的身份再出现, 从中汲取“回扣”, 高额回报和高额回扣诱使更多地投入者参加;最后, 资金链突然断掉, 先期的高额投资回报者后期以“介绍者”身份出现获取高额回报和回扣者突然隐身, 造成社会上众多热情投资者变成非法集资的受害人。大量的资金流入非法集资者手中, 大肆挥霍, 有的甚至流向国外, 直接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 造成了众多的群体上访治安事件, 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一、非法集资诈骗的概念

集资、非法集资、非法集资诈骗, 本是一个不周延的概念。集资是中性的, 只要集资是为公众事业, 有正当管理、使用并不高于银行利率, 且不违背国家金融政策, 并无过错。而非法集资即为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的非法活动, 应在打击严惩之列。非法集资诈骗涵盖了非法集资和诈骗两个内涵。前者是形式上的并带有欺骗性的集资, 在集资之前隐藏了集资的真实意图。按一般的投资来测算, 集资者支付给被集资者的利润即回报是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几倍甚至数十倍, 打着种植某物、养殖某物有暴利的提示, 使一些金融知识少且自己手中又有一部分闲资正无处投入增值的民众找到了一条“致富路”。实际上, 当他们一入圈套, 往往是血本无归。即非法集资在前, 诈骗在后, 前者与后者互为因果。非法集资诈骗有五种形态:一是隐秘性;二是神秘化;三是一旦东窗事发, 主谋者携款逃匿;四是家族同伙为核心层;五是培训“领头羊”, 用“回报典型”引起注意, 吸引不明真相的投资者, 维持资金链。有学者认为, 这种非法集资诈骗类型的经济犯罪, 从一开始就以诈骗为目的, 可归于涉众类经济犯罪。这种犯罪比一般性经济犯罪更有危害性, 因为它大面积的引发了集体上访事件, 给国家带来不安定的因素, 损害了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和谐与幸福。

二、非法集资诈骗的成因、表现及问题

有学者认为, 非法集资诈骗可划归为涉众型经济犯罪之范畴。因为一般它是涉及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体的经济犯罪。非法集资诈骗是发生在经济运行领域里经常出现的案例。此种经济犯罪一般发生在偏远和经济欠发达、信息相对闭塞的地区。因为民众知识偏低、信息不灵、政策不明, 容易偏听偏信, 一有亲友、同学、朋友的鼓动, 很容易“随大流”, 上非法集资诈骗者的当。于是, 此种现象在乡村往往产生“引领”和“带动”效应, 他们的致富“现身说法”极具鼓动性和感召力。

非法集资诈骗者之所以在前期容易成功得手, 大致因为以上所述, 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六点:一是轻信型;二是贪婪型;三是有“领头羊”;四是高回报示范;五是早期“投资人”的确得到高额回报;六是资金链到了一定时期一定断, 且无可挽回, 因为窟窿越来越大。

案例1:安徽省阜阳市的亿源公司。他们是以种植、深加工出口火龙果为诱饵的非法集资诈骗活动。首先是注册公司、宣传、请领导剪彩、让知名人士表述这个产品及其系列在国内外市场上是如何有“钱途”;继而有人当场疯狂入股, 并有意作出控制入股的股金;过一段时期举行分红汇报会, 让获得高额回报者“现身说法”, 同时开新闻发布会, 让媒体炒作。一时形成轰动效应, 将火龙果炒的烫手。然后再出高招, 从集资分红, 到购买红龙果生产基地, 多少万元为一单位订购一亩火龙果, 这一亩火龙果今后的收入全为投入者所有。夸大种植面积、企业高科技含量、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虚构土地使用年限、虚构经营项目、隐瞒产品数量不足等, 造成亿源总公司前景好、效益大、投资有保障等假象。自2003年2月至2007年4月, 阜阳亿源共非法募集资金3.8亿多元, 资金链断了之后, 1.7亿元资金不知去向, 众多受害者血本无归, 欲哭无泪。

案例2:安徽省亳州市“兴邦”特大非法集资案。该案非法集资涉案金额38亿多元, 波及27个省区市的4万多人。兴邦公司引种某品种仙人掌后, 在没有具体产品生产项目的情况下, 以投资仙人掌、房地产开发等为名义, 支付高额业务提成, 组织、鼓动各地专营店及业务员非法集资, 以高利返还为诱饵, 通过夸大产品功效、虚构资金用途、隐瞒亏损真相、编造经营业绩等方式, 进行虚假宣传, 诈骗集资款。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 有以下问题存在并需要界定与解决:一是遇到的问题认定困难, 难以认定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类案件的定性涉及到刑法与民法、经济法、行政法之间的关系。由于现实中经常存在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具有操作性, 故需要在实践中慢慢摸索。

二是此罪与彼罪的界限。非法集资诈骗案件往往是一案多种行为交织在一起, 给行为性质的评价带来困难。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集资诈骗往往容易混淆, 二者都有故意非法募集资金的性质, 但处罚差别较大, 集资诈骗罪大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定性不准, 犯罪嫌疑人很容易逃脱集资诈骗罪的处罚, 或者虽然受到了刑罚处罚, 但犯罪嫌疑人仍能以轻刑换取巨额经济利益。

三是犯罪数额认定取证困难。非法集资诈骗罪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对犯罪数额的准确把握。涉案人员由于涉及人员多、资金项目繁杂, 内部管理混乱。此类案件涉案人有成千上万, 加之受害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损失数额, 甚至部分受骗人员不主动报案、甚至不肯承认自己受骗, 幻想犯罪嫌疑人能“出来”还钱, 这些都给案件的处理带来很大的困难。

四是资产追缴和处置困难。非法集资诈骗案件为涉众型经济犯罪, 在此类案件中, 资金款项无法追回的主要情形包括:一是犯罪嫌疑人多以现金方式转移赃款, 导致追缴赃款线索中断。二是金融机构与公安机关、工商管理部门基本数据资源不共享, 出现大量以虚假身份证和虚假营业执照开立的存款账户, 导致追缴赃款线索中断。三是按照现有的诉讼程序, 对于大宗的库存货物, 及犯罪嫌疑人兴建的厂房、工程项目等资产, 公安、检察机关均无权查封, 不能有效控制。另外, 该类犯罪除造成投资群众巨额经济损失外, 还通常遗留巨额债务, 给赃款追缴带来更大的困难。例如, 在安徽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先后在海南等地大量投资房地产建设, 并拖欠巨额工程项目费用。按照法律规定, 因正常房产销售和工程建设所形成的债务, 应当以查扣的资产优先清偿。这样无疑会造成用于投资群众损失清退的资产减少, 引起受害群众的多次上访, 甚至出现辱骂殴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过激行为。

三、非法集资诈骗的治理策略

非法集资诈骗涉众广、资金量大, 易引发群体事件, 故管理部门诸如公安等单位处理过程较为复杂,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应采取积极地联动措施, 长期坚持“打防并举”的方针, 教育公民, 宣传金融政策, 学法普法, 告诫人们识别非法集资诈骗者的面目, 对“领头羊”、“诱人羊”进行打击。

第一, 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法律法规, 解决法律空白, 正确认定罪与非罪。准确把握民间借贷、经济纠纷、民事违约等行为与刑事犯罪的罪限。正确区分此罪与彼罪。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集资诈骗罪, 其区分往往集中在主观目的上。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 对案件的性质作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在司法解释出台前, 各地应当根据实际情况, 加强对非法集资诈骗犯罪相关罪名的犯罪数额、情节等定罪量刑标准的研究, 确定具体标准, 指导和规范办案。

第二, 建立应急机制, 稳准狠打击非法集资者, 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非法集资诈骗犯罪案件给人民群众的财产造巨大损失, 容易引发闹访、群访事件, 严重威胁社会和谐稳定。此类犯罪案件一旦引发群体性事件, 要快速反应, 上报上级单位, 依法妥善处置, 按照“讲究政策、区分性质、教育疏导、依法办事、打击犯罪、积极稳妥”的原则, 最大限度地挽回人民群众的经济损失。将接待群体上访转化为集中取证, 快速平息事件。

第三, 建立办案协作机制, 发挥整体优势。相关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 共同加强对非法集资诈骗犯罪的监管。金融机构对大额资金的流向及动态应随时掌握、及时监控, 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相关的公安机关反映。工商部门对注册成立的公司应严格审查并经常关注其运营情况、资产状况和资金流向等情况。对虚假注册、违规经营的公司, 在其尚处于初始阶段时, 工商行政执法部门就应及时予以取缔。公安部门要建立多警种协同作战的打击经济犯罪组织网络, 与刑侦、治安、技侦、网监等警种建立广泛的情报信息交联机制, 构建大范围多层次的经济安全防范网络。一是要加强区域间的合作, 密切与各地公安机关的协调配合, 按照违法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 共同追查嫌疑人, 提高办案效率。二是要主动加强与基层派出所协作, 充分发挥派出所“情况熟、信息灵”的优势, 通过多种手段及时发现控制此类犯罪情况。三是要重视与刑侦、网监等部门的侦查优势, 加强同类型案件的梳理串并和信息碰撞, 形成打击合力。

第四, 宣传国家的金融政策, 提高公民的金融知识水平, 宣传非法集资的害处, 宣传国家、政府组织集资与个人集资的区别与风险, 宣传非法集资的后果与案例, 用典型的非法集资诈骗案例, 让集资者看到血淋淋的后果, 从前者教训中清醒。政府除向民众宣传办理金融行业开办的投资业务外, 也要给当地的闲散资金找一些合法的投资渠道, 让民众的资金流向合法的渠道, 让闲置的资金有安全的投资渠道, 让民众从合法的投资中获得利益。

第五, 加强预警宣传, 充分发挥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作用, 适时宣传打击非法集资诈骗犯罪的法律法规, 通报非法集资诈骗犯罪活动的新手段和新特点, 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方向, 增强群众的防范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公众对非法集资诈骗的识别能力, 让非法集资诈骗者无立足之地。

四、结论

打击非法集资诈骗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必须从宣传政策入手, 深入基层, 教育民众, 尤其是偏远落后的地区及此类案件的高发区, 要经常巡回宣传国家的金融政策, 用典型说法。同时, 政府除向民众宣传办理金融行业开办的投资业务外, 也要给当地的闲散资金找一些合法的投资渠道, 以保障公民的利益, 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通知[Z].国办发明电[2007]34号.

[2]阜阳亿源火龙果集资案开审[N].中安在线——安徽商报, 2010-01-20.

[3]“兴邦”非法集资案在安徽毫州开审[N], 新华每日电讯版, 2010-03-23.

非法集资诈骗 篇2

为切实掌握和防止员工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维护我市农村信用社的良好社会声誉，我社认真学习省联社《关于全面排查员工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的紧急通知》（赣农信联社办发[2012]29号）精神，为加强员工参与非法集资活动排查工作的组织领导,我社成立了以信用社主任邹建平为组长,周卫香为副组长,全体员工为成员的非法集资排查领导小组.全面排查我社全体员工（含长期休假人员），重点排查“九种人”及从事柜面、信贷岗位的员工。排查的内容为员工非法集资的行为及后果，排查方式是采取员工自报、单位核实、外围调查、群众举报等多种方式，严禁出现“应发现未发现、应查出未查出、应报告不报告”的问题，对工作走过场、隐瞒不报的，追究直接责任人责任。全体员工积极参与和配合排查工作，自报参与非法集资活动情况，并对自报情况真实性签字负责。

执行谈心制度落实监督责任，采取与员工谈心的形式，调查核实员工自身参与非法集资行为，列举非法集资的12条表现形式以及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把谈话笔录下来形成书面形式，要求员工对谈话内容真实性签字。我社员工人数21人，排查人数21人。排查率100%，未发现我社员工有非法集资活动。

集资诈骗维权指南 篇3

从轰动一时的曾成杰案，到常熟美女老板顾春芳案，集资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受骗者中既有手有闲钱的家庭妇女，也有寻找投资机会的企业老板，从农民、工人到教授、离休干部。

“生态农场”、返利网站、黄金期货，面对名目繁多的集资诈骗，公众如何识别和防范？一旦被骗，又该如何维权？

三招识别集资诈骗

識别集资诈骗的第一步无疑是核实企业信息。“一个企业，有没有工商登记可以通过登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网站进行查询。” 北京中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青山说。除此之外，企业的经营范围，注册资本也是需要关注的重要信息。

第二招，实地考察。“不仅看他说什么，还要实地去考察项目。比如房地产，要实际去看是否在其名下，有没有土地证，规划许可证，开工证。如果是煤矿，要看是不是有煤矿开采资格，可以在国土资源部查询相关的手续。”李青山对记者说。

第三招，看投资的回报率。“回报很高不合理，比如借100还150，中国企业平均利润才7%～8%！”李青山提醒说：“不要有一夜暴富的心态，有钱谁不会赚？”

除了实业，当下出现了很多新兴的诈骗手法，如互联网借贷、黄金期货交易、外汇交易等等。对此，李青山建议，对于这类以某种概念为幌子的集资，最好咨询专业人士，搞清楚概念，盈利模式，是否合法。如果公司并没有明确的盈利模式，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庞氏骗局，用后来者的钱补贴先入者。

另外，如果投资者对集资的性质有所怀疑，就需要密切关注国家的有关机关披露的可能存在集资诈骗风险的公司和预警。比如广东绿色世纪保健品、广东邦家租赁服务两家公司案发前，公安机关就发布过警方提示，提醒市民这两家公司涉嫌集资诈骗。

被骗后如何索赔

由于近年来集资诈骗的手段日益翻新，尤其是部分犯罪分子通过注册公司，其中不乏邀请地方政府官员出席所谓的“发布会”和开幕式，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因此上当的被害人为数不少。而被害人最为关心的自然就是如何索赔。

被害人索赔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民事诉讼，二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按照我们国家先刑事后民事的惯例，一旦立了案，就会先走刑事诉讼。”李青山告诉记者：“像集资诈骗类案件，基本上靠国家强制机关去追回，一方面他们的侦查的能力更强，另一方面，他们有权查封冻结涉事公司的财产，更有利于财产的追回。因此，对被害人而言，遇到集资诈骗的第一选择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对集资诈骗立案以后，会向社会公布登记被害人的通知，投资者须及时关注案件进展，以免错过登记。另一方面，投资者可以去公安公安机关提供非法集资的证据，如收据、银行汇款单、合同书，并提供诈骗者的财产线索，以便及时冻结，防止财产被转移。

“公安机关追回的财产会按比例返还，不区分登记的先后顺序。另外，如果错过了公安机关的追赔，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诈骗者赔偿损失。”李青山提醒道。“投资者如果去公安机关立案失败，但是认为是集资诈骗的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的缺陷是投资者需要自己去申请财产保全，一般是去立案庭，立案庭下裁定以后，由执行庭去执行。如果是在诉讼过程的保全，则需要向审判庭提出申请，由审判庭下裁定。相比之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更为方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就可以提起，也不用交诉讼费，在证据上，检方证据就等于是投资者的证据。如果是民事诉讼，还需要向法院申请调取检方证据。而且民事诉讼的财产保全需要提供等额的保证金，对当事人来讲是一个负担。”李青山分析道。

另外，法院判决后，当事人拒不执行的，投资者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果被告还有个人财产，当事人也可以向执行庭申请强制执行，变卖返还集资诈骗的损失。

清偿债务也存在风险

在形形色色的集资诈骗面前，分辨出哪些是骗术，哪些是正常经营固然重要。但维权的另一个风险也值得普通的投资者注意，那就是将正常经营误认为是集资诈骗。在企业经营失败的情况下，这种情形亦有发生。

由于经营失败导致企业破产，最后债权人以集资诈骗为名举报民营企业主的案件曾发生在温州和鄂尔多斯。温州是民营企业的重镇，然而在出口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温州不少企业不得不高息从民间融资，这也使得它成为集资诈骗的重灾区。李青山告诉记者，温州的有的本身价值几个亿，但是债权人就是觉得钱没有还回来，就是诈骗。

投资者上访、闹访成为引发这类“集资诈骗”案件的关键因素。李青山说：“老百姓有惯性思维，有事找政府，导致政府什么都管，最后演变成集资诈骗。”

然而对于投资者来说，以集资诈骗为名要求清偿债务也存在风险。“有时候企业只是暂时的经验困难，由于投资者要求兑现集资款，导致厂子倒了，拿不到钱。这好比银行挤兑，一下子垮了。”李青山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无法兑现的集资都是集资诈骗，投资者如果硬要求融资企业兑现全部债务，只会导致企业的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反而无法拿回集资款。

而对于经营者，李青山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经营者对投资要有合理预期，对现金流有合理规划。否则一旦资金链断裂，大量负债，很容易陷入集资诈骗的陷阱。”

非法集资诈骗 篇4

我国刑法第192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数额较大的”是集资诈骗罪。由于集资诈骗的特殊性, 本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在实践中很难认定。要准确认定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 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结合本罪的特殊性进行分析。

一、本罪的特殊性

(一) 本罪的行为具有长期性、多次性、公开性的特点

本罪与普通诈骗的不同之处在于, 本罪不是一次性地诈骗他人一件物品, 然后消失无踪, 而是长期、多次、公开地进行。集资诈骗必须发生在集资过程中, 而集资具有多次性、长期性、公开性的特点。很多集资诈骗都持续了几个月、几年。美国的前纳斯达克董事会主席麦道夫集资诈骗案甚至维持了20年, 直到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时才败露。

(二) 本罪中, 行为人的犯意可能是在集资过程中才产生的

一般的诈骗都是先有犯意, 然后实施诈骗行为。但集资诈骗可以是一开始就有犯意的, 例如一开始就谎称要集资去“挖宝”, 收到钱后就潜逃了。也可以是开始没有犯意, 后来才逐渐产生犯意, 例如有些人开始时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其吸收公众存款确实是为了进行大的投资。但是由于承诺的利息太高, 借款到期时, 无法偿付高额利息。这时, 为了避免资金链断裂, 行为人才产生了非法占有的目的。其隐瞒资金链即将或者已经断裂的真相, 向后来的集资者进行虚假宣传, 骗取集资款。有学者将这种情况称为“事中故意”、“事后故意”。

(三) 本罪的行为人得手后大多数并不马上逃走

一般的诈骗罪表现为行为人得手后马上逃走, 但本罪则不然。很多集资诈骗行为, 尤其是在当地集资数额非常大的, 行为人不但不马上逃走, 还将自己打扮成成功商人, 租用或者购买豪华办公楼, 开豪车, 还经常上报纸、上电视。这些人一般都开设了公司, 很多人还有多个实体公司。麦道夫在自首前还是纳斯达克的董事会主席, 人们以结识他、能向他的公司投资为荣。

(四) 本罪经常存在罪与非罪交织的情况

由于本罪发生在集资过程中, 而集资通常是为了生产、经营, 所以本罪经常会出现罪与非罪交织的情况。行为人的部分资金来源、使用方式是合法的, 部分资金来源、使用方式则是非法的, 甚至构成诈骗。这些行为人为了掩盖诈骗的事实, 还经常故意进行一些合法的经营。

集资诈骗所具有的这四个特点使得行为人的行为看起来不像是那么赤裸裸的诈骗, 行为人也经常以自己没有卷款潜逃、自己具有实体公司、自己有正当经营活动来证明自己“没有非法占有目的”。这就使得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具有相当的难度。

二、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的特殊性与非法占有的本质

从上文可以看出, 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具有和普通诈骗不同的特点。普通诈骗是拿到钱后就直接潜逃、挥霍等。而集资诈骗中的非法占有则表现为对资金的滥用和非法处置。行为人并不逃走、隐匿财产, 其花费的每笔钱可能也都说得清楚, 但这些钱经常是被滥用的。行为人对这些钱的处置是轻率的和随心所欲的。例如浙江的吴英用集资款购买了1亿多元的珠宝, 随意将其送人。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仅仅个人吃玩和购物花费就有1000多万元;吴英喜欢车, 用集资诈骗来的钱购买法拉利、宝马等豪车40多辆共计近2000万元, 其中一辆二手法拉利就用了375万元。吴英与杨卫陵等人合伙炒期货, 但却不要杨卫陵等人承担风险, 而是给予固定的回报。杨卫陵等人投入3300万元, 吴英在炒期货实际亏损了近5000万元的情况下, 隐瞒其已巨额亏损的事实, 宣称有盈利, 向杨卫陵等人支付了1400万元的所谓利润。

行为人虽然任意处置资金, 但是由于他/她没有将钱直接隐匿起来, 很多人仍然认为这些人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笔者认为, 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应当从其本质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本质是“排除权利人, 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进行支配, 并遵从财物可能具有的用途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那么无论行为人有无直接将财物隐匿起来, 只要他/她具有“排除权利人, 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进行支配, 并遵从财物可能具有的用途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就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 吴英的前述滥用行为都可以认定为具有“排除权利人, 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进行支配”的意思。

三、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外在客观表现

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主观的、内在的, 无法直接认定, 我们只能根据行为人的外在客观表现来认定。但是, 大部分集资诈骗案件的行为人的诈骗行为看起来并不典型。他们虽然在集资时有虚假宣传行为, 但是集到资后并不马上逃跑, 很多人甚至还将部分资金用于真正的生产、经营。而集资人在被查获后, 绝大多数都会否认自己的非法占有目的。

针对这一难题, 很多学者建议在本罪的认定中采用司法推定。[4]很多无法直接证明的事项, 由于根据生活常识, 有A通常就会有B, 因此根据A的存在推定B的存在。但是, 由于这是根据生活常识确定的, 并不具有必然性, 因此应该允许反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采用了司法推定的方法。司法解释规定: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一) 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 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二) 肆意挥霍集资款, 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三) 携带集资款逃匿的;

(四) 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 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 逃避返还资金的;

(六) 隐匿、销毁账目, 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 逃避返还资金的;

(七) 拒不交代资金去向, 逃避返还资金的;

(八) 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显然, 司法解释认为行为人的这些行为都证明了其具有“排除财物的所有人 (包括非法所有人) 、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而取得事实上的支配权的意思”。我们认为这些规定是比较恰当的。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欺骗方法和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例如, 王某谎称自己要开工厂生产某专利产品而向多人集资, 但他实际上是想用这笔钱去炒股。只要他真的将这笔钱用于炒股, 并有归还集资款和利息的行为, 则不能认定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对于在集资过程中才产生犯意的集资诈骗行为, 可以考虑分段认定。对于行为人开始确实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集资行为, 认定为非法集资。对于行为人在明知自己没有偿债能力的情况下, 仍然虚构事实非法集资的, 则认定为集资诈骗罪。

四、如何认定借新偿旧的行为

关于本罪, 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讨论:在集资案件中, 用后来的集资款偿付前面的集资款的本金和利息的行为, 即借新偿旧, 算不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吴英案件为例:根据浙江省高院的判决, 吴英在开始向他人集资时, 非法占有的目的尚不明显。但是, 由于她承诺的利息太高 (年利息50%至400%) , 而且是三个月一付的, 她根本无法按期支付前面的利息和本金。在这种情况下, 吴英为了维持资金链不断裂, 便用更高的利息向他人集资。在后期, 吴英借款的条件是由出借人定的。只要能借到钱, 出借人什么条件都能答应。吴英也承认后期借来的钱中, 很多都用于偿付前期的本金和利息了。

实际上, 绝大多数的集资诈骗, 尤其是持续时间较长的集资诈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是用生产、经营所得, 而是用后来的集资款偿付前期的借款和利息, 因为正常生产经营根本不可能付出那么高的利息。如果一个企业、个人用自己的生产、经营所得来偿付利息, 那么即使他的利息高达500%, 我们也不能说他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 集资诈骗中的高息通常都不是靠生产、经营赚来的, 而是靠后来的“傻瓜们”集资集来的。如果集资者知道自己的集资款是用于偿付前期其他集资人的本金和利息的, 他们是不会集资的。所以, 这种行为的实质也是欺骗集资者的行为, 应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 最高人民法院所列举的这些方法中遗漏了一种重要方法:用后来的集资款偿付前期集资款的本金和利息。当然, 这种情况也可以被解释在第一项中, 认为这种情形属于“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但是, 作为一种重要的、能够证明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这种方式单独列举出来。

事实上, 吴英所谓的资金链断裂的实质就是“骗局败露”。由于骗局败露而导致无法继续集资。因此,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吴英构成集资诈骗罪并无不当。

这种借新偿旧的骗局和美国所谓的庞氏骗局 (Ponzi Scheme) 是一样的。该骗局的基本表现就是用后来的投资者的钱偿付前期投资者的本金和利息。对于轰动全世界的麦道夫诈骗案,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案发前, 人们信任麦道夫, 麦道夫也没有让他们失望;他们交给麦道夫的资金, 都能取得每月1%的固定回报, 这是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回报率。但事实上, 麦道夫并没有创造财富, 而是创造了别人对他拥有财富的印象。顾客们并不知道, 他们可观的回报是来自自己和其他顾客的本金——只要没有人要求拿回本金, 秘密就不会被拆穿。但当有客户提出要赎回70亿美元现金时, 游戏结束了。麦道夫最终被以诈骗罪判处150年有期徒刑。据说, 麦道夫当庭问法官:我怎么能服完我的刑期呢?法官说:你尽力吧。

综上, 在实践中, 非法占有的意图可能表现得纷繁复杂, 但其本质都是意图排除财物的所有人 (包括非法所有人) 、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而取得事实上的支配权的意思。因此司法人员必须善于在法律规范所意含的类型中掌握生活事实。无论行为人的行为如何千变万化, 只要他满足上述要求, 就应认定他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参考文献

[1]高艳东.集资诈骗罪的立法完善与解释对策[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06.6

[2]高憬宏.审理金融犯罪案件的若干问题——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综述[J].法律适用, 2000.11

[3]张明楷.刑法学 (第四版) [M].法律出版社.2011.847

[4]赵冷暖.如何证明集资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J].金融法苑, 2005.65

[5]中国网.浙江高院:判处吴英死刑合法.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s/2012-02/07/content_12572350.htm.2012年3月12日

[6]百度百科.伯纳德.麦道夫.http://baike.baidu.com/view/2075341.htm.2012年3月12日

非法集资活动总结 篇5

为切实做好新形势下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工作，根据新乐市教育局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统一部署，按照有关工作的通知和活动方案，结合实际，我校开展了防范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动，现将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统一思想，加强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教育广大教职工充分认识到当前非法集资严峻形势，充分认识到非法集资活动的危害性，充分认识到开展此项工作的长期性和重要性。以保护全校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维护学校稳定为出发点，学校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全面提高全校师生员工对非法集资危害性的认识和对非法集资行为的识别能力，增强风险防范和投资损益自我承担的责任意识，建立健全常态化的宣传教育工作机制。

二、积极营造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氛围

学校以宣传防范非法集资的法律法规为重点，充分发挥学校各种宣传媒体的作用，通过学校广播、校园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形式，集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三、以防范非法集资为主题，开展业务学习和主题班会活动

校内利用课余时间，组织2次集中学习防范非法集资的法律法规;各班组织学生召开了1次主题班会，并充分利用早操点名时间，集中学习防范非法集资的法律法规，重点开展网络赌博、非法网络博彩风险提示，普及金融理财知识，抵制各种“零利息”、“低利率”的诱惑,抵制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进一步增强学生金融安全意识和依法自我保护意识。

四、举办师生专题公益宣传讲座

思政处、团委认真组织师生参加“防范通信诈骗及不良校园贷知识进校园”公益宣传讲座，通过分析典型案列，以案说法，充分揭示其欺骗性和风险性，提示其危害性。从预防通信诈骗，识别虚假理财、规避超级网银风险方面给大家作了讲解和分享，案例丰富，讲解精彩，让我校师生对通信诈骗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同时提高了师生对通信诈骗、应对和抵制能力。

五、普及金融知识，摸排学生参与不良贷款的情况

教师在课堂上，设专门章节普及金融理财知识。同时在校设立咨询点，为全校师生员工进行有关防范非法集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货币金融知识及个人征信知识的专业讲解和咨询，帮助我校师生员工了解日常金融理财知识，提高资金风险防范意识。思政处牵头各班主任，加强对学生的教育，继续在学生中开展网络赌博、非法网络博彩的摸排工作，要求各班教育学生不要去办理网络贷款，若发现存在不法行为，须及时联系学校并报警。

非法集资诈骗 篇6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投资融资市场发展繁荣，民间借贷因其便捷性活跃于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为弥补正规金融机构存在的服务机制短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相关监管政策、法律法规的缺失与民间投资行为的冲动性、盲目性，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呈现出高发频发情况。根据中国2014年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外公布中国非法集资情况数据，2014年非法集资发案数量、涉案金额、参与集资人数等大幅上升，同比增长两倍左右，均已达到历年峰值。其中，跨省案件、大案要案数据显著高于2013年水平，跨省案件133起，同比上升133.33%，参与集资人数逾千人的案件145起，同比增长314.28%，涉案金额超亿元的364起，同比增长271.42%。

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属于涉众犯罪，出现了浙江吴英集资诈骗案、重庆德隆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河北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等一系列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要案。较于被告人是否已经受到刑事处罚，被吸收存款的社会公众更加关心的是，损失的财产是否能够追回及何时能够追回，其主要诉求在于经济赔偿。因此需要从非法集资参与人的身份地位开始界定，如何保护非法其民事权利。

一、非法集资参与人的身份

非法集资参与人的身份地位，直接关系到其诉讼权利，是否能够参与到诉讼中。一种观点认为非法集资参与人属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一种观点认为非法集资犯罪中参与人仅仅可以通过追赃程序追回其损失。

我们认为非法集资犯罪中参与人不属于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被害人，其损失不应纳入附带民事诉讼中，非法集资犯罪中的集资参与人不太适合认定为被害人，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个人，集资案件中的犯罪行为是集资人向不特定的社会对象吸收存款，影响金融秩序，这一犯罪行为不直接导致参与集资人损失，之所以会受到损失是因为集资人在集资后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导致。因此只可以通过刑事追赃程序保护其权利，并且在保护的范围上仅仅包括本金，不包括参与集资时承诺的利息等可期待性收入。

二、非法集资犯罪中的刑民交叉问题

刑民交叉案件是一些已立案的民事纠纷案件，也涉嫌构成刑事犯罪或与相关犯罪的案件交织在一起。这类案件处理的方式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其具体涵义是指，在同一案件中，当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可能发生竞合、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可能发生交叉、冲突时，刑事诉讼在适用的位阶和位序上均应优先于民事诉讼。[1]“先刑后民”原则来源于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于发布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第10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第11条）。

民间借贷行为引发的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交叉的现象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刑名交叉问题最为常见的。处理刑名交叉问题长期适用的是“先刑后民”的原则，两高一部颁布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第6条、第7条都秉承了“先刑后民”的原则，对于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个人就同一事实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给公安机关或检察院。

但笔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集资参与人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集资人，相关公安机关已经刑事立案或者刑事案件已经进入审理阶段，法院仍可与受理该民间借贷案件。确定“先刑后民”原则的处理方式的目的，一是解决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和民事诉讼程序适用顺序的模糊认识；二是防止利用刑事诉讼程序逃避民事责任，以及防止不顾部分民事案件对刑事侦查结果的依赖而不合理加重一方当事人的民事责任，确保民事审判的公正；三是为刑事案件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2]但是“先刑后民”并非绝对原则，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1条），此时可以按照刑民并行的方式。

因此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来看，其适用以先刑后民为主，以刑民并行为辅助，适用标准最主要的还应当是从法律事实、法律关系、审理结果是否相互依赖等方面进行判断。[3]法律事实是法律规定，能够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客观情况，不同的法律事实之间不适用先刑后民，例如个人行为和单位行为、票据行为和票据原因行为、担保行为与反担保行为虽然表面上具有关联性实际上属于不同的法律事实；其次，虽然是同一事实基础，但是由于不同性质的事实刑事犯罪和民事纠纷并非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产生的，也不适用先刑后民方式，例如在民商案件合同纠纷中，盗用、盗盖公章构成表见代理的，单位应当先承担民事责任，虽然单位也是刑事犯罪受害者；刑事诉讼对民事诉讼是否有依赖性、决定性影响主要有三种情形：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对民事案件中民事法律关系的成立是否具有决定性影响；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对民事案件中民事法律关系的生效是否具有决定性影响；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对民事案件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具有决定性影响。集资人是否构成犯罪，对其在民事案件中借贷事实的认定、合同效力以及集资人民事责任的承担等并不产生影响。此外，集资参与人以保证合同、抵押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为集资人提供保证或抵押担保的擔保人，或者以集资人和担保人为共同被告，法院在立案时发现集资人涉嫌经济犯罪或者公安机关已刑事立案，或者案件已进入审理阶段，因担保人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案外人，且保证合同纠纷或抵押合同纠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并非同一事实，不存在刑民程序选择的问题，法院可以受理。

三、非法集资中合同效力的认定

按照上述的分析，非法集资中参与人可以根据不同的事实进行民事诉讼，那么如何判断其参与集资行为中借款行为的合同效力。

对于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依照民商事法律的相关规定，而不能由刑事规范来判断，这是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即使借款人或出借人的借貸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但这也不意味着民间借贷合同当然无效。因为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言，本质在于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与集资人签订一份份独立的民间借贷合同，只是当集资人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签订的合同数量或者资金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后，会对我国的金融秩序造成危害，从而使得集资人的行为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构成与合同效力的认定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认定合同的效力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等相关民事法律的规定，从合同有效的三个要件来考察，一是行为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是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三是是否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众利益。因此，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是一律无效。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由集资参与人根据其个人意愿，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主张有效、继续履行合同，或主张无效，或主张可撤销、可变更。

其次关于非法集资中担保合同的效力，也要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判断，一些担保人在非法集资案件中和犯罪人并不属于恶意串通的关系，担保或者抵押也进行了登记，此时应认定担保行为有效。

四、集资参与人申请执行问题

集资参与人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时又以集资人或者担保人等提起相关民事诉讼，民事诉讼判决生效后，可以依照民事判决进入执行阶段。但是非法集资犯罪中，刑事判决书中对于财产部分往往含混的表述为“继续追缴犯罪所得的财物”，由于相关法律规定模糊，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涉案财物发还工作量大、难度高、矛盾多，公检法机关存在相互扯皮的现象，造成集资参与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民诉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而我国刑法规定的财产刑只有没收财产和罚金两种，对于追缴赃款发还被害人等情形并没有明确规定。

对于赃物的处理上，法院执行阶段可以追赃，按照法律规定是上缴国库，集资参与人申请执行案件的，法院应当不予立案受理，对于集资参与人的保护上不利。因此在赃物处理上，为保护集资参与人的利益，可以执行程序中设立听证程序，举证证明参与集资的可以进行发还。

参考文献：

[1]万毅：“先刑后民”原则的实践困境及其理论破解，《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 年第2期，第 28 页.

[2]朱江：关于在审判实践中适用相关司法解释问题研究.载《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3]赵子强，袁登明：刑民交叉案件的诉讼模式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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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诈骗 篇7

集资诈骗罪作为“吴英案”的“盖棺”之论, 其犯罪构成包括:

1、犯罪客体

在“吴英案”一审判决书和二审判决书中都一致认为吴英的行为既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 给他人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 又扰乱了金融市场的管理秩序。因此, 集资诈骗罪的犯罪客体为双重客体, 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国家金融管理制度。

2、客观方面

非法集资行为的存在, 这是客观上构成集资诈骗罪的核心要求。吴英自2005年起就开始违反相应法律规定, 假以各种名义向他人大量筹资, 之后为了继续集资, 又采用了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等多种方式非法集资, 聚敛大量社会财富, 完全符合构成本罪的客观要求。

3、犯罪主体

本罪的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因此, 无论是吴英本人还是其成立的本色集团有限公司均符合集资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4、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上是故意, 并且是一种附条件的故意, 即此故意必须附加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吴英将筹集来的大量资金肆意挥霍, 一掷千金, 贪图个人享受, 在毫无实际用途的情况下先后斥巨资购买名衣、名表、名车、珠宝等大量奢侈品, 合计三千余万元, 属于本罪要求的主观范畴。

二、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差异性研究

1、立法意图差异

虽然两罪同属《刑法》分则第三章, 设立两罪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但两者的侧重却各不相同。前罪被规定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 而后罪则被规定于金融诈骗罪中。由此可见, 立法者在制定两罪的过程中体现了“和而不同”的立法目的。前罪侧重于对社会主义市场金融秩序的保护;而后罪在保障金融秩序健康稳定的同时更加侧重于对公私所有财产的保护, 前罪体现在宏观调节, 后罪注重于微观保障。

2、犯罪构成差异

(1) 犯罪客体不同。集资诈骗罪的犯罪客体为双重客体, 既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 又包括国家金融管理制度。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的犯罪客体唯一, 仅为国家金融信贷秩序, 其理应属于集资诈骗罪的保护范畴;较之后罪, 集资诈骗罪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保护的法益也更为全面。

(2) 犯罪客观方面不同。首先, 犯罪对象不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的犯罪对象是“款”, 只能有金钱这一种外在形式;而集资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资”, 包含有金钱和财物两种外在形式。相比之下, 集资诈骗罪犯罪对象的外在形式更为多样。其次, 集资方式不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的犯罪行为不具有“欺诈性”, 没有违背被募资者的“本来意志”, 被募资者是自愿出资;而集资诈骗罪的犯罪行为具有“欺诈性”, 行为人通过虚构、隐瞒等多种手段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 违背了被募集人的“本来意志”, 通过欺诈才使其愿意出资。由此也可看出集资诈骗罪的犯罪行为更为恶劣。再次, 集资后果不同。集资诈骗罪的犯罪人在非法收集资金后, 一般将非法收集来的金钱和财物占为己有, 拒不归还或者仅仅归还其非法收集资金的很小部分, 其自身不愿归还, 并不会积极地去兑现对被募资者所许下的“高息承诺”;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的犯罪人并不会将非法吸收来的金钱占为己有而是用于从事生产、经营等经济活动, 其本身具有自发的归还意图, 一般会积极地去兑现对被募资者所许下的“高息承诺”。

(3) 犯罪主观方面不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一般故意, 通常而言只是意在营利, 唯“利”是图;而集资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则是特殊故意, 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唯“占”是图。

3、量刑幅度之差异

关于两罪之刑法裁量, 我国刑法分别对两罪的最高刑做了规定。从对应法条中不难看出, 集资诈骗罪的最高刑远重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的最高刑, 这也凸显出集资诈骗罪具有更严重的危害结果, 更恶劣的社会影响。

三、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司法认定研究

虽然最高院出台了有关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相应的司法解释, 为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应具体分析, 综合考量, 切勿照本宣科、以本定罪, 审慎刑罚, 力求司法公正。针对自己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界定:

1、集资实力之考查

在司法实践中, 集资人或集资单位的经济实力是界定两罪的重要指标, 其是否具有相适应的偿还能力是判断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据。如果非法集资人或单位经济实力雄厚, 公司业务运转良好, 完全具有与所筹集公共资金数额相对应的偿还能力, 则定罪偏向前罪;若非法集资人或单位本身就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 没有强大的资金做后盾, 违规经营, 已经资不抵债濒临破产, 不可能具有与所筹集资金相对应的偿还能力, 那么定罪则向后罪倾斜。

2、筹资用途之判断

在考查完非法集资人或单位是否具有偿还能力后, 还需确认所筹集资金的流动去向, 归结起来一般有三种资金流动去向:一是所筹资金全部流向生产领域;二是所筹资金全部流向个人领域;三是所筹资金部分流向生产领域, 部分流向个人领域, 三种不同的筹集资金流动去向就影响着定罪天平的不同倾向。若是第一种情形, 定罪偏向后罪;若是第二种情形, 定罪则倾向前罪;若是第三种情形, 就应确认流向生产领域与流向个人领域的资金份额, 并结合行为人主观意图综合考量。

3、集资后果之鉴别

由于非法集资人或单位经济实力不同, 非法集资行为不同, 故导致其集资后果也不尽相同。若非法集资人或单位没有给被筹资人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并且已将筹资金尽数归还, 没有造成严重集资后果的, 定罪偏向后罪;若非法集资人或单位不仅给被筹资人带来了严重经济损失并且所筹资金也没有尽数归, 造成了严重的集资后果, 则定罪侧重于前罪。

4、案后行为之考量

如果行为人在案发后坦白供述自己的非法集资行为, 认罪态度良好, 积极将将所筹资金尽力返还给被筹资人, 则以后罪认定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行为人在案发后拒不坦白, 仍然推诿隐瞒犯罪事实, 并致使非法筹集资金已不可能找回的, 则应定前罪。需要强调的是, 如果行为人只是出于生产经营而筹集资金, 由于不可抗力等意外因素导致其无力偿还的, 则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论断不应成立。

四、结论

虽然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在司法认定中有时难以区分, 又与民间借贷行为极易混淆, 但是只要从两罪的犯罪构成出发, 牢牢把握其核心要素, 从集资实力、筹资用途、集资后果及案后行为四个方面出发, 同时结合案件情况, 综合考量, 避免客观归罪, 就可准确界定两罪, 这无疑对贯彻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促进法治秩序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吴英案”犹如一块“顽石”, 在法律界激起“千层浪”, 引发了民间舆论与学术理论的众评热议。从一审死刑到终审死缓的审判过程, 与其说是对吴英个人的审判, 倒不如说是对我国现有法律制度的审视。笔者试以“吴英案”为素材, 从刑法学角度对案件所涉及的集资诈骗罪进行分析研究, 再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进行区分界定。

关键词：非法集资,犯罪界定,吴英

参考文献

[1]刘远.金融诈骗罪立案追诉标准与司法认定实务[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2]田维.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探析[J].知识经济, 2011 (20) .

[3]胡建岚.论集资诈骗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的鉴别[J].法制与社会, 2011 (13) .

论集资诈骗罪 篇8

一、集资诈骗罪的概述

集资诈骗罪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我国1979年刑法典是在计划经济下出台的, 当时金融诈骗犯罪多按普通诈骗罪处理。2010年11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 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指导。

二、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一) 犯罪客体

传统的刑法学理论认为, 犯罪客体是刑法所要保护的而被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集资诈骗犯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 一方面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 另一方面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然而集资诈骗罪却被归类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金融诈骗罪, 说明立法者的本意首先是打击危害社会经济秩序, 然后是保护公私的财产所有权, 是有主次之分的。

(二) 犯罪的客观方面

按照刑法典的规定, 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是集资诈骗罪的三个重要客观要素。首先关于诈骗方法的认定。最高院曾1996年发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指出, 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一般是指行为人采取编造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 骗取集资款的手段。现实中出现的行为人仅仅提出高回报率并没有提供虚假文件或虚构资金用途是否应当以集资诈骗罪论处, 答案应当是否定的。行为人仅以高回报率为手段, 以此获得集资款, 并没有采用诈骗手段, 而集资诈骗罪根本的危害是通过欺骗手段达到非法目的, 如果行为人不存在欺诈那么就仅存在集资行为, 此时再以集资诈骗罪定罪量刑实为欠妥, 仅有集资行为此时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论处。还应该注意在认定“诈骗方法”时不要局限于司法解释的规定, 应侧重对集资诈骗罪的实质把握。

其次集资行为的“非法性”认定问题。“非法性”的一般理解是指“法人、组织或者个人, 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我国的情况是国家很少批准个人和企业向社会融资、集资的。正常的融资活动应该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那么对其非法性的研究就集中在了集资的对象, 即“社会公众”。这一要件经常会成为区分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界线。刑法学界却对“社会公众”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认为社会公众应当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另一种认为“社会公众”应当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

最后关于集资数额较大的认定。从刑法第192条、第199条、第200条的规定与最高院2010制定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可知:个人和单位的集资数额较大有不同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实施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 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当予以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行为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 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 不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 除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 应当计入诈骗数额。这些规定看似有些费解其实这句话说白了就是指被集资人的实际损失, 不包括未得到的预期利息收益, 比较客观的反映集资情况, 易于司法机关掌握集资的规模和实情。

(三) 犯罪主体

集资诈骗犯罪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难以区分单位和个人谁为责任承担的主体。例如, 犯罪分子假借单位的名义非法集资, 此时的责任主体是单位还是个人。

(四) 犯罪主观方面

集资诈骗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而且只能是直接故意。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该罪不可能由过失的主观心态构成, 我国刑法规定的主观过失有两种———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 由于过失的主观心态是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反对意见的, 这与集资诈骗罪所要求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观目的背道而驰的, 故在此不多赘述, 关键在于集资诈骗犯罪能否由间接故意构成。

根据2011年1月4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的8种“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情形。“有的学者提出了质疑, 这样规定无疑是把非法占有的时间点延长到了集资行为之后, 在缺乏主观要件时, 仅根据客观行为归罪, 显然会出现刑法打击面过大的现象。”[4]此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性, 但不可采信。如果照这种看法从事实务工作, 那么工作速度相当缓慢。因为所有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都可以声称自己集资是为了某种正当生意经营, 矢口否认非法占有目的。2010年的司法解释是在实践过程中针对频发的集资诈骗金融犯罪作出的针对性规定, 是被实践证明可以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权威法律依据。现实生活中, 上述情形无疑是集资诈骗犯罪行为人的共性特点。所以在认定集资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时可以遵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来定性和追究责任。

三、集资诈骗罪与相关罪名的辨析

(一) 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存款罪

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要区别有如下几点:首先从犯罪构成要件入手。第一, 两者所侵犯的客体不同。集资诈骗罪所侵犯的是双重客体, 既侵犯了国家对金融管理的秩序又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侵犯的是单一客体, 仅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第二, 两者主观方面不同。集资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观方面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第三, 客观方面不同。集资诈骗犯罪通常表现为采用诈骗方法实施集资行为, 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通常表现为不具有吸纳社会资金的单位和个人吸纳社会资金的活动。其次, 两罪的集资目的不同, 集资诈骗罪行为人的目的是将集资所得占为己有, 即产生了“非法占有目的”, 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行为人目的是将集资款从事经营进而产生经济效益。

(二) 集资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

按照《刑法》第224条的规定,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 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诈骗行为通常表现为, 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或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没有实际履行能力, 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 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6]而集资诈骗犯罪通常表现为采取编造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 所以说两者犯罪的手段方式不同。集资诈骗犯罪具有涉广性, 犯罪对象是针对不特定或者潜在的多数人。合同诈骗犯罪针对特定的人群, 有特定的“目标”这是合同的相对性特点决定的。如果犯罪主体分别和许多人订立合同达到骗取钱款的目的, 并符合上述列举的集资诈骗犯罪通常表现形式, 那么就应该认定为集资诈骗罪。

(三) 集资诈骗罪与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界限

集资诈骗罪有时也以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的方式实施, 现实中, 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主要表现为: (1) 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或者审批, 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 (2) 制作虚假发行文件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虽然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重合性, 但是却有本质的差别。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成立往往是行为人为了追求经营上的利益而又未经有关机关批准进行融资, 其主观心态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实际上是一种行政责任加重型的再现。而集资诈骗犯罪的本质就是犯罪, 行为人通过集资诈骗手段骗取投资人的钱款时内心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综上所述, 文章从集资诈骗罪罪名的概述入手, 在简要的分析了集资诈骗罪的概念和立法沿革后, 详细的分析了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当中争议性比较大的有关方面如:“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什么是诈骗手段”、“数额较大”问题”。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应在行为人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表现相统一原则和遵循2010年制定的司法解释来准确判断。在认定何为诈骗手段时, 只要能认定行为人的虚假表示能够使受害人财产受侵害即可。关于集资诈骗罪与相关罪名的辨析问题, 应重点把握集资诈骗犯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和合同诈骗罪的区分。因为这两种罪名是最易与集资诈骗罪混淆的。在区分相关罪名问题时, 关键的一点是应考虑立法者当时立法的本意, 防止类推解释。希望通过以上分析, 对我国的集资诈骗犯罪实践工作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何德辉.集资诈骗罪认定的难点及对策[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0 (5) .

[2]陈鹏鹏, 王周.集资诈骗罪的认定问题[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2 (2) .

[3]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4]徐娟.集资诈骗罪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13.

[5]聂树才.集资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12.

集资诈骗罪及其特点分析 篇9

关键词：集资诈骗,诈骗犯罪,犯罪特点

一、集资诈骗罪的涵义及由来

由于我国旧刑法中没有规定集资诈骗罪这一罪名, 所以在长期司法实践中, 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方法, 非法集资的行为, 一般是以诈骗罪定罪量刑的。但集资诈骗行为的具体表现与传统侵犯财产犯罪中的诈骗罪毕竟有所不同, 因而将集资诈骗行为以诈骗罪论处, 在法律认定上不够准确, 也不利于有效的预防和打击集资诈骗犯罪。基于此, 我国《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八条专门规定了集资诈骗罪, 并被修订后的现行刑法予以沿用至今。现行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数额较大的, 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刑法第二百条针对单位犯集资诈骗罪的情况做了专门规定:“单位犯集资诈骗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由于集资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大, 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还规定:“犯集资诈骗罪, 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 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

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的行为。集资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很宽泛, 自然人和单位均能构成犯罪的主体。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 且行为人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集资诈骗罪的必备要件之一。所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是指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将非法募集的资金据为已有的目的。据为已有的实质含义在于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置于个人控制之下, 也包括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置于本单位的控制之下。行为人只要具有将募集的资金转归自己所有的目的, 即可构成本罪, 至于是将转归自己的资金如何处置则在所不问。集资诈骗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即既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 又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本罪的客观方面具体表现为, 行为人使用诈骗方法实施了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这里所谓的“使用诈骗方法”, 是指行为人使用编造谎言、捏造或隐瞒事实真相、虚构或伪造集资批文和证件等方法。所谓的“非法集资”, 主要是以非法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 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其他回报。

二、集资诈骗犯罪的特点

(一) 集资行为具有非法性。

集资诈骗犯罪的当事人的集资行为, 都是没有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便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都对资金的募集活动设定了严格的准入条件和审批程序, 违反这些法律法规进行集资活动即为非法集资。非法集资的“非法”既包括程序上的非法, 也包括实体上的非法。既包括未向有权机关提出申请或者虽然向有权机关提出申请但未获得批准或骗取有权机关批准的行为;也包括擅自集资, 集资的目的、范围、金额、利率和回报方式不符合批准方式或与有权机关批准的内容不相符。

(二) 犯罪对象为不特定的多数人。

集资诈骗犯罪涉及的被害人往往人数众多, 涉及范围广, 社会影响恶劣, 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秩序。这里的“不特定对象”是指, 一方面, 当事人在主观上有向不特定多数人集资的故意;另一方面, 当事人客观上采取的方法和手段指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而不仅限于亲朋好友, 同事同学, 邻里之间和其他认识的人。

(三) 涉众性明显。

涉众犯罪具有很强的迷惑性。犯罪分子利用群众投资往往不能深入了解企业运作状况, 仅从收益和企业表面现象决定投资方向的特点, 为方便行骗往往在形式上成立合法公司, 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 有固定办公地点、齐备的办事机构和办公人员, 以掩盖其实施犯罪的目的。作案人往往许以高额利息, 犯罪分子迎合公众投资获利需求, 通常许以投资者高于金融机构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收益率, 诱惑公众投资;犯罪分子为达到诱骗更多的投资者加入的

目的, 先期往往按约定支付高额利息, 待参加人员众多后以种种借口推迟支付利息, 直至携款潜逃。大都利用群众并不熟悉的新型投资形式实施犯罪。犯罪分子为增强骗局的可信度, 往往以投资证券、托管经济造林、投资房地产或加盟连锁、电子商务等新型经济形式为载体, 以利润高为借口, 捏造或扭曲事实, 从而获取群众信任。在本类犯罪中, 受害群众的集资款往往被非法占有, 案发后大部分资金已经无法追回。被骗投资者以女性、年长者、有暴富心理者居多, 下岗、退休人员多, 文化水平低的多。这一人群缺少组织管理, 手里有钱无处投, 又缺少正确投资理财的知识, 缺乏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 容易上当受骗。从行业看, 涉及到农业、养殖业、房地产、医药、文化、旅游等领域;从地域看, 从东北、华东、华北扩展到中西部地区。

(四) 犯罪手法不断更新。

入世后, 各种专业市场不断得到发展, 在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高科技市场等不断兴起的新兴市场中, 由于内部管理制度的不健全, 极易成为犯罪分子投机的场所。在司法实践中, 违法犯罪分子为了筹集到更多的资金、逃避法律法规制裁, 手段日益多样化、隐蔽化。比如用发行有价证券、会员卡或债务凭证的方式非法集资;对物业、地产进行等份分割, 出售其份额的处置权非法集资;进行果园或庄园开发等方式非法集资。以兴办实业为名, 承诺回报, 非法向社会公众集资。以返租、代管、代养等形式销售商品、收取保证金等, 非法集资。以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绿色产业、民间资金造林等方面采取的鼓励政策为幌子, 许诺高额回报, 进行非法集资。以预售、合作经营、投资入股或加盟等为名, 承诺回报, 收取订金、股金、加盟费等, 非法集资。如在上海“必得利”公司集资诈骗、非法经营案中, 犯罪嫌疑人采取随机拨打电话的方式, 向社会公众推销未上市公司股票, 共骗得252人购买股票430余万股, 诈骗金额达2, 000余万元。

(五) 犯罪蔓延速度快。

集资诈骗罪疑难问题探析 篇10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在集资诈骗罪中,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态度, 看不见又摸不着, 因此在认定过程中有一定的难度, 而行为人在归案后供认不讳的是少之又少, 大部分却都百般抵赖。但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往往可以由客观行为表现出来, 因此根据行为人案发前的种种行为, 可以对非法占有的目的进行司法推定。既然是事实推定, 就具有一定的或然性, 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允许被告人反驳, 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其本身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则自然不成立集资诈骗罪。

根据《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其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 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 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 以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

针对拒不返还这一客观结果, 得区分是客观上不具备能力还, 还是主观上没有意愿还。所以单凭这一客观结果并不能认定非法占有的目的, 还要结合在集资过程中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进行判断。比如, 如果行为人将资金用于了正当的、营利性的经营活动, 但最后因为不可抗力等因素而非其主观原因而致使其无法偿还集资对象的, 不构成集资诈骗罪。

如果行为人取得非法集资款后, 将集资款部分用于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回报投资者, 部分用于挥霍性消费的, 应该如何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行为人将大部分集资款用于挥霍性消费, 并导致款项最终无法返还的, 则显然可以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将部分集资款用于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偿还、回报投资者的行为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吸引更多的人上当受骗, 则也应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

综合以上分析, 可以依据行为人集资过程的事前、事中、事后的行为表现,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区分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首先, 要看行为人发起集资活动时是否具有真实的集资项目和资金需要;2.其次, 看集资款项是否用于了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3.看行为人在集资时所承诺的投资回报是否大致符合一般商业判断的现实标准, 即是否具有回报的可能性;4.看集资款到期后, 行为人是否有积极筹措资金并承担债务的表现, 当然这不包括行为人“拆东墙补西墙”的还款方式。[2]

二、集资诈骗罪定罪数额问题的几点疑问

(一) 单位集资诈骗罪的追诉标准是数额在“50万元以上”, 而“50万元以上”也正是“数额巨大”的起点的标准, 这是否意味着只要是单位集资诈骗罪, 它的法定刑就至少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呢如果是这样, 就造成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在集资诈骗罪上的刑格不同、不平等的问题。但从犯罪的本质——法益侵害性来看, 只要是相同的危害行为, 无论是自然人实施, 还是单位成员实施, 其法益侵害性应当是相同的, 因而配置的刑种、刑格、刑度都应当是相对等的, 只有这样, 才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法》对单位集资诈骗和个人集资诈骗的规定是对等的, 所以应该适当地调整单位集资诈骗的追诉标准和“数额巨大”的标准。就目前整个金融诈骗犯罪的角度看, 下调单位集资诈骗罪的追诉标准是更为恰当的方式, 至于下调幅度可以参照下述个人集资诈骗的调整幅度。

(二) 就个人集资诈骗而言, “数额较大”的起点规定为10万元, 而“数额巨大”的起点规定为20万元, 这是否适当呢根据张明楷的观点, 此规定与其他金融诈骗罪的规定不协调, 此规定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 在对贷款诈骗罪、保险诈骗罪的规定中, “数额较大”的起点为1万元, 数额巨大的起点为5万元, 后者是前者的5倍;在对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的规定中, “数额较大”的起点为5000元, “数额巨大”的起点为5万元, 后者是前者的10倍。而对集资诈骗罪的规定, 数额巨大仅仅是数额较大的两倍。这显然是不合理的。[3]我同意张明楷的观点。由于集资诈骗罪相对于其他金融犯罪来说, 受骗人往往很多且大多为普通民众, 因此其危害性更甚且更广泛。适当下调数额较大的起点即追诉标准, 对威慑集资诈骗罪也是很必要的。

(三) 各地对于集资诈骗罪的诈骗数额的认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其实, 在集资诈骗罪中存在以下几种数额: (1) 总数额, 即行为人使用诈骗手段非法集资所募集的总数额; (2) 实际所得数额, 即行为人使用诈骗手段非法集资实际所得到的数额; (3) 实际损失额, 即经司法机关追偿赃款最终实际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金额。而各地针对集资诈骗罪, 有的按照犯罪所得金额来计算诈骗数额, 有的按照受害人损失的数额来计算诈骗数额, 有的则按照犯罪总集资额来计算诈骗数额, 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

目前, 理论上的通说是采用“实际所得数额说”。在《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2条第2款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的, 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诈骗的数额认定, 合同标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第9条规定:“对于多次进行诈骗, 并以后次诈骗财物归还前次诈骗财物, 在计算诈骗数额时, 应当将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扣除, 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 量刑时可将多次行骗的数额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但张明楷持“总数额说”的意见, 他认为只有采取“总数额说”才能真正的罪刑相当, 因为集资诈骗的行为人在案发前返还出资人本息或给予出资人一定回报, 都是为了掩盖集资诈骗的犯罪行为和诱使更多的人上当受骗, 如果将这种数额排除在外就意味着认可了这种行为。[4]而我个人赞成适用“实际损失数额说”, 集资诈骗罪定罪数额以案发时受骗人遭受财产损失的数额为准, 体现了犯罪最本质的特征即行为人的行为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数额是衡量、判断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的重要依据, 因此认定集资诈骗数额的依据应当是社会和他人因诈骗行为而遭受损失的财产数额, 而不能是行为人实际骗得的数额。”[5]这样就把集资诈骗的行为人用于挥霍、消费、行贿、赠予等用途的资金计入了集资诈骗的犯罪数额中, 有利于达到惩罚罪犯的目的。至于前文所述的集资人在案发前返还给出资人的本息或给予的回报, 虽然不计入集资诈骗的犯罪数额, 但可以参照《解释》中的规定, 将其作为集资诈骗罪的加重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三、集资诈骗与民间借贷的界限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 一方面, 民间资本充足, 而投资渠道相对狭窄;另一方面, 由于银行对企业和个人的贷款设置了较高的门槛, 像中小型企业等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和个人面临“一贷难求”的局面。因此, 在这种大的经济环境之下, 民间借贷繁荣起来, 民间金融市场蓬勃发展。

但是几年来频发的民营企业非法集资案, 却将民间借贷推向了风口浪尖上。如何合法进行民间借贷, 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 就要明确集资诈骗与民间借贷的界限, 防止在借贷过程中让集资诈骗分子有机可乘。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虽然我国没有专门的法律确认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 但是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民间借贷的合法性是确认的。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1992年2月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同时法律对民间借贷的利息进行了限制, “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但是在民间借贷活动中, 筹资者常常采取向出资者允诺高于银行同期最高浮动利率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高回报率进行筹资, 同时为扩大集资规模, 也会编造良好的经营效益和经营计划, 使社会公众产生利益丰厚的认识, 从而进行大规模的集资。但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 极易造成资金的滥用, 一旦资金的使用失控, 则或被挥霍浪费, 或因还不清款而携款潜逃。如因经营不善或者其他原因, 在筹资过程中产生非法占有的目的, 而继续大规模集资的情况不在少数, 所以说由合法的民间借贷向非法集资甚至于集资诈骗转化的情况是存在的。

但这其中涉及一个问题, 就是在民间借贷过程中, 借贷一般是局限在某个区域内的, 多为县域经济内, 而且筹资人面向的筹资对象多是熟人, 如亲戚朋友、邻里同事等等, 这与集资诈骗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非法集资”是否矛盾呢

有学者认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因为虽然集资行为发生在特定范围内, 前期阶段针对的集资对象也多为熟人, 但是在其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的过程中, 就会有社会公众参与进来。而且在集资过程中, 集资者所面向的出资者又有下线的出资者, 这就构成一系列的连锁效应。比如甲向乙借款, 而这部分款项是乙向丙和丁借来的, 在这里丙和丁作为甲的间接借款对象人, 是不特定对象。而且有学者提到, “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非法集资”中的“不特定对象”并不是指非特定范围内的不特定人或单位, 而是指出资者或被害人有随时增加的可能性。只要是向多数人实施诈骗行为, 即使在亲友之间、校友之间、企业内部非法募资, 也破坏了金融秩序, 并不排除集资诈骗罪的成立。

但笔者对于前面学者所提到的“在集资过程中, 集资者所面向的出资者又有下线的出资者, 这就构成一系列的连锁效应。比如甲向乙借款, 而这部分款项是乙向丙和丁借来的, 在这里丙和丁作为甲的间接借款对象人, 是不特定对象”持有异议, 如果不特定对象作此理解的话, 那么每个向银行借款的人, 其间接借款对象面对的是社会公众, 也就是吸收公众存款, 岂不都有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可能这无疑是不合理的。

针对这个问题, 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 笔者认为, 实际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1.从募集资金的主观态度来看, 如果集资人本身没有特定的指向, 只要是能够募集到资金, 对面向的对象没有要求的话, 即无论是不是亲友熟人都符合其集资意愿, 那么就可以构成集资诈骗罪;2.从募集资金的对象来看, 如果集资对象已由熟人向社会扩张了, 显然符合非法集资的要求;3.从募集资金的方式来看, 如果集资人是向社会散布其筹资的信息, 而不是向不同的个人单独筹资, 则可认定其有向非特定对象集资的意愿。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集资人是向亲朋好友实施集资行为, 如果维系他们这种集资关系的纽带是经济利益而并非亲情、友情、血缘等, 只要符合以上要求, 亦可构成集资诈骗罪。[6]

因此, 为保证民间借贷的合法运行, 以及民间资本的健康发展, 对民间资本进行规范、加强监管是十分必要的。并且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单一的境况也亟须改善, 完善金融市场, 丰富投资渠道, 对防范民间资本向集资诈骗罪转变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参考文献

[1]王晨.诈骗犯罪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79.

[2]倪泽仁.经济犯罪刑法适用指导[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228.

[3]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509.

[4]同上, 第512页.

[5]王晨.诈骗犯罪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82.

警惕非法集资犯罪新手法 篇11

创业投资公司非法代理个人投资

犯罪分子非法成立创业投资公司,招募临时营销人员,在城市繁华地段或居民区举办讲座,向群众宣传创业投资的虚假理论,诱惑不明真相人员到公司投资。创业投资企业通常承诺投资人年回报率在10%至20%之间,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并编造各种理由,造成投资无风险的假象,欺骗投资人。

公安机关查明,部分创业投资公司涉嫌从事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

美容院巧立名目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某城市多家美容院打着“美容保健”旗号,以“预存款换免费美容”方式,向群众宣传在其美容院预存1万元至10万元不等数额,即可免费获赠价目不等的美容保健项目。虽然美容院声称1年期满后返还本金,但部分群众在到期索要本金时却发现美容院负责人已下落不明,无法索回本金。

公安机关侦查发现,这些美容院的非法活动,系同一伙人所为,且在北京、黑龙江、山东、浙江等多地连续作案。大部分群众由于“预存款”尚未到期,还没有得知被骗的真实情况。

建立基金销售网站高利诱惑群众投资

犯罪分子以国外集团或公司名义,在境外设立服务器,建立互联网网站,在网站上向境内群众销售名目繁多的基金。有网站及客服人员宣称,客户注册成功后即可获得500元开户礼金,所有账户存款(包括开户礼金)每天均产生0.5%的利息。当利息达到100元时就可以申请支付,手续费为提款额的3%,但3个月内赎回存款,将被扣除存款额10%至15%的手续费。如果投资额大于3000元人民币,就可以升级为公司代理,代理推荐普通客户享受客户存款6%的返利,代理推荐代理在享受6%返利的基础上还可以享受3%的推荐奖励。

关于集资诈骗罪的相关问题 篇12

根据我国刑法第192条规定, 非法集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数额较大的行为。

首先, 非法集资指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主观方面除了故意外还要有特定的非法集资的目的。这里的非法占有区别于民法中的占有, 指民法中无权占有且为恶意占有, 是转移所有权的所有。根据我国《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则应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是行为人携带集资款逃跑的;二是行为人挥霍集资款, 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三是行为人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四是行为人具有其他欺诈行为, 拒不返还集资款, 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以上规定, 说明行为人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但是, 对非法占有的目的的判断不能仅凭较大数额的非法集资款不能返还的结果。若行为人将大部分的资金用于投资或生产经营活动, 而将少量资金用于个人消费或者挥霍的, 就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其次, 除了主观目的要求外, 集资诈骗罪和诈骗罪是一种特别关系, 也就是说它必须符合诈骗罪的基本构造。张明楷教授对此进行了细致的阐述。他认为诈骗罪的基本构造: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欺骗行为, 表现为向受骗者表示出虚假的事项, 或者说向受骗人传递不真实资讯, 但这种欺骗行为必须是使受骗者陷入或者继续维持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的行为。比如使对方陷入“行为人属合法募集资金”、“行为人属正当募集资金”、“行为人的集资获得了有权机关批准”、“出资后会有回报”等认识错误, 足以使对方“出资”。 (1)

第三, 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集资, 即向多数人或不特定人实施欺诈行为。首先非法指未经有权机关批准, 集资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但如果是以集资的方式要特定的人投资的, 则应该认定为诈骗罪。因为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 既包括我国的经融秩序也包括了公私财产, 而且主要是经融秩序, 这也就决定了向特定人筹措资金的行为只能被认定为诈骗罪, 而非集资诈骗罪。要从客体区别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 就要判断其是公私财产这一单一客体还是包括了经融秩序这一客体, 而区分这二者则要借助其对象来判断。从对象上来看, 非法集资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集资诈骗罪中对象为“社会公众”即不特定的多数人。有学者认为, “非法集资行为针对的对象是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 而不是本单位内部的人或少数特定的人。” (2) 二是集资诈骗侵害的对象的不特定性指事前并未设定具体的、特定的对象。如果在确定的范围内散布虚假消息进行诈骗, 即便是向范围内的多数人散播, 也不能构成集资诈骗罪。反之, 如果诈骗的对象暂时为少数的特定的几个人, 但随时可能扩展为多数人, 则也认定为向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如果行为人仅指向特定或不特定的少数人, 那么则不宜认定为非法集资, 因为如果非法集资的实际规模或潜在规模不达到一定程度, 就不是主要对直接融资秩序构成威胁, 而是主要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

综上, 笔者从集资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将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区别开来,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今天, 交易的日趋频繁使得一些欺骗成为交易的必然, 而这些欺骗的存在也得到了社会和市场的容忍, 因此在这种新的环境下, 继续僵化的照搬套用法条显然阻碍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故要合理区分民事诈骗和刑事诈骗, 区分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 坚持刑法的最后性和兜底性。对与那些“身份公开”的诈骗行为, 如果有“私法救助可能性”, 那么可以遵循先民事后刑事的处罚原则, 避免刑事处罚范围过大。从而为我国正在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让法律这一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

摘要：新经济背景下对金融诈骗的认定最提出了新的要求, 不断翻新的手段要求我们抛弃教义学而从实际经济生活出发, 一方面更加准确科学利用刑法打击犯罪, 另一方面谨慎适用刑法对经济的限制。因此, 笔者针对集资诈骗罪认定过程中容易出现非法占有为目的、集资诈骗等方面提出看法。

关键词：集资,诈骗罪,出资

注释

11 张明楷.论诈骗罪的欺骗行为[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