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

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共12篇）

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 篇1

摘要：中央司法改革项目中明确将量刑规范化改革作为重要内容之一。保证量刑公开、公正是检察机关维护公平正义的责任。笔者试图通过自己的工作经历, 根据人民检察院行使量刑建议权的现状, 从量刑建议的规范化角度出发, 建议从制定规范的量刑指导规则、明确量刑建议权的主体、健全量刑建议的程序、完善量刑建议的形式等六个方面进行完善。

关键词：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规范化

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开展量刑建议改革已有数个年头, 并取得了积极效果。但鉴于人们对人民检察院是否具有量刑建议权尚存在争议, 且各地人民检察院就检察建议权的具体行使尚未统一等因素, 影响到了改革成果。笔者试图通过自己的工作经历, 根据人民检察院行使量刑建议权的现状, 从量刑建议的规范化角度出发, 为这项改革略抒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一、制定规范的量刑指导规则

量刑建议的核心内容是确定刑种和刑期。实际上, 法官在量刑时要考虑的因素, 也是检察官应当考虑到的。量刑是一项无法排除自由心证的活动, 因此, 制定规范化的量刑指导意见就成为必要。目前, 人民检察院并没有制定规范化的量刑指导意见, 而人民法院则较早开始了量刑规范化研究。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的提出, 主要是案件承办人员根据自身的办案经历、结合类似案件的判决情况, 提出一个自认为合理的量刑建议。至于量刑建议的内容是否真正体现罪刑相适应, 无从判断。因此, 期待这样的量刑建议能够获得法院的充分考虑。据此, 笔者认为, 制定一部在一定范围内适用的量刑指导规范化文件, 是推行量刑建议制度的基础。考虑到我国的司法现状, 笔者建议, 通过省级人民检察院与省高级人民法院共同制定为佳。

二、明确量刑建议权的主体

公诉人是代表人民检察院具体实施公诉活动的人, 因此, 公诉权行使的主体到底是人民检察院还是公诉人, 可能存在争议。笔者认为,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唯一的公诉机关, 独享公诉权。因此, 公诉权行使的主体应当是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诉权的权能之一, 行使的主体自然是人民检察院。因此, 公诉人在刑事诉讼中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应当是人民检察院的意志。讨论量刑建议提出主体的意义, 不仅意味着量刑建议应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提出, 还意味着, 量刑建议的确定必须要经过一个将公诉人的意见转变成人民检察院意志的法定程序。同时, 还要求我们在形成人民检察院意志的过程中, 要处理好公诉人与公诉科长、检察长、检委会的关系, 处理好公诉人的主观能动性与人民检察院内部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三、健全量刑建议的程序

公诉权在程序意义上属于一种司法请求权。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就某个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时, 包含了三层含义:即请求人民法院启动审判程序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请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处以刑罚;选择适用诉讼程序提出意见。按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起诉书是人民检察院行使公诉权的集中体现。但是, 起诉书强调的是论述被告人构成何种犯罪, 对被告人应当处以什么样的刑罚, 则不在起诉书表述的范围内。为保持公诉权的完整性, 量刑建议就变得必不可少。因此, 笔者认为, 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 除起诉书之外, 还应附以量刑建议书。从这个意义上, 量刑建议的重要性等同于起诉书。因此, 量刑建议的提出, 应当参照起诉书的制作、审批程序, 完成将公诉人的意见向人民检察院的意志的转变。

四、完善量刑建议的形式

量刑建议应是书面的, 且具有统一的格式。笔者建议, 量刑建议书的制作应由首部、案由、被告人基本情况、量刑建议、尾部五部分组成。其中量刑建议部分具体包括定罪的法律条款量刑情节, 裁量刑罚的建议。并对量刑建议的提出进行说理, 即说明量刑建议的依据。而量刑建议的依据, 就是与量刑有关的所有情节, 包括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 如犯罪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等。

五、充实量刑建议的种类

司法实践中, 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提出量刑建议权大致可以区分为概括性量刑建议、相对确定性量刑建议和绝对确定性量刑建议三类。概括性量刑建议一般直接引用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相对确定性量刑建议一般在刑法法定量刑幅度内选择具体刑种, 并进一步具体到一个较小量刑范围。绝对确定性量刑建议则在法定刑幅度内给予直接确定的刑种、刑期。笔者认为, 量刑建议目的之一是要监督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因此提出概括性的量刑建议是没有意义的。绝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则可能会引起法官的反感, 且容易造成法官量刑的尴尬。笔者认为, 司法活动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 在法律适用过程中, 法官不是法律的机械操作工匠, 法律也不是僵化的教条, 事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和法律条款对号入座。故而法官审判案件是一个能动整合的过程。因此, 赋予法官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权是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 确定一定范围量刑幅度供法官参考是合适的。

六、确定提出量刑建议的时间

有学者从是否符合无罪推定原则为出发点确定量刑建议提出的时间。实际上,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根据该原则, 只有人民法院正式宣判后, 才能认为被告人有罪。因此, 如果以无罪推定为出发点, 则会出现这样的悖论:判决宣告前推定被告人无罪故不能提出量刑建议, 判决宣告确定被告人有罪后, 再提出量刑建议, 则量刑建议变成了“马后炮”。因此, 笔者认为, 以是否符合无罪推定原则来确定提出量刑建议的时间, 是没有意义的。

提出量刑建议只是人民检察院行使公诉权的表现之一, 并不代表实体上已经认定被告人有罪。因此, 人民检察院可以在人民法院判决宣告之前的任何诉讼阶段提出量刑建议。之所以要规范量刑建议提出的时间, 笔者认为是从技术层面上进行的考虑。笔者认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在提起公诉的同时, 提出相应的量刑建议。对适用普通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方式审理的案件, 基于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 在法庭调查结束后, 案件的事实、证据, 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均已明了, 此时再提出量刑建议是合适的。

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 篇2

建立量刑建议权的意义

摘要：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在公诉活动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在向人民法院提出指控犯罪的同时，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意见的一种权力，是公诉权的组成部分，没有量刑建议权的存在，公诉权是不完整的。 关键词：量刑建议权;控诉权;公诉权;平衡;合理 量刑建议权制度确立与否的问题，近年来被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等诸多不同观点推上了风口浪尖，量刑建议权伴随着一片质疑成为法学界议论的焦点。 所谓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在公诉活动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在向人民法院提出指控犯罪的同时，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意见的一种权力。 笔者认为，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机关控诉职能的一部分，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将刑事犯罪起诉至人民法院，其前提必须是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应当受到刑事处罚，量刑建议只不过是在确认被告人有罪的基础上对应该判定的刑罚给予法定刑期之内的建议请求权，是公诉权的组成部分，没有量刑建议权的存在，公诉权是不完整的。 宋英辉教授认为，推行量刑建议的做法有四项意义，首先，可以使控辩双方就具体量刑问题进行争辩，使控辩双方的对抗更加全面、充分，有利于神话审判方式改革。其次，辩护方不仅可以就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防御，而且可以针对检察机关具体的量刑意见进行防御，对于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再次，有利于实现诉讼公正。第四，检察人员提出量刑建议，辩护人对此进行防御，审判人员在监听双方意见的基础上对量刑做出判断，所有这些都对法律工作者的法律水平和办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笔者赞成宋英辉教授对量刑建议权意义的精辟总结，在宋教授总结的基础上，笔者也对推行量刑建议权的意义有了一些不成熟的理解。 1、有利于保证检察机关充分行使控诉权，量刑建议权的确立使检察机关之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公诉权趋于完整。 国家赋予检察机关公诉权，其目的是为了使犯罪的人得到刑罚的惩罚，使其行为得以规制，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在现实的司法实践工作中，检察院在控诉过程中只是较好地发挥了定罪请求权的职能，侧重强调通过控诉行为得以有效定罪的确定性，却忽视了在定罪请求权的基础上的另外一项尤为重要的权力――量刑建议权，也即忽略了量刑的确定性。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就放纵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结果发生(因为只要法官在法定刑的规定幅度内判决则都是有效的)。对量刑的结果难以预测，对量刑的结果更难以监督，从而导致量随意性较大。因此造成“相当数量罪责相近的犯罪行为，不同法院之间或同一法院不同的合议庭之间所做的裁量结果往往存在很大差异”。 这与我们的宽严相济的政策是有冲突的。检察机关充分利用量刑建议权来平衡刑期的适用，就可以使量刑趋于合理。 2、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和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 现在的庭审制度，控辩双方只是围绕着犯罪事实是否成立展开辩论，对于案件定性后的量刑部分，作为控方的公诉人不曾涉及，现实中的公诉书也只是在最后加入从轻、从重或者是减轻等相当笼统的建议，没有将量刑建议相对具体化。所以只要是法官在法定刑的范围幅度内裁判，就都是有效的。这样就会造成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如果法官素质相对不高，那么这种毫无制约机制的“随意性”裁判环境，就很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细菌的温床。 3、有利于实现控辩平衡，使辩方充分发表量刑异议，增强庭审的抗辩性。 建立量刑建议制度，可以使辩方在庭审过程中提前获取量刑建议的信息，在是否成立犯罪或者成立何种犯罪的基础之上，更加关注量刑幅度的裁量是否合理，在量刑期限上加大辩护力度，这种在量刑期限上的正面交锋，可以使量刑问题得到充分的辩论和质证，作为审判者的`法官也可以总和双方的观点，做到兼听则明。这样不但可以扩大被告的量刑知悉权，强化辩方在庭审中的辩护地位和作用，而且可以使判决更加趋于公正和合理化，使判决结果更加容易得到双方的接受和认可。 4、有利于审后监督，形成有利的抗诉制约机制。 就像是法庭笔录当仁不让地成为判决的理由一样，量刑建议的明确记载也可以成为检察机关认为判决不当提起抗诉的重要依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提出在制度设计上讲，应该是科学的合理的，审判者基于同一法治环境下的同一法理对同一刑事案件的判断从常理上讲应该是大体相当的。如果审判者有违常规，作出不当判决。检察机关就可以把量刑建议作为有纸化依据提出抗诉申请。这样形成的抗诉制约机制，更加有利于宽严相济政策的贯彻执行。 5、有利于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推进和落实，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要人的执行和运用上来。所以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和作为审判者的法官，在落实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过程中都担任着不可或缺的总要的主人翁的角色。法官和检察官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宽严相济政策的推行进度和进程。 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是公诉人在代表国家行使控诉职能时更加重视公诉权的完整的行使，使检察人员更加重视公诉权的全面性和重要性，主动地深入研究和探讨公诉权的重要和神圣不可侵犯。自然，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会直接牵制到法官的审理效果，审理的结果如果是差强人意的话，检察机关则会以量刑建议为依据提出异议，或许要求审判者作出解释，这样就要求法官必须提高个人素质，加强法官个人的修养和职业素养。 6、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使得法庭审理过程对峙程度加强，各种事实及证据充分辩论、质证。其中包括案件定罪性质的有无轻重，甚至还涉及到了量刑期限的具体确定。这样庭审得出的结果必然更加容易让双方接受，避免了上诉抗诉带来的诉讼成本的增加，和诉讼资源的重复浪费。 因此，笔者认为，设立量刑建议权是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公诉权的必然趋势，也是检察机关行使量刑监督的重要工具。量刑建议权有其确立的必要性和重要使命。(作者单位：山东致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参考文献 [1]苗生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与公诉裁量权的适用》，法律出版社版。 [2]季美君：《专家学者纵谈“量刑建议制度”》，载于《检察日报》10月2日 [3]季美君：《专家学者纵谈“量刑建议制度”》，载于《检察日报》月2日 [4]李志平：《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合理控制探析》，载《中国法学》，1984年第4期。 [5]张军、姜伟、田文昌：《刑事诉讼：控、辩、审三人谈》，法律出版社年版，第416―417页。

量刑建议权的属性简析 篇3

关键词：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权利属性；本体属性

一、什么是量刑建议权

量刑建议权是一种基于刑罚请求权之司法请求权，是公诉权之下位权能。合宪性与合法性、法之发展以及现代刑事诉讼原理是量刑建议权之理论基础。量刑建议权之本体价值是实现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量刑建议权之目的价值是追求诉讼经济与司法效率。

二、量刑建议权权利属性

1.量刑建议权属于公诉权

从刑事诉讼活动中，公诉人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组成部分，提起公诉的任务是追究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责任，追究刑事责任包括定罪和量刑两部分，所以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内在含义，也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行使的权力，量刑建议权作为一种公权力，具有国家一致性、统一性。它不同于量刑异议权，在庭审中，在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后，被告方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同意或者反对），被告方也会在综合考虑各种情节后，提出自己的量刑请求，也就是在行使量刑异议。但它与量刑建议权是不一样的，公诉人代表国家提出的量刑建议权主要目的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功能，辩护权作为一种私权利，目的是为了实现被告人的利益，从而减轻被告人的刑事处罚。

2.量刑建议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

量刑建议权是一种请求权，它不会发生终局的效力，它并没有侵犯法院的量刑权，公诉机关在诉讼的过程中行使量刑建议前时，只是检察官根据自己认识向法官提出对被告定罪量刑的建议和请求，它与其他诉讼请求权的区别只是在于主体是国家的代表。我国刑法规定大部分是相对法定刑，并且罪名的量刑幅度很大，司法实践中又有很多酌定量刑情节，所以我国的法官有很大的量刑自由裁量权，这虽然为个案的量刑公正提供了前提条件，但也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提供了空间，法治原则下量刑建议权不仅不会妨碍审判权，法官在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兼听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有助于法官公正、科学的做出判决。

3.量刑建议权是程序性权利

量刑建议权不同于审判权，不具有最终处置的终局性，量刑建议请求的内容能否实现来自于法院的判决。法院作为刑事诉讼中最终的裁判者，对于控辩双方提出的请求进行公正的评判，不论公诉人是否明确的表达量刑建议，也只是为最终的判决提供依据和参考，对于量刑建议，法官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最终的裁判权在于审判机关。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和法院的量刑权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虽然共同存在于诉讼程序之中，但量刑建议权基于本身的价值而隶属程序性权利。

三、量刑建议权的本体属性

1.量刑建议权是基于公诉权的下位权能

量刑建议权源于公诉权，而公诉权又直接来自于刑罚权。刑罚权是国家对犯罪人适用刑罚，藉以惩罚犯罪人的权力，具体说来，刑罚权包括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四个方面的内容。从权力渊源上看，刑罚权是公诉权存在的基础，公诉权是量刑建议权存在的基础。公诉权不仅为刑罚权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依据，同时为量刑建议权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依据。

2.量刑建议权是公权力而非私权利

没有国家对刑罚权的垄断就不会有公诉的出现，而量刑建议作为公诉权的一部分，是国家通过相关法律赋予特定人或特定机关行使的权力。因此，这里所说的量刑建议权是来自国家的、为维护社会秩序而设立的追诉犯罪的权力。它具有象自诉权等私权利所没有的国家意志性、统一性以及与刑罚距离的进一步拉近等特性。在自诉案件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享有自诉权。自诉权与公诉权同样都是来源于刑罚权的一种权力，两者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只是分属于不同的主体而具有了不同的权力特性。因此，与公诉权中的量刑建议权相呼应，自诉人在自诉案件中也享有类似的量刑请求权。

3.行使量刑建议权的主体

是由代表国家行使追诉权的公诉人或公诉机关。量刑建议权作为来源于刑罚权的一种派生权力，具有刑罚权的国家垄断性。国家是抽象的，因此其权力的行使必然要通过国家授权的机构或个人实现，而这种机构或个人行使该项权利的时候是以国家的名义出现的。

四、量刑建议权的价值

1.有利于个案的公平正义

“在人类刑法文明史上，量刑公正始终是人们不懈追求的崇高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刑法文明史就是一部为实现刑罚目的而不断追求量刑公正的历史。” 公诉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对于维护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都具有中重要的价值作用。目前，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都比较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刑法规定的范围内区别不同案件的情况作出差别对待，以实现个案公正，但是权力不受监督就可能会被滥用，缺乏监督的行使自由裁量权往往导致司法威信力的丧失，公诉人在审判中提出量刑建议的权力可以很好的监督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所以法官如果拒绝，就应当向所有的诉讼参与人说明理由，倘若理由不能成立或者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则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抗诉，被告人提起上诉。从这个层面讲，量刑建议权提高了法院判决的透明度。

2.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 篇4

一、实践中量刑建议程序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一) 量刑建议案件范围较窄

实践中现行量刑建议的范围还是比较窄的, 2011年10月至2014年6月, 我院适用量刑建议的案件有2011件2621人, 占全部受理案件的64.1%。由于适用案件的范围是检、法两家商议确定的, 与其它地区检、法量刑建议适用范围必然存在区别。部分罪名的案件还没有进入量刑建议的范围, 一些案情复杂、社会敏感度高的案件检察机关为了规避风险也没有提出量刑建议。所以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来说准确了解适用案件范围就比较麻烦了。这就出现了在庭审中, 公诉人没有提出量刑建议, 辩护人却发表了带有量刑辩论的辩护意见的情况。使得这些案件的被告人和辩护人无的放矢、无从辩驳, 遭受了不平等的待遇。

(二) 现有量刑建议提出的时间和方式存在缺陷

按现有的程序设计, 量刑建议随起诉书移送后因量刑情节改变会影响建议的准确性。实践中,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影响案件的定罪证据变化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量刑证据尤其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量刑情节往往在起诉时和庭审时存在较大变化。被告人是否愿意对被害人进行赔偿, 被告人是否积极退赃, 被害人是否谅解被告人的犯罪行为, 庭审时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等这些稳定性较差的情节却恰恰是量刑的重要依据。这些量刑情节有时候是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无法预见的, 所以在与起诉书一并提交的量刑建议就存在建议不准确的风险。量刑建议与起诉书一样须经检察长审批, 具有确定性, 提起后不能随意改变。这就使公诉人面对审判阶段量刑情节发生变化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在我院实行量刑建议的案件中, 因为常见的十五种罪案件占很大比重, 并且多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 有明确的被害人且具有赔偿义务的案件较多, 因此量刑情节变化较大, 据统计起诉时提出量刑建议后量刑情节发生变化的案件占全部案件的21.7%。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量刑建议书的严肃性, 大部分公诉人都会坚持原来的量刑意见, 这就会使量刑建议与判决产生出入, 从而削弱了量刑建议的权威性, 打击了公诉人的积极性。

(三) 公诉人对于量刑证据的审查和搜集缺乏主动性, 对刑期的计算缺乏经验导致量刑建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很大成程度上取决于量刑证据的搜集, 及对量刑情节的把握。按照传统的办案观念, 侦查机关及检察机关一般只是重视对定罪证据的搜集和审查。量刑一般都是法院的事情, 或者由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充分审查和搜集证据方面还有较大的欠缺。

在量刑情节中, 被告人的平时表现及羁押期间的表现也是量刑的重要参考。这些证据由哪些主管部门出具, 以什么样的形式出具都还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被告人居住地的派出所一般只负责出具前科证明材料, 但这还不足以准确的概括被告人的日常表现。被告人羁押期间的表现材料的出具主体也较难确定。如果是通过对同监室的犯罪嫌疑人或罪犯的调查来取证, 那么能否取得客观公正的材料就值得怀疑, 也不利于操作。如果是管教民警出具书面材料, 那么如何对该主观性较强的材料的真实性实施监督又成为问题。

三年多来, 我院适用量刑建议的案件有2011件2621人, 在已做出判决的案件中, 量刑建议被法院完全采纳的为1478件, 准确率为73.5%。其中, 法院判决刑期为建议幅度最低刑期的有879件, 占被采纳案件的43.7%;判决刑期为建议幅度最高刑期的有136件, 占被采纳案件的6.8%。在量刑建议工作的探索阶段, 公诉人普遍对刑罚适用缺乏经验。毕竟自己来计算刑期于看法院计算刑期是不同的。因此, 在积累经验的过程中, 难免出现建议偏差。

(四) 缺乏法律规定, 使得部分法官消极对待量刑建议

201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最高人民检察院随后下发了《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 (试行) 》, 由此可见量刑建议制度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 各地开展的量刑活动大都也是经检、法协商后以通知的形式下发的文件, 这就使得所依据的法律文件约束力不强,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效力还有很大差距。再有量刑建议的设置其实是增加了检察机关的话语权及更充分的保障了被告人的权利, 对于审判机关来说是增大了工作量及影响判决的因素。所以少数法官在执行量刑建议的过程中缺乏积极性, 有时候在开庭时根本忽略了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分开。

法院的判决书缺乏对量刑部分的说理, 只流于对事实和法律的简单描述, 并不进行充分论证与推理。在《全国法院优秀刑事裁判文书选评》中随机抽取部分判决书, 其中竟没有一份对量刑理由进行了说明。 (1) 即使近年来由于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 部分判决书有相关论证, 也只是对法律条文和案件事实的简单堆砌, 缺乏两者的有机结合, 更谈不上进行法理上的分析, 因此判决书往往由于逻辑不严密而导致说服力补强。 (2)

(五) 量刑建议缺乏明确的计算标准

对于以前很少接触量刑活动的检察机关来说, 缺乏量刑建议的计算标准和经验的确是一件很棘手的问题。目前量刑的掌握标准多以法院内部文件的形式呈现, 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检察机关也从不会参与到量刑指导文件的制定中。没有依据, 又缺乏实践经验, 这就使得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很难做到精确。

中国地域辽阔, 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 各地区掌握的同一罪名的量刑标准也存在差异, 以及在不同的社会时期, 司法机关掌握的严打范围也可能发生变化, 这些都为制定统一、权威的量刑标准制造了困难。

二、完善量刑建议制度的思考

(一) 将量刑建议制度立法化, 制定量刑建议的标准

量刑建议制度同样存在着落实不彻底的问题, 归根结底还是缺乏高位阶法律的规定。如果此轮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能有将量刑建议那入其中, 并就其提出时间、方式、形式加以确定, 那么就使量刑建议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部分具备了法律的强制力。

量刑建议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 不可能单独的发挥其作用, 需要建立一系列法律规定, 互相配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除了将量刑建议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以外, 具体就建立完善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配套的相关制度:第一, 建立完善证据制度, 改善目前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在证据权利义务分配的失衡状态, 让辩护方更有针对性的提出量刑辩护, 提高庭审效率与量刑的共识率。第二, 适当借鉴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制度, 探索在量刑方面的控辩协商制。部分西方国家, 辩诉交易是量刑建议制度的集中体现, 能够有效的节省司法资源, 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 虽然我国目前的司法状况还不具备这样的环境, 但可以适当借鉴, 在部分发达地区试点推行。

随着量刑建议的开展, 必须制定量刑建议在实体上的标准。明确量刑建议的指导原则;确立量刑建议的基本方法, 如确定基准刑的方法, 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方法, 确定建议刑的方法等;确定常见量刑情节包括常见法定量刑情节和常见酌定量刑情节对量刑的影响等。由于检察院量刑建议与法院量刑所遵从的原则、依据、方法一致, 故检察机关可以会同法院制定量刑标准特别是某些常见罪名的量刑标准, 以供检、法共同执行。 (3)

(二) 完善量刑建议程序设计

1. 赋予公诉人庭审中适当改变量刑建议的权利

量刑建议决策于开庭之前, 难免会有量刑情节经法庭调查后发生变化。为了弥补量刑建议提出时间和方式上的不足, 保证量刑建议的准确性, 以及保障诉讼的效率, 笔者建议检察长可以赋予公诉人一定的机动权, 允许其在一定的范围内修改量刑建议。具体的做法是第一凡不改变刑种, 只是改变执行方式的, 或者有期徒刑只是在与犯罪行为相应的法定刑档次内加以增减的, 可由公诉人根据庭审调查后的事实真相加以修正。庭后将修改的量刑建议备案, 并说明理由。第二如果庭审量刑证据出现重大变化, 如交通肇事罪中, 关于逃逸认定的证据出现变化, 可能影响法定刑期档次的, 则应当建议法庭休庭, 待报请检察长批示后在恢复开庭。

这样的量刑建议机动权, 也可以解决审查起诉时因量刑证据不全而推迟提出量刑建议时间的问题。使得检察机关在移送起诉时必须同时提出量刑建议, 统一了提出量刑建议的时间和方式。

2. 合理设置量刑建议的庭审模式

从理论和逻辑上分析, 分离的量刑建议程序无疑是正当和合理的, 但如全部照此程序执行, 目前还存在着很多困难。笔者认为, 随着社会的发展, 法治的最终目标是公正, 效率的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公正, 所以我们不能始终以效率为借口妨碍公正的实现。现阶段我们可以将被告人认罪及辩护人只做量刑辩护的案件采用相对独立的程序, 对于被告人不认罪及辩护人作无罪辩护或此罪与彼罪辩护的案件要坚决采用分离的量刑建议程序, 最大限度的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为了提高诉讼效率, 笔者建议设立证据庭前公示制度, 尽量减少因证据突袭影响量刑建议被采纳。公诉人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及会见律师的时候, 尽量对量刑证据进行沟通。法庭在开庭审理前也应尽量进行庭前证据开示, 让控辩双方尽早就证据内容达成共识, 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案件性质、量刑幅度的辩论中。

(三) 提升公诉人的量刑建议能力, 加强对量刑事实的调查

量刑建议既是权利也是责任, 随着刑法改革和发展, 必将成为量刑程序的启动者。检察机关尤其是公诉人必须要苦练内功, 补上刑期计算这门功课, 只有量刑建议的准确性提高了, 才能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检察机关更不能因害怕承担责任而选择性的提出量刑建议, 要带头坚持规范适用量刑建议, 确保其严肃性和公平性。

如果想准确的提出量刑建议, 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要改变只重定罪证据不重量刑证据的观念, 加强对量刑证据的搜集, 庭审前对量刑事实的调查越全面越充分, 量刑的效果就越好。一是要全面对被告人的犯罪情节, 如未遂、中止、自首、立功、惯犯、累犯、主从犯、认罪态度、退赃等情节进行认定。二是要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 犯罪原因、一贯表现、前科劣迹、社会交往、家庭情况、再犯罪风险等进行综合评估。三是要对被害人情况、被害人是否存在过错, 是否进行民事赔偿等事由进行全面考虑。

(四) 将量刑建议的采纳情况写入判决书

对量刑建议及被告人、辩护人量刑辩护意见的采纳情况写入判决书, 是防止量刑“暗箱操作”最有效的方法。在庭审中控辩双方都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法院是采信哪方意见, 如何计算刑期, 都应当以明确的方式向控辩双方说明。判决书中应当包括:第一, 已查明的量刑情节对量刑的影响。第二, 采信哪方的量刑意见及理由。第三, 主刑及附加刑的计算方法和法律依据等。建立量刑建议说理制度, 法官须在裁判中说明作出该裁判的理由和依据, 刑期的计算方式, 以保障量刑建议提出后的效果, 从而促进公诉的质量, 进而增加司法裁判的公信力, 减少不必要的上诉、抗诉, 维护司法权威。

总之, 法院的判决只有以理服人, 才有公信力, 才能让被告服判, 做到“案结事了”, 才能实现客观公正。

摘要：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经过十余年的探索, 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部分, 是检察机关根据被告人所犯之罪除了定罪以外, 关于应当受到的具体刑罚提出的明确请求。量刑建议制度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举措, 对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下发了《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标志着量刑建议制度已经开始了立法层面的探索。然而, 多部门虽然做了尝试, 但量刑建议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司法界都存在着颇多的争议。与此同时, 我院的公诉部门也积极开展了量刑建议工作, 在三年多的司法实践中, 我院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量刑建议程序,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同时也发现了许多问题。本文是对三年多来我院实施量刑建议制度的归纳和探讨。

关键词：量刑建议,效力影响,程序设计,存在问题,完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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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孝清.论量刑建议[J].中国法学, 2010 (3) .

试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 篇5

ｏ量刑建议作为公诉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两大法系国家检察官普遍享有的权利

ｏ刑事公诉实行量刑建议，是强化刑事公诉法律监督属性的要求

ｏ推行量刑建议，也是强化审判监督之必然

所谓量刑建议权，也称为检察机关的求刑权。就是检察机关不仅要指控犯罪，而且要向法庭提出依法应对被告人适用何种确定的刑

种和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幅度的建议。在英美法系中，由于存在着辩诉交易制度，因此，检察机关有求刑权。我国由于没有建立辩诉交易制度，所以，也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求刑权。这一问题在理论界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该制度符合我国司法改革方向的；有人认为此项制度的实验缺乏法律依据，侵犯了法官自由裁量权。量刑建议权是指检察机关对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按照被告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依据刑法规定的刑罚幅度，对其应当受到的刑事处罚向法院提出具体的量刑意见。笔者认为，在刑事检察工作中，有必要全面推行量刑建议。

一、国外相关问题的司法实践

党的十六报告关于建设和体制改革一章中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制度的模式”.司法改革是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司法改革中诉讼程序的完善同样可借鉴人类诉讼程序发展中的有益成果。同时，有比较才有鉴别。在探讨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时，有必要了解国外的相关司法实践。

在英美法系，总的看来，量刑是法官专有的权力。但在美国有些例外，即美国检察官有判刑建议权，基于辩诉交易的需要，检察官可以在审判中建议作从轻量刑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所谓辩诉交易是指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在对抗式审判开始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所进行的协商和交易。辩诉有两种方式，一是控罪交易，一种是判刑交易。其中判刑交易是指检察官可以向法官提出有关对答辩有罪的被告人适用较低幅度刑罚的具体建议。检察官尽管没有量刑权，但法官对他的量刑建议一般都会接受的。

在大陆法系，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较为普通。

如德国，处罚令程序这一简易审判程序中检察机关有量刑建议权。《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07条规定了处罚令程序，“在系属刑事法官、陪审法庭审理的程序中，对于轻罪，依检察院书面申请，法官、陪审法庭可以不经审判以书面处罚令确定对行为的法律处分。申请应当写明要求判处的法律处分。在处罚令程序中，检察院提出书面申请，就是提起了公诉。

如日本，检察官出庭公诉中有论告和求刑。论告，是指法庭证据调查终结后，检察官必须就本案事实及适用法律问题，总结性地陈述控方的意见。论告分事实论告和法律论告两类，前者就犯罪与否的事实，依照已取得并质证的证据，阐明公诉人的立场与意见；后者则是公诉人在阐明事实意见的基础上，依据刑事法律的具体规定，提出公诉机关关于如何适用法律制裁或处理被告人的看法或观点。求刑，指建议量刑，是论告的结论。检察官求刑的范围，不仅包括主刑，同时也包括附加刑。

如俄罗斯，刑诉法典第284条也规定：”检察长在法庭上支持国家公诉——应对被告人适用刑法和刑罚措施向法庭提出意见。“

以上，我们不难看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特别是在简易审判程序中。

二、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

（一）合宪性与合法性理论

关于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公诉案件中行使量刑建议权的法律依据问题，有人认为法律对此是没有授权的，原因是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在法庭审判中行使量刑建议权。笔者认为，对此应当从合宪性和合法性两个方面来考察。首先，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人行使量刑建议权是符合宪法精神的。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公诉权是检察权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而量刑建议权与定罪请求权又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是行使检察权的应有部分。其次，检察机关在法庭审判中行使量刑建议权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不冲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定罪是量刑的基础，量刑是定罪的结果。在法庭审判中，公诉人的任务就是要向法庭证明被告人犯罪行为的存在，并以此为基础要求法庭对被告人判处相应的刑罚。那么在庭审中，公诉人对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当然应当对于定罪和量刑两个问题讲明自己的看法。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的公诉人行使量刑建议权符合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具有合宪性与合法性基础。

（二）法的发展理论

法的发展理论是建立和完善我国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的法理学基础。在对域外大陆法系以及英美法系量刑建议制度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作为一项具有独立价值的法律制度，其在中国的移植与本土化无疑具有现实的意义与紧迫性。我国现行刑事诉

讼司法实务中，公诉人在法庭上发表量刑意见、提出量刑建议，只是根据被告人的行为所具有的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提出一个笼统的建议或者根本不提。这远非法治意义上的量刑建议。中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法律制度，是由于我国的法律传统和现有的法律制度中缺乏相同或类似的法律规范，这就会遇到法的移植问题，这也是法的发展过程中所必然会面临的问题。

（三）人权保障的宪政理论

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保障人权是宪政的最终归宿。宪政是发展人权的手段，没有宪政实践，人权的保障就只能停留在宪法条文的静态之中，而不可能表现在公民的实际享有之中。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为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进行控诉的检察机关所享有。这项权利的行使具有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终极意义。首先，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在客观上是对法院裁决的监督。法院裁决是解决社会纷争的最后救济手段，因此法官的裁判权就成为国家最具权威的权力。”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经验。“法官的权力如果被滥用，对社会秩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伤害是难以弥补的。任何一种诉讼，不公正的裁判至少要损害纠纷一方甚至双方的正当利益，特别是刑事诉讼的最终结论，因为直接导致当事人财产、自由乃至生命这些基本人权的损失，其不公正对公民的损害往往是不可逆的。量刑建议权本身所体现的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判权的监督以及其所引起的更为清晰的公众监督，是对与刑事诉讼结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手段之一。其次，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诉权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对于犯罪行为的追诉权，也是对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被害人及其所赖以生存的正常的社会秩序的保护。量刑建议权作为对犯罪人进行惩罚的一项司法请求权，正是国家对公民享有基本权利的生存环境和基本权利本身的保护。再次，量刑建议权所具有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是对被追诉人获得公正审判和判决的保障。

三、量刑建议的诉讼价值

（一）有利于强化审判公开，符合中立原则

在现代程序正义理论的发展中，一些学者提出了”最低限度程序公正标准“的概念。陈瑞华博士认为刑事审判程序的最低限度公正标准之一是中立原则，即裁判者应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中立。而检察机关若在诉讼过程中提出量刑建议，这样可以较好地保持法官的中立、客观的立场，防止法官在庭审中过分地积极主动，有失公正。

同时，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有利于强化审判公正。虽然，对犯罪人的量刑权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但现代司法理念要求诉讼过程公开公正。因此，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不仅对被告人的定罪要公开，而且对被告人的量刑也应公开。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却仅强调了定罪方面的公开，而忽略了量刑的公开。这一点，在法院的判决书中就体现得很明显。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我国法院判决书的说理性有很大的加强，特别是在被告人的定罪上，但在量刑方面，判决书仍缺乏说理。究其原因，除了一些法官认为量刑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量刑无需说理或不易说理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缺乏说理的外部动力。而若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量刑建议及理由，那么，就可以促使法院判决在量刑方面加强分析论证，防止暗箱操作，增强判决的透明度。

（二）有利于减少诉讼纠纷，实现效率目标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后不上诉的仅占少部分，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被告人对量刑的一知半解，一方面是庭审中未对量刑展开辩论，另一方面是判决书在量刑方面缺乏分析论证，以致被告人对量刑缺乏正确的认识。一些量刑适中甚至偏轻的案件，也提出了上诉。实际上，如果在庭审中对量刑展开辩论，再在判决书中对量刑进行论证分析，使被告人对量刑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减少被告人上诉的情况，从而提高诉讼的效率。

（三）推进刑事诉讼改革

目前，刑事诉讼改革正在推行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而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实质是普通程序的简化，因此，相对普通程序而言，适用简化审的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是受到一定程序的限制，被告人的部分诉讼权利成为追求效率而付出的代价。从公平原则出发，付出一定的代价的被告人理应得到一定的补偿或报酬。而在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要得到的最好的补偿或报酬莫过于从轻处理。在世界上，认罪也是许多国家减轻刑罚的主要根据。但在我国，除了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被告人作出认罪后的刑罚适用情况并无具体的规定，特别是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庭审方式的被告人，不仅作有罪供述，而且其诉讼权利是受到一定程度限制的情况下，法律仍没有规定可以减轻处罚，使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简化审庭审方式产生对抗情绪。因此，有人提出对策之一是建议法律赋予公诉机关求刑权，若被告人一方完全认同指控事实、罪名和求刑意见，则法庭在原则上支持公诉机关表明的求刑意见。当然最终决定权必须在法庭。实际上”两高“、司法部制定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称《意见》已采纳此意见，规定量刑是辩论的重点之一，并规定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但从轻的幅度没有具体的规定，使被告人作出程序选择的实体法利益过于模糊，而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则可以弥补这一点。

（四）是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权有效举措，有利于合理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公正目标

量刑是刑事裁判的最终结果，量刑公正是刑事程序的价值之一。而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裁判不公主要的不是表现在有罪判无罪或无罪判有罪，也不是表现在量刑偏离法定刑的范围，更多的是表现为量刑的偏轻偏重。即虽在法定刑范围内量刑，但所判处刑罚与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比，明显偏轻或偏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如故意杀人罪，其法定刑既可以是死刑，也可以是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还可以是3年以上10以下有期徒刑。而对于哪种情况下是死刑，哪种情况下是无期徒刑，哪种情况下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有具体规定，法官可以自由裁量。即使是情节较轻的，也可以在3年以上10以下有期徒刑自由裁量。二是量刑规则建设滞后。量刑规则指专门规范法官量刑行为的程序性和实体性的刑事法律制度以及司法解释。量刑规则建设能够有效地规范和保证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防止偏离正常的量刑轨道，确保量刑公正。如美国1987年颁布了《量刑指南》，规定了每一种犯罪的基本等级以及刑罚的刑量表和罚金刑量表，表中每一等级的幅度，其最高法定刑与最低法定刑不能超过25%或者6个月，并规定法官量刑时必须在规定的等级和幅度之内判处刑罚，如果有偏离，必须说明理由。而我国，量刑的实体性方面，79年刑法修订时规定得比较笼统、原则，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也对盗窃、诈骗等犯罪的量刑情节作出了具体规定，但仍规定得比较宽范，而且作出规定的罪名占刑法中罪名的比率较小。三是缺乏有效的监督。一方面是内部难以监督。从形式上看，法定刑幅度内的轻重似乎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法院内部监督，包括二审法院也不好处理。二是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难以监督。从目前的诉讼程序看，对于”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抗诉，但量刑偏轻偏重，即使是畸轻畸重仍是在法定刑幅度内量刑，错误不明显。检察机关即使提出抗诉，二审法院也通常予以驳回。

而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则可起到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事前监督和预防作用，从而促进量刑公正。

（五）有利于提高公诉人的素质

明确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这将对公诉人的案情分析能力、证据判断能力和准确理解法律条文规定的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一点在我院实行庭前预判制中已有体会。公诉人在审查起诉时，既要审查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此罪还是彼罪，又要考虑被告人的罪重罪轻的问题，斟酌影响被告人量刑的各种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研究刑法条文及司法解释、决定乃至参考先前的判例，这样可以促进公诉人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业务水平。

同时也更体现检察机关价值取向的客观公正性。公诉人为了提出正确的量刑建议，在办案过程中必须全面收集证据，既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有罪证据，也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罪轻证据。

四、量刑建议权的法理依据及缺陷

目前，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公诉过程上，普通程序在法庭调查结束阶段、简易程序在起诉意见书中提出对被告人的量刑建议，而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中对此建议是否被采纳及理由进行表述。有的认为这是不妥的，概括有以下方面：

1、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的量刑建议，突破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的原则。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审判量刑权属法院专属权力，任何机关未经法定程序不能干预。

2、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实际上是对未经法院审判定罪的人进行了量刑，突破了刑法规定“任何人未经法院审判，不能定罪”的原则。

3、我国现行司法文书格式中，没有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表述的内容。

4、我国刑法规定了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可根据情节酌情量刑，而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有可能左右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同时容易导致开庭前检察官与法官达成诉判交易，甚至私下“通气”或“勾兑”现象。

5、不便于监督权的行使，如果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被采纳，判决的结果是量刑畸重畸轻，那么检察机关又怎么去抗诉监督？

6、如果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不被采纳，被告人及当事人对此更不理解，容易造成百姓对法律统一权威的质疑。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而公诉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求刑权，即通过诉请人民法院运用审判权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处罚。同时，我国刑事诉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根据该条的规定，公诉人在法庭审理中根据案情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发表自己的意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根据案情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发表自己的意见应该是”对案件情况发表意见“的应有之意，因此，量刑建议也应是公诉权的应有之意。实际上，这一点在有关司法解释中也已明确，”两高“、司法部制定的《意见》第七条第（四）项规定：控辩双方主要围绕确定罪名、量刑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根据该规定，量刑是辩论的重点，既然要开展辩论，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机关，理应提出自己的量刑意见。

而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一般不发表意见，究其原因：一是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公诉机关运用没有外部环境。司法实践中，比较强调的是量刑权由法官行使，虽然从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看公诉人庭审可以对量刑问题进行辩论，但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公诉人在法庭上对被告人的刑罚一般就不发表意见，或只笼统简单表个态，建议从轻或从重处罚，并不提出具体的刑罚意见，以免有冒犯法官之嫌。二是缺乏运用规则，导致难以运用。从检察机关来讲，对量刑意见的提出也没有一套合理有效的规章制度，公诉人难以运用。三是业务建设滞后，导致不想运用。长期以来，检察机关比较侧重公诉部门办案人员出庭水平和公诉能力的提高，对法院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及对被告人的定罪与否比较关注，而对具体的刑罚，一般不太关心。长期的积累，导致公诉人对量刑原则理解，具体适用刑罚水平较低，对量刑意见的提出变得不适应。

五、量刑建议权的运用规则构建

量刑建议是司法操作性很强的问题，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学者和专家多有著述，笔者对量刑建议的主体、时间、方式谈点初浅的认识。

（一）量刑建议的主体

目前检察机关公诉业务运行机制中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作为公诉权中程序性措施的起诉权基本由主诉检察官行使。那么对于有实体性质的量刑意见的提出，是否也可由主诉检察官行使。笔者认为，量刑建议仍属程序性措施，主要应由主诉检察官决定。但有几种情形例外，一是由检察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检察委员会在讨论案件事实、定性时，对量刑请求也应一并进行讨论决定。二是对死刑的提出、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应经主诉检察官会议讨论并经检察长批准。

（二）量刑建议的时间

一般来说，检察机关提出量刑意见的时间有两个：在起诉书中或在法庭辩论阶段发表公诉意见时。在起诉书中量刑建议，是一种书面求刑，比较正式规范。但起诉书量刑建议也有其缺陷：一是虽然检察机关通过审查起诉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但由于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尚未建立，提起公诉时控方对全案的证据可能没有全部掌握。随着庭审进行，情况可能发生变化，而起诉书中的量刑建议也可能与随后庭审中的调查情况不符。二是我国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而非个人对刑事案件提起诉讼，这就决定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不同。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均可以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甚至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调解或自行调解、撤回起诉。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检察机关撤回、追加或变更起诉权，仅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作了规定。同时，公诉中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是公平、正义的象征，若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经常因庭审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则有损检察机关客观公正的形象，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不能随意变更。因此，为保证公诉的严肃性和客观性，一般不宜在起诉书中提出量刑建议，量刑建议应在法庭辩论阶段发表公诉意见时提出。

但对于被告人认罪，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意见》审理的案件，笔者认为应在起诉书中提出量刑建议，以明确被告人作出程序选择的实体法利益。

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由于检察机关一般不派员出席法庭，因此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也应在起诉书中提出。

（三）量刑建议的方式

目前司法实践中，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已经开始量刑建议的尝试。从实践情况，量刑建议的方式不外乎三种：一是提出据以量刑的法律条款，如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二是在法定刑内提出量刑幅度。如提出应判处八年至十年有期徒刑。三是提出建议量刑的具体刑期。如提出应判处九年有期徒刑。笔者认为，量刑建议应是法定刑内提出量刑幅度。因为提出据以量刑的法律条款的方式，目前的诉讼制度中已在实施，没有具体的意义。而提出建议量刑的具体刑期，则缺乏操作性。实践中案件情况复杂，对同一案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差异在所难免。就量刑而言，对同一被告人认识差一、二年实属正常，所以检察的量刑建议不宜过于具体。这一点本院在实行庭前预判制也有体会。

同时，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量刑建议的提出应进行说理，即说明量刑建议的依据。而量刑建议的依据，就是与量刑有关的所有情节，包括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如犯罪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等。具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在起诉书中与量刑建议一并写明，其他的案件，应在发表公诉意见时说明。

考察我国刑法分则中关于各个罪名的犯罪构成和刑罚的规定即可看出，由于刑法对刑罚所规定的幅度较大，因而在量刑环节上，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较大。翻开现行刑法，即可以看到”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等类似的规定。毫无疑问，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越大，个别公正实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为较大的量刑幅度为实际上千差万别的同罪名案件之间实现结果上的区别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空间。但是法官的量刑裁量权是一种权力，是权力就会有权力所共有的性格。孟德斯鸠的结论已成为对权力的经典评价：”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权力导致腐败，权力始终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有人曾对某区法院对四起盗窃案的判决做过比较：

判决一：盗窃财物共计1600元，有期徒刑6年，某年6月12日。

判决二：盗窃财物共计1600元，有期徒刑6个月，与判决一同年的6月16日。

判决三：盗窃财物共计9800元（多次），有期徒刑2年，罚金3000元。

判决四：盗窃财物共计980元（一次），有期徒刑2年，罚金2300元。

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 篇6

量刑建议权乃公诉权的下位全能

首先，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应有之内容。公诉权作为专门机关代表国家主动追究犯罪的一种诉讼权力，包含调查权、补充侦查权、审查起诉权、定罪请求权以及量刑建议权等权能。其中，定罪量刑权和量刑建议权作为国家求刑权，是公诉权的重要内容，两者都属于请求权的范畴，前者是请求法官确认被告的行为构成某种罪名，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提出对该被告处以何种刑罚的较为具体的意见。量刑建议是公诉权的自然要求，也是我国公诉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对于提高公诉质量和诉讼效率、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确保量刑公正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量刑建议制度的确立，是量刑请求权向诉权的回归。此次量刑程序意见对量刑建议权的明确是产生于我国刑诉法对刑事诉讼的模式进行改造的大背景之下的。1997年新修订的刑诉法通过引进、移植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的对抗制因素，增强庭审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减少法官的职权因素，通过加强和扩充被告的诉讼权利，使被告的诉讼地位和防御能力得以提升。这些改革进一步体现了控审分离的精神，由此增添了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当事人主义色彩。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法官的裁判是中立和被动的，裁决必须在当事人的请求和抗辩的基础上进行；量刑请求是公诉权应有之权能，而被告一方则针对公诉机关的量刑请求有權进行抗辩，法官正是在控辩双方就量刑问题的争论基础之上作出终局性的量刑裁决，而不应积极主动地径直作出量刑裁决。因此，量刑请求权本是公诉权应有之权能，此次量刑程序意见对量刑建议权的明确，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模式改造的大趋势之下，量刑请求权向公诉权的回归。量刑请求权是公诉机关完整表达自己对案件整体诉求并完成自身公诉职能所不可或缺的一项权能。从我国刑事诉讼结构改造的层面上说，量刑建议权向公诉权的回归，使得控、辩、审三方在量刑环节也形成了量刑裁判居中、量刑建议与量刑答辩各居两端的三角结构，从而推动了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对抗、审判中立三大基本理念的真正实现。因此，量刑建议作为公诉权的一项权能，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需要。

量刑建议权不属法律监督权范畴

首先，从目前有关检察机关的法律规定来看，量刑建议不是法律监督权的内容。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权应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二是发现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依法提起抗诉。显然，量刑建议不属于法律监督范围。

其次，如上所述，无论是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而提出的监督意见，还是针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所提起的抗诉，它们所表现出的法律监督权力都能够引起一定的程序性后果。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监督意见必须予以接受，而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抗诉则可以启动二审或再审程序。量刑建议则不同于上述两种法律监督权，它只是一种请求权，审判机关是审判过程中的确权主体，并不必然作出和量刑建议一致的判决，因而量刑建议是不具有监督权性质的。

最后，尽管客观上量刑建议权能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对法官的两性决定权具有一定约束力，但我们也不能强调量刑建议权的法律监督性质，尤其是在当前刑事诉讼模式改造的过程中，固有的职权主义色彩依旧浓烈，裁判方和控诉方都是各自由一个国家机关来担任的，它们产生的原因和权力来源是一致的，这导致控审双方存在着天然的亲和力。如果过分强调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法律监督作用，就会导致控诉方的量刑建议和被告方的量刑答辩失去平衡，二者的对抗性将大打折扣，裁判方也会失去它应有的中立性，从而无法实现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审判中立的刑诉三大基本理念 。

综上，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在法律属性上应当隶属于公诉权，是公诉权的权能之一。量刑建议权不是法律监督权，我们也不应强调其对法院的监督制约力。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

刍议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 篇7

一、量刑建议权的性质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对提起公诉的被告人, 依法就其应当适用的刑罚种类、幅度及执行方式等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建议。具体的说, 是公诉人在审查案件事实, 核实证据材料的基础之上,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案件性质、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 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 在出席法庭, 支持公诉的同时, 请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所涉及的罪名、刑期、罚金数额等提出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或建议。

从刑事诉讼的内容来看, 指控和量刑是检察机关进行公诉活动的核心内容, 具体表现为公诉人在庭审过程向法官还原案件事实、证实犯罪、揭露犯罪, 让法官得以确信被告人实施的行为已经触犯到法律的底线, 需要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从而实现公诉的目的。而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 就必然会涉及到“定罪和量刑”的问题, 如此一来也为公诉机关正确行使量刑建议权创造了契机。

可见,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属于公诉权的范畴。而公诉权的存在是以国家刑罚权为基础,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存在是以公诉权为基础。从权力渊源来看, 量刑建议权是源自求刑权, 是国家刑罚权的一种派生权力。

二、量刑建议制度形成与发展

从1996年开始, 我国在部分地区试行量刑建议的试点工作, 相关实务部门、理论界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随着刑事诉讼研究的深入以及民众对量刑问题的重视, 量刑规范化问题逐渐被提上了改革议程。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二五改革纲要”之时就正式提出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问题, 要求在实体方面研究制定有关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程序方面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2009年, 最高人民法院将量刑规范化改革作为重点工作之一。2009年3月,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 也研究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 明确把规范自由裁量权, 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作为一项制度进行提出。对此还开展了工作试点、论证并于2010年10月1日起全面实施。

在我国, 首先试行量刑建议制度的是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1999年8月开始该院就推行“公诉人当庭发表量刑意见”的做法, 第二年即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改革的课题之一。由于量刑建议与辩诉交易、证据开示、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等其他司法改革措施密切相关, 有些检察机关有意识地将量刑建议试点与上述改革措施结合进行, 以期取得更好的成效。在试行过程中, 有些检察机关还出台了一些具体规范, 如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四川省郫县检察院先后制定了《量刑建议制度的操作规程》,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制定了《求刑权试行规则》, 北仑区法院也出台了《量刑建议实施细则》。

2005年8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中明确将“实行量刑建议改革试点”作为检察改革的创新工作机制进行推广运用。在量刑建议的具体时间上, 检察机关采取在提起公诉时提出和在法庭辩论阶段提出两种选择。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 量刑建议可以在法庭辩论阶段提出。经过法庭调查后, 公诉人对案件事实、证据有了更加客观、全面的整体把握, 此时提出量刑建议更为准确。在公诉案件中, 量刑建议具有公权性质, 所以是一种权力;在自诉案件中, 量刑建议是自诉权的延伸, 我们通常把他作为自诉人的一项权利。因此, 量刑建议的主体既包括检察机关, 也包括自诉人。但笔者认为, 该观点从一开始对量刑建议的区分就是不正确的。量刑建议仅仅是公诉权的一个部分, 很明显是一项国家公权力, 而非私权利, 是专属于检察机关的权力。自诉权作为自诉人的一项基本权利, 应当不包括量刑建议权, 因为权利是不具备权力的基本属性的, 更不可能包含权力范围在内。

三、规定量刑建议权的必要性

在司法实务中, 司法机关一般比较注重对犯罪事实的审查和对犯罪性质的认定是否准确的问题, 而忽略了对刑事责任的具体分析, 往往是概括性的或者原则性的一带而过, 这样的做法对被告人的量刑结果影响比较大, 不利于量刑的公正。而检察机关正确的行使量刑建议权就可以较好的弥补这一不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可以为法院提供量刑依据, 也可以对裁判结果进行事前监督, 有利于法院提高作出正确判决的效率, 保障量刑结果的公正性。因此, 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是十分必要的。

量刑建议可以从程序上保障量刑的公正。程序是正义的蒙眼布。我国刑法对量刑幅度范围规定宽泛, 能够适用的刑种跨度也非常宽, 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容易被滥用。而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书是在移送起诉书时一并送给法院, 以及在公诉意见书中发表量刑建议, 也可以就量刑情况在法庭上与辩护人进行相关辩论, 这些做法都使得合议庭能充分的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 获的更加丰富的案件信息, 从而保障法院的量刑更加公正。

量刑建议可以提高诉讼效率。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 是针对个案中的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或酌定的量刑情节做出说明。可以让合议庭在量刑时作为一种参考, 提高诉讼效率。

四、行使量刑建议权的几点建议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没有发挥充分的效果, 导致量刑建议采纳率低的主要原因是:

一是检察干警在思想上对量刑建议的重视不够, 没有认真执行高检院量刑建议工作规定, 提出量刑建议随意性大。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是在公诉活动的过程中行使的权利, 这就会涉及到审判机关是否认可的问题。而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一般比较注重定罪的准确性, 而忽视量刑的准确性。笼统的、随意的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 就草草了结, 欠缺了和法院就个案量刑建议的沟通。

二是基层检察院大都存在“青黄不接”的现象, 大部分年轻人都缺乏经验, 能力不足, 对犯罪事实、定性以及具体量刑情节的认定上往往不是非常准确, 这也使得量刑建议权没有发挥充分的效果, 导致量刑建议采纳率偏低。

对此, 笔者认为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作用, 一方面打造一支专业化的检察队伍是必然的选择, 公诉人想要在庭审中提出合理的、质量高的量刑建议, 就必须下苦功, 把案子吃透, 更重要的是提高自己的检察业务水平, 否则很难提出质量高的、易被法院所采纳的量刑建议。因此, 组织基层检察院干警认真学习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工作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方面要掌握好量刑建议的幅度, 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三种:一是概括性的提出量刑建议, 如在量刑建议书中提出适用罚金刑, 而不提具体数额。在《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第5条第六项就有这样的规定, “建议判处附加刑的, 可以只提出适用刑种的建议”。二是相对明确的提出量刑建议, 就是要求在法定刑幅度内提出相对具体的求刑幅度。三是明确的提出量刑建议, 这就要求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具有过硬的业务能力, 是最具难度的一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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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康.国外量刑建议制度考评与借鉴[J].求索, 2004 (07) .

浅析我国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 篇8

一、量刑建议权的法律依据

(一)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根据国家根本大法对检察机关性质的定位, 表明人民检察院对包括人民法院在内的有关国家机关、公民遵守和执行法律的情况有权进行监督, 尤其在刑事诉讼中这一权力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明确, 它应该既包括对庭审活动的程序性监督, 如法庭人员组成、庭审调查活动、庭审方式等是否符合诉讼法规定, 也应包括对审判机关就案件适用具体刑罚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实体性监督, 如是否有罪判无罪、此罪判彼罪、量刑畸轻畸重等。因此, 检察机关适用量刑建议制度, 与抗诉制度一样, 也是对人民法院适用刑罚的一种有效的审判监督方式, 是符合《宪法》规定的。

(二)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0条明确规定, “经审判长许可, 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相互辩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0条规定, “合议庭认为本案事实已经调查清楚, 应当由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 开始就全案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等问题进行法庭辩论”, 这些规定均为人民检察院享有和行使量刑建议权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

(三) 从刑事公诉案件的职能划分来看, 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 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 国家惩罚犯罪的过程也就是国家实现刑罚权的过程。公诉权是代表国家提请法院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权力, 完整的公诉权由两个部分组成:定罪的请求和量刑的请求。量刑建议是公诉人就被告人所应判处的刑罚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请求的一种权力, 本质上是公诉权的一部分, 完整的公诉权必然包含量刑的建议权。既然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行使公诉权, 理应享有量刑建议权。只是长期以来, 人民检察院在行使公诉权时, 只注重行使定罪请求权, 对于量刑问题完全付诸人民法院, 实际上没有全面行使法律赋予的公诉权。

二、量刑建议权的功能

(一) 有利于制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从程序上保证法官的量刑公正

我国法官有着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加之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量刑裁判程序也比较封闭, 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 往往导致司法不公。在这种情况下, 公诉人向法庭提出量刑建议, 引起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答辩, 可以帮助法庭全面了解案情和量刑的合理界线, 提高量刑程序的透明度和量刑的可预测性, 从程序上保证法官的量刑公正。虽然公诉人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本身并不能直接监督和制约法院的裁判, 法院也没有义务必须接受量刑建议, 但是它有助于打破量刑的黑箱操作, 给控辩双方以发表量刑意见甚至进行辩论的机会。这实际上增设了一个公开的量刑听证环节, 从而提高了量刑的透明度, 把量刑置于一种无形的监督之下, 使量刑裁判权的滥用难以藏身。这不仅从程序上有力地保障了量刑公正, 而且增强了量刑裁判的说服力, 有助于消除诉讼各方乃至社会对量刑裁判之合理性的怀疑。

(二) 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我国目前庭审制度的改革初步确立了对抗制模式, 是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但是, 庭审制度的改革还没有完成。近年来, 随着刑事案件数量的上升, 提高刑事司法效率的呼声逐渐高涨。这就决定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突出程序公正的价值, 一方面要简化大部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审判程序, 另一方面要完善和健全少数疑难刑事案件的审判程序。同时, 通过公诉人对量刑幅度的分析, 被告人对法院的最后判决和量刑, 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从而能很好地把握是否行使上诉权, 有效地减少被告人滥用上诉、申诉的权利, 从而提高了诉讼效率。

(三) 有利于增强检察官业务素质、提高办案质量

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也有助于提高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和检察官的素质。要对某个案件提出量刑建议, 公诉人就要全面掌握案情, 熟悉法律和刑事政策, 了解以往的有关案例, 在斟酌量刑建议时, 既要维护量刑标准的统一性, 又要努力达到量刑的个别化。量刑建议的采纳与否、合理与否, 对主诉检察官的信誉多少有一定的影响, 这就必然地使办案责任具体化、明确化, 客观上加重了检察官的责任, 促使检察官尽快提高自身的综合业务素质, 更加全面地、具体地研究案件事实以及定罪和量刑各个方面的问题, 尽其所能地保证办案质量。

三、量刑建议权的现状及完善

(一) 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发展现状

我国现行法律对检察官量刑建议问题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 在实践中, 我国检察机关原则上不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无论在起诉书还是公诉意见中, 都只对被告人的量刑情节进行陈述, 指出应适用的法律条款, 从而确认量刑幅度, 原则上不提出具体的量刑要求。近几年, 随着我国检察改革进程的推进, 量刑建议制度才逐渐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1999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首先开始试行公诉人当庭发表量刑建议, 随后, 国内一些基层检察院也纷纷开始试行量刑建议制度。但在推行量刑建议制度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 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量刑建议的认识还有待统一, 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程序、方式和具体内容也亟须规范化。

(二) 我国量刑建议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1.对量刑建议权的认识不高。公诉人员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改革的积极性不高, 思想上存有畏难情绪, 认为判决是法院的事, 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会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 提出量刑建议, 多了一道环节, 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和工作量, 从而对量刑建议的提出流于形式, 大大弱化了量刑建议权。审判人员中有部分会认为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有碍于法院的独立审判权, 有碍于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 甚至认为这有“未审先判”之嫌, 因此对提出的量刑建议不认真对待, 让量刑建议权形同虚设。

2.量刑建议程序不规范。实践中, 量刑建议通常有两种作法, 一种是在公诉词中提出, 另一种是在起诉书中列明, 第一种作法有利于提高量刑建议的准确性, 但降低了量刑建议的采信度;第二种作法更加竖立了起诉书的权威性和保护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行使。但显然忽视了庭上认定量刑情节的变化可能性。两种作法各有千秋, 也导致了各地检察机关量刑建议采纳程度的极大差异, 缺乏统一的规范要求。

3.量刑建议权的配套制度尚未建立。量刑建议制度功效的充分发挥有赖于证据开示等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尚未建立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虽然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更大的阅卷权、调查取证权, 但并没有规定律师有证据开示的义务, 检察机关不能通过证据开示了解辩方的证据材料, 从而影响了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4.当事人对量刑建议权的误解。当事人评判刑事判决公正, 大多只以判决结果对己有利为标准。如被害人会以公诉人的量刑建议作为依据, 而被告人则以律师的观点作为标准, 当法官的判决与量刑建议或辩护观点有较大出入时, 他们就会怀疑判决的公正性。

5.量刑建议的法律效力没有充分显现。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运行, 都必须要有足够的效力作为后盾和保证, 目前量刑建议制度的理论探讨或在司法实践中, 都忽视了对其法律效力的探讨与扩张。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一旦遭到法院的拒绝, 检察机关的后续措施无法进一步跟进, 最终影响了量刑建议的司法权威, 使其功效无法得到彰显。

(三) 完善量刑建议权的措施

1.加大量刑建议改革的宣传力度, 统一思想认识。要明确量刑建议的真正意义所在, 真正把握住了量刑建议的实质是启动量刑公开化程序, 检察机关就不会纯粹将其作为一项改革考核任务来完成, 更不会出现害怕量刑建议不被采纳而“丢面子”;审判机关也不会认为是在与其争权, 是对自由裁量的干涉, 而对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置之不理。当事人明白了这是保障诉权的一种体现, 当然就不会只将控辩双方的一家之言作为衡量标准。

2.完善量刑建议程序。针对各地出现的提出量刑建议作法不同, 必须建立规范的量刑建议程序流程, 选择最恰当的提出时机。笔者认为在公诉词中提出量刑建议的做法更为稳妥。庭审情况变化莫测, 案件事实经法庭调查清楚之后, 提出量刑建议才有事实基础。在此阶段提出量刑建议, 公诉人与被告人 (及其辩护人) 对双方的出庭证据有了充分的认识与辨别, 相互心中有数, 在接下来的法庭辩论中, 控辩双方可以对定罪量刑问题发表意见, 这时的量刑建议是建立在对案件事实全面客观掌握的基础上, 因而具有客观性、透明性、可辩性、公正性。也只有这样, 才是最大地保护了被告人的诉讼权, 维护了法律文书的权威性。

3.建立明确的证据开示制度。证据开示制度的启动是量刑建议的有力保障, 它对于量刑建议最大的意义是明确控辩双方的证据, 使定性问题明确化, 从而使量刑的前提确立, 检察机关庭前准备的量刑建议也会更趋合理, 避免庭审中事实发生变化, 量刑建议随意改动的情况出现, 使庭审更为高效和有针对性。

4.量刑建议不仅应在普通程序中实施, 也应在简易程序中施行。在普通程序中实施量刑建议有加强审判监督的目的, 那在公诉人员不出庭诉讼的简易程序中, 量刑建议作为监督的手段就更有施行的必要。建议可以量刑建议书的形式, 作为起诉书的附页, 与起诉书一起移送法院, 送达被告人。这样既保证了审判监督, 又可使起诉书保持简练。

5.量刑建议可以作为抗诉的一个依据。在法院判决以后, 公诉人员应审查判决结果与量刑建议是否相符。如果不符则应考虑究竟是量刑建议出错还是判决结果有误。在确定判决结果有误的情况下就应积极抗诉, 切实履行审判监督的职责。当然, 前提是法院的判决书中对量刑建议采纳与否的理由应有明确的阐述。量刑建议在判决书中若得不到体现, 就只能是空中楼阁了。

笔者认为, 严格意义上的量刑建议应是提出量刑的具体幅度和量刑的具体刑期, 考虑到提出量刑建议的前提一定要尊重法院的量刑裁量权, 对同一案件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认识, 量刑建议不可能做到绝对准确, 检法两家的认识也不可能统一到某个“点”上, 因此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不能过于绝对化, 也不能幅度过大。实践中, 对于存在刑罚幅度的, 以相对具体的方式提出量刑建议较为合理, 即在法律规定的刑罚幅度内提出更小的幅度;而对于诸如缓刑、死刑或免予处罚则应该提出具体意见, 如刑法对绑架罪、劫持航空器罪等规定了绝对死刑条款, 在符合有关条件时, 检察机关只能就被告人的刑罚提出绝对适用死刑的建议。这样做既有利于保证量刑的公正性、准确性, 又不影响法院的审判权。

摘要：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行使量刑建议权是强化法律监督的职能作用、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手段。量刑建议权的构建有助于从程序上保障量刑公正, 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诉讼效率, 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从而最终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关键词：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公诉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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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庞良程.量刑建议可行性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2-8, 10 (4) .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刍议 篇9

关键词：检察机关,公诉权,量刑建议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就被告人可能判处的具体刑罚向法院提出的建议。在实践中, 检察机关在公诉权的理解和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 具体表现为公诉职能行使时, 只注重定罪请求权的行使而缺乏量刑请求权的行使, 而这样做实际上并没有将法律赋予的法律赋予的公诉职权全面履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目的除了确定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之外, 还应当负有对刑罚裁量的监督建议之责。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从其定位上看, 可以归纳为检察监督的一种, 具体而言, 应属于对审判机关的监督。

一、量刑建议权履行现状分析

(一) 量刑建议权的行使现状

作为刑事诉讼的两个重要方面, 定罪与量刑均应该得到同等的重视, 然而, 长期以来定罪的准确性是检察机关较为关注的, 而量刑的准确性却往往被忽略了。这主要表现为:1.在诉讼文书中, 往往只对所适用的法律条款提出意见, 而并未提出量刑建议, 或者仅就量刑情节进行笼统的建议, 审判机关最后的量刑只要未超出法定刑期幅度即可;2.“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方面, 公诉人一般并不主动发表意见, 而只在辩护人提出, 而公诉人并不赞同的情况下才发表意见”[1]。这种观念可以称之为“重定罪, 轻量刑”, 它使量刑权成为法官的专属权力, 因而公诉人在提出量刑建议时便显得无足轻重了。其直接导致了各诉讼当事人量刑建议的漠视, 也直接导致了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的不力。

(二) 量刑建议权的履行困境

在司法实践中, 量刑建议权行使取得成功的案例不乏有之, 然而, 由于现实情况的千差万别, 具体案情要比理论研讨的情形来的复杂, 因此, 多数人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存有诸多顾虑是可以理解的。这类顾虑主要表现为:1.认为量刑建议权的推行会干涉法院的审判权, 从而导致法官产生反感情绪;2.认为一旦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未被法官采纳, 会导致公诉方处于尴尬的境地, 从而打击公诉方行使量刑建议权的积极性。3.认为由于司法实践中并未有相对统一的量刑建议参照标准, 故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存在较大的难度, 一旦出现建议方与被建议方意见分歧的情形, 则不易判明哪一方的意见更为准确;4.认为推行量刑建议一定意义上会加大检察公诉部门的工作量, 从而导致诉讼效率的降低。

二、量刑建议权行使的意义探析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属于求刑权的一种。从本质而言,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组成部分之一, 是司法请求权, 同时也是检察机关提前行使审判监督的一种权力。因此, 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建立量刑建议制度,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监督权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检察机关在公诉环节, 针对审判机关尚未做出具体裁判的刑事案件, 通过某种法律文书的形式 (如起诉书等) , 在综合考量被告人的具体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犯罪性质的基础上, 就应适用的刑罚依法提出意见, 这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

(一) 检察公诉权能的完善离不开量刑建议权的行使

从公诉权的本质而言, 指控被告人, 使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为公诉权的应有之义务。因此, 量刑建议权对检察机关而言并非可有可无的权力, 而应属于必须履行至权力。换言之, 公诉权是由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所组成的:“其一为请求审判机关对其起诉的犯罪予以确认;其二为请求审判机关在确认其指控的犯罪的基础上予以刑罚制裁”[2]。上述二者密不可分, 前者是基础, 没有对犯罪的确认, 自然也就不存在对所指控犯罪的刑罚制裁;后者是目的, 没有对犯罪最终的刑罚制裁, 那么要求审判机关确认犯罪这一请求便失去了其本真的意义。

长期以来, 检察机关中定罪轻量刑建议的实践客观上导致了这样一种认识误区, 即刑罚的裁量权乃审判机关所特有, 公诉机关没有介入的必要, 从而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观念, 即对被告人判处刑罚并不需要考虑公诉方的量刑要求 (建议) 。显而易见, 公诉权能未能充分实现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认识上的误区造成的。从具体的司法实践来看, 将量刑建议权赋予检察机关, 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控诉方自身的一种制约, 对于公正行使公诉权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检察官享有量刑建议权之后, 其在法庭上提出相关的量刑意见和建议则水到渠成, 一旦这一量刑意见得到法庭的采纳, 并最终做出了裁判, 那么公诉方将不得以量刑不当作为抗诉的理由, 从而有效防止了控方在抗诉标准上的随意性, 使公诉权最终得以公正行使。

(二) 刑事诉讼的对抗性的强化需要量刑建议权

量刑建议的提起使刑事被告人这一刑罚承受主体拥有了一项权利——事先知情权——即在确定被提起公诉时便对自己可能收到的具体刑罚结果有所了解[3]。公诉机关在量刑问题上的传统做法为——指出被告人存在的从重、从轻或减轻等情节, 从而请求法官依法酌情裁定, 而并不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公诉方未提出明确的量刑建议,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便无从无法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辩护。而从司法实践来看, 大部分的刑事案件在定罪上并无争议, 主要的分歧和争议出在量刑情节和刑事政策的适用上。一旦发现公诉人存在遗漏或错误, 被告人和及其辩护人方得有机会进行辩论, 从而争取法庭从宽处罚。倘若检察机关能够在法庭上较为明确地提出自己对量刑的意见或建议, 那么, 一旦辩方与控方意见相左, 辩方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反驳控方的量刑建议, 从而在量刑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量刑环节也能体现出明显的对抗性, 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观赏性。一旦刑事诉讼的抗辩性得到加强, 那么裁判的合理性便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和认可。倘若诉讼双方能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都提出证据、阐述并证明自己的主张, 那么, 就更可能发现真相, 法律的适用也更能显得恰当与合理, 从而最终无限地接近程序和实体的公正。故, 对抗性是量刑建议权所追寻的结果之一。

(三) 审判环节的监督强化需要量刑建议权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与公诉机关, 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并不是无理无据, 而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出的正式法律文书。既是检察机关向审判机关提出的重要的量刑参考依据, 也是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量刑活动开展法律监督的重要依据。倘若检察机关发现审判机关并未采纳其量刑建议且不能给出合理的理由, 那么, 量刑建议便得作为其向审判机关进行抗诉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 检察机关自身也必须受到量刑建议的约束。一旦审判机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 那么, 检察机关将不得再以自身对案件的认识产生变化而再行抗诉审判机关业已做出的判决。

从我国刑法对相关犯罪的规定来看, 在具体罪行的量刑上属于相对不确定的法定刑, 而法定刑与刑之间的伸缩幅度又较大, 这使法官自由裁量拥有了较大的空间, 而目前的立法亦未对这一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约束和制约, 这便使不公正的裁判有了滋生的土壤和空间。因为, “法官作为私人的存在, 是与他们的社会存在完全混合在一起。明智的立法者知道, 再没有比法官更需要进行仔细地监督的了, 因为权势的自豪感是最容易触发人的弱点的东西。”[4]因此, 法官必须受到监督, 而这种监督应该是细化的、有效的监督, 而这都是源于“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 其一切布置都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过度的裁量”[5]。倘若可以强化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 一旦检察机关的这一权能得到积极的行使之后,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及司法腐败盛行的情形将得到有效的遏制。

三、司法实践中量刑建议权的具体应用

推行量刑建议权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顾虑, 反对者认为一旦推行量刑建议权, 那么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将受到检察权的干预。应该说, 这种顾虑有一定的道理, 但这种顾虑并非无法解决。作为公诉机关的职责之一, 量刑建议不应当也无法回避这一顾虑, 一旦检察机关在合理的制度设计下秉公办案, 其合法合理的建议则必然会受到接受和支持。

(一) 量刑建议权行使应遵循的原则

量刑建议并非随意、无序地建议, 而应遵循一定的规则和原则:其一为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原则,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应侧重于依法从重、加重被告人刑罚方面, 一旦这类被告人存在法定的立功、自首以及悔罪等情节时, 公诉人可以提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二是要体现强化重点原则, 具体的量刑建议应仅适用于被告人犯罪依法应当处以较重刑罚的案件;三是说理充分原则, 公诉人在提出量刑建议时, 必须充分说明相关理由[6]。

(二) 提出量刑建议的时机把握

在司法实践过程中, 量刑建议均是在公诉阶段提出的, 故公诉人在提出量刑建议应恰当把握如下两个时机:

1.公诉人在起诉书中阐述量刑建议

新刑诉法出台之后,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公诉人亦应到庭支持公诉, 然而这类案件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明了, 且情节也较轻, 因此在起诉书中阐明量刑建议可以有效提高诉讼效率。除此之外, 在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案件中, 事实清楚且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 起诉书中合理的量刑建议也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也更容易得到法官的采纳。

2.公诉人在庭审阶段提出量刑建议

从公诉实践来看, 经过法庭的证据调查, 通过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出示的证据作了充分的质证后, 公诉人对于被告人是否会被定罪已了然于心, 那么在法官宣布法庭调查结束法庭辩论开始时, 公诉人的公诉意见中就应该对定罪和量刑问题向法庭一并提出建议。司法实践证实, 由于控方对辩方的证据掌握较为成熟, 这个阶段公诉人所提出的量刑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 法庭效果较为明显, 也更能让法官和当事人信服。

(三) 量刑建议的主要内容

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主要包含以下三种情形:其一、概括性的量刑建议, 即明确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其二、相对性的量刑建议, 即在刑法规定的法定刑之幅度内, 公诉人提出一个较为确定的量刑幅度;其三、绝对性的量刑建议, 即在刑法规定的法定刑的幅度内提出一个绝对刑种和刑期。笔者认为, 应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做出具体的做法:如对一些案件, 可以要求法庭做出确定的刑罚, 如建议适用无期徒刑。对一些案件, 可要求一个刑罚幅度, 如建议判处有期徒刑7年至10年。而对一些案件的量刑倘若把握不准的话, 亦可通过指出法律条款的幅度, 建议依法判处等表达方式。[2]。但是, 应明确的一点是, 检察官对于提出的量刑建议均应进行论证, 明示建议量刑情节的详细依据, 做到有理有据。

四、结语

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种, 它不属于量刑裁判, 从本质而言, 只是一种检察建议, 最终目的是为法官最终的裁判提供参考, 促进裁判的公正和合理, 而非左右法官的司法裁判。量刑建议权的存在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 在当前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 司法的和谐是重要的一环, 合理量刑建议的提出, 不仅仅是检察机关在履行自己的职能, 而是对公平正义的维护, 有利于提高群众对法律的信任, 进一步创造和谐稳定的司法环境, 从而最终推动整个国家的稳定, 促进国家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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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震.推行量刑建议制度的意义及其构想[J].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 (2) .

[4]罗伯斯比尔.革命的法制与审判[M].商务印书馆, 1965:30-31.

[5]季卫东.法治秩序的构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57.

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 篇10

一、量刑建议权运行概况

1999年,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开始试行“公诉人当庭发表量刑意见”, 这标志量刑建议权开始启动。随后, 国内部分基层检察院陆续建立了量刑建议或量刑答辩制的试点。量刑建议试点在全国取得了良性发展, 建议的效果也比较明显, “完善了公诉权、扩展了辩护权、制约了 (法官的) 自由裁量权, 可以促进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效率”。[1]之后为全面推行量刑建议, 2010年2月和10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下发了《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全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通知》。这无疑使检察机关开展量刑建议工作更加合法化、合理化、可操作化。而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 呈现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多样化、矛盾扩大化, 刑事犯罪高发趋势, 作为检察改革中的新事物, 量刑建议权日益面临巨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 量刑建议权在实践运行中出现了一些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司法实践规律的困境。

二、量刑建议权运行困境

(一) 困境一:量刑信息缺乏有效性、完整性

自量刑建议试点改革以来, 量刑建议主要围绕量刑建议的范围、提出时机和形式、方法、内部审批程序而展开, 较少关注量刑建议中的量刑信息有效性、完整性搜集。在实践中, 量刑信息缺乏有效性、完整性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 检察官既难以要求侦查人员提供比较丰富的量刑信息。第二, 量刑信息一般都只概括与犯罪事实相关的因素, 比如首犯、主犯、教唆犯、累犯等从重量刑情节。第三, 量刑信息大部分只与被告人有关, 较少涉及被害人、社区公众。由于量刑信息缺乏准确性、完整性, 使量刑建议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二) 困境二:量刑建议说理非科学化

近年来, 提高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能力、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促进司法公正逐渐成为契合司法规律的主流意识, 因此诉讼程序中的释法说理制度日益受到重视, 逐渐在全国各地检察环节遍地开花, 比如不捕说理、不诉说理。在我国, 作为量刑建议权重要组成部分的量刑建议说理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量刑建议说理呈现非科学化趋势。量刑建议说理非科学化体现为:第一从内容上看, 极少发现有充分说理的实例, 一般表现为“完全不说理”或“不完全说理”, 具体表现为仅有建议结论, 完全不说明根据和理由;仅提出认定的量刑情节, 却不说明据以认定的事实及证据;仅提出法定量刑情节, 较少分析来源于案件事实本身的酌定量刑情节;仅援引量刑情节法律条款, 不结合个案具体分析适用问题;仅罗列或分析各独立量刑情节, 没有对全案量刑体系的综合分析;缺乏对被告人及辩护人量刑意见的评价及理由说明。第二从结构上看, 说理论述结构的不尽合理, 影响了量刑建议效果的实现。总体而言, 说理的结构均为“理由——结论”型, 具体表现为三个步骤:首先列出被告人存在哪些量刑情节;其次提出量刑情节评价及适用意见;最后提出确定的量刑建议结论。基于以上几点, 我国在建立完整、科学的量刑建议说理制度上遇到了瓶颈。

(三) 困境三:公诉队伍素质参差不齐、缺乏量刑建议经验

当一项制度确立后, 后续环节的良性运作受一些资源的制约, 比如人的自然禀赋的限制 (人性) , 这些限制有当时社会中常人或履行特定社会工作的某一类人 (例如法官、警察、医生) 的常规生理能力、认识能力、专业能力以及人的其他一般性特点或弱点 (例如有限的理性思维能力、遗忘、模糊记忆、有时缺少反思、有限的利他心、有限的意志力、爱有差等) 。[2]实践中, 量刑建议作为一种新事物, 在全国各地推行过程中, 同样也遇到了人的自然禀赋资源瓶颈, 表现为:第一, 量刑建议主要普遍在全国基层检察院推行, 而基层检察院的公诉人员构成比较复杂, 业务水平参差不齐, 量刑建议水平非均衡化发展。其实量刑建议的推行对公诉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诉人员需要准确判定被告人所犯何罪、合理推算可能被判刑罚, 准确把握是否作出量刑建议以及提出量刑建议的幅度等, 并且量刑建议需要获得高采纳率。这就表明公诉人员不仅需要具备胜任主控官的能力, 而且还要具备胜任主审法官的能力。第二, 作为一种新事物, 公诉人员行使量刑建议权的经验不足, 在实践中出现了以下有违律监督职能, 量刑不规范的做法:将该确定的量刑意见改为幅度刑提出, 不恰当地扩大量刑建议的幅度;把事先所知法官的量刑意图作为基础, 然后将刑期上浮或下降作为量刑建议;对量刑建议机械化操作, 简单地在基准刑上做加减法。

综上所述, 我国在量刑建议权行使主体上, 面临公诉队伍素质不均衡性、量刑建议经验的有限性困境。

(四) 困境四:自身监督刚性不足

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诉权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检察监督职能, 但对自身监督刚性不够:没有规定监督范围、监督内容、监督方式、确立责任追究主体、责任追究程序等, 总之没有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体系。量刑建议权设置的初衷就是为了抑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权力的制约、防止腐败, 但是其自身却没有一套完整的监督体系, 这与防止认知偏见的心理学需求以及强调监督与制约的司法规律不相符合。在量刑建议权行使中, 任何人都存在认知偏见和认知错觉, 而作为认识主体的公诉人员难免也会受到“确定偏见”的影响。随着对监督价值的认识深化, 如何围绕限制权力、保障权利, 强化监督体系建设成为了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意识流, 如何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迎合司法规律的内在变化, 破解量刑建议自身监督非刚性化瓶颈成为亟待化解的一个困境。

三、量刑建议权运行困境的破解

改革和完善量刑建议权的运行机制, 实现量刑建议权的良性运作应当突破上述困境, 构建四方维度, 延伸量刑建议运行方向, 朝以下路径发展:加强量刑信息的准确化、全面化以提升量刑建议效果;增强量刑建议说理科学化以规范量刑建议运行程序;推进公诉队伍素质专业化以优化量刑建议职能主体结构;促进量刑建议监督系统化以强化量刑建议工作内部监督。

(一) 量刑信息准确化、全面化——以提升量刑建议效果为维度

量刑信息是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重要参照, 而量刑建议权作为一种求刑权, 与刑罚裁量密切相关联。刑罚裁量涉及刑法和犯罪学是一个政治性问题, 是国家立法、司法以及行政机构对犯罪做出反应的方式是否合理有效和富有理性的折射, 是公众形成对社会犯罪状况、法律秩序以及自身安全的基本情绪、感觉和态度的重要因素。因此, 为进一步优化检察权配置, 提升量刑建议权运行效率, 契合刑事司法社会功能, 量刑建议信息的准确化、全面化应着手于以下三点:第一:科学引入“量刑前报告”或“社会调查报告”。“量刑前报告”或“社会调查报告”起源于英美, 它在确保量刑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我国法院为规范量刑程序, 已经将其引入少年案件。目前已有法院通过在其内部设立了专职的“社会调查员”、也有法院采取了委托社会机构进行调查的做法。法院通过此做法, 减轻了一部分办案压力, 提高了司法信任度。因此, 为优化检察权配置, 提高量刑建议权的运行效果, 加强与法院量刑改革的有效衔接, 检察院也可以积极探索如何科学引入“量刑前报告”或“社会调查报告”。第二:客观调查被告人量刑信息。不仅要概括犯罪事实相关的情节, 还应当涉及被告人家庭、学校、社会关系、前科劣迹、犯罪原因、财产状况、再犯可能、心理生理健康状况等方面的信息。第三:综合调查量刑信息的多元主体。根据恢复性司法理念, 犯罪结果发生后, 受伤害的主体并不单一, 而具有多元性, 包括被告人、受害人、社会等, 正如戈尔丁所说“一个人所做的对于自己的祸害会通过其亲近的人们的交感作用或利害关系严重地影响他们, 也会在较小的程度上一般地影响到社会。”[3]因此为保障被告人不脱离社会和回归社会、使被告人再社会化, 抚平受害人创伤, 修复业已破坏的社会关系, 检察官在收集量刑信息时, 应综合多元受害主体的意见及信息。在具体操作时, 量刑信息不仅要涉及被告人的有关信息, 还要调查被害人的相关信息, 比如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的后果、心理创伤恢复情况、被害人有无过错、被害人是否获得民事赔偿、被害人对被告人的仇恨、谅解程度, 以及调查社会的秩序破坏程度、公众的容忍程度等。

(二) 量刑建议说理科学化——以规范量刑建议运行程序为维度

正当程序不仅具备公正性, 还具有合理性。合理性一方面包含排除司法恣意因素, 另外一方面还应包含保障角色的充分参与、以及反思性整合等因素。量刑建议程序的进一步规范化可以通过设置科学、合理的量刑建议说理制度予以突破, 即以法、理、情为基本考量, 防止司法恣意;以说理内容、说理结构为基本框架, 提高说理的效率性、合理性;以说理程序为刚性流程, 体现过程的交涉性、保障角色的参与。具体而言, 量刑建议说理可以朝以下路径来发展:第一, 综合考量法、理、情三者之间的关系。检察机关说理应当以法律规范体系为依据, 围绕犯罪事实, 避免说理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同时, 在检察环节中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公众舆论, 在法、理、情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与支撑点, 把当事人事后救济变为事中“沟通”, 努力减少无理缠诉。第二, 明确量刑建议说理的内容。量刑建议说理的内容要素, 应当包括以下要素: (1) 与量刑有关的事实; (2) 证明有关量刑事实的证据, 包括对证据的取舍与排除, 采信证据的名称、证据能力、证明力等; (3) 对量刑情节的评价及理由; (4) 最终确定量刑建议结论特定刑种和刑期的过程; (5) 对辩方量刑意见评价及理由。第三, 探索“结论——理由”型说理结构。即首先发表量刑建议结论, 然后针对该结论, 按照说理内容要素分别论述其理由, 与之形成照应。这种模式一方面可以使辩论焦点逐渐清晰, 提高量刑建议运行效率, 另一方面还可以防止检察官泛泛说理, 提高论证的充分性和缜密性, 有利于减少复议、复核案件, 有效降低涉检涉访率, 维护司法公正。第四, 科学设置量刑建议说理程序。一方面量刑建议说理程序应当体现过程性、交涉性, 唯其如此, 方能应付现代社会的变动节奏, 根据需要作出不同的决定。具体操作中, 应当遵循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 (国家安全、商业秘密) 。另一方面, 根据案件性质, 类型化设置量刑建议说理方式和时间。根据案件性质的不同,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量刑建议在起诉书中提出;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 量刑建议在庭审辩论环节发表公诉意见中提出。

(三) 公诉队伍专业化——以优化量刑建议职能主体结构为维度

公诉工作具有专业性。公诉人必须精通法律, 具有司法理性, 熟练掌握公诉技能, 善于运用法律思维审查处理案件。[4]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公诉队伍, 优化量刑建议职能主体结构是破解量刑建议权运行困境的核心。公诉队伍的专业化应当着手以下几点:第一, 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理念, 落实公诉队伍专业化引导理念。贯彻于量刑建议权运行中, 理性执法指以理性的思维正确认识和把握量刑建议中的各种辩证关系, 对量刑建议的有关问题进行观察、比较、分析、判断并作出处理。平和执法指在做出量刑建议时要平等谦和对待当事人、辩护律师、公众等相关主体, 审慎行使量刑建议权。文明执法指在量刑建议中做到语言文明、行为文明、作风文明。规范执法指把量刑建议工作纳入规范化的轨道, 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和量刑建议制度、规范、标准、纪律等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第二, 培养人才, 提升公诉队伍专业化实力。通过多种形式对在岗人员应当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 开办量刑建议经验交流会, 听取专家、其他地区检察院的经验和意见, 练好内功。第三, 留住人才, 夯实公诉专业化基础。建立人才激励机制, 比如增设主诉检察官职位, 提高主诉检察官的专业职称和行政职级, 提高主诉检察官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第四, 引进人才, 扩展公诉专业化范围。包括从具有较为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的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人才。

(四) 量刑建议监督系统化——以强化量刑建议工作内部监督为维度

检察机关承担法律监督职责, 更要自觉接受监督, 坚持强化自身监督与强化法律监督并重, 遵守职权法定原则, 做到有权必有责, 用权必监督, 滥用必追究。要强化量刑建议工作内部监督, 关键要以监督范围、监督内容、监督方式、责任追究主体、责任追究程序等为基本框架, 立足于检察系统体制, 同时重视体制外的监督力量, 自上而下, 由内而外形成一套系统化、程序化、科学化的自身监督制约体系。具体而言, 有以下三点:第一, 规范上级检察机关的业务指导, 加强量刑建议案件质量管理。上级检察机关要统一量刑建议办案标准, 建立常态化的量刑建议案件质量评查机制, 定期开展案件评查和专项检查, 对下级检察机关做出的量刑建议没有被采纳的案件进行预警、分析、统一办案标准。第二, 以权责统一为原则, 落实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合理界定主诉检察官量刑建议案件审查范围, 根据权力大小以及量刑建议效果确定其所应承担的责任, 比如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审判机关的裁决结果差距较大的, 就可以启动责任追究机制。此外还要设置主诉官量刑建议考评制度, 建立纪律监察档案和业务考核档案以及科学的准入退出机制。第三, 多元化考量外部力量, 强化外部监督。量刑建议权外部监督的力量主要涉及法院、公安机关、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 因此要综合考虑这些外部监督因素, 加强内部工作监督建设。比如尊重法院的量刑权, 法院对量刑建议的采纳率可考虑作为检察机关的绩效考核指标;完善辩护制度, 通过提高辩护律师出庭率, 增强量刑建议答辩过程的交涉性;增设不服量刑建议的救济措施, 公安机关如果认为检察机关作出的量刑建议明显失当的, 可通申请复议、复核权来救济;被告人不服的, 可将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失当作为上诉理由之一;被害人不服的, 也可将此作为申请抗诉的重要理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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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力.《也许正在发生, 转型中国的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第2版, 第255页.

[3]戈尔丁.《法律哲学》, 三联书店, 1987年版, 第326-328页.

量刑建议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完善 篇11

关键词：量刑建议；理论基础；刑罚权；路径

中图分类号：DF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663(2009)04-0069-05

我国刑法对不同犯罪不仅有很宽的量刑幅度，而且同一犯罪规定多种不同的刑种，赋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力。在这种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之下，又没有良好的程序安排以增加司法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让当事人、公众能够看见正义是如何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法官量刑活动的透明度就显得十分必要。确实，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如果人们能理解程序及判决理由他们就更有可能接受解决其争执的判决。……法院就根据理性的规则和原则以及听证或审理时提供的理由以明白晓畅的语言作出判决。”

有学者曾对某区法院四起盗窃案的判决做过比较：判决一：盗窃财物共计1600元，有期徒刑6年。判决二：盗窃财物共计1600元，有期徒刑6个月。判决三：盗窃财物共计9800元(多次)，有期徒刑2年，罚金3000元。判决四：盗窃财物共计980元(一次)，有期徒刑2年，罚金2300元。前两起案件中盗窃数量相同且时间相近却有相差十几倍的刑罚差距；后两案中，刑罚相同，但盗窃数量却相差十几倍。类似情形在司法实践中并不鲜见，由此引发的问题不能不让我们深思。

面对判决如此悬殊之情形，可能有如下解释：第一，判决是公正的，进行比较的案件各有其不同的情况，如此大的判决差异体现了个案公正；第二，判决是不公正的，法官关于量刑的自由裁量权被滥用了，所以才会在相似的案件中产生差异巨大的判决。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显然已经违背了法律设置自由裁量权的初衷，伤害了法律的实体公正，这样的判决不应当产生法律效力，需要被撤销而重新做出；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即便判决是公正的，且案件的判决之间形成这种差别是正当的，但从判决中却看不出产生这种差别的正当理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对刑罚正义产生怀疑。基于此考虑，在我国司法审判中讨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就是必要的。

一、量刑建议权的国内外实践

一部完备的刑法典并不是一个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合理程度与公众满意程度的较高的充分条件。正如上文分析，判决既要实现实体的公正，又要实现程序的公正。因此，凡是法制较为完备的国家为保证量刑最大限度的合理性，在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都设计了一系列相关的保障性制度。在程序设计方面，除了定罪请求之外，一项重要的制度便是量刑建议。

虽然两大法系有不同的法律体制，但在追求刑罚正义方面却殊途同归，在一定程度上都践行着量刑建议。这里首先介绍美国的量刑建议制度。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被高频地运用在有罪答辩中。在有罪答辩中，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在审判之前就被告人的定罪与量刑进行协商，检察官以减轻指控或建议较轻刑罚为交易条件以换取被告承认有罪。被告人一旦承认有罪，检察官应当就所达成的协议向法官提出量刑建议，而法官都会按照检察官的建议对被告人作出量刑判决。由于在美国90％以上的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都做有罪答辩，因此通过辩诉交易由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在整个量刑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除了诉辩交易外，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还存在于通过审判宣告被告人有罪的案件中，法官在对被宣告有罪的被告人作出量刑判决之前，按照程序应当举行量刑听证会。量刑听证会的举行时间一般在有罪判决后一个月以内举行。听证会通常在法院公开进行，控辩双方被要求出庭，庭审中，针对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和缓刑执行官的量刑建议，辩护方发表看法并提出自己关于量刑的意见。法官通常基于控辩双方的建议及判决前的报告作出量刑判决。

同属一个法系的英国，虽然在传统上都强调法官独立量刑，不受他人干涉，但是量刑建议却在法官的决断过程中发挥着现实的影响。大体说来，英国的量刑建议通过以下形式行使：一是对于犯简易罪的被告人，通常由治安法院按照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并由治安法院的书记官提出量刑建议。二是英国的量刑指导委员会提出量刑建议。虽然英国检察官一般不就量刑问题向法院提出建议，然而，对检察官不介入量刑的这一做法有学者提出批评，认为：“起诉人不向法院对判决提出建议的传统与另一个真正的量刑时的普通法原则即听取双方之间的原则相矛盾。在普通法中，法官判决是以对抗制为基础，但是到量刑时，该制度却奇怪地被抛弃。”

在大陆法系国家，量刑建议是传统上比较普遍的做法，检察官拥有求刑权，由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从制度规定和刑事司法实践情况来看，虽然大陆法系国家对定罪与量刑在程序上未有明确划分，但量刑建议制度在许多国家存在。《德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在诉讼协商程序和处罚令程序中，检察官应当向法庭提出明确的量刑建议。在日本，“求刑”是检察官“论告”的落脚点，对那些事实比较清楚、是否有罪争议不大的案件，公众所关注的、被告人所关心的主要就是检察官在论告(公诉词)中提出的量刑建议，这个量刑建议对法官的量刑有重要影响。”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248条也规定，检察长在法庭上支持公诉，并应当向法庭提出自己关于对受审人适用刑事法律和刑罚的意见，但是在实践中，俄罗斯检察长建议刑罚的具体方式较为灵活，可以只提出应适用的刑罚的种类，也可以建议一定的量刑幅度，直至确定的刑罚。

在追求“公正和效率”的前提下，为促进司法公正，实现检察活动的公益原则，1999年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开始尝试当庭提出量刑建议。2000年以来，广西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检察院、江苏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山东省枣庄市人民检察院、镇江市检察机关等基层人民检察院陆续开始积极稳妥地开展量刑建议权的试点工作。2005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将量刑建议列为检察改革试点项目，并指定11个单位开展试点。应该说，这项改革对于强化审判监督、促进量刑公正、实现刑罚正义，有重大意义。

二、量刑建议权的性质与内容

刑法学界对于刑罚权所包含的内容公认有四个形态，即制刑权、求刑权(我国学者称之为公诉权)、量刑权和行刑权。根源于刑罚权的特殊性，此四种权力在刑事立法与司法等不同环节中呈不同形态，且不同形态各有其执行机关。刑罚权是权力而非权利，是国家统治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依法给予犯罪分子刑事惩罚的权力。

公诉权是法定机关代表国家提请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力，在程序工具主义意义上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一种“助权”，是国家刑罚权最终得以落实的基础和条件。公诉机关指控犯罪，就是请求司法机关以裁判的方式同意或拒

绝公诉机关对案件的事实确证、法律定性，并根据已确证的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对被告人量刑处罚并确定执行方式。不难看出，公诉机关行使司法请求权时，其请求的内容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请求司法机关对其起诉的犯罪予以确认，是在行使定罪请求权；其次，是请求司法机关在确认其指控的犯罪的基础上予以刑罚制裁，行使量刑请求权(量刑建议权)。两者都属于公诉权的具体权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两者的关系上，前者是基础，没有前者，自然也就不会存在后者；后者是请求确认前者的目的，如果没有刑罚后果对定罪的责任现实化，定罪请求也就仅仅只是一个请求而已。因此，量刑建议权本质上属于公诉权的一部分。既然法律赋予公诉机关行使公诉权，理应享有量刑建议权。只不过我国长期公诉实践中只重视定罪请求权，忽略了量刑请求权的行使。基于传统形成的这一认识误区，将量刑问题完全付诸人民法院，并形成了“量刑是人民法院的工作”这一错误思想，进而把量刑请求权消弥于无形之中。

从法律层面讲，推行量刑建议权也不像学界所言的那样无法可依。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第一百六十条也有关于“公诉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的内容，这些法律条文都为人民检察院享有和行使量刑建议权提供了一定的法律空间。

在讨论量刑建议权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较清楚的认识。在社会学上，权力是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中以威胁或惩罚的方式强制他人贯彻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而权利仅仅是要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的话语，这种话语因为天生的软弱且依赖较为复杂也较为迟缓的权力反应作为后盾。如在上文所述，国外在理论上或者实践层面，量刑建议都在某种程度上以显型或隐型的方式影响着法院的裁判权力。所以实质上，量刑建议权是刑罚权力的天然组成部分，并具体体现在刑罚权力四形态之一——公诉权中。

从公诉实践的角度看公诉权应当包括：(一)是否判处刑罚；(二)判处何种刑罚；(三)量刑幅度的选取；(四)量刑情节功能的请求；(五)是否判处缓刑等等。作为权力的形态之一，公诉权只能隶属于国家机关。那么如何理解和区别与公诉案件相似的另外一种司法救济途径——自诉人向审判机关提起的诉讼?如果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那么自诉人是否也应当享有量刑建议权?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属于公权，并对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形成一种制约。那么自诉人的量刑建议权是否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具有同等效力?从权力和权利的发展历史看来，笔者认为自诉人的量刑建议权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有明显区别。

从人类发展史考查，在人类社会早期，冲突的解决通过私力救济，如依靠有威望的首领来解决。伴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分野而治，私人冲突蕴涵的社会意义不仅为双方当事人的冲突，也是对统治阶级所维护的社会秩序的破坏，于是公力救济出现了。当某些社会冲突被认为是损害个人利益的行为时，是否对侵害人进行追究和惩罚，取决于被害人是否通过自诉向国家审判机关提出控告。随着刑事诉讼制度的演变和发展，由于对犯罪性质认识的更新和国家机器的强化，控诉机关与审判机关分离，公诉与自诉分离，现代意义上的公诉产生了，被害人自诉逐步为国家公诉所取代。

不过，自近代启蒙思想后的法治历程表明，公诉有了较强意义的转变，人们不仅关注代表私人利益的公诉是否提起，更关注代表人民利益的公诉是否存在滥诉、追诉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进一步侵犯私人利益及审判机关的审判量刑是否存在不公正等方面，这源于人们对权力“善”之倾向的天然不信任。权力的发展史就是权力不断受监督的历史。在刑事诉讼层面表现为对公诉权的限制和司法裁量权的监督。而私人诉诸公权期待保护其私权仅具有程序的启动意义，愿望能否实现，仍然依靠公权机关通过规范性的程序审查和实体判断。换言之，私人对公权机关的每一项救济诉求都只能称之为具有诉求性质的权利，决断权体现在司法机关的规范性决断中。公诉机关的每一项请求权不仅具有诉求性，也具有对另一机关的制约性。

因此，笔者认为，刑事案件的诉讼中自诉人要求司法机关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当然可以包括量刑建议权，但这种建议权仅仅是一种权利，与公诉机关对司法机关的权力制衡性质的量刑建议权(力)不可同日而语。量刑建议权为公诉机关独具。为了避免称谓上的混淆并结合在我国已经进行的司法实践，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把量刑建议权定位于公诉权之中，并称之为公诉权。将自诉人的定罪请求权、量刑请求权合称为诉权。

三、量刑建议权对司法产生的现实影响

既然量刑请求权是国家机关的一种权力形态，那么这种权力的行使便不能如同私权行使那样，仅仅对另一机关具有建议性质。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关于立案监督的规定告诉我们，权力之间的行使有严肃性、正当理由性。既然量刑建议作为公诉权的有机组成，如何理解公诉权与法院量刑权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量刑权与公诉权是上下承接的两个形态，是审判机关获自国家的在定罪基础上对犯罪人是否处刑以及处何等刑罚的权力。在此，必须明确的是，公诉权仅仅具有程序上的请求性，本身不具备终结性。确认或否认定罪请求和刑罚请求的只能是国家审判机关。审判机关在查明当事人犯罪事实后，必然会应公诉机关的请求对罪犯考虑是否适用刑罚、适用何种刑罚以及是否适用缓刑刑罚方式。

公诉人在法庭审判中提出量刑建议并阐明己方理由，法官必须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进行理性选择。法官接受了公诉人的量刑建议，说明他与公诉人产生了共鸣。法官拒绝公诉人的量刑建议并做出一个内容不同的刑罚裁决，这是司法独立或维系裁判权的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自由裁量的理性限制，法官向公诉人、当事人及公众说明其没有采用量刑建议的理由应当成为其法定义务。在这种透明可见的法院说理后，诉讼参与人、公众如果认为它是公正的，就可以达到刑事审判的效果。反之，如果认为它是非正义的和不可接受的，但因为有了程序的观赏性看出决断过程的不正义，便可进一步实施救济措施。

需要说明的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请求不被接受，是否必然会引起抗诉的后果。大致说来，量刑建议不被接受，可能有如下结果：其一，担心本部门的工作前功尽弃并影响以后工作的积极性；其二，影响检察机关在一般群众和当事人心目中的形象。故量刑建议一旦不被接受，检察机关必须抗诉以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在笔者看来，并不肯定如此。量刑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只要法院的理由说明是正确合理、令人信服的，能够让被告人、被害人信服，并且在检察机关的可接受范围内，抗诉并非就是必然的结果。那么在此需要解决的是，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在什么程度的量刑“误差”内是可接受的?在目前的司法制度下，尚无明确的量刑标准可供参照。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与法官一样，也是主要

依赖于办案经验及对具体量刑情节的分析、对刑事政策的掌握等。笔者认为，经验的基础在于操作，而司法中的操作对象就是判例，故对判例的系统归纳也就显得格外重要。针对大量业已判决的案件作为实证调查对象，以计量方法查明各个细节，并予以归纳。案例一旦经过归纳，通过演绎推理适用到具体个案上，量刑不均的情形便将大大减少。

四、实行量刑建议权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任何一项制度都是社会相关矛盾激化到相当程度后妥协的产物。换言之，任何一项制度的实施都必然会影响到相当多的利益相关者。虽然量刑建议权不能说是一项新的制度，但在被长久遗忘后重新澄清与强调行使，所带来的冲击无异于新制度的实施。制度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其价值和生命，但制度也是在实践中遇到其生命和价值实现的最大障碍。结合我国各地已经开展的量刑建议试点经验，我们可以发现，量刑建议要想焕发活力，则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一)革新诉讼理念，破除思想障碍

思想观念层面的障碍是最多最复杂的，也是影响司法改革的大敌。具体来说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量刑建议的实施前提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实行量刑建议制度，法院与检察院最好制定共同的量刑标准。但是，试想一下，这种共同的量刑标准是否有利于对抗机制的形成，对抗机制一旦无法形成，我国所谓的“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改革是否前功尽弃?故笔者认为，共同的量刑标准不是必备条件。因为量刑以公平、正义为其目标，这个目标包含两项基本内容：一是统一性标准，量刑应当具有统一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二是个别化标准，只有真正做到了刑罚的个别化，才是全面贯彻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二者从根本上讲又是统一的，如果说单纯的统一性只是一个静态的概念，那么个别化则是从动态上来体现统一性，是量刑公正的个案体现。检察机关长期追求的被法院承认的量刑建议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思维。它忽略了刑罚的个别化，与刑事诉讼改革所寻求的“对抗主义诉讼模式”的精神是悖逆而行的。如果公诉方与审判方在庭审前多次商讨形成定罪意见和量刑意见后再行开庭宣读判决，司法公正在检法两家的合力下(未经辩方同意)则被抵消，进而量刑建议权制度完全可能在检法两家达成一致协议的情况下失去原本意义。这一点也是为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所排斥的。因此，继续加大庭审对抗色彩，构造控辩对抗机制是量刑建议制度建立的制度环境。

另一方面是来自司法实践中的实务者的担心和忧虑。但笔者认为，立场不同，认识自然不同。现今各种认识可以说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集团之上的狭隘见解。如有不少的法官认为，量刑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司法公正但使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左右受掣。笔者认为，量刑建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给控辩双方以发表量刑意见甚至进行辩论的机会，增设了一个公开的量刑论证环节，修正了实体法对量刑幅度宽松规定，有利于保障量刑公正。如果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法院要么同意公诉人的意见，要么接受辩护律师的意见，要么提出自己独立的意见且在判决书中必须说明理由、分析论证。在此，自由裁量权受到必要的制约，但提高了量刑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消除了对法官自由裁量的不合理怀疑。

有的学者担心量刑建议一旦制度化，将会降低诉讼效率浪费诉讼资源。但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司法实践中，被告人上诉(甚至对一些量刑适中甚至量刑偏轻的案件，也进行上诉)、检察院抗诉都是基于判决书在量刑方面缺乏分析论证，与自己预期相差较大导致的。相反，如果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法院在量刑方面加强说理论证，控辩双方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能很好地把握是否行使上诉权、抗诉权，同时也提高了诉讼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

可能来自律师界的疑问是：与公诉人只提出定罪建议相比，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律师的辩护空间。但笔者认为，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恰恰给辩方开拓了量刑方面新思维，辩方能够有效地开展量刑答辩，纠正控方量刑建议的不合理之处。而且，这种抗辩加强了控方量刑建议能否被采纳的风险，这种责任设置也会激发和强化公诉人的庭审对抗意识和庭审效果意识。

(二)建立参与机制，增加抗辩色彩

量刑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要求必须有一个多方参与的诉讼机制。那我国诉讼中是否已经建立了完善量刑多方参与机制呢?

依我国刑事程序设计，司法实践的做法是：公诉的控方，在公诉意见中指出被告人所具有的从重、从轻、减轻等情节，请求法官酌情裁判，但对于量刑并不提出具体意见。辩方概括地提出一些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对不利于被告人的情节干脆不提。实际上，控辩双方说明的是同一个问题，但形式上像两条平行线，没有交叉，没有形成直接对话。法官在这种情况下仅能获得对做出适当的量刑判决非常有限的信息。正是具有对抗性质、看得见的正义的诉讼程序缺失，裁判的合理性便疑窦丛生。

如果公诉人能够在法庭上明确地提出自己的量刑意见，辩方与公诉人意见不同的话，就可以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反驳公诉人的量刑建议，这样就可以在量刑问题上与公诉人展开辩论，量刑环节即体现出了明显的对抗性，刑事审判的抗辩性得到了加强。同样在辩论阶段，辩方能够有机会在法庭上将支持自己量刑意见的理由和证据充分展示，这为辩方拓展出一个新的辩护空间。如果诉讼各方在一个法律适用过程中都能提出证据、阐述并证明自己的主张，真相就更可能被发现，法律也可以得到正确的适用，从而使程序产生公正的结果。要知道，事情的客观性不是越描越黑，而是越辩越明的。只要我们不断引导抗辩性走上正轨，诉讼参与角色意识的强化必将为保证审判公正助一臂之力。

(三)化解司法阻碍，提升检察官素质

通过良好的监督制度取得良好的监督效果的重要条件就是执法者的法律监督能力。当前，以下因素制约着检察机关的量刑监督能力：(1)量刑工作本身的特点制约。量刑对于检察机关来讲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量刑本身要求具有较高的确定性和科学性，这就要求公诉人不仅要熟悉案件的所有相关事实，而且要通晓相关的法律知识，掌握同类案件量刑的规律等。同时，当庭提出量刑建议对公诉人的综合能力和应变能力等各方面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对一直沿袭着传统庭审运作方式的大多数公诉人来说，是一种巨大挑战。(2)观念制约。这项改革与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等改革不同，上述改革在减化环节、提高效率方面的效果立竿见影，因而很快能得到公诉人的认同。而此项改革不仅增加了工作环节、提高了审查工作的标准要求，而且在没有相关配套制度约束和制约的情况下，公诉人为提出量刑建议所付出的劳动并不一定被法官肯定和社会承认，由此很容易产生诸如“在公诉时提出量刑建议是自讨苦吃”的想法。此外，非诉讼机制以外的其他机制、规则等缺陷同时也是制约检察机关量刑监督能力的重要因素。

针对此情况，我们检察机关的干警就要从自身的基本功抓起，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一方面，要不断学习刑事法律的理论知识，跟随时代发展变化的潮流不断与时俱进，把自己培养或锻炼成学术型的优秀检察官。另一方面，注重实践的操练，做一个有心人，学会在实践中摸爬滚打、积累经验、超越自我，以理论指导自己的业务，以业务反促理论学习的深化。

(四)总结案例经验，推进量刑建议适用

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 篇12

同往年一样, 3月11日将被审议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据参与报告起草的人士透露, 量刑规范化改革将是此次报告的亮点。

3 月7日,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 今年他提交了一条“关于政法各部门加强协调配合, 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的建议。周光权认为, 推进量刑规范化, 关键在政法各部门协调配合。

长期以来, “同案不同判”现象使司法公正遭受质疑。在2008年全国两会上, “广州许霆案”引起了代表和委员们的关注。

从2009年开始, 最高人民法院就指定120多家法院进行量刑规范化试点改革, 借此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去年10月, 量刑规范改革在全国法院全面试行。这是中国刑事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是刑法颁布实施30年来首次真正对量刑机制和量刑方法的改革。

3 月7日, 主管量刑改革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 此举是为了“实现阳光审判、透明司法”。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知道,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近两年来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 能否介绍一下背景及目前的进展情况?

熊选国:“规范自由裁量权, 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 (量刑规范化改革) , 是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司法改革部署。

长期以来, 由于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过于宽泛, 对一些具体量刑情节规定得比较原则, 司法实践中没有统一遵循的量刑方法和步骤, 法官往往凭经验“估推”量刑。

刑诉法对量刑程序没有具体规定, 法庭审理中没有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有的量刑事实在法庭上没有得到有效的调查和辩论, 加上法官认识水平参差不齐, 裁量权没有得到有效规范, 导致有的案件量刑不均衡, 甚至不公正。

有的本来公正的判决也因量刑活动公开不够, 受到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的质疑, 在一定程序上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增强, 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量刑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定罪正确, 还期待量刑公平公正;不仅要求量刑规范, 还期待量刑公开透明;不仅要求公开裁判文书, 还期待增强裁判说理;不仅要求参与法庭审理, 还期待对量刑发表意见。

实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主要目的, 是进一步规范法官审理刑事案件的刑罚裁量权, 通过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 增强量刑的公开性与透明度, 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中国新闻周刊:量刑规范化改革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

熊选国:这次改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明确量刑步骤。改变传统“估堆式”的量刑方法, 明确量刑步骤的第一步是确定量刑起点, 第二步是确定基准刑, 第三步是确定宣告刑, 统一量刑思维, 使法官的“内心活动”变得明确起来。

二是将量化引入量刑机制, 确立“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量刑方法。一方面, 对犯罪行为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确定基准刑, 另一方面, 对其他量刑情节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确定从轻或者从重的调节比例, 保证量刑不会偏离大方向, 确保公正量刑。

三是引入量刑建议。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提出量刑建议, 实际上被告人有了明确的量刑答辩的依据, 被告人可以围绕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 使量刑问题在法庭真正形成一个控辩审的格局, 增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 使法官做到“兼听则明”, 防止“偏听偏信”。

四是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充分发挥法庭查明量刑事实的功能, 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实现阳光审判、透明司法。但是, 这次改革并不意味着否定过去量刑的公正, 而是使量刑活动更加公开、透明, 在阳光下运行;使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量刑问题在法庭上查清、说明;使量刑事实查明在法庭, 量刑证据质证在法庭, 量刑理由和依据辨明在法庭, 量刑结果释理在法庭, 确保量刑公正和均衡, 实现公平正义。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一项全新的工作, 目前还处在试行阶段, 工作中仍然存在认识不到位、发展不平衡、协调配合不够、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等问题, 而且还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问题, 需要有一个不断总结、不断完善、不断提高的过程。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到司法机关的协调配合, 但按法理, 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各自独立, 相互制约啊?

熊选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一项全新的工作, 涉及到公、检、法、司等政法各部门的工作, 不仅需要政法各部门间彼此独立、相互制约, 更需要密切配合, 协调一致。这种配合与协调是一种工作层面上、工作机制上的配合与协调, 是建立政法各部门彼此独立, 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基础之上。

否则, 量刑规范化改革难以推进, 更难以取得实效。比如, 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 不但要注重调取定罪方面的证据, 而且还要调取量刑方面的证据, 不但要调取法定量刑情节的证据, 而且还要调取酌定量刑情节方面的证据, 否则, 就没有公正量刑的基础;控辩双方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要充分发表量刑意见和建议, 控辩双方要充分形成对抗的局面, 这样更有利于法庭查明量刑事实, 法官做到兼听则明, 确保量刑公正。

2010年11月, 我们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协调配合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通知》, 其目的就是明确政法各部门的职责, 加强对政法各机关的彼此监督和制约, 为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新闻周刊:公检法要“密切配合”, 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怎么办?

熊选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一个亮点就是在法庭审理中引入了量刑建议, 检察机关有了量刑建议, 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就有了进行量刑答辩的依据。

实践中, 有些被告人法律素质比较低, 往往又没有能力委托辩护人, 同时又不属于指定辩护的对象, 使得被告人处于不利的地位, 影响了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 不利于量刑的公正。

试点表明, 量刑规范化工作如果没有律师的参与, 被告人对依法从重不理解, 也不懂得如何寻找对自己有利的罪轻证据。随着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推进, 辩护律师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如果没有律师的参与, 公开、透明、规范的效果难以实现。

为保证辩护律师充分参与量刑程序, “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规定, 对于公诉案件, 特别是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量刑建议有争议的案件, 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为更好地促进律师辩护工作落到实处, 更好地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 2010年11月“两高三部”下发的《关于加强协调配合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通知》明确要求, 要加强律师辩护工作指导, 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

中国新闻周刊: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有越俎代庖之嫌, 量刑建议会误导法官, 并给法官产生不应有的压力, 影响案件的公正判决。另外, 当出现量刑建议与法院量刑结果不一致情况时该如何处理?

熊选国:在经过广泛调研和试点后, 我们认为, 学者上述担心是不必要的。“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规定, 明确了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时间、量刑建议的内容、量刑建议的方式以及量刑建议的变更问题, 为规范量刑建议权的行使提供了依据。

量刑意见作为一种诉讼主张, 对其是否予以采纳, 法官享有裁量权:如果量刑意见合理合法, 法官自应依法予以支持, 否则, 法院当依法不予支持。

量刑建议是公诉机关根据己方掌握的量刑材料及其对刑法的理解所提出的主张, 而法院的量刑则是在综合考虑控辩双方的意见和全案的量刑材料以及可能影响量刑的各种因素后所得出的结论。

量刑建议与法院量刑结果有时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既是一种客观现象, 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检、法冲突或者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矛盾, 我们一方面要加强与有关部门尤其是检察机关的沟通, 解决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 另一方面可以加大裁判文书中量刑理由的说理力度。只要法院的量刑过程和量刑结果是公开、公正的, 自然不必担心抗诉或上诉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量刑指导意见中明确量刑标准的只有15 项犯罪。对于那些曾经备受关注的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贪污、受贿、渎职等贪腐犯罪如何量刑, 标准如何, 却不在此次规范量刑的指导文件中, 为什么呢?

熊选国:量刑改革工作是一项艰巨、浩大的系统工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一切从实际出发, 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先易后难和循序渐进的原则, 逐步规范和解决量刑问题。

目前, 选择了常见、多发的交通肇事、故意伤害、抢劫、盗窃、毒品等15种犯罪进行规范, 这部分案件占了基层法院刑事案件的90%左右, 这些案件的量刑规范了, 多数案件的量刑也就规范了, 并能为其他犯罪的规范化量刑提供经验。同时我们考虑先对司法实践中适用最多、经验相对丰富的有期徒刑进行规范, 待条件成熟后, 再对其他刑罚的适用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