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量刑标准(共4篇)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量刑标准 篇1
刑辩专家张智勇释义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量刑标准
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
编辑:张智勇律师(重庆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量刑标准:根据刑法 第一百七十七条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有下列情形之一,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伪造、变造汇票、本票、支票的;
(二)伪造、变造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
(三)伪造、变造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的;
(四)伪造信用卡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妨害信用卡管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一)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较大的;
(二)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大的;
(三)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
(四)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
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犯第二款罪的,从重处罚。”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是指违反国家信用卡管理法规,在信用卡的发行、使用等过程中,妨害国家对信用卡的管理活动,破坏信用卡管理秩序的行为。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量刑标准的犯罪构成要件:
一、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危害行为的自然人。
二、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信用卡管理制度。
三、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并且一般均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四、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为。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量刑标准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依法惩治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活动,维护信用卡管理秩序和持卡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现就办理这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复制他人信用卡、将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写入磁条介质、芯片或者以其他方法伪造信用卡1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伪造信用卡”,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
伪造空白信用卡10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伪造信用卡”,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
伪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伪造信用卡5张以上不满25张的;
(二)伪造的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单独或者合计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
(三)伪造空白信用卡50张以上不满250张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伪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伪造信用卡25张以上的;
(二)伪造的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单独或者合计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三)伪造空白信用卡250张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本条所称“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以信用卡被伪造后发卡行记录的最高存款余额、可透支额度计算。
第二条 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10张以上不满100张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数量较大”;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5张以上不满50张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数量较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一)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10张以上的;
(二)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100张以上的;
(三)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50张以上的;
(四)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10张以上的;
(五)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10张以上的。违背他人意愿,使用其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等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
第三条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足以伪造可进行交易的信用卡,或者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涉及信用卡1张以上不满
5张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以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定罪处罚;涉及信用卡5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第四条 为信用卡申请人制作、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收入、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涉及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或者涉及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分别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定罪处罚。
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或其人员,为信用卡申请人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收入、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分别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
第五条 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所称“冒用他人信用卡”,包括以下情形:
(一)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二)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三)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
(四)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第六条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一)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
(二)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法归还的;
(三)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
(四)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
(五)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六)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
恶意透支,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在第一款规定的条件下持卡人拒不归还的数额或者尚未归还的数额。不包括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七条 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2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10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上述方式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八条 单位犯本解释第一条、第七条规定的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依照各该条的规定执行。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量刑标准 篇2
来源:智豪刑事律师网 编辑:张智勇律师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量刑标准: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行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构成要件
一.本罪侵犯客体是国家对普通产品质量的管理制度。普通产品是指除刑法另有规定的药品、食品、医用器材、涉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电器等产品,农药、兽药、化肥、种子、化妆品等产品以外的产品。
二.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的产品质量管理法律、法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行为。违反产品质量管理法律、法规一般是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以及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关于产品质量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有关行业标准规则等。
1.掺杂、掺假。这是指行为人在产品的生产、销售过程中掺入杂物或假的物品。
2.以假充真。这是指行为人以伪造产品冒充真产品,表现为伪造或者冒用产品质量认证书及其认证标志进行生产或者销售这类产品的行为。3.以次充好。这是指以次品、差的产品冒充正品、优质产品的行为。4.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这是指以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在内)的产品假冒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产品的行为。三.本罪主体是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一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只要实施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行为均能构成该罪。根据本节第150条的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四.本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一般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行为人的故意表现为在生产领域内有意制造伪劣产品。在销售领域内分两种情况:一是在销售产品中故意掺杂、掺假;二是明知是伪劣产品而售卖。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量刑标准及司法解释:两高《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1.4.5 法释〔2001〕10 号)
为依法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这类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在产品中掺杂、掺假”,是指在产品中掺入杂质或者异物,致使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行为。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假充真”,是指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的行为。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次充好”,是指以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高档次产品,或者以残次、废旧零配件组合、拼装后冒充正品或者新产品的行为。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不合格产品”,是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
对本条规定的上述行为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
第二条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三倍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7年4月22日联合发布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
多次实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未经处理的,伪劣产品的销售金额或者货值金额累计计算。
第三条 经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鉴定,生产、销售的假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一)含有超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的;
(二)不含所标明的有效成分,可能贻误诊治的;
(三)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可能造成贻误诊治的;
(四)缺乏所标明的急救必需的有效成分的。
生产、销售的假药被使用后,造成轻伤、重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生产、销售的假药被使用后,致人严重残疾、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
第四条 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鉴定,食品中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被食用后,造成轻伤、重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被食用后,致人死亡、严重残疾、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第五条 生产、销售的有毒、有害食品被食用后,造成轻伤、重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生产、销售的有毒、有害食品被食用后,致人严重残疾、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
第六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致人轻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造成感染病毒性肝炎等难以治愈的疾病、一人以上重伤、三人以上轻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致人死亡、严重残疾、感染艾滋病、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情节特别恶劣”。
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而购买、使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
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注册产品标准可视为“保障人体健康的行业标准”。
第七条 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中“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一般以二万元为起点;“重大损失”,一般以十万元为起点;“特别重大损失”,一般以五十万元为起点。
第八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不履行法律规定的查处职责,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四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放纵生产、销售假药或者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行为的;
(二)放纵依法可能判处二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的;
(三)对三个以上有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履行追究职责的;
(四)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
第九条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帐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仓储、保管、邮寄等便利条件,或者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论处。
第十条 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 实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犯罪,又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查处,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云南省侵犯财产罪量刑标准 篇3
关于正确认定九种侵犯财产犯罪案件数额与情节的暂行规定
(2001年8月31日印发)
为了正确适用刑法有关侵犯财产犯罪的部分条款,避免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主管随意性,维护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保障刑事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结合本省司法实践,对正确认定诈骗罪等九种侵犯财产犯罪案件的数额与情节作如下规定:
一、诈骗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一)诈骗公私财物2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二)诈骗公私财物2万元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有其他严重情节”:
1、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2、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3、诈骗单位、个人的生产资料或其他款物,严重影响生产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4、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救济、移民款物的;
5、挥霍诈骗款物,致使诈骗款物无法归还的;
6、使用诈骗款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7、诈骗行为人系累犯的;
8、诈骗老、弱、病、残、下岗人员、妇女、未成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或者其他经济特别困难、处于危难境况的人,或者导致被害人伤害、死亡、精神失常和其他严重后果的;
诈骗公私财物10万元以上,并具有上述九种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二、抢夺罪(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
(一)抢夺公私财物5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抢夺公私财物5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抢夺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达不到500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1、多次抢夺的;
2、抢夺老、弱、病、残、下岗人员、妇女、未成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
3、因抢夺造成被害人伤害、死亡、精神失常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二)抢夺公私财物,数额接近“巨大”“特别巨大”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多次抢夺的;
2、在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市场、商场、公园、影剧院、娱乐场所、运动场、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以及在公共汽车、火车、船只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和交通要道,公然实施抢夺,造成一定范围的社会公众恐慌或者产生不安全感的;
3、抢夺旅游者或在风景旅游名胜区和旅游度假村实施抢夺,影响极坏,有损于云南旅游形象的;
4、抢夺老、弱、病、残、妇女、未成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
5、因抢夺造成被害人伤害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三、聚众哄抢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八条)
(一)聚众哄抢公私财物15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聚众哄抢公私财物15000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二)聚众哄抢公私财物接近“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分别认定为有“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聚众哄抢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物资的;
2、聚众哄抢老、弱、病、残、下岗人员、妇女、未成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
3、聚众哄抢造成被害人伤害、死亡、精神失常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4、横行乡里、欺行霸市的流氓恶势力故意组织进行哄抢的。
四、侵占罪(刑法第二百七十条)
(一)非法侵占他人财物8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非法侵占他人财物8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二)非法侵占他人财物5万元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非法处置他人的财物,致使被害人的财物无法追回或者无法恢复原状的;
2、非法侵占他人财物,造成被害人生产或生活困难、伤害、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五、职务侵占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1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1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及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依照适用贪污罪的数额标准定罪量刑,不适用本规定的数额标准。
六、挪用资金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
(一)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使用,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为挪用资金“数额较大”。
(二)前款人员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的,以挪用资金1万元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
(三)前款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在15万元以上的,为挪用资金“数额巨大”。
(四)挪用资金数额较大不退还,是指挪用资金数额较大,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
(五)前款人员挪用资金后携款潜逃或者隐匿财产逃避追缴的,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六)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挪用资金行为的,按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
七、敲诈勒索罪(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
(一)敲诈勒索公私财物2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2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二)敲诈勒索公私财物1万元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有其他严重情节”:
1、敲诈勒索公私财物多人或多次,影响极坏,使群众丧失安全感的;
2、敲诈勒索老、弱、病、残、下岗人员、妇女、未成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
3、敲诈勒索造成被害人精神极度紧张或者精神失常的;
4、动用和依靠黑恶势力进行敲诈勒索的;
5、其他手段凶残、后果严重的敲诈勒索行为。
八、故意毁坏财物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
(一)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价值4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价值4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根据其程度不同,分别认定为“有其他严重情节”和“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故意毁坏他人的生产、生活物资,造成被害人生产停滞、生活困难的;
2、故意毁坏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物资,严重妨害或影响有关工作的;
3、行为人公然蔑视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明显带有黑恶势力性质的;
九、抢劫罪(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以1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
抢劫罪的 其他情节,依照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
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案例 篇4
重庆市酉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宋显贵与蔡量(另案)于2007年2月13日共同出资30000元,在酉阳成立了酉阳县细纱河水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宋显贵任法人代表,蔡量任经理,拟在酉阳县细沙河修建水电站。随后二人商议将公司的注册资本追加500万元,以显示公司实力,便于办理细沙河电站的各项手续及融资等。被告人宋显贵、蔡量在无资金的情况下,共同商议在重庆市区找人借款500万元用于验资。2007年4月,蔡量找到重庆市华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郑有钢,请其帮忙借资500万元用于验资。2007年4月23日,被告人宋显贵、蔡量获得500万元借款后,以重庆北城房地产信息咨询中心的名义入股500万元到酉阳县细纱河水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2007年4月24日在重庆君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获得验资报告后,于次日便将所借的500万元全部还给了借款人。2007年4月26 日,被告人宋显贵、蔡量在酉阳县工商局申请公司变更登记,变更酉阳县细纱河水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3万元人民币,并于2008年5月28日获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宋显贵的行为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宋显贵与蔡量(另案)于2007年2月13日共同出资30000元,成立了酉阳县细纱河水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宋显贵任法人代表,蔡量任经理,拟在酉阳县细沙河修建水电站。随后, 为显示公司实力,二人商议将公司的注册资本追加500万元,便于办理细沙河电站的各项手续及融资等。被告人宋显贵和蔡量在无资金的情况下,共同商议在重庆市区找人借款500万元用于验资。2007年4月,蔡量找到重庆市华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郑有钢,请其帮忙借资500万元用于验资,并根据郑有钢的要求将酉阳县细纱河水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相关印章交给郑有钢保管。2007年4月22日,郑有钢表示可以借款后,被告人宋显贵和蔡量协商约定:将所借资金500万元以重庆北城房地产信息咨询中心(系蔡量的独资公司)的名义入股到酉阳县细纱河水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并约定500万元中被告人宋显贵占245万元。2007年4月23日,被告人宋显贵和蔡量在郑有钢的协调下,以60000元的中介费借得人民币500万元后,以重庆北城房地产信息咨询中心的名义将500万元入股到酉阳县细纱河水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用于验资,次日在重庆君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获得验资报告。2007年4月25日,遂将所借的500万元全部还给了借款人。2007年4月26 日,被
告人宋显贵和蔡量在酉阳县工商局申请公司变更登记,变更酉阳县细纱河水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3万元人民币,并于2008年5月28日获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院认为,被告人宋显贵违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登记制度,在申请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采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达500万元,取得公司变更登记,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宋显贵犯虚报注册资本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据此,为了维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登记制度,惩治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宋显贵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缴付。
妨碍清算罪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于1995年至1997年间,利用其担任上海某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副董事长、副经理兼原某电器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某电器公司办公室主任、被告人陈某,采用虚假列支的方法共同侵吞该公司小金库公款人民币15万元用于杨某个人股票交易。1999年底,陈擅自销毁上述小金库的账册。2000年9月至同年12月间,被告人杨某在担任某电器公司破产清算组下设工作组组长,负责该公司破产清算、资产申报清理工作期间,隐匿、转移某电器公司共计人民币29万元的资产。其中被告人陈某帮助隐匿上述资产中的16万余元。公诉机关据此认为被告人杨某、陈某的上述行为分别构成贪污罪和妨害清算罪,依法应予惩处
一审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杨某在1995年起担任上海某电器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某电器公司)的总经理至该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止,被告人陈某则在上述期间担任某电器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该公司于2000年7月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同年9月1日法院裁定某电器公司发出破产人须知。同时,某电器公司经依法指定成立了破产清算组。同年12月6日,法院裁定认可某电器公司破产清算组提出的财产分配方案,并裁定终结破产程序。被告人杨某曾在担任某电机厂(某电器公司前身)厂长期间,于1992年6月22日,动用该厂小金库资金46400元委托本市某纸箱厂并以该厂的名义购买了500股华联法人股票。1997年7月4日,2
上述股票经本市某区公证处公证,股权由某纸箱厂转入某电器公司。由于购买该500股股票并未列入某电器公司账目,故于2000年6月29曰在被告人杨某的授意下,由被告人陈某虚构上述股票购买资金由陈个人垫付的事实,并以此为由向某电器公司财务部门索回了46400元现金后,又以陈的名义存入上海银行某支行,存折则由某电器公司办公室内勤林某某保管。某电器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被告人杨某欲将该款转移至某客车厂,被告人陈某明知杨某的目的,仍于同年9月29日向财务人员提供存折密码,致使该款项落入某客车厂的财务账户。1998年8月,某电器公司委托上海某厨具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厨具公司)以厨具公司的名义为某电器公司购买了一辆桑塔纳牌轿车,该车的购买款项则从厨具公司应支付给某电器公司的场地租金中予以抵扣。某电器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期间,被告人杨某未将该车列入资产申报范围。2001年3月13日,上述车辆通过厨具公司以5.8万元出售后,所得款项转给了某客车厂。2000年10月23日,林某某(原系某电器公司办公室内勤,后在某电器公司破产期间系破产清算组下属工作人员)在被告人杨某的授意下,将其原保管的某电器公司先前出售废旧电机所得的部分款项41000元现金移交给了某客车厂。年4月,被告人杨某为解决某电器公司干部职工奖金来源困难而求助于某公司与某电器公司共同投资建立的上海某市政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设备公司),市政设备公司考虑到杨某的身份而同意。1998年4月至2000年8月,被告人杨某采用各种名义从市政设备公司套取现金共计175700元,此款由被告人陈某保管。某电器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被告人杨某、陈某故意不将该笔资金剩余的116052元申报。同年10月,被告人陈某明知该款会被杨某挪作他用或转移至某客车厂,仍根据被告人杨某的意思,将该116052元移交给了林某。此外,1999年7月,某电器公司销售分公司将其小金库现金26807.14元移交给了林某某。该款至2000年9月尚余12804.14元。某电器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至2001年3月间,被告人杨某将此款连同上述116052元与某客车厂厂长吴某一同以工作补贴等名义发放给相关人员共计118149元,并让受领人将款项发放的时间填写至某电器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之前。余款被转移至某客车厂。
一审人民法院判案理由某电器公司在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期间,由被告人杨某将该公司万余元资产予以隐匿、转移或挪作他用,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被告人陈某参与其中162452元的隐匿、转移。作为某电器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杨某和直接责任人员陈某,两人的上述行为均已构成妨害清算罪,依法应予 3
惩处。公诉机关指控杨、陈两名被告人犯妨害清算的罪名成立,依法应予支持。
二审人民法院的判案理由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我国法律有关规定,破产企业财产用于职工和债权人的分配有严格的法律程序,上诉人杨某作为破产清算组下属的工作组成员,同时也作为破产企业领导,无权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自行决定破产企业的财产分配,事实上此款进入某客车厂也并非以优先清偿的名义转入,且上述27万余元的资产已达到妨害清算立案标准规定的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程度,故对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予采纳。第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妨害清算罪的处罚对象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本案上诉人陈某在其主观上明知将款项转移到某客车厂且不属正常工作移交的情况下,仍参与隐匿、转移16万余元的财产,使债权人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故原审认定其属本案的直接负责人员而构成妨害清算罪并无不当,上诉人陈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两上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妨害清算罪,原审的判决并无不当,且审判程序合法。
虚假破产罪
2001年至2003年,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运输协议,委托乙公司运送货物,至2003年6月甲公司共欠乙公司运费140万元。2004年2月1日,乙公司与甲公司签订了一份关于偿还运费的《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甲公司向乙公司还款140万元,甲公司需在2004年6月28日前偿还50万元,其余运费需在2004年10月29日付清;约定甲公司及其股东保证将货物卖出后收回的货款优先偿还乙公司的运费,如甲公司及其股东将该货款挪作他用则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甲公司支付了乙公司运费60万元,尚有80万未清偿。2004年3月28日,甲公司决定隐匿公司的财产,其通过股东会决议后向法院递交了破产申请书。甲公司在其提交的虚假的申请材料中称,公司已经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最终甲公司通过破产程序将公司注销,且其除了支付清算费用外,其他债权都未清偿。乙公司诉称甲公司虚假申请破产的行为导致其的无法实现债权,应承担清偿责任。但由于此案件发生在《刑法修正案六》颁布前,乙公司只能通过民事手段要求甲承担责任,但如果该案发生在修正案六施行后,甲公司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呢?
1.甲公司构成虚假破产罪吗?
假如该案在《刑法修正案六》施行之后发生,甲公司的行为当然的构成了虚 4
假破产罪。根据刑法修正案
(六)规定,公司、企业通过隐匿财产、承担虚构的债务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实施虚假破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构成虚假破产罪。在本案中,首先甲公司客观上实施了虚假的行为,其事实上并没有达到破产条件,却向法院递交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虚假申请材料,且通过破产程序使得法人终止。其次,甲公司实施的虚假破产行为已经造成了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的后果,其的虚假破产行为使得乙公司对它80万元债权无法清偿,已经达到虚假破产罪的追诉标准。最后,甲公司的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其为了逃避乙公司的债务虚假破产,属于明知行为构成犯罪而为之的直接故意。综述,甲公司的行为构成虚假破产罪。
2.单位是否能成为虚假破产罪主体
如果丁公司作为甲公司的股东也参与了通过甲公司破产的股东决议,并且对甲公司破产起了主要作用,丁公司也有逃避债务的故意,那么丁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假破产罪呢?依据《刑法》总则的规定,单位犯罪的必须由刑法法条明确规定。但是,《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并没有规定单位可以作为虚假破产罪的主体,所以单位不可以虚假破产罪定罪处罚。
3.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包括股东公司的主管人员?
假设在以上的案例中,丁公司做出决定甲公司破产的决议主要是由王某(丁公司大股东)一手操纵的,那么可以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吗?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对甲公司虚假破产的行为有影响的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都可以虚假破产罪定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当该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是甲公司的工作人员时,才能对其定罪。实践中对此问题尚未有定论,只有高明的律师会抓住这一空白为自己的当事人提供最有利而且有力的辩护。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
王某是某大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公司的中层干部。在工作过程中,收受下属集体企业的现金。被检察机关取保候审并以受贿罪提起公诉。王某及其家人找到任律师寻求刑事辩护。
律师接受委托后,认真查阅案卷。从案卷发现两处影响案件定罪和量刑的 5
重大案情事实。被告人所在的公司是国有股份制上市公司的分公司,而且被告人与分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属于聘任制工作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国有控股公司中,代表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人员属于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而王某从事的工作不属于代表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工作,王某主要从事技术性工作。因此,律师确定被告人不构成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另外,被告有符合刑法规定的特殊自首行为。开庭前,为了证明被告所在公司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律师到分公司所在地的市工商局调取工商档案。但是市工商局的工商档案不够全面,不能够证明被告所在总公司是国有控股股份制公司。律师为了得到足够的证据又到省工商局调查,还是没有取到足够的证据。律师最后到国家工商总局调查总公司工商档案,终于得到了确凿的证据。
在开庭时公诉人提出被告人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律师辩驳:被告人所在的公司属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分公司,被告人从事的工作属于技术性工作,不具有代表国家管理的性质。被告人也是与公司签订固定劳动合同,不是国家委派到企业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所以,王某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够成受贿罪的主体。同时,向法庭提供国有股份制公司在国家工商局的工商档案、被告人的劳动合同等有利证据。经过律师的艰苦努力,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同时因有自首行为,决定免予刑事处罚。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杨某系重庆某合资发动机公司(出资方为:国内民营企业与日本某株式会社)营业部副经理,主管销售零件和售后服务。2010年7月,杨某以其母王某为法定代表人,以其妻等人为股东注册成立某物资销售公司。随后,杨某指使下属以发动机公司营业部名义,委托该物资销售公司在销售网络中销售某型号机油给客户,并要求在包装上印制“合资发动机公司唯一指定产品”标识。同年9月,杨某借发动机公司销售渠道大力推广该型号机油,并指定直接汇款到该物资销售公司账户。截至2011年7月底,销售金额达385805.13元,获利115023.18元。案发后,当地检察院以杨某涉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本案涉及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构成要件及司法认定。首先,依据我国刑法第165条之规定,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行为。
其次,同类营业是指行为人兼营项目与所任职单位的经营范围属于同一类别,经营范围是指企业被依法核准从事经营的行为、商品(产品)类别或服务项目。实务中,行为人兼营项目与所在单位超出经营范围以外的实际经营项目属于同一类别,而与其核定经营范围内的营业项目不属于同一类别时,不能认定为本罪所指的“同类营业”。
第三,本罪犯罪主体仅指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除了通常理解的类型以外,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国有公司、企业包括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的情况。董事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和一般董事;经理包括总经理、项目经理、部门经理、主要负责人等。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杨某无罪。理由是被告人杨某为合资公司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让其亲属经营与任职单位业务范围同类的经营活动系违法行为。但鉴于任职的公司不属于国有公司,其所承担的职务也不属于国有公司董事、经理,与刑法第165条所要求的犯罪构成不符,指控罪名不成立。
分公司经理能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吗
1998年8月至2002年12月间,王某担任某国有公司下属分公司经理,但该分公司没有在当地工商机关备案,不具有法人资格。其间,王某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其本人开设的私营企业,经营与所在分公司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960余万元。
分歧意见:对于本案的定性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体是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而本案中王某担任的是分公司经理,此分公司没有在工商机关备案,不
具有法人资格,因此王某不符合此罪规定的主体资格,本着罪刑法定原则,不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将分公司经理作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犯罪主体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公司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对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立法设置虽然与公司法第六十一条有一定的联系,但不能机械地理解。如果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的经理理解为就是公司法意义上规定的企业法人的经理,那么称为 “厂长”的国有企业负责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也不能追究责任了,因为条文中只有经理没有厂长。可见,这样理解主体范围违背了立法本意。
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是否包含了它们的分支机构和内设机构?对此,可以参照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来理解,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按照机械的理解方法是不应当包括分支机构和内设机构的,但在《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也是单位犯罪的主体,就是说,分公司也包括在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范畴之内。同样的道理,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也应当包括分公司、分厂等分支机构和内设机构。由于分公司经理实施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公司经理实施的相同犯罪的危害性相当,应当认定为是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犯罪主体。
刑法有关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规定,与公司法第六十一条的区别在于,刑法将主体限定为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增加了利用职务便利的客观条件。刑法的本意在于惩处国有公司、企业中利用职务便利,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损害国有单位利益的负责人。从公司的职权分配上看,总公司和分支机构是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不论是总公司经理还是分公司经理,行使的都是公司的管理职权,分公司经理利用了职权,损害了公司的整体权益,这种行为不认定为犯罪,有悖公平。也就是说,只要是国有公司、企业中能够利用职务便利,8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获取非法利益而损害国有公司、企业利益的负责人,无论是国有公司企业负责人,还是分支机构或内设机构的负责人,都应是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规定的犯罪主体。至于是否到工商机关登记备案,不影响其主体身份和对内职权的行使。本案中作为国有企业分公司经理的王某,利用职务便利非法经营同类营业,非法获利960余万元,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刑事追究。
因此,本案中王某符合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的主体条件,其行为应当认定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于某系中国北方某工业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副总经理。
1999年1月至2000年9月,于某在担任中国北方某工业公司北京分公司综合贸易部经理期间,依照中国北方某工业公司的授权,接受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的委托,以中国北方某工业公司的名义,与俄罗斯联邦单一制国营外经企业“技木出口联合公司”(以下简称俄技公司)在北京签订一份出口合同及其项下的4份树脂工艺品及服装等补充出口合同,以易货贸易的形式偿还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所欠“俄技公司” 为“营口、南京” 热电厂提供设备的款项。于某根据上述出口合同又与某包装实业贸易公司的罗某(另案处理)及罗某的广东省宝安食品进出口公司分别签订了购销合同及其项下的4份补充购销合同,购进广西树脂工艺品、广东服装等货物,贸易总金额共计人民币2.2亿余元。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于某没有认真审查罗某的身份,也没有看见所购货物以及最终供货人,并让罗某自行报关。罗某利用于某的麻痹大意,没有足量购进合同项下的货物,而且购进了部分质量低劣的货物,并虚开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了报关单。中国北方某工业公司北京分公司持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伪造的报关单办理退税手续时被发现,不但没能退税,且遭到20万元的罚款。由于货物数量不足和质量原因,中国北方某工业公司北京分公司向俄技公司承担违约金1600余万元。于某未按国家法律规定履行职责、违反
国家的外贸出口规定所从事的“四自三不见”,(“四自”是指自带客户、自带货源、自带汇票、自行报关,“三不见”是指不见出口产品、不见供货渠道、不见外商)业务,最终造成中国北方某工业公司北京分公司损失人民币2000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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