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

童年的记忆（共9篇）

童年的记忆 篇1

记得小时候, 我的家在农村, 夏季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大田的蔬菜成熟了, 不用再吃土豆、萝卜、大白菜老三样了, 伸手摘一根黄瓜, 撸一撸, 放到嘴里咬起来清脆带响, 清爽异常;西红柿红了, 摘一颗, 抹一抹, 吃起来是酸中带甜, 可口异常, 一切都是那么清新自然。

那时候村里没有冰箱, 可是蔬菜、水果却特别耐放, 西红柿放上很久也不会腐烂, 苹果采摘后可以一直放到第二年春天。那时庄稼上的病虫害也发生的少, 几乎没有听说过哪种病虫害暴发成灾, 造成庄稼颗粒无收的事情。

不知从何时起村里人种地开始用农药了。庄稼上有了病虫害, 只要一喷农药便可以解决。人们种地方便了, 庄稼产量提高了, 产出来的农产品漂亮了, 村民收入增加了, 但大家也不再去大田采摘西红柿和水果惬意地品尝了。

长大后虽然住到了城里, 但由于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 所以经常与农民打交道, 时常会深入到田间地头去查看农业生产情况。有时也会与村民们聊些农业生产的事。他们告诉我说, 现在农药使用的是越来越频繁, 病虫为害也越来越严重, 害虫们好像永远都消灭不完一样;有时候种一季粮食, 农药就要使用五六次, 他们用的都有点害怕, 产出来的东西自己都不敢吃了;可是要不用农药的话, 庄稼的产量会下降三分之一, 有的会更多;遇到病虫发生严重的年份, 有的庄稼几乎会颗粒无收。

见的和听的多了, 便有了恐惧感。每次从菜市场买回菜来, 总是要先好好地清洗几遍才敢食用。然而, 黄瓜、西红柿吃起来完全没有了童年记忆中的味道, 而且蔬菜和水果也不如以前耐贮存, 即使放在冰箱里, 一周后也会有腐烂的。

渐渐地, 农产品质量成了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 大家在茶余饭后, 闲聊之时经常会提起来, 哪种蔬菜农药残留量较高, 哪种作物是转基因的, 吃哪种蔬菜更健康等。人们的饮食理念在不经意间转变着, 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要吃出健康, 吃出质量。

村里人种地的观念也在转变着, 他们不断学习着新的栽培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技术, 逐渐减少着化学农药使用量, 在保障庄稼产量的同时, 努力种出符合人们健康食用标准的农产品来。

市场上农产品的农药残留超标率较几年前有了明显下降, 超市内、菜市场都在明显的位置设立了“无公害蔬菜”、“无公害水果”专区, 各种“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品牌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它们的出现使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 有了更多的选择性, 也让我想起了童年时拿起水果就吃的美好时光。虽然与那时遍地都是有机食品的时代还无法相媲及, 但我相信, 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 这一目标迟早能够得到实现。

童年的记忆 篇2

“云云乖，奶奶讲故事给你听。从前有一个很勇敢的小孩，就是你啊。”忆起儿时的片段，泪水不禁从眼眶滑落，珍贵的过去一幕幕上映着......

太阳高挂，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

孩子们蹦蹦跳跳的跑向游乐场，像一群出笼的鸟儿自由的飞翔着。转眼，游乐设施上处处充满着孩子欢乐的笑声，树梢的鸟儿也染上了欢喜，情不自禁的啁啾起来。

忽然一阵尖锐的叫声划破了愉悦，时间就像凝结了般，孩子们张着微开的小嘴投射着震惊的目光。我抱着头忍了几秒后眼泪夺眶而出，滴下的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痛觉像滴在水中的墨汁迅速蔓延到全身，手脚微微麻痹，抵挡不住如洪水凶猛的疼痛的我，眼睛晕晕的眨了眨便昏了过去。

良久，一阵轻风拂来，我缓缓的张开半湿的眼睛，映入眼帘的是慈祥的奶奶;感觉到的是一双抚摸着我的小脸，粗糙而温暖的大手;迎面而来的是淡淡的肥皂香味，和浓浓的安全感。我委屈的.了弯了弯嘴巴，像是被恐惧电到般低声啜泣起来，奶奶依然紧紧的、心疼的抱着我。

思绪悄悄的拉回了现实，满脸布上泪痕的我，仰起了头，让微风安慰着。童年的回忆如烟火般，灿烂而短暂;时间的轮轴像疾速奔驰的火车，飞逝永不回头。而美好的记忆已深烙在我的心头。

童年的那些记忆 篇3

童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生命中无比珍贵的黄金年代。童年的时光是美好的，童年的记忆是难忘的。

童年没有牵挂，没有烦恼，没有痛苦，没有名利的追逐。有的只是纯净的心灵、灿烂的笑容。当童年那耳熟能详的笑语再度在耳边回响，心中总是触动不已……

童年的“傻气”，如今想来，木禁失笑。那时因为家里穷，总是买不起什么好吃的零食。一次，爸爸去远方的叔叔家给我带回几个面包，当时爱不释手，看了又看，闻了又闻还是舍不得吃，准备第二天带到学校去炫耀一下再吃。晚上把它藏在自认为很安全的柜子里，夜晚还做了一个甜蜜的美梦。第二天打开柜子一看，傻眼了，柜子里只剩下一个空空的纸袋，没想到面包都喂了老鼠。当时就伤心地大哭起来……瞿秋白曾说：“儿时的可爱是无知。”是呀，正因为无知，世界对他们而言，每天都是新奇的。也正因如此，他们才对这个新奇的世界投注了饱满的激情、融融的新意和蓬勃的活力。再看看现在的我，对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的了解，自是比童年要熟悉许多，但在现实面前总是有许多不如意，工作的艰辛，生活的烦恼……至此，使我愈发地回忆起童年的纯真和可爱，也愈发地期待童年的“回归”。

童年的稚气总是在不经意间跳出。蓦然地，想起儿时玩“过家家”的游戏。为了玩得“真”一点，因失手打碎一个漂亮的花瓶，那是母亲结婚时的嫁妆。我曾如获至宝地疼爱它、喜欢它。遗憾的是，我太高兴了，一不小心失手把它掉在了地上，摔成了碎片。我的心先是一愣，继而又伤心地哭泣起来，幻想着能把它们再重新接起来。于是拾起地上的碎片，一片一片地拼接，拿着时是拼上了，可一松手照样还是碎的。如此这般地试了二三次，望着地上“牺牲”的碎片，不禁伤心地丢了一地。奶奶闻迅赶来，一点也没有责怪我，只是心疼地抚着我的头，擦干我的眼泪连称：“不要紧的，碎了好，碎了好，岁岁有余嘛!”可我依旧是哭，而且似乎更厉害起来。奶奶啊，您哪里知道，我不仅哭我失手打碎的心爱的花瓶，我更伤心的是这花瓶为什么就接不起来，为什么就“活”不过来呢?

童年总给人无尽的回味和感慨。记得那时最盼望的就是过年，俗话说：大人望种田，小孩盼过年。因为过年有新衣服穿，有好东西吃，有长辈们的压岁钱，也可以到处去走亲戚。于是，大概还在冬月里，我们就开始扳着指头算着。就这样，年就和着我们期盼的心情和农家院落里的杀猪嚎叫声一天天地逼近。除夕转眼就到。除夕夜的欢歌笑语，和着起起落落的爆竹声，夹杂着远远近近的狗吠声，合奏出一曲没有雕琢不事张扬的迎春歌。我们在大年夜里成群结伙地放烟花、爆竹。那欢乐的笑语撒满了整个山村。而家家那高挂的红灯笼，会一直挂在堂屋或者正屋的屋檐下，彻夜长明，灿灿焰焰，一直要持续到正月十五。

童年的记忆像一颗颗在阳光下绽放异彩的肥皂泡，那瞬间的美丽，给人以欣然的艳羡；虽然悄无声息地远去、破碎、消失，但曾经美好的刻骨的回忆将注定牵挂着你我一生。童年因欢笑而快乐，因兴奋而奔跑!我们曾经那样简单，那样直接无需任何遮掩地活着。孩童时期的灵魂是最纯真的，真希望永远“咔”在那纯真的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

童年的记忆 篇4

一、“重述神话”的意义

《珀涅罗珀记》翻译者韦清琦先生说过 :“‘重述神话’的意义在于, 当一个现代作家把本民族 / 文化的童年记录加以重新叙述时, 我们不仅看到了作家个人的思想视阈, 更可以了解一种文化在经历了上千年的传承后, 它所哺育的人民对它的赞美与反思。

其实, 重述神话并不是近代的产物, 早在古希腊时期, 西方世界就出现了类似的文本。例如根据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传说, 埃斯库洛斯写出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拜伦的《普罗米修斯》, 雪莱的《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更有现代主义作家乔伊斯对荷马史诗的现代演绎 ;而对于圣经题材, 更是世世代代文人作家笔下源源不断的灵感之源, 例如弥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 拜伦的《该隐》, 勃朗宁的《扫罗》, 王尔德的《莎乐美》等, 由此可见, 西方文学对神话的态度是珍视的, 他们的神话在文本中经历了不断填充和丰富的发展过程, 形成了文学领域里一股颇为重要的类型。上世纪掀起的“神话复兴”, 以及由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神话主义”就是这一西方传统的延续。

二、“重述神话”的现状

现代人的自我异化, 对文学对世界万物的近乎疯狂的解构, 使得我们在精神上流离失所, 无处寄托, 有人说对神话的重述是对自我的救赎, 是一次精神上的还乡。然而重述神话意义不但出于神话本身的价值和吸引力, 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文学“全球化”的大环境影响和促进下孕育而生。全球化语境中, 文学的世界性问题不再是有某种“中心主义”, 而是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平等地交流和对话的“去中心化”。顺应这股复兴神话的潮流, 2005年3月启动了“重述神话”项目, 全球已有30余家出版社、数十位作家参与, 其中不乏诺贝尔文学奖及英国布克奖获奖者。至今为止已经先后出版了六部作品, 分别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珀涅罗珀记》, 英国作家简妮特·温特森的《重量》和凯伦· 阿姆斯特朗的《神话简史》, 中国作家叶兆言的《后羿》、苏童的《碧奴》和李锐的《人间》。而在网络背景下方兴未艾的奇幻小说, 亦是植根于神话的基础上, 甚至融合了东西方神话传说元素为一体的神话故事变体, 它也是神话重述的一个颇为成功, 又得到普通大众喜爱的文学类型。

由于中西历史文化的明显差异, 以及作家个人经历、写作方式、兴趣偏好等个人因素的不同, “重述”出的新神话不仅在原来的文本基础上生发了独特的新质, 而且各个作家推出的作品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重述神话做好不容易, 尤其对于中国作家而言更不容易。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有充实的情节和生动的细节, 并在后来不断依靠文本得到系统化和多样化的阐释, 西方作家对本国经典的重述和反思保持了高度的敏感和自觉。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神话缺少情节, 缺少故事框架, 是高度符号化的。而且, 中国神话故事虽然丰富多彩, 但各民族神话基本属于口述, 神话文本并不多, 处于一种“述而不作”的状态。到了现代, 受现实主义影响和我国政治需要, 古代神话的收集改编更是进入了空白期, 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成功改写至今仍停留在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上, 而我们具有历史开拓性的权威神话史也只有袁珂先生的《中国神话史》。因而, 作为中国人, 我们似乎更多的是在继承和阐释神话传说背后的理念, 而非关注文字遗产的保留。口头传述的传统, 增加本土神话的重述难度,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又给予现代作家更大的想象空间和创造余地。被“重述”的“神话”, 在这个意义上说, “重述神话”是一部充满着个人创造色彩的旧故事, 也是一个有着历史神秘厚重感的现代新故事。

另外, 文本细读下中西作家对神话改写的思维差异, 还有在个人形象上的差异。这一点凸显在女性形象上。从英雄主义的角度来看, 西方作家着力于刻意颠覆其精神价值观, 而中国作家沿用的仍然是英雄形象的传统性格因素 ;西方作家更擅长于他们小说中传统的理性思辨色彩, 中国作家则继承古人诗文化的强烈的浪漫主义风格和乐观主义精神, 等等。

三、中国重述神话的困境

当然, 我们必须得承认, 相较于西方, 中国重述神话迎接地太仓促, 必然存在各种缺陷。

神话以及远古传说所遗留下来的资料内容有限, 这就就对作家想象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而想象力正是现在的作家创作较为薄弱的环节。浮躁的写作环境, 加之相较于正统文学, 神话长期处于边沿化的状态, 都是目前神话重述的硬伤。

今天, 商业出版社涉猎文学领域, 我们可喜的是商业体制下的宣传和普及性, 但我们担忧的是文学附庸市场之后, 文学价值的削弱。“重述神话”本身是一个带有命题作文意味的、市场化运作的出版项目, 这些作品从诞生之日起就被打上了市场化的烙印。对于文学创作而言, 市场是一柄双刃剑, 它在带给作家丰厚的物质回报的同时, 也给文学创作带来负面影响, 为了获得最大利益, 作家不能不更多地考虑读者的接受, 导致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吸引读者眼球, 如何给读者产生阅读快感的层面上, 往往会忽略文学价值和人文思考本身。加之, 神话重述是再叙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故事, 这样一个内容创新受到限制的命题作文, 本身就给作家提出一个难题, 我们不能在故事基础上胡编乱造太多的虚拟人物或情节, 但是同时又要考虑或是叙述或是视角的新意留住读者的视线, 这便是一种微妙的博弈。事实上, “重述神话”的项目在策划阶段就已经将作家的市场影响力作为选定加盟作家的重要指标了。如何能把握好这个度, 在文学和市场性上找到平衡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们提出的这个困惑就给作家提出了一个要求——在种种利益的诱惑下, 需要作家纯正文学态度和牢记文化人的使命, 才能使文学不至于染上铜臭味, 才能还原神话本身的真纯。

四、重述神话的前景

尽管“重述神话”并非一种具有新意的写作方式, 但是, 在今天它疏解了作家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之下的“影响的焦虑”。回归本土, 在传统文化与民族记忆的根基中汲取中创作的养料, 创作出具有中国本土气息的作品, 重塑“中国文学”, 以与“西方文化霸权”抗衡, 而通过重述神话, 这种文本经典化的有效途径, 我们确实能找到可行的突破口。这是中国作家摆脱民族身份焦虑的应对策略。全球化文学的多元化, 显示了强烈的去中心化意识。狂欢是一种充斥着各种独立声音, 相互交融混杂的对话现象, 正像今天的文学, 乃至今天的神话一样的文化大交融, 甚至可以说, “世界文学”本身就是一场狂欢。这有如巴赫金盛赞的狂欢节, 狂欢的大众戏拟着一切。而“重述神话”这一活动的可行性, 就很大程度上在于神话简洁框架而纷繁复杂的人物资源所提供的广阔的艺术阐释可能。在这样一个热闹活跃动的“狂欢化”平台上, 作家根据自己的想象, 结合自己的创作风格对神话进行精彩的重新演绎。

专家指出, 神话作为传承远古文明的载体, 是不可取代、不能再生的宝贵文化遗产, 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人文资源。丰富的神话文化资源, 蕴藏着很多发展机遇。“重述”作为文本经典化的有效方法和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 需要更多的作家积极的保护这份珍贵的遗产。另外, 这份植根于炎黄子孙的共同记忆, 也需要当代作家去唤醒和传播!

参考文献

[1]袁珂.中国神话史[M].重庆出版社, 2007.5.

[2]叶舒宪.神话如何重述[J].长江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2) :16-18.

童年的记忆-童年的作文500字 篇5

记得那是去年的夏天，酷暑难耐，舅舅提议去游泳，大家都同意了，唯独我有些不太情愿，看到大家不解的神情，我赶忙想妈妈传了一个眼神，妈妈见了明白我的意思，向大家解释我不会游泳，就就停了自告奋勇来教我，听到了舅舅要教我，可我还是有点紧张，唯恐自己学不好，舅舅见了，对我说：“不要怕，你是男子汉，可不能畏惧困难哦。”经舅舅一激，我的好胜之心鼓了起来，“有什么不敢得，走。”

一路颠簸，我们来到了游泳区，选折了浅水区，水刚好到达我的颈部，我先试着游了游，刚学的我一不动技巧，二不动换气，游了一下子就不行了，看来还是要有师傅指点，舅舅见了我这滑稽的游泳姿势后，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学游泳不能急，一步步来。”说着先教我学憋气，我试着做了，可没一会儿就上来了，就这舅舅在教我了突起的办法，我信心大增，接着舅舅像我示范了蛙泳的动作，我试着做了做，结果手脚作乱，还鼓咚咚的喝了好几口水，这一失败让我感到有些沮丧，可舅舅还在不提不停的鼓励着我。这是我心中猛然出现了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成功，不辜负舅舅。救过我的不懈努力，终于学会了蛙泳，已经可以连着换4——5口气了。我成功了。

穿过童年记忆的拱门 篇6

城墙——不灭的童年印象

挥之不去的雾霾将城市紧紧包裹，反常的温热之后气温骤降。上个星期天，气象预报中的雪片并没有如鹅毛般地飞来。方少华的个人画展《为伊甸园寻找无公害的苹果》如期开幕，被天气折腾得相当不爽的观众在暖气充足的上海美术馆展厅里呵气搓手，稍许活跃了一点。接下来，大家在展出的作品中看到了不乏诙谐的意象，一个是拱门，另一个是雨伞。

这是方少华为人熟识的符号，属于他个人的艺术胎记。

1962年，方少华生于湖北省沙市，在当地及武汉长大，1983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1988年在母校取得艺术研究硕士学位。1995年南下广州寻找发展机会并定居。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美术学院副院长及美术研究所所长。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方少华有点执意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这一段生长期对他而言铭心刻骨。他的童年在离沙市不远的荆州古城度过，这是一座历史可以上溯至战国的古城，《三国演义》中“大意失荆州”的故事发生在这里。“那个时候古城墙还在，墙外有护城河，河里有鱼，穿过城墙的是高大的拱门，城内外都是破旧的寺庙和古塔。我与小伙伴就在城墙上打打闹闹，将自己想象为打家劫舍或经世济国的英雄好汉。”方少华的目光透过明天广场三十八楼咖啡厅的玻璃幕墙，但外面什么也看不见。

方少华的祖父曾经是一个私塾先生，喜欢收藏古玩的字画，在他的熏陶下，方少华7岁就背唐诗，临池习字，照着《芥子园画谱》涂鸦，但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结束了。进入沙市一中后，美术老师发现了方少华的天赋，偷偷将苏联的《星火》杂志塞给他看。俄罗斯与欧洲艺术大师的作品为他打开了一个通往美好世界的大门。在无数个夜晚，方少华企图通过反复临摹来破译大师的秘密。同时，他每天都拿着速写本在学校、街头和车站写生。1977年，中国人从噩梦中惊醒，方少华的一幅作品获得北京电视台举办的全国美术比赛第二名。那一年，他刚满15岁，嘴上还没有长出淡黄色的绒毛。

不久，方少华考入湖北美术学院，追随杨立光、刘依闻、尚扬三位老师。当时中国美术院校的教育体制、教育观念乃至教育方法仍然沿袭建国以来一以贯之的苏联模式，以契斯恰科夫教学法为主流，以苏里科夫、列宾、谢洛夫等人的写实功夫为培养目标。一开始方少华如鱼得水，学得游刃有余，但很快感觉到这一教育模式的局限性，这个体系所灌输的艺术观念与方法已经不足以转化新环境出现的相应思想和感情，是没有前途的。是的，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思想解放的初期，西方各种哲学、艺术思潮如春潮一样涌向中国各个城市，艺术家当然要做一个勇敢的弄潮儿。方少华说：“15年里，我们将西方现代派艺术走过的路快速地走了一遍。”

拱门——纵深的中国意象

1983年，方少华毕业后继续留在母校深造，美术界“八五新潮”掀起狂澜时，他是湖北“部落•部落”艺术团体的重要成员。这个时候，他已经与契斯恰科夫彻底决裂了，转向西方现代派艺术阵营寻找精神导师。“我偏好德国新表现主义，德国新表现主义源于二战后德意志民族的一片失落，虚无及抑郁，以及要把沉沦的国家重建的欲望和惶恐，还有急于重新寻找方向的渴求，这与当时的中国民众的普遍情感有相通之处。”方少华说。当然，方少华凭借童年的体验与早熟，更容易对德国新表现主义产生共鸣。不过虽然他从外来的艺术语汇中找到了渴望的自由，但很快又感到失落“，那是一种类似乡愁的失落。”他说，“于是我希望用自己的一套语汇来表达思想。”

在通向艺术巅峰的崎岖山路上，成千上万个求索者在冒险前行，所谓的个人风格，在外人眼里是一个符号或者一种秘而不宣的技法，但实质上是需要一种哲学思想来支撑的。那个时候的方少华还没有做好这种准备，避免与他人撞车是选择的前提。但是他已经意识到，真正能感动人的是什么。

先从形式突破吧。1987年，这是艺术界、文学界思想相当活跃、但仍然处于模仿的阶段，方少华在《大观园》这幅作品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符号，画面中三根象征中国传统建筑的圆柱，构成了中国式亭阁的观察窗口，横栏和立柱上飘浮着沧桑岁月的浮尘，被切割的画面中堆砌着当时中国人渴望得到的现代化生活的象征——彩电、歌舞表演、鲜花等。这幅作品参加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首届中国油画展，并引起美术评论界的重视。此后他又画了一系列的《大观园》，通过独特的构图和新旧对比，对急剧发展的工业化对传统建筑以及整个环境的破坏进行质疑，显示出画家对整个人类的命运给予的深切关怀。他的“大观园”里出现了炼油厂、汽车、废弃物等，但画面越来越直率地指向他专注的命题，技法上也引进了中国水墨画的大写意，整体结构和气氛里却找不到中国画的痕迹，一切手段都被画家按创作需要选择了一遍。至此，方少华一套自己打造的语汇初具规模。此时他才33岁。

事实上，在方少华25岁以后，几乎每两年他都应邀在各大美术馆参加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展，当他的作品在1996年应邀参加德国波恩现代艺术博物馆主办的《中国！》展览时，他都外国媒体评论为是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领军人物之一。此后，这符号不断地出现在德国、新加坡、日本、韩国和国内的油画大展中。它成功地吸引了世人的眼球，人们力图从中探索出某种后现代的意味。

雨伞——难忍的心灵表白

1995年，方少华来到广州，潮湿闷热的南国气候使他很不习惯。不久他的腰椎病复发，整整一年没有下过楼。“这个时候我真切地认识到在后现代工业的环境中，作为人的脆弱。”广州、深圳等城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以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给了方少华强烈的视觉刺激，在以效率为标准的评判体系里，个体的生存方式，或者说诗意的居住追求，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甚至无人理会。“深圳的农民一夜之间转换角色，暴富之后是穿着拖鞋一头钻进奔驰汽车的。那么艺术追求在这种薄弱的人文环境中，也变得极其脆弱。”方少华向记者做了一个握紧腕部关节的动作，“这个时候我就创作了《防潮系列》”。

这个系列将方少华的艺术语汇推向更高的层次。每个画面都有从《大观园》一路承袭而来的立柱或拱门，但切割后的画面中，内容更加芜杂，它们是画家观察到的城市锈蚀现象，比如被污染的水源、雪山和天空，还有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为了防锈，方少华在画面中添加了一把雨伞。

这一系列作品延续到上世纪末，他关注的话题越来越丰富。比如汇率、网络安全、人类感情、精神偶像等。方少华还对经典作品进行另类解读，比如在将安格尔的《泉》嵌在画面中，左右是红柱，前面是一瓶矿泉水。再比如将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嵌入红拱门中，绅士的裸女食用的不再是水果和烤肉，而是盒饭，白色的泡沫饭盒尤其刺目。在梵高的《自画像》周围，画家不仅撑起一把雨伞并竖了六根红柱，还画了一只背部长出一只人类耳朵的老鼠，意思是用梵高的ＤＮＡ克隆的耳朵。这些作品以轻松的幽默诙谐给予某种现象以反讽，恰当地纾解了画家的忧患意识。“我要拉近经典与当下的距离。”方少华对记者解释说，“当代艺术对命题的指向往往是直白的。”

追忆——不仅是个人的心灵史

但是，指向的直白和调侃的爽快并没有让方少华满足，相反，他再次感到失落。那就是，作品的内涵经得起反复咀嚼吗？他还觉得，新表现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在许多方面并没有真正地完成，或者说其愤世嫉俗的哀怨多过积极的超越。

“现在，我开始转入内省。”方少华说。2007年以来方少华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主题——《似水流年》。就本次展览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些作品深刻地烙下了个人的记忆，《白猫黑猫》、《毛泽东选集》、《收录机》、《双节棍》、《奔驰车》等，都以象征性的器物和一个历史人物组成。这一连串历史片断，都熔进了画家的亲身经历。所以观众在作品前稍作盘桓，便一下子唤醒了沉淀的记忆，快速进入历史回望的状态。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毛主席曾17次畅游长江，最后一次他已经73岁的，那一次上岸后，‘文革’拉开了序幕。”方少华在14岁那年就参加过畅游长江的壮举，“那时候武汉每年要举行声势浩大的畅游活动，我在长江中用足吃奶的力气划水，却如同一滴水珠渺小，当然内心还是膨胀着激情。”所以在《横渡长江》这幅作品中，游泳的人与波涛相比特别弱小。还有一幅作品《我们都是向阳花》是本次展览中尺幅最大的，长达9米，贴了整整一堵墙，画面上茁壮成长的向日葵，有着梵高同类作品中的狂热，但背景色调发生了变化，一切都由观画者自己体味。配合作品展示的是那个时候唱响全中国的那首歌的歌词，想必“过来人”都能哼出那个时代唯一“软绵绵”的旋律，那个载歌载舞的旋律在当时激发了亿万民众那种类似宗教的情感。这种情感后来难以再现了，可能永远不会再现了。

那么画家想表达何种意思？方少华说：“今天我们得到了许多，但还应该问一声，我们失去了多少？为什么失去？或者反过来问一句：曾经拥有的，就值得拥有吗？”

《似水流年》系列以伤逝、感怀与抒情为主线，使画家回到色彩性与绘画性的语言，以一套套不同的浓烈颜色组合及绘画线条为主要的表现工具，在画上营造出气势、智慧、情操，柔美、惋惜与惆怅。方少华找到了一个更容易触动并激发民众内心体验并引起深刻省察的题材。在方少华看来，这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回避，相反它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和行为，这是一个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对理想和现实反思的最高综合。即使就形式而言，人的自由也只有在这种复杂的多维度的来回运动的游戏中，才能得到最高的实现。

童年的记忆 篇7

关键词：余华,童年经历

一、余华前期作品风格概述

余华的前期创作, 充满了“血腥”与“暴力”, 通过“冰冷”的叙述, 表现人性恶的一面。很多评论家说余华的血液中流动的是“冰碴”, 因为他总会以一种超乎常人的冷静心态去叙述每一场“暴力“与”死亡”。可以说, 这些“血腥”的场面, 已成为余华心中无法割除的烙印。在“鲜血”与“暴力”面前, 余华将施暴者、受害者、甚至旁观者从多个角度融入其中, 使作品更具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二、余华前期作品风格的具体表现

余华对“暴力”与“鲜血”钟情已久。在余华的众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例如, 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 余华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暴力”与“血腥”的世界。“我”为了维护心中的正义与抢夺司机苹果的村民们打斗, 结果是司机带着“我”的包袱跳上了抢苹果的拖拉机, 与村民一同消失在沉沉的暮色之中, 而“我”带着满身血迹, 在破旧不堪的卡车中等待着夜晚的来临。现实世界与“我”的憧憬存在巨大反差, 村民和司机用暴力粉碎了我的正义与梦想。因此, 余华写道“鲜血像是伤心眼泪一样流”。

如果说“鲜血”和“暴力”是余华用笔在狂欢, 那么“冰冷”的叙述更能体现余华前期小说的风格。在《现实一种》中余华这样描写 :“胸外科医生已将肺取出来了。接下去他非常舒畅地切断了山岗的肺动脉和肺静脉 , 又切断了心脏主动脉 , 以及所有从心脏里出来的血管和神经。他切着的时候感到十分痛快。他对身旁的医生说 : ‘我觉得自己是在挥霍’”。

在这两段文字中, 我们不仅领略到余华的“血腥”与“暴力”, 也感受到余华超然于外的冰冷所引起的惊悚感, 给人一种直觉化的冲击力。

三、余华前期作品风格的影响因素

(一) “血腥”因素

余华在《现实一种》的前言里写道 :“对于死亡和血, 我却是心情平静。这和我童年生活的环境有关, 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经常坐在医院手术室门口, 等待着那位外科医生的父亲从里面走出来。我的父亲每次出来时, 身上总是血迹斑斑, 就是口罩和手术帽上也都沾满了鲜血。有时候还会有一位护士跟在我父亲的身后, 她手提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

在这种特殊的生活环境中, 余华比其他同龄人有更多机会接触到“血腥”与“死亡”的场面。余华是胆小的, 但命运却给他安排了一个充满恐惧的生活环境——医院。这样, 就意味着余华需要不停地与自己内心的恐惧进行较量。虽然, 作为一个孩子而言, “血腥”、“死亡”这些词可能还很陌生, 但是, 余华却早已习惯了这些常人感到恐惧的“血腥”场面。因此, 在余华前期的创作中, 大量“血腥”场面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冰冷”因素

也许是习惯了医生们对待生命的自然常态, 面对死亡场面, 余华变得异于常人的“冷静”。甚至会在夏天炎热的午后, 跑到阴暗的太平间, 躺在里面睡一个舒服的午觉。这种特殊的童年经历让余华在创作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冰冷”。

在《现实一种》中, 余华运用冰冷的语言, 描写了一群医生虐尸的场面。“女医生拿起解剖刀, 从山岗颈下的胸骨上凹一刀切进去, 然后往下切, 一直切到腹下……那长长的切口像是瓜一样裂了开来, 里面的脂肪便炫耀出了金黄的色彩, 脂肪里均匀地分布着小红点。接着她拿起像宝剑一样的尸体解剖刀从切口插入皮下, 用力地上下游离起来。不一会山岗的胸腹的皮肤已经脱离了身体像是一块布一样盖在上面”。

从切开死者的皮肤, 到完成对尸体肢解的整个过程, 余华对整个解剖场面进行冰冷的机械化描写, 这样娴熟且专业的描写, 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人根本无法呈现出如此鲜活的文字。而这份记忆恰巧与余华童年的医院生活环境不谋而合。

(三) “暴力”因素

社会颠覆是余华“暴力”因素的直接导火索, 余华的童年就是在颠覆性的潮流——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他既是这场社会颠覆的见证人, 也是心灵的受害者。在十年的浩劫中, 余华看到的是神色凝重的人们, 还有“暴力”的“革命”活动。社会的动荡与混乱, 使余华的童年生活充满了不安, 这也是他前期“暴力”创作的重要原因。

在《一九八六年》中, 我们看到被迫害的历史老师, 他通过自虐、自残的方式来反映文革对无辜人们的戕害。例如 :“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 锯齿对准鼻子。……钢锯开始锯进去, 鲜血开始渗出开。于是黑乎乎的嘴唇开始红润了。不一会钢锯锯在了鼻骨上, 发出沙沙的摩擦声”。

本是一个胆小、谨慎的老师, 却成为“文革”的牺牲品。在颠覆的时代里, 已无秩序可言, 同事关系四分五裂、血缘亲情丧失殆尽, 人们彼此背叛, 生活中到处是冷漠与恐慌。这种异化的社会, 让余华过早的体会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脆弱, 也看到了社会背后的伦理危机, 这些都对余华前期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 特殊的童年经历对余华的性格以及写作风格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前期“冰冷”、“血腥”、“暴力”的创作风格都是特殊童年经历的重构, 或者, 我们可以说, 余华一直都是在记忆中远行。

参考文献

童年的记忆 篇8

一、童年期受虐待个体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现象

1. 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

自传体记忆是指对个体经历过的所有生活事件的回忆, 其中包括了对感知觉、情景记忆、语义记忆、自我表征等成分提取的复杂过程, 是自我记忆系统的核心部分。自传体记忆应用于临床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对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的研究。研究者将被试在研究中提取的自传体记忆分为具体记忆和概括记忆两种, 具体记忆指所提取出的回忆是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持续时间不超过一天的事件;概括记忆指所提取出的回忆是那些重复发生或持续时间超过一天的事件。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就是指在对自我相关事件的回忆中, 个体不能按要求提取特定时间内的具体性记忆, 而倾向于回忆那些过度概括的记忆或类别、重复的事件。

2. 童年期受虐待个体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

Melchert (1996) 研究发现, 有被虐待童年经历的被试在评估他们一般记忆的质量或是最早的早年记忆的质量时, 与控制组没有差异。Burnside (2004) 在群体被试中发现在较早的童年经历性虐待的被试检索更多的绝对化的记忆。但是Aglan和William (2010) 研究显示只有性虐待是与过度概括化的记忆相关的, 而其他的童年期不幸与之无关。综合多篇关于报告有童年期被虐待经历的被试的自传体记忆的研究, 均得出下面的结论:童年期被虐待经历是与回忆具体性自传体记忆的困难相联系的, 有童年期被虐待经历的个体倾向于提取出过度概括的记忆。

二、童年期受虐待个体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现象的机制

1. 情感调节假说。

对童年期被虐待经历的人所表现出的自传体记忆具体性上的缺陷, 最广泛引用的解释是“情绪调节假设” (Williams, 2007) , 认为过度概括的记忆是一种情感调节策略, 用来阻止对痛苦自传体事件 (如虐待) 细节的通达, 具体记忆引发的是初级情绪, 概括记忆则能保持与具体情节的分离, 阻止初级情绪事件的回忆。研究显示, 提取具体性记忆的能力是在童年期在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下逐步发展的, 那些更加复杂地构建一个生活故事的能力直到青少年期都在发展。所以Williams (1996) 提出过度概括的记忆或许是在童年期创伤正在经历时发展的, 那时可供选择的更主动的应对方式不能获得, 如果过度概括的记忆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回避形式, 个体对某一种回避形式的依赖会与过度概括的记忆产生某种关系, 自传体记忆的提取风格就形成了。

2. 执行功能受损的理论。

执行控制受损理论认为自我记忆系统中记忆是分层级存储的, 概括记忆在具体记忆的顶层, 成功提取记忆需要两种不同的执行控制:一是在自传体记忆库中搜索具体记忆, 同时抑制非具体记忆。执行控制能力降低将难以抑制不恰当的记忆, 而提取非具体记忆, 作出反应。二是需要贯穿自传体记忆的层级, 从顶部的概括记忆到底部的具体记忆。如果执行控制较差, 就难以从顶层贯穿到底层搜索具体记忆, 将顶层的概括记忆作为反应。该理论一度被认为不适用于解释童年期受虐个体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现象, 后来的研究将视角转向侵入性的想法以及消除这些想法的努力而造成的执行功能的不足。假定是执行功能的限制导致具体的回忆更困难, 因为一个自上而下的或“生成”记忆的搜索依靠有效的程序来完成, 包括保持提取模式和在工作记忆中记忆搜索的结果, 以及抑制不相关的、可能产生妨碍的绝对化的信息。创伤的幸存者中, 侵入性的想法确实可以预测记忆的过度概括性, 而在没有创伤体验的样本中, 记忆的过度概括性是同执行能力的减弱以及抑制的失误相关的。

3. 情绪障碍的作用。

许多研究表明, 创伤经历并不是过分概括化自传体记忆产生的充分条件, 那些有创伤经历但没有形成长期的情绪障碍或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并没有表现出这一现象。创伤经验与自传体记忆的关系是复杂的, 受到创伤本身特征、应对方式、创伤发生的年龄、心理体验等因素的影响。Valentino (2009) 的研究显示有创伤经历的青少年比无创伤经历的青少年在抑郁和焦虑水平这两个指标上都高。过度概括的记忆与情绪障碍症状的相关性比单纯的创伤经历高, 所以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有创伤经历的人过度概括的记忆的原因, 可能是由于创伤导致其出现情绪障碍症状, 而情绪障碍症状导致过度概括的记忆。

三、脑和生理方面的解释

Sapolsky (1985) 的研究显示, 长期处于压力条件下会导致海马回中神经元数量的减少, 这可能影响很多种记忆功能, 包括回忆事实和事件。进而假设童年期受虐待个体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这一模式反映了压力引起的海马回的损坏, 导致一般的情节记忆的受损, 但是证明这一解释的神经解剖学和行为的证据都比较混乱。同样的, 创伤体验会诱发激素和神经化学水平的变化, 这一变化或许就会导致记忆的增强和损坏。

综上所述, 关于童年期受虐待个体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现象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得到一致性的解释。随着研究手段的不断发展, 将会有更多新的方法应用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中, 继续丰富该领域的研究内容, 拓展研究范畴。相关的研究结果可以也很好地运用到对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等问题的心理治疗中, 为不同原因导致的心理问题提供治疗依据。

参考文献

[1]刘娟娟.儿童虐待问题研究概述[J].青年研究, 2008, (2) .

[2]Valentino, Toth, &Cicchetti.Autobiographical memory functioning among abused, neglected, and nonmaltreated children:the overgeneral memory effect.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09, 50 (8) :1029-1038

[3]张镇, 张建新.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现象及其机制的临床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 2008, 16 (2) :157-160.

[4]Bunnell, &Greenhoot.When and why does abuse predict reduced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specificity?Memory, 2012, 20:2, 121-137

[5]Sumner, Griffith, Mineka, Rekart, Zinbarg, &, Craske, .Overgeneral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nd chronic interpersonal stress as predictors of the course of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Cognition and Emotion, 2010, 25 (1) :183-192

[6]Brewin&Soni..Gender, personality, and involuntary autobiographical memory.Memory, 2011, 19 (6) :559-565.

抽屉里的童年记忆 篇9

丝线

三年级时，女孩子最宠爱的东西便是彩色丝线。那段日子里，教室里最常见的便是女生围成一堆，互相炫耀自己刚买的丝线。课间，男孩子们都跑出去“疯”了，我们女孩子纷纷拿出自己的珍藏，双手撑起，手指上下翻飞，不一会儿，长长的一条丝线就变成一条手链，自己欣赏一番后，好友之间还会相互赠送。虽然编这种东西，花了我们的时间，也花了我们的零用钱，但这五彩缤纷的丝线给予了我们无穷的乐趣。

星星纸

四年级时，我们又都迷上了折纸星星。折星星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彩纸，一种是塑料管儿。下课后，我们都成了文静的淑女，坐在座位上折起小星星。折好的星星只有指甲那么大，上面还绘有美丽的花纹，蓝的、粉的、橙的、黄的、绿的、紫的……我们是那么专注，那么投入，调皮的男孩子们永远无法理解，有时他们会来捣乱，把我们的星星撒一地，女生们就收起淑女的风度，一拥而上，把“破坏分子”教训一回。

橡皮泥

五年级时，我们又被“拉面”这小玩意迷住了。“拉面”是一种橡皮泥，装在塑料小盒里，一有时间，我们就把橡皮泥从衣袋里掏出来，美滋滋地甩着、拉着、捏着。细看，带有韧劲的“拉面”千姿百态，但最好玩的还是把它轻轻一抖，便变得老长老长的，再一折，再一抖，再一折，再一抖……几分钟后，有着许多细丝的“面条”就出来了，女孩们都为自己能抖出“拉面”而洋洋得意，喝彩着，尖叫着……

已经陈旧的丝线，已经黯淡的纸星星，已经变成小棍棍的“拉面”，浓缩了我们多少欢声笑语啊！那一天晚上，我收拾好房间后，沉浸在童年美好的记忆中，久久不能入眠。

（指导老师 朱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