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通用12篇）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 篇1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对于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一方面, 可以保证受害者得到及时的赔偿;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企业防范风险, 稳健经营, 但是目前这项保险在我国尚未得到有效实行。

笔者认为政府应立法推行“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成本由政府和企业合理分担, 并通过保险费奖惩条款、梯级浮动保险费率等具体制度设计, 根据企业产品评估的安全风险状况来确定保费, 以促使企业为降低成本而更加重视食品安全, 使之成为提升我国食品安全状况的一种新的有效路径, 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实行社会和谐与稳定。

一、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之概念与作用

(一) 食品安全责任与责任保险

食品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 食品安全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产品责任, 而就产品责任的属性而言, 它是一种侵权责任。因此应受到《侵权责任法》与《产品质量法》的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由于保险所具有的社会“稳定器”和“助推器”的功能, 责任保险的存在能够降低社会成本, 分担社会责任, [1]在增强责任主体责任承担能力的同时, 保障了法律责任的实现, 有助于更好维护法律的尊严, 保证法律的贯彻实施。责任保险主要适用于危险责任领域, 如产品责任、事故责任、环境污染责任等。因为在这些危险领域, 需要实行严格责任以保护受害人。

(二)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之作用

基于我国目前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状况, 在我国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与现实意义, 首先是保证受害者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得到及时有效的民事赔偿, 从而避免“零赔付”现象的出现。其次, 有助于重塑消费者信心。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推行可以为百姓的餐桌多加一层保护, 从而有利于重塑消费者信心。第三,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有助于企业有效转移产品责任风险, 避免重大经营危机甚至灭顶之灾, 实现持续稳健经营。[2]最后, 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督促相关企业履行其依法承担的食品安全责任, 从而从源头上规范市场秩序、提升食品安全。

二、构建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对于提升我国食品安全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也是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一种重要途径, 但是目前现实状况是保险实务中未能得到有效实施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于责任保险, 国际经验通常是通过立法来强制推广, 以保障消费者权益在受到损害后能获得足够的保险赔偿。笔者认为,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亦有强制推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应通过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来为食品厂商强制加一把“安全锁”。

关于为什么需要强制保险, 目前大部分学者的著述均认为是基于其作用和功效, 笔者认为这没有从实现强制保险之本质出发, 即并不是因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有若干作用我们就要强制推行。而是因为市场机制不能有效的促使该项保险自然运行, 如人寿保险也很有意义但不需要我们强制推行, 因此必须通过政府和立法等手段来调控, 强制推行食品安全责任。

(一)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符合实行强制保险的条件

强制保险又称为法定保险, 它是“通过国家颁布有关的法令、法规形式强制被保险人参加的保险”。[3]有学者认为, 商业保险要实行强制投保, 一般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即风险造成的危害较大;赔偿责任较重;投保人投保该险种时存在严重逆选择行为;风险发生比较普遍。[4]还有学者认为实行强制保险应当满足以下要件, 首先, 保险缺失会对公众利益和社会稳定带来较大影响;其次, 市场缺失商业保险或者商业保险不能满足投保人需求;第三, 虽然存在商业保险, 但由于各种原因, 保险有效需求不足或者实际供给不足。[5]

(二)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下的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必然选择

保险在于事前减少风险, 当出现事故面临责任承担问题时减少需承担的赔偿责任, 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有利。而现实状况是:第一, 企业不投。大企业存在侥幸心理、小企业无力承担, 这要求我们应当分类设置保险合同和条款、以及费用。第二, 保险公司无利益驱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成本较大、流程复杂、安全事故多、市场需求少, 盈利较低, 因而保险公司主动创设和推广热情不足。第三, 当消费者遭遇事故时, 特别是重特大事故时, 一方面由于涉及诉讼成本与周期、维权积极性差, 赔偿往往不能及时到位:另一方面, 大的事故企业往往面临破产倒闭, 无力承担赔付责任, 得不到救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政府及其代表的公众利益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最大受害者, 也是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最大受益者, 因此应该成为强制责任险制度的最积极推动者, 所以政府应主导积极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三、构建我国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之设想

(一) 价值追求———使之成为保障食品安全的一种新的有效路径

预防和制约食品相关企业保证其食品安全的传统路径是:规定该项义务不履行所要承担的责任:如按《侵权责任法》规定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按《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面临罚款等行政处罚, 甚至触犯刑法要承担刑事责任, 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 》降低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入罪门槛, 加重了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行为的处罚, 增加了食品安全渎职罪。但是现实中传统路径存在的问题是:所要的责任设置都在违法行为发生后并且受害者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才发生, 再加之食品安全监管不可避免的会存在漏洞, 部分消费者因为维权的路径复杂成本过高很多时候会放弃维权, 因此一些食品企业会存在很大的侥幸心理:认为“首先我没有那么倒霉会出问题被查出来, 第二就算被查出来也不一定会被追究严重责任, ”在这种心理下现实中食品安全事故屡见不鲜。

而通过责任保险制度的设计, 可以通过追求经济效益降低成本的路径更有效地促使食品生产企业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生产环节中去保障食品安全, 使之成为保障食品安全的一种新的有效路径是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追求之最大价值模式如下:

强制购买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企业的固定成本, 因此必须核算入总成本。C=*+*+*+B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保费根据其企业产品评估的安全风险状况来确定, 产品越安全, 保险费越低, 其总成本也就越低。B=f (x) 产品上市后长期的表现, 即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的数量多少作为下一保险合同中衡量保费的参数, B=f (x, y) 。

(二) 如何为食品安全强制责任险的推行确立法律依据

关于如何为食品安全强制责任险的推行确立法律依据, 目前有学者的主张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修订新《食品安全法》, 将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列入其中;二是单独立法, 参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笔者认为, 现行的《食品安全法》主要侧重于对食品安全的监管, 对食品安全责任中的刑事和行政责任的追究, 尽管规定了民事责任的优先权, 但现实中食品生产企业的责任承担能力往往比较弱, 不足以应对相应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因此, 在我国建构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首先需要对食品基本法——《食品安全法》进行必要修订, 具体做法为在第四章食品安全生产经营中第增加一条规定“食品必须已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方可上市流通, 否则将责令其召回全部产品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在此基础上, 可以由国务院根据《食品安全法》和《保险法》制定《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对于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适用范围、投保方式、保险费率、责任范围、赔偿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 以规范和指导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推行。

四、结论

综上, 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作为一种有利于保障消费者利益、食品安全监管和减轻政府负担的有效手段, 从现实和理论角度出发, 都将成为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制度建设的必然选择。该制度内涵符合社会本质要求和社会发展阶段实际, 更符合人民基本利益保障的需要, 尽管在我国建构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但理论和实践中, 建构这一制度既是必然的都是可行的, 因此我国应通过修订《食品安全法》, 制定《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并完善相关具体制度设计, 加快推行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 以便更好地发挥该制度的作用, 使之成为提升我国食品安全状况的一种新的有效路径。

摘要：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令人担忧, 责任保险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 而基于市场机制下多方主体的博弈结果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性质,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必须强制推行,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通过修订《食品安全法》, 制定《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并完善相关具体制度设计, 加快推行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 以便更好地发挥该制度的作用, 使之成为提升我国食品安全状况的一种新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必要性,可行性,制度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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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年冬.浅谈我国产品责任保险体系的构建[J].区域金融研究, 2009, (4) .

[3]陈立双, 段志强.保险学[M].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5, (8) :46.

[4]申曙光, 肖尚福.对我国实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思考[J].上海保险, 2006, (2) .

[5]谭湘渝, 许谨良.我国实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基本问题研究[J].保险研究, 2008, (6) .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 篇2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加强对食品安全工作的管理力度，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及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精神，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各办和行政村。

第三条

本制度所指的食品安全责任，是指公务人员或其他工作人员在执行食品安全公务时，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造成一定后果的行为需被追究的责任。

执行有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机构工作人员的食品安全责任追究，也适用本制度。

第四条

食品安全责任的追究形式分为通报批评、责令作出检查、诫勉、纪律处分。

第五条

食品安全责任追究必须坚持下列原则：

（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原则。追究食品安全责任，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相关法律、法规为准绳，客观、公正、准确地认定过错事实，恰当地追究责任。

（二）从严治政、有错必纠原则。坚持有错必纠、有错必究，不姑息迁就任何过错责任人。

（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追究食品安全责任，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监督检查与改进工作相结合。

第六条

各办和各行政村负责人对食品安全工作有失职、渎职情形或者负有领导责任的，依照本制度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一）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对事故进行隐瞒、谎报、缓报或者授受他人隐瞒、谎报、缓报，阻碍他人报告，信息报送不及时的。

（二）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未采取积极有效的事故救援和调查处理的；拒绝、阻碍、干涉食品安全事故调查工作正常进行的。

（三）对食品安全举报、投诉未及时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在行政许可、认证、检查、处罚等行政行为中不遵守法定条件和程序，甚至失职、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的。

（五）其他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失职行为。

第八条

对责任人需被追究的责任，根据其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理或处分。

（一）情节轻微、损害和影响小的，或尚未造成损害后果的，对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

（二）情节较重、损害和影响较大，责令责任人书面检讨，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三）情节严重、损害和影响重大，对责任人给予记大过或降级处分。

（四）故意违法执法、徇私舞弊、严重失职的，除情节恶劣、损害和影响极其重大已构成犯罪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对责任人按情节给予降级、撤职直至开除的处分。

第九条 对重大或较大食品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有失职、渎职情形或者负有领导责任的责任人需追究责任的，应从重处理。

（一）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是指一次事故造成1人以上（含，下同）死亡或者中毒人数超过10人以上的；发生自然灾害情况下或者全国性重大活动期间出现死亡或者中毒人数超过20人以上的。

（二）较大事故是指食物中毒患者超过30人或1人以上死亡的事故；学校、幼儿园等公共餐饮场所和地区性或全省性重要活动期间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以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产生重大影响的其它食品安全事故。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据实向当地有关部门报告重大食品安全隐患，有权向上级有关部门举报当地有关部门不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或不按规定履行职责的情况。接到报告或举报的有关部门，必须立即组织对食品安全隐患进行查处，或对不履行、不按规定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况进行调查处理。

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xxx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并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xxxx食品安全办公室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 篇3

关键词：食品安全；民事责任；食品安全事故；消费者；诉讼

食品安全，最关键的问题是对食品安全概念和涉及范围的认定，关于食品的解释，往往是笼统的，没有清晰的表示。个人认为，需要把初级农产品的描述纳入《食品安全法》，要求食品的制造者与生产源也要对食品安全负责，抓住食品的制造者就等于控制了食品的源头。

食品流入市场则主要依靠行走于全国各地的各级经销商，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各地的监管单位显得力量单薄，对降低食品安全事故起不到最根本作用。所以，应该考虑市场连带责任的实行，如果此责任得到实施，就算企业倒闭，也能找到相关负责人或单位，不至于拿不到赔偿。更重要一点，此责任能够督导责任人或单位负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将举证加入到《食品安全法》，只要食品链条上的相关责任人，包括生产人与经营商户，能够证明他们的食品没有问题，他们就不需要为事故负责。而关于赔偿，应该以受害者的直接损失为准，不能低于最基本的赔付额度，减少老百姓的诉讼压力。如果发生群体性的食品安全事故，而且是因为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力或者不作为造成的，也应该本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处理。

一、食品安全民事责任的含义

民事责任是民事法律责任的统称，法律上的解释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因一方实施了民事违法行为，导致另一方民事权利收到损害或者基于法律的规定而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文规定，对违犯法律，给消费者的健康构成伤害的需要担负所造成后果的责任，包括赔偿。所有参与食品生产、制造、运输、经营的个人或者团体，需要对因为食品安全所造成消费者或者消费群体的损失负责。

食品安全民事责任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食品安全民事责任是以缺陷食品为前提，在我国的《食品安全法》中，还找不到关于“缺陷”的解释，只好从《产品质量法》中找到些许对照，“缺陷”指的是食品有侵害消费者安全的潜在威胁。第二，食品不安全不但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对精神也会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对人身体的伤害是首当其中的，人们会引起疾病，糟糕的情况下会导致死亡，比如前些年假酒所造成的严重事件。除此之外，食品不安全对人精神造成的伤害也是惨痛的，它会持久的存在受害者的精神层面，很难短时间消除。第三，食品不安全具有大规模的侵权性，食品安全威胁的不是一个人的安全，而是所有人，如果稍一闪失，所造成的灾难必然是大规模的，让人教训惨痛，伤害深远。

二、食品安全民事责任的归责

一般意义上的错误责任，指的是某个人的意识是否是故意或者是无意，有没有负起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及义务，他的所作所为有没有按照交易中的规则行事。所以，所有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个人或团体，包括生产、制造、运输、销售，必须履行相应的责任。如果涉及人员能够证明他们在执行中没有失误，就可以不必承担赔付责任。目前我国的相关规定还没有明确指明关于归责的一致规范，问题真正出现在司法活动中时，仅仅依靠《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中的条目进行约束或者判断。

三、健全食品安全民事责任的重要性

监管力量淡薄：参与食品活动的个人、经营户、生产商遍布全国，相比而言，监管部门的力量便淡薄了很多，面对庞大的食品制造体系，监管人员不可能全方面做到位，漏洞肯定存在。而监管单位的力量并不是统一的，各单位之间执行的标准有的也会出现差异，甚至会相互矛盾，让食品制造商不知道该执行哪一条。因为监管单位各行其是，一旦出现问题互推责任，造成一些相当负面的影响。

监管技术与信息没能及时跟上科技的发展：食品安全对科技要求非常高，应该配备职业化的人员与检测设备，需要对各种农药残留、食品添加剂、重金属进行取样、检测，如果监管单位的设备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依旧使用陈旧的设备，是很难检测出上述威胁的。另外，信息得不到及时的沟通也是食品安全领域的一大诟病，出现问题不及时公开，更有甚者会故意隐瞒，对社会对消费者极不负责。

当前法律的漏洞：当前对产生食品安全事故的解决办法，只是简单的执行行政处罚与刑事责任两方面，表面上违法分子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受害者却很难得到应该有的补偿。《食品安全法》作为我国食品安全方面的基本法律，在实行过程中，更侧重公权方面，对私权方面的解释以及对个人的保护非常少，是一个空白位置。对于违犯《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过多的从行政与刑律方面定性，而对于民事方面的规定几乎没有。行政与刑律更侧重的是稳定社会秩序，而民事责任会更多的向消费者提供帮助。

四、国外食品民事安全民事责任制度与评析

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吸取了以往教训深刻的食品安全责任事故之后，通过不断努力与改进，已经形成较为完善与成功的制度。每个国家的国情与发展水平不同，但在一些法律的制定上可以得到一些经验，对改善自身不足提供帮助。下面以美国的食品安全民事责任制度为例进行简单的介绍：

美國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先后颁布实施了三十几部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最权威的有《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肉类检验法》、《公共卫生服务法》、《美国产品责任法》。这些法律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体系。

在美国，所有关于食品的人员，乃至每个环节都把责任落实到位，如果食品有不安全威胁存在，检测单位会根据问题存在的环节直接找到责任人。能够最快的查到威胁的源头，不但提高对失职人员的惩罚时间，还对整个食品产生的过程提供更安全的保障。对于消费者的赔偿，美国法律要求赔偿受害者的一切损失，补偿需要一次性补偿完毕。完善的法律体系是美国食品安全的稳固支撑，也使美国老百姓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有了强有力的保障，因为法律的普遍，美国老百姓也喜欢使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五、我国食品安全民事责任的完善

我国食品安全民事方面的空白还需要如下几个方面的完善：第一是初级农产品方面，用作食品的初级农产品应该纳入食品安全法的修改之列，随着整个农业进入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很多初级农产品是通过工业化的模式生产出来的，有一些在实质上基本属于产品的范围。第二，农产品的责任承担对象模糊。我国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对一些责任的认定含含糊糊，一点也不清晰明了，只是简单的提到责任，并没有详细的认定，有些地方的认定甚至出现冲突，属于刑事责任同时又属于民事责任。第三，市场主要民事责任制度缺失，这里主要包括食品的认证以及检测机构，还有食品的监管单位。不能排除某些机构因为个人私利益而发布虚假的认证，某些监管单位又不认真负责，从而酿成事故。第四，消费者维权的意识淡薄以及成本偏高，加上举证的困难，从而使消费者真正面对的时候望而却步，从另一方面助长了违法分子的嚣张。

六、结语

社会在不断进步，科学也在不停进步，在人类不停发展进步的同时，食品工业也在趁势而起，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在不停的显现，其中食品安全最为严重。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对食品安全的观念相当淡薄，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不知道该找谁投诉，食品安全事故因而不停发生，尽管国家下重拳治理，却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民以食为天，可以看出食品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也能看出食品安全对人类所带来的威胁与伤害的严重性。我国食品安全方面的主要问题有初级农产品责任划分不健全，昂贵的维权成本，还有民事赔偿方面的诸多问题。综上所述，健全民事责任，使用高效的法律制度，会使食品安全方面产生强烈的震动，使社会各阶层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发生质的改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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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我国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制度构建 篇4

(一) 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目前, 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不容乐观, 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是指由食品引发的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的事故, 包括食物中毒、食源性疾病和食品污染等。近年来, 视频安全事故层出不穷, 像苏丹红事件、晋老陈醋勾兑事件、白酒塑化剂事件、大头娃娃事件以及08年震惊全国的毒奶粉三聚氰胺事件, 对消费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对公众对食品市场的信任度非常恶劣的影响。

(二) 现行的赔偿方法

一般来说, 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 受害者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获得赔偿:一是生产者、销售者, 二是政府。在上述的食品安全事故中, 以三鹿三聚氰胺事件为例, 河北省政府在事件曝光后决定对三鹿集团停产整顿, 2009年1月22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三鹿集团作为单位被告, 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被判处罚款人民币4937余万元。在2009年11月, 石家庄中院裁定, 终结已无财产可支配的三鹿破产程序, 三鹿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 这也就是说, 肾结石患儿将无法从三鹿获得任何赔偿。这种情况下, 中国乳协协调有关责任企业出资筹集了总额11.1亿元的婴幼儿奶粉事件赔偿金, 用于一次性赔偿金以及建设医疗赔偿基金。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是经原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批准成立的行业性社会团体, 业务上接受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指导。而在相关责任企业中, 例如伊利、蒙牛等大型乳制品企业中, 国家均是控有股份的。因此可以看出, 这些赔偿金是国家行使行政职能, 运用国家在相关责任企业中的控股权, 协调筹集赔偿金。也就是说, 三鹿奶粉事件最后实际上就是国家赔偿患儿。

由于食品安全事故的特殊性, 导致其一旦发生涉及范围极广, 责任企业往往由于巨额罚金和信用危机而导致破产, 受害者赔偿部分属于普通债务, 是在企业员工的工资社保和抵押债券等之后的,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 受害者都是难以得到企业赔偿的。因此, 便由国家出钱, 来弥补受害者的损失。

(三) 现行赔偿方法的利弊

由国家赔偿或补偿消费者的方法, 其既有利也有弊。首先, 在食品安全事故中, 国家相关的检测部门往往存在着疏忽, 由于把关不严或技术标准落后, 而使得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要求的食品上市销售, 在此种情况下, 国家作为相应的责任主体是应付赔偿义务。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企业在食品安全事故中应承担更为严重的责任, 很多企业明知生产的是伪劣产品而发放到市场上销售, 发生事故后遮掩隐瞒, 最后企业破产无力赔偿, 由国家来赔偿, 虽然国家财政可以确保受害者得到应有的赔偿, 但是这种方式并不符合责任构成的要求, 倘若长此以往, 用国家财产赔偿受害者, 其实也就是用纳税人上缴的税费来赔偿受害者, 相当于“自己赔偿自己”, 这是明显不合理的。因为, 笔者认为国家赔偿这种方式有其优点, 但于法理上并不合理, 所以应当在国家赔偿这一方式之前建设一个新的制度来保障食品安全事故中受害者的求偿权, 并且能让受害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和补偿, 那就是构建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二、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内容

基于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在我国实行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是一个能缓解甚至解决目前困境的方案。所谓食品安全责任险, 是指经营食品的企业向具有食品责任保险经营资格的保险公司投保, 在发生食品安全问题造成受害人人神或财产损害事故后, 受害人可以以消费凭证向保险公司要求赔偿, 保险公司则应依法在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的一种保险制度。根据我国《保险法》相关规定, 责任保险合同中一般存在三方当事人, 即投保人、保险人和第三人。在食品责任强制保险中, 投保人即为生产经营食品的企业, 保险人即为相关有经营资格的保险公司, 而第三人则是由于投保企业产品而产生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受害者。构建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必须将这三方的权利义务划分清楚合理, 才能保证此制度能够顺利执行, 下面笔者就这三方当事人以及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具体内容进行分析。

(一) 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人

由于保险经营的行业特点, 对保险人的信用要求高, 故各国保险法对保险人的主体资格均作出严格规定。食品责任保险作为责任保险的一种, 其可能涉及的第三人更为广泛, 因此对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人更应加以严格规定。

1.保险人的主体资格

首先, 对于保险人的主体资格, 我国《保险法》第10条中规定:“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 并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在食品责任强制保险中, 保险人就是指与食品的生产经营企业订立食品责任保险合同, 并承诺在食品责任事故发生后, 依照法律或合同规定承担一定数额赔偿义务的保险公司。

食品安全事故一旦发生, 涉及范围可能很广泛, 赔偿数额可能非常巨大, 所以保险人作为事故发生后首先赔偿受害人的一方, 其应具有充足的资金来保障受害人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赔偿, 否则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 对保险人主体资格的认定, 应综合考虑其注册资本、经营能力、财务状况以及出险理赔速度等因素。例如, 可以规定注册资本在一定数额以上、公司持续几年盈利、财务报表连续几年没有虚假、公司持续几年出险理赔纠纷的比率低于百分之几的保险公司才可以经营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业务。

2.保险公司的经营模式

对于强制责任保险的经营模式, 目前国际上有两种选择方向:一种是以公益为主要目的, 由政府主导, 保险公司只承担代理责任的经营模式;另一种是以盈利为目的, 引入市场机制, 由保险公司自助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前者有利于建立推广食品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适宜在刚开始推行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时适用。但是保险公司毕竟还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法人组织, 盈利才是最终目的。倘若长此以往, 保险公司会失去经营此险种的积极性, 并且以其他险种盈利的资金或国家财政来承担赔偿, 也是不甚理想的。因为笔者认为, 在食品责任强制险制度实施初期, 可以由政府主导, 帮助扶持保险公司经营, 并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 一旦食品责任强制险的实施进入轨道, 就应该引入市场机制, 利用保费投资增值, 来作为理赔的资金保障。

3.保险人应承担责任的范围

对于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 笔者认为保险人应仅就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 即食物中毒、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 而对于食品本身质量瑕疵, 例如包装破损、说明不符等情况, 属于违约责任, 并非侵权责任, 故不在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应承担的范围内。另外, 根据可预见性原则, 保险人应只对直接损害承担责任, 例如受害者的死亡赔偿、伤残赔偿和医疗补偿等, 而对于间接损失, 例如误工费等, 由于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难以预见和估量, 故不属于保险人的责任范围之内。

(二) 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投保人

对于保险法律关系中的投保人, 我国《保险法》第10条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 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落脚到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中, 有的学者认为应当以企业的销售额作为是否投保的衡量标准, 这种方法认为销售额低的企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或食品摊贩影响的范围较小, 无需投保。但是所谓风险总是无处不在, 上述小型企业和生产者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影响范围是较大型企业小, 但是由于其经营规模小、固定资本少, 一旦发生事故, 基本不可能完全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倘若依销售额来决定是否需要投保, 就等于间接的放弃保护一部分消费者的利益, 这与食品责任强制险制度的立法宗旨也不相符。所以, 笔者认为, 所有的食品生产者均应当强制投保, 生产者的销售额可作为缴纳保费的参考标准。

(三) 食品责任强制保险中的第三人

食品责任强制保险中的第三人, 是指由于食品安全事故而受损的第三人, 这就排除了食品经营者, 即食品经营者由于食用自己生产的食品而遭受损害的, 保险人应不予赔偿。并且, 根据最大诚信原则, 食品生产者明知自己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违反告知义务, 对保险人隐瞒实情的, 或受害者明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故意食用所造成的损失的, 保险人应不予赔偿。

另外, 在食品责任强制保险中, 第三人是否有权直接向保险公司求偿的问题在这里也值得注意。我国《保险法》第65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 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 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 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 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 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 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该条款肯定了第三人的部分直接请求权,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 若生产者怠于请求保险公司赔付的, 受害者有权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自己的损失。

(四) 关于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限额、限期问题

首先, 保险限额是保险合同上载明的保险人所承担的最高赔付金额。由于责任险的赔偿数额巨大且具有不确定性, 导致保险公司经营的风险很大, 所以需要保护保险人的利益, 对赔偿限额明确规定。笔者认为, 在食品责任强制保险中, 应当规定两项赔偿限额, 一是每次事故的赔偿限额, 二是保险单累计赔偿限额。其次, 保险期限是指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范围。关于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期限, 可以参照产品责任保险和机动车交强险的规定, 采用1年为保险期限, 期满之后可以续保。

三、结语

虽然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在我国的保险行业领域尚是未知领域, 但是其已经逐渐得到学术界和一些国家的重视。由于食品安全事故频发, 国民要求保障食品安全的呼声愈来愈高, 食品责任强制险是一个很好的补偿手段。当然, 它的作用并不能达到完美, 在保险不能够完全赔付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由国家进行赔偿, 例如有的学者提出的国家出资建立专门的补偿基金等制度, 但是首先还是应该由保险来解决食品安全事故的赔偿问题。这样既能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最重要的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弥补受害人的损失。食品责任保险制度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最后一环, 也是广大消费者人身、财产权益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曾宪义, 王利明.保险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傅廷中.保险法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3]李倩倩.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探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1 (7) .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责任制度 篇5

为加强学校食品卫生管理，有效控制学校食品安全，保障师生员工身体健康，推动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进一步落实，全面开展食堂食品安全自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加强食品安全事故防控，确保广大师生饮食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和《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食品与食品原料采购进货查验制度

第一条

购进的任何食品一律应当进行实地查验。

第二条

在购进食品时，应查验证明供货方主体资格合法有效证件，并按批次向供货方索取证明食品质量符合标准或规定，以及证明食品来源的票证，并保存原件或者复印件。

第三条

经营包装食品的，要对食品包装标识进行查验教对，主要查验内容包括：

①查验食品包装是否有中文标明的商品名称、生产厂家名、厂址；是否在包装上显着位置清晰标明食品名称、配料清单、配料定量、净含量和沥干物（固形物）含量。特殊膳食用食品是否在显着位置予以清晰标示能量营养素、食用方法和适宜人群的。

②是否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贮藏说明、产品执行标准、质量等级。

③对使用不当，容易造成损害及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食品是否标警示标记或中文警示语。

④经感官鉴别是否存在已经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有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⑤食品是否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质量情况。

⑥是否存在应当检验、检疫而未检验、检疫，或者伪造检验、检疫结果，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

第五条　应加强检查食品的外观质量，对包装不严实或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应及时予以处理，对过期、腐烂变质的食品，不得进入库，并立即停止销售，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六条　审查食品是否与其广告宣传相一致，是否存在有虚假和误导宣传的内容。

第七条　在进货时，对查验不合格和无合法来源的食品，应拒绝进货。发现有假冒伪劣食品时，应及时报告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二）食品索证索票制度

第一条　索证索票制度是指为保证食品安全，在购进食品时，本单位员工必须向供货方索取有关票证，以确保食品来源渠道合法、质量安全。

第二条　与初次交易的供货单位交易时，应索取证明供货者和生产加工者主体资格合法的证明文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卫生许可证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证明文件，每年核对一次。

第三条　在购进食品时，应当按批次向供货者或生产加工者索取以下证明食品符合质量标准或上市规定，以及证明食品来源的票证：

1.食品质量合格证明；

2.检验（检疫）证明；

3.销售票据；

4.有关质量认证标志、商标和专利等证明；

5.强制性认证证书（国家强制认证的食品）；

6.进口食品代理商的营业执照、代理资料、进口食品标签审核证书、报关单、注册证。

第四条　下列食品进货时必须按批次索取证明票证：

1.活禽类：检疫合格证明、合法来源证明；

2.牲畜肉类：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或畜产品检验合格证明、进货票据；

3.粮食及其制品、奶制品、饮料、酒类：检验合格证明、进货票据。

第五条　对获得驰名商标、着名商标或者省级以上安全食品、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名牌产品称号的优质食品，可凭以上称号相应标识和凭证直接销售，免予索取其他票证。

第六条　对实行购销挂钩的食品，可凭购销挂钩协议和供货方的销售凭证直接销售，免予索取其他票证。

第七条　对索取的票证要建立档案，并接受上级和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督检查。

（三）食品质量检查制度

第一条

对所有进货食品都要进行检查，并定期对食品进行抽查检查或检测。

第二条

对包装不严实或不符合卫生要求的，过期、腐烂变质的食品应及时予以处理，发现有假冒伪劣食品时，应及时报告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第三条

抽查检查或检测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抽样时，应两人以上相关人员在场，并填写抽样记录单，并签字、盖章。

第四条

受测户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另取样进行检测或根据实际情况送法定检验机构检测。

第五条

食品质量检查应按规定的操作规则、工作规程进行操作，确保检测公正、准确、有效。

（四）场所环境检查制度

第一条

值日领导要定期或不定期作卫生检查，全面检查与抽查、问查相结合，主要检查各项制度的贯彻落实情况。

第二条

卫生管理人员负责各项卫生管理制度的落实，每天在营业后检查一次卫生，检查各岗是否有违反制度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指导改进，并做好卫生检查记录备查。

第三条

各岗负责人应跟随检查、指导，严格从业人员卫生操作程序，逐步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卫生操作习惯。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并提出限期改进意见，做好检查记录。

第四条

检查中发现的同一类问题经两次提出仍未改进的，按严格有关规定处理。

（五）餐饮设施设备运行、维护和管理制度

（1）加工操作设备及工具清洁管理工作，值日教师及相关人员按规定开展清洁工作，使场所及其内部各项设施随时保持清洁。用于食品加工的设备及工具使用后应洗净，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还应进行消毒（推荐的场所、设施、设备及工具的清洁计划见附件5），清洗消毒时应注意防止污染食品、食品接触面。

（2）后勤管理人员加工经营场所及设施维修保养制度，并按规定进行维护或检修，以使其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3）食品加工经营场所内不得存放与食品加工无关的物品，各项设施也不得用作与食品加工无关的用途。

（4）采用化学消毒的设备及工具消毒后要彻底清洗。已清洗和消毒过的设备和工具，应在保洁设施内定位存放，避免再次受到污染。

（5）用于食品加工操作的设备及工具不得用作与食品加工无关的用途。

（六）食品用具清洗消毒管理制度

第一条

食品用具、容器、包装材料应符合有关卫生标准，无毒无害，便于洗刷、消毒、保洁。

第二条

食品用具每天班前、班后要清洗、消毒一次，运行过程要有序、保持清洁、无污垢、见本色。

第三条

食品用具要有专人保管、不混用不乱用。

第四条

食品冷藏、冷冻工具应每天保洁一次，每周洗刷、消毒一次。

第五条

工作人员好食品用具进行消毒工作，并有记录，不定期抽查，对不符合卫生标准要求的用具及时更换。

（七）从业人员健康查体管理制度

第一条

食品从业人员每年必须按规定经过健康检查及卫生知识培训合格，同时取得健康体检合格证及培训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

凡患有：①伤寒；②痢疾；③病毒性肝炎；④活动性肺结核；⑤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⑥其他有碍食品卫生的疾病，必须立即调离食品工作岗位，在未彻底治愈前，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条

值日领导负责日常卫生检查工作，实行责任制，将卫生任务进行分解，具体责任到人。开展定期与不定期的卫生检查，对发现问题的环节和个人做好记录，并经予相应的处理。

第三条

从业人员有发热、腹泻、皮肤伤口或感染、咽部炎症等有碍食品卫生病症的，应立即脱离岗位，待查明原因、排除有碍食品卫生的病症或治愈后，方可重新上岗。

（八）从业人员培训管理制度

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必须在接受食品卫生法规和食品卫生知识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工作。

（九）从事工作人员岗位职责

1、在学校领导班子的指挥下，负责对各种食品的加工制作，保证食品质量；

2、服务周到，礼貌待人；

3、遵守作息时间，准时开餐，不擅离职守，不脱岗、串岗。

4、服从分配，按质、按量、按时烹制饭菜，做到饭菜可口，保质保鲜；

5、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正确使用操作工具，合理使用原材料，节约水、电、柴等用料；

6、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搞好厨房、餐厅卫生，保证不学生吃有异味食品，防止食物中毒；

7、上班前将工作服穿戴整齐，厨房内严禁吸烟，不准另搞标准开小灶；

8、维护好厨房灶具、设备，协助值周教师做好开餐准备工作。

9、负责将用过的刀、墩、案等工具洗净收好，并清洁负责区域的卫生。保持餐厅的卫生，做到无蚊蝇、无灰尘、无杂物，无异味，使餐具炊具清洁完好。

关防乡回龙小学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 篇6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责任机制,促进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切实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职责,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质量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凡在吉林省境内从事农产品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储藏、运输、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单位均应遵守本制度。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责任:

(一)对本行政区域农产品质量安全负总责,统一领导行政区域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二)组织贯彻国家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三)建立职责明确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加强监管力量和执法装备建设,保障必要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和监督检测经费的落实;

(四)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目标管理责任制,落实下级政府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责任,并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五)组织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和救援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六)组织开展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查处和区域性农产品质量问题的整治,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长效监管机制;

(七)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列入政府工作议事日程,明确农产品产业发展导向,引导农产品生产企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责任。

第四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部门的工作责任。各级农业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工作部署;

(二)根据职责分工依法查处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违法行为,整顿规范农产品市场秩序;

(三)根据职责分工组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排查事故隐患,防范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四)根据职责分工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规章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宣传教育;

(五)定期向本级政府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部门报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情况,主动向各相关部门通报相关信息;

(六)迅速报告当地发生的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积极参与应急处理和救援工作;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职责。

其他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第五条 有关人员的工作责任:

(一)各市(州)、县(市、区)、乡(镇)政府主要领导是本地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责任范围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负总责,政府分管领导负直接领导责任。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本部门、本单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职责范围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负领导责任;分管负责人对分管工作中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事项负直接领导责任。

(三)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要建立系统内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实行纵向分级落实和横向分片定责,纵向采取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办法,把监管责任层层落实到位;横向按照“定区域、定人员、定职责、定奖惩”的要求,划定监管责任区,落实监管责任人。

第六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实施情况的年度总结和检查。

各市(州)政府和省政府直属有关单位应督促下级政府和有关单位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实施工作,并加强督导检查,每年年底前应对本地区、本部门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并将总结情况报省农业委员会。省农业委员会应结合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督导检查,视情对各市(州)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实施情况开展检查(抽查),并将检查(抽查)情况报省政府。检查(抽查)的主要内容: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目标完成情况;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建设、经费保障、机制完善、制度建立等方面工作实施情况;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责任人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职责情况;

(四)依法监管、查处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情况;

(五)省政府确定的其他内容。

第七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责任追究。

(一)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应当履行职责而未履行,或未按规定和程序履行,造成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

2.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未及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进行事故救援和调查处理,导致事故危害和影响进一步扩大的;

3.发生严重区域性、行业性农产品质量问题,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的;

4.發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对事故情况隐瞒、谎报、缓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缓报,阻碍他人报告的,信息报送不及时的;

5.阻碍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调查,干涉调查工作正常进行;拒绝、拖延接受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调查组调查或者拒绝、拖延提供事故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

6.对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和重大农产品违法案件查处不力的,致使调查工作有重大疏漏的;

7.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失察、监督不力和监管不到位,造成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

8.索贿受贿、包庇事故责任者的;

9.农产品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储藏、运输各环节未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管理制度不落实,造成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

10.其他应追究责任的情形。

(二)行政责任的追究。由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及有关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监察机关在依法追究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同时,应当对责任人处理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第八条 本制度由吉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 篇7

一是要坚守制度底线。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我国社会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 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性质是保险型, 而非福利型。坚守制度底线, 就是要坚守保险型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安排。权利与义务相对应是保险型社会保险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只有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 缴纳了基本医疗保险费, 才能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深化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决不能走公费、劳保医疗制度的老路, 也决不能走西方福利型医疗保险制度的邪路。

二是坚守责任底线。任何保障的责任都是有限的, 无限责任的保障是不存在的。深化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合理确定基本医疗保险责任。这个责任既能够满足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需求, 又能够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效用最大化, 最大限度地避免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浪费。国际经验表明, 75%左右的基本医疗保险实际报销比例对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充分使用是有效的, 超过这个比例, 容易刺激医疗消费, 造成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浪费;低于这个比例, 又容易出现保障不充分, 造成参保人员医疗负担过重。因此, 75%左右的基本医疗保险实际报销比例就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基本医疗保险责任底线。

浅析海外投资安全与保险制度 篇8

在《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显示, 预计到2010年底, 中国的FDI流入量有望继续保持第二, 而资金流出量则有可能进一步上升。中国在海外投资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尤其是制造业领域的海外投资, 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并再上新台阶的必然要求。但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企业或个人, 正面临或者遭遇除传统的商业风险外的政治风险, 而成为危及海外投资安全的重要因素。典型的事例便是2006年印度当局以“国家信息安全”为借口, 阻挠华为在印度投资建厂。其实, 除了华为以外, 许多高科技企业对海外进行扩张投资时经常会遭遇“非经济性”的壁垒。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地区投资, 同样也遭遇各种政治风险。因此, 健全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亟待完成。

2 现有保障制度的问题

2.1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概述

所谓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scheme) 是指资本输出国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证或保险, 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 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 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 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的制度。主要有“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德国模式”三种类型。

2.1.1 美国模式

又称双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该项制度中包含了保险机构在支付赔偿后, 即拥有向东道国要求代位赔偿的权利。因此东道国必须同意其投资项目由OPIC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提供保险, 这样能使美国在本国投资者遭受了损失后及时行使代位权。正是由于制度上的独创, 美国突破了对海外求偿的困难局面, 使该国政府在海外私人投资保险机构代位求偿权中的出诉权问题顺利得到解决, 也成为各国在建立自己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 争相模仿的对象。

2.1.2 日本模式

又称单边主义模式, 是在模仿美国模式的同时, 融入日本国内法来规定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此种模式下, 优势是投资者无论在哪个国家的海外投资, 都可以平等地受到保险制度的保护。遗憾的是, 在行使单边保证制度下, 承保机构必须通过外交保护途径才能实现代位, 必须首先“用尽当地救济”、“国籍持续”以及存在广泛争议的《卡尔沃条款》。

2.1.3 混合模式

“德国模式”是混合模式, 它兼采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 但并非均衡发展, 而是有所偏重, 以双边保证制为主, 单边主义模式为辅的混合模式。

2.2 我国现行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瑕疵

2.2.1 保险制度模式有待调整

我国目前采用的保险模式是单边主义模式, 想要走这条路必须首先在“用尽当地救济”且“国籍连续”的状态下, 才可以完成, 且受到“卡尔沃主义”的限制, 不利于理赔后代位权的实现。

2.2.2 保险机构分工上有待完善

我国目前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审批机构采用审查与经营合一的模式, 笔者认为, 这一模式存在重大弊端:作为政府全资政策性公司,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设立主体上, 带有政府性质。但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 一旦设立后, 它即拥有独立市场地位和独立的经济要求, 在行使审批职能的时候, 肯定要兼顾法人利益的考量。因此, 在承保机构分工上也有待进一步明确。

2.2.3 投保人范围界定不准确

我国现行的海外保险制度中, 所规定的投保人并不包括以中国法设立的由香港、澳门、台湾的企业、机构, 公民或外国的企业、机构、公民控股的企业。但是, 外商投资企业是按照我国法律设立, 依法享有权利并承担风险, 中国作为该类企业的母国, 有义务保护其在海外的投资安全。

3 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具体建议

3.1 保险制度应采用混合模式

到目前为止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 已经达到140多个, 而在海外保险求偿过程中, 代位权是否顺利行使是保险制度得以实现的、十分重要的环节。笔者认为, 不应当适用单一的保险制度模式, 而应当实行混合模式。让即使向没有订立双边保证协定的国家投资, 也能获得同样的保护, 扩大保护范围。

3.2 审批机构应与业务经营机构分设

海外投资保险审批机构应当单独设立, 以现有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业务经营机构, 以政府指导作用为依托, 体现国家对外投资策略的公法人, 在此基础上兼具商业机构的特性, 拥有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利益要求。只有建立与海外保险制度相匹配的机构设置格局, 才能更好地发挥制度优势, 最大化地发挥混合模式的作用。

3.3 合格投资者的确定

(1) 应当将自然人、民营企业等纳入合格投资者的范围。现实中, 随着中国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 私人民营资本的海外投资逐步增多, 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这一领域现为空白, 笔者认为, 可以借鉴德国模式, 将自然人 (包括大陆、香港、台湾、澳门自然人) 、民营企业以及“三资”企业列入合格投资者的范围内, 有效地扩大海外保险制度的主体适用范围, 更好地保证海外投资者的利益。

(2) 有条件的将持股的外国法人或非法人纳入合格投保者的范围。为了更好地保证我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笔者认为, 对于由我方投资者在海外投资中控股或者持股的外国法人以及非法人企业, 也应当逐步和有条件的纳入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范围之内。

摘要：通过对三种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模式的分析比较, 期望完善本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

关键词：海外投资保险,政治风险,制度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新红.经济法的时代精神[M].华龄出版社, 2006.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 篇9

实际上,电梯故障致人死伤的新闻早有发生。在百度里以“电梯死伤”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找到约165万个网页和约2010篇新闻。最早一篇相关新闻是2002年2月的。与以往一样,在这次全国密集出现电梯故障致人死伤事故之后,一些省市立刻制定文件、出台措施,以图通过强化对电梯安全运行有关各方的监管,强化安全责任措施。比如:

8月4日,成都市房管局下发《关于加强物业管理区域电梯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受托的物业服务机构需按相关规定为电梯购买公众责任险。

8月5日,连云港市安委会办公室印发《开展电梯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全市将开展电梯风险排查,对“三无”(无物管、无维保、无维修资金)电梯单独建档、集中整治,公共场所在用电梯必须100%投保电梯安全责任保险,住宅电梯一个物业管理区域至少配备一名电梯安全管理人员,承担管理职责。

8月11日,武汉市法制办公布《武汉市电梯安全使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立法意见。意见稿明确,电梯维护费从物业管理费用中支出,物业管理单位应根据收费标准或者与业主委员会协商确定的比例将其单独设户,专款专用。电梯日常运行维护费用不得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支出。另外,物业管理单位利用电梯张贴、播放商业广告的收入,应当纳入电梯费用专户。应当每半年向业主公布一次电梯日常运行维护费用的收支情况。

笔者认为,在各地政府出台的与电梯安全运行文件里所采用的诸多措施中,有些是在老生常谈,有些则不乏新意。各地政府所出台的各类与电梯安全运行有关的措施中,最为值得重视和推广的,是电梯保险制度。在强化电梯安全运行借鉴“交强险”制度,在电梯制造、安装和运行的各个环节,引入强制保险制度。虽然电梯保险制度可能会加大生产、安装、维护及产权人等各方的资金成本,但相比于疾风暴雨式的整改措施,其制度优势一目了然。其一,可以将电梯运行的风险通过商业保险的方式加以转移、分摊;其二,作为资金风险的最终承受者,保险公司更有动力聘请专业机构、专业人员强化日常监督,其监督的力度更是行政监管、业主监管所难以匹敌的;其三,当电梯在一定年限内达到安全运行标准后,其保险资金可以返还,而保险公司的收益则从该笔资金的商业运营中获取;其四,保险机构完全可以通过再保险制度转移和化解风险。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 篇10

法律责任制度对于立法实施和立法目的实现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中应对现行立法责任制度进行检视，坚持科学、理性的原则，立足《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以法律实施机制转型为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实现对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实施机制

任何法律的实施都需要法律实施机制的科学创设和有效运行。不同特质的法律有不同的实施机制，一般来说，私法和公法的实施机制有明显差别。旨在保护和平衡私人利益的私法，主要依靠主体间的自由博弈使法律得以落实，公共权力很少介入私法法律关系。公法的实施机制带有国家权力强势推行的色彩。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的演进特点对法律实施机制设计带来了不同的视野和思路。没有一种法律单纯依靠一种实施机制，通常采用综合、系统的实施机制，鼓励充分的动机，调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来达致法律实施的目的。

从各国立法的具体制度上看，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的实施机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是行政监管模式；二是产品责任模式。

1．行政监管模式的逻辑思路

在这种模式下，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的实现主要依赖行政力量的监督和管理，利用行政权力的强制作用，规范和约束相关主体的行为，“行为合规”或“产品达标”是其基本的执法目标。

行政监管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政府作为“家长”应该承担的责任。因此，政府通过立法确立自己努力的目标、设定规则约束相关主体的行为、依靠执法确保主体行为合规。按照这个逻辑，农产品质量安全达不到人们要求时，政府应承担主要责任，强化执法监管成为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本途径。在行政监管模式下，政府是法律实施的主导力量。为了执行法律、实现法律目的，政府需要配置更多的权力，而权力运行的成本由全民通过公共财政机制承担。全民对某种公共产品需求的强烈程度决定着人们的购买欲望，政府的权力因此而扩张。

从法律责任角度看，行政监管模式主要规定执法者责任，以激励和约束执法者认真履行部门职责，保障法律实施。

2．产品责任模式的逻辑思路

产品责任模式从根本上并不认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完全的公共产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实际效用是被单个社会成员排他享有的，质量不安全产品主要损害的也是消费者个体的利益。消费者个人应该通过努力并负担一定成本，自力追求农产品质量安全。按照这个逻辑，消费者想获得质量安全的产品，就要主动掌握消费安全基本知识、通过消费合同安排尽可能给对方施加更多义务、通过事后的救济实现自己的权利。相反，根据私法中权利义务的衡平，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有产品质量安全担保义务，若违反该义务，应承担对消费者的赔偿责任，这种赔偿也构成了对产品生产者或经营者提供安全产品的逆向激励。

这种模式是将农产品归入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范围，农产品和其他工业产品一律适用产品责任法的规定，其代表国家是美国、法国。[1]在产品责任模式下，通过严格的责任追究，特别是巨额民事责任的承担来惩戒不法经营者，同时在巨额赔付激励下，消费者有足够的动力去关注质量安全。在这种模式下，与不法经营者做战的主要力量是广大消费者，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成本由社会成员分散承担。

产品责任模式对应的法律责任主要是违法生产经营者对消费者的民事责任。立法设计主要规定产品质量存在问题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通过诉讼等机制获得救济，同时生产经营者通过赔偿责任的承担受到制裁。

3．两种模式的比较与评价

(1）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经济属性决定了质量安全责任模式的适用。人的需求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私的需求和公共需求，并分别由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来实现。一直以来，我们认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不特定的公众安全，属于公共需求，应该由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政府来实现。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实中的物品或服务表现为从纯私人品到纯公共品的连续性，[2]即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并非界限分明，大多产品具有公私二元性。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到公众的安全，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公共需求，但是它更是每一个具体的消费者在消费个案中更关心并且愿意支付一定成本来实现的私人需求。

(2）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模式具有实施成本优势。在行政监管模式下，行政权力扩张是强化监管的根本途径和必然结果，庞大的行政执法队伍、高频次的抽样检测产生了巨大的行政成本。相较于质量安全监管模式，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法的实施成本更低。在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制度中突出民事责任，利用巨额赔付来激励消费者、惩戒违法者，不法生产经营者必将陷于广大消费者“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3）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模式可减少行政执法负效应。除了巨大的执法成本，执法负效应也是行政监管模式备受责难的弊病。首先，由于行政执法资源有限，无法做到对监管对象的全覆盖，存在监管真空，在现实中也常常是这些真空领域出了问题；其次，随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权的强化，在权力运行中寻租等腐败行为成为难以根除的现象；最后，行政监管模式实质上就是将政府信用与生产者信用捆绑在一起，以恢复消费者信心。[3]一旦出现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损失的不仅是生产者的商业信用，政府公信力也将受到巨大影响。

(4）质量安全责任模式的责任分配更合理。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和执法中有一个“经典之问”———“合格的农产品是产出来的还是管出来的？”这反映了到底谁应该为农产品质量安全负责的问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严峻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开始质疑监管责任的力度，几乎所有的社会不满情绪都指向监管部门。这样的制度安排不仅未能做到对农业行政执法部门和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激励，相反对他们的积极性却是一种伤害。客观上讲，质量不安全的农产品通常在生产流通中存在着“违法”行为。违法自然要承担责任，这样的归责逻辑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二、产品责任模式的实施条件

产品责任模式和行政监管模式相比有一定的优势，对于克服当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实施过于倚重行政监管带来的弊端，是值得探索的出路。但是这种模式的实现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和制度环境。

1．责任主体制度

产品责任模式下，责任主体是基础和关键。每一次农产品质量不安全事件都应该由某一个主体承担责任。产品责任模式的制度设计就是帮助消费者便捷地锁定应该为其损害负责的生产者或经营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类产品的生产者数量众多，往往又经过复杂、多层次的流通环节，所有可能造成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主体都应该纳入法律视域。就农产品来说，生产者、收购贩运贮藏经营者、销售者等均应该通过立法的规定明确其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的责任。将相关主体进行登记甚至更严格的准入管理是责任主体制度的必然要求。

2．科学的归则原则

所谓归责，是指在行为人因其行为和物件致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以后，应该依据何种根据使之负责。[4]归责原则集中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即法律应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还是应以行为人的行为抑或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使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关于归责原则的价值功能，不仅是直接的受损者获得补偿、责任者受到惩戒，更重要的“应该是为避免事故发生提供激励”。[5]

民法上的归责原则通常包括：绝对责任、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这些区分除了反映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价值判断和利益平衡外，还与侵权现象发生频次、公共舆论、社会反响等因素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需要根据立法的功能和价值追求，确立科学的归责性原则。

3．严密的追溯体系

只有让真正做错了的人承担法律不利益的后果才能产生对农产品质量保障的正向激励，这与救济消费者权利是两个问题。如果单纯考虑消费者救济，只需要根据合同关系让最终销售者承担对消费者的责任即可。而追溯体系是要求能够溯源追查质量不合格产品的来源和提供者，其核心是农产品流通中的信息控制。

4．有效的激励与制裁

产品责任模式立法实施的主导力量是消费者，对不法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制裁主要依赖民事赔偿。充分调动消费者追究不法生产经营者的责任，以维护他们受损的利益是法律得以实施的基本条件。当然，任何试图救济权利的努力都要支付时间、精力、经济等成本。根据传统民事责任理论，民事赔偿的主要功能在于恢复受损权利，这种考虑，可以避免滥用司法资源谋利的不必要诉讼。但是如果一场诉讼除了救济权利外还有更具公共性的价值，那么给予诉讼发起人一定的激励就是合理、必要的。赔偿法律责任设置的主要目的，肯定不仅仅是责任方赔偿受害方的损失，更主要的是为了使潜在的责任人能引以为戒，将可预见的责任内部化为预防行为，减少事故发生、避免实际赔偿。因此，需要通过更高的赔偿，一方面，有效激励消费者的维权动机；另一方面，也提高违法成本。

5．完善的司法保障

顺畅、便利、公正、低成本、高效率的司法体制，是产品责任模式实施的重要保障。只有让消费者树立对司法的信心，并且大幅降低提起诉讼的成本、缩减诉讼程序的繁复、提高裁判执行的效果，才会为消费者维权提供切实的保障。

三、模式转型的质疑与突破

产品质量责任“看起来很美”，然而，社会制度的选择，并非逻辑上的简单论证。理性论证的最佳方案，不一定是现实的最优选择。制度必须植根于它的现实土壤。产品责任模式的转型从实施难度和实际效果上受到了质疑。

1．被高估的困难

(1）管理成本和难度问题。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点在于规范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行为，农业生产经营者应该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主体管理作为质量责任模式的基础，是立法坚守的基本前提。然而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经营方式高度分散，有限的监管资源和监管能力无力展开对生产者的全面监管。因此，现行立法没有设定对分散的农产品生产者的主体控制制度，也没有设定法律责任。

(2）与“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冲突。《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一条规定：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公众健康，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制定本法。可见，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功能和价值是多元的。因此，如果对农业生产设定更多条件，实行严格管制，必将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客观上会造成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3）可能增加农民负担。农民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重大社会关切，几十年国家政策改革的导向，就是更充分地保障农民权益，赋予农民更充分的权利，不断减轻农民的负担。如果对农产品生产经营进行主体登记管理，必然增加农民负担。

(4）实际的赔偿能力。基于农产品生产经营的高度分散、农业生产者普遍规模偏小，责任能力较弱，即便是设定了对消费者有足够激励性和对违法者有足够震慑力的高额赔偿，在实际执法中的作用也是令人担忧的。当责任大到完全超出客观承担能力的时，这种责任就形同虚设了，由此设计的制度体系也会趋于失灵。

2．困难的分析及克服

(1）合理界定登记备案管理的口径。现行立法没有对分散农户的主体管理制度，主要是考虑到实际管理的困难。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业态规模化程度已有了较大提高，而且农业生产继续保持进一步聚集的态势。这一点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上可以得到佐证。此外，信息化技术也极大丰富了主体控制的手段，降低了登记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随着法律规制手段的进步，实现对主体的源头控制并非“不可能的任务”。例如可以将产品质量主体监管的职能适当下放，在乡镇一级设立农产品质量监管派出机构。这样就缩小了单位监管机构的监管口径，降低了监管成本。

当然对于农户“自产自用”或少量用于零售市场销售的农产品生产是否需要登记，笔者的观点是否定的。目前的农产品市场的现实是，这种生产和销售方式所占的比重极低。有统计表明：我国城市农产品消费的70%～80%是通过批发市场流通的。[6]100%的安全是做不到的，只要能将主要的部分纳入规制视域，就可以做到基本不出大的安全事件。

(2）市场分担管理成本。要将高度分散的农户生产监管起来，哪怕只是简单的登记管理，如果单纯依靠政府投入，也将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如果收取登记管理费用，必然增加农民负担。笔者认为对于产业化或市场化从事农产品生产的经营主体，适当承担一定的监管成本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这种监管实际上是政府信用注入，对于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一定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生产经营者可通过价格机制将成本部分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作为最终获得严格监管的受益者，应当为其所追求的质量安全目标支付一定成本。此外，主体登记管理在范围和强度上采用渐进加强的方式，可以把监管成本在较长时间内分摊。

(3）流通环节索证倒逼———化解对抗的技巧。如果从生产源头强制推进生产经营主体登记管理，可能引起生产经营者的激烈对抗。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采用流通环节索证倒逼的方式来推进农产品生产登记制度。首先，强化消费者的“看标识证”意识，培育和提升标识的市场价值；其次，强化农产品流通中的标识管理，确保标识不断档；最后，严格要求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入市（主要是指进入批发市场）必须提供生产经营者登记证明。这套机制不是用行政的强制力量完成市场主体登记，而是利用市场的利益导向机制，引导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登记，完全是市场条件下提升竞争力的自觉选择。

(4）提升赔偿能力的两种途径：促进产业化和责任保险制度。高度分散的以家庭为主的生产方式，一旦发生事故，其赔偿能力极其有限。因此，消费者在购买流动摊贩农产品，享受其低价和便捷的同时，也应承受其可能的风险。随着人们食品安全意识的提升，小农生产经营支撑的销售方式终将逐渐自然淘汰。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赔偿能力。当然一旦形成一定的规模，其“资产专用性”就大大提高，规模生产主体通过规模较大的固定资产和品牌等无形资产提高其“资产专用性”程度。当投入巨大，转产和逃跑相对困难或不划算，一旦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将会损失巨大，这就促使农产品生产者考虑长远利益，做好自我约束。保险是分散和化解风险的制度性安排。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消费者的求偿权可以较好得以实现。

四、模式转型的现实基础

由于过度依赖行政力量的体制传统，从实施机制上看，现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基本上是行政执法法。现行立法中缺乏产品责任模式实施的基本条件。

1．主体管理覆盖不全

受我国现有农业生产方式的制约，《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没有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基础主体———个体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提出强制性要求，加之个体农户也无需进行工商登记，因此我国政府各部门管理生产经营主体通常使用的手段，如主体登记、资质许可等，目前对个体农户均无法应用。由于主体管理覆盖不全，导致责任主体规定欠缺。

2．行为合规与产品达标的模糊

由于主体管理覆盖面的缺憾，《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的主要路径不能因循主体管理的惯常思路，必须沿着产品管理的线索进行设计，跳过直接的主体行为控制，主要通过产品管理间接调整主体行为，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实践的难度。但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也规定了农业生产主体的行为规制，例如立法第24条（生产记录）、第25条（投入品使用）、第26条（自行检测）、第28条（包装和标识）等条款。那么“行为合规”、“产品达标”的欠缺哪一标准是追究民事责任的条件？在司法实践中是个问题。

3．可追溯性不强

可追溯性是指一旦发现农产品存在危害人类健康的安全问题时，可按照从原料上市至产品消费过程中各个环节所记载的信息，逆向梳理流通过程，查找源头的可能性。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抓手，也是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更是落实责任的重要途径。但是受到管理能力、追溯技术、追溯成本、消费者对追溯成本的承担意愿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可追溯性不强。

4．责任偏轻，体系不科学

由于在法律实施机制上对行政执法的过高依赖和期望，现行立法中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责任的规定存在缺陷。

(1）法律责任规定简陋。现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法律责任的规定共十二条（第43条至第54条），这些条款中第43条（监管人员责任）、第44条（检测机构责任）、第45条（环境责任）不是针对生产经营者的；第53条是刑事责任，相当于其他责任的兜底。真正关系到生产经营者责任的仅七条。

(2）责任设置偏轻。现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46至第52条的规定主要是针对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违法行为应承担的行政责任，主要是行政罚款，一般额度在二千元以内，最高额度为二万元。这种额度设定不仅缺乏弹性，而且与其他立法（如《环境法》、《食品安全法》等）相比，额度较低，对违法行为缺乏震慑力。

(3）民事责任语焉不详。由于农产品消费明确被排除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外，《食品安全法》也仅包括部分食用农产品，农产品消费能否主张“多倍赔偿”没有明确法律依据。

五、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责任制度的建议

1．明确主体登记制度

对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进行登记管理是强化行为监管、落实产品责任的基础性制度要求。所有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的生产经营者，必需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建议立法中增加“农产品生产经营实行登记管理，从事农产品生产、收购、贮藏、运输、销售的经营者应当进行登记。”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只有经营性的农产品生产、收购、贮藏、运输行为才需要进行登记，这种对管理口径的缩小，不仅考虑到管理能力和成本的现实需要，也是对减轻农民负担的考虑。

2．完善质量标准与行为标准

在当前形势下，单一的产品达标与行为合规都不能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难题。一方面，应从保护消费者安全的目标出发，强化末端控制，完善产品质量标准。努力做到质量合格的产品才能销售；另一方面，也应当积极研究、制定和完善生产中的技术操作规范，确保产出来的产品都是合格的。完善的产品质量标准和生产行为标准，将为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制度提供有力支撑。将“行为合规”和“产品达标”相结合，确立合理的归责原则，为生产经营者承担责任提供正当性解释。

3．强化追溯体系

责任追溯主要通过流通中的标识制度和购销台账制度实现。要求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建立“生产者证明”和购销台账制度，表明产品来源、记录产品流向，并保留一定期限。此外，鉴于目前相对集中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在追溯体系中可以通过批发市场末端倒逼方式，推进主体登记。即规模经营主体要求所有进场的农产品必须附有经登记的生产者证明。

4．强化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应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责任的核心形式。立法中需增加民事责任的内容。首先，明确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为实现通过民事责任惩戒不法者和激励消费者的功能，应借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的相关制度，规定质量不合格的农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向消费者支付相当于其实际损失若干倍的赔偿金；其次，证明责任的分配，产品不达标，就由生产者对行为合规性进行证明，否则就推定不合规。生产者或销售者因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应完善民事责任的实现手段，例如将行政处罚依据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证据；鼓励生产经营者参加产品责任保险；明确公益诉讼和集团诉讼的适用等。

参考文献

[1]李玉文,胡钧.我国农产品质量立法探析[J].法学,2003,(05).

[2]李增刚.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N].光明日报,2011-09-16.

[3]窦竹君.功夫在法外: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实施的思考[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9,(12).

[4]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著,施少华,姜建强等译.法和经济学(第三版)[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 篇11

关键词： 道德风险；存款保险；防范机制；设计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6）03-0039-05

八十多年前，为了挽救在经济危机下几近崩溃的银行体系，美国开启了世界上存款保险制度的先河。美国存款保险制度随着金融的发展不断完善，尤其在金融风险及监管检查方面卓有成效。20世纪60年代，金融国际化和自由化使得金融风险剧增，大多数西方国家也建立起本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我国的《存款保险条例》的实施，迈出了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第一步。国外存款保险制度发展与改革的得失给我国提供了启示和借鉴意义。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重点应围绕防范道德风险，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既要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又不能流于形式僵化死板，要边摸索边改善，根据金融的发展和创新，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动态、弹性的调整。

一、存款保险道德风险

（一）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的界定与释义

存款保险制度是当银行无法满足其对存款人的（付款）义务时，保护存款人其受保存款不受损失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有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之分。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是一种以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对受保金融机构特定种类的存款进行保护，且正式建立存款保险机构的制度。我国2015年起施行的《存款保险条例》，标志着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初现雏形。因此，下文所提“存款保险制度”均指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道德风险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的一方无法监督另一方的行动时，或者监督的成本过高，一方行为的变化而致使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在存款保险制度语境下的道德风险是指存款人、投保银行以及监管机构等不同主体，出于各自不同动机，为追求自身最大的利益而承担过度风险，并且不惜损害他方，从而可能致使银行业出现危机。

（二）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的形成机制

存款保险制度实质上是一系列复杂的合约。涉及存款人、投保机构和监管机构等相互之间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势必产生各方冒险逐利、转嫁风险的道德风险。因而，下文将从上述不同行为主体出发来探讨道德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形成的原因。

1.存款人的道德风险

存款保险制度弱化了存款人对银行体系的市场约束机制，使得存款人自我保护激励不足。若不存在没有任何存款保护制度，银行便会有破产之虞，因而存款人有较强的动机自发地监督银行。如果银行承担了过高的风险，存款人要么会要求其提高存款利率，要么会“用脚投票”，将存款转移到更稳健的金融机构或其他更安全的地方。而存款保险赔付制度下，即使银行破产，存款人的存款全部或大部分都能够得到赔付。因而，存款人甚至可能去选择冒险经营，但许诺给他们高额利率的银行，进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

2.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

对投保银行高风险经营的激励是存款保险制度中最主要的道德风险。由于存款保险制度降低了存款人挤兑的可能性，银行发生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也随之下降。银行的股东和管理层会放松对银行的监督和管理。同时，来自存款人市场约束也被弱化，使得存款人不再密切监督银行，银行不用为其增加的风险付出高利率的代价。因而，银行更倾向于通过承担高风险来获取更高收益的投资活动。而银行高风险经营是导致其破产甚至产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造成了银行间激烈的恶性竞争，不利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3.监管机构的道德风险

从存款保险机构来看，监管宽容是其最主要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机构为了减少保险基金损失，对有问题的投保银行，往往吝于立即救助，而是期待其通过整改自行好转，如果通过整改得以改善，则存款保险机构就免去了一笔救助费用。但如果由于存款保险机构怠于救助，问题银行错过了最佳救助时机而变得更糟糕时，将会给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带来危机。这种监管宽容的道德风险同样蔓延至金融安全网的其他两大支柱——最后贷款人和金融审慎监管机构。当银行出现暂时流动性困难而产生挤兑时，由于存款保险制度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兜底，中央银行更倾向认定为清偿性不足或不存在系统性风险而拒绝提供最后贷款。而金融审慎监管机构由于存款保险制度降低了因挤兑而导致银行破产的可能性，而对金融安全盲目乐观，放松监管。

二、基于道德风险防范的存款保险制度设计

诚然，存款保险制度催生了道德风险，带来了诸多危害。但如果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一旦银行出现信心危机问题，将会迅速扩散至整个金融体系，带来深重灾难。实践证明，经过精心设计的约束机制是可以防范道德风险的，许多针对道德风险的制度设计已经运用到各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实践中，并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效。

（一）保持存款保险机构的独立性

确保存款保险机构独立地位，排除政治压力的干预和参保银行的影响。单独设置存款保险机构，有助于相互制衡、各司其职，让存款保险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特有职能和履行应有职责而不受不当干扰，也避免与其他金融安全网成员之间因地位不平等带来的信息共享困难，或推诿责任的道德风险。

在实践方面也显示，独立设置存款保险机构符合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趋势。根据国际存款保险协会（IADI）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实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中，独立设置的存款保险机构在2000年时共有15个，占23%；2010年为36个，占38%；2011年底为54个，占65%。[1]鉴于不少刚刚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将存款保险机构置于其他监管机构之下的做法视为过渡期内的权宜之计，这一比重将会继续扩大。

（二）采取风险差别费率方式

在1991年美国颁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促进法》之前，参保银行均基于统一的标准费率来缴纳保费。风险较高、经营不善的“坏银行”并不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而稳健经营，无破产之虞的“好银行”所支付的成本竟然要与那些“坏银行”同样高。事实上形成了稳健银行对问题银行的补贴，这是一种“扶劣损优”的不公平现象。美国在实践中注意到这一问题，因此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促进法》中采取了依风险确定保险费率。要求存款机构按照自身承担的风险水平缴纳保费。Merton的期权定价模型理论也表明了在固定费率制度下，容易引发道德风险问题。[2]银行会通过增加资产风险和减少资本将风险从自身转移至存款保险机构、将利润转移给自己，而在风险差别费率的情况下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相比单一费率制度，风险差别费率能够有效地降低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许多国家开始效仿美国选择风险差别费率代替统一费率，这将是未来存款保险制度发展的主要趋势。

（三）确立限额保险方式

Alovsat Mulumov对土耳其银行系统的存款保险和道德风险的案例研究表明，在全额赔付的制度下，商业银行存在从事过度风险行为的倾向。[3]因此，大多数国家选择实行限额存款保险方式，而保护限额的设定关系到道德风险的控制和政策目标之间的平衡。若保险额定得太高，存款人的风险意识下降，容易滋生过度的道德风险；若保险额定得太低则难以实现存款保险制度的两大主要目标——保护小额存款人和金融市场的稳定。[4]

国际上保险限额的界定方法有两种，一种做法是将本国人均GDP作为存款保险限额的参考，另一种是使全额赔付能够覆盖90%的存款人。实践中，各国采取“广覆盖”原则，一般按人均GDP的3-5倍设定存款保险限额，使大多数存款人的存款受到明确的保护。

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存款保险限额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各国在危机期间提高了存款保险的限额。存款保险上限的提高是各国在面对危机时，存款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在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这一措施能够起到使存款人重拾信心，减少银行挤兑及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

（四）赋予存款保险机构适当的监管权

存款保险机构作为保险人和赔付方，有最大的动力阻止各方的道德风险，保护存款保险基金不受损失。因此，应当赋予存款保险机构适当的权力来限制参保银行的道德风险。《多德-弗兰克法案》便加强了联邦存款保险机构（FDIC）对参保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增加其备份检查权、执行权和有序清算权等。《有效存款保险体系核心原则》（2014年版）也要求明确存款保险机构享有检查和提前介入问题银行等权力，以及在银行恢复与处置过程中的相应职责等。

存款保险机构除具备保险赔付和紧急援助等传统“支付箱”职能之外，还应当配合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对投保机构进行监督管理。通过现场与非现场的检查权、拒绝与终止承保权、早期干预与处置权、处罚与建议处罚权等监管权的合理安排，存款保险机构能够有效降低道德风险问题。但为了避免出现监管重合和监管真空的现象，存款保险机构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金融监管机构主要通过金融机构实施全面合规性监管来达到目标，偏重化解和纠正。而存款保险机构的监管应侧重保护存款人资金安全，对投保银行进行过程中的风险监控，强化存款保险制度事前和事中的风险发现和防范功能。[5]

三、中国存款保险道德风险防治困境及建议

我国的《存款保险条例》基本参照了国际存款保险机构协会（IADI）发布的《有效存款保险体系核心原则》的指引原则制定，但由于我国自身特殊的国情，如居民有着较高的储蓄偏好，银行业存在国有垄断程度较高的局面等等，使得我国引入存款保险制度存在特有的道德风险困境，不能照搬国际经验。

（一）起步阶段难以设立独立的存款保险机构

《存款保险条例》中规定了我国现行存款保险机构是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6]而该基金由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管理。这样隶属于人民银行的安排存在着目标冲突，存款保险机构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存款人，而中央银行的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如果中央银行同时代替存款保险机构行使风险处置与金融机构救助的职能，使“最后贷款人”变为“最先贷款人”，将影响其货币政策职能，甚至引发通货膨胀。只有设立独立的存款保险机构才能够避免与中央银行和审慎监管机构存在目标冲突。但考虑到眼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设立独立机构将花费大量资金。保费尚未充分积累就有很多成本支出，社会上就会有意见，如果此时发生一定数量的银行倒闭，存款保险赔付资金不够用，就会对设立机构的成本支出提出强烈的批评。[7]

现阶段将存款保险基金置于人民银行之下的做法，笔者建议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一旦条件成熟，应设立独立的存款保险机构，且给予其与中央银行和审慎监管机构同等的地位。如使之共同直属于国务院，三者相互间地位平等但同时都对国务院负责。这样的安排可以使得三者既能相互制衡，又能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协调合作，及时共享信息和资源。

（二）高储蓄率难以设定合理的偿付限额

根据《存款保险条例》，我国存款保险的最高偿付限额为50万元，为2015年人均GDP的10倍左右，能够为99.63%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护。[8]而国际上一般为人均GDP的2至5倍。过高的保护容易引发道德风险，银行危机的频率是随着保险赔付额度与人均GDP的比例的增加而增加的。如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美国存贷危机中，有经济学家通过测算认为，若当时美国的存款保险赔付额度是人均GDP的1.5倍的话，美国发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将降低43%。[9]与此同时，我国又存在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殊国情：我国居民存款意愿强烈，储蓄率为世界第一，存在着大量的中小存款人。且民众投资渠道狭小，银行存款是其主要投资方式。社会保障体系远未健全，其储蓄承担着教育、医疗、养老等多种社会功能。如果保护不足，易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难以达到保护存款人利益和防止挤兑以维护金融稳定的两大目标。因此如何找到维护金融稳定和约束市场纪律之间的平衡是我国确立赔付上限的难点。

建议对最高赔付限额进行动态、弹性地调整。从国际经验来看，在金融危机发生时，为提升存款人对银行系统和金融体系的信心，在制度安排之外进行的额外保障也是非常多见的。[9]最近各国存款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普遍提高赔付上限。美国大幅提高最高保护限额水平，德国甚至放弃限额保护改采全额担保。但这种非常措施长期化将助长道德风险。考虑到我国大量的中小存款人储蓄意愿强烈，且其储蓄承担着社会保障功能，关乎国家的稳定。相较其他国家，应当给予较多的保护。但不应超过人均GDP的10倍。当我国建成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时，要适时降低最高保护限额水平。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应提高赔付上限；而在危机过后，及时调整回合适的限额。根据我国的经济现状和金融风险状况等进行动态地调整，保险限额定期进行评估修改。另外，注重加强公众在存款保险制度方面的知识教育，树立其风险意识。使其了解存款保险制度及其保障范围和限制也有助于防范道德风险，确立合理的赔付限额。

（三）存款保险机构监管权难以落实

由《存款保险条例》可知我国存款保险机构不是单纯的“付款箱”功能，虽然给予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非现场检查权，但没有明确规定是否有现场检查权。仅仅要求投保机构报送资料难以对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监控。但给予其现场检查权又要注意与其他保持协调合作，避免多头监管导致监管真空，权利（力）、职责不清晰。[10]

因而，笔者建议首先应细化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存款保险条例》中关于金融机构间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的规定实为前瞻性的借鉴，但遗憾的是仍停留在原则性框架层面，缺乏正式的、刚性的制度保障。建议参考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官协会的做法，由各金融监管机构轮流出任协会主席，轮流检查、结果共享，或者联合检查但各有分工的方式对银行进行监管。[10]这样既可行使存款保险机构必要的现场检查权，又可避免超越职权、重复检查。再者，存款保险机构主要职责是维护存款人利益以此维护金融稳定，赋予一定的处罚权是必要的，但仅限于督促收取保费等保护存款人和存款基金的必要，不宜过多，也不宜将手伸的过长，以免混淆与金融审慎监管机构的职能。因此，在存款保险机构认为应当处罚但又属于其他监管机构职责范围的情况下，可以设置必要的建议处罚权，提高监管效率，避免重复处罚。这种建议处罚权不能是原则性规定，流于形式，要明确监管机构对建议处罚回应的形式、期限、内容以及其他责任等等，若监管机构对存款保险机构的处罚建议有异议，提交共同上级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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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务院法制办、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就《存款保险条例》答记者问[EB/OL].[2016-09-01]. http：//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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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朱耀.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3.

[10]朱大旗，李慈强.存款保险新机制下的银行监管权[J].保险法，2013（5）：35.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Based on the Prevention of Moral Hazard：

Plight in Designing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in China

TANG Li

（School of Law，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moral hazard 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the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The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can reduce the risk of bank runs and stabilize financial system. However， it also weakens the market discipline and creates moral hazard.The root cause of moral hazard is information asymmetry， which is almost inevitable in modern society. It does not only exist in the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but also in other fields. Moral hazard is by no means the reason to abandon the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but it should be controlled and prevented by establishing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properly.The moral hazard in China's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because of our particular situation.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his article tries to find a way to design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realistic situation of China and can prevent moral hazard.

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探析 篇12

独立董事责任保险是指当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在行使职权时因工作疏忽或行为不当而导致公司、股东或第三人遭受经济损失而依法承担个人赔偿责任时, 将赔偿责任的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 由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的约定代为偿付其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的一种职业责任保险。

欧美等国较早建立和实行了独立董事制度, 其信奉的理念是:独立董事必须置身于公司利益冲突之外, 才能保证“独立性”, 各国在实际运作和立法中对此理念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我国于2001年正式引入独立董事制度, 以降低独立董事正常履行职责可能引致的风险。2002年1月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经股东大会批准, 上市公司可以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但董事因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而导致的责任除外。随后,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与全球最大的董事责任保险 (D&O) 承保人之一的美国丘博保险集团联合推出了我国第一份董事责任保险保单, 这是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在实务中的首次运用。但是, 目前关于独立董事责任保险的各项制度保障措施并不十分健全, 独立董事鉴于时间、经验、能力、个人判断、知识结构以及所处环境等诸多因素的限制, 加之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 在履行职责时难免出现判断失误、被内部董事架空等情况, 从而承担着巨大的风险, 独立董事实际上不能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某些权力, 不能减轻或免除其在法律上应承担的责任, 独立董事目前仍属于弱势群体。为了保证独立董事能够尽心尽力为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服务, 鼓励其创新和开拓精神, 监督管理部门和立法机构有必要出台更加有效的办法来平衡权责利三者之间的关系, 独立董事责任保险正是有效规避和控制独立董事在履职过程中所面临风险的重要途径。

二、我国独立董事责任保险的现状

2002年1月23日, 我国第一份董事责任保险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免费提供给万科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石。自该险种推出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有600多家上市公司进行咨询。随后, 中国银行、中国平安、中兴通讯、宝钢、康佳、云南铜业、南纸股份、深发展、中国移动、中石化等公司也陆续购买。然而, 目前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仍未得到广泛应用, 选择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比例只有2%-3%, 但是, 当我国公司赴海外上市时, 绝大部分又都会选择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原因在于, 与国内相比, 国外资本市场的法律法规更加完善、健全, 监管更加严格, 董事面临着更大的责任风险。我国保险公司推出的董事责任保险并未特别区分内部董事和独立董事, 换言之, 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的独立董事责任保险, 这是我国保险界的一个空白。因此, 针对独立董事的特殊性, 考虑到独立董事所面临的责任风险和压力, 有必要适时推出独立董事责任保险, 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充实独立董事队伍, 以期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提高上市公司经营效率, 保护广大中小股东利益, 发挥独立董事在内部控制中的特殊作用。

三、健全我国独立董事责任保险的具体构想

(一) 推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独立董事责任保险

从我国目前独立董事制度发展的现状及独立董事所面临的责任风险来看,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应该成为一种强制保险, 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独立董事执业风险, 减轻独立董事工作压力, 激发其工作热情, 培养其开拓创新的精神, 从而使独立董事的决策更加富有成效。同时, 做好独立董事责任保险的信息披露工作。独立董事责任保险事宜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和讨论, 并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独立董事责任保险的有关信息, 如:保险公司名称、保费金额、保费分担比例, 赔偿限额等。另外, 公司还应提供相关的文件备股东查阅。

(二) 独立董事责任保险的具体规范

独立董事责任保险范围应当包括那些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但限于客观条件仍造成第三人损害的独立董事。但对损害公司利益, 如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所引起的损害赔偿请求, 应该排除在独立董事责任保险的范围之外。同时, 在确定投保公司标准和承保对象时, 要建立一套严密的企业信用记录体系和个人信用记录体系, 建立健全独立董事信息库, 避免保险公司决策失误, 减少保险公司的风险承担。对于独立董事责任保险费用的承担比例, 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做法, 以一般董事责任保险的保费分担比例为基准, 在一定幅度内由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保险公司三方共同协商确定。

(三) 独立董事责任保险的制度创新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