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

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精选12篇）

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 篇1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对于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一方面, 可以保证受害者得到及时的赔偿;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企业防范风险, 稳健经营, 但是目前这项保险在我国尚未得到有效实行。

笔者认为政府应立法推行“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成本由政府和企业合理分担, 并通过保险费奖惩条款、梯级浮动保险费率等具体制度设计, 根据企业产品评估的安全风险状况来确定保费, 以促使企业为降低成本而更加重视食品安全, 使之成为提升我国食品安全状况的一种新的有效路径, 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实行社会和谐与稳定。

一、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之概念与作用

(一) 食品安全责任与责任保险

食品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 食品安全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产品责任, 而就产品责任的属性而言, 它是一种侵权责任。因此应受到《侵权责任法》与《产品质量法》的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由于保险所具有的社会“稳定器”和“助推器”的功能, 责任保险的存在能够降低社会成本, 分担社会责任, [1]在增强责任主体责任承担能力的同时, 保障了法律责任的实现, 有助于更好维护法律的尊严, 保证法律的贯彻实施。责任保险主要适用于危险责任领域, 如产品责任、事故责任、环境污染责任等。因为在这些危险领域, 需要实行严格责任以保护受害人。

(二)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之作用

基于我国目前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状况, 在我国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与现实意义, 首先是保证受害者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得到及时有效的民事赔偿, 从而避免“零赔付”现象的出现。其次, 有助于重塑消费者信心。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推行可以为百姓的餐桌多加一层保护, 从而有利于重塑消费者信心。第三,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有助于企业有效转移产品责任风险, 避免重大经营危机甚至灭顶之灾, 实现持续稳健经营。[2]最后, 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督促相关企业履行其依法承担的食品安全责任, 从而从源头上规范市场秩序、提升食品安全。

二、构建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对于提升我国食品安全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也是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一种重要途径, 但是目前现实状况是保险实务中未能得到有效实施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于责任保险, 国际经验通常是通过立法来强制推广, 以保障消费者权益在受到损害后能获得足够的保险赔偿。笔者认为,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亦有强制推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应通过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来为食品厂商强制加一把“安全锁”。

关于为什么需要强制保险, 目前大部分学者的著述均认为是基于其作用和功效, 笔者认为这没有从实现强制保险之本质出发, 即并不是因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有若干作用我们就要强制推行。而是因为市场机制不能有效的促使该项保险自然运行, 如人寿保险也很有意义但不需要我们强制推行, 因此必须通过政府和立法等手段来调控, 强制推行食品安全责任。

(一)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符合实行强制保险的条件

强制保险又称为法定保险, 它是“通过国家颁布有关的法令、法规形式强制被保险人参加的保险”。[3]有学者认为, 商业保险要实行强制投保, 一般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即风险造成的危害较大;赔偿责任较重;投保人投保该险种时存在严重逆选择行为;风险发生比较普遍。[4]还有学者认为实行强制保险应当满足以下要件, 首先, 保险缺失会对公众利益和社会稳定带来较大影响;其次, 市场缺失商业保险或者商业保险不能满足投保人需求;第三, 虽然存在商业保险, 但由于各种原因, 保险有效需求不足或者实际供给不足。[5]

(二)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下的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必然选择

保险在于事前减少风险, 当出现事故面临责任承担问题时减少需承担的赔偿责任, 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有利。而现实状况是:第一, 企业不投。大企业存在侥幸心理、小企业无力承担, 这要求我们应当分类设置保险合同和条款、以及费用。第二, 保险公司无利益驱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成本较大、流程复杂、安全事故多、市场需求少, 盈利较低, 因而保险公司主动创设和推广热情不足。第三, 当消费者遭遇事故时, 特别是重特大事故时, 一方面由于涉及诉讼成本与周期、维权积极性差, 赔偿往往不能及时到位:另一方面, 大的事故企业往往面临破产倒闭, 无力承担赔付责任, 得不到救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政府及其代表的公众利益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最大受害者, 也是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最大受益者, 因此应该成为强制责任险制度的最积极推动者, 所以政府应主导积极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三、构建我国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之设想

(一) 价值追求———使之成为保障食品安全的一种新的有效路径

预防和制约食品相关企业保证其食品安全的传统路径是:规定该项义务不履行所要承担的责任:如按《侵权责任法》规定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按《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面临罚款等行政处罚, 甚至触犯刑法要承担刑事责任, 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 》降低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入罪门槛, 加重了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行为的处罚, 增加了食品安全渎职罪。但是现实中传统路径存在的问题是:所要的责任设置都在违法行为发生后并且受害者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才发生, 再加之食品安全监管不可避免的会存在漏洞, 部分消费者因为维权的路径复杂成本过高很多时候会放弃维权, 因此一些食品企业会存在很大的侥幸心理:认为“首先我没有那么倒霉会出问题被查出来, 第二就算被查出来也不一定会被追究严重责任, ”在这种心理下现实中食品安全事故屡见不鲜。

而通过责任保险制度的设计, 可以通过追求经济效益降低成本的路径更有效地促使食品生产企业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生产环节中去保障食品安全, 使之成为保障食品安全的一种新的有效路径是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追求之最大价值模式如下:

强制购买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企业的固定成本, 因此必须核算入总成本。C=*+*+*+B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保费根据其企业产品评估的安全风险状况来确定, 产品越安全, 保险费越低, 其总成本也就越低。B=f (x) 产品上市后长期的表现, 即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的数量多少作为下一保险合同中衡量保费的参数, B=f (x, y) 。

(二) 如何为食品安全强制责任险的推行确立法律依据

关于如何为食品安全强制责任险的推行确立法律依据, 目前有学者的主张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修订新《食品安全法》, 将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列入其中;二是单独立法, 参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笔者认为, 现行的《食品安全法》主要侧重于对食品安全的监管, 对食品安全责任中的刑事和行政责任的追究, 尽管规定了民事责任的优先权, 但现实中食品生产企业的责任承担能力往往比较弱, 不足以应对相应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因此, 在我国建构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首先需要对食品基本法——《食品安全法》进行必要修订, 具体做法为在第四章食品安全生产经营中第增加一条规定“食品必须已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方可上市流通, 否则将责令其召回全部产品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在此基础上, 可以由国务院根据《食品安全法》和《保险法》制定《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对于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适用范围、投保方式、保险费率、责任范围、赔偿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 以规范和指导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推行。

四、结论

综上, 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作为一种有利于保障消费者利益、食品安全监管和减轻政府负担的有效手段, 从现实和理论角度出发, 都将成为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制度建设的必然选择。该制度内涵符合社会本质要求和社会发展阶段实际, 更符合人民基本利益保障的需要, 尽管在我国建构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但理论和实践中, 建构这一制度既是必然的都是可行的, 因此我国应通过修订《食品安全法》, 制定《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并完善相关具体制度设计, 加快推行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 以便更好地发挥该制度的作用, 使之成为提升我国食品安全状况的一种新的有效路径。

摘要：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令人担忧, 责任保险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 而基于市场机制下多方主体的博弈结果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性质,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必须强制推行,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通过修订《食品安全法》, 制定《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并完善相关具体制度设计, 加快推行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 以便更好地发挥该制度的作用, 使之成为提升我国食品安全状况的一种新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必要性,可行性,制度建构

参考文献

[1]许飞琼.责任保险[M].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7, (11) :25.

[2]吴年冬.浅谈我国产品责任保险体系的构建[J].区域金融研究, 2009, (4) .

[3]陈立双, 段志强.保险学[M].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5, (8) :46.

[4]申曙光, 肖尚福.对我国实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思考[J].上海保险, 2006, (2) .

[5]谭湘渝, 许谨良.我国实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基本问题研究[J].保险研究, 2008, (6) .

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 篇2

上周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进行了部署，提出要以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等为重点，开展强制责任保险试点。专家认为，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意味着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将迈入快车道，而若最新的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获得通过，则意味着推广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将有法可依。

食品安全责任险，是指由食品生产、流通领域企业投保，企业及其雇员由于疏忽或过失致使消费者食物中毒、感染食源性疾病或食品中有异物造成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在保险额度内将由保险公司承担。

我国食品工业快速发展，食品安全事件进入多发期，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三年中我国共发生36个重大食品安全热点问题，引发社会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和焦虑。虽然近年来食品安全监管、措施密集出台，但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仍时有发生，建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强制参保制度也一直被业内广泛呼吁。

而根据此前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国家鼓励建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支持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专家认为，食品安全责任险如果在我国被列为强制保险，这种制度设计可为化解食品安全困局提供三个方面的新思路。

一是保险机制通过前置性防灾防损措施降低风险，提高食品安全水平，如保险公司会要求食品餐饮企业必须符合卫生标准等诸多条件才予以承保;二是由于利益攸关，承保保险公司会密切关注食品餐饮企业日常加工生产情况，定期和不定期评估安全风险，实行过程管控;三是保险相当于在同等风险程度的机构之间分散风险，事件发生后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赔付，也有助于化解矛盾。此外，还能发挥保费价格杠杆调节作用。保险公司根据食品餐饮企业的风险状况和出险记录来确定费率的档次，倒逼企业主动采取措施，防范食品安全事件。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在作为食品安全责任险试点地区的山东省济南市，在政府鼓励和公司推动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受到了很多企业的关注和欢迎，效果明显。

2013年8月，山东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专门就拓宽保险服务领域、推动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做了安排部署。目前山东省已有长安责任、太平洋财险、中华财险、人保财险、平安财险五家公司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截至目前，太平洋产险和长安责任保险公司联合开展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业务已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近2000万元，承保企业涉及食品生产、食品加工、食品流通、餐饮等行业。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主要保障的范围是在保险期间内，因被保险人及其雇员的疏忽或过失导致消费者发生食物中毒或感染其他食源性疾病等食品安全事故。“学校配餐如果管理不好，后果将很严重。有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以后，万一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可以预先支付，给予消费者及时赔付，也能有效转移和减少企业的风险损失。”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峰说。

除政府支持、企业需要外，山东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能够得以顺利推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产品的“适销对路”。太平洋财险山东省分公司总经理武博告诉记者，针对目前食品集中加工、分渠道销售、广泛流通的主要特点，保险公司应市场需求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不断进行改进。

首先是实现了承保环节的全链条覆盖。传统产品通常仅保障食品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中一个环节上的食品安全，而改进后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涵盖了全链条。

其次是承保对象扩大。传统产品承保对象大都是针对大型企业，改进后的产品允许保险人与被保险人进行双方约定，只要是在保险合同列明的经营场所内生产、销售食品或现场提供与其营业性质相符食品的单位均可投保。

再次是保障范围的扩大。传统产品通常仅保障产品本身质量问题产生的责任，改进后的产品责任不仅涵盖投保人因疏忽或过失致使消费者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而且对食物中掺有异物、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情况也予以赔偿。

不过，从全国来看，目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推行现状仍然不甚乐观。多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一直都是以“自愿参险”的形式存在，由于食品餐饮企业基于成本考量，对参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积极性普遍不高，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由于保险业分散风险需遵循大数法则，只有少数几家企业投保，会导致保险公司风险高度集中，因此食品安全保险一直处于“推而不广”的尴尬境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投保率不足1%，且多为食品出口企业。

从国际上来看，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已立法强制实行食品安全保险，据了解，美国部分州通过立法建立了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将购买保险作为食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前置条件，对于确保食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 篇3

关键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必要性；可行性

一、相关内涵

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是指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食品的制造商、销售商等行业主题必须以食品安全责任为保险标的投保，特定的保险人必须承保并且对食品安全事件造成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一种强制性责任保险制度。

二、我国构建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食品安全问题关系着国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得不到解决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从企业角度来看，一旦发生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将付出巨额赔款，严重的有可能造成企业破产。从政府角度来看，食品安全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和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因此，加大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处理力度是非常必要的。

（一）切实维护消费者利益

由于当前的索赔手续复杂，特别是一些不法商家企图逃避赔偿责任更加大了受害消费者的索赔难度。面对一些不甚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消费者往往选择放弃索赔。而当发生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时，当事企业面临巨额赔偿，由于其赔偿能力有限，可能无法给予受害者充分有效的赔偿。以强制方式推行食品安全保险后，鼓励消费者购买已投保食品，一旦发生事故，消费者可直接向专业的拥有足够保险基金的保险公司索赔，有效地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为保险公司带来新的保费增长点

一种险种以强制方式推行后，其业务规模必然迅速扩大。以交强险为例，2006年7月我国正式施行交强险制度，此后，交强险的保费收入从2007年的218.8亿元猛增到2015年的1570.98亿元。如果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能够做到科学经营，将可能会给保险公司带来巨大的收益，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三）减轻企业负担

一旦发生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企业将面临巨额的赔款，造成财务危机，甚至破产倒闭。因三聚氰胺事件影响于2009年破产的三鹿集团是典型的案列。出现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在于食品企业没能有效分散食品安全风险。企业通过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可以把不确定的巨额赔偿化为固定的少量的保费支出，并摊入成本或流通费用。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将由保险公司出面赔偿，减轻了企业的赔偿负担，切实保障了企业经营的稳定性。

（四）减轻政府压力

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国计民生，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发生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后，政府不得不出面善后。特别是当企业无力赔偿时，需要政府动用财政对受害者给予补偿。以强制方式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可以充分体现出国家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决心和力度。同时，保险公司介入，在事故发生前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的监管压力，在事故发生后可以减轻政府的赔偿压力。

（五）防止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事前防范远远重于事后补救。保险公司可以利用保险费率杠杆，设置免赔额、推行不出险优惠政策等手段提高食品企业的安全意识，促进企业自身加强食品安全管理，规范企业生产活动，有效降低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频率，引领整个食品行业健康发展。

三、我国构建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在我国，强制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呼声已久，然而，这项政策的可行性直到现在才逐渐具备。

（一）法律基础已现雏形

2014年5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重点鼓励建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支持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同时授权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具体办法。

（二）交强险的成功推行给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提供了参考依据

交强险制度实施后，保障程度逐步提高，初步实现了其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的目的。交强险的可喜成绩给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推行提供了依据和经验。同时交强险的推行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诸如经营亏损的问题也给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提供了前车之鉴。充分吸取交强险的经验、教训有助于设计出更为合理的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产品。

（三）已经实行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国家地区给我国带来了一定的思路

2013年6月19日，我国台湾地区修正公布《食品卫生管理法》。该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类级别及规模的食品业者，应投保产品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的保险金额及契约内容，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同时，对于违反投保产品责任保险规定的，在第四十七条中明确相应的惩罚，视情节轻重分别处以罚款、或歇业、停业或废止公司、商业、工厂登记事项或食品业主的登陆等处罚。从目前来看，台湾地区的实践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我国构建食品安全强制保险制度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四）我国保险业已具备相应的承保能力

2015年，中国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24282.52亿元，同比增长20.00%。到2015年底，保险业总资产已达总资产123597.76亿元。保险业整体实力不断增强，承保能力大幅度提高。目前，我国已经从事了多种责任保险的经营，积累了大量的经营经验。并具备了一定的资金规模、人力资源、技术实力。

四、我国构建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必要性、可行性的分析，给出构建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在构建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过程中，目前已经有《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保险法》等主要法律，但还缺少配套的法规以及细则。可以对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构建《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使之成为完整的法律体系，将极大地促进食品安全保险制度的顺利推行。

（二）加强监管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需要加强对保险公司的监管，确保其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监督保险公司开发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的是否合法合理，并将保险的条款与费率进行备案。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加强对食品企业的监管。加强对食品质量的检测，及时披露有质量问题的企业。建立黑白名单制度，给消费者以提示，同时保险公司也可以据此实行差别费率。

（三）加大政府补贴力度

我国的食品生产、销售企业多以中小企业为主，保费可能给其带来一定的财务负担。政府应该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减轻企业负担，鼓励企业投保积极性。对投保食品责任保险的食品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保费补贴。同时，给予保险公司一定补贴，促使保险公司降低保费，使得保费在食品企业可接受的范围内。

（四）科学定价，开发合理的保险产品

不同的食品企业规模、经营种类有很大的不同，面临的风险大小也大相径庭。按照统一标准制定费率，对中小企业来说负担较重，同时也易造成逆选择。这要求保险公司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食品企业性质、规模、经营种类、经营地区等因素确定差别费率。同时，在政府补贴的情况下，确保保费在食品企业可接受的范围内，同时又保证自身获得合理盈利。这样才能维持业务的长远发展。

（五）建立试点，稳步推进

为了更好地推行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可以选取部分食品业较发达的省份、地区作为试点率先推行。根据试点的反应，效果，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使得更好不断扩大试点范围，直至覆盖全国。

参考文献：

我国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制度构建 篇4

(一) 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目前, 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不容乐观, 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是指由食品引发的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的事故, 包括食物中毒、食源性疾病和食品污染等。近年来, 视频安全事故层出不穷, 像苏丹红事件、晋老陈醋勾兑事件、白酒塑化剂事件、大头娃娃事件以及08年震惊全国的毒奶粉三聚氰胺事件, 对消费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对公众对食品市场的信任度非常恶劣的影响。

(二) 现行的赔偿方法

一般来说, 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 受害者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获得赔偿:一是生产者、销售者, 二是政府。在上述的食品安全事故中, 以三鹿三聚氰胺事件为例, 河北省政府在事件曝光后决定对三鹿集团停产整顿, 2009年1月22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三鹿集团作为单位被告, 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被判处罚款人民币4937余万元。在2009年11月, 石家庄中院裁定, 终结已无财产可支配的三鹿破产程序, 三鹿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 这也就是说, 肾结石患儿将无法从三鹿获得任何赔偿。这种情况下, 中国乳协协调有关责任企业出资筹集了总额11.1亿元的婴幼儿奶粉事件赔偿金, 用于一次性赔偿金以及建设医疗赔偿基金。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是经原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批准成立的行业性社会团体, 业务上接受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指导。而在相关责任企业中, 例如伊利、蒙牛等大型乳制品企业中, 国家均是控有股份的。因此可以看出, 这些赔偿金是国家行使行政职能, 运用国家在相关责任企业中的控股权, 协调筹集赔偿金。也就是说, 三鹿奶粉事件最后实际上就是国家赔偿患儿。

由于食品安全事故的特殊性, 导致其一旦发生涉及范围极广, 责任企业往往由于巨额罚金和信用危机而导致破产, 受害者赔偿部分属于普通债务, 是在企业员工的工资社保和抵押债券等之后的,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 受害者都是难以得到企业赔偿的。因此, 便由国家出钱, 来弥补受害者的损失。

(三) 现行赔偿方法的利弊

由国家赔偿或补偿消费者的方法, 其既有利也有弊。首先, 在食品安全事故中, 国家相关的检测部门往往存在着疏忽, 由于把关不严或技术标准落后, 而使得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要求的食品上市销售, 在此种情况下, 国家作为相应的责任主体是应付赔偿义务。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企业在食品安全事故中应承担更为严重的责任, 很多企业明知生产的是伪劣产品而发放到市场上销售, 发生事故后遮掩隐瞒, 最后企业破产无力赔偿, 由国家来赔偿, 虽然国家财政可以确保受害者得到应有的赔偿, 但是这种方式并不符合责任构成的要求, 倘若长此以往, 用国家财产赔偿受害者, 其实也就是用纳税人上缴的税费来赔偿受害者, 相当于“自己赔偿自己”, 这是明显不合理的。因为, 笔者认为国家赔偿这种方式有其优点, 但于法理上并不合理, 所以应当在国家赔偿这一方式之前建设一个新的制度来保障食品安全事故中受害者的求偿权, 并且能让受害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和补偿, 那就是构建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二、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内容

基于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在我国实行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是一个能缓解甚至解决目前困境的方案。所谓食品安全责任险, 是指经营食品的企业向具有食品责任保险经营资格的保险公司投保, 在发生食品安全问题造成受害人人神或财产损害事故后, 受害人可以以消费凭证向保险公司要求赔偿, 保险公司则应依法在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的一种保险制度。根据我国《保险法》相关规定, 责任保险合同中一般存在三方当事人, 即投保人、保险人和第三人。在食品责任强制保险中, 投保人即为生产经营食品的企业, 保险人即为相关有经营资格的保险公司, 而第三人则是由于投保企业产品而产生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受害者。构建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必须将这三方的权利义务划分清楚合理, 才能保证此制度能够顺利执行, 下面笔者就这三方当事人以及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具体内容进行分析。

(一) 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人

由于保险经营的行业特点, 对保险人的信用要求高, 故各国保险法对保险人的主体资格均作出严格规定。食品责任保险作为责任保险的一种, 其可能涉及的第三人更为广泛, 因此对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人更应加以严格规定。

1.保险人的主体资格

首先, 对于保险人的主体资格, 我国《保险法》第10条中规定:“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 并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在食品责任强制保险中, 保险人就是指与食品的生产经营企业订立食品责任保险合同, 并承诺在食品责任事故发生后, 依照法律或合同规定承担一定数额赔偿义务的保险公司。

食品安全事故一旦发生, 涉及范围可能很广泛, 赔偿数额可能非常巨大, 所以保险人作为事故发生后首先赔偿受害人的一方, 其应具有充足的资金来保障受害人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赔偿, 否则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 对保险人主体资格的认定, 应综合考虑其注册资本、经营能力、财务状况以及出险理赔速度等因素。例如, 可以规定注册资本在一定数额以上、公司持续几年盈利、财务报表连续几年没有虚假、公司持续几年出险理赔纠纷的比率低于百分之几的保险公司才可以经营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业务。

2.保险公司的经营模式

对于强制责任保险的经营模式, 目前国际上有两种选择方向:一种是以公益为主要目的, 由政府主导, 保险公司只承担代理责任的经营模式;另一种是以盈利为目的, 引入市场机制, 由保险公司自助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前者有利于建立推广食品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适宜在刚开始推行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时适用。但是保险公司毕竟还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法人组织, 盈利才是最终目的。倘若长此以往, 保险公司会失去经营此险种的积极性, 并且以其他险种盈利的资金或国家财政来承担赔偿, 也是不甚理想的。因为笔者认为, 在食品责任强制险制度实施初期, 可以由政府主导, 帮助扶持保险公司经营, 并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 一旦食品责任强制险的实施进入轨道, 就应该引入市场机制, 利用保费投资增值, 来作为理赔的资金保障。

3.保险人应承担责任的范围

对于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 笔者认为保险人应仅就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 即食物中毒、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 而对于食品本身质量瑕疵, 例如包装破损、说明不符等情况, 属于违约责任, 并非侵权责任, 故不在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应承担的范围内。另外, 根据可预见性原则, 保险人应只对直接损害承担责任, 例如受害者的死亡赔偿、伤残赔偿和医疗补偿等, 而对于间接损失, 例如误工费等, 由于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难以预见和估量, 故不属于保险人的责任范围之内。

(二) 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投保人

对于保险法律关系中的投保人, 我国《保险法》第10条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 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落脚到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中, 有的学者认为应当以企业的销售额作为是否投保的衡量标准, 这种方法认为销售额低的企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或食品摊贩影响的范围较小, 无需投保。但是所谓风险总是无处不在, 上述小型企业和生产者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影响范围是较大型企业小, 但是由于其经营规模小、固定资本少, 一旦发生事故, 基本不可能完全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倘若依销售额来决定是否需要投保, 就等于间接的放弃保护一部分消费者的利益, 这与食品责任强制险制度的立法宗旨也不相符。所以, 笔者认为, 所有的食品生产者均应当强制投保, 生产者的销售额可作为缴纳保费的参考标准。

(三) 食品责任强制保险中的第三人

食品责任强制保险中的第三人, 是指由于食品安全事故而受损的第三人, 这就排除了食品经营者, 即食品经营者由于食用自己生产的食品而遭受损害的, 保险人应不予赔偿。并且, 根据最大诚信原则, 食品生产者明知自己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违反告知义务, 对保险人隐瞒实情的, 或受害者明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故意食用所造成的损失的, 保险人应不予赔偿。

另外, 在食品责任强制保险中, 第三人是否有权直接向保险公司求偿的问题在这里也值得注意。我国《保险法》第65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 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 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 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 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 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 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该条款肯定了第三人的部分直接请求权,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 若生产者怠于请求保险公司赔付的, 受害者有权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自己的损失。

(四) 关于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限额、限期问题

首先, 保险限额是保险合同上载明的保险人所承担的最高赔付金额。由于责任险的赔偿数额巨大且具有不确定性, 导致保险公司经营的风险很大, 所以需要保护保险人的利益, 对赔偿限额明确规定。笔者认为, 在食品责任强制保险中, 应当规定两项赔偿限额, 一是每次事故的赔偿限额, 二是保险单累计赔偿限额。其次, 保险期限是指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范围。关于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期限, 可以参照产品责任保险和机动车交强险的规定, 采用1年为保险期限, 期满之后可以续保。

三、结语

虽然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在我国的保险行业领域尚是未知领域, 但是其已经逐渐得到学术界和一些国家的重视。由于食品安全事故频发, 国民要求保障食品安全的呼声愈来愈高, 食品责任强制险是一个很好的补偿手段。当然, 它的作用并不能达到完美, 在保险不能够完全赔付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由国家进行赔偿, 例如有的学者提出的国家出资建立专门的补偿基金等制度, 但是首先还是应该由保险来解决食品安全事故的赔偿问题。这样既能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最重要的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弥补受害人的损失。食品责任保险制度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最后一环, 也是广大消费者人身、财产权益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曾宪义, 王利明.保险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傅廷中.保险法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3]李倩倩.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探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1 (7) .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篇5

合同解除时，保险公司可以收取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的保险费，剩余部分的保险费退还投保人。

第十八条 被保险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应当办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变更手续。

第十九条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期满，投保人应当及时续保，并提供上一年度的保险单。

第二十条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期间为1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保人可以投保短期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一)境外机动车临时入境的;

(二)机动车临时上道路行驶的;

(三)机动车距规定的报废期限不足1年的;

(四)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赔 偿

第二十一条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

(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

(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由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十四条 国家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有下列情形之一时，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一)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

(二)肇事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

(三)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

第二十五条 救助基金的来源包括：

(一)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

(二)对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的罚款;

(三)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的资金;

(四)救助基金孳息;

(五)其他资金。

第二十六条 救助基金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保监会、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制定试行。

第二十七条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通知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应当立即给予答复，告知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具体的赔偿程序等有关事项。

第二十八条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保险金。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1日内，书面告知被保险人需要向保险公司提供的与赔偿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第二十九条 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被保险人提供的证明和资料之日起5日内，对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出核定，并将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保险金的协议后10日内，赔偿保险金。

第三十条 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对赔偿有争议的，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一条 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但是，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的，保险公司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经核对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

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抢救费用的，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经核对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垫付抢救费用。

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 篇6

关键词：医患矛盾；医疗职业责任保险；医疗职业责任强制保险

一、背景

近年来我国医疗事故频发。中国红十字会统计显示，中国每年医疗损害事件造成约4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4倍。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物质文化生活越发丰富，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改变。人们越来越注重身体健康，医疗保健需求逐渐增加。同时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民众对医疗质量要求大大提高，但是医疗相关事故发生率却居高不下，这种矛盾使得民众对医疗的不满与日俱增。当前，医患关系已经紧张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医疗纠纷事件剧增，甚至暴力袭医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医闹事件在我国频频发生，2015年1月至5月，仅广东省医闹事件就有208件。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将“医闹”入刑，但是没有解决医患纠纷。严峻的医患矛盾和医疗职业风险已经开始威胁医疗秩序的正常运行。

我国现有的医疗纠纷处理主要有双方协商、申请行政部门调解和诉讼。但是这几种处理方式都很难兼顾双方利益，从纠纷发生到达成一致，往往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就给双方造成巨大的精力和成本消耗。

医疗责任保险是职业责任保险的一种，指投保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保险期内，因医疗责任发生经济赔偿或法律费用，保险公司将依照事先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医疗责任保险作为分散医疗职业风险、缓解医患矛盾的一种重要手段，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并已取得明显成效。但我国的医疗责任保险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其作用未得到应有的发挥。

二、我国现行医疗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事故鉴定困难

医疗责任保险承担的是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医疗赔偿责任，而我国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不完善，医疗责任性质认定往往不确定，使保险公司面临的经营风险难以控制。医疗事故、医疗过失及医疗意外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的责任性质认定和区分十分困难，保险公司对于推进医疗责任保险普及比较谨慎。另外，现行医疗责任保险产品结构单一，仅仅对医疗事故进行赔付，但是是否属于医疗事故需要相关部门鉴定。鉴定为医疗事故的，才能受到保险公司赔付。但是实际上许多医院不愿通过鉴定确认医疗纠纷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因为医疗事故会影响医生个人的年终考核和评级，也会对医院的声誉造成损害。所以大部分医院更倾向于与患者私了。所以医疗机构也大多对于参加医疗责任保险持观望态度。

（二）缺乏医疗风险数据统计资料

非寿险产品都会运用精算技术来进行科学的分析计算。但我国由于医疗责任保险发展历史简短，无论从医疗机构角度还是保险公司方面都缺乏详实的理赔历史数据。没有丰富的风险发生的数据资料积累，无法满足精算要求，就无法厘定出合理的保险费率。此外，即便发生事故，当事医疗机构也不愿意将事件披露，保险公司难以掌握真实情况。致使市场上医疗责任保险产品的费率厘定还停留在经验费率阶段，无法像美国医疗责任保险机构那样针对不同的医疗风险情况差异化制定费率。这种定价不能反映国内医疗责任风险的真实情况。医疗机构相关数据的不透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医疗责任保险业务的发展。

（三）医疗机构参保率过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严重

一般来说，同类型的风险单位参保越多，越能减少及分散保险公司本身的风险。可是我国目前的医疗责任保险参保率往往只有7%-8%，参保率低，收到的保险费总额就少，不仅风险不易分散，当出现大额医疗赔偿时也很难赔付。而愿意参保的医疗机构以及参保的科室往往风险巨大，投保的逆向选择现象严重，这就违背了保险的“大数定律”，使保险公司的运营风险大幅增加。保险公司为了自身经营不得不将最高赔付限额设定得很低，限制了医疗责任保险转移和分散风险的作用，这使得医院也不愿意花钱购买保险。发生医疗纠纷后，医疗机构往往不主动报告，个别医疗机构和医生甚至利用医疗责任保险骗取赔款，这样不利于医疗责任保险的进一步发展。

（四）在我国当前的医疗环境下，医疗责任保险很难在实质上缓解医疗责任纠纷

一旦出现医患矛盾，患者家属往往采取暴力手段如封堵医院、打砸医院设备和医护人员等“医闹”方式来威胁相关医疗机构；医院面对现实威胁往往被迫就范；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也往往会要求医院满足患者及其家属的需要，涉事多方都不愿走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即使政府相关部门也很难有所作为，那么保险公司的介入调解能否解决问题就要打个问号了。

三、建立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现行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可以考虑在全国范围建立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一）医疗责任强制保险是一种政策保险

政策保险是国家为了促进个别产业的发展，运用政策支持或财政补贴等手段对该领域的危险保险给予保护或扶持的一类特殊类型的保险业务。政策保险不同于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不受《保险法》制约，也不受社会保险法规政策规范，而是由另行制订的专门政策法规来规范。针对医疗责任强制保险专门制定相关法律，就能弥补医疗责任领域法律法规不健全的问题。将医疗职业保险确立为政策性强制保险，制订专门的政策规范，针对性建立独立的医疗责任鉴定机构，明确医疗纠纷中的事故责任，将纠纷双方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更好的对自身利益进行诉求。

（二）强制投保保证投保率，风险分散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其他强制保险如交强险，买到车就必须购买，所以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能在更广的范围进行分担。建立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就是要达到类似的目标，立法强制医疗机构必须投保。只要投保数量够多，大数定律就能发挥总用，风险转移和分摊就更加有效，保险公司的经营也会更加稳健。保险公司就可以适当提高赔付限额，更好的将医疗风险转移。

同时参保医院够多，投保费用在更广的范围得以分摊，事故处理成本也会降低。这就形成规模效应，费率必然会大幅下降。在精算技术上也可以依托大量样本，通过不断积累数据可以更好的制定保险费率费率。随着费率制定越发精细化，对不同医疗就够、不同科室乃至不同个人的差异化定价也会逐渐成熟，让风险和保费相关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逆向选择的发生。

（三）政府主导的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在解决医疗纠纷上具有一定的优势的

首先，在我国的现实环境中，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相对强势，相比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对一些无理取闹的“医闹”行为起到一定的威慑或化解作用。其次，政府可以给予财政支持，如对相关保险公司的医疗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进行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也可以直接出钱购买保险或者与医院共同承担保费，由政府来推广是最容易的。最后，从缓解医疗纠纷，维护医疗秩序的角度看，实行强制性医疗责任保险有一定优势，只要在政府的主导下将医患双方矛盾纳入设立好的框架之内，赔付及时到位，就能更有效地处理医患纠纷。

参考文献：

[1]郜玉珍.我国医疗职业责任保险的现状及展望[J].中国护理管理，2006（6）：31-33.

[2]李鹏.影响我国医疗职业责任保险发展因素分析[J].技术与市场，2007（5）：43-44

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 篇7

实际上,电梯故障致人死伤的新闻早有发生。在百度里以“电梯死伤”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找到约165万个网页和约2010篇新闻。最早一篇相关新闻是2002年2月的。与以往一样,在这次全国密集出现电梯故障致人死伤事故之后,一些省市立刻制定文件、出台措施,以图通过强化对电梯安全运行有关各方的监管,强化安全责任措施。比如:

8月4日,成都市房管局下发《关于加强物业管理区域电梯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受托的物业服务机构需按相关规定为电梯购买公众责任险。

8月5日,连云港市安委会办公室印发《开展电梯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全市将开展电梯风险排查,对“三无”(无物管、无维保、无维修资金)电梯单独建档、集中整治,公共场所在用电梯必须100%投保电梯安全责任保险,住宅电梯一个物业管理区域至少配备一名电梯安全管理人员,承担管理职责。

8月11日,武汉市法制办公布《武汉市电梯安全使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立法意见。意见稿明确,电梯维护费从物业管理费用中支出,物业管理单位应根据收费标准或者与业主委员会协商确定的比例将其单独设户,专款专用。电梯日常运行维护费用不得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支出。另外,物业管理单位利用电梯张贴、播放商业广告的收入,应当纳入电梯费用专户。应当每半年向业主公布一次电梯日常运行维护费用的收支情况。

笔者认为,在各地政府出台的与电梯安全运行文件里所采用的诸多措施中,有些是在老生常谈,有些则不乏新意。各地政府所出台的各类与电梯安全运行有关的措施中,最为值得重视和推广的,是电梯保险制度。在强化电梯安全运行借鉴“交强险”制度,在电梯制造、安装和运行的各个环节,引入强制保险制度。虽然电梯保险制度可能会加大生产、安装、维护及产权人等各方的资金成本,但相比于疾风暴雨式的整改措施,其制度优势一目了然。其一,可以将电梯运行的风险通过商业保险的方式加以转移、分摊;其二,作为资金风险的最终承受者,保险公司更有动力聘请专业机构、专业人员强化日常监督,其监督的力度更是行政监管、业主监管所难以匹敌的;其三,当电梯在一定年限内达到安全运行标准后,其保险资金可以返还,而保险公司的收益则从该笔资金的商业运营中获取;其四,保险机构完全可以通过再保险制度转移和化解风险。

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 篇8

业内人士认为, 一旦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责任险的强制立法落地, 食品安全责任险将成为中国责任险市场中发展空间最为广阔的险种之一。

进展——政策力推食责险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修订草案送审稿) 》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首次提及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山东保监局局长孙建宁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如果这一制度最终获得通过, 将成为继交强险后第二个进入法律层面的强制责任保险。

食品安全责任险, 是指由食品生产、流通领域企业投保, 企业及其雇员由于疏忽或过失致使消费者食物中毒、感染食源性疾病或食品中有异物造成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 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在保险额度内将由保险公司承担。近年来, 食品安全问题多发致使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忧虑不断增加, 也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推至前所未有的舆论热度。

据悉,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已于近日完成意见征集, 该草案共出现70多次“责任”, 清晰划分了食品行业各方责任, 并指出“国家鼓励建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 支持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保险业人士普遍认为, 这部我国“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将有助于推动食品安全责任险的发展和推广。而一旦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中对食品安全责任险的强制立法能够正式落地, 食品安全责任险将成为中国责任险市场中发展空间最为广阔的险种之一。

“《食品安全法》的修订有望在今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后通过。”食品安全专家宋亮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 新法侧重执法而非立法, 强调形成合理的召回制度, 连带追究执法部门和监管部门的责任。新法同时强调合理的食品安全事故赔付, 形成食品安全责任意识。具体表现为送审稿新增第65条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事实上, 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出, 要重点发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意见指出, 强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立法保障的责任保险发展模式, 把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责任、医疗意外、实习安全、校园安全等领域作为责任保险发展重点。

对此, 保监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熊志国日前表示, 保监会正探索推进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服务国家食品安全大局。积极推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写入法律, 同时, 积极与食药总局沟通协调, 草拟了关于开展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拟以两部委名义联合印发。

尴尬——“推而不广”久未改变

从多年实践来看, 责任保险制度在食品安全领域“推而不广”的尴尬境地一直未得到改变。

早在2009年, 美亚保险就在国内率先推出了食品污染综合保险。相关统计显示, 目前国内已有人保财险、华安财险、长安责任保险等十几家保险公司, 在食品生产、加工、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上进行了积极探索, 开发保险产品超过30余款。

专家表示, 投保食品安全责任险的意义, 首先在于确保食品安全事故中受害方能够得到经济赔偿,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二是可以发挥保险费率经济杠杆作用和事前第三方安全监督作用, 减少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三是可以在消费者中提高食品企业的信用和信誉, 促进食品企业的生产发展;四是有助于减轻政府事故善后的财政压力。

不过, 由于食品企业缺乏自愿购买的动力和对潜在风险评估不足, 我国食品行业投保比例较低, 加之保险公司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等原因, 目前我国食责险的运营状况并不理想。

“目前, 上海、江苏、山东、四川、江西等地已开展不同形式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但是,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还处于试点启动的初期阶段。”熊志国表示, 总体来看, 食品企业的投保积极性还不高, 保险覆盖面还比较低, 功能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

对此,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近年来, 我国的食品安全责任险一直都是以“自愿投保”的形式存在。虽然人保、太保、安联、美亚等十几家中外资保险公司开发了几十款相关险种, 但食品餐饮企业基于成本考量或出于侥幸心理, 对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积极性普遍不高。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投保率不足1%, 且投保的多为食品出口类企业。有媒体报道称, 济南市食品安全责任险试点1年, 仅接到20多单。

“责任险缺失的情况使政府承担了很多不属于他们的责任, 习惯性地为企业或其他主体的责任买单, 这种花费每年要花几千亿元。”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教授庹国柱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和巨灾保险类似, 食品安全责任险的推广能够改变过去政府大包大揽, 改变政府职能, 充分发挥保险工具的作用, 培养企业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

笃行——强制参保仍需排难

有专家认为, 目前政策层面力推食品安全责任险立法成为强制险种, 可解决其遇冷问题。

从国际上来看, 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已立法强制实行食品安全保险。据了解, 美国部分州通过法建立了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将购买保险作为食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前置条件, 对于确保食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 欧美一些国家对食品进口有相关的准入许可证, 我国食品要出口美国, 必须投保食品安全责任险。

“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工具, 责任险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落后于国际社会:国外保险公司的保费构成中, 责任险一般占到三到四成, 但现在国内险企仅为3%至4%, 只有国际的1/10, 充分反映出国内立法不健全。”庹国柱表示, 在现阶段企业缺乏风险意识的情况下, 通过立法强制执行是必须的。

长安责任保险山东分公司总经理张峰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 目前我国相关企业的食品安全风险防范意识还比较薄弱, 为降低经营成本, 常抱着侥幸心理, 一般不会主动投保。因此从长远看, 对该险种进行立法强制, 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通用再保险亚太区合约部门责任险承保人王民也表示, 基于我国现处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保险氛围, 政府有必要强制推行食品安全责任险。

有专家认为,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中“国家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表述具有里程碑意义。投保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 不仅是增加了企业的责任与义务, 同时也是依法保护企业利益的重要途径。

不过, 任何新生事物在推广过程中都会遭遇一定阻力, 需要有一个探索和积累的过程。宋亮认为, 食品安全责任险立法成为强制险种, 难度很大。“其中涉及如何落地才具有可操作性, 如何立项和推行等多重问题, 个人认为或许要几年时间。即便真纳入立法, 要确切实施可能也需要几年时间。”

王民也表示, 除了立法支持外, 强制食品安全责任险需要一定的市场前提, 包括充足可靠的历史经营数据、充足的承保能力和充分赔偿限额的足够供给、一定数量的承保主体、足够的再保支持及对风险责任的统一规定等。他认为, 我国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如立法强制, 应采取坚持政府主导与商业化运作相结合的原则, 实行差异化的浮动费率, 分地区阶段试点, 并逐步展开。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实施模式探讨 篇9

1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分析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的构建内在地要求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就医疗领域而言,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的医患关系。在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 社会各界都在积极主动地寻求解决办法, 在为数众多的方案中, 推行“医疗责任险”被业界看作是当前化解医疗纠纷、处理医患矛盾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但自从该险种推行以来, 由于医方的投保积极性不高, 导致医疗责任保险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医患纠纷的“顽症”并未消除, 相反, 甚至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面对难以调和的医患矛盾,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强制性职业责任保险”势在必行。但在当前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发展还很不充分、投保主题的参保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 对

于是否应该实施并推广强制医疗责任保险, 目前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 均没有统一的看法。就总体而言, 在当前无法找到更有效途径解决医患矛盾的情况下, 实施并推广强制医疗责任保险还是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支持。

那么, 何谓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呢?简言之, 是指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手段, 强制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必须投保医疗责任保险, 当投保的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活动中, 因医疗过失导致患者人身损害, 而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职业责任保险。从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来看, 该险种的实施与推广, 是伴随着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不到位而出现的。上世纪80年代末期,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率先在广西、深圳、云南、青岛、广州、黑龙江、内蒙古等省市开展地方性医疗责任保险试点工作, 摸索出一定的经验后, 从2000年起, 该公司开始逐步将该险种向全国推广。除人保以外, 此后又有包括太平洋、平安、天安在内的多家大型保险公司也开办了该项保险业务。不过从十多年来的实践看, 由于受市场需求不足、相关法制不够完善、配套险种滞后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该险种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其主要表现为:医方的投保率不高, “叫好不叫座”。面对这种尴尬局面, 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深圳在内的多个省市不得不为此寻求新的出路,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以北京为例, 北京是国内较早进行医疗责任保险试点的城市之一。从1998年起, 北京就开始以“自愿投保”方式推广医疗责任险, 但效果并不理想, 投保率太低。以2002年为例, 北京551家医院当中接受医疗责任保险承保的只有16家, 2003年仍不足20家, 到2004年, 接受承保的医院更进一步缩减为4家[5]。面对这种情况, 2004年, 北京市相关职能部门发布了《北京市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意见》, 规定从2005年1月1日起, 北京所有非营利性医院必须统一实施医疗责任保险。其实质就是“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正是在该险种的推动下, 北京市的医疗责任保险投保率和保费收入才大有改观。据北京市保监局的统计显示, 截止到2006年底, 全市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医疗机构共339家, 参保的医务人员达6.4万人, 累计承保责任限额为3.5亿元, 保费收入为2548万元, 支付赔款1596万元, 未决赔款1167万元, 接收医疗纠纷调解的申请为1472件, 未调解成功转到法律诉讼和医疗鉴定的不足12%[6]。2007年, 投保的医院进一步增加, 除公立医院外, 私立医院与部队医院也逐渐纳入到了保障范围。除北京外, 上海、江苏、深圳近年来也出台了类似的强制性保险政策, 实施效果良好,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上述各省市的实施情况虽然只是个案, 不具有普遍意义, 但从其实施效果来看, 完全有理由相信,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必然大有可为。尽管现行的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并非十全十美, 但可以预见的是, 通过社会各界的不断努力, 在不久的将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法制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与完善,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一定能够做大做强, 其市场发展前景必将更加广阔。

2 国外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模式及其借鉴意义

在保险业相对较为成熟的欧美发达国家,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其实是责任保险的一种常态, 参保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保险业发达的欧美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或规章制度规定执业医师或医疗机构必须购买医疗责任险, 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已成为医方转移执业风险、应对医患纠纷的通行做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能否实施到位, 从某种程度而言, “实施模式”既是保障也是关键。从国外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具体实施情况来看, 主要有两种模式最具代表性:即立法模式与政府主导模式。

所谓立法模式, 是指相关部门通过立法的方式, 规定所有的医院与医生都必须无条件地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美国就是采取该模式的典型国家之一。与我国不同, 美国大多数医院都是私立医院, 医院给予医生经济方面的担保相对有限, 一旦发生医患纠纷, 医生本人面临的赔付压力通常要比我国医生面临的赔付压力大得多。因此, 在执业过程中, 医生必须具有高度的自保意识, 参加医疗责任保险正是其自保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也是强制医疗责任保险为什么能够在美国顺利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光有这一点还不够, 还必须通过法律机制来保障该险种的顺利推行。为了确保医患纠纷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医疗责任法律体系[7]。通过立法, 规定医生必须毫无条件地购买医疗责任保险, 其实质就是“法定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医生是投保人, 同时也是被保险人, 具体投保方式是医生个人或通过医师协会向保险公司投保。由于有医疗责任保险提供保障, 美国每年通过该保险来处理的医疗过错成千上万;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或医疗差错, 赔偿责任就会自觉地落到保险公司身上。由于有保险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担保, 患者通常都能得到足额而又及时的补偿。因此, 类似于我国的医患纠纷很少发生。与我国一样, 在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过程中, 保险公司虽然也承受着因为医疗纠纷而带来的巨额赔偿压力, 但由于有强制性体制为保障, 该险种市场需求十分广阔, 足以满足保险市场“大数法则”的规模效应, 保险公司还是有利可图的。更为重要的是, 保险公司还把开展此险种看成是履行社会义务的一种表现, 因此, 仍然愿意承保这一险种。

政府主导模式是指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强制要求医生或医疗机构购买医疗责任保险, 但保费的交纳, 可以完全由政府来承担或者由政府协助医生或医疗机构投保医疗责任保险。英国和我国香港地区就是采取该模式的典型代表。在英国和我国香港地区, 其医疗服务属于国家或政府提供的福利, 医院由国家或政府财政 (税收) 支持。因此, 医院和医师的医疗责任保险费用由国家或政府支付。一旦发生医疗纠纷, 有专门的行政法庭性质的医疗上诉法庭处理医疗纠纷及医疗事故赔偿, 还可通过法院审理判决, 赔偿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8]。在这种模式下, 政府才是决定是否参保以及如何参保的主体。简言之, 政府是投保人, 医院与医生是被保险人。由于该模式需要政府大量投资, 因此, 实施该模式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 即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财力。

3 当前我国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模式选择

综合国外实施情况, 大体上可以认为, 当前可供选择的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实施模式, 主要为立法模式与政府主导模式。从当前国外不同国家的实施效果来看, 立法模式与政府主导模式应该说各有各的特点, 很难说哪种模式好或不好。到底好不好, 关键还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判断。就立法模式而言, 由于有法律的强制约束力为担保, 政府无需为该险种的具体实施、操作过程费尽心机, 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在条件充分的情况下制定相关法律。当然, 该法律所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规定所有医院与医生都必须投保医疗责任保险, 同时还包含有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具体内容、详细的实施措施、遭遇问题时的解决办法、不投保该险种所面临的处罚措施以及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在该险种推行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等方面内容。该模式的主要缺点在于:一方面, 医院或医生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否则很难承担起巨额的保费, 尽管有法律为约束, 投保率依然难以保证;另一方面, 由于各级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具体实施过程, 因此, 要对其实施效果进行有效监督往往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就政府主导模式而言, 由于有政府的全程参与, 医院与医生的投保意愿有充足的保障, 保险公司根本就无需考虑投保率的问题, 它所要做的是厘定合理费率、提高险种质量、改善服务条件等。但由于该模式需要政府部分或全部投资, 因此, 对于政府而言, 为数不少的保费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结合当前我国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与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两种模式各自的优缺点, 笔者认为, 我们可以采取将两种模式相互结合的办法, 取长补短, 以此来推动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在我国的发展。首先, 政府通过立法模式规定所有医院, 无论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医院, 都必须强制保投医疗责任保险, 以此确保投保率, 降低保险公司业务发展成本, 保证医疗机构公平有序竞争。统一投保还可以满足市场的大数法则需求, 促使保险公司科学合理地厘定保险费率及保险条款。其次, 对于非赢利性医院的医生而言, 由于其收入相对有限, 为了提高其投保意愿, 可以附之于政府主导模式, 通过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或者税收优惠政策 (比如减免税收或把医务人员的保费从个人所有税中扣除) 等措施, 以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投保能力。此外, 为了配合上述两种模式的有效执行, 当前所要作的还应包括积极推进医疗体制改革, 提高医务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收入水平, 进一步激发医院与医生的投保积极性, 以此确保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顺利实施与推广。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但只要实施模式得当,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未来该险种一定能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其社会管理功能必将更为强大, 而它在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中, 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要：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与推广, 对于化解医患纠纷、处理医患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综合国外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 主要有两种实施模式可供选择, 即立法模式与政府主导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实施效果上均有各自的特点,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无论是选择哪种模式, 都必须结合本国实际情况, 否则, 往往难以把握其优缺点。

关键词：医患关系,强制医疗责任保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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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 篇10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责任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责任保险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很滞后,2015年财产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8423.26亿元,同比增长11.65%,其中责任保险原保费收入301.46亿(以下责任保险原保费均不包括机动车辆保险原保费),同比增长18.9%;2014年,财产保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7546.1亿元,同比增长16.4%,其中责任保险原保费收入253.4亿,同比增长16.9%;2013年财产保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6481.2亿元,同比增长17.2%,其中责任保险原保费收入216.77亿。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责任保险的保费以高速度增长,但整体规模较小。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因为关乎大众利益而一直备受关注,目前讨论的焦点问题是该保险的模式选择问题,即采纳强制保险制度还是自愿保险制度。在新修订的环保法中,其名称为“环境污染责任险”而并非此前相关文件中提到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险”,意味着其强制地位仍有待明确。在笔者看来,这两种模式的选择其实质是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路径的选择,是依靠市场力量自行推进,还是运用政府的行政力量强制实施。笔者通过全文的分析论证,认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是管控我国环境污染风险的必然选择。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环保部2015年年度数据

1国外环境责任保险模式实践

纵观发达国家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由于各国经济水平、历史发展阶段、环境污染的性质和自然资源禀赋等等各不相同,所以保险模式的选择也有不同,本文以美国为例,探讨了其环境污染发展模式,之后笔者整理出不同国家在该险的发展情况。

1976年通过的《自然资源保护和恢复法案》(RCRA),该法案对有害垃圾进行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法律调整。主要是针对有害垃圾的制造者、运输者、储存和处理设备的严格限制。该法要求得到许可的所有人必须提供财务担保,这些担保的财务可以在受害人遭受人身伤害及经济损失时得到一定的补偿,为得到许可,所有人可以用多种方式提供财务责任保证,如环境责任保险单、履约保函、信用证、第三方托管现金、自保证明,或者有些州所认可的任何类型的财务安排。

1980年通过的《公路承运人法令》,该法是针对在州内或者州际从事危险品运输的承运人制定的。其要求在运输过程中因危险品的意外泄露而导致环境污染的承运人必须要购买一定限额的环境责任保险,也即强制性保险模式。

1990年的《石油污染法案》(OPA)通过提高美国沿海及境内可航行水域的运营设备技术质量,来减少一定的水域污染。OPA同时要求此类设施和船舶的拥有人必须防止泄露,并对未防止泄露支付清除费用。OPA与RCRA的规定相类似,即都要求提供一定的财务担保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只是OPA所要求的财务担保的方式较多,灵活性较强。

资料来源:笔者通过文献整理

2我国环境责任保险模式的选择

2.1经济学理论依据

(1)市场失灵理论与强制保险制度

根据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观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引导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自由个体在契约自由的基础上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只要存在着长期博弈,市场的参与者就会遵循市场规则,这时无需政府的参与。由于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完全和在公共物品领域,仅仅依靠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无法实现效率—帕累托最优,出现了市场失灵。

在环境责任保险领域,生产企业和潜在受害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会导致机会主义的产生。一些致污企业在面对严格的法律制度时可能会选择利于自身的策略,比如“肇事逃逸”(Hit and Run),一些污染企业在事故赔偿时可能面临破产的危险,这时他可能选择对污染不做任何反应,一些小的致污企业也可能不购买环境责任保险,因为他们想减少不必要的费用支出,使其经济利益最大化。一旦发生了污染事件,这些企业可能会及时转移自己的财产,并出于恶意目的宣告破产,这样会导致受害人得不到及时的补偿。在保险市场上会出现“柠檬市场”问题,如果保险人无法正确识别企业所面临的风险,这样的保险费就不能很好的体现出公平性,对风险管控有效的企业会为那些风险相对较大的企业支付成本,这样会导致好企业退出保险市场,而风险较大的企业仍然有投保的激励,长此以往,保险市场就会失去它的优势,最终导致失败。

(2)福利经济学与强制保险制度

根据福利经济学理论,如果一个经济体不是帕累托最优,则存在一些人可以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境况变好的情形,这就是帕累托改进。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市场中,一般情况下各经济主体(一般的致污企业)都是风险厌恶者,而强制性责任保险可以使风险从风险厌恶程度高的经济主体(致污企业)转移到风险中行者那里(保险公司),这样会使得双方的效用都得到提高,从整个社会层面分析,这会使社会总福利增加。因此,鼓励所有企业都加入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使得社会总效用达到最优。

强制性责任保险是以保护受害人利益为目的的,对于一些可能失灵的特殊领域,实行强制性责任保险可以提前防范风险,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受害人与致污企业都能及时得到救助,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

2.2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边界数学分析

强制性责任保险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具有积极地作用,以上的观点基本属于定性分析,如果想更好的诠释本文的观点,定量分析是不可或缺的。

假设存在一个具有三方主体的保险市场,企业M、保险人N以及第三方O。假设企业M的初始财富为WM,从事生产导致污染发生损失的概率为P,如果没有污染其收益为R,如果污染,发生的损失为A,这一损失A可以分为两部分,自身的污染成本AM,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失为AO,第三方O只能选择被动接受M和N的决策并带来的后果。保险人N有初始财富WN,以价格c出售保险,有保险合同约定,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则由保险人N赔偿A于第三方O。

企业M在购买保险的情况下其期望财富为:

WM+R(1-P)–c

企业M不购买保险的情况下其期望财富为:

(WM+R)*(1-P)+(WM-AM-KAO)P

这里的K为系数,由于存在各种原因,企业M赔偿给第三方O的损失可能是全部赔偿也可能是部分赔偿,所以K∈[0,1],。

如果M要购买保险的条件是

化简可得:c≤AMP+KAOP(1)

可以看出如果企业要投保,保险价格c不大于企业M的期望损失。

再来分析保险人N,当没有出售保险时,期望财富为WN,如果出售保险,其期望财富为(WN+c)(1-P)+(WN+c-A)P。

如果N要出售保险则满足条件

WN≤(WN+c)(1-P)+(WN+c-A)P

化简可得:c≥AP(2)

可以得出保险人出售保险产品的价格要大于保险人的期望损失。

联立(1)(2)可以得出保费的合理区间是

有前面的条件可知A=AM+AO且K∈[0 1],,那么AP≥AMP+KAOP,分析(3)式可知,只有在K=1的条件下(3)式才成立,当K不等于1时,保险人提供的保险价格大于企业愿意支付的价格,此时的保险市场不成立。K=1也就意味着企业M要支付全部的损失给第三方O,这时的保险市场才成立。

基于以上的简单分析,对于第三方的损失M要全部负责,这既可以使受害人的福利得到提高,体现社会公平,又可以形成有效保险市场,使整个社会效用最大化,强制性责任保险制度可以满足这一条件,使受害人的权益得到维护。

3强制环境责任保险是目前我国处理环境风险的占优选择

3.1选择强制环境责任保险的必然性

(1)从环境责任保险自身的特点分析(基于上述的数学分析)

首先,从P(风险发生损失的概率)看,近年来,我国的环境污染事件频繁发生,重大环境污染案件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东疆保税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发生特大爆炸事件,引起国内外的关注,这一事故的发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纵观近几年我国突发环境事件的数据可以看出,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呈现出上升趋势,所以,从上述数学模型可以看出,实施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符合其要求。

其次,从AO的角度分析,如果环境污染事件造成AO数值巨大,这会给第三方受害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损失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更甚至是身体上的伤害,这种情况会严重影响社会总福利,引入了强制性责任保险,会使第三方的利益得到保障,提高社会总效用。

最后,从系数K的角度分析,当污染事故发生后,由于种种原因,第三方可能只得到部分补偿甚至得不到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考虑强制。

(2)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在我国的推行可以有效避免的逆选择的发生

在保险市场中,投保人在选择购买保险之前比保险人拥有更多的信息,投保人会权衡利弊之后再决定购买保险,保险人会按平均风险水平制定保费,这样会使一些低风险企业不再参保,参保的企业大部分是一些高风险的致污企业,以此类推,最后会出这样一种情况,参加保险的都是一些高风险的企业,这样的保险市场是低效率的。如果采用强制性保险,不管风险水平与保费的大小,所有企业一律参保,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了逆向选择的发生。

3.2对于我国实行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的具体建议

在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可以说是日趋成熟,不管是保险业务费率、新产品创新、投保方式及理赔程序都已步入正轨,研究国外先进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本论文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1)国家应加快立法步骤,完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

在我国实施强制保险,必须以相应的法律作为支撑,交强险就是很好的例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我国顺利推广必须要有法律依据,法律是一切之根源。国家应从制度层面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有具体的要求,联合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出切实可行并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法律法规。比如可以根据不同的污染危害程度和污染物的种类等颁布《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与《污染物污染责任保险》。

(2)借鉴外国成功经验,取其精华

西方一些国家保险业现代化程度高,经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企业险种设计能力强,险种门类齐全,并已把完善的理论付诸于实践,通过综述可以发现,其实施后的效果明显,通过不断地完善,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已成熟运行。这样以来,我国可以创新性的借鉴并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取其精华,逐步提高我国环责险的质量。

(3)采取先试点、逐步推行强制环责险运营模式

通过对文献整理,笔者发现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各国推行时都采取了逐步推进的方式。综合考虑我国企业的保险意识、企业风险管理能力、保险公司的经营技术性,环责险牵涉到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我国实施强制性责任保险缺乏相应的基础,应该区分行业和区域,对存在较大污染隐患的企业、行业要及时对其采取措施,强制投保环责险,其他领域通过逐步试点运行,分步骤的在全国推行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

(4)谨慎选择环境责任保险的经营机构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主体复杂,在选择保险经营机构要考虑多方的利益,一般来说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第一种是由综合性的商业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第二种是由政府牵头,选取实力雄厚、技术性强的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进行经营。由于我国环境情况复杂,考虑到个别保险公司的实际情况,目前在我国推行强制环责险应该采取第二种模式,即以行政主导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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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强制责任险试点启动 篇11

此前，网传山东潍坊企业违规用高压泵向地下水排污事件正不断发酵，环境保护问题和相关责任追究以及赔偿等问题再次成为国人热议的话题。据悉，目前我国已在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相关试点工作，投保企业达2000多家，承保金额近200亿元。业内认为，运用保险工具，以社会化、市场化途径解决环境污染损害，有利于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减少污染事故发生；有利于迅速应对污染事故，及时补偿、有效保护污染受害者权益。

险种亟待推广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它是一种特殊的责任保险，是在“二战”以后经济迅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诞生的。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关系中，保险人承担了被保险人因意外造成环境污染的经济赔偿和治理成本，使污染受害者在被保险人无力赔偿的情况下也能及时得到给付。

环境责任保险是从公众责任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中逐渐独立出来的产品。通常而言的环境污染是指环境因物质和能量的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特性的改变，从而影响环境功能及资源的有效利用或危害人体健康和人类生活的现象。

而环境责任保险又被称为“绿色保险”，是围绕环境污染风险，以被保险人发生污染水、土地或空气等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它是整个责任保险制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也是一种生态保险，投保人以向保险人缴纳保险费的形式，将突发、意外的恶性污染风险或累积性环境责任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

赔偿中比较典型的是2008年9月28日，湖南省株洲市昊华公司发生氯化氢气体泄漏事件，导致周边村民的农田受到污染。这家企业于2008年7月投保了由中国平安集团旗下平安产险承保的环境污染责任险。接到报案后，平安产险立即派出勘察人员赶赴现场，确定了企业对污染事件负有责任以及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的相应保险责任。依据《环境污染责任险》条款，平安产险与村民们达成赔偿协议，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就将1.1万元赔款给付到村民手中。这起牵涉到120多户村民投诉的环境污染事故得以快速、妥善解决。

而对已此次试点，保监会的评价是：当前，我国正处于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一些地方的工业企业污染事故频发，严重污染环境，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特别是一些污染事故受害者得不到及时赔偿，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利用保险工具来参与环境污染事故处理，有利于分散企业经营风险，促使其快速恢复正常生产；有利于发挥保险机制的社会管理功能，利用费率杠杆机制促使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提升环境管理水平；有利于使受害人及时获得经济补偿，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减轻政府负担，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前世今生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我国的实践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部分城市推出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市场成效并不理想，到90年代中期相关保险产品就退出了市场。第二阶段以2007年底由环保部与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后简称《意见》）为标志，环境保护部、保监会等国家相关部门积极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在更多的省市和行业展开。

2008年，环保部与保监会在苏州召开全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会议，标志着试点示范工作全面启动，江苏、湖北、湖南、河南、重庆、沈阳、深圳、宁波、苏州等省市作为试点地区展开了相关工作，并初步确定以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易发生污染事故的石油化工企业、危险废物处置企业、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和各类工业园区等作为主要对象开展试点。2008年7月，平安保险湖南分公司对昊化化工公司因事故引起的污染损害进行了赔付，这是《意见》发布后全国首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事实上，国外诸多国家已经实行了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美、英、法等国家拥有成功的经验。

《意见》实施五年来，环境污染保险存在着环赔偿责任不明、推广缺乏法律保障；地方试点缺乏国家支持、缺乏对投保企业和保险公司激励机制、经营风险较大等问题。

在诸多问题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环境污染保险没有被强制，也就是说，环境污染保险是企业自主行为，各生产企业是否购买该保险要视企业的意愿而定，因此该保险卖的并不是很好，险企因为该产品卖的并不理想，其积极性也普遍不高，因“大数法则”原则，如果购买的生产企业不多，保险公司只要有一到两家企业有理赔的需求，险企就会亏本。

近年来，各地因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群体性污染事件层出不穷，且呈现高发态势，这种因污染导致的群发事件最后都是由当地政府买单的。这就是魏华林教授曾谈到的两个不足，既供给和消费都不足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地方政府对该险种的不重视而引起的。主要原因是GDP指数和幸福指数的矛盾，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指数常常不惜以牺牲民生为代价的招商引资，进行重复建设，这些重复建设往往都是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被引进的企业因地方政府的重视，所以也经常“忘记”对环境的注重，也常常“忘记”有环境污染保险的存在。

除此之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施缺乏内在动力、推广缺乏法律保障等问题同样突出，加之地方试点缺乏国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试点工作的主要经费依靠地方财政支出。与此同时，环境污染责任险还普遍缺乏对投保企业和保险公司激励机制，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较大。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开展初期，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待完善，投保企业的风险防范预期和保险公司的盈利预期都很难确定，社会对它的了解度和认可度不高，参与的投保企业和保险公司数量不多，这不符合保险业最基本的“大数原则”的要求，在缺乏必要激励机制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被增大很多，同时投保企业也会因提交保费增加运营成本而降低在同类企业竞争力。由于缺乏相应的标准，环境风险的识别和量化难度很大，而且行业和企业间的差异也比较大，保险公司很难判断企业的根据企业的环境风险进行产品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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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蓝本

《指导意见》明确了强制投保企业的范围：一是涉重金属企业。包括重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重有色金属冶炼业、铅蓄电池制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行业内涉及重金属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的企业。二是按地方有关规定已被纳入投保范围的企业，都应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三是其他高环境风险企业。国家鼓励石化行业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危险废物经营企业、以及存在较大环境风险的二恶英排放企业等高环境风险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指导意见》规定了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应当投保而未及时投保的企业，环保部门将采取相关约束措施：一是将企业是否投保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审批、强制清洁生产审核、排污许可证核发，以及上市环保核查等制度的执行紧密结合。二是暂停受理企业的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等相关专项资金申请。三是将企业未按规定投保的信息及时提供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客户评级、信贷准入管理和退出的重要依据。《指导意见》同时提出了促进企业投保的激励措施。如在安排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或者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时，对投保企业污染防治项目予以倾斜；将投保企业投保信息及时通报银行业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优先给予信贷支持。

《指导意见》对强制保险的责任范围、保额保费厘定、环境风险评估、环境事故理赔机制、信息公开等内容做了规定，明确了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以及投保企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还对环保部门和保监部门共同推进环境污染强制保险做出了规定。

《指导意见》对按规定投保的企业，环保部门可以采取下列鼓励和引导措施：

积极会同当地财政部门，在安排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或者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时，对投保企业污染防治项目予以倾斜；将投保企业投保信息及时通报银行业金融机构，推动金融机构综合考虑投保企业的信贷风险评估、成本补偿和政府扶持政策等因素，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优先给予信贷支持；地方环保部门、保险监管部门应当积极争取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政策纳入地方性法规、规章，或者推动地方人民政府出台规范性文件，并配合有关部门制定有利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经济政策和措施；环保部门应当推动健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加快建立和完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机制，支持、规范环境污染事故的责任认定和损害鉴定工作。

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后，地方环保部门应当通过提供有关监测数据和相关监管信息，依法支持污染受害人和有关社会团体对污染企业提起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推动企业承担全面的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增强企业环境风险意识和环境责任意识。

涉重金属企业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方案，由环境保护部另行组织制定。

市场化运作促“双赢”？

环境污染保险是保险参入社会职能的重要契机之一，但是环境污染保险必须要被地方政府所重视。被地方政府所重视主要表现是该险种要如同交强险一样要强制才行，如果不是强制执行，所有的一切都是空谈，因此强制保险才是环境污染保险在现阶段的出路，也是国家治理环境污染的决心和态度。

之所以说环境污染保险有必要进行强制，一方面是发展低碳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迫切要求，一方面是我国仍然处于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污染隐患多，渐发、突发和意外的污染事故频率高的现实。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焰建议，加快发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吴焰介绍说，有关调查显示，在全国7555个被调查的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2009年以来，先后发生了陕西华阴成品油输油管道泄漏流入渭河和黄河事故，兰州石化工厂爆炸事故，广东清远、江苏大丰铅污染等事故，严重污染环境，危害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

吴焰指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一项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应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绿色保险制度。经验证明，有效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保险可以成为政府和环境责任主体之间的一个市场化的“第三只眼”。保险人基于自身风险控制，必然会积极参与风险与隐患排查。

同时，保险以费率与安全环保管理水平挂钩的杠杆机制，能够强化责任主体的内在压力，鼓励参保企业降低污染排放数量和程度。一旦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保险参与环境污染治理，既可以为污染受害者提供经济补偿，减少政府负担，也可转移和分散参保企业经营风险，在突发环境事故后提供污染治理的经济援助。

尽管环境污染责任险的实施有诸多好处，目前在我国发展缓慢。吴焰介绍说，主要的制约因素是此项保险的推行缺乏法律保障，对企业是否参保没有制度约束，对侵权主体缺乏有效的责任追究制度。其次是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巨大，在我国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时期，单纯依靠保险公司商业机制运作难以持续。此外，中国尚未有统一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标准，保险公司在勘查、定损与责任认定上存在困难，灾害损失风险难以把控，这进而影响到环境责任保险的费率厘定和产品开发。

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 篇12

关键词：医疗责任保险,必要性,模式

1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简介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一种保险制度,确立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强制投保义务,以分散医疗损害赔偿的风险,并使受害人的损失及时得以补偿。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强制性,即通过国家法律规定的形式强制实施,将投保该险种作为医院经营、医生执业的前提条件;二是标准化,即整个强制保险体系的运作有一套统一的标准,对于保险责任范围、责任限额、保险费率等均有明确规定,有助于责任的判定。

2 在我国实施强制性医疗责任保险的必要性

不可否认,即使在医疗责任保险已经开展了几十年的西方发达国家,至今仍然面临着如何缓解巨额赔偿压力的问题。但是只有当医疗责任保险被赋予强制性的地位后,才能在社会上得以广泛启动,并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发挥作用。因为只有保险公司实现了规模经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交纳的保险费才能下降,从而由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转嫁给患者承担的该部分费用(往往包含在医疗费用中)才能下降,从而使全社会受益。

2.1 从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性来看

首先从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来看 :“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也就是说,它将归责原则转变为完全的过错责任原则,取消了归责的客观条件,并且突出了医疗机构的过错,以及因过错而产生的责任,将由于医疗机构的过错而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情形全部纳入了医疗事故的范畴;只要有过错、有损害事实、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可认定医疗机构的法律责任,医疗机构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这些修改加强了对患者的保护力度,但使得医患关系中医方的强势地位有所弱化,在有利于平衡医患关系的同时也潜在的增加了医疗机构的运营风险。医疗责任保险的传统价值是分散风险,但随着责任保险的发展和整个社会对尊重人权的意识不断提高,其保护受害一方的价值目标日益受到重视。强制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充分体现了保护受害人合法利益的价值追求,推行强制的医疗责任保险,采用社会化的形式来分担这种风险,既符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也兼顾了社会生活中的公平理念,无疑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其次,2002年4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种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确立了我国医疗事故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和过错推定的双重推定模式。这种立法方式,体现了对作为弱势一方的受害者保护,也方便受害者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举证责任的加重客观上增加了医疗机构的诉讼负担,许多患者并不是医疗事故的受害人,也往往采取诉讼的方式向医疗机构索要赔偿,导致了目前这种医疗纠纷不断,医患关系紧张,法院诉讼效率降低的局面,十分不利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患者以及法院三方正常工作的开展。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就在于建立强制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依靠推行该制度,可以缓解医患矛盾,减少诉讼,便于患方及时获得赔付,也减轻了医方的负担。

2.2 从目前社会实际情况来看

除了法律方面的因素,建立强制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也是医疗事业、保险业发展和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

2.2.1 建立强制的医疗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医疗事业和谐、健康发展的需要

医疗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风险性极大,因此一旦治疗效果与期望的结果出现差距,患者往往通过引发纠纷或争议来向医院索赔。医疗机构在进行赔偿后,由于内部追偿制度的转嫁,也会给医务人员带来压力,导致其选择消极治疗来保证执业安全。同时,在发生医疗事故后,一些医院可能由于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致使受害人得不到充分的救济,严重影响了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实现。对受害人及其家属而言,医疗诉讼的律师费用、诉讼费用高昂,对于人身和经济上已受损失的受害人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且即使法院判决支持了受害人的请求,“执行难”的问题又再一次阻碍了受害人合法权利的实现。如果有保险公司介入医患关系,通过医疗责任保险的方式,当事故发生后由保险公司负责赔付,及时给予受害人物质赔偿和精神安慰,不仅能够分散医疗风险,缓解医患矛盾,避免患者及其家属进一步采取过激行为引发的伤害,也可以解决医疗机构的赔偿资金难题,使得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能够专心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确立医疗责任保险的强制性地位,通过举办保险实现损害赔偿责任的社会化转移,充分发挥医疗责任保险在保障患者合法权益、降低医院赔偿压力等方面的作用,从而保障医疗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2.2.2 建立强制的医疗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保险市场稳定、迅速发展的需要

责任保险是发达国家的财产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医生投保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占其年收入的4%-l0%,若按这一比例预测,我国医疗责任保险保费收入将存在一个极大的增长空间。从理论上说,风险越高的地方,责任保险越有开展的前途,责任保险业务的利润也就越大,医疗服务行业的高风险性应当成为责任保险发展的推进器,然而我国目前的情况却恰恰与之相反。例如,从北京市的情况来看,虽然早在1998年就开展试点,但由于没有行政命令要求强制投保,北京600多家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仅有50家医疗机构。由于没有“大数法则”的规模效应加以保障,加上医疗责任保险的风险太大,这项业务濒临夭折。可见,对于医疗责任保险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如果完全依赖市场的自我演进,通过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竞争、更新产品等方式逐步予以解决,发展必然是十分缓慢和缺乏效率的。在目前强调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手段相结合的时代,市场需求的培育、竞争机制的完善等都离不开国家的适当干预。只有在建立了强制的医疗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大数法则”才能发挥效应,并渐渐影响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保险观念、法律观念,才能够真正的促进医疗责任保险市场的稳定发展。通过立法,将医疗责任保险规定为强制保险,促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投保,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目前自愿投保模式下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从而迅速推动医疗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

2.2.3 建立强制的医疗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需要

当前,我国政府已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和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行为致害的赔偿给付和医疗赔偿风险的社会化分担不仅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医疗服务价格体制改革等紧密相连,切实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卫生部及有关研究机构的统计,目前全国每年发生医疗纠纷逾百万起,但70%以上的纠纷无法得到及时解决,主要原因是赔偿标准不一致、责任难以厘定,加之许多小型和民营医院财政困难,对此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及未来三年实施方案,下一步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加快建立完善的医疗损害风险管理和赔偿制度,有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以法律手段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医疗责任风险分担机制,既能够实现医疗机构赔偿风险的社会化分担,也能够满足法律和现实的需求,适应我国当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从而促使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和社会主义福利型社会的建设。

3 推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方式辨析

综合国内外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状况,推行强制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可以有两种方式——以行政命令手段或以法律手段。以行政命令手段是指行政机关,一般是卫生行政部门通过行政权力强制要求购买医疗责任保险,从而以行政力量强行推动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我国北京市从2005年1月1日起要求其行政区域内国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必须参加医疗责任保险也是采取该方式。行政命令的手段虽然能够发挥行政机关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利用行业主管部门的权威推动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但是却使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在了行政干预的基础上,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并不是由于内在自觉行为,而是迫于行政压力,久而久之,必然会使医疗责任保险事业欠缺必要的动力,一旦行政干预不足,投保人可能会纷纷退保;并且在目前我国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以行政命令手段干预医疗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超越了行政权力的范围与宗旨,也容易导致行政级机关与医疗机构产生矛盾,因此,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不适合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

以法律手段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的方式,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投保义务,规定医疗责任保险是医疗机构开业和医务人员执业的必备条件,使医疗责任保险成为法定强制保险。例如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科罗拉多州等不仅确立了医疗责任保险的法律地位,同时对保险金额、保保险费、费率厘定依据及保险范围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因此可以借鉴此种模式。从性质上看,医疗责任保险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保险,也不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具有社会保障机制的作用,该险种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发挥着弥补受害人损失,减轻医疗机构赔偿压力,减少医疗纠纷和分散医疗风险的重要作用,因此与一般的商业保险不同,具有准社会保险的性质。

我国可以效仿《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相关举措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在自愿投保的商业性质的保险不能满足现实需求的情况下,依靠法律的强制力促使促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投保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4 立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必须解决的几个前提问题

4.1 科学厘定非赢利性的保险费

厘定保险费涉及多学科的问题,精算师应考虑下列因素:医院的类别(综合或专科)、级别、科别的不同组成;医院的病床数和实际入住率、医护人员人数和实际接诊、服务次数;过去一定时期发生医疗过失概率及未来一定时期医疗过失发生的概率;一定时期内通过各种不同途径解决纠纷的平均医疗过失赔偿额;医院所在地区的物价指数和职工年度平均收入等等。

4.2 加快制定与医疗过失责任的法规相匹配的医疗体制改革的政策和实施措施

我国医疗单位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设立的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的机构。根据国务院《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及相关规定,我国将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将医疗机构分为赢利性和非赢利性两类进行管理,非赢利性医疗机构在医疗服务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政府举办的非赢利性医疗机构由同级财政给予合理补助,并按扣除财政补助和药品差价收入后的成本制定医疗服务价格,对于非赢利性医疗机构收入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在总量控制幅度内,综合考虑医疗成本、财政补助和药品收入等因素,调整不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和收支两条线。因此,医院在医疗收入改革分配调整过程中从药品中获得收入已经或正在大幅度降低,而医疗服务价格只能逐步小幅度上调并且最终不得高于成本。面对不断增加的医患纠纷,司法实践中对医疗过失责任赔偿机制已经走在医疗改革之前。医院作为非赢利性医疗机构不按照市场原则经营,但要承担按照市场原则所推出的医疗责任保险费,承担法院依据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民事行为所裁决的民事赔偿责任,长久如此,医疗机构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是不对等的。我国的执业医师人事上归属于其工作的医院,效仿国外独立执业医师自行承担高额医疗责任保险费用在我国行不通,让发生医疗过失的医师承担高额的民事赔偿更是不可能。因此应将基本医疗责任保险和特殊附加责任保险纳入医疗体制改革中,从医院成本投入、风险、收入与分配机制、保费的构成及分担等多角度综合实施配套政策。

综上,设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能够防范和降低医疗行业的风险,保护广大患者的利益、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医疗责任保险所具有的化解风险,弥补损失的作用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体系的形成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又复杂的工程,也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需要政府部门找准自己的位置,与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密切配合,充分协商研究,同时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构建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从现有的法律体制出发,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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