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共3篇）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篇1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地区差异现状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社会保障和就业是现代社会中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在基本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方面享有平等权利。而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则是实现该种平等权利的重要保证。但中国不同地区间由于在自然条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导致不同地区间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水平的差异明显。如表1所示, 2007—2010年间, 全国31个省区“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极值比皆达5.9以上, 变异系数也在0.50以上, 表明地区间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享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资料来源:根据2008—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地区差异影响因素辨析

上述差异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然, 一个地区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数量既由地方居民对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的需求所驱动, 同时也受制于地方政府提供这种公共服务的能力。据此, 理论上可以将影响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主要因素分为两大类:一是需求因素, 二是供给因素。

(一) 需求因素

1. 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

一个地区人口数量越大, 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就越高。同时, 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也有重要影响, 一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 对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社会保障服务的需求就越高。

2.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代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瓦格纳定律”,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人们对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就越高。

3. 城市化水平。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大量原有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 自然产生对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的强烈需求。

4. 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

如果一地区劳动力市场运行良好, 就业充分而失业较少, 那么居民对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的需求就较低。反之, 在就业形势严峻、失业较高的地区, 对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支出的需求则较高。

(二) 供给因素

即使一个地区存在对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的较大需求, 也并不意味着该地区政府对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的供给也必然较高。地方政府对此类公共服务的供给受制于其供给能力和供给意愿。

1. 供给能力。

一地区财政收入水平直接形成政府财力约束。而一地区财政收入又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税务系统的征税效率和能力等因素影响。

2. 供给意愿。

即使地方财政收入水平较高, 但如果地方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的意愿较低的话, 该类服务的供给和用于该类服务的支出也不会很多。影响政府供给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 (1) 财政分权度。更高的收入分权度意味着地方政府更不愿意将财政资金用于供给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 而更高的支出分权度意味着地方政府有更大动力向辖区居民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服务。 (2) 经济开放程度。一方面, 地方政府间竞相吸引国际资本的竞争驱使政府增加服务于私人生产的公共投入;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为吸引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国际资本竞相减税、采取税收优惠政策, 结果使税收收入减财政收入少, 进而导致地方的公共支出下降。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地区差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为了揭示上述因素对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地区差异的实际影响性质, 本文利用2007—2010年中国分省数据,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估计如下模型:

其中, Yit被解释变量是第i个地区在第t年的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水平, 用“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数”来衡量。取“人均量”是为了消除人口规模差异产生的影响。αi代表无法观测的“个体效应”, 它们可能与可观测变量 (向量) Xit相关, β是待估参数向量, 代表可观测变量对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边际影响。包含在Xit中的解释变量有: (1) 65岁及其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2) 人均实际GDP的对数; (3) 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 (4) 城镇登记失业率; (5) 人均财政收入的对数; (6) 地方人均本级财政收入占全国人均财政收入的比重; (7) 地方人均本级财政支出占全国人均财政支出的比重; (8) 进出口占GDP比重。

对模型 (1) 的估计方法大致有3种, 分别为“混合OLS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如果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相关, 则采用前两种方法将得到关于β的“非一致”的估计量。通过进行“豪斯曼检验”, 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 所以“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理。为了便于对比, 本文分别估计了“混合OLS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这三个模型中均包含有分别代表2008、2009和2010年的三个时间虚拟变量, 以控制随时间 (但不随个体) 变化的影响因素。本文还估计了一个“不含时间虚拟变量固定效应模型”。对比各种估计结果, 可得以下结论:

第一, “固定效应模型”与“混合OLS模型”及“随机效应模型”相比, 参数估计结果无论在绝对值还是显著性上均有明显差异。例如, “65岁及其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估计系数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显著为负, 绝对值是“随机效应模型”的2倍, 而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这一系数并不显著。此外, “进出口占GDP比重”的估计系数在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显著为正, 而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这一系数并不显著。所以,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表明, 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 或经济开放程度越低,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水平就越低。关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影响与理论预期不符, 且估计结果的显著性水平不够高 (只在10%的水平上显著) , 所以对这一结论的合理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二, 在所有解释变量中, 代表财政分权的两个变量 (即“地方人均本级财政收入占全国人均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人均本级财政支出占全国人均财政支出的比重”) 的系数估计结果最为“稳健”。在所有4个模型中, 上述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 并与理论预期相符 (财政收入分权度越高或财政支出分权度越低, 则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水平就越低) , 而且在所有模型中系数符号保持一致。这充分表明, 财政分权的程度和形式是影响地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重要因素。

第三, 反映地区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人均GDP对数”和反映城市化水平的“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等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

第四, 最能反映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变量“实际人均财政收入对数”, 其估计系数只有在“随机效应模型”中显著, 在“混合OLS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中均不显著。究其原因, 本文认为是在“完善公共财政制度,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针指导下, 通过改革财政管理体制, 完善公共财政制度,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调整税收返还和财政补助政策, 使得地方政府财力大小并不构成对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实质约束。

第五, 将含有时间虚拟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和不含时间虚拟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对比, 差异非常明显。在“模型3”中, 只有4个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在5%或10%水平上显著。而在“模型4”中, 除“进出口占GDP比重”外, 其他变量估计系数均在5%或10%水平上显著。诸如“65岁及其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这样在两个模型中均显著的变量, 其估计系数的正负号也不相同。这充分表明, 如果不对“时间效应”加以控制, 将造成模型估计结果的较大偏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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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军, 高远.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J].经济研究, 2007 (, 3) .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篇2

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中共、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社区建设、促进就业再就业及做好社会保障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通过实践和探索，社区服务平台建设从试点到普及，从城市到乡镇，快速推进，逐步深化，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全市现有社区居委会139个，其中城区39个，县(市)所在地和乡

镇社区居委会100个，涉及居民户数21.3万户，70万人。仅今年上半年，就开发社区就业岗位8345个，社区从业人员15278人，其中，安置下岗失业人员3856人，职业培训1534人，劳动保障事务代理6622人。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狠抓“六个到位”，加快建设社区劳动保障服务网络

1、领导重视，政策到位。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办公会议研究，并在东宝区开展试点，探索社区平台建设的经验和途径。今年5月16日，市委、市政府专门召开全市社区建设工作会议，研究部署社区建设。为了推动社区劳动保障工作，市政府先后制定印发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落实优惠扶持政策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荆门市社区劳动保障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对我市社区劳动保障工作从机构、编制、人员、经费、场地、工作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和部署。

2、合理配置，机构到位。为充分发挥社区基层组织的民主自治作用，完善社区服务功能，促进社区建设，我市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赋予了社区低保、精神文明建设、居民综合服务等13项职能。根据上级要求，考虑到当前就业再就业工作十分繁重的特殊情况，我市决定在全市街道和社区新建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并将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统一命名为“街道劳动保障服务所”，定编2－3人，社区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统一命名为“社区劳动保障服务站”，配备1－2名专职工作人员。到目前，我市所有街道和93个社区已先后建立了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基本形成了市、县（市、区）、街道（乡镇）、社区四级劳动保障服务网络。

3、择优录用，人员到位。为了确保基层劳动保障机构工作人员素质，我市严把工作人员入口关，由人事、劳动保障部门负责，结合基层事业单位改革，对地方推荐的候选人员实行严格考核、竞争上岗、择优录用，选拔了一批优秀人员充实到街道、社区劳动保障机构。目前，全市街道、社区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共有干部职工257人，已全部到位并投入工作。

4、财政支持，经费到位，2002年，市政府第四次提高财政拨款标准，使城市每个街道、社区劳动保障机构工作人员的经费拨款由过去的6000元增加到10000元，县（市、区）、街道财政分别配套10000元或5000元，各级劳动保障部门每年也向街道、社区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划拨一定数量的经费。在注入货币资金的同时，还辅之以土地、资产、政策等全方位的投入，彻底解决了基层劳动保障机构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

5、社会动员，场地到位。社区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在开办之初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办公场所问题。去年，市政府市长办公会议决定，由各级政府部门对口帮助有困难的社区建设办公场地，并责成政府督查室及时掌握情况，跟踪督办，确保了全市基层劳动保障服务机构的场地到位。

6、规范管理，制度到位。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专门印发了《关于规范街道（社区）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工作流程的通知》，制定了基层劳动保障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职责和各项工作职责，建立了全市统一的基层劳动保障服务工作流程，有效促进了街道、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进程。

二、强化“六项职能”，全面推动社区劳动保障事业发展

1、强化社区劳动力资源管理职能。为加强社区劳动力资源管理，重点掌握下岗失业人员、就业特困人员基本情况和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社区制定了《社区居民调查登记表》、《社区居民失业与再就业状况登记表》、《社区参加社会保障人员登记表》、《社区离退休人员情况登记表》等表格，工作人员挨家逐户登记造册，建成档案台帐，制作光盘输入各社区的微机，为更方便快捷地为社区各类人员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我市已建机构的社区均完成了建立劳动保障服务基本台帐的工作，其中有22个社区建立了计算机管理数据库。

2、强化社区公共就业服务职能。全市各街道、社区劳动保障服务机构积极开展职业介绍、职业指导、政策咨询、推荐培训、技能鉴定、劳动保障事务代理和劳务派遣等公共就业服务项目。今年上半年，全市街道、社区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共中介成功3965人，职业指导近15000人次，提供政策咨询28400余人次，培训下岗失业人员2420人，安置再就业949人，为辖区内居民代理劳动保障事务9100余宗。

3、强化社区就业实体和组织职能。创办社区就业实体和社区就业组织，是扩大社区就业容

量，开发社区公益性就业岗位，解决社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各社区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社区共创办社区就业实体和就业组织197个，安置就业2553人。

4、强化社区就业扶持和再就业援助职能。我市各层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积极协助下岗失业人员办理失业登记和失业保险待遇手续，受理需办《

再就业优惠证》人员的申报和公示，组织实施了系列的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今年上半年，全市社区共有6918名下岗失业人员得到援助，3856人实现再就业，2700多人在基层劳动保障机构的帮助下办理了《再就业优惠证》，2377人享受了各项有关再就业的优惠政策。

5、强化社区社会保险和社会化管理服务职能。建立和完善了各项社会保险关系数据库，掌握离退休人员生存和流动状况，协助为参保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发放社会保险待遇等服务；办理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政策性调整，协助离退休人员家属申领丧葬补助和遗属抚恤金；协助有关部门在离退休人员中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开展文体活动。截止今年五月底，我市已对19564名企业离退休人员实行了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管理率达到54.03。同时，为了维护广大下岗职工等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确保社会稳定，社区工作人员走门入户，排查核实，为9.2万名对象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服务。

6、强化社区劳动保障法规政策宣传职能。掌握好、利用好这些法规政策，是执行好、落实好这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法规的关键。我市各街道、社区劳动保障服务机构，采取多种形式，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送到了每个社区居民手中，有力促进了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把握“三个特点”，努力开创就业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新局面

虽然我市在社区劳动保障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与新形势、新要求相比，我市社区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建设还存在着整体合力不强、长效机制不全、基础设施滞后、资源整合不够和社会化管理服务程度不高等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认真研究探索新时期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特点，推动我市就业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迈向新台阶。

1、把握社区服务社会性特点，在机构建设网络化上下功夫。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向社区延伸，职能与社区结合，不仅是劳动保障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社区服务社会化的必然结果。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新时期劳动保障工作的这一时代趋势，进一步加大街道、社区劳动保障服务机构网络化建设力度，为劳动保障工作的不断深化和地区经济改革与腾飞夯实基础。我市政府计划在保持原有投入的基础上，在两年内再拿出200万元，用于街道、社区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建设。

2、把握社区功能多样性特点，在机构管理规范化上下功夫。社区劳动保障工作职能多，覆盖广。随着形势的发展，其承担的职责将越来越重。要把这些事情都做好，必须有规可导，有章可循。因此，必须在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管理上做好文章。我市将进一步加强对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的研究与探索，完善社区劳动保障工作政策，建立更加科学规范的工作流程，健全基层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工作规章制度，严格工作人员考核管理，强化队伍素质培训，推动社区劳动保障事业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

3、把握社区事务繁杂性特点，在机构工作手段现代化上下功夫。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直接面对广大群众，工作人员每天不仅接待量大，而且事务繁琐零杂，办快了，办好了是份内事，办慢了、办错了就会引发不良后果。科学的工作方法和先进的工作手段，是做好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的重要保证。我市将把社区劳动保障服务机构的现代化建设，作为下一步完善社区劳动保障平台的重要内容来抓，利用近两年时间，分两步走，首先在城市社区实现社区劳动保障前台服务计算机化，随后全市普及；其次，到2005年，在全市实现市、县（市、区）、街道（乡镇）、社区四级劳动保障机构计算机网络联通，形成全市劳动保障工作各负其责，随需联动局面。

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 篇3

我国目前正处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这一进程，城市住房和非农业用地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大量的农业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据估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可能高达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万人。国家强制性大量征地造成的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就业无着落等问题日益严重，因征地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本报告主要利用一些个案调查材料分析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提出了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政策建议。

一、失地农民的总体状况

失地农民的数量。除了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主要集中在城郊和人多地少的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一般人均耕地不足０．７亩。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３年在全国开展了失地农民的调查。调查以人均耕地面积０．３亩以下的农户为主要对象，共调查了２９４２户。从调查的情况看，４３％的调查户完全丧失了耕地。在这２９４２户中，共有家庭人口１２１７０人，其中劳动力７１８７人，平均每户４．１４人，劳动力２．４４人；原有耕地１３７４０．１５亩，平均每户４．６７亩，平均每人１．１３亩。从２０００年至今，这些农户的耕地共被占用９４００．１５亩，平均每户被占用３．２亩。现在尚余耕地４３４０亩，平均每户１．４８亩，平均每人０．３６亩。其中，人均耕地在０．３亩以上的有４４２户，约占调查总户数的１５％；人均耕地不足０．３亩的有１２３７户，约占４２％，完全丧失耕地的有１２６３户，约占４３％。目前，中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每年约２５０万－３００万亩，如果按人均１亩地推算，那就意味着每年大约有２５０万到３００万农民失去土地，变成失地农民。１９８７年至２００１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共３３９５万亩，多数研究者估计，至少３４００万农民因此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这里讲的非农建设使用土地数量，是指依法使用的耕地，不包括违法占用的耕地。为了保护耕地，中央政府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为了保障这一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农地转非农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用地，采取了许多变通性办法，违法征占土地屡禁不止。据卫星遥感资料，违规用地数量一般占用地总量的２０－３０％以上。许多专家估计，如果考虑违规占用耕地，目前失地或部分失地农民的数量可能高达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万人。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０年的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计划指标是１８５０万亩，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３０年计划占用耕地将超过５４５０万亩。

失地农民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的郊区，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失地农民人数较多。近２０年以来，上海市共征用、使用土地约１４４万亩，其中以征用土地为主，征地、租地之比大约为７：３。目前上海市失地农民的总数已超过百万。自１９９３年以来，北京市失地农民累计达３３万。江苏无锡市在２０００年至２

００２年的三年中共有２０．８３万亩农田被征用使用，造成１１．３９万农户的３６．７６万农民失地，其中完全失去土地的有８．９９万户，人均土地不足０．２亩的２．３７万户。浙江省绍兴县被征地农民累计达１７．２万人，占农村人口的２８．２％。

二、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状况

1、在计划经济时期，对失地农民采取了“谁征地、谁安置”的原则，要求由企业自行安置征地农业人员，但已安置的征地劳动力相当一部分实际处于失业状态。上海市对年龄在４５周岁以下的征地劳动力负责就业安置。截止到２００２年第一季度，全市累计安置征地劳动力４５万余人。截止到２００１年底，北京近郊因土地被征用而造成的“农转非”人员共计２０．５万人，其中劳动年龄人口１１．４万人，获得就业安置的为５．３万人，占４６．４９％。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企业为减少冗员而实行下岗分流，由于失地农民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偏低，使获得就业安置的征地农民首先受到冲击。目前，在上海全市已安置进各单位的征地劳动力中，有近３０％的人实际处于离岗状态。北京丰台区卢沟桥乡太平桥村，１９９３年土地被征用时，实行招工安置的有３个队，１１００余人。从目前情况看，除少数安排在环卫、公交和房管部门外，其他获得就业安置人员９０％以上都已下岗、失业。

２、９０年代以后，各地普遍采取征地时一次性地支付补偿金，让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自谋出路的失地农民，就业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很容易陷入失地又失业的困境。随着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速度的加快，征地数量增加，征地用途和就业市场也发生了变化，征地用于市政、房地产、土地开发和公共设施建设等非生产性项目的越来越多。这类项目单位没有能力安置征地农民，因而沿用多年的“谁征地、谁安置”的原则事实上已经难以执行，各地开始探索新的安置模式，即征地时一次性地支付补偿金，让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这种安置方式被称为货币补偿。按政策规定，凡采取这一方式安置者可以领取１．５万－－３万元不等的一次性补助费。自谋职业这一政策在推出之初，曾受到了征地农民的普遍欢迎。上海市先后共有８．３２万征地劳动力自愿采取了这一安置方式，占征地安置劳动力总量近１／４。从全国来看，在近几年各地审批的建设用地项目中，采用货币补偿办法的占９０％以上。失地农民文化程度不高，缺乏非农就业技能，在就业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自谋出路的失地农民自谋职业困难，目前相当一部分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

征地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现象相当普遍。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征用土地必然影响农民的生计。在土地被征用后，多数离城镇较近的农户，他们的收入程度不同地有所增长，主要得益于有较多外出务工机会。耕地被占用后，多数农户生活稳定并有所提高。有些农户能较好地运用得到的补偿资金自主创业。土地被征用后，因失去土地或土地减少而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现象相当

普遍。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对２９４２户的调查，耕地被占用前年人均纯收入平均为２７６５元，耕地被占用后年人均纯收入平均为２７３９元，约下降了１％。其中，年人均纯收入增加的有１２６５户，约占调查总户数的４３％；持平的有３２４户，约占１１％；下降的有１３５３户，约占４６％。土地被征用后收入减少的农户，大多是传统农业地区的纯农业户。他们除了农业生产活动外，基本没有其它的生产经营活动，耕地减少后收入自然也随着下降。湖北的调查户中，约有５６％的农户收入水平比征地前下降。河南开封县，接受调查的农户中有８３％的收入比征地前下降。福建调查户的生活消费支出水平，耕地被征用前为２７１１元，被占用后下降为２２３２元，下降幅度约为１７％。陕西调查户生活消费支出水平大约下降了１６％。广西下降了５％。江苏调查了３２０户，下降的有１０６户，约占３３％。

三、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在普遍实行货币补偿后，失地农民自行解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待遇，从总体上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在北京市自谋职业的失地农民中，自己缴费参加养老保险的尚不到三分之一，而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参保率更低。无锡市失地农民参加各种养老保险的仅５．５３万人，占失地农民总数的１５％；失地农民中已领取各种养老金为４．３１万人，占已达到领取养老金年龄标准失地农民总数的４７％。

近年来，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受到重视，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为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进行了探索。浙江省是在全国率先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地区。自１９９９年新土地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以来，到２００３年底，浙江省非农建设征用耕地达１５９．８８万亩，被征地农民达２００万人，全省各级政府筹集保障资金３７亿元。浙江省被征地农民通过参加基本生活保障、养老保险等方式，目前全省已有５２万被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其中符合条件的１５万被征地农民已在按月领取。浙江省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做法可归纳为三类：一是生活保障型。把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着眼点放在建立基本生活保障上，保障水平定位在最低生活保障与基本养老保险之间。实际操作中分档确定缴费标准和待遇标准，如金华市个人缴费标准分别为３．６万元、３．３万元、３万元、１．６万元四档，相应的月均待遇标准分别为２２０元、１８０元、１４０元、１０５元；保障资金由个人、所在村和政府共同出资。二是社会保险型。把征地后需要安置的人员统一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此种方法嘉兴市市区已实行９年，将被征地人员所需社保安置费用一次性划转劳动社保部门，统一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三是社会保险与生活保障结合型。办法是：退休年龄段实行基本生活保障；劳动年龄段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未到劳动年龄段一次性发给征地安置补助费。

失地农民仍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从各地情况看，失地农民

中只有极少数能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他们失去土地后，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成为一个边缘群体。他们既不享有土地的保障，也不享有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这部分人处于社会保障的真空地带。失地农民由于在就业、收入等方面的不稳定性，依托家庭保障模式越来越受到冲击。许多家庭是靠征地款来维持生计，但过几年征地款“吃”完了，其最终结果往往是生活没有保障。从家庭养老方式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独生子女增多，农村核心小家庭迅速增加，家庭规模的缩小，进一步弱化了家庭养老功能。同时，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学家预测，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农村６５岁以上老人的比例是１４．０％—１７．７％。中国农村正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据江西的调查，每１００个失地农户中有７个６０岁以上的老人，老龄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土地既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一旦被征占，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存保障。

四、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政策建议

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业土地转为城市用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失地农民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真正原因并不是城镇化进程加快，而是中国土地征用制度存在重大缺陷。中国现在土地征用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其主要特征是政府用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由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的过程不是一个平等的产权交易过程，而基本上是一个行政强制性的过程。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是当前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渠道。土地征用不仅没有富裕农民，而是造成了大批农民失地失业；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差距，而是扩大了社会不公。

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既要满足城市住房和非农业用地的合理需求，又要给农民以公平的补偿，给失地农民以妥善的安置。

首先，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核心，改革征地制度

一是使集体所有的土地在法律上取得与国有土地相平等的产权地位。从法律上讲，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集体产权与国有产权应该是平等的，不能用公权侵犯私权，也不能用国有产权侵犯集体产权。就现行的法律而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不完全的。由集体土地变为国家土地的过程，不应是一个简单的行政过程，而应是一个平等的财产权利交易过程。必须完善有关法律，确保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完整性和与国有土地产权的平等性。

三是对农民给予公平的补偿。中国并不是按土地的实际价格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而是按征用土地的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地前耕地若干年的产值为标准，征地补偿费明显偏低，这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不利于保护耕地。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征地补偿必须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不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

代价降低建设成本。

四是完善征地程序，保证在征用农民土地过程中土地权利人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政府在提出用地申请时，先要进行公告，让土地权利人对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提出质疑；在批准用地后，要再次公告，并就赔偿等问题与土地权利人进行协商，若有争议可以申诉和申请仲裁。为此，必须建立专门的土地法庭或土地法院，公正仲裁征地纠纷。征地必须规范透明，让被征地农民参与征地过程，以保证他们对土地的使用权、处置权等得到充分尊重，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其次，允许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流转

根据现行法规，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不能出租、转让和抵押等。目前法律的规定已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要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只要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只要在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控制之上，应该通过开发商和土地所有者进行平等的谈判。让土地所有者——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与用地方直接谈判和交易。在明晰产权、强化用途管制、严格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土地市场进行交易，做到“两种产权、一个市场”，统一管理，实现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样用途、同等价格、同等收益的目标。允许和鼓励农民以租赁、参股等办法、参与土地收益的二次分配，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

第三，广开渠道促进失地农民就业

一是建立健全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机制。失地农民普遍认为失业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农民失去土地后，客观上需要从农业转向其他行业。除去合理支付货币补偿以外，还应考虑到失地农民的长远利益。在劳动就业方面给予就业指导、组织劳务输出，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为失地农民再就业创造良好的条件。各级政府拿出一部分土地出让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的定期再就业培训。政府在贷款、税收、场地等方面对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应提供优惠政策。

二是建立留地安置制度，由村民组织自主开发和经营。对土地征用面积超过一定数量的村，可以在征地以后给农民留下一定面积的居住地、经营地，由村集体按照统一规划，鼓励农民用留下的土地建设自有厂房或开发其他经营项目，使农民有长期稳定的收入。除了考虑住房，还特别给予失地农民与住房面积同样大小或更大的出租房，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撤村建居”的，应明确农民自建房享有城市居民自购房的同等权利，获得相应房屋产权证，允许进入市场交易。第四，建立失地农民社会安全网

从长远、规范的方向看，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根本途径。在保障资金筹集方面，应坚持政府、村集体、个人共同出资的原则。要改变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做法。征地地价一部分发放给失地农民，保障其当前的生活需要，一部分要作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土地非农转用后增值收益巨大。政府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按一定比例注入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这是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也应从本集体的积累资金或土地补偿费用中抽调一定的资金注入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

建立失地农民社会安全网，应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对完全失地的农民，应鼓励加入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对部分征地的农民，应加快建立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在内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也可以鼓励失地农民参加商业保险

艺术设计1082班

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