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调查与思考 文档

郴州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调查与思考 文档（共7篇）

郴州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调查与思考 文档 篇1

郴州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调查与思考

2007-06-05 10:50文章来源：郴州市商务局

文章类型：原创内容分类：调研

一、我市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现状

1.重点区域失地农民的比重。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看，我市失地农民主要集中在郴州市苏仙、北湖两区、郴资桂“一体化”区域和经济较发达市县城郊。调查以人均耕地面积0.3亩以内的农户为主要对象。如北湖区郴江镇，共调查了500户。在这500户中，共有家庭人口2115人，其中劳动力1506人，即平均每户

4.23人，其中劳动力3.01人；完全丧失耕地的有325户，约占65%，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失地农民达13.89万人。

2.失地农民就业和生活现状。我们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到资兴市粟脚村和罗围村发放调查问卷100份，截至2006年10月30日，共收回问卷61份，统计结果如下：

接受调查的61人，其中男41人，女20人；其中16岁-35岁14人，36-55岁（男60岁），55岁（男60岁）以上8人。没有上过学的1人，小学文化4人，初中文化24人，高中（中专、中技）文化31人，大专文化1人。位于城郊的26人，乡镇周边的24人，完全在农村的11人。这些人的土地大约在2000年至2002年被征用，目前人均耕地不足0.3亩。在征地前家庭

收入以种、养殖业为主的占73.8%，打工收入为主的16.3%，征地后家庭收入以种养为主的仅占24.6%，打工收入为主的占62.3%，另有一小部分从事个体经营。这些家庭人均年收入征地前为2885元，失地后为1567元，下降45.7%。其中，失地后收入严重减少的占49%，失地后收入减少的占30%，变化不大的占21%。土地被征用后，大部分农民获得了一次性土地补偿金，有小部分人重新划拨了土地，但对土地征购补助表示很不满意的高达65.7%，其土地补偿金用于日常开支、子女教育、购买修建房屋等后所剩无几。

3.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情况。在普遍实行货币补偿后，我市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靠自行解决。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步的我市农村养老保险只运作2至3年，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从1999年起一直处于清理整顿阶段，至于农民的失业保障更是还未提上议事日程。

二、我市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1.文化程度较低，就业安置困难。一是失地农民转变为市民后，由于文化层次偏低，就业技能单一，在激烈的市场就业竞争中，主要只能靠外出务工，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临时性工作，就业稳定性不高。二是多数失地农民乡土观念严重，难以转变，一旦失去地土后，变得十分盲目，无所适从，存在“等、靠、要”思想。三是在经济落后县市，二、三产业发展较慢，城镇就业尚且困难，农民进城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更难，再就业更是困难重

重。

2.保障机制不健全，失地农民“两不沾”。目前，在实行单一的货币补偿后，基本上是由失地农民自行解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问题，本来失地农民实际得到的补偿金就少，除去日常开支、购置房屋、子女入学等开销后所剩无几，加之再就业困难，陷于失地、失业困境，安置补偿费无法替代原土地的保障功能，生计难以长久维持。

3.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滞后，社会保障资金没有着落。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还没有制定与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相配套的政策措施，给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带来很大影响，养老和医疗保障问题成为他们最大的后顾之忧。我市失地农民一旦遭遇重大疾病，就不得不借债保命，整个家庭因此“因病致贫”。在教育保障方面，贫困户的子女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虽然能享受国家“二免一补”优惠政策，但高中阶段以后的高额教育费用却没有着落。同时因其受教育程度、居住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加上自身条件、个人素质、职业技能等方面的限制，就业问题非常突出。

三、对策建议

1.要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对退休年龄段的失地农民实行基本生活保障；对劳动年龄段的失地少地农民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才保险范畴；对未到劳动年龄段的失地农民实行一次性发给征地安置补助费纳入城镇就业体系。在医疗保障方面，要结合推行农村医疗大病救助制度，将失地困难户纳入新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对符合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失地农民，应及时纳入城市低保范围。

2.要明确和落实社会保障资金渠道。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关键是要落实保障资金。本着“群众能接受，政府能承受”的原则，采取“三个一点”的办法，即“政府出一点、集体补一点、个人缴一点”予以筹集。政府出资部分可从土地出让金收入中列支；集体承担部分从土地补偿费中列支；个人承担部分从征地安置补助费中抵交。上述三部分资金，由国土资源部门在征地补偿费的拨付过程中负责统一办理，然后足额转入财政开设的社保基金专户中，以确保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在规定时间内全额到位。

3.要积极拓展就业渠道，适当安排失地农民就业。做好就业安置工作是解决失地农民生产、生活出路的根本保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要制定公平合理的农民工就业体系，构建符合城乡统筹就业要求的就业管理制度，提高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彻底取消失地农民就业限制、以及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歧视，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就业待遇，一视同仁发放《再就业优惠证》。在接受职业培训、就业指导、就业援助、自主创业等方面也应享受与城镇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同等优惠政策；同时，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失地农民就业能力；拓宽就业渠道，大力鼓励失地农民从事二、三产业。

（来源：郴州市财政局、郴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郴州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调查与思考 文档 篇2

政府的社会保障工作应当在积极应对现实问题的同时, 着眼长远, 特别应当加强对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 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和水平。从我们调研的结果来看, 大多数的失地农民尚处于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年龄, 如果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良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他们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赚取更多的收入, 并用自己的收入来支付职业教育的费用。因此, 西方式的就业保障——救济性保障并不适用于我国的失地农民, 他们更需要的是接受职业教育。沿着这一思路, 政府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开展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工作: (1) 根据市场需求, 组织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 (2) 加强职业介绍服务, 疏通中介渠道; (3) 加大对失地农民职业培训的经费投入; (4) 改进培训方式, 扩大培训效果; (5) 培训的重点应当围绕山西省转型跨越发展, 并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技术改造的内容, 提高失地农民就业的适应能力; (6) 加大自主创业培训, 提高失地农民自主创业的能力; (7) 围绕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提高失地农民的农业技能。通过以上培训方式和渠道, 可以使失地农民拥有一技之长, 能够用自己的劳动收入较为顺利地解决未来的生活保障、养老保障等问题。

二、以加强就业保障立法为基点, 为失地农民就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当前, 我国针对失地农民就业保障的立法总体较为滞后, 迄今为止, 还没有关于失地农民就业保障问题的专门法律规定, 只有在相关的就业保障立法中能够找到零星的内容, 对失地农民就业保障工作的管理和规范主要依靠的是地方政府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 这一立法状况导致我国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在城市化背景下, 政府必须加快失地农民就业保障的立法进程, 通过法律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来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沿着这一思路, 政府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开展维护失地农民权益的立法工作: (1) 制定《失地农民权益保护法》, 从土地征收补偿、户籍转变、就业渠道、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做出细致明确的规定, 确保失地农民的经济社会权利得到应有的法律认可; (2) 尽快出台户籍法, 统一城乡户籍登记制度, 取消针对失地农民的限制性就业政策, 从而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3) 在社会保险立法中增加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险项目, 根据需求程度的高低, 可以优先考虑建立失业保险。参照城镇失业保险, 保险基金应当从政府、村集体组织和失地农民三方筹集, 政府、集体承担的比例应当不低于社会保险金总额的30%和40%。此外, 保险基金的管理机构和营运机构也要分开设置, 以便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提高基金收益率, 加强对基金的监管。

三、以强化土地补偿监督管理为重心, 严格落实失地农民的补偿资金

我国当前的土地征收工作操作环节较多, 从而使土地补偿费的发放不够透明公开, 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对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和管理比较混乱, 随意支配、贪污挪用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在一些地方, 乡镇政府并不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 但却截流了5%—8%的土地补偿费用;还有些地方的村集体留存比例过大, 从而造成发放到农民手里的补偿费在层层截留后少之又少。此外, 政府在征地过程中以“公共利益”为由, 随意征收农民土地和违法滥建的现象也比较严重, 许多征收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 亟待加大监督管理力度, 保证征地程序的规范化。为此, 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征地程序和补偿费用发放使用过程的监管力度, 严格按照《物权法》对征收补偿的具体规定, 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 应当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 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 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 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通过征收补偿款的落实, 可以保证农民在集体土地被征收后到就业前的一段时间能够维持基本的生计, 这对于缓解失地农民的就业压力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以建立多元化就业保障格局为中心, 加大对失地农民就业的社会支持力度

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来想办法, 而应当发动全社会的力量, 通过社会的广泛参与、关心和支持, 来为失地农民融入城市创造宽松的环境。沿着这一思路, 政府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建立多元化的就业保障格局: (1) 鼓励失地农民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建立经济合作体, 政府给予创业和经营方面的优惠政策; (2) 将失地农民的就业保障同社会慈善救助事业相结合, 在一些社会福利性的生产机构中尽可能地吸纳失地农民, 让他们在基本培训的前提下达到自食其力; (3) 在政府中设立负责失地农民保障的专门机构, 建立失地农民的登记备案制度, 对这一特殊群体进行实时跟踪, 确保将这一群体中的问题和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4) 政府可以制定土地补偿费入股的制度, 将农民入股的土地补偿费纳入政府建设的投资管理体系, 这样既可以保证土地补偿费的保值增值, 还可以要求征地方为失地农民解决部分就业岗位, 将农民与开发商的利益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畅斌编著:《拆迁、征地与新农村建设法律指南》, 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邢莉:《简析太原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 载《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年第17卷第4期。

郴州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调查与思考 文档 篇3

1.桦甸市永吉街道辖区征地基本情况

桦甸市永吉街道地处桦甸市城乡结合部，下辖13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近年来，街道辖区的大量农用土地因工业、城市建设被征用，致使许多农民失地。2009年，永吉街道有10个村土地被征用，共涉及农户825户，占街道农业人口的32%。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通过调查，失地农民存在以下特点：一是文化程度偏低。在调查的576个失地农民当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66%，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8%，高中文化程度的占6%，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没有；二是就业能力差。从事农耕的占85%，并且大部分缺乏一技之长，就业能力差；三是相应的社会保障没有及时跟进。上级相关部门只为完全失地农民办理了失业登记证明，并为已办理社会养老保险手续的完全失地农民连续补贴3年50%的保费。

2.农业用地征用存在的问题

2.1对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没有完善的配套政策和机制 由于市政设施建设和工业园区的扩建，征地面积也随之扩大，失地农民也逐渐增多，失地农民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它涉及到户籍、计划生育、义务教育、住房安置、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方面。

2.2失地农民中18岁以下的人员没有经济来源 在调查中发现，0～18岁的人员绝大部分是中小学生，属消费层，占失地农民人员26%，没有生活来源。

2.3失地农民中45～60岁之间的人员就业难 这部分人员绝大部分以从事耕田为生，文化素质较低，一旦失地，转行就业非常困难。

2.4失地农民养老保障补助标准偏低 目前，桦甸市只发放给完全失地农民连续3年50%的社保费用补贴，部分失地农民没有任何待遇。

2.5征地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在征地过程中，为了工作进度作出的一些承诺，征地后没有兑现，造成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

3.今后针对失地农民就业于生活问题的几点建议

3.1增强就业能力，提高失地农民的就业机会 失地农民的知识含量、就业观念，难以适应目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及变化。要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就业能力的增强显得尤为重要，而提高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责任主要在政府。政府可以把工作重心放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二是重点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三是用经济手段和优惠政策降低劳动力成本。这既可以增强用人单位聘用失地农民的积极性，又可以提高失地农民的就业率。

3.2广辟就业渠道，千方百计增加失地农民就业 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政府要积极探索多种形式就业安置办法，把就地、招工、投资入股、住房、划地和失地农民自谋职业等安置形式有机结合起来，继续发挥征地单位就业促进的作用。

3.3消除就业障碍，为失地农民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主要是加强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消除影响征地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的各种壁垒，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好农民进城后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及其他服务和管理。二是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3.4重视资产建设，缓解失地农民的就业压力 失地农民的资产建设，有赖于政府的重视和培植。要让失地农民通过自身的资产建设，形成长效的收益机制和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化解当前的就业压力；抓好失地农民的住宅规划与建设。城市规划部门与建设单位在设计建造失地农民住宅时，既要确保他们居有其屋，也要方便他们能从房屋资产中形成长效受益机制。

3.5将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 把不妥善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就不允许征地作为改革征地制度和完善征地程序的重要内容，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郴州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调查与思考 文档 篇4

颜复勇 王丹霞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越来越多。以土地为基本生存条件的农民，失去土地后，他们的生活和生存状况到底如何？我们深入秭归部分乡镇农村调查走访了100多个农户，调查内容涉及失地农民的补偿情况、生活来源和收入、就业情况、子女教育情况、面临的问题以及医保、低保等问题。根据调查结果，目前15％生活富裕，45％生活水平一般，30％生活贫困，10％生活艰难。总体来看，目前失地农民的生活负担较重，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失地后生活困难

在被调查的失地农民中，当初他们得到的都是一次性补偿。对于个别有经商能力和理财水平的农民来说，他们在得到补偿款后，用补偿金开店经商，有的发展养殖业，有的创办家庭工厂，生活稳定富裕。还有少数稳健型的失地农民，他们把得到的补偿金用于买车跑运输等，也获得一定的收入。但是绝大部分农民得到补偿款后，随即用于建房，供子女上学等，瞬间这笔钱便被用光，甚至四处举债，使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名副其实的特困户，他们手中无地，家中无粮，袋中无钱，加之受文化、年龄等因素制约，没有稳定的务工岗位，收入微薄，生活困难，步履维艰。

2、再就业困难重重

失地农民务农无田，就业无门，大部分都闲散在家，无所事事。据调查了解，失地农民就业者不足10％，尤其是那些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上的农民，大部分时间就是聚在一起玩纸牌、打麻将，随之而来就是赌博成风，精神涣散，家庭关系破裂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目前，除了少数有一技之长的失地农民能找到工作外，大多数文化素质较低及老弱病残的劳动力就业难度较大。由于还没有能有效促进失地农民就业的具体优惠政策，加上国际大环境经济不景气，之前到南方打工的部分失地农民也返回了村里，使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雪上加霜，由此而产生的问题不容忽视。

3、医疗制度不健全

在调查中了解到，目前推行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给失地农民看病就医带来了一定的实惠。按照该制度的规定，参加者个人每年缴纳少量的钱，就可以按就医医院的级别报销一定比例的医疗费，上限封顶。但是由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还不够完善，大部分被调查者反映合作医疗报销上限太低，解决不了失地农民的大病问题。于是，失地农民的大病就医问题仍然是失地农民家庭的一大难题。由于失地农民家庭收入偏低，家庭周围基础医疗网络不很健全，使得失地农民大病救助得不到保障。调查中我们听到这样一些顺口溜：“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医院抬”；“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从中能充分的感受到失地农民在面对疾病时的无奈。

二、思路与对策

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失地农民心态都比较平和，觉得征地是城市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都能够正确对待，予以理解和支持。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仍然存在，许多失地农民对今后的生活感到忧虑和担心，部分素质低及老弱病残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难度大。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尽显社会公平，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保证农民安居乐业，应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一）破除失地农民“等、靠、要”思想,增强自谋职业的意识

失地农民普遍在思想认识上对征地、拆迁工作存在两面性。一方面，他们认为征地、拆迁支持了国家重点建设，发展了项目，通过建设，必将增加收入，改变贫困状态；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政府征占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政府就应该保证失地农民的生活，政府就应该给他们解决工作，提供就业岗位。由此可见失地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太强，坐等政府解决就业，而忽视了自身的努力。对此，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广泛宣传教育，引导和教育失地农民转变观念,破除“等、靠、要”思想,增强自谋职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自觉性,积极主动地融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获得就业岗位。

（二）强化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失地农民的就业生存能力

由于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普遍偏低，在土地以外的其它岗位竞争中处于劣势，大部分人短时间内难以找到新的、适合自身条件的就业岗位。再加上周边企业提供的工资、福利待遇等非常有限，难以达到失地农民的需求。要持续地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难题，最根本的还在提高其自身素质，增强其劳动技能。因此，政府应帮助他们树立全新的就业观念，鼓励其积极参加就业培训，提高劳动技能，适应企业的用工需求，努力通过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机会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切实发挥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职能，完善就业培训体系，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和文化层次，有针对性的安排培训内容，尽可能使他们能有一技之长，解决就业问题。对于积极参加就业培训，获得技能证书，上岗工作证，政府应给予适当的奖励。逐步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就业管理服务范围，按照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优惠政策，通过税收减免政策和个人自主创业信贷政策，提供就业扶持，促进其就业。

（三）创造条件，鼓励农民在农业内部就业

通过继续加大技术培训力度，引导一部分农民参与非农产业的活动，解决部分失地农民就业问题。但对于年龄在40岁以上的农民，他们本身就是农业生产的行家能手，由于生产习惯和文化素质影响，很难接受掌握农业以外的新技术，就不能采取“赶鸭子上架”的办法，强行培训，在农业以外的领域谋求就业。对于他们，应考虑在大农业范围内解决，比如：将征而未用的闲置土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暂时反租给他们进行耕种；鼓励他们为种养大户帮工等。

（四）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医疗问题

首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把失地农民纳入养老保险体系。目前大多数失地的老年人依靠补偿款维持生活，时间久了就会坐吃山空。今后在征用土地时，应该实行“开发式安置”，除了给付补偿金外，还要对那些以土地为生的农民，采取以土地补偿金换取养老和医疗保障的方法，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

其次，要建立严格的失地农民社保资金管理制度。对失地农民的经济补偿只是生活上的暂时安置，不能解决他们今后的生老病死。以土地换社保对他们来说虽然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但若要采取这种办法，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诚信机制，从村到办事处再到县区，应有严格的社保资金管理制度，以制度管理社保基金；同时，社保资金在运作过程中要公开透明，专款专用，要有农民参与监督，实行定期公示；另外，社保金发放要按时足额。只有这样，才能使失地农民不再为生活忧虑，并使他们感受到政府的关怀。

（五）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满足失地农民的精神需求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现状的调查报告 篇5

法学本科调查报告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现状的调查报告

指导教师：

论文作者：王萌

学校：大连广播电视大学 专业：法学

学号：

年级：

完成时间：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现状的调查报告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影响面非常广泛的社会问题，是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民生问题，是涉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为了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者在汇总了诸多资料后，归纳了诸多方面，形成此调查报告。

一、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现状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在北京、浙江和四川等地的调查，在征地或变相征地的过程中，被征地农民的经济损失是非常大的，甚至面临生计断绝的尴尬境地。举一现实例子，四川省蓬安县一位58岁的老农算了这样一笔账：过去因为住得靠近县城，包了城里几家机关食堂的潲水来养猪、养鸡，老俩口一年收入可达上万元。现在土地被征，得了个“城镇居民”的虚名，付出的代价却是不能养猪、养鸡了。虽然得到一万多元的各种补偿，但仅相当于过去一年的收入。年龄大了，就业根本就没有指望，日常生活还不敢动用这笔补偿款，因为万一有个病痛还全指着它。所以，现在生活的窘迫就可想而知了。农民土地被征最早可追溯到10年前，因征地产生的问题一直没有妥善的解决办法。由于失地农民大多只能得到一个“城镇居民”的虚名，再加上依照政府的传统思维，农民失地是为国家经济发展做“贡献”，这样的认识误区导致征地成为对这部分农民的“最后的剥夺”。

就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现状而言，具权威性且统一性的文件仅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29号），各地政府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采取的政策措施也各有不同，根据某省某县地方政府的调研，归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模式有以下四种：

集体养老保障。大部分农转非村和城郊村,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快,管理比较规范,集体出资发放基本养老生活费。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大部分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如养老金交纳人均每月30元左右。一些村给予一定补助,但是有补助的村,农民参保积极性普遍较高,无补助的村,农民参保积极性普遍较低。有的村因经济困难等中途停止了补

助。

集体福利救助。每逢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给全体村民,每逢特殊节日如老人节、儿童节、妇女节等给特殊村民,发放福利慰问品。大多数实行福利制度的村还建立了困难救助制度。对老弱病残和因灾、因病致贫的困难家庭给予一定补助。

商业养老保险。各别地方采取集体补助与个人缴费相结合的方式,一般是集体补助30%—40%,个人负担60%—70%,为35—49周岁年龄段的村民一次性投资购买了商业养老保险。

另外,一些有条件的村镇还实行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制度,参加商业家庭财产保险制度等,保障村民生活。

据有关地方领导的说法，凡是集体经济发展红火、领导班子坚强有力、规章制度健全规范、形成尊敬老人传统的村,农民生活保障大都运作规范、有力;反之,则困难重重。

该县并不能代表全国各地方的做法，据相关材料表明，就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的现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参加社会保险没有制度保证

85%以上的农民表示希望各地政府尽快出台政策,使他们能够参加各类社会保险。90%以上的失地农民特别是年龄大、文化低、技能差的,已经意识到仅靠一次性征地补偿无法长期保障他们的生活,要求参加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非常强烈。但是,还没有成形的制度予以保证。

2、社会养老保障水平太低

已有养老保障是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适当补助的全额储蓄积累式保障。经过十多年运行后遇到新问题:集体企业改制和产权明晰后,集体补助多有名无实;基金利率很低,投保与银行储蓄无多大差别,依靠高利率增值落空;投保月基数为4——20元,预期养老金太低,对投保人失去吸引力。90%的参保人是在此法实施初期参保,随后停止缴费。每年续保、新参保的人数很少。就某地方调查显示，失地农民已领取的养老金年均仅138元,月均仅11.5元,远不能保障基本生活。

3、“土地换社会保障”。这是目前一些发达地区积极探索的新安置思路，也是受到许多专家学者青睐的安置办法。大体做法是按照从集体的土地补偿费和个

人的安置费中扣除一部分资金，国家从土地的出让金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农民自己提供一部分资金的原则，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初看，这种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仔细推究起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值得商榷。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基本社会保障是具有公共品特征的，是公共财政理念下政府应承担的职责。既然我国城市居民能够无偿享用基本的社会保障，那么失地农民为什么需要通过“换”的形式来拥有这一权利呢？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并没有针对失地农民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失去土地不仅意味着失去了赖以维持生计的物质资料，更意味着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权利的丧失，必将成为引发多种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二、解决对策

关于农民失地后的社会保障问题，仅有国务院的文件，故造成对此问题的立法缺失，不仅如此，因为缺少具有立法权威性和高度统一性的法律法规，造成各地举措参差不齐，效果欠缺。因此，如要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再加之农民问题已具有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成为和谐社会的一把标尺，因此解决此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修改《土地管理法》,建立健全土地补偿机制。

目前我国的征地制度主要是依据《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各地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执行多年以来,制度中的弊病明显。虽然2004年对《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进行了修正,但还存在诸多不足,有必要对《土地管理法》进一步修改。第一,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应当在法律中以列举方式规定国家征地的目的,严格限制土地用途。第二,尊重农民,导入市场机制。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让失地农民直接参与到征地的全过程中。并且,按照市场交换的原则,处理征地单位与失地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三,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改变原来的货币安置。征地补偿应体现在多方面,如适度的经济补偿、参照市场价提高征用补偿标准、帮助安置就业和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第四,完善土地征用程序,保障农民在征地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二)制定《社会保障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

近年来社会保障立法逐步转到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进行体制创新的阶段,但中国社会保障立法以维护社会稳定与社会公正立法理念,还未能真正清

晰地体现出来。立法理念的落后以及没有统一的《社会保障法》制约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制定《社会保障法》,首先,应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改变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实施范围狭窄的局面,要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的实施范围切实扩大到乡镇企业、小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各类企业的职工,使所有企业职工都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统筹城乡发展,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包括全体劳动者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其次,考虑专章规定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其内容包括:明确政府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责任;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范围;建立失地农民保障基金以及基金来源与原则等。

据2010年11月的报道，刚出台的《社会保险法》已明确地把失地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障的制度体系当中：不仅如此，《社会保险法》虽刚出台，但是体现它立法精神的一些制度变革，在此前就已逐步展开，比如从2009年开始推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新农保”。之前中国各地的农村养老保险，多由农民自己缴费，实际上是自我储蓄，而新农保有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三个筹资渠道。其中每个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由中央财政直接支出，每名参保农民在年满60周岁后，就可按月领取。尽管每人每月55元听上去并不多，但考虑到中国的农民人数多达数亿，这笔资金数量并不少，而最关键的还在于，它让数千年来养儿防老的中国农民，第一次拥有了国家发给的养老金。

郴州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调查与思考 文档 篇6

——大走访调研报告

党的十六大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城乡统筹”就是要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的竞争力，为农村经济发展拓展新的空间，为农民增收开辟新的途径。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从而在工业化、城镇化的牵引下完成人口与资源的优化组合。近年来，随着我镇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征用了一定数量的农民土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及工业小区建设，推进了我镇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也为被征地农民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就业岗位和增收来源。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保障等利益问题日益突显，处理不当，就会影响社会稳定，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制约和谐社会目标实现。为此，我专门走访了甘旗卡村，以甘旗卡村例，就被征地农民和社会保障问题做了专题调研。

一、基本情况

（一）被征收土地情况。2007年7月至2011年2月，甘旗卡村被征收集体土地2300亩，其中，耕地36亩，占总征地面积的1.57%；需要安置的被征地农民95人，其中劳动力61人，占被征地农民总人数的64.21%；落实到位的征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1499.5万元。

村里补助救济，认为就业仍然是村和集体的事，通过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和通过其它途径实现就业的意识较差。社会保障观念淡薄。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村民对自身生活保障只对当前作初步打算，缺乏长远考虑，认为眼前生活能维持下去，孩子能上学就行了。

（二）就业培训不到位。加强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是提高被征地农民就业技能，解决生活出路的重要手段。但从甘旗卡村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工作来看，此项工作没有开展。虽然现今涉及的被征地农民人数较少，但是在城市化加快的今天，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摆在我们眼前。防微杜渐，应尽快组织开展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组织有针对性的就业技能培训。

（三）安置方式单一。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的安置方法灵活多样，游侠地方也探索了一些好的做法，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甘旗卡村只用了简单的货币安置形式和社会保障形式。把征地补偿费平均分给了被征地农民。货币安置易操作，被征地农民也易接受，但问题是被征地农民把征地补偿费吃光、用光、赌光后如何生存，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三、几点建议

为进一步做好我镇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出以下建议。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级政府是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主体，要把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作为重要民生和社会问题，高度重视，认真解决。要加强政策引导，切实落实好各项优惠政策，加强协调指导，专题研究并解决好具体问题，强力推进此项工作；各有关部门要通力协作，相互支持搞好服务；加强法律援助，维护好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和谐稳定。

（二）加强政策宣传。由于涉及被征地农民就业、创业、社保的相关政策较多且复杂，还有部分人对政策了解不够、掌握不准，甚至还有盲区。因此，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扩大被征地农民的知政权。各地除继续开展行之有效的报刊、电视、广播、专栏、咨询等宣传外，应组织专业人员深入到被征地农民较集中的乡（村、社区）面对面地进行宣传解释。可将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以及办事程序等编印成册，送发到被征地农民手中，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同时，大力宣传参加保险与否的利弊和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的先进典型，促进被征地农民就业观念的转变和参保意识的增强。

郴州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调查与思考 文档 篇7

新宁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小坚

2009年07月17日 14:52 浏览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本页

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不少企业相继停产、半停产甚至倒闭，导致用工量锐减，大量农民工返乡，这一现象引起了中央、省、市的高度重视。返乡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民计民生，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新宁作为劳务输出大县，返乡农民工的情况怎样？带着这一问题，春节过后，笔者先后听取了县农调队、劳动就业局和县农办的专题汇报，并在全县随机抽样回龙寺镇石泥村、白沙镇罗干村两个村，带领相关工作人员深入村组调研。通过采取召开乡村干部、返乡农民工代表座谈会的形式，掌握了情况，深化了认识，更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石泥、罗干两村基本情况比较

根据调查统计，石泥村共15个村民小组，375户，1650人。有劳动力859人，劳动力占总人口的52%；外出务工601人，占劳动力总人数的70%；春节前农民返乡207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34%，其中返乡农民工已外出145人，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70%，滞留在家62人，占30%。滞留在家的返乡农民工有4人从事货物运输，2人从事养殖，56人从事烤烟种植。罗干村共17个村民小组，302户，1211人。有劳动力646人，劳动力占总人口的53%；外出务工201人，占劳动力总人数的31%；春节前农民返乡67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33%，其中返乡农民工已外出18人，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27%，滞留在家49人，占73%。滞留在家的返乡农民工有1人从事出租运输，1人从事养殖，47人在家从事春耕生产。

在对两村返乡农民工的调查中发现，两村既有相同之处，更有不同之处。共同之处是：两村都位置偏僻，交通闭塞，经济贫穷落后，自然条件较差，土地贫瘠干旱，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特别是石泥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8分。在返乡农民工安置上，两村的区别是：

石泥村基层组织带动力更强。通过走访，我们了解到石泥村村支两委班子能够并善于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积极带领群众改善村内基础设施，在自筹资金缺口较大的情况下，村主任拿出私人储蓄60万元，并担保贷款100万元于今年年前拉通一条贯穿全村长约7公里的村道，并实现了组组通公路，同时组织群众对村内所有山塘进行维修加固。交通和水利设施改善后，面对今年本村大量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的现实情况，该村村支两委根据本村自然条件，积极争取上级产业扶持项目，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烤烟生产，先后组织返乡农民工修建密集式烤房21座，普通烤房51座，并积极主动想办法，从县农业银行担保烟叶贷款100多万元帮助解决资金问题。而罗干村村支两委班子的带动力没有发挥出来，村干部对农民工返乡感到很无奈，群众对村支两委也颇有怨言。

石泥村农业产业化程度更高。石泥村以水田租赁每亩200元，旱土每亩100元的价格，通过采取土地流转的形式，发展烤烟730亩，共63户种烟户，其中30户为返乡农民工，全部为种植10亩以上的大户，最大的一户承包户种植烤烟达65亩，实现了烤烟种植的规模化、产业化。而罗干村以脐橙、桔柑为主导产业，大多是小户经营，规模不大，产业化特征不明显。

石泥村的返乡农民工思想更安定。通过调查发现，石泥村返乡农民工回家后，都大有作为，并且成为种植烤烟的主要力量，大家每天都忙于生产，讨论的都是烟叶生产技术问题，干事创业的热情高涨，群众真心拥护村支两委，人心安定，社会风气和谐，全村呈现一派蒸蒸日上景象。而罗干村返乡农民工大多赋闲在家，无所事事，要么打牌娱乐，要么聚众闲聊，心态不稳定，大部分人都提出家庭经济陷入困顿，有强烈的再次外出就业意向。

二、石泥村返乡农民工安置的经验和做法

相比石泥、罗干两村，石泥村在返乡农民工安置上做得更成功、更有效，其经验和做法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从组织上引导。返乡农民工由于长期在外务工，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刚回到农村会有很多的不适应。石泥村支两委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积极发挥基层组织紧密联系群众的作用，及时对本村返乡农民工进行全面的走访慰问，掌握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及心理诉求，帮助解决返乡农民工实际困难，对他们在思想上关心，创业上指导，生活上帮扶，形成激励返乡农民工创业富民的良好氛围。

从产业上扶持。返乡农民工由于在外打工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回到家后大部分人担心收入会减少而导致心态不稳定。石泥村以发展壮大新兴产业为突破口，把本村返乡农民工的身心系在产业项目发展上，以产业的发展，实现村域经济的发展，进而实现村民收入的增加。而且石泥村在帮助返乡农民工回乡创业上，用真情、出实招，为他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产业项目的确定，资金和技术的保障为群众增收搭建了平台，从事烤烟生产的返乡农民工看到了希望，自然而然就安心在家干事创业。

从政策上支持。返乡农民工经过在外几年或十几年的打拼，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经验和资金，并且开阔了眼界，转变了观念。面对外面不良的经济形势，加之中央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他们认识到在家创业也大有前途，很多人自愿选择回乡创业。石泥村返乡农民工能够就地创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级惠农政策的扶持。如石泥村返乡农民工肖建明，与妻子在外打拼多年，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在政策的支持下回家创办了一个年出栏生猪1000头以上养猪场，同时还开了一家饲料店，预计年收入可达30万元。

三、得出的几点有益启示

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两村的调查中，我们在返乡农民工再就业上得出几点有益启示：

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发挥战斗力和主力军作用。村级组织直接面对群众，农民群众对党的感情和要求都集中在基层组织，一些矛盾和焦点也都集中在基层组织，群众反映的许多热点、难点问题都需要村级组织逐一加以解决和落实，村级组织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大局的稳定。石泥村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进一步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切实增强村级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吸引力，才能更好地满足、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形势任务的需要。一方面，要创新村级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配优配强村级班子。造就一支能够引导和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农村稳定的基层干部队伍，带动村民不断更新发展观念，树立开放意识，拓宽发展思路和途径，真正实现能人治村、能人促富。另一方面，要创新村级干部的教育培训机制，提高村级干部的能力素质。努力培养一支“能办大事、敢办难事、真办实事”的村级干部队伍。使他们能够科学应对复杂局面，解决疑难问题，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真正实现农村的和谐稳定。

发展农业产业化，扩大就业平台。石泥村通过规模种植、大户经营的模式发展烤烟产业，促进了土地流转，制止了耕地抛荒，提高了土地的使用效率。同时，通过壮大产业，提供了大量的用工岗位，妥善解决了返乡农民工和周边群众的就业问题。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壮大，既可以安置转移劳动力，又能够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石泥村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因地制宜，立足优势，扬长避短，发展壮大优势支柱产业，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充分挖掘农业产业化安置就业的潜力，把发展农村经济作为吸纳农民工就业的大本营和主战场，使农村劳动力利用现有土地资源实现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用活支农惠农政策，促进本地就业。石泥村充分利用了烤烟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现有的土地政策和贷款政策，通过发展烤烟生产解决了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这就告诉我们，要用好用活支农惠农政策，积极优化创业环境，以创业带动返乡农民工就业。具体要从三个方面着力。一要帮助解决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资金难题。银信部门要对返乡农民工创办产业项目的，要积极给予小额信用贷款支持。将返乡农民工在本地创业就业人员纳入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扶持范围，研究制定简便易行的实施办法。二要搞好返乡农民工的技能培训。要充分利用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农民素质培训学校、信息扶贫学校等技术培训点，结合本地实际和农民工需求，适应转岗转业和结构调整的需要，大力开展就业和创业培训，为返乡农民工就地就业和创业提供服务。三要建立健全市场信息网络。要及时掌握市场信息，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信息服务。同时积极开展就业岗位信息专项调查活动，摸清县内各类企业和新开工项目的用工需求，通过定期或不定期举办返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促进返乡农民工实现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分化与整合

肇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变革趋势日益加强，并带来阶层分化，由此出现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多元化与利益冲突的局面。

改革开放后农民的分化情况

改革开放之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整个农民阶层是一个具有单一身份性的群体或阶级，同质性很高，农民享有同样的身份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农民个人在劳动过程中所具有的知识、技能、体力方面的差别都不予以承认。

改革开放后，随着改革进程所带来的利益分化，农村财产制度、财产使用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农民对社会性资源的占有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不再是一个意义和内涵单一的身份指称。在农民当中，以职业分类为基础，根据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等不同资源的占有标准，分化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镇企业管理者和乡镇企业职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农村管理者等群体。同时，农民内部的分化，使得一些农民往往能够寻找到共同的利益和需求，并形成一致的看法和心态，表现为利益觉醒意识、自我维权意识彰显、群体界别意识分明。

可见，经过30年的发展，今天农民的角色和身份已经多元化，地位和需求已经差别化。只有准确认识并把握当前农民分化的现实,并分析其不利影响，才能在制定各项政策时，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农民分化对新农村建设的不利影响

（一）贫富差距拉大，不利于和谐新农村的构建

农村人口所从事的职业的分化，引起了农村人口的收入明显分化。这种贫富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农村社会的财富占有度，另一方面也反映着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层次。目前，在农村中有资产过百万的农户，也有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农户。2004年林坚、马彦丽在江、浙、冀、赣、川五省进行农民收入多元化和阶层分化专题调查显示，不同职业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差异比较大，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劳动者收入最低。与收入最高的私营企业主相比，两者相差31332元。南京大学2006年新农村调查联合项目组在山西、陕西、江苏、广东等地的调查结果显示，非农业生产的农民2005年人均收入为7971.31元，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只有3322.65元，低于非农业生产农民41.6%。在这项调查总共涉及的20个行政村（“明星村”）中，2005年人均年收入最高的是江苏省华西村，达到1.88万元，而在陕西省的南泥湾村人均年收入仅为1526元，二者相差了近12倍。由于贫富差距拉大，在农村，越是社会地位高、收入高的阶层，负担越轻；越是地位低、收入低的阶层，负担越重。农民负担与社会分层之间的逆向关系，不仅仅损害了弱势群体——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发展能力，带来了农民各群体之间的断裂,而且也影响到了社会公正秩序，降低了政府管理社会的公信力，不利于和谐新农村的构建。

（二）农民分化导致相对剥夺感滋生

相对剥夺感是个体将自己的地位与其他类别地位的人做了对比后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也就是说，当个人把自己的情况与那些被他认为在其参考群体中占优势的人相比时，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农村各阶层收入差别不断扩大，农民中一些优势阶层或群体中的一些人就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居于特殊地位；企图凭借经济资源和非正式关系网络来渗透政治系统，以规避法律和制度约束，减少行动成本，达到个人收益最大化，使平等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扭曲。这导致一部分农民（主要是农业劳动者）产生社会不公平感和心理不平衡，从而对一些在农村社会中地位上升的阶层，如高收入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少部分农村管理者阶层的收入合法性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产生不满情绪，无形中造成了农民各阶层中的二元分化，也使得农业劳动者对农村改革甚至目前国家所倡导的新农村建设的期望值下降，热情降低。

（三）农民分化导致道德与价值准则失落 道德观念是社会良性发展的精神基础。当前，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主流是健康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也带来了农村社会价值观上的混乱和迷失。

转型时期，社会逐渐走向一个趋利形态。不管是社会群体，还是个人都强调利益和竞争，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资源和利益。利益逐渐从公利和共益回归到利益的本原精神，即亚当·斯密所说的“自利原则”。一些阶层，如富有阶层的部分乡镇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他们花钱摆阔，办事讲排场，购买奢侈品，养宠物，信奉金钱万能论，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认钱不认人。他们是“白道”能走，“黑道”也行，集体主义观念明显淡化，不关心集体，对社会公益事业淡漠。

一些贫困的阶层，短视、狭隘，口里喊着要公平，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又会采取实用主义观点，大部分只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有些人只顾“小家”忘了“大家”，有些甚至采取种种不正当手段牟取暴利，不讲信用等；家庭责任感弱化，尊老不足、爱幼有余，邻里关系紧张。

一些农民精神生活贫乏，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不信政府信上帝，不搞生产等“升天”。同时，一些地方农村家族势力、宗族势力、利益集团、地方黑恶势力的抬头等，构成了一些地方在乡村治理权力上的分割，使一些乡村政治行为无序、经济行为不轨、文化行为粗陋。

（四）农民分化导致群体性事件凸现，使农村缺乏凝聚力

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副产品和衍生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农民阶层市场经济意识较为充分，自主意识、自我意识较浓，对自身权益较为重视。正是出于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的动机，他们要求在村治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渴望影响村社公共权力运作。特别是在农村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出的一批掌握着经济、知识、技术、政治等优势的社会资源阶层，如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村管理者等等，他们将形成农村新的政治精英，进而对传统乡村政治权力结构提出挑战。可以说，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特别是由于利益的分化，占人口很大比例的农业劳动者阶层，面对经济收入的低下和生活的困难，以及与其他阶层经济收入的巨大差距，将使他们更多地关注在公平条件下实现本阶层成员及其子女的上升性移动，以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因而农民各阶层要求通过民主参与表达利益的愿望和积极性日益提高，而政治体制尚未提供相应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即使有“两会”，民主决策权力往往为村委会、村党支部及富人把持，造成目前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时有发生，主要表现为抗议、集体上访、越级上访、报复村干部，甚至暴力攻击执法人员，冲击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等过激行为等。

（五）农民分化使新农村建设缺乏组织保障

农民阶层的分化过程实质上是利益分化的过程。利益的分化改变了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变动累积到一定程度便会引起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动。作为农村社会支柱的基层党组织，在整个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而且有日益弱化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出去了，留下的是“三八六一部队”及老弱病残，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受到严重影响。一些农村党组织后继乏人，难选取。一些地方党组织不注重后备干部的培养，长期不发展党员，原有党员队伍严重老化，中青年党员稀少，缺乏合适人选。少数村的村民包括党员整体文化素质低、能力差，人才缺乏，没有人选。一些村的党员党性弱、责任心差，只顾自己富，不顾大多数，谁也不愿当支部书记。“家长”专制，或宗派家族争斗，互相攻击，闹不团结，产生不出支部书记等等，并且使民主管理陷入困境，民主决策难以实现，民主监督流于形式。

另外，更重要的是，农民各阶层之间以及农民各阶层与农村组织之间的信任感大量流失。农民的政治信任感又是与农民对政治体制的效能感和绩效感紧密联系着的，“对社会需求满足的程度已经成为能否赢得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但是当前一些乡村组织不是懒软困涣散、腐败，就是作威作福一派“黑老大”模样。“凡是政府大力推进、宣传和倡导的，老百姓总持怀疑态度，甚至还有让干的偏不干，不让干的偏干”。乡村组织在协调农民各阶层行为，保护农民各阶层利益方面给农民带来了心理上的挫折感，这必然影响农民对乡村政治系统的信任感和认同感，阻碍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实施。政策措施

（一）协调好农村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定要协调好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进行“有意识的社会调节”。首先要从发展和保持农村社会活力、追求社会效率的角度出发，保护优势阶层的正当利益不受侵犯，这将增强农村社会全体成员致富的信心。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弱势群体阶层的利益，调动弱势阶层的主动性、积极性，让农村各阶层之间保持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其次要本着社会公平的原则考虑，依法打击各类优势阶层的寻租活动。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逐步缓解农民收入拉大的趋势，防止两极分化。再次，贫困阶层是农村各阶层中的弱势群体，由于他们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对较差，劳动力文化程度明显偏低，加上资金不足，收入增长的难度很大，迫切需要各方面从财政金融方面加大对贫困阶层的扶持力度，降低贷款门槛，尽可能为他们的生产提供资金，并加以扶持和引导，以促使弱势阶层向上“流动”。

（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努力改变基层组织瘫痪的局面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基层组织的领导，为此，要努力改变基层组织建设瘫痪的局面，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充分发挥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把党的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民的增收、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提高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待遇和工作环境，想办法吸引农村先进分子担任乡村主要领导。规范乡村干部的行为，努力改善干群关系，提高干部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

同时，各地要根据情况，具体抓好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相关的组织与制度建设。村民自治组织要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农村党支部要真正在带领农民致富方面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同时，要根据新时期的情况，建立民兵、青年、妇女和行业协会等群众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了解搜集信息，教育培训农民，组织农民有计划地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或外出务工，将分化了的农民逐步组织起来，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三）构建制度化平台，健全各阶层利益表达机制

利益表达，亦即各农民阶层反映自身利益要求，是实现利益整合不可缺少的途径。社会群体的分化导致利益要求的复杂化，必然需要开辟新的利益表达渠道。首先，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渠道，健全具体制度，充分吸纳农民广泛的参与政治活动。如在人大制度方面，健全代表候选人制度，严格执行选举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保证代表确实能代表农民各阶层的利益和其权利的行使等；在村民自治制度方面，全面认真地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农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建立健全“四民主”的具体操作制度等。其次，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不断拓展公民政治参与的空间，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以满足不断出现的社会阶层要求参与政治的需求和愿望。特别是对于目前还缺少政治参与渠道的阶层，应该给予特别关注。

（四）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素质和经营能力

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长远来看，要大力发展农村的基础教育，提高贫困人群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准，增强就业竞争能力，缩小家庭间的就业差距，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打造好农村和谐文明的基础工程。在继续巩固基础教育的基础上，要积极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投入体制，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享受必须的公共教育，为减少文盲半文盲创造条件，使他们能抵御各种落后文化和观念的侵蚀。从眼前看，要大力推进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一定要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要把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有机衔接起来，注意长短结合、远近结合、点面结合，阶段性教育与终身教育结合，普及性培训与系统性培训结合、理论培训与技能培训相结合，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同时使其掌握基本的政治技能，学会运用法律武器和政治工具来捍卫权益。

（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的迁徙流动自由

户籍制度的改革，说到底，就是如何平等对待农民的问题，就是给农村人口以平等待遇，使得人民之间只有职业的不同，不再有任何含义上的身份差别。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恢复和实行全体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以社会流动机制为例，日本学者蒲岛郁夫认为，如果社会可以提供大量流动机会，公民的社会挫折感会随着社会流动而消失，而不选择政治参与的办法来消除社会挫折感。但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社会流动遇到了种种体制障碍，例如教育制度中导致资源不合理分配的因素、户籍制度中导致城乡差别的因素等。因此，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的迁徙流动自由。一方面，要适应市场经济对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需求，坚持市场趋向和改革方向；另一方面，还必须遵循“常住地户口的入户原则，建立一种以具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的目标模式，以恢复户口反映公民居住生活状况、公民身份、职业及其他社会属性的本来面目，弱化户口的功利色彩，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公平竞争。

（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农民分化过程中的社会稳定

国家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形成社会凝聚力和公民国家认同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包括农民养老、劳动就业、医疗、卫生、保险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随着农民分化，一部分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管理者、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他们面临的主要是工伤、疾病、养老风险。目前国家已经强力要求用人单位为他们缴纳上述保险，由于实际上企业和个人都不愿意缴纳这部分钱，即使缴纳了，上述农民到异地又不能适用，所以目前这部分人并非应保尽保。要继续加大监督措施，完善机制，将这部分人分门别类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并使之完全离开土地，完全改变其农民身份。对于农业劳动者，应发展主导产业，为他们提供稳定和充分的就业机会，保证其有足够的稳定的收入，同时继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而对于特别贫困的阶层，国家已经规定，凡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农村居民，均可申请低保。同时，努力建立新型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做好农村贫困性社会救助、灾害性社会救助和疾病性社会救助，保证农民分化过程中的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促进农村社会健康和谐发展提供保障。（长子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

当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经济都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导，绝大多数的生产经营者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来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仍然按照传统习惯、自身需要程度来开展分散、独立、小而全的生产经营，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存在”状态。那么他们在被动参与市场经济的时候就必然处于先天劣势的地位，一是自身不具备竞争力，二是在市场交换中利益受损，从而导致整个产业的发展乏力。

我国的农业疏离于现代市场经济，既有传统和历史的原因，也有农民自身知识能力结构和综合素质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法律政策方面的原因。在法律和政策的层面上，农业领域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不够完善，农民对土地、房屋等重要资源的产权关系得不到明确界定，从而使他们不具备完整的市场主体资格，无法进入市场经济之中与其他产业的生产经营者平等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市场经济体制就是通过法律制度来明晰产权，让这些产权明晰、权责分明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生产要素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通过流通和交换来实现最优化配置，从而实现资本增值。像我父亲这样的很多农民，他们所拥有的主要财产只可能是房屋和土地，包括耕地、林地和宅基地等。但这些财产的产权都不够完整和明晰。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开展的新一轮农村改革，亟待从以下几方面对农村的产权制度进行明晰化：

1、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集体究竟是谁？是村、生产队还是其他组织？

2、集体所有权的内涵是什么？当征地的时候如何获得保障？

3、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制度设计，使农民得以通过集体来行使相应的土地所有权？

4、在家庭承包经营中，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承包经营权）的内涵又是什么？它与集体所有权之间的界线如何明晰？

5、在新的农村改革中将继续巩固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允许其通过多种形式流转。对于具体的流转形式，比如承包经营权如何转让、能否作价出资入股、能否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流通等问题，都需要从政策和法律的层面上予以明晰。

6、性质比耕地、林地更加复杂的宅基地和房屋，对于其产权制度，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四个重要方面，也需要政策法律予以明晰准确的界定。只有不断完善健全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农民才有可能获得法律意义上的完整市场主体资格，从而获得进入市场、平等参与市场化生产经营的资格和能力，通过市场手段来实现这些资源的价值，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同样，如果农民想联合起来开展适度规模经营，甚至组建具有现代企业结构的农业企业，那么土地和房屋产权的不明晰将让他们很难确定各自的权、责、利，也难以获得登记注册。没有适度规模经营和组织依托，建立在自给自足式半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小农生产就难以开展专业分工。在这样的局面下，农业领域里不同行业的专业分工、不同农产品品种的专业分工，以及同一品种不同生产经营环节的专业分工与相互之间的合作就难以落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就难以提高，难以获得规模生产经营的效益。像我父亲就几十年如一日，水田里种水稻打口粮，旱地里种蔬菜和少量木薯、果树等经济作物，林地里产柴火和建筑木材，此外还要饲养鸡鸭牲畜和鱼。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的微小生产单位，其生产经营的领域横跨农、林、牧、副、渔，纵跨每一行业、每一品种从头到尾的全部生产环节，工作量繁杂而艰巨，但是劳动生产率却极其低下。他虽然年年起早贪黑、辛苦劳累地劳作，但也仅仅足够维持基本生活。

如果我们把整个国家的经济体比喻为一具躯体，把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比喻为血液循环，那么农业就几乎是循环不畅的“被区隔部分”。要实现农业的振兴、农村的发展，从制度、法律政策等各方面，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让他们摆脱“自然存在”的现状，参与并融入到市场经济之中，将是重要的一步。

产业化是农业发展的出路

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为什么农村从改革开放的发动机蜕变为进一步改革的艰难辎重，而农民则成为广泛受关注、需要补贴的弱势群体？带着一系列问题，我们调研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教授的带领下，对成都市的城乡统筹试点情况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组和市统筹办的协商，我们重点亲历了金堂县、郫县和大邑三个县、十几个乡村。通过同县乡村三级领导座谈和深入农户及厂房基地，对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真正感受到此次为带动三农，缩小城乡差距的城乡统筹改革给成都发展带来的好处，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对以后全国城乡统筹发展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而这迅速发展的成果应该归因于成都市在城乡统筹中紧密围绕新农村建设的主题，依靠农业产业化推进农业发展的决策。并以此为突破口发展新农村，推进农业，富裕农民。具体做法如下：

土地制度创新中促进农业产业化

土地是农业的基础，它承载着农业生产和农民保障两个方面的职能。建国后，中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再由集中到分散的历程。在第一个阶段：土地由分散到集中阶段，是由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但是这种吃大锅饭的办法慢慢地显露出其弊端，严重地削弱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第二个阶段：土地由集中到分散。是以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土地承包为标志，新的土地政策调动农户生产的积极性，让整个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当前农村大多还是处于这种发展阶段。但是随着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产业布局以及发展导向发生了巨大变化，同工业和第三产业相比，农业的产值和附加值相对较低，这也造成了农业和农民的脆弱性和单户农民很难在市场竞争中规避和抵御市场竞争的风险。

为了解决农业和农民的弱势境遇，成都市着力推进土地管理制度创新，建立集体土地换集体经济，土地承包权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的制度。这种在城乡统筹过程中推进的土地制度恰恰成为土地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分散到集中。有条件的村庄在农民集中居住地和耕种地集中的基础上，成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通过政府扶持引导和自发融资等渠道，积极发展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以工业发展促进农业发展，用公司经营和大户经营的模式来参与市场竞争，抵挡市场风险，同时也增加了农户的收入，部分或全部地解决当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的积极推进和引导

农业产业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过程。基本思路是确定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布局、依靠龙头带动、发展规模经营，实行市场牵头，龙头带动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组织形式。这种系统化的运作，没有政府的主导和参与，在现在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市场前瞻性和对市场把握不准确的条件下，很难自发地实现。成都市依据农业产业化的四种基本类型（市场连接型、龙头企业带动型、农科教结合型、专业协会带动型），从政策和资金上对农民进行支持和引导，并不断根据本地实际实现机制创新，比如金堂县就依据本县实际提出了三种方式：直接承包给龙头公司、公司农户相结合、农户自己经营。当然，农业产业化并不是放任自流，如同上世纪90年代初期福建一些城市工业化初期搞的“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无序化发展，而是依据自己本身的特色和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如金堂的脐橙、郫县农科村的农家乐、永泉村的花卉种植、战旗村的蔬菜种植和食用菌种植、大邑的生猪养殖，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并且在向品牌发展战略上靠拢。在政府的引导下，各区县有意识地打造自己的农产品品牌，努力实现一村一品、一县一品。比如金堂县正打造中国脐橙第一县、大邑的生猪和食用菌基地以及三圣花乡的以花卉种植和旅游为核心的“五朵金花”享有较高的知名度。通过引入和积极培植农村市场主体，对农副产品进行粗加工和市场化运作，大幅度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比如唐昌镇的娃娃菜在以前的市场价是0.2元/斤，经过简单加工和包装达到现在的1.5元/斤，仅此一项，农民就受益匪浅。

对于农业产业化资金短缺问题，政府给予充分关注：先后引进伊利、蒙牛等大型农业投资项目；鼓励和支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大力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现在成都村组集体资产已达到46.8亿元；积极搭建现代农业投资平台，现在市区和县都成立了现代农业投资公司和小城镇投资公司。

充分发挥农民在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

农业产业化目的之一是实行产销一体化，使农民不仅获得生产环节的效益，而且能分享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从而使农民富裕起来。而现今农民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有限，还没有全部体现出来。一方面源于农民自身的小农意识，对世代耕种的土地和宅基地的依赖。比如在政府推进的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和实现土地集中过程中，部分农民就出现“宁住草房、不要楼房，宁呆山窝窝、不入新社区”的现象，当地政府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而是根据“农民自愿、依法有偿、稳步推进”的原则，让农民自己感受到改革带给他们的好处，自愿的梯度转移。到2007年底，近27万农民住进了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我们在ZQ村调研时村支书介绍说：村里集中居住搬迁时按现有的住房情况进行补偿，好的每平方米280元，最差棚房30元/平方米，建房采取第一层统规自建，实际操作是统规统建、自己交钱，农民交400元/平方米，政府给补贴80元/平方米，指着尚在建设中的农民小别墅，李支书说，他们现在尝到了甜头，都争着抢着要置换房子，我们村周边的商品房都卖到4000元/平方米，农民对新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提高了很多；另一方面源于农民对发展市场经济和自身权利认知能力欠缺。虽然现在有些村的产业化走在了前面，比如上面提及的ZQ村，村里有集体资产1280万元，货币资金400万元，但是如何管理村财和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尚存在问题：一是村支两委的投资建设决策水平，二是农民对干部工作不信任和自身参与程度差，拿李支书的话说，农民对村干部的印象是“不图吃锅巴为啥围着锅台转？”

农民素质低、观念改变难是当前最大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非一朝一日就能解决。对此问题，成都城乡统筹办副主任秦代红认为：“要切实的从农民的利益出发，提升和强化农民的民主管理和参与程度，让农民参与、让农民做主、让农民在发展和管理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相信有了这种意识，并积极地从这个方面着手，说明成都已经走在了前列。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的唯一出路”，金堂县委何书记如是说，而实现农业产业化是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政府的引导、市场的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社会组织的调节和农民个人的积极参与都不能缺失。但是农业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产业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农民，所以政府在开始阶段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同时，不能忘记提升农民素质的重要性，在市场化的洗礼和观念的转变中，发挥农民的主力军的作用，逐步实现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从政府主导向农民自愿方向转移。

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转载： 李昌平

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再次讨论农村改革，从锦涛同志的在小岗村的讲话中可知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了——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

“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不可能增加农民收入

我党最近几年的几个一号文件，始终都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核心目标。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呢？一号文件的核心措施就是发展现代农业。什么是现代农业呢？一号文件中所指的现代农业就是“公司＋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措施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

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真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吗？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是不可以的！从理论上讲，“公司＋农户”的结果，就是农民被迫从加工业、运输业、流通业、储藏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土地“农转非”收益等领域退出，让位于资本家，农民只能搞种植业和养殖业，甚至养殖业都不能搞了，如养猪和养奶牛就正在迫使农民逐步退出——公司化养殖。这样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农民只获得种植业和少量养殖业收入了，农民收入会随着所谓的农业现代发展而下降。从实践上讲，最近一些年，农民收入的增加部分，主要是劳务收入，扣除农民家庭的“农民工”收入，农民收入是下降的，这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证明。严格来讲，“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其收入是不应该统计在农民收入之中的。那就是说，中央最近几年通过“公司＋农户”——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努力是完全失败的！

我党200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这其实也证明中央最近几年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是失效的。

没有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不是检讨农业现代化——“公司＋农户”模式的弊端，却认为是土地流转不畅，导致农业现代化——“公司＋农化”——资本下乡的步伐太慢。所以，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就是要为“资本下乡”开路。这样的想法，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菲律宾是一样的。

李昌平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菲律宾衰落与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典范”，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在菲律宾快速发展时期，香港、台湾、南北韩的大量劳动力输出到菲律宾就业。

但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人民生活日趋艰难。今天的菲律宾，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10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总计约800万人在海外打工，仅在香港就有7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女佣。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的新典范。

菲律宾的日益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的快速发展，原因也许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对待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学界，很多人都在研究中国“拉美化”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将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在人口密集、农民占多数、人均资源少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到底该走什么道路？中国是该学欧美？日本？还是菲律宾？这是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

菲律宾与日韩台：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不同的结局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下，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精英阶层坚定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

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去土地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

但随着韩战的结束和冷战的趋缓，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以致恶性循环。菲律宾的劳动力源源不断输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啊！

在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 应该说上述五个转变，导致菲律宾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和冲突，政治出现严重腐败和对抗，经济完全受制于国外。基于菲律宾上述情况，很多研究菲律宾的人都认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是导致菲律宾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的主要原因之一。

菲律宾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曲折之后，认识到了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错误，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期开始，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为师，收购土地资本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这项改革至今还没有结束。这是多大的一个弯路啊！

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同样是人多地少、且同属美国势力范围的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崛起。当然，菲律宾走向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崛起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日韩及我国台湾选择了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日本模式”，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 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

日韩和我国台湾限制大资本下乡，大约经历了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有限制地准许大资本下乡是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基本实现之后的事情。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地转移只许在农民之间进行，没有出现过小农在短期内大量破产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更不是被迫的，进城的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同等享受国民待遇；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是基本相当的。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步减少，但没有出现农民工问题；农村经济比例逐步下降，但没有出现农民贫困问题；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但基本没有出现污染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在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的过程中，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政局稳定。

比较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日韩和我国台湾道路是有效的。并能达成一些共识：

首先，人口密度较大的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对全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选择资本消灭小农的道路，农民将被迫非农化，劳动力价格会非常低，虽然有利“吸引外资”，但内需会严重不足，国家经济自主性不强，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也会非常多，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选择小农合作（组织化）发展道路，农民自主非农化，农民和工人收入会同步增长，内需会随着发展而扩大，经济自主性强，各种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其次，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减少农民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经济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保护农民分享农村经济（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储藏、流通、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土地转非和交易等）的收益，而不应该假现代化之名，行抢农民饭碗之实。否则，会出现菲律宾式的“五个转化”。

第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或保护农民或组织农民或武装农民头脑或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

第四，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如果日韩和我国台湾的综合农协没有“农信部”，综合农协就没有生命力；农民的金融自主权，还是实现和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保护农民首要保护农民的金融自主权。日韩和我国台湾用了数十年、甚至近百年时间保护农民的合作金融，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如台湾乡村出现私人银行只是近10年左右的事情。

中国农业和农村究竟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同样的特点——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依靠资本改造小农和农村，是难以走通的道路。中国主流话语是从欧美留学归国人员创造的，和30-40年代的菲律宾话语十分相似，这样的话语50-60年代在我国台湾也出现过，但台湾及时发现了问题，及时阻止和纠正了错误政策，选择了“日本模式”。

笔者认为中国错误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政策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第一个后果是：小农依赖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就不可能，减少农民也不可能，城市化就会彻底失败；如果没有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小农就会大面积破产，“五个转变”就不可避免。中国高速发展30年了，农民人数并没有减少，小农也没有现代化，农村也没有现代化。这样下去，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个后果：中国农村经济占GDP总量的12％弱，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大约占5％左右，只有这5％是农民的，其余都被非农民占有了。5％的GDP，要养活60％多的人口，是不可能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全面小康是不可能的。

后果之三：中国农民正在失去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国内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逐步被跨国农业集团占领；国外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被进入中国的日韩等“高科技农业园”抢占。可以预见的是，保护市场和抢占市场的斗争将非常激烈，贸易摩擦将会非常突出，国内问题转化成国际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中国应该学习的是日韩和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模式，而应该避免走菲律宾失败的老路。因此，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纠正一系列错误的农业政策：

立即纠正“扶持龙头企业带小农”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服务小农的错误政策，归还农民的金融发展权，并优先扶持农民合作金融的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日韩等农业资本集团在中国建“农业园区”、利用中国廉价土地和劳力生产同质农产品抢占中国传统市场的做法，大力扶持中国农民组织和企业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日韩和欧洲市场份额；

立即纠正鼓励跨国集团并购中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外国农产品抢占中国市场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产品加工业的主力军。扶持中国企业并购外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抢占外国市场，并确保不丧失参与主要农产品的定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