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补偿（精选12篇）
失地农民补偿 篇1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推进,失地农民的数量急剧增加,失地农民的问题加剧了原先本已严重的农村问题。针对失地农民问题,理论界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并给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而政府部门在解决失地问题时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其中对最急迫的生活保障问题,普遍的做法是一次性发放补偿金。但是这种做法有着很多缺陷,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农民很难有效的利用这笔资金进行合理的管理和投资,因此,钱很快就花完,之后就又陷入困苦的境地,并且这种危机延续到了他们的后代。同时,另一个争议更大的问题则集中在补偿的标准上,普遍的一个问题是补偿标准远远低于交易价格。
作为对这种做法的一种代替性做法就是部分发达地区实行的“以土地换保障”。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于它认识到一次性补偿金所不具备的保障功能以及希望将土地的保障功能实现有效的转移。如1993年嘉兴市率先实行了“以土地换保障”。这种做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土地被征用以后,失地农民“农转非”,进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按月领取养老金[1]。而另有一些地方的操作方法则是直接将土地补偿金的一部分放入到保障基金中。这种做法通过制度上的安排解决了失地农民的以后的生活保障问题。但是同时,缺陷依然困扰着这种做法,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的管理成本加大了政府的财政指出,从而导致这种措施往往只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并且在实行过程中,也遇到保障水平较低,发放不及时等问题。分析这两种方法,遇到的一个共同的前提问题就是失地补偿过低。因此,解决好失地补偿低的问题就成为实行一切措施的前提。
目前针对补偿费的问题,学界的讨论集中在补偿的公平性上,如高勇[2]指出,目前的补偿标准不够科学合理,黄华明等人[3]则认为征地补偿费在各利益主体之间分配不公,指出现行的农民失地的土地补贴很显然存在着一些先天性的有失公平之处。概括起来,目前的对于补偿的讨论集中在标准的合理化程度和土地制度上。但是,上述的研究并没有很好解释在征地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博弈问题:①在征地过程的谈判中,单个农民很少会作为谈判的主体;②在土地的市场交易过程中,是什么力量阻碍了农民对于交易过程的控制;③关于土地制度的缺陷对于土地补偿的影响;④政府主导的机制对于征地补偿的影响。因此本文努力在于从土地制度、权力的市场化和集体行动逻辑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和解释上述的问题,理清在征地过程中的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从而能够为土地补偿问题的解决理清思路。
2 调查的过程
关于失地农民的政策研究,不少国内省市都在积极的探索,寻找一条新的有效之路。本文选择了实践经验丰富地区的失地农民作为调查对象。一来是为了分析先进经验存在的内在逻辑;二来则是分析在目前政策推行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在某地调查过程中,选择了30户失地农民展开结构性访谈。30户失地农民主要来自某地两个镇。在这些调查对象中,男女比例为22:10;家庭平均收入为41 762.50元,未失地之前平均每户有2.141亩地,而失地之后平均每户只剩0.429亩地,基本上农民已经没有了土地。在调查的这些人中,目前赋闲在家的有7位,从事临时工的有2位,有固定工作的有15人,而在这些家庭中,回答土地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源的只有4位。由上述的资料可以看出,失地农民的收入颇高,且失地对农民的收入影响似乎并不大。但事实上并不如此,上述问题的争论依然存在。在调查中遇到这样一个事件。该地某镇农民种植西瓜,收入颇丰,之后政府造机场征集大量的土地,农民失去了土地,在补偿方面,双方产生了很大矛盾,政府以传统农作物的收入的标准发放了补偿金,而这与农民原先的收入预期存在很大的出路。其实这只是众多补偿费争端的一个缩影。尽管政府部门制定了各种制度来处理,但事实上效果并不理想,关键问题是并没有理清问题的内在逻辑。
3 土地制度
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的农地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破除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公社制度,代之以自发形成的,从而也是千差万别的农地制度。从农地制度的核心——地权来看,具有如下的特征:①法律所有权的集体性;②其他权利的不完整性;③土地的可征用性。可以看出地权的制度不存在太多争议,但集中制度形成一个制度场,在特殊的条件的刺激下,就发生了矛盾。
从征地的过程来看,首先国家借用公共利益征用了集体土地。在土地的可征用特征中,规定了土地的公共利益的用途,但是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共同利益的界定问题,界定概念的主体和使用概念的主体以及利益的获取者在这一刻三位合一,公共利益的不明确性使得政府权力在实行中的可操作性的空间增大,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制度的合理化范围之内的。而与此同时,征地完成之后,在土地的补偿上,制度上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而在这里,存在的疑惑在于由于农民对于土地权利的拥有上,是不完整的,由此也就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土地的流转,因此在发生承包关系时,承包方所获得的并不是对于土地的完整的发言权。
而同时,在土地的补偿费的分配上,地权在集体与农民之间的权利的界限模糊性导致彼此间在权利的分配上的不可控因素增加。而往往是,处于弱势的农民在与村集体的对话过程中,农民并不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利益的主体为集体所占。根据调查资料统计分析,被征用的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0%[4]。从上面的数据来看,无疑,农民的利益被严重侵占。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土地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导致了制度在特定的条件下的失败,而这也成为了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制度的前提,同时,也成为权力市场化的合理性前提。
4 权力的市场化
权力的市场化,一个并不新鲜的名词,它缘起于人们对于腐败的讨论,有的学者将其称为“权力腐败的高级形态”[5]。随着社会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同时国家对于腐败的打击力度的加强,权力逐利行为也变得越来越隐晦,并在一定的情况下,披上了市场化和法律的外衣,成为一种“合法的权力市场化”。
权力的市场化,在法理上,指的是以公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而其舶来名叫“权力寻租”。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个前提就是市场利益主体的分化。当地方、企业、个人的利益从国家利益中相对独立出来以后,追求自身利益就成为市场经济发生的逻辑起点。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从法理上来说,市场经济利益主体只能是民法意义上的权利主体而不是公法意义上的权力主体[6]。而恰恰在这一点,在市场经济的演进过程中,掌握公共权力的地方政府违背了这一原则而担当市场主体从事市场交易。于是,在市场上,出现了地方政府、企业、公民、组织等利益主体,表面的合法性的掩盖了在背后的资源力量不均衡性。而这一切的发生在土地征用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同时,“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但是作为公共利益用途的土地在征地价格上都是很低的,远远低于土地的市场交易价格。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建立各种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或者将土地直接拍卖用于房地产建设。于是,农民的土地经地方政府,从村集体到企业,实现了合理而合法的流转,而巨大的差额利益就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
这一过程从宏观上看是一次合法的土地市场流转;而从微观上看,权力的作用体现在对于交易过程的控制和对于资源的控制上。从理论上,村集体也可以直接联系企业或者村集体直接作为一个法人进入市场交易,经营土地(而这一情况,在调查中也遇到,该地某村的村集体就将土地集中起来,由村集体经营,或搞乡村工业或者搞房地产。)。然而,在现实中,这一做法受到地方政府权力的阻挠和法律的约束。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缘起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政府角色扮演是宏观调控和经济指导,而这一切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市场的盲目冲突和地方利益的冲突。现实的状态是政府权力的引导,这一引导体现在建立并主导经济主体活动的平台。因此,在土地的交易过程中,政府权力所控制的平台就自然而然称为垄断者,而政府也就主导了交易的过程,决定了交易的时间、对象。与此同时,在这一平台中,权力的控制还体现在对于土地资源和信息资源的控制。从村集体获得土地,因此相对企业而言,他就控制了土地;而直接面对市场,因此相对农民而言,他就拥有了从市场中所获得的价格信息和土地需求信息。在该地的调查时,曾对所调查的30多个农民进行统计,发现对于征地的价格信息了解的并不多,而知道这一信息的这一部分村民在身份上是村干部。同时,主动通过媒体等去获取信息的农民的也不多,大部分的信息源自于政府或村委员发布的一些文件。因此,在不对等的市场博弈过程中,平台的控制、土地资源的控制和信息的控制成为权力获益的重要前提,而无疑权力的获益在目前的制度体系下是合理和合法的。
5 集体行动的逻辑
在上文,讨论农地制度的时候曾指出了由于土地制度权利的不完整性,导致出现村集体与失地农民之间分配的界限的模糊。在这个问题上,从表面上来看,村民很显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努力争取。如传统集团理论认为,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拥有共同利益的村民会一致行动以采取行动以获取更多的集团利益,因此村民们必然会向村集体要求更多的补偿,而且拥有共同利益的他们应该会组成新的压力集团去与村集体谈判甚至越级与镇政府谈判以获取更多的利益。然而这一假设在现实中并未得到太多的支持。在调查地一个相对较落后的农村调查时遇到这样一个案例。
A镇政府发展地方经济未经国家政府审批占用了b村的土地,而在b村中共有14个村民小组,由于利益主体复杂,村集体于是将谈判的权力下放到各个村民小组。其他村民小组由于地少很快与镇政府达成了协议,但c组由于占用土地较多,部分村民认为补偿较少,于是谈判一致僵持。在谈判的过程中,村民小组c中,意见并不统一,一些村民已经默认了补偿费的数量并拿到了补偿费,而一些则继续对抗,而大多数则在观望。从c组的情况来看,显然拥有共同利益的村民并没有去谋取集团利益,并没有将蛋糕做大,也即没有验证上面集团理论的假设。
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中,“认为从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行为这一前提可以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这种观念事实上是不正确的。”因此问题在于理性的个人会权衡成本和收益,他所能从公共利益中获取那一部分的个人利益能否大过他所支出的成本,同时他又如何去克服“搭便车”的行为习惯。“在一个集团范围内,集团收益是公共性的,即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共同而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成本。”[7] 在该案例中,从表面上看,似乎将蛋糕做大意味着每个人的获利增加,因此,村民小组作为一个相容性集团没有理由不一致行动以获取更高的补偿。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对于一部分村民而言,将蛋糕做大而增加的边际收益与成本相比,是负的。在补偿的分配上,是按照人头计算,而同时各家土地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因此就会出现有些家被征多,有些家被征少;同时,也知道土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分配之后一段时间将保持稳定以利于土地的投资,而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拥有共同利益的村民小组出现了利益冲突,从相容性集团变为“排外集团”。那些征地多的,人口少的家庭就会竭力要求提高补偿费,而那些征地少,人口多的则更乐于现状,这是因为,一来,土地的预期产出少于补偿费,几年之后将重新分地人口多也能获得不菲的收入;二来,这些村民也不愿意过多的得罪政府,同时对于他们而言,与政府妥协有时甚至能够获得额外的收益。如调查的其中一户居民,就趁机收取了家附近的一块空地,将之作为自己的自留地,以补偿自己被征掉的土地,而这一行动也得到了镇政府和村集体的默许。
通过上述的分析,也许还能得到一个额外的理论收获。目前在理论界有一个流行的观点是要求建立一个新的村民组织以提高村民的谈判能力,从而能够更好的维护村民的利益。从上述的分析来看,无疑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6 结语
经过上面三个方面的分析,能够概况出失地农民补偿费低问题的一个前提和一个关键。前提是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本身存在着诸多缺陷,土地的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之间利益划分的模糊等使得权力操作的空间增大,相应的监督和维权的成本提高。一个关键则是权力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使得其能够轻易
获得更多的合法的利益,权力有了“洗钱”的外衣。因此从理论上解决之道在于土地的制度的完善和具体化,明确利益划分的界限,而在权力的限制上,则应使其退出市场交易。
参考文献
[1]于淼,伍建平.浙江嘉兴“以土地换保障”的经验及其反思[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2]高勇.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探讨[J].经济学家,2004(1).
[3]黄华明,陈广桂.农民失地补贴的合理标准[J].江苏农村经济,2004(11).
[4]九三学社中央.尽快解决失地农民生活保障问题[EB/OL].ht-tp://www.people.com.cn/GB/34948/34951/34959/2970647.html.
[5]梁杰.权利腐败:权力的商品化、资本化和市场化[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4(2).
[6]李吉宁.权力市场化的法理辨析[J].行政与法,2005(7).
[7]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失地农民补偿 篇2
办理失地农民证的情况报告
县人民政府、欣山镇人民政府：
我们是欣山镇东门社区东门组、兰屋组的部分村民（原大集体时间东门村第一和第二生产队）。受历史变故原因，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县人民政府为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先后多次将我们两个生产队的农田征用，用于建粮管所、碾米厂、百货公司、龙泉湖、游泳池等市政工程建设，征收后县人民政府给予每个村民每年480斤粮食补贴指标，让我们失地农民有了最低的生活保障。这些惠民政策体现了党和政府关心关爱我们农村百姓。
80年代中期，国家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全面开放了粮食市场，县政府不再给我们这些失地农民粮食补贴指标，也没有给予其他任何补偿，当地农民只能依靠极少的2分耕地勉强维持生计。
随着向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的逐步推进，去年11月、今年4月又征用龙泉湖坎下耕地，用于建环城公路和停车场。感谢政府出台了好的政策，给征用失地农民办理失地证，可以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前几年，水背等其他各村，无论农业户口还是“农转非”户口，均可办理失地证，唯独今年征用龙泉湖坎下耕地时仅限农业户口和征地“农转非”户口方可办理失地证，其他“农转非”户口不能办理。我们两个组的村民自问是支持和拥护县城建设发展的各项措施，也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农民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但不公平的“待遇”使我们感到成为了“二等公民”。我们两个组170多人，农业户口和征地“农转非”的只有30多人，其余140多人在2004年12月换户口本时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欣山镇派出所把原农村户口换成“农转非”户口。在此项“惠民”政策下，140多人连最基本维持生计的农田都失去了，这完全违背了我们“发展为先、生态为重、创新为魂、民生为本”的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也是相违背的。
为解决我们140多人的后顾之忧，体现党和政府“老有所养”的惠民政策，切实做到“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所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请求政府给予办理失地农民证。
呈报人：欣山镇东门社区东门组、兰屋组部分村民
失地农民社会创业初探 篇3
[关键词] 失地农民；社会创业；发展性补偿
[中图分类号] F241. 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5）04-0095-06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集体农地被征收转用，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征地后，失地农民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让他们无所适从，大量失地农民赋闲在家，手握征地拆迁补偿款却无所事事，缺乏对未来的规划，有些人甚至陷入炫耀性消费、赌博等不良生活习惯而无法自拔，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何使该类社会群体定位准确，正确使用征地补偿款而促进他们自身的全面发展成为新型城镇化中亟待重视与解决的课题。
要解决上述失地农民的困境，社会各界初步达成的共识是加强失地农民问题研究，给予他们更多的发展性补偿。发展性补偿是指尽可能实现失地农民再就业，通过创业带动就业。相比保障性经济补偿，发展性补偿才是解决失地农民长远生计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正处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众创时代”，鼓励失地农民创业是发展性补偿的一个重要措施。当前学界主要关注失地农民商业创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剖析了失地农民创业现状，并提出了一些促进失地农民创业的对策。而笔者认为，除了商业创业，失地农民还可以开展社会创业。鼓励并支持失地农民进行社会创业，对失地农民开展社会创业教育，能够将失地农民的社会公益责任与创业联系起来，这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创业：破解失地农民发展性困境的新思路
（一）社会创业的提出及其实践
社会创业是指组织通过创新来融合社会公众利益与自身经济利益，在组织得到发展的同时增加社会福利。目前，学界对社会创业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领域：一是企业通过满足社会需要提升竞争能力，拓展盈利空间；二是非营利机构通过商业运作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从而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社会创业的起源与发展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首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营利组织的影响力迅速扩张，民众越来越注重非营利组织提供的社会福利；然而与此同时，政府出于政治、财政等多方面考虑，开始缩减对非营利组织的直接资助。因而非营利组织被迫选择引入商业化操作，用市场化运作手段来降低组织成本，提高管理效率。自此，企业家与创业概念开始引入社会公益领域，社会创业的理论与实践开始萌芽。
其次，政府失灵现象导致某些偏远地区无法享受较为完备的公共服务。一些商业企业负责人与非营利组织便寻求合作，扩大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实现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双重效益，社会创业得以进一步发展。
最后，随着社会创业的不断发展，人们意识到商业与公益的合作可以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二者以一种全新范式推动了社会创新与公益事业的发展，由此人们越来越重视以社会创业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方案。
国内外无数实践证明，社会创业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可以有效地减轻政府处理社会问题的负担。
目前，我国社会创业还处于萌芽状态，符合“社会创业组织”特征的非营利组织或社会企业并不多，然而我国依然存在农民进行社会创业的先例。2010年11月23日，云南省会泽县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注册成立。该协会是由一直从事黑颈鹤保护与摄影工作的大桥乡农民杨华发起，并得到了该县政府相关部门及鸟类慈善组织的大力支持。杨华认为，成立该协会是为了提高农民社会责任意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黑颈鹤、保护环境的行列中来。
除了环境资源领域，当前我国其它领域的社会创业也在初步展开。上海的欣耕工坊是一家致力于通过创新公益项目来帮扶社会弱势群体的慈善公益组织。该组织从创立之初就奠定了其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欣耕工坊的从业者均来自社会弱势群体。通过教育培训，让弱势群体自食其力，并以组织能力帮助拓宽销售道路，提高弱势群体就业能力，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自身价值。雷励中国是一家致力于青少年发展的教育型公益机构。该组织在成立之初即以慈善机构的运作模式运转，以利润获得为组织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该组织旨在为青少年的发展提供探险旅程，帮助青少年更好地感受世界，发展自己，让青少年为社区服务与环保事业做出贡献。
从国际上看，孟加拉国较早地开展了社会创业的探索。1972年阿比德创立了“农村促进委员会”（Bangladesh Rural Advancement Commit-tee，BRAC） 。该委员会关注当地民众的贫困问题，通过对民众进行不同层次的系统培训，试图减轻他们的贫困程度。除此之外，孟加拉国还成立了“孟加拉乡村银行”——通过发放微型贷款帮助贫困农户，交流致富信息，传播科技知识，提高贷款人的经济与发展能力。目前该模式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模仿或借鉴。
（二）社会创业破解失地农民发展性困境
1.失地农民面临的发展性困境
针对日益突出的失地农民问题，研究者提出应完善征地程序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逐步按市场经济规律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以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等策略。政府部门根据理论研究成果，修改或出台了多项公共政策，试图解决失地农民问题。一是修改《土地管理法》，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二是开展制订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解决当前征地工作中存在的补偿标准偏低、同地不同价、随意性较大等突出问题；三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和就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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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措施来看，现有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思路主要集中于补偿和保障上。然而，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和保障只能解决失地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而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后所面临的贫困风险和损失是多方面的，如经济、社会、文化、资本、机会、权利等。
研究发现，创业是个人摆脱劳动力市场上受歧视地位的重要发展战略，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政府都通过鼓励失业人群走向自我创业，来解决比较棘手的失业难题。自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方略以来，政府逐步开始引导失地农民创业。在当前辅助失地农民的创业项目中，大多数政府选择为失地农民提供创业硬件设施及资金支持等。从短期效果来看，这促进了失地农民创业率、就业率的提高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政府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投资回报，表面上看商业创业是解决失地农民生存性问题的有效手段。
然而笔者发现，尽管推行失地农民创业已有一段时间，失地农民的发展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失地农民在创业中出现的困境至少有以下三点：
一是跟风盲目，形成恶性竞争。失地农民较难自主把握市场规律，容易盲目跟风当前一两个获利较大的项目，造成失地农民创业项目类型单一，并导致内部恶性竞争；而政府对失地农民创业多采取“多快好省”的理念，缺乏宏观引导和技术指导，自主创业并未给广大失地农民带来更多收益。
二是创业中个体价值得到释放，集体价值却未能彰显。小农道德价值观念普遍较低，人际交往中存在较明显的双重标准。在失地农民创业中，体现为家族内部互相帮助、局外人相互竞争甚至排斥，形成各式各样的小团体。从失地农民整体来看，其经济与生活水平未能得到提高。
三是生态文明建设落后于百姓需求。失地农村土地大量征迁，城区重污染企业迁入，被征迁村庄的原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显现；同时，由于环保型产业投资额度高、利润回收周期长、技术含量相对较高，失地农民在没有法律及道德约束条件下便会选择进入门槛较低的高环境冲击型行业，进一步恶化了失地农民的生活环境，无法满足百姓对于“青山绿水”的需求。
2.社会创业可以有效破解失地农民的发展性困境
近年来，社会创业作为一种新型的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的创业方式逐渐走人大众视野。在实践中，无论是在发达的经合组织国家还是在不发达的孟加拉国，社会创业都已初见成效。社会创业不同于传统的商业创业，阿弗德、布朗和赖茨认为，社会创业是采用创新性方法，整合资源解决贫困及边缘人群的社会问题，从而提高社会价值的行动过程。社会创业者试图通过贫困和边缘群体思想、能力、资源和社会分配方式的变化推动社会改革。笔者认为，社会创业是破解失地农民发展性困境的有效手段。
一是社会创业可以有效避免因生产方式落后带来的困境。社会创业不以个人名利为主，其创新活动的目标必须与社会价值与社会使命的创造相联系。以社会创业为主导的企业或非营利组织需要建立在社会责任的基础平台上，社会创业有利于被征迁村庄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生产方式，缓解社会问题。
二是失地农民具有进行社会创业的有效动机。失地农民与社会创业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当前我国失地农民从生活环境到生活质量应得到进一步提升，面临的社会环境与发展性问题都亟待解决，失地农民是社会创业的直接受益者；失地农民社会创业是缓解失地农民发展性困境的有效手段，失地农民也因此成为社会创业的潜在实践者。
三是帮助失地农民实现社会价值是社会创业的应然之义。近年来，社会创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政府也逐渐认识到社会创业方式在解决失地农民发展性困境上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因此，社会创业是解决失地农民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在失地农民中推行社会创业代替商业创业，可以改善被征迁农村地区的社会环境。
二、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资源基础、创业领域与创业路线
（一）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资源基础
考虑到失地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较弱，无法独自胜任为实现社会价值而进行的社会创业活动，笔者认为，政府、市场、高校与非营利组织四大资源可以为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保驾护航。
政府是失地农民社会创业最重要的支持主体。政府掌握的政策与财政资源是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两大要素。当前政府也十分重视创业工作，李克强总理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口号。笔者认为，当前政府还未完全挖掘出社会创业在解决失地农民发展性困境上的巨大优势，政府应适时将政策着力点进行相应的转移及调整，为诸如失地农民群体的社会创业者提供积极的政策支持与财政支持，通过发展性补偿代替保障性经济补偿，从本质上做到失地农民失地不失业，失地不影响生活质量。
当前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意识薄弱，被征迁农村缺乏创业的公共设施，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下，大力发展诸如社会创业的新型创业模式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市场是社会创业企业的战场，但市场也应为失地农民社会创业提供帮助。拥有了市场宏观层面的保护，失地农民社会创业企业才不易陷入商业、企业的包围中。市场作为对失地农民社会创业企业的资源基础可以从三个方面支持社会创业企业：投资、供应与销售。对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项目更加关注，给予更多投资资金，拓宽对社会创业企业的供应渠道与销售渠道，在必要情况下可为失地农民社会创业企业倾斜市场，制定保护政策。
高校与非营利组织可以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创业的方向指导与技术支持。作为高校，应摆脱传统的狭隘的创业教育观，鼓励学生运用商业手段创新性地解决社会问题，培养学生形成社会创业者的思维模式。大学生可以以“村官”的形式深入农村，提高失地农民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认知，带领失地农民由传统商业创业过渡到以创造社会价值为主导的社会创业之中。此外，高校可以组织师生定期下乡对失地农民社会创业进行指导与培训，培养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意识，提升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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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同样也是支持失地农民进行社会创业的重要主体。非营利组织以其擅长的社会事务管理及组织运作模式可以为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提供较全面的创业机会选择与管理模式指导借鉴，为失地农民或相关弱势群体提供资金及技术支持，成为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资源基础。
（二）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创业领域
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目的在于解决与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问题，同时失地农民在必要的资源支持下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动机及方向。笔者认为，失地农民社会创业领域可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失地农民子女受教育领域。在针对失地农民子女教育政策中，政府鼓励失地农民子女就近入学，提倡教育公平。然而实际情况是，城里学校不愿接受，乡镇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设施差，师资流动快，失地农民子女无法享受应得的良好教育。在这种背景下，笔者认为可以通过社会创业解决失地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首先，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组织需要政府相关部门运用行政手段制定针对性的政策，调控当前对失地农民子女上学的歧视性问题；其次，社会创业组织可将商业运作部分盈利投入城市学校或乡镇学校，换取子女受教育机会；最后，有关失地农民子女教育的协会组织可以与教育类慈善组织沟通，争取获得慈善资金修建失地农民子女学校。
二是农村环保领域。城市污染工业企业转移，给被征迁农村的环境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失地农民可针对环保问题成立相应的组织协会，辅助于政府环保政策，督促污染企业安装净化设备，保障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同时失地农民环保组织应积极宣传带动当地居民树立保护环境意识，为自身环境的改善及其保护出力。
三是失地农民再就业领域。授之以鱼还要授之以渔。尽管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获得了大量补偿金，但他们仍然缺乏必要的就业技能，而这些失地农民只有参与工作才能为今后的生活提供稳定的保障。所以，失地农民社会创业可以选择为失地农民就业提供师资、提供培训场地与培训资金，让失地农民满足基本的企业与市场的职业要求，提升失地农民的就业率。此外，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组织还可与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协商，加强失地农民落实就业政策与就业培训计划，从法律政策角度稳固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平台。
四是失地农民医疗保障领域。失地农民户口虽从“农村”转变为“城市”，但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远没有达到城市居民的标准，所以针对失地农民医疗保障问题可以作为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项目。失地农民通过成立社会保障组织或协会，加强与政府部门沟通，加快针对失地农民医疗保障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安排，另一方面，也可以以组织名义在社区内安置相应医疗设施与医务人员，为失地农民就地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三）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创业路线
失地农民社会创业需要失地农民自身认知提高及社会观念的进步。笔者认为，失地农民社会创业可以选择以下三条路线。
一是失地农民需要提高社会责任意识，提升社会创业观念。失地农民获得征地款后生活比较安逸，常年的农务劳作也造成了失地农民保守的生活态度与就业观念。当失去耕地需要开创事业，特别是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进行社会创业时，很多失地农民对此望而却步。但失地农民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却十分严峻，相比城市居民缺乏很多必要的政策保护与社会保障，因而失地农民自身必须认识到群体所处的困境。因此，失地农民首先需要提高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认识到社会创业在解决农村问题的独到之处，通过社会创业推动政府落实有关政策，以一己之力逐步改善农村的社会问题。
二是识别社会创业机会，合理选择社会创业项目。社会创业机会源于未解决的社会问题，对于失地农民社会创业，应从实际出发解决被征迁农村的社会问题。失地农民社会创业针对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需要按照问题严重性合理划分，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有能力解决的社会问题才是好的社会创业项目来源，才值得投入资金与精力。
三是合理衔接社会创业中商业运作手段与社会服务目的。社会创业者需要合理规划商业盈利的比例用途：一方面要延续企业运作；另一方面还要为社会服务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撑。在社会创业中，失地农民可以通过商业运作获取盈利以更好地提高社会服务能力。不管是商业运作还是社会服务，均需要提高失地农民的管理水平。
三、促进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政策建议
从整体上看，我国社会创业的理念还未深入人心，对于失地农民群体来说更是如此，但我们无法忽视失地农民与社会创业之间的天然联系。失地农民需要社会创业为其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同时失地农民也有责任为其生活质量的改善付出自身的努力。面对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需求，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政策推动失地农民社会创业。
（一）帮助失地农民开发社会创业机会
社会创业机会源于社会问题。社会创业机会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其本质仍具有社会性，社会创业的合理开发将会创造出巨大的社会价值；二是社会创业机会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只有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才能让社会创业机会得到良好的开发。
绝大多数失地农民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低、社会认知程度较差，失地农民从创业机会的把握到创业时机的选择都需要各界大力帮助。社会创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创业模式首先需要政府支持。政府应转变对失地农民传统的保障性经济补偿，根据不同地区失地农民所处的独特环境，因地制宜地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创业机会。除此之外，市场也需要为失地农民社会创业企业提供必要的保护与支持。从投资、供应与销售三条路为社会创业企业减轻负担，确保企业不受恶性排挤，保障企业的良性运作。高校与非营利组织也应根据自身能力范围培养失地农民对社会创业机会把握的能力。二者可以通过定期培训，培养失地农民对社会创业机会的认知程度，为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提供方向性引导；同时非营利组织可以根据其参与社会事务的经验及限度对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进行指导，争取失地农民社会创业，创业一个成功一个。
（二）提高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可行能力”
“可行能力”（Capability）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于2002年提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可行能力是“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失地农民赋闲在家是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可行能力促使资金转化为资本，而该项进程的阻碍将进一步导致创业机会的缺失，失地农民社会创业过程便形成了恶性循环。若要打破该循环，笔者认为对可行能力的培养十分重要。
提高失地农民的可行能力将为失地农民社会创业培育更多的社会创业者。社会创业者承担着社会责任者与文化行为者的双重身份：一方面社会创业者通过社会创业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同时社会创业者还负责弘扬自主创业自主解决就业的社会文化氛围，鼓励未就业者积极创业，参与就业。虽然失地农民社会创业面临众多主客观条件制约，但随着社会创业在我国的推进，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创业者会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失地农民群体中。当今大学生村官越来越多，对此高校应加强大学生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培养，将社会价值融入现有学校创业教育体系中，构建富含社会价值的创业教育理念，鼓励具有良好社会创业能力的大学生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将新型的社会创业理念传播给失地农民，带领失地农民进行社会创业，促进社会创业在失地农民间开展，以社会创业推动失地农民就业，改善失地农民社会环境，实现失地农民的社会价值。
（三）通过培训提高失地农民社会创业技能
社会创业是失地农民凭一己之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向。为了进一步提高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积极性和成功率，有必要对农民进行相关的社会创业技能培训。笔者认为，创业培训应结合失地农民实际能力水平，让失地农民了解社会创业组织的内部管理，培训失地农民的商业运作能力，系统指导失地农民在社会创业内部控制过程中合理划分盈利比例，必要时应派专家在创业初期与失地农民共同打理企业或组织。通过对失地农民不断地创业教育培养失地农民的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传授创业相关知识和必备技能，提高其综合素质并发掘其创业的潜力，以实现对失地农民人文关怀的最终目的。
失地农民补偿 篇4
一、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偿办法及存在的问题
(一) 货币安置后自谋出路
国家征用土地时, 把赔偿款、补偿款直接支付给农民, 而他们把这些钱用于给子女盖房、买车、婚嫁等, 有的甚至参与各种赌博, 一旦使用不当提前用完, 自己无一计之长又无地可种, 闲赋在家, 生计难以维持。有的政府把土地补偿款直接给了村委会, 村委会的干部把这些轻而易举得到的补偿款当作行政经费, 修房、买车、办公吃喝, 有的甚至贪污挪用据为己有, 而农民却没有受益, 矛盾随之产生, 矛头直接指向政府, 造成上访不断。
(二) 征地企业就地安置补偿
有些地区征地用于工业园区用地, 对失地农民只补贴小部分货币, 就地安排工作。但由于农民文化水平低, 又没有技术, 只能安排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如清洁工、保安或其他的体力工作等, 经济收入不高, 工作也不稳定, 一旦这些企业经营不善或倒闭, 那么这些失地农民的生活将难以维持。
(三) 住房安置补偿
一些地区进行城中村改造, 对失地农民给予分配住房和一部分货币补助。随着城市商品房的不断上涨, 对于住房补贴看似补贴不少, 一套商品房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看似衣食无忧, 但没有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障, 将来的养老、就业、医疗等成为新的社会保障问题。
二、对失地农民土地补偿费使用管理方面的建议
(一) 关于村委会得到的土地补偿费的管理
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 笔者认为, 政府部门应对土地补偿费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对集体得到的补偿费, 应由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加强管理, 列为专项资金, 对土地补偿款应区别对待。首先明确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农民承包使用这些土地。征用土地支付的土地补偿款分为两项:一部分是支付给农民的赔偿款 (包括房屋及地上建筑物和地上青苗的补偿款) , 一部分是支付给土地所有者村委会的土地补偿款。如果村委会有预留地, 应把预留地分给被占农户, 以弥补农民的土地损失。村委会得到的补偿款不应直接支付给农户, 应当为这些失地农民建立保障基金, 主要用于农民养老基金, 不能用于村委会的行政支出, 当然, 这部分补偿款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监督管理。建议乡镇或区县级财政部门设立专户, 集中代管村级土地补偿款, 加强管理, 专款专用, 以保证这些专项资金用于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
(二) 加强对失地农民的技能培训, 积极促进就业
首先, 政府劳动保障部门负责抓好失地农民的技能职业培训, 大力开展失地农民的实用技术和技能培训, 提高劳动技能和劳动素质, 增强其就业竞争力。其次, 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和职业介绍机构, 为失地农民就业指导提供信息, 并组织失地农民进行劳务输出为其创造良好的就业条件。若失地农民转成非农业户口, 可享受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关于税收、行政性收费、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社会保险补贴及小额贷款担保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若失地农民仍属于农业户口, 则享受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三) 做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与城市居民养老保险的衔接
一种是将已就业的失地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 并纳入城镇养老体系;另一种是参加农村养老保险, 暂时没有就业的失地农民纳入农村养老体系。或者借鉴义乌、河北等模式, 由政府出面与保险公司协商建立失地农民养老基金, 分别由政府、集体、参保人三方出资, 基金的社会统筹由政府社会保障部门专门管理, 个人账户部分由商业保险公司运作。
(四) 助学救困抚助
失地农民子女在落户新址所在地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普通高中也享有所在地同等受教育的权利。
失地农民调查问卷 篇5
附件五
重庆市长寿区江南镇失地农民就业问题调查问卷
您好！我们是西南大学的学生，为了解重庆市长寿区江南镇失地农民的就业及生活情况，特编写了此问卷，希望您认真填写，所设题目没有正误之分，请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答。此调查我们会严格保密，请您放心作答。有打扰之处望谅解！谢谢您的支持！
基本信息：
被调查姓名村第组性别年龄岁 调查信息：
1、您家里有口；
2、请选择家庭成员基本信息：
年龄分布、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目前从事的职业、阻碍就业的主要因素
1)A：未上学；B：小学与初中；C：高中或中专；D：本科或专科；E：研究生
2)A：非常健康；B：健康；C：次健康（已影响就业）；D：有疾病困扰
3)A：工人；B：科技人员；C：医务人员；D：机关干部；E：教师；F：商业人员；
G：服务人员；H：农民；I：文化工作者；J：待业；K：其他
4)A：文化水平不高；B：专业技能不强；C：身体素质稍差；D：年龄不符合要求；
E：其他
18岁以下人；1）2 3 4是◇否）18—24岁人； 1 2 3 4是◇否）25—34岁人；1）2 3 435—44岁人； 1 2 3 445—54岁人； 1 2 3 455—64岁人； 1 2 3 4 是否退休◇是◇否）65岁以上人； 1 2 3 4 是否退休◇是◇否）
2、请选择您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失地前打√；失地后请打×：
◇农业；◇第二三产业；◇房租；◇集体补助；◇外出务工；◇入股分红；◇自主创业；◇其他：
3、有无创业意向：◇有；◇无；（有则做以下题目，无则做第6题）
创业资金来源：◇拆迁补助；◇小额贷款；◇亲友募集；◇自家存款；◇其他
编号：
创业项目：创业中存在的困难：
4、是否愿意参加政府举办的就业培训：
◇非常愿意；◇可有可无；◇不愿意
5、您对政府组织的就业培训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6、您家目前生活方面存在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就业困难；◇创业困难；◇儿女上学困难；◇医疗保障；◇住房困难；◇其他
7、您想通过哪种途经实现就业：
◇招工安置；◇外出打工；◇做小生意；◇企业应聘；◇农业；◇自主创业；
◇其他
8、征地前家庭拥有耕地亩，征地后家庭拥有耕地亩；
政府征地赔偿金是元/亩；安置费为元/人；
9、您对国家土地征用办法和许昌市政府安置政策了解多少？
◇非常了解；◇了解；◇知道一点儿；◇不清楚
10、政府对您家的住房安置和就业安置政策：
11、在征地过程中您对政府行为有什么要求和不满：
12、您对拆迁安置工作和就业安置工作的满意度为：
◇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
意见：
失地农民的心理状况探析 篇6
关键词： 统筹城乡 失地农民 社会心理问题
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及由此造成的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居住环境、公共服务建设等不同，使城乡居民在社会认知、生活满意度、期望、安全感等方面产生一定差异。失地农民在适应新环境、新生活，寻找新的谋生手段的过程中，思想意识、行为习惯等各方面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从而引发种种社会心理问题。
为了更好地了解北碚区失地农民的心理现状，帮助失地农民渡过心理上的困难期，笔者对北碚区水土镇、静观镇、施家梁镇等多个改革实验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在调查过程中通过访谈、问卷调查、讲座等形式了解失地农民的心理现状，分析现状成因，并根据失地农民的实际情况从多角度提出解决对策。
一、失地农民出现的社会心理问题及其原因
通过对北碚区失地农民的走访调查，发现北碚区失地农民既具有我国失地农民的某些普遍心理特点，又由于地理环境特点、文化底蕴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差异，在改革过程中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具体表现如下：
1.失地前后生存环境和谋生手段的巨大差异，使其产生一定的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感。
（1）土地是农民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经营载体，它扮演着农民经济来源和社会保障的双重角色[1]。在我国尤其是像重庆这样多山区的农村，由于交通不便利、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大多数农民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虽然物质生活并不是特别富裕，但不必担心一日三餐的温饱问题。农民失去土地进入城镇后，不仅大部分生活用品都要到市场上购买，要缴纳物业费、水气费等额外费用，而且要负担子女教育、养老保险[2]等费用，生活成本增加;（2）失地农民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水平低，失去土地后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多数失地农民仅靠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过日子，即使部分失地农民可以从事那些低工资、低社会声望和低劳动技能的工作，由于企业的改革、裁员、停关等因素也很容易失去工作，收入低且极不稳定;（3）近年来随着物价不断上涨，人们日常生活消费支出逐渐增大，生活负担相对增加。失地农民作为低收入群体，对此现象尤为敏感，对未来生活忧心忡忡。
2.对政府产生不满情绪，对集体产生信任危机[3]。
在改革过程中，我区政府站在统筹全局发展和维护广大失地农民利益的角度上，尽可能给予失地农民足够多的补偿和有利的发展空间，但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1）单一的货币安置方式决定失地农民无法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各种矛盾逐渐凸显，从而使失地农民产生心理不平衡感[4];（2）部分地区对于征地政策和过程宣传力度不够，缺少民主程序和透明度，部分失地农民对征地工作不清楚，容易对政府和各部门工作产生误解和不满;（3）在调查中部分地区个别村民反映，受各种因素影响，目前存在“地已经用了，而之前承诺的相关保障并未落实”的现象，但由于情况复杂，涉及部门较多，失地农民在维权过程中遭遇“踢皮球”现象，这些都引起失地农民的强烈不满，并对集体、社会的信任感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
3.知识局限，理解力低，出现认知偏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只是实现公平的手段和方式，在相同条件下，只要平等对待就可以实现公平，不同条件下差别对待也能实现公平[5]。由于土地位置、征地用途、方式的不同、政府政策的差异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失地农民获得的补偿标准可能不同，而失地农民由于知识结构、生存环境及思维方式的限制不能正确理解这种现象，认为同样的土地补偿标准就应该相同，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其对政府的误解和不满。
4.生活态度散漫，精神面貌较差。
（1）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的限制，大部分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加上长期的农村生活使其形成自由散漫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笔者在走访调查中发现，北碚区农民失去土地后多数并没有进入市区生活，而是分散居住或住进政府所建的失地农民还建房，他们生活的交际圈子、文化氛围等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没有受到高度紧张的城市生活节奏的感染，他们安于现状，不喜竞争，不求上进，满足于仅依靠征地补偿费用过日子。更有甚者突然拿到数额不低的征地补偿款后，有种一夜暴富的飘飘然之感，不能合理有效地支配钱财，贪图享受、染上恶习;（2）失地农民虽然离开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具有了城市人的身份，但是他们很难改变原来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意识，跟城市人在思想沟通、文化交流等方面易出现障碍，加上他们微薄的收入仅能维持日常的生活需求，无法享受城市人的休闲娱乐方式和消费方式，很难真正融入城市文化。
二、解决失地农民社会心理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1.思想疏导，政策落实，制度保障。
首先，及时有效地做好失地农民的思想疏导工作。针对失地农民出现的“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在不同时间出台不同征地补偿政策即是有失公平”的思想进行及时有效疏导，将政策、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公开化、透明化，从根源平息失地农民心中的“不公平”思想，缓解群众对政府出现的信任危机。其次，政府要加强补偿政策的落实。与失地农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是失地农民最关心的，也是最能影响他们思想和情绪变化的事情。比如，对于住房补助的实际平方数不足，住房质量存在问题，社区简单公共设施不完善、征地补偿款拖欠等不良现象，各级政府一定要相互监督，及时做好改善工作。再次，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体制、医疗保险体制和住房保障体系，使失地农民能够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居所。
2.充分考虑市场、社会发展因素，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目前，我国土地征收补偿的标准，是套用国家法律固定的内容和标准确定土地补偿额，致使征地补偿额度的计算始终游离于土地市场价格之外，征地价格与市场的供求变化脱节，这样形成的土地补偿额当然不能反映被征耕地本身的实际产出价值，往往估值偏低[4]。从长远来说，这样的安置方法对失地农民没有实质性意义，难以长久维持失地农民的生计。为了妥善解决失地农民失地又失利的现状，孔祥智等人[6]认为，征地补偿要综合考虑土地质量，投入情况和区位条件、土地的未来用途和预期效益，当地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民未来发展需要等因素，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如可考虑把失地农民的养老、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费用纳入计算内容。
3.妥善解决和促进失地农民的就业和发展问题。
在失地农民群体中，劳动年龄段内的人员仍占大多数，但笔者在调查走访中发现，除了部分失地农民外出打工外，很大一部分失地农民（多为40岁以上的中年人）都处于无业状态，他们大多聚在小区的某个楼下聊天、打牌。这部分人上有老下有小，本应该是家里的“顶梁柱”，而他们却因为丧失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又缺乏文化技能和创业资金，造成无法再就业。
只有做好失地农民就业安置工作才是解决他们生产、生活出路的根本保证，也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前提条件。因此，各级政府要以提高农民素质为主，加大创业帮扶力度，以创业带动就业，结合当地实际状况对失地农民做好后续安排，帮助失地农民再就业，如（1）凭借区位优势投资开发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花卉园林产业、个体私营经济或中小企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为失地农民创造再就业岗位和机会;（2）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定期为失地农民开办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免费或低费用的实用技术、技能培训，以提高失地农民的就业竞争力;（3）积极落实再就业优惠政策，如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可享受下岗再就业的优惠政策和小额贷款优惠政策等;（4）建立健全各级就业网络服务体系，为失地农民提供及时、有效的就业信息。
4.以人为本，心理咨询进社区。
社会行为是心理活动的外部表现，不良心理活动会引发诸多不良社会行为，进而影响到社会安定和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顺利进行。由于失地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限制和对心理咨询的认识不足，他们几乎不会主动寻求心理咨询援助，因此对于失地农民产生的心理问题，社会各界一定要予以足够重视，伸出援助之手。
首先，各级政府必须提高认识，树立以人为本的领导观念，把帮助失地农民度过心理适应困难期的工作，纳入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工作的总体规划中，落实责任、措施，认真执行;其次，针对失地农民的心理适应问题，建议各地政府应主动建立专门的心理咨询服务机构或者联系高校心理学专业的专家、学生定期到社区内面向失地市民开展咨询活动，开办知识讲座。
5.丰富日常文体活动，促进身心和谐发展。
在走访中发现社区中很少有供失地农民文体活动的专门场所和设施，失地农民平时很少开展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文体娱乐活动，多数失地农民以聊天、打牌、搓麻将等消磨时间，有的失地农民甚至将体育锻炼和体力劳动混为一谈。而长期打牌、搓麻将不仅会助长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还会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多种负面影响，使人们丧失生活的积极性。
已有研究发现适当体育锻炼可以改善人体的神经中枢系统，提高大脑皮层神经中枢的均衡性，使对本体、高度、准确性的感觉更准确，促使生命的存在向着更和谐、更健康的境界迈进[7]，并且文化娱乐活动可以对抑郁、焦虑等有很好的缓解作用[8]。所以建议有关部门本着结合实际、注重实效的原则，充分利用居民楼的楼厅、院落等闲置场地修建文化教育设施和文体娱乐场所，开展各种积极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
失地农民的心理异常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负面效应，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初衷，严重影响失地农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并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统筹城乡建设顺利进行，必须给予高度重视[9]。因此，我们必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既要保证失地农民的经济增收，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又要注重人性关怀，改善其精神面貌。
参考文献：
[1]张传华，邓凌，等.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心理特点探析[J].农村经济，2005，23（9）：116-118.
[2]叶晓玲.重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分析[J].农业经济，2009，29（11）：56-58.
[3]邓劲生.南宁市城郊结合部失地农民心理状况探析[J].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07.
[4]任凤莲.关于失地农民补偿问题的思考[J].经济问题，2009，31（7）：81-82.
[5]马静.失地农民的心理剥夺感成因与对策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9，13（3）：464-465.
[6]孔祥智，王志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补偿[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24（5）：60-65.
[7]王诚.论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的辩证关系[J].宿州学院学报，2005，20（5）：124-125.
[8]张淑香，李凤英.娱乐活动对慢性精神病人治疗的探讨[J].中华行为医学科学，2002，11（3）：254.
失地农民补偿 篇7
1 伊宁县征地补偿安置现状
伊宁县政府共征用集体、农民土地1 334.70亩, 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共计2 537.796 5万元。具体补偿情况如下: (1) 伊犁犁能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二期扩建项目征用喀拉亚尕其乡喀拉亚尕其村土地238.88亩, 应支付给村集体和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地面附着物补偿458.532 5万元, 基本全部兑付完毕。 (2) 伊犁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水泥厂扩建项目征用土地189.63亩 (其中肉孜买提于孜村101.19亩、胡地亚于孜乡上胡地亚于孜村88.44亩) , 其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共计364.089 6万元, 全部兑付完毕。 (3) 伊力特铁路物流专用线项目征用吉里于孜镇下肉孜买提于孜村集体、农民土地272.3亩, 应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522.816 0万元, 基本兑付完毕。 (4) 伊宁县教育局高级中学建设项目征用吉里于孜镇上肉孜买提于孜村集体、农民土地81.22亩, 应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155.9424万元, 基本兑付完毕。 (5) 伊犁南岗大化工PVC工业项目征用胡地亚于孜上胡地亚于孜村集体、农民土地539.80亩, 应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1036.416 0万元, 已基本兑付完毕。目前仅有两户农民没有签订《征地协议书》, 未领取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其面积为13.09亩, 土地补偿费为25.132 8万元。
2 伊宁县征地补偿的相关规定
根据规定政府应对农民、农村集体征用的土地给予相应的补偿。相关规定如下。
2.1 土地补偿费
伊宁县农村被征地的土地补偿费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和自治区500号文件规定, 并根据以下标准支付土地补偿费:
1) 征用基本农田的, 按当年耕地年产值8~10倍补偿;
2) 征用基本农田以外的旱耕地按当年耕地产值的7~8倍补偿;
3) 征用林地、人工草地、宅基地、乡村道路、打谷场, 按当年耕地年产值的6~7倍补偿;
4) 交通、水利等大型重点建设项目征收 (除天然草地) 按当年耕地年产值的6倍补偿。
伊宁县农民主要靠种植玉米、小麦、黄豆以及黄罗卜来维持生活[2], 被征用的土地多数为耕地, 政府根据耕地补偿基数表对农民进行补偿 (如表1) 。
元/公顷
数据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和自治区500号文件。
伊宁县为招商引资项目提供土地9宗, 占用面积2 631.81亩, 其中国有天然草地649亩。政府按表2标准进行相应的补偿。
数据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和自治区500号文件。
2.2 安置补助费
伊宁县为了安置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再生产和生活,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和自治区500号文件规定进行补偿。根据新计价[2001]500号文件, 安置补助费计算标准具体如表3。
数据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和自治区500号文件。
2.3 青苗补偿费
一般农作物的青苗补偿费按该作物前3年平均产值补偿, 宿根作物按该作物被征地前3年平均产值的2~3倍补偿。
2.4 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根据实际损失, 按规定补偿。树木补偿具体又分为阔叶树、针叶树、果树、葡萄等十大类。
说明:征拨保护区林地的林木补偿费按此标准上浮50%数据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和自治区500号文件。
灌木林补偿标准按郁闭度划分, 郁闭度在20%~40%, 为300元/公顷;郁闭度在40%~60%之间, 为500元/公顷;郁闭度在60%以上, 为600元/公顷。
3 伊宁县征地农民调查问卷分析
为了能够更深一步的了解伊宁县农村征地补偿情况, 笔者亲自在伊宁县喀拉亚尕其村、肉孜买提于孜村、上胡地亚于孜村进行了问卷调查, 由于调查的三个村主要以维吾尔族为主, 语言沟通较为困难, 调查样本只做了80份。问卷分为三部分:
3.1 个人基本情况
个人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身份以及所在地。80份问卷调查中有66.7%男士和33.3%女士参与, 其中有四名村干部。由于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都进城务工, 被调查者的年龄大部分在50岁以上, 20~50岁的人数占少数。
3.2 被调查者征地基本情况
在调查过程中70%的被调查者家里有被征地情况, 对于没有被征地的被调查者, 根据其对邻家被征地情况的了解也做了相关的调查。调查中发现, 由于政府对于土地法律知识在农村没有做到很好的宣传以及农民对法律政策了解的局限性, 导致50%的村民对土地法的相关知识只了解一些, 还有33%的村民是根本不了解。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 对于调查的这三个村征地范围都比较大, 肉孜买提于孜村被征地大部分用于工业建设, 喀拉亚尕其村的征地用于大型的国土煤电项目建设, 上胡地亚于孜村的被征地用于许多新型的工业项目的建设, 伊犁南岗大化工PVC建设项目就在此建立。
3.3 被调查者征地补偿的情况
在征用土地过程中政府要与被征地者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书》, 据调查了解, 对于协议书的内容还有36%的人完全不清楚, 这就造成村民不断上访。调查显示的整体情况是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通过问卷调查发现, 有55%的农户认为生活质量下降, 只有11%的农户认为生活质量有所提高, 有34%的农户认为生活条件没有改变。如图1所示。
据调查可知, 被征地者接受的补偿费用由80%来自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 43%来自土地补偿费。通过对伊宁县农村村民调查, 伊宁县对征地采取征地包干办法, 将全部征地费发放到乡政府、村集体, 再由乡政府发放各项征地费用。调查中还发现, 伊宁县伊犁南岗大化工PVC工业建设项目征用胡地亚于孜村集体及农民土地补偿费并没有全部兑付完毕。
笔者还了解到, 52%的失地农民想去城里打工, 29%的失地农民希望到乡镇企业工作, 12%的人还想继续从事农业, 只有7%的失地农民不想工作。调查中发现, 失地农民更多的希望政府能够安排就业, 希望能够在征地建设项目单位接收技能培训, 提高职业技能水平, 从而参加工作, 以保障生活。如图2所示。
通过对被征地者的进一步了解, 笔者发现大部分人认为补偿方式过于单一, 希望政府在补偿是能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补偿。91%的调查者希望政府给办理养老保险, 使以后的生活有保障, 69%的调查者希望能将他们的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并安排就业。由于土地是农民获得生存保障的基础, 因此70%的调查者愿意以地换地, 60%的调查者还是愿意发放补偿款, 但希望补偿款能够解决长远的生活问题而不是暂时的困难, 还有10%的调查者希望政府能采取其他一些比较保护农民利益的措施, 以提高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如图3所示。
4 伊宁县失地农民补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4.1 补偿标准不科学, 降低农民生活水平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土地补偿费计算方法采取“产值倍数法”, 但由于土地利用方式、市场价格差异、地理区域差异等条件的不确定性, 这种测算方式难以准确进行补偿。从现实情况来看, 伊宁县政府给大部分农民的补偿标准是比较偏低。由于知识的局限性, 被征地农民无法意识到自己所放弃的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3]。这样不仅没有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反而连原有的生活水平都难以维持。
4.2 补偿项目缺失, 范围狭窄
伊宁县为了经济发展, 引进许多大型工业项目, 在工厂进行生产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废水、废气、废渣, 严重的影响到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环境, 像这样产生的间接损失, 政府未考虑给予适当的补偿。
此外,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仍然被忽略。农地承包经营之后, 土地对于村民, 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保障, 也是他们所拥有的全部生产资料, 农民的主要生活、生产活动都是围绕土地展开的。村民一旦失去土地, 不仅是失去了预付的土地承包费, 还失去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剩余年限的预期经济收入, 同时也意味着失去生产资料。政府只考虑被征收土地的补偿, 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缺失却没有考虑补偿, 政府给予的低额土地补偿费难以维持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4.3 补偿费用分配不合理
土地征收的补偿费用是通过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来衡量的, 所以土地收益应该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来进行分配, 即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之间分配[4]。而现实的情况中土地补偿费用常常是由政府层层下拨, 最后通常归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通过调查, 在伊宁县政府对农村被征收土地农民补偿过程中, 村民对政府给予的补偿并不是很满意。主要原因是政府虽同村民签订征地补偿协议, 但政府拖欠、扣留补偿费迟迟不发, 村民只能先把自己准备用于农业生产的经费用来解决生活问题, 从而影响农业生产[5]。
4.4 补偿方式单一
农民的生存离不开土地, 土地对于农民来说, 是必要的生产资料, 起着生活保障的作用, 对伊宁县农村的农民尤其重要。政府对伊宁县农村被征收的农民主要采取货币形式补偿。政府在支付低廉的土地征收补偿费获得土地后, 便对农民不闻不问。虽然政府进行货币安置, 但是低额的经济补助不能解决村民的困难。有的村民是土地和宅基地一起被征收, 政府给的补助费只能解决其中一方面的困难只靠货币形式补偿是不能保障农民的生活水平达到原有水平的。
5 对策建议
5.1 提高土地征用补偿的标准
伊宁县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应该以被征地所承载农民的安置的实际社会成本为依据制定。为保障失地农民的今后的生存和发展, 实际征地补偿安置应该考虑到的因素主要有:生活费用、就业和创业资本、住房、社会保障以及一定的土地增值收益[6]。对于完全用于公益性项目的征地, 政府应从土地资产的收益中, 拿出一部分用于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对于交通设施等公益性项目的征地, 应该允许农民以土地作价入股, 长期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工商业用地则应按市场化运作, 通过租赁方式, 由转让土地的农民向企业收取租赁费, 以解决失地农民长期的保障问题[7]。
5.2 扩大补偿范围, 细化补偿项目
合理确定补偿范围是土地征用补偿公正性的前提[8]。为改变土地征用补偿范围过窄, 对相对人保护不利的原则, 除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还应该包括: (1) 土地承包经营权损失。由于土地征用可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随着消失, 使农民造成直接的经济利益损失, 所以应该将其纳入补偿范围。 (2) 残地损失。土地征用给残留地造成损害极为常见, 形成不经济土地规模, 造成土地利用效益损失。对征用导致的残留地损失给予补偿, 是公平保护残留地权利人利益的需求[9]。 (3) 搬迁费。指不被征用的地上物、原有的生产设备、畜产等必须予以迁移, 因此应向被征地农民补偿搬迁费。 (4) 社会保障费。国家应合理替被征地农民缴纳一定的社会保障费。 (5) 其他必要费用支出的补偿, 如律师或专家的代理费用、权利维护费用以及临时租房费用等。
5.3 丰富土地补偿方式
借鉴国外和国内先进地区的经验, 土地征收的补偿方式既可以采用一次性、分期和终身货币补偿, 也可以结合我国基本情况采取实物补偿。
1) 一次性、分期和终身的货币补偿安置方式。对征地补偿费可依农民的意愿, 选择不同方式。当农民的一次性货币补偿费用完, 就可能陷入困境, 而分期和终身的货币补偿方式更有利于对农民利益的长期稳定保障。
2) 土地入股。将部分或者全部征地补偿费入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作为参与用地单位的生产经营, 享受经营利润并承担经营风险, 这种安置方式能保护农民的长期利益, 但存在一定风险。
3) 土地债券补偿方式。在农村金融或基金信用较好的地区, 农民个人和集体统一的前提下, 政府发行有价债券的形式代替货币形式付给被征地农民, 一定年期满后, 被征地农民可以凭借土地债券获得相应的本息。
4) 替代地补偿方式。为了在土地评估技术不足和低价狂涨的情况下, 被征收土地的人所领的补偿费根本无法维持其原有的生活水平, 可采取替代地补偿办法, 按被征用土地的价值计算, 发给农民的替代地面积, 这样一方面可以促进土地资源的利用, 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被征地农民维持其原有的生活水平, 同时还可以减少用地单位筹措资金的困难。
5.4 加强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和管理
依据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 土地补偿费应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进行合理分配。对征地补偿安置费使用和管理进行严格监管, 做到专款专用, 严禁侵占、截留或挪作他用。建立征地补偿费管理分配监督机制, 保证在征地管理费足额发放后, 对“乡扣”、“村留”现象的杜绝, 使征地补偿费转为非消费基金, 促进当地的生产发展, 保证社会稳定。
6 结论
通过对伊宁县农村征地补偿情况调查、分析、研究, 发现伊宁县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还存在很多不足。根据问卷调查分析结果, 首先, 征收补偿的标准过低, 村民的生活质量不仅没有提高, 而且还很难保持原有的水平, 有55%的农户认为生活质量下降, 只有11%的农户认为生活质量有所提高, 还有34%的农户认为生活质量没有发生变化。其次, 征收补偿的项目范围过窄, 伊宁县政府在补偿过程中仅采取三种补偿方式: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对于失地农民的其他权益的损失并没有给予相应的补偿从而大大降低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10]。第三, 征收补偿方式单一, 伊宁县政府对失地农民通常采取货币补偿, 而失地农民对现行的补偿方式并不满意, 希望政府能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补偿, 有91%的被调查者希望政府给办理养老保险, 69%的调查者希望政府将他们的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并安排就业, 70%的调查者希望以地换地, 只有在多样式的补偿方式下, 失地农民的生活才能获得更多的保障。最后, 补偿费用分配不合理。这些缺陷的存在, 失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困难, 补偿难以维持到土地被征用前的生活水平。因此, 伊宁县政府应该借鉴国内外或先进地区的做法, 通过提高补偿标准、增加补偿项目、扩大补偿范围、丰富补偿方式, 加强对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和管理等有效措施, 保障农民的利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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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农民补偿 篇8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以征地搞开发建设为标志的城市扩张进入了高潮, 耕地被大量征用, 大量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提供的数据表明, 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26.3万hm2, 其中70%以上是征地。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是农民最稳定的收入来源, 被征地后的农民断绝了收入来源。在现行征地补偿机制下, 地产开发商通过招拍挂支付土地出让金于当地政府, 当地政府再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 这一过程仍存在种种问题。本文以徐州市失地农民在现有补偿机制下的现状为出发点, 通过设计有针对性的调查问卷进行实地调查, 借助博弈理论分析征地过程的补偿机制, 以期为补偿机制的多赢博弈格局的构建提供科学参考。
二、失地农民现状分析
根据研究需要, 本文依据2008年笔者参与的《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所做的调查, 以失地农民的基本情况、被征地情况、补偿情况为基本出发点, 结合补偿愿望等角度设计调查问卷, 共发放调查问卷120份, 完成有效调查问卷120份, 调查范围涉及徐州市的沛县、铜山县、贾汪区、九里区等4个县、12个镇、71个行政村。
首先, 失地农民面临新的压力。调查过程中, 多数农民反映, 土地被征用后, 稳定的收入来源不复存在, 另谋就业出路困难, 同时面临父母养老、子女教育等问题, 征地使得失地农民将面临新的压力。
其次, 失地农民对现行补偿满意度不高。所调查的失地农民中, 42.99%的农民对补偿很不满意, 34.11%的农民对补偿不太满意, 感觉补偿一般的农民占到16.82%, 感觉比较满意的农民只占到6.07%, 对征地补偿很满意的农民没有。表明失地农民对目前制定的征地补偿标准满意度很低。
三、失地农民补偿机制博弈分析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在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时, 人们如何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在博弈论分析中, 一定场合中的每一个对弈者在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时都要考虑到他的决策行为对其他人的可能影响, 同时也要考虑其他人的行为对他可能的影响, 通过选择最佳行为计划来实现自己的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征地过程可看作是到政府、农民、开发商等主体对于利益冲突所进行的决策, 最终达到均衡的博弈。
(一) 博弈场域。
把整个补偿事件看作一场博弈, 这场博弈被划分成了两个博弈场域:一是开发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博弈;二是失地农民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博弈。在第一个博弈场域中, 地方政府出让给开发企业的出让金中其实包含了征地补偿金, 开发企业为得到收益的最大化, 选择绕开农民, 直接与地方政府谈判, 减少成本与风险。于是本应该是开发企业与农民进行谈判、地方政府充当中间人的博弈变成了地方政府作为失地农民的全权代表与开发企业直接谈判, 农民的博弈资格被取消。所以在这个博弈场域中, 参与博弈的是开发企业、地方政府。在第二场博弈场域中, 是政府分配补偿的过程, 由于农民人多分散, 村集体组织代表农民与政府站在了谈判桌上。当前的行政体制下, 村集体组织多以村委会为表现形式, 但无论在资源获取还是组织上, 地方政府都占据优势。所以, 在这个博弈场域中参与博弈的是失地农民、村委会和地方政府。
(二) 博弈过程。
为了便于博弈过程的量化分析, 本文引入一个收益函数S, 设定X、Y、Z分别为地方政府、失地农民和开发企业的收益。见式1:
我们假设政府决定征收一块农用地并进行商业开发:土地的原价值为R0, 政府在第一博弈场域中将征收的土地通过拍卖或其他方式出让给开发企业的金额为R1, 给予农民的补偿费为b, 规费等其他费用为c, 土地经过商业开发后的价值为R2。那么, 此时收益函数为:
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和农民作为理性人会进行判断比较, R1-b-c>0即b
开发企业作为理性人, 实际中会进行寻租等手段来降低R1。假设开发商寻租费用为d, 那么地方政府官员获得d的灰色收入, 同时R1减小。根据R0
(三) 博弈结果。
在现行补偿机制下, 征地补偿的博弈在两个场域中进行, 并且地方政府均参与了其中的博弈过程, 在设定了开发商、地方政府、村集体均为理性人的前提下, 三方都会试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然而, 实际的博弈过程是在不完全市场信息的机制下进行的, 此外加上制度的不完善、社会地位的差异, 导致了我国一些地区地产开发商与当地政府私下交易, 而失地农民法律意识薄弱, 在权益受损后不仅没能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维权, 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聚众斗殴、闹事等恶性事件。
可以看出, 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和博弈过程的不公平性的后果往往是开发商、地方政府两方收益提高, 同时失地农民一方收益下降, 于是失地农民面临新的压力并且不满意所得补偿。一方面为了规范征地行为、增强征地过程的公平透明程度;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杜绝由征地而产生的违法违纪现象, 我们有必要构建补偿机制的多赢博弈格局。
摘要：本文选取徐州市为研究区域,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失地农民在失地前后的生活水平变动情况, 反映现行失地农民补偿机制所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 采用博弈方法对失地农民补偿机制进行分析, 从而提出完善失地农民补偿机制的措施, 以便对徐州市未来征地补偿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失地农民,补偿机制,徐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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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农民补偿 篇9
一、基于成渝两地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1月—3月对成渝地区农户进行的样本调查。在变量的选取上, 因变量 (Y) 主要反映失地农民征地补偿与安置满意程度, 分别是:Y1:征地补偿费的标准;Y2:征地补偿费的发放情况;Y3:就业安置情况;Y4:乡镇政府的工作方式;Y5:村委会的工作方式;Y6:补偿房屋的结构;Y7:补偿房屋的面积;Y8:交通位置的远近;Y9:居住地周围的公路等级;Y 1 0:饮用水的来源变化;Y 1 1:家庭用电的变化;Y12:居住环境的变化;Y13:生活水平的变化;Y14:打工、就业环境的变化。自变量 (X) 反映影响农民征地补偿安置满意程度的主要因素, 设定为一维多元向量, 由影响失地农民补偿安置满意程度的影响因素组成:X1:农户征地意愿;X2:农户家庭人数;X3:家庭劳动人口数;X4:家庭务农人口数;X5:征用前承包地面积;X6:实际耕种面积;X7:近三年土地调整次数;X8:家庭年收入;X9:家庭农业年收入;X 1 0:家庭非农业年收入;X11:农地征用面积;X12:农地征用补偿金额;X13:住房征用面积;X14:住房征用补偿金额。
首先, 对征地补偿安置满意程度进行因子分析, 采取主成分分析 (PCA) 对各分支变量进行降维处理, 筛选出特征值大于1的成分作为反映14个分支变量主要信息的主成分因子:F1、F2、F3, 对所有分支变量的解释程度分别为5 3.294%, 24.785%, 8.191%, 3个主成分对所有变量的解释程度达到了86.27%, 累计贡献率超过85%。按照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 旋转后输出结果表明:主成分因子F1主要反映征地政策落实状况 (Y1、Y2、Y3、Y4、Y5、Y6、Y7) , 主成分因子F2主要反映居住安置状况 (Y8、Y9、Y10、Y11、Y12) , 主成分因子F3主要描述生活环境改善状况 (Y13、Y14) 。将3个主成分因子表示成线性组合, 可得出因子得分函数:
其中, αij为因子得分系数。在此基础上, 利用3个主成分因子计算每个样本的征地补偿安置满意度得分, 3个主成分因子在综合原始14个指标的基础上分别反映了衡量满意度的三个主要指标方向, 其权重由主成分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给出, 计算公式为:Y=0.53294*F1+0.24785*F2+0.0819*F3。三个主成分中, 政策落实情况的解释贡献率达53.294%;居住安置状况的解释程度为24.785%;生活环境的改善的解释程度仅为8.19%。
然后, 对征地补偿安置满意程度进行多元因素分析。模型基本形式为:
在模型的影响变量中包含一个虚拟变量即:X1。从单因素分析的输出结果显示来看, 相关性较强的变量是:X 5、X4、X8、X1, 其次依次为:X12、X14、X7、X11、X6、X 1 3、X9、X 1 0、X3、X2。再采用逐步回归法, 将各自变量按照相关程度逐次加入到统计数列中。随着自变量的逐步加入, 模型拟合优度的判定系数R 2不断增加, 将虚拟变量X 1纳入到模型之后, R2增加为0.869。其他自变量与Y之间没有显著影响关系, 被排除在多因素回归模型之外。由回归系数估计值输出结果, 表1:
观察回归系数估计值输出表可以写出含有常数误差项的回归方程和剔除常数误差项的标准化回归方程:
可见, 回归模型通过F检验, 自变量系数均通过t值检验, 变量之间不存在自相关性。
二、理论解析与政策建议
由实证分析可见:在影响农民征地补偿安置满意程度的因素中, 农户承包土地面积、家庭务农人口数量、家庭年收入以及农户征地意愿是显着影响因素:征地前承包土地面积与满意度之间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家庭务农人数与征地满意度之间为正相关关系, 这与我国承包地按农户人口分配的方式以及成渝地区征地补偿资金按人头发放的补偿制度有关;家庭年收入水平与满意度得分也呈现正相关关系, 因为家庭收入较高的家庭大多有家庭成员在外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 无暇妥善经营承包地, 加上农民缺乏进行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制度激励, 容易导致承包地闲置, 土地被征用对其家庭生活并没有太多的负面影响;征地意愿为虚拟变量, 通常有征地意愿的农民其征地满意度得分相对比较高。
结果表明了一个事实:农民对于征地补偿制度的满意度, 不仅与土地产出相关, 而且与农民的家庭收入状况直接挂钩。如果农民除了土地收入之外, 有其他较为稳定的收入途径 (例如稳定的务工收入) , 相对而言, 农民对征地补偿数额敏感度会相对较低;如果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依赖于土地收入, 则农民对征地补偿数额会相当的敏感, 更容易引发不满情绪。
从土地价值与价格角度讨论征地补偿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具有理论上的吸引力, 但是往往陷入关于价值内涵与价格形成的形而上的争议之中, 而且现有的计算方法本身也存在偏差;从农民收入角度着手设计征地补偿, 虽然在理论上不如“土地价值实现论”坚固, 但是由于收入问题和农民的个体感知有着最紧密的直接关联, 如果能从此角度进行完善, 或者也有其可行之处。对于农民个体而言, 其最深刻的直接感受是, 他们失去了最稳定的收入来源。土地补偿能否解决好失地之后的持续收入问题, 成为影响农民对征地补偿是否满意的重要因素。
既定征地补偿制度最根本缺陷在于农民的持续收入与土地关系完全断绝。改革的一种思路是将土地“资本化”, 即将农民土地权利折换成资本形式, 参与到项目的建设中和项目建成后的管理收益中。我国实行的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农民享有的仅是使用权, 但是一旦征地行为产生之后, 直接受到利益冲击的不仅是作为集合概念的集体, 也包括作为个体的农民 (事实上, 征地之后, 作为农民集合体的“集体”往往不复存在, 但是个体农民却依然需要发展) , 因此, 农民个体至少应当与农民集体成为共同的、平等的权利人。集体和农民可以凭借其对兴建项目的股权获得建设、管理、经营的收益的权利。整个项目对村集体和农民的分配方式采取保底收入、盈余分红形式。资本化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解决以往对农民补偿不足带来的生存受威胁的问题, 解决农民失去土地后失去工作的问题, 通过土地增值利益使农民在社保不健全的情况下获得生活保障。这类模式的缺陷在于对于项目载体有较高的经营要求, 比较适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条件较好、农民个体素质较高的区域。
补偿“年金化”或可成为另一条改革思路, 即对征地补偿费参照年金设计理念进行管理: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制定合理的年补偿标准, 每年付给失地农民一定的费用, 标准可以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而定期修订。一次性的土地补偿费转变为一个长期稳定的现金流, 为失地农民提供长久的生活保障, 可以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支付的费用标准随经济发展进行调整, 可以保证农民基本生活随着国民经济的提高而提高;而且, 征地方直接与农民签订协议, 明确征地费用支付给农民个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数额, 也可以较为有效的克服征地补偿数额不清、管理混乱的局面。但是, 出于对未来不确定的预期担忧, 农民可能并不会欢迎这一制度, 因为整体而言, 农民群体有较为强烈的风险规避特征, 除非年金制度下农民预期总收入的折现值能够较之一次性补贴有非常显着的提高, 否则, 农民宁可选择“落袋平安”。因此, 年金制的推行只能在自愿参与的基础上实施试点改革, 待积累经验后再探讨逐步推广的可行性。
摘要：征地补偿问题是征地利益矛盾中的焦点问题。论文通过成渝两地调研, 对农民征地补偿满意度进行实证分析, 指出农民对于征地补偿制度的满意度与农民的家庭收入状况直接挂钩。因此, 要缓解征地利益矛盾, 需要探索土地征用补偿的多种模式, 使补偿能在最大程度上与失地农民的收入产生持续联系。
关键词：征地补偿,收入,满意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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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农民补偿 篇10
1 重庆市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现状及问题
1.1 失地农民现状
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生群体和弱势群体, 失地农民利益保障滞后于城市化, 成为征地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突出表现在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被剥夺、失去了基本的就业岗位、基本生活保障红线缺失、失去了低成本的生活方式, 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最弱势、最缺乏保障、最边缘化的群体。
(1) 从征地补偿看, 目前失地农民征地补偿方式仍然以一次性现金补偿为主, 但是其标准普遍偏低, 失地农民满意度较低。按规定, 重庆主城区土地补偿费标准为1.4—1.6万元/亩, 安置补助费为2.8万元/人 (其他区县更低) 。根据课题组抽样调查结果, 78.6%失地农民对现行征地补偿金数额不满意。
(2) 从失地农民就业情况看, 由于普遍存在年龄偏大和技能缺乏, 同时缺乏职业和就业培训导致失地农民普遍存在就业困难, 非正规就业成为失地农民主要就业方式。
(3) 从社会保障看, 现有养老保险覆盖面过窄, 同时由于现有补偿标准偏低, 导致农民参加社会保障积极性不高。
(4) 从征地后的生活状况看, 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根据问卷调查显示46.2%的家庭生活状况“变坏了”, 56.5%对现状“不满意”或者“不太满意”。
1.2 农民失地引发的社会问题
由于目前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缺陷, 农民正当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失地农民生活的补偿标准又严重偏低, 补偿方式普遍采用“买断式”的一次性货币补偿, 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又跟不上, 因此农民失去土地不仅仅意味对土地使用权和生产能力的丧失, 也意味着失去了生活、就业、养老保障。部分失地农民陷入“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的生存困境。
失地农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大多数农民无奈地接受了不合理的分配, 靠低微的征地补偿费维持生活, 成为新的贫困户;一部分维权意识较强的农民选择“以法”、“依法”抗争, 走上了上访的维权之路, 甚至产生群体性事件, 影响社会稳定。
2 重庆城乡统筹背景下可持续安置模式
解决失地农民问题, 必须从统筹城乡社会发展视角出发, 把失地农民安置放到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研究。实现失地农民顺利融入城市, 应构建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的“制度通道”。一是在指向“利益补偿”的征地补偿制度上, 要寻求解决失地农民利益补偿的合理标准和对城市化、工业化的利益分享机制;二是在指向“保障安置”的社会保障制度上, 寻找解决失地农民国民待遇和基本保障的有效途径;三是在指向“就业安置”的土地征用制度上, 寻找解决失地农民现实可得和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进而结合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实验区的特色, 形成失地农民的“公平”、“生存”和“发展”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安置模式。
2.1 以“利益补偿”为核心的征地公平补偿机制
基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费严重偏低的实际, 新型征地补偿模式以提高或恢复失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为目标, 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 以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 遵循公平补偿原则, 让失地农民充分分享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成果。
2.2 以“保障安置”为核心的生存退路安排
退路问题, 就是社会保障问题。对农民而言, 土地承载着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土地一旦被征用, 他们的保障便成了“空中楼阁”。必须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解决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 以此解决失地农民退路问题。
2.3 以“就业安置”为核心的发展出路安排
出路问题, 就是就业问题。被征地农民一旦失去土地, 也就失去了维持家庭可持续生计的主要来源。要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根本的出路在于就业。
3 重庆失地农民可持续补偿与安置模式构建
3.1 失地农民征地补偿模式:公平补偿
对被征地农民, 一定要按照被征土地改变用途后的市场价格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课题组研究认为, 可以把土地征用补偿分为土地征用费和土地赔偿费两部分, 由征地主体出资。
土地征用费:土地征用费相当于土地价值, 这部分的计算要变现行的“产值倍数法”为“综合因素法”, 重新测算被征土地价值。在完善征地补偿模式的同时要顾及被征土地的当前用途价格与未来价格的差异, 及时足量给予补偿。同时兼顾土地的潜在收益和利用价值, 以及土地的类型和质量, 分层次、水平确定土地价值。
土地征用费部分, 由政府、农村集体和失地农民共同按比例分配。在实践中, 要规范乡镇基层组织行为, 不允许其参与征地补偿分配;同时出台相关政策, 规范不同的乡镇村集体之间的分配依据, 规范土地补偿费使用标准。同时在利益分配的格局中, 提高失地农民所占比重, 减少企业利润所得, 严格控制村级组织挤占、挪用失地农民土地补偿金。
土地赔偿费:土地赔偿款是对土地权利人因土地被征用而造成的经济及其它损失的赔偿, 这一部分主要指失地农民的经济损失赔偿即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赔偿和失地后的安置费用。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赔偿费仍然归失地农民分配, 维持原有政策不变。但应注意农作物的经济价值区别对待, 对一些名优特农产品应适当提高补偿费。同时拆迁地上附着物的同时, 要合理解决失地农民的安居问题, 提供临时住房, 或临时住房补助。
预留失地农民安置费用主要包括:住房安置费用、社会保险及最低生活保障费用、就业安置 (培训) 费用、子女教育费用。这部分费用由征地主体直接交与政府财政后划拨各相关职权部门, 由相关部门负责落实具体安置措施, 用以解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和就业发展问题。
3.2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生存保障
3.2.1 资金来源。
解决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作为征地的前置条件, 明确各类征地主体无论作何种用途的土地征用, 均应在土地收益中留出一块作为农民失地后的社会保障基金, 并实行专户储存, 由专门机构管理。公平补偿的土地征用费和补助安置费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同时要引导农民、集体、政府出资, 作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有益补充。
3.2.2 运行机制。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设计也必须考虑保障基金投资运营问题, 确保未来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要实现投资方式多样化, 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 充分体现基金的收益性, 同时必须加强投资的风险管理。
3.2.3 保障内容。
重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应包括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和提供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应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地区失地农民客观需求, 因地制宜地选择社会保障种类、标准和内容。
3.3 失地农民就业安置体系:长远发展
对于失去物质性和生产性资产的农民而言, 就业收入构成了大多数生存策略的核心内容。因此, 为失地农民提供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 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目标的重要手段。失地农民就业安置体系包括就业培训体系、就业安置渠道和就业支持体系。
3.3.1 就业培训体系。
首先要把失地农民的培训工作纳入城镇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体系, 通过政府与培训机构合作, 建立健全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的、多层面的县乡村三级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根据不同类型的需求, 开展多层次培训, 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失地农民解除眼前的“生存之忧”和今后的“就业之忧”, 维持其“可持续生计”发展。
3.3.2 就业安置渠道。
按照市场化原则, 制定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政策, 建立城乡统一的、平等的劳动力就业市场, 实现城乡统筹就业。采取多种形式, 拓宽就业渠道, 根据失地农民不同个体特征进行就业安置。
3.3.3 就业支持体系。
失地人员就业政策支持体系, 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政策:征地农转非人员自谋职业优惠政策;企业吸纳农转非人员的优惠政策;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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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失地：城市现代化代价？ 篇11
一个村整体被圈地2500亩
5月31日，记者根据线索走访了相城区太平镇乐安村，该村村民杨某等人向记者介绍，该村共有土地2500多亩，截止去年7月，全部被政府非法征用（该村已没有一分土地了），用以兴办“太平工业园”（该园由相城经济开发区管理）。政府没有出示或公示过任何征地批文，就强行推毁了即将成熟的稻苗，将土地平整后交由企业建厂，由于最近中央在整顿土地市场，有些项目没敢开工，造成大片土地抛荒。
同日下午和6月11日，记者两次向太平镇政府徐镇长、杨所长核实时，其介绍经省国土厅批准的批文有400多亩（截止发稿，连其所称仅有的400多亩批文也未看到）。其他近2000亩征地都是吴县市国土局的“批文”或未批先用、边批边用。原土地出让价格为4～6万元，从现在起，新出让地价调整到9万元。
当地老百姓还介绍，在征地的同时，政府还强制拆迁民房，也没有公示过征地的批文，只是出了一个拆迁通知和拆迁许可证，就拆除了百姓住房数十万平方米。
采访中，有老百姓向记者反映太平镇其他村和相城区其他镇的非法圈地现象也十分严重。
按相关法律，农村集体土地并不能直接出售给企业，只有通过政府征用后以国有土地形式转让，即“先征后卖”，并要履行“两公告一登记”程序。但相城区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是这样做的，它是先出让再征用，而且到现在大部分土地尚未办理征地手续。实则是“非法圈地”。
同时，工业用地政府提倡挂牌出售，相城区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即使按协议出让，江苏省公布的最低土地出让价格也是每亩8.67万元，太平镇的出让价却只有4～6万元。
据江苏省一位“三农”问题专家介绍，政府征地成本主要包含三块，即上缴中央及省财政的占补平衡费、复耕复垦费8000元、基础建设费1～2万，农民补偿不低于3.8万（苏州的补偿标准更高于全省标准）。
太平镇的出让价不但远低于省政府公布的最低价，而且低于征地成本，意味着政府需另外拿钱补偿农民。而相城区建区较迟、原基础较差，对农民的补偿不能及时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补偿极不到位，生计无着落
5月1日，记者采访时，乐安村村民介绍，他们的土地被收走后，除了每亩300余元的青苗费，只得到每年350元说不清名目的补偿款。老百姓计算下来，每天只能吃半斤米饭。其他应得的土地补偿款、劳动力安置费等政府都没有兑现（省政府规定的最低补偿标准不得低于3.8万元，而苏州作为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地方标准还要高）。百姓称“生活水准下降了10年以上，这样的开发、这样的发展我们是不欢迎的”。
对于拆除房屋的，拆房价按400元/平方米计算，安置房按1000元/平方米计算，要求老百姓付清差价款才能安置，百余口孤寡老人因无钱支付如此昂贵的房价，只能挤在村里的鸽子笼一样的棚房里，聊以度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在记者采访时长跪不起，恳请记者为其呼吁，改善痛苦的生活状况。
记者于5月31日下午就安置问题向太平镇政府徐镇长、区宣传部潘部长等人询问时，政府官员回答拆房安置标准与老百姓所说相同，但房屋实际可以卖超过2000元。对于征地补偿，政府说16岁以上的农民有保养金每月130～150元不等，16岁以下的一次性补偿2000～6000元不等，还准备办养老保险。同时承认相城区建区很迟，财政收入较低，基础投入又很大，暂时不能足额安置到位，这是事实。
我国土地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要求首先要合法用地、依法办理征地手续，其次要先对失地农民安置到位，然后才能使用土地。对比相城区现在的做法，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连老百姓的生存问题都不能解决，还谈什么发展？
失地农民补偿 篇12
我国建设征地补偿测算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其补偿标准一般不超过被征收土地前3年平均亩产值的30倍。鉴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面积大、征地范围集中、涉及失地农民众多,因此,2015年以前,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基本执行《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中有关规定,即补偿标准为被征收土地前3年平均亩产值的16倍。
201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根据这一指导性文件,有必要根据失地农民土地权益损失程度给予科学合理的补偿,在确定原土地产权权益内容基础上,从补偿方式、安置成本和影响因素等多方面确定农地的产权补偿标准。
1 失地农民土地产权界定及土地权益分析
1.1 失地农民土地产权界定
所谓产权,通常指某种资源或产品的所有权、使用权以及自由转让权等。根据科斯定理,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诸多资源和产品,只要满足产权明确并受到法律有效保护这一前提,市场经济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民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了法律上的确认,同时确认并宣布保护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法律对农地产权予以确认和保护的核心内涵可以概括为:
第一,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属于承包方,而不属于农村集体,通过流转获得的土地收益应归承包方。
第二,土地承包权的流转遵循平等、自愿和有偿原则,农民无论以何种形式流转其土地承包权,集体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涉。
第三,土地流转包括转让、出租等多种形式,价格也由当事人协商确定,农地权益的实现应尽可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
《承包法》关于农民私人土地承包权流转的界定,全部以“土地的农业用途”为限,因此,承载着这些土地权益的农地若用于非农用途,农地权益的确认和保护将全部终止,这就是造成农民土地权益丧失的主要因素。
1.2 失地农民土地权益分析
除上述法律规定的显性土地权益以外,从社会福利和农地的社会功用等角度考虑,失地农民还有诸多隐性土地权益,这些隐性权益尽管在实际的征地补偿中很难将其全部量化,但对于科学确定失地农民土地权益的补偿标准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根据以上分析,《土地管理法》中使用“产值倍数法”确定给予补偿的农地权益仅限于与土地有直接联系的损失,基于农地承包经营权而延伸出来的未来承包期内的收益等并不包含在其中,所以,现阶段对农地权益的补偿范围并不全面。土地对于农民的效用和价值也是其权益的一部分,尤其是对于征地后进行城市、集镇安置农民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对于此安置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制度应将这些隐性权益包含其中。
此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级差地租理论,工程建设征收农民土地在“农转非农开发”过程中(如水电开发、供水等非公益性项目),土地用途改变和土地开发所带来的巨额增值极易形成级差地租。我国现行法律运用“产值倍数法”测算的土地补偿标准中是不包括土地增值部分的。
2 失地农民土地补偿标准测算方法探究
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概括起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发生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以农业用途为限”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期内的收益权以及其他形式的流转权;二是发生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地转为建设用地”过程中以土地使用权入股等形式获得的收益权;三是发生在农村集体和国家之间因征收引起的征地求偿权和土地赔偿权。
对于发生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地权益,《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都做了具体规定。由于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基础的农地权益变更主要发生在处于平等法律地位的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之间,发包方和承包方的土地权益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并受法律保护,而且这些农地权益的变更通常按照平等、自愿和有偿的市场原则来执行,所以其土地权益变更不会带来农民个人权益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由于我国现行土地制度规定国家征地面对集体而非集体组织成员,因此,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国家之间农民土地权益赔偿的探讨要相对复杂。就显性的农地权益赔偿来讲,《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之和为该土地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n倍,n值一般以30倍为上限;而《物权法》规定,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和社会保障费。显然这两部法律对于显性农地权益的补偿都是以被征用土地原来用途产生的收益作为基准。2004年以后,国家对农地补偿标准、补偿项目和范围等进行了调整,以综合区片地价或统一年产值代替“产值倍数法”来计算征地补偿标准,并强调了劳动力培训的重要性,同时还将部分级差地租纳入补偿。
综合区片地价或统一年产值计算土地补偿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地权益的保障,但从本质上讲这种测算方法与“产值倍数法”区别不大。该方法考虑的因素虽多,但最终测算时仍然以当地前3年主要农产品的产值及附加收益为主要依据,并未对原补偿方法中的不合理之处进行根本上的突破。从公平交易的角度出发,农民“让渡”土地就应该获得一个与土地等效用的补偿,因此对农地权益的补偿需要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农地承包期内的未来收益权等因素考虑进来。
2.1 社会保障功能因素
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价值测算,是在2003年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农用地估价规程》中正式提出。该规程中农地价格主要由农地质量价格和社会保障价格两部分组成,“而农地社会保障价格则是指农民失去土地后,为获得基本生活保障、接受教育、再就业培训等应得到的补偿”,该规程通过综合考虑耕地面积、生产力水平等多种因素确定农地承担社会保障的水平,然后确定参数,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建立相应社会保障所需“成本”,进而得到被征农地的“社会保障价格”。理论上讲,这一思路对农地非市场价值的评估是可行的,但如何确定农地能够提供何种类型的保障效用并对其经济价值加以量化这一难题却对该思路的操作性提出了挑战。本文结合应用中的限制性因素对这一问题提出如下解决方案。
2.1.1 利用区域统一年产值计算被征农地的年纯收益,以此确定农地质量价格
确定征地区域(以县或市为单位,下同)主要作物的年产值,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V表示被征农地所在区域主要农作物的平均年产值;Vi表示被征农地所在区域第i类主要农作物的年平均单产值;Si表示被征农地所在区域第i类主要农作物的平均播种面积。
由于区域统一年产值还包括被征地区域内的养殖经营、特种农作物等的收益,所以还需要确定被征农地的附加收益修正幅度,该修正幅度以修正系数的形式由专业评估机构根据农地征收以前农民对土地的利用状况和农业经营状况两方面的调查数据分析计算而来。在确定了调整系数之后,根据以下公式即可得征地所在区域的统一年产值:
式中,Vt表示被征农地所在区域的统一年产值,k1为被征农地所在区域的农地附加收益统一修正系数。在此基础上,由Vt减去包括种子、农药、机械和人工等在内的区域统一农业生产费用,即可得到被征农地所在区域统一年纯收益,通过下式即得被征农地质量价格:
式中,P为被征农地的质量价格,Ct为农地所在区域的统一农业生产费用,r为被征农地区域统一年纯收益还原为农地质量价格的比例,该比例的确定还需要考虑安全利率和风险调整值,这一数值需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年份的灾害性天气等因素来确定。
在实际工程建设规划设计中,可能并不需要得到或者无法得到上述测算方法中的诸多参数,在能满足有效补偿失地农民土地质量价格的前提下,P值的计算可适当简化。
以山西省某工程为例,该工程涉及4个区县,其统一年产值及征地补偿倍数均不同,考虑到工程项目的整体性及土地补偿的公平性,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规定,同时参考项目周边铁路、高速公路等其他工程项目的补偿方法和标准,确定该工程永久占地全部采用某县统一年产值19 350元/hm2(1 290元/亩),土地补偿倍数为28倍。其中亩产值1 290元为前式中的Vt,28倍则可以理解为“农地承包期内地未来收益因素”的一部分。在实际工作中,该补偿标准得到了失地农民及地方政府的认可。
2.1.2 被征农地社会保障价格测算
失地农民在工程建设征地过程中,其参与城乡社会保险体系所需的各种社会保险费是被征农地社会保障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测算的主要对象。
失地农民参加城镇养老保险费用的计算,可参照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对个人养老保险费的计算方法:
其中:Yli=(Ymi×Bi+Ywi×Ci)/(Bi+Ci)×M1/M0
上述两个公式中,Yli为i年龄段人均养老保障价格,Y1为可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水平的趸缴养老保险费,i为年龄结构的分段,Ymi为i年龄段男性农民养老保险费趸缴金额基数,Ywi为i年龄段女性农民养老保险费趸缴金额基数,Bi和Ci则分别为i年龄段男性和女性农民在养老保险安置被征地农民总数的比例,M1为失地农民月领取养老金金额,M0为月保险费基数。
就被征用农地的社会保障价格来说,在实际工程规划设计中,通常并不会按照商业养老保险的计算方法进行补偿标准测算。仍以山西省某工程移民安置规划设计为例,根据山西省《关于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保证费用的通知》的规定,每亩农用地的社会保障费用为5倍的土地年产值。这一趸缴养老保险费缴费标准虽然得到了被征地农民的认可,但这一养老保险价格,在失地农民达到退休年龄以后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仍然值得商榷。
城市、集镇安置的被征地农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济和优抚等的测算方法,与养老保险金额的测算方法类似。对于已经采取综合区片价法进行征地补偿且采用社会保障价格法予以测算的地区,上述探讨的被征农地质量价格和社会保障价格加总所得的补偿标准即可作为补偿测算时的参考。
2.2 农地承包期内的未来收益因素
按照国家在农地征收中“使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要求,对被征农地剩余承包期限内需要补偿的未来收益可按如下思路筛选测算方法。被征地农民征地前5年(灾害频发年份排除),以其土地年平均纯收入作为该被征地家庭土地总价值中一年的收益,然后以加权平均方式计算出被征农地所在区域统一的农地年收益,在此基础上通过贴现的方式即可得承包期限内需要补偿的未来收益。具体的测算如下:
式中,P为被征农地剩余承包期内未来年纯收入的贴现值,A是根据被征土地前5年平均年收入状况以加权平均方式求得的区域统一农地年收益,k为被征地家庭的户均耕地面积,r为资本贴现率,s为前5年区域平均通货膨胀率,u为前5年户均农业纯收入的年增长率。
通过上式计算的剩余承包期限内未来农业收入的贴现值乘以剩余的承包期限即为被征地农民承包期内农地的未来价值。鉴于我国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这部分农地收益一次性补偿给失地农民将更有利于保障其搬迁后的生产生活。当然,在一次性支付被征地农民承包期内剩余期限的未来收益时,也可按下式计算,该方法适合剩余承包期内被征农地所在区域农作物的年平均价格、平均产量和预期的贴现率水平均值已知且较准确的条件下计算。
式中,分别为剩余承包期内当地农作物的年平均价格和年平均产量,C为农业生产中投入的各种成本,Rt为被征农地所在区域第年的土地纯收益,为剩余承包期内贴现率水平的均值,n为剩余的承包期年限。
目前我国对于失地农民承包期内的未来收益损失补偿,缺少相应的政策依据和法律支撑。对失地农民承包期内未来土地收益这一隐性权利的补偿,在实际规划设计中虽然有所涉及,但受参数收集较难和量化难度较大等因素影响,农地承包期内的未来收益鲜有考虑。具体到上述山西省某水利工程,其被征地农民土地承包期内未来收益的补偿一方面表现为高达28倍的耕地“补偿倍数”,另一方面则表现为1 000元/人的过渡期生活补助等,实际中该工程移民对这些补偿虽然比较满意,但从土地产权界定和社会公平角度来说,还需对这部分隐性权益给予法律上的认可或者政策上的支持。
3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被征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价值和农地承包期剩余期限内的未来收益价值的分析,可以看出农地的征用补偿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农村土地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被征收占用的过程中,包括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在内的诸多法律规定,在农地权益维护上的空白使得大量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得不到确认,产权界定上的不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集体”权利的扩大化和现行农地征收中各级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都使得我国目前无法形成市场机制主导下的农地资源配置方式,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作为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承包方的失地农民农地权益的丧失。
为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快消除《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等法律当中对土地产权界定不清的地方,在此基础上对已经界定清楚的产权给予有效的法律保护;同时,要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尤其是经营性土地的权益交易中引入市场机制;最后,政府在农地征用过程中也应逐渐将传统的“补偿机制”过度为市场导向下的“赔偿机制”,从公平角度出发切实保障处于农村土地市场中相对弱势的农民群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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