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子女（共10篇）
失地农民子女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目前已处于加速发展期。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失地农民的规模日益庞大。依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2030年的30年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失地农民将增至1.1亿人左右。城市化导致了大量失地农民流向了城镇，并且在长期的城镇化进程中已成为一种持续的社会现象。与失地前相比，由于相当数量的失地农民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失地农民用于子女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沉重，有些家庭已到了无力支付的境地，失地农民用于子女的家庭教育支出的困难如何缓解?由于城乡存在的教育差异造成的失地农民子女与城镇居民子女在就学环境上的差异如何缩小?公共财政在农村教育包括失地农民子女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如何弥补?如何遏制由于失地农民家庭教育负担沉重造成的辍学现象?本文提出，建立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作为失地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扶持，不仅必要，也是可行的。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的设立和有效运作，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失地农民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
二、建立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的必要性
（一）建立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是体现公共财政承担社会责任的客观要求
公共财政理论的产生基于市场经济的出现。尽管公共财政理论诞生的标志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也尽管亚当·斯密倡导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极力主张缩小国家活动的范围。但是，随着时代发展，萨缪尔森关于必须运用公共财政纠正政府与市场双失灵的观点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在相当多的国家已付诸实施。萨缪尔森认为，“市场机制在许多领域决定价格和产量，而政府却通过税收、支出方案和规章制度来调节市场。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1]在萨缪尔森看来，市场调节机制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不起作用。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这些不受市场机制调节的公共经济部门的公共物品的生产效率就无法得到保障。实践表明，现代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存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国家，或者说，在这些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都对市场进行了必要的干预。
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不断完善，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制度配合已经成为共识。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将建立公共财政初步框架作为“十五”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等等。事实上，我国不仅开始注重公共财政的建设和公共财政体制的健全完善，而且，公共财政在履行公共职能方面已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教育具有私人产品的属性，但是，失地农民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责任显然既不能完全由家庭承担，也无法全部推给市场。公共财政的公共性表明，国家要不断地谋取和增进国民的福利，其显著性的标志是国家要承担社会责任。我国以人为本的财政属性，要求实现国家财政从“投资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切实承担起为失地农民子女教育提供财政支持的社会责任。事实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我国的推行即已表明我国公共财政应该并且已开始承担起国家提供免费教育的责任。
（二）建立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是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原则的现实需要
1994年我国实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在实现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满足中央财政进行宏观调控需要等的同时，随着事权的下移，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开始显现，出现了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失衡问题。“从目前我国现实情况看，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失衡问题比较突出，在财权不断上移、事权不断下移的趋势下，基层财政困难日渐加剧。”[2]财权上移，事权下放，意味着地方政府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要承担大量的社会责任。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力明显加强，而地方财政收入则相应削弱。财政收入中，地方部分由1993年的78%降为2003年的45.4%，中央部分由22%上升至54.6%。而“我国教育投入的主要责任在地方政府”，[3]尤其是县级人民政府。因为，在地方财政收入部分的45.4%中，省级财政拥有30%左右，县财政只拥有10%左右。但是，教育经费尤其是义务教育经费除省级政府承担一部分外，最大一部分由县级政府承担，最小一部分由中央政府承担。由此可见，我国当前财权和事权上存在着财力中央化而教育投入过度地方化的错位。
党的十七大提出，“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在当前，如果没有来自于县级以上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和专项资金的特别扶持，在基层财政困难日渐加剧的现实条件下，不仅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难以落实，而且，县乡政府在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方面往往也会显得力不从心，从而在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上无所作为。在县乡基层政府财政普遍感到困难的情况下，对失地农民子女专项教育资金来源进行强制规定和强力约束，并且保证其资金获取的切实可行，对于解决在失地农民义务教育问题上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的失衡，实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保证失地农民子女接受相应的教育具有特定的意义。换言之，只要有征地行为发生，便会产生失地农民，与此同时，失地农民子女专项教育资金能够及时落实到位，实现征地、失地、失地农民子女教育专项资金的建立三者之间的相互衔接，将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失地农民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反之，则可能由于失地农民子女教育专项资金的缺失使其接受教育的问题久拖不决，始终无法做到“若冰之将释”，无疑将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
（三）建立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是减轻失地农民家庭教育负担、减少辍学现象较大规模发生的必要举措
目前，我国多数农村家庭反映教育负担沉重，教育支出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项主要支出。对于失地农民家庭来说更是如此。2003年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调查。这次调查以人均耕地面积0.3亩以下的农户为主要对象，共调查了2942户。调查显示，46%的失地农户收入水平下降。在接受调查的2942户中，年人均纯收人下降的有1353户，约占46%。而2003年，九三学社进行的一项关于失地农民问题的调查表明，目前,60%的失地农民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不仅如此，由于部分农民家庭对土地的极度依赖，失地后，农村特困户的数量增加甚至成倍增长。这一现象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大量的失地农民家庭在子女教育上感到负担沉重和力不从心。
调查显示，一些失地农民家庭现在主要靠征地款来维持生计，“坐吃山空”，过几年征地款“吃”完了，生活就没了着落。因而，多数失地农民表示很希望能够使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却不敢把自己保命的钱用于支付子女不菲的教育费用。现实的困境使得很多失地农民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保障下一代接受到优质的教育。失地农民子女辍学现象严重。部分失地农民基于短期利益考虑，让孩子辍学打工赚钱，以此减轻生活压力，造成失地农民子女辍学现象更加严重，加剧了辍学这一农村教育中顽固的历史性问题解决的难度。建立失地农民子女教育专项资金对于减轻失地农民家庭子女教育负担、减少失地农民子女因经济原因造成的辍学现象具有不容忽视性。
（四）建立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是缩小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差异的内在要求
当前我国存在着巨大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差异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对失地农民子女接受教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尽管有部分失地农民由于实现了从农民向城镇居民身份的转变，其子女在城镇入学，但是，往往多数就读于城镇边缘区学校。即使一些失地农民子女拥有了城镇学校较好的教育资源，由于城镇较高生活成本与失地农民较低收入甚至无稳定收入来源反差的存在，令许多失地农民并不轻松。第二，大量失地农民子女仍然在乡村学校就读。虽然，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改善农村教育，但是，其所提供的教育资源与城镇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别，远远不能满足失地农民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对大量的失地农民子女来说，因为按学区划分就近入学、经济条件和国家对城乡教育投入的差异等原因，在他们就读的乡村学校与城镇学校在办学理念、教育管理、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在事实上造成了失地农民子女受教育权的不平等。第三，无论是在城镇就读的失地农民子女还是在乡村学校就读的失地农民子女，因为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和家长对子女教育重视不足等影响，失地农民子女与城镇居民子女在得到课外辅导的机会方面、拥有适量的教辅材料、电脑、复读机等现代教学辅助工具方面也都存有很大差异。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会使失地农民子女在学习成绩上与城镇家庭子女相比逊色不少。
（五）建立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有助于消解对失地农民利益的再次损害、体现教育的补偿功能
2011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确保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的目标按期实现。但是，《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并未对计提的10%的教育资金部分地用于失地农民子女教育作出制度设计。此时，从失地过程中权益受损的失地农民的土地出让金纯收益中计提的10%作为财政教育资金，已经具有了全民普惠的性质。公共财政的目标就是要提供公共产品来满足人民的需求并逐步使其均等化。尽管，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事关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也尽管，国家在失地农民问题的解决上做出了积极地努力。但是，毋庸讳言，大量失地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付出了生活水平下降、就业困难、缺乏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负担沉重甚至无力承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又无法融入城镇生活的“边缘化”状态等沉重代价。当前，失地农民子女与多数城镇家庭子女在接受教育方面存在的差别不仅客观存在，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从其土地出让纯收益中提取的10%的教育资金毫无区别地充实进财政性教育投入以实现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实现土地出让收益的全民普惠，多少具有一定的“劫贫济富”意味。实现土地出让收益的全民普惠实际上会对失地农民利益再次造成损害，显然有失公平。如果将从土地出让纯收益中提取的10%的教育资金中再提取一部分作为失地农民子女专项教育资金，却能在通过扶持失地农民子女的教育，一定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值得注意的是，失地农民子女在享受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时，教育不公的存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弥补这种由于投入不公造成的教育不公平，对特定人群、在特定阶段进行政策扶持，实际上既不是“优惠”，更不是“恩赐”，而是一种教育补偿。
（六）建立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是将人力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保持社会稳定的明智选择
将人力资源从潜在的生产能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追求。“人力资源即人的生产劳动能力，是人的体力和智力资源的总和。”[4]这种生产劳动能力有一个从潜在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对于有能力、有意愿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的失地农民子女，教育专项资金将为他们锻造坚实的、足以托举起实现理想的翅膀作出一份努力;对于希望接受职业技能教育的失地农民子女来说，教育专项资金将为他们架设短期内实现人力资源从潜在的生产能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提供一份帮助。“现代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是我们比前人拥有更多的资源，而是我们有更多的人有能力增加知识积累并将资源的更大部分用知识加以改造，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带来社会财富和个人收人的增长。”[5]可以预见，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的设立并得到良好运用，将为大批失地农民子女创造社会财富和增进个人福祉提供有益的帮助。
（七）建立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是发挥教育良性社会分层、促进社会公平作用的必然要求
在影响社会稳定的诸多因素中，社会分层的公平性和社会流动率高低是其重要方面，而教育恰恰具有社会分层的功能。“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是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尤其是学校教育作为现代社会的‘筛选装置’，为各个阶层提供了向上公平竞争的阶梯，使人们都能接受自己被安排的位置，并依此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学校又被称为‘减压阀’。一个社会开放程度的高低可以用通过教育实现社会分层的公平性和社会流动率高低来衡量。”[6]由于教育不公造成的社会成员流动性差，阶层固化，底层群体缺乏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上升通道的狭窄甚至堵塞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作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教育不公平已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破坏力。教育不公平前提下其社会分层功能的发挥，对整个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城乡教育存在的巨大差异，将造成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失衡。其重要表现之一便是带来农村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相对于城市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显著降低。而这种失衡状态，将强化教育促进复制式社会流动功能，而弱化替代式社会流动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扶持失地农民子女接受良好的义务教育，其产生的积极作用不仅涉及失地农民家庭，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事关民族的进步和未来。
三、建立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的可行性
（一）从土地出让纯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教育资金亦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2012年7月2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更为深刻地统一了公众的认识。从土地出让纯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教育资金亦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事实上，《意见》的发布为建立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创造了舆论先导和政策引领的前期效应，也为从土地出让纯收益中提取的10%的教育资金中再切割一部分建立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提供了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的空间。
（二）当前土地出让丰厚的纯收益为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的计提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由于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尚未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征地过程中给予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偏低。“据有关部门调查表明，如果以成本价(征地价加各级政府收取的各类税费)为100，农民只得到5%～10%，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得到25%～30%,60%～70%为政府以及各级部门所得。”[7]有时失地农民得到的补偿还会低于5%。比如，“某城市每亩给农民补偿3万元，卖出挂牌价每亩135万元。”[8]土地出让丰厚的纯收益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从土地出让金纯收益中提取适当比例的资金、对土地出让金纯收益进行合理配置以满足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建立的需要提供了可能。
（三）增加教育投入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目标和应肩负的重大使命
教育投入是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教育投入不足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受教育人口的家庭教育负担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在我国总教育经费当中，政府负担65%左右，但大多数国家，包括印度，总教育经费当中政府负担已达75%以上，甚至接近80%。由此可见，我国政府更多地负担总教育经费具有一定的空间。我国政府对教育投入占GDP总量4%目标的不懈追求无疑向人们展示了发展教育的坚定信念，也增强了人们对于教育发展的信心。不仅如此，我国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为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包括对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的投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的建立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涉及到很多方面。作为一个初步的设想，尚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例如：如何保证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足额及时提取?在提高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投入和使用效率方面应该进行怎样的顶层设计?对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如何进一步理顺事权与财权的关系，建立合理的教育财政分担机制?如何进一步扩大社会资源进入教育的途径?如何鼓励全社会积极持续开展教育捐赠?如何提高学校积极争取社会捐赠的意识和能力?等问题的存在和解决需要人们给予持续的关怀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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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农民子女 篇2
被征地农民参保应提供以下资料：
（一）由各被征地村（社区）提供征地协议及土地补偿合同；
（二）被征地农民身份证及户口本等证明；
（三）填报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花名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申请表》及《被征地农民待遇审批表》；
（四）由国土资源部门审核后的《征地情况及保障资金明细表》。
经农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后，发放《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手册》或《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待遇证》。
（三）终止其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关系。
参保人员达到享受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待遇年龄时，各被征地村（社区）携带参保人员身份证及《被征地农民待遇审批表》，报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核定待遇。
为进一步完善失地农民就业与社会保障机制，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县失地农民就业与社会保障暂行办法的通知》（政发号）有关规定，就《失地农民证明书》的发放，制定本办法。
一、《失地农民证明书》的发放对象
根据《县失地农民就业与社会保障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失地农民证明书》的发放对象为：具有本县农业常住户口，在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后，因县城城区规划、工业园区和国家及省、市、县重点建设项目等需要，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家庭承包耕地全部由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统一征收使用，被征地时按政策规定拥有或可以分配责任田且征地时年满18周岁以上的农村在籍人口。
二、《失地农民证明书》的办理程序
（一）个人提出申请。符合失地农民认定条件的对象，以家庭为单位，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1、《县失地农民认定申请表》（一式四份，村委会、乡镇人民政府、乡镇国土资源所、县农业局各一份）；
2、申请认定人员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3、申请认定人员家庭第二轮土地承包权证原件及复印件；
4、征用土地情况证明材料。
（二）村委会初审。村委会受理申请后，组织人员登记并核实申请人的家庭成员情况，并成立由村委会成员、村民代表及其他人员参加的评议小组进行评议。对经评议认为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应在村务公开栏张榜公布7天以上，广泛听取意见，提出初审见，上报乡镇国土资源所和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对经评议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应做好答复和解释工作。
（三）乡镇国土资源所审核。乡镇土管人员通过入户丈量、核查土地使用资料等方法，对申请人的家庭人口、耕地征用情况进行核实，签署审核意见。
（四）乡镇人民政府审核。乡镇人民政府受理申请后，应组织人员对申请人的的家庭人口、耕地征用情况进行核实，签署审核意见。经核实不符合条件的，退回村委会并做好答复和解释工作。
（五）县农业局审批发证。县农业局对乡镇上报的失地农民保障对象进行审核批准，发给《失地农民证明书》，实行一人一证。并将失地农民证明书核发名单抄送给相关部门。
三、《失地农民证明书》的管理
1、《失地农民证明书》由县农业局统一印制和发放，并统一编号。
2、对《失地农民证明书》应当妥善保管，不得涂改、出借、出租和转让。
失地农民社会创业初探 篇3
[关键词] 失地农民；社会创业；发展性补偿
[中图分类号] F241. 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5）04-0095-06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集体农地被征收转用，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征地后，失地农民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让他们无所适从，大量失地农民赋闲在家，手握征地拆迁补偿款却无所事事，缺乏对未来的规划，有些人甚至陷入炫耀性消费、赌博等不良生活习惯而无法自拔，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何使该类社会群体定位准确，正确使用征地补偿款而促进他们自身的全面发展成为新型城镇化中亟待重视与解决的课题。
要解决上述失地农民的困境，社会各界初步达成的共识是加强失地农民问题研究，给予他们更多的发展性补偿。发展性补偿是指尽可能实现失地农民再就业，通过创业带动就业。相比保障性经济补偿，发展性补偿才是解决失地农民长远生计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正处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众创时代”，鼓励失地农民创业是发展性补偿的一个重要措施。当前学界主要关注失地农民商业创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剖析了失地农民创业现状，并提出了一些促进失地农民创业的对策。而笔者认为，除了商业创业，失地农民还可以开展社会创业。鼓励并支持失地农民进行社会创业，对失地农民开展社会创业教育，能够将失地农民的社会公益责任与创业联系起来，这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创业：破解失地农民发展性困境的新思路
（一）社会创业的提出及其实践
社会创业是指组织通过创新来融合社会公众利益与自身经济利益，在组织得到发展的同时增加社会福利。目前，学界对社会创业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领域：一是企业通过满足社会需要提升竞争能力，拓展盈利空间；二是非营利机构通过商业运作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从而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社会创业的起源与发展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首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营利组织的影响力迅速扩张，民众越来越注重非营利组织提供的社会福利；然而与此同时，政府出于政治、财政等多方面考虑，开始缩减对非营利组织的直接资助。因而非营利组织被迫选择引入商业化操作，用市场化运作手段来降低组织成本，提高管理效率。自此，企业家与创业概念开始引入社会公益领域，社会创业的理论与实践开始萌芽。
其次，政府失灵现象导致某些偏远地区无法享受较为完备的公共服务。一些商业企业负责人与非营利组织便寻求合作，扩大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实现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双重效益，社会创业得以进一步发展。
最后，随着社会创业的不断发展，人们意识到商业与公益的合作可以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二者以一种全新范式推动了社会创新与公益事业的发展，由此人们越来越重视以社会创业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方案。
国内外无数实践证明，社会创业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可以有效地减轻政府处理社会问题的负担。
目前，我国社会创业还处于萌芽状态，符合“社会创业组织”特征的非营利组织或社会企业并不多，然而我国依然存在农民进行社会创业的先例。2010年11月23日，云南省会泽县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注册成立。该协会是由一直从事黑颈鹤保护与摄影工作的大桥乡农民杨华发起，并得到了该县政府相关部门及鸟类慈善组织的大力支持。杨华认为，成立该协会是为了提高农民社会责任意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黑颈鹤、保护环境的行列中来。
除了环境资源领域，当前我国其它领域的社会创业也在初步展开。上海的欣耕工坊是一家致力于通过创新公益项目来帮扶社会弱势群体的慈善公益组织。该组织从创立之初就奠定了其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欣耕工坊的从业者均来自社会弱势群体。通过教育培训，让弱势群体自食其力，并以组织能力帮助拓宽销售道路，提高弱势群体就业能力，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自身价值。雷励中国是一家致力于青少年发展的教育型公益机构。该组织在成立之初即以慈善机构的运作模式运转，以利润获得为组织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该组织旨在为青少年的发展提供探险旅程，帮助青少年更好地感受世界，发展自己，让青少年为社区服务与环保事业做出贡献。
从国际上看，孟加拉国较早地开展了社会创业的探索。1972年阿比德创立了“农村促进委员会”（Bangladesh Rural Advancement Commit-tee，BRAC） 。该委员会关注当地民众的贫困问题，通过对民众进行不同层次的系统培训，试图减轻他们的贫困程度。除此之外，孟加拉国还成立了“孟加拉乡村银行”——通过发放微型贷款帮助贫困农户，交流致富信息，传播科技知识，提高贷款人的经济与发展能力。目前该模式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模仿或借鉴。
（二）社会创业破解失地农民发展性困境
1.失地农民面临的发展性困境
针对日益突出的失地农民问题，研究者提出应完善征地程序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逐步按市场经济规律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以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等策略。政府部门根据理论研究成果，修改或出台了多项公共政策，试图解决失地农民问题。一是修改《土地管理法》，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二是开展制订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解决当前征地工作中存在的补偿标准偏低、同地不同价、随意性较大等突出问题；三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和就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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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措施来看，现有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思路主要集中于补偿和保障上。然而，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和保障只能解决失地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而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后所面临的贫困风险和损失是多方面的，如经济、社会、文化、资本、机会、权利等。
研究发现，创业是个人摆脱劳动力市场上受歧视地位的重要发展战略，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政府都通过鼓励失业人群走向自我创业，来解决比较棘手的失业难题。自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方略以来，政府逐步开始引导失地农民创业。在当前辅助失地农民的创业项目中，大多数政府选择为失地农民提供创业硬件设施及资金支持等。从短期效果来看，这促进了失地农民创业率、就业率的提高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政府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投资回报，表面上看商业创业是解决失地农民生存性问题的有效手段。
然而笔者发现，尽管推行失地农民创业已有一段时间，失地农民的发展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失地农民在创业中出现的困境至少有以下三点：
一是跟风盲目，形成恶性竞争。失地农民较难自主把握市场规律，容易盲目跟风当前一两个获利较大的项目，造成失地农民创业项目类型单一，并导致内部恶性竞争；而政府对失地农民创业多采取“多快好省”的理念，缺乏宏观引导和技术指导，自主创业并未给广大失地农民带来更多收益。
二是创业中个体价值得到释放，集体价值却未能彰显。小农道德价值观念普遍较低，人际交往中存在较明显的双重标准。在失地农民创业中，体现为家族内部互相帮助、局外人相互竞争甚至排斥，形成各式各样的小团体。从失地农民整体来看，其经济与生活水平未能得到提高。
三是生态文明建设落后于百姓需求。失地农村土地大量征迁，城区重污染企业迁入，被征迁村庄的原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显现；同时，由于环保型产业投资额度高、利润回收周期长、技术含量相对较高，失地农民在没有法律及道德约束条件下便会选择进入门槛较低的高环境冲击型行业，进一步恶化了失地农民的生活环境，无法满足百姓对于“青山绿水”的需求。
2.社会创业可以有效破解失地农民的发展性困境
近年来，社会创业作为一种新型的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的创业方式逐渐走人大众视野。在实践中，无论是在发达的经合组织国家还是在不发达的孟加拉国，社会创业都已初见成效。社会创业不同于传统的商业创业，阿弗德、布朗和赖茨认为，社会创业是采用创新性方法，整合资源解决贫困及边缘人群的社会问题，从而提高社会价值的行动过程。社会创业者试图通过贫困和边缘群体思想、能力、资源和社会分配方式的变化推动社会改革。笔者认为，社会创业是破解失地农民发展性困境的有效手段。
一是社会创业可以有效避免因生产方式落后带来的困境。社会创业不以个人名利为主，其创新活动的目标必须与社会价值与社会使命的创造相联系。以社会创业为主导的企业或非营利组织需要建立在社会责任的基础平台上，社会创业有利于被征迁村庄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生产方式，缓解社会问题。
二是失地农民具有进行社会创业的有效动机。失地农民与社会创业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当前我国失地农民从生活环境到生活质量应得到进一步提升，面临的社会环境与发展性问题都亟待解决，失地农民是社会创业的直接受益者；失地农民社会创业是缓解失地农民发展性困境的有效手段，失地农民也因此成为社会创业的潜在实践者。
三是帮助失地农民实现社会价值是社会创业的应然之义。近年来，社会创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政府也逐渐认识到社会创业方式在解决失地农民发展性困境上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因此，社会创业是解决失地农民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在失地农民中推行社会创业代替商业创业，可以改善被征迁农村地区的社会环境。
二、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资源基础、创业领域与创业路线
（一）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资源基础
考虑到失地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较弱，无法独自胜任为实现社会价值而进行的社会创业活动，笔者认为，政府、市场、高校与非营利组织四大资源可以为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保驾护航。
政府是失地农民社会创业最重要的支持主体。政府掌握的政策与财政资源是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两大要素。当前政府也十分重视创业工作，李克强总理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口号。笔者认为，当前政府还未完全挖掘出社会创业在解决失地农民发展性困境上的巨大优势，政府应适时将政策着力点进行相应的转移及调整，为诸如失地农民群体的社会创业者提供积极的政策支持与财政支持，通过发展性补偿代替保障性经济补偿，从本质上做到失地农民失地不失业，失地不影响生活质量。
当前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意识薄弱，被征迁农村缺乏创业的公共设施，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下，大力发展诸如社会创业的新型创业模式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市场是社会创业企业的战场，但市场也应为失地农民社会创业提供帮助。拥有了市场宏观层面的保护，失地农民社会创业企业才不易陷入商业、企业的包围中。市场作为对失地农民社会创业企业的资源基础可以从三个方面支持社会创业企业：投资、供应与销售。对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项目更加关注，给予更多投资资金，拓宽对社会创业企业的供应渠道与销售渠道，在必要情况下可为失地农民社会创业企业倾斜市场，制定保护政策。
高校与非营利组织可以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创业的方向指导与技术支持。作为高校，应摆脱传统的狭隘的创业教育观，鼓励学生运用商业手段创新性地解决社会问题，培养学生形成社会创业者的思维模式。大学生可以以“村官”的形式深入农村，提高失地农民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认知，带领失地农民由传统商业创业过渡到以创造社会价值为主导的社会创业之中。此外，高校可以组织师生定期下乡对失地农民社会创业进行指导与培训，培养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意识，提升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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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同样也是支持失地农民进行社会创业的重要主体。非营利组织以其擅长的社会事务管理及组织运作模式可以为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提供较全面的创业机会选择与管理模式指导借鉴，为失地农民或相关弱势群体提供资金及技术支持，成为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资源基础。
（二）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创业领域
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目的在于解决与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问题，同时失地农民在必要的资源支持下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动机及方向。笔者认为，失地农民社会创业领域可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失地农民子女受教育领域。在针对失地农民子女教育政策中，政府鼓励失地农民子女就近入学，提倡教育公平。然而实际情况是，城里学校不愿接受，乡镇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设施差，师资流动快，失地农民子女无法享受应得的良好教育。在这种背景下，笔者认为可以通过社会创业解决失地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首先，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组织需要政府相关部门运用行政手段制定针对性的政策，调控当前对失地农民子女上学的歧视性问题；其次，社会创业组织可将商业运作部分盈利投入城市学校或乡镇学校，换取子女受教育机会；最后，有关失地农民子女教育的协会组织可以与教育类慈善组织沟通，争取获得慈善资金修建失地农民子女学校。
二是农村环保领域。城市污染工业企业转移，给被征迁农村的环境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失地农民可针对环保问题成立相应的组织协会，辅助于政府环保政策，督促污染企业安装净化设备，保障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同时失地农民环保组织应积极宣传带动当地居民树立保护环境意识，为自身环境的改善及其保护出力。
三是失地农民再就业领域。授之以鱼还要授之以渔。尽管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获得了大量补偿金，但他们仍然缺乏必要的就业技能，而这些失地农民只有参与工作才能为今后的生活提供稳定的保障。所以，失地农民社会创业可以选择为失地农民就业提供师资、提供培训场地与培训资金，让失地农民满足基本的企业与市场的职业要求，提升失地农民的就业率。此外，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组织还可与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协商，加强失地农民落实就业政策与就业培训计划，从法律政策角度稳固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平台。
四是失地农民医疗保障领域。失地农民户口虽从“农村”转变为“城市”，但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远没有达到城市居民的标准，所以针对失地农民医疗保障问题可以作为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项目。失地农民通过成立社会保障组织或协会，加强与政府部门沟通，加快针对失地农民医疗保障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安排，另一方面，也可以以组织名义在社区内安置相应医疗设施与医务人员，为失地农民就地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三）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创业路线
失地农民社会创业需要失地农民自身认知提高及社会观念的进步。笔者认为，失地农民社会创业可以选择以下三条路线。
一是失地农民需要提高社会责任意识，提升社会创业观念。失地农民获得征地款后生活比较安逸，常年的农务劳作也造成了失地农民保守的生活态度与就业观念。当失去耕地需要开创事业，特别是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进行社会创业时，很多失地农民对此望而却步。但失地农民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却十分严峻，相比城市居民缺乏很多必要的政策保护与社会保障，因而失地农民自身必须认识到群体所处的困境。因此，失地农民首先需要提高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认识到社会创业在解决农村问题的独到之处，通过社会创业推动政府落实有关政策，以一己之力逐步改善农村的社会问题。
二是识别社会创业机会，合理选择社会创业项目。社会创业机会源于未解决的社会问题，对于失地农民社会创业，应从实际出发解决被征迁农村的社会问题。失地农民社会创业针对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需要按照问题严重性合理划分，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有能力解决的社会问题才是好的社会创业项目来源，才值得投入资金与精力。
三是合理衔接社会创业中商业运作手段与社会服务目的。社会创业者需要合理规划商业盈利的比例用途：一方面要延续企业运作；另一方面还要为社会服务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撑。在社会创业中，失地农民可以通过商业运作获取盈利以更好地提高社会服务能力。不管是商业运作还是社会服务，均需要提高失地农民的管理水平。
三、促进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政策建议
从整体上看，我国社会创业的理念还未深入人心，对于失地农民群体来说更是如此，但我们无法忽视失地农民与社会创业之间的天然联系。失地农民需要社会创业为其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同时失地农民也有责任为其生活质量的改善付出自身的努力。面对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需求，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政策推动失地农民社会创业。
（一）帮助失地农民开发社会创业机会
社会创业机会源于社会问题。社会创业机会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其本质仍具有社会性，社会创业的合理开发将会创造出巨大的社会价值；二是社会创业机会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只有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才能让社会创业机会得到良好的开发。
绝大多数失地农民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低、社会认知程度较差，失地农民从创业机会的把握到创业时机的选择都需要各界大力帮助。社会创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创业模式首先需要政府支持。政府应转变对失地农民传统的保障性经济补偿，根据不同地区失地农民所处的独特环境，因地制宜地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创业机会。除此之外，市场也需要为失地农民社会创业企业提供必要的保护与支持。从投资、供应与销售三条路为社会创业企业减轻负担，确保企业不受恶性排挤，保障企业的良性运作。高校与非营利组织也应根据自身能力范围培养失地农民对社会创业机会把握的能力。二者可以通过定期培训，培养失地农民对社会创业机会的认知程度，为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提供方向性引导；同时非营利组织可以根据其参与社会事务的经验及限度对失地农民的社会创业进行指导，争取失地农民社会创业，创业一个成功一个。
（二）提高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可行能力”
“可行能力”（Capability）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于2002年提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可行能力是“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失地农民赋闲在家是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可行能力促使资金转化为资本，而该项进程的阻碍将进一步导致创业机会的缺失，失地农民社会创业过程便形成了恶性循环。若要打破该循环，笔者认为对可行能力的培养十分重要。
提高失地农民的可行能力将为失地农民社会创业培育更多的社会创业者。社会创业者承担着社会责任者与文化行为者的双重身份：一方面社会创业者通过社会创业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同时社会创业者还负责弘扬自主创业自主解决就业的社会文化氛围，鼓励未就业者积极创业，参与就业。虽然失地农民社会创业面临众多主客观条件制约，但随着社会创业在我国的推进，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创业者会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失地农民群体中。当今大学生村官越来越多，对此高校应加强大学生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培养，将社会价值融入现有学校创业教育体系中，构建富含社会价值的创业教育理念，鼓励具有良好社会创业能力的大学生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将新型的社会创业理念传播给失地农民，带领失地农民进行社会创业，促进社会创业在失地农民间开展，以社会创业推动失地农民就业，改善失地农民社会环境，实现失地农民的社会价值。
（三）通过培训提高失地农民社会创业技能
社会创业是失地农民凭一己之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向。为了进一步提高失地农民社会创业的积极性和成功率，有必要对农民进行相关的社会创业技能培训。笔者认为，创业培训应结合失地农民实际能力水平，让失地农民了解社会创业组织的内部管理，培训失地农民的商业运作能力，系统指导失地农民在社会创业内部控制过程中合理划分盈利比例，必要时应派专家在创业初期与失地农民共同打理企业或组织。通过对失地农民不断地创业教育培养失地农民的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传授创业相关知识和必备技能，提高其综合素质并发掘其创业的潜力，以实现对失地农民人文关怀的最终目的。
失地农民子女 篇4
一、失地农民档案管理现状
1.一些档案处于无序管理或失管状态。失地农民档案多形成于社区、街道、乡镇职能部门, 由于失地农民这个群体还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 这些单位往往只重视以往常规文书资料的整理归档, 而忽视对失地农民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各级档案部门对失地农民相关档案的归档要求比较松散, 工作随意性较大。有的单位随意借阅, 不履行借阅手续, 遗失现象较为严重。
2.档案管理分散, 利用困难。由于失地农民档案涉及面广, 形成主体多且复杂, 要求不统一, 致使档案资源分散保存于不同的部门, 形成了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局面[2]148。失地农民查阅利用这些档案很不方便。如房产地产档案、各类社保档案、户口迁移档案、土地承包档案等都由各形成部门自我保管、比较分散, 而失地农民又往往直接到档案馆查阅利用档案, 结果难以查到所需档案, 这不仅给查阅带来了不便, 更重要的是使查档者心中充满疑惑, 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3.未能实现电子化管理, 档案共享程度低。由于各社区、街道、乡镇没有档案电子化管理系统, 有的乡镇虽然采用了电子化管理, 但使用的档案软件功能落后, 全文扫描及挂接无法开展, 影响了档案数据库的建设。失地农民每每需要利用档案, 都要到乡镇、县城甚至是地市去查阅, 很不方便。
4.档案管理人员有限, 档案场馆不足。有些档案管理人员一人负责多项工作, 还有些档案管理人员岗位职责不明, 流动性较大。一些乡镇档案室包括一些县级档案馆面积狭小, 对于失地农民的相关档案, 认为不重要, 就压缩、再压缩, 有的甚至是不保留了。
二、加强失地农民档案管理工作的措施
1.加强宣传与引导, 提高对失地农民档案的重视程度。各级档案部门作为档案监督、管理的职能部门, 应服务于政府工作大局。失地农民档案作为档案工作的新领域, 各级档案管理部门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积极推动档案工作服务于失地农民、服务社会。要为推进失地农民档案工作创造好的舆论环境, 通过档案专业报刊、网站、信息和简报等宣传途径, 提升相关人员对失地农民档案的重视, 意识到档案对失地农民在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2.抓好源头, 建立健全失地农民档案管理体系。从形成档案单位的建档工作抓起, 加强和规范各乡镇街道、社区档案室建设, 给予相关档案管理人员专业性的指导, 为其编制恰当的检索工具, 切实做好失地农民相关信息材料的收集、整理, 确保归档的齐全完整。要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相关文书档案、土地流转等表册、各类协议、个人及家庭档案、低保户档案、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保障档案、失地农民就业档案、住房档案等档案信息。同时, 密切关注失地农民工作的热点, 具体工作开展到哪里, 档案工作就延伸到哪里。
3.规范标准, 树立典型, 全面推进档案工作。各地市、县档案局要完善档案管理制度, 指导和规范相关部门制定失地农民档案归档范围、分类大纲和保管期限等相关的业务标准, 规范失地农民档案管理的归属与流向, 以健全档案监管长效机制[2]148。要定期通报失地农民档案工作情况, 总结推广各地一些好的做法和成功经验, 树立典型, 进而发挥典型的榜样和示范带动作用, 以全面推进档案工作。
4.统筹安排, 整合资源, 形成“大档案”格局。失地农民档案的种类多, 涉及面较广, 这些档案资源分散保存于各职能部门, 既不便于失地农民利用, 又不便于统一管理。因此, 各地市、县档案局要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公安部门、教育部门等档案形成部门做好协调工作, 对形成的各种档案实行统一管理, 优化档案结构。各职能部门形成的失地农民相关档案在本部门保存一定的期限后, 应依法向地市、县档案馆移交, 形成“大档案”格局。
5.做好档案信息资源的深加工, 搭建档案网络利用平台。各档案形成单位要树立主动提供档案信息服务的意识, 在收集整理失地农民档案信息的基础上, 对关系失地农民切身利益的档案信息要进行深度加工, 对一些重大专题要开展专题编研工作。例如对失地农民就业创业、失地农民子女教育、养老医疗保障等信息, 建立一批直接服务公众的重要专题数据库和档案编研产品。加工编写此类档案信息, 语言要通俗易懂, 简洁明了, 以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失地农民能够理解这些信息。对于应该公开的档案信息, 如涉及失地农民利益的政策性、法规性文件, 及时向社会公开, 使失地农民尽早获知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各地市、县政府部门应将失地农民档案的信息化建设列入市县信息网络体系建设的总体规划, 在全市、县建立互联互通的档案数据库网络体系, 搭建档案信息网络查询利用平台。专题数据库要实行动态管理, 及时反映相关情况, 满足失地农民快速查档、利用的需求, 最大化地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社会共享。
6.加大档案管理资金投入, 保障档案工作需要。各地市、县政府要加大档案工作的财力投入, 改善档案专业人员不够、档案场馆不足的现状, 保证计算机、复印机、扫描仪、刻录机、数码相机等硬件设施的使用。同时, 给予档案现代化管理、档案信息化建设和档案开发利用等方面的财力支持。
总之, 各档案形成部门要注重失地农民档案的收集整理, 各地市、县档案局要规范失地农民档案管理的归属与流向, 使失地农民档案工作进入可持续化发展轨道。同时, 整合失地农民档案信息资源, 建立档案查阅利用网络平台, 提高档案的查阅利用效率, 使失地农民档案真正取信于民, 为民所用。
参考文献
[1]张军, 梁军.民生档案的作用与管理研究[J].兰台世界, 2008 (23) .
加大失地农民培训 篇5
摘要：加快城市化进程，是促进银川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方针。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针对失地农民的就业率过低，就业范围狭窄，就业职位有限，银川市场却出现人才匮乏的景象，有必要加大对失地农民的专业技术培训。
关键词：失地农民；培训；政府
一、银川城乡统筹中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现状特征分析
由于银川市城乡统筹工作才刚刚起步，首先在银川市进行试点改革，全市范围内的改革还没有全面展开。但是针对当前失地农民的实际情况，我们能够以小见大地或多或少地分析得出如下特点。
1.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失地农民的文化程度多为初中及初中以下，这部分人占总数的绝大多数，文化程度为高中的是少数人，受过高等教育的更是寥寥无几。
2.综合素质不能满足当地工商业的用工需求。失地农民大多缺乏其他专业技能，一旦脱离传统农业，便感觉谋生求职困难，除了靠出卖体力做“力哥”外，便难以找到其他工作。
3.自主创业困难重重。首先由于征地后的收入来源减少，日常生活支出增加和征地补偿金过低等原因，使得失地农民的创业资金短缺。其次即使有失地农民开始创业，由于他们缺乏发展非农产业与新兴农业的技能，这样使得他们创业的形式主要是搞运输、经营农家乐(商店)等个体经济的形式，从而无法形成规模经济。
4.农村惰性影响严重。所谓农村惰性，是指农民持有悖于“创新”理念的落后思想，使农民像惰性气体一样稳定，顽固不化，因循守旧，或者懒惰，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没有丝毫危机、忧患和竞争意识。毫无疑问的，这些失地农民也不能免俗，在农村惰性的长期熏陶下，他们中的很多人思想观念保守落后，安于现状，主观上不求进取，存在不劳而获和“等、靠、要”的想法的情况普遍存在。
5.民族地区失地农民就业困难。银川市失地农民的主体是城郊的农民，回族比例高。受宗教信仰、文化、环境的影响，回族群众都虔诚地信奉伊斯兰教，成年男性回民每天都要念经，每周都要上寺。在实地调查中，我们与一些回族失地农民交谈后了解到，不是他们不愿出去，1
而是实际情况不允许他们到南方打工。概括起来，一是宗教生活不适应，沿海地区大都有清真寺，念经、上寺不方便；三是生活习惯不适应，南方到处都是汉民餐厅，很少有清真饭馆牛羊肉少，回族群众吃饭不适应；三是气候不适应，南方冬天没暖气、夏天热得受不了，到南方气候不适应；四是。心理特点不适应。回族群众的一个重要的心理特点是喜欢小聚居，便于交流情况、交流情感。到南方打工的回族群众少，无法实现小聚居，更无法实现彼此间的交流。心理上感到孤独。民族地区失地农民的这些特殊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心理特点等情况。决定了他们很少到外地去创业，即便是就业。也大多在本地。而作为民族地区的宁夏，二、三产业水平低、经济发展慢，无法为失地农民提供更大的就业空间，因此就业非常困难。6.民族地区失地农民家庭经济收入减少。银川市失地农民的主体是城镇近郊农民，土地被征前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种地，同时凭借着紧靠城市的地理优势，从事房屋出租，相当一部分回族农民还参与餐钦服务、蔬菜水果批发零售等，家庭收入来源较多。土地被征后，原来从土地上获取的粮食、蔬菜、养鸡、养牛、养羊等收入全部没有了，以前靠房屋出租的收入随着房屋的拆迁也大大减少，大部分家庭只能靠打工、做小生意以及征地补偿款来维持生活.二、关于加大失地农民专业技术培训及技术资格认证的建议
1.政府加强组织领导
⑴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银川分管副市长为组长，市府办、劳动保障局、农办、教育局、财政局、国土资源局、科技局等部门组成的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其办公场所设在县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具体负责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工作的组织实施。
⑵ 政府抓设施，搭建服务平台
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建设一定规模的失地农民培训中心，采取标准化建设，购置一批桌椅、电脑、投影仪、电子触摸显示屏等办公设备，开发失地农（居）民信息数据库，建立“数字化”信息搜索平台，录入失地农民信息、企业用工信息，培训中心的软硬件设施不断完善，为党员争优秀、提升品质服务搭建平台，让失地农民在创先争优中得到实惠。
⑶ 走联合办学之路，发挥相关职能部门的作用
市政府的各委办局分别拥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才，是培训农民的重要师资资源。譬如：畜牧局有养殖专家，农机局有技术能手。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职能部门的人才优势，补充农校师资不足的问题，邀请这些工程师做农校的兼职教师，更好地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为建设
新农村充分展示和贡献自身的才华。政府应该把面向困难农民的物质救济逐渐演变成知识技能的武装行动，这是解决农民兄弟从根本上脱贫致富的出路。
2.充分考虑市场需求，结合宁夏回族自治区当前经济发展，做好人才的储备与开发
按需求，科学设置项目。失地农民培训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合理设置培训项目。一是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了家政服务、保安、理财、建筑、电工、锅炉工、烹饪、驾驶员等市场需求量大的专业，避免了学非所用，使培训更具针对性。二是采取企业订单式。按照用工企业，特别是辖区企业提供所需工种、人数、工资待遇和技术等就业信息，培训中心把这些需求信息加以整合后，根据企业要求组织符合条件的人员培训，然后再将受训者整体输送给用工企业，由企业与之签订劳动合同。三是根据农民工就业与维权、城市生活常识的需求，采取发放培训手册、深入村（社）广播宣讲、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培训就业指导。
3.农民就业必须立足现实，实事求是，具体落实，切忌好高骛远
⑴ 积累知识和赚钱都是一个道理，谁也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更何况农民朋友许多人都没有在外谋生的经历，决不能嫌钱少而不赚，更不能嫌活儿小而不干，许多南方人看准了西北人的空隙而赚了大钱。当然能赚大钱固然是众多人的梦想，但是世界上许多亿万富翁都是从白手起家的，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考虑。
⑵ 广开渠道、灵活办学是解决失地农民就业的根本出路
对于青壮年农民又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可以由政府相关部门出面协调，经过适当的基础文化考核送到农职院或职专进行专业学习，政府出资一部分、自行负担一部分取得就业资格，即解决了学校生源不足又解决了农民培训难的问题，为突出照顾失地农民可以由政府相关部门发放失地证明，凭借证明参加培训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有一定专长基础（农村也不乏能工巧将）的可以由政府协调劳动局培训中心参照下岗职工政策进行执业资格培训，新区的农民也即将是市民，也应该享受相应的下岗政策，农民失去土地也就是失去了就业和谋生的岗位，政府制定一定的优惠政策也符合中央的惠民精神。
对于年龄偏大的可以由农校出面聘请院校的师资或企业的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到农校授课，学习之后可以发放表明一技之长的结业证书，至少在本地行政区域生效认可。以便于农民临时掌握一项专业技能，采取短、平、快的方式就业。
4.做好培训准备工作，落实培训内容，加强培训实效
⑴培训拓方式，力求质的提升。失地培训中心采取订单培训、定向培训、联合培训、委托培训、代培代训等形式和集中上课、现场示范、实际操作等方式，多形式、多途径做好培训工作，力求质的提升。培训班邀请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教师及技术人员授课，并指导学
员现场操作。主要是实际操作为主，用农民容易接受的语言，采取集中对农民进行面对面、手把手、互动式等行之有效的培训方式，切实提高了培训质量与效益，实现了失地农民由“体能型”向“技能型”、“智能型”转变。
⑵严管理，重在培训实效。失地农民培训中心始终把让失地农民得到实惠作为职业技能培训出发点，每期学员的培训时间时必须得到确保，并坚持实际操作为主，结合理论提升，杜绝流于形式走过场。培训结业后严格考试考核并颁发合格证书，确保了培训质量。对于具体开展实施的专业技能培训，制定了完整的教学、考核办法，使受训农民能真正学会一项技术，取得一张证书，找到一份工作，学以致用，学以致富。
⑶ 认定培训基地。失地农民培训基地由劳动保障局负责审批认定，经认定的培训基地由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面向社会发布公告进行公示。各职业培训机构可以根据自身的培训能力向劳动保障局提出申请，申请报告须说明培训机构承担失地农民转移培训的能力和条件，提交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定向培训合同、法人单位资质证明等证件。县劳动保障局根据各培训机构的申报情况，组织相关人员，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前提下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认定。
⑷做好调查摸底。由各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负责将本乡镇辖区内符合条件有就业愿望的失地农民进行登记，主要掌握其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文化程度、家庭住址、就业意向、培训意向状况，逐一进行登记建档，输入县公共就业信息网络的劳动力资源信息库。同时将调查摸底的详细资料报失地农民就业培训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便做好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计划，安排好培训工作。
⑸组织开展培训。培训基地具体承担失地农民转移培训的实施工作，根据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办公室确定的培训任务，制定培训方案，组织失地农民参加培训。要对培训学员按培训岗位设立教学班进行管理，每期培训都经建立失地农民转移培训台帐和转移就业台帐。培训台帐内容包括参加培训失地农民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文化程度、培训专业、培训时间、培训考核情况、取得何种证书、就业意向、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转移就业台帐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应包括就业单位。培训基地应该紧紧围绕失地农民就业技能，科学设置培训课程，精心编制培训方案，强化培训管理，经常与县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联系，了解就业需求，加强就业衔接，提高培训转移就业率。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要加强与用人单位的联系，了解和掌握县内外用工需求，及时向各培训基地通报用工需求情况，并负责做好失地农民培训后的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工作。培训工作实行半年报告制度，培训基地每半年必须向县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培训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根据用工需求，调整培训计划。
（6）组织培训时间，培训方式多样化，培训内容丰富化
失地农民的就业行业不同，进行培训的时间应该灵活安排。一般情况下，培训学校开课应该在正常上班时间以外。个别未就业，闲置的失地农民统一安排时间，培训时间可以在正常上班时间。培训内容丰富化，开课内容涉及提高个人修养，加强综合素质，人生观，世界观的引导，熏陶；当然最重要还是学习各行业最基本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开课教师不仅是各行业专家，也可以是农民出生的成功人士，增强失地农民的信心，鼓舞失地农民的士气。开课方式一定要灵活多样化，不能单一死板地学校式授课。失地农民相对文化程度低，对培训的自然兴趣有限，培训内容不能过理论化，与生活紧密联系，以失地农民日常的话题为切入点，尽量简单明了，循序渐进。授课方式可以以幻灯片形式，讨论形式，提问形式等，培训气氛活跃积极，尽量少用书本形式。
⑺银川地方政府制订出相应的法规，实施经费补助
失地农民子女 篇6
一、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偿办法及存在的问题
(一) 货币安置后自谋出路
国家征用土地时, 把赔偿款、补偿款直接支付给农民, 而他们把这些钱用于给子女盖房、买车、婚嫁等, 有的甚至参与各种赌博, 一旦使用不当提前用完, 自己无一计之长又无地可种, 闲赋在家, 生计难以维持。有的政府把土地补偿款直接给了村委会, 村委会的干部把这些轻而易举得到的补偿款当作行政经费, 修房、买车、办公吃喝, 有的甚至贪污挪用据为己有, 而农民却没有受益, 矛盾随之产生, 矛头直接指向政府, 造成上访不断。
(二) 征地企业就地安置补偿
有些地区征地用于工业园区用地, 对失地农民只补贴小部分货币, 就地安排工作。但由于农民文化水平低, 又没有技术, 只能安排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如清洁工、保安或其他的体力工作等, 经济收入不高, 工作也不稳定, 一旦这些企业经营不善或倒闭, 那么这些失地农民的生活将难以维持。
(三) 住房安置补偿
一些地区进行城中村改造, 对失地农民给予分配住房和一部分货币补助。随着城市商品房的不断上涨, 对于住房补贴看似补贴不少, 一套商品房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看似衣食无忧, 但没有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障, 将来的养老、就业、医疗等成为新的社会保障问题。
二、对失地农民土地补偿费使用管理方面的建议
(一) 关于村委会得到的土地补偿费的管理
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 笔者认为, 政府部门应对土地补偿费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对集体得到的补偿费, 应由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加强管理, 列为专项资金, 对土地补偿款应区别对待。首先明确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农民承包使用这些土地。征用土地支付的土地补偿款分为两项:一部分是支付给农民的赔偿款 (包括房屋及地上建筑物和地上青苗的补偿款) , 一部分是支付给土地所有者村委会的土地补偿款。如果村委会有预留地, 应把预留地分给被占农户, 以弥补农民的土地损失。村委会得到的补偿款不应直接支付给农户, 应当为这些失地农民建立保障基金, 主要用于农民养老基金, 不能用于村委会的行政支出, 当然, 这部分补偿款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监督管理。建议乡镇或区县级财政部门设立专户, 集中代管村级土地补偿款, 加强管理, 专款专用, 以保证这些专项资金用于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
(二) 加强对失地农民的技能培训, 积极促进就业
首先, 政府劳动保障部门负责抓好失地农民的技能职业培训, 大力开展失地农民的实用技术和技能培训, 提高劳动技能和劳动素质, 增强其就业竞争力。其次, 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和职业介绍机构, 为失地农民就业指导提供信息, 并组织失地农民进行劳务输出为其创造良好的就业条件。若失地农民转成非农业户口, 可享受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关于税收、行政性收费、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社会保险补贴及小额贷款担保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若失地农民仍属于农业户口, 则享受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三) 做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与城市居民养老保险的衔接
一种是将已就业的失地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 并纳入城镇养老体系;另一种是参加农村养老保险, 暂时没有就业的失地农民纳入农村养老体系。或者借鉴义乌、河北等模式, 由政府出面与保险公司协商建立失地农民养老基金, 分别由政府、集体、参保人三方出资, 基金的社会统筹由政府社会保障部门专门管理, 个人账户部分由商业保险公司运作。
(四) 助学救困抚助
失地农民子女在落户新址所在地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普通高中也享有所在地同等受教育的权利。
失地农民子女 篇7
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发展的加速期, 但在城市化迅速推进的同时, 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 目前中国有大约4000多万失地农民。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字表明, 目前全国1/3以上的群众上访归因于土地问题, 而其中60%左右直接由征地引起, 失地农民问题已经由局部社会问题扩展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1]正确认识与处理好失地农民问题, 不仅有利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更关系到社会公平和稳定, 关系到城市化进程中和谐社会的建设。
城市化在社会空间上表现为城市对传统农村社区的接替, 在社会主体层面上直接表现为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嬗变和转型。[2]农民不论是否愿意, 都得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中、从相识的农村熟人社区中剥离出来, 去面对陌生的城市生活。由于失地农民多半属于被动城市化, 制度身份的转变并未及时带来自我认同的转变, 其面对的文化震荡具有不可抗拒性, 在城市适应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心理过渡与调适, 导致失地农民在城市生活中诸多不适应。其中,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社会交往方面, 失地农民往往需要历经多年才能真正实现观念的变迁和行动的改变。而社会交往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普遍的、复杂的社会现象, 它对个人与社会均有着重大的影响。[3]了解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现状, 发现其变迁规律, 对于推进失地农民社会交往的城市融入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而从长远看, 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
二、调查地点及资料收集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08年8月至10月在江苏省扬州市进行的失地农民调查。调查选取了两个典型失地农民社区——L社区和J社区。其中, L社区是扬州市最大的农民拆迁安置小区, 社区占地面积26.9公顷, 现已安置住房3100多套, 入住居民7000多人。L社区党支部、居委会于2005年8月正式成立。J社区是2002年因土地商业开发建设的失地农民安置小区, 由原村委会管辖。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调查无法进行概率抽样, 因而采取了配额抽样的方式。根据已有的资料和研究, 在样本选择时, 除考虑被调查对象的性别构成、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分布4个因素外, 还充分考虑了异质性、分析方法和经验性判断的需要。调查发放问卷300份, 获得有效问卷283份, 其中J社区139份, L社区144份, 有效回收率为94.3%。受访者平均年龄44.33岁, 户均人口数为4.16人, 户均非农业户口0.58人;2007年, 家庭总收入平均为5.18万元, 其中, 工资性收入3.68万元, 财产性收入0.79万元。受访者的其他特征见表1。
注:婚姻状况一项的样本数为280, 有3个受访者没有填写婚姻状况, 为缺省值。
三、结果分析
1.交往认知
在对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经典研究中, 滕尼斯提出了“公社”与“社会”这一对理想型范畴。在前者那里, 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亲密的、不分你我的私人关系基础上;在后者那里, 他们的联系则是建立在目的、利益及以此为条件的人们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基础上。前者基于生活的统一性原则;后者则基于自由与理智的思考。传统农业社会是“公社”的表现形式之一, 现代工业 (城市) 社会是“社会”的典型表现形式。在这两种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中, 人们社会交往的观念和结构存在巨大差异。在传统农村社会, 人们的职业场域与居住场域重合, 传统的农业生产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人们的社会交往多以地缘、血缘建构封闭性的稳定的社会联系。同时由于农业生产不需要过多的分工与合作, 人们的交往的工具性不强, 多是情感性交往。但在现代工业社会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那么, 失地农民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中, 物质变迁的同时是否发生了社会交往意识的变迁?统计显示, 失地农民已经或多或少呈现出了社会交往认知变迁的趋势。在情感性交往方面, 49.4%的人认为当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感情投入越来越少, 同时54.8%的人认为越来越肤浅, 流于表面;在工具性交往方面, 66.5%的人认为越来越势利, 52.3%的人认为越来越讲究效率, 注重结果, 详见表2。
注:总数283人。
城市环境虽然对人际的社会交往有着诸多的负面影响, 出现交往异化的可能, 但对社会交往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尤其表现为交往选择性的加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 交往的主体选择性受到很大制约, 个体的人没有交往自由, 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关系, 尊卑有别、长幼有序, 限定了特定的交往对象和刻板的交往礼仪。现代城市社会, 居民个体自由得到尊重, 社会交往受到的约束性大大降低, 交往的主体选择性加强了。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 可以选择不同的交往对象, 采取不同的交往方式, 也不必拘泥于某种特定交往礼仪, 只要遵守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都不会受到太多的限制。就交往自由这一点而言, 失地农民已经认识到, 54.8%的人同意“人与人交往越来越自由”的观点, 而不同意的只占18.7%。社会交往工具性和自由度的增强, 在另一方面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交往信任危机, 57.3%的失地农民意识到了这一点。
为了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交往认知, 我们对社会交往认知6个指标进行赋分, 将每个指标的选项“很同意”赋为5分, “比较同意”赋为4分, “一般”赋为3分, “比较不同意”赋为2分, “很不同意”赋为1分, 得分区间在6-30分, 得分越高, 说明交往认知越趋同于城市社会。数据统计表明, 失地农民社会交往认知得分均值为21.90分, 标准差5.12, 属于一般水平。也就是说, 在进城多年后, 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观念仍未完全城市化。
2.交往结构
失地农民进入城市之后, 原有的社会交往必然受到影响, 特别是原有的以地缘为特征的社会交往被迫减少, 那么失地农民是如何处理的?是维持与原有的村民交往, 还是放弃?是开拓新的社区人际交往, 还是如大多数城市人一样, 漠视邻里关系, 而以职业为中心构建社会交往?与社区其他居民的关系是交往, 还是保持距离?这些都是转型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我们的调查看, 失地农民与邻居的交往比较频繁, 有38.5%的人表示经常和邻居串门聊天、拉家常, 从不串门拉家常的只占6.7%。当然不同的社区与邻居交往的方式有所差异。
虽然邻居间的交往仍然存在, 而且相较于典型的城市社区邻里之间的交往可能更加丰富, 但可以发现, 受城市性的影响, 失地农民以传统农村社区为依托的熟人交往开始减少, 事本主义、角色化的交往开始增多, 特别是出于经济适应的理性选择以职业角色为中心的交往开始成为社会交往的重要场域。多年的城市生活已经在逐渐地解构着传统农业社会的身份交往, 亲情化的、拟亲似的交往逐步减少。只有31.1%的表示和以前的同村村民经常交往, 绝大多数只是很少或者偶尔的交往。熟人社会身份交往的衰弱还体现在与社区其他居民的交往上, 33.2%的表示很少与社区其他居民来往, 经常交往的只占16.6%。而与此同时围绕职业展开的社会交往开始增多, “同事”这一概念走入失地农民的话语体系中, 为了获得职业成就而展开的各种工具性交往为失地农民所熟悉。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 由于社区不再是职业的场所, 社区交往的重要性减弱, 社区交往开始衰退。统计结果显示, 42.0%的人认为和以前同村村民的关系疏远了, 认为关系亲密的只有17.0%, 与社区其他成员的交往停留在表面层次, 亲密度自然不高, 68.5%的人认为与社区其他居民关系一般, 认为很好的只占5.2%, 详见表3。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失地农民的交往结构正在发生变迁, 特别是对那些已获得稳定职业的人来说, 他们已经开始以职业为中心建构自己的社会交往网络。从这点说, 失地农民正在逐步适应城市社会交往。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江苏省扬州市两个失地农民社区为例, 运用问卷调查法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现状进行了描述,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 在被动城市化过程中, 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认知变迁滞后。在失地多年后, 未能完全内化城市社会交往规则。
第二, 在交往结构方面, 失地农民正在从以地缘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交往逐步变迁到以职业为中心的社会交往。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提出的文化堕距理论认为, 文化在变迁时, 各部分的变迁速度并不一致, 一般来说, 总是“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 而在非物质文化中, 首先是制度, 其次是风俗、民德变迁, 最后是价值观念变迁。结合本次调查, 失地农民的城市化也呈现出了这一特征, 失地农民在身份、居住方式、职业等众多客观方面实现了变迁, 虽然这些客观方面的变迁也需要一定时间积累, 但相较于观念的变迁还是快一些。就社会交往本身而言, 不少失地农民虽然开始以职业为中心建构社会交往, 但其交往认知却还呈现出传统社会的特征。
为了推进失地农民社会交往的城市融入, 提升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水平, 一方面, 应从城市整体发展规划入手, 在城市居民住宅规划区域内, 以大集中, 小分散 (集中到城市一定的居民住宅区域内, 分散在区域内各居民住宅小区里) 的安置策略, 使失地农民尽快融入到城市社会网络当中去。[4]从而增加该群体与其它阶层或群体的接触机会, 习得并内化城市交往规则。另一方面, 可从职业系统入手, 完善城市劳动力市场、培训提升失地农民人力资本, 促进失地农民就业, 从而提升该群体在职场中开展社会交往的机会, 以完成交往认知的最终变迁。
参考文献
(1) 陈立新.论土地征用中失地农民的权益保护[J].求索, 2004, (02) .
(2) 郁晓晖, 张海波.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建构[J].中国农村观察, 2006, (01) .
(3) 李强.应用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论中国失地农民问题 篇8
一、失地农民的总体现状
1. 农民的失地现状。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截至2005年全国失地农民总数大约在4 600万人左右, 而且在以每年200万人的速度递增。国家统计局2003年在全国开展了对失地农民的调查, 调查以人均耕地面积0.3亩以下的农户为主要对象, 共调查了2 942户。在这2 942户中, 人均耕地在0.3亩以上的有442户, 约占调查总户数的15%;人均耕地不足0.3亩的有1 237户, 约占42%;完全丧失耕地的有1 263户, 约占43%。由此推算, 如果中国非农建设用地以每年200万亩的速度增加, 按人均1亩计算那就意味着, 每年大约有200万农民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1]。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2004—2030年三十年间占用耕地将超过5 450千万亩, 还将有1.1亿农民失去赖以生存和养老的土地。如果违规用地得不到控制, 失地农民还要大大增加[2]。
2. 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状况。
(1) 失地农民生活问题。土地既是生产资料, 又是生活资料。对大多数的农民来讲, 土地依然被赋予了太多的功能。土地的经济、就业、保障功能缺一不可, 土地就是它们的“命根子”。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 也就“下岗”了, 它们首先面临的就是生活问题, 其中最基本的是吃饭问题、住房问题和穿着开销问题。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 这就容易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2) 失地农民就业现状。农民失去土地以后受内外因素的影响, “再就业”非常困难。随着经济发展, 劳动力市场逐步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能型转变, 而失地农民由于年龄偏大, 文化程度不高和缺乏非劳动技能, 造成他们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中处于绝对的劣势。 (3) 失地农民的养老和健康问题。由于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未建立, 失地农民大都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一旦补偿金用完了, 基本生活来源就没了。显然仅靠失去土地的子女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失地农民的健康也是一个大问题, 原本农民对待自己就是小病拖、大病扛。失地以后经济紧张, 就更不注意健康问题了。这也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二、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原因
失地农民问题的形成, 其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土地征用制度存在重大缺陷。现在的土地征用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 其主要特征是政府用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 由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的过程不是一个平等的产权交易过程, 基本上是一个行政强制性的过程。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 是当前农民土地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渠道。土地征用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裕, 而是造成了大批农民失地失业;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差距, 而且扩大了社会不公。
1. 征地过程的制度缺陷。
(1) 利用政府权力征地的范围过宽, 征地费的分配过程不够民主政府可以动用征地权, 但问题在于, 除了社会公益性用地, 现在几乎任何用地, 政府都动用了征地权。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时期, 地方政府的权力得到强化, 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权利, 逐渐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行为主体。在财政普遍吃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寻找能迅速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均不约而同地从农民手中征来土地, 然后再转给经销商。但有些开发商进行的是纯粹的土地炒作, 地征来之后并未开发, 而是大量闲置。政府向开发商征收的补偿费往往低估了土地的实际价值, 而有些政府官员也大肆从中收取“回扣”, 以便在给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和就业保障问题上偷工减料。 (2) 征地后对失地农民的补偿费用太低。现阶段中国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大多采用一次性补偿方式, 补偿额度东部地区大约为每亩地3万元~12万元, 西部地区大约为每亩1.5万元~6万元, 但土地征用补偿费在经过乡镇提留, 村社留存后, 剩余部分再按一定的方法分配到农民手中。这种补偿水平人均能维持基本消费二至三年[3]。
2. 农地非农化中的农民失地问题。
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理制度, 严格限制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但由于国家建设, 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利用的比较利益差别悬殊的刺激, 农用地的非农化倾向非常突出。农地非农化是构成农地锐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农地非农化的过程也正是农民失地的过程。
3. 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对农民利益的忽视。
长期以来, 中国实行的是城乡有别的城乡二元结构政策体系。城乡居民在生存和发展等基本权利上处于不平等地位。在农业上, 实行的是“奉献型”、“忽视型”的政策, 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 并且歧视农民, 缺乏维护农民利益的观念。这就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划上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致使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被严重扭曲。几十年来, 农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处在低于城镇居民一等的地位成了“二等公民”, 农民的呼声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于是在农地流转和农地非农化中, 农民的权益遭受侵害。
三、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建议
之所以出现失地农民问题, 是政府没有真正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 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 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 既要满足城市住房和非农用地的合理需求, 又要给农民以公平的补偿费, 妥善的安置。
1. 用科学的发展观解决失地农民问题。
国家立法机构、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认真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 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 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 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有关农民、农村和农业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办法, 进一步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用新的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法律和政策去保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把失地农民问题纳入法制轨道中来才能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必须坚持两条重要原则, 一是切实维护农民土地经营权原则, 二是坚持农民生存和发展相统一的原则。这是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核心和关键。落实保障农民利益的两条政治性措施, 第一, 政府要落实失地农民的参与权。在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上, 要完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决策程序, 保障公众了解和参与重大决策的权利。政府、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要处于同等地位, 而不能将农民排斥在自己利益之外。第二, 要转变政府行政方式。一段时间以来, 有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地方经济发展而不顾人民的利益, 这是不切实际的政绩观。要充分考虑人民的利益, 摒弃不切实际的政绩观、发展观, 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2. 严格控制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
中央政府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其宏观目标是防止耕地总量降低至最低警戒水平以下, 即满足未来人口高峰时16亿人口的粮食需求所需的耕地数量。要保证国家慎重动用征地权。为了防止滥用征地, 对政府强制性取得土地要有严格限制, 对征地目的和范围要有严格的界定。
3. 以保障农民利益为核心改革征地制度。
落实保障农民利益的三条制度性措施, 一是基层政府组织不折不扣地落实失地农民应得的政策待遇。温家宝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强调“在农村土地征用中, 要严格控制征地规模, 依法按规划和程序整地, 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 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4];二是政府制定对失地农民的倾斜政策, 千方百计地为失地农民就业提供服务和就业指导, 为其就业、创业提供条件和机会;三是立法机构尽快制定包括“以土地换社会保障”为核心内容的相关法律法规, 把失地农民问题纳入法制轨道。
4.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和就业问题。
完善现有农民征地补偿、就业、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这些项制度是失地农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存在体, 也是失地农民能真正感受到政府对他们的人文关怀之处, 更是科学发展观在解决失地农民问题中的集中体现。失地农民问题是整个人类社会变迁、进步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充分认识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要坚持以失地农民根本利益为本,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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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贤贵, 蒋志强, 等.用科学发展观解决失地农民生存与发展问题[J].中国农村研究, 2004, (26) .
[3]何格, 欧名豪, 等.合理安置失地农民的构想[J].农村经济, 2005, (1) .
失地农民生存问题初探 篇9
一、城区失地农民生活状况堪忧
1. 城区失地农民数量激增。
城区是晋城市城市建设和发展土地资源供给的主体。近年来, 随着城市扩建改造和发展的需要, 城区被征用土地量不断增加, 失地农民急剧增多。据统计, 城区建区之初的1985年, 拥有耕地81664亩, 人均耕地面积1.05亩;到2007年底, 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和项目用地需求征占等原因, 实有土地面积锐减为48111亩, 减少达41%, 人均耕地只有0.77亩。仅2003年至2007年五年间, 城市建设累计征用城区7个镇 (办) 103个村 (社区) 土地就达9476.68亩 (含绿化用地1963亩) 。截至2007年底, 全区农业人口62432人, 失地农民就达28732人, 占全区农业人口的46% (其中, 部分失地的农民11838人, 完全失地的农民16894人) 。随着城市建设和发展步伐的加快, 城区的用地需求量必将继续扩大, 更多的农民将不得不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2. 失地农民生活困难问题突出。
一是失地农民就业困难。绝大多数失地农民缺少技术特长, 就业空间狭小。截至2007年底, 城区已妥善解决了15589名失地农民就业问题, 现仍有13143名失地农民未解决就业。即使已解决就业的失地农民, 就业也不稳定, 每年的再失业率达到30%以上, 形成巨大的就业安置压力。二是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失地农民绝大多数无就业保障, 无固定的经济来源, 家庭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失地农民家庭10%完全没有经济来源、20%无固定收入、30%的家庭仅1人有固定工作或2人有临时工作, 许多失地农民家庭收入仅够维持基本生活开支, 负担沉重, 因失地返贫、因病致贫致困、子女“辍学”等现象时有发生。三是失地农民生活保障问题突出。晋城市城市土地征用主要采取货币补偿、就地或异地置换安置办法, 失地农民身份转化为市民后, 医疗、就业、养老、居住和社会保障等机制不配套、不健全, 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和发展需求, 业无所就、病无所医、老无所养等亟需解决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成为失地农民最大的后顾之忧。
3. 失地农民通过诉求渠道解决生活保障问题急剧上升。
近年来, 因城市建设占用土地问题引发的群体性越级上访不断增加, 成为市区最主要的不稳定因素之一。以2007年为例, 城区共发生群众来信来访3846人 (次) , 同比上升5%, 其中进京访7案37人 (次) , 赴省访4案32人 (次) , 到市访74批1836人 (次) , 来区159批1894人 (次) 。2008年底到2009年, 随着煤炭、化肥的滞销, 煤矿、化肥厂的限产, 就业压力增大, 这种现象还会呈上升趋势。所有信访案件中, 涉及失地农民问题的占到42%, 其中, 直接反映城市建设土地征用、补偿、拆迁等问题的占到24%, 间接反映因土地占用引发的就业、生活保障等问题的占到18%。因失地引发的贫富差距扩大化、利益冲突情绪化、社会矛盾复杂化、解决民生困难化等问题呈上升蔓延之势, 失地农民集体越级上访、围堵政府机关、阻挠城市建设等过激行为频频发生, 解决难度越来越大。
近年来, 虽然区政府就如何解决失地农民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取得了一些成效, 如:出台优惠政策、鼓励能人创办龙头企业, 多渠道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七岭店村的百马王啤酒厂、北闫庄村的绿欣农贸市场、崇安堂药厂等一批优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 不仅解决了几千人的就业问题, 而且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充分利用国家“阳光工程”培训计划, 加快劳动力的培训与转移。但是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问题。
二、失地农民安置补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补偿费用低, 政府征用农民土地, 一般采取一次性补偿农民每亩5万-10万元, 可政府转手推向市场就是每亩30万元到上百万元。
2.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政府没有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范围。有些失地农民只注重眼前利益, 考虑的是今天能分到多少钱, 很少考虑今后的出路问题, 因此也没有将土地征用费用于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的村即使搞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可群众并不满意, 交的钱多了, 现在拿不出;交的少了, 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
3. 缺乏对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培训机制。失地农民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偏低, 就业难问题比较突出。许多农民因征地从农业转产后, 主要从事一些技术要求不高的体力劳动。随着经济发展, 劳动力市场逐步由单纯体力型向专业型、技能型转变, 素质低的失地农民就业难度加大。再加上城区农民这么多年来养成的大钱挣不来, 小钱看不上的恶习, 急需通过培训提升他们的素质, 转变他们的观念。
4. 集体资产管理制度不健全。一方面由于村级集体资产管理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即使壮大集体经济, 集体资产也难以得到保值增值。由于部分村干部素质差, 经营管理不善, 导致集体资产流失, 致使群众对干部不放心不信任, 农民要求分发现金的愿望非常强烈。如南属村2005年卖地获得100多万元的征地补偿款, 村干部瞎吃瞎报, 不仅把这些钱挥霍殆尽, 而且还为村集体新增了60余万元的贷款, 这种现象导致周围的湛家、府城等村的村民要求把随后获得的征地补偿款平分到人头, 并由此引发多次群体性上访事件, 直接导致干群矛盾激化, 不稳定因素增加。
三、解决农民失地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农民失地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也是时代进步的需要。现在要做到的就是如何让农民科学、合理地离开土地, 既要解决他们目前遇到的困难, 还要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满足他们致富奔小康的愿望和要求。
一要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温家宝总理曾特别强调“要改进土地征用的补偿方式, 增加给失地农民的补偿, 妥善安排好失地农民的生计。”目前, 许多地方农民普遍反映征地补偿费太低。为此, 我们应考虑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让失地农民得到较好的补偿。
二要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鼓励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参保范围和对象应采取自愿性和强制性相结合。失地农民参保必须以行政村为单位, 统一办理社会养老保险有关手续。资金筹集采取政府、村集体和农民共同负担的形式。
三要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方法有许多好的经验可供借鉴, 可以根据外地的经验, 结合本地情况, 制订一系列有效措施加以落实。
(1) 鼓励企业招收失地农民及其子女就业。在企业征地初期, 与企业签订合同, 保证企业优先录用被征地所在村村民, 为优先录用被征地所在村村民的企业提供力所能及的优惠措施。象落户于开发区的富士康集团和森鹅集团等企业就因其能够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而享受到征地上的优惠。
(2) 要利用土地返回指标, 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通过兴建标准厂房出租收取租金或发展其他服务业, 作为工业园区的配套设施。
(3) 村集体以土地作为股份, 与企业合作兴办专业市场或其他开发项目。这样, 既可以保持村集体资产不会流失, 又可以解决部分农民就业。如东田石村就计划引进一个空心砖场, 村里以土地入股, 这样不仅能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而且还能解决村里50～100人的就业问题。
四要重视培训, 提高素质。目前制约失地农民转移有许多主客观因素, 其中最主要的是失地农民自身素质特别是文化科技素质低。因此, 要花大力气通过职业技术学校、农业广播电视大学等机构, 多形式、多渠道加强对失地农民的文化科学技术培训, 提高其自身的文化科技素质, 以使他们具备一技之长, 从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五要强化措施, 管好资产。要强化管理措施, 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制度, 增加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透明度, 确保集体资产不流失;要加强村级领导班子建设, 不断提高基层组织战斗力, 改变少数村干部说了算的状况, 推进决策民主化。
摘要：文章以山西省晋城市失地农民为个案, 探讨了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 提出了对策建议。
失地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探究 篇10
1 我国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缺失状况分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深入发展, 我国开始出现了大量农民失地现象。在我国城市化战略不断深化并且蔓延至农村之后, 失土农民到城镇谋生就成为了十分寻常的事情。我国农民的失地问题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 一直到本世纪之初发展到了高潮。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逐年提升,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往往需要使用诸多土地来开展各种设施建设。当前全国的失地农民人数达到了4000万人之多, 而且每一年还会增加约200万人。按此速度发展, 从本世纪初到2030年代, 还将有超过5000万亩之多的农村土地被征用。在此状况下, 广大失地农民的权益保护问题也变得愈来愈突出。具体来说, 当前失地农民的权益缺失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1 失地农民在经济权利上缺乏保护
一是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土地可以说是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生存最为基本的保障。农民群众在失地后选择进入到城镇去生活, 其生活的成本有所增加, 但却缺少了最为基本和稳定的生活上的来源。
二是缺乏足够的就业保障。土地是我国农民群众赖以生活的日常劳动之中最为基本的劳动对象以及劳动生活的场所。如果农民群众丧失了土地经营权, 就意味着其失去了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这一群众自然就会面临就业上的危机。如今我国的征地补偿形式还是以一次性的货币安置为主要内容, 农民群体真正需要进行的就业安置却常常难以做到。即使是已经实施了就业安置, 也往往会由于自身从事岗位的性质而不够稳定, 一旦其单位实施改革, 就很有可能会成为机构人员精简的重要对象。
三是缺乏相应的财产权利。土地是人类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 也是经营者极为重要的财产。在当前农村土地属于集体产权所有的大环境之下, 每一个体均应享受到因为征地而产生的各项利益, 主要包括了补偿费用以及土地他用之后的增值金额。当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归集体所拥有并且在集体成员中分配使用权的现状, 造成了农村土地在产权制度上具有公平性以及福利性。然而, 事实上农民尚未能够得到土地财产的所有权益。
1.2 失地农民在政治权利上缺乏保护
农民群众是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最重要主体, 拥有了农村土地最大多数的经营权以及相当一部分的收益权, 其通过在土地上劳动以得到基本的生存权, 并且积极让土地得以增产, 进而提升个人的生活水准, 这样一来才能够掌握参与各类政治活动所具备之经济基础。一般情况下, 农民群众政治需求上的对外表达, 往往是立足于村民自治投票以及监督行动来实施其公共政治权利的。但是, 一旦农民群众的经济基础不高, 那么其在政治上的权利需求自然也就难以得到完全的满足, 自然也就不可能对当地的村民自治具备更高的主动性。这样一来, 失地农民在经济权益上的缺少自然也就决定了其在政治权利上不可能得到切实维护。当然, 在此基础上所延伸出来的诸如教育权、文化权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权益自然也难以得到切实保障。
1.3 失地农民在其他社会权利上缺乏保护
土地可谓是我国农民群体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 其大多数的权益均建立于土地基础上。如果农民群众失去了自身土地的经营权, 那么附着于土地经营权前提下的诸多权益也就会随之而烟消云散。同时, 对于另外一部分拥有第二职业的农民群众而言, 土地可以说是其生活保障方面的最底线。一旦失去了土地的经营权, 就代表着其在副业的发展上没有足够的底气以及根基。
2 保护我国失地农民权益的几点对策
2.1 切实规范政府实施征地的行为
在当前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大潮之中, 农民群体的权益不断受损, 其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具有自负、逐利等工作思路, 没有正视失地农民的合理诉求, 也没有顾及到失地农民的合理利益表达, 而是依靠着自身的优势地位, 肆意侵害以至于剥夺失地农民群体的合理诉求。所以, 一定要全面深化政府改革, 加快建设有限政府进度, 强化对于公权力所进行的监督与制约, 这就显得极为必要了。在对农民群体集体土地进行征收的过程之中, 政府部门始终处在十分强势的地位上, 不仅是征收的重要主体, 而且还是实施补偿的重要上体, 对于公共利益所进行解释的权利依然在政府手中, 征地程序还是由政府加以主导, 对于征地应当怎样进行补偿的决定权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所以, 要切实规范我国各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 切实保护农民群众的权益。这就要求更加严格地限制与规范政府在征地上的权力, 切实防止政府的征地权被滥用, 要强化立法工作切实规定地方政府在征地权上的权限以及程序。
2.2 明确当前农村的土地产权管理制度
如今, 三权分置下的土地产权制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机制的完善提供了方向上的精心指导。首先是要保持农地集体所有权。要明确界定农村集体成员资格, 确定土地所有权之主体是该村集体, 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组织机构来代表农民管理土地。其次是要让农地承包权更加灵活, 我国农地征用之基础是农民切实拥有土地的经营权, 并依靠经营权转让或购置以控制失地农民权益受损之状况。最后是要保障失地农民在宅基地上的合法权益, 征用土地一般都涵盖了宅基地之上的房屋和宅基地范围之中的土地。所以, 为了确保失地农民能够拥有宅基地的权益, 一定要保障宅基地产权制能够得到法律以及相关制度之制约, 从而实现宅基地征用真正以市场交易价格加以补偿。
2.3 不断健全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
农民群众在失地之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已经十分接近于城镇居民, 其养老保障自然也需要从土地养老真正转为社会养老, 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失地农民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一是要切实增加对失地农民群体社会保险资金的投入力度, 从而能够有效满足这一群体的社会保障实际需要。二是要健全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 尽快实现失地农民群体在养老保险领域的全面覆盖, 并且积极提升其养老保险之标准。三是要健全失地农民群体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 允许其加入新农合保险或者城镇医疗保险之中, 并且致力于提升其医疗保险报销的水平以及层次。
2.4 充分尊重农民群体的民主权利
要尽可能地鼓励农民群众参与到征地过程之中, 从而让征地的过程变得更加透明化。在征地过程中不仅要给予农民群众以平等谈判权, 创设出更加积极地进入办法, 而且还应当不断畅通农民群众在利益表达上的途径, 从而让农民群众能够以独立的主体地位来参与征用谈判。对于征用土地所进行的认定以及补偿费用之确定、劳动力资源安置等, 应当实施民主协商, 并且通过相互协调加以解决。要立足于平等协商以实现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与策略确定, 这不但能够有助于对所征土地进行全面监管, 而且还能够减少村集体中少数负责人对农民群体土地财产权之侵占, 这样一来就能够对其具体行为构成更加积极有效的制约。
2.5 改进失地农民就业培养体系
要通过积极开展面向广大农民群众的技能培训, 切实改进失地农民的就业培养体系。中国农民因为一直以来以土地为基本的生活资料, 往往会缺少相应的教育以及培训的机会, 其文化素养以及劳动技能总体上比较低。所以, 在农民群众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以后, 绝大部分人会出现失业之风险。有鉴于此, 政府部门在解决广大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时一定要全面结合本地区的具体状况, 从实际着手, 切实帮助农民群众寻找各类就业的途径, 并且大力鼓励与强化农民群众参加到政府所举办的各类再就业培训和技能培训之中。要依据各个不同年龄段以及文化层次的差异, 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安排具体的培训内容, 从而切实帮助广大失地农民树立起正确的就业意识, 找准自身就业的目标。当然, 政府部门对那些要求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群体, 也要在有关的政策上进行大力支持。例如, 在征地工程项目建设之中可优先考虑聘用失地农民, 并且立足于多种途径来切实帮助失地农民走上就业之路。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 合理保护失地农民群体的权益已成为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最为重大的问题之一, 其中会牵涉到法律、政策以及意识形态等各类因素。所以, 在实践中依据形势变化持续修改完善各项法律法规, 切实降低法律中的不足之处, 从而在根本上确保失地农民的各项权益能够得到保障。当然, 在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的过程中, 不应只是单一地将征地视为经济行为, 还需要顾及其他的社会效应, 从而真正确保农民群众的收益权与受教育权、政治权利等均能得到落实, 进而提升其生活水准, 并让其能够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摘要：由于近些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加快, 提升了对于城镇周边各类土地之需求, 而农民群众的失地也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然而, 因为受各类因素的制约, 导致失地农民群体的权益遭受重大损失, 同时也导致社会危害性。有鉴于此, 一定要高度重视失地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的研究。本文分析了我国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缺失状况, 并提出了保护我国失地农民权益的几点对策。
关键词：失地农民,权益,保护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