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杠杆论文（通用10篇）
技术杠杆论文 篇1
企业财务战略是在一定时期内, 根据企业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 对财务活动的发展目标、方向和道路, 从总体上做出的一种客观而科学的概括和描述, 是企业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务战略的选择, 决定着企业财务资源配置的取向和模式, 影响着企业理财活动的行为与效率。通常财务成长的幅度难以超越技术增长的限制, 企业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而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是决定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一个决定因素。在融入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领域的过程中, 企业只有充分关注市场环境中的商业机会并及时做出反映, 力争实现技术的超前发展, 才能具有竞争优势。技术杠杆 (Technology Leverage) 是资源杠杆和能力杠杆概念的延伸, 是企业依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核心技术培养目标设定, 通过主动选择的不同产品、技术或市场驱动技术升级和能力扩张的过程。有效利用技术杠杆可以加速企业的发展壮大, 使企业的财务业绩上升到新的高度。根据企业技术发展环境的变化, 依靠财务决策者的知识、经验和判断制定的财务战略, 是对企业技术发展的支持, 更是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支持。
一、技术杠杆对企业财务的影响
技术应用谱TAS图 (见图1) , 所表达的是一项技术在应用以后, 随时间推移, 从独家研制而成为新奇产品, 在走上特色化以后至最后商品化的必由之路, 在这一过程中, 产品带来的毛利收益率不可避免地会不断下降。
一种技术的应用逐步从独创、新奇、特色等阶段迈入商品化阶段, 在此过程中, 图1中毛利变化的趋势显示出企业增值滑坡的轨迹。从图1中我们可以发现, 从产品的独家研制期发展到商品化阶段, 在技术应用不变的情况下, 生产成本相对不变, 市场独占性将逐步丧失, 市场的饱和程度越来越高, 企业毛利逐步下降。
这一指标代表着企业营运收入扣除资本成本和税金后的总收益率, 它决定了企业将有多少现金投入再生产。要从自身经营中获得进一步投资的资金, 就必须有较高的营业毛利率。对于一家处于增长阶段的技术型企业而言, 低水平的营业毛利率将严重威胁其生存。毛利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营业毛利率, 但是毛利率较高的企业未必营业毛利率就较高。由于销售人员疏于指导和管理、市场营销缺乏力量、销售成本过高、研发费用太大, 管理机构庞大等问题都会影响营业毛利率的实现。
当某种产品的毛利率越来越低时, 企业就必须在技术上开发出更加新颖、价值更高的产品。这些新技术在图1上所反映的毛利率较高, 它将有助于整个企业经营业绩的上升。对于高水平毛利率的追求有利于企业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 即着眼于高价值的新产品, 放弃低价值的旧产品。许多企业管理者认为, 只要降低费用、日常开支和行政费用, 毛利率下降的损失能得到补偿。但这种短期行为是不能为顾客创造价值的, 衡量这一价值标准的指标是企业的营业毛利率。技术杠杆战略是一种有效的促进创新的战略工具, 其实质是要形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即借助外力形成自身的能力以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在商品化阶段日益逼近的情况下, 惟有把握技术创新、利用技术杠杆实现再创新, 才能使企业实现突破, 财务业绩得到提升, 进而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增长能力。企业在把握核心技术的同时, 应尽量避免生产产量虽高, 利润却很低的商品。应尽量通过利用短期资产, 使企业的产品恢复到图1中高利润、高价值的区域。
二、发挥技术杠杆作用, 合理选择财务战略
技术体现了企业的效率, 企业财务战略围绕核心技术指导企业财务活动的行动、方向和原则, 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职能 (决策、计划和控制) , 指导投资、筹资和股利分配活动的开展, 实现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控制, 这样才能使决策者对企业经营的决策、计划得到相应的落实。
(一) 技术研发期———稳健型财务战略
利用技术杠杆的首要问题就是进行技术研发, 为此, 企业需要募集大量资金, 但企业的现金流量却是不确定的。在技术研发期, 有些企业对于债务的依赖性很强, 在举债的同时使负债率不断攀升, 企业可能因为资金链的暂时断裂而导致财务危机。这一时期, 实施稳健型的财务战略是较合理的。稳健型财务战略是以实现企业财务绩效的稳定增长和资产规模的平稳扩张为目的的一种财务战略。为了防止过重的利息负担, 这一时期的企业对利用负债实现企业资产规模和经营规模的扩张应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尽可能将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和提高现有资源使用效率及效益作为首要任务, 将利润积累作为实现企业资产规模扩张的基本资金来源。另外应重视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系数、现金比率等财务指标, 注意资金占用期与偿付期的匹配, 在保证偿付的情况下, 尽量将资金占用期延长。稳健型财务战略的目标不一定要扩大规模, 而重在提高利润率和降低风险, 其财务特征为“中负债、中收益、中分配”。通过这一财务战略的实施, 既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 同时通过合理的资金规划, 使强化集约经营与技术创新的行为取向更加合理。
(二) 技术成熟期———扩张型财务战略
在技术成熟期, 企业一般已经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技术杠杆作用能够有效发挥。为实现企业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 采取扩张型的财务战略是较合理的。因为规模扩张所需的资金量较大, 企业往往需要将绝大部分乃至全部利润留存, 同时还要进行外部债务融资。大量筹措外部资金, 是为了弥补内部积累相对于企业扩张需要的不足;更多地利用负债而不是股权融资, 是因为债务融资在为企业带来财务杠杆利益的同时, 还能防止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被稀释。但更多地利用负债, 势必增大企业的财务风险, 所以企业应根据一定资产数额, 按照需要与可能安排和制定负债财务计划, 做到长短期负债的合理搭配。同时, 根据负债的情况制定出还款计划, 尤其注意控制短期偿债风险, 重点关注流动比率、现金比率、经营活动现金流等财务指标。另外, 股利政策一般可以考虑适当增加现金股利政策, 如为配合股权的扩张也可以考虑实施非现金股利政策。扩张型财务战略一般会表现出“高负债、高收益、高分配”的特征。通过这一财务战略的实施, 在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适度降低风险的同时, 使资本结构趋于合理;在稳定投资者信心的同时, 有利于确立较好的社会信誉, 为技术进步创造条件。
(三) 技术危机期———防御型财务战略
技术研发存在一定的风险, 由于技术条件不成熟、设计方案不合理、资金状况欠佳等原因, 可能会出现研发失败的情况。在技术危机期, 企业应将工作目标调整为, 预防出现财务危机、保住现有利润增长点、开拓思路谋求生存及新的发展, 实施防御型财务战略。由于这类企业前期曾经遭遇挫折, 也很可能曾经实施过扩张的财务战略, 因而已有的负债包袱较重、当前经营上所面临的困难较大, 所以应尽可能减少现金流出和尽可能增加现金流入作为首要任务, 通过采取削减分部和精简机构等措施, 盘活存量资产, 节约成本支出, 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人力, 用于企业的主导盈利业务, 以增强企业主导业务的市场竞争力。股利政策一般采用低现金股利政策。“低负债、低收益、低分配”是实施这种财务战略的企业的基本财务特征。通过合理的战略调整, 可以使企业尽快走出失败的阴影, 积聚实力、实现新的发展。
三、结语
财务战略以促使企业资金长期均衡有效地流转和配置为衡量标准。在我国, 很有必要强调“技术”的重要性, 在迈向国际市场的今天, 树立这一经营思想更为重要。技术杠杆的应用以及财务活动方向和原则的把握, 是决定企业取得良好业绩的关键因素。企业围绕这一中心制定财务战略, 实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技术创新为基础的有计划发展, 可以帮助企业提高效率、解决内部发展问题;生产出与众不同的产品赢得客户、占领市场;创造高额的利润, 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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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资委网站:www.sasac.gov.cn.
技术杠杆论文 篇2
蓝筹行情有望启动 瑞福进取恰逢良机
今年以来A股再现过山车行情，下半年行情能够否极泰来，国投瑞银瑞福分级基金经理朱红裕就此表示，目前上证指数滚动市盈率在11倍左右，处于历史低位水平，随着“稳增长”的结构性政策陆续出台，资本市场制度红利逐步释放，市场将迎来经济周期、政治周期和货币周期叠加的投资向上周期，下半年企业盈利有望企稳回升，大类资产配置有望从债市向股市转变。转型后的国投瑞银瑞福分级基金将跟踪成长型蓝筹指数——深证100价格指数，较好地契合了下半年的蓝筹股修复行情，而且8月中旬左右有望面临短期风险释放后的较好建仓时点。
新瑞福进取：杠杆纯粹 平价申购
对比同类杠杆指基份额，国投瑞银瑞福进取显得独树一帜，无配对转换机制、独立发售、单级上市、3年封闭运作等独特机制再掀杠杆基金创新潮。对此，国投瑞银总经理助理刘凯表示，瑞福进取具有杠杆指基高透明度、高波动性、高换手的普遍优势，而其独特优势在于“单独发售、无捆绑A级”、“封闭运作、无配对转换”这两大纯粹特质。他同时指出，根据海通证券对杠杆指基的实证研究表明，B级份额的单边短期价差交易占全部交易量的98.7%，配对转换行为在分级基金交易量中比重极低、仅占1.3%，这一研究首次揭示了杠杆基金的主要交易者以及高溢价的主要原理。而这部分短期价差交易者更喜欢限制条件较少的交易环境，瑞福进取将是境内首只无配对转换机制、独立发售的杠杆指基份额，杠杆明确、份额固定、全封闭交易的交易环境，有望吸引更多的趋势交易者，从而提供更好的二级市场需求和流动性，进一步提升瑞福进取上市后出现溢价的可能性。而且过渡期内瑞福进取按其份额净值申购，在目前杠杆指基B级份额普遍高溢价下，相当于为投资人提供了平价申购杠杆份额的机会。
新瑞福进取：单边有限供给，目标受众明确
技术杠杆论文 篇3
近些年来, 我国一直专注于加快城镇化进程, 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道路。2014年3月,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明确指出,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1]。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我国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就超过50%, 大量的土地更是被迅速地改造成市区[2]。然而, 专家同时也指出, 目前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伪城镇化”、“半城镇化”问题, 人口城镇化显著落后于土地城镇化, 很多农民“被市民化”[3]。这种问题不仅不利于小康目标的实现, 不利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甚至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加剧社会阶层的分化, 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城镇化专题调研组组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吕祖善 (2013) 强调:中国城镇化落脚点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4]。所谓城乡协调发展, 并不是使农业与工业两种产业形态趋同, 也不是让农村与城市两种生态景观趋同, 而应该是让农业与工业相互支撑和补偿, 让农村与城市相互支持与促进, 从而使得农民与市民享受同等条件的小康生活, 尽量缩小传统的城乡发展差距, 让二者同步共进[5]。对于农村, 要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对于城镇, 要有利于促进“新型工业化”。
江西省在中国是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 但随着“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区域发展格局成型, 江西经济正在奋起直追。2014年, 江西省生产总值突破15000亿元, 超过广西和黑龙江, 居全国第18位, 增速排全国第7位, 创近10年来最好位次[6]。一方面, 通过工业强省,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努力打造千亿元产业, 使得工业经济效益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另一方面, 昌九一体化、苏区振兴、新型城镇化等发展战略稳步推进, 加快推进鹰潭、樟树和部分建制镇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拉动农村经济发展。
然而, 江西省在城镇化过程中也遭遇到很多“贫穷”省份同样的尴尬。一方面, 在推动工业强省的道路上,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千亿元产业需要大量的职业技术人才, 造成企业面临“招工难”问题;另一方面, 江西又是劳动力输出大省, 每年大量农村剩余人口去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打工, 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失。其他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发展不协调等矛盾也仍然存在, 例如农民失地失业和农民增收的矛盾等。要解决这些矛盾, 需要对城乡经济体系进行系统思考, 抓住矛盾问题的核心, 搭建城市与农村二元化经济的桥梁。也只有通过关键杠杆的撬动, 才能顺势而为地将城乡经济系统推上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快车道。
杠杆之一, 就是职业技术教育。原因在于:一方面, 职业技术教育能够专注于吸收农村地区面临失地、失业的大量年轻“农民”, 让他们不会“被市民化”, 而是拥有一技之长, 能够适应新型的城市生活, 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 避免农村地区的大量劳动力流失问题, 同时让经过职业技术教育的农民就地就业, 为转型期的新型工业提供人才输入, 补偿工业强省战略中的人才缺口。通过职业技术教育, 加速农村人口的实际城镇化水平, 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 对江西省城乡二元经济进行系统思考, 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视角考虑搭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杠杆, 对江西省进位赶超的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1 江西省城镇化进程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的问题
近十几年来, 江西不断深化改革, 加快经济建设步伐, 推出“城镇化新政”, 全面统筹城乡发展。经过努力, 江西城乡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 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 城镇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 但问题依旧突出。首先, 江西城镇化水平, 与华东地区其他省市相比仍旧偏低。到2014年, 按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才超过50%, 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7]。其次, “半城镇化”问题严重, “被市民化”的失地失业农民大量外流。《江西省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年末农民外出从业人员822.4万人, 而其中省外务工人员就有553.5万人, 省外劳动力流失率达67.3%[7]。第三, 农民失地又失业现象存在。据中国青年网报导, 随着近年来江西省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 失地农民逐渐显露出失业后生活难以为继、缺乏保障的担忧, 亟需为失地农民寻找转型之路[8]。最后,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千亿元产业发展的技术人才缺口较大。江西省科学教育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和产业提速的要求, 高层次人才不足, 产业一线人才资源较少, 科技创新人才比例偏低, 已成为影响产业持续创新与发展的短板。
在二元经济结构上, 工农业发展水平均相对落后, 而且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在进一步拉大差距, 城乡发展严重失衡。2014年, 根据城乡一体化住户的抽样调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117元, 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309元[7]。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 城乡教育二元结构突出, 基础教育资源向城镇单向流动, 成为江西省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尤其是高等职业院校大都位于省会城市, 区域分布不均衡。农村地区的教育条件落后无法对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 加剧了江西经济发展的人才危机。农民素质得不到提高, 增收困难, 难以实现“农民市民化”, 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提高农村居民的职业技术技能, 让他们在城镇化进程中自然过渡, 让城镇的工业能充分吸收农村释放的劳动力资源, 保持城乡人口、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是城乡协调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2 江西省城乡协调发展中的系统关系
江西省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系统问题, 需要统筹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既要抓经济发展, 又要抓社会保障;既要保证生产效率与收入, 又要兼顾社会和谐与公平;既要保证城镇的新型工业化战略有效实施, 又要保障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安全。城镇和农村是一对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命题, 需要统筹兼顾;经济、社会、科技和教育等也会相互影响, 需要相互协调, 以使得相互促进。具体而言, 在考虑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上需要重点考虑以下系统关系:
(1) 工业与建筑用地和农民失地的关系。总体而言一个区域内的土地资源是恒定的, 在江西省推进城镇化进程中, 大量征地用于工业发展、商业建筑, 新城区建起来了, 但也有很多农民因此失去农业用地, 农业生产无法可持续发展, 农业安全受到威胁。要维持平衡, 需要一方面提高被征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另一方面需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保证农产品产量的平稳。
(2) 工业经济技术人才需求与农民失业外流的关系。由于农民失地失业和新型农民转型, 很多农民要不无法适应城镇化脚步, 要不外流为他省服务, 而我省新型工业发展反而面临技术人才的缺口。平衡该关系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职业技术技能水平, 让本省工业经济能够较好地对失业农民进行吸收和安置就业。
(3) 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城镇化进程可能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发展, 但二者的速度必须保持同步和匹配。城镇化进程过快, 工业化经济发展水平赶不上脚步, 就会出现“半城镇化”、“房地产泡沫”等现象, 滋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城镇化进程过缓, 工业经济发展在土地、人力、投资与消费等方面就会受到制约。
(4) 城镇化进程与小康生活的关系。按照小康生活的标准, 不仅包括收入、住房、卫生保健、教育、娱乐生活等与民众息息相关的事情, 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而其中, 在小康生活的定义中, 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均衡发展。城镇化进程, 从长远上而言是有利于促进城乡居民经济条件和生活质量改善的, 但在短期内, 失衡的城镇化却可能给农民带来更大的负担, 给农村生态和农业发展带来更多的破坏, 反而让处于劣势的农村经济来对已经处于优势的城市经济进行输入补给。平衡关系的关键在于保持一个符合现实情况的城镇化速度, 让城镇化进程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教育素养和生活质量提升速度保持同步, 让城镇化进程和城市工业经济发展的真实需求保持同步。
(5) 城乡协调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和谐社会, 就是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城乡协调发展”与“和谐社会”, 本质上的目标是一致的, “城乡协调发展”是通向“和谐社会”的途径之一。然而, 和谐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仅仅是要求城乡在经济上有发展, 更要在生活质量、社会文化、自然生态、科学技术、法制法律等各个方面都要有显著改善。这些多元化发展目标有时会相互促进与协调, 有时又会相互制约, 如何在多元化目标上实现均衡稳定发展, 关键在于社会文化和科技进步, 保障人口受教育水平和素质的提升。
综合以上分析, 其实可以将所有关系的焦点归结为一点:以人为本。要在城镇化进程中, 在协调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 时刻关注民生指标, 提高居民 (尤其是农民) 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等, 这才是“发展”的真正内涵。
3 职业技术教育的杠杆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 21世纪已经过渡到知识经济的社会。“以人为本”, 更确切地说, 要“以人才为本”, 在教育上要多培养知识型人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知识型人才、在技术创新上要发挥知识型人才的作用, 同时在生活上要保障知识型人才的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在江西省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 几个关键问题几乎都与人才有关:农村劳动力剩余或外流、农民技术水平低下难以适应城镇化发展、新型工业经济面临技术人才缺口、农民收入水平低且无保障、高新技术经济发展底子薄弱等。因此, 解决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的关键, 就在于提高职业技术教育水平, 从而提高农民职业技术技能, 将农民培养成达到工业经济发展要求的专业技能人才, 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就是城乡经济系统中的一根杠杆, 通过它能更加省力、高效地撬动经济发展。其杠杆作用主要体现在:
(1) 通过职业教育促进劳动力转移。一方面, 职业技术教育可以培训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提高了新生代农民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 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真正实现农村人口市民化提供保障;另一方面, 通过职业技术教育, 提高农民利用专业技术获得更高收入的能力, 提高其生活质量, 同时也能提高农村人口的知识素养, 让他们更加适应于城市生活。做好农村失地农民的转移工作, 也是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需求。
(2) 通过职业教育促进工业经济发展。一方面, 职业技术教育可实施产、学联合人才培养的策略, 为工业经济提供大量技术型人才, 满足新兴产业发展对技术人才的需求, 提高工业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 “新兴市民”也能在服务工业经济的过程中获得收入回报, 进而带动农村地区的工业经济增长, 实现工业经济对农村产业经济的反哺。回乡农民工自主创业就是其中一种典型。
(3) 通过职业教育促进技术进步。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培育出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他们服务于各个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 以个人或团队的形式进行技术创新与产品开发活动, 从而有利于促进江西省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
(4) 通过职业教育促进生活质量提升。一方面, 通过职业技术教育提高技能的同时也获得工资收入回报的提升, 从而改善了物质生活;另一方面, 通过职业技术教育提高了劳动力人口的知识素养, 开拓了他们的眼界, 培养了他们的精神文化与追求, 从而改善了精神生活。在生活质量提升后, 相应的社会矛盾和贫困问题都会削弱, 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
(5) 通过职业教育有利于环境改善。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教育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 激发他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 引致的社会矛盾问题也会缓和, 人文环境得以改善;其二, 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技术人才, 能有效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促进传统工业的转型升级, 走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集约型发展道路, 更有利于自然生态的保护, 自然环境也得以改善。
综上所述, 职业技术教育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它与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人才培养、人口转移、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联系, 是系统中协同效应产生不可或缺的一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职业教育, 提高农村居民的职业技术水平。
4 江西省职业技术教育未来发展的目标和重点
结合江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核心目标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 将有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农民从农业产业中脱离出来。职业技术教育要具有吸收高等教育没有解决掉的大量剩余农村新生代人口的能力, 让他们都能够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 提高专业技术技能, 而不是选择外出打工, 造成大量劳动力流失。
(2) 职业技术教育要考虑江西省产业经济发展和技术人才需求等方面的需要, 以实用性的技术技能培训为主, 要加强产业对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的联合培养与人才支持, 一方面解决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的就地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解决产业紧缺技术人才的来源问题, 实现产与学的对接。
要实现这两方面的目标, 职业技术教育在发展规划和重点上, 需要专注于:
(1) 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地区的品牌宣传。让农村家庭子女认为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是比较好的选择。据调查, 江西很多农村地区的家长认为, 读一般的职业技术院校不如早点外出打工闯荡, 认为在校期间学不到有用的知识, 掌握不了过硬的技术, 对职业技术院校相关专业的就业前景不看好。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的品牌宣传应重点关注招生环节, 避免“被招生”现象, 提高职业技术院校的社会声誉。
(2) 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的财政资助, 让农村家庭子女都能够免费或者低成本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加大对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学生的帮扶力度, 以助学贷款等形式鼓励经济困难的农村子女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视力度和投入水平, 保证职业技术教育所需经费的财政支持, 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水平与质量。
(3) 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产业的联合培养, 保障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的就地就业和对等的工资水平。加强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 形成校企合作办学、育人、就业和共同发展的局面。联合当地企业与毕业生的对接, 加强就业指导, 促进毕业生本地就业, 增强职教人才服务江西产业经济发展的程度。
(4) 优化职业技术教育的空间布局与专业设置。职业技术学校和产业园区的空间布局要相对保持一致, 促进产与学的联动性发展。加强“双师型”队伍和实训基地的建设, 让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培养出的专业技术人才都能基本符合我省产业经济技术人才的专业需求。
(5) 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对在业人员的继续教育与二次开发。在产业经济动态发展和结构调整过程中, 有些技术人才可能会不满足当前岗位需求而被淘汰。职业技术教育应该能做到对这些技术人才的再教育和培训, 从而促进技术人才在产业间的流动。
5 结束语
近年来, 江西省一直都在探索中部崛起、进位赶超的道路, 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对外贸易、制造业发展等方面势头正足。“一带一路”的国家经济战略构想, 为江西省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然而, 在快速发展的背后, 也随之出现了很多问题, 工业经济中技术落后、人才短缺, 农业经济中农民失地失业等, 社会公平与和谐难以保障。未来的城镇化, 应该统筹城乡经济,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而抓住主要矛盾关系, 解决经济社会系统中的关键问题, 才能纲举目张、事半功倍的抓经济和促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就是其中的关键杠杆。通过职业技术教育, 能够起到育人才、促科技、兴经济、保生活、谋和谐的多重作用, 有效实现农业与工业在土地和劳动力方面的对接转移, 促进农村与城市在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协调发展。据此, 未来江西省应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扩大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 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质量, 做好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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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的力量 篇4
徐建明，加籍华人，独立学者。恒星理财顾问（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美国注册理财师协会（RFP）中国区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银行业从业资格认证专家组成员;国家理财规划师和上海金融理财师职业认证体系制定专家;亚洲注册理财师协会荣誉顾问;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保险同业公会高级理财师培训课程的设计者和主要讲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欧洲大学等名校MBA/EMBA特聘教授。
1993年留学北美，获得加拿大投资顾问资格，先后就职于加拿大大元证券、加拿大帝国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与上海传媒合作先后创办上海点金理财培训公司、上海理财专修学院和第一财经学院，还成立了上海理财师俱乐部、上海滩金融人俱乐部。
在国内开展理财培训10余年;完成培训和讲座超过1000场;为超过1000名客户提供过理财咨询和理财规划服务;培训专业理财师人数超过3000人;公开演讲听众人数超过300000人
“难道真的谁都可以成为富人吗？我看到许多人努力一辈子都还是穷人，尽管他们都想成为富人。”兰兰还是不太相信赵丹栗说的话。
赵丹栗抛出了一个让众人有些吃惊的观点：“大部分人不能成为富人是因为他们不想成为富人，不想过富人的生活。如果他们真的想成为富人，他们就可以成为富人。事实上，成为富人是一种选择。”
他进一步解释道：“关于财富与人的话题，有人提出过这样的一个假说：在一个系统内，初始状态有富人也有穷人，然后，我们让系统内的所有财富重新平均分配给系统内的每一个人，结果会怎样？只需要一个小时，这样的平均就会被打破。比如，有人拿着分到的钱去下馆子，而有的人用分到的钱去开馆子，一个小时之后，财富就又不平均了。一年以后，也许会长一点，三年以后，原来的富人还会是富人，原来的穷人还会是穷人，又回到了初始的状态。
“这个假说告诉我们一个人最终是穷人还是富人不是运气，也不是所谓的机遇，更不是这个社会对他是否公正，而是选择。如果你选择了富人的生活方式，选择了富人的价值体系，选择了富人对待财富的态度，你就会成为富人。那么富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是怎样的呢？
“富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是多元化的，不能一概而论，但他们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和本质的特点。我们认为选择成为富人意味着你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第一，他们的生活更加自律。基本的财富观告诉我们，富人意味着付出更多而索取更少。一个人拥有的财富等于他获得的减去他支出的。一个不懂得控制自己欲望的人，一个在生活上缺少自律的人，他对社会的索取就会失去控制，他的支出也将会失去控制，那么再多的财富也会被挥霍一空。
“第二，他们要承受更大的风险。投资学告诉我们，收益与风险成正比。承担风险是创造财富的基本要素。要成为富人必须创造更多的财富，而要创造出超过常人的财富必须承担超过常人的风险。承担风险同时也意味着要承受更大的生命磨难。
“第三，他们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蜘蛛侠的伯父告诉蜘蛛侠，能力越大意味着责任越大，占有意味着责任。对于富人来说占有的资源越多也意味着其责任越大。
“对于那些想成为富人的人，他首先应该明白，选择成为富人并不意味会更加开心，也不意味会更幸福，或者更荣耀;而是意味着你将要付出更多，承受更多，承担更多。如果你享受这样的生活，那么你就选择成为富人吧。
“第一步是决心。真正地确定自己想成为一个富人。这一步你已经完成了。这一步看起来简单，其实是最重要的。绝大多数不能成为富人的人都是因为这一关过不了。
“第二步是积累。要成为富人对社会永远要付出大于索取。在收获之前先要付出，收获的一定是自己创造的。在消费之前先看看自己收获了多少，索取的一定要少于收获的，也就是支出要少于收入，这样才能够实现财富的不断积累。你以前那样做月光一族可永远也成不了富人。
“第三步是提升能力。要实现积累，很多人都能做到。每个月赚5000元，只花3000元，就有了2000元积累。但这样永远也不能成为富人。你还必须学会提升自己的能力，把自己的能力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地提升。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其实光有支点还不行，他还需要有一个杠杆，当然，还需要有一点力气。
“我们说找一份工作是无法成为富人的。想成为富人，你就要想办法放大你的能力。我们坚决反对不劳而获，同时也特别鼓励放大你的能力，使你能够创造出比别人高十倍、百倍、千倍的价值来，当然你也就可以得到比别人多十倍、百倍、千倍的收获。
“至于如何放大你的能力，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杠杆系统。阿基米德要举起地球，他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有点力气;第二个条件是有一个支点;第三个条件是找到一个杠杆。要想举起财富的地球，也同样需要这三个要素。
“所谓力气就是你有为社会做贡献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你能够生产出某种产品或能够提供某种服务。而支点就是能够把这个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满足一部分人群的某种需要，使他们愿意购买你的产品或服务。最后需要的就是一个杠杆，这个杠杆就是要有一套系统能够放大你的产品生产或提供服务的能力。”
“有了这样的一个杠杆系统，你就可以轻轻地将财富的地球高高地举起了。似乎有点抽象，是吧？”赵丹栗看了看在认真听着的老钱和兰兰，继续说到，“我举个你们身边的例子吧。你们还记得李青道吗？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来我这儿了。因为，他现在就在找支点和杠杆。
“李青道是物理系的高才生。现在社会对物理学研究的需求在大幅减少，但学习物理学对于培养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思维方式非常有帮助。而这些正是李青道所擅长的。所以李青道找到了他的力气所在。他也已经找到了放大他能力的杠杆——网络。通过网络可以将他的能力几乎无限地放大。现在他的问题是需要发现一个支点——找到一种能够被市场接受的盈利模式。一旦李青道找到了这个支点，他的财富地球就会高高地升起来。”
本文节选自机械工业出版社近期推出的《选择做富人》，文字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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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杠杆论文 篇5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尽管研究结论存在不一致性,但有证据表明,诸如企业规模、盈利性、成长机会、经营风险、财务困境、资本支出、股利发放、治理结构、税收、产业特征、市场时机、外部的宏观与制度环境等均会显著地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决定(Titman和Wessels,1988;Harris和Raviv,1991;Rajan和Zingales,1995;Baker和Wurgle,2002;Welch,2004)。但国外许多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表明,纳入这些因素的回归统计经调整的R2却仅在16%-30%之间,一旦再纳入企业固定效应,则经调整的R2达到60%左右。不仅如此,在纳入企业的固定效应后,上述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还会发生较大的变动(Lemon等,2008)。在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顾乃康、张超和孙进军(2007)通过对37个资本结构影响变量的检验发现,纳入这些因素的回归统计经调整的R2为41%(账面杠杆)或21%(市价杠杆)。在纳入企业固定效应后,经调整的R2分别上升至74%和71%,且回归系数也有较大幅度的变化。这表明:上述传统的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仅能解释可观察到的资本结构变动的一小部分;一些被遗漏的不随时间而改变的企业特征变量在决定资本结构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被遗漏的企业特征变量可能与上述决定资本结构的传统因素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这些现象引起了学者们进一步探索资本结构决定的兴趣。在这些新的探索中,有的强调了公司对影响资本结构的各种冲击的反应(Flannery和Rangan,2006;Leary和Roberts,2005),也有的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探讨了历史因素对当前资本结构的影响(Baker和Wurgler,2002;Welch,2004;Kayhan和Titman,2006)。Lemon,Zender和Roberts(2008)(以下简称LZR)沿着后一个研究方向探索了公司的初始杠杆对当前资本结构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间杠杆的差异具有很高的持久性,即公司在初始时杠杆较高(低),则20年后仍会保持较高(低)的杠杆;但杠杆的演进也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高杠杆的公司会逐渐调低其杠杆,原先低杠杆的企业会逐渐调高其杠杆;在纳入初始杠杆这个不随时间而变化的公司特有变量后,回归统计所得到的经调整R2具有相当程度的提升。
本文的目的是运用LZR的基本方法,结合我国证券市场以及上市公司的特性,探索我国上市公司的杠杆演进趋势以及初始杠杆对当前资本结构决定的影响。研究体现出以下特色:一是为了避免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较短的不足并充分体现杠杆演进的趋势特征,本文在更大的样本期间(1992-2005年)以及在总体样本、存续十年以上的子样本以及IPO子样本下进行研究;二是研究不但考察账面杠杆的演进趋势,而且还在样本期间我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的制度背景下,运用不同定义的市值杠杆考察市值杠杆的演进趋势;三是在采用回归统计方法考察初始杠杆对当前杠杆的影响时,进一步研究了初始杠杆对五年以后以及十年以后当前杠杆的影响,以验证杠杆演进趋势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本文所研究的样本为深沪两市2004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公司,样本期间为1992-2005年。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在选择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剔除资产负债率为负或缺失或大于等于1的样本;剔除年度报表审计意见为“否定意见”和“无法出示意见”的样本,以保证所使用数据的可靠性;剔除有关数据缺失的样本;剔除数据异常的样本(包括销售成长率绝对值大于200%的样本)。据此,在1992年至2005年样本期间内,共获得9797个观察值。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样本期间1992年至2005年间依照三个样本,即总体样本,存续十年样本和IPO子样本分别进行研究。三个样本的选择方法如下:(1)总体样本。总体样本即为按上述样本选取原则获得的总共9797个观察值的样本。(2)存续十年以上子样本。存续十年样本是指在样本期间(1992年至2005年)存在十年以上的公司。具体该样本是指总体样本中在1996年12月31日以前上市且上市后连续存续10年以上的公司。在此范围内,依据总体样本的选取原则,存续十年以上子样本共获得4832个观测值。(3)IPO子样本。IPO子样本是指在1992年1月1日到2004年12月31日期间上市的公司,即从总体样本中去除1992年以前上市的公司。据此,共获得9677个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本文使用账面价值计算的杠杆(TDB)以及按市场价值计算的杠杆(TDM)来衡量资本结构。TDB:账面负债总额与账面总资产之比。TDM:账面负债总额/(账面负债总额+每股净资产×非流通股股数+股价×流通股股数)。由于在本文设定的样本期间,我国股市面临着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分割的局面,所以对权益市场价值的测定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为此,本文采用了另一个市值杠杆指标(TDMˊ)进行稳健性检验。TDMˊ:账面负债总额/(账面负债总额+股价×总股数)。可以看出,TDM的定义低估了权益的价值,TDMˊ的定义高估了权益的价值,而实际的市值杠杆可能介于两者之间。本文引入的一个重要变量是初始杠杆。具体的,对总体样本和存续十年以上的子样本来说,初始杠杆即某公司进入样本时最初的杠杆水平;对IPO子样本来说,初始杠杆即某公司IPO当年的杠杆水平。账面的初始杠杆和市值初始杠杆分别使用TDB0和TDM0(TDM′0)表示。在资本结构决定的回归统计中,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为:(1)企业规模(LOGA)。企业规模以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并预期与杠杆呈正相关。(2)盈利性(PROF)。盈利性以折旧息税前利润与总资产之比所体现的资产利润率来反映,并预期与杠杆呈负相关。(3)成长性(GROW)。成长性以销售额增长率表示,并预期与杠杆呈正相关。(4)税收因素(TAXR)。以企业名义所得税率来反映税收状态,并预期与杠杆呈正相关。(5)行业因素(INLEV)。本文使用同行业的杠杆中位值来体现行业的资本结构特征,并预期与杠杆呈正相关。
三、杠杆演变的趋势性统计分析
(一)统计方法本文使用深沪两市在1992~2005年期间的总体样本数据进行杠杆演变的趋势性统计分析。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所以研究中所设定的事件年份数最多为10年。杠杆演变趋势分析的统计方法如下:首先,从样本期间的起始年份1992年起,将该年所有的样本公司根据当年期末的财务杠杆由高至低排列的四分位值分成高、较高、中等、低杠杆四个组合,并将该年定义为事件0年,然后计算每个组合在包括事件0年及其后9年每年的平均杠杆(组内均值)。其次,对样本期间的其他每一年份(1993~2005年)都重复前一步骤,但应注意到,从1997年及以后各年的事件年份将不足10年,且依次递减。第三,经过上述步骤后,可获得高、较高、中等、低杠杆四个组合每个组合在事件0年共13个组内均值,在事件1年共12个组内均值,依此类推,至事件9年有5个组内均值。最后,针对每个事件年,再计算出组内均值的算术平均值;由此,高、较高、中等以及低杠杆四个组合在事件0-9年分别获得10个杠杆的算术平均值。
(二)统计分析将上述四个组合的结果表述于(图1)。(图1)反映了杠杆的演变趋势,其中图1(a)反映的是总体样本账面杠杆(TDB)的演变趋势,而图1(b)反映的是总体样本市值杠杆(TDM)的演变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在四个组合形成的事件0年,各组合的平均杠杆在横截面上体现出较高的分散性,平均的账面杠杆和市值杠杆的极差分别达到65%和63%;四个组合随时间推移都体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10年以后,高杠杆组合的平均账面杠杆由原来的78%下降到60%,而低杠杆组合的平均账面杠杆则由原来的13%上升到42%,市值杠杆也体现出相似的趋势;高杠杆组合和低杠杆组合的收敛趋势较大,而中间两个组合的收敛趋势较平缓;即使杠杆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但四个组合的平均杠杆在多年以后仍然保持明显的差异,初始杠杆均值高的仍高,低的仍低,尤其是账面杠杆的差异更为明显;尽管高杠杆和较高杠杆组合的市值杠杆均值趋势在最后两个事件年出现交叉,但不影响基本趋势。
(三)稳健性检验为进一步考察这种杠杆演变趋势是否具有可靠性,针对不同的样本以及定义不同的市值杠杆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一是针对存续十年以上的子样本进行杠杆演变的趋势检验。考虑到在总体样本中某些样本个体会因中途上市或破产、停牌等原因进入或退出总体样本从而影响统计结果,所以本文针对存活十年以上的子样本进行了同样的演变趋势分析,结果见(图2)。二是针对IPO子样本进行杠杆演变的趋势检验。本文的统计分析从1992年开始,但在此之前某些公司已经上市并进入总体样本。在进一步剔除了1992年前上市的样本基础上,采用前述同样的处理方法进行趋势分析,结果见(图3)。三是针对不同定义的市值杠杆进行杠杆演变的趋势检验。上述统计处理中所涉及的市值杠杆均按TDM的定义进行,但在本文的样本期间内,因我国股权分置现象而导致对市值杠杆的定义有不同理解。为此,依据另一种定义的市值杠杆TDMˊ在三个不同的样本下进行了同样的趋势分析,结果见(图4)。
从(图2)、(图3)以及(图4)可以看出,由(图1)所反映出来的总体样本下四个组合杠杆演变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基本特性———在初始时的分散性,随着时间推移的收敛性以及10年之后仍保持的差异性,并不随样本的改变或者市场杠杆定义的改变而改变,表现出相当高的稳健性。统计结果基本与LZR(2008)针对美国上市公司样本进行检验所得出的结论相一致,只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历史较短,样本区间选择不同。LZR表明,在平均意义上,四个组合的杠杆在初始时分散随之收敛,即使在20年后仍然保持足够的差异性。
四、初始杠杆持续影响的回归统计检验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1)为自变量和应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1)可以看出,总体样本和IPO子样本的账面杠杆(TDB)均值相同均为0.45,存续十年以上子样本的均值稍微高些,为0.48。总体样本和IPO子样本的市值杠杆(TDM)均值都是0.34,而存续十年以上子样本的均值为0.36。此外,总体样本和IPO子样本的初始账面杠杆(TDB0)均值均为0.37,存续十年以上子样本的均值为0.4;总体样本和IPO样本的初始市值杠杆(TDM0)均值均为0.26,存续十年以上子样本的均值为0.28。本文针对各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从结果看,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3;而初始杠杆与应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大,最高达0.9以上。
(二)初始杠杆持续影响的统计结果杠杆演进的趋势统计结果表明,公司的当前杠杆与该公司的初始杠杆存在密切的关系。然而,趋势图只能对这个结论给出直观的诠释,还不能就初始杠杆对当前杠杆的影响程度给予量化的说明。为此,本文建立如下基本模型,以检验初始杠杆对当前杠杆的影响:Leverageit=α+βXit-1+γLeveragei0+ηt+εit其中,i表示某公司变量;t表示某年份;X表示滞后一期的控制变量向量集合(本文所控制的变量包括LOGA、PROF、GROW、TAXR和INVLEV);ηt是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与单个公司观测值相关但在各观测值之间独立的随机误差项;Levergeit表示公司i在第t年的财务杠杆(即TDB、TDM或者TDMˊ);Leveragei0表示公司i的初始杠杆(即TDB0、TDM0或者TDM′0);α、β和γ为回归系数。本文要考察的关键系数是γ,即初始杠杆的回归系数,其反映了初始杠杆对当前杠杆的影响程度。
针对总体样本的回归统计结果见(表2)。回归统计以TDB和TDM为应变量分别进行。(表2)中的模型(1)和(5)是对单一自变量初始杠杆进行的混合回归;模型(2)和(6)是针对控制变量进行的混合回归;模型(3)和(7)是在控制了各控制变量后对初始杠杆进行的混合回归;模型(4)和(8)是在纳入时间固定效应后进行的回归。报告的回归结果都是异方差稳健性的回归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模型(1)和(5)的结果表明,初始杠杆对当前杠杆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可解释当前账面(市值)杠杆变动的32%(27%);模型(2)和(6)的结果表明,在仅纳入传统的5个影响杠杆的控制变量下,其回归统计经调整的R2仅为0.14(账面杠杆)或者0.28(市值杠杆);模型(3)和(7)的结果表明,当模型中加入公司初始账面(市值)杠杆以后,调整的R2增加到了0.35(0.40)。这意味着,与传统的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相比,初始杠杆似乎是一个解释当前杠杆变动的更为重要的变量;模型(4)和(8)的结果表明,纳入时间固定效应后,账面杠杆为应变量的回归统计得到的调整R2略有增加,而市值杠杆为应变量的调整R2的增加程度稍大些。即与账面杠杆相比,时间固定效应对当前市值杠杆变动的影响程度更大些;在纳入控制变量以及时间固定效应后,初始账面(市值)杠杆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稳定在0.55(0.45)左右。从平均意义看,初始账面(市值)杠杆变化1个单位,将引起当前账面(市值)杠杆发生0.55个单位(0.45)的同向变化;还可注意到,在纳入初始杠杆后,有两个控制变量——盈利性(PROF)和行业中位值(INLEV),无论在账面杠杆还是市值杠杆的回归中,其回归系数的下降幅度较大,即初始杠杆的纳入可能减弱了盈利性和行业特征对当前杠杆的解释能力。总之,实证结果表明,初始杠杆——这个在公司间不同但不随时间而改变的变量,是一个对当前的资本结构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即使在控制了影响杠杆决定的传统变量以后,初始杠杆仍然对资本结构具有显著且持续的作用;各控制变量与杠杆之间的统计关系与理论预期相一致。
(三)统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为了对在总体样本下所获得的统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分别针对存续十年以上的子样本和IPO子样本进行了同样的检验。存续十年以上子样本的检验结果见(表3)。依据不同的市值杠杆的定义,以TDMˊ为应变量进行了同样的回归统计,其结果见(表4)。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这些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在总体样本下的检验结果(表2)是一致的,即初始杠杆与当前杠杆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纳入初始杠杆变量后模型所得到的经调整R2有较大程度的增加,初始杠杆的进入回归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PROF和INLEV的回归系数。
上述检验相当于是针对样本公司进入样本1年以后(t>1)的情形进行的回归检验。与LZR不同,本文进一步对样本公司进入样本5年以后(t>5)以及10年以后(t>10)其初始杠杆对当前杠杆的影响程度进行回归统计分析。(表5)列示了在总体样本以及存续十年以上子样本下应变量分别为TDB和TDM下的统计结果。以总体样本的统计结果为例可以发现,在t>1、t>5以及t>10下,在应变量为TDB(TDM)时,初始杠杆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55(0.46)(表2)、0.37(0.29)以及0.20(19)(表5),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初始杠杆对当前杠杆的影响程度减弱了,从而导致杠杆演进呈现出收敛的趋势。然而即使在10年以后,初始杠杆仍对当前杠杆产生显著影响,即初始杠杆变动1个单位在十年以后仍对当前账面(市值)杠杆平均产生0.2个单位(0.19)的影响。从(表2)和(表5)还可以看出,存续十年以上的子样本也具有相同的统计结果。对于IPO子样本以及应变量为TDMˊ的统计结果,不难发现,其结果与前述杠杆演进的趋势分析所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初始杠杆对公司当前杠杆的影响程度会减弱,但初始杠杆却持久地影响着杠杆的决定。应注意到,初始杠杆是一个公司固定且不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但正是这个变量对公司资本结构决定产生着持续的重要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三个不同的样本以及不同的杠杆定义下通过趋势分析以及回归统计发现,在初始时较高和较低杠杆的组合体现出较大的分散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显著的收敛性,且即使在10年以后仍保持着明显的差异性。即初始杠杆即使在10年之后仍会显著地影响当前杠杆的决定;尽管存在收敛的趋势,但10年前相对较高(低)杠杆的公司10年后在平均意义上仍保持较高(低)的杠杆。由此可见,公司杠杆的决定可能受到某些尚未发现或重视的长期因素的影响,而初始杠杆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素。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与LZR针对美国上市公司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本文认为,这些事实的经济意义在于:(1)公司的资本结构决定可能符合存在调整成本下的动态权衡理论的预期。这是因为,一方面杠杆演进的收敛性体现了均值复归的特征,另一方面公司间杠杆的持久差异性反映了因调整成本的存在公司倾向于持续地而不是一次性地向目标值做出调整。(2)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可能呈现出路径依存的特征。持积极融资政策(保守融资政策)的公司会持续地保持相对较高的杠杆(较低的杠杆),或者因某些制度原因引起的较高(较低)的初始杠杆状态将在未来相对长的时期内得以延续。(3)初始杠杆是决定资本结构的重要变量之一,这个变量的特点是不随时间而改变且体现了公司初始时的企业特征;可能是因为调整成本的存在以及某些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企业特征的存在,所以当前的杠杆受到多年前的初始杠杆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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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杠杆论文 篇6
影响企业成长性的因素有很多, 包括企业的盈利能力等财务因素, 也包括企业性质等非财务因素。考虑到我国中小板企业的融资难、抗风险能力差等问题, 本文试图从债务融资角度探讨影响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因素。
一、文献回顾
Myers等提出负债比率与成长性之间呈反向关系;谢军 (2005) 运用计量研究方法, 论证了财务杠杆会提高企业成长性。刘曜、史爽 (2011) 将财务杠杆作为反映公司经营风险的指标, 得出其与公司成长性存在间接负相关性的结论。以上国内外学者均论证了财务杠杆和企业成长性存在某种关系。
和上述学者研究不同, Nissim和Penman (2003) 在进行盈利分析和企业价值评估时, 认为企业负债可以分为两种:诸如银行贷款和长期债券等负债, 源于企业为保障经营活动顺利开展而进行的融资活动, 称其为金融负债;另一些负债则来自于企业日常的经营活动, 包括与供应商来往的应付账款、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应缴税费及与职工之间的应付职工薪酬等, 称其为经营负债。相应地, 传统的财务杠杆也就分为金融杠杆和经营负债杠杆。他们指出, 在标准的财务报表分析中, 区分来自经营活动和来自借贷活动的股东盈利, 而经营负债杠杆却并未和金融杠杆加以区分, 为此便提出将两者区分开来的财务报表分析方法。两人按此分类进行了相关实证检验, 结果显示:经营负债杠杆相比金融杠杆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积极影响;在总杠杆一定的情况下, 拥有较高经营负债杠杆的企业平均市盈率也较高。可见, 由于两种财务杠杆的来源不用, 对企业的效应也存在差异。
国内方面, 黄莲琴、屈耀辉 (2010) 在Nissim等研究的基础上, 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 实证检验了经营负债杠杆和金融杠杆对上市公司成长性和营利能力的效应差异, 弥补了Nissim等人未研究两种负债杠杆对企业创值能力影响差异的不足, 研究结果表明:经营负债杠杆和金融杠杆均对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和创值能力具有提升作用, 并且前者的作用更为显著, 但两种财务杠杆并不存在替代效应。
鉴于中小板企业有别于主板上市公司的特点, 上述研究结论是否同样适合中小板企业呢?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现有研究, 以中小板上司公司为研究对象, 检验经营负债杠杆和金融杠杆对其成长性的效应差异, 以期能拓展上述两种财务杠杆在中小企业中的应用, 并对中小企业合理安排经营负债和金融负债有所启发。
二、研究假设
根据黄莲琴等 (2010) 的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经营负债杠杆能对中小企业的成长性产生正的积极影响。
H2:金融杠杆能对中小企业的成长性产生正的积极影响。
经营负债是在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 相比金融负债, 其周期短、风险小;另外, 相比金融机构等金融负债的筹集渠道, 中小企业和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的来往更为频繁, 筹集经营负债更为便利和容易, 因此, 中小企业的日常经营将更为倚重经营负债。据此, 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H3:相比金融杠杆, 经营负债杠杆更能促进中小企业的成长。
三、样本选取及变量设计
1. 样本选取。
成长性关注的是企业在连续较长的时间内整体的发展趋势, 而非某一时段或年份的发展情况。本文从中小板2007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的222家公司中选出100家作为研究对象, 选取其2008~2010三年的财务报表数据, 研究经营负债杠杆和金融杠杆对其成长性的影响。其中剔除了金融企业、亏损企业、ST的企业、数据缺失的企业和三年内未实现持续经营的企业, 以排除异常数据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全部数据均来自深交所中小板披露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
2. 变量设计。
关于如何衡量企业的成长性, 中外学者站在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衡量指标或方法。考虑到影响企业成长性的因素众多, 很难用单一指标作出准确判断, 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 选取七个反映成长性的指标, 对其进行因子分析, 得出反映成长性的综合指标, 然后将其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检验以上假设。
宋剑峰 (2008) 借助于Edwards-Bell-Ohlsons模型证实了市净率是很好的预示公司未来成长性的指标;吴世农等 (1999) 认为, 销售毛利率反映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越强, 公司越具有成长性;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反映公司主营业务是否突出, 该比率越高, 说明市场拓展能力越强, 成长性也越好;净资产周转率可以反映公司净资产的管理效率, 净资产周转越快, 表明股东资本增值的空间越大, 资本市场对其就有信心, 未来成长性会越好。据此, 本文选取以下7个指标:市净率、销售毛利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净资产周转率、净资产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收入利润率。
在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时, 经营负债杠杆O和金融杠杆F为自变量, 其中:
O=经营负债/净经营资产=经营负债/ (经营资产-经营负债) =经营负债/ (总资产-金融资产-经营负债)
F=净金融负债/净资产= (金融负债-金融资产) /净资产
对于经营负债O, 它包括企业资产负债表流动负债中扣除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后的所有科目, 反映净经营资产在多大程度上由经营负债构成。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账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四项。企业总的资产扣除金融资产后的部分即是经营资产。由于净经营资产等于净金融负债加上净资产, 因此金融杠杆F反映了净经营资产在多大程度上由净金融负债或普通股权益形成。由此可知, 计算两种财务杠杆所需要的数据均可以从企业财务报表中直接找到。
控制变量方面, 企业规模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成长性表现出较显著的积极影响;中小板上市的企业大多为高新技术企业, 是否重视研发对其成长性很至关重要;对于存在融资难问题的中小上市公司而言, 成本控制无疑对其成长性具有重要意义, 成本控制的越好, 同时也能凸显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效果;所以, 本文选取企业规模Scale、固定资产比重Fixed、研发比重R&D和期间费用率Expense作为控制变量。其中, 企业规模为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固定资产比重为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研发比重为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期间费用率为期间费用和净利润之比, 以反映创造单位利润所花费的期间费用。
四、实证分析
1. 运用因子分析得出成长性综合得分。
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因子分析, 首先应用因子分析法中的KMO和球度Bartlett来检验适用性, 见表1。其中, KMO值为0.648, 大于0.6;球度Bartlett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00, 小于0.01, 因此拒绝Bartlett检验的假设, 表明所选取的七个反映成长性的指标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本文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接下来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因子, 软件输出的总方差解释如表2所示。为保证因子分析的准确性, 一般以特征根大于1或累计贡献率大于85%作为提取主因子的标准。
由表2可知, 前三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 但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8.087%, 由其所解释的原始七个指标的信息不够多。考虑到第四个因子的特征根为0.863, 较接近于1, 而前四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可以达到82%之多, 能够较充分的反映样本公司的成长性, 所以选取前四个因子作为主因子。
因子分析的目的是以最少的信息丢失将原始的多个变量和指标变成较少的几个综合变量, 以利于分析判定。找出主因子后, 要能根据各个主因子所反映的原始指标的信息量判断其意义, 以便进一步说明影响原始指标系统的因素。因此, 需要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方差最大旋转, 使得因子载荷的平方按列向0和1两极转化, 以排除噪音干扰。旋转后得到最终因子载荷矩阵见后页表3。
因子载荷矩阵中的每一个值代表原有变量与每个公共因子的相关系数, 绝对值越大, 则公共因子与原有变量的相关性越强。从表3中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对销售毛利率、收入利润率指标有较大的负荷, 主要是反映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 因此命名为盈利能力因子;以此类推, 后三个主因子分别对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和市净率有较大载荷, 可将其分别命名为主营业务因子、企业规模因子和成长潜力因子。
在因子得分系数矩阵的基础上, 计算出每个主因子的得分, 进而以各主因子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出企业成长性的综合得分, 据此构造中小上市公司成长性的综合评价模型:
其中:G为反映中小企业成长性的综合指标得分值;Fi为各主因子的得分;ωi为旋转后公因子i的解释方差贡献率, 它是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与4个公因子的累计贡献率的比值 (i=1, 2, 3, 4) 。结合表2, 可以算出ωi的值, 如表4所示:
2. 两种财务杠杆对中小企业成长性影响的检验。
(1) 模型构建。根据以上假设和推论, 构架以下回归模型:
其中:G是反映中小企业成长性的综合指标, α、β、γ、η、λ为待估回归系数, ε为随机扰动项, 反映影响成长性的其他因素, 其他变量定义如上所述。
(2) 描述性统计。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知, 成长性综合指标G的最大值为2.49, 最小值为-1.01, 标准差为0.535 03, 差异较大, 反映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较不均衡。相比经营负债杠杆O, 金融杠杆F在中小板各上市公司间的差距大了很多, 说明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经营而举借债务的水平很不均衡, 这可能与很多中小企业难以取得银行贷款等金融负债有关系。
(3) 回归分析。经营负债杠杆和金融杠杆对中小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多元回归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由表6可知, 决定系数R2调整后为0.237, 回归结果较为显著, 说明所构建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D-W值在2的附近, 说明残差序列具有较好的独立性。表7的数据显示, 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 所选变量能够对企业成长性产生较大影响。
表7中F和O的系数分别为-0.146和-0.268, 系数都为负值, 说明金融杠杆和经营负债杠杆对中小企业的成长性均具有负面影响, 这和本文的前两个假设刚好相反。就其绝对值而言, 两个系数也都很小, 说明F和O对中小企业的负面影响也不是很大。而相比F, 经营负债杠杆0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大于金融杠杆F的系数, 说明O能对中小企业的成长性产生相对较大的影响, 这一点和假设H3较为一致。另外, 企业规模Scale的回归系数为0.094, 虽然为正, 但数值很小, 不能够说明企业规模对中小企业的成长性具有较为显著的积极影响;R&D对中小企业的成长性能够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这为中小上市公司注重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数据支撑, 也为研发投入不足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启示;固定资产投资的回归系数为负, 这与上述谢军的研究结果不相符;与预想差别较大的是Expense的回归结果, 期间费用率并没有显著地影响中小的成长性, 这一点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结论
本文在前人将传统的财务杠杆分为经营负债杠杆和金融杠杆的基础上, 基于中小企业的成长性越来越受到关注情况, 结合其他影响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因素, 从2007年12月31日之前在中小板上市的公司中选出100家, 选取2008~2010三年的财务数据, 运用多元回归检验以上两种财务杠杆对中小企业成长性影响的差异。研究结论认为, 经营负债杠杆和金融杠杆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回归系数均为负, 两种财务杠杆对中小企业成长性具有负面影响, 并且效果很不显著, 这与黄莲琴和屈耀辉 (2010) 以沪深两市A股为研究对象的结论不同。同时, 说明由于中小企业有别于主板上市公司的经营、融资等方面的特点, 影响其成长性的因素是存在差异的。但相比较而言, 经营负债杠杆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影响较大些, 这与本文的第三个假设较为一致。
以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的结论并不完全适合我国中小企业, 本文认为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我国中小企业大多为小型民营企业, 本身规模小, 管理制度不健全, 抗风险能力较差, 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发放程序更为严格, 再加上金融制度存在缺陷等客观原因, 中小企业往往较难及时筹集到经营所需的债务, 因而诸如银行贷款等金融负债在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而小型民营企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其周围“关系”较为依赖, 其与供应商、客户、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和来往的密切程度, 决定了其再日常经营中很容易形成大量的经营负债, 所以相对于金融负债, 经营负债对其成长性能产生较大影响。因此, 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与供应商、税务部门等方面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提高行业信誉等途径, 以此来拓宽经营负债的范围, 取得高质量的经营负债, 并加强对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等经营负债的管理, 尽可能延长应付账款的信用期、争取较高现金折扣等, 在出现临时资金短缺时, 在不影响与合作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多利用经营负债。
参考文献
[1].黄莲琴, 屈耀辉.经营负债杠杆与金融负债杠杆效应的差异性检验.会计研究, 2010
[2].吴世农, 李常青, 余玮.我国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判定分析和实证研究.南开经济评论, 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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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军.企业成长性的因素分析: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经济管理.新管理, 2005;20
主动有序去杠杆 篇7
对钢铁行业来讲, 这项工作尤为重要。 自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 钢铁工业连续7年产值、产量及经济效益增幅下滑, 负债率不断上升, 由上年的68.51%上升到70.06%, 已超过了合理区间, 去杠杆刻不容缓, 所以我们一定要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 积极主动地做好去杠杆工作, 狠抓落实、抓出成效。
一是要抓住有利时机, 顺周期而动。 从李克强总理在经济形势座谈会上与有关专家探讨“去杠杆”的方法, 到财政部长楼继伟判断中国当前已进入“去杠杆”阶段, 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去杠杆”与去产能、去库存一起列入到今年工作重点任务, 都表明中国经济正在加快“去杠杆”的进程,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最佳时机, 适时而动。
二是有序推进, 不可一蹴而就。 因为无论是经济下滑还是负债率过高, 都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出现的, 都是多年积累的结果, 要一下子削减是不可能的。 钢铁行业是产能过剩和高负债率集中的行业, 在前几年已经化解9000万吨产能的基础上, 今后五年还要化解产能1亿~1.5亿吨, 任务很重。 因此, 要摆正去产能与去杠杆的顺序, 鼓励优先去产能, 再配合去杠杆, 在这种情况下, 去杠杆必须有序进行, 不能一蹴而就, 急于求成, 否则容易顾此失彼, 加大风险, 带来不可预料的负面影响。
三是因地制宜, 不搞“一刀切”。 我国的企业比较复杂, 差异较大, 各企业之间的杠杆率及其构成也大不一样。 所以, 去杠杆也不能千篇一律。 从“高杠杆”的形成来看, 有的企业是因为负债率过高, 效益上不去;有的企业是效益虽有提高, 但与负债率的增长不相匹配, 效益增长远远低于负债增长;有的则是二者兼而有之, 所以去杠杆的方法也不一样。
漫谈企业“去杠杆” 篇8
一、我国企业杠杆高企的原因
第一,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从国际比较 (包括与日韩经济起飞阶段相比) 来看, 中国投资率远超正常水平, 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为防止经济出现大幅下滑, 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为与财政政策相适应, 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机构信贷规模、M2、社融等反映实体经济融资状况的指标增速迅速提升, 最高时达到30%。在流动性宽松背景下, 企业大规模借债, 最终反映为企业债务规模的快速增加。
第二, 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指的是一些企业不顾后果地过度借债, 出了问题由政府来兜底。软预算约束导致部分企业不计成本地扩张, 使得杠杆率快速攀升。大多数国企都存在明显的预算软约束, 不仅如此, 在地方政府“GDP主义”和维稳压力下, 一些大型民企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同时, 预算软约束也是出现大量“僵尸企业”的根本原因。
第三, 国企承担部分政府融资职能。在很长一段时间, 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融资手段, 主要通过地方融资平台 (地方国企) 进行融资。国有企业承担了地方政府的部分融资任务, 导致企业负债增加杠杆提高。
第四, IPO审批制导致直接融资 (尤其是股票融资) 比重过低。随着金融成熟度的提高, 资本市场会在融资结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股票融资比重越高则杠杆率越低。从国际对比来看, 中国的直接融资比重长期严重偏低。其中IPO审批制是一个关键原因, 审批制人为压低了直接融资规模。结果, 银行体系成为最主要融资渠道,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企业负债率的高企。
第五, 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过高、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 贷款加权平均利率高达6%, 企业偿债负担过高。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 企业盈利能力减弱。当负债成本高于资本回报率时, 即便是企业新增负债规模没有增加, 利息支出规模的扩大也会增加企业的债务负担。
二、高杠杆率的风险隐患
(一) 造成资金浪费, 资源配置低效
近年来,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呈下降趋势。究其原因, 主要是经济增速放缓, 企业规模扩张速度下降所致。而企业的高杠杆率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高财务杠杆状态下, 企业融资的成本上升, 融资难度加大, 资金周转率下降, 在经济放缓、产品价格下降的条件下, 企业经营效率大幅下降, 甚至形成过剩产能。这也导致了大量资金被挤压在社会低效甚至是无效部门。企业生产以及商品的运转都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造成整个社会净福利的减少。
(二) 影响企业经营绩效, 增大违约风险
企业的杠杆率持续走高, 会使企业的财务成本不断增加, 反而会弱化企业的投资能力, 对企业长期可持续盈利能力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另外, 过高的杠杆率可能会使企业面临债务陷阱, 并由此引发“债务—通缩”现象的发生, 偿债成本不断挤占经济再发展资金, 使得企业的违约风险不断加大, 甚至会使企业陷入破产。不仅如此, 市场主体资产价格会随着经济周期变动出现较大波动, 从而产生“金融加速器”机制。在这种机制下, 经济处于景气周期时, 企业较高的资产净值对投资有正面影响, 可以提供更多抵押品来减少外部融资成本, 在繁荣阶段放大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而经济陷入低迷时, 随着资产价格下降, 企业资产净值下跌也会放大违约风险。
(三) 高负债绑架银行, 增加去产能难度
我国杠杆率高的企业主要是煤炭、钢铁、房地产等加杠杆比较严重但产能明显过剩的行业。以煤炭行业为例,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 2015年大型煤炭企业亏损面超过90%, 行业利润总额仅441亿元, 是2011年的十分之一, 而负债总额则同比增长10.4%至3.68万亿元, 90家大型煤炭企业负债总额高达3.2万亿元。这部分企业大多都是依靠政府信用背书获取银行存款, 当然这部分企业也承担着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保障民生、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责任。除此之外, 这部分企业还要养活大量在编员工以及退休工人。
(四) 银行不良资产上升, 金融风险不断累积
据银监会统计, 2015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额达12482.75亿元, 较2014年末增加48.61%;不良贷款率1.65%, 上升0.43个百分点。2015年18家上市银行累计核销及转让不良贷款3861亿元, 为2014年的1.67倍。这只是银行部门自己的统计数据。一些机构认为, 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肯定高于银行自己公布的数据。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的情况, 一旦资产价格下跌引致资金链断裂, 债务风险将会被迅速放大并释放, 很可能会引发系统性的危机。
(五) 债务环环相扣, 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企业之间的债务链往往是环环相扣的。债务过高的债务水平, 不仅会加大企业的财务负担, 也会加大产能过剩风险、加剧经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如果未来经济持续下行, 部分债务负担过重、盈利能力较差的企业或将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我国企业之间的担保和互保较多, 当担保链的某一环节出现问题时, 整个担保链上的企业风险均会上升。同时, 风险也会沿着债务链条向其他企业和银行转移。随着风险在银行体系中不断积聚, 一旦杠杆率过高在某一单个市场或者整个市场中引发风险暴露, 将会引起系统性风险。
三、关于“去杠杆”的思考
我国企业高杠杆率的形成原因是很复杂的, 但主要原因还是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没有理顺企业和政府、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因此, 在“去杠杆”的过程中一定要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同时要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不同主体间加杠杆、去杠杆的倾向, 以稳定市场环境, 保持经济增长平稳持续。
(一) 推动杠杆在不同主体之间转移
杠杆是可以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移的。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偏低, 仍有较大加杠杆的空间。政府适当加一点杠杆, 有助于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去杠杆, 实现稳增长、调结构和去杠杆的平衡。将企业的部分杠杆转移至政府以后, 一方面政府可以自留债务;另一方面, 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资金帮助企业去杠杆。政府加杠杆不仅有利于企业去杠杆, 还有利于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当经济实现稳步增长、企业活力有所恢复, 高杠杆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同时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将可以弥补之前的赤字。另外, 我国居民储蓄率较高, 而居民个人贷款余额较低, 为发达国家的一半, 因此, 也可以考虑将企业部门的部分杠杆转移给居民。通过鼓励和推动消费信贷的发展, 以及培育旅游、养老、文化娱乐等新型消费热点, 也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 加快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扩大直接融资比例是满足市场主体多元化的金融需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杠杆率的有效手段, 也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要加快发展和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鼓励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金补充机制。在企业自身盈利能力下降时, 使企业能通过权益融资、股权转让等多种方式补充资本金, 逐步将债务融资转化为权益融资, 达到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效果。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 提升发行上市审核效率, 优化再融资审核流程, 降低创业板首发和再融资门槛, 推动股票发行核准制逐步向注册制过渡。完善并购重组配套融资政策, 丰富融资方式, 为企业上市融资提供一个高效的市场环境。
(三) 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允许更多的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通过参股、控股或并购等多种形式发展为混合所有制经济, 实现股权多元化或股权社会化, 这样可以扩大国有企业的资本来源, 降低国有企业的债务比重。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后, 国有企业将会有更多的资本金作为生产所必需的投入, 企业的融资渠道也会丰富, 国有企业不再仅依赖于银行贷款, 有望打破软预算约束, 使企业杠杆率逐步下降。
恒大：支点和杠杆 篇9
怎么看，中国的很多房地产企业都像是在做一场赌局，大赌之中尤为大者，首推恒大。
一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是以圈地做支点，以圈钱为杠杆，撬动起了房地产这个与民生紧密相关的市场。恒大原本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尤其是在2007年的楼市高温期，甚至在2008年初地产业宏观形势愈发严峻的日子里亦然如此。
只是这一次，过于乐观的判断与疯狂扩张，终于使得恒大的资金出现了大问题。这场危机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什么样的严峻影响，目前来看，一切尚未水落石出。不过，在此之前，恒大的前辈顺驰，也是因为疯狂扩张资金链断裂而将旗下资产进行了“贱卖”。
值得忧虑的是，一直以来，恒大模式，在房地产行业中并不缺乏同质者，甚至，有些开发商兄弟们的水平比恒大还要低几个档次。恒大的模式与风险，某种程度上来讲，也代表了内地不少房地产开发商的现状与未来。
上市之误
上市之路是恒大解决资金链的第一个财务杠杆。
如果恒大能够上市成功，许家印几乎铁定已是内地新首富，投行们也赚得盆满钵满，地方政府们天价地王的土地出让金也有了着落，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可惜市场没有如果。
为了筹备上市，许家印３月份多次往返于广州与香港之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甚至放弃了建言献策的机会，向大会秘书处请假为上市做最后一搏。
而在3月7日至12日的上市路演中，恒大在未能获得机构投资者认可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上市计划，并寄望以比较低廉的入场费吸引散户。只是，尽管将招股截止日期延后至19日，恒大最终还是回天无力，3月20日晚19时，赴港IPO之路被迫中止，其融资百亿的计划也就此泡汤。
而其对资金的渴求，从上市过程中的急迫中可见一斑。
所有人都将恒大地产的上市搁浅归咎于时机把握不对。“此时的大环境是极不利于上市的，不论谁去香港IPO，都会失败归来。”这是专家们的说法。“谁能想到市场会急转直下，如果提前半年，我们肯定就成功了。”这是恒大一位高层的抱怨。
事实上，即使恒大上市融资成功，也并不能解决其地产资金链紧张的全部问题。在上市这根救命稻草失败的现状之下，恒大的资金链无疑会绷得更紧；在国家继续从紧的货币政策下，从银行获取资金的难度越来越大；而寒冬的房地产市场，也成为恒大横在头上的乌云。
愁云惨淡，用以形容恒大们的现状，毫不为过。从恒大地产模式中，我们依稀可见一个赌徒的影子，当然，也是一类开发商群体的影子。
疯狂的支点
囤地在恒大地战略中，既是扩张竞争力的手段，亦是进一步融资的支点和筹码。
业内耳熟能详的一个数字是，就在2006年末，恒大地产的土地储备还不足600万平方米，为了准备上市，恒大地产在去年一年时间内将土地储备极度膨胀了近8倍，达到4580万建筑平方米，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地主”。
不过，在土地储备的庞大数字背后，是更为庞大的未付地款。
恒大地产财务报表显示，至2008年1月，因频繁收购土地，恒大未偿还银行及其他借款总额已达111.334亿元，接近2007年9月的两倍。此债务尚不包含恒大向机构投资者近10亿美元借贷，及其拖欠的土地出让金。
而这些资金，全部要被寄望于上市融资来解决。招股书显示，融资总额的53.6％将用于支付未付土地出让金及现行项目资金，9.1％用于部分偿还瑞信借取结构担保贷款。
事实上，恒大原本可以不这么冒险的。
其财务报表还显示，至2007年9月30日，公司未偿还银行及其他借款总额达68.27亿元。这个时候，国家新一轮宏观调控已经山雨欲来，面对嘎嘎作响的资金链条，恒大的首要选择应是开源节流收缩战线，但其却选择了继续全线出击。
自2007年10月后，恒大收购地块的交易额不少于69.07亿元，其不少地块是以先期预付部分款项的方式购得。这其中包括2008年1月，恒大以41亿元取得的广州天河区绢麻厂地块——这是广州的新地王，此时，全国土地流拍现象已经蔓延。
不少人认为，恒大此时逆势拿地，更像是一场赌博，而其押注的对象，则是上市成功。
此外，据说2007年恒大大部分楼盘已经可以预售，但在上市之前，恒大却推迟了很多楼盘预售证的办理，积累了四五百万平方米的准现房，希望借此在上市后的第一个财年实现完美演出。
大举拿地和刻意压低去年的业绩，这些都是为了上市而造势，皆可被诠释为恒大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只是，久赌无赢家，恒大3月份的上市最终还是流产了。
新杠杆的隐患
在上市这根杠杆被迫中止之后，私募的这根杠杆就成为恒大的最优选择。
6月26日，恒大地产新近增资扩股的6亿美元已到账5.06亿。投资者分别为，香港新世界集团主席郑裕彤以及美林银行、德意志银行、迪拜国家投资局等。相传，郑家纯那笔私募资金的年利率高达40％，如果6亿美元融资全部按照上述利率计算，恒大无疑将背上沉重的财务负担。
投行们的退出路径，依然寄望于上市。
另有数据显示，恒大地产仅有670万平方米正在开发的建筑面积获得包括土地使用、建设用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在内的“四证”，另有78％的项目未获齐“四证”。按银监会规定，只有取得“四证”的项目，才能获得贷款。
引用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地产分析师方焱的看法，去年一年，恒大地产举债拿地，地价就已经是100多亿元了，加上建筑成本200亿元及此前111亿元的借款，负债达到了400多亿元，但去年回笼资金不到50亿元，这笔账怎么算都是风险巨大。
经营杠杆问题探析 篇10
一、经营杠杆的基本概念
1. 经营杠杆的定义
(1)经营杠杆
经营杠杆是指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对营业成本中的固定成本的利用。当销售收入增加时,公司增加净利润的能力是经营杠杆最直观的表现。即在固定成本存在的情况下,产销量的变化对息税前收益变动率的影响。只要有固定成本存在,就会存在经营杠杆,也同时会发挥作用,这一点并不以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
经营杠杆的作用具有两面性,当销售收入减少时,经营杠杆会发挥消极作用,造成息税前利润比同期销售收入减少的速度更快;当销售收入增加时,经营杠杆会发挥积极作用,使息税前利润比同期销收入增长的速度更快。这一点充分表明了其两面性。
(2)经营杠杆系数
经营杠杆系数(DOL)反映的是息税前利润变动率相当于销售额变动率的倍数,而不是息税前利润变动额相当于销售额变动额的倍数;经营杠杆系数越大说明经营风险越大,是指只有在其他影响风险的因素不变时,经营风险才会随DOL的增大而增大。经营杠杆系数不是固定不变的。
2. 经营杠杆的作用
(1)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
规模大的企业的固定成本很高,这就决定了其利润变动率远远大于销售变动率。业务量越高,固定成本总额越大,经营杠杆越大。企业要想多提高盈利能力,就必须要不断增加销售,就可以成倍获取利润。单位变动成本较高,销售单价较低,经营杠杆同样会偏大,利润变动幅度仍然大于销售变动幅度。也就是说,获得能力与利润增长的快慢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系。
(2)反映企业的经营风险
在较高经营杠杆率的情况下,当业务量减少时,利润将以经营杠杆率的倍数成倍减少;业务量增加时,利润将以经营杠杆率的倍数成倍增长。这表明经营杠杆率越高,利润变动越剧烈,企业的经营风险越大。反之,经营杠杆率越低,利润变动越平稳,企业的经营风险越小。通常情况下,经营杠杆高低只反映企业的经营风险大小,不能直接代表其经营成果的好坏。在业务量增长同样幅度的前提下,企业的获利水平不同;但在业务量减少同样幅度的情况下,企业利润的下降水平也不同。无论经营杠杆高低,增加业务量是企业获利的关键因素。
(3)预测企业未来的业绩
通过计算企业的经营杠杆可以对企业未来的利润以及销售变动率等指标进行合理的预测。通过计算企业计划期的销售变动率来预测企业的销售量。这有利于进行较快的预测。与此同时,可以进行差别对待,针对不同的产品来预测不同的销售变动率,有利于企业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在计算预测保证目标利润实现的预期销售变动率:通过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保证目标利润实现的预算销售变动率=
由于基期利润与经营杠杆系数属于已知资料,所以只要计划期目标利润确定了,即可以计算出保证目标利润实现的预算销售变动率。
(4)用于企业未来的经营决策
由于经营杠杆系数的高低代表企业经营风险的高低,所以企业在进行经营决策时,通常都通过计算经营杠杆的大小来进行风险分析。可直接用经营杠杆率及业务量变化率相乘来计算利润变动率,然后在基期利润基础上计算备选方案的预期利润,最后从备选方案中确定一个最优的方案。这样便可获得一个最佳的经营决策,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有很大的帮助。
二、经营杠杆理论的特点
企业在运用经营杠杆理论时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一下:
一是与固定成本相关。经营杠杆作用的强度与企业固定成本相关。如果企业的固定成本较高,其边际贡献的大部分必须用于弥补固定成本。企业一旦达到保本点(销售收入=固定成本总额+变动成本总额),全部边际贡献都为经营利润。
二是接近保本点时,经营杠杆作用最大。企业达到其保本点之后,只要销售略增长,就会引起经营利润较大的增长。同样,如果企业接近其保本点,只要销售额略有降低,全部经营利润就会被抵消掉。
三、经营杠杆在企业决策中的运用
1. 在营运决策中的运用
设备折旧费、职工工资、广告费等这些相对固定大额的费用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这些费用通过经营杠杆的作用扩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正因为如此,企业管理人员应当高度重视这些固定费用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以避免企业走入困境进而发生亏损。要控制这部分费用的作用,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应当从总额上严格控制这类固定费用,另一方面要提高营运效率,使企业的流动资产、固定资产等各种资产都能高效周转,从而通过扩大收入来弥补这部分固定成本。此时,本量利分析法可以发挥其有效的作用,根据收入和各项资产的平均占用余额计算出各项资产的最低周转率,然后在此基础上安排企业的生产销售,来弥补这部分固定成本所发生的支出。
2. 在盈利决策中的运用
追求财务最大化往往是绝大部分企业的经营目标。经营杠杆原理,不但可以预测销售变动对利润的影响,也可以确定在既定的利润目标下为实现目标利润所需要的销售增长率。市场占有率、生产能力、销售能力这些指标都可以被用来衡量企业的销售目标。假如企业未能实现销售利润,就需要修订目标利润,使盈利决策更加符合企业实际;假如企业能够实现销售目标,就可以按照以销定产的原则安排生产,控制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成本。
3. 在投资决策中的运用
当企业存在闲置资金的时候,会把多余的资金用来投资,以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一般情况下,企业会同时拥有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当然,有的企业可能只有长期投资。短期投资的投资回收期一般较短,不存在较大的风险。但是长期投资影响时间长、金额大,在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不确定因素,导致了长期投资有着较大的风险。在这个时候,企业就必须谨慎的进行投资,以免出现投资失败的情况。一旦投资失败,会带来大量的后续成本,这时,透过经营杠杆会把这种风险进行扩大,给企业造成更大的损失。
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要从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不同阶段来进行经营杠杆的分析,必须充分考虑到经营杠杆的作用。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投资人应合理预测投资所能够带来的利润和能够形成的成本,计算经营杠杆系数,判断未来的经营风险,并和企业的承受能力进行对比决定能否承受风险,是否进行投资。投资后,投资人要根据已经形成的固定成本和已实现的利润再次计算经营杠杆系数,判断存在的经营风险,并将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经营杠杆系数进行比较,以及时的发现偏差,进行经营决策的调整。
4. 在风险决策中的运用
经济的发展在给企业带来大量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风险。通常,我们从一般风险和特殊风险这两方面来进行企业的风险决策分析,而经营杠杆主要是用来判断经营风险的大小的。在变动成本、销售单价不变的情况下,经营杠杆系数将随固定成本的变化呈同方向变化。固定成本越小,经营杠杆系数越小,经营风险越小;固定成本越大,经营杠杆系数越大,经营风险越大。
在盈利企业中,企业就可以利用经营杠杆效应,通过扩大销售来大幅度降低单位固定成本,争取较大的回报。在这个时候企业必定会想尽办法扩大销售规模来降低单位固定成本。如果企业发生亏损,在销售价格大于单位变动成本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经营杠杆系数来降低亏损程度,但如果销售单价小于单位变动成本,则应当考虑合理的解决办法,有的时候会导致该种产品的生产量下降或者停产。
四、经营杠杆指标体系的建立
经营杠杆指标体系的建立主要是通过对固定资成本的分解来进行的,在管理会计中我们通常习惯把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那么在这里我们将固定成本进行进一步的拆分,主要是分为沉没固定成本、人工成本中的固定成本和其他固定成本。
1. 人工固定成本
人工固定成本(F1)主要是指人工成本中的固定发生的那一部分费用,主要包括工资中的固定部分、固定比例的保险费、职工福利费等。人工固定成本是在各个经营期内逐年投入的,相对具有可调整性,但是调整该部分费用有一定的限制条件。
这种限制条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的:首先,满足既定的生产产量所要求的人工成本的固定部分是一定的,这是它的最小值。如果要达到最高的生产产量,这个时候所要求的人工固定成本是它的最大值。所以,人工固定成本一定是在这个区间内变化的。其次,人工固定成本的调整会对产量、经营状况等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不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出现了大的降低,一般情况下,不应对职工进行减薪,这回打击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从而会带来后续的生产能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
2. 沉没固定成本
沉没固定成本(F2)是指企业已经发生了的固定成本,主要包括设备的折旧费用、资产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技术转让费等投资形成的长期待摊费用在以后年度的分摊额。沉没固定成本一般是不能调整的,它是在事前发生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企业想要进行生产就必然会发生一大部分的沉没固定成本。这是不能避免的。在投产后的各个生产阶段,只要按照既定的比例进行分摊即可。既然事前的投资是一定的,那么在以后各个年度都是按照既定的比例进行分摊,所以该部分固定成本一般不可能出现大的波动。正常情况下,沉没固定成本是刚性的,并没有什么弹性存在,企业管理当局不可能通过调整这部分费用来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进而提高利润。
3. 其他固定成本
其他固定成本(F3)是指固定成本除掉上述两项成本所剩余的那部分成本。在一定的生产周期内,这部分费用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调整的。也就是说,这部分费用不是刚性的,有着很大的弹性。不同的生产、经营、投资和风险决策都对对它产生一定的影响。
通过上述对固定资产的分类,我们现在来对经营杠杆系数进行进一步的分解:
从上述公式中可以看出,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三种不同的固定成本所产生的经营杠杆系数来分析某公司总体的经营杠杆系数是如何。不同性质的固定成本有着不同的经营杠杆弹性。沉没固定成本的弹性较差,其他固定成本的檀香较高,这些对我们合理的量化经营杠杆系数都有着很好的作用。在不同的生产阶段,企业管理层需要根据经营状况来调整这三部分费用的比例,如果企业的生产规模较大且市场反应较好,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投入超过平时投入的广告费,以扩大产品的知名度,进而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
五、经营杠杆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中的应用
合理利用经营杠杆,对预测企业未来的经营业绩和销售利润都有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需要不同的经营杠杆,这样才能有效的安排产销,扩大市场份额,有利于企业的战略发展。一般企业发展周期可分为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现就从这四个阶段来论述杠杆在各个阶段的应用与战略决策的确定。
1. 引入期,经营风险高
在产品引入阶段,产品的研发、销售、市场反应等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来进行产品的开发,但是并不确定能够收回多少。这个时候,企业应该采取谨慎的原则进行研发,并要限制产品的生产规模,防止出现大量积压存货的情况。现在,企业的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是互起反作用的,较高的经营风险往往伴随着较低的财务风险。引入阶段,企业的成本较高,较低的产量使单位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较高。如果企业是负债经营,那就还面对着要偿付借款利息的情况。此时,企业最好能够采用权益筹资方式,以降低还款付息的压力,为企业的发展争取时间。
2. 发展期,资金需求高
发展期企业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需要的生产技术也更加成熟,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大额的固定成本。为了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企业必然会通过合并、重组等方式来增加企业的竞争力。为了获得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必然会带来大量的开发成本,企业不能不进行融资。同时,在开拓市场、开发产品等方面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企业必然会面临着大量的资金缺口,所以需要大量的现金流入。在这个时候必须将企业的经营杠杆系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样才能够避免出现经营不善的情况,扩大企业的产品销量,促进企业的发展。
3. 成熟期,现金流量大
在成熟期,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趋于稳定,价格在合理的范围内波动。在这个时候,企业往往利用财务杠杆达到融资和节税的目的。与此同时,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在这个时候,经营杠杆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了。利用销售增长率乘以经营杠杆系数,我们可以成功的预测到企业未来的价值。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采取高效的投资策略,加强企业的成本管理,进行企业的战略安排。
4. 衰退期,市场占有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