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开发票

虚开发票（精选10篇）

虚开发票 篇1

增值税自20世纪发源于法国, 现已风靡全球。1980年我国对这一税种进行了4年的试点, 1984年国务院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 (草案) 》, 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增值税作为诞生了仅20多年的新税种, 从设立之初就遭到犯罪分子十分猖獗的肆虐。据统计, 自1994年以来, 全国涉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案件达上万起之多, 占全国税收总量50%的增值税成为犯罪率最高的税种。可以说, 从1994年我国确立增值税制度以来, 增值税制度的运行和对相关犯罪的打击是相伴相随了十余年。

1 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机理

增值税是以商品生产流通和劳务各个环节增值因素为征税对象的一种流转税。所谓“增值”, 是指企业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在其从事工业制造、商品经营或提供劳务等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创造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 简单地讲就是在一定时期内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所取得的收入与购进货物或劳务时所支付的金额的差额。对增值额进行征税是通过本环节的销售税金扣除上一道环节的进项税金间接实现的。增值税实行“征多少扣多少”的税款抵扣制度, 企业销售自己的产品或者商品, 给购货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在发票上注明已缴纳的税额, 购货方作为生产者或经营者, 在本道环节把加工过的产品或商品再销售出去时, 就可以把购进上一环节已纳税款抵扣掉, 只就本环节增值部分依率缴纳税额。

考察增值税征收的过程, 我们会发现在增值税征收过程中有一种层层抵扣、环环相接的特性:增值税专用发票像一根链条将纳税人与国家利益紧密相关在一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一种根据增值税征收管理需要而设计, 兼记货物或劳务所担负增值税税额的特殊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仅是记载商品或劳务的销售额和增值税税额的财务收支凭证, 而且还是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货税额的主要凭据, 是购货方据以抵扣税款的证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征收增值税的核心环节。增值税专用发票有一种抵扣功能, 即销项税抵进项税时, 就是用销项税票与进项税票相对照。征税靠这张票来征, 扣税也凭这张票来扣。显然, 这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除了具有一般发票的销售凭证作用外, 还具有完税凭证作用。所以, 在某种意义上讲, 增值税专用发票有现钞价值。

涉税犯罪关注的恰恰是这种“现钞”价值。如果开具这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纳税人, 根本不曾依率缴纳过税款, 完全是虚填销售和销项税额, 让购货方凭这张发票到税务机关抵扣税款, 就等于从国库中侵吞税金, 涉及增值税犯罪的机理全在于一张小小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 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特点

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最高刑罚可处死刑, 十余年的对该类案件的严打, 一定程度地削弱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但是, 此类犯罪势头从未间歇, 几度大规模爆发, 引起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从报刊和司法机关处理的情况上分析, 近几年, 此类犯罪表现以下突出特点:

(1) 犯罪手段的智能性。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智能化程度较高, 犯罪分子利用自己的智能、专长, 处心积虑精心策划。采用各种手段虚开进项发票非法抵扣税款, 或利用虚开专用发票假设、虚报出口货物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分子虚开增值税用发票的手段主要以下几种:

①从进项税入手, 通过各种渠道非法购得进项发票后, 按照相应进项额虚开销项发票, 无中生有, 利用虚假发票抵扣税款, 造成税款的大量流失, 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 ②从进项、销项两方面入手, 采用“大头小尾”的办法, 也称阴阳票, 即抵扣联金额多填 (大头) , 夸大交易额, 在下一环节中用多开的发票进行抵扣, 骗取抵扣税款, 达到偷税的目的。存根联金额少填 (小尾) , 销项税上做手脚, 以少填交易额的方法, 偷漏销项税。这种手段往往使国家蒙受双重损失, 既未如实足额收取销项税, 又有大量抵扣税被骗走。③在销售业务中不按规定开据发票, 采用“只卖不开”或“多卖多开”, 造成进项盈余, 将盈余部分虚开发票给一些企业, 从中收取手续费, 个人获得好处, 给国家造成损失。购销双方互相勾结, 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填写假名称, 以骗取出口退税。④一些“皮包公司”以虚开专用发票为生财之道, 通过空头注册、虚假出资方式骗取一般纳税人领购发票, 不进行任何的销售服务, 专做“发票生意”, 肆意虚开增值税发票。 ⑤少数税务人员利用工作方便, 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2) 涉票金额巨大, 犯罪集团化。

比如2001年11月初, 代号为深圳06号案的主犯洪钟标, 仅高中文化, 做文化用品生意亏本, 了解到朋友干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财, 遂虚假注册6家公司, 以这些公司名义向税务机关领购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随后, 其一伙人细致分工, 从采购、生产、销售“一条龙”服务, 制作假合同, 虚假购货清单等形成系统的“虚开增值税发票业务”。通过在外面网罗客户, 以开票总额1%至2%价格对外虚开。两年间, 谋取犯罪所得2亿多元。

(3) 犯罪活动的地域性。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分子多来自于沿海及一些经济发达地区, 犯罪分子通过各种渠道, 骗取、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 夸大金额虚开至其他地区, 特别是内地经济欠发达地区。此外, 由于各专业市场为吸引客户, 自定较低税率和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 在一些专业市场,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发案频繁。

(4) 犯罪目的多样性。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主要有四个目的:一是虚开的行为充作进项发票非法抵扣税款, 造成税款的大量流失;二是利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假报、虚报出口货物来源骗取出口退税;三是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编造虚构销售环节, 给走私物品披上合法外衣, 在市面上公开销售;四是少数企业通过虚构并不存在的购销关系, 为贪污、回扣等非法费用支出作本帐依据。由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多种的目的, 使得社会上存在较为广泛的虚假专用发票市场。

3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防治对策

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相关犯罪上, 我们的刑事打击力度不可谓不严厉。笔者认为, 对严厉打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刑事铁腕, 我们不能过高估计其作用而一味依赖, 还需不断改革完善现行的增值税制度, 进一步加强税务机关税收管理和自身队伍建设。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切实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 多形式、多层次开展宣传教育, 强化专用发票的管理意识, 从根本减少此类犯罪案件的发生。首先要建立健全各项制度, 严把增值税发票领销关。其次要进一步严肃内部纪律, 加强对税务人员进行法制、廉政教育。再次, 要加强对专用发票遗失、失窃后的登记申报制度。专用发票遗失或失窃后要及时到税务机关进行登记申报工作, 及时做出作废处理, 以免犯罪分子使用该发票进行虚开骗税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2) 做好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防伪辨认工作。增值税专用发票实行全国集中统一印制, 采用专用水印纸, 有色、无色荧光专用油墨等多种防伪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伪造专用发票的犯罪活动。与此同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问题更加突出, 因此应大力加强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防伪辨认工作, 尤其要加强对“真票假开”现象的揭露。

(3) 加强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打击力度, 积极开展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侦查。以往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构成的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 一旦发现有虚开行为, 偷骗税额, 多数是对偷骗税者处以罚款, 补交欠税, 不论情节之轻重一概是交税罚款, 以罚代刑, 导致至今不能杜绝虚开骗税现象。因此各级公安机关要针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活动的规律特点, 广开渠道, 发现线索, 把抓大案、要案的侦破和深挖团伙犯罪作为专项斗争的重点, 组织集中打击。

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侦查途径主要有:

①从调查购销双方是否存在专用发票所示的购销关系入手。从增值税专用发票开据单位的经营业务范围、经营内容等进行初步分析, 是否与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具业务相符, 如系超出该企业地经营项目、生产经营规模、经济实力、业务能力等所做的“大买卖”, 一般都可初步认定有虚开行为。此时可通过查验有关计税凭证, 如购买原材料的纪录, 产品出厂的登记、进货及销货记载时, 注意发现记载与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发票和销项发票不符的情况, 揭露虚开行为。也可发函到进项公司所在税务部门, 通过确认进项公司情况发现虚开行为, 进而查明骗取、偷税数额, 参与犯罪人数及作案手段。

②从清查账目入手。聘请有经验的会计, 彻底检查进出账目。清查账目既可以发现侦查线索, 也可以获取犯罪证据。通过查验购进和销售货物在银行经营账户的取动和支付资金情况, 发现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销项发票资金往来不符的情况。这种方法在侦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实践中较广泛的运用。按有关规定, 企业资金往来、结算必须通过银行, 而银行对资金往来情况是有记录的, 通过会计对企业账目地清查, 结合银行资金往来情况的纪录, 能发现有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③从查验是否具有出口退税有关凭证入手。按照规定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必须提供以下凭证:购进出口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税款抵扣联) 或普通发票、出口货物的销售明细账, 盖有海关验讫章的《出口货物报关单 (出口退税联) 》, 出口收汇单证, 和出口产品专用税票。公安机关加强对有关凭证的查验, 从出口商品的真实性及手续的合法性两方面进行全面调查, 注意发现假出口、虚报出口和伪造退税申报资料的行为, 从中发现虚开购进出口货物增值税专用发票, 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

④从询查询问入手。由于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大多无可供勘查的犯罪现场, 受理时又多以检举、控告、自首和税务机关转来的材料为依据, 再加上犯罪分子采用各种狡猾手段进行犯罪, 又是难以从清查账目等途径发现线索, 应选择从调查询问入手开展侦查。通过询问发现犯罪线索, 查清嫌疑事实, 收集犯罪证据。调查询问的对象包括控告人、检举人、被告人同事、亲属, 与被告人有经济来往的人以及其他了解犯罪活动的知情人、调查询问时, 应根据具体的不同情况, 有针对性地运用调查询问的方法, 对某些对象, 可供助于一定的行政力量或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进行询问。通过询问, 查明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人的情况, 实施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方法、虚开金额, 有何物证、书证等情况, 为揭露虚开行为做准备。

此外, 公安机关要做税务机关的坚强后盾, 要加强同税务部门的联系, 沟通信息, 达到信息共享, 组织联合行动, 按照各自的分工和职责, 共同研究打击和防范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活动的对策, 维护税收秩序, 改善税收环境。

摘要：增值税是我国的主体税种之一, 围绕该税种进行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国家税款流失严重。探讨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机理、特点以及提出了相关部门应该治理的对策。

关键词：增值税,虚开,发票,特点

虚开发票 篇2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局长马毅民指出，今年税务稽查部门在打击税收违法行为方面，将加大对虚开、骗税案件查处力度，开展税收专项检查和区域专项整治，主要是对房地产及建筑安装业、出口退（免）税企业和股权转让企业及个人等开展税收专项检查；对辖区内税收秩序相对混乱、税收违法行为比较集中的地区组织开展区域税收专项整治。同时，继续开展虚假发票“买方市场”整治工作，积极会同公安部门进一步加大制售假发票“卖方市场”的打击力度，采取有效措施打源头、端窝点，联合查办一批发票犯罪重大案件。

马毅民表示，从税务机关掌握的情况来看，当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收违法案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动向：一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呈多发高发趋势；二是虚开发票案件的作案主要手段向“票货分离”“变票”等手法转变；三是违法活动呈集团化、信息化、职业化，跨区域作案趋势明显；四是虚开源头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

虚开发票背后的渎职案 篇3

从2012年开始，王海波从凌源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调任反渎局局长。上任伊始，王海波就加大了办案力度，仅2012年便侦结各类渎职犯罪案件4件11人。2013年和2014年，凌源市检察院成功查处了两起新领域的渎职案件，办案经验连续两年刊发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主办的《反渎职侵权工作指导与参考》上。

谈起办案经验，王海波轻描淡写地说，“加强学习”。在王海波眼里，反渎工作是以案找法，每个案件都涉及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然后从法律法规上去证明犯罪嫌疑人没有履行相关职责，或者滥用相关权力，这既是案件成立的前提，也是案件查办的关键。

虚开发票背后的渎职犯罪

方圆：说说你查办的案件吧。这些案件都是怎么发现的？比如2013年的凌源市国税局盛某等5人玩忽职守案。

王海波：好的。我是土生土长的凌源人，对本地的情况比较熟悉。有一次，听说公安机关查获了一起虚开增值税发票案，里面的情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犯罪嫌疑人的公司是空壳公司，却在没有实际业务的情况下顺利套取了增值税发票。税务人员是怎么履职的？这其中可能存在渎职问题。

方圆：发现线索后马上就立案了吗？

王海波：没有。我们之前并没有办过类似案件，所以第一反应是对案情进行研判。经过研判，我们一致认为渎职后果是立案关键，虚开的增值税发票在使用时会对使用企业产生税收抵扣，这中间就存在税款损失。向检察长汇报后，这一思路得到认可。由于虚开增值税案件是由朝阳市公安局查办的，该案最后以朝阳市检察院反渎局交办的形式在8月2日对犯罪嫌疑人盛某、任某、许某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

方圆：当时三人的职务是什么？

王海波：盛某是凌源市国税局宋杖子税务所所长，任某、许某是该所税收管理员。

方圆：怎么锁定这三人为犯罪嫌疑人的？

王海波：刚开始并不知道，好比帽子有了，帽子是谁的并不清楚。我们就按事找人，根据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经过初查，我们发现涉案企业的注册地正位于宋杖子税务所管辖范围。

方圆：找到人以后，他们承认自己渎职了吗？

王海波：没有。三人都开始辩解，认为监管不可能那么细，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但是经过释法说理，其中有嫌疑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涉嫌渎职犯罪，随后就打开了办案局面。

方圆：虚开增值税发票背后的渎职案件中，税务所这几个人哪些行为涉嫌渎职？

王海波：我介绍一下案情吧。增值税发票的开具需要资格审批，先要成为一般纳税人才行。所以，涉案企业曾向凌源市国税局递交了一份《一般纳税人申请报告》。2009年9月21日，经时任宋杖子税务所所长盛某，税收管理员任某、许某初审、实地核查和约谈后，制作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申请认定实地核查报告》、《商贸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申请认定约谈记录》和一份书面的调查核实报告。但实际上，他们压根没仔细查看企业运行情况，在空壳公司租来的两间办公室转了一圈便打道回府了。然后，涉案公司于2009年9月22日被认定为辅导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收管理员为许某。涉案公司取得该资格后，就可以开具增值税发票，继而导致了后来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案件。

方圆：三个人都没有认真查看？

王海波：没有。按规定，实地查验内容应当包括：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水电等费用凭据等。盛某、任某、许某在办公地点进行实地核实时，只有一张办公桌在屋里放着，没有任何人在办公室里办公，同时也没有出入库单据、运费凭证、水电等费用凭据，只有几本空白账簿，也没有悬挂公司的牌子。这些情况，三人都没有注意查看。而且，三人在相关查验报告上所填的内容与实际调查情况也不符，涉案企业并没有库存商品、原材料和产品出入库单据、合法的运费凭证、水电等费用凭据等，财务核算也不健全，而他们却在报告中都填上了“有”或者“是”。

最后，三人因工作疏忽导致税款流失1600余万元，最后被法院认定玩忽职守罪成立。案件宣判后，我们给税务部门发了检察建议，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

一套家具牵出渎职案

方圆：听说你们还办过另外一起税务领域的案件，也取得了很大反响。

王海波：是的。2015年，我们还查办了牟某、郑某玩忽职守案。说起来，这起案件更为恶劣：所长、税收管理人员收受利益，为企业提供便利，纵容其虚开增值税发票。这起案件涉及4个空壳公司，全为一人开办，而税收监管人员收受其好处后，放纵其大肆虚开增值税发票，涉及税款流失3000多万元。

方圆：案件是怎么发现的？

王海波：和之前介绍的案件一样，公安机关查获该起虚开增值税发票案后，将线索移交给了我们。朝阳市检察院考虑到我们有查办该类案件的经验，便将该案指定给我们院查办。

方圆：空壳公司的开设为什么这么简单？

王海波：有一些专门的中介机构，提供代办公司业务，只要交钱就能把公司的执照等都办下来。

方圆：这个案件中，空壳公司是怎么和税收监管人员达成默契的？

王海波：主要还是通过利益往来。涉案的空壳公司归西大营子税务所管辖，公司的会计便经常往税务所跑，结识了所长牟某，通过送2000元一张的购物卡和香烟等礼品，把关系搞好了，现场查验便成了“走过场”。

nlc202309081142

方圆：据说案件的查办和一套红木家具有关？

王海波：是的。郑某是龙城区国税局西大营子税务所副所长，2013年国庆节长假期间，她收受了涉案空壳公司提供的一套价值上万元的红木家具。

方圆：这套红木家具是从哪来的？

王海波：虚开发票的犯罪团伙来自河北，当地就生产红木家具。公安机关查获该案时，红木家具就放在税务所，还没被拿回郑某家中。送红木家具的犯罪嫌疑人交代，这套家具是从亲戚家买的，我们便到河北省该人指证的经营门市查证，最后核实，他们一共购买了3套红木圈椅，其中一套大的叫圈椅王，另两套小的叫红木圈椅，每套包括一个茶几、两个圈椅，这3套红木家具都是按照明清家具样式制作的。由于买卖双方有亲属关系，最后他们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位成交，两套小的红木圈椅每套1.7万元，另一套圈椅王（皇宫椅）3.2万元，合计6.6万元。这样一来，就把所有相关证据都固定下来了，包括谁在运送、运送的卸载地等。

方圆：除了家具，其他行贿行为是怎么查明的？

王海波：企业行贿有个特点，一般都会有两人一起去送礼。因为涉及财物，企业的合伙人之间也会互相提防，如果一人去送，其他人也担心会被私吞财物，所以每次行贿都会有两人或三人在场，这就可以相互印证了。

方圆：目前这个案件的进展如何？

王海波：牟某涉嫌玩忽职守犯罪，郑某娟涉嫌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两人均已被起诉到法院。目前正在等待法院判决。

政策性银行也有渎职犯罪

方圆：据说，你还查办过另外一个被最高检转发办案经验的案子，能介绍一下吗？

王海波：可以。2014年，我们院查处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辽宁省凌源市支行原行长史某、原副行长苏某、原信贷科长朱某等三人滥用职权致使国家财产损失近700万元的渎职案。

当时，我们并没有确定史某等人为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而是在追查一笔108万元的财政贴息。所谓财政贴息，是指为支持特定领域或区域发展，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政府代企业支付部分或全部贷款利息，其实质是向企业提供补贴。

这笔108万元的财政贴息所指向的企业已停止生产，但还在领取贴息。后来，由于负责这笔财政贴息的拨款人员心脏病死亡，该案线索就断了。但是在该案查办过程中，我们又发现该企业在农业发展银行有一笔1000万元的贷款，农业发展银行以坏账核销的方式将剩余的700万元贷款核销了。坏账核销意味着银行将已有的贷款账务消除，对银行而言是一笔损失，银行不会无端这么做。这里面可能存在猫腻。

方圆：什么猫腻？

王海波：我们对该案进行立案后，相关人员很快承认了坏账核销的真相。经查，涉案公司实质上是一个空壳公司，没有办公地点，没有经营场所，也没实际租用粮库收购粮食。其成立目的就是为解决企业主的另一家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在农业发展银行申请贷款。史某、朱某、苏某在明知公司不符合农业发展银行贷款政策及条件的情况下，发放了粮食收购贷款，最终导致涉案公司近700万元贷款无法收回，处于坏账核销状态，给国家造成特大经济损失。

方圆：据说在立案前，还有过一场渎职主体的争议？

王海波：是的。原来，渎职犯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后来又扩展到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还有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但银行的工作人员是否符合这一条件存疑。

方圆：最后如何论证符合主体条件的？

王海波：《“两高”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规定，依法或者受委托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时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适用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普通商业银行有区别，属于政策性银行，比如建设银行等银行是股份制，而农业发展银行直属国务院领导。这笔贷款属于政策性贷款，资金来源是财政资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依据相关规定管理、发放财政资金，其工作人员符合渎职犯罪的主体条件。

最后，法院认定三人在贷款受理、贷前调查、贷后监管方面，不正确履行职责，给国家造成近700万元损失，构成滥用职权罪。后来，案件被辽宁省检察院评为2014年度全省反渎部门精品案件。

方圆：工作这么长时间，你觉得反渎办案的关键是什么？

王海波：还是要多学习，反渎不像反贪，罪名相对固定。不同的渎职罪名需要不同的专业知识。法律法规文件经常在变，查的时候也要非常细心。

虚开发票 篇4

购货方在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会计核算系统必须予以反映,这是进行会计分析的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十九条规定,所有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都必须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进行账务处理。这条规定要求纳税人建账记录经济业务,这是一般规定,但是实践中有很多企业由于规模过小等原因,并不能建立起规范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账簿。《中华人民共和国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做了补充规定:生产、经营规模小又确无建账能力的纳税人,可以聘请经批准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的专业机构或者经税务机关认可的财会人员代为建账和办理账务;聘请上述机构或者人员有实际困难的,经县以上税务机关批准,可以按照税务机关的规定,建立收支凭证粘贴簿、进货销货登记簿或者使用税控装置。根据上述规定,企业不论大小、不分性质,均应“建账”。也就是说,取得的发票必须予以核算,反映在账簿中,这种“账簿”可以表现为“粘贴簿、进货销货登记簿”。税务机关征管税收的基本方法是查账征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8号发布施行)规定,现行增值税的税率分为三档:一是一般货物和应税劳务适用的基本税率为17%;二是属于特定货物的低税率为13%;三是出口货物适用零税率。先抛开国家对出口货物实行的优惠政策,下面分别讨论前二种税率情况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税收损失情况。

例:以虚构供方单位(位于市区的一般纳税人),虚开购入11700元(含税价)、税率17%的原村料为例,在企业的账簿上会形成如下会计分录:

从上面的会计核算来看,由于进项税额的抵扣给国家造成了增值税损失1700元,因为我国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是按流转税税额附征的,合计附征10%(城建税税率7%,教育费附加3%),由此造成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损失170元;另外,上述会计分录显示还产生了相应的税收问题。原材料“投入生产”后,最终其金额要计入产品成本。主营业务成本的加大,相应就会减少企业的利润,从而又会造成国家企业所得税的损失。以现行居民企业所得税率25%计,企业所得税损失2500元。但是这个企业也由此产生了一笔永远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而这笔应付款项的处理,对企业的税收又产生了新的影响,它将增加这个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

在税法上,对于无法支付的应付账款,虽区分内外资企业有不同的规定,但实质是一样的,都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由于上述应付账款没有实际债权人,所以最终无法支付,应缴纳企业所得税,按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居民企业适用25%税率,应缴企业所得税2925元。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因虚开税率为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0000元(不含税),造成增值税损失为1700元;造成附征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损失为170元(城建税附加7%,教育费附加3%);因为加大产品成本,偷逃企业所得税2500元;同时,因形成无法支付应付款项,又需缴纳企业所得税2925元。如果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简单抵减后,国际实际税收损失1445元。

例:以虚构供方单位(位于市区的一般纳税人),虚开购入11300元(含税价)、税率13%的原村料为例,在企业的账簿上会形成如下会计分录:

对上例我们仍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经计算,因虚开税率为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0000元(不含税),造成增值税损失1300元;造成附征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损失130元(城建税附加7%,教育费附加3%);因加大产品成本,偷逃企业所得税2500元;同时,因形成无法支付应付款项,又需缴纳企业所得税2825元。如果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简单抵减后,实际税收损失1105元。

通过上述分析计算,当虚开税率为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每虚开10000元(不含税)的发票,会造成税收损失1445元:当虚开税率为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每虚开10000元(不含税)的发票,会造成税收损失1105元。而如果购货方是出口企业,又会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由此可见,因虚开增值税发票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税收损失。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案例分析 篇5

我国最大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宣判。主犯陈学军、吴芝刚从3月至1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外勾结，倒卖虚开增值税发票近4个亿，被判处死刑。这起案件令人震惊，不仅在于它案值巨大，还在于创下这个全国之最的案犯，一个曾做过包工头，另一个也只是税务局的普通工作人员，他们犯下惊天大案的时候，都还不到30岁。

这一起税案是继浙江金华税案、河北南宫税案之后，我国最大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其涉案金额高达近4亿人民币。主犯陈学军、吴芝刚被依法判处死刑，陈学军的女友吴晓红作为从犯，也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有期徒刑，同时涉案的三名北京海淀国税局干部也被依法判处。

据介绍，本案案犯倒卖、虚开增值税发票次数之多、数额之大是近年来罕见的。仅三年间，陈学军等人利用虚构的公司，先后从北京海淀国税局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10900份，为遍及中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数百家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800余份，虚开税款高达人民币3.93亿余元。这是中国税务改革以来，全国涉案金额最大、危害最重的涉税案件。这起涉税大案的办案卷宗近800本，也创下近来北京刑事案件纪录。仅法院的开庭笔录就达130多页。而目前，涉案金额中，仍然有高达3.5亿余元的税款没有被追回。

虚开发票 篇6

通浩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通一直以经销石化产品为业，成立公司之初由于经营有方，积极开拓客户渠道，企业盈利状况较好;2010年后石化产品需求不旺，市场供过于求，企业利润微薄甚至无利可图，张通及其子张浩开始寻找新的盈利渠道。由于通浩达公司所在地区石化产品商贸企业集中，信息互通，张通和张浩了解到石化产品市场许多小企业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存在许多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的一般纳税人企业，一些企业为了打开销路，找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的企业为之非法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形成了地下的发票“买方市场”需求，而部分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的企业也愿意通过向外虚开发票收取“手续费”牟取非法利益，形成了地下的发票“卖方市场”。旺盛的发票“买方市场”需求催生了许多以虚开发票或介绍他人虚开发票为牟利手段的企业和个人，这种“经营项目”无本万利，又无须拓展业务所需的询价、谈判、发货、手段等繁琐环节，令张通和张浩非常眼红。二人认为自己的企业具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质，完全可以依靠违法“出售”发票获得经济利益。虽然已经有不少以身试法者被税务和公安部门查处而锒铛入狱，但是二人仍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只要做的足够高明，就不会有麻烦。

通过偶然的机会，张通和张浩从一个叫王立明（另案处理）的个人处得知有企业告知他愿意高价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正在委托他寻找愿意“合作”的开票企业。王立明向张通和张浩保证自己有把握做好与受票企业的沟通，并且受票企业也是销售石化产品，即使虚开发票也不会露出马脚。张通和张浩虽然考虑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在诱人的收益面前利令智昏，认为不能错过这个难得“发财机会”，立即表示自己手头有闲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经过与王立明讨价还价，张通同意在没有实际购销业务的情况下以通浩达公司的名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王立明指定的企业。

张通和王立明约定，由王立明负责寻找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由张通开具发票并将发票联和抵扣联邮寄给王立明指定的企业，取得“手续费”双方瓜分。具体操作办法是：首先由王立明在“购货单位”付给他7%左右“介绍费”后，将张通索要的手续费打给通浩达公司，同时提供需要发票的“购货单位”企业名称、纳税人识别号、银行账户、开具发票货物品名、数量、金额等信息，之后由张通以通浩达公司名义向“购货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以“开具发票要交增值税”为理由收取开票金额4%-5%的“手续费”。通浩达公司的客户有许多是不需要发票的小企业和个人，于是张通把这部分应开票而未开票的销售额记在“购货单位”账上，使通浩达公司不会因为向外虚开发票而增加税收负担。通过这一操作手段，“购货单位”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得以抵扣进项税额、中间人王立明获得了介绍虚开发票的好处费，张通和通浩达公司收取开票“手续费”，三方都获得了经济利益，皆大欢喜，只给国家造成了税款流失。

为了掩盖通浩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使税务和公安部门不易发现，王立明与张通商定每次虚开发票需要虚拟一笔“货款”与之对应，以使之表面看上去如同真实发生的交易一样。具体做法是：每次取得开票“手续费”后，先由王立明将开票费打到张通妻子的个人账户上，然后“购货单位”以银行电汇的方式打款到通浩达公司帐号，虚构一笔与发票相吻合的“货款”资金流。张通待通浩达公司账户收到“货款”后，先根据开具发票的记账联和收到的款项入账，再指使其子张浩将相当于“货款”的金额以出借、购入商品等各种名义分多笔从通浩达公司汇至其他个人账户，最终转入其妻子的账户后再以银行电汇的方式转回给王立明，由王立明转回给“购货单位”指定的银行账户，完成资金回流的全过程。同时张通按王立明提供资料开具发票，并邮寄到“购货单位”。

2010年10月间，经过王立明介绍，张通和张浩采取上述手段，在无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州诚熙石油物资有限公司（另案处理，以下简称“诚熙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4份，虚开金额4239846.20元，税额720773.80元，获利245000元。张通和张浩认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殊不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2012年诚熙公司因为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落网，作为其上游企业，通浩达公司也受到税务和公安部门的重点关注。在税警双方密切协作下，通浩达公司和张通、张浩二人终于被移送公诉，送上法庭，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

（一）组成联合专案组，外围取证

2012年4月25日，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在北京召开了打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对多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专案涉案企业的上游和下游企业发起集群战役，代号“4.25”。5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与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召开碰头会，共同研究“4.25”集群战役相关工作。通浩达公司由于存在向多家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特别是向已经证实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诚熙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具有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重大嫌疑，被锁定为检查重点。经过税务部门与公安部门协商，为降低纳税人的防范意识，决定由税务部门以日常检查的名义开展稽查，锁定通浩达公司涉嫌犯罪的证据，公安部门随时介入开展刑事案件侦查工作。

为充分发挥税务部门和公安部门执法权能和业务知识的优势，及时沟通案情进展，税务部门与公安部门组成了联合专案组。经过缜密协商，专案组决定先开展外围取证，待取得相关证据后再对企业突击检查。根据该计划，专案组于2012年5月17日至22日赴新疆外调取证。经询问已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公安部门逮捕的诚熙公司和负责介绍虚开发票业务的中间人等相关犯罪嫌疑人得知通浩达公司通过中间人介绍向诚熙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量、金额、品名和结算方式，取得了虚开发票、银行对账单、诚熙公司纳税申报表等重要实物证据。专案组及时固定了证据，为开展下一步检查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对嫌疑企业开展侦查和检查

在充分掌握了通浩达公司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外围证据之后，北京市公安局于2012年5月29日对北京通浩达塑料化工有限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予以立案侦查，同时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于2012年6月6日对该户予以立案检查。由于公安人员已事先摸排过企业的经营场所，税警双方协商决定以税务部门的名义下达检查通知书并通知通浩达公司有关涉案人员到税务部门说明情况，由公安部门派人到场，随时准备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控制人员。

6月8日，应税务部门要求，通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通及其子张浩到税务机关就通浩达公司向诚熙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宜接受了询问，其后上述二人被公安经侦人员当场带走。专案组随即到通浩达公司经营场所搜查取证，调取了该公司的账簿、凭证等资料，经与外围取得的证据比对，发现两方面证据完全吻合。在专案组掌握的大量充分翔实的外围证据面前和寻根究底的追问下，张通、张浩二人难以抵赖，最终交代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收取手续费牟利的犯罪事实。

为了进一步完善证据链，从货物流和资金流两方面证明通浩达公司与诚熙公司之间不存在业务往来，专案组又马不停蹄的开展了以下工作：

1.到银行查询通浩达公司、张通、张通妻子的银行账户并打印了银行对账单，与已经取得的诚熙公司有关的对账单互相印证，证实了诚熙公司向通浩达公司支付“货款”后存在资金回流，进而从资金流证明了通浩达公司与诚熙公司之间的购销业务是虚假的。

2.从通浩达公司位于北京而诚熙公司位于新疆的情况来看，诚熙公司向通浩达公司大量购买石化产品属于“舍近求远”，运输成本极大，不符合交易市场的常规。专案组到存放通浩达公司库存商品的仓库核查，发现确实没有诚熙公司或诚熙公司委托的运输公司签字的出库记录，仓库负责人员也证实通浩达公司与诚熙公司没有业务往来。这一情况与诚熙公司、通浩达公司有关人员的供述相互印证，证明货物流不存在，通浩达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确实属于虚开。

（三）公诉与审判

通浩达公司因违反发票管理办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税务部门处以罚款1万元，并因涉嫌犯罪被公安部门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税务部门和公安部门取得的证据充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通浩达公司与诚熙公司之间没有货物交易，“货款”也存在回流问题，与实际发票开具内容不符，已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2013年，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张通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判处张浩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没收违法所得24.5万元。

（一）关注容易发生虚开犯罪的高风险行业

本案涉嫌虚开发票企业为从事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的化工原料批发企业。由于化工市场的持续低迷，企业经营化工产品利润较低，但是化工原料的销售价格较高，一般在每吨1万元左右，虚开发票赚取开票费相对于进销差价来讲利润较大，导致一部分利令智昏的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以虚开发票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因此我们需要对类似的，利润率较低而销售金额较高的行业特别关注，包括钢材贸易、石化产品贸易、初级矿产品贸易等。

（二）税警协作是案件迅速取得突破的保障

当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复杂性、隐蔽性和高度智能化的特点给税务部门和公安部门查处此类案件都带来了困难。税务稽查部门掌握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有关知识，并且能通过防伪税控系统采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和认证信息，但是取证权限有限，取证技巧不足;公安部门具有广泛的执法权和有力的侦查手段，精通侦查技能，但是缺乏企业财务核算和税收法律的有关知识，侦查涉税案件难以找到突破点。因此税警联手，优势互补，是当前形势下成功查办涉税案件的发展方向。公安人员提前介入可以震慑违法分子，突击搜查，获得尽可能全面确凿的证据，并依法控制关键人物，使其没有时间销毁关键证据或串供。而税务部门参与调查、询问、核实证据，可以利用专业知识的优势构建证据链条。

（三）讲究办案技巧，不打无准备之仗

在查处本案过程中，专案组并没有发现疑点后急于立案对通浩达公司入户检查，而是先从外围入手，先从已经控制的犯罪嫌疑人入手取得和固定证据，在此基础上突击检查，使违法分子没有思想准备负隅顽抗，提高了办案效率。

（四）把发票检查与检查货物真实购销情况和货款流向结合起来

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没有真实货物购销行为的，或者发生的货物购销品名与发票不符，或者购销金额小于发票开具金额。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当事人，为了造成有购销行为发生的假象，往往伪造虚假的合同、入库单和出库单等，但是由于货物转让无法伪造，因此关于货物转让的轨迹是企业无法掩饰的，如果没有发生购销行为，就难以伪造运输过程应有的相关证据，如运输车辆牌照，运输发票、提单等，即使企业编造谎言，也可以通过检查其存货仓库的出库情况和运输情况发现蛛丝马迹。对于开票方和受票方地理距离遥远，交易明显不符合逻辑的线索更应重点核查。

虚开发票 篇7

分歧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 柳某实质上是将散户不需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孔阳公司名义开出, 发票数额与水泥数量相同, 虽然孔阳公司与桃园公司不存在真实交易, 但代购的散户与桃园公司存在真实交易, 其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 柳某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一、柳某地位的界定

从买卖合同关系的实质上来看, 购买水泥的价款虽然从柳某账户支出, 但其行为仅是代购, 与散户之间基于委托关系购买水泥, 钱款系散户支出, 水泥由散户拖走并使用, 真实的出卖人和买受人是桃园水泥厂和散户, 三者之间属于隐名代理, 只是柳某的利润是从货款中支出; 从发票开具看, 孔阳公司属于“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情形, 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桃园公司属于发票的开具方, 其只对柳某出具的手续形式审查, 未对资金真实来源、货物真实去向进行审查, 但主观上没有偷逃税款的故意, 其没有要求与孔阳公司用对公账户从事交易, 属于行政违法行为, 可以行政处罚, 但客观上属于“为他人虚开”。柳某属于介绍人地位。从刑法理论来说, 介绍人构成犯罪并不以被介绍人构成犯罪作为必要条件, 如介绍卖淫罪等, 故追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介绍人刑事责任不以开票方构成此罪为必要条件, 即桃园公司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并不影响柳某的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介绍他人虚开”。

二、柳某主观上具有过错

主流观点认为,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抽象危险犯。要求行为人必须有逃避税收征缴的主观意图, 且客观上有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危险才构成本罪。本案中柳某主观上有过错, 其明知桃园水泥厂与孔阳公司没有真实的水泥交易, 仍将散户购买水泥所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孔阳公司的名义开出, 主观上应当预见到该公司会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并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而继续帮助开具, 其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

三、柳某的行为有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现实危险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21 条规定, 向消费者个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 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是流转税, 在流转的每个环节征收, 那么在后一征收环节就会有该货物在前一环节已征收的税金, 那么基于政策就要抵减已税款, 其税负的最终承担者是消费者, 因为货物流转到最终消费者后即不再进行流转, 该条例第十条规定, 消费者为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柳某代散户购买的水泥不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散户属自用, 当然不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将发票开给孔阳公司, 孔阳公司无疑赚取了17% 的税款, 散户如属个体户, 如果桃园水泥厂向散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也仍然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虚开, 因为个体工商户属于小规模纳税人, 其适用税率应为4% , 增值税专用发票适用税率为17% , 与小规模纳税人进行交易的第三人如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填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 无疑从国家那儿赚取了商品交易额13% 的税款, 也就是说如果柳某让桃园水泥厂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散户, 散户再开具给与其交易的孔阳公司, 则给国家造成了13% 的税款流失, 本案中在柳某的操作下, 直接将发票开给孔阳公司, 与经过散户再开具实质上是相同的。柳某利用桃园水泥厂不知情, 将该部分水泥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形式开出, 让孔阳公司在没有实际经营的情况下取得了该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 无论散户属于小规模纳税人还是消费者, 均造成孔阳公司应当缴纳的税收被抵扣, 造成国家税款流失, 所以其行为具有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现实危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如何定性的答复》即明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自己未进行实际经营活动但为他人经营活动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对为他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柳某的行为与代开行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综上, 笔者认为, 柳某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 (第四版)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虚开发票 篇8

记者近日在山东省东营市采访时了解到, 东营市公安局于2009年6月30日立案侦查的“6·30”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是近年来全国罕见的, 也是山东省有史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侦查与反侦查

2009年6月, 黄河水城东营, 荷稻垂香, 生机盎然。6月29日上午, 一份由东营市国税局移交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线索引起了东营市公安局的重视。

按照东营市公安局的安排, 经侦支队民警迅速对此案进行初步调查, 并于当日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经审得知, 王某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 经中间人介绍,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700余万元。

在随后几天的调查中, 案情的重大程度出乎办案民警的意料。侦查员通过对涉案企业、银行、国税部门扣押、查询、调取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审查, 发现了大量的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线索, 金额非常巨大。

至此, 一个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露出冰山一角。

意识到案件的复杂性后, 东营市公安局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了“6·30”专案组, 全面铺展掌控案件脉络, 并迅速查明:自2007年1月至2009年6月, 犯罪嫌疑人舒某等人利用山东顺风工贸有限公司、山东龙辉工贸有限公司的名义, 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 采取向中间人支付开票费的方式取得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 然后再通过向中间人收取开票费的方式, 大肆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公安机关进一步查明, 这家公司招聘的不少员工对所属公司的真实业务一无所知。在招聘时, 这家公司对应聘人员声称是做钢材生意的, 而仓库都在外地。

“这伙人过去都曾经从事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当相当职业化。”东营市公安局副局长周海林说, 在税务部门进行检查后, 主要犯罪嫌疑人就逃窜到外地, 销毁账本, 有的不仅切断与同伙的联系甚至也减少了与家庭亲友间的联系, 表现出较强的反侦查意识。

尽管假发票团伙具备较强的反侦查意识, 但东营市公安局的民警依然借助各种信息化手段的应用, 准确地掌握了这伙不法分子的动向。案发后第二天, 警方便将潜逃到山东省济南市的4名主要嫌疑人抓获。

“在部分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 其余犯罪嫌疑人同样闻风而逃以各种方式对抗公安机关的抓捕。”负责抓捕工作的民警聂仁鹏对记者说。

据东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蒋庆刚介绍, 近几年, 有的地方产生了零星的发票犯罪“专业村”, 由于从事发票不法行为的人数相对集中, 地域性、家族化倾向明显, 经常发生暴力抗法事件, 增加了抓捕的难度。

鉴于以上原因, 公安部门在精密部署后, 展开全面抓捕行动:7月1日16时, 这一团伙的核心成员舒某在济南被抓获;7月2日至14日, 5名团伙主要成员相继落网;

9月22日, 迟某在山东省济南市国际机场被抓获;10月21日, 郭某在山东省潍坊市被抓获;10月26日, 张某在山东省济宁市被抓获;

11月14日, 警方乘胜追击, 东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涉税大队大队长王宏亮带领的抓捕小组从陕西省西安市传来捷报, 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布控, 一举将隐姓埋名藏匿的陈某抓获。

至此, 这起涉案金额达22亿元, 由公安部挂牌督办的“6·30”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告破。

公安机关查明, 犯罪嫌疑人涉及地域广、同源性 (地域、家族) 明显。嫌疑人主要分布在河北、河南、陕西、黑龙江、北京等省市及山东的青岛、济宁、滨州等地, 涉案人员多为同乡, 彼此之间互相介绍通过两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据了解, 参与办案民警分赴北京、天津、黑龙江、河北、河南、陕西、济南、青岛、滨州、济宁、潍坊、聊城等地实施抓捕, 行程47000多公里, 摸排走访群众1200余人次。

卷宗装了两车

记者了解到, 此案的取证工作与抓捕一样, 一路斗智斗勇。王宏亮认为, 这一团伙之所以能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业务做得这么“大”, 是因为其采取了一套“资金交易伪装到位”的财务操作手法, 能将并不存在的“账”做得很完美。

“涉案人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主, 从中获取暴利并向更多的人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手法, 提供渠道。不法分子为制造有货物交易的假象, 采取多种资金走账、记账方式, 以此掩盖支付、收取开票费的情况, 调查资金真实流向的难度较大。”王宏亮说。

专案组资金查询组负责人王晓乾告诉记者, 犯罪嫌疑人往往通过中间人来实施发票犯罪, 此外犯罪嫌疑人不仅拥有多个银行账户, 而且经常通过网上银行进行交易。

发现这些作案特征后, 王晓乾和他的同事度过了一段不眠不休的日子, 在对上百个可疑银行账户进行仔细核查后, 逐步掌握了不法分子的资金流向。

记者了解到, 办案期间, 银行资金组侦查员冒着夏日的高温, 连续两个多月吃住都在办案点和银行库房, 未休息一天时间, 每天面对电脑长达16个小时, 将涉案资金流进行认真的梳理, 共计梳理资金12630余笔。他们还先后赶赴临沂、滨州、北京、上海等地银行系统进行查询, 行程6500余公里, 调取各类银行证据1150余份, 为侦破整个案件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

“尺把高的银行资料把床都堆满了。”王晓乾说。

在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那一天, 专案组成员长长舒了一口气———跟案件有关的卷宗整整装了两车。

“光装订这些材料就花了10天, 用坏了3把锥子。”王晓乾说。

这样的辛苦并没有白费, 取得的成绩也是一目了然。

“一共捣毁了遍布全国的虚开网络25个, 斩断虚开链条116个, 行程10余万公里, 抓获犯罪嫌疑人31人, 其中一审宣判26人, 另案起诉2人, 移交管辖3人, 现还有5名同案犯罪嫌疑人被上网追逃。”王宏亮说。

高科技定证据

记者了解到, 经济侦查向来以技术含量高而著称。此次特大发票犯罪案件由于其涉案人数多、金额大, 再加上不法分子“经验”丰富, 熟练使用各种科技、财务技术手段, 进一步加大了侦破的难度。

事实上, 在税务部门首次大规模核查时, 公安部门已经悄然介入, 但并未公开, “警觉”的不法分子仍然即刻逃逸。

“我们充分利用了信息化建设的成果, 通过各种信息平台, 在第一时间内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相关信息并锁定了嫌疑人及相关的犯罪证据, 迅速将其抓获。”蒋庆刚说。

专案组成员通过深入调查所掌握的扎实证据在法庭上充分发挥了作用。此前, 有一名“零口供”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拒不认罪。但是, 在法庭上, 面对公安机关所呈现的扎实证据材料, 当庭承认有罪, 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蒋庆刚告诉记者, 专案组在审讯方面也开拓创新了银行资金查询法, 通过调取相关银行开户信息、网上银行交易信息、资金交易信息, 通过与人口、身份、车辆信息分析比对碰撞, 在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询问犯罪嫌疑人、固定犯罪证据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也为日后侦办此类案件犯罪证据的收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提高了公安机关在侦办此类案件中获取相关线索的能力, 拓宽思路。

“此案的成功侦办, 凸显了东营民警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工作精神, 是东营公安新时期、新形势下应对新挑战的体现。”东营市公安局局长张俊海说,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各类经济犯罪案件呈高发态势, 东营市公安部门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全市公安机关将紧紧围绕打造‘最平安城市、最安全油区、最和谐环境、最满意警队’的‘四最’目标, 深入推进以社会管理创新、公安信息化建设、执法规范化建设、和谐警民关系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四项建设’, 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高素质队伍, 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

利益链难斩断

近年来, 发票犯罪大要案件时有发生, 东营市公安局副局长周海林向记者分析了其中的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法律意识淡薄。此类案件的大多数被告人不懂刑法和税法知识, 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缺乏应有的认识或是一知半解, 有些被告人甚至认为只要发票是真的, 虚开没有问题, 从而走上犯罪道路。”周海林说。其次就是经济利益驱动。一些企业和个人为了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在利益驱动下, 置国家法律于不顾, 铤而走险, 以身试法。

据专案组民警介绍, 在本案中, 办案人员查出的涉案企业多达1200家, 不少企业都是当地正规开办的企业, 规模较大, 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有一定的贡献, 给打击工作也增加一定的难度。

资深注册会计师褚文华也认为, 虚开发票背后存在巨大的买方市场。有倒卖、虚开增值税发票者, 必有违法接受虚开、倒卖增值税发票的企业, 买方和卖方连接, 才构成了一条违法链条。“现实中,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 买进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受票企业很难被严惩, 这就导致滋生犯罪的土壤无法得到真正铲除。”

虚开发票 篇9

国税发【2003】17号文《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通知》中第一条规定:一般纳税人申请抵扣的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必须自该专用发票开具之日起90日内到税务机关认证否则不予抵扣进项税额。并且当月认证通过的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当月申报进项抵扣, 否则不予抵扣。违反以上规定, 税务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总会遇到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超期不能抵扣的增值税发票, 按照税法的规定只能做进项税额转出, 可是有许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人为原因所能控制的。

二、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多年的政策执行情况调研, 经过认真论证, 发布了《关于调整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期限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617号) , 决定自2010年1月1日起, 调整增值税专用等扣税凭证抵扣期限, 由90天延长至180天。但是以上的情况依然不断出现, 企业很难解决。

许多企业由于受到中国经济大环境影响, 销售企业拖欠发票现象严重, 并且因为邮寄、转送、人员轮换等原因, 无法在规定的180天内进行增值税发票认证, 受认证时间的限制, 不能进行进项税额抵扣只能计入企业的成本, 由此加大了企业的税负。并且对于过期未认证发票的处理没有政府明确规定的做法, 会带来一些弊端。其一这部分发票没有经过税务认证系统的确认, 企业直接进行了计入企业成本的账务处理, 很可能会让一些别有用心的商家故意造成发票过期, 虚开增值税发票, 加大企业成本, 以达到减低企业所得税的目的;其二有些不法分子利用国家税务政策, 故意造成发票过期, 使接收发票的企业不能及时认证, 以掩饰此发票的真实性, 使接收发票的企业受到了经济损失。其三由于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影响, 部分企业经营出现了困难, 不能及时缴纳税款, 或者破产停止经营, 但是增值税发票依然开具, 收到发票的企业虽然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将发票认证, 但是会出现日后由于开发票企业未缴税不能进行进项抵扣的问题, 也会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同时这些不可预计的情况给企业带来很大的困惑。其四虽然发票过期不能认证, 但是由于开具发票的企业已经正常纳税, 接收发票的企业因为其他原因造成不能及时认证, 已缴纳的增值税无法抵扣, 不仅会造成企业利润的降低, 也是有失纳税公平的。

三、对增值税发票超期和失控发票不能抵扣的探讨

对于一些关于增值税发票超期和失控发票不能抵扣等情况的实际操作问题, 需要大家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 其实按照税务税收政策规定, 当月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必须在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做抄报税。如果纳税企业在销售环节已经按照正常程序缴纳了增值税, 因为各种原因造成接收增值税发票企业不能正常抵扣, 是不是违反了增值税的计税原则, 并且加重企业的税负。因为从计税原理上说, 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有增值才征税没增值不征税。并且我国也采用国际上的普遍采用的税款抵扣的办法, 即根据销售商品或劳务的销售额, 按规定的税率计算出销项税额, 然后扣除取得该商品或劳务时所支付的增值税款, 也就是进项税额, 其差额就是增值部分应交的税额, 这种计算方法体现了按增值因素计税的原则。如果是真实的增值税业务, 是否可以放宽防伪税控系统的认证时间限制。

第二, 按照税务机关关于增值税认证失控发票处理规定, 一般纳税人每月需要到税务局抄报税, 如当月没有抄报税, 那么该企业当月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都可能被列入失控范围。受票方收到该企业的发票并通过认证抵扣后, 若对方税务局发来信息, 证明该企业属于失控户, 那么, 受票方需要做进项税转出或补税处理。但是受票方企业现在还不能通过网上查询失控发票情况, 所以受票方只能被动接受增值税款不能抵扣的损失, 这对于受票方来说有些不公平。受害企业都觉得很冤枉。

第三, 同样这种情况还出现在其他方面。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33号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未就其虚开金额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的, 应按照其虚开金额补缴增值税;已就其虚开金额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的, 不再按照其虚开金额补缴增值税。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但是这些接收发票的纳税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可以在防伪税控系统中正常认证, 只有在税务部门查出是虚开增值税发票时才能知道, 不能提前预防, 最终还是会造成受票企业的损失。税务防伪税控系统如果能够在发票的比对认证过程中给予提示, 那么就可以减少给受票企业带来不必要的税负负担。

第四, 如果过期未认证的增值税发票可以直接计入成本, 不通过防伪税控系统认证比对, 就会使一些虚开的发票合理化, 直接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所以对于过期的增值税发票建议税务部门采取一定措施进行认证备案。

对于过期未认证发票的处理问题, 我认为应该分析过期认证发票的发生原因, 根据具体情况, 分别处理。属于是经办人员疏忽, 耽误了认证时间造成的增值税发票, 进项税款损失应该由经办人员负担。属于发票交接过程中过期的, 分清造成过期的责任方, 由造成过期的一方负担进项税款损失。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第50号文也规定了对于逾期增值税发票扣税凭证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真实业务逾期未认证, 可以按照规定进行申请抵扣处理。

四、结束语

纵观当下, 由于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复杂, 美、欧债务危机严重, 同时债务危机和信贷危机也在中国大面积的出现, 房地产市场低迷, 物价上升, 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 经济效益都在下降, 并且企业受招工困难、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资金紧张等多方面影响, 很多企业存在亏损严重情况, 如果中国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不给力, 缺乏弹性和灵活性, 更会加重企业的负担, 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发展, 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

以上仅代表个人的浅薄分析, 仅与大家共同商榷。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一些关于增值税发票超期和失控发票不能抵扣等实际操作问题, 仅代表个人的实际工作体会, 以供与同仁交流学习。

虚开发票 篇10

关键词：形式上的虚开行为 真实货物交易 抵扣税款目的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危害税收征管罪中的一个重罪，《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前，该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死刑，《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后，该罪的最高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鉴于此，理论界基于刑法谦抑性和罪责刑相一致的理念，认为应该将该罪作限缩解释，构成该罪必须有抵扣税款的目的；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众多的虚开行为未纳入该罪的打击范围的实践标准。本文通过对该罪进行立法、司法和理论三个层面的梳理和思考，提出有助于司法实践中正确掌握该罪的适用标准，实现罪责刑相统一。

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指个人或者单位故意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1]其客观方面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如何准确界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是认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该罪的关键。

（一）虚开行为的法定类型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79刑法中并没有规定，为打击该类犯罪，保证国家税收，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单行刑法《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在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作进一步解释的同时又增加了一种虚开行为“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理论界将这种行为简称“如实代开”。97刑法沿袭《规定》的内容进入刑法典，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只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四种行为，并不包括“如实代开”，该行为还能否认定为虚开行为存在争议。

（二）虚开行为的特殊类型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新型虚开行为的类型不断涌现，出现了诸如：（1）为虚增营业额、扩大销售收入或者制造虚假繁荣，相互对开或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2）在货物销售过程中，一般纳税人为夸大销售业绩，虚增货物的销售环节，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依法缴纳增值税并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行为；（3）为夸大企业经济实力，通过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增企业的固定资产、但并未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国家税款亦未受到损失的行为；（4）抵扣税款的行为人（受票方）与他人之间有真实货物交易，且票与货的价格和金额相符，但受票方与开票方之间无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张三供货、李四开票的行为（包括如实代开）等。

二、实践中“虚开”行为定罪处罚的困境

虚开行为特殊类型中的前三种行为总结起来可以归类为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对应但并未给国家税款造成损失的行为，也可称为“无真实货物交易的虚开行为”，或者“形式上的虚开行为”；第四种行为的情况比较特殊，可总结“有真实货物交易的虚开行为”。

（一）对“形式上的虚开行为”的刑法适用仍然不统一

对于形式上的虚开行为，司法实践中已经基本上有了定论。如2000年12月28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的司法审判会议并印发的《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还必须查明或证实虚开行为在实质上具有偷逃国家税款的实际危害性或者造成该种危害的现实可能性……，如果缺少这一实质特征（即虚开以后如实申报缴税），则意味着行为人在主观上并没有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手段达到偷逃国家税款的非法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实际侵害国家税收管理制度。因为主观和客观要件均有欠缺，故单纯具有形式上的虚开行为，不能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11月24日至27日，在苏州召开了全国部分法院经济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形成了《全国部分法院“经济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综述》，明确“（1）为虚增营业额、扩大销售收入或者制造虚假繁荣，相互对开或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2）在货物销售过程中，一般纳税人为夸大销售业绩，虚增货物的销售环节，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依法缴纳增值税并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行为；（3）为夸大企业经济实力，通过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增企业的固定资产、但并未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国家税款亦未受到损失的行为。”三种行为不是《刑法》中的虚开行为，不以犯罪来处理。

在部分省市的司法机关对“形式上的虚开行为”进行无罪化处理的同时，其他有些地方仍然坚定地执行《刑法》的规定，将只要具备虚开行为形式要件的虚开行为作为犯罪来重点打击，如刘汉案。这也造成了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不统一。

（二）对“货物交易的真实性”的理解争议较大

一种观点认为“货物交易的真实性”仅指交易事实本身的客观存在性，只有发票项下所列的货物交易价格和金额具有虚假性才属于票与货不符，并进而导致骗取税款的后果，而开票人的主体身份与骗税的后果并无必然联系。如在杭州富兴服饰有限公司、章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中（以下简称“杭州富兴案”），杭州富兴服饰有限公司及章某某（该公司经理）委托个体加工户魏某某承担加工服装绣花业务。在结算加工费过程中，章某某为了本公司能够抵扣进项税款，在公司与杭州晨展化纤纺织有限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仍接受魏某某从杭州晨展化纤纺织有限公司虚开的服装面料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价税合计116518.20元，税额16930.00元，并将上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入账申报抵扣进项税金，造成国家税款被骗16930.00元。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本案存在真实的交易活动，杭州富兴服饰有限公司接受他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的行为并不完全符合《刑法》第205条所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应否定罪存在很大争议。在最高司法机关对此作出权威解释之前，司法实践中应本着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任务要求，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角度处理这类问题。鉴于杭州富兴服饰有限公司没有涉税违法前科，且用虚开的发票抵扣税款数额较小，案发后已经补交抵扣税款和滞纳金，并已被税务机关行政处罚，作微罪不诉处理。

另一种观点认为“货物交易的真实性”仅指受票人与开票人之间而言，不考虑第三方的存在，即不考虑货物交易事实的客观真实性，而只注重受票方和开票方之间的货物交易的对应性。只要无此对应性存在，即视为无真实货物交易，进而视为“虚开”。如在重庆市嘉润润滑油有限公司、柳某某（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中（以下简称“嘉润案”），重庆市嘉润润滑油有限公司在向他人购进原材料废油用来生产销售润滑油的过程中，因废油的销售者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嘉润公司没有用来抵扣销售润滑油而产生的增值税销项税的增值税进项专用发票，柳某某为达到少缴税款、降低成本的目的，遂找到从中石化长江燃料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等石油公司购进柴油并倒卖柴油的犯罪嫌疑人樊某等人，通过让嘉润公司出具主要内容为“嘉润公司委托赵某某等人为公司购买柴油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虚假介绍信的方式，骗取上述石油公司的信任，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货方开为嘉润公司，嘉润公司将取得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以将柴油虚列为嘉润公司成本的方式在税务机关认证抵扣，共抵扣税额为8835980.11元。法院经审判后认为：重庆市嘉润润滑油有限公司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柳某某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被告人柳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对比上述两个案例发现，司法机关对于什么是“真实货物交易”存在不同的理解，导致两个案件在处理结果上大相径庭。如果第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杭州富兴服饰有限公司、章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的认定无疑也是准确的，而重庆市嘉润润滑油有限公司、柳某某（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的处理结果便是错误的；如果第二种观点是正确的，又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其实，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将形式上的虚开行为排除在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打击范围之外，是因为这种行为并不会给国家税收造成危害，而在有真实货物交易的虚开行为中出现定罪争议的原因是对“有无真实货物交易”的理解不同，两者一个从行为的实质违法性出发进行了判断，即有无给国家税收造成危害；一个从行为的形式违法性出发进行了判断，即“有无真实的货物交易”。归根结底还是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基本特征没有研究清楚。

（三）定罪处罚时罪责刑难以相适应

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本罪原有四个刑罚幅度，即三年以下；十年以下；无期徒刑；死刑。属于可判死刑的最严重的犯罪之一。修改后最高刑改为无期徒刑，并且增加205条之一“虚开发票罪”打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的行为。从现有刑法体系出发，导致在立法上出现两个不协调。

一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处罚力度大于偷税罪。刑法第201条规定逃税罪的处罚只有二个刑罚幅度，最高刑期为七年有期徒刑。在不会造成税收损失而只扰乱了发票监管秩序的虚开行为中，如果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将会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而在以给国家造成税收损失的逃税行为顶格判刑只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罪责刑明显不符。

二是虚开发票罪的处罚力度明显轻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鉴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具有抵扣税款的功能，我国对该发票的管理严于其他发票，但是鉴于增值税是流转税，在存在真实交易双方中的卖方（开票人）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不是买方的受票人（三者均具有一般纳税人资质）的情况下，并不会造成税款损失，这种行为跟虚开其他发票的行为并无本质的区别，均只是扰乱了国家发票秩序，并未危害到国家税收，同样情节的犯罪行为适用两种不同程度的刑罚，罪责刑也明显不符。

立法上的不协调使部分司法人员对该罪的刑罚出现了“排斥”现象，能够从轻或减轻处罚就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还出现了将“介绍他人虚开行为”的行为人作为从犯处理的判例，这不失为对立法的严重错误解读。

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立法完善

上述问题的出现，体现了司法人员对该罪本质的不断思考，如果认为该罪的客体只是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可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监督管理制度。[3]那么行为人只要有虚开行为，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可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监督管理制度就受到了侵犯，因而也就构成了本罪。但是，这种只是侵犯了发票管理秩序未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失的行为在一般大众看来又是一种社会危害性比较轻的行为，不至于科处无期徒刑如此重的刑罚。

但也有人认为，虚开发票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的发票管理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还有人认为，虚开发票罪的客体是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制度，具体是指发票管理制度尤其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从广义上说，发票管理制度实际上是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行为正是通过对发票管理制度的违反，进而破坏我国增值税和其他有关税款的征收管理制度。[4]因此，需要对该罪进行实质性的解释，立法者之所以将虚开行为规定为犯罪，主要是因为这种行为侵犯了税收征管制度，《刑法》第205条第2款将骗取税款的行为包含在本罪中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抵扣税款的目的，只是一般的虚开，它不会侵犯税收征管制度，是一般的违反发票管理的行为，不能构成本罪。当然，从完善立法的角度来说，主张将这种一般的违反发票管理的行为予以犯罪化。[5]笔者亦赞同这种观点，同时，这种犯罪化毫无疑问应当体现在虚开发票罪中。

但是在实践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抵税的目的如何证明和认定的问题，鉴于主观目的必须通过客观情况来反映或者证实，避免执法的恣意，在具体的办案活动中，还应当明确要求行为人的虚开行为在在实质上具有偷逃国家税款的实际危害性或者造成该种危害的现实可能性。由于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因此，只有在发生“真实货物或者劳务交易”、存在商品流转的情况下，行为人才有缴纳增值税的义务，否则就没有偷逃国家税款的可能性。在前文提及的富兴案和嘉润案中，杭州富兴服饰有限公司和重庆嘉润润滑油有限公司均有委托加工和购进废油的真实货物（劳务）交易，按照增值税的相关规定，其有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抵扣税款的权利，但是鉴于卖油者和加工者均无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格才选择了让他人代开，从这一点出发，应当说其行为不具有威胁国家税款的实质危害性。但是这种行为同样扰乱了国家发票监管秩序，应当将其作为犯罪处理，但是适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来打击有违该法的立法本意。

从立法模式来看，立法者的意图似乎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既处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又处罚威胁国家税收损失的行为。因为虚开发票罪是《刑法》第205之一，作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并列罪名，而该罪只处罚虚开发票的行为，加上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形式上的虚开行为”，为了保证刑法的谦抑性和实现罪责刑相一致的理念，有必要适当修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条表述。可以采取以下模式：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骗取税款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骗取（原为“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骗取（原为“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骗取（原为“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骗取（原为“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注释：

[1]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25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根据《决定》第一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3]邹志刚：《从两案例看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之犯罪构成》，载《浙江检察》2003年第11期。

[4]高铭暄：《新型经济犯罪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153、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