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造

教育改造（通用12篇）

教育改造 篇1

进行数学教学改革的声音与实践一直在进行中, 例如, 教学方法的、教材的、课程标准的, 但就目前来说, 效果不明显。问题在哪?笔者看来, 问题在于高职数学自身的数学教育哲学缺乏思想的指导。

一、问题的存在及客观原因

五年制高职已成江苏职业教育的主要形态。从办学体制上来说, 这些学校都是从中专升格上来的, 而现在属于普通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专科层次;入学的生源仍为初中生, 基本上是上不了好的高中的初中生——学生基础弱、学习能力与学习习惯都较差;教师基本上都是原来中专数学教师——数学教师延用中专数学教学的模式与理念;再者, 五年制高职办学的历史很短, 一切仍在探索之中, 当前数学教材、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都是“舶来”的。

教育层次与学生生源、教师力量、数学教材处于不谐调的状态, 数学教学处于矛盾与摸索之中, 导致教学处于低效状态。

二、改造我们的思想 (维)

客观因素目前改进的可能性极小, 我们能不能再延用原来的经验?在杜威看来, 经验也是需要改造的, “经验就是同时进行的行为和经历的统一体……经验是生命与共同环境中的其他要素之间进行互动的连续过程。”在我理解, 经验不是过去的、静止的东西。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开创了西方哲学的新纪元, “感觉经验有片面性, 单凭感觉得不到普遍的科学真理。必须更上一层楼, 在全面的理性指导下批判地总结才行。”

要在高职校有效的进行教学改革, 必须先行改造的思想 (维) 。就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这说明人的思维受其文化的影响, “思维方式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

1.改造我们思想中的传统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的基本特征用蒙培元先生的观点可概述为:“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与意向性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二者的结合, 整体思维、实用理性思维、经典思维是儒家思想的三大特征。

整体思维。下面的话对整体思维的分析比较客观全面:“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 而不是对经验事件作具体的概念分析, 即缺乏必要的中间环节, 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 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及概念系统的逻辑化和形式化, 因此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这说明整体思维具有系统性、动态性、无限包容性、直觉的、直接的优点, 但也有直观性、模糊性、不可知性的缺陷。这种缺陷表现为分析思维的不足, 不能明确概念, 很难进入数学的内在结构中去认识数学概念、以及概念间的内在联系。

实用理性思维。这一概念是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提出的, 实用理性思维具有很多优点:尊重客观规律, 讲求务实, 注重实践效果;强调对历史的传统和继承。例如, 古代数学都尊崇《九章算术》的权威性, 实用理性决定了中国传统数学的实用性与经验性。

“实用”的缺陷首先在于过渡尊崇传统权威和相信经验, 导致了它的封闭性, 限制了人的自由思考与创造性, 忽视了人性的发觉与培养;其次, 在于过分的注重实用, 缺少科学的实证精神以及思辨的理性, 沈括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术可以心得, 不可以言喻”。

经典思维。经典思维表现为以经学为开端, 以经学的是非为是非, 以经学的内容为内容, 经典所说都是正确的, 把传统视作绝对权威和最高价值的尺度。经典思维对中国数学的不利影响也极为突出。例如, 自《九章算术》形成后, 到西方数学传入为止, 中国数学始终没有打破《九章算术》的格局与取得大的突破。

小结:传统思维方式对当今的数学教学改革不利的影响表现为:课改自上而下, 而不是自下而上, 缺少实践的思考和声音;教师无自发的动力, 依赖性和服从性心理;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继承的多、传统的多, 创新的少。

2.明晰数学教师的信念

数学教师的信念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数学信念、数学学习信念、教学信念。教师的信念支配着教学的实践。教师的信念自其学生时代, 就受到其老师的影响逐渐形成, 再通过师范学校的教育, 逐渐定型, 且目前的研究表明师范生在大学期间形成的仍是以教师为中心和传统主义的教学信念。

数学信念 (数学观) , 表现为教师对数学本质的认识,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数学信念, 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内其数学信念也在变化。欧内斯特把数学信念分为三类:问题解决观念 (数学处于动态的发展) ;柏拉图主义观念 (数学是静态的) ;工具主义观念 (数学是一种工具) 。学者黄毅英通过欧内斯特的模型得出我国数学教师的数学信念倾向于柏拉图主义。

数学学习信念 (数学学习观) , 是教师对数学学习过程、学生的行为、学生的心理活动、组成学习活动成分的看法。从心理学角度看, 主要有四种学习观:行为主义的、认知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建构主义的。我国学者还没有对我国数学教师的数学学习信念做过研究, 但意大利学者Shahvarani的研究显示:持传统数学学习信念 (行为主义学习观) 的教师认为给学生解释概念, 然后反复练习即可;而持非传统数学学习信念 (建构主义学习观) 的教师认为学生对概念的理解是通过解决问题完成的, 没必要做过多的练习。

数学教学信念 (数学教学观) , 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师角色、学生角色、课堂活动、教学方法、教学重点、教学步骤、教学结果与评价的理解。美国学者Kuhs研究得出四种教学信念:学生为中心的、练习为中心的、内容为中心的、课堂为中心的。黄毅英对海峡两岸的数学教师的教学信念调查显示:台湾数学教师最以学生为中心, 内地 (长春) 教师是最不以学生为中心。Correa等人对中 (北京) 美两国的教师教学信念也做过研究:中国教师看重将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相联系, 而美国教师注重学生的学习方式, 更多采用“动手做”的教学方法。

调查研究表明数学教师的信念对教学与学生的数学学习会产生很大影响, 而且, 由于信念转化为教学实践也存在客观限制, 教师的信念与教学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

数学教师信念的转变:数学观的更新——由静态的数学观到动态的、辩证的模式论的数学观;数学教育观的更新——正确认识数学教育的价值及其时代特征;数学学习观的更新——正确认识数学学习活动的本质。

三、数学教育哲学在高职校的思考——高职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数学教育

根据郑毓信教授的观点数学教育哲学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数学的本质, 数学学习活动的本质, 数学教育的目的, 数学教学活动的本质。从欧内斯特对数学教育哲学的系统研究到现在已有20年的时间, 五年制高职院校才刚开始, 有无探索数学教育哲学的必要?实际上, 这涉及到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数学教育问题。

先看一下高职学生的培养目标——高技能人才 (2004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七部委联席会议上) , “高”体现在:一是在知识水平上, 有丰富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能独立解决一些问题。二是在技术创新能力上, 有自己独特的长处, 有一种不断探索求知的欲望, 不因循守旧, 有创新精神。三是在科学态度上, 尊重科学规律与客观事实。四是在人文素养上, 有健全的人格, 有涵养, 能反思, 有团队意识。

需要我们坚持数学教育的价值性和社会性:

数学教育应体现价值性——学生个体角度, 数学是学生认识实践活动的一种模式及思维工具, 体现在:有数学 (科学) 的语言, 思维能够“自由”想象与创造, 学会数学地思维、数学地观察世界和处理问题, 形成“数学化”的思想与解决问题的艺术, 数学成为自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学教育应体现社会性——社会角度, 数学教育应体现社会的要求, 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美国的数学教师全国委员会 (NCMT) 的《学校数学课程和评估的标准》被认为开拓了数学教育改革的一个新台阶, 书中提出了数学教育的四个“社会目标”: (1) 具有良好的数学素养的劳动者; (2) 终身学习的能力; (3) 平等的教育; (4) 明智的选民。这些“社会目标”的核心是使所有的学生具有较高的数学素养。

这里就提出了数学教育的原则:数学教育与社会进步、数学发展相适应;数学教育是动态的;数学教育中教育研究先行;数学教育受到文化观的影响。

四、做“教学+研究”型教师

这是回答要做什么样的数学教师的问题!

我国著名数学家刘绍学教授指出, 我国教师大体可分成两种。一, 只顾教书, 很少学习。他们有较强的教学责任心, 也能把书教得很好, 受到学生和家长的好评;二, 既教书, 又学习。这一种教师又可分成两类:一类是一边教书又认真学习教育教学理论, 比如, 教育学和心理学包括现代教育教学技术等;另一类是边教书边研究数学, 不断提高自己的数学专业知识水平, 当然也关注教育理论的学习。我们认为, 这后一类教师的数学素养最高, 给学生的感染力也最强, 对学生的影响最大。所谓“名师出高徒”, 主要说的是这类教师, 学生最推崇的也是这类教师。我个人的看法, 数学教育家首先应该是数学家。M.克莱茵, G.波利亚等皆如此。这就相当于体育教练员首先应该是有杰出成绩的运动员一样, 因此, 要做一个好的数学教师, 首先就要有好的数学功底。

作为一个优秀的数学教师, 要有较高的数学素养。不仅应该通晓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 而且也应该了解相应的数学背景, 清楚数学的文化内涵, 了解其在数学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一个教师的数学素养越高, 就会很好地掌握数学教学的主动权, 就能做到深入浅出, 教好数学。

数学素养提高的前提是对数学方法论深入认识。

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 数学方法论是对数学思想 (维) 方法的研究。数学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数学知识的汇集, 数学是数学共同体在“语言”、“方法”、“问题”、“命题”等多种成分所组成的复合体中的一种创造性活动。数学共同体在数学发展中创造了许多数学方法:“数学模型法、数学猜想 (包括归纳与类比) 、公理化方法与形式化方法、数学创造的心理学方法 (包括直觉、灵感或顿悟、审美) 、数学实验。”

数学教师对数学方法论研究, 重点关注数学思维模式的研究, 依此把握数学活动中学生思维活动的特点。

数学方法论对数学教学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明显的事实:有助于我们把数学讲懂、讲活、讲深, 有助于学生掌握活的数学知识, 领会内在的思维方法, 而不是死记硬背。在更深的层次上, 数学方法论的研究, 是贯彻素质教育的要求, 达到数学教育目标。

五、形成基于数学文化的数学教学

原有的教育教学理念是在特定历史时间下形成的, 不相符的, 必须打破。另一方面, 我们不能坐等, 要做研究型的教师, 特别是探索数学教育现代发展的趋势, 实现对“波利亚的超越”。坚持:“发现问题, 正视问题, 解决问题, 不断前进。”

数学文化。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 数学文化是科学文化范畴的一种基本形态, 具有一般文化的价值且有科学的价值, 数学的精神、思想、内容、方法、语言、数学符号都已成为现代文化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数学共同体的角度, 数学文化是指数学家的“行为方式”, 即数学家的数学文化是由数学知识 (知识性成分) 数学观念系统 (观念性成分) 组成。从数学精神角度, 数学是一种理性的精神。

基于数学文化的数学教学的内涵。

布鲁纳认为:“不论我们选教什么学科, 务必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结构就是一门学科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规律的体系。“简单地说, 学习结构就是学习事物是怎样联系的”, “他学到的观念越是基本, 几乎归结为定义, 则这些观念对新问题的使用性就宽广。”数学中的概念、定义、定理等虽然看似是一般性的知识, 但却是人类知识与经验精华的浓缩, 是真理的反映, 提供学生发展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动力, 教学中不仅不能简化或忽略, 而且要加强。

思维教学应贯穿于整个教学之中。思维是数学的灵魂, 数学教学的核心是思维的教学。数学家在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时, 创造出了数学语言与数学符号, 这是是数学思维外现形式, 展现了数学共同体如何用最精炼的语言、科学的态度、理性的精神思考遇到的问题。

对数学美的认真审视是教学富有智慧的表现, 数学命题、数学概念、数学模型等都是美的典型代表, 是美的简单性、协调性、对称性、统一性、奇异性等体现, 数学美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感与情操, 也是培养学生直觉思维与灵感的最有效与根本的途径。

课程观。呈现多种“声音”, 课程要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体验, 将课程作为促进学习的重要元素, 而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 注重知识准则的意义和使用。例如, 现在的高职数学课程可分为基础篇:知识的体系、概念的衍生及思想方法的理解;欣赏篇:数学的美、数学的人文内涵、数学家的故事、数学史;应用篇:如何利用数学进行建模, 解决问题, 形成解决问题的数学思维。提高篇:数学语言下的合情推理与证明、归纳。

教师角色。教师应是学习者和实践者以及是有改革能力的教育者, 不是简单教给学生知识, 而是使知识概括化和客观化, 帮助学生通过多种途径理解课程知识。

实现有效教学, 必须坚持以教育哲学作为指导, 探索基于数学文化的数学方法论的教育方式。

摘要：标题原意取自杜威《哲学的改造》, 旨在表明对这样问题的忧虑和思考, 试图从思想 (维) 的深处寻找问题的根源。本文努力从存在的问题出发, 分析影响数学教学的因素, 根据高职人才的培养目标, 分析高职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数学教学, 通过对数学方法论意义的再认识, 形成基于数学文化的数学教学。

关键词：数学教育哲学,教师信念,数学方法论,数学文化

教育改造 篇2

在依法对罪犯执行刑罚的过程中，本人结合创建和谐监狱，认真贯彻执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十分重视对罪犯的教育改造，针对改造对象的不同特点，紧紧依靠法律政策的威力，加大个别教育工作力度。通过自己的努力，转化了罪犯的思想，矫正了恶习，调动起了罪犯劳动改造的积极性，严格遵守了各项监规纪律，净化了罪犯心灵，维护了监管稳定，提高了改造质量，为每个罪犯刑满释放后，做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大个别教育力度

多年来，我始终把对罪犯的个别教育工作，作为新时期提高监狱警察素质的基础工作，认真研究个别教育工作，针对罪犯的维权意识不断加强的现状，我在个别教育工作中，充分运用科学知识，进行个案分析，在对罪犯进行心理测试、心理咨询和行为矫治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和分析罪犯的心理、思想特征、犯罪原因等，有针对性的进行政策攻心和行为感化，促使罪犯的思想转化，向个别教育工作要监狱稳定，向个别教育工作要罪犯改造质量的提升。

二、加强思想教育，提高个别教育的针对性

为了增强个别教育的针对性，我在找罪犯谈话前，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做到了有计划、有目的、有对策。我经常深入罪犯劳动改造第一线，及时了解掌握罪犯情况，随时注意观察罪犯在学习、劳动、生活中的表现，耐心听取罪犯反映的问题，从谈话中了解罪犯的思想，发现罪犯当前所需、所想和存在的问题，并做好详细的记录，根据当场的情况做出及时表扬、批评和处理。在对罪犯进行个别谈话教育时，我经常说一些赞美和鼓励的言语，对表现好的罪犯给于了充分的肯定，对罪犯起到了鼓舞和激励的作用，激发了罪犯的潜能和积极性。我还经常利用点滴时间找罪犯谈话，谈话的内容打破了以往的说教方式，采取拉家长、讲人生、谈哲理等方法，使罪犯从心理上消除了对干警的恐惧感，让罪犯感到了温馨。在做耐心、艰苦、细致的个别教育工作中，让罪犯诱其自责、导以感化、促其恢复良知、使其清醒悔罪、明白悔改、弃暗投明、改恶从善、从新做人。我还根据不同犯罪类型以及罪犯不同的表现等个体差异，坚持因人施教的方针，采取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教育方法。如在对犯罪罪犯的个别教育中，针对罪犯具有一定的文化政策水平、较高的智能，循循善诱地帮助罪犯明确自己所欠下的“政治账”，进而认清自己丧失自由的“生命账”，并从罪犯退赃及被剥夺财产的`事实中，让罪犯知道得不偿失的“经济账”，还帮助罪犯清楚地看到了由于自己的行为，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和对国家经济秩序、法律制度带来的破坏的“良心帐”，启发罪犯深刻认识到了因为自己的犯罪，同样也给家庭和亲人造成的伤害的“道德账”，使罪犯心悦诚服。我以温和的态度、暖心的话语，对每个罪犯存在的问题都坦诚布公地指了出来，并进行了劝导，推心置腹地讲明了利害关系，劝其改过自新。

三、创新工作方式，重点抓好顽固危险犯的教育转化工作

由于罪犯现关押密集、封闭性强，犯罪手段转换为、自伤自残、劫持等形式。这些顽危犯因其固有的危险性、顽固性，给监狱的安全与稳定工作，带来巨大的隐患和威胁。因此，教育转化顽危犯是个别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认真做好顽固危险犯的排查和教育转化工作，将顽固危险犯的教育转化工作全部纳入工作重点。每年初，我根据罪犯在改造中的现实表现和顽固犯、危险犯的认定标准，排查出罪犯中的顽固犯、危险犯，依据顽固犯危险犯的改造表现进行个别教育。几年来，我共排查顽固犯、危险犯人，教育转化人，转化率为%。通过对顽危犯的教育转化工作，确保了监狱的安全稳定。

四、深化教育转化工作，开展罪犯心理矫治

教育转化工作是转变罪犯犯罪思想，化消极为积极的重要举措。我在认真坚持行之有效的个别教育制度和措施的基础上，采用必谈与约谈的方式，深化个别教育工作，通过让罪犯挑选并预约自己信得过的警察汇报思想，变被动接受教育为主动接受教育。我还参加了心理咨询师培训，积极开展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充分发挥心理晴雨表作用，进行罪犯心理疏导，缓解了罪犯的心理压力，促进了罪犯心理健康。

教育改造 篇3

关键词：终身教育；中职教育；适应；改造

自20世纪60年代法国教育家保罗·朗格朗首次提出终身教育概念以来，终身教育理念已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已成为当代国际教育领域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一种教育理念，正如查尔斯·赫梅尔所述：“终身教育概念的提出可以与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它是教育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终身教育孕育着真正的教育复兴。”在我国，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引用，到《教育法》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到十七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使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终身教育思想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在此背景下，中等职业教育面临着适应与改造的必然选择。

一、拓展中职教育功能，致力面向人人

传统中职教育功能单一，以从事学历职业教育为核心，非学历培训被边缘化。终身教育背景下，需要我们拓展中职教育功能，致力面向人人。

(一)拓展中职教育功能

终身教育是指“与生命有共同外延并已扩展到社会各个方面的这种连续性教育”。终身教育改变了传统教育的定义，强调终身教育开始于生命之始，终止于生命之末，包括了人的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各个方面。正是在终身教育思想影响下，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TVE)大会上提出了“全民职业教育”的口号，建议将传统的TVE(技术与职业教育)改称为TVET(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提出职业教育应面向所有的人、面向各类人群。由此。中等职业教育需要确立“大职教”观，使中职教育服务涵盖职业预备、就业、职业转换教育以及技能提高和再就业培训等。并把岗位提高培训及再就业转岗培训作为中职发展新的增长点。

(二)善待每位在校学生

功利主义思想侵蚀下的中职教育，使大批基础薄弱的学生“望学生畏”，游离于职业学习之外，有的不久就成为流生。“面向人人”的中职教育需要我们尊重学生差异，创造出使学生感觉友好的学习氛围；承认学生在学习速度、学习能力上的个体差异：突出“以学习者为中心”理性分析学生的学习处境，学会用宽容的心态对待学生的不足与缺失；教育过程少一些急躁、多一些耐心，少一些单向抱怨、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长远考虑；让中职教育成为这部分学生终身教育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

(三)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终身教育的本质要求是学习型社会，学习机会均等。而以知识的优胜劣汰为基调的传统教育。忽视了不适应这一模式的学生群体的教育，忽视了包括残疾人、妇女、失业人员等边缘化弱势群体的教育，从而严重影响和制约学习型社会形成，甚至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中等职业教育理当也完全可能给予他们以特别的关注，通过建立弹性、灵活、开放的教学体系，对他们实施职业教育与培训，充分开发他们的潜能，实现他们的有效发展，帮助他们顺利就业，并为他们今后的继续教育与终身教育创造条件。

二、调整价值取向，关注终身教育背景下的有效发展

传统的中职教育价值取向常常带有功利化色彩，或关注对口升学，或关注就业学生的技能训练，未能关注学生生涯发展需求。终身教育背景下的改造就是要调整价值取向，关注终身教育背景下的有效发展。

(一)适应个性化选择，“谋个性之发展”

1发展方向多样化

职业教育要“进一步面向外部世界。并应使每个学生能根据自己的文化程度和在校学习情况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尊重个人的多样性和特性是一个根本原则。这一原则应导致摈弃任何标准化了的教学形式。”因此，中职教育要在观察、了解学生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帮助学生选择合适的专业；允许学生中途转换专业，并结合学分制的执行，建立已修课程的学分互认机制：还可通过兴趣小组、第二课堂及选修课等方式，允许学生学习第二专业。

2课程设置模块化

“在中等教育阶段使课程结构多样化。进一步重视教学内容和为职业生活做准备，这些都应是任何改革追求的目标。”因此，中职教育应通过课程设置的模块化，给学生广泛的选择空间，在规定有限必修课程的基础上，设置广泛的选修课程或选修课程组合，提高课程的针对性，同时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打好基础、留有接口。

3学科目标层次化

为适应学生差异，教学可从教学内容、教学要求两个方向进行“双线分层”。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划分A、B两个层次，其中B层次为各专业学生都必须掌握的教学内容；A层次为根据专业学习和升学需要选学的教学内容；其次，在教学要求上，对于上述B层次的学生须达到的认知要求叉作了层次的区分。而对于A层次须达到的认知要求不再作层次的区分。通过双线分层，给学生广泛的选择空间，以适应不同个性需要。

(二)审视教育内容，谋终身教育之基础

1重视普通文化知识基础作用，提升继续学习能力

“今天，一个真正受到全面培养的人需要有广泛的普通文化知识，并有机会深入地学习研究少量的学科。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应该促进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展。”因此，中职教育须克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从终身教育视角，考量普通文化知识的基础作用，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设法让每位学生有所进步与提高。为学生的终身教育夯实基础。

2强调宽厚的专业基础，增强就业转换能力

终身教育背景下职业岗位体系已成为一个动态大系统，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备多方位的就业转换能力和重新创业能力，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从业人员具有较为宽厚的专业基础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继续学习的能力。从而，“帮助青年人在谋求职业时有最适度的流动性，便于他从一个职业转换到另一职业或从一个职业的一部分转换到另一部分。”

(三)培育学习的愿望与方法，应终身学习之需求

在终身教育视阈下，培育学习的愿望比单向知识传授更重要，因为知识的缺失以后可以弥补，而关键时期学习愿望缺失的影响是终生的。因此，“教师的职责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了解、影响、激励、鼓舞。”因此，中职教育要通过区别化改革，让学生广泛参与学习过程，有经常性成功体验，以激发学习兴趣，激活潜能，提高学习的愿望，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三、体现开放理念，关注整合协调功能

传统中职教育办学方式封闭，常常就职业教育论职业教育。在终身教育背景下的改革就是要体现开放理念，使中职教育主动融入“大职教”体系中。

(一)体现开放合作，强调双向沟通

1加强校企合作

中等职业学校应主动加强与相关企业的联系与合作，弱化学习与工作的界限，一方面，借助企业的设备与环境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职业意识；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学校自身优势为企业技术更新、产品的更新换代、职工的提高培训及再就业转岗培训进行有效服务；更为重要的，通过校企合作，弱化学习和工作的界限，增强学生回归教育意识。“通过边学习、边参加一些职业活动，进行自我验证和自我丰富，这种能力和资格在许多情况下是较容易获得的。这说明学校与工作之间各种可能的交替形式应占有更重要的位置。”

2加强与行业、劳动等部门的合作

中等职教通过加强与行业协会、劳动、就业主管部门的合作，一方面，使中职教育内容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技术等级证书教育融合，提高专业教学的针对性，强化学生就业准入意识；另一方面，使中职教育有效延伸至行业、企业、劳动、人事等部门的各级各类培训，拓展中职教育的社会功能。不仅如此，通过相互间的合作。还可以提高对在校学生对上述各种培训的认识，增强其成人后从事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的适应能力，减少学习障碍，为终身教育各阶段教育间的衔接创造条件。

3重视网络教育资源的利用

国际著名远教专家德斯蒙德·基更认为：“远程教育是各国政府在21世纪为国民提供终身学习的第一选择，也是21世纪进行终身教育的首选方式。”中职学校要充分利用网络教育资源。提高学生网络学习的意识与能力，努力提高学生信息素养；要通过网络教育资源，使学生自我规划、自我调整的独立学习、弹性学习变得更加容易、更加灵活；使工学结合的组织与管理更科学、更便捷；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与网络优势，提高自身有效服务社会的能力。

(二)重视上挂横联，关注协调整合

由于中等职业教育纵向与基础教育相衔接、与高等职业教育相沟通，横向与成人教育相联系(均为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教育)、与社区教育相关联(均为提高社区成员自身的生活质量的教育)。因此，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这从客观上要求中等职校关注与各类教育的协调整合功能。

1关注与高职的衔接

中高职的衔接与沟通。是建立与完善职教体系与终身职教体系的需要。是最大限度发挥中职学生潜能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等职校应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主动与高等职业教育衔接。

2强调与成人教育融合

中等职校要充分利用自身利益优势。积极开拓成人教育市场，努力成为成人教育市场的主角；要充分关注成人教育特点。把“职业技能教育、科学教育、法制教育、环境教育、人口教育以及文艺欣赏、审美教育、家政教育、休闲教育等丰富的内容纳人教育的范畴，并不断充实、完善、提高，以帮助人们完成向现代人的全面转变。”当前，要研究国家停止成人学历脱产班招生的新形势，根据“各高校应开展非脱产的成人高等教育，充分利用社会优质资源设置校外教学点”的要求。主动与高校联系，开展非脱产成人高等教育，服务和推进全民学习。

3密切与社区教育的关系

社区教育是终身教育的基本依托；中等职业教育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主动关注，积极介入社区教育，参与、指导社区教育的开展，向社区开放自身的教育资源。要将更多的社区教育资源，引入学校作为学习内容，使学校教育更好地与社会生活相结合，从而丰富学生的人文底蕴，健全学生心理品质，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学生公民形象；要不断学习、研究社区教育特征与规律，努力实现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的相互融合渗透。

当前，生源的急剧减少使中职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中等职业教育只有在多维、立体、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中，准确定位，有所作为，才能迎接挑战，从而孕育中等职业教育的真正复兴。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42

[2][3][4][5][6][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90，122，41，119，77，9

[7][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学会生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239，108

教育改造 篇4

(一) 永恒主义的理论基础

永恒主义者认为, 在不断变化的现象中存在一种永远不变的模式, 教育任务是使青年人理解这种模式, 从而使人变得客观规范。 永恒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古典实在论, 世界由“实在”组成, 它构成永恒的真理, 这些真理又构成永恒真实世界[1]。 永恒主义教育哲学认为教育的性质是不变的, 其基本原理是永恒的, 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 以培养共同人性为目的。教育目的之一是发觉人性的共同点, 这些共同点在任何时代和地方都是一致的[2]。 第二, 教育应该培养理智。 理智方面的优点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件好事, 作为通向幸福的手段, 它也是好事[3]。 第三, 存在永恒的真理和永恒学科, 即古典名著和学科为基础的核心课程。

(二) 以美国高等教育为例

首先, 混乱是美国高等教育难以摆脱的主题———大学为谋取金钱而采取手段从而丧失精神、混乱的民主概念导致教育制度的混乱、对进步的错误看法则使我们越来越脱离理性, 使各门学科逐渐脱离哲学的大系统, 相互独立存在, 大学结构松散崩溃。 其次, 教育目的在两种价值观之间摇摆不定:大学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真理还是为将来的工作生活作准备? 这些混乱使得我们在挖掘到课程的实用价值之前, 便觉得它毫无价值。

鉴于这些混乱的状况和问题, 赫钦斯认为大学应该以真理追求为首要信念, 主张在大学实行通识教育及名著阅读计划。 他明确指出普通教育课程应由西方名著以阅读、写作、思维和说话的艺术组成, 再加上数学, 它是人类推理过程的最佳范例[4]。 赫钦斯于1929年就任芝加哥大学校长, 在此期间他一直致力于通识教育的改革。 为了推行名著阅读计划, 他还成立了西方名著编纂咨询委员会, 历时7年陆续编纂了54卷《西方名著》丛书。 继芝加哥大学改革之后, 美国多所著名大学也制定了类似的通识课程, 永恒主义教育思想一度在美国教育界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永恒主义的现实遭遇

(一) 科学至上实用为先的极端工具理性时代

尽管永恒主义教育思想在20世纪30—50年代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随着后现代进程的推进, 这群“激进的复古派”也难以抵挡科学实用主义与极端工具理性主义的洪流。 面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问题, 科学知识毫无疑问成了唯一答案, 并且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建立了无可动摇的霸权地位。 赫钦斯眼中的混乱和无序在如今并没有得到解决, 相反情况更严重, 在科学霸权的统治下, 人文价值和精神的缺失使人陷入精神的荒漠, 滋生出更多的现代危机。

(二) 对永恒主义的批判

在永恒主义产生发展时, 就出现同时代的批判之音。芝加哥大学教师哈里·吉迪恩在《民主社会的高级学习》中针锋相对地提出经典名著课程充满经院哲学的味道, 中世纪大学是神学导向,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是人文导向, 而现代大学必须将其中心置于科学的方法[5]。 布鲁贝克也批评:名著的选择在质和量都很难达成共识, 不同的名著教学计划、差异及主观性使得很难达到理想的要求[6]。 现代对永恒主义的评判集中于以下几点:其一, 永恒主义者是以教育的永恒性去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性, 所以具有明显的阶级性[7];其二, 其古典实在论的基础和形而上学的思辨使其具有一元论、绝对论的缺陷;其三, 将名著作为教育的全部内容, 不利于知识的系统性, 无法包含人类发展的全部内容, 忽略现代思想和科学进步也有失偏颇[8];最后, 其思想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 忽视社会性和历史性对人的影响和改造。

(三) 经典的式微

永恒主义者所宣传的永恒课程———经典名著不仅没有被很好地实施, 相反在注重实用的今天, 在快餐文化的冲击下式微。 经典名著淹没在流行小说、青春偶像、网络文化的大众文化潮流中, 这些现象都说明人们的阅读呈现浅显化特点[9]。 当今出现的浅阅读现象是指不需要思考的、图文的、跳跃式的阅读, 并且更加注重追求阅读过程中的视觉快感和心理愉悦, 它具有浅表性、视觉性、娱乐性的鲜明特点[10]。当今的教育更多关注的是学生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经典名著很显然不能变成走向社会战场的有力武器。 另外, 阅读经典名著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 不能直接给学生带来分数的提高, 在功利主义思想引导下的教育必然选择放弃经典。

三、永恒主义的现实改造

(一) 永恒主义的新内涵

不能否认永恒主义的现代意义, 否认名著阅读计划的进步作用。 西方古典名著中包含所有知识领域最根本的哲学精神, 同样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为我们提供巨大的精神财富, 它不仅能给学生提供语言学习的环境, 更在完善人格中有重要意义。

基于对传统永恒主义的批判, 应该为永恒主义加入新内涵。 我们需要明确现代科学与人文理性的关系。 实验科学只能从方法层面帮助我们解决处理问题, 而确定目的就需要由哲学和理性发挥作用。 在这两股力量的交锋中, 新永恒主义应该学会以人文精神引导带领科学工具, 适当地放松对科学的绝对批判和永恒真理的绝对追求, 抛弃体现永恒原则的人文学科的地位应该远置于科学之上的绝对化观点。 新永恒主义并不反对科学, 其反对的是盲目追求信息数据, 完全依靠它代替人的思维和理性的阶段性进步。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教育就是忘记了在学校所学的一切之后, 剩下的东西。 “剩下的东西”便是人的灵魂和理性对永恒原则的理解, 对真善美的本能地追求。 只有这些才能引导下一代寻找到一条在永恒的第一原则下最适应环境发展变化的正确道路。

因此, 永恒主义具有的时代性的新内涵并不是停滞, 更不是倒退到古代, 从一定意义上说, 永恒主义不仅承认变化的事实, 而且主张变化和改善,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需要变化, 需要认识到激进的功利主义对教育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二) 基于我国教育现状的经典教育之路

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今天, 模糊仍然是我们首要需要解决的问题, 经典教育不一定是唯一的最好选择, 但绝对是必要的选择之一。 我们在教育改革中无法一蹴而就, 因此, 只能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加入些许永恒经典的因素, 让教育在完全功利的监视下获得自己的真正价值, 完成教育应该履行的文化使命。

首先, 我们需要弄明白何为经典。 并非所有“古代的”都可以被拿来作为“经典的”加以学习, 选择经典名著的眼光应该站在更新的高度。 经典教育致力于使人超越世界之沉重而机敏一跃, 找到尽管有体重但是仍然轻逸的秘密[11], “沉重”意味着它毕竟经过了死人之手, 陈旧而晦涩难懂, 但仅仅“沉重”是不够的, 学校在为学生选择名著的时候必须考虑“轻逸的秘密”, “轻逸”说明需要引导学生用新的方式把握旧的文本, 而“秘密”则说明名著的时代意义———必须通过侦探一般缜密的搜寻才能获取的 “古代” 所包含的现代因素。当然, 我们还要处理好“中外”的问题, 我国的经典教育应该首先立足于中华传统, 学生首先对我国经典拥有充分的认同和归属, 在此之上, 再吸取西方经典的精华, 而面对古今中外的经典都应该持有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的共同态度。学校作为教育过程中的主要角色, 理应担当起选择经典的首任。 学校需要制订相应的经典课程和名著阅读计划, 为学生提供经典学习的方向指导, 帮助学生选择正确合适的学习材料。 此外, 社会和家庭在经典教育的选择中同样扮演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社会传媒, 功利性社会取向使得社会传媒向着利益驱动, 流行文化快餐在极大丰富了娱乐生活的同时, 也给学生带来了更多的诱惑和误导。 社会传媒既然代表社会的价值导向, 就应该为社会选择合适且正确的经典材料, 减少或避免学生误入歧途。

如何将选定的经典材料真正落实到教育中, 如何让学生快乐而理性地接受这些经典名著, 是新的难题。 快乐说明学生是主动学习而非强制, 理性说明对这些经典站在批判性的高度, 兴趣作为最好的老师, 必须贯穿经典教育的全过程, 而批判的接收则是经典教育进步的唯一途径。 现在很多教育模式一味强调古文语言的学习, 枯燥重复的学习使得学生原有的微弱的兴趣也消失殆尽, 经典教育应该着眼于隐含在经典名著中的思想深度、文化含量、审美张力与价值取向, 其实施途径应该是阅读、体验、对话、阐释、评价和表现[12]。通过学生的自行阅读和体验, 与名著进行对话, 教师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法加以阐释和评价, 同时鼓励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将其表现出来, 这种表现体现了学生对经典名著的理解和再造。 我们必须明确经典应该离学生更近, 而不是把经典标榜得神圣不可侵犯而离学生更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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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罗伯特·M·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浙江:浙江教育出版, 1999:37-47.

[5]沈文钦.赫钦斯与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J].比较教育研究, 2006, (04) .

[6]王丽娟, 姜伟宏.赫钦斯的通识教育理念述评[J].当代教育科学, 2009, (15) .

[7]李定仁.评永恒主义教育[J].外国教育动态, 1985, (04) .

[8]洪明.赫钦斯教育思想述评[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89, (08) .

[9]孙凌云.高校学生读者的浅阅读倾向及图书馆对策[J].图书情报工作, 2010, 54 (03) .

[10]吴燕, 张彩霞.浅阅读的时代表征及文化阐释[J].南京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05) .

[11]何雪莲.死人之手:论以名著达致修养[J].教育学报, 2012, 8 (02) .

监狱教育改造调研报告 篇5

如何围绕现代监狱建设总目标，加强教育改造工作效能建设，不断适应社会治理改革创新要求，是当前监狱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对监狱改造工作来说，就是要坚持效能导向，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探索破解教育改造工作的实际问题，最大限度降低刑释人员的重新犯罪率，服务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大局。

一、教育改造效能建设的意义解读

效能，是一个综合概念范畴，包含效率，效果、效益、能力等诸多因素。运用效能理论指导罪犯教育改造工作，更加强调效果，重视质量，注重质量保证能力，要求推进教育改造工作时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以最少的消耗谋取最大的绩效。效能是管理的逻辑起点，体现了教育改造质量管理的根本特征和 根本价值，也是新形势下衡量教育改造工作的标尺。坚持效能导向，提高改造质量，既是监狱机关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落实党和国家新要求、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监狱改造工作的内在要求。一是监狱工作重心转移的客观需要。《监狱法》规定，监狱工作的方针是“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由于历史原因，监狱传承了“监企不分、体制不顺、经费不保、人员不稳”的多年历史沿革，为了生存和发展，弥补经费不足，监狱和监狱警察把大量精力放在生产经营上，致使监狱工作重心偏移，监管改造相对于生产经营处于附属地位。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监狱体制改革后，监狱职能得到一定程度纯化，工作重心转移逐步向“提高改造质量、降低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率、降低社会不和谐因素”等方面转移。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劳动改造刑模式，使生产经营成为监狱获得经济效益的重要来源，劳动改造的经济功能被放大。尽管从建立财政保障体系以来，这一情况有所好转，但在短时期内实现工作重心的根本转移还存在一定难度。随着监狱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监狱工作重心逐步回位到教育改造上来，降低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率成为衡量监狱工作的首要标准。只有坚持教育改造效能导向，突出劳动对罪犯改造的教育功能和培养功能，才能真正实现监狱工作重心的转移。二是监狱行刑职能回归的客观需要。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是我国监狱的工作方针，也是监狱工作的职能所在。从现阶段实际的行刑工作来看，重监管、轻教育的改造思想依然存在，部分监狱职能的管理工作仍然停留在“关得下、管得住、跑不了”的层面。随着押犯构成变化和工作目标提升，监狱工作的注意力进一步向提高罪犯改造质量转移。“安全为先，教育为本”是处理监管与教育关系的原则。这里的安全不但指监狱内不发生各类案件，还包括罪犯犯罪思想的根本转变和常态心理的良性发展，实际上前者不可能脱离后者单独存在。加强教育改造效能建设，就是要求监狱改造工作加强对罪犯心理是否“安全稳定”的关注，加强思想转化，更加注重攻心治本，只有这样由表及里、从治标向治本转变，才能真正实现监狱行刑职能的回归。三是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客观需要。加强社会治理，加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当前和今后的重大政治任务。监狱工作必须围绕建设法治中国大局，有效地服务大局。罪犯来源于社会，最终还是要回到社会，监狱只是罪犯人生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如果我们仅仅将罪犯看住不跑人、不出大事，而不去教育他、改造他，他的犯罪思想、犯罪心理、犯罪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的矫治，那么他刑满回归社会后就很有可能重新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重新危害社会、危害他人。这实际上就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也从根本上否定了监狱的职能作用和工作成效。只有加强教育改造效能建设，切实把提高改造工作效能作为监狱工作的中心任务，才能有效地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

三、教育改造效建设的问题探讨

目前监狱改造工作在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一定意义上还不能切实负担起矫正罪犯、预防犯罪、净化社会的行刑职能，教育改造还处于低效能运行状态。一是从教育对象来看，押犯构成日趋复杂，短刑犯增多，累犯增多，低年龄、低文化、罪责感差的增多，罪犯的思想更为复杂隐蔽，功利性改造思想突出，教育改造难度不断增大。教育改造的中心地位缺少机制性保障，制度执行存在虚而空等打折扣现象，整体效能受到制约。二是从教育内容上看，开展教育质量提升年活动，推行5+1+1教育管理模式，以多种活动载体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保证了罪犯教育时间的落实，但现有教育内容在时效性、针对性、系统性方面还比较欠缺，滞后于时代发展要求，脱离社会现实和罪犯改造需求，不能区分于罪犯刑期、案由、年龄、文化层次等个体差异，个性化教育矫正内容比较缺乏，在一定层面上影响教育效能的提高。三是从师资资源上看，监狱教育改造队伍仍然是全警皆师，整体素质不够高，知识结构不够合理，缺乏专职民警师资队伍。虽然明文成立兼职讲师团，但实际执行上还没有完全到位。注重引进社会专家、志愿者、法律工作者等社会优质资源，往往也是在一定时间举办少量讲座，缺乏系统性、持续性，教育效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四是从教育方式看，现行罪犯教育主要是讲评教育、课堂教育等集体形式，根据民警的喜好确定教育的方式方法, 强制性的说教、灌输多,互动式的交流沟通少,难以激发罪犯自我革新的“内驱力”。监狱分押分管分教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推开，个别教育有所弱化，各类活动比较频繁，表面上轰轰烈烈，但实际上攻心治本的针对性不强，改造效能不高。大力推进“三中心”建设，教学楼、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等教育场所设施投入很多，但实际利用率不是很高，基层监区日常教育场所还比较紧缺，成为影响教育效能的重要因素。

三、教育改造效能建设的路径选择

加强教育改造效能建设，必须牢固树立“大教育理念”、“源头治理理念”、“社会责任理念”，着力强化教育改造工作一体化运作。一是创新教育理念。牢固树立“改造为本”理念，切实以教育改造工作为中心，以改造人为宗旨，正确认识罪犯，科学矫正罪犯，着力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是教育改造效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突破传统框架为前提，打破以往存在的“剥夺”、“单纯惩罚”传统思维定势，用开放的新眼光来认识罪犯，这是改造罪犯的先决条件。以加强思维创新为关键，确立“矫正”、“改造”等现代行刑理念，即罪犯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犯人，再次，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人，但是有条件的，一部分罪犯需要重点矫正，还有一部分罪犯通过常规教育即可达到改造目的。只有在这个认识上实施改造措施，才能不断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把握心理特征为重点，既要认识到罪犯固有的“好动”、“逆反”等浅层次心理特征，更要认识到隐藏的“报复”、“凶残”等深层次的心理特征，做到心中有数，牢牢把握改造工作的主动权。二是加强系统教育。罪犯三课教育,是使罪犯转变思想,矫正恶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最终改造成为新人的必要手段。以罪犯个体需求为中心，系统地开展法制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犯罪危害教育、认罪服法教育、罪犯身份意识教育、监规纪律教育等内容的思想教育，通过集中辅导、学习讨论，促进罪犯懂法、明理。坚持课堂化思想教育与个别教育、讲评教育有机结合，让罪犯不仅学到系统的法律知识，而且能够提高法律意识，促进认罪悔罪，积极改造。着力打好文化教育这个基础，针对大多数罪犯知识贫乏、文化水平低下、判断事物的能力差、思想固执僵化等实际，在识字扫盲、初等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同时根据罪犯的年龄、文化层次、兴趣爱好和实际需求，拓宽文化教育的科目，增加音乐、美术、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等有关知识的教育，提高其基本素质，为学习其他知识奠定基础。以职业技能教育为重点，紧紧抓住罪犯求知学技的兴趣点，着眼于提高罪犯刑满后的生存能力，开展适应社会需要的新技能、新技术教育。更加注重现代文明素养教育，通过监规纪律整顿、生活卫生整顿、劳动现场整顿，强化罪犯行为养成，促使罪犯学规范、守规范，切实增强罪犯的规范意识。多层次多渠道了解和掌握罪犯思想动态，做好罪犯矛盾分类疏导，提高矛盾调处的成功率。发挥罪犯正能量，调动他们在维护秩序、化解矛盾中的积极作用，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改造环境。三是拓展社会协同。以建立高素质师资队伍为目标，挖掘现有资源，选拔一批业务能力较强、实践经验丰富、工作业绩突出的专业人才及教育能手、管教标兵、先进工作者等优秀民警担任教员，配齐配强专职师资力量；培养新生资源，从社会学、心理学等核心专业的青年民警中挑选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民警担任兼职教员，充实师资队伍的专业力量；用好社会资源，聘请社会学者、专家、志愿者担任兼职教员，把最好的师资和装备设施配置到监区，提高基层教改工作效能。以“监狱法律援助工作站”为平台，进一步沟通社会法律援助机构与罪犯的联系，为罪犯提供义务法律咨询及代理业务，帮助罪犯解决婚姻危机、老人赡养、子女入学、财产维权等实际困难。以出监就业指导模拟实训为抓手，最大限度地解决罪犯回归社会后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惑。注重利用本土文化教育改造罪犯，发挥农村监狱的优势，举办适宜男犯特点的种植、养殖、园艺类培训，为罪犯回归社会创造条件。加强社会支持系统下的协同化教育，联系高校、工会、共青团、妇联、关心下一代协会等社会帮教志愿者，与罪犯“一对一”结对子，配合参与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四是强化科学矫正。积极探索科学矫正的新手段和新方法，确保改造工作高效运行。实践证明，罪犯喜欢的、改造管用的方法，就是好方法。突出效能导向，就要紧贴时代发展的脉搏，适应罪犯的个性差异，根据不同罪犯的不同特质，因人施教。针对犯因性特点选择教育方法，注重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重点，讲求效率。完善分类教育，改变以犯罪案由为划分标准的分类教育，研究以罪犯的危险程度、恶性程度、改造难度为划分标准的分类管理、分类教育，将现代的改造罪犯的路径和方法融入矫正项目，探索推进循证矫正，加强对短刑犯、累犯以及低年龄、低文化、罪责感差的罪犯教育。更加注重科学矫正，建立罪犯“心理热线110”制度，对情况特殊的罪犯，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在接报后1小时内介入，展开危机干预。稳步推进循证矫正工作，以试点带动全面，互相借鉴，有序推进。完善危机干预响应体系，罪犯心理危机干预面保持100%，从本质安全上促进改造秩序的稳定。完善个别教育工作运行机制，通过“招标制”、“小组制”、“承诺制”等形式，集中优势警力，攻坚克难，落实分管民警对分管小组罪犯的包管、包教、包转化、包安全稳定的责任制，加大对顽危犯的攻坚转化力度。积极运用科技手段，不断探索罪犯教育的新载体、新方式，努力提高教育改造的科学含量和实际效果。进一步完善信息网络系统，充分发挥监狱网管理罪犯改造情况、掌握和分析罪犯的思想变化规律的优势功能，更加重视电子图书室、阅览室等电化教育手段的应用，探索建立“电子监狱”，利用互联网实现“网上教学”、“网上探监”。更加重视运用科技手段提升心理矫治工作效能，通过科学矫正、科学实验等方法，让罪犯从中得到科学理论、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坚持以先进文化为主旋律，加强监区文化建设，构建监狱特点与现代文明气息相结合的人文改造环境。将优秀传统文化引进课堂，将监狱特色文化融入社会主流文化，打造监内“文化精品”，充分发挥以文化人的改造功能，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教育改造效能。

以教育改造罪犯工作大讲堂为抓手推进教育质量年活动

为切实提高罪犯教育教学工作实效，湖南省监狱系统全面抓实“六个一”，扎实推进教育改造罪犯工作大讲堂，为教育质量年活动的推进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每周一大讲堂。以“三统一”硬化大讲堂工作要求。一是统一组团。湖南省25所监狱，每所监狱挑选10-40名热爱教学、责任心强、知识水平高、创新能力强、语言表达能力突出的优秀警察，组成700余人的湖南省监狱巡回授课团。各监狱领导率先垂范，共有83名监狱领导积极参与大讲堂工作，占湖南省监狱领导人数的28%，每月均由1名监狱领导带队在本狱进行巡回授课。二是统一时间。全省各监狱确定每周星期三为教育日，由授课团成员精心打造示范课程，到各监区巡回授课，发挥教学示范作用。三是统一教学计划。湖南省监狱局按照“统一内容、统一进度、统一考核”的要求，编写好罪犯教育教学知识提纲和计划表，印发并督促各监狱，按计划组织教学。

每月一个主题。针对新时期罪犯教育教学工作需要，按“三个服务于” 的要求确定每年12个教学主题。一是服务于教学需要。每个主题均以部局统编教材和教学要求为基本依据，组织编写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选(句典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常识通》等 90000本和《遵纪守法，你可以把握自己》（法律教育），《自我救赎，你可以改变自己》（心理健康教育），《敦伦修行，你可以提升自己》（道德教育）等罪犯思想教育系列辅助读本15000本，印发给全省监狱服刑人员。二是服务于罪犯改造实际。着眼于罪犯改造和回归社会实际需要，确定了人生需要学习、守法守规、脱逃不是出路、未来不是梦等针对性很强的大讲堂主题。三是服务于罪犯心理需求。坚持把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帮助罪犯化解心理矛盾，学会自我心理调适作为大讲堂教育的重要内容，如阳光心态、什么是幸福、好心态好人生等主题的大讲堂在服刑人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取得了明显的实效。

每季一次交流。各监狱每个季度以组织上公开课、征集教学论文、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打造警察授课团教师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一是组织上公开课。邀请监狱领导、狱外中学高级以上教师、警察授课团教师及警察代表现场聆听授课，并加以点评，促使授课团教师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二是征集教学论文。组织授课团成员就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丰富教学内容、建立健全教学长效机制等方面撰写论文，总结教学经验，思考解决教育教学中疑难问题。三是召开座谈会。座谈会由警察教师代表和服刑人员代表参加，以服务大讲堂教学工作为根本，以了解教师和罪犯需求为要求，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有力地促进了罪犯与教师，教师与教师相互交流沟通，大大提高了教育改造罪犯工作大讲堂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每年一场比武。从三个方面入手，组织好一年一度的教学大比武工作。一是层层组织比武。由各监狱自行组织本单位的教学比武工作，根据比武结果和地理位置，分别选派2-3名选手参加湖南省监狱局组织的片赛，选取片赛前3名参加湖南省监狱局组织的决赛。二是注重罪犯参与。大讲堂实效如何，教师教学水平如何，罪犯学员最有发言权。因此比武全程均有罪犯参与，设有比武教师与罪犯学员互动环节，选取罪犯代表充当大众评委。三是引入专家力量。为确保大讲堂教学比武公平公正，决赛阶段，评委全部由湖南省监狱局从有关院校和科研机构聘请的专家组成。

每年一本讲义。注重及时总结教育改造罪犯工作大讲堂的有益经验，湖南省25所监狱编印了25万字的《教育改造罪犯工作大讲堂讲义汇编》，湖南省监狱局在众多优秀的讲义中选取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讲义，先后编印了2本30余万字的《湖南省教育改造罪犯工作大讲堂讲义精选》，全省建立了涵盖24个主题，1500万字以上的讲义库，为广大监狱教育工作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每狱一批专家。对于积极参加教育改造罪犯工作大讲堂，获得优异成绩的警察教师，除授予监狱级、省局级优秀警察教师和教学能手荣誉称号外，湖南省监狱局和全省25所监狱均建立了教师课酬制度，注重从物质上给予鼓励和激励，体现其应有的劳动价值。湖南省监狱局制定了《专家型警察管理办法》，明确教学专家的评选条件、人数、待遇和使用管理等内容，定期评选一批监狱级、系统级教学授课专家、个别教育专家、心理矫正专家，建立健全广大警察参与罪犯教育教学，尤其参与大讲堂工作激励约束机制。以充分调动广大警察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形成湖南教育改造罪犯工作的强大人才优势，推动湖南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全面提升和发展。

“角色互换”教育焕发服刑人员改造动力

深圳监狱七监区在教育改造服刑人员过程中，针对部分服刑人员存在看问题偏执、固执等现象，探索实施“角色互换”教育改造模式，有效焕发服刑人员改造动力，提高教育改造质量。

一是“换身份”讨论。监区以小组为单位，利用父亲节、母亲节、周末等节假日，开展“假如我是父母亲”、“假如我是受害者”为主题的分析讨论。要求每一名服刑人员换身份发言，做好记录，并给父母亲或受害人写一封感恩或悔过信，引导他们真诚忏悔，增强罪责感和赎罪、感恩意识，鼓励其从“要我改造”转变到“我要改造”态度上来。目前已寄出信件500余封。

二是“换岗位”体验。在值班警察直接组织和服刑人员自愿申请的前提下，首先，对劳动强度、任务量、工艺复杂度不同的劳动岗位开展为期3天的互换体验活动，以增进服刑人员对各劳动岗位的理解，增加彼此的协调。其次，让个别不理解其他专项岗位人员的服刑人员，参与体验该岗位，感受这类岗位的难度和压力，增进认同感。互换体验活动，在稳定服刑人员情绪，调动改造积极性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论教育改造的非惩罚性 篇6

关键词：教育改造；惩罚性；非惩罚性

中图分类号：DF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663(2009)04-0014-03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9年第二期刊发了周雨臣教授的《新时期罪犯教育的本质与地位探析》一文(以下简称“周文”)。拜读之后，笔者深为作者对教育改造工作的鼓与呼、忧与思、析与理感到钦佩，对该文的大多观点也表示认可，但对“罪犯教育具有惩罚性”的观点不敢苟同(通读全文，周文中所言对罪犯教育，实指狭义上的“教育改造”，是监狱工作的基本手段之一)。鉴于对罪犯教育在我国监狱工作所处的独特地位与特殊价值，尤其是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有不少教授对“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是否具有“惩罚性”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定论，故此，笔者欲与周雨臣教授就此问题进行商榷，以期求得对这一命题的早日解决。

一、对教育改造具有惩罚性的观点剖析

教育改造尤其是其中的思想教育是否具有惩罚性，一直以来，很少有文章对此问题进行专门分析。但客观上，对这个问题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正如周雨臣教授(简称周教授)所言，绝大多数意见认为对罪犯教育没有惩罚性，只有少数人，包括周教授认为罪犯教育具有惩罚性。为此，周教授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简要地进行了分析论证。为了求得这一问题的科学解答，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周雨臣等人的主要论据作-梳理。

1、理论论据：周教授认为，其惩罚性主要体现在对罪犯的思想教育方面。其主要理论依据为这种教育具有“强制性、痛苦性和不可选择性”。

2、实践论据：周教授认为，其惩罚性通过改造实践也可得到证明。他认为：罪犯思想教育转化的艰巨性、复杂性，其艰难和痛苦都远远超过了让罪犯参加劳动，甚至超过了监禁罪犯的痛苦程度。他还从现实中经常发生的现象加以佐证：诸如让罪犯写“认罪书”、参加批判会、让罪犯深挖犯罪根源、坦白交代余罪和揭发检举其他犯罪活动，对罪犯来说，往往是较痛苦的事情，有的罪犯说，我宁可多参加劳动，也不愿意上思想教育课等等。

乍看此据，觉得“据据”属实，析之有理，很容易让人认可与接受“惩罚”之说。不仅如此，依此逻辑，可推出劳动改造也具有惩罚性。这样一来，可以说，我国用来改造罪犯的手段与形式都具有惩罚性。但细细探究，这些论据并非“惩罚性”逻辑的充分条件，仍不足以证明对罪犯教育改造哪怕是思想教育具有惩罚性。

二、教育改造不具有惩罚性的理由分析

为辨清“教育改造”到底有无惩罚性，显然，首先应科学理解与把握“惩罚”一词的准确内涵。

在《辞海》中，“惩罚”与“惩戒”同义。意思是惩治过错，警戒未来。从“惩罚”一词含有的价值取向看，既有向前看又有向后看之义，也就是具有报应和威慑的价值取向。在《新牛津英语词典》中，对“惩罚”的解释是作为报应而对违法行为施加刑罚。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惩罚”是指最严厉的处罚。而“处罚”则是指从政治或经济上使人受到损失。由此可见，从辞书来看，“惩罚”一词的核心要义在于“报应”，“报应”是对“惩罚”内涵的本质解读。

再从监狱语境来看，“惩罚”的报应内涵更加明显。我们常说，“惩罚”是监狱的固有职能。何为固有职能?实质是指自监狱产生、出现之日起就具备的职能。翻开世界监狱史我们不难知道，长期以来，刑罚一直与“血腥、残酷、镇压、威吓”相联系，只是到了18世纪早期，伴随资产阶级革命的出现，行刑制度的改良，“自由刑”的兴起，监狱“打击报复”的形式与手段才逐渐趋向谦抑和缓和，但“报应”依然是世界监狱一直以来的首要职能。这是由监狱是国家机器、是暴力工具所决定的。新中国监狱也不例外，我国监狱方针，即“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

从我国监狱来看，监狱对罪犯进行“惩罚”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其一，惩罚诱因的犯罪性。即国家对罪犯动用刑罚，实施“惩罚”，是因罪犯实施了对他人、集体和国家造成损失与危害的行为，且其程度足够达到国家刑律处罚的最低限度。

其二，惩罚动机的报复性。在我国，尽管“惩罚”最终“以改造人为宗旨”，但其直接动机是打击犯罪行为，是为了平抑受害人的“报复”心理与行为，防止犯罪人与受害人之间的恩怨争斗无休无止地延续下去，给他人利益甚至国家秩序造成更大的冲击与破坏。从这个角度讲，国家动用“惩罚”，是国家替受害人对犯罪者进行“报复”。至于“惩罚”的改造性，则更多体现在“报复”方式的文明与报复程度的对等上。

其三，惩罚方式的监禁性。对在监狱受刑的人来讲，国家惩罚罪犯的方式主要是剥夺和限制罪犯自由，即对罪犯进行监禁，具体而言，是剥夺犯罪与社会人交往的程序决定权(又称意志决定权)，与限制罪犯与社会人交往的自由实体权(即自由的具体形式，如吃饭、会见等等)。其主要标志是围墙电网。它是法律层面的制裁措施。除此之外，罪犯在监狱内违纪而受到处罚(除非加刑)都只是行政制裁举措，不宜视为更不宜称作对罪犯的“惩罚”。如若认为“教育改造”具有“惩罚性”，就有让人觉得“罚内施刑”之嫌。

其四，惩罚程度的期限性。罪犯被押入监狱，处于监禁状态后，即开始接受惩罚。其程度主要以刑期长短为评判标准。刑期届满，惩罚即宣告结束，惩罚职能即算完成。

如此模式之下，惩罚的强制性、使人痛苦性、不可选择性不言而喻。

如若我们以此特征来评判“教育改造”的惩罚性，不难得出结论，教育改造(包括思想教育)显然不具有惩罚性，其理由如下：

其一，教育改造诱因具有广泛性。教育改造的诱因既可能是知识的贫乏，技能的低下，又可能是做错了事情，甚至是触犯了刑律，决非仅仅是行为个体犯罪判刑。其实，每个社会个体终身都应接受教育改造。不仅如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监狱，并不提倡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更不提倡对罪犯思想认知进行教育改造。换言之，“犯罪”并不是犯罪个体必须接受“教育改造”的必要条件。

其二，教育改造动机具有善质性。从广义的教育改造理解，教育改造主要目的是帮助个体增加知识，增长才能，提升认识，是帮助个体得到利益，得到进步，得到发展，而不是使个体受到伤害，失去利益，增加损失。换言之，它是出于“善”的动机而不是“恶”的动机。“改造”是“改变、矫正与创新”，对人来讲，是指转变人的观点与习惯，提升人的素质，使之成为被社会所接受的个体。尽管这个过程也会让

受教育者感到压力，甚至痛苦，但它是从善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评判一种行为，不能因为它具有强制性、艰巨性且痛苦性而判断它有惩罚性。正如医生给患者治病动手术而令病人感到痛苦一样。从狭义的教育改造看，我国监狱对罪犯组织教育改造，是为了消除罪犯的犯罪思想，挖除个体的“思想毒瘤”，提高个体的综合素质，避免个体重蹈覆辙。这显然也是一种“善”的动机。至于在这个过程中，犯人感到痛苦，一方面说明教育的水平与质量有待提升，另一方面说明这些犯人“余毒”甚深，但决不能说明教育改造本身就具有了“惩罚性”。

其三，教育改造方式具有多样性。单就狭义的教育改造看，它包括文化教育、技术教育、思想教育、个别教育、入监教育、社会教育、监区文化、评选积极改造分子、心理矫治等等，由此可见，没有一种形式和内容与“监禁罪犯、剥夺和限制罪犯自由”相联系，相反，推行这些形式，丰富了罪犯的服刑生活，充实了罪犯的服刑时光，在很大程度可以减缓和转移罪犯由于被监禁而滋生的郁闷与痛苦。

其四，教育改造程度具有无限性。前面讲过“惩罚”程度及其评判标准有其确定性和有限性，监狱既不能对服刑人员法外施刑，也不能罚内施恩。刑期届满，监狱应该按期释放服刑人员。否则，无条件地提前释放，则属于违法行为。教育改造则不同，其程度追求具有无限性。“不至于重新犯罪”是教育改造的基本目标，“将服刑人员改造成为建设人才”，则是其较高的目标追求。尽管在教育过程中，因种种原因，这些目标并不都能按期实现，但不容置疑的是，追求改造效应的最大化，一直是我国监狱教育改造的职能理想。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词义理解、历史分析还是从实践特征剖析，监狱改造(即对罪犯组织教育)都不具有惩罚性。

三、否定教育改造惩罚性的现实意义

否定教育改造的惩罚性，决不是文字游戏，从实践看，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可以防范部分民警将教育改造当做惩罚手段加以运用。从基层看，正如周教授所言，实有部分民警认为教育改造具有惩罚性，并且动不动利用教育改造形式，如“上学习课、背规范、写检讨、开批斗会”等来惩罚罪犯。“不服管理，我就上你的学习”，几乎成了这些民警对待罪犯的口头禅。正因如此，在这些民警看来，利用教育形式惩罚罪犯，可谓天经地义。旗帜鲜明地否定教育改造的惩罚性，可以警示民警有意识地防范这种不当认识，扭转这种不当做法。从现实看，在强调严格管理，文明管理，严禁打骂体罚罪犯的今天，在民警普遍规避处罚风险，感到没有有效处罚罪犯措施的今天，更应坚决防范与反对民警动辄利用教育的形式与手段来变相处罚罪犯，有意无意地强化教育改造的惩罚性，弱化教育改造的改造性。

其二，可以促进基层民警不断提升教育改造罪犯的能力与水平。教育改造实践中，罪犯个体之所以感到痛苦，主要源于两大原因：一是罪犯个体劣根性深重，不愿接触与吸纳“阳光性”东西，更不愿也不敢揭露自身的丑陋与阴暗心理。民警对其教育，尤其是组织思想教育，自然令其痛苦与反感。另一方面，则在于基层民警的教育素质与能力亟待提高。教育的吸引力、感召力、说服力严重不足，教育的整体效果普遍不佳。因此，想方设法提升监狱民警的教育素质与水平十分重要。要通过提升民警素质，增强教育的贴近性、互动性、知识性、趣味性，强化教育的感染力、吸引力、说服力、引导力，从而真正使教育过程成为改造人而不是惩罚人的过程。

其三，可以逐渐培养服刑人员主动参与教育改造的积极性。“趋利避害”是社会个体的本能，任何人都不愿意受到打击，受到惩罚，服刑人员同样也不愿意接受“惩罚”性质的教育改造。因此，要坚决否定教育改造的“惩罚”动机，努力增强教育改造的积极效果。要让服刑人员实实在在感受到民警组织教育改造，是为了帮助他，关心他，提高他，而不是打击他，处罚他，报复他，从而逐步提高他们主动参与教育改造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教育改造的质量与效果。

教育改造 篇7

我国监狱的教育改造工作是依法对罪犯进行强制教育、特殊教育和综合教育的系统性工作。教育改造以转变罪犯的犯罪思想, 矫治其不良的生活恶习和行为模式作为目标。引导罪犯从内在的心灵到外在的言行的积极转化, 也是将罪犯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守法公民的核心手段。

司法部一直在强调:“监狱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教育人、改造人这一根本任务来进行。要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方面向教育改造倾斜, 将主要精力放在‘改造好’上, 使改造质量有一个新的突破。”

二、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动因分析

(一) 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纵观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发展, 真是让人欣喜让人忧, 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教育改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否则, 就会严重制约自身的发展, 不仅浪费国家投入的各种资源, 而且还会影响重塑罪犯社会重任的实现, 进一步有损于让我们先来分析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教育改造观念的问题, 监狱及监狱人民警察把罪犯看做被管理、被强制教育的对象, 罪犯只有绝对服从, 不考虑其主观意愿如何, 有何兴趣爱好, 都是以无条件接受作为前提要件的。其次是教育改造方法的问题, 现阶段监狱所采取的教育方法有课堂教学法、集体评议法、个别谈话法、讲座法等形式, 也存在个别监狱因为忙于应付繁重的生产任务等原因而采取“土办法”, 挤占教育改造的时间, 挪用教育改造的专项经费, 使得教育改造流于形式。最后是教育改造内容的问题, 罪犯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教育、文化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心理矫治等方面, 教育内容的选择大体上是由监狱根据自身的环境和条件来确定, 同时受到监狱人民警察认识水平和自身素质的影响, 司法部也尚未出台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因此说, 教育内容的选择是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

(二) 罪犯教育改造成效偏低的动因分析

目前, 我国监狱在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教育观念、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等三方面, 直接造成了改造工作成效偏低, 施教者与受教者都不满意, 更难以体现教育改造作为监狱工作的核心内容。

监狱法的第五章与第六章分别是“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法律条文里面不仅规定了罪犯教育改造的方法、内容、经费保障等等, 而且还规定了罪犯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因教育而引起的其他权利。“如果政府不认真地对待权利, 那么它就不能够认真对待法律。”这就说明我们的监狱不能忽视罪犯的需要, 不能漠视罪犯的权利, 要学会倾听罪犯的心声, 采取多种方式与罪犯进行沟通, 改变现在完全以监狱为主导的教育模式, 尤其是要取得监狱人民警察与罪犯在教育目标上的认同。

现代教育学的理念告诉我们, 教育一定要赋予被教育者以主体地位, 要因材施教、因人而异。但是罪犯教育不同于普通社会教育, 它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要体现国家的意志, 要承担保持社会稳定的功能, 保障社会有序运转, 因此必须要区别对待, 切忌盲目照搬照抄。

监狱人民警察是国家刑罚的具体执行者, 代表着国家权力与国家意志, 对罪犯进行强制教育改造也是为了感化、挽救罪犯, 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公平正义。罪犯是实施了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造成损害的犯罪行为的人, 他们虽然有罪于社会, 但不能因此抹杀他们的基本人权和正当的需要。这种教育目标的认同就是要力争施教者与受教者期待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 这样双方都能有明确的方向与充足的动力, 调动罪犯接受教育的主观能动性, 激发罪犯学习的兴趣和信心,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育改造收益的最大化。

三、正确看待监狱人民警察与罪犯改造目标的认同

监狱人民警察与罪犯的教育改造目标一致, 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认同”。确切地说, 它是一种无限的趋同, 双方社会角色的差异决定了彼此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功能是不同的, 他们之间的界限永远不能模糊混淆, 行刑者与受刑者都要受到刑事法律的规制, 这是所有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现象。

正确看待监狱人民警察与罪犯教育改造目标的认同, 有利于监狱解决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上所存在的问题, 缓解眼前罪犯正当需求与监狱管理要求之间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 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的弊端与不足会长期存在, 要进行革新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有赖于监狱人民警察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 执法意识与管理理念的深刻转变, 监狱教育改造资源的保障充足, 社会各方力量的理解支持和广泛参与, 必须用客观、冷静、理性的眼光来看。

参考文献

[1]2001年, 全国司法厅局长和监狱长会议文件。[1]2001年, 全国司法厅局长和监狱长会议文件。

关于加强罪犯思想教育改造的思考 篇8

一、尊重罪犯的人格

首先, 我们必须要尊重罪犯的人格。虽然罪犯的人格不是高尚的, 但是它却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我国监狱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 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从这点就可以看出, 要求我们的司法工作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 依法保护罪犯的合法权利。尊重罪犯的人格, 这是我们目前应该做到的。在现实生活中, 尽管罪犯是犯过错误的人, 但是他们也是有感情的人, 不要歧视他们, 希望获得必要的尊重, 自己的人格不受到侮辱。尊重罪犯的人格, 罪犯的自尊心才不会丧失, 才有利于他们从内心自愿接受思想教育改造。这就要求我们的监狱管理人员在思想教育工作中, 必须树立正确的观念, 在生活上和感情上拉进同罪犯的距离。在尊重罪犯人格的同时, 我们还必须关心罪犯的需要, 力所能及的解决他们的实际需要, 让罪犯感觉到国家、社会和人民并没有放弃他们, 在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下, 从接受教育改造的被动性和消极性转变为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了解罪犯的情况

其次, 就是要了解每一个罪犯的具体情况、个性和心理。在教育改造中, 实实在在的为他们着想, 多从犯人的角度想问题。例如:有的罪犯身体素质特别差, 时常生病, 就不能按时完成劳动任务。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管理人员应该想一想, 如果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呢?把思想教育工作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 在理解罪犯感情的同时, 多从他们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不要用单纯理论的东西去影响甚至强加于他们, 应该在一种和谐良好的环境中, 让罪犯在思想上是自发的而不是被强迫的向良性转变。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思想教育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 最终达到解决思想问题的目的。

三、对待罪犯热情诚恳

再次, 要对被判入狱的罪犯满腔热情、诚恳宽厚。其实, 一个人沦为罪犯, 被判入狱无疑是最悲惨的。这些罪犯在过去实施了严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触犯了刑法, 依法受到刑事处罚被判刑入狱, 是罪有应得, 对这一点无庸质疑。但是他们在受到应受的惩罚的同时也脱离了家庭、离开了亲人的环境, 在感情、生活等各个方面上都渴望得到他人的关心和理解, 特别是在家里遇到困难或身患疾病的时候, 这种渴望就愈加强烈。因此, 在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中, 一定要特别关心罪犯的生活起居, 了解罪犯的心理变化。一旦发现他们有异样情形时, 就要特别的关注, 尽量的开导他们。如果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有时, 管理人员一句带有关心的话语都可以让罪犯十分的感动, 甚至流下眼泪。这就是关心带来的积极效果。例如:有的罪犯入狱以后, 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故, 此时罪犯根本就无心在监狱里接受改造, 有的就算接受了改造, 也只是为了骗取监狱领导的信任, 提早离开监狱。其实, 他们的思想与进来之前一样没有得到教化。我们的管理人员遇见这种情况就应当及时地做好罪犯的思想工作, 并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 帮助其解决困难。这样, 罪犯不但不会想方设法的脱逃, 或许甚至还会对管理人员感激不尽。

四、积极开展帮教活动

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重担并不能只由监狱管理人员挑起, 笔者认为我们的社会大众也应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我国某些地区的监狱里就尝试了这种做法, 监狱领导邀请一些人大代表、社会知名人士、英雄、劳动模范、老干部、老工人等, 到监狱、劳动场所给我们的罪犯作报告、讲形势、谈理想、提希望, 使罪犯感受到了温暖, 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也使他们增加了责任感, 进一步认罪悔罪。并且, 也对自己的改造充满了信心。有关的报道曾写到, 某监狱在举办了一次“自强不息”的报告会后, 绝大部分罪犯认为:残疾人士身残志坚, 不愿给社会和家人带来拖累, 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 在平凡的岗位上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令人钦佩。相比之下, 自己四肢健全、身强体壮, 为了自己的私欲不择手段, 实施了各种犯罪行为, 既危害了国家, 又危害了家庭, 是十分可耻的。在今后的改造中, 残疾人士的那种生活强者的精神, 必将成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的强大动力。从这篇报道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种帮教活动还是取得了相应的积极效果。它既让罪犯从内心里得到了教化、自愿接受改造, 而且也让他们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亲切关怀, 并没有因为他们曾经犯过错误就把他们放弃了。这些都促使了对罪犯采用新的方式的思想教育改造工作的积极发展。

五、结语

我国《监狱法》第四条明确规定:“监狱对罪犯应当依法监管, 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 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 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同时第六十二条又规定:“监狱应当对罪犯进行法制、道德、形势、政策、前途等内容的思想教育。”从以上条款的规定都可以说明, 思想教育在改造罪犯中处于关键的地位, 起着关键的作用。综上所述, 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就应该从罪犯自身的特点着手, 但并不是说就要忽视监狱的惩罚功能。只是笔者认为, 监狱只有把“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才能达到其设立的宗旨, 真正的做到感化罪犯、激励罪犯、教育罪犯的目的, 把他们重新塑造成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人。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 监狱的功能已不仅限于对罪犯的惩治上, 我们应该对监狱的功能做广义的理解。其中, 对罪犯的思想教育改造工作更不能沿用过去的老一套的办法, 即用单纯理论性的教育方法对罪犯进行说教、强迫罪犯接受。文中主要探究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 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改造工作中应改进的几个方面。

关键词：思想教育,教育改造,监狱法

参考文献

[1]刘志宇.在教育创新探索中贯彻落实“首要标准”[J].罪犯与改造研究, 2009 (11) .

[2]陈晓强.对新时期劳动改造的研究与思考[J].法制与社会, 2013.

井冈山时期对士兵群众的教育改造 篇9

关键词：井冈山时期,士兵群众,教育

在战争年代, 我们党就对做群众工作予以高度重视, 并在实践中摸索了一整套做群众工作的好办法。但是, 除了做地方群众工作以外, 做士兵群众的工作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还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 加强对士兵群众的教育改造就成为部队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重温井冈山时期的士兵群众的教育改造工作, 在今天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井冈山时期的士兵构成及其问题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 毛泽东说:“红军成分:一部分是工人、农民, 一部分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 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 伤亡又大, 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 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1]实事求是地讲, 当时的边界农民愿意当兵的少, 分田实行, 大家就耕田去了。即使要当兵他们大多也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 不愿意加入红军。一方面是许多农民不愿加入红军, 另一方面是战斗的酷烈造成红军大量的减员, 这种局面令红军的维持和扩大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就井冈山斗争时期来看, 红四军主要由三种成分组成:一是贫苦农民;二是改编为红军的旧军队士兵和俘虏兵;三是袁文才、王佐的绿林武装。这样的一种构成使红军中存在着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

1. 农民成分。

就农民成分来讲, 首先一个缺陷就是地方保守性。要农民铲除本县本乡的土豪劣绅, 他们很愿意, 但要他们携枪调到别处作战, 就不大愿意了。当时红军的二十九团80%是湘南宜章的, 战士们家乡观念很重, 曾有“树梢兵”之说, 也就是说要看着家乡的树梢当兵, 如果看不到, 就不干了。当时听说湖南省委要求往湘南发展, 更是一拍即合。有的甚至说, 官长如不允许, 他们就留下枪自己走。在去湘南的路上, 那可真叫做归心似箭, 像苦媳妇久别回娘家, 脚杆子特别硬, 三步并作两步走, 有时就连以急行军闻名的红二十八团追都追不上, 结果导致了“八月失败”。所以毛泽东讲, 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 是否有无产阶级领导是农民战争成败的关键。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农民革命总是会在革命中或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 变成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2. 旧军队成分。

就旧军队成分而言, 问题则突出表现为军阀残余、分团主义和流寇思想。红军初期打人的情况比较严重。三湾改编后, 毛泽东曾说革命军里有铁匠, 把战士当铁打。这个人名叫郭天民, 虽然后来很快改正了, 但直到解放后, 一些老战友跟他开玩笑时, 还常叫他“郭铁匠”。最为严重的应该算是流寇思想。当时不少人缺少政治远见, 认为军队只管打仗, 群众工作是地方干部的事, 顶多也只不过是政治干部的事。还有些人觉得在一个地方住久了, 土豪打完了, 没有猪肉、鸡子那些好东西吃了, 所以总想打到外面去。不要根据地, 不愿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 这对革命的损害是十分巨大的, 当时的“三月失败”、“八月失败”都是明证, 所以主席对这一条也最为伤脑筋。

3. 绿林武装。

就绿林武装来说, 不足则主要表现为游民意识。绿林武装虽然是破产农民自发反抗行动的一种, 但他们斗争的目的通常只是满足自己的物质利益, 因此也很少遵循什么原则, 往往具有很大的野蛮性和破坏性。1928年初, 当时王佐的部队虽然打起了红旗, 但还是为所欲为。据何长工回忆, “我们在山下发动群众, 他们却到处搞老百姓的东西, 破坏老百姓的利益。他们不听共产党的话, 人要往东他偏往西, 你实行这个政策, 他给你破坏。”[2]彭德怀也曾对袁王提出过严厉批评, 尤其提到他们“仍旧独立行动, 党无法制裁和指挥”。党不能指挥枪, 这可是一个必须解决的严重问题, 而在当时敌我斗争的激烈形势下, 解决的方法也往往十分严厉。

二、对士兵群众的教育改造工作

就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这样一支军队, 就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许多问题, 怎么办, 总不能说不革命了吧。革命还是要搞的, 也还是要依靠这些力量, 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必须想尽办法对他们加以改造。对此,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曾讲:“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 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 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 其趋向是要错误的。”党尚且如此, 改造军队的任务之重更是可想而知!

当时改造军队的做法主要是三个:一是发扬军队民主;二是抓紧思想教育;三是注重在斗争中改造人。

1. 军队民主。

关于军队民主, 毛泽东曾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 战斗如此频繁, 仍能维持不敝, 除党的作用外, 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1]而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的具体载体就是三湾改编中确立的士兵委员会, 那时的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 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 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 甚至制裁。井冈山时期是“官最不像官”的时期, 士兵违犯纪律要打屁股, 长官违犯纪律也要打屁股!这种做法现在看来不太合适, 但当时就是按这个精神办的。粟裕同志后来感慨地说过:“说服教育胜过拳头, 而官兵平等的实际行动又胜过万语千言。”[3]

这种民主尤其对俘虏兵影响深刻。当时部队对于俘虏实行去留自愿和医治伤兵的政策。这样做, 立即打破了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 对于分化、争取敌军士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愿意留下的, “红军像一个火炉, 俘虏兵过来马上就融化了”, 很快变成英勇的红军官兵。据杨克敏报告:“每每俘虏过来的士兵, 他们常常有感觉现在生活满意的表示……他们到我们军中来一看, 完全别有天地, 与他们原来的社会完全两样, 好似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 精神上当然是愉快的。”所以毛泽东感慨地说过:“同样一个兵, 昨天在敌军不勇敢, 今天在红军很勇敢, 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影响。”[4]

2. 思想教育。

除了军队民主以外, 思想教育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毕竟军队不是由自动步枪组成的, 而是由有思想的人组成的。当时的思想教育主要是以阶级教育为主, 通过教育使他们明白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 从人生观、战斗观上解决他们的思想觉悟。因为当时部队发了红袖章, 脖子上挂着红带子, 打起仗来是一片红。在进行教育的时候, 就讲红带子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我们的旗帜是红的。那时讲得很朴实, 也很简单, 敌人杀我们穷人杀得太多了, 杀人时刀往脖子上一抹就出血了, 红带子就是这样来的, 红旗是被杀的工人农民的鲜血染成的。看到红旗、红带子、红袖章就要记住报仇。

从近年在湖南省安化县档案馆发现的《党代表工作大纲》中, 我们也可以窥见当时思想教育的一些情况。这份大纲中规定:在军队方面, 党代表要用“党的主义及政策教育士兵”;在民众方面, 党代表要“向士兵说明, 本军是工会、农会、共产党的军队”。军民都是被压迫民众, 是“一家人”, 并要领导官长士兵积极参加民众工作, “领导群众施行党的政策”。根据陈毅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所说, 军队如有3日以上的休息, 则由党代表每日向部队上一小时的政治课。每月讲授的课程均有计划、有大纲, 内容连贯, 使红军能学到系统的政治常识[5]。通过教育, 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 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 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 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

3. 在斗争中改造人。

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说:“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 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 也改造了我们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把参加革命活动作为改变人思想的最有效的方式, 这种对主观与客观的辩证把握, 的确是毛泽东思想的特征之一。

注重在斗争实践中改造人, 这种做法可以说在井冈山时期就表现得十分突出。当时何长工只身去山上改造王佐部队, 开始王佐戒心很重, 真正的突破口就是从设计伏击王佐的宿敌尹道一开始。当时, 何长工得知尹道一素来小看王佐, 每次交手总是要穷追一气。于是在他的安排下, 部队凌晨袭扰了尹道一的驻地。和往常一样, 尹道一又带着人马一路穷追过来。人困马乏之际, 尹道一命令队伍继续往前追, 他自己带着几个人停下来休息, 不想正中了何长工的埋伏, 一个冲锋, 成功地将尹道一的首级带回了山。这对王佐部队来说可是个天大的喜事, 从干部到战士思想情绪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人人喜笑颜开, 个个斗志昂扬, 出出进进歌声不断。何长工于是抓住这个有利时机, 在部队中进行思想点拨, 从此成功地打开了工作局面。

通过军队民主和思想教育, 通过经常的、深刻的内外部斗争, 红军官兵的整体面貌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当然, 也不能说红军队伍中就没有了叛逃和掉队现象, 但红军队伍从弱到强、从小到大迅速地成长, 这说明吸引新兵入伍是主流, 叛逃与掉队是支流, 部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 真正做到了溃而不散, 上下同欲者胜!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3-65.

[2]何长工.井冈山的星星之火[G]//《星火燎原》未刊稿.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7:84.

[3]粟裕.粟裕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7:32.

[4]陈毅.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G]//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366.

教育改造 篇10

天津市东丽区安帮办牢固树立“民生优先、服务第一”的理念, 把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融入特殊人群管理的工作实践中, 创新惠民举措, 延伸服务触角, 坚持把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作为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工作来抓, 探索建立了“大墙内外资源共享, 监所社会双向互动”的教育改造安置帮教一体化工作新机制, 实现了“出来有人接, 接回有人管, 就业有人扶, 困难有人助”的工作目标。

出台必接必送制度, 为无缝衔接提供制度保障

截止目前, 我区有刑满释放人员1100多人, 这个数字呈逐年递增趋势, 监所服刑人员也常年保持在500人以上。根据这两个数字递增的趋势, 我们认为做好监所释放人员的无缝衔接工作乃当前安置帮教工作的重点。今年年初, 区安帮办着手制定《刑满释放人员必接必送制度》, 于3月份正式出台并在全区推广实行。即凡是出监所“一般和重点”的刑满释放人员, 由辖区司法所干警统一赴监所亲自接回, 并在司法所签订帮教协议书, 实现了监所和司法所之间的无缝衔接, 做到衔接率、帮教率100%。为实现刑满释放人员无缝衔接常态化, 我们努力做到“三个跟上, 三个有数”。

在无缝衔接过程中, 一是主动衔接跟上。通过与监所签订帮教合作协议书, 变“墙外”被动衔接为“墙内”主动衔接。在服刑人员释放前1个月, 司法所干警主动深入监所, 对预释放人员进行帮教, 了解和掌握服刑人员的改造表现, 将安置帮教工作关口前移。二是三方必接跟上。在刑满释放人员出监所当天, 由司法所干警、村 (社区) 治保主任及刑满释放人员家属, 一起到监所将其接回到司法所, 进行遵纪守法教育, 签订帮教协议, 建立纸质帮教卷宗。三是联动管理机制跟上。建立区安帮办、基层司法所、帮教人员联动的管理机制, 各自分工负责, 落实对安置帮教人员的各项措施, 及时解决无缝衔接中出现的问题, 使必接必送、无缝衔接落到实处。

在人员管理过程中, 一是做到对帮教对象有数。司法所干警每天登录中央刑释解教人员信息管理系统, 对监所录入的服刑人员基本信息, 通过村 (社区) 、派出所进行核查, 填写帮教建议反馈给监所, 及时掌握本辖区预释放人员基本情况。二是做到对帮教环境有数。司法所干警和社区、村治保主任提前介入, 对预释放人员家庭进行入户走访, 了解其家庭现状, 未成年子女和生活困难等, 掌握预释放人员的社会情况。三是做到对改造表现有数。司法所干警在帮教对象服刑期间, 每年要两次深入监所对帮教对象进行教育帮扶, 了解他们的改造情况, 监所内现实表现等, 确定“一般或重点”帮教类别, 并逐人制定帮教措施。

帮教工作关口前移, 为无缝衔接打下坚实基础

积极探索安置帮教工作新途径, 采取优势互补、关口前移、帮教延伸的方式, 开展帮教工作向家庭延伸、向监所延伸, 将安置帮教工作前置, 探索建立“携手帮扶、亲情帮教、无忧改造、共盼回归”的新模式、新途径, 全面实现无缝衔接, 切实将安置帮教工作真正做实、做细。针对我区服刑人员在各监所分布情况, 我们对全区500多名服刑人员家庭逐户进行走访排查。要求各司法所对本辖区服刑人员家庭进行逐一走访 (每年至少两次) , 充分了解其家庭成员生活工作现状、未成年子女就学情况、对服刑人员是否接见、生活中是否存在困难和问题等情况, 在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 给与他们最需要的帮助。通过走访将政府的帮扶、社会的关爱送至每一位服刑人员家中, 掌握全区服刑人员的整体情况, 随时关注他们出监所的变动调整情况, 为今后有的放矢的开展帮教工作做好前期准备。

搭建平台, 以联合帮教形式加快服刑人员改造的步伐, 对服刑人员家庭进行排查走访的基础上, 由司法局长或分管局长带领各街道政法书记、成员单位以及基层司法所干警深入天津各监狱开展亲情帮教活动, 签订长期的帮教合作协议书, 为他们能够安心服刑、重塑自我创造有利条件。仅今年以来, 区安帮办分别深入天津监狱、杨柳青监狱、女子监狱等10个监狱开展“送温暖、促改造”和“携手帮扶、共盼回归”等多种形式的亲情帮教活动, 帮教活动得到了监狱局贾永刚局长的大力支持。通过及时跟踪掌握服刑人员的基本情况, 做到提早衔接, 提早落实帮教措施, 进一步提升了安置帮教工作水平, 并希望帮教活动继续扩展, 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努力提高对特殊人群的管理效能。

完善帮扶救助体系, 促无缝衔接纵向延伸

早在2008年初, 东丽区本着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 由区政府设立专项资金, 在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的第一个月内, 对没有生活来源的特困人员, 给予发放首月救助金, 以解决他们第一个月的生活来源问题。随着每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标准的提高, 我们多次将救助标准由最初的800元提高至目前的每月1340元。这一救助实行6年来, 共救助刑满释放特困人员203人, 对他们出监所后的生活安顿起到很大作用。形成了具有东丽特色的救助机制, 曾经得到司法部的充分肯定。

在此基础上, 区安帮办还积极协调各成员单位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形成安置帮教的工作合力, 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尽最大努力解决刑满释放人员在生活上、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符合条件的刑满释放特困人员积极办理低保、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工作。2012年至今, 区民政局为142户符合条件的刑满释放人员家庭办理了低保, 为45名刑满释放人员发放临时救助金, 解决了他们生活的燃眉之急, 为他们出监所后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教育改造 篇11

【关键词】信息化建设；罪犯教育改造；创新；手段

【中图分类号】G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2）10-0408-01

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与信息化建设不断融合、创新的最根本目的在于推动服刑人员自身综合素质的深化与升级，以此将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的机率控制在最低限度，即信息化建设工作也要遵循监管工作“首要标准”。而现阶段罪犯教育改造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单一式的信息化应用系统以及较为落后的手工式教育改造工作管理手段等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研究信息化建设同罪犯教育改造工作融合创新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调整和解决。

一、现阶段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与整个社会的时代发展特性之间逐步呈现出一些不和谐因素，并直接导致当前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出现诸多问题与缺失。

（一）罪犯教育改造模式的粗放型发展状态制约着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发展。在目前的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当中，部分地方对属于静态的教育改造记录、记载型工作抓得比较严，对属于动态的教育转化效果、个体行为表现等，由于种种原因抓得不够细致，考核较为粗糙。从部分地区制定的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体系考核指标中可以看出，服刑人员的入学率、到课率、及格率以及接受个别谈话的次数成为了监管改造工作效率的关键性考核指标，而若干实质性考核因素并没有得到充分考虑与体现。

（二）较为单调的罪犯个别化教育改造手段制约着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发展。群体性教育是对服刑人员教育改造的传统形式，个别化教育则是世界矫正领域的潮流和趋势，要对服刑人员进行科学的个体改造评估，并制定阶段性个别化矫正方案。将两者紧密结合，实现手段与方法的创新，可以有效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但目前个别化教育改造手段较为单调，矫正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警的个体素质。也就是说，在实际工作中干警个体素质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别化教育改造的效果。

（三）罪犯教育改造场所与时间的配合度不高制约着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发展。教育改造工作既要重视对服刑人员劳动技能和谋生手段的培养，又要重视对个体人格的教育矫正，比较好的方式是将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在场所与时间上进行密切配合。而现实中，很多地方还是出现不同程度的重管理、重劳动而轻教育的倾向，对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存在一种敷衍与应付的思想，教育改造的时间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教育改造的场地也不够稳定。

二、信息化建设在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的应用优势分析

监狱信息化建设是维护监狱安全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需要，也是提升改造质量，实现监狱工作宗旨的内在要求。信息化建设特有的技术性、发展性、多样性等特点恰好与现阶段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发展方向相吻合。

（一）信息化建设的技术性在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有着突出的应用优势。提高监管改造工作的科技含量与技术含量，如积极推广教育改造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教育信息的快速处理和便捷查询，把干警从繁琐的文字处理和数据统计中解放出来，使干警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育改造活动中去等等，从而有效抑制与淘汰各种落后的工作方式与工作内容。

（二）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性在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有着突出的应用优势。信息技术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渗透性最强，应用最广的技术领域。依据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不同内容，如刑罚执行、分级处遇、计分考核、狱内奖惩等，信息化建设在实时性、高效性、简便性、适应性等方面的不断发展，带动着教育改造工作形式与工作内容的持续优化。

（三）信息化建设的多样性在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有着突出的应用优势。监狱信息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充分利用信息化建设的丰富成果，如教育改造信息管理系统、服刑人员内部网络教育平台、网络个别教育方式、远程教学和远程亲情教育等，将多种教育改造形式（文本形式、声音形式、动画形式、图像形式、视频形式等）更加全面与充分的呈现在服刑人员面前，使教育改造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势必会激发服刑人员的兴趣，达到预定的教育改造效果。

三、信息化建设在创新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的应用手段分析

（一）以信息化建设促进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环境的虚拟化与网络化。如果服刑人员个体处在良好的改造集体或积极的非正式群体中，群体能促进和激励其积极的改造行为，抵制和消除其不符合群体规范和价值目标的不良行为，增强群体的内聚力。为了拓宽教育改造空间，营造积极的教育改造群体，可以搭建网络虚拟化改造环境，形成专门的虚拟教室、虚拟会见楼、虚拟图书馆以及虚拟论坛等，引导服刑人员进入一种虚拟式的教育改造环境当中，将社会帮教与狱内改造相融合，从而实现“监狱人”与“社会人”之间在可控条件下的互通。

（二）以信息化建设促进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管理的客观化与科学化。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干警往往依照自身主观推断及个人情感偏向实施具体的教育改造策略，或者教育改造措施千篇一律，针对性不强。而利用信息化技术，我们可以建造教育改造信息管理系统，记录服刑人员档案、狱内表现、奖惩等信息，采用计算机软件对服刑人员接受教育改造的情况进行测试与评判，对服刑人员在教育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系统诊断，从而较为有效地剔除人为因素，获得更加真实与全面的教育改造数据，实现管理工作的有序化、自动化以及科学化。

（三）以信息化建设促进基于多媒体技术的“三课”教育模式的发展。在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三课”教育（即思想政治、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信息化建设与“三课”教育的融合已成为现代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的必然发展趋势。利用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三课”教学内容能够充分转换为生动且具体的视听信息，服刑人员对所传达信息的接受程度也会得到有效提升。干警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技术能力，创设一些灵活多样的教学情境，彻底打破传统教学形式与教学方法的单一性，充分调动服刑人员接受教育改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四）以信息化建设促进基于网络技术的罪犯个别化教育模式。网络个别教育是个别化教育的新兴形式，干警通过监狱内部网络与服刑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以更加亲近、更加隐秘的方式，平等直观地走近服刑人员的心灵。可以将罪犯个别化教育工作中的技术成果应用于网络平台之上。比如在对服刑人员进行心理咨询与矫治工作方面，可以在网络平台中安装服刑人员个性分测验（COPA-PI）、艾森克个性测验（EPQ）、卡塔尔（16PF）及明尼苏达（MMPI）等心理测试软件，及时发现、排解其心理障碍以及各种心理问题。通过网络营造良好的狱内主文化环境，积极转化、引导和消除监狱亚文化现象。

四、结束语

教育改造 篇12

一、抓领导, 为薄弱学校综合改革提供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一是沈阳市委市政府对城区薄弱学校综合改革工作高度重视, 主要领导亲自过问, 把握综合改革的正确方向。城区薄弱学校综合改革工作六年来, 沈阳市委常委会坚持每年听取一次专题汇报, 市政府坚持市长办公会专题研究制度, 把握进展, 加强领导, 解决突出问题。2005年9月, 沈阳市委市政府为加快教育均衡发展步伐, 印发《关于深入实施科教兴市战略, 推进教育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沈委发[2005]19号) , 明确提出“全面改造城区薄弱学校, 加快‘双高普九’步伐”, 并从城市基本建设配套费中每年安排3000万元作为教育基本建设专项资金, 主要用于薄弱学校硬件改造。2007年, 市政府召开城区薄弱学校综合改革工作经验交流会, 及时总结综合改革工作经验, 树立典型, 进一步明确有关工作措施, 推动综合改革工作不断深入。六年来,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等领导多次视察薄弱学校综合改革工作, 召开现场办公会议, 与财政、人事、发展改革、教育等部门, 共同研究综合改革的措施和办法。正是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亲自过问, 保证了薄弱学校综合改革工作一直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二是教育行政部门建立领导责任制, 一抓到底, 形成科学有效的领导和工作体系。作为工作部门, 沈阳市教育局建立了局长负总责, 副局长各司其职, 政策法规处牵头, 全局各处室从各自职责出发全员参与的工作体系。为突出重点, 建立局领导和处室“包校”制度, 每位局领导和每个处室分别包一所学校, 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 与学校一起协商改革大计。为督促各项工作的落实, 还建立了情况通报、定期调度、专家会诊等制度, 保证了对薄弱学校综合改革工作的有力领导和有效指导。

三是充分发挥区政府的积极性, 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为充分发挥区政府在薄弱学校综合改革工作的重要作用, 确立了“市主导、区为主、校为本”的改革管理体制。各区政府由主管教育的领导亲自挂帅, 区教育局一把手亲自抓, 主管局长担任联络员, 在相关科室设立办公室。建立了工作调度制度、督导年检制度、定点联系制度、联络员制度等, 保证了工作联络的畅通和各项工作的落实。

二、抓投入, 为薄弱学校综合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经费保障

对薄弱学校的倾斜性投入是改造薄弱学校的最基础性工作。综合改革六年来, 市、区两级政府累计投入36499.8万元用于106所综合改革学校的基本建设、校舍维修、仪器更新和教师培训等。为了保证专项资金的足额及时到位, 沈阳市建立了薄弱学校综合改革专项经费同比例配套制度、专项督导评估制度和年度专项经费审计制度。配套制度要求, 市政府每年向各区薄弱校投入多少资金, 区政府就要按照1:1的比例进行配套;督导评估制度把薄弱学校综合改革专项经费, 纳入对各区政府的主要考评督导指标, 每年都在年底前, 结合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专项督导工作进行。专项经费审计制度规定, 每年都根据市审计局的统一布置和安排, 对薄弱学校专项改革经费进行全面审计, 以此来确保经费的使用方向和使用效率。

三、抓关键, 为薄弱学校综合改革打造强有力的校长队伍

一是建立快速有效的薄弱学校校长选拔机制。2003年改革之初, 沈阳市提出了“薄弱学校校长要从各自学校所在区域竞聘产生”的要求, 特别鼓励名牌学校的校长竞聘综合改革学校的校长。各区按此要求, 设立任职标准, 制定竞聘办法, 组成专家评委, 完善评审程序, 使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名校”副校长、校长助理, 走上了薄弱学校校长的领导岗位。在这些校长的带动下, 薄弱学校的办学理念和管理思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二是加大对薄弱学校校长的培训力度, 不断提高其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六年来, 各种业务培训都坚持了向薄弱学校倾斜的政策。并且, 针对薄弱学校校长的迫切需要,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业务培训。先后组织两批薄弱学校校长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接受专门培训;聘请国家督学、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博士生导师、教授等十几人次来到沈阳, 围绕课程改革、校本课程开发等内容为校长“面授”, 并请这些专家到校开展现场诊断性指导, 帮助学校研究改革中遇到的问题;组织校长到辽宁省行政学院开展“薄弱学校改造与建设”专题培训班;还邀请英国3名教育专家, 对60所薄弱小学的校长, 进行了为期3天的“校长管理技能”培训。

三是加大对薄弱学校校长的扶持力度, 树立典型, 增强其工作信心。对薄弱学校校长适当“放权”, 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精神, 给予他们在校内改革方面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与此同时, 对于脱颖而出的优秀校长, 给予鼓励和支持。在2007年度沈阳市教育专家评选中, 某薄弱学校一位年轻校长当选沈阳市教育专家, 这是沈阳市近几十年来, 在薄弱学校产生的第一位教育专家, 产生了积极影响, 极大地鼓舞了薄弱学校校长。此外, 各区在薄弱学校校长管理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尝试。比如, 有的区建立校长职级制, 有的区还进行了年薪制试点等等, 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抓内涵, 为薄弱学校综合改革注入强有力的发展动力

一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实行教师全员竞聘上岗。实行定岗、定员、定职责, 定待遇;因岗设人, 岗岗有责, 责任到人。完善行政后勤职工的岗位聘任制度。送教师到高校培训, 组织教师到先进学校听课,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校内组织各种以教学为主要内容的大赛等。此外, 还在薄弱学校校际之间, 组织成立了薄弱学校协作体, 相继开展了班主任工作交流、新课程教学研讨、教学管理研讨会等活动, 加强学校间的经验和信息交流。2005年1月沈阳市召开了城区薄弱初中综合改革试点学校班主任工作交流会。2005年3月举办了22所改革学校骨干教师参加的名校名师研讨课专题讲座。2005年4月组织了沈阳市初中改革试点校新课程教学研讨活动。

二是通过教师交流, 优化薄弱学校教师结构。改革之初, 选拔100名优秀骨干教师交流到薄弱学校任教。严格实行教职工聘用合同制, 从改革试点校开始, 逐步建立区域内优秀师范毕业生优先调配、优秀干部和骨干教师优先交流的“绿色通道”。2006年, 市政府启动了全市范围内的教师交流工作, 确定了教师向薄弱学校交流的鼓励政策。三年多来, 106所薄弱学校交流教师近1000人, 1/4的骨干教师来自于交流渠道, 已经挑起了薄弱学校教学的大梁。

三是开展薄弱学校特色创建活动, 以特色带动办学质量的全面提升。改革之初, 沈阳市为薄弱学校设计了“张扬个性、发展特色”的质量提升之路。2007年, 沈阳市启动了全市范围内的创建特色学校工程, 为薄弱学校创建办学特色提供了新的动力。六年来, 106所薄弱学校, 现已有33所被确定为市级特色学校, 其他学校也确定了特色发展方向, 正在向特色学校目标迈进。薄弱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和努力, 打破了“好”学校升学指标的唯一标准, 许多薄弱学校已经或正在成为市民眼中的好学校。

四是优化薄弱学校生源, 为薄弱学校提高办学质量创造条件。首先, 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 给择校热降温。大幅度压缩民办公助学校招生比例, 每年减少5%, 使全市民办公助学校招生比例从原来的30%压缩到10%, 控制和调整学苗的流向。取消所有公办学校的共建班和收费特长班, 民办公助学校与原来的依托学校脱钩, 完全实现“四独立”。对一些学校受利益的驱动, 超计划招生、超标准收费、巧立名目收费的现象及时采取措施, 加以纠正。实行“一次性收费, 两个公开”的收费制度, 每年组织财政、物价、审计等部门进行收费检查。其次, 实行促进学苗均衡分布的招生政策。坚持就近入学、对口直升政策, 保障学生在公办学校拥有接受义务教育的学位。改变民办学校入学招生办法, 只择校, 不择优, 实行电脑派位, 让择校热继续降温, 促使全市初中的学苗分布逐渐均衡。再次, 强化宏观管理, 向管理要质量。启动实施《沈阳市基础教育教学质量提升计划》, 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教师的教学水平、学校教学质量等方面进行严格监控, 把提高教学质量, 作为加强学校管理的重要指标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五、抓联动, 为薄弱学校综合改革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持

一是充分利用在沈高校资源丰富的优势, 与大专院校联手, 牵动薄弱学校发展。在沈22所大专院校均与薄弱学校建立了联系,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大手牵小手”活动。其中, 许多高校积极主动开展工作, 在薄弱学校添置设备、购置图书、教学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二是指导各区发动社会力量, 为薄弱学校综合改革工作出一份力。皇姑区的每名区委常委都与薄弱学校建立联系, 每名常委至少包一所小学或中学, 定期到学校指导工作, 帮助学校解决资金、设备等办学条件方面的困难;沈河区组织工商、税务、公安、五爱市场等部门, 分别承包一所改革学校, 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三是与省级重点示范高中牵手, 建立一对一帮扶关系。市区选定24所省级示范高中和名牌学校与薄弱学校建立帮扶对子, 充分发挥优质学校的资源优势, 给予薄弱学校各种帮助。比如, 沈阳二中、27中每年为满族中学、94中提供10万元经费, 120中、11中分别为44中、110中无偿资助了一台面包车, 并为两所学校装配了多媒体教室等等。四是建立家长培训学校, 发动家长的力量支持薄弱学校综合改革。为使家长积极配合学校的工作, 薄弱学校对家长举办定期培训班。每学期伊始还举办教学开放周, 向家长和社会开放。

六、抓宣传, 为薄弱学校综合改革营造强有力的社会环境

伴随着薄弱学校综合改革的不断深入, 是强有力的舆论宣传。一是建立了新闻宣传责任制, 要求市区和学校专人负责, 成立宣传联络员队伍, 及时把薄弱学校综合改革的措施、成果向社会宣传, 每年评选优秀宣传员, 加以鼓励和引导。二是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 成立沈阳市教育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 强化正面宣传;重大会议主动邀请记者参加;协助记者开展新闻采访活动;每年开展“教育好新闻”评奖活动, 对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好新闻给予奖励等一系列措施, 为薄弱学校综合改革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六年来, 各新闻媒体共报道薄弱学校综合改革工作500余篇次。多篇报道引起中央、省、市领导关注, 产生了良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