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新型

财政新型（共10篇）

财政新型 篇1

财政监督是财政机关在财政管理过程中, 依照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涉及财政收支的事项及其他相关事项进行的审查、稽核与监督检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财政职能也相应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这就对财政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财政监督机制, 是一项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现行财政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 财政监督立法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财政立法工作步伐加快, 相继颁布了《预算法》、《会计法》、《税收征管法》等财政法律、法规, 使财政运行中一些重大领域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 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整体上看, 财政监督立法工作相对滞后, 迄今尚无一部完整的、具有权威性的对财政监督职能、内容和手段等方面作出专门规定的法律, 因而财政监督地位得不到法律保障, 在执法上存在着尺度偏松、手段偏软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财政监督的权威性。

(二) 财政监督重微观监督轻宏观监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政府与企业间的利益分配主要通过税收来调整, 财政对企业财务决算的审核应逐步交由中介机构来完成, 今后, 财政监督工作应主要强化对预算执行、国民收入分配等宏观方面的监督, 这就要求财政监督的思路、方式、手段也要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以行政事业单位违纪类型为例, 真正属于财务会计处理上的问题属于少数, 而违纪的实质在于部门、单位领导行政决策、行政行为的违纪, 如擅自立项收取基金、挪用专项资金等, 对于这种行政违纪, 再采用经济处罚手段, 就难以发挥监督制约作用。

(三) 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工作脱节

目前, 财政职能部门尚未与监督机构之间建立起规范、畅通的沟通方式和制度, 致使监督机构不能准确掌握各项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 使监督检查工作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降低了检查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

(四) 财政监督绩效考核指标不完善

长期以来, 对财政监督机构的考核指标是以组织收入为主, 也就是以入库额多少为评价指标, 这样造成了现行财政监督存在着重检查、轻整改, 重罚缴、轻堵漏, 监督检查与规范管理相脱离的状况。一方面, 监督机构认为处罚数额越大, 监督成效就越突出, 从而把查处违纪行为作为财政监督唯一的工作内容;另一方面, 被查单位感到监督检查只是罚款了事, 从而促使其在违纪风险与成本和违纪“收益”之间权衡得失, 认为查着了是你的, 查不着是我的, 抱着一种侥幸心理, 这也是导致违纪行为边查边犯, 屡查屡犯问题的主要原因。

(五) 财政监督缺乏事前、事中监督

目前, 财政监督仍以直接检查为主, 主要是针对事后的财务会计结果进行处理, 监督滞后于财政管理, 不能对整个资金使用过程进行全方位监督, 从而导致财政管理中各种违纪问题的发生, 而且有些违纪问题还比较严重, 截留、挪用、支出效益不高、损失浪费等问题诸多, 有的甚至连社会保障资金也敢挪用。

二、建立新型财政监督机制的几个着力点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财政监督机制是一项涉及多方面工作的制度创新, 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回顾财政监督工作的实践历程, 笔者认为, 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建立新型财政监督机制, 必须以加强和完善财政管理为中心, 以理顺和规范财政分配关系为目的, 加快监督立法步伐, 紧紧围绕财政管理, 不断拓宽财政监督检查的领域、范围和方式。

(一) 加快财政监督立法进程, 建立健全各项财经制度

要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 尽快制定出台《财政监督法》, 完善各项财政、预算、税收和国有资产管理法律法规, 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财税法律框架和财政监督法律体系, 把财政监督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使财政监督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依法办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财政税收管理方面先后制定出台了工商各税、农业各税、关税及财务会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为实施财政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这些法规制度对财政监督缺乏系统、全面的规定, 只有尽快出台《财政监督法》, 对财政监督的法律地位、和财政管理的关系、执法程序等问题作出法律上的规定,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监督的法制化问题, 真正做到用制度约束人, 用法规约束行为, 依法治财, 依法理财。

(二) 不断推进各项财政改革

当前, 几项关键的配套改革措施主要有:一是深化部门预算改革。进一步完善市级部门预算管理办法, 实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 细化预算编制, 强化预算约束。二是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以“金财工程”建设为平台, 加快国库集中支付信息系统建设,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三是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不断扩大政府采购范围, 规范政府采购程序, 把基本建设、市政建设等大宗的支出列入政府采购的范围。四是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积极推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 逐步将所有政府非税收入全部纳入财政统管, 实行分类规范管理, 建立规范、高效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新体系。

(三) 进一步改善财政监督的内容和方式

从内容上看, 财政监督要从偏重微观监督向强化宏观监督转变, 应从过去对企事业单位的财务检查转向对预算执行情况、财政收支管理、政府采购、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使用、各项惠农政策落实, 以及财税政策的执行情况和财政运行状态进行反映和监控。从方式上看, 要改变单一的事后检查型的监督方式, 采取事前预警、事中监管、事后评价、跟踪反馈等多种监督方法, 形成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并存的新格局。一是事前预警。财政监督机构要参与项目立项工作, 对项目的论证过程的可行性提出合理化建议, 还要对项目借款的偿还能力进行论证。财政监督部门要落实还贷资金是否有可靠来源, 督促使用财政资金的单位对还贷资金做出具体规划, 测算各方面的财力和资金来源, 制定出具体的还贷计划。二是事中监管。要建立跟踪监督机制, 随时掌握预算单位资金的增减变动情况, 对资金的去向和使用实行有效的监督检查。财政监督要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范违规违纪与损失浪费的屏障, 以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运行与高效使用。三是事后评价。建立资金使用效果或效益评价制度, 以利于调整政策, 改进工作。

(四) 建立灵敏的财政监督信息反馈系统

以“金财工程”建设为契机, 加快财政监督检查信息化建设, 将财政监督机构的计算机与财政部门、财政内部业务部门、国库、征收机关、银行等单位实行联网, 甚至与所有的预算单位联网, 为财政信息的高效传递和及时反馈提供技术平台, 对各相关财政业务应用分系统进行信息查询和信息流量监控, 及时发现财政运行中的问题并加以纠正, 增进财政监督检查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及时性, 促进财政监督检查工作方法的改进和工作水平的提高。各级监督检查机构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实现检查信息共享, 通过网络实现互动不断促进检查工作。财政监督机构要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 通过软件开发、计算机联网等手段, 收集并储存企事业单位的生产经营情况, 实行财务数据信息共享, 便于财政监督部门运用预测和分析的方法, 排列监督重点, 查找存在问题, 对带有倾向性、普遍性的问题, 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合理化的意见或建议, 有针对性地完善有关法律政策, 保证国民经济在法制的规范下健康运行。实行重大违纪公告制度,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 宣传财政监督理论研究成果, 公开披露重大违法违纪案件, 扩大社会影响。

(五) 加大财政监督执法检查力度

财政部门, 尤其是财政监督专门机构必须本着高度的责任心, 依法监督, 切实加大对违法违纪问题的处罚力度, 该收缴的收缴, 该罚款的罚款, 特别是要把对违纪事项的处理与对责任人的处理结合起来, 对那些违纪问题严重, 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人必须依法移送有关部门, 追究行政或刑事责任, 做到违法必纠, 执法必严, 切实提高财政监督的权威性, 维护财经法纪的严肃性。

(六) 加强财政管理部门内部管理和财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

一是要由对外监督转变到内外并重的监督。过去, 由于重视外部检查而忽视了财政内部监督, 财政部门也出现了一些违法违纪现象, 因此, 必须把对外监督转变到内外并重的监督。通过对财政部门内部的监督, 可以促进财政政策、法规、制度的贯彻落实, 要对财政部门内部机构预算资金、专项资金以及财务收支活动进行定期的监督检查, 加强内部约束, 规范行政行为。二是要理顺财政监督与其他监督部门的关系。财政监督、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的目标是一致的, 但监督检查的对象、内容和方式方法各有特点, 各有侧重, 既相互配合, 相互促进, 又相互制约, 相互监督。目前交叉检查、重复检查的现象较多, 因此, 今后财政监督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 在监督对象、监督内容和监督方式、方法上与其它监督机构明确分工, 划清职责权限, 互相协调, 形成合力, 进行分类监督避免重复检查, 共同完成财政监督工作任务。三是要加强财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会计职业道德要求要内化为从业人员的自觉行动, 使其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 主要还必须强化道德、法制和深层次的伦理建设。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系统地传播、阐释财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 通过营造浓烈的舆论氛围, 最大限度地给从业人员及社会各界以职业道德观念与行为的影响, 使其逐步渗透到会计人员的思想深处, 从而净化其内心世界, 改善认知标准, 确立符合道德规范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四是要不断提高监督检查人员队伍素质。在健全财政监督机构的同时, 财政监督系统要充分重视队伍建设, 采取多种形式和措施, 不断提高干部综合素质。

财政新型 篇2

财政部、卫生部关于调整中央财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补助资金拨付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社发[2007]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卫生厅（局）：

为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关政策，规范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拨款申请规程，简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拨付方式，提高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审核下达速度，确保中央财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及时安排到位，经研究，现将调整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办法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申请材料的报送

你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卫生部门应于每年2月底前将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原有县（市、区）和新增县（市、区）有关情况报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以下简称专员办）审核。每年3月底以前省级财政、卫生部门将经专员办审核后的有关情况上报财政部、卫生部，其中：原有县（市、区）上报截至上年底参加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人数、农民缴费、地方财政补助资金到位等情况（填报附件

1、附表3）；新增县（市、区）上报统计部门公布的截至上年底农业人口数和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平均参合率（填报附件

2、附件3）。

二、关于申请材料的审核

你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卫生部门应严格按照规定及时审核汇总报表和有关情况后报送当地专员办审核。地方各级卫生部门要认真做好上报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负责核实参合农民人数、农民缴费等情况，严禁发生垫付、代缴等违反规定的情况。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申请材料的审核汇总工作，严禁出现参合人数、各级财政资金到位等情况不实或虚报问题。对未及时认真审核的，一经发现，要按有关规定处理。

专员办要严格按照《关于印发〈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对中央财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审核监督操作规程〉的通知》（财监[2004]91号）的规定，合理安排时间、调度人员，及时认真地做好对各地申请中央财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的审核工作。特别要重点审核原有县（市、区）上报截至上年底参加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人数、农民缴费、地方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到位等情况，确保中央财政准确结算和下达补助资金。

三、关于补助资金的拨付

从2007年开始，中央财政采取“当年全额预拨、次年据实结算、差额多退少补”的办法，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一个运行，按年与省级财政结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具体操作程序是：

第一，结算。每年3月底中央财政收到各地经专员办审核确认并盖章的申请报告后，根据各地上报截至上年底参加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际参合农民人数、农民缴费、地方财政资金到位等情况，结算上年原有县（市、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多拨的资金抵顶当年预拨资金，少拨的资金予以补足。

第二，预拨。原有县（市、区）按截至上年底参加上合作医疗的农民人数和当年中央财政补助标准，预拨原有县（市、区）当年补助资金；新增县（市、区）按上报统计部门公布的截至上年底农业人口、所在省上平均参合率、当年中央财政补助标准计算，预拨新增县（市、区）当年补助资金。

地方各级财政、卫生部门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实事求是地及时上报申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有关材料，对按时上报、材料齐备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卫生部、财政部审核参合农民人数、农民个人缴费和地方财政补助资金确实足额到位后，于上半年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地方。对未按时上报、材料不齐备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进一步补充有关情况后再审核拨付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对故意虚报参加合作医疗人数和地方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到位等情况骗取上级补助资金以及逾期不报的，除按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外，财政部、卫生部在核定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时将据实扣减。

附件：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原有县（市、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申请表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增县（市、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申请表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使用情况表

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财政新型 篇3

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我国坚定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积极调整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方略，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力地支撑了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城镇化率以每年约1%的速度增长，2011年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1.27%，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了6.91亿人。城镇化水平的一路上升是前面30余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因素之一，支撑了近年来年均9.8%的GDP增长，未来仍有继续支撑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根据揭示工业化以来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化演进一般趋势的诺瑟姆（Ray M.Northam）曲线（见图1），城镇化率在达到30%之后开始加速，达到70%之后趋于平稳，城镇化率在30%～70%的区间为加速发展期。

图1 城镇化率的演进轨迹

按此经验曲线，我国的城镇化正处于上升最快的发展阶段，其所代表的“弥合二元经济”的成长过程，已经并将继续释放出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巨量需求，并可得到WTO框架下全球市场有效供给的回应，形成继续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循环。城镇化所蕴含的人口高密度聚集、人力资本培养、收入提高、消费提升，进城农民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的“市民化”改变，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不断升级换代等等，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持久内生动力。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主要标志之一，要在城镇化率达到75%～80%甚至更高时，其增长率才会明显趋缓，那么今后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镇化水平的较快提升至少还有20个百分点的巨大空间。如考虑到目前城镇常住人口中还有1亿多人实为未取得户籍、未完成市民化、不能享受与户籍人口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社会成员，则中国目前的真实城镇化水平应在35%左右，未来的提升空间还要更大些，对于支持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后劲更强。

因此，总体而言我国经济社会仍处于加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城镇化可以说是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潜能与动力源泉。自从“十五”规划第一次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并第一次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作为城镇化的目标以来，城镇化在国家规划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把城镇化发展战略放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位置上”。党的十八大报告，又进一步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国家层面上高瞻远瞩的现代化战略定位和新型城镇化概念的提出，成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指导方针，也为解决我国改革发展进入“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时期所暴露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提供了重要着力点。积极稳妥地推进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对于加快现代化进程，支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弥合二元经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提振消费和扩大内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和谐等，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肩负着弥合

二元经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历史任务

需要强调，在我国30多年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

以户籍测算，我国实际城镇化率在35%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一些与我国发展阶段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左右的平均水平，并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在多年城乡分隔分治的体制框架下，我国以往城镇化的基本特点是以流动就业的农民工为主体，以流动就业为主要形式，并未很好地完成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落户”迁徙，也就是城镇发展其实已大大滞后于农村人口转移。要真正使进城农民“市民化”，还存在主、客观方面的诸多障碍。如何克服这些障碍，以便消除在城镇公用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与保障的供应方面对于进城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和非均等化待遇，是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基本逻辑。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的要求，需要通盘考虑，在城乡统筹中推进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其实质和核心内容就是以人为本的农民“市民化”。

具体考察，城镇化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空间等多重因素的复杂的人口迁移过程和社会发展进步系统工程，未来几十年间，我国将有3亿～4亿人口从农村转为在城镇定居。以实现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积极推进集约型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建设，同时亦促进农业现代化，才能缓解环境、资源制约，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矛盾，促进人际关系和谐。要走出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新路，必然要求以“市民化”为核心，即最终消除户籍制度的歧视，使进城务工定居常住人口以及农村居民，享受一视同仁、国民待遇式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历史原因、传统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城乡分治体制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努力发展市场机制，但是在一定阶段上城乡二元结构尚无法得到根本改变，总体而言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还一度有所扩大，“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制约了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积累了不少矛盾并趋于凸显。以城乡统筹理念推动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减少城镇化过程中对农民造成的权益损失，让进城农民工、农村居民能够与城市居民一样得到公平的公共福利和发展机会，最终使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并真正融入城市，拥有和城镇居民同等的身份、社会地位、社会保障等各种待遇。因此，引导好中国这种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发挥城镇化红利，需要对阻碍市民化的现行户籍制度及其附属的福利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城市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制度、城市规划体制、行政区的协调机制等一系列制度，创建条件进行相应的变革。必须在弥合二元经济的历史过程中，通过经济实力、财政实力、制度建设、经济手段和其他各种调控手段与政策措施的优化组合，走出一条伴随新型工业化、服务业升级，同时推进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而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一元经济和谐境界的“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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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的一个明显的现实矛盾，是在城市区域吸引人口聚集的同时，以财政为后盾的公用事业、公共服务对新入居民的有效供给滞后。仅强调理念和政策导向还远远不够，必须在“以行控财、以财行政”的财政分配中，基于客观条件的演变，着力支持上述使全社会成员共享国民待遇的这一融合过程走得尽可能快一些、平稳一些。所以，有必要专门讨论财政支持如何匹配的问题。

推进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必须以一元化的

公共财政作为支持后盾

我国传统体制下成型、改革开放后仍有延续的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投入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二元社会制度体系，已产生和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妨碍着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随着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镇，近年来，农民工占全国非农就业比重迅速提高，如：2011 年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53 亿人，占非农就业总量的50.7%，首次超过一半。但是，全国80%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都是流动就业，其中举家迁徙的农村人口只占20%左右。这20%举家迁徙进城就业的农民工虽已成为城镇新居民，但大都还缺少一个户籍身份的认定，他们长期在城镇从事服务业或在工厂打工，逐渐融入了城镇的社区生活，成为城镇居民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却因为非市民的身份，在福利、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实际仍受到歧视性政策等诸多限制。

使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市民化，需要构建统一的就业、社保、定居等制度，需要处理农民工因其农民身份形成的农地权利的合理传承的制度安排，需要解决农民工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市民权利的确认与落实等一系列问题。在户籍等问题后面的物质层面的资源配置，首先是公共服务的相应提升和公用事业的扩容。政府是城镇化的规划主体，公共财政是政府处理城镇化问题公共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按照公共财政的内在逻辑和职能体现，消除我国财政的二元特征遗存、构建我国一元化的公共财政，是破解二元结构，走向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乡一体与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机制支持后盾。这种一元化的公共财政应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按照十八大提出的“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的精神，构建符合公共财政要求和透明高效配置公共资源所需要的全口径预算管理体系，在真正的“全景图”下优化“结构图”，使可用公共资源在优化配置中最充分地支持“市民化”过程

全口径预算管理（Full-Covered Budget Management， FCBM）就是要对全部政府性收支，实行统一、完整、全面、规范的预算管理，即凡是凭借政府行政权力获得的收入与为行使行政职能所管理的一切支出，都应纳入政府预算管理范围。从公共财政建设角度来看，无论是预算内还是过去所称的政府预算外或制度外收入等，都必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实行全口径预算”。此后，国务院在《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进一步提出“改革和完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逐步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了以公共收支预算（政府一般收支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为主要内容的政府预算体系，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又统一协调联结的有机整体。2012年，财政部门已明确宣布“预算外资金”概念退出历史舞台。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强调“全口径预算管理”的原则和要求。在此制度规范框架中，我国应乘势推进一元化公共财政服务于“市民化”的具体机制创新和法律体系建设。

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是财政管理制度运行的基本平台。在这个预算体系平台上，应真正废除各级政府和部门的“自筹”和执收执罚中的“收支挂钩”制度，政府部门所有权力环节只能通过财政收入形式获得各种收入，并从事预算法案通过的活动，切断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同其经费供给之间的直接联系，从而真正实现财政部门统揽政府收支的一元化财政，使其能够真正成为接受立法机构和社会公众委托与问责的主体。要以“全口径预算”为契机，在政府一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及社会保障预算之间形成统一、对接、协调和均衡的体系，建立规范透明的资金往来渠道，必要时也可建立类似的特别预算或专门预算，从而稳步推进政府预算体系的完善与健全。全口径预算管理体系的内在逻辑，正是在建立一套涵盖所有政府收支项目的预算报表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推进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监督审查的各个阶段的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使公共资源首先真正形成“全景图”，再在越来越充分的公众参与和监督之下，形成资源配置、资金运用中以公众利益最大化为取向的“结构图”。这是包括预算法律制度规范、预算会计体系、预算权配置、预算管理的范围、预算管理模式及预算报告体系等要素在内的系统工程，也是支持“市民化”过程的最合理、最高效的公共资源配置体系。

（二）在新时期进一步强调全面协调发展，服务全局，积极消除歧视性的、非均等化的问题与弊端，不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新举措的出台，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元化体制和运行机制

在城乡之间提供大体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责和“市民化”必备条件。但是城乡分治下城市偏向型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已累积形成城乡差距、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应短缺、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现实问题。尤其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而与之相关的收入分配制度、城乡经济差距、国土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开发、社会保障制度、文化教育医疗等改革措施，往往无法匹配和无力跟进，造成了农民工在城镇的非市民化现状，歧视性的、非均等化的问题表现为“半城镇化”、“浅城镇化”问题。这种按照人们的身份和地域，以“城乡分离式”提供公共服务的体制，需渐进消除。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应积量变为质变，致力于消除二元因素，实现城乡之间及整个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一元化，即构建面向全体国民、城乡一体、标准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种一元化是城乡居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和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的制度基础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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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服务于“市民化”的目标，首先，需加快建设统一、规范、透明、合理、有力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其次，应建立与经济发展和政府财力增长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增长机制，切实增强各级财政，特别是县级财政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再次，建立健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协调机制和加强中央政府各部门与省级政府间的协调磋商，逐步使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实际标准基本一致，推动相关制度和规则衔接，做好投资、财税、产业、土地和人口等政策的配套协调。

（三）使财政分配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宏观经济和区域发展、土地制度改革等实现全面的协调配合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涉及主体功能区规划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综合的顶层规划和体制机制改革。公共财政在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要在规划的政策支持和体制改革等方面积极与国家十二五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战略等国家规划，以及土地制度改革等，实现全面的协调配合。

按照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和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发展战略的要求，公共财政要大力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在城乡、区域之间的均衡配置，缩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其中，为进一步消除相关的体制、制度和政策性障碍，增强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公共财政要配合土地、户籍、投融资体制、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提供改革所需要的基本财力保障和制度配套支持。

土地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而与之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农村基本农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和城镇化必然征用土地的“农转非”全套制度如何合理化。已可看清：在我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无法与市场、法制完整匹配、路子越走越窄的制约条件下，所谓使土地“私有”的方向又至少于政治上在中国不可行，如何处理土地制度这一重大而棘手的难题，是中国统筹城乡和实现民族复兴愿景面临的巨大历史考验之一。笔者认为，未来的改革大方向，可以按照“排除法”，选择集体所有制、私有制之外的唯一余项——国有制，把必保的基本农田和其他所有土地，都纳入“国有”法律框架后，其中对基本农田确立永佃制，在非基本农田用地上则一揽子、一次性、一劳永逸地处理好宅基地、“小产权房”等历史遗留问题（物质利益补偿可以分步按合约实现），进而给予全体社会成员国民待遇，其后即有可能进入一个统一市场中土地产权的规范化、一元化状态：就是我国全部土地都是国有土地，其使用权可透明、规范地流转，凡是土地使用权流转环节上的租金，就进入国有资本预算（基本农田另行处理，实际上可不要求或象征性低标准要求务农者上交农地的地租）；凡是其流转和持有环节上应征缴的税收，就进入一般公共收支预算。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要素的流转、配置，均可进入无壁垒状态。政府应专注于做好国土开发、土地利用的顶层规划，同时非农田建设用地由一套市场规则和特许权规则来调节其交易或特定用途配置。除与基本农田用地封闭式流转和发展规模化经营之外，真正把所有土地资源放上统一市场的一个大平台。这个前景，是配套于城乡统筹发展和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历史过程的一个值得探讨的可选改革方向，如果一旦形成决策思路，公共财政理应支持其方案化实践，推进优化。

（四）使城镇化建设中的财政资金和城投债资金，在来源清晰、风险可控的原则下，相互协调、有序配合

城投债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大促进了城镇基础设施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作为单一的投融资机制，城投债又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和不可持续性。

在城投债融资渠道变窄，新型城镇化资金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可考虑将公共财政资金与城投债资金以统一规划、风险各担、协调有序的方式联合运用。相关的联合机制设计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虑完善，但应该在一元化财政框架下来进行。

责任编辑：印颖 罗邦敏

参考文献

[1]李克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载《行政管理改革》，2012（11）。

[2]贾康、刘薇：《构建城乡统筹发展的财税体制的建议》，载《经济纵横》，2011（1）。

[3]《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2﹞29号），http：//www.gov.cn/zwgk/2012-07/20/content_2187242.htm。

[4]罗宏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意义》，载《湖南日报》，2010-02-19。

[5]李铁：《正确处理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几个关系》，载《行政管理改革》，2012（9）。

[6]钱莲琳：《“全口径预算”：健全政府预算体系的突破口》，载《地方财政研究》，2011（4）。

[7]项继权：《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选择》，载《社会主义研究》，2009（1）。

财政新型 篇4

一、当前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 我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面临着一系列十分突出的问题, 比较集中地体现在,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城乡差距依然较大, 针对就业方面的支出总量偏低,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覆盖面仍然较低, 等等。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当前的新型城镇化进程。

1.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城乡差距仍然较大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 保证我国的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公平的社会保障是至关重要的。然而,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当前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城乡差异依然较大。从数量方面来看, 我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长期集中于城镇, 农村的社保支出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刚进入新世纪时便有研究者指出, “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80%, 但受惠于社保支出的仅为10%, 而20%的城市人口竟然占有90%的社保支出”, 这种局面至今仍然没有太大改变。从内容方面看, 农村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形式比较单一。以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情况为例, 这一很大程度上被动离开土地的群体, 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养老保险, 但医疗、再就业等方面的保障却严重缺失, 根本无法满足城镇化中涌现的大量失地农民的需求。农村社保财政支出数量上的不足以及水平上的低下, 已经严重着阻碍城镇化的推进, 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城乡差异加以调整与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2. 针对就业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水平较低

就业是民生之本, 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离开了土地的农民, 就业和再就业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2011年我国财政就业补助支出额已达726.39亿元, 然而对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构成的分析却显示, 2007—2010年就业补助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仅为10%, 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足7%。在城镇化进程中, 必然会有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化为非农业劳动力, 要推动这一过程顺利进行, 就必须重视对城镇化中诞生的“新市民”特别是失地农民、农民工等群体提供必要的就业保障支出水平。然而, 目前政府的财政支出却远远不能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3. 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覆盖面仍然有待拓宽

作为一项公共财政政策, 社会保障公共财政支出应当尽可能涵盖符合条件的最广泛社会群体。然而当前我国社保财政支出的覆盖面却仍然有待拓展。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职工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61.9%。由于当前还没有建立起针对城镇灵活就业者以及进城务工人员的强制性社会保障制度, 进城务工人员的参保率极低。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尽管已经基本实现了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 但政府对新农保公共财政投入的水平却相当有限, 政府补贴在新农保基金中的比例明显偏低。

二、我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存在问题的根源分析

1. 户籍制度导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分割

由于建国后长期实行的以农补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我国逐渐形成了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农村地区的人口成为户籍制度的绝对利益受损者。改革开放以后, 城乡二元制度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不仅如此, 为缓解城市资源的不足和就业压力, 以往的城市化甚至无形中强化了这种严格的制度。毫无疑问, 这种状况与新型城镇化所倡导的理念从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 严格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分割, 剥夺了那些转变为市民的“农民”应当享有的社会保障, 必然阻碍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进。

2. 有限的社保资源难以满足城镇化中新市民的需求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 社会保障起步晚, 要实行全民社保尚有困难。例如, 在养老保险方面, 由于以往的“老人”没有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筹资, 所以只能从当前的个人账户上预支, 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养老金账户空账运转, 有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养老金空账达到了24859亿元。有限的社保资源, 难以满足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新市民的需求。不仅如此, 城镇化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特殊阶层, 主要包括失地农民和农民工、以及因自然原因需要保障的老年人、残障人群以及儿童等。这些群体被视为社会弱势群体, 其社会保障需求又是一大缺口。

3. 缺乏一部适用于全国范围的统一的社会保障法律

迄今为止, 除了一些地方法规和文件外, 我国还没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立法。在没有全国统一立法的情况下, 各地政府很可能会选择一些更保险、更稳当的社保方案, 而不是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和长远发展来考量。例如, 目前一些地区正在实行的向失地农民进行一次性安置补助政策, 不少只能解决农民眼前的生计, 而没有考虑到他们的长远保障, 更谈不上一些发展性保障。这种做法极易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对城镇化的顺利推进将带来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三、新型城镇化中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改革的对策

1. 抓住新型城镇化的契机, 实现城乡社保一体化

当前城乡社会保障的二元分割, 是阻碍新型城镇化推进最为重要的因素。为此, 应当抓住新型城镇化的契机, 努力推动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要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 不断消除城乡差别, 逐步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可以从民众普遍关注的医疗保障入手, 将新农合制度纳入城镇医保范畴, 对城乡医疗机构进行规范化的统一管理。可以针对农村地区以家庭养老为主的特点, 加大财政对家庭养老扶助的力度。要将城镇化过程中涌现的大量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来, 切实维护好他们的实际利益。

2. 提高就业财政补助支出, 为居民就业提供支持

城镇化过程, 必然会导致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化为非农业劳动力, 要确保这一过程顺利进行, 就必须重视对“新市民”、失地农民以及农民工等群体就业方面的社保支出水平。就业问题同一国的宏观经济息息相关, 它会深深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国家应当适时出台就业方面的社会保障财政政策, 加大就业方面的社保财政支出力度, 为相关群体的就业和再就业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和后续保障。

3. 拓宽社保支出覆盖范围, 调动居民参保积极性

社会保障为参保人提供了一个风险池, 参保人的基数越大, 风险池就越稳定。因此, 政府可以通过拓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范围, 调动起更多居民的参保积极性, 实现政府投入带来的放大效应, 使这种“风险池”的稳定作用充分显现出来。政府需要在财政政策上实现一系列改革创新。例如, 将城乡医疗保险政策统一起来, 实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政策的有效对接, 将“新市民”真正纳入城镇医疗保障体系;加大新农保财政投入, 实现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协调统一, 调整新农保个人缴费标准, 建立合理的待遇调整机制;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缩小城镇和农村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方面存在的差距, 等等。

四、结语

社会保障作为城镇化过程中的配套措施, 在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 但仍然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户籍制度造成的二元分割、不完善的社保法律制度建设、以及有限的社保资源等。为此, 政府应该利用城镇化的良好契机, 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加大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与改革, 为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 .丁群晏.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结构现状分析.现代商业, 2011 (3) .

[2] .高乐坤, 杨芷晴.城镇化视角下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结构变化研究.社会保障研究, 2013 (4) .

[3] .王海萍, 何红梅.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魅力中国, 2011 (14) .

[4] .姚亚伟, 吴佩.城镇化过程中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现状及对策分析.安徽农业科学, 2005 (7) .

财政新型 篇5

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改革创新企业职工培训制度，加快企业技能人才培养，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23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资委关于加强企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34号）要求，决定在部分地区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工作，并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服务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适应现代企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要求，创新企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传统的学徒培养方式，探索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健全完善企业技能人才工作新机制，为提高劳动者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促进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支撑。

（二）目标任务。在企业推行以“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新型学徒制，进一步发挥企业的培训主体作用，通过企校合作等方式，组织有培训需求的企业技能岗位新招用人员和新转岗人员参加新型学徒培训，探索企业职工培训新模式，完善政策措施和培训服务

体系，加快企业后备技能人才的培养。

二、企业新型学徒制的主要内容

（一）培养对象和培养模式。企业新型学徒制以与企业签订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岗位新招用人员和新转岗人员为培养对象。企业可结合生产实际自主确定培养对象，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为主、院校参与的原则，采取“企校双制、工学一体”的培养模式，即由企业与技工院校、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培训中心等教育培训机构（以下简称“培训机构”）采取企校双师带徒、工学交替培养、脱产或半脱产培训等模式共同培养新型学徒。

（二）培养主体职责。学徒培养的主要职责由企业承担。企业应与学徒签订培养协议，明确培养目标、培训内容与期限、考核办法等内容。企业委托培训机构承担学徒的具体培训任务，应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培训的方式、内容、期限、费用、双方责任等具体内容，保证学徒在企业工作的同时，能够到培训机构参加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承担企业学徒培养任务的院校，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后，对企业学徒进行非全日制学制教育学籍注册，加强在校学习管理。

（三）培养目标和主要方式。学徒的培养由企业结合岗位需求确定，培养目标以中、高级技术工人为主，培养期限为1-2年。培养内容主要包括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安全生产规范、职业素养等。要以企业为主导确定具体培养任务，由企业和培训机构分别承担。在企业培养主要是通过企业导师带徒方

式，在培训机构培养主要是采取工学一体化教学方式。学徒培训期满，经鉴定考核合格，可按规定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或培训合格证书。

三、建立和完善相关政策体系

（一）建立企校双师联合培养制度。企业选拔优秀高技能人才担任学徒的企业导师。企业导师要指导学徒进行岗位技能操作训练，帮助学徒逐步掌握并不断提升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使之能够达到职业技能标准和岗位要求，具备从事相应技能岗位工作的基本能力。培训机构为学徒指派指导教师，负责承担学徒的学校教学任务。指导教师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

（二）推行技工院校弹性学制和学分制。技工院校应积极承担学徒的教学培训任务，要结合企业生产管理和学徒工作生活的实际情况，采取弹性学制，实行学分制管理。鼓励和支持学徒利用业余时间分阶段完成学业。要建立和完善适合弹性学制和学分制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和考核制度，学徒累计学分达到规定要求的，可获得技工院校毕业证书。

（三）健全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投入机制。学徒在学习培训期间，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由企业根据学徒实际工作贡献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学徒基本工资。企业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向培训机构支付学徒培训费用，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由政府提供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承担带徒任务的企业导师享受导师带徒津贴，津

贴标准由企业确定，津贴由企业承担。企业对学徒开展在岗培训、业务研修等企业内部发生费用，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可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

（四）完善企业新型学徒制补贴政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开展学徒制培训的企业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补贴资金从就业专项资金列支。

补贴数额一般可按企业支付给培训机构培训费用(以培训费发票为准)的60%确定，每人每年的补贴标准原则上应控制在4000-6000元的合理区间，补贴期限不超过2年。培训后未能取得中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按补贴标准的50%给予补贴;培训合格并通过职业技能鉴定取得中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未颁布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职业应取得培训合格证书)的,按补贴标准的100%给予补贴。

企业新型学徒制职业培训补贴实行先支后补、按年度事后结算的办法，企业在开展学徒培训前将有关备案材料报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年度培训任务完成后由企业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职业培训补贴，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财政部门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备案材料包括：学徒培养计划、企业与学徒签订的培养协议、企业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学徒花名册及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件等材料。企业申请职业培训补贴材料包括：除前述备案材料外，还应附职业资格证书或培训合格证书、培训机构出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等凭证材料。

四、实施步骤

试点为期两年，实施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2015年7-8月）：启动阶段。印发试点工作通知，确定试点省份及试点企业，启动试点工作。第二阶段（2015年9月-2017年5月）：实施阶段。各省指导试点企业制定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完善相关政策制度，有序开展试点工作。第三阶段（2017年6-7月）：总结阶段。对各省试点工作进行总结，修改完善企业新型学徒制政策。

五、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财政新型 篇6

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以新型城镇化来配合中国现代化、“中国梦”目标实现的历史进程，我们在公共财政方面，需要以一元化的公共财政作为有力的支持后盾。

第一，要按公共财政“预算的完整性”原则形成全口径预算概念下的公共资源配置全景图，进而优化公共财政收支结构。要把所有政府财力纳入一个全口径预算里面，尽可能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提高综合绩效。这个公共资源在财政分配上，与整个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紧密联系。在公共财政全口径预算框架里，不再存在预算外资金的概念，在一个预算体系之内形成相对独立而互相衔接的公共收支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四个组成部分。

第二，要按照平等公正、国民待遇原则打造非歧视性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和运行机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要按均等化的方向演变，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现在有户籍的和无户籍的人口明显不是一个国民待遇。农民工概念其实是一个荒唐的概念，他们已经在城里就业，但是因为户籍不在城市还在农村，就成了“农民工”。所以，这方面公共财政别无选择，必须渐进地以一系列运行机制的改进，来走向非歧视性的公共服务供给。这个过程是长期的，估计要先从难度比较小的区域开始，最后到大城市。所建机制框架开始时正确与否至关重要，因为一旦成型，马上就具有明显刚性，条件上去容易，下来几乎不可能，财政的可持续性将面临历史性考验，一定要依靠机制的合理化维持基本的可持续性。

第三，财政分配要按照“财政服务全局”的取向积极与区域发展战略和土地制度、不动产制度等改革协调配合。从财政角度考虑支持新型城镇化，必须促使政府发挥顶层规划功能，从而引出合理、可行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协调区域之间发展空间的各种复杂矛盾关系等。土地制度、不动产制度的改革至关重要。不动产作为城镇化过程中间关键的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和民生要素，它的流动、交易、财产保护、财产登记、相关税收制度等制度建设，应该放在一个通盘合理的配套方案里面去考虑，财政必须支持这样的配套改革。

最后，要借鉴国际前沿理念积极构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建设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间有效的筹资、引资放大机制和管理增效机制。单靠政府的资金支持城镇化有极大难度，有人测算今后几十年需要60万亿元以上的投入，缺口一望而知。但是，通过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概念下的一系列可操作机制（如BOT、TOT、BT、政府贴息等等）使已经壮大起来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进入城镇化过程、形成合力，筹资、融资的难题就有望得到相对顺利的解决，而且相关的管理水平和绩效水平也有望得到比较明显的提高。

财政新型 篇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截至2015年年末,城镇化率已达56.1%,实现了从城镇化初期阶段向中期阶段的跨越。自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建立城乡统筹、四化同步、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以来,学术界对新型城镇化的研究日益增多。虽然对其概念的界定仍没有统一,但一般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以民生、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内容,以追求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社会公平为目标,以实现人口市民化、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空间载体向城市转型的过程,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产城融合以及城市发展格局优化。

新型城镇化推进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然而现实中资金不足与浪费现象并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各自为政,政策制定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与城镇化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是以财政、金融分别支持城镇化居多。其中Henderson(2007)、Walton(2011)提出财政对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从而推动城镇化步伐。梁益琳(2014)、缪晨阳(2014)指出城镇化与财政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关系。Chang和Miao(2004)阐述了金融体系为城镇化中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杜春玲(2013)采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城镇化发展与金融支持相关性进行检验,发现政策性金融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比商业性金融起更大作用。总体来说,财政与金融协同支持城镇化的研究较少。周战强、乔志敏(2011)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城镇化中的财政与金融的影响,发现财政投入对城镇化短期效应显著,而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长期影响更为显著,三者在长期会达到均衡。

可以发现,目前城镇化研究虽多,但一般限于研究财政、金融分别支持城镇化或者研究二者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关系。财政与金融协同支持城镇化方面的研究主要以定量研究为主,很少有范式与理论研究。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财政与金融支持城镇化的协同模式,以指导二者发挥各自优势,产生协同效益,探索进一步促进新型城镇化高品质发展的模式和路径。

二、新型城镇化资金需求

牛润盛(2015)认为,一个农民市民化的直接成本是10万元,间接的投资和消费资金需求为40万~50万元。2015年年末我国人口总数达到13.75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为实现《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的在2020年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的目标,未来5年要实现5361.02万农村人口市民化,即每年要转移1072.20万人口进入城市,每年将会需要直接资金1.07万亿元,引致投资和消费资金需求4.28万亿~5.35万亿元。由此表明,新型城镇化对资金的需求巨大。

新型城镇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钱从哪里来”。财政与金融作为主要的融资手段,在资金投放方式、政策见效等方面差异较大,因此盲目投入资金可能导致资源错配,造成城镇化低水平、低质量。新型城镇化以产业转型、人口市民化、优化城市发展布局为指引,以此为基础将资金供给与资金需求无缝对接,完善财政、金融资金供应机制,势必大大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从需求角度来看,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资金需求特点有以下三个:

1. 产业结构高端化资金需求。

实现产业结构向高端转型意味着实现现代化农业、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全面发展,每一项转变都需要资金的支持。

“三农”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国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为投入农业生产,农民需要定期采购生产资料,对资金的需求量小但是具有周期性,频率相对较高。此外,推动农业的现代化要依托于农业机械化、规模化发展,为此购置农机为一项较大支出,资金需求特点在于一次性但额度相对较大。工业2.0时代的到来重在淘汰中低端制造业,发展高端制造业,而高端制造业发展需要依赖科技创新,创新企业发展自有其特殊性。企业在发展初期往往面临较大的技术风险,此时资金需求量虽然小但是筹集难度高,随着产品入市,资金需求量激增,且风险较高。如若企业跨过了这个阶段,迎来了较好的市场反馈,企业发展进入平稳阶段,资金得以逐渐收回,资金需求缓慢回冷。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一般进入门槛低、回报周期短,对资金的需求一般集中在初期,量相对较大,而当企业步入平稳发展期之后,企业运营资金需求其实不是太大。

2. 农村人口市民化资金需求。

《规划》提出“3个1亿”工程之一就是实现1亿农业人口转入城镇,按照人均10万元标准估计也要为此提供10万亿资金。故此,资金总量庞大是人口市民化的一大特征。而且市民化过程不仅仅是将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做到位。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问题要一并提上建设日程。涉面如此之广,项目如此之多,每个项目资金需求不同,因此市民化资金需求往往与项目息息相关,呈现多样化特征。另外,市民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阶段性比较强,所以对资金的需求也具有阶段性特征。初期由于住房问题的急迫性,且住房所需资金属于市民化成本中的大头,资金需求总量大,而后期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也需保持资金的持续供给。鉴于每年城市人口新增并且很可能有扩张之势,总的来说,新旧市民的安置可能影响资金需求使其呈现上升态势。

3. 城市布局合理化资金需求。

新型城镇化提出要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城市提供硬件支撑,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基础设施诸如轨道交通、水利等的建设较之其他的项目而言资金需求量巨大。一个项目动辄上亿元,就拿地铁建设来说,每公里造价就要数亿元,我国预计在2020年建设轨道交通6000公里,届时预计需要投入4万亿元。另外,基建项目从建设到投入使用的期限长,相应的资金需求周期就长,这区别于一般的项目。再者,基础设施不具排他性,是纯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大多具有公益属性,因此一般来说收益较低。

新型城镇化涉及方方面面,资金需求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既有纯经营项目,也有非经营性项目与准经营性项目,因此需要财政与金融的共同支持,对症下药,各展所长,物尽其用,实现资金高效利用。

三、财政与金融协同支持新型城镇化的现状

城镇化资金主要靠地方政府自筹,中央政府转移性支付“远水解不了近渴”。地方政府“钱少事多”、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使其不得不选择土地财政、投融资平台等融资方式。近年来,土地财政(号称“第二财政”)为地方政府募集了巨额出让金。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土地融资的不可持续性,地方政府应积极探索新型融资模式,以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基于金融对资金的高效利用,财政可以有效弥补市场化的“空白地带”,财政与金融协同支持新型城镇化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最优选择。

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财政与金融在支持城镇化的过程中协同效应并不理想。一方面,财政与金融支持城镇化遵循不同的路径,彼此之间缺乏交流,信息不对称导致政策间或相合或抵触不可知,也无法对出现的问题予以及时纠正,财政金融政策之间协调性差;另一方面,虽然财政对金融机构也提供支持,但涉及领域分散,资金量小,财政引导与金融调控配合效率低下,对城镇化贡献率低。

1. 财政与金融内部缺乏沟通,协调能力差。

财政上通过财政部门获得收入并以购买性支出或转移性支出投入城镇化建设,金融上通过金融部门进行资金归集并投放于城镇化建设。因此,两者在实施部门中没有交叉,也不存在能够权衡两项政策的部门。两部门仅根据自身对城镇化资金需求的判断做出政策指导,片面追求单一政策效应,对协同效应认识不够。这就导致有些地区财政和金融都有所覆盖,而有些地区完全没有资金支援。政策交叉与政策空白同时存在,使得资金使用浪费与空缺并存,造成城镇化中的地区差异化。

2. 财政与金融配合成效低。

财政与金融协同支持城镇化主要以财政支持金融进而促进金融支持城镇化的方式为主。当前,财政对金融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如贴息贷款、补贴等,涉及领域与行业广泛,但是资金投放分散、量小,分布星星点点,效果并不乐观。另外,用于支持城镇化的财政专项资金往往存放不集中,造成资金使用成本高,效率低下。财政支持金融方式单一,资金使用规划性差,综合种种,财政与金融在城镇化中配合成效低下。

四、财政与金融协同支持新型城镇化模式

财政主要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等方式支持新型城镇化。金融在城镇化中主要通过金融体制的改革、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主体的扩张等方式为城镇化提供动力。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以及民间资本设立的村镇银行与小额贷款公司等都归属于金融主体的范畴。财政与金融的结合,兼具政府的主观调控与市场的自动调节功能,利于建成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系统,单一的财政与金融的协同模式无法满足资金需求,因此需要在坚持政策导向、政府调控的原则下采取多层次、多形态的组合模式。

1. 财政与金融协同支持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具体模式如图1所示。

综观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历程,无不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从城镇化中期第二产业发挥关键动力作用,到作为后发动力的第三产业的崛起,每次产业结构的转变都会释放大量劳动力,节约大量资源。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拐点,如何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僵尸企业”、产能过剩企业、环境污染企业,培育“新动能”,改造“旧动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之举。在这一过程中,金融无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金融资金具有逐利的天然属性,往往会集中投向回报率高、风险小、规模大的行业或企业,放弃那些尚处在创业期、投资回报时间长、风险大的新兴行业。因此,发展新型城镇化,在金融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财政还必须从旁予以引导、约束和规范。即在政策上明确财政对农民、高新产业、第三产业倾斜,将“重工业、轻服务业”调整为“重高新产业、重服务业、轻低端制造业”,通过财政、金融及民间资本将三大产业融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具体来说共分四个层次:

第一层是发挥财政的直接作用,通过实施精准扶贫,对于那些极贫穷的地区和产业给予财政补贴和财政支持。

第二层是财政与政策性金融的协同。政策性金融本身就是财政与金融的组合,是发挥财政资金支持和引导作用的重要渠道。对于现代农业及部分具有准公共性质的产业而言,其生产的脆弱性、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特征很难获得市场青睐,需要包括政策性信贷、政策性担保以及政策性保险在内的政策性金融为其提供资金支持。通过完善财税制度,加大财政对政策性金融注入专项资金的力度,在实施精准支持的同时,改善这些产业的信用环境,降低生产的高风险性。

第三层是财政与商业金融的协同。商业性金融资金规模巨大,是我国城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但在市场机制下,商业性金融的逐利性也有可能导致资金集中于少数回报率高的行业,忽视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进而影响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财政政策对商业性金融加以引导和规范。一方面,发挥财政的杠杆效应,通过利息补偿、企业担保等方式鼓励商业性金融进入高科技、创新型产业和企业;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有效的奖惩机制,限制资金进入那些高消耗、高污染、产能过剩的传统行业,从而推动供给侧改革。

第四层是财政与民间资本的协同。随着金融的市场化发展,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风险资本、民营银行以及互联网融资平台等在内的民间资本规模不断扩大,民间金融具有形式灵活、机动性强的特点,它不仅可以在规模上弥补财政和商业性金融资金的不足,还可以满足那些既不能得到财政资金的直接支持,又无法达到商业性金融要求的企业的资金需求。因此,加强财政资金与民间资本的合作,完善财税制度,将有助于盘活社会资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 财政与金融协同支持农村人口市民化转型。

完成《规划》提出的1亿人口市民化目标所需资金量庞大,显然仅靠财政资金无法实现。与此同时,人口市民化伴随着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医疗及子女教育等具有明显半公共事务性质的问题,投资规模大、回报时间长,传统的金融资金不愿意进入这些领域。设计有效的财政与金融协同模式,在新型城镇化的需求侧发力,与供给侧相结合才能使之达到均衡发展,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目标。具体模式如图2所示:

依据相关问题市场化的程度不同,财政与金融协同模式可分为两类:

一是就业与住房问题。就业和住房保障是农民工生活的基本需求保障,《规划》为此给出了完善农民工就业创业体系,拓宽住房保障渠道的政策导向,但就业和住房问题商业色彩较浓厚,单靠财政补贴不可能实现。因此,要更多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激励作用,通过直补或者对农民工就业企业(房地产企业)给予奖励、优惠等方式激励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便利。通过改革土地流转制度,探索新形式的抵押物,如“林权”等,提高农民工信贷利用率,缓解资金压力。通过财政补贴、奖励等手段鼓励农民工创业,并吸引众筹、天使资金等民间资本为企业提供资金,甚至直接参与企业经营活动。

二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教育、医疗问题。相比就业、住房问题,它们的公共属性更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由于相关领域投资限制多、回报时间长,仅有较少的商业性金融资金进入,财政投入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新型城镇化推进,人口市民化步伐加快,财政很可能收不保支。传统的土地财政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资金压力,但却推高了房价,加大了农民工买房压力。因此,需要探索以财政为主,综合运用社会资本与商业资本融资的模式。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开放相关领域,运用投、奖、补、保、惠等财政激励手段,吸引商业和民间资本。在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引导金融资本参与医疗、服务、教育等项目的建设,实现商业资本与财政资金的有效结合。

3. 财政与金融协同支持城市空间布局转型。

“十一五”规划中,中央首次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但推动城镇化并不等于一味扩大城市规模。事实上近年来,大城市运行成本不断加大,交通、环境污染、突发性灾害等“城市病”突显,与此同时,众多的县城、小城镇也普遍存在公共服务能力不足、设施建设落后等问题,城镇化发展区域差异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就需要构建城镇化的总体空间布局,从国家层面引导和促进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作为城镇化的投资主体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财政资金需要承担全部责任,而应在遵循城镇化发展总体空间布局和生态规律的基础上,构建政府推动与市场拉动的双动力驱动机制。具体模式如图3所示:

在这一过程中,财政将首先发挥规划作用。在国家城市空间总体规划下,地方政府需要严格控制建设用地的增长边界,避免城镇空间的无序蔓延。制定相应的奖惩机制,运用财税等手段建立环境监控等城市生态发展监管体系,确保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并通过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方式支持公益性、公共性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其次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改革地方政府融资模式,拓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积极探索公私合营模式,引导商业金融与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建设,提高金融杠杆效率。积极开发直接融资工具,设立基建发展基金并配套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出资,推广期限灵活的债权融资方式,以及选择性地利用外资等解决资金瓶颈问题,弥补财政资金缺口,达到缓解城市发展资金压力,转变社会发展方式的目的。再次是发挥财政的协调作用,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再平衡。通过完善财税分配制度,促进中小城镇发展。通过完善跨区域的资金补偿机制,一方面引导老少边穷地区人口流动,实现生态保护,另一方面引导资金从资源消耗型地区向资源产出型地区转移,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再平衡。发挥财政资金的政策调节和设施投放机制,从全面吸引集聚资源向实现区域协调与带动转变,在扁平中寻找集聚发展的动力点和增长极。

五、对策与建议

财政与金融协同支持城镇化的模式研究表明,财政在新型城镇化中主要起政策导向、调控和规范作用,金融则在资金上给予更大的支持,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发挥不同的作用。同时,针对民间资本的投资,可以通过设立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的方式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财政与金融的结合,不仅降低财政压力造成地方政府盲目筹资的可能性,同时通过调动金融机构参与社会项目,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1. 推行税制改革,优化顶层设计。

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市场经济提供便利,但中央、地方税种的设置不合理,导致财权上移、事权下放,地方政府财权小却承担了大部分事权。就城镇化而言,大税种如所得税、增值税大部分归中央,只有营业税归地方。加之五级财政制度使地方政府如县、乡政府实际获得的收入少之又少。为保障地方政府有财力做事,应当改革税制,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如城市维护建设税,增加地方税收收入。在财政层级上简政倡廉,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

2. 改革“土地财政”,探索地方政府长效融资方式。

土地财政的弊端在于土地资源有限,土地出让金一次性收取,无法支援城镇化的后续发展。近年来,由于地方政府过度开发土地,各地“空城”、“鬼城”屡见不鲜,造成土地城镇化超前发展。新型城镇化要求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为此需配合使用可持续的融资手段。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房产税或将成为出路。房产税征税范围从目前上海、重庆试点到全国范围的实行,征税对象从高端住房、二套(及以上)住房到全范围覆盖,特殊情况适当予以优惠。财政取收一次变多次、短期变长期,实现财政资金平稳增长。

3. 完善金融制度与监管。

我国政策性金融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比小,设置不全面,对城镇化所起的作用不大。对此,新设政策性银行或有裨益,应严格明晰其职责,确定其分工,严禁商业“寻租”。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由不同部门遵循不同法规负责监管。城镇化进程中,金融得到发展,新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同样需要新型监管手段加以配合。对于产业升级、人口市民化以及发展中小城市开发的特色金融,应当出台相应的监管规则,照章监管、针对性监管,提高监管效率。

4. 加强财政与金融的融合。

财政投入见效快,但是资金需求大,使得财政顾此失彼,不利于经济的均衡发展;金融投入大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是逐利性强,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创新财政与金融融合方式,财政引导金融,金融辅助财政,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兼顾效益与公平,促进新型城镇化协调均衡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财政新型 篇8

近年来, 根据河南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各地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积极创新投融资机制, 以中心城市、县城和新型农村社区为重点, 推动城市新区、中心城市组团、县城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社会事业发展。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河南各地财政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加强, 城镇的综合承载力、集聚力和辐射力明显提升, 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态势进一步增强。

(一) 拓宽资金投入渠道

各地通过财政安排一部分、帮建单位帮扶一部分、社会力量捐助一部分、村集体和群众投工投劳一部分多种形式, 不断拓宽资金投入渠道, 努力形成全方位支持、社会共同参与的城镇化建设新局面。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市县通过本级安排、争取上级支持、整合项目资金, 不断加大对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市政公用基础设施配套费等税费收入全部用于城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土地出让金扣除政策规定必须安排的支出后主要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依托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实施, 将建设用地富余指标调剂到城镇使用, 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扣除上缴中央、省和各项资金后用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拆旧复垦。将城市新区规划范围内的一切收入除按规定上缴国家和省的部分全部留存新城区。二是探索城市国有资源经营运作新形式。南阳市对属于政府收益应收但过去一直流失的资源加大征收力度, 将市区内所有建筑垃圾经营外运实行特许经营权拍卖, 经公开竞标, 每年增加收入536万元, 并一次性签订5年合同, 共增加收入2680万元。三是建立部门帮扶机制。信阳市通过部门帮扶, 对中心城区多条背街小巷进行升级改造, 实现了“路平、巷绿、灯明、墙净”, 提升城市整体水平。四是引导社会捐赠。新乡市成立农村公益基金管理中心, 负责社会各界对全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公益性捐赠资金的管理和运作。五是鼓励群众投工投劳。邓州市为弥补农村道路等公益事业的资金缺口, 科学实施“四议两公开”工作法, 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 通过采取捐资捐物、出工出力、借助外援等形式多渠道筹措资金。

(二) 创新融资机制

各地积极创新融资机制, 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参与产业集聚区、城市新区、农村新型社区的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建设, 参与城市城中村和旧城区改造。根据调研情况, 主要有以下几种融资模式:一是组建地方投融资平台。通过多种形式组建地方性的投融资公司。各地均成立了以财政为依托的信用担保机构, 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有的地方根据融资对象和资金用途组建相应的公司, 如成立与国开行对接的经济实体, 支持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成立与农发行对接的公司, 支持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有的地方将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归并到投资集团名下, 赋予集团土地一级开发权, 壮大其融资实力。有的地方根据行业领域分别成立了文化投资集团、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水利建设投资集团等。二是进行直接融资。主要采取银行贷款、委托贷款、社团贷款、发行企业债券或信托产品、扶持企业上市等形式。三是通过间接融资。主要采取BT、BOT、TOT模式, 或者强化土地运作, 采取打捆成片式开发、资源置换式开发等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 以土地换项目, 以项目促发展。鹤壁市鹤山区成功引进旧城改造经验丰富的江苏王房集团, 对鹤壁集和中山进行整体改造开发, 包括城市道路改造、穿城羑河整治、城市排水管网和绿化亮化工程建设, 以及对产业集聚区和棚户区的居民进行拆迁安置等。平顶山舞钢市引进建业集团承建行政新区道路、党政办公大楼、会议中心、展览中心等公共设施, 政府则通过向建业集团出让行政新区住宅和商业用地的出让金收益来回购以上政府设施。潢川县积极探索用土地换社保、换就业、换住房、换固定收益的“四个置换”新模式, 加快了“农村变社区、农民变市民”的步伐。四是积极探索新模式。信阳平桥区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模式, 探索开展利用“五权” (即土地承包经营权、房屋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权、林权和水面滩涂养殖权) 担保抵押贷款方式。固始县尝试扩大有效担保物范围, 全面实施山权、水权、林权、茶权、船权、房产权以及土地流转经营权和存贷抵押等多种担保形式, 引导资金投入城镇化建设。

(三) 调整完善财政体制

各地通过调整市县或县乡财政体制, 较好地调动了县 (市) 和乡镇加快发展、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增强了县 (市) 、乡镇财政对城镇发展的保障能力。调整和优化市与县 (市) 财政体制的典型做法是, 除中央和省级收入外, 县 (市) 收入基本实行属地管理, 市级不集中, 调动县级征收积极性;鼓励县 (市) 进行招商引资, 县 (市) 招商引资项目的税收收入全部留给县 (市) , 市级不参与分成;市与县 (市) 共同招商引资项目由市政府确定其收入的预算级次;将上级优惠政策全部兑现到县 (市) 。完善县与乡镇财政体制的典型做法主要包括:乡镇财政部门组织的各项收入全部留归乡镇所有, 取消乡镇基数上解, 同时上收农业税转移支付补助基数;实行乡镇行政、事业人员经费县财政全额供给;乡镇协调征收的部分税种, 按实际入库数在扣除35%征收费用后按县、乡6:4分成, 充分调动乡镇加大城镇化建设投入的积极性。

(四) 强化财税政策激励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相关财税政策, 强化激励措施, 促进城镇化加快发展。一是强化对产业集聚区的激励。对集聚区实行“核定基数、超收全返、一定三年”的财政激励政策。并建立异地投资项目利益分享机制, 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对经济资源合理流动的制约, 消除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对入驻产业集聚区的项目, 除中央规定的收费项目外, 免去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产业集聚区内的土地出让净收益返还产业集聚区。对投资商在集聚区内建设标准化厂房给予一定补助, 对进入集聚区的企业给予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相应奖励。二是强化对新型农村社区的激励。各地的典型做法主要有:通过财政奖补促进乡镇对新型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 鼓励农民把土地租出去, 扶持“招商种地”, 促进土地流转;通过财政补贴和贷款贴息办法, 鼓励中心镇、中心社区农户购房、建房;制定完善中心镇、中心社区居民保障机制。除国家、省明文规定不得减免的各类行政性收费、全供事业单位的事业性收费外全部免收;差供事业单位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收取的事业性收费减免50%;新型农村示范社区住户办理房产证费用全免。

(五) 探索财政资金整合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合力, 发挥财政对城镇化建设保障和促进作用, 各地积极探索城镇化建设资金整合。新乡市从2009年开始探索整合有关涉农资金, 共整合上级涉农资金1亿元用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安阳市各区、县 (市) 相继出台了新农村建设资金整合办法, 本着“资金来源不变、用途不变, 整合集中使用”的原则, 将上级出台的涉及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政策, 由财政整合统筹运作, 集中投入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开封市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负其责、各记其功、形成合力”的基本要求, 遵循“存量调整、增量集中, 规划引导、注重效益, 明确分工、协调配合, 强化管理、规范运行”的原则, 先后整合25个部门的强农惠农专项资金, 主要用于21个新型农村示范社区, 县区党政领导干部挂牌分包的新型农村社区。

二、财政支持新型城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调研情况, 当前河南财政在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一) 城建规划不科学影响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

科学规划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先导和纲领,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 要规划先行。从河南省情况看, 目前多数市县的城镇建设规划仍不够科学、不够全面、不够具体, 主要表现在:一是城镇建设规划缺乏地方特色, 千篇一律, 城市建筑品位不高, 文化特色不浓郁, 空间环境不尽如人意;二是缺乏一定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新型城镇化建设受到较大局限;三是规划的权威性、严肃性不强, 人为的随意性较大, 难以确保规划的连续和稳定;四是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长期规划与近期规划之间衔接不够;五是对统筹城乡的规划考虑不充分, 由于长期以来将大部门精力放在了市区规划上, 而对县域和村镇规划重视不够, 导致县域和村镇规划编制层次较低;六是城镇生态环境、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跟不上。由于现行城镇建设规划不科学、不全面、不具体, 造成财政资金不便整合、难以明确投入方向和重点, 影响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

(二) 城建资金缺口大与政府还贷压力大问题并存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涵盖五级城镇体系、涉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治理等多个方面的系统性工程, 建设资金巨大。近年来, 尽管各级财政不断加大新型城镇化建设支持力度, 但目前河南大部分市县镇仍属于吃饭财政, 财力相对紧张, 城建资金缺口较大。同时, 市县政府还存在还贷压力较大的问题。目前, 市县政府投融资平台的举债大多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这些项目存在回收周期长、营利性差的特点, 项目一旦出现效益不佳、入不敷出时, 其最后的偿债压力将由同级政府财政承担, 潜在的财政风险面临增大趋势。近年来, 不少地方正在或将要面临持续的还贷高峰时期, 一方面近期急需投入基本建设项目的财政资金有限, 另一方面由于需要借旧债还新债, 可能造成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存在相当大的偿债压力。

(三) 融资机制不够灵活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 主要表现在融资渠道单一、融资能力低、融资结构不合理等方面。多数地方城建资金主要依靠土地运作或其它财政投入,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主要面向大的国有商业银行采取银行贷款形式, 融资渠道相对单一, 一旦政策发生变化, 就很容易出现融资难题。尤其在乡镇一级, 在财力十分紧张、银行贷款又没有出路的情况下, 多采取“以地筹资”、“集资建设”、“借资建设”三种模式。“以地筹资”在当前土地宏观调控的大环境下将越来越难;“集资建设”往往会演变为变相的乱收费、乱摊派, 比如向落户中心镇、中心社区的农户收取基础设施配套费, 向建筑施工单位收取建筑配套费;“借资建设” (包括施工单位垫资开发) , 虽能暂时解决资金困难, 但发生的债务在偿还和化解方面缺乏有效手段。部分融资平台由于资本不雄厚、主营业务不明确或缺乏稳定的资金流等问题, 融资能力相对较低。另外, 融资结构不合理, 短期贷款所占比重大, 长期贷款比重小, 还款压力较大。总体而言, 还没有走出一条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筹措城镇化建设资金的路子。

(四) 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关财政资金难以形成合力

以涉农资金为例, 从规模上看各项涉农资金较为可观, 2010年河南一般预算中的农林水事务支出达253.7亿元, 而且递增幅度还在逐年加大。但是, 涉农资金点多面广、管理分散, 难以形成合力, 不利于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进程。尽管部分地方就整合涉农资金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 出台了一些政策, 但缺乏国家或省级层面的政策依据, 基层整合涉农资金的违规风险较高。

(五) 产业支撑仍较薄弱

产业是立城之本, 强城之基。加快推进产业化, 不仅可以壮大城镇经济实力, 而且可以促进城镇化和工业化互动发展。尽管河南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 特别是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 农业基础地位得到加强, 服务业发展明显提速, 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但是河南产业整体上仍然是全而不优、大而不强, 结构性矛盾突出, 第一产业比重偏高, 第三产业比重过低, 工业结构中能源原材料工业比重过大, 处于产业链前端和价值链的低端, 产业结构相似、集聚度不高、发展模式粗放, 部分地区产业结构单一、主导产业不明显,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 促进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支撑能力较弱。而且, 在调研中, 基层反映最强烈、也相对集中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 主要涉及如何调整放宽土地政策和利用土地资源融通资金, 这从另一个侧面恰恰反映了多数地方对土地的依赖性仍然较大, 而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支撑则相对较弱。

(六) 对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投入力度仍需加大

道路、供水、供电、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是新型城镇化的硬件要素, 而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则是新型城镇化的软件要素, 二者缺一不可。近年来, 河南不断增加对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投入, 城乡居民的生活环境不断改善。但是, 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相比, 与国内兄弟省市相比, 仍有一定差距。在基础设施上, 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仍然不够, 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跟不上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尤其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和就业等社会事业方面, 历史欠账较多, 人均保障水平较低, 城乡差别较为明显, 已成为制约河南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瓶颈。

(七) 重城镇建设、轻维护管理问题较为突出

维护管理工作薄弱是影响新型城镇化取得实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基础设施建设大多属于公益性事业, 没有经营收入。国家对这类项目的投入是一次性的, 只管建设, 而地方政府由于财力困难, 无力保障维护费用, 建管矛盾比较突出。比如, 部分管网老化、超期使用, 一些乡村公路由于养护人员和经费不落实, 长期失养, 路况较差, 一旦到必须重修时再投入资金, 将会造成更大浪费。

三、支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

坚持“统筹城乡、明确重点、强化基础、科学发展”的原则, 一方面多争取中央支持, 另一方面加大财政资金整合力度, 创新投融资机制, 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带动社会资金投入新型城镇化建设, 提高城镇的综合实力和综合承载力。

(一) 积极争取中央支持

一是争取中央设立统筹城乡发展专项资金, 通过奖补或贴息等形式, 支持地方破解城乡二元体制难题。二是建议中央出台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财税政策,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集中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整村推进。

(二) 支持做好城乡建设规划

各级财政应大力支持当地做好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 增强城乡规划的引导和调控作用, 确保城市 (村镇) 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精准对接, 确保合法合规推进实施,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集约节约利用。加强专项规划编制, 实现城市近期建设地段控制性规划全覆盖。统筹编制城乡规划, 将新型农村社区主要布置在市县郊区、城中村、中心镇和产业集聚区周边, 加强城镇体系规划和村镇体系规划的有机衔接, 合理安排城镇建设、产业集聚、农田保护、村庄分布和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 构建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省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中心镇、新型农村社区五级城乡体系。

(三) 统筹扩大直管县范围与城市组团发展的关系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 就要统筹考虑扩大直管县范围与城市组团发展的关系, 既要大力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和县城建设, 构建农村公共财政体制, 又要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和中心城市建设, 增强直辖市财政的调控能力、辐射能力和带动能力, 做到城乡统筹、协调推进, 共同发展。与中心城市城区接壤、对中心城市发展空间具有较大影响、拟作为中心城市组团的县和县级市不纳入直管, 在留足城市发展空间的前提下, 适度扩大直管县范围, 使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与促进中心城市组团式发展、优化城市结构的要求相适应。

(四) 进一步创新投融资机制

逐步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投资的多形式、多元化、多渠道的城镇化建设投资体系。强化财政资金和政策引导作用, 通过财政奖补、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方式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城乡基础设施、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新型农村社区和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社会事业建设的积极性。鼓励银行类金融机构加强对河南各类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支持, 加大对河南的信贷投放, 建立财政性资金存放与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挂钩机制;鼓励境内外金融机构来豫设立区域性管理总部、区域性功能中心、后台服务机构和分支机构。支持河南省直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开展“百亿城乡投资计划”, 运用河南省豫资公司模式, 充分发挥省级投融资平台优势, 通过统贷统还方式, 帮助市县解决城镇建设资金缺口大、分散融资成本高的难题。支持地方根据各地情况对以财政为依托或财政参股的各类投融资公司进行适当合并, 将投融资公司做大做强。坚持以市场化为原则, 尽快完善投融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明确其发展方向、主营业务和投资重点。继续支持地方运用BT、BOT、打捆成片式开发、资源置换式开发、委托贷款、社团贷款、间歇资金质押贷款等多种模式,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综合开发;重点鼓励通过发行城投企业债券或信托产品、扶持企业上市等直接融资形式, 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推动利用政府储备土地向银行抵押贷款工作。支持各地挖掘盘活国有资源、资产、资金、资本, 通过拍卖经营权、城市基础设施有偿使用权、冠名权等形式融集城镇建设资金。逐步扩大农村“五权”担保抵押贷款试点, 扩大有效担保物范围。推动河南加强与中国人寿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平安保险等国内大型保险集团公司的战略合作, 积极支持保险改革创新, 争取利用保险资金支持河南公路交通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继续探索新的投融资模式。

(五) 强化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支撑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 切实发挥财政资金和政策的引导、带动作用, 促进产业优化配置, 构建“分工明确、梯度有序、特色突出、集群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不断强化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中心城市着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大力发展商贸、餐饮、文化、创意、物流、金融等服务业, 并促进相关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县域结合当地优势和特色产业, 重点支持工业类或相关产业集聚区发展;村镇创造性地探索适合当地情况的产业发展模式, 促进当地居民就业安居。继续实施对产业集聚区“核定基数、超收全返、一定三年”的财政激励政策;继续加大对产业集聚区内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扶持企业发展的财政资金优先安排用于支持产业集聚区内企业;认真落实好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政策。

(六)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统筹

按照“渠道不乱, 用途不变, 各负其责, 各记其功, 集中投入, 形成合力”的原则, 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统筹, 集中财力办大事、办要事, 办一件成一件。坚持分类指导, 统筹相应专项资金分别重点支持新型农村社区、城镇和产业集聚区建设。统筹各类涉农专项资金, 主要用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其中要明确较大比例资金用于新型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各类城镇建设专项资金, 主要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统筹各类涉企专项资金, 主要用于对产业集聚区入驻企业的扶持。同时, 要结合当地规划明确支持方向和重点, 避免遍地开花、分散投入。可先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局部地区进行资金统筹试点,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出台省级管理办法, 然后逐步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七) 加强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财政保障

各级财政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集中财力, 明确重点, 加强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财政保障。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全面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着重从改善薄弱环节入手, 加强污水、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加强教育、卫生、福利、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推动社会服务资源向基层和社区转移;坚持建管并重, 进一步加大对道路、管网等设施的维护经费投入。在提升城镇硬实力的同时, 更应注重提高城镇的软实力。优化教育结构和布局, 全面提升义务教育水平, 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不断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健全城镇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加快建设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扩大社区卫生服务覆盖面。充分利用河南文化优势, 化潜在优势为实实在在的优势, 精心打造文化高地, 提升城市文化内涵, 为中原经济区建设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不断健全社会保障、就业、再就业和住房保障体系。加快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 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财政新型 篇9

一、基于逻辑模型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设计

1.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设计的理论基础

(1) 逻辑模型。

逻辑模型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在1970年开发并使用的一种项目开发、计划和评价的工具, 目前已有三分之二的国际组织把逻辑框架法作为开发项目设计、工作计划和考核评价的主要工具。

逻辑模型由两个逻辑关系相连接。第一级是计划工作部分, 它说明如果保证一定的资源投入, 并加以很好地管理, 则预计有怎样的产出。第二级是期望的结果部分, 它是项目的产出与社会或经济的直接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项目结果对整个地区或甚至整个国家更高层次目标的贡献。逻辑模型注意分析事件之间的联系, 往往注重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逻辑模型可以很快把组织的投入与最终的结果相联系, 有利于了解组织行为发展过程, 进行评价以及反馈, 完善组织行为。

(2)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4E”准则。

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提出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经济性 (Economy) ”、“效率性 (Efficiency) ”和“有效性 (Effectiveness) ”的原则, 即所谓的“3E”准则。“3E”准则曾被西方学者认为是绩效考评的“新正统学说”, 该原则在西方国家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据统计, 目前美国行政机关运用“3E”准则相当普遍, 其中至少有68%的政府机关使用有效性指标;14%使用经济性指标;8%运用效率性指标。在“3E”准则的基础上, 1997年福林在“3E”基础上增加了公平性 (Equality) 的维度, 提出“4E”准则。

具体从财政支出的“4E”准则的含义来看, 经济性是从节约的角度来说明的, 是指在达到一定财政支出目标的情况下, 如何实现支出最小;效率性描述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是指财政支出活动的产出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投入要素之间的比率, 简单地说就是财政支出是否讲求效率。效果性是指产出实现组织预期结果的程度, 主要描述产出和成果之间的关系;公平性是指财政支出通过对资源的再分配而带来对社会成员影响的一致无偏差性。

2.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设计

基于逻辑模型构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框架的思路是从逻辑模型所包含的“投入——过程——产出——影响”的逻辑分析框架出发, 通过将绩效的“4E”准则内嵌于该分析框架当中, 对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 明晰财政项目支出具体的投入、过程、产出和影响等四个绩效模块之间的因果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找出影响每个绩效模块涉及的关键绩效因素, 将这些关键绩效因素转变为具体可操作化的指标, 并补充一些其他评价指标进而构成财政项目支出的最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这一思路, 我们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通过对图1所示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的分析, 可以发现该框架能够比较清晰地反映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形成的机理, 结合财政支出绩效表现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公平性的“4E”准则, 可将财政项目支出绩效形成过程具体分为以下四个环节:①投入环节。财政项目的实施首先需要获取人、财、物和信息等方面的资源, 并且在投入环节最主要的是希望实现以最小成本实现既定的财政项目的目标。因此, 在投入环节的诸多绩效要素中, 目标设定情况、资源利用情况以及财政投入努力程度三个方面是影响这一环节绩效评价最为关键的因素, 这三类关键因素共同体现了财政项目在投入上的经济性;②过程环节。财政项目的实施是各类参与者 (组织者、实施者和使用者) 在充分项目现有资源基础上相互配合、共同实施的过程。在过程环节的诸多绩效要素中, 组织管理水平、财务管理状况、会计信息质量、资产配置与使用情况、资金使用情况五个方面是影响这一环节绩效评价最为关键的因素, 这五类关键因素共同体现了财政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效率性;③产出环节。财政项目的产出是项目实施的直接结果, 反映了项目实施后的前后变化情况。在产出环节的诸多绩效要素中, 目标完成情况、实际产出情况、产出效率和质量情况三个方面是影响这一环节绩效评价最为关键的因素, 这三类关键因素共同体现了财政项目的有效性;④影响环节。财政项目的影响主要是表现为项目中期和长期目标的实现。在影响环节的诸多绩效要素中,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以及公众满意度四个方面是影响这一环节绩效评价最为关键的因素, 这四类关键因素共同体现了财政支出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总的来看, 上述基于逻辑模型构建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的优点在于:第一, 通过对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逻辑关系分析, 清楚了财政项目运作的投入、过程、产出、影响的各环节之间的联系, 了解特定的人、财、物等资源投入是怎样通过财政部门内部管理过程系统的加工, 以政策、活动等等有形或者无形的项目产出形式提供给社会成员的, 并成为有益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期或长期的结果。只有清楚财政项目各个环节之间的因果关系, 明晰财政项目绩效的形成机理, 才能明确哪些地方应该去评价, 找到关键的绩效评价因素。第二, 基于逻辑模型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不仅注重结果指标的评价, 也注重投入与产出指标的评价, 它强调的是绩效管理的各个环节。同时, 这套指标体系包含了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以及公平性的绩效“4E”准则的内容, 体现了运用该指标体系进行绩效评价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实例分析

在基于逻辑模型设计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的基础上, 本部分将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项目为实例, 通过设计出与该项目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具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以此来验证第二部分构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1. 项目基本情况的介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简称“新农合”) 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 农民自愿参与, 政府集体个人多方筹资, 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项目 (简称为新农合基金项目) 自2003年年底试点以来发展迅猛, 目前已基本实现了全面覆盖的目标。迄今, 新农合的人均筹资标准经历了5次变化, 根据历次筹资政策的安排, 各级财政补助占新农合总筹资的比重达到了67%—80%。财政对于新农合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有鉴于此, 学界与实务界已达成共识, 强有力的财政资金扶持对新农合的蓬勃发展发挥了关键性的支撑作用, 该基金项目支出的使用绩效如何将直接影响新农合公共服务项目的综合成效。

2.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的选取和建立

在湖南省财政厅绩效评价处的配合下, 通过对湖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项目进行实地调研, 归纳和系统分析了该项目建设开展的实际情况, 在此基础上, 按照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的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按照“投入—过程—产出—影响”的逻辑分析框架, 结合项目运作的自身特征和内容, 提取该项目中绩效评价涉及的一些关键绩效因素, 最终设立出了如图2所示的新农合基金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根据构建的新农合基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分析其绩效形成机理, 可以把这些关键影响因素转化为相对应的指标, 同时按照选取具体项目绩效评价指标的SMART原则, 即目的性与系统性、全面性与精简性、完整性和导向性、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 结合湖南省财政厅绩效评价处实际工作人员和该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后, 最终确定了如图3所示的包括“绩效目标——运作环节——关键要素——具体指标”四个层次的新农合基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选取具体新农合基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之后, 要得到新农合基金项目总体绩效的综合评价结果, 还需确定各项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权重。目前, 层次分析法 (AHP) 由于兼容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已成为我国学者进行多目标决策分析的主流权重赋值方法, 本文拟采用这一方法来确定新农合基金项目指标的权重。

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教授A.L.Saaty针对解决大型的复杂问题而提出的一种能综合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该方法的思想是把复杂问题中的各种因素通过划分互相联系的有序层次使之条理化, 并根据对客观现实的判断, 就每一层次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给予定量表示, 最后利用数学方法确定表达每一层全部因素相对重要性次序的值。层次分析法的优点在于它不仅适用于存在不确定性和主观信息的情况, 最大的优点在于提出了层次本身, 这与前面设计的“绩效目标——运作环节——关键要素——具体指标”四个层次的新农合基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相符合, 能够较为客观地衡量绩效评价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具体来看, 我们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新农合基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权重的基本步骤如下:

(1) 建立层次结构。

根据图3新农合基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所示的“绩效目标——运作环节——关键要素——基层指标”四个层次, 我们可以得到1个目标层指标 (A:新农合基金项目绩效) , 4个运作环节层指标 (B1:投入、B2:过程、B3产出、B4影响) , 12个关键要素层指标 (C1:资金投入、C2:资源利用、C3目标设定……C10经济效益、C11社会效益、C12公众满意度) , 36个具体基层指标层指标 (X1:资金到位率、X2:配套资金落实率、X3财政投入乘数……X35报销和监管制度满意度、X36医疗质量满意度) 。

(2) 构造判断矩阵。

在已建立层次结构模型的基础上, 根据上下层之间的隶属关系, 依据每一指标对上一层指标影响程度的不同, 从第一个准则层开始向下, 逐步确定各层诸指标相对于上一层各指标的重要性, 即把某层各个指标对上层某一指标的影响程度排序, 采用Saaty提出的1-9标度法。1代表第i个指标与第j个指标的影响相同, 3、5、7、9表示影响程度依次递增, 2、4、6、8表示介于上述两相邻等级之间, 倒数类似于反向问题。通过上述对每一层全部因素相对于上一层次因素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 构造出判断矩阵。

在具体确定层各个因素对上层某一目标的影响程度排序的过程中, 我们选取了来自财政部门和高校专家在内的12人组成专家组, 由专家组来对每层指标相对于上一层指标的重要性依据据1—9标度法来打分赋值, 最终构成出各层次指标的判断矩阵。在此由于篇幅问题, 我们仅列出如表1所示的运作环节层各指标相对于目标层A而构造的判断矩阵。

(3) 计算各层次中指标的权重。

权重表示了同一层次中不同指标相对于上一层次某一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排序。由于判断矩阵U= (uij) n×n满足特征值问题:UW=nW。其中n为特征根, W为标准化特征向量。因此, 当n=λmax (最大特征根值) 时, W= (W1, W2, W3...Wn) 即为接受判断的各种下层指标对所联系的上层指标的权重。依据上述原理, 本文运用YAAHP6.0软件, 具体采用方根法来进行各层次指标权重进行计算。

(4) 进行一致性检验。

层次分析法是基于客观的主观判断, 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 这种认识不可能是绝对可靠的, 但至可以要求判断矩阵没有明显的“矛盾”, 为此, 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以运作环节层为例, 通过计算其矩阵的最大特征根λmax=4.0000, 得到一致性指标值, 查表得到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值RI=0.9, 从而一致性比例, 通过一致性检验, 即得到的权重是符合要求的。同理, 对新农合基金其他各层指标的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经过上述四个步骤, 我们最终可以得到如表2所示的基于AHP (层次分析法) 的新农合基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权重。从表2中, 我们可以看出, 在新农合基金项目绩效评价的各项具体指标中, 参合与非参合农民费用比、统筹基金补助受益面、及时就诊率、地区平均就医增长率、专款专用率、新农合参合率、报销和监管制度满意度等七项指标在整个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所占权重较大, 上述这些指标大多属于产出和影响类指标, 这也反映了该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产出效益最大化的结果导向的绩效评价模式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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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teven R.kreklow, 2005, GFOA and the Evolution of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 Government Finance Re-views, 2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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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建南, 刘佳.构建基于逻辑模型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以农业财政支出为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07 (2) .

财政新型 篇10

《通知》指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少数地方片面理解扩内需、保增长的规定要求, 擅自出台减免或缓缴“两金”的政策。发展散装水泥和新墙材, 对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节能减排、保护耕地,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 各级政府认真贯彻执行财政部等部门印发的《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财综[2007]77号) 和《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 (财综[2002]23号) 的规定, 加强对“两金”的征收、使用和管理, 有力促进了全省新墙材和散装水泥事业快速发展。

《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必须要提高思想认识, 进一步加强“两金”的征收和管理。“两金”本质上属于政策约束性收费, 具有很强的导向性, 当征收对象按规定使用新型墙体材料和散装水泥 (包括预拌混凝土) 时, 征收的“两金”将全额返还。征收“两金”对于推广新型墙体材料和散装水泥、改善投资环境、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两金”重要性的认识, 切实把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促进新墙材和散装水泥又好又快发展。

《通知》强调:“两金”的减免权在国务院和财政部, 任何地方、部门和单位不得改变国家规定的征收对象、范围、标准, 不得擅自减征、免征、缓征。各地要严格执行, 加强管理, 不得在管理权限之外擅自更改、调整、变通“两金”征收政策, 要做到应征尽征, 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的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