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主产区建设

粮食主产区建设（精选10篇）

粮食主产区建设篇1

东北地区长期以来是全国的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和农副产品基地, 是主要的粮食生产区, 对解决全国的温饱问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支持了东北地区的小城镇建设。近些年来, 东北粮食主产区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为东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小城镇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为东北地区城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不断加快, 为东北地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 在东北地区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 制约和影响了粮食主产区的城镇化建设进程。一个有效的途径和模式就是以农村工业化带动粮食生产区的小城镇建设。

一、东北粮食生产区的现状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也是林业和土特产以及牧业等基地, 东北地区农业的开发与发展, 对东北地区以及全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也将为东北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1. 农业产业化经营迅速发展, 为东北地区城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农业产业化发展、改善发展软环境等政策的推动下, 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为农村经济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也极大地推进了农村城镇化发展步伐。

2. 小城镇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为东北地区城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些年来, 县乡 (镇) 、村的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东北地区的小城镇发展很快。相当数量的小城镇在建设规模、产业活动、安排就业、基础设施、城镇功能、镇容镇貌和综合经济实力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进展, 有的已具备了小城市规模。小城镇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促进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乡镇企业集中连片发展, 也促进农村市场繁荣兴旺, 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目前, 东北地区已经成长起一批各具特色的小城镇, 如以主导产业为对象的服务主导的消费小城镇, 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的加工主导的工业小城镇, 以专业市场为依托的商贸主导型小城镇和以吸引外资为重点的开放主导的外贸小城镇等, 这些都成为东北地区推进城镇化的依托。

3. 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 为东北地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东北地区要通过各种途径筹措专项资金, 按照“培训、就业、服务”一体化的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办法, 有计划、分批次、分类别、大规模地培训农民, 为农民向非农行业转移创造条件。帮助农民实现由“体力型”向“技能型”和“智能型”的转变, 形成了“市场+订单+培训+就业”的就业运行模式。农民的产业转移拓宽了农民就业渠道, 提高了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同时, 也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对外转移速度。

二、东北地区粮食生产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1. 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很难与工业化相衔接, 制约农村城镇化进程。

这些突出表现为农业生产结构过于单一, 低附加值的种植业占据主要地位, 还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格局, 种植业结构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要求。种植业产值在农林牧副渔等产业的比重过大。近年来, 各个省区尽管致力于农业结构调整, 而种植业占有的比例还是居高不下。农业生产内部这种单一的生产结构, 难以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相适应。

2. 经营规模小, 机械化程度低, 制约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力的转移。

东北地区现在远没有实现合理的经营规模。因其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 耕地承担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粮食是土地密集型产品, 就土地要素而言, 土地不可能增加, 并且还在继续减少。东北地区的士地纬度较高, 基本上是一季耕耘一季收获, 与南方地区相比, 土地的回报也减少一半左右。一些农村士地面积小而分散, 形成了普遍的超小型土地经营格局, 阻碍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导致了农业生产效益较低。由于土地家庭分散经营制度发生了边际报酬递减, 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也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东北粮食主产区城镇化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三、农村以工业化带动农村小城镇建设实现城镇化的必然性

东北粮食主产区发展要定位于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突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在增产粮食的基础上, 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加速推进种养与加工的结合、贸工农一体化、农工商配套的农村生产发展体系。

1. 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小城镇建设和城镇化的重要基础。

农村工业化与小城镇建设, 实现农村城镇化是一个互促互动、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要通过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方式, 能将产、加、销各个环节有效地连接起来, 带动农村工业和商业服务产业的发展。通过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带动农村小城镇建设和实现城镇化。

2. 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小城镇建设, 实现城镇化的重要动力。

农村工业化一般以资源开发为基础, 围绕主导产业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 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服务和公司化经营, 逐步形成以市场促产业、以产业带基地、以基地连农户, 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农科合作为一体的生产经营管理体系。

3. 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城镇化的重要条件。

农村工业化的可以推进农业生产产前和产后的延伸, 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向农业生产链条中的各个服务、加工储藏、运输和销售等诸多环节, 使生产型农民的数量不断减少, 农民非农产业的发展加快, 为农村城镇化提供条件。

四、以农村工业化带动东北粮食主产区小城镇建设, 是实现城镇化的主要途径

1. 培育农村工业化的竞争主体, 奠定小城镇建设, 实现城镇化的要素集聚基础。

农产品的加工流通企业、营销大户、农民经纪人、种植和养殖大户, 都是农村工业化的竞争主体, 主体的强弱对农村工业化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要进行农村工业化主体的培育, 通过要素的集聚和扩散功能, 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一是必须培育和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必须将加强龙头企业建设作为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 实现城镇化进程的关键环节, 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为纽带, 使产业化与工业化有机结合、配套推进, 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二是重视培育营销大户、农民经纪人、种植和养殖大户。东北地区必须破除“重生产、轻营销”的理念, 培育营销和中介组织, 在贷款、仓储、运输等方面, 出台有可操作性的扶持措施, 吸引农民及生产者结成利益共同体。必须尽快制订加速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的政府扶持政策, 培育土地使用权市场, 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在此基础上, 培育一批善经营、会管理的知识型种植和养殖大户。

2. 提高农村工业化的市场层次, 构筑农村小城镇建设, 是实现城镇化的支撑条件。

一是全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东北地区的小城镇建设, 实现城镇化, 要加强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改变大而全, 小而全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独具特色的品牌农业, 实现农业专业化生产、特色化经营。二是突出农业产业化基地和园区建设。三是大力开拓市场。开拓农产品市场、搞活农产品流通, 这是东北地区农村工业化的重要一环。因其区位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东北地区在农村工业化发展过程中, 必须注重产品生产, 强调产品总量, 在怎样搞活农产品营销上, 普遍存在着重视不够, 营销手段陈旧落后等问题。所以, 要及时转变思想观念, 从过去的产、加、销转变为销、加、产, 将营销放在突出的位置。东北地区要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作法, 发挥龙头企业作用, 积极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市场开拓活动;同时, 必须加快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农产品市场网络, 培育发展农产品流通的专业合作组织。

3. 优化农村工业化的软硬条件, 形成农村小城镇建设及城镇化发展的优良环境。

一是健全农业投入机制。要规范财政对农业的投入, 保证逐年不断增长。应根据规定筹集农业发展基金, 保证足额到位, 有序管理使用。二是大力发展中介服务组织。发展各类农民合作组织, 不断增加数量, 充实功能, 增强影响力和带动力。积极开展农产品流通市场体系建设重点改造传统农产品批发市场, 建设新兴农产品交易中心, 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体系, 逐步形成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结构优化、有序竞争、高效运转的现代农产品市场体系, 为农村工业化提供市场平台。三是不断强化各级政府的服务职能。帮助农民在发展生产方面提供更多的服务, 主要包括政策指导、投资支持、技术培训、信息服务、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 保障广大农民的正当权益, 为农户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拓展广阔的空间。

粮食主产区建设篇2

2011·中国粮食主产区报告之安徽

安徽是全国粮食主产省，粮食总产量居全国前列。多年来，安徽省牢固树立国家粮食主产区的责任意识，狠抓粮食生产不放松。从2005年开始，先后启动实施了小麦高产攻关、水稻产业提升和玉米振兴“三大行动”，探索出了一条“依靠科技、主攻单产、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新路子，粮食生产取得显著成效，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余欣荣

树立责任意识，构建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推进机制

安徽省委、省政府始终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责任，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全省各级均成立党委、政府负责同志为组长的粮食生产三大行动领导机构，构建了省市县乡四级政府抓粮食生产的工作机制。省政府把粮食生产作为对市、县政府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每年安排奖励经费700万元，表彰一批粮食生产先进集体和个人，调动各地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在春耕、三夏、秋种等粮食生产关键时期，省委、省政府及时召开会议进行专项部署，省、市、县各级党政领导深入生产一线调研指导，各级农业、发展改革、财政、水利、气象部门和涉农高校、科研院所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全省上下形成了重农抓粮的浓厚氛围和工作合力。

实行“四良”配套，着力发挥科技促进粮食增产作用

一是打造良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第一资源，大力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对粮食稳定增产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安徽省加强长江、淮河流域防洪、除涝、灌溉骨干工程体系建设，全面完成14项治淮骨干工程，淮河中游骨干防洪体系基本建成，为粮食生产提供了坚实保障。省财政每年筹措10亿元以上水利建设资金，加快推进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大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以实施新农村建设“千村百镇”示范工程为契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整治。推进农业综合开发、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土地整理等农业基本建设项目，大力发展测土配方施肥、土壤有机质提升、节水农业。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十一五”期间累计投入40亿元，改造中低产田600多万亩，打造了一批高产稳产、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增强农业抗御灾害的能力。

二是推广良种。推广优质高产品种是粮食生产夺取高产的基础和前提。自2005年起，安徽省通过对粮食生产三大行动核心示范区农户实行良种良法配套补贴，改农民自留种为商品种，改普通品种为高产优质品种，确定了主导品种的主体地位，主要粮食作物品种实现良种化、商品化、优质化。对小麦、水稻实行良种良法配套补贴，已累计发放补贴资金8.95亿元。先后在10个水稻大县开展水稻良种补贴与主导品种挂钩试点，每亩叠加补贴，引导农民使用优良品种。特别是小麦生产上，全省建立了8个小麦新品种试验展示中心，4个小麦新技术试验展示点，为筛选发布主推品种、集成推广新技术提供科学依据。在此基础上，坚持国家小麦良种补贴在主产区实行省级招标采购、优惠价供种的补贴方式，每年采购6亿斤良种，确保小麦主产区实现良种全覆盖。

三是应用良法。坚持依靠科技进步，以关键技术集成配套推广为核心，推进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和节本增效同步，推动粮食发展方式由单纯依靠面积扩大向依靠科技攻单产、优化结构增效益转变。小麦生产上，以防倒伏、防病虫、防冻害、防早衰为取向，着力推广优质高产良种、科学播种、测土配方施肥和病虫害统防统治4项关键技术；水稻生产上，重点解决好水稻品种利用不合理、基本苗不足、秧苗素质不高、病虫害不能有效防控、品种多乱杂等技术环节；玉米生产上，大力推广高产专用品种、合理密植、机械化生产、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和推迟收获等技术措施。以农机具购置补贴为引领，积极推广实用先进、高效的农业机械。目前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2%，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7%，推广配方施肥6580万亩，病虫害统防统治1700万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0.8%。

四是构建良制。在全省推广“选出一个带头人，培育一批示范户，形成一套高产技术模式，建立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一支专业服务队，引入一个龙头企业”模式，探索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以植保和农机统一作业为突破口，加快推进社会化服务。全省粮食专业合作社发展到1074个，农机作业服务组织6000个，植保专业服务队7800个。切实加强公益性服务体系建设。在全国率先完成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正在推进以提高服务质量为重点的能力建设。加强农业基础性服务载体建设，全省建立了300个省级苗情、墒情、病虫情监测点，及时发布监测信息。每年组织3万多名农技人员包村入户开展服务，每年培训农民1200多万人次，推动农民掌握现代农业技术。

狠抓载体建设，发挥粮食生产样板的辐射带动效应

一是抓大县，推进区域性增产。选择56个产粮大县开展高产创建，促进大面积丰收。整合农田水利、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发展等专项项目资金，支持皖北3市7县开展小麦、玉米千斤县创建和高产高效万亩吨粮田示范县创建活动。涡阳县、临泉县已迈入全国小麦、玉米单产千斤县行列。

二是抓大片，推进标准化生产。按照“五有”（有明显的示范标志、有完整的技术方案、有行政和技术负责人、有配套扶持措施、有示范观摩活动计划）和“五统一”（统一技术规程、统一品种、统一配方施肥、统一病虫防治、统一订单销售）的要求，建立了1500万亩小麦、1500万亩水稻和600万亩玉米核心示范区，建立粮食高产创建万亩示范片246个，辐射带动周边大面积生产夺高产。

三是抓大户，推进规模化经营。在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搭建有效服务平台，鼓励支持土地经营权向种田能手流转，积极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目前全省耕地流转面积637.8万亩，约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10.3%。百亩以上种粮大户10378户，经营耕地267万亩，其中千亩以上种粮大户197户，经营耕地41.82万亩。对百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增加种粮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向种粮大户倾斜，每年组织评选种粮大户和种粮大户标兵。组织农业专家和农技人员对口联系指导种粮大户，带动周边农户科学种田。

通过全省上下多年来不懈努力，安徽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粮食总产量由2005年的521亿斤提高到2011年的620亿斤以上，连续4年超过600亿斤，连续6年创历史新高。全省每年有150多亿斤粮食外调，5年累计销往省外粮食超过843亿斤。下一步，安徽省将继续坚持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不动摇，以科技进步、提高单产、优化结构为主攻方向，实施新增粮食生产能力规划，深入推进粮食生产三大行动和高产创建活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到“十二五”末，力争全省粮食产量达到640亿斤，实现农民收入翻一番，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兴皖富民、建设美好安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财政农发投入促进安徽农业转型升级 ——访安徽省财政厅农业综合开发局局长王建培

农业综合开发是政府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手段，是发展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重大措施，是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安徽省如何通过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带动粮食生产“八连增”？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安徽省财政厅农业综合开发局局长王建培。

“‘十一五’以来，安徽财政农业综合开发部门紧紧围绕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这一主线，实施‘三大开发’，有力地推进了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王建培介绍说，首先通过实施连片开发，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高标准农田，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和基础。“十一五”以来，安徽财政农业综合开发部门以粮食主产区为重点，实施统一规划、连续扶持、连片开发的“3年1+1”示范工程，即3年项目一次规划到位，分年实施、年年见效，三年实现每个市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项目区，每个产粮大县都有一个3~5万亩集中连片的土地治理项目区，做到一年一个点、两年一条线、三年连成片。2006至2011年，全省农业综合开发累计投入70.38亿元，共改造中低产田753万亩，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603万亩，新增和改善除涝面积522万亩，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5.85亿公斤。

“实施集群开发，大力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带动农民增收。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王建培说，“十一五”以来，安徽财政农业综合开发紧紧围绕全省农业产业化“532”提升行动和“671”转型倍增计划，以推动农业主导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式发展为重点，突出基地建设促原料保障，通过整合土地治理和产业化项目资金，建设标准化、规模化和专用化原料基地49万亩；强化加工能力促转型升级，通过财政补助、贷款贴息、投资参股等多种扶持方式，累计投入资金14.7亿元，引导龙头企业开展农产品加工技术改造和创新，累计新增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40.2亿公斤、新增产值190.6亿元、带动429.7万农户增收42.2亿元；注重合作经营促互利共赢，通过项目实施，扶持了35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重点支持合作社开展“生产标准化、经营品牌化、管理规范化、社员知识化、产品安全化”的“五化”建设活动，直接带动14万社员走上了合作经营、共同致富之路。农业综合开发通过项目扶持，建基地、扶龙头、促合作、带农户，有效促进了全省农业产业集群式发展，目前全省已初步形成江淮之间优质稻米产业、淮北平原优质小麦产业、沿江“双低”油菜产业等多个优势明显、体系完整的产业集群。全省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综合效益，也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夯实了基础。

实施立体开发，着力打造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探索现代农业建设新路径。建设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是通过点上探索实践，带动面上发展，进而全面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有效途径。2008年以来，安徽财政部门以农业综合开发为平台，积极探索财政支持和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路径。示范区由6个很快发展到24个，共集中农发资金13.11亿元、整合涉农资金15.55亿元、撬动社会资金72.06亿元，示范面积近百万亩，夯实了现代农业发展平台；通过多种形式推进土地流转20多万亩，促进规模化经营；扶持培育各类农村服务组织48个，促进了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依据各地区位及资源优势，拓展了农业休闲旅游、观光体验和文化传承等新功能；开展招商引资、引智，引进企业144个，促进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建设农民新村39处10506套，初步呈现了“基础设施标准化、经营形式规模化、服务体系社会化、生产过程科技化、农民新村城镇化、目标效益多元化”的农业现代化特征。惠农政策到位科技推广助力 ——合肥粮食刷新“双纪录”的背后

今年，安徽省合肥市秋粮生产全面丰收，粮食生产实现“八连增”，粮食总产、单产双双创历史新高。粮食总产量达到320万吨，较上年增加6万吨，粮食单产也由去年的443公斤/亩提高到451公斤/亩，亩均增产8公斤，尤其是一季水稻单产达542公斤/亩，较上年提高26公斤/亩，创历史最高。“上半年遭受60年一遇的秋冬春三季连旱背景下，合肥市粮食生产实现“八连增”来之不易。其中最主要的是归功于政策好、科技助、措施强。”合肥市农委主任何杰感叹道。

政策好：“三农”投入大幅增长，一批重点项目实施

今年，合肥市全面落实国家各项惠农政策，调动和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全年共落实粮食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支农惠农补贴资金8.3亿元，较上年增加1.1亿元。加快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全市累计投入财政补贴资金6807万元，水稻、小麦的农业政策性保险面积分别达454万亩和135万亩，投保率分别达90%和89%。

粮食生产发展的关键是要有良好的项目支撑。合肥市不断优化项目实施环境，加大项目争取和实施力度，确保一批国家和部省级重大农业项目得到积极有效落实。全年实施种植业项目25个，总投资7556万元，其中中央资金5755万元。

科技助：部省市县四级联动，推进“1+6”高产创建

何杰介绍说，大力推广良种、良法、良机，努力建设高标准良田，合肥市农业部门实施部、省、市、县四级联动机制，认真开展水稻、油菜、小麦高产创建活动，不断为粮油生产注入科技含量。

粮食获得高产，首先在品种。农业部门加强与科研单位、制种企业的合作，发挥两系杂交水稻上的科技优势，大力推广优良品种，采取将良种补贴与粮油高产创建活动相挂钩，全市水稻、小麦优质品种种植面积分别为494万亩、146万亩，优质品种率分别达到98%、96%。

从去年首推“1+4”到今年的“1+6”，合肥市通过粮油高产创建活动，在全市建立了6个部级万亩示范区、85万亩省级良种推广示范区、30个市县级千亩创建示范片，推行水稻种苗统种统育等技术，使高产创建核心示范区单产再创新高，达723公斤/亩，较上年增加18公斤/亩，已成为粮食增产的支柱、科技示范的样板、标准化生产的楷模、农业发展的亮点。

按照“巩固高产田，提升中产田，改造低产田”的思路，合肥市积极实施优粮工程、种子工程、植保工程、沃土工程，提高土地的产出能力。今年以来，全市共投入2280万元，在长丰、肥东、肥西县实施了标准化农田建设项目，新建标准良田面积3万亩。

措施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各级农业部门全力落实

“合肥市历来把稳定粮食生产摆在农业工作的重要位置。特别是针对年初的特大干旱，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作出部署，市分管领导多次深入一线指导和督办，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努力抗灾保丰收。”何杰告诉记者，为支持抗旱，市县财政迅速投入抗旱资金1680万元，从淠史杭枢纽和巢湖、长江调水补水，首次将两湖四水汇聚合肥，累计提水3.5亿立方米，确保了雨前栽插水稻260万亩，雨后累计栽插面积达295万亩。为实现粮食增产目标，合肥市农业部门出台方案，实施粮食生产“双千双增”工程，建立了100个单产1000公斤和亩均效益千元以上的示范区，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2万吨。大力主推超级稻双增一百（亩均增产100斤，节本增效100元），建立一批“三区一田”（百亩核心方、千亩核心片、万亩辐射区和超高示范田）基地，使百亩核心方、千亩核心片、万亩辐射区和超高示范田亩产分别达到700公斤、650公斤、600公斤和723公斤。

在春耕、“三夏”和“三秋”期间，合肥市农业部门未雨绸缪，专门制订春耕、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工作方案，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面对面、手把手解决农业生产技术难题。

粮食主产区深层次矛盾亟待重视篇3

上半年夏粮产量和价格小幅上升、省内务工保持基本稳定，为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长打下了较好基础；但生猪和家禽价格下跌、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给农民增收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总体来看，宏观经济形势对农业的影响小于对二三产业的影响，对省内务工的影响小于对省外务工的影响。

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从调研情况看，当前促进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1.粮食主产区平衡增粮与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一方面，保粮食抓生产的压力越来越大。滑县是全国小麦第一县、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县，近些年抓粮食生产不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还错过了许多上工业项目的机会，陷入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发展怪圈。2012年，全县粮食总产高达137750万千克，连续21年保持全省第一产粮大县地位，而县财政收入不足5亿元，还不够全县教师一年的工资。

县里同志讲，目前国家对各地粮食生产没有硬性约束，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配套扶持政策跟上，抓粮食生产会越来越难。另一方面，增收入调结构的压力越来越大。滑县八里营乡是河南省粮食生产百强乡镇，全乡耕地85.3平方千米，其中高标准粮田66.7平方千米。

2009年全乡开始洋香瓜大棚种植，平均每亩净收益1.2万元，是种粮收益的10倍，全乡开始时只有0.2平方千米，去年发展到了16.7平方千米。刘苑村360户，户户种香瓜，30户在县城买了商品房，60户买了小汽车。在比较效益的推动下，附近村庄群众种植香瓜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调整结构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乡里同志讲全乡66.7平方千米粮田能否保住将是个问号。此外，工商资本等新型经营主体进入农业对粮食生产的冲击也越来越大。一些地方农业部门的同志讲，结构越调整、新型主体越多、非粮效益越高，种粮的就会越来越少。

2.种粮大户和基层干部希望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次调研的滑县、鹿邑、延津三县的土地流转面积均超过20%，新乡市家庭农场发展到697家，0.07平方千米以上种粮大户发展到283个。但由于土地流转费用越来越高，种粮大户面临成本不断增加的现实。

近年来河南的耕地租赁价格明显抬高，每亩达到1000元以上，甚至超过沿海发达地区土地流转价格。从调查的三个县的情况看，目前对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还比较有限，比如滑县仅对种粮大户给予100千克小麦的土地流转补助，鹿邑仅对种粮大户给予小麦“一喷三防”补贴和免费提供病虫害防治器械，但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均享受不到，种粮大户的心理不平衡。特别是随着租地成本不断上升，种粮收益的空间受到挤压，种粮大户也出现非粮化倾向。

在探讨如何扶持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时，一些基层干部和种粮大户认为，靠提高粮食价格空间有限，如果粮价过高，许多农户可能收回流转的土地自己种，多数倾向把补贴增量补到种粮大户土地流转环节。

3.加强核心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这次调研接触的许多同志普遍反映，目前粮食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与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比还存在非常大的距离。

一方面，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是五龙治水，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没有形成合力。发改部门有千亿斤粮食工程，财政部门有农业综合开发，国土部门有土地整理，水利部门有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农业部门有高标准农田建设。说是在县里可以整合使用，实际上很难做到，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另一方面，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缺少总体规划，项目区内的普通农户把农业生产视为副业，很少对财政投资的基础设施进行管护，造成资源浪费。

而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亟须配套基础设施，但流转的土地未必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区内，享受不到项目的好处，自身又无力进行大规模投资。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本就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加强规划引领，整合各方资源，强化核心产区，发挥最大效益。

4.新型经营主体农业金融保险服务需求越来越强烈。新型经营主体由于其经营规模、资金投入都比较大，对资金和农业保险需求比普通农户更加强烈。鹿邑县种粮大户卢满意反映，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缺资金，每年光土地租金就要80万，还要在麦收之前先把钱给农民。自己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先付一半租金，等麦收之后再付另外一半。农信社可以几户联保，但最多只能贷10万，解决不了问题。

谈到农业保险，普遍反映目前农业保险保额太低，远远不能满足新型经营主体需要。保险公司管理农业风险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不敢提高农业保险保额，唯恐一旦遇到大灾出现超赔。虽然财政部2012年发文支持保险公司提高保额，农民也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保费，但各地保险公司仍普遍将小麦玉米保额设定在300元/亩左右，而且对于大棚保险、农作物制种保险等投保物价值更高的保险，开办积极性不高。

粮食主产区建设篇4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与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性实施,在抵御水旱灾害、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1]。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发展状况的好坏,基础在于建设,关键在于管理,根本在于效益。

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实行后,江西省开始改革小型农村水利政府统包统揽的传统建管模式,相继开展了小型农村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管理改革,逐步建立以政府“民办公助”组织引导,受益群众“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管新模式。在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和投入过程中,作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利益的享受方和建设、维护、管理的主体,农民参与小型农田水利的建设的意愿,直接关系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能否在农业生产中发挥有效作用,就是说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成败根本,关键在于农户能否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正因如此,从农户意愿层面研究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行为等深层次的微观性问题就变得更为迫切。

1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主要是从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及农业灌溉管理制度的变迁等宏观层面对农户参与式灌溉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Gheblawi[1]认为,农民协会或其他私人部门承担着农田水利管理职责部分或全部,政府应该有所放权,让小型农田水利的管理主体进行多元化;国内学者主要从微观层面角度来研究哪些因素影响着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意愿。刘辉、陈思羽[3]主要采用博弈理论和两阶段的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是否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受访农民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家庭劳动力、种粮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种粮补贴与种粮投入的比重、受访农民对现阶段农田水利设施整体状况的评价、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等这些因素显著地影响着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意愿。刘恬、何多兴[4]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意愿受到易旱易涝面积比重、种粮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的评价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各因素对因变量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很少有学者从农户的心理特征这个角度来分析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本文拟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以江西省粮食主产区1 196户农户的调查资料为样本,从农民的个人特征、农户的家庭及农民的心理认知状况三个方面选取变量,运用二元Logis- tic模型来分析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意愿的影响因素,为政府制定关于加快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2理论分析框架

“经济人”属性决定了农户或其家庭得到最大化效用或者收益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这一行为的出发点。本文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借鉴朱红根等[5],孔祥智、史冰清[6],刘辉和陈思羽[3]的方法,本文利用博弈模型对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

农户在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时要考虑让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即在假设其他农户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服务供给选择给定的情况下以及在农户自身禀赋Mi的约束条件下,如何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Xi,hi),使其自身的效用函数Ui=Ui(Xi,H)最大化。其中农户的务农收入约束Mi和效用函数Ui分别见式(1)和式(2)。

式中:px代表私人物品的价格;ph表示提供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服务的价格。

农户的效用函数用柯布- 道格拉斯函数来表示,设其形式为:

式中:a、b分别代表私人产品消费量的弹性系数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消费量弹性系数。

采用拉格朗日函数形式来表示农户效用最大化。

得到农户i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纳什均衡解:

从式(4)中可以看出,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受到农户的务农收入Mi、村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原有数量H0等因素的影响。Mi值越大,表示农户越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H0值越大,农户越不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其中农户的务农收入Mi受到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的影响,参数ri受到农户户主个人特征和农户心理认知状况的影响。

本文将影响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因素分为四类,共8个变量。

(1)农户户主的个人特征,主要选择户主的文化程度(有序变量)、性别(虚拟变量)、年龄(有序变量)这三个变量来表示。一方面,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认识到农业生产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好坏息息相关,越倾向于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另一方面,由于其自身文化水平比较高,有更多的选择性,比如从事非农业经营活动,这样会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意愿比较低。故假定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方向不确定。预期农户年龄越大,由于体力和技术能力逐渐下降,他们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越依赖,越倾向于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2)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很多,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大都选择采用家庭人口和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来进行描述。预期农户家庭人口越多,家里的田地也比较多, 可能倾向于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大,表示农户的收入来自于农业很少,农户大多数时间用于从事非农业经营活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好坏对其影响不大,故农户越不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3)农户农业生产特征。采用农户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来描述农户农业生产特征。农户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比较大,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成果越受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影响,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意愿比较强。

(4)农户对政策的认知。主要用农户对当前政府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投入评价和对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工程设施质量评价来描述。

农户对当前政府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投入评价和对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工程设施质量评价越高,越不倾向于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3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意愿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江西省调查总队于2012年3 -4月对江西省10个小农水重点县的调研数据,包括南昌县、余干县、铜鼓县、都昌县、高安市、乐平市、修水县、安福县、宁都县、金溪县,每县选择2个乡镇,每个乡镇抽样700个农户,共发放问卷1 400份,其中有效问卷1 196户,问卷有效率为85.42%。

统计数据显示,被调查农户年龄偏大,集中在46岁以上, 其中年龄在60岁以上的占样本总数的17.98%,46~59岁的占样本总数的47.32%;从受教育程度看,小学及以下占样本总数的35.62%,初中占样本总数的53.51%,高中(中专)及以上占样本总数的10.87%,从中可以看出被调查的农户文化程度大部分处于初中及以下水平,这样的情况比较符合当前农村现实,大部分年轻人不愿意种地;被调查农户家庭人口集中在4~ 6人,占被调查对象的69.73%;家庭人均耕地面积集中在800 m2以上,占总样本的44.73% ;而家庭人均年收入在6 000元及以下,占样本总数的45.90%,6 001~7 500元占样本总数的40.47%,从中可以看出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比较低。

4实证研究

4.1 Logistic模型的构建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是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意愿Y,“Y=0”表示农户“不愿意参与”,“Y=1”代表农户“愿意参与”,Y的取值范围为[0,1],因此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假设Xi是影响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意愿的主要因素,P表示某件事发生的概率,则Logistic回归模型形式如下:

模型中解释变量选择及其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

4.2影响因素分析

4.2.1模型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影响农户参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各因素进行分析,回归结果正如表3所示。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4.2.2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1)在农户户主个人特征中,尽管户主性别和年龄这两个变量没用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农户年龄的系数为正,这与预期一致,农户年龄越大,由于体力和技能日益下降,越依赖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在1%统计水平下户主文化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系数为0.697,比较大,大于0.5,这充分表明是否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较大受到农户受教育的程度这一因素,即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认识农业生产的关键在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投入量及质量,因此越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2)在农户家庭特征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是家庭人口,这说明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的建设和家庭人口数量多少关系不大。但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这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1%统计水平,并且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充分说明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大,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非农收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好坏对农户的收入影响不大,农户越不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这与预期相一致。

(3)在农户农业生产特征中,农户家庭人均耕地面积通过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与预期不一致。可能是农户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多,人口比较少,比较缺乏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对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积极性不高。

(4)在农户心理认知状况这一类中,农户对小农水建设工程设施质量评价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它的系数为负,说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质量越好,能满足农户农业生产的基本需求,农户越不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农户对当前政府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投入评价通过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政府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投入越多,这让农户认识到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尤其是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重视,就能激起农户越有动力参与对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5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本文以江西省粮食主产区调研数据为例,基于二元Logis- 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因素。结论如下:农户户主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农业生产特征和农户心理认知状况这几个方面共同影响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其中,农户户主个人特征中的户主文化程度和农户心理认知状况中这两个变量显著地影响着农户是否农户参与的意愿。

5.2建议

(1)从农户的角度看,要主动学习相关农技知识,自觉进行日常技能培训,提高自身的专业化、集约化管理水平,培养创新的意识,使自己成为业务素质高队伍中的一员,具备当代农民的基本素质。

(2)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作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资另一主体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以及整个民生问题。农户对当前政府对小农水工程这个变量显著影响了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可见政府对农业的态度,其中对待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态度能够左右农户的意愿,要想让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有较好地改善,就需要政府的对农政策导向。政府应加大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资金投入,让农户认识到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对他们的重视,让他们感觉到有国家这个强大后盾支持他们,这样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大力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另外,政府应向农户大力宣传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建立农技推广站,送科技下乡,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其认识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样才能调动他们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农户增产增收。

(3)从两者的角度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离不开政府和农户双方的努力,双方需发挥自身的优势,让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同时具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Gheblawi M S.Estimating the value of stochastic irrigation water deliveries in southern alberta:a discrete sequential stochastic programming approach[D].Canada:University of Alberta,2004.

[2]刘力,谭向勇.粮食主产区县乡政府及农户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投资意愿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12):32-36.

[3]刘辉,陈思羽.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对湖南省粮食主产区475户农户的调查[J].中国农村观察,2012,(2):54-66.

[4]刘恬,何多兴.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重庆市潼南县为例[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10):45-50.

[5]朱红根,翁贞林,康兰媛.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619户种粮大户的微观调查数据[J].自然资源学报,2010,(4):539-546.

[6]孔祥智,史冰清.农户参加用水者协会的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西横县的农户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08,(10):22-33.

粮食主产区建设篇5

陕西省关中粮食主产区土壤环境质量评价

在大面积调查的.基础上,通过现场调查取样、实验室检测、数据统计分析等,对陕西省关中粮食主产区10县10万hm2粮食主产区土壤中重金属的污染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粮食主产区域所监测的652个监测点中,5个监测点综合污染指数超过0.7,处于警戒线,其他区域土壤质量良好,全部为清洁;根据陕西省土壤重金属本底值和国家二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评价,所监测的8种重金属在陕西省关中粮食主产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累积现象;监测区域总污染面积占到了监测总面积的1.1%.

作者：李艳作者单位：陕西省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陕西,西安710003 刊名：农业环境与发展英文刊名：AGRO-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年，卷(期)： 25(3) 分类号：X8 关键词：粮食主产区土壤环境质量评价

粮食主产区建设篇6

一、落实中部粮食主产区主体功能发展战略规划

落实中部粮食主产区主体功能发展战略规划, 包括以下两点:

(一) 中部重点开发区与农产品主产区分工协作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划, 中部农业主产区主要包括黄淮海平原主产区、长江流域主产区两个区域。我国“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中的重点开发区包括“中原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湖北武汉城市圈、湖南环长株潭城市群、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中部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开发区部分区域的交叉重合, 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城市扩张与保护耕地之间的潜在矛盾。随着城乡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推进, 在缺少配套措施约束的前提下, 挤占耕地矛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为此, 中部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 应该首先以保护耕地, 确保粮食安全为前提。中部粮食主产区优质耕地较多, 实现开发和优质耕地保护二者之间的有机协调, 成为“四化” 推进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 发掘中部粮食主产区集中连片的规模优势

我国“七区二十三带”农业发展战略布局中, 中部农产品主产区主要包括黄淮海平原农产品主产区、长江流域农产品主产区两大区域。其中, 黄淮海平原农产品主产区是建设优质专用小麦、专用玉米、优质棉花、大豆和畜产品的产业带;长江流域农产品主产区, 要建设优质水稻、专用小麦、优质棉花和油菜、畜产品以及水产品产业带。黄淮海平原主产区和长江流域主产区在我国“七区二十三带”中是典型的农产品集聚地区, 抓好这两个地区的发展对粮食主产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要优化粮食生产布局, 打造粮食生产核心区, 形成集中连片、高产稳产商品粮生产基地。对于此类地区, 应该纳入政府重点支持范围。2013年3月, 国务院批复了《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 明确到2020年, 完成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4亿亩。以此为契机, 应加快集中连片地区中低农田改造, 喷灌、水利基础设施改造、建设与维护, 集水和节水灌溉, 山区的梯田修建, 平原和丘陵地区的土地整治等。大力支持提高耕地基础地力和产出能力, 充分发掘集中连片地区粮食规模种植优势, 提高粮食产量, 确保粮食安全。

二、建立中部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建立中部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包括: 建立重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拓宽重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渠道, 以及激发中部粮食主产区生态种植的积极性。

(一) 建立重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目前, 我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点领域主要有禁止开发区中的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开发区和流域水环境。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划中, 粮食主产区已列为限制开发区, 所以重点粮食主产区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已具备政策基础。粮食主产区的主体功能定位是提供商品粮和发展绿色生态农业, 工业和城镇化发展只能作为辅助功能, 是以确保粮食安全为前提。粮食生产不仅是通过利用资源, 产生排放的产品产出过程, 而且还具有提供生态功能价值的功能, 如净化环境、美化田野、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调节气候等。此外, 基于粮食的公共物品属性, 社会公益性很强, 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并存, 并且供需弹性小、投入回报率低。鉴于粮食主产区的独特性, 将粮食主产区 (或粮食主产县) 分步骤、无差别的纳入生态补偿政策扶持范围, 采取与重点生态功能区, 或者部分与禁止开发区相同的补偿政策, 是坚持以人为本, 缩小城乡差别, 提高农民收入, 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

(二) 拓宽重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渠道

农业补偿的范围广、补偿资金量大, 如果全部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国家财力难以为继。因此, 在补偿范围上应明确界定, 在补偿渠道上应多方筹资, 广辟来源。可采用国家、地方、企业等共同出资的多元化补偿格局。补偿范围的重点应是能够修复环境, 易于实现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的重点领域。

首先, 建立稳定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重点是对粮食主产区生态环境修复行为进行补偿。在地方财力相对充裕的地区, 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作为补偿基金。

其次, 建立发达的主销区对主产区的生态补偿机制, 补偿粮食主产区的机会成本。以增长对主销区财政提成, 提高机会成本税、耕地补偿税等政策, 对粮食主产区生产外部性进行有效补偿。

最后, 通过金融体系来实现补偿, 即以贴息无息贷款等财政金融政策重点支持集中连片粮食主产区的基础设施改造。在河南、安徽、江西等粮食主产区设立诸如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 提高对粮食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在中部粮食主产省可以设立农村金融改革实验区, 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向粮食主产区倾斜, 适当增加贷款额度。对各银行的涉农贷款, 放松存贷比考核标准, 解决支农资金制约问题。

(三) 激发中部粮食主产区生态种植的积极性

中部粮食主产区为了提高粮食产量, 保证粮食供给, 使得该地区农民的主要来源为比较效益较低的家庭经营, 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下 (见图3) , 严重妨碍了农民务农积极性。为了维持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 在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中, 切实执行“谁受益、谁付费, 谁保护、谁受偿”的资源补偿原则, 建立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首先, 对保护耕地者给予补偿。补偿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和经济个体, 因为地方政府为保护耕地而放弃当地开发建设获取更高经济收益的机会。补贴为国家提供粮食安全保障的各个粮食经营个体。

其次, 对高效集约利用耕地者进行补偿。对努力避让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等行为予以补偿, 建立有利于土地资源科学配置的利益调节机制。

再次, 对改造中低产田质量的行为进行补贴。对使用有机肥、农家肥, 进行生态种植和耕地修复的农户和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生态补偿。

最后, 对提高水稻复种指数和单产水平的农户进行奖励。通过系列措施的实施, 激发家庭、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保护耕地, 改善粮食种植外部环境的内在积极性。

三、加快中部粮食主产区食物加工和监测技术创新

加快中部粮食主产区食物加工和监测技术创新,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 开展粮食生产加工及食品安全监管技术创新

开展主要农作物定向调控关键技术、粮食生产数字技术、农业生物环境控制等关键技术研究。开展粮、棉、油、蔬、果等主要农作物高产优质的生理生态机制, 有害生物控制与粮食质量安全, 生态储粮等基础研究。开展粮油、果蔬、畜禽产品、食品添加剂绿色制造等关键装备开发。开展食品包装材料、发酵食品、食品配料和特殊专用食品等技术集成示范。开展食品分子重要生物活性物质靶向作用机制, 食品生物工程代谢组学理论等重大基础研究。开发现代优良食品微生物高效筛选, 蛋白质分子修饰与功能化改造, 糖与油脂生物制造等前沿技术。突破食品非热加工、生物制造、高效分离和节能干燥等核心技术。

此外, 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 开展食品加工在线无损检测等装备与技术研究, 开发传感器、可视芯片仪等快速便携检测设备。开展食品有害物残留物减控, 贮藏腐败微生物和病原微生物预测预报等关键技术研究;攻克食品高精度快速在线检测和智能化监控等共性核心技术;构建食品安全精准溯源、预警体系和评估方法。

(二) 打破国外粮食加工技术垄断, 大力发展粮食精深加工

目前, 中部粮食主产区中小型粮食加工企业经济效益相对较低, 通过自身积累进行技术升级改造的可能性不大。从全国来看, 大部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位于东部地区 (见图4) , 位于中部粮食主产区的大中型粮食加工企业, 受经济条件的制约, 无法投入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受资金和效益的限制, 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加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 自身造血机能差。从粮食加工设备看, 现在粮机装备制造业主要以生产小型成套和单台大型设备为主, 但大型关键设备与国际先进技术相比, 产品技术含量少, 稳定性差、耐用性低, 重要加工工艺和技术装备尚未摆脱 “引进- 落后- 再引进—再滞后”的恶性循环。

因此, 从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的角度, 应加大国家粮食加工重大关键技术立项, 加快技术创新速度, 依托公益性农业研究机构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的重大突破性研究。地方应用型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应与地方粮食加工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创新体系, 立足粮农增产和增收, 整合粮食产业链资源, 构建农业产业化循环经济模式, 大力开发粮食精深加工和饲料加工技术, 实现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产业高效、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推进粮食物流体系建设

推进粮食物流体系建设具体包括, 加强中部粮食主产区基层粮库仓房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现代化的粮食物流体系, 以及建立完善的粮食收储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

(一) 加强中部粮食主产区基层粮库仓房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财政重点支持基层粮库仓房建设, 以县为单位对中部粮食主产区国有基层粮库进行合并改造。能利用的库区继续保留, 条件不具备的库区采取置换、征地等方式重建粮仓。根据区域辐射能力和粮食生产能力的大小, 确定仓库建设规模, 彻底解决小、散、零问题, 把中部粮食主产区国有基层粮库打造成现代化粮仓, 争取全面实现机械通风、环流熏蒸、电子测温, 电子监管系统, 以提高粮库利用效率和自动化监管水平。

(二) 建设现代化的粮食物流体系

疏通和建设粮食主产区同主销区之间跨省区粮食物流通道和节点, 加强电气化铁路粮食物流通道建设。使省区间主要粮食物流通道的装卸储运等整个流通环节管理快捷高效、节省成本。建议国家应该稳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流通体系规范化建设的投入力度, 使销售、加工、仓储、运输等各个环节实现标准化运作, 减少各方面的不确定性。此外, 要充分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主渠道作用, 扎实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仓储设施建设。

(三) 建立完善的粮食收储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

目前, 我国大部分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建立粮油产品质量和粮油产品安全档案内容的数据库, 这不利于监管部门掌握粮食收购企业的经营动态和经营粮油的质量。为此, 积极开展粮食质量调查和品质测报, 依托各级粮食检验机构对当年收获的主要粮食品种进行收获质量调查、品质测报和质量信息反馈, 率先在中部粮食主产区建立省、地 (市) 、县三级粮食质量信息数据库, 把粮食收购、销售、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中涉及粮油产品质量和粮油食品安全档案的内容都纳入到粮食收储数据库中, 定期向社会发布, 为政府决策、调整结构、指导生产、优化品质等提供决策依据。

五、加强粮食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加强粮食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应加强对粮食安全全方位的监管, 以及构建中部粮食进出口贸易安全监管体系。

(一) 加强对粮食安全全方位监管

目前我国大部分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粮食流通管理工作停留在粮食收购上, 没有形成对粮食储存、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全方位长期监管, 影响粮食市场整体监督力度和效果, 这个问题在中部粮食主产区十分突出。为此, 引入物联网技术, 采用重点监管与日常监管并举, 实现粮食各环节、长期、多方位监管。收购期间对粮食收购、生产加工企业重点监管, 收购结束后对加工企业、分散经营户日常监管。做到“重管理、重服务, 以管为主, 以罚为辅”。对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储存环节的仓储设施和粮食质量检验能力进行严格监管, 确保原粮在储存期间和出库时的质量安全;对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运输环节的粮食质量和粮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 促进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市场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运行。只有这样, 才能追责到库、追责到人, 避免出现粮库亏空, 无法追责现象的发生。

(二) 构建中部粮食进出口贸易安全监管体系

积极参与国际食品法典、转基因作物等规则和标准的制定, 掌握国际组织有关农业规则和标准的要义, 充分发挥与欧美等有关发达国家农业磋商机制的作用, 以最大程度维护我国粮食产业利益, 积极应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受限等有关问题。不断完善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 使粮食贸易政策和国内产业发展政策协调。充分调动粮食主产区农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的积极性, 保障国内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市场稳定。构建中部六省粮食信息数据收集、贸易监测在内的一整套粮食进出口贸易体系, 并且将现有中部地区5个粮食主产省省内外、国内外调入调出全部覆盖。通过建立粮食进出口安全监测预警体系, 实现粮食主产区和三大主要作物品种的全覆盖。并跟踪监测粮食进出口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实行定期公布制度。

摘要：中部粮食主产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商品粮基地, 其承东接西及生产连片的空间区域位置和布局, 决定了中部地区在确保全国粮食安全中的战略地位。本文基于全国主体功能区划中部粮食主产区的功能定位, 提出在中部集中连片粮食主产区重点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重大意义, 并分别从农业加工技术和监管技术创新、建立现代化和标准化物流体系、加强粮食安全监管体系建设等几方面提出了粮食安全发展的战略思路。

关键词：中部地区,粮食安全,思路与对策

参考文献

[1]任正晓.生态补偿不能忘了粮食主产区[J].中国经济周刊, 2011 (35) .

[2]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意见 (国发[2006]16号) [Z].2006-05-13.

[3]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农业国际合作发展“十二五”规划 (2011-2015) [Z].2012-01-11.

[4]国务院.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 (2009-2020) [Z].2009-04-08.

[5]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Z].2012-01-12.

[6]邵立民.我国粮食主产区投入与补偿机制的研究[J].中国农业信息, 2011 (5) .

粮食主产区建设篇7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推进以及粮食购销市场化的发展,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持续进城务工,为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农村劳动力外流,一方面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下降,对传统的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带来冲击; 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是农户家庭人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青壮年或有相对知识或技能的劳动力,一般安排优先外流,从而使得留在农村种粮的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下降,以弱质劳动力为主( 即通俗说的以儿童、妇女和老人为主要农业劳动力的 “613899部队”) ,降低了粮食生产的边际产出率,从而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

学者们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问题,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研究文献,主要存在如下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 1) 农村劳动力转移会增加粮食的供给能力。Yang ( 2004) 和Brauw( 2008) 等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会增加农业的资本投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从而利于粮食安全[1,2]。Huang ( 2010) 认为农村的暂时性劳动力外流减小了从基本作物生产转向多元化农业生产带来的风险,使劳动力的利用更有效率,粮食安全得以保证[3]。陈钊和陆铭 ( 2008) 证明了由农村劳动力转移引起的劳动力投入结构的变动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个组成部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高了粮食产量[4]。盛来运 ( 2007) 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不仅没有导致农业生产的萎缩,而且推动了传统农业改造和现代农业的发展[5]。黄柯淇和苏春江 ( 2009) 区分了农村劳动力本地非农转移和向外非农转移,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本地非农转移能够促进粮食生产[6]。陈锡文等 ( 2011) 认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促使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进入农业领域空间,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利于中国的粮食安全[7]。刘伟和张辉 ( 2008) 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引起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和产业结构改变促进了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粮食安全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经济条件和保障[8]。( 2) 农村劳动力转移会减弱粮食供给能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劳动力转移,城镇化的发展,侵占大量耕地,从而影响粮食安全。Tim和Barling ( 2012) 、Barrientos ( 2012) 的研究支持上述观点[9,10]。二是农村劳动力外流过程中文化水平高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不仅减少了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投入量,而且降低了务农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从而影响农业技术的使用,导致土地粗放经营,粮食生产下降。如Mochebelele和Winier Nelson ( 2000) 认为,劳动力外出务工带来劳动力流失与非农收入提高会使农户粗放经营农业生产,导致技术效率下降,降低粮食产量[11]。范东君和朱有志 ( 2012) 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使得大量有效农业劳动力外流,影响了农业技术进步与推广,容易出现农业耕地抛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粮食产量[12]。匡远配( 2010) 从 “微笑曲线”的角度,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粮食安全的影响,认为过度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严重地影响了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生产,从而导致粮食产量低下[13]。程名望和阮青松 ( 2010)的研究表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城镇,使得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下降,农地荒芜现象严重,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会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14]。温铁军等 ( 2011) 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会在短期内影响到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弃耕罢种,将导致农业总产出的下降[15]。还有研究表明了土地细碎化、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粮食生产的影响,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减少了农户的农业生产投工量,降低了粮食生产效率,表明中国的农业发展已经处于后刘易斯转折点阶段[16]; 也有研究发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非季节性转移有可能导致粮食产出的下降[17]。

就已有的研究看,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存在一定争议,且多是基于中国粮食总体供需宏观研究,基于粮食主产区的结构性研究十分鲜见。基于此,本文以经济发展水平将粮食主产区划分为经济较发达主产区和经济欠发达主产区,研究劳动力外流对不同主产区粮食生产的结构性影响及其机理。本研究对于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劳动力转移和粮食安全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二、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

( 一) 模型建立与研究方法

在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引入土地要素 ( G) 。假设其弹性系数为 γ ,则C - D生产模型扩展为:

根据扩展的C - D生产函数,即公式 ( 1) ,对等式两边取对数,采用多元对数模型作为结构形式,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在方程 ( 2) 中,t表示时间,r表示省份,θ0表示常数项; 被解释变量ln Qrt表示r省t年粮食产量的对数,解释变量ln Frt,ln Hrt,ln Srt,ln CKrt,分别表示r省t年的化肥施用量、农业劳动投入量、粮食播种面积、农业资本投资的对数。系数 α 、β 、γ 、δ 等是弹性系数 ( elastic Coefficient) ,表示解释变量变化一个单位引致的粮食产量变化百分比,省份虚拟变量 μt主要反映自然资源禀赋、气候、基础设施乃至市场成熟程度等和粮食生产密切相关的因素,εrt是随机扰动项。

针对面板数据的数据特征,首先,本文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 ( Fixed Effect Model) ,原因在于影响粮食产量的其他因素还有很多,例如土壤条件、气候条件、农业政策等,而且这些因素在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明显,但在某一特定省份内,并不存在时间序列上的显著差异。其次,面板数据由于样本之间 ( 特别是同省样本之间) 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或相似性。为解决面板数据异方差、序列自相关等问题导致的参数标准误不可靠等问题,我们采用了聚类分析方法 ( Cluster Analysis) 和稳健性检验 ( Robust) 。

( 二) 数据来源及统计性描述

本文采用1990 - 2013年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各省历年《统计年鉴》与《国家农村统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是,粮食产量的数据采用广义上的粮食范畴,包括谷类、豆类和薯类等,农业资本投入是国家财政对农业支持和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投入的总和。粮食主产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河南、湖南、四川11个省份,内蒙古和湖北也为主产区,但由于数据不完整而舍去。根据农民纯收入,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11个粮食主产区划分为经济欠发达主产区与较发达主产区。其中经济欠发达主产区包括江西、湖南、河南、安徽、四川5个省份; 经济较发达主产区包括江苏、山东、辽宁、河北、吉林、黑龙江6个省份。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1。

注: ( 1) 数据来源: 各省历年《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91 - 2014) ; ( 2) 所用软件为 Stata/SE 12. 0。下同。

( 三) 模型估计和结果讨论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在表2中,三个模型的R2均大于0. 8,表明所选择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较好的解释力。具体分析如下:

注:***、**、*分别表示在 1% 、5% 和 10% 水平上显著。下同。

在控制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业资本投入的条件下: ( 1) 对于全国粮食主产区 ( 模型1) ,“农业劳动力” 解释变量不显著,表明农业劳动力对粮食生产没有显著的影响。即在粮食主产区,农业从业人员减少,农村劳动力外流总体上并没有影响粮食供给。该结论表明,在我国粮食主产区,刘易斯拐点还没有真正到来,农村依旧有部分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到非农部门,且这种转移并不会影响到粮食产量和粮食安全。由此可见,整体上看我国依旧存在农业生产 “过密化”和 “内卷化”现象,提高粮食生产的边际产出率,实现粮食效率安全,是我国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 2) 对于经济欠发达主产区 ( 模型2) , “农业劳动力”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系数为0. 291,表明农业劳动力对经济欠发达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具有显著正效应,即在经济欠发达主产区,农村劳动力外流每增加1% ,会导致粮食产量下降0. 291% ,因此,劳动力外流会威胁到粮食产量和粮食安全。主要原因在于对经济欠发达主产区而言,由于地区经济的落后性,其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更为明显,农业生产高度依赖于劳动力投入,而且随着农村劳动力外流,资本投入和技术采用并不能快速实现对劳动力的要素替代[18],这使得农业生产既缺少必要的劳动力,又缺少资本投入和技术采用,从而影响了粮食生产。 ( 3)对于经济较发达主产区 ( 模型3) , “农业劳动力”不显著,说明农业劳动力对粮食生产没有显著影响。即在经济较发达主产区,农业从业人员减少不会影响粮食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并不会威胁到粮食安全。与经济欠发达粮食主产区对比发现,虽然经济较发达主产区农业劳动力大量外流,但是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促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对劳动力实现了替代,并且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土地流转加快,产生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1。因此,在劳动力大量外流的前提下,经济较发达主产区通过生产要素替代和规模经营等方式弥补了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

正如上文所述,农村劳动力外流往往和资本投入、农业技术进步、粮食播种面积等存在要素替代关系,从而对粮食产量产生影响。对资本投入、农业技术进步、粮食播种面积等控制变量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粮食安全的机理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基于此,对模型中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做如下简要分析: 化肥施用量 ( 除经济较发达粮食主产区外) 、粮食播种面积的系数均在1%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该结果表明,1990 - 2013年间,中国农业的化肥施用、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主产区产生了正面的影响。通过对三类粮食主产区的对比发现:( 1) 经济欠发达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影响更大 ( 系数为0. 323) ,这也进一步表明了在农业经济欠发达主产区,技术进步对粮食生产的重要性; 化肥对经济较发达主产区粮食产出影响较小,表明在经济较发达主产区,由于化肥投入量较大,其边际生产率开始减弱。同时,变量农业资本投入不显著,一方面说明国家和个人对农业的资本投入较小,另一方面也说明小规模经营及区域种植多样化制约了像农业大型机械、农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应用,并导致了对技术的需求不足,从而影响了技术进步。进一步说明我国农业生产机械化投入程度低、长期依靠过密的劳动投入已是不争的现实。同时,对经济较发达主产区来说,虽然农业资本投入没有对粮食生产带来显著性影响,但是却节省了大量劳动力,使农业劳动力有更多的时间从事非农生产,从而带来额外的非农收入,增加了农民总收入,为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创造了条件。 ( 2) 经济欠发达主产区粮食播种面积 ( 系数为1. 069) 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比全国粮食主产区 ( 系数为0. 847) 及经济欠发达主产区 ( 系数为0. 840) 更大,该结果不仅说明了确保经济欠发达主产区农业土地粮食播种率对于该地区粮食生产的重要作用,更进一步佐证了保护耕地对全国粮食生产和安全的重要意义。因此,随着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的外流,耕地、基础设施、科技等要素和经济发展是提高粮食产出的一个必要条件。

三、劳动力外流对粮食安全影响的随时间效应

在模型1至模型3中,以方程 ( 2) 为基础模型,加入了劳动力投入量与年份的交叉项,以考察劳动力外流对粮食产量影响的时间趋势。在全国粮食主产区 ( 模型4) 和经济较发达粮食主产区( 模型6) ,就时间趋势看,农业劳动力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在部分年份显著,但在部分年份不显著。由此可见在1990 - 2013年间,劳动力外流在部分年份并没有显著影响到粮食产量。在经济欠发达主产区 ( 模型5) ,在1990 - 2013年间,农业劳动力对粮食供给安全没有形成显著影响,这表明在欠发达粮食主产区,农业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没有形成长期趋势。

四、结论与评述

2004 - 2015年,连续12个涉农 “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央政府对 “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是 “三农” 问题的核心问题之一,关乎到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同时,党的十八大高度重视城镇化发展,将其作为未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实施城镇化战略、解决 “三农”问题的核心环节。本文基于扩展的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运用中国粮食主产区1990 - 2013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 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全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没有显著的影响。但进一步的结构性分析发现,该结论主要表现在经济较发达主产区,而在经济欠发达主产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有显著负面影响。因此,整体上看,我国农业生产仍然存在劳动力过剩问题,但经济欠发达主产区农业劳动力的外流对粮食安全有较大威胁。因此,合理安排农村劳动力流动以及科学引导农业粮食生产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计量结果同时表明,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都对粮食产量产生了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这说明通过要素替代或要素对流,增加农业资本投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保持耕地面积,可以对农村劳动力外流有着显著的 “替代”作用,一定程度有利于我国实现粮食供给安全。

本文的结论表明,由于区域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我国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供给安全是否冲突不能一概而论。虽然全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经济较发达主产区的农村劳动力外流和粮食生产不存在显著性关系,但对经济欠发达主产区来说,劳动力外流已经影响到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要实现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的协同发展,相关部门应该针对经济欠发达主产区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以 “生产要素对流”或 “生产要素替代”为导向,加快土地流转,鼓励规模生产,注重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加大国家对农业生产的财政投入,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生产。最后,要保护耕地,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不论是经济欠发达主产区还是经济较发达主产区,在保持现有农业土地耕种基础上,防止城镇化对农耕土地的侵占; 奖励及时耕种,防止可耕土地弃耕,撂荒以及粗放经营,对于我国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在城镇化加速发展、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背景下,粮食安全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问题。本文将全国主要的11个粮食主产区分为经济较发达主产区和经济欠发达主产区,采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在全国粮食经济较发达主产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没有显著的影响;在经济欠发达主产区,该效应显著为负。因此,考虑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制定差异化的劳动力流动和粮食安全政策,例如在欠发达主产区更关注耕地的使用效率和农业技术推广,在较发达主产区更关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将有利于从粮食供给安全视角实现中国的粮食安全。

粮食主产区建设篇8

《汉书·郦食其传》有言:王者以民为天, 民以食为天;《魏书.李彪传》曰:“国无三年之储, 谓国非其国。”《周书》八政之首即为食。从古至今, 粮食被视为国家基础战略物资, 治国之根本。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粮食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和谐安定的根本性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兴旺都离不开粮食安全这一根基。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驻中国代表Percy Misika (2012) 指出:当前世界人口不断增长, 2050年将达到90亿, 这意味着更高的粮食需求。但迅速增长的世界人口带来了诸如土地急速缩减、能源过度消耗、水和土地等资源被污染等问题。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 温度上升带来的粮食减产、干旱洪涝等极端气候以及病虫害加剧等问题, 也成为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在我国, 市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粮食市场受到各种经济产业的挤压, 因国家宏观调控对于战略性物资——粮食价格的严控及其生产本身的技术含量低使得粮食生产的效率低与其产业发展空间小。促使“弃粮”农民数量不断增长, 转而从事比较利益高的非粮食生产, 更甚至“弃农”进入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以寻求更高收入。粮食安全问题日益严峻, 当今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已经清晰意识到这一点, 每年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 各个国家都会举行活动, 意图纪念取得的粮食和农业生产成就, 与此同时强调发展粮食的重要性和唤起人们对粮食安全危机的意识。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 在《粮食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十二五”时期粮食行业发展的总体目标: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粮食宏观调控能力、仓储物流能力和科技支撑能力明显提高;推进法制建设, 全面实现依法管粮;基本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竞争有序、监管有力、质量安全的现代粮食流通格局。

对于粮食安全的定义,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于1983年给出的解释——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到, 又能买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其强调了一个“有买”和“有卖”的过程, 即为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关系, 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饱和平衡状态——满足所有消费者的消费。结合来源于经济学家阿尔伯托·瓦尔德斯 (1990) 的定义——缺粮国家或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或家庭逐渐满足其标准消费的能力。即若每一区域的粮食都能自给自足, 则粮食安全问题就可以得到有效解决。由此可见, “粮食安全”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范畴, 也是一个地区的概念范畴。

目前, 关于非粮食主产区与粮食安全相结合的研究文献不多。与此同时, 关于非粮食主产区的研究非常稀缺, 大多基于粮食主产区。然而相对于粮食主产区, 粮食安全问题更多出现是在非粮食主产区。于是, 本文认为, 对非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极为重要。对于粮食安全的研究则比较成熟和丰富。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基于全球或者全国的宏观层面, 向各个不同方面延伸。一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 寻求各种新型技术以保证粮食安全。研究利用仓库性粉防治储粮害虫 (王晶磊, 徐成, 曹阳;2011) , 最佳机械通风方式解决粮食储存问题 (赵建华, 任红霞, 安晓鹏;2011) , 讨论大米理性化特征与大米口感品质的相关性研究 (黄天柱, 吴卫国, 李高阳, 冯秀娟;2012) 。二是研究政府对粮食市场宏观调控的影响和作用。李普亮 (2011) 考察财政农业支出对粮食产量的总体效应和结构效应, 认为财政农业支出促进了粮食增产, 但促进效应总体上比较微弱。三是粮食产业链经济关系的研究。刘立仁 (2005) 认为, “配额生产, 定额补贴”是粮食发展的一条粮食发展的长效有效机制, 这条路径的目标为总量调控和收入保证目标发展。张东平、郭震、刘培培 (2012) 比较分析粮食价格, 提出应对粮价上涨、稳定粮价的重要手段。郭斌、边海军 (2012) 以土地银行为研究视角, 探索了粮食运营需保持的最小经营规模及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郑兆山 (2002) 通过调查民间储粮情况, 认为应当提高认识, 加强培训, 规范建设, 加强管理以确保民间储粮安全。四是粮食经济与人力资源配置关系的互相作用分析。

本研究将首先在以往的粮食安全基础上关注区域内粮食安全, 关注主体为粮农, 其次, 将非粮食主产区与粮食安全两条线结合, 重点对粮农利益的保护以及粮食安全的平衡。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 (以下简称龙胜) 是一个物资运输仅依赖一条蜿蜒于山区长88千米的二级公路的相对封闭的非粮食主产区, 粮食的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依然在发生。从86%的农业人口比重来看, 龙胜无疑是一个农业大县。水稻播种面积占到耕地面积的85%, 可见当地农民的主要种植农作物是水稻。因其特殊的地势和恶劣的交通条件, 粮食的安全问题重要性由此凸显出来。本文以龙胜为例, 着眼于粮食的种植、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储存六个环节。

2 龙胜粮食市场的发展与现状

龙胜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 由10个乡镇组成。其中既有处在大山区中拥有著名旅游景点的龙脊梯田的和平乡, 也有地势平缓的平等乡。于是, 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和平乡和平等乡为例。

2.1 粮食的种植与生产

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农村粮食种植结构调整, 经济快速发展和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以及城镇化进程加快, 务工潮的涌现, 使得一部分粮食主产区向着粮食主销区转变。于是粮食的供需缺口日渐扩大, 粮食产销形势呈现出“一升两降”局面。“一升两降”指的是粮食需求量日渐升高;粮食生产能力下降;粮食自给量下降。从粮食的总产量2003年的减产以及其后的不稳定波动结合粮食播种面积2007年后的减少来看, 数据表明农村经济结构的逐渐转型。

1991年至2009年人均有粮从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2007年的403千克锐减到2009年333千克, 相当于全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水平, 其中的原因是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增大。

数据来源:《龙胜各族自治县统计年鉴》1991—2009

公顷产粮的稳步提高得益于生产技术改善和杂交水稻的运用。粮食的种植方式主要是以人力以及牛耕的原始种植方式为主。原因在于首先是地势。和平乡地势陡峭, 交通不便, 物资运输依靠人力以及骡托。田地均为小面积梯田, 显然不适用于耕田机和收割机的使用。其次是规模。小规模生产, 效益低, 使得农民对机械种植的要求不大。

2.2 粮食的加工及运输

在和平乡没有粮食销售和收购点的情况下, 农民购买和销售粮食均要搬运至县城。高昂的运输成本使大多数农民望而却步, 种粮只限自己自足, 既满足了自身对粮食的需求又规避了粮食输入和输出的费用。平等乡农民种粮规模较和平乡大, 但局限于自身劳动力等生产资料不足, 致使生产仅能够保障自身条件下小规模商品化出售。由于小规模经营, 农民自身不具备高科技的加工能力及设备, 出售的产品为谷子和大米, 以谷子为主。

2.3 粮食的销售

本文从农民粮食销售与向消费者粮食销售两个方面讨论。农户往往受限于出售粮规模小而将初级产品卖给粮食局。本地粮占粮食局收购总量的60%, 40%则为非本地粮。市场上因本地粮的口感不好, 市场占有率低。本地消费者倾向购买湖北、湖南产的粮食。

2.4 粮食的储存

粮食植物, 有着新陈代谢循环和严格地生产周期。粮食固有的营养与品质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失。建立符合当地特点以及科学要求的粮仓以及建立完整的储藏周期表是保证当地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然而当地粮食约有80%储存在农户家中以供种粮者自身生活需要。一般情况下, 农户的储粮行为可分为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生产性消费储粮需要和其他需要四种。可见当地大多数的农户储粮为前两种目的。但由于农村储粮条件普遍较差, 鼠灾、虫害以及潮湿等防范措施不足使得粮食损耗严重。粮食的营养性、口感以及食用的安全性受到严重的威胁。

3 龙胜粮食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小规模分散种植

在我国推进城市化进程中, 社会分工逐渐多元化的情况下, 进城务工流的出现使得粮食种植生产力的流失。粮食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受自然环境很大的影响, 农村人口纷纷寻求更好的方式去赢得更多主动权和利益。生产力的老残化和减弱化趋势使得粮食产业的连贯性受到极大影响以及其规模迅速萎缩。在龙胜, 粮食的生产单位从合作社形式瓦解为家庭。老幼的留守, 青壮年的出走最终结果是——田地的荒芜, 绝大多数农民种粮仅为保证自己生活所需。

3.2 生产方式原始

机械化程度低条件下的生产力低是制约发展的关键。在和平乡, 特殊的地型使私人难以享受到使用大型生产机械, 整个生产过程中, 使用的机械仅为犁田机和打米机。但是搬运犁田机的时间和劳力成本使绝大多数农民宁愿放弃使用犁田机转而倾向最原始的人力犁田或者牛耕。在平等乡, 犁田机的使用较为和平乡广泛。但是由于家庭小规模生产, 使得同样无法享受到大型机械带来的好处。当地没有进行对粮农的定期技术培训, 粮农的种粮技术完全靠父辈传授和经验, 这样不利于新科技的传播与发展。同时, 对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监控漏洞可能会影响到粮食食品的安全, 以及不利于生产资料的节约与优化配置。

3.3 信息渠道单一

每一家每一年的余粮规模小并且农民组织性不高, 粮食销售只能处于被动的位置。因为粮食产业市场的完全竞争性, 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依赖国家政策与财政。运输、储存、加工、销售中间环节的“黑箱”存在, 导致处于最初生产阶段的生产者——农民无法主动掌握粮食的定价权。农民的积极性不高的结果是——“弃粮”“弃农”, 青壮年的出走。

3.4 粮食口感不好

在已经满足了能量供给以及温饱的消费者面前, 粮食的风味口感和营养成为了新的追求。然而, 当地粮食加工精度不高, 由此带来的口感粗糙, 使得市场占有率不足, 吸引力有限, 于是口感则成了本地粮的软肋。

3.5 粮食流通不顺畅

县乡村市场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信息, 其影响构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粮食流通的不顺畅导致小范围的买卖粮食价格差异, 损害了部分粮农和消费者的利益。

3.6 生产资料价格暴涨抵消了扶持政策的效用

近几年来, CPI飞速增长、通货膨胀使得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不断提高。但是国家为保证所有居民的生活基本需要运用宏观调控将粮食价格严格监控使其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及低廉的价位, 于是粮食与其他商品不同, 价格不受供求关系影响。对于颁布的粮食产业扶持政策, 相当一部分被抵消了, 发挥不了实质性的作用。对于农民的现实利益, 粮食价格的不断下跌与农资价格的不断上涨构成了农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

4 结论与建议

4.1 因地制宜集中产业资源优势

和平乡龙脊景区的主要观赏性在于梯田, 梯田的观赏价值在于一是一层层整齐规模宏大的田地, 二是梯田上种植的稻谷春的生机勃勃, 夏的绿绿葱葱, 秋天金黄色收获的喜悦, 冬天白雪皑皑的素净。由此可见, 在积极发展旅游业的和平乡, 这种特色的水稻种植显然对当地旅游业贡献力巨大。和平乡可以在立足于观赏性保证稻田的最佳种植范围与密度, 使稻田旅游形成当地又一富有盛名的旅游特色。促使当地农民主要收入从粮食收益到旅游收益的转变。例如名誉全球的普罗旺斯薰衣草和婺源油菜花, 都值得当地作为参考和借鉴。地势平缓, 因而种粮成本较和平乡小的平等乡, 促使其扩大种粮规模和面积, 集中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提高粮食的商品化程度, 提供其更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是一条可行之路。

4.2 颁布地方自治条例, 加大资金投入,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集中社会优势资源搭建一个社会化的粮食创新体系, 对粮食储运、加工及加工装备等技术平台和创新体系的重新定位具有重要意义。首先, 对于和平乡, 加大政府督促机制, 建立粮食销售点, 投入政府补贴使其粮食销售价格等于龙胜县城粮食销售平均市价。降低粮食种植税费和取消不合理的收费, 同时引入专业人才普及推广及指导农民进行种植。其次, 对于平等乡, 加大政府粮食种植补贴, 引导农民扩大生产。实现区域粮食互补的有效机制。政府既要保证所有居民粮食消费需要, 又要避免“谷贱伤农”这一农民无法逃离的现实窘境。

4.3 加大监管机制

农民现有信息来源渠道狭窄同时更不容易得到正确信息, 合理的期望就无法掌握了。对农民进行定期培训, 正确地运用各种有效信息, 例如新闻媒体、网络等。向农民传播传递可靠信息, 让农民拥有获取信息以及将现有资源信息进行筛选的能力。同时指导粮农科学种粮, 是激发农民积极性以及提高农民的利益的有效举措。

4.4 建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粮食主产区财政政策帮扶研究篇9

关键词：粮食主产区,财政政策,帮扶,政策优化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产量一直是我国政府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粮食安全生产直接关系着人民生存,并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农业,作为我国的三大产业之一,始终得到国家的重视,并一直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问题一直是我国“三农”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解决“三农”问题,是促进农民就业、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必须要做的事情。如今,在我国的粮食生产中,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及粮食价格依然不能使粮农获得理想收入,这严重打击了粮农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帮扶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提升粮农的收入,其中财政帮扶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效果依然不够显著,如何才能有效提升财政帮扶政策的效果,保证粮食主产区农民获得稳定的收入,并形成健康的粮食生产体系,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极其关注的一个问题。

1 粮食主产区的概念

粮食主产区,顾名思义,就是粮食生产的主要地区,我国的粮食主要来源于这些地区。对粮食主产区的概念和定义,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特征来理解:粮食主产区有着适宜粮食生产的自然条件,粮食生产的规模较大,粮食生产区的地理位置较为集中,并且粮食主产区内一般有多个粮食生产基地,粮食产量较高,除了能够满足本地区的需要外,还能为其他地区提供大量粮食。我国主要的粮食主产区分布在东北区、西南区、黄淮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等地区,这些粮食主产区的面积虽然不到全国的50%,但是产出的粮食占全国粮食总量的75%。由此可见,粮食主产区对于我国的重要性。

2 粮食主产区财政帮扶状况及问题

自从我国成立以来,人民的生活在国家的各种政策制度规定下,得到了明显改善。粮食生产作为民众生存之根本,始终是国家关注的焦点,为保障粮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国家一直采取财政帮扶政策,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国家的财政帮扶政策也在不断变化,从最初的以农补工、工农自补政策到如今的以工补农政策,说明国家对农业生产的保护程度在逐渐增加。如今,在粮食主产区采取的财政帮扶政策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

从已有的财政帮扶政策来看,第一,我国对粮食生产的财政帮扶力度和强度有所增强,各级政府的财政部门投入到农业的资金比财政经常性投入高。第二,财政帮扶政策已经基本覆盖整个农村基层。近年来,我国文化、卫生、教育等方面的财政收入有了大幅增加,这些财政收入基本都投入到农业粮食生产中,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粮种补贴支等,财政帮扶政策已经覆盖了整个农村基层,特别是在粮食主产区,投入的资金量大大增加。第三,国家对农业税进行了改革。农业税制在我国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为减轻农民负担,国家废除了农业税,直接提升了农民的收入。第四,自从财政帮扶政策实施以来,通过不断调整,已经实现了对农民的直接性补贴。第五,在过去的2015年,粮食生产扶持新政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加大对规模种粮的财政补贴力度和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及社会化服务。国家在粮食主产区内为粮户提供水稻统一育插秧、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服务。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为跟上社会发展步伐,国家一直在调整财政帮扶政策,从而形成了与当前社会主义新市场和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农业发展政策体系。

从近几年我国财政政策帮扶的效果以及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来看,我国的财政帮扶政策对于粮户来说只是一种临时性政策,其发挥的效果也是短期的,这对于粮食主产区的长期发展有着不利影响,因为,临时性的政策容易受到农业发展与变动的影响,并且,目前实施的财政帮扶政策,所支出的资金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比较理想的结构,只是暂时缓解了粮食生产部门和其他部门的矛盾,却没有从根源上彻底遏制住这种矛盾。因此,粮食主产区的财政帮扶政策仍然需要优化和改进,国家应将眼光放远,制定长期的财政办法政策,加强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帮扶管理,改变投入结构,从根本上改善粮农困境,制订较为长远的目标,彻底摆脱粮食主产区存在的管理不合理、财政帮扶政策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3 完善和优化粮食主产区财政帮扶政策的建议

3.1 优化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

3.1.1 建立一套综合性的财政投入机制

对于农业投资资金的来源,国家应当从多方面整合筹资渠道,包括国家政府、地方部门、企业和农业个人等,有效利用各个组织和个人资源,比如:建设高标准的基本农田,将一些国家闲置土地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分配到粮食大户手中,增加粮食产地的种植面积,从而最大限度提升财政帮扶政策的效果。

3.1.2 将财政帮扶资金和其他资金结合

对于财政帮扶政策,其资金的投入应当具有多样性,以满足不同地区粮食主产地的不同需要。

具体方式包括有偿投入和无偿投入结合、直接投入和间接投入结合等多种资金结合的方式,以全面实现对主产区帮扶资金的有效支持。当然,政府财政帮扶政策的实施必须按照“农业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执行,既要保证财政帮扶资金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又要保证帮扶粮食生产的资金在总帮扶资金中占据较大比重,并且保持增长幅度稳定。除以上方式外,国家应当加强粮食产销区之间的联系,投入资金建立粮食生产基地、仓储基地、粮食加工设施和粮食销售区经营主体,在粮食加工区和销售区,国家应该实施一些优惠和帮扶政策,提升粮农的收入。

3.1.3 调整和优化粮食帮扶资金的结构

为确保有充足的资金支持粮食产业的发展,应当使国家支出的粮食帮扶资金发挥出最大效用,这就需要国家调整和优化粮食帮扶资金的结构。一方面,应保证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土地复垦资金等应优先向主产区提供资金支持,各级政府在农业方面的资金投入应当保持稳定增长,倡导粮食主产区积极引进外资,国家应为粮户提供低息贷款项目,鼓励农户进行优惠贷款,改善粮食主产区的生产条件。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应建立农产品发展基金及储备金制度,当粮食主产区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时,帮助粮农度过灾年,从而确保粮食主产区农民的基本收入。

3.1.4 注重在重大农业基础工程建设中的资金投入

粮食种植离不开水的灌溉,在粮食主产区,为保障粮食生产的稳定,各级部门应注重增加对基础工程建设的资金投入,增加粮食主产区农田的有效灌溉面积,加强农田的水利设施建设。另外,为增加粮食产量,国家应当在财政帮扶政策中加强对化肥、农药、农膜、农机等农业用品的财政支出,在粮食主产区建立大型农用工业骨干企业,以支援粮食生产,为广大粮农提供方便和优惠。

3.2 加强粮食市场体系建设

国家对粮食的财政帮扶政策不只是体现在对主产区的资金投入上,在粮食市场体系中实施财政帮扶政策,同样可以对我国的粮食生产发挥带动和引导作用。在当前这一时期,相关的粮食帮扶部门,应加强对国家级粮食批发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增加在粮食市场中的资金投入,提升其功能,优化和完善粮食销售渠道,逐步建立起以国家级粮食交易市场为中心、地方性和区域性粮食批发市场为骨干、城镇的摊位市场为基础的多层次、多结构的粮食市场体系,从而使粮食市场获得重大发展,并进一步带动整个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除此之外,粮油市场发展也应该受到政府监督,在粮食市场发生变故时,能够及时应对。

3.3 完善财政帮扶政策的管理模式

对粮食主产区采取的财政帮扶政策无疑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安全和粮食市场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粮食生产方面支出的帮扶资金并没有全部有效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存在着巨大的损耗。分析损耗原因,可以发现,除财政帮扶政策结构不合理方面的因素外,还有财政帮扶政策投资项目的管理模式不合理方面的因素,尤其是在投资项目执行的过程中,出现监管问题时,帮扶资金往往会被白白浪费。因此,国家应完善和规范财政帮扶政策的管理模式。为保证帮扶资金得到有效利用,粮食主产区的相关部门应当选择合理的管理模式,下文列举了目前我国主要的几种财政帮扶管理模式,并说明了其适用范围,以帮助粮食主产区选择适合的管理模式。

3.3.1 政府投资—政府管理模式

此种模式是由政府直接投资于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以及相关的产业,这些产业最终发展成为国有资产,并由政府组织专业的人员对其进行管理。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投资规模比较大、建设周期比较长、具有服务共享特征、经济效益偏低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

3.3.2 政府投资—政策性金融机构介入—分类管理模式

此种模形成是由政府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筹资,并投资于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以及相关产业,最后,这些产业有的发展成为国有企业,有的发展成为类似于事业型、行政型机构资产类的非国有企业。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投资项目运营之后,必须能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并具备投资回收能力。

3.3.3 政府补助—乡村组织—农户及其相关产业组织管理模式

此种模式是由政府提供财政补助资金,调动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户及其与粮食生产相关的产业对粮食主产区进行投资。这种模式适用于粮食主产区小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

3.3.4 政府补助—保险公司介入—乡村组织—农户—其他相关产业组织管理模式

此种模式是由政府向保险公司和农户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来帮扶和建立政府支持下的商业性农业保险机制,从而帮助用户分散风险,并促进保险公司向农业及其相关产业方面扩展业务,提升农户投保的积极性,最后达到保护粮食安全生产的目的。这种模式适用于粮食生产、加工、储运、贸易等产业项目。

通过对以上几种模式的分析,可以在仔细分析粮食主产区的经济状况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情况后,根据发展需要,选择合适的财政帮扶管理模式,从而提升财政帮扶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其发挥出良好效果。

3.4 重视财政支农资金整合

如今,我国财政部门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导向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支持重点主要放在农业产业的发展和大型水利建设方面,而如今,支持的重点则放在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和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方面。这种支持导向的改变使得财政支农投资方向发生了改变:增加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减少了公共财政对农村竞争性行业的投资和政府行政管理支出。这种形式下,我国相关部门应加强对财政支农资金进行整合,在整合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①应完善行政体制改革配套措施,切实保证财政支农资金整合顺利进行。②中央应适当放权给下面的行政部门,这一方面可以减轻中央负担,另一方面可以提升各部门参与财政支农资金整合的积极性,从而提高部门工作的效率。③改革和完善现有的财政管理体制,激发地方政府整合财政支农资金的能动性。我国现有的财政管理体制中,财政大权主要集中于中央和省级两级政府,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投资也主要集中于这两级政府,这特别不利于对粮食主产区帮扶资金的直接发放,资金发放时需经过层层的转接,浪费了大量人力和时间,对此,政府可以考虑在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过程中,将一些小项目的资金处理权交由地方政府灵活安排,并适当将财权均摊到下面各级政府,发挥政府支农资金的能动性。④建立支农资金投入的长效机制,从多方面支持财政支农资金整合,对已经确定的项目,应按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及时足额拨付,避免资金不足引起资金浪费和使用低效率。

4 结语

粮食主产区财政帮扶政策对于我国粮食生产产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能够提升粮食主产区的经济效益,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国一直在不断改进和完善财政主产区财政帮扶政策,但一些相关政策还不够完善,本文通过分析粮食主产区财政帮扶政策的状况及问题,提出了一些参考性建议,以期提升粮食主产区财政帮扶效果,促进粮食主产区经济效益的增长,使粮食产业实现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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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主产区建设篇10

仓廪实而知礼节,粮食安全就是国家战略安全。粮食主产区资源条件好,而且生产力水平高,对保障粮食安全影响很大。但是,在发展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同时,如何确保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这是当下要研究的重点问题。近年来,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下,宁夏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农民收入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有了较快增长,但与非粮食主产区相比,增速偏慢,特别是曾经农民收入水平居排头兵地位的粮食生产大县,如今农民收入增长动力不足,排名靠后,粮食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逐年减弱,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不同步问题在粮食主产区日益突出。

基于这种背景,本文以宁夏粮食主产区北部引黄灌区产粮大县为个案,通过产粮大县与普通县对比分析,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产粮大县的确定标准是按全部人口计算,正常年份人均种植粮食2亩以上,人均占有粮食总量1000公斤左右。根据这一标准,本文选择宁夏引黄灌区的贺兰、永宁、平罗、青铜峡4个市县作为产粮大县,而平罗县又是全国产粮大县。选择引黄灌区的兴庆区、西夏区、金凤区、大武口、中宁县、沙坡头区、惠农区、利通区、灵武市9个县(市、区)作为普通县。为分析方便,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平均数采用乡村人口加权计算得到。

二、粮食主产区产粮大县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变化

北部引黄灌区是宁夏的粮食主产区。2000年,粮食主产区中的永宁、贺兰、平罗、青铜峡4个产粮大县粮食总产量占宁夏粮食总产量的34.3%,2010年以后降到30%以下。近几年产粮大县产粮的优势地位持续下降,2013年产粮大县粮食总产量占宁夏粮食总产量的26.8%,降到历史低点。宁夏粮食波动主要是因为粮食主产区产粮大县产量的波动。2013年宁夏粮食总产量近10年来首降,主要是播种面积下降所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40万亩,其中产粮大县减少10.7万亩,占宁夏减少播种面积的1/4以上,产粮大县对宁夏粮食减产起着决定作用。总的来说,产粮大县对宁夏粮食生产的影响呈现出减弱趋势,与粮食生产大县的主体地位不一致。

产粮大县粮食收入在农民收入来源中仍占有重要位置,粮食生产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较强。2013年粮食主产区产粮大县农民人均总收入14303元,比普通县仅高出314元,而粮食收入高出2888元。2013年在全年总收入中,产粮大县粮食收入占全年总收入的33.8%,普通县仅占13.9%。与2003年相比,产粮大县粮食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基本维持在1/3左右,而普通县粮食收入比重降低了3个百分点。产粮大县以粮食为主导的农业收入与粮食收入变化趋势相一致,农业对农民增收的地位基本未变,在农民收入来源中继续占半壁江山。普通县粮食和农业对农民增收的地位明显降低,在总收入中农业收入比重持续降低,由2003年的1/3降到30%以下。

三、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数据指标及研究方法

本文从家庭特征、农业产业结构、生产费用、粮食价格、社区特征、非农产业劳动力等因素入手,分析影响粮食主产区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以期为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找到切入口和有效途径。

将宁夏4个产粮大县和9个普通县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分析,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衔接性,表1中9个变量2004—2012年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宁夏农村住户调查原始资料。采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data Model),既能反映某一时期各个体数据的规律,也能描述每个个体随时间变化的规律,集合了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的共同优点。

(二)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 模型的建立和设定。

本文建立如下模型,考察各个变量对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

其中,i是横截面单元,指4个产粮大县和9个普通县的横截面样本,下文将分别对4个产粮大县和9个普通县建模;t是时间序列单元,t=2004,…,2012;式(1)左边的变量代表i区域在t时期农民纯收入;式(1)右边的X't(xlit,x2it,…,xkit),为影响农民纯收入的k个解释变量因素,本文k=8;式(1)中αit为模型估计的截距;β'it=(β1it,β2it,…,βkit)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μit为随机扰动项。为减小数据波动,弱化异方差性,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利用Eviews6.0软件进行分析和建模。

本文研究的主要是影响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农民纯收入的因素,模型宜采用固定效应的变截距模型,以此分析指标变量对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农民收入影响程度的差异性。考虑到不同截面成员之间可能存在异方差,采用截面成员残差进行加权,使用GLS(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面板模型。将所有解释变量引入方程,估计结果并不理想,产粮大县和普通县的模型均有不同指标变量未通过t检验,可能是由于多个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通过逐步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和添加变量的筛选过程对模型进行重新拟合,最终估计结果见表2。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

2. 模型结果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影响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农民收入的因素略有不同。从结果看,对产粮大县而言,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之比(以下简称“粮经比”)、农业生产投入、谷物平均价格和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4个因素对农民纯收入有影响。其中,粮经比每增加1个单位,引起农民纯收入增加0.048个单位,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对纯收入的影响程度最低,说明产粮大县扩大普通粮食品种种植面积,对农户增收的作用不大。从模型结果看,对普通县而言,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农业生产投入、谷物平均价格和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对农民纯收入有影响。其中,当农民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纯收入增加0.195个单位。

通过上述分析得到,影响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农民收入的共同因素是农业生产投入、谷物平均价格和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3个指标。产粮大县农业生产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纯收入增加0.389个单位,这一影响程度高于普通县,说明当期生产投入是产粮大县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之一。谷物价格变动对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影响均较为显著。产粮大县谷物价格上升1个单位,可以带动农民收入增长0.505个单位;普通县谷物价格上升1个单位,带动农民收入增长0.69个单位。从劳动力就业结构看,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对农民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产粮大县非农就业比重上升1个单位,可以带动农民收入增长0.219个单位;普通县非农就业比例上升1个单位,带动农民收入增长0.195个单位。说明非农就业的比例的提升对产粮大县农民收入的带动作用强于普通县,因此应加强产粮大县农业劳动力转移,从而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四、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面临的问题

1. 产粮大县农业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明显不足。

产粮大县农业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近10年来,产粮大县农民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由50%左右下降为40%左右;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为35%,而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为45%。

2. 农业结构调整进程缓慢,农产品产业链较短。

目前,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尚处于“粮经比例”的较低层次,养殖业等其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近几年产粮大县粮经比大致为8:1,明显高于普通县2:1的比例,产粮大县粮食作物面积远高于经济作物,仍旧以粮食种植为主。2013年,产粮大县农民第一产业纯收入中,农业收入占90.1%,牧业收入占9.4%;普通县农业收入占75.3%,牧业收入占24.8%。产粮大县牧业收入比重明显低于普通县,农产品产业链较短,收入增长空间受到较大限制。

3. 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

农业是粮食主产区的优势产业,但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一直较低,农民投入积极性不高,人工投入减少,粗放经营成为更多农民的选择。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农民外出务工比重越来越高,获取更多的务工收入。“十一五”期间,国家对农民种粮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逐步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价,市场粮价相应走高,粮食种植效益也有所提升,但是相对外出打工,种粮效益仍然偏低,种粮的机会成本仍然较大,农民种粮意愿仍然不足。

4. 仍需进一步探索更为有效的粮食补贴方式。

近几年,粮食补贴政策和取消农业税极大鼓励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而目前实行的粮食直补、种子补贴等政策均为按面积补贴,补贴效率还不够高。政策性补贴在产粮大县对农民增收的拉动作用甚至低于普通县,政策效应还不够明显,无法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需要进一步探索更为有效的粮食补贴方式。

(二)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对策

1. 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增值收益。

以粮食生产优势为依托,注重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善农林牧渔结构,大力发展草畜产业,增加高产、高价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提高土地增加值和农业经济效益。畜牧业是宁夏粮食主产区农产品产业链的前端,特别是清真牛、羊和家禽产业在宁夏具有传统养殖优势和民族区域优势,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延伸这一产业链,将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起到重要作用。应在政策上予以重点扶持,特别是在信贷、保险政策和防疫方面加大力度,促进畜牧业更快发展,使之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产生持久效应。

2. 积极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实现规模效益。

现阶段粮食主产区绝大多数农民分散经营,小农户经营随意性较大,产品难以进入市场,更经不起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打击。应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模式,扶持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种经营主体,鼓励发展粮食集中连片种植,实行区域化、规模化种植,推进粮食生产集约化、规模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提升粮食产出效益。

3. 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农业补贴力度。

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在市场价格过高时补贴低收入消费者,在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按差价补贴生产者,切实保证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益。按年度进行农产品成本核算,及时根据农产品生产成本和农民种粮收益变化情况,充分考虑农业用工持续上涨形势,随时调整粮食最低收购价,引导农产品市场。建议完善补贴方式,实行动态粮食综合直补。根据“种粮有补,不种不补,多种多补,少种少补”的原则,按面积补贴改为按粮食实际出售量补贴,并同时提高补贴标准,向贡献较大的种粮大户、粮食主产区倾斜,增强粮食补贴的针对性,进一步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

4. 建立健全政策性粮食自然灾害保险制度。

农业保险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的“绿箱”政策之一,是支持和保护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建立适合粮食主产区的政策性粮食保险机制和发展模式,加快建立粮食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对因重大自然灾害形成的大额赔付,由风险基金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逐步形成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

5. 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努力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要按照中央精神,大力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提供信息沟通、法规咨询、价格评估、合同签订、纠纷调处等服务的土地流转服务组织。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基于市场价格的征地补偿动态调整机制,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建立宅基地腾退激励机制,盘活利用农村现有宅基地,逐步推行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和流转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宅基地依法取得、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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