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设计发展历程

英国设计发展历程（通用8篇）

英国设计发展历程 篇1

牛津教学的最大特点是“导师制”。学生的导师由研究人员担任，他们多为品学俱佳的学者，在一定的领域卓有建树。导师制要求学生每周与导师见一次面，将自己一周内研究和撰写的论文向导师宣读。此外，还有许多讲座。每个讲座不论是导师还是学生，不论是高年级还是低年级，都可以自由发言，平等讨论，但在议论之后，要交作业。与导师单独见面，宣读一周内研究和撰写的论文时，导师要评论，要提问，如果论文质量不行，答辩不好，要影响成绩、影响毕业。一周一次，周复一周。

360教育集团介绍说，牛津是泰晤士河谷地的主要城市，传说是古代牛群涉水而过的地方，因而取名牛津（Oxford）。牛津向来是伦敦西行路线上的重点，早在1096年，就已有人在牛津讲学。

在12世纪之前，英国是没有大学的，人们都是去法国和其它欧陆国家求学。

1167年，当时的英格兰国王同法兰西国王发生争吵，英王一气之下，把寄读于巴黎大学的英国学者召回，禁止他们再去巴黎大学。另一说法是，法王一气之下，把英国学者从巴黎大学赶回英国。不管如何，这些学者从巴黎回国，聚集于牛津，从事经院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于是人们开始把牛津作为一个“总学”，这实际上就是牛津大学的前身。学者们之所以会聚集在牛津，是由于当时亨利二世把他的一个宫殿建在牛津，学者们为取得国王的保护，就来到了这里。

12世纪末，牛津被称为“师生大学”。

1201年，它有了第一位校长。

1209年，在牛津学生与镇民的冲突事件过后，一些牛津的学者迁离至东北方的剑桥镇，并成立剑桥大学。自此之后，两间大学彼此之间展开相当悠久的竞争岁月。

1214年6月20日，经过一名教皇使节的磋商，大学重新回到了牛津，并得到了特许。牛津大学的身份直到1571年通过的一项法案而得到正式的确定。

正是在中世纪，那些思想活跃、生活不羁、常赊欠债务的青年学生，不可避免地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其中最大的一次冲突，几百名学生被乱箭射死。这件事的结果是国王出面镇压，并判市民赔偿牛津大学500年费用。

构成牛津大学的学院有许多在13至16世纪之间创立，基督教会学院是1525年渥西枢机主教创建，作为培训主教的教会学院。汤姆方园里的塔楼上半部是列恩在1682年建造，为本市最大型塔楼。

1648年汤姆大钟挂上时，学院共有101名学生，因此在晚上9：05分（牛津的时间比格林威治慢5分钟）大钟敲101下，提醒学生注意宵禁（1963年起不再实施）。

默顿学院是牛津最古老的学院（1264年）。其它有：新学院（1379年）、皇后学院（1695年）等。

17世纪内战期间许多战役在牛津附近开打，此地曾为受学生支持的查理一世的总司令部。当保皇党员被迫逃离牛津时，克伦维尔自封为大学的校长。

2001至2002学年，在牛津大学就读的学生总数超过1.65万人，其中，来自130多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占了1/3，在校研究生的数目约为5000人。

截止目前，留学360更新海外名校录取86789枚，其中哈佛大学43人、耶鲁大学56人、斯坦福大学43人、麻省理工学院25人、牛津大学38人、剑桥大学35人、多伦多大学290人、麦吉尔大学353人、悉尼大学1874人、墨尔本大学1286人、澳洲国立大学1100人、香港大学120人、新加坡国立大学150人、南洋理工大学227人、新西兰奥克兰大学1241人。

英国设计发展历程 篇2

一、英国现代学徒制发展历程

英国现代学徒制从传统学徒制演变而来。1563年,英国颁布了《工匠学徒法》(Statute of Artificers 1563),[1]对学徒资格、学徒年龄、学习年限及师傅资质要求做出规定,这是英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学徒制的发展,传统学徒制在之后的两百年间逐步发展壮大。第一次工业革命使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大规模机器生产取代了个体手工作坊式生产,熟练工人的需求量大大下降,传统学徒培养模式无法适应当时社会的生产要求,逐渐被学校职业教育所替代。在两次工业革命的冲击下,传统学徒制湮没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浪潮中。然而,单一的学校职业教育过于重视理论教学,无法与工作岗位实践训练很好地融合,难以满足社会生产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职业教育发展究竟向何处去?此种情况下,学徒制又重新进入英国政府的视野,基于新的时代要求,将传统学徒制与学校职业教育模式相结合,实现了学徒制的华丽转身———现代学徒制建立。

(一)现代学徒制的建立

20世纪90年代,面对社会生产力不断下降、失业率攀升等问题,结合德国、芬兰、瑞士等国职业教育推动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英国政府开始反思并寻求出路,将问题的源头指向了本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缺失: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不足,相关培训机构较少;学生、家长对职业教育存在认识误区,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学校职业教育长期脱离企业实践,毕业生难以满足社会需求,等等。鉴于此,英国政府于1991年发布了《21世纪教育与培训》(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the 21st Century)白皮书,要求着力解决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问题,让更多16~19岁的青年能够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教育。[2]为了提高青少年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及学历证书的比例,增加中间层次技术工人的人数,英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行现代学徒制。1993年11月,英国政府宣布实施现代学徒制,1994年10月,全国14个试点行业部门首先进行了学徒制的改革,1995年在全国54个行业全面展开。[3]

(二)现代学徒制的发展

1997年至今,英国现代学徒制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首先,政府高度支持,设立专门机构。1998年,英国就设立了监测工厂企业学徒制执行情况的专门机构,2007年,这项职责由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Ofsted)承担。其次,扩大培训规模。1999年,政府批准提供现代学徒制培训的行业部门迅速扩展,达到83个。最后,对现代学徒制进行资助扶持。2000年起,政府通过培训与企业委员会(Training and Enterprise Councils,TECs)向现代学徒制提供资金支持。学徒制培训内容也日臻完善:其一,2003年,理论知识首次引入现代学徒制,在强调实践技能培训的基础上明确了对学徒理论知识的要求(包括离岗培训);其二,2005年,学习与技能委员会(Learning and Skill Council,LSC)发布了《学徒制蓝图》(Blueprint for Apprenticeships)报告,确定了学徒制的培训框架,指导学徒制的开展。[4]

(三)现代学徒制的完善

近年来,英国政府加强政策引导,改革成效显著,现代学徒制发展较为完善。首先,法律体系逐步健全。早在1964年,英国就制定了《产业培训法》(Industrial Training Act),成为包括学徒制在内的多种培训的法律依据。进入21世纪,国家制定了多部关于学徒制的专门法律,比如2008年的《学徒制草案》(Draft Apprenticeships Bill)及2009年的《学徒制、技能、儿童与学习法案》(Apprenticeships’Skills’Children and Learning Act,ASCL),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现代学徒制的地位。其次,国家成立了相关的机构促进现代学徒制的普及和推广。2009年4月,英国国家学徒制服务中心(National Apprenticeship Service,NAS)正式成立,该机构是英国国家性质的学徒制管理机构,利用网络为用人单位、学生、培训机构提供信息,这对于推动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最后,形成了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英国现代学徒制的组织管理涉及众多机构,不同部门、机构各司其职。学习与技能委员会、行业技能开发署(Skills Sector Development Agency,SSDA)与行业技能委员会(Sector Skills Councils,SSCs)以及资格与课程署(Qualification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QCA)分工负责各学徒制项目的开发与管理;各学习与技能地方委员会及颁证机构在地方层面具体管理学徒制的实施;培训机构与雇主共同承担学徒制的教学。[5]

二、英国现代学徒制的成效

经过20余年的发展,英国现代学徒制取得了显著成效,并促使英国的职业教育由落后面貌转变成为现如今国际职业教育界推崇的成功典范,可以说,英国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都受益于此。

(一)学徒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人数逐年提升

现代学徒制极大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据商业创新和技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 novation and Skills,BIS)估算,政府对3级学徒每投入1英镑可获得28英镑的收益,2级学徒也能创造26英镑的收益。[6]鉴于学徒制的巨大收益潜力,英国政府采取诸多措施,学徒数量不断增加,既有为就业做准备的青年人,也有为提升职业技能的成年就业者:2002/2003年新增学徒数为16.8万,2005年至2009年连续五年,这一数字分别递增至17.5万、18.4万、22.5万、24万和28万,2010/2011年更是超过40万。2014/2015年新增学徒共计有50万,远远超过了十年前的18.9万人。[7](下页图1所示)卡梅伦政府对发展现代学徒制高度重视,承诺在上届政府创造的230万个学徒岗位基础上,到2020年要创造300万个学徒岗位,[8]并确保学徒培训的质量,使英国的年轻人都能拥有光明的未来。

注:2015/16年的数据仅限于2015年8月至2016年1月。资料来源:Apprenticeships geography,equality&diversity and sector subject area:starts 2002/03 to 2015/16 reported to date[EB/OL].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al-data-sets/fe-data-library-apprenticeships.2016-06-12.

(二)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保障现代学徒制的实施

英国在学徒制方面建立了完备的法律法规,为现代学徒制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08年1月,英国政府公布了《世界一流学徒制:解放天赋,发展所有人的技能》(World-class Apprenticeships:Unlocking Talent,Building Skills for All)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通过立法来明确学徒制的法律地位,消除其模糊性”。[9]2008年3月,英国儿童、学校和家庭部(Department for Children,Schools and Families,DCSF)与创新、大学和技能部(Department for Innovation,Universities and Skills,DIUS)联合向议会递交《提高期望:促进教育系统运作》(Raising Expectations:Enabling the System to Deliver)白皮书,指导青年和成人技能教育的实施,其中要求给每一位16~19岁的青年都提供学徒制培训的机会,各地政府都要建立相应的扶持机制,并为缺乏技能或失业的成年人开展技能培训。[10]随后,2008年7月,两部门共同发布《学徒制草案》,以立法的形式为现代学徒制奠定了法律基础,规范了学徒制培训,保障了现代学徒制的地位。之后,《学徒制、技能、儿童与学习法案》于2009年11月由议会正式颁布,标志着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和管理真正纳入法律轨道。[9]2015年9月,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发布《企业法案》(Enterprise Bill)将学徒制纳入保护条款,不允许提供质量低下的学徒制培训,旨在改善英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三)形成现代学徒制的培训框架,制定相应培训标准

现代学徒制培训框架对学习内容和标准做出基本规范。各级学徒制的培训框架尽管内容有所差异,但都包含三个要素:能力本位要素,其形式是国家职业资格(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NVQ);知识本位要素,其形式是技术证书;可迁移的关键技能,其形式是关键技能资格。[12]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能力本位要素,它的表现形式就是国家职业资格,其他两个要素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要素设计的。学徒的种类多样,英国针对不同类型的学徒都制定了相应的标准。2011年,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英国教育部(the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Df E)、国家学徒制服务中心以及技能资助局(Skills Funding Agency,SFA)共同制定了《英格兰学徒制培训规格标准》(Specification of Apprenticeship Standards for England,SASE),对各级学徒制培训提出最低标准,提出了每个级别学徒制在英语、数学和信息通信技术,学徒权益责任,学习和思维能力方面的具体要求,具有法定效力,各行业的培训必须对照执行。该标准自2011年发布之后,又于2013年3月、2015年2月进行两次修订,对高等学徒制(Higher Apprenticeship)、功能性技能(Functional Skills)、中等教育普通证书考试(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GCSE)等方面做出修订。2015年3月23日,英国技能资助局发布了新学徒的标准清单,用于雇主和培训机构招募和培训学徒。这个清单汇总了2014年、2015年间不同时期颁布的各行业学徒标准,涵盖了金融、机械、医学、法律、管理、食品等各领域的54种职业,明确了学徒的具体工作角色和所需的技能。[13]

(四)学徒制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对应,给予学徒未来多项选择

针对16岁及以上的年轻人,英国现代学徒制又可以由低到高细分为中级学徒制(Intermediate Level Apprenticeship)、高级学徒制(Advanced Level Apprenticeship)和高等学徒制(Higher Apprenticeship)。这三级学徒制与国家职业资格有着紧密联系(如图1所示)。国家职业资格是英国颁发职业资格证书的一种考核制度,以国家职业资格标准(National Occupational Standards,NOS)为导向,以不同工作所要求的基本能力为基础,以实际表现为考核依据。[14]国家职业资格针对不同职业制定出相应的行业标准,覆盖英国90%以上的职业岗位,是劳动者求职、任职的资格凭证,是用人单位招聘、录用劳动者的主要依据。学徒制与国家职业资格挂钩,一方面,学徒获得的资格认证可得到全国雇主的认可,学徒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学徒取得的各项资格证书与普通教育证书可以互通,这就保证了学徒能够继续选择高等教育,提高了其参加学徒制的积极性。

三、英国现代学徒制的优势

英国推行现代学徒制20多年,目前基本改变了传统上职业教育被忽视的情况,实现了职业教育的跨越发展。总结起来,英国现代学徒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纵向比较:相较于传统学徒制的“现代性”

学徒制作为一种在生产过程中以口传身授为主要形式的技能传授方式,是手工业生产条件下职业教育的一种主要形态,其发展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前后。[15]作为早期职业教育雏形的学徒制,以技能教育为中心,通过行业中技术成熟、经验丰富的师傅手把手将技术传授给徒弟,产教结合,实现对技艺的传承和持续发展。[16]区别于传统学徒制,英国现代学徒制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功能目的现代性。传统学徒制的功能目的偏重生产性,是维系、扩张家庭生产,行会控制生产以及工厂压榨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方式,学徒的学习成效并未被置于最核心的地位;而现代学徒制的功能目的是教育性的,在经济考虑的背后,以高效培养技能型人才为目的,学徒不再被视为业主或企业的私有物,而是国家公共的人力资源,英国政府旨在通过发展现代学徒制,为经济发展源源不断输送人才。[17]第二,实施管理现代性。传统学徒制是行会制度的产物,无论是具体实施、教学指导,还是师徒关系、监督管理,都受到行会的控制,国家对学徒制的干预较弱;现代学徒制则实现了国家层面的统一规范和管理,英国现代学徒制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从政府层面大力推广,制定了多部针对学徒制的法律,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成立专门机构,提高管理的实效性。第三,教学方式的现代性。传统学徒制的教学主要靠师傅对徒弟的技艺传授,徒弟一方面是师傅的学生,一方面是师傅的帮工,学习的同时还必须完成生产任务,教学并没有规范的模式和程序,随意性较大;而英国现代学徒制融合了师徒传授与正规职业教育的形式,学徒的身份即学院或培训机构的学生和企业的学徒,有着严格规范的教学程序和内容,在课程教学和企业培训方面,英国不仅实行全国统一的现代学徒制课程框架,还对行业的培训标准做出严格规定,保证学徒培养的质量。

(二)横向比较:相较于其他先进职业教育模式的“系统性”

相较于学科本位的学校职业教育模式、日本企业职业教育模式、澳大利亚TAFE学院办学模式等目前世界范围内先进的职业教育模式,英国现代学徒制的“系统性”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体参与的系统性。与其他职业教育模式相比,英国现代学徒制涉及众多参与方,包括政府、行业、企业、雇主、培训机构、学徒和家长等,这些参与主体彼此协调,形成一个完整的利益相关者系统。其中培训机构和雇主承担了学徒的培养任务,学徒及监护人与企业之间订立合同,明确各方权益及学徒在岗培养的具体岗位、教学内容等,各参与主体之间相互监督。第二,运作模式的系统性。英国现代学徒制的运作模式可以简单概括为“合作培养,工学一体”,合作培养即培训机构与雇主合作开展学徒培训,学院或培训机构主要负责理论教学,雇主承担学徒实践技能培训,其中雇主占据主导地位,根据行业、企业所需培养高质量对口人才;工学一体是指学习、工作一体化,培养过程、从业过程一体化,学徒、学生身份一体化,理论教学、技能传授一体化,学生根据个人需求选择课程,在指定的企业里面边学习、边工作,既获得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又获得一定的报酬。[16]第三,人才培养系统性。英国现代学徒制在人才培养方面突破了单一的学术、技能要求,实现了对学生理论知识、实践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培养,将学习与就业在学生进入社会之前紧密结合在一起,除了使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外,更为关键的是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念和就业态度。相对于学校职业教育忽视实践、理论教学与实践脱节,企业职业教育模式轻视理论、学生发展后劲不足的种种问题,英国现代学徒制有效地规避了这些缺陷,在学习者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能充分提高其实践技能,积累工作经验,养成良好职业态度,实现高质量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因而受到英国上下的一致认可。

四、英国现代学徒制的挑战与应对

尽管英国现代学徒制具有很大优势,在过去的发展中取得显著成效,但在推行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近年来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力推进改革进程,促进现代学徒制发展。

(一)英国现代学徒制面临的挑战

1. 学徒人数增多,培训质量下降

尽管英国的学徒人数不断增长,但令人堪忧的是学徒培训质量下降,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2015年10月,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发布《学徒制:为未来的成功发展技能》(Apprenticeships:Developing Skills for Future Prosperity)报告,揭示了现代学徒制发展存在的问题,集中反映了培训质量的下滑。比如提到,在英国最需要学徒制培训的领域,没有为青年提供足够的培训机会,使青年难以掌握先进的专业技能;在学徒人数激增的客户服务、零售、管理和护理等行业,学徒制的培养重点脱离雇主需要,课程设置并未从雇主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出发,经过培训的学徒还是无法很好地适应工作岗位。[19]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培训提供者单方面追求学徒数量,不以学徒的技能需求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在资助时,将学徒培训规模置于考核的首要因素,各行业雇主得到的培训补助金各异(零售业的学徒补助金最低,工程行业的最高),最终导致各行业发展不均衡。现代学徒制的规模扩大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培训质量为代价的,如果继续下去而不加以改进,势必影响现代学徒制长远发展。

2. 现代学徒制参与方众多,利益不均衡使培训效率受限

英国现代学徒制涉及的相关利益者众多,各方的利益诉求不尽一致,寻求平衡成为难以完成的任务。首先是雇主与学徒的关系,现有培训模式以雇主为主导,增加企业培训灵活性的同时,对学徒的兴趣和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忽视,弱化了学徒的利益,影响了学徒学习的积极性和培训效果。其次是雇主和培训机构的关系。培训机构直接承担教学任务,先与各地方学习技能委员会签订合同,后再同雇主签订培训协议。[20]在学徒和雇主关系的确立中,培训机构起到桥梁作用,雇主与学徒之间的培训合同必须通过培训机构来达成。作为学徒和雇主的中介方,培训机构的出现意味着培训过程中出现了另一个“利益相关者”,尽管是为雇主和学徒搭建桥梁,但这会使政府资金分配的透明性有所下降,培训制度的市场化机制又会进一步刺激这些培训机构,增加与雇主协调关系的难度。

3. 学徒参与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弱势群体获取信息能力较差

调查显示,年轻人被问及关于参与学徒制的最大障碍时,他们最常提的问题之一就是信息掌握不够。[21]信息的不对称使这些青年难以找到理想的学徒岗位,这个问题在少数族裔群体中更为显著。首先,少数族裔父母对这种工作本位学习模式知之甚少,孩子很难从父母身上对学徒制有所了解并得到父母的支持。其次,社区组织中关于学徒制的普及和推广有限,并且没有考虑少数族裔语言和文化的劣势,少数族裔因为了解不够产生抵触心理,这也是学徒制无法很好吸引这些年轻人的原因之一。最后,学校缺乏为适龄年轻人提供足够信息和指导的有效途径,作为除家庭和社区之外最大的信息来源,学校在克服学生形成的性别、种族意识和职业理念刻板印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这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信息的获取。

4. 政府资助分配不平衡,中小型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是否决定开展现代学徒制最直接、最核心的因素是经济利益,几年的学徒培训费用,尤其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鉴于此,英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激励措施,以使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成本与收益大体相当,最为突出的就是进行经费资助。然而,英国是根据学徒制培训的最终结果提供相应培训补助的,如上文所述,政府采用实用主义的资助刺激手段,实行定量配给制度,过分强调培训的数量与规模,也就是说企业规模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提供培训的能力,因此这样的分配机制显然无法让中小型企业雇主(Small&Medium-sized Enterprises,SMEs)满意,这类企业雇主的参与热情也就大打折扣。

(二)应对挑战采取的举措

1. 淡化规模效应,采用多种方式强力促进培训质量的提升

针对培训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英国政府积极寻求有效的解决途径。2013年10月,英国首相卡梅伦在牛津大学宣布现代学徒制新一轮改革,旨在提高学徒制培训质量。[6]英国将逐批启动“开拓者项目”(Trailblazers Project),对一些领先的企业部门和关键职业针对性开发新的学徒制标准,学徒必须在雇主严格独立的评估下展示他们的能力;同时,英国专注于培养高技能学徒,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高技术行业的就业需求。这些高技能学徒相当于全国公认资格的4级或更高(根据国家学徒制服务中心,6级学徒相当于学士学位,7级学徒相当于硕士学位)。[6]政府方面,首先加大对现代学徒制的资助。2014年,英国政府投资4,000万英镑支持20,000多名高等学徒培训,满足用人单位需求的同时保证学徒培养的质量;学徒税将在2017年4月以雇主工资单0.5%的比率推出;2019年至2020年,英国政府用于学徒制的支出将是2010年至2011财年的两倍,其中包括新设的学徒税收入。同时,英国政府对学院等各类培训机构的投入将有显著增加,预计达9亿英镑。[24]其次,加强监管力度,尤其针对培训存在的不足之处及时进行监督纠正,同时还要对那些表现不佳的学校或培训提供者建立最低的业绩考核标准,如果无法实现,则立即采取干预行动(intervention action)。[25]最后,重视评价考核,确保质量评估系统适用于目前雇主导向的现代学徒制,对培训质量评测时,注意方法灵活性和信息透明度,进行多角度、全方位考察。

2. 协调雇主学徒关系,鼓励学徒了解并参与学徒制

在现代学徒制的众多参与方中,雇主和学徒是最关键的主体。为了兼顾学徒和雇主的利益,政府鼓励学徒和雇主充分交流,通过直接交流,年轻人可以对雇主有更全面的了解,并拥有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英国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巡回招聘活动(milk round),当地的学生可以直接从雇主那里了解现代学徒制的培训情况,这有助于最大限度提供学徒与雇主相处的机会。[26]同时,政府注重现代学徒制在雇主中的推广,促进雇主进一步了解现代学徒制,并真正领会参与的益处。此外,政府大力推动全面公开现代学徒制的相关数据和信息,确保信息需求方可以便捷获取,力求家长、老师、学校、社区多方面支持并引导青年人全面认识和理解现代学徒制,使更多适龄青年参与其中。[27]

3. 增强现代学徒制宣传推广力度,保证信息透明公开

在推广宣传方面,英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助推现代学徒制的普及。比如英国政府于2009年建立学徒制官网,为供需双方搭建网上互动平台,针对雇主、学徒、培训机构等不同群体广泛提供现代学徒制信息。此外,从2008年算起,目前英国已连续9年开展“国家学徒制周”(National Apprenticeship Week)活动,通过举办研讨会、年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向雇主和学生宣传现代学徒制。最新的“国家学徒制周”活动于2016年3月14~18日成功举办,宣传力度不断增强,期间组织了一系列讲座和活动,参加的企业共承诺招募30,084名学徒,比2015年增加了7,000多名。[28]政府还致力于建立更多教育技能培训机构,为所有学徒和家长提供就业指导,确保学徒可以获得雇主所需的就业技能,为将来工作做好准备。

4. 改革资助标准和方式,加强对利益各方的支持

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历程 篇3

关键词： 英国    议会制度    发展历程

英国议会制度的兴起发展，不仅对英国历史发展产生极大影响，而且对世界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英国议会被称为“议会之母”。在参考众多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对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介绍，希望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有所借鉴。

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议会

13世纪初，英国封建贵族实力强大，王权薄弱。1215年贵族起兵占领伦敦，和国王签署《大宪章》，限制王权，保护封建贵族、教会和部分市民上层利益，这是一部约束王权的封建性法律。

因为国王亨利三世不遵守《大宪章》，内战爆发，1264年，贵族、骑士和市民的军队打败国王的军队。封建贵族等为维护自身权利，迫使国王同意成立议会。1265年，第一次议会召开，标志英国早期议会产生。早期议会有决定国家征收新税和特别税的权利，有同意制定或废除法律等权利，限制了王权。议会的参加者有贵族、教士和市民的代表。

1342年开始，议会发展为上、下两院，上院又称贵族院，由贵族和教会代表组成，下院又称平民院，由乡绅和市民代表组成。议会的权利主要在下院。

14、15世纪，英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并得到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产生和力量迅速壮大，包括部分封建贵族逐渐资产阶级化，称为新贵族。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下院占多数，控制了下院和议会，议会实际上逐渐资本主义化，成为英国资产阶级和国王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斗争的工具。

1629年议会因反对国王查理一世税收政策而被解散。1640年，查理一世为了筹集对苏格兰战争的费用，重新召开议会。新议会一召开便对查理一世的暴政进行猛烈抨击，很快被国王解散，只存在三个星期，史称“短期议会”。

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议会

迫于形势，1640年11月国王查理一世重新召开议会。新议会企图控制国家政权，与国王进行激烈斗争，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标志。这届议会存在了十三年，史称“长期议会”。

在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议会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基地，通过了一系列废除封建制度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律，推动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英国的确立。克伦威尔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先后多次解散议会。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联合支持英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和任荷兰执政的女婿威廉，发动光荣革命，把信奉天主教并竭力在英国恢复封建秩序的詹姆士二世赶下台，1689年1月，玛丽和威廉被英国资产阶级迎立为国王，英国议会从此掌握国家大权，议会与国王的斗争以议会的胜利而结束。

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议会

1689年10月，议会制定并通过了《权利宣言》，内容共十三条，通过法律形式限制国王的权力，确立了议会立法权、财政和行政监督权等权力，“它明确了国王必须根据议会意愿行使行政权的基本原则……以议会立法主宰国家，国王只能是依法而治的君主，必须执行资产阶级的意志”[1]。英国议会成为国家权利中心，英国开始确立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国王逐渐处“统而不治”的地位

“议会由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代表选民行使国家权力，这就是所谓的代议制。在代议制下，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对国家实行集体统治”[2]。

1701年，英國议会又通过《王位继承法》，规定了王位继承的原则，王位继承由议会决定，这是对《权利法案》的补充，通过这两个法案确立了“议会至上原则”，议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英国君主立宪制进一步确立。

18世纪初期，英国责任制内阁开始形成。议会下院大选后，第一大党领袖提请国王任命为首相，组织内阁，掌握国家行政权，内阁对议会负责，国王真正“统而不治”，英国君主立宪制在英国最终确立。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英国的市镇分布和人口分布发生巨大变化，英国议会下院议席的分配方式不合理，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强烈要求参与管理国家，工人的斗争不断。1832年议会通过改革法案，重新分配下院议席，新兴工业城市取得较多议席，修改选举资格，降低选民的财产和身份要求。这次改革以和平方式削弱了议会中贵族保守势力的权利，工业资产阶级分享了政权，这是英国议会史的一次重大改革。但工人、雇农、妇女仍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第二次议会改革法案，对议席分配再作调整，取消46个“衰败选区”，空出52个议席分给大工业城市和较大的郡;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这次议会改革，进一步巩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小资产阶级和上层工人获得选举权，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得到发展。但下层工人和农业工人仍没有选举权。

1884年，英国出现第三次议会改革，议会制定通过《人民代表制法》，使部分农业工人获得选举权，城市和农村的选举资格基本统一。1885年英国议会通过《重新分配议席法》。全国分为617个选区，每5.4万人分配1个席位，基本实现平均代表制原则。这次议会改革扩大了选举权，但选举权仍受财产资格限制，妇女和财产未脱离父母的男子及佣人没有选举权，没有实现普选。

1918年英国议会通过《人民代表选举法》，规定男性公民从21岁起，妇女从30岁起，享有普选权，使30岁以上的妇女获得了选举权，第一次赋予部分妇女以选举权。1928年又将妇女选举权的年龄限制降低为21岁，妇女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成年公民普选权终于得以实现。

1969年《人民代表选举法》规定，凡年满18岁的公民，依法均享有选举权。下院议员的选举根据该法进行。将选民的年龄由21岁降低到18岁，英国现代选举制度较完整确立起来。

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过程，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过程，是民主代替专制的过程，英国资本主义民主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刘宗绪.世界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41.

平面设计的发展历程分析论文 篇4

平面设计在世界的发展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因为平面设计大都在乎的是视觉上的效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平面设计的发展，尤其是动漫技术的发展，使平面设计有了质的发展和飞跃，从传统平面效果发展为有声有动态画面的三维二维的立体效果。下面让我们看看平面设计的发展历程之路。

1印刷技术的更新推动了平面传媒的成长

自从康尼格将蒸汽机动力和印刷术成功的结合之后，蒸汽滚动印刷机大大提高了印刷的`速度，机械化的排版和造纸技术的发展，都降低了印刷的成本，使平面设计逐渐的走向普通大众的视线，平面设计的发展促进了广告的兴起，制作精美的广告，广告公司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平面设计的发展。

2. 石版印刷刺激了广告招贴的发展

随着石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平面设计又朝着新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印刷技术进入了彩色的印刷阶段，艺术家以及平面设计师不断的发挥自身的艺术创造能力，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色彩绚丽、形象生动的招贴广告。这是把广告招贴投放到公共场所的开始，也退动了平面设计和广告产业向另一个时代的发展。

3. 摄影成为新的传达工具

发展历程 篇5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制度上推动了中国期货市场的产生, 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发展促进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快速发展。农产品尤其是原料性大宗农产品, 由于其生产和现货市场特性,使得农产品期货在中国与在其他期货市场发育较成熟的国家一样, 成为最早产生的期货品种, 并且到目前为止, 农产品期货仍是中国期货市场上最重要的品种。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1 初创阶段(1990~1993 年)1990 年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成立以及1991年3月在该批发市场签订了第一份小麦远期交易合同等都在为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育奠定基础, 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发育的可能性;1992 年下半年起适应期货市场发展要求的期货经纪公司开始成立;1993 年4 月中国颁布了第一个有关期货市场方面的法规———《期货经纪公司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截止到1993 年底, 全国范围内建立的期货交易所达40 余家, 上市交易的农产品期货品种也不断增加, 在国家工商局登记的期货经纪公司达144 家[1]。总的来看, 这一阶段为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 不断产生的各种问题使得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趋势明显。

1.2 清理整顿阶段(1994~1996年)这段时间里, 中国农产品期货交易快速增长,1995 年中国期货市场总成交量达63612 万手, 总成交额达10 万亿元, 其中农产品期货成交额占到一半左右。但是, 由于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盲目发展和不规范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1993年11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 并开始对期货市场进行清理整顿工作。即使这样, 由于在这段时间里农产品期货交易主要集中在一些小品种上, 尤其是绿豆、咖啡、红小豆等不具备较好的期货市场发育所需要的现货市场条件的品种交易活跃, 使得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垄断和恶性炒作事件不断发生, 甚至威胁到中国期货市场的继续生存与发展[2]。

1.3 调整阶段(1997~2000年)经过前一阶段的整顿, 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开始进入相对平稳的试点发展时期。1997 和1998 年政府加大了对期货市场的调整, 进一步压缩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以及期货交易品种;1999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并相继实施了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相关管理办法等, 从而加强了对期货市场的法制监管, 使之逐渐向规范化发展。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整, 中国期货市场的法规体系和制度框架已基本构建, 从而使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规范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在整个调整时期, 中国期货市场交易量持续下降, 农产品期货交易也在不断萎缩, 2000 年中国期货市场成交额不到1995 年的1/ 5, 农产品期货仍占中国期货市场成交额的绝大多数, 尤其从2000 年起中国农产品期货交易已经开始趋于向原料性大宗农产品集中(图1和表2)。

1.4 规范发展阶段(2001年以来)2001 年3 月,“十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 为中国期货市场多年的规范整顿划上了句号;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不仅为期货市场进一步发展扫除了理论认识方面的障碍, 也预示着中国期货市场发展新阶段的到来。从2001 年开始,期货市场逐步趋于活跃, 出现恢复性增长, 并于2003 年超过之前的最高水平, 全年成交金额达到10.84 万亿元, 其中农产品期货占77.1%;2004 年农产品期货成交额稍有下降, 但近几年一直稳步上升,尤其是期货市场发育或功能发挥所需具备的现货市场条件比较好的原料性大宗农产品期货的交易越来越活跃(图1 和表3)。2007 年3 月起, 国务院和证监会陆续颁布了有关期货交易、期货交易所以及期货公司等的相关条例和办法, 为中国期货市场的进一步稳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一、中国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初衷——回避现货交易风险

农产品作为日常生活食品的来源和工业原料，其流通状况涉及到农民利益、国民生活和工业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不重视农产品的流通环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商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农产品生产和流通实行了以市场调节为主，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和流通。但同时也出现了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和农产品买难卖难的问题，使得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受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失时机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引入期货市场机制，通过期货市场特有的价格发现和回避风险功能，使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转移，从而起到缓解农产品价格波动、稳定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作用。

一、农产品期货市场对农业发展的作用

首先，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成为农民种地卖粮的好指导。农产品的生产周期比较长，价格波动也非常剧烈，生产者承担着巨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随着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大力扶持和农业保险的逐步实施，对农民来说，他们面对的最大风险不再是自然风险，而是价格风险。

其次，成为企业改善经营和保值避险有效工具。对于很多现货企业来说，期货市场的主要作用是套期保值。还有的现货企业，将期货市场作为调整经营策略和方向的指示器，在长期参与期货市场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利用期货市场价格信息进行经营的有效策略。

同时，期货市场价格信息反映市场预期，可以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科学的参考信号，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针对性；并且期货市场价格信息传导效率高，对现货市场影响大，国家宏观调控信息通过期货价格信息传递，能够减少信息传导的时滞，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增强调控效果。

中国从1988 年起开始研究期货市场。与美国等其它国家不同的是, 国外的期货市场是自然生成的, 是根据生产经营者的需要“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 中国的期货市场是由各级地方政府或政府主管部门“自上而下”自觉建立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 价格体制、外贸体制及对商品交易的管理体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 “三角债”、违约现象屡禁不止。期货市场可以有效回避或减少这些风险, 这成为中国当时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的重要原因。

1990 年6 月, 中国第一家以期货交易为目标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建立。1993 年5 月该市场正式推出了小麦、大豆、绿豆等5 个期货交易品种。上海粮油交易所于1993 年6 月开始小麦、大豆、菜籽油等农产品的期货交易。除此之外, 海南中商交易所推出了天然橡胶、原糖期货交易。苏州商品交易所、北京商品交易所、天津联合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等交易所也陆续推出了其它农产品品种的标准化合约。农产品期货交易的品种、数量在全国逐步扩大

3．1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建立 3．1．1 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产生的背景

我国期货市场的产生起因于80年代的改革开放。经济转轨要求国家更多地依靠经济手段，依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经济。80年代的改革是沿着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这两条主线展开的。价格改革最早从农产品开始，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国家实心价格双轨制，除计划订购外，可以议价购销，市场调节范围不断扩大。随之，出现了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农业生产大升大降，买卖问题此消彼长，政府用于农产品补贴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等一系列问题。这其中，现货价格失真并且市场本身缺乏保值机制，一旦价格波动，政府必须出面，甚至承担全部价格风险。能不能建立一种机制，既可以提供指导未来生产经营活动的价格信号，又可以防范价格变动造成的危险呢? 80年代后期，一批学者提出了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的设想。1988年初，国务院作出重要指示，决定研究期货交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商业部等部门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期货市场研究，并成立了期货研究小组，系统地研究了国外期货市场的现状和历史，组织人员到国外期货市场进行考察研究，积累了大量有关期货市场的知识。

3．1．2 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准备后，我国的期货市场开始进入了具体运作阶段。1990年12月，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以现货交易为基础，引入期货交易机制，作为我国第一个商品期货市场正式开业。到1993年，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尤其是部门和地方利益驱动，在缺乏统一管理的情况下，各地各部门纷纷创办各种各样的期货交易所。到1993年下半年，全国各类期货交易多达50余家，期货经纪机构近千家，中国期货市场建设一哄而起，盲目发展。期货市场一度陷入了一种无序状态，如交易所过多、分布不平衡、品种重复设置、设计不合理、地下非法交易泛滥、盲目开展境外交易、大户联手操作、欺诈投资者等，多次造成期货市场风险，直接影响其市场功能的发挥。

在经过了长达7年的清理整顿之后，期货业的规范程度大大提高了，期货业的规范形象已初步树立起来。无论内部条件，还是外部环境，我国期货市场都已经具备了发展期货投资基金的基本条件。

①清理整顿任务基本完成，期市规范程度大大提高。从期货市场自身条件来看，经过清理整顿，期市规范化程度显著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有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法规体系。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证监会出台的四个管理办法已正式施行，为期货市场的长期规范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二是监管体系和市场结构逐步完整。我国期货市场的监管体制发生重大改变，初步建立了中国证监会垂直管理体系，监管思路符合市场规律，监管能力显著提高。期货交易所从14家撤并到3家，经纪公司从原来的300家压缩到170余家，期货经纪公司充实了资本金，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经培训和考核获得了从业资格，交易所和期货经纪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规范运作的自觉性显著提高。三是经过几次升级和改造，期货市场的交易和信息系统更加成熟，其容量、速度、安全等主要指标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四是投资者操作R趋理性。经过十年磨练，投资者对期货市场的功能特征、运行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操作手段日趋成熟和理性，法制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明显增强。总之，经过几年实践，期货市场己建成一套严密的交易、结算与风险控制制度，特别是经过一系列风险事件的洗礼，期货市场风险监控技术与能力得到大幅提高，目前己能有效遏制期货市场较大风险事件的发生。现有的市场基础和条件，非常有利于推出期货投资基金。

②实践造就了一批专业的期货管理与投资者队伍。目前，我国专业期货经纪公司有170余家，期货经纪公司的最低注册资金由原来的一千万元提高到三千万元，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一些大型期货经纪公司脱颖而出。另一方面，期货经纪公司不得从事自营业务的规定，使经纪公司的风险大大降低，自有资金显得比较充足，这就为发起成立期货投资基金创造了条件。同时，期货经纪公司不从事自营业务，也可以避免关联交易的发生，打消投资者的顾虑，这从制度上保障了期货投资基金的公正性。此外，通过培训和长期实践，期货市场从业人员的素质得到提高，造就了一支既懂期货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期货管理人员、经纪人与投资者队伍，为期货投资基金的试点成功奠定了人才基础。

③期货市场达到一定的规模。在经过长期的低迷之后，目前我国期货市场恢复性增长势头良好。2003年中国期货市场在国内外大环境趋好的背景下，大连、上海和郑州国内三大期货市场全面活跃，交易规模已创历史最好水平。据统计，2003年，全年交易额累计达10．84万亿元，一举刷新了1995年创下的10．12万亿元的历史新纪录。这说明，我国期货市场经过几年规范整顿，正逐渐迎来新一轮发展空间，已经进入规范发展新阶段。权威部门预测，我国期货市场未来发展的环境继续看好，理由如下：第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来了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而引起包括生产资料、农产品等一系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增加了生产、经营者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回避价格风险的需求；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增量，成为国际市场供求变化的主要变数，在铜、铝、大豆等主要期货品种上，中国期货价格对国际期货市场价格的影响不断增大，中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第三，党的十六大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决定》中明确指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确定了期货市场的重要地位，为期货市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有理由相信，我国期货市场容量将继续扩大，交易规模将更加扩大。

李宁发展历程 篇6

1990年～1992年创立阶段

被世人誉为”体操王子“的李宁，退役后在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图中)的支持下，以1990年投资赞助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为契机，设立李宁公司，开创了中国体育用品品牌经营的先河。

1993年～1995年高速发展阶段

李宁公司本着“取之体育，用于体育”的精神，通过体育赞助迅速在全国传播推广，广泛建立起以自己的连锁专卖店营销体系，成长为中国体育用品第一品牌。

1996年～1998年经营调整阶段

1996年初，公司开始对资源进行整合，成立北京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公司销售收入在十亿门槛上停滞不前。1997年，为提高公司抵御风险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公司开始经营调整，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理顺产权结构。二是产品开发。三是销售网络。

1999年～2004年二次创业阶段

公司建立起先进的ERP企业资源管理系统及规范的品牌识别系统，并将“品牌国际化”纳入了战略议程，公司启动了向国际化迈进的第二次发展阶段。但2003年，李宁在中国保持了9年的领先位置被耐克和阿迪达斯超越。2003年，李宁公司营业额达到约12.76亿元人民币。

2004年～2007年重上快车道

2004年，李宁引进私募股权投资并在香港成功上市。公司大量引进职业经理人，销售收入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长。但惜败于阿迪，未能成为北京奥运会合作伙伴。以安踏为代表的晋江鞋业开始对公司形成新的威胁。2005年1月，李宁公司与NBA签约，成为NBA官方市场合作伙伴。

英国设计发展历程 篇7

一战以后, 英国大学陷入战后重建的资金短缺的困境中, 英国政府应各大学的要求成立了大学拨款委员会, 隶属财政部, 职能为“调查英国大学教育的财政需求, 并就议会为满足这些需要应提供的经费数额问题向政府提供咨询建议”[1]。经费包括两部分, 一是非经常性开支, 包括校舍修建、设备购置、专业费支付和地产购买四个方面, 是不定期按需要拨给;二是经常性开支, 主要是在考察和评估大学业绩的基础上, 根据需要为大学提供周期为五年的一次性拨款。1946年《巴罗报告》 (Barlow Report) 增加了大学拨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调整大不列颠大学教育的财政需要;向政府建议关于议会满足这些需要所拨款项的分配事宜;收集、研究和分发有关国内外大学教育情况的资料;与大学和有关团体协商, 帮助制定并执行为保证大学适应国家需要的有关大学的发展计划”[2]。1963年, 英国发表了著名的《罗宾斯报告》, 吹响了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号角, 同时政府将大学拨款委员会划归为刚成立的教育与科学部。1963—1967年英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公共经费投入迅速增加, 五年内高等教育总经费增长了88%, 1967年高等教育总经费达到4.7亿英镑。但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金融危机, 使英国政府陷入财政紧缺的困境中, 同时也削弱了对大学的拨款。1975年除了削减经常性拨款外, 将拨款周期也改为每年拨付, 同时还采用“现金付款限额”的形式。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 由于高等教育经费的大幅度削减, 使英国的大学发展受到了重挫, 大学拨款委员会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大大降低。1985年7月, 大学效率研究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小组, 对大学拨款委员会的作用、法律地位和结构进行重新评议, 并提出对大学拨款委员进行改组。政府接受了此建议, 并于198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改革法》中规定设立一个名为大学基金委员会的法人团体取代大学拨款委员会, 大学拨款委员会由此结束了自己80年的历史。大学基金委员会由国务大臣委任的15名成员组成, 其中6—9人应该富有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经验并表现出有这方面才能, 并且目前仍在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其他成员必须是具备工业、商业、金融或其他任何专业的工作经验并能显示出这方面的活力[3]。

大学基金委员会除了具备拨款功能外, 还具有以下职权:经常检查符合资助的活动;向资助的活动提供有关信息和咨询等。另外, 在公共部门的经费拨付也经历了一系列变化。1965年, 教育和科学国务大臣A.克洛斯兰发表演说, 宣布英国实行双重制, 发展多科技术学院以满足英国高等教育的需要。“双重制确立后, 许多公立院校, 特别是多科技术学院, 很快成了全国性的学院, 这使高级继续教育联合基金成为多科技术学院的主要财源”[4]。高级继续教育联合基金是英国在1959年成立的, 目的是消除由于学生到异域求学所造成的各学院不平衡的经济状态。1982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各组建了咨询委员会, 负责决定高级继续教育联合基金的分配。1985年, 咨询委员会决定80%的联合基金的分配依据每所高校的学生数和教育计划, 20%的联合基金的分配依据高层次学生占全部学生的百分比。1988年英国政府成立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基金委员会取代全国咨询委员会向教育与科学大臣提出建议的任务, 按月直接向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提供基金。多科技术学院和高等教育学院基金委员会结构、人员组成与大学基金委员会相同。1988年《高等教育法》这一改革法案强化了政府的领导, 使大学更多地受到政府的控制, 同时多科技术学院也摆脱了地方当局的控制。1992年议会通过了《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 规定符合一定标准的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可以拥有大学的头衔, 英国至此结束双重制。同时英国政府宣布英国高等教育机构实行统一的拨款机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按地区形成三个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 分别为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 (HEFCE) 、苏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 (SHEFC) 、威尔士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 (HEFCW) 。另外, 设立负责科研经费拨款的科学研究基金委员会。

二、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职能与特色

虽然各地区负责财政的具体机构有所差别, 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高等教育治理的过程和结构大致相同。由HEFCE负责英格兰地区130所大学与高等教育学院财政的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选择HEFCE作为代表, 阐述其职能与特色。

(一) 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人员组成

根据《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法》的规定, HEFCE应由12—15人组成, 其成员由国务大臣任命, 并从中任命一名主席。在任命HEFCE成员时, 国务大臣应该考虑需要他认为具有承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并已表明他们承办高等教育的能力, 或者曾经担任并标明他们有能力担任任何职务, 负责承办高等教育的人士;应该考虑需要包括他认为具有工业、商业、财政事务或任何专业实践方面的经验, 并已显示出这方面的才能的人士[5]。而大学拨款委员会成立之初, 成员人数只有数十名, 是一个小规模的机构, 其委员资格限于来自非大学的专职人员。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不是大学和政府之间的缓冲器, 而是政府的代理机构, 作为体现政府意志的代理, 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在人员组成上积极回应政府的高等教育公司化与市场化要求, 更加注重外部人员的参与, 越来越多的商业人士应邀加入到基金委员会中, 对高校所接受的资金支持与使用提供公司性质的建议。

(二) 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职责

HEFCE的目的不同于大学拨款委员会, 它主要是面向高等教育院校分配公共资源, 保证大学财政健康, 防止大学出现无可挽回的财政亏损与赤字。高等教育委员会创立了由政府、基金委员会以及高等教育机构三个层次构成的完整、规范的治理模式, 主要涉及政府、基金委员会、高等教育机构三方面。政府的责任是政策制定并指导高等教育的发展, 对流向高等教育院校的拨款进行审查和问责制, 同时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实施质量保障与评价战略;基金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教学和科研基金的分配办法, 明确各校使用基金应承担的任务, 对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进行评估, 促进教学和科研质量的提高, 拓展社会资源的投入渠道, 扶持高等学校同工商界和社区的合作, 把高校的实际需求反馈给政府并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 向社会公示高等教育资源的质量, 确保公共拨款的合理使用等。

(三) 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对高校的财政资助

在英国高等教育的财政资助中, 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近年的大学平均收入中, 来自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拨款占到37%以上, 金额也由1993—1994年的27.8亿英镑增加到2006—2007年的80.3亿英镑。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对大学的拨款主要包括教学经费、科研经费和特别经费。

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按照政府决定的经费总额来决定分配教学经费的总额。教学经费分为核心教学经费和边际教学经费。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不仅按照质量保证署提供的大学排名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相应的资助, 同时还承担着改善教育公平的重任。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为劣势学生和非传统背景的学生、有可能无法完成课程的学生以及残疾人学生提供资助, 以2003—2004年为例, 有2.6亿英镑用于这一群体。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科研经费采取“双重支持制度”, 主要来自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和各研究委员会。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提供科研经费主要是有选择性地为高等教育机构分配基金, 按照科研评估活动的结果向高等教育机构提供资金支持, 资金与科研活动的质量和数量有关。科研评估活动的根本特征是大学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由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指定的审查人员提交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绩效。

三、结论

(一) 从UGC到HEFC———从大学拨款委员会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

用Rhodes的话来说:“在1980S, 随着政府管理权限的重新调整, 英国政府开始加强它控制和审计机构的权力, 以及相应的政策和政策的补充说明”[6]。新公共理论中“有限政府”是在多元主体为特征的公共治理范式中最突出的特征, 政府的作用范围大为缩小, 政府不再是无所不包的全能型政府。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几经变迁, 但是它向高校分配公共资金的职能一直未变。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成立体现英国政府力求以较低的财政投入获得较高的高等教育产出, 这也表明英国政府开始加强了对高等教育机构管理的宏观调控, 英国政府开始更多地参与到高校建设之中。

(二) 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取代大学拨款委员会成为政府与高校的“中间机构”, 表明了英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转型

英国政府对高校更多地采用市场化管理模式。大学要想获得政府资助, 必须通过教学及科研成绩表明有能力并且能够正确使用政府提供的资金;同时, 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工作就是按照政府的建议实施预定目标, 负责确立大学绩效标准, 要求大学按照这些标准去实现政府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英]迈克尔·夏托克;王义端译.高等教育的结构与管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93.

[2]汪利兵.中英高等教育拨款机制比较研究[D].杭州:杭州大学, 1984.

[3]吕达等.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 (英国卷·第一册)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105.

[4]梁忠义, 李颖.教育财政[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0:67.

[5]吕达等.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 (英国卷·第二册)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23.

英国设计发展历程 篇8

早期成长经历

1910年12月29日，科斯出生于英国伦敦郊区威尔斯登（Willesden）的一个普通家庭。根据乔治 · 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描述，威尔斯登是一个安静怡人、鸟语花香的地方。科斯的父亲是当地邮局的一名小职员，母亲婚后辞去工作，专心相夫教子。家境虽然一般，但却完美幸福。科斯的父母都酷爱运动，直至高龄依然如故。科斯是独生子，因为腿有残疾，他没有继承父母的运动天赋，而是喜欢一个人天马行空地思考，玩国际象棋等智力游戏。虽然父母不能给予他学术方面的指导，却培养了他诚实正直的品格。科斯母亲心目中的英雄是劳伦斯 · 鄂茨（Lawrence Edward Grace Oates），“鄂茨和斯考特从南极回来，他发现他的病妨碍别人，就告诉他的伙伴们他去散步，在暴风雪中走出去，再无踪迹。”由此，科斯形成了一个信念，“我总是感到我不应该被别人讨厌”。在日后的学术生涯中，虽然时常同他人的观点不同，但科斯却始终保持绅士风度，“在评论他人的观点时，我总是设法理解他们的观点是什么，而不要误解之。我绝不对由于欺骗而获得胜利感兴趣。”

因为腿有残疾，科斯只能进入当地的残疾人小学学习。或许是为了让残疾人掌握一门谋生的手艺，学校除了开设普通课程以外，还要求科斯学习编织篮子。然而，父母并不希望科斯将来成为人们施舍的对象，他们想方设法为科斯争取参加中学入学考试的机会。终于，科斯在12岁那一年顺利考入契尔伯文法学校（Kilburn Grammar School）。在契尔伯文法学校，科斯成绩优异，并于1927年顺利通过了伦敦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入学考试。根据当时英国的教育制度，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校外生，科斯可以在契尔伯文法学校继续学习两年，在此期间，他需要决定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之后攻读什么学位。虽然在入学考试中，科斯的历史和化学成绩优异，但由于拉丁文不过关，加上科斯本人不喜欢数学，最终他决定攻读伦敦经济学院的商业学士学位。

1929年10月，科斯正式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当月24日，美国股市崩溃，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为走出经济危机，德、日宣扬军国主义，美国则宣布实行“新政”。伦敦经济学院由英国费边主义者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等创立，意在培养英国的经济、政治精英。当时的伦敦经济学院，群英荟萃，在院长贝弗里奇爵士（Lord William Henry Beveridge）领导下，经济学系聚集了罗宾斯（Lionel Robbins）、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古典自由主义者，政治学系由哈罗德 · 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等民主社会主义者坐镇。在经济系，哈耶克的影响最大，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认为这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科斯攻读的是商业学位，他的授业导师是阿诺德 · 普兰特（Arnold Plant）。在理念上，普兰特师承坎南（Edwin Cannan），赞同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在授课内容上，普兰特讲授企业管理，相比于经济学更加注重实务。普兰特注重实务的倾向，影响了科斯对经济体系的看法。相比于其他经济学家埋头于价格体系和均衡分析，科斯看到的是现实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个企业。在普兰特指导下，科斯阅读了亚当 · 斯密的《国富论》。斯密强调分工，认为人们在自利的引导下互相合作，能够实现各自的目的。顺着斯密的逻辑，科斯进一步思考，既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为什么存在企业呢？

1931年，科斯得到学校授予的欧内斯特 · 卡塞尔旅行奖学金（Sir Ernest Cassel Travelling Scholarship），同意他到美国考察，“研究美国工业组织中的垂直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经济问题”。其时，关于社会主义、干预主义以及计划的可能性，思想界的争论异常激烈。身处伦敦经济学院，科斯不可能置身事外，为什么整个社会没有被组织成一个大企业？既然市场能够自发运行，企业存在的依据何在？怀着上述种种疑问，科斯调查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等代表性大企业，访问了芝加哥大学，并拜访了经济学家里昂惕夫（Wassily W Leontief），同他探讨企业生产决策问题。

通过在美国的调查研究，科斯相信疑问“已经部分地解决了”，他意识到“经济学家……忽略了运用市场的价格机制是要花费成本的事实……一种交易是在企业组织内进行还是在市场中发生，取决于达到同样的结果时在企业组织内的交易成本与在市场运作的交易成本的比较”。一年以后，科斯回到英国，顺利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的商业学士学位。1932年，正是大萧条以来最坏的年份，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而科斯却被邓迪经济与商业学院（Dunde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聘为助教。

《企业的性质》——跨越斯密和熊彼特的理论鸿沟

科斯“带着满脑子关于企业的想法”来到邓迪经济与商业学院，负责讲授三门课，其中一门是工商企业组织。很快他就喜欢上了讲课，并且对自己的讲课方式和效果颇为满意。在给朋友的信中，科斯写道：“对这门课程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我想），我自己感觉是相当满意的。我能说的一件事是我自己做得完全成功了。”完成授课任务之余，科斯进一步阅读经济学经典原著，并同朋友一起进行调查研究。1934年，科斯到利物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担任助理讲师，讲授银行金融课程。1935年，科斯受聘到伦敦经济学院担任经济学助理讲师，负责垄断理论方面的课程。由于科斯认真研读过爱德华 · 张伯伦（E. H. Chamberlin）的《垄断竞争理论》（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和琼 · 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并且发表过《垄断理论的评论》等论文，所以“开讲垄断理论这门课程对科斯来说不会有特别的困难”。此外，他还在工商管理系讲授公用事业经济学课程，同时担任阿诺德 · 普兰特的助手。同时，科斯对“英国的水、气、电公用行业，尤其是邮电业和广播业的历史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出版了研究著作”。

在邓迪经济与商业学院任教时，科斯结合自己在美国的考察心得，写过一篇论文《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可惜投稿之后犹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令人意外的是，三年之后，即1937年，《企业的性质》终于公开发表。正是这篇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重视的论文，奠定了后来科斯获得诺贝尔奖的基础。

根据后来艾尔弗雷德 · 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的研究，企业在当时已成为美、德、英等发达国家经济力量的主体，但科斯认为，经济学从未对“企业”下过明确定义，阿瑟 · 索尔特（Arthur Salter）甚至认为经济体制是自行运行的。“它的日常运行不在集中控制之下，它不需要中央的监查……这个过程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和反应灵敏的。”显然，在这个“自行运行”的经济体制中，企业是不存在的。因此，科斯批评经济学理论已经严重背离了经济现实，成为经济学家们的智力游戏。

自亚当 · 斯密出版《国富论》以来，“看不见的手”被公认为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厂商和消费者类似于一个个的原子，根据自利的原则在市场的汪洋大海中游荡，至于厂商内部的决策过程及原因，则在长时期内成为“黑箱”。斯密没看到企业，是因为18世纪时现代企业尚未出现。直到20世纪初期，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等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企业家的协调作用。科斯认为，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同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之间存在鸿沟：既然“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企业家为什么会出现？既然企业家通过组织协调可以有效配置资源，“看不见的手”岂不成为多余？结合在美国的考察经验，科斯认为企业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在于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需要成本的，包括“所有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等。“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既然市场运行需要成本，那么当“看不见的手”成本高于企业时，企业家配置资源就成为首选。通过运用“市场运行成本”这一概念，科斯成功揭示企业产生的原因，并跨越了斯密和熊彼特之间的理论鸿沟。

市场运行需要成本，企业可以以低于市场运行成本的方式配置资源，为什么社会没有被组织成为一个大工厂呢？科斯认为，原因在于企业内部交易同样需要成本。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小于市场运行成本时，企业倾向于扩张；反之，企业则选择收缩。扩张和收缩的边界，即在于“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至此，交易成本理论诞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与企业外部的市场交易可以采用同一个解释方式和计量体系，经济学同管理学走到了一起。

《社会成本问题》——开创“法经济学”

在《企业的性质》中，科斯认识到市场运行需要成本，企业组织需要成本，这两类成本后来被概括为“交易费用”，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架构的核心概念。实际上，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只是一个开端，关于市场运行成本包括哪些？企业组织成本又有哪些？二者如何衡量？如何比较？这一系列的问题，科斯并没有给出答案，所以该论文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指出分析思路，而非解决问题。《企业的性质》中指出的问题，成为科斯及其追随者日后的研究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整个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就是在《企业的性质》的启发下予以展开的。

虽然《企业的性质》在经济学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该文发表时，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领头人的罗宾斯和哈耶克，甚至从来没有提起过这篇论文。两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0年，科斯进入战时政府工作，被任命为森林委员会统计局负责人，主持调查英国的木材生产情况。1941年，科斯被调至战时内阁直辖的中央统计局，“负责最后的军火统计，它们包括有枪支、坦克和弹药等”。在政府工作期间，科斯虽然不能从事理论研究，却证实了他关于组织运行成本的观点。战争结束后，科斯于1946年回到伦敦经济学院，继续进行理论研究。

战后，英国工党政府按照《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的主张，大力推进福利国家政策，公用事业领域进行国有化。科斯一直致力于公用事业经济学研究，他认为工党政府的政策并不能带来社会产值最大化。1950年，科斯出版了第一本公用事业经济学著作：《英国广播业：垄断状况的研究》（British Broadcasting: A Study in Monopoly）。“因为对英国的未来缺乏信心，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喜欢以及对美国经济的赞赏”，1951年，科斯移居美国，在公用事业经济学家约翰 · 萨姆纳（John Sumner）推荐下，科斯在布法罗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uffalo）谋得教职。1958年，科斯进入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结识了托马斯 · 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库恩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斯，《测量在现代物理科学中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Measurement in Modern Physical Science）使他“明白了数量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在本质上与自然科学中的情况一样”。

1959年，科斯在艾伦 · 迪莱克特（Aaron Director）主编的《法律和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发表论文《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总结自己多年研究公用事业经济学的观点，指出：“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但是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与法律或规则无关。”对科斯的上述观点，芝加哥大学的乔治 · 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弥尔顿 ·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著名经济学家纷纷表示异议。为平息争论，艾伦 · 迪莱克特召集科斯以及斯蒂格勒、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到自己家中进行座谈。座谈一开始，科斯首先发问：“假定一家工厂，因为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损害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征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学者都回答政府应该干预，但科斯并不赞同，他据理力争，只身同整个芝加哥学派展开辩论。后来弗里德曼转变立场，开始为科斯辩护，最终科斯说服了所有人。这次辩论后，科斯答应迪莱克特再写一篇文章，进一步深入分析座谈会上所讨论的问题。1960年，科斯在《法律和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首先指出，污染问题并非是企业单方面污染居民，而是具有“交互性质”：企业污染环境，给居民造成损失，如果政府干预企业，同样会给企业造成损失。因此，“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以牧场主走失的牛群给农场主带来损失为例，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科斯认为法院无论将过错归咎于哪一方，或者对此不过问，都不会影响最终的交易结果。然而，现实社会中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法院对权利的判决，无疑会影响到资源的配置。科斯认为，法院对产权的具体安排，不能仅仅简单地向污染者征收“庇古税”了事，而是要考虑具体的经济后果，以追求社会产值的最大化为衡量标准。在大量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斯认为绝大多数政府管制的事务，都以失败而告终。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方面使经济学家分析经济体系时考虑法律等制度环境的影响，扩展了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另一方面使法律学家修订法律时要分析其经济后果，开创了一门新学科——“法经济学”。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之后，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赞誉与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乔治 · 斯蒂格勒甚至将其主要观点概括为“科斯定理”。对此，科斯并不以为意，继续专心从事公用事业经济学研究。1964年，由于《社会成本问题》对法学的强烈影响，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邀请科斯来校任教，以填补迪莱克特退休留下的空缺。

获得诺贝尔奖

在芝加哥大学，科斯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对《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发表在《法律和经济学杂志》。值得一提的是，科斯在芝加哥大学与张五常结识，“与张五常的讨论，使我清楚地意识到交易成本对经济活动运作的重要性及广泛影响”。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科斯的交易、产权等思想迅速传播，直接影响了一代经济学家，进而间接影响了中国的改革进程。1982年，科斯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退休。此后，他将自己发表过的最主要的论文编辑成册，1988年以《企业、市场与法律》（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为书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