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电力改革

英国电力改革（精选10篇）

英国电力改革 篇1

英国电力市场化的改革始于1987年。1988年11月通过的《电力私营化法案》, 对电力工业从根本上进行了结构改组, 在运营方式上也进行了全面改革, 其基本思路是改革电力管理体制, 实行私有化, 减少政府干预, 引入竞争, 建立监督机制, 提高经济效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电力工业进行过三次重大改革, 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但一些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借鉴英国电力市场化改革中的成功经验, 对推动我国电力工业的发展,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英国的电力市场化改革

1. 立法和制度建设

英国电力产业的发展和改革都是在法律法规的指引下进行的。根据1957年颁布的电力法, 由国有化的中央电力局 (CEGB) 统管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发电、输电和配电, 其特点是集中、统一、垄断和国有。这种电力体制对当时正处于发展阶段的英国电力工业来说是适应的, 对推进英国电力工业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大统一、大集权、大垄断的管理模式造成了电力企业效益低下、国家电力企业负债过多、电价居高不下、电力企业经营困难。1982年英国通过了《电力照明法》, 允许中央政府铺设电力电缆。1983年撒切尔政府颁布了电力法令, 旨在鼓励独立发电商的发展, 消除对非公用事业发电商的壁垒, 并让独立发电商进入国家电网。1988年发表《电力市场民营化》白皮书, 通过《电力私营化法案》, 拉开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序幕。1989年颁布《电力法》, 为电力产业进行重组和民营化提供了法律依据。

2. 改革电力管理体制

根据《电力私营化法案》, 英国对电力工业从根本上进行了结构改组, 在运营方式上也进行了全面改革, 将原来发电、输电、配电统一经营的中央电力局分成三部分: (1) 发电部分建立了独立经营的国家电力国际公司 (NP) 、国家发电公司 (PG) 、国家核电公司 (NE) 和一些独立的私人发电企业 (IP) 。 (2) 输电部分建立了国家电网公司 (NGC) (1995年12月私有化) , 主要是掌握输电网和调度中心, 并控制与法国、苏格兰的互联工程及两个抽水蓄能电站。 (3) 配电部分组建了12个地区性独立经营的电力 (配电) 公司 (REC) (1990年12月私有化) , 部分地区性公司也具备发电能力;在一些地区还存在一些独立 (私营) 的供电公司, 直接从事售电业务。在这种新的管理体制下, 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国家电网公司及在此位置上形成的POOL (联合系统或称电力库) 。国家电网公司承担着电力市场的动态运行工作:一是维持电网稳定经济的运行, 并不断地发展电网;二是促进发电环节和供电环节的竞争。电网向各发电公司、配电公司及直联大用户开放, 各发电公司均可利用电网出售电力, 并付给国家电网公司电网联接费和电网使用费;各配电公司和直接大用户也可利用电网向自己选择的发电单位购入电力。通过改革, 英国的电力市场已形成了发电、输电和售电非纵向一体化的市场结构, 这为电力产业的公平竞争和建立有效的电力市场提供了基本条件。

3. 逐步放开市场准入限制

在发电、输电和配电三个环节中, 除了输电仍由英国国家电网公司垄断外, 其他部分均已放给市场。电力生产经营者只要获得燃气电力市场办公室 (OFDEM) 颁发的许可证, 就可进入市场, 参与竞争。电力许可证分为四类:发电许可证、输电许可证、公共售电许可证和二次售电许可证 (即发电商直接向用户售电许可证) 。取得二次售电许可证的电力公司, 可与全国任何地方的用户签订供电、用电合同, 租借电网公司管理的高压电网和地区售电公司的配电网向用户售电。

4. 不断完善电力市场运行模式

为了保障电力产业的公平竞争, 英国逐步形成了适应竞争性电力市场的运行模式, 其基本方式是建立电力库:发电厂将电力卖给电力库, 售电商从电力库买电, 形成全国统一的电力交易市场。2001年3月取消电力库, 实行新的电力交易规则。这一规则是一个由双边合同形式主导的市场, 合约双方包括发电、售电和交易商、用户;售电商和发电商可就将来任何时候买卖电力订立合同;允许电力合同的时间跨度从当天到几年以后, 合同需要实物交割;国家电网公司作为系统运营商, 接受电力的买卖出价, 以平衡1.5h以内合同交易中出现的供给和需求的差额, 并解决输电网的堵塞问题;系统运营商调度电力直到满足需要, 市场价格为系统平衡时最后一个发电单位电价;对合约电量和实际电量不符的市场参与方, 将按系统平衡时接受的电力买卖价格支付费用, 并支付系统运营商使系统平衡的成本。

5. 加强电力监管

英国按照政企分离的原则设立了电力监管机构。国家工业与贸易局 (DTI) 是电力产业的政府宏观管理部门, 其职能是:制定国家电力工业发展规划、法规和政策;实行监督, 保障核电的安全。英国还成立了独立的调控机构, 既独立于政府部门, 也独立于电力企业。如电力管制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保障可靠的电力供应, 制定性能质量标准, 调查、仲裁、处理各种投诉;促进和规范电力企业的竞争;核实、发放电力企业专营许可证, 确保各层次的电力价格按规定的原则实行。另外, 英国电力行业协会, 在为电力提供法律和技术服务、安全检测、信息科普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启示

“十一五”期间我国电力工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厂网分开成果, 推进主辅分离改革, 改进电力调度方式, 加快市场平台建设, 配套推进电价改革, 实施输配电业务分开核算,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完善电力监管体制, 积极探索、稳步实行输配分开和农电体制改革试点, 为建立政府宏观调控和有效监管下的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此, 建议借鉴英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经验, 结合我国的实际, 做好以下工作:

1.电力体制改革应是政府主导, 立法先行, 目标明确

在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改革中, 必然涉及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 遭遇种种阻力。因此, 改革也需要成本。改革必须在政府的统一领导、协调下进行, 不能各行其事。

英国先立法、后改革的经验, 虽然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很难一步做到, 但是立法的意识应贯彻于电力体制改革的全过程。通过改革证明有效的措施应尽快通过法律法规形式固定下来, 或及时修改有关法律法规, 以保障改革顺利进行。

2.电力管制体制改革应在提高效率和防范市场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我国电力管制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能否形成足够充裕的电力供给能力, 能否形成一个多元主体充分竞争的高效率的发电市场。从目前的电力供求关系看, 尽管就整体而言, 已基本上解决了缺电问题, 但是一些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在电力负荷高峰期, 还存在着缺电现象。这种电力供求紧张关系还无法保障发电市场在市场竞争状态下保持正常运转, 多元化产权主体的发电企业充分竞争的格局尚未形成。因此, 电力改革首先要打破发电部门市场进入壁垒, 鼓励社会资金进入, 尽快形成较充裕的电力供给能力, 为形成高效率的发电市场、降低发电市场风险, 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3.慎重选择电力市场运行模式

英国以建立强制性的电力库市场作为电力市场的主要运行模式。从表面上看, 虽然这种电力市场运行模式通过竞争来决定实时电价, 能体现竞争市场的要求, 但是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电力库市场上的电价波动幅度太大, 厂商容易进行市场操纵。因此英国在2001年3月废除了电力库市场, 转而采用双边合同市场, 通过发电商与供电商之间事先签订的合同来确定电价。这种做法的好处:一是发电企业由于事先已出售了大部分产出, 降低了它们操纵现货市场电价的可能性。二是可避免发电厂商盲目进入发电市场, 产生过剩的发电能力和沉没成本。而我国电力管制体制改革目前选择的模式是“厂网分开, 竞价上网”, 虽然将竞争性的电力库市场作为电力市场的运行模式, 但是对电力库市场的缺点, 以及如何防范电力库市场上的电价波动风险和电力短缺风险却似乎不够重视。

4.应建立相配套的市场监管体系, 确保电网的安全

改革的模式不同, 对电力市场的监管也不尽相同。在我国, 电网由国家拥有或控股, 对电网的调度, 对电力交易市场和电网经营企业管理, 应接受国家的严格监管。但也要明确, 监管既不是政府职能也不是企业行为, 而是政府领导下的社会监督。具体说, 我国的电力监管体系应是:成立能源部以加强宏观监管, 同时加强国家电监会的独立监管和区域电力监管机构的协同监管。

英国电力改革 篇2

以前是国有经营，1993年通过铁路改革法案，94年实施，97年完成，原来的国营铁路被拆分为120多家私营企业，私有化极为彻底。私有化之后，97-02年的5年期间，接连发生13起严重事故，死亡59人，数百人受伤，民众要求铁路收回国有的呼声越来越高。

私有之后，英国铁路系统暴露出三个致命问题，一是各公司只看重短期利益和股东权益，基础投资严重不足；二是路轨公司为节约成本，路轨建设和铁路服务水平低下（罢工、停运、大面积晚点非常频繁）；三是经营状态不佳，私有化后只有两年的时间削减了政府补贴，99年后基本靠政府补贴度日，总负债33亿英镑。鉴于这些问题，英国政府不得不重新施行铁路国有化，在2002年成立Strategic Rail Authority（铁路战略管理局）对铁路的进行监管，并控制特许经营牌照的发放，2004年完成由具有政府背景的NetworkRail公司对铁路维护权的收购。目前，英国铁路的经营属于政府强力监管下的有限的私营，属于私人部门提供服务的公共运输部门，政府控制着铁路的发展架构和预算，铁路网络建设有强烈的国有企业色彩。

实践证明了，英国铁路的私有化经验是失败的，它的教训远多于经验。

美国铁路

美国铁路，不错，美国铁路的私有化程度很高，但是你会发现，美国铁路普遍比较老化，二战之后全美几乎就没有新的路网建设，在全球铁路都开始实现电气化的时候，美国还是传统的柴油机车，平均

时速不到100KM。美国铁路运输相对发达国家甚至中国，都极为落后。一方面是美国高度发达的公路运输（比如州际高速公路网），导致铁路运输的竞争力相对不强；另一方面，也恰恰是铁路的私营，导致铁路基础设施几乎为零，美国的铁路线每年是减少的，而不是增加的，只拆不建。

这种格局，和英国私有化之后铁路服务水平低下的原因是一致的，就是因为私营企业只追求短期利益，没有动机推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美国铁路至今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可以说，美国铁路在1920年达到发展高峰，其后就一直在走下坡路。

面说的还主要是货运。美国的客运也是国企“Amtrak”（美铁）经营，美国铁路私有化程度那么高，为什么会出现美铁呢？美国客运从1930年起，除了二战期间那几年，就一直处于亏损，客运成为各铁路公司的沉重包袱，和中国现在一样，各铁路公司都是用货运补贴客运，到70年代，因为一些铁路公司实在无法承受，要求砍掉不赚钱的客运线路。美国政府为了保持铁路客运这一“公共服务”，才被迫成立了美铁，以政府补贴价维持线路的运营。至今，美铁仍然享受着高额的政府补贴。

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企图通过私有化来提高铁路客运服务质量，是行不通的。

“铁路私有可以提高服务质量”是一个幻觉，中国铁路如果现在全盘私有或全盘市场化，就会立即出现三个显著的后果：

1、车票充分提价；

2、不赚钱的线路没有车；

3、入藏铁路等通向边远地区的路

线将不会出现。

英国的混合经济改革 篇3

“混合经济”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热议的一个概念，其核心是平衡政府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模式，先后经历了“撒切尔革命”和布莱尔“新混合经济”，两者虽有偏重，但实质相同且一脉相承，都是对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关系的调整，属于“混合经济”模式的范畴。对其进行研究，对于我们颇具借鉴意义。

“撒切尔革命”

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信徒，撒切尔夫人主要采取四项措施，一是私有化，二是控制货币，三是削减福利开支，四是打击工会力量。1979年，英国政府出售英国石油公司（垄断国企）19%的股份，拉开撒切尔时代私有化的序幕。超过100万的公共住宅以折扣价直接卖给私人。英国电讯公司、宇航公司、天然气公司、钢铁公司、自来水公司等垄断巨头的股票被卖给民众，甚至皇家军械公司也被卖给了私有化之后的宇航公司。同时，撒切尔政府积极地将“社会公共服务”推向市场，鼓励私人企业参与社会服务。那些原本由政府财政负担的公园维护、垃圾清扫、校园伙食、精神病院、福利医院都可以由私人提供，甚至少管所和监狱都可以在政府协助下由企业建造。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财政赤字转为盈余，经济增长率先后超过了美国、联邦德国、法国，并在1988年超过了日本。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也被称为“撒切尔革命”。

當然，“撒切尔革命”也不是没有代价的，经济自由化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贫富悬殊加剧，失业问题严重。为了减少通货膨胀所实行的紧缩政策，使得商业损失和破产均有增加。放宽金融管制政策虽然令伦敦金融城崛起，却导致了资本不再对制造业注资，造成了英国传统制造业的衰落，大批工人因此失业。当经济保持增长时，人民还能忍受，一旦经济停滞，经济自由化也就维持不下去了。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资本向第三世界流动，西方世界整体陷入衰退。从1997年开始，在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大选中，保守党连连失利。英国工党籍此机会，赢得大选胜利，布莱尔取代梅杰出任英国首相。

“新混合经济”

工党重新上台后，并没有回到“福利国家”的旧路，而是重新界定了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尽管新工党仍实行“混合经济”，但有别于80年代之前的“混合经济”，所以被称为“新混合经济”。

“新混合经济”不再把公有制作为目标，而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标。实践证明，国有制效率低下，并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其福利作用则代价巨大，且难以维持。1995年4月29日，在布莱尔的倡议和努力下，工党废除了党章第四条，放弃了公有制主张。

“新混合经济”的福利政策与老工党迥异，反而类似于撒切尔夫人的有限福利政策。布莱尔在其《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一书中指出，“由劳合·乔治和丘吉尔首创，并为1945年工党政府所继承的福利国家是最值得我们骄傲的创举之一，但它今日却为两大弱点所困：它未能有效地缓解贫困，未能恰当地帮助人们更加独立，从福利走向就业。太多的人接受了福利，并从此停步不前。结果是，福利国家既未充分实现其创始原则，又未能体现其成本效益”。为此，布莱尔政府确定的政策方针是：社会福利限于“通用福利”，原则上要使受助者得到的总福利始终低于重新就业的收入水平。“政府的任务是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发展一种鼓励人们自立而不是依赖的税收和福利政策”。布莱尔上台后，并没有增加税收和开支，反而降低了税收负担和削减了政府开支，以求刺激投资，确保经济增长。

“新混合经济”的福利政策适应了英国阶级结构的变化，因为英国的工人阶级已发生分化，其上层已成为中产阶级，对于福利社会持反对态度。即使工人的中下层，大多也反对福利社会。因为福利的来源是他们的税负，羊毛出在羊身上，增加福利不如减少税收。工会的主张实际上失去了社会基础，工党最终选择与工会脱离关系，成为代表整个社会利益而非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

从本质上看，“新混合经济”在维持有限福利的前提下，更强调市场的进取精神，这与“撒切尔革命”是一脉相承的。但“新混合经济”也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自由竞争与社会合作同时共存。撒切尔夫人有句名言：“没有社会这回事，只有个人和家庭”。她认为，政府只有为弱者提供最基本生存必需的责任，而毋须顾及社会不平等。撒切尔夫人的这种主张颇受争议，认为撒切尔不仅损害了英国的福利制度，弱化了独立工会运动，造成了大批人陷入失业，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一个个人主义的、自私的社会，此前英国那种更为集体主义的、相互扶持的社会一去不返。“新混合经济”试图整合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要以一种政企之间、劳资之间新的伙伴关系代替那种在原始自由市场和指令经济两者之间的选择——不是取消市场，而是使之富有朝气并为公共利益服务，为所有人提供机会。”

因此之故，“新混合经济”仍承认国家干预的作用，但与老工党不同的是，国家干预是有限的，政府对市场不是起控制、支配的作用，而是要起一种补充、调节和润滑的作用。“在微观经济政策领域，重要的是要区别哪些领域由政府做最为合适，哪些领域由私营部门来做最为合适，以及哪些领域两者合作才是提高企业业绩和生产能力的最佳方式。”布莱尔政府将政府投资限定在基础设施、教育培训及科技创新方面，并且在投资时采取与私营部门合作的方式，政府干预仍然借助市场的力量。

国家干预必然导致官员权力膨胀及权力寻租，为此，布莱尔政府也采取了针对措施。比如，布莱尔上台不到一周，就做出使英格兰银行独立的惊人之举：让主要由金融专家组成，隶属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来主管国家的货币政策，大大降低了政治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并制定了严格的“货币政策框架”和“财政政策框架”，以确保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

布莱尔在担任首相的10年中带领英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GDP年均增长2.3%，年均失业率仅为4%左右，人均工资保持了4%的增长态势。与欧盟几乎所有的成员国长期饱受低增长和高失业的折磨相比，英国被宣称是欧洲大陆上最健康、最强壮和最成功的经济体。

英国模式变迁的逻辑

综观英国在20世纪的经济模式，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一是从20世纪初到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从自由市场经济向国家干预经济的转变，其核心是推行混合经济，实现福利国家。二是1979年开始的“撒切尔革命”，其特点是回归经济自由主义，但并未完全否定福利政策。三是1997年开始的布莱尔“新混合经济”，可以说是对以前经济、社会政策的整合。它继承了社会包容、平等、关怀弱势群体这些传统的左派价值观，但又包括了权力下放、鼓励竞争、打破国有垄断这样的自由主义内容。经济上，实行既反对传统左派的国家干涉主义，又反对新右派的自由市场经济；资源分配上，市场与政府的手段并用；社会组织形态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元素兼收并蓄，其核心是寻求“发展与公正”、“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20世纪英国经济模式的变迁，有其合理的内在逻辑。“市场失灵”意味着自由市场经济有着内在缺陷，需要国家干预，这是第一次转变的基础。而“政府失灵”则意味着国家干预并非万应灵药，国家干预有时不但不能解决“市场失灵”，甚至自身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这是第二次转变的基础。“撒切尔革命”实质上并未实行完全的经济自由主义，对于福利国家仍有保留，只不过手段过于激烈，这也是社会转型时不得不采取的手段。而布莱尔的“新混合经济”，在本质上与“撒切尔革命”是相似的，都是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并重，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价值观，而非具体政策。撒切尔主张自由主义经济，但未否定福利国家；而布莱尔强调社会合作，但仍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以，第三次转变并不是对第二次转变的否定，而是对“撒切尔革命”的完善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关系的合理界定，也都是“混合经济”的表现形式。只不过与之前的“混合经济”相比，改变了过度的国家干预以及过度的福利政策。

“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合理界定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的关系，不但是兼顾效率公平的结果，更是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共赢的结果。20世纪之前的自由竞争，有利于精英阶层的利益，但不利于作为草根阶层的工人阶级，有效率但不公平。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混合经济”，则过度照顾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貌似公平，但无助于效率，最后公平也无法保证。“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则兼顾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的利益，尽管不能实现完全的公平，但也基本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实现共赢的经济模式，才是合理的模式，“撒切尔革命”与“新混合经济”同时兼顾各方利益，代表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获得经济成功的国家，都是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并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国家。比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既注重个人竞争，也注重社会合作；既强调自由，又强调秩序。在公司治理中，既有基于资本治理的董事会，也有基于工人参与的监事会，这种权力格局，正是各方利益同时得以实现的保障。又如，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要求在政治上实行阶级调和，在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在分配上实行收入均等化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工人和雇主处于平等地位，各自都有自己的阶级组织：总工会和雇主协会，国家则是超阶级的。有关工资和其他劳资纠纷问题，由雇主协会与工会双方自由谈判，协商解决；协议不成，则由超阶级的政府出面谈判。全社会依靠政府、雇主协会和工会三大权力中心相互协调、相互制衡，以维护阶级合作与利益平衡。即便偏重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在出现经济危机时，也会选择民主党上台，以增加社会福利。

英国电力改革 篇4

1.1 英国电力市场发展历程

英国是较早进行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国家。以1988年底发布的《电力市场民营化》白皮书作为第一次改革开始的标志,英国电力工业的发展可以分为如下5个阶段:a)1989年以前的垄断运营阶段。电力由国家经营,为公有制。专设中央发电局,全面管理英格兰和威尔士电网的发电、输电和配电,实行高度垄断模式;b)第一次改革阶段(1989年至2000年)。实现电力公司的结构重组以及股份制和私有化的改造,成立的国家电网公司(NGC),采用强制型电力库交易模式;c)第二次改革阶段(2000年至2005年)。引入了新的市场机制和交易模式NETA(New Electricity Trading Arrangements),即采用的是以合约交易为主,辅以不平衡电量交易的NETA模式;d)第三次改革阶段(2005年至2013年)。实施英国电力贸易和传输协议(BETTA,British Electricity Trading and Transmission Arrangements),全英国的电力系统归一家公司统一经营[1];e)第四次改革阶段(2013年至今)。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增加市场良性竞争,扶持低碳发电机组及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以达到减排目的。目前政策尚未确定。

1.2 英国电力供需数据

英国电力需求从1996年至2008年增加了10.5%,从338 TW·h增加至372 TW·h,但2009年由于经济衰退电力需求减少至352 TW·h,2011年甚至减少至347TW·h。从需求结构上看,居民用电是最大消费,占总消费的1/3,工业用电占29%,列排第二。商业用电从1996年到2011年增加了29%,占总消费排名第三。

按装机类型分,英国发电商长期由煤电主导,直至现时依然占总容量的32%,但自20世纪90年代起,联合循环燃气机组(CCGT)不断发展,直至现时已达到容量总数的35%,风电现已占英国装机容量的7%。并且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气电的发展逐渐代替了燃煤发电容量。

如果按照投产年限划分,大部分燃煤发电厂始于20世纪60、70年代,大部分已运行40 a到45 a;核电大部分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投产;而20世纪90年代至今,大量的气电得到建设;过去的6 a,可再生能源发电得到较好发展,有4.8 GW风电容量建设投产。

从实际出力划分,燃煤发电的出力在1991年达到最高峰195 TW·h,达到总容量的67%,而至2011年,只占总容量的30%,不断减少。从总的数据来看,目前气电超过煤电占英国总发电容量的35%,而另1/3中的大头为占17%的核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总容量约11%。

2 英国未来电力市场改革方案的预测

英国电力市场在将来的20 a将面临重大挑战,一方面随着经济及社会发展,电力需求将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更严厉的环保及减排要求,陈旧或者污染较大的发电机组将面临淘汰,截止2016年,将有12 GW(将近13%的总装机容量)的燃煤机组将被选择性关停,这也给能源企业带来独一无二的投资机会。但英国电力市场有其独特的市场悖论,即面临如此的发电容量缺口,却并没有呈现更多的投资热情。如果这种情况持续,那么到2019年英国将面临电力缺口临界。

为此,英国政府于2012年11月29日颁布了电力市场改革(EMR)的《能源法案》,有望在2013年通过议会并写入法律。该法案旨在支持低碳发电商的发展以进一步减排,不断减少市场干预并增加市场竞争来保护消费者。根据预测,新一轮的EMR主要由如下四大核心组成[2]:a)执行碳最低保证价;b)执行低碳发电商的长期供应合同(差价合同Cf D);c)执行发电容量机制,用来保证容量可用性及供电安全;d)执行更严格的碳排放标准,用来规定电厂的碳排放量(规定450 g CO2/(kW·h)的排放标准,强调新建燃煤发电站若不采用碳捕获和封存技术不得建造)。

3 改革可能对燃气机组未来发展的影响

根据咨询机构的预测,如果该改革方案能够顺利实施,英国电力市场将具备较良性的竞争机制,保证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的环保型电力供应。主要特征如下:a)可再生能源得到较好发展,在可再生能源义务(RO)及Cf D政策下获得合理回报;b)碳交易价格在合理范围,并且碳交易限价能够沿着预设的轨迹发展,总的趋势是碳排放权的价格高于碳最低限价;c)容量拍卖体系能够按年度推行;d)即使有些核电因年限退出运行,但大部分核电能够在原计划年限的基础上延长生产年限;e)根据《大型一次能源发电厂令》(Large Combustion Plant Directive,LCPD),燃煤电厂按照运行年限进行选择性关停,同样,燃气电厂也按划分进行;f)部分燃煤电厂能够改造成生物质能发电厂。

3.1 未来英国电力市场的主要供需参数预测

3.1.1 淘汰的电厂容量

根据预测,至2016年,将有17 GW的现有容量将淘汰,主要由煤电、油电极核电组成。同时,按照《工业排放令》(IED)及《电厂运行周期义务》(LLO)的规定,从2018年开始,一些老的燃气机组也开始淘汰。并且我们可以预测到2034年,最大的电厂容量淘汰来自煤电及气电。

3.1.2 新建电厂容量

从21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大部分新增的发电容量来自海上风电,并且从2018年开始至2024年有一段燃气机组的兴建期,将有12 GW的容量用来代替原来的燃煤电厂。从2023年开始,将有8个核电厂被建设投入生产。

3.1.3 发电容量差值

至2035年,累积有78 GW的新增容量将被建设,而淘汰的容量约59 GW,虽然有19 GW的净增容量,并且新增容量中有24 GW是风电容量;但我们应该看到,至2020年,有约28 GW的电力容量被淘汰,但只有不到20 GW的新增容量被建设,将出现很大的电力缺口。这对现有燃气机组来说可能是个积极的市场信号。

3.1.4 碳排放标准

减少发电厂碳排放是英国电力新改革(WMR)的主要目标。虽然在发展过程中英国并没有达到气候变化委员会(CCC)推荐的减排目标50 g/(kW·h),但只2020年将从2013年的450 g/(kW·h)减少至200(g/kW·h),至2035年减少至约100 g/(kW·h)。从另一方面,减排的趋势促进了更高效的燃气发电厂、可再生能源发电及核电的发展。

3.1.5 电厂盈利能力

根据预测,从2013年开始,由于碳价的提高,使那些更高能效的电厂获得更多的超边际租金,另一方面,由于燃煤发电厂的选择性关停,使得容量短缺租金急剧升高,从而使CSS(清洁点火差价)在2016年至2017年达到顶峰,随后由于新能源发电厂及更高能效的燃气发电厂兴建,使得容量短缺资金向下趋势明显。如果1个新建的燃气发电厂,没有发电容量机制下的容量收入,则很难达到预期盈利能力。当然这还没有考虑其他辅助型服务及套期保值等因素。

3.2 对现有燃气发电机组的影响预测

根据该报告的分析,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预测、分析现有燃气发电机组(CCGT)在英国未来的运营条件。

3.2.1 英国法规及相关支持体系能否给现有CCGT带来发展契机

英国法规及相关支持体系主要包括可再生能源义务许可证(ROC)、免税许可证(LEC)及增加电力交易流动性和供求平衡性,其中ROC与LEC都是针对未来可再生能源发电商的补贴政策,现有燃气机组无法享受到该政策带来的益处。

在增加电力交易流动性和供求平衡性方面,虽然容量平衡市场竞标的参与可获得额外的收入,如果现有CCGT积极参与平衡机制内的电力交易,按理可以增加运营盈利能力,但随着更具备容量弹性的风力发电机组的不断增加,气电将面临巨大竞争。

3.2.2 现有CCGT能否在英国新一轮电力改革(EMR)中获得好处

a)碳交易最低限价的执行将推高发电机组的运营成本,除非碳交易期货价格要比最低限价高;b)2014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差价合同(Cf D),却只是针对新建投产的核电、碳捕捉及储存和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而现有燃气机组都已运行多年,已无法享受该政策带来的好处;c)容量机制(CM)面对所有发电商甚至没有实际机组容量的交易中间商推出,政府目的在推出拍卖的竞价机制,并且以惩罚保证供应安全,可以预测该措施将进一步加剧发电容量的竞争,降低发电商的批发电价;d)更严厉的碳排放标准,将进一步推高电厂为减排带来的营运成本。

3.2.3 英国的发展是否可以给现有CCGT带来扭亏机会

可以看到,未来的10 a内,随着减排要求的不断升级及新老机组交替,英国将有近25 GW的机组容量将被新建投产,那些高能效的电厂带来更多的超边际租金(Infra-marginal rent),从而提高CSS。那些低效的煤电将面临淘汰,甚至那些较低效的燃气发电也在劫难逃。同时,由于燃煤发电厂的选择性关停,可能带来更大的容量需求差值,从而推高短缺租金(Scarcity Rent),从而提高CSS。

如此可推测,至2017年,现有CCGT将面临较好的经营环境,随着CSS的提高,甚至可能获得较好回报;但我们应该看到,更多高能效的低碳发电厂(包括新的气电)的兴建,特别是风力发电厂的建设将给电价带来更大的压力,使得容量短缺资金向下趋势明显。如此可推测,2017年以后,随着机组的进一步老化,现有CCGT将面临更严峻的经营形势。

4 对现有英国CCGT的经营管理建议

面对日益严峻的经营环境,现有CCGT应该在如下几方面探索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a)压缩经营管理成本,特别是财务成本;b)积极与终端用户签订PPA实现套期保值;c)不断提高燃机效益,降低排放,提高自身在电力市场的竞争能力;d)积极参与英国电力平衡机制竞价市场,寻求更多的利润空间。

摘要：为了解发达国家电力市场运营情况,加强市场前景预测,促进中国企业海外电力项目的经营管理,对英国电力市场进行了调查,对英国未来电力市场的改革方向进行了预测,并对现有燃气机组(CCGT)经营管理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英国,电力市场,CCGT

参考文献

[1]汪爱娟,李英.英国电力市场的运作[J].云南水利发电,1998,14(3):47-51.

英国电力改革 篇5

函授学习了《当代国外基础教育改革》一门课程，老师布置了任选一国基础教育改革对我国教育的启示作为作业来完成。一直向往的英国教育模式成为了我的研究对象。于是查找了相关的许多资料，发现英国的基础教育对我国的教育改革确实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课程改革是全社会参与的运动

1995年，英国开始实施《提高中小学水平计划》；1996年，英国政府发表了基础教育白皮书《学会竞争：14—19岁青少年的教育和培训》，要求所有的初中都能向学生提供“普通职业教育课程”五年级的第一级；1997年5月2日，英国政府开始了面向21世纪的新一轮课程改革。经过两年的努力，1999年7月，新的课程改革方案出台，从2000年9月开始实施。面向21世纪的新课程内容包括：开设12门核心课程；提出学校课程的价值和目的；构建了国家课程、宗教教育以及其他全国性的教育框架；实现四项课程目标；提出六项基本技能。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于1999年正式启动，2001年7月教育部就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到2010年，将构建一个开放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教育系统认同度高，参与面广，改革步伐大。但在全社会还未形成支持课改、参与课改的氛围。特别是众多的家长和部分非教育系统的各级组织对这次课改的重要性知之甚少，不少人既缺乏参与的热情与兴趣，也没有参与的渠道。

二、课程改革中更关注教师的成长历程

（一）教师教育模式的多元化

英国主要存在两种教师教育模式：时间顺序模式和同时发生模式。时间顺序模式是学生入学后，先接受普通教育，获得某一特定学科或研究方向的学位，在学习结束后或即将结束时，再接受职前专业训练，以保证他们能胜任教学，而这一阶段仍然要学习一些普通教育类课程。同时发生模式是学生一入学就把某一或多个学科的普通教育与以理论和实践为主导的专业教师训练结合起来，使学生一毕业就能胜任教学。

如果以英国提出的教师教育模式做比照，我国教师教育的传统模式应该是同时发生模式。在我国的传统模式中，在公共课课时不能减少的情况下，要突出师范生的职业特点，如增加普通话和“三笔字”技能课时，只好压缩专业课，加之教学实习又很短，造成培养的师范生专业发展的后劲明显不足。我国应该在保持传统培养模式的前提下，探索使用时间顺序模式或对传统培养模式进行改造，形成一种综合性模式，但无论采用何种模式都必须坚持以加强专业技能培养和提高教学实习效果为重点。

（二）使见习期真正发挥作用

我国对新教师上岗有明确的规定，见习期一年。为保证教师质量，应对师范生进入实习期前进行二次选拔。目前，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师范生供大于求，已经开始了二次选拔。但是对教师严重短缺的农村学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优秀师范生通过选拔留到了大城市，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财力有限，即使是二流、三流的师范生，农村学校也不敢要。针对新教师上岗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应制定新教师上岗的统一标准和见习期教师培养计划、培养目标、培养内容及评价和考核机制，明确辅导员的职责，而且还应对担任辅导员任务的教师进行专门的培训。

（三）严格师范生的入口关

所谓的“严格”并不完全指通过严格的选拔考试把优秀学生选出来，而是指要严格按照学校的需要制定培养计划，培养合格教师。目前，我国师范生毕业后的走向基本上是以市场为导向。师范院校只负责出产品，至于产品的去向就不管了。也就是说，师范院校与学校在教师的培养过程中没有任何联系，师范院校根本不了解学校最近的教学事件，师范生在大学以偏重于学术的理论学习为主，对专业技能的学习只是从书本到书本，而且师范生只有到最后一学期的教学实习期间才能有机会到学校去几次。师范院校的招生计划是由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决定的，而上级主管部门又是从基层教育部门上报的需求计划中决定的，当然，基层教育部门的需求计划来自学校。从理论上讲，这些需求计划也反映了学校的需求，但是明显滞后于学校的需求。英国国家不断加强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合作培养，但我国不可能实现。在现实条件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组织加强中小学和师范院校的联系，如召开培养目标、内容研讨会等，让中小学校长和师范院校的负责人直接见面洽谈，以保证培养计划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四）重新认识和加强校本培训

我国经常谈论的校本培训实际是指在职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一种方式，而欧洲国家所指的校本培训还包括职前培养，即学历教育阶段。这种教师培养方式增加了师范生联系教学实际的机会，他们的见习期可以缩短或取消，加快了教师专业成长的速度，但是操作起来较难。然而，我们可以组织安排部分在校师范生到中小学实习，和一线教师座谈、听课甚至讲课等。每学期2-3次，这些学生返校后，给全班同学传授他们的体验。

（五）统一规划每个教师专业成长的历程

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是分阶段的连续体。一体化的教师教育是我们追求的理想。但是要保证每个师范生从进入师范院校到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教师这一漫长的时间内，专业成长的前后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因为教师是在动态环境下成长的。然而，有一点可以做到，给每个在校的师范生建立专业成长袋，成长袋里记录学生专业成长变化的关键过程、学习情况和能力水平等，成长袋和人事档案一起随学生到终身。见习期间师范生的培养计划以原有的成长记录为基础制定，之后的在职培训也是如此，这样就基本保证教师职前职后培训的一致性。

三、重视儿童的学习过程，促进其全面发展

尽管英国20世纪60一70年代的“开放教育”使教育质量有所下降，我们还是能从中借鉴一些先进经验。例如，根据儿童的活动和经验组织课程，以小组活动或个别活动代替传统的班级教学。我们的课程改革应在立足本国的基础上积极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我们在新的课程改革中就可以在儿童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儿童的经验和兴趣组织活动课程：教师采用灵活的时间表；教室设计成各种不同的活动室；让学生根据个人兴趣组成一个个非正规的小组在各自的活动室里活动„„培养儿童独立生活的能力及唤起他们对生活的兴趣，鼓励儿童逐步地控制自己的冲动和情感，启发儿童的想像力和同情心。

开设活动课程，重点是要开阔儿童的眼界，让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得到发展。儿童在课堂上如何学，没有统一的规定，而是根据教学大纲，顺应儿童爱动、容易转移兴趣的特点，随时随地由教师选择教学方法。英国中小学课程演进的整个历程显示，它的发展轨迹经历了从注重基础课程到注重儿童发展，再到注重基础课程的循环过程。当然，这种循环并不是简单的重复，1988年改革后所确立的基础课程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基础课程有着根本的不同，它在注重基础教育内容的同时也并未抹杀英国注重儿童个性发展的传统，而是试图在儿童的经验活动与基本学科素养方面谋求相对的平衡。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当然也应以学生发展为本，但以学生发展为本决不是以儿童为中心，学生发展离不开学科体系的教学，同时，学生发展既是根据社会需要又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需求服务。

英国新的国家课程将目标确定为传递国家政治形态的核心价值，而居于中心地位的是尊重个人的价值。改革方案中明确指出，学校教育应该反映有利于达成促进机会均等、身心健康、公正民主、民主法制和可持续发展等基本的课程价值取向，并肯定了对真理、正义、诚实、信任、责任感等美德的继承和发扬。可见，新国家课程的目标主要是帮助学生逐步成长为“自由民主”大国家公民，使受教育者具备摆脱贫困、毒品、恐怖、被忽视、受支配等诸种束缚的能力，而能自由地选择一种有价值的生活。

2000年英国新实施的国家课程不仅调整了课程结构，还提出提高“学力”的基本方针。英国新课程从提高学生基本学力出发，特别强调要加强对本国语和数学的指导。为全面提高学生的信息和交流技术能力，在新的国家课程中，英政府将以前的“信息技术”改为“信息和交流技术”(简称ICT)。开设这门学科的目的是为学生有能力参与快速变化的世界生活作准备，学会发现、探究、分析、交换、提供信息，创造性和独立性地学习。为使信息和交流技术的教育落到实处，英政府还制定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并提出“人人上网，校校上网”的口号。信息和交流技术的提高，对学生的交流、探究等技能的发展，基础教育面貌的改善，教育质量的提高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从英国的传统来看，人文科学历来是最受重视的学科，而自然科学则往往在一定范围内被视为“二类”学科而得不到重视。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英国也开始重视自然科学的教学，强调自然科学课程应反映最新成就和新的研究方法等，因此，大大加强了课程的科学性和理论性。

课程目标既要坚持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两基），同时又要培养未来公民所需要的基本观念和态度。如理想与道德观念，诚信与法制观念，民主与合作意识，使命与责任意识等。课程改革要兼顾课程的个性化和多样性、综合和分科。当今教育投入的大幅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在学校中的广泛应用，给课程个性化和教学过程的因材施教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为课程多样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我国在课程设置方面曾出现过偏重人文科学或偏重自然科学、注重学科性课程忽略综合社会实践、重视显性课程忽视隐性课程的现象，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社会适应性都受到了影响，为此，我国这次课程改革也提出重建基础教育的课程结构，提倡综合活动课，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培养学生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加重视儿童的学习过程，促进其全面发展。

科目：当代国外基础教育改革

层次：专业：年级：班级：姓名：学号： 本科函授 小学教育

2005级 小教本科班

王冬萍

强化竞争,英国推动金融市场改革 篇6

降低小型银行注册初始资本门槛

据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日前透露, 为增强银行业的竞争, 英国政府设立了新的目标, 未来5年将允许增加15家左右的新银行, 以平衡“大而不能倒”的四大银行, 即汇丰、巴克莱、劳埃德以及苏格兰皇家银行。

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新闻处发言人戴安娜·耶博阿说:“推动金融市场改革, 加强竞争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 在一个更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 消费者可以获得更高品质、更多选择的产品和服务, 并且从技术创新中受益。”

自2013年3月份起, 英国金融监管当局降低了小型银行注册的初始资本门槛。申请银行牌照的流程也变得更加便捷。现在一家新的银行在获得最终授权之后, 从建立到开始运营可能只需半年时间。

不过, 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首席执行官马丁·惠特利表示, 授权引入新银行, 除了增加银行数量外, 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改革银行业、加大市场竞争的关键要素还包括鼓励金融服务创新, 引入“仲裁”机制, 确保消费者利益被放在首位。

首家网络银行年内可获经营执照

在针对个人客户和小型企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 目前的金融市场表现出“阻碍、限制或扭曲”竞争的特点。市场对现有的金融体制提出了改革和创新的要求。

原子银行 (Atom Bank) 目前在英国受到市场高度关注。预计这家银行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获得执照, 将成为英国首家正式发牌经营的网络银行。原子银行所有的业务将完全通过网络操作, 没有实体分行。其创办者安东尼·汤姆森说:“你能想到的关于银行的任何事, 未来都可以通过手机处理, 而且无需通话操作。”汤姆森表示,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 客户到分行处理账户的次数减少, 通过网络理财的需求大增, 创办网络银行迎合了这种新的需求, 同时节省了开设及运营分行的资金, 可为客户提供更加优惠的借贷利息。

由德国公司开办的网络银行Fidor也正在申请英国的银行执照。这家将自己定义为“社区”银行的德国银行, 擅长运用社交媒体同顾客互动, 曾发起“点赞降息”活动, 每收集到2000个赞, 便将借贷利息下调0.1%。Fidor在德国拥有30万客户, 完全采取网络经营, 雇员只有34人。

另一家正在接受审批的“Lintel”银行承诺采用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 能使居民在两分钟内完成银行开户。该银行表示将更多面向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并表示看好移民、学生、短期签证持有者等客户, 因为这些客户往往在大型银行不能获得良好的服务。Lintel表示将针对这些目标客户提供多语言、多品种的金融产品, 以期打造自己的专属优势。

同样对英国金融市场拥有监管权的英国审慎监管局表示, 新申请注册的银行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非常成熟。该部门相关负责人说:“他们会考察自己究竟在哪些方面丢失了顾客, 并进而确定自己的市场目标, 提供新产品、新服务或者更先进的技术。”

不过, 英国审慎监管局也强调, 低门槛不等于低标准, 需要确保小银行也遵守基本的行业准则, 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和稳固。耶博阿就对本报记者表示:“作为监管机构, 我们需要确保的是新设银行必须符合授权条件, 同时监管标准又不会遏制新进入者, 保证市场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大而不能倒”依旧是一大难题

英国政府此番加大力度增加银行业竞争背后有其深刻的原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银行“大而不能倒”的危害凸显, 疯狂逐利、忽视风险的大银行耗费了政府巨额补贴来填补经营漏洞, 譬如英国政府为了拯救苏格兰皇家银行就投入了455亿英镑。

去年5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伦敦出席会议时就大力抨击银行业改革缓慢, 称距离最终目标仍然遥遥无期。她表示, “银行业当前持有的资本甚至比金融危机前还要多。‘大而不能倒’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英国独立智库新经济基金会日前发布最新调查报告称, 当前监管环境下的英国金融体系仍然“极端”脆弱, 相比2008年仅有小幅度的改善, 金融韧性位列七国集团末位。报告呼吁英国金融部门进行大幅度改革, 包括拆分银行零售和投资业务、鼓励建立P2P借贷平台。

报告撰写人之一的赖安·柯思林表示,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英国政府在金融改革方面做得仍然十分不足, “今天我们仍然看到一个同金融危机前一样的集中化、缺少多样性的银行系统, 银行业仍由主要的几大银行控制, 追求一样的短期回报和房地产投资”, “我们需要深度的结构性调整, 譬如将大型银行拆分为区域性、小型、专营业务的银行, 而这需要更强有力的金融系统支持”。

英国公立学校“学园化”改革研究 篇7

在英国,“学园式学校”(academy)①是指由中央政府直接资助的、不受地方政府管理的公立学校。目前此类学校大部分是中学,但也有一部分是小学。在法律地位上,“学园式学校”被定义为拥有办学自主权的、非营利的慈善信托机构(charitable trusts)。

进入21世纪以来,英国政府一直将提高英国基础教育质量、打造世界一流的中小学教育视为英国的一大教育改革目标,[1]2010年以来执政的卡梅伦政府对此更是不遗余力。在奉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教育改革理念的卡梅伦政府看来,改革的措施应着眼于解决公立中小学办学质量方面存在的以下问题。其一,英国公立中小学的整体办学质量差强人意,这导致英国学生已经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这突出表现在英国在近几次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中的国际排名处于较为落后的位置。其二,在弱势群体聚居区存在许多“失败的学校”(failing schools),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手段和措施来提高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其三,即使在一些中产阶级社区,由于不少公立学校对于提高自身办学质量毫无远见和抱负,因此其办学质量也长期表现一般或处于濒临失败的状态。

在英国中央政府看来,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依靠中央政府的有力干预。因此,英国教育部不断强调要提高英国基础教育的标准和质量,要对公立学校的办学体制进行改革,在强化绩效责任的基础上给中小学校以更多的自主权。英国教育部经常援引经合组织(OECD)的PISA报告以及芬兰、瑞典等国家的例子,称有证据表明在课程、预算、人事等方面给学校更多的自主权有助于缩小学生之间的学业差距,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允许家长、教师、慈善机构等团体或个人开办学校有助于满足当地社区的需要并提高教育质量。

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英国中央政府不断强化教育问责制度,使教育标准局(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简称Ofsted)对公立学校的督导评估工作从过去的抽样督导发展为“每校必督”,并针对问题学校开展深度督导。[2]同时,英国政府积极推进学校办学体制的多样化,强调家长应拥有选择权,鼓励学校间的竞争和优胜劣汰,在强调绩效责任的基础上有条件地扩大公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为了建立一个能够满足家长选择权并专注于提高教学标准的教育体系,近年来卡梅伦政府对英国公立中小学的学校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政策是将越来越多的公立学校转制为由中央政府直接拨款的、脱离地方当局控制的、拥有更多自主权的“学园式学校”(academy)。

二、英国公立中小学的“学园化”(Academisation)进程

(一)“学园式学校”的类型与特点

由于成立年代不同以及成立时所依据的教育政策背景不同,“学园式学校”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受资助的学园式学校(sponsored academies)。此类学校通常从公立学校被动转制而成,也是“学园式学校”中最早出现的类型。一些公立学校由于办学质量较差,在中央政府的干预下被迫转制,由中央政府批准的资助者(sponsor)负责办学,资助者通常是大学、企业、慈善机构或个人。此类“学园式学校”也被称为“传统的学园式学校”(traditional academies),以区别后来出现的其他类型的“学园式学校”。新工党政府执政期间建立的“学园式学校”大都属于此类型。

2.自愿转制的学园式学校(voluntarily converted academies)。此类学校是公立学校自愿转制的,学校在完成自愿转制后便拥有“学园式学校”的法律地位,和受资助的学园式学校一样由中央政府直接提供拨款,脱离地方政府的控制,拥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此类“学园式学校”在转制前办学质量不一定差,转制后也不必非得有一个资助者。

3.自主学校(free school)。此类学校是按照“自主学校计划”(Free School Programme)建立的“学园式学校”。与上述两类“学园式学校”不同的是,“自主学校”并非由公立学校转制而来,而是完全新建的“学园式学校”。

4.大学技术学院(university technical colleges,简称UTCs)。此类“学园式学校”的特点是其举办者通常是大学(university)、雇主(employer)或继续教育学院(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其招生范围仅限于14~19岁年龄段的学生,雇主参与学校课程的安排,以确保学生能够掌握工作中实际需要的技能;其办学目的指向满足来自产业界和雇主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技术人才的需求,其课程安排结合了学术类课程和职业类课程,并注重在工作场景中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

5.工作室学校(studio school)。此类“学园式学校”的特点是规模较小,学生人数最多不超过300人,其他方面和大学技术学院大致类似。

与其他仍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公立学校(local authority maintained school)一样,“学园式学校”也必须开设国家课程中的核心课程,接受教育标准局的督导,但其在办学自主权等方面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在经费方面,与受地方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相比,从中央政府直接获得资助的“学园式学校”获得的生均教育拨款最高可以多出10%。[3]此外,一些“学园式学校”还可以从个人或企业资助者那里获得额外的办学经费。“学园式学校”可以自由支配自己获得的教育经费。

在师资方面,“学园式学校”可以聘用未获得教师资格的(unqualified)人员担任教师,可以自行决定教师的薪资待遇,既可以通过提供较高的工资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也可以对表现较差的教师进行降薪或辞退。

在招生方面,“学园式学校”根据自身办学特色的需要可以进行选择性招生,招生数量最高可占该校招生总人数的10%。在一定的条件下,学校还可以拒绝某些学生的入学申请。

在学校的日常管理方面,“学园式学校”的管理权归学校的董事会(governing body)所有,校长在董事会的授权下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在拥有资助者的“学园式学校”,资助者对学校有一定的影响力,不仅可以任命部分管理者,还可以影响到“学园式学校”的课程设置、校风以及新建筑的建设等。

在课程和教学方面,虽然“学园式学校”也必须遵守国家课程有关数学、英语和科学这三门核心课程的要求,而且学生在16岁义务教育结束时也必须参加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简称GCSE)考试。但他们可以根据自身办学特色的需要,在遵循国家课程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课程科目和课程内容进行灵活设置。许多“学园式学校”会有一个或多个特色科目或专门领域,例如科学、艺术、商业、计算机、工程、数学、现代外语、表演艺术、体育、技术等。此外,“学园式学校”还可以自主设置学期长度,也可以适当延长每天的教学时间。[4]

(二)英国政府推行“学园式学校”的政策脉络

“学园式学校”最初是由布莱尔领导下的新工党政府提出的,其政策理念可追溯到撒切尔时代所推行的“直接拨款学校”(Grant Maintained School)。布莱尔政府推出“学园式学校计划”(The Academies Programme)初衷是为了改造那些分布在大城市弱势群体聚居区的薄弱中学,提升这些地区的教育质量。2000年,新工党政府的教育与技能部部长大卫·布朗奇(David Blunkett)正式宣布推行“学园式学校”的计划。大卫·布朗奇称此类学校将“接管或取代低成就和处于特殊不利境地的学校,通过地方教育当局、社会志愿力量、教会团体、商业赞助者的伙伴关系得以建立和管理,通过改进管理、教学方法,并在至少一个课程领域有专业性侧重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打破低期望的循环”。[5]在最初的几年里,“学园式学校”的完整称呼是“城市学园式学校”(city academies)。根据《2000年学习与技能法案》(Learningand Skills Act 2000),工党政府于2002年3月创建了首批3所“城市学园式学校”。在随后公布的《2002年教育改革法》(Education Act 2002)中,由于“学园式学校”的建设不再局限于大城市的内城,因此“城市”一词被去掉,从而最终形成了“学园式学校”这一广为人知的概念。[6]

2010年保守党领袖卡梅伦领导的联合政府执政以后,推进“学园式学校”的发展逐渐成了英国政府在基础教育领域的一项核心政策。2010年7月,英国政府颁布了《2010年“学园式学校”法案》(Academies Act 2010),该法案从法律上确认英格兰所有公办中小学都可以转为“学园式学校”,并提出了旨在鼓励民间团体和个人新建“学园式学校”的“自主学校计划”。根据该计划,政府将积极扶持教师联合会、慈善组织、社区、家长团体及其他社会机构开办“自主学校”;任何个人或团体只要愿意推动平等和民主价值观念、能够做到尊重个人、善待环境,并且承诺反对暴力和种族主义,都可申请开办“自主学校”。[7]

2012年6月,英国教育部发布了一份报告,对2010~2011学年“学园式学校”的办学质量进行了分析,内容包括“学园式学校”的数量、类型、地理分布。该报告肯定了“学园式学校”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展示了办学自主权促进学校教育质量提高的证据。2013年6月,教育部又发布了一份报告,对2011~2012学年“学园式学校”的教育质量进行了分析,再次举例阐述了转制为“学园式学校”如何使原来的公立学校获得了益处并提高了其办学质量。通过这些报告和其他多种方式,英国政府不断强调公立中小学转为“学园式学校”可以使学校在课程、预算和人事等方面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以加强该政策对公立学校和公众的吸引力。

在卡梅伦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内,一方面,“学园式学校”的覆盖范围从中学扩展到了小学;另一方面,不仅有更多的薄弱学校主动或被动地转制为“学园式学校”,而且一些在教育标准局的督导检查(inspection)中被评为“良好”(good)甚至“优秀”(outstanding)的学校也转制成为了“学园式学校”。因此,2010~2011学年及以后的数年间,“学园式学校”的数量及其占英国中小学总数的比例发生了迅猛的增长。截止到2012年9月,已经有超过一半的英国公立中学转制成为“学园式学校”。[8]截至2014年8月,“学园式学校”的总数已经达到4,200所,覆盖的学生人数达到了240万人[9](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整理自英国教育部网站的统计数据)

2015年5月,保守党再次赢得英国大选,随即卡梅伦政府便宣布将兑现竞选宣言中的有关计划,在今后的五年内新建500所“自主学校”,[10]并将英格兰目前大约1,000所表现“不上不下”的(coasting)公立中小学转制为“学园式学校”。[11]在此计划下,英国政府将继续鼓励中小学校自愿转为“学园式学校”;鼓励优秀的“学园式学校”帮助薄弱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加强表现不佳的学校和善于提高教育质量的资助者之间的合作;增加“自主学校”、“大学技术学院”、“工作室学校”的数量;鼓励教师、慈善机构、家长及其他团体或个人创办新的“自主学校”;在家长要求增加更多学位的地区创办新的“学园式学校”。

三、公立学校“学园化”政策引发的争议

由于“学园式学校”前期数量较少,且最初都是从最失败的那些公立中学转制而成的“受资助的学园式学校”,在促进公立学校多样化,提高教育质量方面的作用被广泛认可,虽然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但并未引起普遍的关注。而且最初的几所“学园式学校”也确实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就,与“转制前缺乏领导力的失败学校”形成了明显对比。其中最为英国政府和“学园式学校”支持者津津乐道的就是现任教育标准局负责人、首席督学(chief inspector)迈克尔·威尔肖(Michael Wilshaw)曾担任校长的“莫斯伯恩学园式学校”(Mossbourne Academy)。该“学园式学校”于2004年由地处伦敦内城弱势群体聚居区的一所“失败的”公立中学转制而成。在2004年至2011年担任校长期间,威尔肖成功地将这所“失败学校”奇迹般地改造成为了一所“优秀学校”,在2006年和2010年的两次督导评估中,该校都被教育标准局评为“优秀”。威尔肖不仅因此被英国媒体誉为“超级校长”(superheads),而且自2012年起由政府任命为教育标准局负责人和首席督学。

不过,在保守党的政策驱动下,与新工党政府执政时相比,“学园式学校”的性质和特点、发展趋势和方向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学园式学校”的作用已经不再限于对表现极差的公立中学进行改造,而且为了鼓励优质学校、慈善机构及其他团体或个人的参与,卡梅伦政府已经取消了资助者在资金投入方面的硬性要求。因此,随着“学园式学校”数量的快速增长,围绕着“学园式学校”的办学模式、办学质量、相关政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给英国教育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公立学校的“学园化”是否意味着公立教育的“私有化”(privatisation)等问题,英国社会和教育界出现了越来越激烈的争论。

一方面,以英国教育部为代表的政府部门坚称“学园式学校”促进了学校办学体制的多样化,提高了公立教育的办学活力,成功改造了很多“失败的学校”,使英国公立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得到了提升。因此政府今后还将继续加大“学园式学校”的政策力度,不仅要让那些“失败的学校”和“有待提高的学校”(require improvement schools)转制成为“学园式学校”,还要把大约1,000所办学质量“不上不下、得过且过的学校”转制为“学园式学校”,同时鼓励更多的“优秀学校”(outstandingschools)转制为“学园式学校”或参与“学园式学校”的创建。除中央政府以外,对“学园式学校”政策最为支持的就当属参与举办“学园式学校”的各种私人或慈善组织了。其中一些私人或慈善组织以“连锁”(chains)或“联盟”(federation)形式举办的“学园式学校”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并仍在计划继续扩大其办学数量。

另一方面,大批量公立学校转制为“学园式学校”引发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校长、教师、家长和学生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越来越多的冲突和矛盾,[12]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批评者的主要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少数所谓的取得巨大成功的“学园式学校”是政府耗费大量资金的结果,是“样板工程”;还有一些“学园式学校”之所以能在教育标准局的评估中取得进步,是因为这些学校得益于选拔性招生政策或“耍了一些小聪明”,有的让学生尽量选择容易考出好成绩的课程(如公民、宗教等科目),有的则在招生时拒绝了一些表现较差的学生;而这对于中小学办学质量的全面提高并没有益处,反而造成了资金的浪费,加剧了教育不公平。[13]此外,一些公立中小学在转为“学园式学校”后,教育质量并没有得到改善,有些甚至还更加恶化了。因此,“学园式学校”有没有大规模实施的必要,究竟能不能带来公立学校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目前仍然缺乏足够的证据。

第二,“学园式学校”脱离地方政府的控制,削弱甚至剥夺了地方议会和社区居民对自己所在地区的公立教育和学校管理表达意见的权利,损害了英国民主制度的基础。在目前由工党控制的选区,选民持这种批评意见和对“学园式学校”的抵制尤其强烈。

第三,“学园式学校”的发展已经脱离了其最初旨在帮助弱势群体聚居区提高公立学校办学质量的轨道。越来越多的公立学校被转交给私人或私人机构办学,这种“学园化”运动其实是保守党政府在将英国的公立教育“私有化”,但“私有化”并不是解决公立学校存在教育质量问题的“灵丹妙药”,公立学校的“私有化”只不过是保守党一贯的意识形态在教育领域的延伸而已。

第四,“学园式学校”可以聘任没有教师资格的人员做教师,并且可以自由决定教师的工资待遇,进一步损害了教师职业的专业化地位和职业声誉,不仅不能缓解当前英国面临的师资短缺问题,反而会造成年轻人不愿从事教师职业,从而使将来出现更严重的教师短缺问题。

在英国,持上述批评意见的人士广泛分布于社会各界,包括政界人士、评论家、教育研究者、教师和教师工会、家长和普通民众。英国国会下议院2015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指出:“此时此刻,政府应该停止‘学园式学校’的扩张,除非有充分的证据,否则不要轻易做出‘学园式学校’取得成功的结论。‘学园化’既非总是成功的,也非改造薄弱学校的唯一办法。”[14]笔者认为,上述批评意见有其中肯之处,尽管英国公立学校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政府所声称的那些问题,但公立学校大规模“学园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学园化”能否全面提高英国公立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仍然有待进一步地观察和探讨。

摘要：在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理念的指导之下,卡梅伦政府对英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政策是将越来越多的公立学校转制为由中央政府直接拨款、脱离地方当局管理、拥有更多自主权的“学园式学校”(academy)。随着“学园式学校”数量的迅猛增长,相关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质疑和争论。

英国将进一步推进考试改革 篇8

今天, 资格及考试监督办公室公布了将在3年之内取消考试的“非同寻常”的学科一览表, 原因在于这些学科缺乏学术严谨性。该教育质量监督机构还表示, 所有的科目都应满足整体需求, 但是目前看来, 至少有43门学科没有达到要求。考试委员会必须加大其他课程的考试难度, 如古代历史、商业研究、古典文明、经济学、通识学、法学、心理学等。

此次调整属于迈克尔·戈夫 (Michael Gove) 进行的GCSE和A-level考试改革的一部分, 旨在加强对传统学科知识的重视, 并为学生未来进入大学和职场打下坚实的基础。目前, 针对数学、英语、科学等核心科目的全面检查已经在实施过程中, 资格及考试监督办公室也将对其他科目进行审查。

英国19世纪的高等教育改革 篇9

19世纪30年代, 英国开始出现新的大学和学院, 但他们的学生人数增长缓慢。19世纪中期以前, 英国虽然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 但科技教育的发展却非常缓慢, 高等科技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19世纪下半叶, 英国的高等科技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其标志之一是伦敦大学等城市大学的兴起和发展, 之二是牛津和剑桥引入科技教育。

英国高等科技教育的真正兴起, 应该是19世纪城市学院和大学的出现。这些学校出现在19世纪50年代后, 并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德国多科技术学院模式的影响。城市学院是各地方筹办, 针对地方生产发展的具体需要设置专业科目, 培养地方所需要的各种人才。这些学校早期的一些教授大多在德国受过教育, 他们将德国大学注重研究的风气带到城市学院中。城市学院和城市大学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英国高等教育的面貌, 而且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科技教育方面构成了压力, 最终使得科技教育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牛津和剑桥大学。

以伦敦大学的创建为开端的新大学运动, 彻底打破了牛津和剑桥独霸高等教育的局面。新大学的出现, 不仅在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上向牛津、剑桥提出了挑战, 也使得高等教育的管理出现了新的特色。1826年创立的伦敦大学与传统大学相比, 不仅取消了传统大学中的神学系, 代之以理学系和工学系, 而且在各系引入大量近代新型课程, 从而揭开了英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序幕。在新型的理学和工学系中, 更是开设了大量有关近代自然学科和技术工科方面的课程, 反映了伦敦大学面向社会培养专业实用人才的特征。伦敦大学的建立, 标志着科学革命最终开始进入英国高等教育之中。伦敦大学的建立和发展, 改变了以往大学教育的单一结构和职能, 为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城市大学的兴起和推广运动, 则标志着英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完全确立, 使得该体系更加复杂、完善。英国传统大学逐渐取消了种种宗教方面的限制, 打破故步自封的局面, 开始面向世俗阶层, 接受科学革命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19世纪初, 一大批评论家对牛津、剑桥大学的教育发起了观点激进的批评, 从而形成一场辩论。这场辩论实质上是办学目的和方向的斗争, 争论的焦点是大学是为教会和统治者培养接班人, 还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人才;是被少数人垄断, 还是面向广大群众开放。1831年, 剑桥掀起了一场辩论高潮。剑桥的威廉·惠威尔竭力主张突出数学, 他强调数学在形成精确推理中的价值。他的观点遭到了主张突出哲学的苏格兰学者威廉·汉弥尔顿的尖锐批驳, 汉弥尔顿指出:片面强调数学, 就间接地削弱了其他学科。实际上, 在高等教育的改革中, 一直贯穿着维护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与提倡科学的功利主义教育的激烈论争。到19世纪中叶, 英国老一辈科学家和数学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们认为剑桥大学的数学传统没有对发展实验者的训练起到作用, 当学生想学习实验技术时, 却只能在剑桥找到一个定性的化学分析, 这些前辈对剑桥本科生实验工作价值的怀疑具有普遍性。

对传统大学的批评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重视。1850年英国成立了皇家委员会, 对牛津和剑桥进行了视察。1852年提出报告, 对两校作了比较和分析, 尤其对牛津大学的批评, 对两校的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牛津和剑桥分别于1854年和1856年通过了关于改革管理和经费支出的“大学法案”, 废除了入学考试和学士级的考试。这样实际上为大量的非国教人士、持不同政见者敞开了学校大门, 开放了大学研究员职位, 从而促进了科学人才的发展。19世纪50年代后期, 牛津、剑桥的改革影响到其他旧式大学, 在不断高涨的公众压力之下, 他们多少也做了改革。不过, 由于竞争、追求效率, 他们的改革包括牛津、剑桥都有些变形, 实际上加速了大学和中学考试中的严格标准的制订。这又反复地引起不满, 如在1864年, 《克拉伦登报告》中提到, “自然科学……实际上从英国高层阶级的教育中被排除了。在这方面来说, 教育对于我们, 比3个世纪前更狭窄。”19世纪中期,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虽然进行了一些内部的改革, 但它们缓慢的改革步伐还是遭到很多人的批评。在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中, 人们越来越希望大学能为国家财富的增加直接做出贡献。1872～1875年发表的《皇家委员会关于科学教育和科学进步的报告》和1875年《德文希尔报告》中提出, 需要更多的科学教育。其中1873年8月皇家委员会第三次关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报告, 审查了科学方面的课程和考试, 教学系统, 大学技术与专业教育, 大学内部各科研机构的关系以及大学对科学进步应该担负的职责。总的来说, 皇家委员会认为大学的导师制应予以保留, 但应补充新的大学教席。

大陆教授制度从1852年开始实施, 但因为高校教师对大学考试控制的无效, 教授有时无法吸引学生学习未经审查的课程。德文郡委员会的报告指出, 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考试制度致使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培训没有明显的效果。更多的大学教席, 是通过学院经费支持的, 与补习津贴和退休金密切相关, 这是唯一令人满意的进步。对于牛津大学, 皇家委员会建议设立两个化学方面的席位, 一个在数学物理学, 一个在应用力学和工程, 在生物学和医学设立5个新席位;皇家委员会还建议在大学的科学领域按照德国的博士学位体系进行改革, 这些关于新的席位和学位的建议并没有完全满足“研究者们”。牛津、剑桥的首要任务是把科学引入各个学院。委员会建议设立自然科学奖学金。1871年, 牛津大学净收入总额为300000英镑, 其中91545英镑支付了奖学金。剑桥没有透露其总收入, 但报告说学院奖学金费用为92820英镑, 每人200-300英镑, 这些基金可能被转移到研究上。为了帮助年轻男子进入科学而“不为金钱焦虑”, 因此委员会敦促大学创建奖学金中的高等和低等, 并允许对研究晚辈有一定的偏向。但无论是这些机构或政府部门, 都不能够满足研究人员的薪金和奖学金的需要。政府补助计划落后于科学青年男女的增长速度。1882～1884年《皇家委员会关于技术教育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自然科学、绘画、数学和现代语言应该取代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位置。

1850年, 英国共有约60所科技大学 (不包括医学, 但包括农业) , 到1900年, 超过400所。维持大学和学院研究的奖学金数目也在增加, 到1914年在24个不同的机构有170个私人性质的科学奖学金 (除牛津、剑桥以外) 。这些给予了研究一个长期稳定的学术基础。

19世纪上半叶,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使人进入传统的行业 (医药、法律和教会) , 生源主要是相当多的家境富裕的只为混个经验的年轻男子。这两所大学不同的是教育的主攻方向, 牛津强调经典, 剑桥强调数学。在剑桥, 他们显示了数学方面的出众能力——引起年轻男性对物理科学的兴趣。

如果从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课程变化来看, 从16至19世纪中期, 剑桥大学理、工科等有关近代自然科学课程所占比例不足40%, 更多的是为训练心智或思维的数学、神学、历史、语文等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内容。19世纪80年代起, 医学系开始大量开设有关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不仅剑桥大学如此, 另一所宗教气息更为浓厚的牛津大学也于1904年开设了工程、采矿、教育、探测和林学等课程。到19世纪后期, 以牛津和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传统大学也像其他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一样, 逐步开设适应工商业发展的课程, 如造船、化学工程、电子工程等。不仅如此, 在德国研究型大学影响下, 传统大学也开始从事物理学、生物学、细胞学、免疫学、遗传学等方面的科学研究。

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其他改革还包括, 1853年牛津大学设立了自然科学荣誉学院, 剑桥大学在1849年增设自然科学的荣誉学位考试。直到六七十年代后, 在外部一系列压力下, 两校增设了新的自然科学教授职位, 设立了自然科学实验室, 高等科技教育终于进入这两所古老的大学。牛津的克莱伦顿实验室, 是英国第一个物理实验室, 它于1872年建成, 以捐助者克莱伦顿伯爵的名字命名。虽然物理学教授克利夫顿在任期间对研究没什么兴趣, 但他却用获得的资金购置了大量的教学仪器。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建立, 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虽然卡文迪什实验室在前20年中发展缓慢, 但在汤姆森的领导下, 该实验室成了物理学家的摇篮。19世纪末, 剑桥大学还建立了科学奖学金制度, 鼓励学者到卡文迪什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克莱伦顿实验室和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建立, 标志着传统大学进入了新纪元, 它使科技教育真正进入了大学, 并在科学研究方面对19世纪后期兴起的城市学院和大学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19世纪中后期, 英国政府加强了对科技教育的干预, 这些干预包括建立科学艺术署推动科技教育, 组织皇家委员会调查科技教育, 颁布立法规范技术教育等。虽然这些干预措施极少涉及高等科技教育, 但这一切都推动了高等科技教育的发展。19世纪末以来, 英国财政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 开始直接对包括牛津和剑桥大学在内的各种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财政拨款, 通过财政手段, 直接影响传统大学的课程设置以及科学研究活动。1889年, 英国政府首次对牛津和剑桥大学进行直接财政拨款, 鼓励两所大学进行工学和医学方面的教育和科研。英国政府还通过立法来促进科技教育的发展。1889年颁布了《技术教育法》, 这是英国技术教育领域最早的一项法令, 它规定地方当局有权征收技术教育税。从此, 英国的技术教育开始走向正轨, 90年代出现的技术学院和夜校与此法令有很大的关系。

到19世纪中叶, 科学开始有了新的机遇。特别是化学被认为有一定的商业价值。1845年, 在伦敦市中心的皇家化学学院成立后, 建立了一些化学实验室, 化学的培训变得更容易了。德国著名的化学家奥古斯特·霍夫曼被引进英国并负责这些事务, 尽管财政状况依然不稳, 却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科学家。虽然并非所有人都走上化学道路 (例如沃伦德拉鲁一开始参加学院, 但后来成为天文摄影师) , 但有许多学生确实在化学领域留下了名字。德国化学家的引进, 也是英德之间早期的科技人力资源交流之一。

1871年到1885年间, 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赫胥黎先后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秘书、会长;此外, 他还参加了多个学术团体, 从事学术活动和科学普及活动。在科学技术与教育的联姻上, 赫胥黎的作用很大。在赫胥黎的倡议下, 1881年组建了科学师范学院, 并以它为中心成立了各种类型的职业技术学院, 这所学院1890年发展成为皇家科学院。赫胥黎向伦敦大学提交了伦敦大学体制改革的计划书, 建议伦敦大学设普通教育学院、职业教育学院和研究院, 文科与理科结合,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 教学与研究结合等。这些具体建议, 对英国大学的教育改革有深远的影响。

综上可见, 虽然英国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并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 但是直到19世纪初期, 由于国家对高等教育采取不干涉政策, 加之传统大学势力强大, 相对于法国而言, 英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步伐是较为缓慢的。通过19世纪后半叶的改革, 英国的高等科技教育才有了较大发展。

摘要：19世纪德国大学的迅速发展, 使学术界对英国的高等教育提出了许多批评建议, 在英国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19世纪下半叶, 英国的高等科技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其标志之一是伦敦大学等城市大学的兴起和发展, 之二是牛津和剑桥引入科技教育。

关键词：英国,高等教育改革,伦敦大学

参考文献

[1]周寄中.科学技术与教育[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关于英国最新养老制度改革的研究 篇10

英国一向重视社会福利,并且为其支出的费用也占财政支出的很大一部分比例。而英国老年人还在不断增加,无论养老金机制如何,英国都需要支付不断增长的养老保险费用。这种高福利政策让英国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竞争力下降。英国曾经是欧洲国家里面第一个对基本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国家,强调个人在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作用。1986年的改革就是将国家养老责任向个人分担的很好的例子。一方面降低了国家基本养老金的水平;另一方面,鼓励个人为养老储蓄。1986年改革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各种养老保险公司来发展个人养老。人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保险公司中挑选合适的;同时,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后续改革完善,英国养老保险制度可以为不同收入水平的职员们提供合适的计划,使整个养老保险制度覆盖更广,解决了国家负担过重的问题,让英国成为世界上养老金支付水平比较低的国家。

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劳动力命运变得难以预测,弱势群体面临很大危机。要想改变这个局面,就需要进行养老制度的改革。定额给付制年金制度是英国几十年以来最重大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根据目前规定,居民可以在退休后拿到每周107英镑左右的最基本养老金,再加上第二养老金的数额总共可以达到142英镑。新制度则将二者合并,预计2016年可达到一周155~162英镑,但是这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拿到的。如果没有交够至少10年的国民保险就无法得到这笔养老金。这次改革会采取“旧人用旧制度,新人用新制度”原则,只有在2017年4月之后退休的人才能领取。在这之前的退休人员依旧遵循原计划。另外,退休年龄也会延迟,在2020年提高到66岁。据统计,从2021-2025年,会有62% 的退休者得到完整的定额给付养老金,并且这个数字会随着人们在新制度下权利的增加而增加,预计到2035年会达到81%。

那么谁会从中受益呢?毫无疑问是女性。在英国当前的制度下,女性得到的养老金较少,大部分女性因为孩子中断了职业生涯。导致女性在退休后只有少量的基本养老金,生活艰难。在最新的制度下,女性只要在不工作的时间内交够国民保险即可享受全部最高额度的养老金。根据政府统计,在改革后10年会有大约75万女性得到一周额外的9英镑。另外,个体户也会受益很多,因为在现行制度下他们几乎不可能领取最高额度的养老金。从这两类受益最大的群体来看,这次改革会提高整个社会群体的养老保障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英国的养老金资产近来是不断增加的,且形成了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但第一层次养老金保障力度还不够,此次新养老金改革就是为了弥补其不足,然而新制度并不只有对公众有利的一面,在新的计划下,还在工作的职员们将会延迟退休时间,并且需要多交几年的国民保险费。相对之前只要交一年就可以领养老金的政策对一些人来说会有风险。英国之前的养老金制度与人们的职业生涯关联不大,所以,提前退休现象很严重,很多人因此得到高额养老金。此次的改革虽然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对,但是英国对此次的改革势在必行。

2 美国养老制度研究

相比美国,如今美国人变得更难以退休。纵观全世界,美国是比较富有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也很高,但是想要舒服地退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美国人以超前消费闻名,因此,他们如果想退休后维持高质量生活必须准备更多的钱。而通过2006年的金融危机也让很多美国的房产贬值,很多美国人已经无法每月按时还他们房子贷款。美国经济受到重创,也暴露了美国人现金储备较少的缺点。如今美国人参加定额支付的人越来越少,因为没人能预测未来可以攒下的钱有多少,一旦出现投资失败,自己要面临很大风险。在未来,许多老年人的寿命延长,因此,退休后所需要的养老金也随之增加。同时,医疗和护理的费用也在提高,如何面临可能的财务危机确实是美国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3 对中国养老制度改革的启示

英国的养老金改革是应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养老金情况的一次重大改变,改革后英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会覆盖的更广,更加有保障性。但是政府对基金的管理需要加强,如果没有配套的法律、政策,广大职工的利益将得不到维护。这次改革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实例,可以让我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很多大城市中大多数人都是未富先老,这使国家和政府养老支付的压力更大,我们延迟退休年龄虽有助于缓解养老金支出压力但也增加了个人和家庭的负担。因此,通过以上分析,我国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养老金不断增长,在延迟退休年龄的同时,建立科学的匹配改革方案。针对在方案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及时做好准备。

摘要：经过长期的改革,英国形成了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2013年,英国公布了最新的计划已久的养老金计划。这项新的计划将于2017年开始实施,这是对现有制度的一次简化,替代了基本养老金和第二养老金等复杂的形式。本文从英国这项改革入手,运用社会保障相关理论分析此次改革会带来哪些改变,并针对美国目前情况进行探讨。最后,提出英国此次改革会为我国改革提供参考,我国应积极做好准备。

关键词：英国,养老金改革,定额给付年金制

参考文献

[1][美]齐格蒙·鲍曼.个体化社会[M].上海: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