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电力体制改革情况摘编

国外电力体制改革情况摘编（精选2篇）

国外电力体制改革情况摘编 篇1

【内容:】孔祥元中国农村水电及电气化信息网2007

澳大利亚电力改革

自1989年推行改革以来，澳大利亚电力工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的垄断体制被逐步打破，电力生产的发供配三大环节完全分离，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业务与具备竞争条件的部分实现了彻底分离，通过强化监管职能实现了垄断与竞争的有机统一。经过几年的努力，一个竞争有序的市场机制已经建立起来，几乎所有电力企业在竞争中不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电价大幅度降低，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广大用户受益匪浅。澳大利亚的电力体制改革无疑是成功的。

1澳大利亚进行电力改革和推行电力市场的起因

(1)1989年以前，全国的电力发展和运作都由政府经手，发展电力的资金与负债都纳入联邦及州政府预算，政府财务不堪重负；

(2)原有的电力管理体制使电力缺乏市场竞争，效率低下；

(3)经过70年代和80年代的快速发展，电力供需矛盾缓和，出现装机容量过剩；

(4)作为英联邦的成员国之一，英国电力市场改革的成功推动了澳大利亚电力改革的进程。

2澳大利亚电力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澳大利亚政府对电力改革和电力市场的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积极支持电力改革，建立有关机构实行政府的宏观指导和监督，并拨专款扶持改革。政府决定学习英国等国家在电力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改组电力结构，推行电力市场化，促使电力企业从市场竞争中找契机，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技术改造，降低企业成本，降低电价；通过改革，促进其他行业改革，促进投资，吸引外资，活跃国家经济。澳大利亚电力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构筑一个用户能在众多的发电商或零售商中自主选择供应商的电力市场。

3改革进程

澳大利亚是联邦制国家，电力工业的管理和发展主要靠州政府来实现。全国行政区划分为7个州，比较发达的地区集中在东南沿海的新南威尔斯州和维多利亚州。全国共有8个独立的(州和地区)新电力系统，至1998年底，共拥有发电总装机容量37670万kW，当年发电量为1600亿kWh。

(1)新南威尔斯州的太平洋电力公司是全国电力改革的先驱。1989年，新南威尔斯州的太平洋电力公司是州政府管辖的集发电、输电和有关服务于一体的全能性电力公司，电力总装机1230万kW，员工10500人，州内的配电业务由27家配电公司独立经营。1989年，州成立电力工作小组，建立内部电力市场发展委员会，考虑引入竞争政策，在发、输电和工程服务等方面实行内部结算。1991年7月，太平洋电力公司进行内部结构调整，将发电企业分别独立，开展内部发电环节竞争，服务设施付费，引入输电服务定价机制，实施了内部电力市场。

3年后，即1994年7月，太平洋电力公司实行结构性改组，将发电和输电完全分开。1995年2月，输电业务从太平洋电力公司完全分离出来，由新组建的电网公司负责管理。1995年6月，州内27个配电公司改组合并为7个配电公司，负责配电网的管理和售电。1996年3月，在充分考虑各电厂已投运年限、装机容量、资产负债、现金流量、资本需求和地域分布等因素的基础上，发电业务改组为3个独立的发电公司，其中太平洋电力公司变成单纯以发电为主的发电公司。

新南威尔斯州电力结构重组实现了发电、输电和配电的分离，为电力市场的运作创造了组织结构基础。

(2)维多利亚州电力私有化改革。1991年，维多利亚州的发、输、配电是一体的，由州电力委员会管理，发电装机700万kW，员工22000人。机构重组改革后，员工紧缩为7000人，发电厂、电网公司和配电公司分离，各自独立经营，全部资产135亿澳元公开出售，全部私有化。1994年7月，维多利亚州开始了电力市场的运营。

(3)全国电力市场化的实现。以新南威尔斯州和维多利亚州电力改革为先导，其他各电力系统也相继改革，直到1998年11月，澳大利亚实现了全国电力市场化。电力市场以发电商、配电商、终端用户及市场和系统运营者为主体，通过电网这个市场载体，构成电力市场。这个市场又分为电力批发市场和电力零售市场，实行现货(实际)市场交易和合同(期货)市场交易。

4改革成果

经过近10年的努力，澳大利亚电力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以新南威尔斯州和维多利亚州为例，新南威尔斯州太平洋电力公司通过公司结构调整和引入电力市场，经营业绩发生显著变化，取得良好的效益。1995年与改革前的1988年相比，员工从10500人减少到4300人，下降59%；生产率提高3倍，发电厂设备利用率提高41.8%，热电效率提高6.9%，事故停机减少85.5%；电力销售从430亿kWh增加到536亿kWh，提高24.65%；每千瓦时发电平均成本从7澳分下降到4.7澳分，下降32.85%；平均售电价从7.3澳分降低到5.4澳分，下降26.03%；1988年的经营效益亏损2亿澳元，1995年扭亏为盈，盈利5.63亿澳元。

新西兰电力体制改革

1电力工业概况

新西兰电力供应充裕，人均拥有装机2.16kW。在现有发电设备中，95%～96%属国有的新西兰电力公司所有，装机容量730万kW；4%～5%为小火电，属地方供电公司所有，装机容量为30万kW。新西兰的发电设备构成中，67%为水电，7%为地热，26%为火电，是一个以水电为主的电源结构。近年来，新西兰的电力装机增长缓慢，年发电量处于徘徊状态。1992年，新西兰人均拥有发电量8598kWh，电力主要用户是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占用电量的35%。家庭每户平均用电量在7500kWh。

电力工业改革前，新西兰的发电和输电由国家经营和管理。配电由地方电力管理委员会和市政府电力局负责。供电局有法定的营业范围，没有引入竞争机制。

2改革的起因

新西兰的电力管理体制改革是从1987年开始的。在此之前，政府直接管理和经营企业，经济运行不灵活。在政府经营管理过程中，由于政府的过多干预，出现了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很高的失业率，二是很高的企业负债率，三是很高的通货膨胀率。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从宏观的角度对经济部门进行体制改革。主要是政企分开，商业化和公司化，减少政府的干预，鼓励竞争，提高经济效益。电力工业的改革，一方面强调引入竞争机制，提供商业机制政策；另一方面是对垄断企业(新西兰电力公司)给予法律、法规的约束，要求对用户透明。改革的目标是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包括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同时给电力用户以最大的自由选择和最好的服务。

3改革的步骤

新西兰的电力体制改革是从配电到发电逐步推开，即配电公司的竞争→电力市场→发电竞争上网。据此，新西兰电力体制改革可分为5个步骤：①政企分开，把政府机构改变成公司化企业；②加强立法，修改或制订有关电力法律和法规；③配电企业化，实行竞争供电；④输电独立，将输电公司从新西兰电力公司分离出来，输电公司独立经营；⑤建立电力批发市场。

按照这个步骤，1987年新西兰工党政府撤销电力部，将其所属的发电、输电国有企业商业化和公司化，成立了新西兰电力公司和输电公司，输电公司拥有并负责电网运行，改革初期是作为新西兰电力公司的子公司。

4发电端的改革

新西兰电力公司成为经营实体后，政府规定国有资产50%作为资本金，50%作为政府贷款，3年内归还政府。在改革方面，新西兰电力公司准备采取以下措施：

(1)发电与输电分离，发电和输电各自筹措资金；

(2)在电力零售方面要建立电力市场，打破供电专营区，开展竞争；

(3)解决发电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推行合同购电；

(4)发电公司允许投资者办电，但只能经营管理15年回收资本和盈利；

(5)提高新西兰电力公司的国际信誉，让国际金融界参与新西兰的电力投资和承担风险。

5输电端的改革

输电公司管理着13000km的输电线路、186座户外变电站和1个调度中心。输电公司由国家控制，不参与竞争，但要独立核算。国家要从输电公司抽回原来的投资，不再提供投资。此后，电网发展所需资金来源有企业利润、用户出资、银行贷款。输电公司的任务包括：一是输电可靠，二是输电安全，三是费用控制，四是保证投资者的回报。

6配电端的改革

新西兰有41个供电公司，一直由地方经营管理。在改革中主要解决所有权问题和引入竞争机制。配电部门在1993年进行公司化改组后，资产的经营方式共有四种：①有10个大的供电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每股1新元，上市溢价发行每股1.7新元，全部由股民拥有；②合作社形式，由用户持有股权，不准上市买卖；③由信托公司代表用户的利益，全权经营供电公司；④归市政府所有。

1992年新西兰制定电力法案，取消了供电专营区的限制。改革后的供电公司可以向任何地区的用户供电，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供电公司。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从1993年4月1日起，凡用电量小于50万kWh的用户可以自由买卖和供电；第二步从1994年4月1日起，用电量大于50万kWh的也可以自由买卖电和供电用户可以向供电公司买电，也可以直接从发电厂买电。

为保证公平竞争，供电公司要将配电成本和销售成本分开，配电网络对供电者和用户开放。任何供电者要通过供电公司配电网络供电，要向供电公司缴纳路网费。

新西兰在供电领域首先引入竞争机制，除了提高供电领域的经济效益外，还想通过竞争兼并公司，减少供电公司的数量，在5年内将41个供电公司减少到12个或10个。

7建立电力市场

新西兰发电与输电分离，配电端公司化以后，就形成了电力市场。目前电力市场由电力市场公司经营。电力市场公司向发电公司买电，然后趸售给供电公司。电力市场的电价和合同内容公开透明。售电分两类，一类是合同购电，一类是按边际成本价格临时购电。电力市场的形成和配电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后，电力供应中的交叉补贴随之取消。不能再依靠提高电价和提高供电量来提高供电公司的效率和盈利水平，必须靠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来实现，这给供电公司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8改革的效果

新西兰电力工业由于实行了政企分开，发、输、配电分开，商业化运行和公司化改组，目前已取得明显效益，主要表现在：①单位平均趸售电价降低14%；②单位平均运行成本(不包括折旧)下降29%；③单位平均消耗下降24%；④水电站设备可用率由87%提高到93%，火电厂设备可用率由73%提高到97%；⑤资本金回报率由8.6%上升到13.1%；⑥电力职工由6000多人下降到3000多人，电力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1倍以上；⑦利税增加。

新西兰电力管理体制改革仍在进行，尚未完成，但已取得显著的效果

国外电力体制改革情况摘编 篇2

关键词：信用评级 信息披露 评级依赖 国际规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信用评级对于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重建金融秩序的重要环节。在制度建设层面，各国就加强信用评级监管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监管规则和制度框架不断完善。时至今日，各国的评级监管改革方案仍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总的来看，信用评级监管改革不失为一个宏大而重要的命题，既涉及市场自由与政府管理的平衡、监管与民意的博弈，也对市场参与者风险管理的实践和交易习惯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也决定了监管改革之路漫漫而修远，需要监管层和市场主体共同思考、探索、论证和推进。

危机后国外信用评级行业监管制度建设概况

危机后信用评级行业监管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其中既有国际监管组织提出的具有普适性的共识、原则、建议等，也包括各国和地区立足自身情况推出的信用评级行业监管规则。

（一）国际监管组织：推动国际信用评级行业标准的完善

国际监管组织在信用评级监管制度建设方面通力合作，积极推动国际信用评级行业标准的修改完善，制订和实施减少外部评级依赖的措施，对各国推行评级行业监管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1.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

IOSCO早在2003年就提出信用评级机构在业务活动中应遵循的四大原则，分别是评级质量和评级过程的公正、评级独立性和利益冲突防范、评级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保密信息管理，以确保评级过程的公正性、保护投资者利益。2004年IOSCO出台了《信用评级机构基本行为准则》，作为信用评级机构贯彻执行评级基本原则和制定自身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原型。虽然鉴于IOSCO的性质和地位，其出台的相关文件对各国来说并无强制约束力，但由于其普适性和灵活性，其提出的四大原则仍然对各国评级监管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有利于推动各国监管当局建立一致的监管标准。危机后，随着信用评级机构逐步被纳入各国的监管范畴，IOSCO积极推动自律规则与各国监管制度的衔接，并分别于2008年和2015年对《信用评级机构基本行为准则》进行了修订。

2.金融稳定理事会（FSB）

FSB则着眼于如何减少外部评级依赖，于2010年10月发布了《降低信用评级机构依赖性的高级原则》，提出降低信用评级机构依赖的具体方向：一是降低各类标准、法律法规、监管规则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二是降低金融市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三是降低具体金融活动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

3.巴塞尔银行委员会（BCBS）

BCBS先后在2009年7月和2010年12月对银行资本框架进行修订，提高合格外部评级机构（ECAI）的资格标准和复杂证券化产品的风险权重，要求结构化证券产品必须由投资机构开展额外的尽职调查，防止信用级别下调引发的峭壁效应。

（二）美国：搭建以联邦综合性证券监管法律和联邦法规为主体的评级行业监管制度

美国在安然事件后着手推动评级行业监管改革，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速上述进程，结合自身国情搭建起以联邦综合性证券监管法律和联邦法规为主体的评级行业监管制度。作为一个联邦国家，美国法律制度分为联邦法和州立法两大体系。基于《2006年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已明确排除州立法对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简称NRSRO）注册工作的管辖权，美国建立了以联邦法律层面《1934年证券交易法》和《1933年证券法》为主体、以联邦法规层面评级机构统一报表体系制度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实施细则为配套的评级监管制度框架。从最新动态来看，美国证监会（SEC）制定的《信用评级机构改革规则》（以下简称监管规则）于2014年9月15日在《联邦公报》上正式公布，新增三项NRSRO管理规则。此次颁布的监管规则基本满足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提出的内控管理体系建设、离职人员回顾审查程序制定、市场推广与评级业务隔离、信息披露优化等方面14项监管规则的制定要求，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美国在危机后对评级机构监管制度的搭建基本完成。

（三）欧盟：实现了评级机构泛欧层面的统一监管

欧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在危机后从无到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评级监管制度框架。具体来看，欧盟现有的信用评级监管制度主要由欧盟层面的条例和指令、各成员国根据指令制定的相关国内法以及欧盟评级监管机构即欧盟证券与市场管理局（ESMA）制定的指引（guideline）这三类规则构成。通过上述制度，欧盟实现了评级机构泛欧层面的统一监管。

（四）新兴市场国家：形成了由法律和监管规则组成的评级监管制度体系

新兴市场国家信用评级行业大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不同国家评级行业监管立法体系的起点和构建过程各不相同，但殊途同归，最终基本形成了由法律和监管规则组成的双层评级监管制度体系。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在立法过程中普遍借鉴了IOSCO的自律规则，其在评级监管制度设计方面普遍趋同。

危机后国外信用评级行业监管改革实践的主要内容

经历过危机的洗礼，各国和地区积极加强信用评级行业的监管，基于自身的法律框架、市场环境和评级行业发展阶段，在吸取相关国际组织指导意见的基础上量体裁衣，以评级结果的形成和评级结果的使用为两条主线大力推动评级行业监管改革：在评级结果的形成方面，主要从注册管理、利益冲突防范、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等方面入手；在评级结果使用方面，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减少外部评级依赖为导向来规范评级结果使用。

（一）实行评级机构注册制度，规范准入管理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监管机构和各国针对评级机构监管展开一系列改革，将评级机构纳入金融监管范畴，改变此前评级机构游离于监管之外的状况，而根据评级机构的重要性实施评级机构分类管理亦成为包括美国、欧洲、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一致选择。

1.美国

在《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和《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合力之下，美国以评级结果是否用于监管目的为标准，将评级机构划分为注册机构和非注册机构进行分类管理。就现行规定来看，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明确了“信用评级”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含义，并以此为基础强化注册评级机构（NRSROs）的直接管理，相应的监管制度设计、执法检查也均围绕注册机构重点展开。在注册评级机构准入环节，美国实行分业务领域的资质认可制度，即由评级机构申请注册不同业务品种的执业资质。

2.欧盟

相比美国，欧盟的准入管理制度更为复杂，其实行的是由欧盟证券与市场管理局（ESMA）负责的评级机构注册与认证制度，并针对境外评级机构所作评级结果配套实施背书制度。相比解决未在欧盟境内设立相关实体的评级机构准入问题的认证制度，背书制度意在解决境内注册机构的关联机构评级结果的跨法域使用问题。从其设计的出发点来看，上述准入制度同样仅针对将其评级结果用于监管目的的评级机构进行资质认可。

3.新兴市场国家

从新兴市场国家来看，包括印度、马来西亚等均实行评级机构注册准入管理制度，南非则在实行注册准入制度的同时参照欧盟引入背书制度。

（二）防范利益冲突，提高评级质量

为提高评级机构的独立性，确保评级的公正客观，国外监管当局主要从业务开展和人员管理两个维度建立利益冲突防范机制。在业务开展方面，主要涉及评级业务的隔离、收入信息的公开、竞争行为的禁止、付费模式的改革和引入双评级制度等方面。在人员管理方面，主要通过回避制度、离职人员回顾审查、分析师与评级机构轮换制防范利益冲突。

（三）加强信息披露，提高评级的透明度

危机后，国外监管当局进一步强化评级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从披露内容和披露方式两方面提高评级的透明度，也便于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评级结果。

从披露内容来看，信息披露要求主要集中在评级行动和评级历史方面，评级机构需公开评级符号体系、评级流程、评级方法、主要假设、评级结果的局限性、利益冲突、第三方尽职调查服务的使用情况等信息。对于评级历史，美欧要求公开披露采取评级行动的日期、评级对象信息、评级行动类型以及级别信息等。

从披露方式看，美国要求评级机构主动在其机构网站上公布评级历史信息，欧盟则以监管当局建立的中央数据库（central repository）作为平台，由欧盟证券与市场管理局（ESMA）来统一公布各评级机构向其提交的相关信息。对于评级过程中获取的非公开信息管理，美欧所采取的政策基本一致，即禁止不当传播行为、利用非公开信息获益的交易行为和提前散布评级结果等不当使用非公开信息的行为。

（四）夯实评级机构内部管理，促进规范运作

一是在内部程序制度方面，监管部门要求评级机构必须制定信用评级程序和方法，并建立起执行和遵守信用评级政策、程序和方法的内控管理体系，做好上述政策、程序和内控体系的维护、运作和记录保存，从完善内部流程的角度出发确保评级程序和方法的严谨性和稳定性。

二是在内部监督职能方面，美欧要求评级机构通过组织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来加强内部合规性监督，实现该监督职能的主体主要是合规专员和董事会；还规定董事会或监管委员会须对评级政策和流程机制、利益冲突防范机制等制度的建立和执行进行监督。

三是在人员管理方面，美欧均要求评级机构所聘分析师应当具备与其岗位相匹配的职业素质。

（五）明确法律责任，强化执法检查

金融危机前，各国的立法中很少涉及信用评级机构承担法律责任问题。金融危机后，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均逐步强化评级机构的“专家”责任，制定了针对信用评级机构违反监管规定的处罚措施。同时，执法检查是保障既有评级业务规范要求得到有效落实的重要环节。从美欧的做法来看，其一方面要求评级机构制作相应的内部记录，作为执法检查的基础；另一方面借助非现场审查和现场检查强化评级监管，落实相关规范要求，督促评级机构进行整改和提高，提高监管行为的透明度。

（六）减少外部评级依赖，推动合理使用评级结果

金融危机后，减少评级依赖成为国际评级行业监管改革的共识。在国际组织层面，以FSB、IOSCO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推动减少外部评级依赖的进程。FSB于2010年10月发布了《降低依赖外部评级机构评级的原则》，并于2012年设定了降低外部评级依赖的实施路线图。此外，FSB建议各国当局采取综合措施降低对外部评级的过度依赖，加强与市场参与者对话，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发适合其业务和区域特征的内部评级方法。IOSCO在2014年6月发布《资产管理中减少外部评级依赖的良好实践》的征求意见稿，从金融操作层面降低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2015年5月再次发布《大型中介机构使用信用评级评估信用品质的替代方案》的征求意见稿，推进相关工作。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在危机后颁布的监管法案中，明确提出减少现有监管法规对于外部评级的依赖。

国外信用评级行业监管改革的主要经验

截至目前，危机后评级机构相关监管改革方案仍处于不断落地的阶段。以美欧为代表的成熟债券市场在推行评级行业监管改革和构建评级监管制度中形成了以下经验可供借鉴和参考。

（一）基于评级结果的形成和评级结果的使用两条主线系统设计评级监管制度，构建多层次法律框架

危机后，信用评级结果被认为是诱发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成因之一。在此共识下，各国在设计评级监管改革制度过程中以评级结果的形成和评级结果的使用为主线，通过规范评级机构准入——评级过程管理——评级结果使用等环节确保评级机构的独立性，提高评级质量和透明度，推动评级结果的合理使用。从国外危机后的制度建设来看，评级监管制度框架基本体现为三个层面：顶层为基本法律，中间层为监管规则，底层为指引和指南等规范性文件。其中，顶层法律效力位阶较高，其明确了基本监管原则与重点、界定检查权力边界以及评级机构内部业务规范；中间的监管规则根据法律的授权，从日常监管的角度出发，针对注册审查、信息披露等须监管机构审查的事项，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具体细则；底层的指引和指南对评级机构没有强制约束力，但在监管工作中扮演着解释和指导的角色。

（二）明确适当的监管尺度和方式

与其他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既有事实给出鉴证性意见不同，信用评级是第三方对未来概率性事件的主观预测且在相关监管规则中被普遍使用。基于上述特点，在构建评级监管框架时应明确适当的监管尺度，既有利于在监管资源有限的情形下做到有的放矢，同时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对于二者如何平衡，美欧表现出一致的立场，既不对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作实质干预，也不对评级结果的准确性加以判断，而是只对评级方法进行合规性审查。但为了确保有效约束，美欧着重采取信息披露的方式向各市场主体充分提供关于评级结果、评级表现、评级流程和评级方法等方面的信息，由市场主体自行独立判断和选择，充分发挥市场监督的作用，强化声誉机制的约束。

在市场准入环节，美欧也尽量降低规则层面的障碍，评级机构市场准入机制并没有对整个评级市场设置准入门槛，而仅针对评级结果用于监管目的的评级机构实行资质管理，其他机构未经注册也可从事评级业务，只是其评级结果不得被银行等金融机构用于监管目的。当然，在减少评级依赖的背景下，“监管目的”的范畴和内涵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三）实行评级机构统一监管，协调好机构管理与市场管理的关系

如前所述，评级监管的主要内容涉及机构管理和评级结果应用管理两个方面。在金融监管主体多元的国家，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往往通过引用外部评级结果来限制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基金的可投资范围，由此形成了分市场管理评级结果的需要。因此，评级机构注册管理和评级结果应用管理二者在监管主体层面如何统筹，成为评级行业监管中考虑的重要问题。目前，统筹评级机构管理和评级结果应用管理的普遍做法，是其他监管机构直接引用评级监管机构所注册管理的评级机构所作的评级结果。这一模式有利于对评级结果质量的有效监控和统一规范，避免评级机构监管套利，有利于促进评级行业的竞争。

（四）探索付费模式改革以解决评级机构利益冲突

从信用评级起源地美国来看，其信用评级行业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实行投资人付费模式。随着信用评级机构市场声誉逐步建立及监管规则对其认可后，发行人也开始愿意有偿获得评级以降低融资成本，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穆迪等国际评级机构逐渐开始转向发行人付费。此后由于评级信息外部性等因素导致其生存困难，投资人付费模式一直仅作为发行人付费模式主导下的补充形式。金融危机后，发行人付费模式广受市场质疑，各国监管当局和专家学者陆续提出了探索多元化付费模式来解决评级机构的利益冲突，投资人付费模式以其独立性优势和长期的行业实践经验受到重点关注。在监管部门的支持和市场认同下，其生存环境已经有所改善。美国三家中小型投资人付费模式评级机构先后获得NRSRO认证资格，其中克罗尔评级公司（Kroll）已成为资产证券化评级业务领域的黑马，在CMBS评级业务领域的市场份额超过了标普，仅次于穆迪和惠誉。

（五）充分发挥信息披露在为监管部门提供监管依据、促进公众监督、提升内部规范化管理等方面的多重功效

在评级监管过程中，评级机构对外提供的信息既包括公开信息，如评级机构的组织架构、级别的决定方法和程序等，也包括仅向监管部门提供的非公开信息，如占净收入比的排名为前20位的客户列表、财务报表等信息。评级机构提供的信息是监管部门开展执法检查、落实监管规则的重要依据，而公开信息既可以促进公众监督，也是公众评估特定评级机构评级质量的重要途径。

（六）减少对外部评级的不当依赖是未来发展趋势

从各国评级行业发展历程来看，其发展模式可大致总结为两种，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自发生成模式和以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为典型的政府导入模式。在两种模式下，外部评级都得到了监管规则的广泛应用，由此形成了评级机构的准监管地位。然而，金融危机的教训显示，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发展成熟，监管层和市场操作层面长期以来对外部评级的单一、机械化应用，已逐步演化为对外部评级的过度依赖，容易形成峭壁效应，放大顺周期性，引发系统性风险。对此，危机后各国和地区普遍修改相关立法，减少监管规则对外部评级结果的直接引用，同时鼓励市场参与者建立内部信用风险评估机制。

（七）注重对国际规则的有效吸收，实现规则的对外接轨

整体来看，美国、欧盟评级机构监管规则是在IOSCO规则基础上展开的，对其基本原则和行为准则均进行了较好的吸收，所以美欧监管规则呈现出较多的共性。监管规则的趋同可以为评级监管的跨境合作和本国评级机构走向国际市场创造较为便利的条件。因此，在监管制度设计中，应注重相关规则的对外接轨，便于本土机构拓展海外市场，提升评级机构的竞争力。

作者单位：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