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基础教育改革动向

国外基础教育改革动向（精选6篇）

国外基础教育改革动向 篇1

注重基础学习能力的提高

为适应学习化社会化的需要, 提高学生基础学习能力仍然是各国课程改革的重点。学习能力的培养是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前提, 是开展终身学习, 促进自身的完善与发展的基础。如, 德国的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向成长着的一代传授广泛的、出色的、综合的基础知识, 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

强调价值观教育和道德教育

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 无一不把目标指向学生的发展, 指向以能力和个性为核心的发展。各国课程改革普遍注重教育的道德文化层面, 强调价值观的培养和道德教育。如, 英国颁布的课程改革方案中提出, 学校教育应该反映有利于达成促进机会均等, 形成健康、公正、民主的社会以及可持续发展基本目的的永恒价值。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学生具有丰富的人性和社会性, 具有自立于国际社会的日本人的意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开展宽松的活动, 发展个性教育等。

创造性与开放性思维的培养

各国课程改革都强调创造性与开放性思维的培养。教育应该培养胸襟开阔, 能够站在全球化视野考察问题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公民。

信息素养的养成

为适应信息化社会, 信息素养的养成成为各国课程改革的另一个重点。如, 英国把以前的“信息技术”改称“信息和交流技术”, 旨在为学生有能力参与快速变化的世界生活做准备, 而美国的新泽西州则要求学生学会使用信息技术和其他工具。

尊重学生经验, 发展学生个性

教育是学生的教育, 课程是学生的课程。因此, 要把学生的教育交到他们手中。如, 德国北威州的课程纲要规定, 帮助学生形成成熟的对社会负责的个性, 包括每个学生独特的能力, 培养社会责任感等。

【案例】

日本

日本各学校可以在“综合学习时间”中开展有特色的教育活动, 同时在“校本学科与科目”中, 设定有特色的学科, 创造性地编制学校课程。这些校本课程可以是戏剧、摄影、旅游、职业、技术等特色课程, 也可以是跨学科的“科学”, 以及以传统表演艺术、传统音乐、茶道、和服、传统工艺为内容的“日本文化”和以国际关系、多元文化研究、外国语研究为内容的“国际”等综合课程。校本课程的最高学分可达20学分。此外, 学校还可以根据地区、学生的实际情况, 从“职业与生活”“日本的产业与社会的变化”“未来出路与自我实现”等几个方面展开教学。

新加坡

新加坡教育向来注重探究性、适应性、整合性以及个别化和多样性。但新加坡仍把改革作为首要任务, 主要包括:确保课程符合21世纪的需求, 在未来几年内落实教育资讯科技总计划, 以及确保国民教育成为未来教育体系的重心;开放教材市场, 推出“教育电子坊”网站;政府保证对市场的管理;推行“教育电子簿”试验。教育部规定了信息技术教育总体规划策略, 目的在于拓展信息技术在学校教育教学方面的应用, 使学生不再受课程的限制, 随时随地享受学习的乐趣。

新加坡国家课程的目标旨在帮助全体学生逐步成长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 在公民素质教育中, 要求让学生掌握有关成为有修养的公民的知识, 理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培养学生具有询问和交流的技能, 如, 通过分析信息和它们的来源, 思考时事的、政治的、精神的、道德的、社会的和文化的问题和事件。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形式, 表达个人关于上述问题、难题或事件的观点, 培养学生学会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校和社区的活动。

新加坡的国家课程由各不相同的学科组成, 但并不要求学校一定进行分科教学。学科如何组织, 课如何上, 没有法定的要求, 决定权也在学校。有的学校就将历史、地理、艺术和设计、音乐、信息和交流技术等综合起来, 组成极具特色的模块课程, 以此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对于各门学科的课堂教学, 国家课程没有具体的规定, 使教师有足够的空间结合自己的个性和知识结构, 依据自己的职业判断力, 采取恰当、有效的教学方法, 灵活地、创造性地教学。

国外基础教育改革动向 篇2

陈安杰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国外舆论围绕中国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势，在“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中国崩溃论”等原有论调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中国责任论”、“G2论”、“中美国论”、“发达国家论”、“中国不确定论”、“中国时代论”、“国家资本主义论”等新论调。深入研究和正确评析这些观点，有利于把握当前国外舆论动向，对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近年来有关中国发展的舆论新动向

（一）“中国责任论”

国外对“中国责任”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95年时任克林顿政府国防部长的佩里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说时就讲到，“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大国。我们确信接触是最佳战略，可确保在中国实力增强之时，它是作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这样做的。”时隔十年，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出，“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该演讲强调，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应承担更大的责任，责任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到中国内政，还涉及到中国外交等多个方面。

欧盟理事会于2006年发表了关于“欧中战略伙伴关系”的结论，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同时呼吁中国在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人权、援助政策、气候变化、地区安全等领域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同年，欧盟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欧盟与中国：更密切的伙伴、增长的责任》的对华政策文件，指出“一种更密切、更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符合欧盟与中国的利益，与之而来的是增长的责任和开放的需要，这要求双方采取一致的行动”。

达沃斯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希望中国在对非援助和经贸领域加强和欧盟的协商，通过限定条件促进非洲国家的人权、减少腐败和提高治理能力，以此促进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日本以联合国现有会费分配比例不能反映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及其在联合国的地位和责任为由，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联合国会费缴纳份额，为常任理事国缴纳会费设置下限，并谋求降低日本缴纳的联合国会费份额。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一些学者甚至还认为世界上出现的诸如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地球变暖等现象，主要是中国发展造成的，中国应该承担责任。

（二）“G2论”

G2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相对于G8和G20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意思就是由中美两国组成“两国集团”，携手合作共同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华盛顿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被认为是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他认为，中国经过30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现在已经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超级大国，美国应该成全中国，使中国与其新角色相匹配。尽管他在2004年就提出了对G2的构想，但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直到2008年，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后，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指出,“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事务的共同领导。”

对于“G2论”，一些西方学者持肯定态度。美国知名学者布热津斯基认为，“我们需要建立非正式的美中两国集团(G2)。美中关系必须成为广泛的合作关系，就像我们与欧洲和日本的关系那样。”英国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将成为21世纪“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中国将与美国一道，成为两支“关键力量”，成为“世界两强”。美国专栏作家威廉•佩塞克认为，面对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美中两国应该联手帮助全球经济，要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现在真正能起作用的是美国和中国组成的两国集团（G2）”。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也认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取决于G2。

自从“G2论”抛出后，国外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指出，若“美国与中国组成新的G2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将伤害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每日新闻》的文章则认为，G2只不过是美国在自身危机条件下“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而已，因为，美国曾经用类似的形式“捧杀”过日本。俄罗斯前总理祖布科夫认为，G2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来说，都将引发盟友的反感，不会带来任何额外的好处。欧洲的一些知名学者，比如，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汉斯•马腾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季北慈都认为目前讨论G2还为时尚早。

（三）“中美国论”

首先提出“中美国”概念的当属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他于2007年代创造性地把China(中国)与Americe(美国)合成一个新词Chimerice（中美国），意在强调中美关系的紧密性。弗格森对他创造的新词津津乐道，认为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储蓄国和最大的消费国已经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应该合成一个国家，那就是“中美国”。弗格森认为，“世界经济一直是由我们将其称为„中美国‟（Chimerice）的独特的地域经济体系所主导，即在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与其未来对手中国的经济联姻基础下，中国出口导向性经济发展模式和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合二为一，形成了世界经济秩序。”他认为中美两国联姻是天作之合。

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对弗格森的观点表示怀疑，他在《中美共管世界是白日梦》的文章中指出，“在当今日趋融合的世界，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是联系两国的关系之一，但中美不同的政治利益，以及很多其他的联系和责任使华盛顿和北京无法形成“共管世界”的局面。”俄罗斯学者瓦西里•卡申认为，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分歧将会随着危机的不断加深而逐步暴露，中美不可能建立同盟，美国人的真正目的是想利用中国来遏制俄罗斯。

（四）“发达国家论”

把中国贴上“发达国家”的标签，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国外舆论认为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长，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钢材等多项指标均居世界首位，中国已经不属于发展中国家了，用发达国家来看待中国也许更为妥当。

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于2003年在名为《和金砖四国一同畅想：走向2050》的书中预言，中国在2039年就会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隔8年，他改变了自己的预期，在其新书《成长地图：金砖四国的经济机遇》中指出，中国赶上美国不需等那么久了，他认为到2027年这一切就将会实现，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比预计更快，或许不用等到2027年。

实际上，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速以及经济总量排名的不断刷新，中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国际不同机构的预测层出不穷。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报告称，按照市场价值方法计算，中国将在2035年超过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预测说，20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规模的份额将绝对性压倒美国，成为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有望在2016年，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这也被看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次宣布“美国时代”的终结。英国《经济学家》称，中美差距能以多快速度缩小依赖于三个因素：中美实际经济增速的差距、两国通胀率的差距、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文章称，基于对这三个因素合理推测，中国会在未来10年赶超美国。

（五）“中国不确定论”

国外舆论在肯定中国崛起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担心，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持续性产生了怀疑，对于发展强大起来的中国可能带给现有世界体系的冲击和挑战存有疑虑。英国专栏作家伊恩•米尔斯认为，中国的必然崛起将成为一种主流立场。不过，在中国的前进道路上存在着一系列诸如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这将成为重大障碍。他认为中国要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美国普林斯顿历史和国家关系教授哈罗德•詹姆斯在《土耳其周刊》上刊登文章指出，“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真正挑战，其实是要提出一套条理分明清晰易懂的世界观，以消除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疑虑。”

西方世界接纳中国进入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认为只要中国进入了这个体系，就能够改变中国的行为，但现在他们越来越感觉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行为是很难根据西方的期望而得到改变的，同时他们对这个体系能否有效地制衡中国也感到不确定。在政治和战略上，西方世界对中国存在的“中国不确定性”更为担心。就政治方面说，西方世界原本期望中国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政治制度也将随之变化，但显然没有实现他们的期望。更让西方感觉最不确定的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后果。

（六）“中国时代论”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时代论”也应运而生。法国《世界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没有觉醒而是苏醒》的文章认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文章指出中国经济让世界吃惊的高速发展，只是继续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在世界经济领域领先的道路而已。中国的崛起具有强烈的震慑力，哪怕用长篇文章也叙述不完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将在日本之后崛起，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一大力量。亚洲尤其是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将会深深刺激西方的骄傲，因为西方人一直坚信西方文明是优越的，西方的经济制度有效性是不可超越的。亚洲在二战后开始重新起步，日本首先领头，接着30年以来越来越快由中国带动。中国展现了两百年禁食以后经济尖锥般高速发展的饥渴。

巴黎政治大学学者克洛德梅耶撰写的《中国或日本，谁将是亚洲的领袖》一文指出，19世纪是欧洲的，20世纪是美洲的，21世纪毫无疑问将是亚洲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亚洲回到她一直占据只是在19世纪时丢失的世界第一的位置上。亚洲重又领先虽是漫长的历史过程，然而却是简单的回归。这一研究结论让欧美人气得咬牙切齿，但却在亚洲和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在最近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指出，“中国绝不会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会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七）“国家资本主义论”

2012年1月21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崛起》的封面文章提出，国家资本主义在西方正在萎缩，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却方兴未艾，在中国国有企业并非是通往自由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而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保障，这种模式得到了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认可。但文章同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将会对整个世界造成危害，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应该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英国学者威尔•赫顿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非常独特，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对待资本主义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充分融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原理，“它从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时刻牢记必须提高数以亿计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否则它的合法性就面临危机”。

法国著名左翼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通过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得出结论“中国经济与„中国模式‟不可分离，如果离开涉及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国家干预，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实现连续的惊人增长”。他认为在中国国有部门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原因是国有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或地方的政府部门，而决定权仍由这些政府部门掌握。他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是截然相反的，相互之间甚至会构成威胁。

政治风险专家伊恩•布里默(Ian Bremmer)在他所著的《自由市场的终结：谁将在政府与企业的战争中胜出》一书中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集权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控制了全球大量的自然资源，中国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甚至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

二、对国外舆论新动向的评析

近年来出现的“中国责任论”实际上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延伸和发展，逐渐成为西方社会针对中国的主流话语。面对“中国责任论”，“中国要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在承担国际责任时恪守道义、量力而行。中国应走科学发展与和平发展道路，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责任论”的高调背后，既有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发挥更大国际责任的正当期待，也有某些心怀叵测的人企图给正在崛起、尚未完全崛起的中国“做套”的精心盘算。其实质就是要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让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遏制中国崛起。尽管这一切表现出西方国家的傲慢和不羁，但与“中国威胁论”相比，“中国责任论”在某种程度上释放出西方国家趋向合作的意愿和尊重现实的姿态。中国要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乘势而上，塑造中国责任大国的形象，既不妄自菲薄，也不高傲自大，结合自身实力，实现和平发展，造福人类。

针对“G2论”和“中美国论”的观点，我们要权衡利弊、冷静认知。不管是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还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对世界的影响力有目共睹，但“中美国论”却言过其实。实际上，“中美关系的现实定位，并非某些名人的主观期待或想象所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国际格局和双边关系的客观基础。”显然，“无论是由美国还是由中国来单独承担这个领导作用，从能力和愿望来看都未必合适，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力量的均匀化趋势在迅速发展，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就更不能担当如此重任。”坦率地说“中美国论”和“G2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翻版而已。表面上看，美国承认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并实现了由正面遏制、对抗向侧面接触、鼓励的态度转换，实质上是想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体系之中，利用中国为美国的过度消费“买单”，同时，也暗含美国的“良苦用心”——挑拨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关系，破坏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声誉。

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摆在西方国家面前的时候，西方学者又抛出了“发达国家论”的论调，并且列举了一些数字来进行论证。如果仅仅看这些光鲜的数字和令人振奋的预测结果，确实会让国人欣喜，也会让美国人沮丧，但我们务必保持冷静。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中国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为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没有变，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致于被国外一些舆论“忽悠”；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位，但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占有量仍然较低，况且中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所以，给中国扣上“发达国家”的帽子，是不适合当代中国的，也是中国不能接受的。

国外一些人总是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不确定的，担心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是否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是否会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演讲，回应了国际上一些人的担心。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国际上有一种对中国的担心，我认为这种担心有的是别有用心，总的讲，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也是毫无根据的”，“13亿多人口的中国发展起来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相反中国如果是积贫积弱，这才是世界真正的麻烦，这才是真正值得世界担心的事情。”习近平主席的回答言简意赅、形象生动，有力地回应了国际上一些人对中国发展的担心和忧虑。

“中国时代论”的提出，“反映了当今世界对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和改变的强烈感受，也反映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日趋多极化的客观趋势。”“尽管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而崛起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影响世界的未来”，但中国的发展仍没有置身于现有国际秩序之外，这一秩序仍由西方国家主导，短时间内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撼动的。基于此，我们决不能小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当今世界舞台上的强势影响力。由此观之，西方国家盛赞中国取得的骄人成绩，把中国置身于世界主宰者的位置，断言世界进入中国主导的世界，实质是寻找“捧杀”中国的借口而已，中国必须高度警觉。

“国家资本主义论”其实质就是旨在批判中国搞“国家资本主义”，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威胁到西方社会精心经营的“自由资本主义”。从这些观点不难看出，国外舆论、西方学者仍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把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程式化，认为西方社会主导的发展模式就是唯一的现代化的“样板”，应该在世界各地推广，而与之相左的发展模式就是“怪胎”，压根就不应该存在，这实际上是国外舆论、西方学者的主观偏见。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所以，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社会的眼光审视中国的发展，世界是多样的，发展模式也应丰富多样，这样整个世界才会精彩纷呈。

三、坚持中国立场展开中国式思考

由于东西方在价值观、文化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特别是意识形态之争，国外舆论对中国发展的认知和评价存在偏差，甚至敌视。“西方中心主义”一直是国外舆论的基本立场和研究的基本视角，在这种立场和研究视角下形成的研究范式，在解释东西方发展问题时，就成为一种带有偏见的思维架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美籍华人李成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视角要受到美国社会科学和美国主流舆论的影响。”显然，这种研究视角和范式由于处处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变化都与西方的“冲击”密不可分，甚至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在西方的“帮助”下完成的，没有西方，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这些论调都是错误的。

国外舆论对中国存在偏见和敌视，从本质而言，是对其本国利益和国际战略服务的，是别有用心的，国际社会一切公正正义的人们都必然坚决反对。我们应清楚地看到，国外舆论在中国发展问题上并不公正、准确，甚至一部分人长期以来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审视和看待中国的发展变化，时不时给中国戴上“妖魔的面罩”，这必然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到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立场，展开中国式思考，对国外错误的舆论进行坚决的批判，利用我国外宣媒介和一切合法国际交往场所，宣传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话语权，树立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

国外舆论及其学者之所以在理解中国发展的问题上存在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囿于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实质性的深入了解。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要想弄清事情的真相，必须进行调查研究。事实上，国外舆论及其学者在对中国发展的认知上，是缺乏“调查研究”的，或者说他们只重视了“研究”，而“调查”不足。尽管国外办了一些有一定影响的学术刊物，如英国的《中国季刊》和《近代中国》，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中国时事杂志》和《中国研究》，美国的《亚洲研究》和《中国述评》，除此之外，还有俄罗斯的《远东问题》，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印度的《中国报道》以及韩国的《亚洲视角》等等，但它们调查的深入度是有限的。

随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主流价值的解构，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也在进行反思。在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逐渐向“中国中心主义”范式转变。保罗•科恩（Paul Cohen）呼吁美国学者“应当从囚禁在自己的近代经验的狭隘牢笼中解放出来，放弃近代化理论的整套术语，寻找另外一种西方中心较少的方法，来描绘中国的历史进程。”然而，西方的研究视角和范式仍然摆脱不了西方学者的思维定势，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仍存在着按西方模式发展的先在预定，实际上仍没有脱离西方范式的窠臼。

中国选择的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和其他国家带来新的机会”。中国的发展是“把不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也不以霸权主义为必然归宿的发展前景启示给人类向着未来的历史筹划”。全面阐释中国发展问题，将有助于消解西方舆论的偏见和敌视，使之站在更加公允的立场上看待中国发展问题。对此，中国学者要主动克服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上的不足，立足现实，面向海外，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扩大空间场域的交流平台，正确把握和认知在当今世界大变革大发展中的中国发展问题。一方面，中国学者要重视调查研究。既要做深入的调查，又要做细致的研究，只调查不研究，不能把握事物的共性，也就不能了解事物的真正的本质；只研究不调查，只强调事物的共性，而个性的真伪是不确定的，这样研究的结果可信度就不强。因此，这里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就是通过调查研究获得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样在阐述中国发展问题时就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中国学者要善于“宣传中国”。对于中国发展问题要站在中国的立场进行阐释和解读，用中国学者主人翁的态度进行全面审视，要以主动、平等、自信的心态与国外学者加强对话交流。对于片面、歪曲理解中国发展的论调或观点要进行主动的批判和分析，要善于拿起“批判的武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因为他们的成果和观点凝结了对中国发展的独到的洞察和见解，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学者在视域上的局限。

要言之，研究中国发展问题，需要登高望远，站在世界发展大格局的高度，在当今时代发展变化的历史潮流中去认知和把握，既要对国外舆论进行批判与评析，又要勇于批判和吸收国外学者的一些合理见解，拓宽理论视野，借鉴积极成果，在中国发展和中国国际形象问题上掌握我们的国际话语权。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物联网国外动向 篇3

作为物联网发展排头兵的RFID技术，早在二战时期就出现了，后来在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中得到大量使用，用于管理军需后勤物资。

1991年，由美国提出普适计算的概念，它具有两个关键特性：一是随时随地访问信息的能力；二是不可见性，通过在物理环境中提供多个传感器、嵌入式设备，在用户不察觉的情况下进行计算和通信。美国国防部的研究机构资助了多个相关科研项目，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也专门针对普适计算制定了详细的研究计划。普适计算总体来说是概念性和理论性的研究，但首次提出了感知、传送、交互的三层结构，是物联网的雏形。

1995年，比尔·盖茨在其著作《未来之路》中提出物联网的概念，只是当时受限于无线网络、硬件及传感设备的发展，并未引起重视。199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造性地提出EPC系统的“物联网”概念。他们认为，物联网就是将所有物品通过射频识别等信息传感设备与互联网连接起来，实现智能化识别和管理的网络。

1999年，在美国召开的移动计算和网络国际会议提出了传感网的概念，认为“传感网是下一个世纪人类面临的又一个发展机遇”。美国国防部在2000年时把传感网定为五大国防建设领域之一，仅在美墨边境“虚拟栅栏”(即防入侵传感网)上就投入了470亿美元。

2003年，美国《技术评论》将传感网络技术看作是未来改变人们生活的十大技术之首。2008年7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的《2025年对美国利益潜在影响的6种关键技术》报告将“物联网”技术列入其中，认为物联网技术存在裂变性的影响能力，将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

美国IBM公司2008年11月，IBM对外公布了“智慧地球(Smarter Planet)”战略。其中提到，在信息文明的下一个发展阶段，人类将实现智能基础设施与物理基础设施的全面融合，实现IT与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从而以科学和智慧的方式对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实施管理。

IBM大中华区副总裁、电信与传媒事业部总经理俞伟认为，“智慧地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为地球部分，主要包括人、企业、机构、社会团体、生态系统等等；另一为智慧部分，主要包括三方面，最基础的是电力，在此之上是通信，再其上是IT，这三方面的融合效应产生了“智慧”。当智慧都分和地球部分这两端连接在一起后，就形成了IBM对“智慧地球”认知的3个“I”：物联化(Instrumented)；即更透彻的感知，任何事物或人群都可以被感知到：互联化(Interconnected)；即更全面的互联互通，人与人，人与物和物与物之间都可以无障碍地互联互通；智能化(Intelligent)，即更深入的智能分析，通过IT手段使互联互通更加智能。

“智慧地球”提出，把感应器嵌入和装备到电网、鐵路、桥梁、隧道、公路、建筑、供水系统、大坝、油气管道等各种物体中，并且被普遍连接，形成所谓“物联网”，并通过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将“物联网”整合起来，实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整合。

“智慧地球”本质是以一种更智慧的方法，利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来改变政府、公司和人们相互交互的方式，以便提高交互的明确性、效率、灵活性。该战略预言，“智慧地球”战略能够带来长短兼顾的良好效益，尤其是在当前的局势下，对于美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具有重大意义。在短期经济刺激方面，该战略要求政府投资于诸如智能铁路、智能高速公路、智能电网等基础设施，能够刺激短期经济增长，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其次，新一代的智能基础设施将为未来的科技创新开拓巨大的空间，有利于增强国家的长期竞争力；第三，能够提高对于有限的资源与环境的利用率，有助于资源和环境保护：第四，计划的实施将能建立必要的信息基础设施。

2008年12月，奥巴马向IBM咨询了智慧地球的有关细节，并共同就投资智能基础设施对经济的促进效果进行了研究。2009年1月7日，IBM与美国智库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共同向奥巴马政府提交了“T h eDigital Read to Recover：AStimulus Plan to Create Jobs，Boost Productivity and Revi-talize America”，提出通过信息通信技术(IcT)投资可在短期内创造就业机会，美国政府只要新增300亿美元的ICT投资(包括智能电网、智能医疗、宽带网络三个领域)，便可以为民众创造出94.9万个就业机会。2809年1月28日在与美国工商业领袖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上，奥巴马发表讲话，肯定了这一思路：“经济刺激资金将会投入到宽带网络等新兴技术中去，毫无疑问，这就是美国在21世纪保持和夺回竞争优势的方式。”并进一步将问题上升到美国国家政策层面。

2009年2月17日，奥巴马签署生效的《恢复和再投资法案》(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即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批准推进“智慧地球”中两个领域的发展——智慧的电网和智慧的医疗，前者批准投资为110亿美元，后者为190亿美元：同时批准宽带网络投资72亿美元。“智慧地球”得到美国各界的高度关注，并上升至美国的国家战略，由此引发了世界各国对物联网的追捧。

二、欧盟

2000年3月在葡萄牙的里斯本举行的欧洲首脑特别会议上，欧洲理事会提出了一个未来十年的战略目标——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经济最活跃的知识经济体。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战略，即建设“为所有人的信息社会(Informationsociety for all)”。

在这个过程中，欧盟具体实施了一个行动计划——“e－Europe”行动计划，旨在充分利用欧洲的整个电子潜力、依靠电子业务和互联网技术及其服务，使欧洲在核心技术领域例如移动通讯方面保持领头羊的地位。2005年6月1日，欧盟委员会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公布了—个新的战略计划——Initative“i2010：European InformationSeciety 2010”，其目的在于促进欧盟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

i2010-Initiative是一个全面的战略计划和目标，是继2000年欧洲理事会制定的里斯本战略目标“到2010年把欧洲建设成世界上经济最活跃、最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体”后，提出的又一个重要的战略计划，是欧盟为了应对现代信息社会的巨大挑战的一个产物。i2010-Initiative包括

一系列措施和政策，计划在2005～2010年之间实现。在该战略计划中，欧盟最注重的是ICT(信息通讯技术)的创新和研发投入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关心ICT产业——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前景。

2006年3月，欧盟召开会议“From RFID to the Internet ofThings”，对物联网做了进一步的描述。2008年在法国召开的欧洲物联网大会的重要议题包括未来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挑战、物联网中的隐私权、物联网在主要工业部门中的影响等内容。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技术专家们则将目光重点放在EPC global网络架构在经济、安全、隐私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上，他们希望能够建立一套公平的、分布式管理的惟一标识符。

2009年，欧盟发布了下一代全欧移动宽带长期演进与超越以及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Qlogy)研发与创新战略，欧盟计划在未来10年将欧洲ICT研究与创新投资加倍。为确保欧洲在物联网发展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2009年6月18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世界第一个物联网发展战略一《欧盟物联网行动计划》(Internet of ThingsAn action plan for Europe)，描绘了物联网技术应用的前景，并提出要加强欧盟政府对物联网的管理，消除物联网发展的障碍。

欧盟提出物联网的三方面特性：第一，不能简单地将物联网看做互联网的延伸，物联网是建立在特有的基础设施上的～系列新的独立系统，当然部分基础设施要依靠已有的互联网：第二，物联网将与新的业务共生：第三，物联网包括物与人通信、物与物通信的不同通信模式。物联网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产生新的更好的就业机会、商业机会，促进产业发展，提升经济的竞争力。《欧盟物联网行动计划》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

1)加强物联网管理，包括：制定一系列物联网的管理规则；建立一个有效的分布式管理(decentralised management)架构，使全球管理机构可以公开、公平、尽责的履行管理职能。

2)完善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包括：持续监测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问题，修订相关立法，加强相关方对话等；执委会将针对个人可以随时断开联网环境(the silence of the chips)开展技术、法律层面的辩论。

3)提高物联网的可信度(Trust)、接受度(Acceptance)、安全性(Security)。

4)推广标准化。执委会将评估现有物联网相关标准并推动制定新的标准，持续监测欧洲标准组织(ETSI、CEN、CENELEC)、国际标准组织(IS0、ITU)以及其它标准组织(IETF、EPC global等)物联网标准的制定进度，确保物联网标准的制定是在各相关方的积极参与下，以一种开放、透明、协商一致的方式达成。

5)加强相关研发，包括：通过欧盟第7期科研框架计划项目(FP7)支持物联网相关技术研发，如微机电、非硅基组件、能量收集技术(energy harvestingtechnologies)、无所不在的定位(ubiquitous positioning)、无线通信智能系统网(networks of wirelessly communicating smart systeros)、语义学(Semantics)、基于设计层面的隐私和安全保护(privacy-and security-bydesign)、软件仿真人工推理(software emulating buman rea-sonlng)以及其它创新应用。通过公私伙伴模式(PPP)支持包括未来互联网(FutureInternet)等在内项目建设，并将其作为刺激欧洲经济复苏措施的～部分。

6)建立开放式的创新环境，通过欧盟竞争力和创新框架计划(CIP)利用一些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的先导项目推动物联网部署。这些先导项目主要包括ehealth、e-accessibility、应对气候变迁、消除社会数字鸿沟等。

7)增强机构间协调，为加深各相关方对物联网机遇、挑战的理解，共同推动物联网发展。欧盟执委会定期向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欧洲地区委员会、数据保护法案29工作组等相关机构通报物联网发展状况。

8)加强国际对话。加强欧盟与国际伙伴在物联网相关领域的对话，推动相关的联合行动、分享最佳实践经验。

9)推广物联网标签、传感器在废物循环利用方面的应用。

10)加强对物联网发展的监测和统计，包括对发展物联网所需的无线频谱的管理、对电磁影响等管理。该行动计划系统地提出了物联网发展的管理设想，在世界范围内尚属首次。其中，管理体制的制定、安全性保障和标准化是行动计划的重点。从该计划可以看出，欧洲联盟力图掌握未来信息社会竞争的主动权，希望借助物联网的发展，实现“弯道超车”，改变互联网的发展上落后于美国的局面。

2009年11月，欧洲联盟发布了《未来物联网战略》，提出要让欧洲在基于互联网的智能基础设施发展上领先全球。除了通过信息与通信技术研发计划投资4亿欧元、90多个研发项目提高网络智能化水平，欧盟委员会还将于2011～2013年间每年新增2亿欧元进一步加强研发力度，同时拿出3亿欧元专款，支持物联网相关公私合作短期项目建设。

2009年12月15日，欧洲物联网项目总体协调组发布了《物联网战略研究路线图》，将物联网研究分为感知、宏观架构、通信、组网、软件平台及中间件、硬件、情报提炼、搜索引擎、能源管理、安全等10个层面，系统地提出了物联网战略研究的关键技术和路径。

2010年6月，欧盟委员会推出了《数字议程》(DigitalAgenda)五年行動计划，该议程是《欧盟2020战略》七项旗舰举措中的一项。该议程提出了七个优先行动领域，分别是统一数字市场的建立、更强的互操作性、增强互联网的信任度和安全性、更快的互联网接入、更多的研发投资、增强数字化文化技能和包容性、更多地应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和人口老龄化。

涉及上述七大领域的具体行动计划如下：(1)新的统一市场将从数字时代发展中受益，(2)改善ICT标准的制定和互操作性，(3)增强互联网的可信度和安全性，(4)增加欧洲对快速和超快速互联网的接人，(5)促进ICT领域的尖端研究和创新，(6)增强数字化技能，释放ICT潜力造福社会，(7)推出欧洲数字战略。

《数字议程》是“欧盟2020战

略”七项旗舰行动的第一项行动，明确了利用ICT帮助实现欧盟2020战略目标的使能作用。该议程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基于高速和超高速互联网及互操作应用的数字单一市场实现可持续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三、日本

2000年7月，日本政府召開了IT战略会议，创立了IT战略总部，将其作为国家信息化的集中研究组织。2001年1月，这个成立不到一年的IT战略总部便喊出了推行“e-Japan”战略的响亮口号，其中的“e”是“electronic”(电子的)的首字母。

2004年5月，日本提出了u－Japan战略计划，用“u”(ubiquitous，意指“无所不在的”)取代“e”，虽然只有一个字母之差，却蕴含了战略框架的转变。“u-Japan”战略的理念是以人为本，实现所有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连接(即4U，Ubiquitous、Universal、User-oriented、Unique)，希望在2010年将日本建设成一个“实现随时、随地、任何物体、任何人均可连接的泛在网络社会”。

2008年，日本总务省提出“u-Japan xlCT”政策。“x”代表不同领域乘以ICT的含义，一共涉及三个领域一“产业xICT”、“地区xICT”、“生活(人)xlCT”。将u-Japan政策的重心从之前的单纯关注居民生活品质提升拓展到带动产业及地区发展，即通过各行业、地区与ICT的深化融合，进而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产业xICT”也就是通过ICT的有效应用，实现产业变革，推动新应用的发展；通过ICT以电子方式联系人与地区社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效应用ICT达到生活方式变革，实现无所不在的网络社会环境。

2009年2月，日本为应对日渐疲软的经济环境，紧急出台了宏观性的指导政策“ICT新政”。2009年4月，日本总务省公布了“新政”的实施性文件——“数字日本创新计划(ICT HatoyamaPlan，亦称ICT鸠山计划)”纲要，将其作为未来3年中优先实施的政策。“数字日本创新计划”的目的是在数万亿日元的ICT行业创造新的市场，并在未来3年内增加30万至40万个就业机会(以累积方式计算)，通过鼓励基于新增长策略的ICT投资行为，向ICT产业投入资金。

通过这些措施，该计划还希望达到在2015至2020年使信息通信产业总值翻倍酌中期目标(产业总值届时将高达百万亿日元)。该项目包括9个行动项目。通过实施这些行动项目，所有IcT领域的投资将加速进行，国内用户也将体验到一个通过ICT手段实现的真正繁荣、安全的应用环境。深入应用ICT也将引发全国工业结构的创新和国际竞争力的加强。要复兴，ICT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1)挖掘产业潜力，创造新的数字化产业，(2)挖掘政府潜力，创建“霞关云计算”系统，(3)构建先进的数字网络，(4)挖掘地区潜力：推进无所不在的城镇理念，(5)培育和强化创意产业，(6)开发和实施无所不在的绿色ICT，(7)加强ICT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全球发展，(8)培养商技能的ICT技术人才，(9)创建安全可靠的网络。

2009年7月6日，日本IT战略本部发表了“I－Japan战略2015”，目标是“实现以国民为主角的数字安心、活力社会”。I－Japan战略中提出重点发展的物联网业务包括：通过对汽车远程控制、车与车之间的通信、车与路边的通信，增强交通安全性的下一代ITS应用：老年与儿童监视、环境监测传感器组网、远程医疗、远程教学、远程办公等智能城镇项目；环境的监测和管理，控制碳排放量。

通过一系列的物联网战略部署，日本针对国内特点，有重点地发展了灾害防护、移动支付等物联网业务。从“e-Japan”到“u-Japan”再到“i-Japan”，随着时代的变化，日本的信息化建设也实现了“三级跳”。

四、韩国

韩国是目前全球宽带普及率最高的国家，同时它的移动通信、信息家电、数字内容等也居世界前列。自1997年起，韩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国家信息化建设的产业政策(见表2)，包括IFRD先导计划、IFRD前面推动计划、USN领域测试计划等。为实现建设U化社会的愿景，韩国政府持续推动各项相关基础建设、核心产业技术发展，RFID/USN(传感器网)就是其中之一。

1999年，韩国信息通信部出台了《2000年国家社会信息化推进计划》，围绕“十大知识信息强国”的目标，提出了“网络韩国21世纪”的核心课题和近期实施计划。2003年，韩国政府启动了旨在使韩国科技产业保持竞争力的“IT839”计划。

韩国于2002年4月提出了e－Korea(电子韩国)战略，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加紧建设IT基础设施，使得韩国社会的各方面在尖端科技的带动下跨上一个新的发展台阶。在e-Korea实施不久后，韩国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其后，韩国国内方方面面都希望借助已有的先进硬件提高生产效率、生活质量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4年，韩国信息通讯产业部(MIC)主导成立了u-Korea策略规划小组，并于2006年确立了u-Korea的政策方针。u-Korea旨在建立无所不在的社会(ubiquitoussociety)，即通过布建智能网络(如IPv6、BcN、USN)、推广最新的信息技术应用(如DMB、Telematics、RFID)等信息基础环境建设，让韩国民众可以随时随地享有科技智能服务。其最终目的，除运用IT科技为民众创造食、衣、住、行、体育、娱乐等各方面无所不在的便利生活服务之外，也希望通过扶植韩国IT产业发展新兴应用技术，强化产业优势与国家竞争力。

为实现上述目标，u－Korea包括了四项关键基础环境建设以及五大应用领域的研究开发。四项关键基础环境建设是平衡全球领导地位、生态工业建设、现代化社会建设、透明化技术建设，五大应用领域是亲民政府、智慧科技园区、再生经济、安全社会环境、u生活定制化服务。u－Korea主要分为发展期与成熟期两个执行阶段。发展期(2006至2010年)的重点任务是基础环境的建设、技术的应用以及u社会制度的建立：成熟期(2011至2015年)的重点任务为推广u化服务。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2005年韩国信通部推出U-IT839战略以具体呼应u-Korea。韩国信息通讯产业部发布的《数字时代的人本主义：IT839战略》(Humanism1n the Digital World：IT839

Strategy)报告指出，无所不在网络社会将是由智能网络、最先进的计算技术，以及其它领先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武装而成的技术社会形态。在无所不在的网络社会中，所有人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刻享受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u-Korea意味着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的发展不仅要满足于产业和经济的增长，而且在国民生活中将为生活文化带来革命性的进步。

2008年12月，韩国新政府《国家信息化基本计划》出炉，韩国将在2012年年底前，把上网速度提高到目前的10倍，并建立10处产学研汇集的信息科学技术中心区。

2009年6月，韩国通信委员会(KCC)决定促进未来物体通信网络建设，实现用户随时随地安全方便地进行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智能通信。

2009年10月13日，韩国出台了《物联网基础设施构建基本规划》，将物联网市场确定为新增长动力，提出到2012年实现“通过构建世界最先进的物联网基础实施，打造未来广播通信融合领域超一流信息通信技术强国”目标，并确定了构建物联网基础设施、发展物联网服务、研发物联网技术、营造物联网扩散环境等4大领域、12项详细课题。

从2010年初开始，韩国政府陆续出台了推动RFID发展的相关政策，为使其成为RFID和传感网行业世界前三强进行努力。韩国政府称，为了加强对行业全面情况的掌握，将在钢铁、电子和医药产品行业内应用高科技识别标签。韩国知识经济部表示，此举旨在推广RFID标签，并建立相关的传感器网系统，以维持对各种产品进行实时的、准确的监测。此项目将获得国家约450万美元的支持。韩国政府从近期开始启动为期一年的支持计划，并联合其他8家公司开始在实际商业環境中试行。

2010年1月，韩国首尔市表示将耗资27亿韩元，建设RFID公共自行车系统示范项目。而韩国的其他国家部门也相继推出一系列关于RFID的项目：韩国海洋研究院出台了构建RFID资产管理系统的政策，韩国警察厅宣布试行第四次RFID基础档案管理系统扩大项目，韩国国土海洋部推出了关于构建顺天地区USN海洋群及融合服务的项目，韩国行政安全部推出2010年视频档案RFID运用安全扩大项目。

国外基础教育改革动向 篇4

一、教育资源配置更公平:缺什么补什么,哪儿缺补哪儿

《决定》指出今后一段时期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促进教育公平,实质上就是要合理公平的分配教育资源。但在过去一段时间,似乎我们为了追求教育办学效率而“怠慢”了教育公平。不同类型教育资源均衡程度各异,优质教育资源较为不均衡。高学历教师、教学仪器设备等教育资源处于极不均衡状态。教育资源分布呈现显著地域差异,东部地区相对占用更多教育资源。省际间教育资源配置存在一定的地域和学段差异,总体上城镇地区均衡程度优于农村,初中优于小学。[1]主要表现为显性资源配置的“城市优先”和隐形资源配置的“城市取向”。这种不公平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以下三点,即目标价值导向上的“效率优先”、政策导向上的“城市优先”以及教育对象上的“精英优先”。[2]这是我国长期存在的资源分配不均现状。这也是困扰了教育领域多年的顽疾。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顽疾,归根结底是由于我国教育资源的稀缺。尽管近几年国家投入的教育经费已占到GDP总量的4%,但是这块“蛋糕”一旦被平分,各家所得就不容乐观了。面对同样的窘境,《决定》有了新部署: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教育部及各司委又对这一部署进行了解读和细化。提出了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改革方案:第一,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第二,更加关注农民工子女;第三,更加关注贫困学生;第四,更加关注残疾儿童。[3]纵观这四点,第一点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尤为新颖。学校标准化建设一旦提上日程,那将有助于提升整个基础教育的质量。但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标准化建设的标准是一个底线,并不是最高要求。且对于落后地区的支持不是一股脑都按最先进的来,而是要勒紧裤腰带,如数家珍的计划着、盘算着教育资源,哪里缺往哪儿补,最缺什么补什么,最后效果是能保证落后地区中小学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再结合地方的资源优势,能有拔高更好。

二、学校资源改革成亮点: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公平

《决定》指出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从中可以看出,学校资源将会面临大幅度调整,包括学校本身、师资方面和知识教材方面。

(一) 学校资源

目前,学校资源管理层面是存在问题的。要不然也不会出现全国大范围的择校难、择校贵以及盲目择校等问题。出现上述原因,一方面原因是我国学生总数比较多,而优质学校在各个省市地区的分配是有限的;另一方的原因就是学校资源管理不够完善。前一方面的原因是硬性条件,依据我国现今经济和教育国情,解决优质学校分配比和扩大优质学校覆盖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而后一方面是软性条件,是我们可以发挥教育能动性的地方。因此,《决定》才下大力气进行学校资源改革,因为这是加强管理就肯定能实现的,这也是一个比较明智部署。这样,学校本身的改革就首当其冲,重点校、重点班的提法也许以后会逐渐地淡出历史舞台。

(二) 教职资源

一所学校里的教职资源不外乎以下三种:以校长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人员,站在教学一线的教学人员,维护学校日常运转的后勤人员。上述三种教职资源,面临改革甚至重组的将是前两种,也是一所学校发展中最重要的两种资源。依据调查数据,以前相当一段时间,包括现在,优质校长和教师的资源分配也是极不均衡的,分布格局基本上也是东西间的划分,城乡间的划分,重点校与非重点校的划分,城乡间的划分尤为明显。2004年,城市初中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比例是农村初中的3倍,城市小学是农村小学的6倍。城市小学教师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比例超出农村30个百分点;从学历合格率来看,城乡初中教师队伍质量差距更大,城市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不到85%,城市比农村高出近8个百分点。[4]因此, 《决定》指出校长和教师轮岗是极具资源管理科学的,因为轮岗能够解决如何在较少的教职资源下,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惠及广大学生的难题。

(三) 教材资源

《决定》虽没就教材这一微观的问题提出相应地建议,但对教材里的知识做了简明的要求。那就是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刘利民也指出今后还要继续推进中小学生减负行动,由减负万里行第一季到减负万里行第二季。其实减负行动就是对知识和教材资源的一种管理,当一些陈旧的、繁难的知识不再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这些知识教材资源就应该得到合理的处理。此外,教材资源可能逐渐走向信息化。教育信息化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将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快速便捷地向农村和边远地区扩散,较快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辅之以相应的管理措施,可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低的投入提高农村地区学校的教学水平,缩小地区、城乡、校际之间的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5]这样,教材资源就会更加完善和便捷。

总之,学校资源作为直接作用于学生的资源,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头戏”, 《决定》给出的建议势必会使学校资源的配置更加科学,更加公平,更加人性化。

三、资源管理权利更分化:走向学区制,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

教育资源配置是一种权利的配置,是权利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的分配和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出现权利的错位、缺位和越位,便会导致教育资源的失衡、低效甚或无效率,最终诱发教育的无序或失序。[6]《决定》专门就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行具体部署,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进一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特别是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等等,都成为亮点,也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决定》提出的系列改革举措,关键在于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通过建立“管办评分离”制度,明确各级政府责任,推进学校分类管理,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发挥社会参与作用,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政府将更多运用法规、规划、标准、政策、公共财政、信息服务等手段引导和支持学校发展。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政府逐渐在简政放权,尤其是对教育实行“管办评分离”制度,这实际上是对教育资源配置权利的规制。这样的话,政府之于教育资源管理的权利既不会错位,也不会缺位,更不会越位。基础教育资源管理制度将会和基础教育管理制度一道走向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大力推行学区化管理的制度。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将得到很大的提升,它们既有自主的办学权,又可以向负责学区各个片区的上级部门寻求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支持。政府或者是各级教育部门需要做的就是健全体制机制,坚持两个并重和开展质量监测。

综上 , 政府的简 政放权 ,“管办评制度”的建设是实行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只有这样,教育资源的管理才会更加活泛,才能更好的利于教育资源配置。

四、资源市场配置步伐加快:国家调控为主,市场配置为辅

为什么说教育资源的分配要以国家调控为主,市场配置为辅,这似乎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铁律。但教育可以说是关系国家长久利益的事业,因此教育资源的配置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但是合适的市场调控是有利于增强整体的教育活力。我国的经济领域是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完全拜托市场的影子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再加上市场本身对教育是有用的。《决定》指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需求。就其中“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这一条来讲,教育怎样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想必离不开市场对形形色色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纵观教育领域,有不少地方已经引进市场、依赖市场了。比如教育培训机构的雨后春笋,琳琅满目的教材等。事实证明,教育引进市场是可取的。《决定》进一步指出今后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明确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的改革方向。其中扩大民办学校的数量,和推进民办学校的自主权,支持民办学校的长久发展正是政府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深层体现。因为民办学校的林立体现了地方和民办学校自身对教育资源的自由支配。其次,专业机构的组织和社会参与监督机制也离不开市场因素,它是市场对教育资源配置下的组织?组织什么?怎么组织?监督什么?怎么监督?哪些社会群体参与都离不开市场的作用。

国外职业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 篇5

摘要：世界各国大都把发展职业教育看作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及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目标，把改革职业教育作为规划面向21世纪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借鉴国外职业教育改革的经验出发，提出促进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职业教育 改革 发展趋势 启示

一、国外职业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 1．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衔接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的偏重专业技术忽视基础学科的职业教育已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纷纷采取多种举措，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相互渗透、取长补短。各国普遍采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综合化的措施。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对中等职业教育和中等教育进行改革，设立综合高中。在这种新型高中里，除部分必修课外，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对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相应的选修科目学习。为了消除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的界限，在专业设置上打破传统的专业划分，开设诸如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国际合作、电子机械、教育、工业技术等一系列适应时代发展的崭新的综合学科，供学生选修，把普通教育的内容置于职业教育的课程之中。此外，实行学分制管理，允许学生跨学校选修，根据自己的发展需要转换专业或学校。

德国职业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实行“双元制”，它与普通教育是两个完全不相通的系统。随着国际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劳动力素质结构日趋于复合型。据此，为了适应社会对高素质职业人才的需要，德国政府提出了教育改革方案，一方面，明确职业教育要向普通教育阶段渗透和延伸，要求实科中学和文理中学增加职教内容，开设职教课程，加强职业指导，全面地、多途径地在基础教育阶段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另一方面，为接受过职业教育的青年人提供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并承认“双元制”教育模式的职业学院学历与专科大学等值。

英国教育传统上就有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之分，从中学开始就分选不同发展方向的学生，或进人高等教育或就业。多年来在英国只有获得“高水平的普通教育证书”的学生才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1993年9月，英国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学术性课程——“高水平的普通教育证书”与职业性课程——“国家职业资格”(NVQ)之间，推出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型课程——“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课程。它采用单元课程与单元学分累积制的方式，使学术性课程与职业性课程相互过渡。为了加强NVQ、GNVQ与高等教育的衔接，英国政府采取措施，承认NVQ、GNVQ与普通教育享有平等权利，对于获得GNVQ高级证书者、NVQ三级证书者，可以选择直接就业，也可免试升人大学攻读学位。

2、职业教育终身化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终身教育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将职业教育体系中职前与职后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一个终身教育的完整连续统一体己成为世界性趋势。而职业教育也不再被看作是终结性教育而是一种阶段性教育。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的半衰期越来越短，有专家指出，职业教育的半衰期为5年。因此，时代的发展要求职业教育具有相对的适应性和延续性。如何使职业教育向终身教育延伸，已成为新世纪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

日本政府通过法律形式来促进终身教育。从1978年到1990年先后颁布了《部分修改职业训练法的法律》、《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生涯学习振兴法》。1995年11月24日，第十九届东京都产业教育审议会发表了“关于在终身学习社会期待的职业教育”的咨询报告。报告提出，要构筑丰富的终身学习社会，把走上社会后的学习作为人生体系的重要一环。目前，日本已组建了包括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中心、职业设计指导中心以及地方职业能力开发综合中心在内的，面向21世纪的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体系。

美国早在1971年就在全美范围内推行实施终身化的职业教育——生计教育。生计教育是一项旨在对全体学生进行生计意识、生计探索、生计准备和生计定向等内容的持续性的综合教育计划，其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从幼儿园到成年获得全部生涯的谋生技能，并形成个人生活方式。

德国职业培训条例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一种就业教育；转职培训是为在业人员转换新的职业岗位而进行的一种补充教育；职业进修是为从业人员在某一领域进宁步深化而开展的职业继续教育。职业进修制度的不断完善，使职业教育逐步走向终身化。例如：许多州都为高级技工和技术员提供各种深造机会。据联邦劳动局统计，每年要求职业进修的人员约占在业人员总数的20％。

英国教育与就业部近年来把促进社会成员的终身教育作为己任，通过广泛、多样、多级别的资格证书体系激励终身学习。学校对每位学生设立伴随一生的成绩记录卡，记录该生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情况；企业通过调整工资差距，并提供一定的资金，激励员工积极参加各种培训，以获得更高级的职业资格证书，从而提高从业者的素质。

3．重视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发达国家极为重视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主要体现在培养培训的正规化、职业教育师资的专职化以及职业教育教师优厚的待遇上。

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师资有着健全的培养体系和稳定来源。其来源主要有四个渠道：一是开办专门培养职业教育师资的高等技术师范学院；二是在工科技术学院培训；三是在文理学院、综合大学内另设教育学院、教育系来培养；四是通过专门的职业教育师资进修、培训机构来培养，如教育培训中心或地区职业教育中心、大型企业培训部等设置继续教育和专业培训课程。

发达国家对职业教育师资的任职资格都有严格标准。例如，美国有的州明文规定，要有大学本科学历，取得学士学位并有相关领域1—2年实际工作经验的优秀者，才能颁发职业技术教师资格证书，而且，教师的任职采用聘任制，只有晋升为教授才能得到终身职务。德国高等职业学校的教师只有一个职务档次——教授，其任职资格十分严格，申请者要有博士学位；要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历，且至少在所教授专业的企业岗位上工作3年以上；教学与科研比为9：1。瑞士规定职业学校理论课教师必须具有4年的学徒经历、工程技术师范学院毕业、3年以上工程师实践经验，具备这些条件后，再到职业教育学院进修为期1年的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课程，通过后方可任教。在职教师每年可安排一定时间的带薪进修假，学习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澳大利亚要求职业教师必须是“双师型”的，必须具备教师资格、实践经验、专业岗位工作经历。

发达国家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师有着较为优越的社会地位与丰厚的待遇。如日本教师的工资比一般的公务员高15％，且原则上一年提升一级；德国的职业学校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其工资为中级教师最高级，每2年增加1次，最高工资可超过大学教授的起始工资。正因为有较优厚的待遇，才吸引、稳定了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从而产生了高水平、高效益的职业技术教育。4．职业教育的国际化

随着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化已成为当代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如何培养出适应时代发展的“国际人”，已成为各国新的教育目标。

欧盟委员会从1995年开始实施“达·芬奇”跨国职业教育和培训计划，加强培养学生的外语能力，提出学生毕业时应掌握两门外语的要求。实施职教学生的跨国交流，各国联合开发外语课程和适应每个职业领域或经济部门具体需要的教材。

在亚洲，日本政府随着经济的繁荣不断调整教育政策，以适应其国际化发展的需要。早在1956年7月，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关于推进教育、学术、文化的国际交流》中就提出了推进国际交流的初步设想。为了适应教育国际化的方向，日本政府首先在教学内容上下功夫。日本的职业教育十分重视外语教学，外语科目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有些专业的外语学分甚至达到专业课的三分之一；日本的教育部门还积极开发与国际事务相关的课程，广泛开展远程教育。此外，日本政府还十分重视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主要形式有：与国外的学校建立友好交流学校、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招收国外留学生、派教师去国外进修等。5．完善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德国的“双元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一方面是其独特的教学模式；另一方面是公正、客观、严格的考试考核体系。“双元制”职业教育考试由与培训无直接关系的行业协会承担。为了保证考试的统一规范性，无论职业是否相同，相同科目的考试都采用同一标准，且安排在同一时间进行。德国职业教育院校的学生都要经过中间考试和结业考试，最终获得三种证书：考试证书、培训合格证书和职业学校的毕业证书。这三种证书由不同的机构颁发，体现学生不同方面的能力。因此，德国职教学校的资格证书在世界范围内有很高的认可度。

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以其学制的灵活性而著称，对于职业资格认证则采取全国统一的资格认证框架(AQF)，从而保证了其权威性。AQF包括6个职业教育资格等级的专业证书(一至四级证书、文凭、高级文凭)，从事相应的工作就必须取得相应的证书，不同等级的证书是通过学分制获取的，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任何时间去获得学分。获得文凭证书的学生可直接升人普通教育的专科二年级学习；同样，获得高级文凭证书的学生可直接升人大学本科二年级深造。

二、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几点启示

目前，从总体上来看我国职业教育基础依然薄弱。主要表现在：投入不足，办学条件比较差，各地发展不平衡；统筹乏力，资源难以充分利用，办学效益低；职业学校招生困难，行业、企业举办的职业教育减少，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规模缩小，就业准入制度没有得到很好落实，职业资格证书与职业学校学历证书之间的衔接不够；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需要；教师对生产服务一线的经营管理、劳动组织、技术工艺了解不够，专业技能和实际教学能力不强等。为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适应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必须加强职业教育的改革。国外职教的改革经验，将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1．加强教育体系的系统化。我国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最直接的后果是学生就业难。这是因为我国职业教育基本上还是普通高等教育本科课程的浓缩，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教学，忽视了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使得职业教育没有自己的特色。目前虽然增加了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特别是高等职业学校的比例，但是中专生大多不愿继续深造，一方面因为继续深造的学制太长；另一方面是学生感觉高职与中专差异不大。在我国职业教育仍是弱势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高职教育的衔接就可以看成是近亲繁殖，这样的深造方式对学生的吸引力自然非常小。此外，国家通过建立职教师资基地，扩大职业学校毕业生接受本科及其以上学历教育的机会，但是，每年能够进人普通高等院校深造的职校生的比例实在是太小了。从整体来看，我国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还有着明显的界限。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可以建立中等与高等教育相衔接的课程体系，使国家整个教育体系系统化。通过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加大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开创我国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新道路，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的立交桥。

2．重视开放式终身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学习型社会，加强全民终身教育的思想。现阶段，职业教育终身化在我国已初现端倪，主要表现为在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同时，高等职业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同时，大量培训机构的出现也标志着广大人民对终身教育的认可。但要真正实现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促进职业教育向终身化方向发展，必须要促使职业教育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与劳动就业紧密结合，与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紧密结合；要满足人民群众终身教育的需求，坚持培养和培训并举，不拘一格办学，实行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全日制和业余制相结合，把职业学校办成面向社会的、开放的、多功能的教育和培训中心；要根据不同专业、不同教育培训项目和学习者的实际需要，实行灵活的学制和学习方式，推行学分制等弹性学习制度，为学生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创造条件。3.加强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职业学校的教师不仅要符合普通中、高等学校教师的基本要求，还应精通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的基本理论，熟练掌握本专业的技术、技能，有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和推广科学技术的能力，而且还要具有市场经济意识和经营管理能力以及较强的公关能力。加强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是办好职业技术教育的一项战略措施。针对我国职业教育师资力量不足、学历达标率低、结构不合理、实践经验普遍较差等现状，当务之急应采取以下措施：①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建设，使职业教育的教师专业化。目前在职教师资培养过程中，普遍注重理论方面的课程，对实践能力的培养仍须加大力度。②拓宽职业教育师资来源渠道。实行开放式教师培养体制，挑选愿意担当职教教师的各类学校毕业生到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接受1至2年的教育专业学习和技能训练，并通过教师资格考核后到职业教育学校任教，或面向社会招聘职业教育专业师资和实习指导教师，实行专兼结合。③建立职业教育师资继续教育证书制度，努力促进职业教育师资定期参加培训，不断进修提高，以适应职教发展的需要。4．职教要办出特色。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不受重视，民众的认可度较低，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国的职教没有特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职业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即发展过程的区域性、办学形式的多样化、教学过程的实际性、教育管理的开放性。因此，职业教育首先要为区域经济服务，职业学校的人才培养要立足于当地，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的需要设立和调整专业设置。教育机构要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和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使职业教育能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人才资源保障。其次，职业教育要发挥其办学形式多样化的优势，广泛吸收中外教育资源，不断扩大职业教育的对外开放，促进人才的流动；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主动出击，适时地开展各种教育和培训；适应我国建立学习型社会的需要，积极开拓普通高等教育的未及领域，如农村市场、在职和下岗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因此，我国的职教完全没有必要和普通高等教育去争一杯自己不占优势的羹。第三，职业院校要加强教学实践性，以提高学生实际动手能力为己任，用实践性强这一优势和普通中、高等教育竞争市场，相信不会处于下风。第四，我国的职教院校大多因为经费问题而苦恼，借鉴国外的经验，从改善自身管理人手，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与市场接轨，吸收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相信资金问题将不再突出。

国外基础教育改革动向 篇6

一、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的背景

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其改革是在诸多自身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总体而言,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与完善澳大利亚基础教育体系、促进世界一流教育体系的建设以及受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 完善澳大利亚基础教育体系的基本诉求

在教育系统中,唯有实现互相联系的各种教育机构的整体或教育全系统中的各种教育要素的有序组合,才能切实加强教育事业的发展。由于不同的教育机构在经费、管理以及内部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对澳大利亚基础教育体系的持续稳步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一过程中澳大利亚不断推动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以完善澳大利亚基础教育体系。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各州中小学及工业学院均由各教育部负责,由联邦政府拨款资助,大学则由联邦政府统一管理。此次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不仅为政府管理方面带来了便利,而且对于基础教育经费的良性运作具有重要意义。澳大利亚政府需要通过经费实现对各个不同教育机构的管理,最终致使各州不同的教育体系下,各不同教育机构都能保持平衡同时又有较高的教育质量。

2. 促进世界一流教育体系构建的内在动力

基础教育作为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民素质的提升以及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不无裨益。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以及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培养高质量的优秀人才被世界各国视为重中之重,因为高质量人才是一国未来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要件。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澳大利亚对人才培养的规格、质量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质量的教育能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可能,对于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带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此,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逐渐引入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以此推动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内在动力便是促进世界一流教育体系的构建,因为标准驱动为世界各国的教育机构之间相互借鉴和学习提供了可能,从而促进澳大利亚基础教育在人才培养、理念引领、缩小差距等方面有所突破。

3. 深受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的广泛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机制的不断引入,各国政府纷纷采取相关措施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以期不断提升基础教育的质量来满足学生、家长以及公众对高质量教育的追求。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得教育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继而成为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美英等发达国家相继制定了自己的教育标准,以提升本国的教育质量。在这样的世界教育改革发展大背景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也逐渐开始酝酿其教育专业标准,以跟上世界教育改革的步伐。因此,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投入了专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研究开发教育体制改革标准,为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的逐步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标准驱动的世界基础教育改革浪潮中,澳大利亚不仅与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保持一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国基础教育的发展。

二、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

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其主要内容涉及教师专业发展、幼儿教育发展、中小学校长专业发展以及弱势群体教育发展等四个方面。

1. 标准驱动的教师专业发展改革

作为一门专业化的职业,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教师。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许多国家开始把教师专业标准的明晰作为突显职业专业性和提高教师质量的重要战略。截至目前,美英等发达国家的教师专业标准几经修订,基本形成了独具本国特色的教师专业标准体系,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了满足产业结构调整后对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不仅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与系统支持,同时还加大了对“教师教育”这一核心要素的投入,以提高教师的质量,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3]譬如,2003年澳大利亚颁布了《教师职业标准的国家框架》(A National Framework for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Teaching),该框架主要指出了教师专业标准的职业维度(Career Dimensions)和专业因素(Professional Elements)。[4]2011年实施的《全国教师专业标准》(The National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Teachers),规定了教师专业的三大领域、七项标准和四个阶段,并以“质量教学”为核心。[5]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澳大利亚教师专业发展确立了全国统一的认证和标准,使得教师专业发展的标准更加具体明确以及更具可操作性。

2. 标准驱动的幼儿教育发展改革

标准驱动的幼儿教育发展受到了诸多国家的重视,澳大利亚也不例外。为了大力推动学前教育的发展,为幼儿提供更高标准的教育和保育,同时也为家庭提供更多、更全面的幼儿教育与保育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于2012年1月开始实施了《国家质量框架》(National Quality Framework)。对幼儿教育发展改革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标准,即教育计划与实践;幼儿的健康与安全;幼教机构的物理环境;教职工的配备;教职工与儿童的关系;学校与家庭、社区的伙伴关系;领导力与服务管理。[6]可以说,这些标准的提出,不仅对于家庭的保育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提高整个澳大利亚的幼儿教育水准不无裨益。

3. 标准驱动的中小学校长专业发展改革

校长作为教师团体的领导者以及学校的组织者和建设者,在学校的改革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也颇为重视对校长专业标准的完善。譬如,2011年制订了全澳首个国家层面的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即《全国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National Professional Standard for Principals),该标准是由“澳大利亚教学与学校领导协会”(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Teaching and School Leadership Limited)所制定,为校长提出了三项基本要求(愿景与价值观;知识与理解;个人素质与人际交往能力);同时,该标准还提出了中小学校长专业实践的五个领域(领导教与学;发展自我与他人;领导改进、革新与变革;领导学校的管理;参与社区合作)。[5]可以说这五个领域和三项基本要求构成了该标准的一套完整模型,它们之间相互协调、相互统一,对于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成功学习者的培养以及智慧型公民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4. 标准驱动的弱势群体教育发展改革

除了重视标准驱动的教师专业发展改革、幼儿教育发展改革、中小学校长专业发展改革之外,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改革中还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以期促进教育的全面性和公平性。譬如,2005年颁布的《残疾人教育标准》(The Disabilities Standards for Education),该标准主要是在1992年颁布的《残疾人歧视法案》(Commonwealth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 1992)基础上制定的,[6]旨在促进残疾人教育、保障残疾人权益。总体而言,该标准对于残疾人的受教育标准、相关教育机构的义务以及受教育者的维权措施等方面做了具体的规定。具体而言,该标准主要围绕五个方面详细规定了教育机构如何保障残疾人权利的标准,即入学标准,参与标准,课程开发、鉴定与发放标准,支持服务标准,消除扰乱和侵害标准。[7]这些标准的颁布不仅有力地保障了残疾人受教育与培训的权利,而且保障了实施主体的操作与执行。

三、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的实施效果

毋庸置疑,基础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澳大利亚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自新世纪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在澳大利亚已初见成效,较好地满足了澳大利亚教育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对于世界一流教育体系的创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基本形成了多方有效协同促进的基础教育标准改革格局

纵观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可以看出,相关标准制定的主体并不单一,基本上是由联邦政府牵头带动,并由一些非政府组织团体联合推动、共同促成的。从标准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教师专业标准还是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抑或是弱势群体教育的标准,联邦政府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为了推动标准的顺利开展与实施,许多其他相关团体均积极参与和配合。由此,逐渐形成了政府专业团体和民间专业团体的二元格局,共同致力于澳大利亚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联邦政府为了更好地推动相关标准的实施,逐渐将权力下放至各州,使得州政府也可以根据各州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标准。总之,在这种二元格局的背景下,联邦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团体以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有效协同,共同促进了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改革的稳步发展。

2. 渐趋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基础教育标准改革体系

对于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的实施效果,我们首先可以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进行窥视。从纵向来看,澳大利亚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中的各个“标准”基本上是由联邦政府颁布,适用于全国范围。而各州政府则需以“国家”标准作为参照,逐渐形成了从联邦政府到各州政府的全国统一的基础教育标准改革体系。同时,从横向来看,澳大利亚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涉及的标准主要包括教师专业标准、幼儿教育标准、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以及弱势群体教育标准等,各个不同主体标准中又包含若干个“子标准”,在整个过程中也始终贯穿着不低于国家标准的“标准”。总体而言,不管从纵向还是从横向来看,此次基础教育改革在整个澳大利亚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改革体系,确保了标准的实施在全国层面的统一整合。

3. 稳步贯穿了与时俱进的基础教育标准改革理念

可以说,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探索发展起来的。不管是教师专业标准,还是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无不是在不断的改革与发展中得到修订和完善。这一过程,也突显出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标准改革中与时俱进的理念。纵观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基础教育领域的标准是在一次次的认识和再认识的过程中促成的,体现了基础教育工作者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对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反思和总结的历程。总体而言,此次改革的相关标准随着时间的变更以及实际教育状况的变革也在不断地完善,而澳大利亚也正是在这一与时俱进的基础教育标准改革理念下,其基础教育的改革不仅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而且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改革也提供了一种借鉴。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的分析,我们需要将这一现象或者概念分解为较简单的组成部分,找出这些部分的本质属性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在提高澳大利亚基础教育质量、促进基础教育公平和实现基础教育的价值追求层面上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同时对于完善澳大利亚基础教育体系以及促进世界一流教育体系的创建也不无裨益。从教育的宏观层面上来讲,教育质量的提高体现在对整个培养对象的质量提升上,落脚于整个教育体系的质量与结构、效益和系统规模等之间的协调问题,它以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为准则。“标准”的目的是确保一项规范在实施过程中能够符合不同群体的需要。事实上,人们对于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最大的疑虑在于这一标准制定的普遍适用性,在于制定这一标准的过程中是否对所有的需要考虑得足够全面。而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的普遍开展必须借助于最为科学的标准,唯有标准的科学化才可以保证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持久性。

目前,在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基础上,我国也开始了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的初步探索,教育部于2012年颁布实施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2013年又颁布实施了《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譬如,在推行教师专业标准时,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标准的意义:首先是培养与准入阶段,教师专业标准可以有效保障教师的质量;其次是培训与考核阶段,对教师未来在职业上的具体要求做了详细规定,不仅为教师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教师考核进阶提供了一定的参照;最后是标准的潜在意义,标准本身就是一个激励机制,不断促进教师追求更高的标准。尽管我国与澳大利亚在政治体制、社会文化以及教育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不管怎样,澳大利亚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些做法至少可以为我国起步阶段的教育“标准化”探索构建提供一个反思的契机,进而为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的提升以及卓越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一种可能的借鉴。

摘要：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开展了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针对不同群体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标准,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基础教育标准体系,旨在不断促进澳大利亚基础教育质量的提升以及基础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主要涉及教师专业发展、幼儿教育发展、中小学校长专业发展以及弱势群体教育发展等四个方面。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改革已初见成效,基本形成了多方有效协同的基础教育标准改革格局;渐趋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基础教育标准改革体系;稳步贯穿了与时俱进的基础教育标准改革理念。研究澳大利亚标准驱动的基础教育改革的精髓,对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澳大利亚,标准驱动,基础教育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M·朱兰等.朱兰质量手册[M].焦叔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

[2]宫向东.21世纪时生活标准化蓬勃发展的世纪[J].标准化研究,2005(4):10-12.

[3]李俊堂,陈玥.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教师专业“标准化运动”:产生、演变及特征[J].外国教育研究,2014(4):41-49.

[4]A national framework for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teaching[S].Ministerial Council on Education,Employment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2003:9-11.

[5]National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teachers[S].Australian Institute of Teaching and School Leadership,2010:4.

[6]National quality framework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care[EB/OL].[2016-07-17].http://www.deewr.gov.au/earlychildhood/policy_agenda/quality/pages/home.aspx,2012-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