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培训制度

外部培训制度（共8篇）

外部培训制度 篇1

内部培训和外部培训的比较

在企业培训预算投入中，常见的有两种模式——内部培训和外部培训。

内部培训是指企业为了提升人员素质或技能、促进员工绩效改进，凭借自身的资源和力量来实施的培训和学习活动。一般而言，内部培训是企业培训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具有以下优势：

1.培训内容更具有针对性

内部培训的培训师一般是在企业内部选拔产生的，他们对企业的整体情况非常熟悉，不管是企业的商业模式、文化愿景、制度政策，还是内部人员的结构、素质状况，他们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况且，一般选拔出来的培训师都处在专业岗位的骨干位置，其自身具备相关岗位充分的知识储备和经验储备，因此，他们很清楚员工有哪些短板、有哪些培训需求。

2.经济实惠，节约成本

由于外部培训市场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其培训费用之高昂有目共睹，尤其是课酬费用的支出。虽然企业应该加大培训投入，但培训成本的增加应当建立在保证投入产出比的前提下。而内部培训师本身就是企业内部的员工，由企业内部开发和管理，培训费用一般远低于市场上的同类培训。

3.实现能力和经验的传承

有的企业一味地依赖骨干员工，从短期看不会影响效率，可一旦这些骨干员工流失，就可能影响某些项目的推进，甚至使企业陷入困境。然而，通过内部培训，把一些重要的、实用性较强的经验和能力提炼出来，进而开发成培训课程，便能将这些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的经验和能力沉淀到整个组织中，便于在员工之间的实现快速嫁接。

4.增强组织凝聚力

通过内部培训，可以加强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甚至同级之间的交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员工之间的隔阂，促进员工们彼此沟通、彼此熟悉、彼此学习、彼此认同。

然而，内部培训也有其局限性。

1.培训师的选择有限。内部培训的培训师毕竟是从公司内部选出的，合适的人选并不会太多，有些具备培训能力的员工也可能因为其他重要的事务而无法分心给其他员工培训。

2.内部培训师思维和视野较为局限。由于内部培训师的主要经验都来自企业内部，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思维局限性，这不利于员工开拓思路，全方位接受新知识。

与内部培训相对的一种培训方式便是外部培训。外部培训主要是指学员利用外部资源参与学习，不断提高的过程。尽管外部培训可能会带来较高的成本费用，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投入。主要基于以

下原因：

1.外部市场选择范围广，可以获取高质量的培训师。在培训日益被重视的今天，外部的培训师资源数不胜数，有才华的人都会试着兼职或全职从事培训工作。在质量上，内部培训师本身接受的培训往往很有限，尽管实际经验丰富，但其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一般都不及外部职业的培训师。

2.通过外部培训，可以带来许多全新的理念。与内部培训师相比，外部的职业培训师视野更为开阔，可以为企业带来一些外部的好经验与新理念。

然而相对的，其局限性也很明显。

1.费用高昂，经济性远远不及内部培训，当培训需求大时，企业很可能无力承担。

2.企业对培训师不了解，外部培训师质量参差不齐，无法确保对方能满足企业需求，具有一定风险性。3.培训师对企业不了解，很可能传授的东西缺乏实战性或适用性不足，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综上可见，内部培训和外部培训各自都有其特点和适用性，不存在绝对的孰优孰劣。企业在组织培训时，宜将二者结合，灵活选择，将内部培训与外部培训有效对接起来。华恒智信顾问老师认为，这里的关键便在于学员的数量。打个比方来说，这就如同选择交通工具出行一般，人多可以选择自己租用大车，人少则选择公交车或出租车会比较合适。因此：

1.当学员数量较多的时候，宜以内训为主。由于外部培训一般是按人头收费的，培训需求大时，企业将面临巨额的成本，而并非所有接受培训的员工都能为企业创造超额的价值，所以很可能最终的投入产出比不理想。

2.当学员数量较少的时候，宜考虑外部培训。虽然外部培训费用很高，但若只有个别员工需要培训，那么总体上看并不会为企业增加太大负担。况且，通过外部培训获得的新理念、新技能，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笔潜在的财富，假以时日也很可能为企业创造超额的价值。反而内部培训会影响正常的工作效率，还会因为人多人少，组织培训频次不同，制约人员的能力提高，进而制约组织能力的发展和进步。

那么，作为管理者，究竟该如何设计、组织自己企业的培训呢？这里可以借鉴摩托罗拉的培训体系。摩托罗拉用于教育的资金占工资总额的比例高达3.6%，它拥有自己独特的培训机构——摩托罗拉大学。摩托罗拉曾计算过，三年内，其培训的投入产出比约为1:30，可见培训为摩托罗拉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摩托罗拉大学的培训工作

是否转化为实际能力、投资回报率这四个维度对整个培训进行评估。

由此可见，有效的培训体系是建立在对企业内部人才进行有效的评估和分析的基础上的。

企业可以在内部培养一批有力的培训师队伍，在外部也积累一些合适的培训师资源。当需要组织培训时，通过实际的调研科学考察实际需求，用数据判断员工是否能胜任工作、存在哪些不足、不足的普遍性如何等。最后整合内外部资源，设计出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方案。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内部培训与外部培训的有效对接。

外部培训制度 篇2

在当代电力企业发展阶段,外部培训在员工意识、知识、技能、团队建设提升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已经把培训管理列入核心工作之一,高薪聘请各类咨询机构对企业内不同类型的人员开展培训,并把各单位的培训开展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核,但是各个环节的“流于形式”导致得到的结果与初期的完美构想偏差较大,见效甚微且浪费资源。

因此,研究外部培训在电力企业员工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如何把培训落到实处、提高培训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电力企业员工外部培训的必要性

1.1 外部培训是电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电力企业的培训需求一直存在,电力建企初期,培训模式单一、专业技能性强,以师徒“传帮带”为主要培训模式,有着系统性不强、随机性突出的显著特点,但电力企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提高员工职业素养、如何让员工长期饱具热情的开展工作等等。电力企业内部培训已难以完成针对上述问题的课程设计及培训工作,必须寻求外部资源来解决。外部培训在电力企业培训后期可持续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1.2 外部培训在提升电力企业竞争力方面效果显著

近年来,电力企业为了寻求自我突破,不断引进国际先进管理经验,但不论是规范化生产还是精益化生产,其最终能否实现是通过企业的最小单位“员工”来完成的。通过外部培训,结合企业自身特点,把经“拿来主义”拿来的先进理念本地消化,可快速使企业完成管理转型,从而使电力企业在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1.3 外部培训能有效解决电力企业内部培训的不足

电力企业内部培训往往关注的是员工技能水平的提升,围绕核心生产业务开展,而外部培训常以意识提升、管理提升为突破口,两者之间相互弥补。外部培训的核心任务是完成企业管理者培训技能欠缺的问题,但外部培训机构也存在无法完美结合企业的作业流程与模式开展培训的实际情况,从而得出引进外部培训的关键价值是逐步建立内训课程体系和培养内训师队伍。

2 外部培训在电力企业培训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2.1 培训对象混淆不清

电力企业为了充分利用外部培训资源,使外部培训投入产出比达到最大值,往往在一期培训中,想方设法使企业内不同专业、部门的员工同时参加该培训。造成该现象的原因除了电力企业一味追求培训效果最大化的诉求外,关键在于在培训开展前,未开展有效的培训需求调查,从而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开展不同类型的培训安排。

2.2 培训课程设置欠佳

培训课程设置对培训效果良好与否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外部培训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咨询机构、大专院校授课教师,大部分水平参差不齐,经常会出现培训课程设置不合理的现象,该重点讲解的一笔带过,不需要深入分析的却又浪费大量时间去阐述,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设置课程。虽说电力企业在培训师资选择时可以综合考虑备选教师的综合素质,但依数据而进行的盲目性选择仍占多数。

2.3 培训过程管控不力

在培训工作开始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需对培训进行全过程监督,实时收集受训员工的学习信息,发现培训课程偏离实际或员工培训状态不佳时,应及时更正并加以改善。但实际情况是,电力企业在培训开始后就鲜有人过问,做得最多的就是在培训结束时进行简单的测试或问卷调查,培训效果大打折扣。

2.4 培训评估形同虚设

培训工作的闭环管理用于检查培训效果,评估每个学员培训绩效。但大部分电力企业没有认识到培训评估的重要性,没有完善的培训效果评估体系,或者已经建立起培训效果评估机制,但执行不力。

3 提高外部培训在电力企业培训中应用效果的策略

3.1 进行系统的培训需求分析

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需对培训需求统计建立档案,可以根据培训需求的优先级来安排培训次序,亦方便建立起系统性数据分析机制,根据不同类型的需求来选择有针对性的外部培训安排,如可以分析员工意识形态是否与企业理念匹配,员工绩效现状是否与岗位对员工的要求之间存在差距。一般来说,培训需求的来源可以从内、外部客户对企业的要求改变,企业员工岗位变动带来的变化,和企业自身绩效提升等几个来源获取,但归根结底是人员的培训需求。

3.2 合理设置课程内容与方式方法

原则上来讲,培训课程设计的依据来源于培训目标的设定,培训目标是什么决定着培训师如何进行课程开发与选取培训方式,所以,电力企业与外部培训机构进行前期沟通时,应明确将要开展的培训期望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培训师进行课程设置时需考虑课程的类型、内容、课时、学员的理解能力,务必做到观点精炼、准确,重点突出,框架简洁、富有逻辑,素材丰富,时间安排合理,课件精良,教具细致周到。杜绝出现照本宣科类的传教,培训的方式方法应贴合课程设计,切勿花哨不实,培训的最高层次是使员工掌握方式方法,从而形成企业内部的培训师体系。

3.3 重视培训实施质量管理

完整的质量管理过程可以典型的“PDCA”循环来阐述,其中“D-执行”、“C-检查”环节尤为重要,该环节执行的好坏直接影响绩效改进环节的劳动强度。在培训实施阶段,培训组织者、实施者及受训者应实时关注培训开展过程,参与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如培训课程实施过程中偏离实际、学员知识技能获取效率低下等等,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影响最终培训效果。这里的误区是过程管理不能理解为流程管理,过程管理重内容,流程管理重环节。

3.4 培训评估落到实处

培训评估可以从多方面开展,并不局限与某一个单一形式,这个依据早期的培训目标设置而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可以把学员对课程的满意度、课程结束阶段的考核、日后工作的绩效提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群体效应等多维度来评估培训效果,定性和定量评估结合使用,避免出现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的现象,这个环节是衡量培训效果是否最大化的关键步骤。

参考文献

[1]葛玉辉.员工培训与开发实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外部条件 篇3

国家教育部颁布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要“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今天,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学校制度问题,主要基于这样三个原因。第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制度谈改革和发展,对渴望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教育来说,无疑是一种空想。第二,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三,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校长和教师的行为与理念之间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而制度和体制的缺失正是造成行为转型滞后于理念转型的重要原因。总之,教育制度的创新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只有扫除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教育资源的重组、教育结构的优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才有可能。于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自然地成为当前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且应该成为当下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

现代学校制度,是指以学校法人制度为基础,以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以教育管理专家经营为表征,以学校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以及新型的政校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学校依法自主管理的现代学校体制。因此,笔者认为,在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时需要创设以下几个外部或者说前提条件——新型的政校关系、校长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公众参与学校管理的机制。

一、明晰产权和确立新型的政校关系,实现学校的自主办学——使学校成为真正的独立法人

学校的产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学校产权的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以及学校声誉、品牌等无形资产。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明晰产权有三个含义:使用权要明晰、收入的享受权要明晰、转让权要自由。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同样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要求。只有在产权的多少、产权的构成、产权的归属、产权的增值、产权的流转程序等方面做到明了清晰,才能有利于学校形成良好的信用;有利于维护学校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学校在基础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学校中的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学校的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学校的发展。

构造新型政校关系,是要改变学校依附于政府,人财物由行政部门控制,甚至政府包办代替学校的工作,政府管得过多、过细、过死,把学校看作其附属的外控式管理模式。重新定位政府在教育管理过程中的职能,使政府从办学主体转变为服务主体、宏观管理主体或投资主体,使政府的管理从直接指令性行政管理转变为宏观指导性调控管理。在现代学校制度的框架内,政府可以通过两类机构、三个手段进行管理。一类机构专司教育管理的职能,按照法律界定的管理权对当地教育实施管理;一类机构专司各类学校中的国有资产管理职能,按照法律界定的财产界限对有关学校实施科学管理。三个手段是:制定、实施法律法规政策,下拨经费,通过督导机构的督导和以中介机构为主的评估。构造新型政校关系,通过制定有关法律,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职能与学校职能基本分离,国家行政权利与学校法人权利基本分离,举办者产权与学校经营权基本分离。这样,学校才能逐步地健全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成为真正的独立法人,实现自主办学,体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在学生培养、教师教育、研究开发和内部管理等方面确立校本机制,为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证。

二、校长的职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使学校实现校本管理

校长的职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能促进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又能够从制度上保证教育管理专家走上学校领导岗位。

职业化的校长应该具有职业精神,拥有一定的管理知识和管理技能。笔者理解的校长专业化类似于近一二十年来美国教育界主张的“专家治校”,即校长要有专业素质和领导能力,能随时应对充满竞争的社会,能采取灵活科学的管理策略和领导模式,不断提高学校的管理效能。这样的校长应该具有三个意识并切实履行四个职责。三个意识是: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对于教育理论与实践以及政治、经济、科技的前沿动态,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具有强烈的人文意识、文化精神和民主思想,有能力把学校建设成学习型学校、发展型学校;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懂经营之道,善于“经营学校”。四个职责是:规划并实施学校发展的目标和计划的职责,进行人员、物资、财务管理的行政职责;干预课程设置和管理(依据学校拥有的自主权)、干预教学、干预学生的评价等教育教学职责;激励工作人员,处理各种矛盾,发展教学和非教学人员等处理内部关系能力的职责;代表学校协调学校与家长、其他学校、行政部门及其他团体的关系,通过政治手段、市场运作等途径为学校赢得支持等处理对外关系的职责。

实现校长职业化与专业化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校长角色及其职责的转变。如果校长属于行政干部系列并享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会使校长角色功能政治化,使校长丧失独立人格,作为行政部门指令的传达者和执行者的校长显然难以实现自主办学、自主管理,难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形成校本化、个性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这样的校长往往只是将校长岗位作为暂时的向上进步的台阶,而不是当成理想和使命;这样的校长为了追求政绩往往不惜违背教育规律和管理科学;这样的校长往往只会挥舞着权力的大棒“管”而不“理”,缺乏经营学校的意识。要改变这种情况,校长应该由职务型向职业型、权力型向能力型、依附型向自主型、统管型向经营型转变。二要明确校长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提高选拔校长的“门槛”,加强对校长的在职培训。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1997年对全美中学校长所受教育的调查发现,美国中学校长拥有硕士学位者已占97%,且95%以上的人拥有教育学或教育行政学硕士学位。美国法律规定,中小学校长在取得教师资格的基础上,必须修满校长资格培训课程。美国有的州规定,校长不仅上岗前要接受培训,任职5年后,还要继续参加培训。而我国仍然普遍存在着“骨干教师行政化”、“教而优则仕”的现象。人们普遍以一个好教师就是一个好校长的标准选拔校长,尽管好教师在成为校长之前,也经历了考察,经历了中层岗位的锻炼,但这样的校长更多地还是属于经验型或个人魅力型校长,他们甚至对管理科学缺乏起码的认识。他们能成为校长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的管理能力,而在于他们的师德表现和业务水平。三是扩大校长选拔的方式和范围,早日实现校长选拔的“市场化”,这可以使学校(董事会)有足够的校长来源可供选择,能使校长受到竞争性市场机制的约束。

三、建立公众参与学校管理和学校服务公众的机制——使学校回归社会

就现代化中小学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位置而言,现代学校制度应当把现代中小学教育视为国民终身教育体系中一个有机的、上下衔接的重要阶段,而不是孤立于国民终身教育的“文化孤岛”。因而,现代学校回归社会,不仅是为了培养本校的学生,还是为了社会大教育(包含了中小学学校教育)的发展。

现代学校与社会各种组织和个人的相互支持,主要表现在学校与社区的互动上:社区或中小学利用己方的可用于教育的各种资源给予对方必要的支持、援助、监督,或根据对方的合理建议对己方所实施的教育进行必要的调整。传统的互动,主要是在人、财、物方面的相互支援;现代意义的“社区与中小学互动”,开始由人、财、物方面的互相支援发展到了影响对方的制度层面的问题,通过外因导致对方的内因起作用,引起对方的“质”的层面即制度层面的变化。如,家庭对学校教育有知情权、选择权和参与权。在现代学校制度的框架下,社区中的组织和个人参与学校的管理,决不是“点缀”或形式,而应当是有效地参与。

我们相信,这一机制的建立,将有利于构建学校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学习型社会体系。学校进一步向社会(主要是学校所在的社区)开放,为学习者和社会(社区)成员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服务,使教育资源得到充分运用。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学校也会得到社区的大力支持,将社区资源为我所用,推动学校的发展。总之,建立社会参与学校管理的机制既能扩展学校的功能和影响,也是学校经营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如何挑选外部培训讲师 篇4

企业如何挑选外部培训讲师

企业选择外部培训师是做好培训工作的基础，如何才能挑选适合本企业的外部讲师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非常重视的大事；在选择外部讲师问题上谈一下自己的观点。

首先看讲师气度、语音吐字、语言组织能力、互动与气氛调节、场面操控能力，课件内容以及学员认可程度。作为优秀的培训师应当从被培训企业的实际出发，研究其运营情况，以企业实际状况为基础，现场为话题，深入企业内部，达到全方位分析和破解，把现实编辑到培训课件中，从而使培训内容更贴合实际，更完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这样才有把握使培训落地，并且转换成生产力。挑选外部培训师要以适合为标准，也要讲究量体裁衣。

金融制度风险的外部影响因素 篇5

1、宏观经济因素

自从我国加入WTO后，我国国内市场开始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原来只针对国内建立的金融制度必然会受到冲击。个别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动荡可能传染、演变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是我国市场开放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外部不确定风险。构成一国金融制度主体的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国际银行业新发展趋势和加入WTO对我国银行业发展和金融监管形成巨大挑战，四大国有银行的垄断格局将被打破，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破产风险。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资讯科技的进步和金融全球化迅速发展，国际金融业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和特征。一是混业经营和银行业的并购使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具有超强竞争实力的金融集团。二是金融创新使金融市场的交易机制、交易形式、交易市场的类型更加复杂，不仅使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增大，也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三是金融业电子化、网络化使传统金融业的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改变了原有金融业的竞争方式和竞争格局。领导国际金融业发展趋势、处在潮流前沿的是美欧日特别是美国的金融业。我国银行业目前仍是分业经营、服务手段落后、金融产品单一，对不断涌现的大量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仅处于理论上的认知阶段，金融业电子化基础薄弱，加之不良资产问题严重，远远不能适应国际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加入WTO五年后外资银行将被允许全面开展人民币业务，同我国银行展开全方位竞争。竞争的主要领域不会是中国本地银行占优势的传统业务领域，而会更多发生在外资银行具有技术和管理优势的领域，如网上银行、个性化的理财服务、国际金融领域已有的金融创新成果的应用等。目前外资银行为进入中国市场正在资金和人才等方面进行周密部署，但国内金融界对未来形势的严峻性缺乏心理准备。

2、非正式金融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非正式金融是指不通过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来融通资金的融资活动和用超出现有法律规范的方式来融通资金的融资活动的总和。

1）加大了资金体外循环,造成了金融信号失真。非正式金融活动在其高利率的吸引下, 诱发了大量资金以现金形式流出银行体系, 分流了银行存款。调查显示, 大多数非正式金融交易是以现金方式进行的。现金交易的增加, 不仅相应地增加了货币流通量, 减弱了银行的支付能力, 从而增加了中央银行现金计划执行的难度;而且因其隐秘性而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透明度, 造成金融信号失真、削弱了中央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降低了社会资金分配效率。另外, 非正式金融的隐藏隐秘性, 使有关部门无法追查其真实的业务状况, 无法准确地掌握放款人的利息收入, 从而造成了部分税收的流失。

外部培训制度 篇6

〔2002〕第15号

为进一步健全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维护存款人和社会公众利益，促进股份制商业银行安全、稳健、高效运营，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现予以发布施行。附件：1．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

2．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制度指引

人民银行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股份制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促进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保护存款人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是指建立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等机构为主体的组织架构和保证各机构独立运作、有效制衡的制度安排，以及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激励和约束机制。

第三条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准则：

(一)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的议事制度和决策程序；

(二)明确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义务；

(三)建立、健全以监事会为核心的监督机制；

(四)建立完善的信息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五)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强化激励约束机制。

第二章 股东和股东大会

第四条 商业银行的股东应当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条件。

第五条 商业银行应当保护股东合法权益，公平对待所有股东。

股东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依照法律、法规和商业银行章程的规定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第六条 商业银行应当在其章程中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法定标准时，股东应支持董事会提出的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措施。

第七条 商业银行应当在章程中规定，商业银行可能出现流动性困难时，在商业银行有借款的股东要立即归还到期借款，未到期的借款应提前偿还。

商业银行应当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防范和处置金融机构支付风险暂行办法》，在章程中规定“流动性困难”的具体标准。

第八条 商业银行对股东贷款的条件不得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

同一股东在商业银行的借款余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百分之十。股东的关联企业的借款在计算比率时应与该股东在银行的借款合并计算。

商业银行应当在章程中规定，股东在商业银行的借款逾期未还期间内，其表决权应当受到限制。

第九条 商业银行不得接受本行股票为质押权标的。

股东需以本行股票为自己或他人担保的，应当事前告知董事会。

股东在本商业银行的借款余额超过其持有的经审计的上一的股权净值，且未提供银行存单或国债质押担保的，不得将本行股票再行质押。

第十条 商业银行不得为股东及其关联单位的债务提供融资性担保，但股东以银行存单或国债提供反担保的除外。

上款所称融资性担保是指商业银行为股东及其关联单位的融资行为提供的担保。

第十一条 同一股东不得向股东大会同时提名董事和监事的人选；同一股东提名的董事(监事)人选已担任董事(监事)职务，在其任职期届满前，该股东不得再提名监事(董事)候选人。

第十二条 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大会及中国人民银行及时报告持有商业银行股份前十名的股东名单，以及一致行动时可以实际上控制商业银行的关联股东名单。

第十三条 股东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及商业银行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第十四条 控股股东对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及商业银行章程行使出资人的权利，不得利用其控股地位谋取不当利益，或损害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第十五条 商业银行股东大会包括年会和临时会议。

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应当在每一会计结束后六个月内召开股东大会年会。因特殊情况需延期召开的，应当及时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并说明延期召开的事由。

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商业银行章程的规定召开股东大会临时会议。董事会不履行职责，致使出现商业银行重大决策无法做出或者股东大会无法召集等情形时，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商业银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或商业银行监事会，可以决定自行组织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但应将召开会议的决定书面通知董事会并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

商业银行的股东大会会议应当实行律师见证制度，并由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应当对股东大会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股东大会的决议内容等事项的合法性发表意见。

商业银行可以自行确定召开股东大会的方式，但应确保股东有效行使其合法权利。

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应当将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股东大会决议等文件报送中国人民银行备案。

第十六条 商业银行章程应当规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商业银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有权向股东大会提出审议事项，董事会应当将股东提出的审议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商业银行章程应当规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商业银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有权向股东大会提出质询案，董事会、监事会应当按照股东的要求指派董事会、监事会或者高级管理层相关成员出席股东大会接受质询。

第十七条 商业银行董事会应当制定内容完备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包括通知、文件准备、召开方式、表决形式、会议记录及其签署、关联股东的回避制度等。

第十八条 股东大会年会除审议相关法律规定的事项外，还应当将下列事项列入股东大会审议范围：

(一)通报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意见及商业银行执行整改情况；

(二)报告董事会对董事的评价及独立董事的相互评价结果；

(三)报告监事会对监事的评价及外部监事的相互评价结果。

第十九条 董事会应当公正、合理地安排会议议程和议题，确保股东大会能够对每个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

第二十条 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他监管机关规定的，应当主动及时纠正或依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意见改正。

第三章 董事和董事会

第二十一条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商业银行章程行使职权。

第二十二条 董事应当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并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条件。董事的任职资格须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核。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人员外，下列人员也不得担任董事：

(一)因未履行诚信义务被其他商业银行或组织罢免职务的人员；

(二)在本商业银行的借款(不含以银行存单或国债质押担保的借款)超过其持有的经审计的上一股权净值的股东或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

(三)在商业银行借款逾期未还的个人或企业任职的人员。

第二十三条 董事会应当制定规范、公开的董事选举程序，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四条 董事会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向股东披露董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保证股东在投票时对候选人有足够的了解。

第二十五条 董事应当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任职资格培训。

第二十六条 董事依法有权了解商业银行的各项业务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有权对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层成员履行职责情况实施监督。

商业银行内部稽核部门对内设职能部门及分支机构稽核的结果应当及时、全面报送董事会。

第二十七条 董事对商业银行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董事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商业银行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商业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二十八条 董事个人直接或者间接与商业银行已有的或者计划中的合同、交易、安排有关联关系时，不论有关事项在一般情况下是否需要董事会批准同意，董事均应当及时告知董事会、监事会其关联关系的性质和程度。

第二十九条 董事会中由高级管理层成员担任董事的人数应不少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但不应超过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第三十条 商业银行应当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与商业银行及其主要股东之间不应存在可能影响其独立判断的关系。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时尤其要关注存款人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应当获得适当报酬。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产生程序、权利义务以及工作条件应当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第三十一条 独立董事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层成员及商业银行机构和人员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商业银行章程规定情形的，应及时要求予以纠正并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

第三十二条 商业银行董事长和行长应当分设。

商业银行董事长不得由控股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兼任。

第三十三条 董事、董事长应当在法律、法规、规章及商业银行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不得违反商业银行的议事制度和决策程序越权干预高级管理层的经营管理活动。

第三十四条 董事会例会每年至少应当召开四次。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召开程序由商业银行章程规定。

董事会应当通知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

董事会的决定、决议及会议记录等应当在会议结束后10日内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

第三十五条 董事会应当制定内容完备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包括通知、文件准备、召开方式、表决形式、会议记录及其签署、董事会的授权规则等。

第三十六条 董事应当以董事会会议的形式行使职权，董事会会议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商业银行章程应当规定，利润分配方案、重大投资、重大资产处置方案、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层成员等重大事项不应采取通讯表决方式，且应当由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通过。

第三十七条 董事会在聘任期限内解除行长职务，应当及时告知监事会并向监事会做出书面说明。

第三十八条 董事会根据行长提名聘任或解聘副行长、财务负责人及其他高级管理层成员，未经行长提名不得直接聘任或解聘副行长、财务负责人及其他高级管理层成员。

第三十九条 董事会应当接受监事会的监督，不得阻挠、妨碍监事会依职权进行的检查、审计等活动。

第四十条 董事会应当设立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也可根据需要设立其他专门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应当由董事担任，且委员会成员不得少于三人。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应当由独立董事担任负责人。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的成员不应包括控股股东提名的董事。

第四十一条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负责商业银行重大关联交易的审批，其中特别重大的关联交易还需经董事会批准后方可实施。特别重大的关联交易应同时报告监事会。

董事对董事会拟决议事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应当由二分之一以上无重大利害关系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会议做出的批准关联交易的决议应当由无重大利害关系的董事过半数通过。

商业银行章程应当对重大关联交易和特别重大关联交易的标准做出规定。董事会应当制定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具体审批制度。第四十二条 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对高级管理层在信贷、市场、操作等方面的风险控制情况进行监督，对商业银行风险状况进行定期评估，对内部稽核部门的工作程序和工作效果进行评价，提出完善银行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意见。

第四十三条 薪酬委员会负责拟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层成员的薪酬方案，向董事会提出薪酬方案的建议，并监督方案的实施。

第四十四条 提名委员会负责拟定董事和高级管理层成员的选任程序和标准，对董事和高级管理层成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进行初步审核，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第四十五条 各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和工作职责应当由董事会制定。各委员会应当制定工作计划，并定期召开会议。

第四十六条 商业银行董事会应当按照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制定信息披露的最低标准、方式、途径等，逐步建立、健全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

第四十七条 董事会下设专门办公室，负责股东大会、董事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的筹备、信息披露，以及董事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其他日常事务。

商业银行董事会秘书兼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聘任。董事会秘书须经中国人民银行任职资格审核。

第四章 高级管理层

第四十八条 高级管理层由行长、副行长、财务负责人等组成。高级管理层成员的任职资格应当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

第四十九条 高级管理层成员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谨慎、勤勉地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不得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属于本商业银行的商业机会，不得接受与本商业银行交易有关的利益，不得在其他经济组织兼职。

第五十条 行长有权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商业银行章程及董事会授权，组织开展银行的经营管理活动。

行长应当行使下列职权：

(一)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副行长、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层成员；

(二)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商业银行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分支机构负责人；

(三)代表高级管理层向董事会提交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经董事会批准后组织实施；

(四)授权高级管理层成员、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分支机构负责人从事经营活动；

(五)在商业银行发生挤兑等重大突发事件时，采取紧急措施，并立即向中国人民银行和董事会、监事会报告；

(六)其他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及商业银行章程规定应由行长行使的职权。

第五十一条 高级管理层应当根据商业银行经营活动需要，建立、健全以内部规章制度、经营风险控制系统、信贷审批系统等为主要内容的内部控制机制。

商业银行的内部稽核部门应当实行垂直管理并由行长直接领导。

商业银行行长不得担任审贷委员会成员，但对审贷委员会通过的授信决定拥有否决权。

第五十二条 高级管理层应当建立向董事会定期报告的制度，及时、准确、完整地报告有关银行经营业绩、重要合同、财务状况、风险状况和经营前景等情况。

第五十三条 高级管理层应当接受监事会的监督，定期向监事会提供有关商业银行经营业绩、重要合同、财务状况、风险状况和经营前景等情况的信息，不得阻挠、妨碍监事会依职权进行的检查、审计等活动。

第五十四条 高级管理层应当建立和完善各项会议制度，并制订相应议事规则。高级管理层召开会议应当制作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应当报送监事会。

第五十五条 高级管理层依法在职权范围内的经营管理活动不受干预。

高级管理层对董事、董事长越权干预其经营管理的，有权请求监事会予以制止，并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

第五十六条 高级管理层成员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在任期内不应随意调整。确需调整的，商业银行应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并按有关规定报请中国人民银行对新任高级管理层成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查。

高级管理层成员对董事会违反任免规定的行为，有权请求监事会提出异议，并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

第五十七条 高级管理层提交的需由董事会批准的事项，董事会应当及时讨论并做出决定。

第五章 监事和监事会

第五十八条 监事会是商业银行的监督机构，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监督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履行职责的情况；

(二)监督董事、董事长及高级管理层成员的尽职情况；

(三)要求董事、董事长及高级管理层成员纠正其损害银行利益的行为；

(四)对董事和高级管理层成员进行离任审计；

(五)检查、监督商业银行的财务活动；

(六)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进行审计并指导商业银行内部稽核部门的工作；

(七)对董事、董事长及高级管理层成员进行质询；

(八)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及商业银行章程规定应当由监事会行使的职权。

第五十九条 监事会应当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股东大会选举的外部监事和其他监事组成，其中外部监事的人数不得少于两名。

第六十条 商业银行应当建立外部监事制度。外部监事与商业银行及其主要股东之间不应存在影响其独立判断的关系。外部监事在履行职责时尤其要关注存款人和商业银行整体利益。

外部监事报酬应当比照独立董事执行。

外部监事的任职资格、产生程序、权利义务以及工作条件应当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

第六十一条 监事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及商业银行章程的规定，忠实履行监督职责。

监事的任职资格、产生程序、权利义务适用本指引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八条有关董事的规定。

第六十二条 监事长应当由专职人员担任。监事长至少应当具有财务、审计、金融、法律等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第六十三条 监事会应当设立提名委员会,负责拟定监事的选任程序和标准，对监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进行初步审核，并向监事会提出建议。

提名委员会应当由外部监事担任负责人。

第六十四条 监事会应当设立审计委员会,负责拟定对本指引第五十七条第(一)、(二)、(四)、(五)、(六)项所列事项进行审计的方案。

审计委员会应当由外部监事担任负责人。

第六十五条 监事会应当委托经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商业银行上一的经营结果进行审计。审计报告应于股东大会年会召开前，且不得迟于当年4月30日完成。审计报告完成后应当经监事会通过，由监事长签名，报股东大会年会审议。在报送股东大会审议前，应当抄送董事会。

会计师事务所对商业银行审计结果有失公允，监事会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的，应当追究监事会有关人员的责任。

监事会履行职责所需的费用由商业银行承担。第六十六条 监事会下设办公室，作为监事会的办事机构。监事会办公室聘用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相关专业知识，以充分保证监事会监督职责的履行。

第六十七条 商业银行应当保障监事会工作的正常开展，为监事会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专门的办公场所。监事会的财务预算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六十八条 监事会例会应当每年至少召开四次，监事会临时会议的召开程序由商业银行章程规定。

监事会的决定、决议及会议记录应当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

第六十九条 监事会应当制定内容完备的议事规则，包括通知、文件准备、召开方式、表决形式、会议记录及其签署等。

第七十条 监事会发现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未执行审慎会计原则，存在未严格核算应收利息、未提足呆账准备金等情形的，应当责令予以纠正。

监事会发现商业银行业务出现异常波动的，应当向董事会或高级管理层提出质疑。

第七十一条 商业银行内部稽核部门对内设职能部门及分支机构稽核的结果应当及时、全面报送监事会。

监事会对银行稽核部门报送的稽核结果有疑问时，有权要求行长或稽核部门做出解释。

第七十二条 监事会在履行职责时，有权向商业银行相关人员和机构了解情况，相关人员和机构应给予配合。

第七十三条 商业银行按规定定期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的报告应当附有监事会的意见。监事会应当就报告中有关信贷资产质量、资产负债比例、风险控制等事项逐项发表意见。监事会应当在收到高级管理层递交的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发表意见，逾期未发表意见的，视为同意。

第七十四条 董事会拟订的分红方案应当事先报送监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此发表意见。监事会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发表意见，逾期未发表意见的，视为同意。

第七十五条 监事应当列席董事会会议，列席会议的监事有权发表意见，但不享有表决权。

列席董事会会议的监事应当将会议情况报告监事会。

监事会认为必要时，可以指派监事列席高级管理层会议。

第七十六条 监事会发现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商业银行章程规定等情形时，应当建议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处分，并及时发出限期整改通知；董事会或者高级管理层应当及时进行处分或整改并将结果书面报告监事会。

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拒绝或者拖延采取处分、整改措施的，监事会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并报告股东大会。

第六章 激励约束机制

第七十七条 商业银行应当建立薪酬与商业银行效益和个人业绩相联系的激励机制。

第七十八条 商业银行应当建立公正、公开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层成员绩效评价的标准和程序。

第七十九条 独立董事的评价应当采取相互评价的方式进行，其他董事的评价由董事会做出，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外部监事和其他监事的评价比照独立董事和其他董事执行。

高级管理层成员的评价、薪酬与激励方式由董事会下设的薪酬委员会确定，董事会应当将对高级管理层成员的绩效评价作为对高级管理层成员的薪酬和其他激励安排的依据。绩效评价的标准和结果应当向股东大会说明。

任何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层成员都不应参与本人薪酬及绩效评价的决定过程。

第八十条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层成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商业银行章程，给商业银行和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十一条 商业银行在条件具备时，经股东大会批准，可以建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层成员的职业责任保险制度。

第七章 附

则

第八十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中国境内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各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本指引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的要求，结合本行的特点，完善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

第八十三条 本指引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

第八十四条 本指引自公告之日起施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

指引

为进一步完善股份制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建立、健全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制定本指引。

第一章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任职资格

第一条 商业银行的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应当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和良好信誉，且同时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具有本科(含本科)以上学历或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二)具有5年以上的法律、经济、金融、财务或其他有利于履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职责的工作经历；

(三)熟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

(四)能够阅读、理解和分析商业银行的信贷统计报表和财务报表。

第二条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商业银行的独立董事、外部监事：

(一)持有该商业银行1%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在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

(二)在该商业银行或其控股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任职的人员；

(三)就任前3年内曾经在该商业银行或其控股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任职的人员；

(四)在该商业银行借款逾期未归还的企业的任职人员；

(五)在与该商业银行存在法律、会计、审计、管理咨询等业务联系或利益关系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六)该商业银行可控制或通过各种方式可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任何人员；

(七)上述人员的近亲属。本指引所称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商业银行的独立董事、外部监事：

(一)因犯有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罪或者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二)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并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

(三)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四)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的；

(五)因未能勤勉尽职被原任职单位罢免职务的；

(六)曾经担任高风险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且不能证明其对金融机构撤销或资产损失不负有责任的。

第四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兼任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

第五条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不得在其他商业银行兼职。

第六条 商业银行应当将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数额、任职资格、权利和义务在章程中列明，并报中国人民银行审批。

第二章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产生、任职和免职 第七条 商业银行董事会中至少应当有2名独立董事。

商业银行监事会中至少应当有2名外部监事。

第八条 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由股东提名，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同一股东只能提出1名独立董事或外部监事候选人，不得既提名独立董事又提名外部监事。

第九条 独立董事在同一家商业银行任职不得超过3年。3年期满，可以继续担任该商业银行董事，但不得再担任独立董事。

第十条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在就职前应当向董事会或监事会发表申明，保证其具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并承诺勤勉尽职。

第十一条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任职，应当报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任职资格审核。中国人民银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提出审核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对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实行任前辅导制。

第十二条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每年为商业银行工作的时间不得少于15个工作日。

独立董事可以委托其他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但每年至少应当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三分之二。

外部监事可以委托其他外部监事出席监事会会议，但每年至少应当亲自出席监事会会议总数的三分之二。

第十三条 股东大会审议的独立董事评价报告应当至少包括该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会议次数、历次参加董事会会议的主要情况，独立董事提出的反对意见以及董事会所做的处理情况等内容。

股东大会审议的外部监事评价报告应当至少包括参加监事会会议次数、组织或参与监事会审计工作情况、履行监事监督职责情况等内容。

第十四条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监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罢免：

(一)因职务变动不符合独立董事、外部监事任职资格条件且本人未提出辞职的；

(二)一年内亲自出席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次数少于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总数的三分之二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合继续担任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监事会提请罢免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提案应当由全体监事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方可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在监事会提出罢免提案前可以向监事会解释有关情况，进行陈述和辩解。

监事会提请股东大会罢免的独立董事或外部监事应当在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前1个月内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并向独立董事、外部监事本人发出书面通知，独立董事、外部监事有权在表决前以口头或书面形式陈述意见，并有权将该意见在股东大会会议召开5日前报送中国人民银行。股东大会应当依法审议独立董事、外部监事陈述的意见后进行表决。

第十六条 独立董事在任期届满前可以提出辞职。股东大会可以授权董事会做出是否批准独立董事辞职的决定。在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批准独立董事辞职前，独立董事应当继续履行职责。

独立董事辞职应当向董事会递交书面辞职报告，并应当向最近一次召开的股东大会提交书面声明，说明任何与其辞职有关或其认为有必要引起股东和债权人注意的情况。

独立董事辞职后，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少于2名的，独立董事的辞职报告应在下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缺额后方可生效。

外部监事辞职应当比照独立董事执行。

第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对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对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履行职责严重失职的，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取消其任职资格，被取消任职资格的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终身不得担任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任职资格被中国人民银行取消的，其职务自任职资格取消之日起当然解除。商业银行股东大会应当及时补选新的独立董事、外部监事。

第十八条 独立董事有下列情形之一为严重失职：

(一)泄露银行商业秘密，损害商业银行合法利益；

(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接受不正当利益，或者利用独立董事地位谋取私利；

(三)明知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或商业银行章程，而未提出反对意见；

(四)关联交易导致商业银行重大损失，独立董事未行使否决权的。

(五)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严重失职行为。

第十九条 外部监事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失职：

(一)泄露银行商业秘密，损害银行合法利益；

(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接受不正当利益；

(三)利用外部监事地位谋取私利；

(四)在监督检查中应当发现问题而未能发现或发现问题隐瞒不报，导致银行重大损失的；(五)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严重失职行为。

第三章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二十条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负有诚信义务，应当勤勉尽责。

第二十一条 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讨论事项发表客观、公正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在发表意见时，应当尤其关注以下事项：

(一)重大关联交易；

(二)利润分配方案；

(三)高级管理层成员的聘任和解聘；

(四)可能造成商业银行重大损失的事项；

(五)可能损害存款人或中小股东利益的事项。

第二十二条 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可以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商业银行只有2名独立董事的，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应经其一致同意。

第二十三条 独立董事对商业银行决策发表的意见，应当在董事会会议记录中载明。

第二十四条 商业银行董事会设立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并由独立董事担任负责人。

第二十五条 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商业银行章程，致使商业银行遭受严重损失，独立董事未发表反对意见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 外部监事享有监事的权利，对商业银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进行监督，根据监事会决议组织开展监事会职权范围内的审计工作。

第二十七条 监事会内设的审计委员会，由外部监事担任负责人。

第二十八条 二分之一以上外部监事可以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商业银行只有2名外部监事的，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应经其一致同意。

第二十九条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除依法律规定外，不得泄露与任职商业银行有关的商业秘密。

第四章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报酬和费用

第三十条 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当对独立董事、外部监事支付报酬和津贴。报酬和津贴的标准由董事会制订，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三十一条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履行职责时所需的费用由商业银行承担。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第三十三条 本指引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

外部培训制度 篇7

1 地票的含义及交易流程

1.1 地票的含义

2008年12月4日,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成立, 农村土地交易所主要从事“地票”交易。所谓“地票”, 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指标。该指标通过拍卖的方式在农村土地交易所进行流转, 购买一定量指标后, 可以等量增加城市建设用地。

1.2 地票运行主要程序

1.2.1 复垦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规划, 编制城乡建设用地挂钩专项, 确定挂钩的规模和布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家庭及拥有土地权属的其他组织可以向区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复垦立项申请, 经批准后即可对所申请的闲置的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备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性事业用地和乡镇企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专业复垦, 将其复垦为合格的耕地。

1.2.2 验收

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对土地再次流转的资格进行审核, 并对土地使用权人发给相应面积的“地票”。

1.2.3 交易

农村土地交易所会将不同地区形成的地票整合打包, 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公开拍卖, 价高者得。

1.2.4 使用地票

“地票”持有者人在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范围内, 寻找尚未被国家征收、又符合其市场开发需求的地块。看准地块后, 向政府提出征地建议。倘若时机成熟, 政府会将地块征用, 并作为经营性地块进行招挂拍, “地票”持有者与其他开发企业再次竞争, 讲究价高者得, 取得土地使用权。

2 地票制度下土地资源利用的外部性问题

外部经济, 在微观经济学中, 表示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在其生产或消费的过程中, 其经济活动给其他生产者或者消费者带来危害或收益, 而他自己却并不为此而支付足够抵偿这种危害的成本 (外部不经济) , 或不能获取与收益等价的补偿的现象。而现实经济中, 许多不满足排他性却具有竞用性特点的物品, 诸如水资源、土地资源等, 在其利用过程中存在广泛的外部性问题。而在重庆地票交易制度中, 土地资源利用中的外部性问题也广泛存在。从以上地票交易流程来看, 一方面, 在复垦环节, 涉及将农村宅基地、乡镇企业建设用地和农村公共设施及公益性事业用地复垦为耕地, 对农村土地资源进行了再次利用。另一方面, 在开发商取得地票落地后的相应指标后, 在城市边缘对土地进行再次开发。在这两种土地资源的利用过程中都存在着一定的外部性问题。

2.1 农村土地利用中的外部性问题

2.1.1 减少农村公共设施用地

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本办法所指建设用地挂钩指标, 特指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备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性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即原本用于农民建房、开办乡镇企业以及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地块, 现在复垦为耕地。其中, 势必减少农村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 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1.2 降低复垦地周围土地整体规划利用价值

将散落各处的宅基地、乡镇企业用地以及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用地统一复垦为耕地, 实质上是将一整块的土地资源化整为零, 耕地、林地散布不一。假如, 3亩土地, 其原本土地表面布局如下, 1亩鱼塘, 2亩宅基地。在2亩宅基地复垦为耕地的情况下, 鱼塘所有人就失去了将2亩宅基地承包扩修鱼塘的机会, 不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就其本质而言, 对于该块土地资源的利用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

2.1.3 耕地投入使用, 对生态环境产生负外部性

在种植农作物的过程中, 大量农用药剂的使用, 带来破坏食物链、杀伤有益生物;破坏大气层、土壤、水体;伤害人体健康等一系列问题。

2.2 城市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外部不经济

2.2.1 房地产建造中的外部不经济

一方面, 房地产开发起着拉动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以及美化城市环境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 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 由于长期以来只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的观念的形成, 导致了开发商片面强调土地利用的高产出, 造成了噪声污染、植被破坏、过度开发、土地污染。

2.2.2 房地产建成后的外部性问题

由于生态意识淡薄, 违章建设、配套设施不完善、楼盘过于集中等问题日益成为全行业性现象。而随之而来的交通拥堵、绿地减少、市民出行候鸟现象 (白天工作在CBD, 晚上生活在市郊, 朝九晚五市民出行单向流动的现象) 更加重了城市负担, 外部性问题日益突出。

3 外部性问题的治理策略

3.1 政府角度:规划与控制

在地票制度下,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土地利用中都存在着外部效应。而对于土地资源的市场调节失灵, 按照西方微观经济学的观点, 应当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一方面, 规范市场秩序;另一方面, 引导市场进入良性循环。

3.1.1 合理规划

进行全面、整体、合理的区位定界。统筹全局, 因地制宜。对于农村土地, 明确划分宅基地、耕种区、养殖区、林业带。对于城市地区, 合理划定商业区、教育区、居住区、工业区。并兼顾各区域的协调发展, 保证土地规划设计符合居民的多样化需求, 做到土地资源利用的效用最大化。

3.1.2 监督、控制与规范土地利用者行为

在土地利用开发中, 农村土地复垦不合格、验收环节的寻租行为普遍存在, 政府应当出台并完善相应法律法规规范和引导复垦公司的复垦行为。而针对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外部影响, 同样应当完善土地开发规章制度, 对于违章行为, 及时查处, 及时公示。公检法部门更应当适时监督, 纠正违规开发。

3.2 开发商角度:将外部影响内部化

外部经济表现为企业的成本与收益小于或大于社会的成本与收益。即企业将部分成本或收益转嫁给了社会。将外部影响内部化即为将转嫁出去的这部分成本或收益通过一定的方式收回, 使企业成为这部分成本的承担者或者收益的受益者。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将土地资源利用的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的差额进行填补。比如, 在进行房地产建造时, 开发商并未对周围居民遭受噪声污染而支付任何成本。此时, 企业边际成本就小于社会边际成本, 而为了将该种外部效应内部化, 企业就应当就噪声污染担负责任, 对周围居民加以补偿, 使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 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正是由于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 往往不具备承担负外部效应的主动性。此时, 可以通过政府层面, 将此差额作为“庇古税”向开发商征收, 再将其返还于民。

3.3 运用科斯定理, 明确产权界定

在许多情况下, 外部影响之所以导致资源配置失当, 是由于财产权不明确。如果财产权是完全确定的并得到充分保障, 有些外部影响则不会发生。比如在土地复垦当中, 由于小块宅基地的复垦, 导致了邻近地块失去了整体利用的权利。而依据规模效应, 显然将土地进行整体规划利用更为合理。假如赋予相邻土地承包者对该片土地资源以整体规划利用权, 则复垦人应当对周围土地权利人支付不能享受这种权利所带来的损失, 而这一数额正好弥补了现有土地利用方式与进行整体规划利用形成的规模效应之间的差额, 从而达到最优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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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培训制度 篇8

摘要：文章以2003年～2014年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外部投资者保护的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和建设力度对民营企业在领导人变更时选择职业经理人继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完善的企业外部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激励民营企业在领导人变更时选择职业经理人作为继任领导人。同时进一步研究表明，高投资者保护环境下，职业经理人能够有效地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

关键词：投资者保护；职业经理人；代理成本

一、 引言

组织理论指出企业的行为以及该行为产生的效果受到其所处的内外部组织环境的影响。因此环境因素是研究企业行为动机与效果的关键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很少在已有的关于民营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的研究中被系统的考察。本文考察了企业外部投资者保护的制度环境如何影响民营企业在领导人更迭过程中做出选择职业经理人作为领导人继任者的决策。在对企业外部投资者保护的制度环境的实证方面，我们采用LA PORTA等的方法分析了我国颁布的全部商事法律并以此纵向刻画了我国的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研究发现完善的企业外部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通过改善委托代理契约的不完全性、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在制度层面构建对职业经理人的监督体系，从而降低了职业经理人的代理成本，其完善程度与民营企业在领导人变更时选择职业经理人作为继任领导人正相关。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尽管大量研究已经清晰地阐述了职业经理人相对于来自企业内部人员所具有的优势。但在实践中，关于职业经理人侵占行为的案例层出不穷。大量研究指出相对于来自控股股东的内部人而言，广为人知的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所导致的高昂的代理成本成为了民营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的障碍（Anderson & Reeb，2003）。职业经理人的代理成本产生于委托人与代理人间由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不完全契约，因此能否在企业组织中明确各种权利义务关系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代理成本的高低（Jensen & Meclling，1976）。完善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清晰地界定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边界，从而改善了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契约的完善性，降低了代理成本。LLSV（2000）等指出，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形成了对职业经理人的监督体系，限制了代理人的侵占手段。当投资者保护的制度环境中有很多的制度漏洞时，代理人可以利用这些制度漏洞，付出极低的成本就能肆意的进行侵占。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迫使代理人被迫采用更为隐蔽的手段且提高了其侵占行为的成本，当制度达到十分完善时，代理人将缺乏可用的侵占手段并为其侵占行为支付极高的成本。

综上所述，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环境形成了对职业经理人的监督体系，降低了其代理成本，这使得职业经理人相对于来自控股股东内部人获得了基于人力资源与独立性优势的效率溢价，而这一符合效率逻辑的溢价对民营企业在领导人变更时选择职业经理人继任构成了激励，因此基于效率导向，随着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的增强，民营企业在选择领导人变更的继任领导人时更有可能选择职业经理人。

假设1：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越完善，民营企业在领导人变更时选择职业经理人作为继任领导人的可能性越高。

另一方面，新制度理论的观点指出投资者保护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的行为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组织在其活动的领域内分享共同的规范、惯例与价值观，这些规范、惯例与价值观构成了衡量行为合法性的准则，符合准则的行为被组织成员所接受并获得支持（Ingram & Silverman，2002）。具有合法性的行为由于受到潜在的交易对象的认可与信任而为组织带来了利益。因此组织在作出决策时会受到来自制度环境压力的影响并会做出符合制度逻辑的行为。职业经理人凭借其人力资源属性以及可以抑制大股东侵占行为的独立性而被政府和投资者所认可，从而获得了相对于来自控股股东内部人的出身上的合法性。政府与投资者普遍认为较来自控股股东的内部人，职业经理人的人力资源优势能够更好地提高企业绩效（CHUNG & LUO，2013），且因其具有更小的侵占小股东权益的风险而更能够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Ross，1973）。

同时，在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下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被认为在“出身”上就有合法性的劣势。这种“先天”合法性的缺陷导致民营企业在获得诸如政府政策支持、贷款、融资等稀缺资源上的困难（方军雄，2007），这导致合法性本身成为了民营企业追求的重要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具有合法性的职业经理人成为追求合法性的民营企业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民营企业选择职业经理人作为领导者的行为得到了政府与投资者的认可，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相对于国有企业在“出身”上的合法性缺陷，使其更容易得到较高的公司治理评价，并最终转化为获得政府支持与投资者投资的能力，提升了企业价值。但我们也注意到聘用职业经理人作为民营企业对制度环境中合法性压力的应对手段，受到环境压力变化的影响，当环境中推进投资者保护制度建设的力度较小时，民营企业受到较小的来自制度环境对行为合法性要求的压力。而当政府大力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时，民营企业则受到较强的来自制度环境的变革压力。因此基于合法性导向决策，民营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的行为与投资者保护制度建设力度成正比。

假设2：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建设的力度越大，民营企业在领导人变更时选择职业经理人作为继任领导人的可能性越高。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背景与数据来源。本文选择2003年～2014年我国A股市场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民营上市公司的基本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依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我们将企业领导人定义为董事长。对部分缺失的信息我们进行了手工收集，主要包括继任领导人来源与学历信息等，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以及公司当年的年报、半年报、新浪财经高管信息等。进一步剔除金融企业和信息缺失的样本后，最终得到共计1 296家公司的5 844个初始样本，在样本选择的基础上，对于发生领导人变更的企业进行筛选，一共筛选出发生变更的418家企业，作为最终的研究样本。

2. 我国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的衡量。本文采用LLSV（1998）开创的法与金融学研究方法，以股东权利和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两个方面的29项条款为标准，对1986年～2014年我国全部商事部门法律进行打分赋值，以此刻画了我国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的历史变迁。股东权利方面：我们借鉴LLSV（1998）的实证方法，以一股一票、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权、代理表决权、通信表决权、累积表决权、优先认股权、股票留置权、少数股东反对权、股东起诉权利为标准刻画股东权利保护，另外根据我国法律制度发展的特点以及我国法律的规定，我还加入了股东查阅、建议和质询权、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在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方面：我们借鉴沈艺峰等（2004）使用的方法，以信息披露制度、会计政策与审计制度、外部独立董事制度、送配股政策、内部人股权转让制度、高管人员持股规定、内幕交易规定、关联交易规定、限制大股东行为的规定为标准刻画投资者保护的相关机制，另外总结我国相关法律的发展历史，我们还加入了公司担保规定、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高管人员的资格限定、高管人员的忠实义务、高管人员的勤勉义务、限制高管人员行为的规定、监事会费用独立制度、高管人员的损害赔偿责任。

根据这一方法，我们得出了我国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的历史变迁情况。其中，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完善程度是历年法律得分的累积分值，而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建设的力度则是本年度相较于上一年度增加的分值。

3. 模型设计。根据研究假设，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PM=β0+β1IPi+β2EDU+β3INC+β4DUAL+β5FAM+β6CON+β7OWN+β8ROA+β9LEV+β10GROWTH+β11SIZE+β12AGE+ΣIND+ΣYEAR

其中，i=1，2模型中，PM表示民营企业领导人变更时是否选择职业经理人，选择职业经理人则PM=1，否则为0；IP1表示当年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的得分，IP2表示当年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的得分的变化幅度；EDU表示领导人的学历背景，领导人的学历为中专及中专以下赋值为1，大专赋值为2，本科赋值为3，硕士研究生赋值为4，博士研究生赋值为5；INC表示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DUAL表示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FAM表示如果是家族企业，则取值为1，否则为0；CON表示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比例；OWN表示实际控制人的所有权比例；ROA表示公司的资产收益率；LEV表示的资产负债率；GROWTH表示公司的主营业务增长率；SIZE表示公司规模；AGE表示公司上市年限；IND和YEAR表示行业控制变量和年度控制变量。

四、 研究结果分析

1. 描述统计。本文首先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由描述性统计可知，有75.84%的企业发生领导人变更时选择职业经理人，而投资者保护环境的得分中最高分为107，最低分为46，差异明显，同时投资者保护环境的得分变化幅度最大的为42%，最低为0。控制变量方面，有22.49%的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而93%的企业为家族企业，其他变量与已有研究基本保持一致。

2. 实证结果。表1给出了模型的回归结果。假设1预测了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与民营企业在领导人变更时选择职业经理人作为继任领导人的正相关关系。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完善程度与民营企业在领导人变更时选择职业经理人作为继任领导人的回归系数为0.026 6，且在1%水平上显著，假设1得到支持。假设2预测了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建设的力度越大，民营企业在领导人变更时选择职业经理人作为继任领导人的可能性越高。模型2中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建设的力度与职业经理人继任的回归结果显示两者显著正相关。因此假设2得到了支持。

3. 进一步检验。完善的企业外部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通过改善委托代理契约的不完全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而降低了职业经理人的代理成本。下面我们通过实证的方式具体揭示企业所处的不同外部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选择职业经理人的继任对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

使用与之前的检验相同的样本，我们用相同的方法表示企业外部投资者保护的制度环境的水平。根据上文对我国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的历史变迁的实证研究，我国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2005年后随着新《公司法》与新《证券法》等一系列商事部门法律的颁布，我国的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较之前有了质的完善。我国制度环境建设由弱到强，以2005年为界限形成了鲜明的强弱制度环境的分水岭。正因如此，这为我们历史性的考察不同制度环境下职业经理人进入企业所发挥的不同作用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遇。考虑到法律制度发挥作用的滞后性特点，我们以2006年为界限，将样本分为较弱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2005年以前）和强弱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2006年以后）以对比研究不同企业外部投资者保护的制度环境背景下民营企业选择职业经理人继任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因变量方面，我们参照学术界较为通行的做法，以管理费用率来表示由第一类代理问题而导致的代理成本，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营业收入。我们根据已有研究控制了变更、领导人属性、公司治理情况、企业的一般特征与财务情况，以及环境背景。我们用虚拟变量领导人变更控制变更本身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其他控制变量与之前保持一致。研究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给出了检验的结果，模型3和模型4给出了不同强弱的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中职业经理人继任的后续代理成本的差异。结果显示在较强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的背景下，职业经理人继任与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166 8，表示在较好的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中，职业经理人降低了代理成本，而在较弱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的背景下，职业经理人继任与代理成本的回归系数为0.259 1（虽然并不显著）。回归结果对比说明投资者保护完善的环境能够降低职业经理人继任的代理成本。因此，完善的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是包括职业经理人机制在内的公司治理机制发挥理想治理作用的条件，只有在投资者保护制度成熟的环境中，选择职业经理人作为企业领导人才能够降低代理成本，职业经理人的人力资源优势才能够发挥，针对领导人的激励措施等公司治理机制才能发挥作用。

4. 稳健性检验。本文实证中的非虚拟变量都进行了winsorize（1%）处理，我们对比了处理前后的数据，结果没有显著的变化。将本文的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用企业员工数的对数表示，同时企业绩效用托宾Q值表示，回归结果没有显著的变化。表明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五、 结论

本文研究了民营企业外部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对企业选择职业经理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外部投资者保护环境的完善程度和建设力度能够增加企业对职业经理人的选择。同时，研究发现外部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有效地降低职业经理人的代理成本，从而激励民营企业在领导人变更时选择职业经理人作为继任领导人。同时，实证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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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竞争性制度逻辑、多重冲突与治理机制研究”（项目号：7157208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转型期企业集团成长模式及治理机制研究”（项目号：13JJD6300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问题研究”（项目号：14JJD630006）；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号：NCET-11-0257）。

作者简介：武立东（1971-），男，汉族，吉林省白城市人，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企业集团治理与组织理论；丁昊杰（1983-），男，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薛坤坤（1989-），男，汉族，河南省济源市人，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