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治理机制

外部治理机制（精选7篇）

外部治理机制 篇1

自企业由古典模式的业主制和合伙制向现代模式的股份制转变后, 企业就摆脱了资本短缺的束缚, 产生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股东和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就此出现, 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 应运而生。

一、公司治理概念与模式

有关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 国外自二十世纪70年代起就相继展开, 从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与制衡,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组成的内部治理结构, 内部契约和利益相关者, 制度安排和利益相关者等多个视角进行探索。国内自二十世纪90年代起引入公司治理理论, 如学者吴敬琏1994年指出, “所谓公司治理结构, 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 在这种结构中, 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 通过这一机构, 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董事会托管;董事会是决策机构, 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和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 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 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

随着工商业的蓬勃发展, 中国的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进一步深化, 治理主体进一步拓展, 不仅局限于股东, 还包括债权人、投资者、雇员、顾客、供应商、政府、社区等在内的广大利益相关者。

世界范围内, 各国基于本国实际需要有不同的公司治理原则, 归结起来, 主要有英美模式、德日模式、家族治理模式三种主要治理结构。

二、中美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比较

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可分为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结构, 内部治理基于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分布进行的资源配置, 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 外部治理基于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s) 的监督制约, 满足各利益主体的需要。广义的外部治理包括公司控制权市场监控、产品市场监控、经理市场监控、利益相关者监控、证券交易所监控、政府及法律监控等。

(一) 美国公司外部治理机制

美国公司股票市场十分发达, 流动性极强, 个人大量分散持股, 机构投资者市场地位高, 公司融资以直接融资为主, 因此, 美国公司的外部治理是市场导向的产物。

1. 公司控制权市场约束

公司控制权市场上, 产权可以自由交易。当公司业绩长期不佳时, 反映到股票市场上就是公司价值下降, 股票价格下跌, 一方面股东可能抛售股票, 另一方面竞争对手或潜在收购者有可能采取并购行动, 收购目标公司后, 重组董事会, 解雇管理层。如二十世纪80年代美国石油和天然气领域非常活跃的并购交易, 2004年甲骨文恶意收购仁科案等。因此, 潜在的被收购威胁的存在使得经营者为了股东利益而努力工作。

2. 产品市场约束

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存在及有效执行保障了美国公司的产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 即使对于寡头, 一般来说也至少存在两个及以上的垄断竞争者。譬如饮料领域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餐饮领域的麦当劳和肯德基, 快速消费品领域的P&G和Unilever等。如果企业经营者不致力于改善公司产品质量和服务, 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努力推销公司产品, 那么消费者就会选择“用脚投票”, 转而选择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 这对公司而言打击是巨大的, 理性的企业经营者都尽力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

3. 经理市场约束

作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定践行者, 美国拥有高度发达、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职业经理人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亮相于工商界, 这一阶层的人力资源已和股东资本、企业资产具有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作用, 其声誉和自身价值高度正相关。职业经理人的声誉是通过其为所服务过企业做出贡献的大小得以体现, 其获得的高额激励亦同此相关。管理层因为公司经营不善、业绩不佳或者违反公司财务制度往往会被董事会辞退, 影响未来的预期收益, 加之转换成本相当高, 因此, 经理人在职时都必须兢兢业业, 约束自身的行为, 以便减少声誉制裁。

4. 利益相关者市场约束

债权人约束。债权一般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银行贷款, 二是企业发行公司债券, 三是商业活动的赊欠。债权的存在一方面扩大了企业的资金来源, 结合公司生产需要和战略目标, 可以实现资本结构最优化, 企业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 债权需要还本付息, 一般具有强制性, 对公司经营者而言形成一种压力, 即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能够还本付息, 否则就容易出现违约, 因此, 为避免债权者用脚投票, 经营者会努力创造正的现金流量。

雇员权利。二十一世纪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美国作为教育大国, 其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为个人成才提供的广阔空间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美国公司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源于雇员的创造力, 因此, 美国公司一般都给予雇员一定的剩余索取权, 并鼓励雇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客户约束。美国公司严格奉行顾客是上帝的理念, 客户享有广泛的权利, 主要包括自主选择产品和交易对象的权利、产品安全权、受到伤害后的求偿权等。消费者偏好和口碑效应对美国公司发展影响极大。

供应商约束。美国公司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 细分市场发达, 同产业链上下游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与供应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利益共同体。供应商提供的信用政策、交货及时性和可靠性等都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

社区居民等约束。美国公司在选址方面颇为考究, 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市场、物流等因素, 对社区居民的影响主要有:提供就业、对当地环境的影响、公司扩张对当地资源的影响。美国公司为减少摩擦, 很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CSR) 。

5. 政府、法律监控约束

政府和法律约束体现在各个市场和领域, 主要有产品安全领域、证券交易领域、反垄断领域、对中介结构的监控等, 以一系列法律维护消费者和交易者等弱势群体的利益。如FDA监控的《FDA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 消费者可以依据法律对食品安全问题提出高额的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失赔偿。如《多德-弗兰克法案》对银行业债券市场、衍生品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的限制等。

(二) 中国公司外部治理机制

中国股票市场设立初期以国有企业作为融资主体, 形成国有股一股独大, 流通股比例偏低。股权分置改革后, 情况略有好转。中国经济、要素和产品市场等带有典型的新兴加转轨特点, 因此外部治理也处于从行政干预型向市场经济型转变的阶段。

1. 股票市场欠发达, 控制权市场功能弱

中国股票市场重融资、轻投资和价值发现的弊病从设立之初就一直存在, 国有股一股独大, 大部分股票不流通, 个人投资者占比重偏大, 机构投资者欠发达, 股票市场上公司被兼并、收购和接管的威胁大大减小。另外, 中国直接融资的比重长期低于间接融资, 也造成控制权市场功能削弱, 经营者在股权交易市场上的压力相应减少。

2. 产品市场竞争不健全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20余年, 产品市场发展迅猛, 但存在粗犷、无序竞争、恶意竞争、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等特点。产品被模仿、大量低劣产品充斥农村市场、食品安全等问题广泛存在, 诸如“毒奶粉”、“地沟油”、“毒大米”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件, 部分商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 无视消费者的利益, 无视法律约束, 产品市场部分失灵, 商家被制裁的概率小且成本不大。

3. 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完善

中国企业按所有制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即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家族企业、民营上市公司等。其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由组织部等上级部门指派, 家族企业由家族内部成员担任掌舵者, 民营上市公司逐渐聘请职业经理人。可以说, 职业经理人的市场份额不明显, 造成阶层窄, 影响力小。

4. 利益相关者约束弱化

债权人对企业约束小, 主要是通过抵押、担保等手段进行控制, 无法参与企业运营, 一般到企业破产时作为清算主体参与进来。雇员在企业中地位较低, 除国有企业存在真实意义上的职工代表外, 其他企业职工一般位列资本、资产之后, 很少参与利润分配。供应商与下游企业关系较弱, 造成三角债问题突出。鉴于优质产品和服务的短缺, 客户用脚投票的选择空间小。社区居民对企业的约束小, 如石化领域PX项目、渤海漏油事件等, 当地居民对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破坏环境的做法表达了不满, 但是总体上影响力有限。

5. 政府和法律监控存在盲区

政府制定的《劳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 理论上能够保护消费者利益, 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盲区的存在, 使得商家违法成本太小, 违法收益偏大, 往往选择铤而走险。

三、完善中国公司外部治理的建议

中国公司在短短30年间逐步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公司治理也从理论指引步入实践操作, 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跨越, 如证监会2001年颁布《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2002年发布《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国资委2005年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2009年发布《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董事会规范运作暂行办法》等。如何实现公司治理尤其是外部治理的从有到优, 从合规到有效, 提升治理效率, 或许可以从美国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中寻找部分借鉴。

(一) 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

职业经理人的培养和形成依赖于市场经济的高度繁荣和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 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 产品和要素市场也蓬勃发展, 为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培育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但是需要减少政府干预, 尤其是政府行政指令, 政府对高管团队的直接任命和间接任命。目前, 央企董事会试点办法已提出, 经理层由董事会来任命, 政府不加以干预, 为进一步减少外部行政型治理指明了方向。

(二) 加大机构投资者比重

目前, 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未有根本改善, 需进一步增加流通股的股份, 增加证券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完善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放宽各类基金、保险、私募等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准入, 允许其自由参与产权交易, 保护和壮大合法的机构投资者, 为其创造良好的退出通道, 使机构投资者尤其是战略投资者成为重要的外部治理力量, 形成对经营者的约束。

(三) 强化信息披露, 约束市场中介行为

加快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 推广公允价值的运用, 加大对企业财务报告真实、准确的检查力度;严格规范市场中介行为, 严厉查处内幕交易、虚假信息、操纵市场等不法行为, 营造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

(四) 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收益“取自社会, 反哺社会”的良性循环, 有利于提升企业形象、获得消费者认同等益处。2011年, 仅898家企业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这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和媒体需加大宣传, 鼓励引导,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也是利益相关者外部治理的实践过程。

(五) 加大违法违规成本

当前的法律对涉及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环境保护、证券交易等热点领域处罚力度偏小, 威慑力不足。如性质恶劣的万福生科造假上市, 对公司的处罚力度仅仅为30万元, 相比其上市募集的4.2亿元, 处罚微不足道。因此, 亟需修改前述四个领域的法律, 加大处罚力度, 形成强大威慑力。同时, 加强执法力度, 通过政府和法律监控形成强有力的公司外部治理。

参考文献

[1]吴敬琏.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2]青木昌彦, 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5.

[3]李维安, 邱艾超.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转型路径及评价体系研究[J].科学学与学科技术管理, 2010.

[4]李维安, 陈小洪, 袁庆宏.中国公司治理转轨与完善之路[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外部治理机制 篇2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上市公司通过内源和外源两个渠道实现融资,其中内源融资是指公司从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得到的资金积累和自有资金;外源融资是指公司从外部其他经济主体筹集到的资金,主要包括商业信用融资、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媒体曝光后,消费者、经销商、监管机构等利益相关者所采取的措施将损害企业的内源融资能力。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未被媒体曝光的公司,媒体监督使被曝光公司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

假设2:相对于没有被媒体曝光的企业,媒体监督使被曝光企业的销售收入下降,经营活动现金流紧张,内源融资能力受损

由于商业信用本身就是成本为零的融资来源,媒体监督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集中反映在商业信用的变动额上,而媒体监督对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的影响集中反映在股权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在收益既定的前提下,商业信用的丧失,融资成本的上升, 最终必须导致企业价值下降。然而,媒体监督对股权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其原因何在?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基于此,提出以下的假设:

假设3:相对于未被媒体曝光的公司,媒体监督导致被曝光公司的外源融资能力受损、外源融资成本上升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导致两者的收益水平和风险承受能力也截然不同。国有企业所处行业具有垄断性,经营稳定性高,现金流回收有保证,进而为其偿债能力提供有力的保障,从而导致媒体的曝光对其盈利能力、融资能力和偿债能力影响有限。此外,我国以大银行为主的高度集中的金融模式,使民营企业在我国获得融资的难度远高于国有企业。在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为经济主体的制度环境下,相比于国有企业,媒体监督可能对民营企业产生的融资约束更大。故提出假设:

假设4:相对于国有企业,同样的媒体监督对民营企业产生的融资约束更大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被媒体负面报道的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样本区间为2003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并剔除了金融行业、负债率大于100%及年份不足的样本。有关财务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媒体数据来源于中国资讯行的中国商业报告库,通过手工收集完成。为克服离群值的影响,对主要变量进行Winsorized缩尾处理。

(三)变量定义本文选取如下变量:(1)媒体监督。媒体监督是指媒体对公司的负面报道,具体指媒体在对公司的新闻报道中采用了质疑、批评和负面评价的语言指出公司存在的问题。借鉴Fang and Peress(2009),本文使用媒体对公司的负面报道次数(medial)作为度量媒体监督的变量。由于媒体对企业的监督可能存在Heckman(1979)提出的样本选择偏误(sample selection bias)问题,对媒体监督设置虚拟变量media2,同时采用Heckman两步估计法纠正样本选择偏误问题。

(2)融资成本。本文采用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收账款的三项之和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商业信用的度量指标,来衡量媒体监督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陆正飞和杨德明,2011)。采用剩余收益GEB模型(Gebhardt et al.,2001;陆正飞和叶康涛,2004)来计算股权融资成本。具体公式为:Pt=Bt+TV。

其中,Pt为股票配股或增发的价格;若公司当年没有实施股权再融资,则以其上年度的每股收入乘以当年配股市盈率中位数来代替。Bt为第t期的每股净资产,为企业再融资年份经过调整后的期初每股净资产。TV为股权投资的终值。相关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Bt+1为第t期期末的每股净资产,EPSt+1为第t期期末的每股收益,DPSt+1为第t期期末的每股股利。FROEt+i为第t+i期的预测净资产收益率,r为股权融资成本,预测期间为12期(T=12)。由于缺乏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信息,本文沿用陆正飞和叶康涛(2004) 以及蒋琰(2009)的做法,FROEt+i采用上市公司第t+i期的实际ROE代替。并依据微观经济学中的厂商长期利润平均化的理论,假设第12期后的ROE一直维持在行业平均ROE水平。在计算行业平均ROE时,采用沪深交易所的行业分类方法,将所有上市公司分成21类行业,以2000年至2011年同行业所有公司的ROE为基数来进行计算。债务融资主要是指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向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等活动所取得的资金。采用利息总支出与长短期债务总额平均值的比值作为度量债务融资成本的指标(蒋琰,2009)。

注:括号内为t值,* 表示p<0.1,** 表示p<0.05,*** 表示p<0.01。

本文构建回归模型。首先根据Almeida et al.,(2004)提出的现金-现金流模型检验融资约束假说。模型如下:

其中:因变量△cash表示现金及有价证券的变动,CF为现金流量。CF的系数α1是现金-现金流的敏感度,代表融资约束,融资约束越大,现金-现金流敏感度就越大。两个模型的CF和media的交叉乘积变量为关键变量,代表媒体监督对现金-现金敏感度的增量影响。如果该交叉乘积变量的系数α3显著为正,说明媒体负面报道越多,相关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其次,采用模型(3)对相关公司内源融资能力和外源融资能力的影响,及其对商业信用融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这三大外源融资途径的影响差异。

从营业收入和经营现金流两方面检验媒体监督对相关公司内源融资能力的影响时,Finance cost为mpk和CF。从债务融资、股权融资和商业信用融资这三个融资途径考察媒体监督对相关公司外源融资能力的影响时,Finance cost为Ctrade、Clend和r。Control variable为控制变量,结合具体的研究问题和相关文献进行选择。 由于公司融资的难易程度直接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密切相关,故将股票筹资额和贷款额作为控制变量,以准确反映在国家宏观经济环境下媒体监督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最后,采用模型(1)和(2) 考察媒体监督的融资约束效应是否受相关公司的产权性质的影响。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二、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1)可看出,media的均值为0.572,最小值为0.000,最大值为33.000, 可见,媒体报道往往具有集聚性,对相关的被曝光公司形成很大的压力,从而造成重大影响。按是否曾遭受媒体曝光将企业分为两组: 曾被媒体曝光的企业和未被媒体曝光的企业。曾被媒体曝光的企业的CF均值为-0.051,显著低于未被媒体曝光企业的CF均值0.055。 曾被媒体曝光企业的tobin均值为1.523,显著低于未被媒体曝光企业的tobin均值1.572。两类企业在△cash、exped和△NWC也存在显著差异。可见相对于未被媒体曝光企业的平均水平而言,曾被媒体曝光企业的现金流趋紧,资本支出降低,成长受到抑制。曾被曝光企业的Clend和r的均值都显著高于未被媒体曝光企业的平均水平,可见媒体监督给企业获取外部资金带来不利的影响。

(二)回归分析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和Heckman两步法估计模型(1)、(2)和(3),并同时控制年度效应。

(1)全样本的媒体监督效果分析。首先运用全部样本,分析媒体监督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3)。无论是采用FE还是Heckman两步法进行估计,FE的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约束。交叉乘积变量FE*media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媒体监督对上市公司现金-现金敏感度的增量影响,媒体的负面报道损害了相关公司的形象及声誉,容易造成投资者怀疑其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往往倾向于采取谨慎措施且索要更高的风险溢酬,从而显著地降低其融资能力,产生融资约束效应,故假设1成立。此外,媒体通过影响被曝光公司的声誉及形象,引致投资者的相应行动,进而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在Heckman两步估计法中,控制了样本选择偏误后,控制变量size的系数由固定效应模型下的不显著变为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企业规模越小,就越容易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这是由于小规模的企业多为民营或高科技企业,其无形资产比重通常较高导致贷款抵押价值较低,并且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银行对小规模公司有着明显的信贷歧视。 tobin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的成长机会越多,未来可能的投资支出也越多,企业在遭受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必须增加其现金持有量为未来投资做准备。exped的系数显著为负,与Almeida et al.(2004)的预期相吻合,企业增加资本支出时,将减少所持有的现金。Almeida et al.(2004)认为当非现金营运资本和短期负债可能被作为现金的替代物用于支付时,△NWC与△sd的系数应当为负;当企业将非现金营运资本和短期负债作为现金持有时,△NWC与△sd的系数应当为正。 △NWC与△sd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将非现金营运资本和短期负债作为现金持有,而不是用于现金支付。

注:括号内为t值,W值表示Wald X2值。*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2)媒体监督对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的影响。在控制年度效应的基础上,以mpk和CF作为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的度量指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对模型(3)进行估计,用于检验假设2,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发现,ρσ 皆显著,说明样本存在样本选择偏误。无论是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还是对企业内源融资能力采用不同的度量指标,表(4)中media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媒体监督向产品市场传递了有关企业及其产品的负面信息,损害了企业及其产品的声誉,使得消费者、经营商、监管机构和竞争者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而采用了一系列不利于被曝光企业的行动,从而导致被曝光企业经营收入下降,经营现金流趋紧,陷入经营困境。为了维持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开展,企业迫切需要融通资金以解燃眉之急,从而产生相应的融资需求。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2。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所得到的size、tl和state的系数虽然显著,但是符号有所不一致,其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样本选择偏误所导致,纠正样本选择偏误后,可得到与现实观察相一致的结论。企业的规模越大,就越能产生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增加经营收入,提高经营现金流。控制样本选择偏误后,提高负债率,充足的债务资金支持了经营业务的开展和经营收入的提高,同时也扩大了资产总额,CF作为经营现金流与总资产的比值出现下降也不足为奇了。tang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固定资产净额要求较高,说明资本金的投入要求较高,从某种程度来说易于形成规模经济,还可建立防止新公司进入的行业壁垒;存货净额要求较高,有助于减轻对供应商的依赖,增强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降低进货成本。这两方面都有助于现有企业获得良好的经营收入和经营现金流。

(3)媒体监督对企业外源融资能力的影响。媒体监督对商业信用融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这三类融资成本的影响,其结果如(表5)所示。首先观察媒体监督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由于商业信用本身是成本为零的融资方式,媒体监督对商业信用融资方式的影响反映在商业信用的变动额上。在商业信用融资方式上,无论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Heckman两步法,media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媒体监督损害了企业的形象及声誉,使供应商出于对被曝光企业还款能力和发展前景的怀疑,进而倾向于采取停止提供商业信用、催收货款等谨慎性措施,这导致了企业通过商业信用融资的方式来筹集资金的难度显著增大。接着观察媒体监督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虽然固定效应模型中媒体对债务融资成本并不显著,但Heckman两步法中media的系数为0.493,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媒体监督使银行等金融机构降低对企业的信任度,倾向于缩小贷款规模、提高贷款利率甚至终止贷款和回收本金等,这导致企业遭受更高的债务融资成本,甚至难以通过债务融资方式筹集资金。最后观察媒体监督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中media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媒体的负面报道传递到金融市场,使得证监会倾向于对企业的融资资格审核更严格谨慎;此外,理性的投资者善于透过媒体的表面信息分析媒体报道背后隐藏的信息和真相,考虑我国新闻自由度偏低的现实情况后,往往会认为企业实际存在的问题可能要比媒体报道的要严重得多,进而倾向于向有股权融资需求的相关企业索要更高的风险溢酬,这都导致了被曝光企业进行股权融资的难度增大,股权融资成本上升。可见,假设3成立。通过比较商业信用融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中media的系数大小,可以发现媒体监督对债务融资的影响最大,股权融资次之,影响最小为商业信用融资。其原因可能在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信息和防范信息风险的能力都超过股东。

(4)企业产权性质对媒体监督效果的影响。媒体监督对国有和民营这两类企业的影响差异,结果如表(6)所示。不管采用不同的模型,还是不同的估计方法,CF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可见相对于企业不断变化且多样化的发展需求来说,资金始终是一种稀缺资源, 使我国企业普遍遭受融资约束问题。同时也可发现民营企业的CF系数都显著大于国有企业的CF系数,可见民营企业比国营企业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CF与media的交叉乘积变量的系数都显著,由系数的大小可知,媒体监督对这两种类型的企业都产生融资约束作用,但相比于国有控股企业,媒体监督对民营控股企业中的现金-现金敏感度的增量影响更大。在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为经济主体的中国制度环境下,相比于国有企业,同样的媒体监督对民营企业产生的融资约束更大,假设4成立。

(三)稳健性检验为增强上述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如下检验:(1)采用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因变量重新进行检验。(2)分别将现金流量表中“购买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现金数”与总资产的比值,以及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工程物资3项增加数之和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资本支出的定义,重新进行估计。(3)采用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作为规模指标重新进行检验。(4)依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来计算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重新进行估计。以上结果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三、结论

本文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媒体监督能显著地增强相关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其原因在于媒体监督损害了被曝光公司的内源融资能力,导致企业为度过当前的经营困境而迫切需要从外部获取资金以解燃眉之急,从而增加了融资需求;另一方面,媒体监督损害了企业的声誉,导致企业的外源融资能力受损,外源融资成本上升,从而降低了对被曝光企业的融资供给。通过细分外源融资方式,发现媒体监督对债务融资影响最大,股权融资次之,最后是商业信用融资。从不同企业的所有权性质看,媒体监督对民营企业产生的融资约束作用高于国有企业。新闻媒体作为市场经济的必要制度机制,消除了信息不对称,激活了市场惩戒机制,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被曝光企业产生了融资约束效应,这有助于约束企业的短期行为,提高整个市场的规范性。

摘要：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考察了媒体监督如何影响企业融资状况的变动。结果 表明,媒体监督通过声誉机制显著削弱被曝光公司的内外源融资能力,增大其融资成本,产生融资约束效应。通过细分外源融资方式,媒体监督对债务融资影响最大,股权融资次之,最后是商业信用融资。相比于国有企业,媒体监督对民营企业产生更强的融资约束作用。

外部治理机制 篇3

2003年8月, 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启动, 国家决定将农村信用社发展成合格的现代金融企业, 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地选择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 并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有效的公司治理框架。然而近几年的实际情况表明产权制度改革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使农信社治理机制得到改善。归根到底, 外部市场缺乏竞争压力, 政策方面过度“特殊照顾”以及内部管理行政化是造成农信社治理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刘芍佳和李骥 (1998) 利用超产权论阐明了竞争的作用, 强调了竞争与企业治理机制对决定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人民银行沂南县支行课题组 (2001) 认为必须在更深层次上全方位地激活内部竞争, 才能真正确保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林毅夫 (1997) 强调市场竞争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刘民权、徐忠等学者 (2005) 的研究表明:市场竞争和市场约束的缺乏会从多方面降低农信社改善经营机制的激励, 从而使得现有的改革措施难以很好地达到塑造有活力的市场主体的目的。

上述学者无一例外地都强调了市场约束与竞争对改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作用。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 以竞争为主线, 着重分析竞争对产品创新及管理改善的作用, 主张进行市场化改革, 消除政策壁垒, 通过优化公司治理环境来规范农信社的经营管理, 提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市场因素对农信社经营绩效的路径分析

影响农信社经营绩效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产品及服务的改进与创新 (C) 、管理水平 (M) 、资本实力 (K) 以及其它因素 (μ) , 其中前三个要素投入对其经营起主导作用。超产权论认为市场竞争度与要素投入的效率正相关, 因此对市场结构进行剖析有助于了解要素对农信社绩效的影响程度。本文将农村信用社面临的竞争分为以下三类 (见图1) 。

第一, 客户市场的竞争。面对提高市场份额及利润指标的压力, 企业会主动展开对存、贷款的争夺, 自觉改善各项服务, 同时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那些不能主动调整自身产品服务, 一味地“等、靠、要”的企业必然要被市场淘汰。然而1996年以后的多次变革客观上造成了农村金融市场以农信社为单一模式、以存贷款为单一内容的局面。在农村正规金融市场上, 农信社几乎垄断了信贷资金的供给, 客户市场上的竞争几乎不存在, 无法对农信社经营形成制约, 从而不可避免地滋生工作惰性并哺育低效率。金融产品单一, 服务态度恶劣, 贷款程序繁琐都是其外在表现。

第二, 经理人市场的竞争。作为主要管理人员, 农信社主任、副主任的个人能力及努力程度对管理水平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一个公平有序、竞争合理的经理人市场能保证农信社的高管人员拥有良好的个人能力及职业的工作态度。而当前绝大多数农信社主任 (行长) 的任命权掌握在省联社手中, 选拔程序多为“走过场”, 行政干预色彩浓重。由于缺乏市场化的聘选机制, 管理人员的任命创造了大量寻租机会。同时在没有必要监督的条件下, 各种裙带的人事安排、人情借贷也给农信社的正常经营埋下了隐患。

第三, 控制权的竞争。主要通过收购、兼并及破产等手段来实现。在面临上述风险时, 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利益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因而他们会时刻关注农信社的经营状况。作为国家支持“三农”建设的主力军, 农信社受到了政策的特殊优待:大量的财政补贴及没有倒闭关门的风险。在政策的庇护下, 存款人、投资人对农信社的管理经营状况漠不关心, 农信社自身更是缺乏上进的动力。

三、三种竞争机制下农信社经营绩效的数理模型

为了更好地阐明竞争对农信社投入要素的影响, 基于超产权理论以及农信社改革的实际情况做出如下三个假设:

假设1:各要素投入对绩效的边际贡献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竞争所决定, 即市场竞争越充分, 要素的投入越有效率, 对经营绩效的贡献越大。

假设2:农信社的资本金 (K) 为外生变量。经过本轮产权改革, 绝大多数农信社都通过增资扩股来充实资本金, 资本总量短期内不会发生明显变动, 但结构会有小幅调整。

假设3:农信社暂时不存在跨区经营的可能, 但允许跨区域兼并、重组。

通过上文对三个市场的分析, 可以发现客户市场的竞争 (θ1) 以及控制权的竞争 (θ3) 对主要对农信社的管理水平M起重要作用;同时控制权的竞争 (θ3) 和经理人市场的竞争 (θ2) 又对农信社产品及服务的改进创新C施加了影响。基于三大假设本文借鉴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 将农信社的经营绩效表示为:

通过对等式两边取对数得:

当对管理、产品的要素投入增加为原来的t倍, 则:

当Δ

当Δ>lnt即θ1+θ2+2θ3>1时, Y1>tY0, 结论同上面相反, 表明外部市场达到了充分竞争, 外部治理机制完善, 企业投入的每一单位要素都充分有效。这也是改善农村信用社外部环境需要努力的方向。

四、强化三种市场竞争, 完善农信社的外部治理机制

根据以上的推导, 我们可以发现要想提高农信社的经营绩效, 市场化、多元化、公开透明的外部环境十分必要,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 培育职业经理人市场, 改革农信社管理人员选拔方式

经理人市场竞争度不高 (即θ2过小) 导致农信社难以招揽到优秀的人才, 对管理人员的权力也没有足够的制约, 管理水平不能得到有效提高。建立市场化的聘选机制不仅有助于克服“逆向选择”问题, 还有助于降低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因为充分的经理人之间的竞争, 很大程度上动态地显示了他们的能力和努力程度, 使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生存危机感”, 从而自觉地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具体来看农村信用社管理人员的任用必须按照“公开招聘、层层选拔、公正公平、能者优先”的原则, 将选拔程序制度化、规范化。以现有岗位竞聘、客户经理制为基础, 改革农信社现有的主任任命制为业绩公开招标、民主选聘制。同时为了避免不当的行政干预, 人事任免的权力要彻底下放到农信社股东代表大会, 各单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择优聘请合适的管理人员。

(二) 消除政策壁垒, 拓宽农村信贷产品供给渠道

放宽市场准入, 消除人为障碍, 增加农村地区资金供应渠道, 完善和丰富整个金融体系的层次和深度是提高农信社经营活力的根本对策。随着进入门槛的降低以及各项政策壁垒的消除, 各种资本可以自由出入, 可竞争市场 (contestable market) 逐渐形成。一旦农信社经营无效, 产品和服务不能让客户满意, 市场上就会出现有利可图的机会。大量后来者涌入并争夺市场份额, 给“在位者”农信社带来客户市场的竞争压力, 从而全面改善产品与服务质量。

具体来看, 首先将民间金融合法化。民间金融的产生有其必然性, 它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次要大力发展小额信贷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的农村微型金融机构。总之, 要不断丰富市场供给, 消除各项政策壁垒, 提高农村信贷供给市场的竞争程度。

(三) 放开控制权竞争, 完善市场退出机制

缺乏对控制权的争夺客观上限制了经营状况较好的农信社的发展, 而保护了那些经营管理不善的农信社。股东的资产、管理者的利益以及存款人的存款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而唤醒股东及存款人的对农信社经营的监督意识至关重要。

放开控制权的竞争首要的就是激活行业横向竞争, 允许农信社内部展开资本运作。通过入股或兼并其他农信社, 那些经营良好的农信社能够拓展投资渠道, 增强资本实力, 达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由于控制权有旁落的风险, 农信社股东有动力要求其管理人员改善经营机制;而存款人在面临损失的可能下, 也会对农信社产生压力。其次允许战略投资者入股 (甚至控股) 农村信用合作社。引进战略投资者, 有助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尽快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运作, 将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经过市场检验的先进理念嫁接到农信社的经营管理活动中, 实现其经营管理水平的快速提升。社保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都可以成为引资对象。

五、结束语

在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造中, 要避免商业化倾向过于严重, 处理好追求经济利益与支持“三农”之间的关系。在构建外部竞争机制的同时, 要注意实现竞争与效率之间的平衡。

参考文献

[1]、郭田勇, 郭修瑞.开放经济下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博弈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2]、闫星宇.可竞争市场理论综述[J].产业经济研究, 2009 (1) .

[3]、刘芍佳, 李骥.超产权论与企业绩效[J].经济研究, 1998 (8) .

[4]、陈福成, 曹京芝, 尹程, 李子刚.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研究[J].金融研究, 2005 (1) .

[5]、中国人民银行沂南县支行课题组.外部垄断与内部竞争:论农村信用社的非制度性变迁[J].金融研究, 2001 (12) .

[6]、刘民权, 徐忠等.农村信用社市场化改革探索[J].金融研究, 2005 (4) .

[7]、杨晓妮.超产权论与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重构[D].武汉大学, 2005.

[8]、张兰.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改革与效率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 2007.

[9]、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R].2008.

外部治理机制 篇4

一、上市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一) 制度环境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制度环境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中的主要因素, 分析其对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影响, 并探讨制度环境中几个重要因素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

(1) 市场化改革。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明显成就, 尤其东部沿海城市相对较发达, 市场化进展很快;而另外一些城市非市场因素仍然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因此, 制度环境对不同地区的公司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 企业行为特点就会表现不同, 市场环境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促使企业竞争加剧, 管理者面临竞争压力可能采取盈余管理手段操纵利润。

(2) 政府干预行为。政府作为控股股东会采取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获取收益, 这种股权特点带来许多问题:董事会形同虚设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非控股股东由于力量薄弱难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若没有政府的干预, 由于国有股占绝对控股地位且股权不能流通, 上市公司控制权不可能发生变动。公司经理人市场也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 使众多治理机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 传统的治理机制处于此制度环境中无法起有效作用, 更可能导致盈余管理现象的出现。

(3) 法律制度环境。发达国家依靠法律法规的威慑作用处理公司治理问题, 比我国的公司治理问题处理的相对较好, 拥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 就能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起一定的抑制作用。所以依托于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加之严厉的执法部门和人员, 将有效制约公司治理中违法违规行为的出现。因此, 我们可以说法律制度环境水平影响着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

(4) 会计制度变革。监管部门在最近几年中制定一系列制度和标准, 并采取相应措施改善会计信息质量, 为抑制盈余管理营造一个良好大环境。特别是2006年对会计制度进行较大范围的修订, 采取基本统一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披露标准并提高信息披露标准。新制度将能改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 能有效抑制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实行信息披露、准则规范、治理结构等也会减少发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二) 市场竞争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市场竞争会给盈余管理造成重要的影响。其中主要的是控制权市场、资本市场、产品竞争市场、经理人市场。

(1) 控制权市场。激烈的控制权市场竞争使得公司有被吞并、收购、兼并的潜在危机, 经理人员也存在被代替的可能。因机会主义行为或绩效欠佳而被取代的风险时刻存在, 就会对公司管理人员形成直接有力的压力, 上市公司在面对控制权市场的压力下, 当经营者业绩达不到期望时, 将可能采取盈余管理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

(2) 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要求企业公司管理层必须定期公开披露其财务情况, 使会计盈余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直接关系着企业价值的定位。另外企业市场价值还与经理人个人利益联系密切, 经理人会产生强烈动机采取操作盈余信息从而影响企业价值。对外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 业绩越是良好, 就会增强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 企业就能募集到更多的权益性资本, 也会减少成本, 增加企业经营管理的空间和自由度, 从而经理人越是有盈余管理的动机。

(3) 产品市场。产品市场的竞争对企业产生生存的直接压力, 使经理人重视企业的经营战略。较高的会计盈余披露会吸引其他潜在的生产者进入该行业或生产领域, 使竞争更加激烈, 最终导致失去较高盈利。若是垄断性或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战略性生产行业, 相对较高的会计盈余披露、公众的压力会促使政府加强监督与管制, 避免政治关注和新竞争者进入, 会促进经理人采取选择会计政策与估计变更进行盈余管理, 使对外报告的净收益以非暴利的正常形象出现。

(4) 经理人市场。会计盈余信息是经理人能力、价值评估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 而这种评估的前提是存在着一个完善、健全的经理人市场。通过竞争机制能力强的经理人会得到很多工作机会且往往是高薪聘用, 而能力欠强的经理人则往往会被替换, 从而面临失业的威胁, 因此经理人为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盈余管理便成为其常用的手段。

(三) 债权人治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公司债务对于企业管理层的约束来自债权人, 特别是银行的监督和严厉的债务条款。债权人 (尤其银行等大债权人) 的专业化能有效改善公司治理的绩效, 债权人治理在日德公司治理模式中占有重要地位, 银行在公司监控方面存在实质性的参与, 为满足债权人的要求, 避免违反一系列与债权人签定的苛刻条件, 并因此陷入财务困境, 企业管理者往往会通过盈余管理操纵企业的经营业绩, 蒙骗债权人。

(四) 市场中介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市场中介组织在市场运作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使政府与企业紧密联系起来, 成为它们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下面从审计市场、机构投资者等方面分析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1) 审计市场。投资者主要根据财务报告获得企业重要信息, 并依据这些信息做出投资决策。但是因为外部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使经营者增加了扭曲财务报告信息的可能性。通过让外部人了解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审计减少经理层和公司股东间的信息不对称, 审计质量的高低在盈余管理上会有所表现, 因此盈余质量可以反映审计质量的高低, 同时高质量的审计是可以鉴别出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

(2) 机构投资者。投资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投资人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的动力。但很多研究认为机构投资者缺少必要的专业经验, 所以不能有效的对管理者进行监督。因此机构投资者并不发挥积极主动的监督功能, 而是注重短期利益的运作方式, 会通过资本市场给经营者施加压力, 当盈余无法达到机构预期时管理者极有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手段操控盈余。

二、上市公司以外部治理机制规范盈余管理完善对策

(一) 加快市场化改革, 加强制度环境建设

改善制度环境能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 通过资本市场建立公司所在区域市场环境的披露机制, 不仅可以使投资者把握市场环境, 而且能促使该区域的政府主动改善制度环境, 从而加快地区的市场化进程, 逐步改善公司面临的制度环境。

(二) 加强经理人市场与声誉机制建设, 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氛围

所有盈余管理行为都与具体的管理者密切相关, 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经理人声誉机制, 激励和制约经理人的行为, 从而促使管理者当面对市场压力时, 通过努力工作而不是盈余操控来提高公司的真实业绩。

(三) 增强债权人治理, 维护债权人利益

增强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发挥其主动监督的功效, 从制度层次上保证债权人参与公司重大决策, 并建立偿债机制, 切实做到维护债权人利益。

(四) 加强审计市场管理, 规范机构投资者行为

逐渐建设审计市场, 使审计师充分显示外部监督者的功能, 成立相对完善的审计职业规范体系, 并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和明确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改变机构投资者的结构, 引进更多需要长期投资的机构投资者, 能有效的发挥其外部监督者的作用。

三、结论

盈余管理受到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 健全外部机制才能配合内部治理结构, 从而发挥公司治理结构的最大功能, 就是在上市公司的内部和外部通过制度化、结构化的安排达到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公司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权力的有效配置, 以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从而有效抑制盈余管理行为。

参考文献

[1]刘娥平:《盈余管理、公司治理与可转债绩效滑坡》, 《管理科学》2011年第5期。[1]刘娥平:《盈余管理、公司治理与可转债绩效滑坡》, 《管理科学》2011年第5期。

[2]杜瑞:《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管理评论》2011年第3期。[2]杜瑞:《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管理评论》2011年第3期。

[3]卢闯:《市场化程度、盈余管理与银行贷款定价》, 《科学决策》2010年第9期。[3]卢闯:《市场化程度、盈余管理与银行贷款定价》, 《科学决策》2010年第9期。

[4]雷强:《银行债权与盈余管理的公司治理效应》, 《金融论坛》2010年第9期。[4]雷强:《银行债权与盈余管理的公司治理效应》, 《金融论坛》2010年第9期。

[5]高雷:《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与盈余管理》, 《会计研究》2008年第9期。[5]高雷:《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与盈余管理》, 《会计研究》2008年第9期。

外部治理机制 篇5

已有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表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治理机制之间存在着替代和协同关系,只有来自企业内外部的约束相结合才能有效的确保与促进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学者Rediker和Seth(1995) 认为公司外部治理主要包括:产品市场的竞争和管理者市场竞争等内容,我国一些学者也将法律制度和执法状况、 行业监管和伦理道德等看作外部治理机制。一般而言,外部治理机制健全的情况下,如果公司决策失误、治理效率低下等导致公司巨大损失时,外部治理机制将规制内部人控制问题,出现更换公司高层如董事长、总经理,甚至接管公司等情形。然而,外部治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导致我国公司治理的研究偏重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构建,而忽略外部治理机制对公司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法律机制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一般来说, 债权人可以通过提供贷款成为债权人加入公司董事会,参与公司的一些决策。当公司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就可通过法律途径享有公司的控制权。银行通过信用控制,在公司经营项目的事前控制中起重要作用;通过破产威胁,又可对公司实施事后相机控制权,强化公司的预算约束。为了避免公司控制权的丧失,经营者不得不努力经营,保持财务状况良好,至少将偿债能力维持在可支付债务的水平之上。因此,债权融资作为一种担保机制,可以减少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成本。而且,债权需用现金偿还,这就会相应减少经营者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支配的自由现金流量,能够有效约束经营者行为,从而降低经营者对股东利益的侵蚀,有利于实现企业持续发展。Jensen和Meckling(1976)研究证明,债权融资能够有效约束经营者行为。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同等条件下,债务融资程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

(二)社会机制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系社会机制是法律机制的有效补充,主要是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和新闻媒体等中介组织发挥约束作用。随着社会机制在外部治理中作用的不断增强,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公司管理当局聘用知名度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意味公司愿意接受其对内部控制的高水平要求。在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是基于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是真实、 可靠和公允的,而财务报告是否可靠与内部控制是否有效息息相关。在我国,普遍认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PWC、毕马威KPMG、德勤DTT和安永EY)知名度高、 独立性强、规模大,其对被审单位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上市公司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也能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其内部控制运行是有效的。基于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同等条件下,“四大”审计且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较高

(三)声誉机制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声誉机制弥补了法律机制的缺陷。在一些法律无能为力的情况下, 声誉就能起到不可代替的作用。根据我国证券法规有关规定,如果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出现问题,其股票交易将会被特别处理,以提醒投资者谨慎考虑投资。因此,一般认为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说明公司出现财务异常,透视到企业内部就很有可能是其内部控制出现了问题,这些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比正常的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弱。而且,吴水澎、陈汉文等学者普遍认为导致公司特别处理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的内部控制不健全、内部监督缺乏。在统计特别处理公司样本时发现,因“财务状况异常”而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达到了总数的90%以上(黎毅等,2004)。而2008年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明确了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就是合理保证企业对外披露的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以及公司行为的合法合规。因此,可以合理预期,被特别处理公司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相对较差,有待加强。基于此,提出假设3:

假设3:同等条件下,被特别处理的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相对较差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以深市主板2009-201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了数据不全以及金融行业的样本,最终得到1314家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巨潮资讯网、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年度报告、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等,数据由STATA11.0进行处理。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数(Y):国内很多学者(郭晓梅和傅元略,2002;骆良彬和王河流,2008;韩传模和汪士果,2009;董美霞,2009;张先治和戴文涛,2011;)都赞成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内部控制综合评价。本文首先根据内部控制要素理论,建立分层次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然后根据层次分析法原理,确定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中各指标及其权重;最后加总各指标权重与相应指标值得到Y。具体如表1。(2)解释变量。债务融资程度(ZWRZ):本文用资产负债率表示企业的债务融资程度,资产负债率越大,说明企业受外部债务市场的融资约束越大;反之亦然;外部审计(SD):根据已有研究结果,一般认为四大的审计质量高于一般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以此为据,如果该上市公司经四大审计,则赋值为1,反之为0;声誉机制(ST):如果公司没有被ST或PT处理,则赋值为1,反之为0。(3)控制变量。为了使结论具有可靠性,借鉴以往研究成果,文中选取的控制变量是企业的规模、成长性年份和上市年限,变量的内涵具体见表2。

(三)模型构建

根据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设计,构建模型(1)。 Y=α+β1ZWRZ+β2SD+β3ST+β4SIZE+β5HY+β6GSCZ

其中,α为常数项;βi为变量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对外部治理的特征变量做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表3显示: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数的平均值是69.27%,说明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适中, 且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两倍,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合理的数据区间;债务融资程度的平均值是58.2%,说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水平适中,而且公司间资产负债率相差较大, 最小的资产负债率仅为0.7%,最大的资产负债率高达13.711,为进一步分析资产负债率的具体影响提供了合理的数据区间;外部审计这个指标的平均值是0.06,说明深市上市公司中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公司数量很少,但是这是否会影响其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有待进一步检验;声誉机制指标的平均值是0.1,说明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正常营运,数据是客观、公正和公允的;公司规模的平均值是21.83,最大值是26.41和最小值是17.66;公司增长率的平均值是17.65%,增长速度较慢,然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极大,说明公司的发展增长相差较大,为进一步分析其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提供了合理的数据范围。

(二)相关性分析为了检验外部治理对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影响,对主要变量进行相关系数分析,如表4所示。由表4可以看出,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四大审计意见在0.1水平上正相关,与声誉机制在0.01水平上负相关。被特别的上市公司其财务状况是存在问题的,因此其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也难以保障。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与债务融资程度负相关,这与论文的假设有出入。因此,还需要后文进一步分析检验。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公司规模在0.01水平上正相关,说明公司规模越大,内部控制越有效。此外,研究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5以下,初步估计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

(三)回归分析具体分析各解释变量与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数的关系,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1)债务融资约束虽然可以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但不显著,可能是由于上市公司的债权人大多是国有商业银行,其监督效能比较弱,而且由于政府的担保作用,使得债权人监督动力不足,此外,债权人的监督往往是事后监督,其监督效果相当较差。(2)SD与内部控制有效性负相关,但不显著,可能是样本公司中聘请“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数量太少,其治理效应没有发挥出来,未来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沪市上市公司状况,以进一步检验该结论。(3)ST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负相关,说明了声誉机制能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说明公司出现了财务异常,透视到企业内部就很有可能是其内部控制出现问题。在当前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公司被特别处理的公告可向投资者传递一种信号,有利于实现资本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4)上市公司的上市时间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公司上市的时间越长,其内部控制的建设和运行越好。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上市时间越长,公司的运作越来越规范,另一方面随着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其内部控制制度也在逐步完善。

注:***p<0.01,**p<0.05,*p<0.1(双尾检验)。

(四)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用利息保障倍数替换资产负债率,回归结果与表5基本相似,在此不再赘述,由此可知本文研究结论基本上是可以信赖的。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检验结果均为双尾检验,在检(VIFs)检验,没有发现严重的共线性。

五、结论

外部治理机制 篇6

一、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及及其一般意义上的投资者保护路径

1. 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四个阶段及其演进过程。

中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 对公司退市标准以及实施权力的主体等做了相关法律规定, 但由于缺乏配套措施而无法得到实施;第二阶段是1999年发布的《股票暂停上市相关事项的处理规则》, 对达到退市标准的上市公司设计了特别转让规则 (PT规则) , 虽然这对于风险警示起到积极作用, 但针对具体上市公司的实施难度仍然较大;第三阶段包括2001年发布的《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 以及其后陆续制定的《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服务业务试点办法》及《股份代办转让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 对上市公司退市过程中退市后的衔接服务进一步明确,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却没能起到激励上市公司提高质量的目的[2]。2012年6月, 中国深、沪两证券交易所共同推出了第四阶段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 把“优化资源配置、保护投资者利益”作为实施目标, 全面制订了退市标准体系和辅助衔接服务。至此, 在通过实征求意见的方式奠定了多方利益达成共识的前提下, 中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法律体系和实施细则全面建立。

2. 一般意义上的投资者保护路径。

目前, 中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在主板和创业板稍有不同[3], 但总体上包括两个部分:主体部分是“市场化和多元化的退市标准体系”, 具体包括净资产和营业收入、财务报告的审核审计意见、股票成交量和股票成交价格, 以及连续受到交易所公开谴责等四项;辅助部分是退市相关的衔接安排, 具体包括风险警示期、退市整理板、退市公司股份转让服务、退市公司重新上市等四方面内容。

二、公司治理机制及其投资者保护作用

传统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在股权分散的条件下, 掌握公司控制权的管理者会为追求个人利益而侵害股东利益, 现代公司治理理论认为, 全球范围的股权集中条件下, 掌握公司控制权的大股东会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对小股东的侵害行为。伴随着这一认识的不断发展, 代理理论的研究重点开始由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转为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 现代公司治理的重点也由监督公司管理层偷懒转为制约公司大股东谋取私利。因此, 公司治理被认为是“能够保障公司资金的提供者获得投资收益的相关安排”[4], 其目标是“保护外部投资者利益, 免受来自内部人———尤其是来自大股东的侵害”[5]。

公司治理机制可分为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6]:内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管理层激励等方面, 主要源于公司的股权结构, 由此形成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管理层, 它们之间的职责分工与相互监督的结构性安排能够抑制大股东、董事和经理人员对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侵害, 实现投资者保护目标, 因此, 内部治理机制在中国也被称作公司治理结构;外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产品竞争市场、中介服务市场、控制权市场、媒体声誉及机构监督以及法律制度等方面, 主要通过公司外部监管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建立来完成对公司内部股东、董事以及经理的约束, 并进而实现保护外部投资者目标, 因此也被称作外部市场化治理机制。

三、公司治理外部机制视角下的投资者保护路径

1. 关于净资产和营业收入的退市条件通过产品市场竞争机制实现投资者保护。

净资产和营业收入指标从表面上指向公司的盈利能力, 但是在实质上则表现了管理者的经营绩效。上市公司出现“净资产为负”及“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1 000万元”的情形, 不仅表明公司持续经营的基础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也表明现有控股股东和管理的经营绩效不能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将这两个经营指标作为将作为上市公司的退市条件, 不仅实现了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 而且能够通过对管理层和大股东施加来自产品竞争市场的压力, 督促他们提高效率、改进治理、减少通过投资者而获利的“隧道效应”, 达到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标[7]。

2. 关于财务报告审核意见的退市条件通过中介服务市场实现投资者保护。

作为证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机构都担负着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职责。审计机构通过发表独立的审计意见来向投资者表达他们的专业观点, 进而提示投资者注意代理风险[8]。当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被连续出具否定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 通常意味着审计机构认为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业绩无法得到肯定。因此, 引入非标准审计意见作为退市条件, 有利于进一步发挥中介服务市场的专业判断作用, 缓解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代理问题, 从而增强传统的公司治理机制, 保护投资者利益。

3. 关于连续受到交易所公开谴责的退市条件通过媒体声誉及机构监督实现投资者保护。

新闻媒体在公司信息扩散、公司声誉建立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完善公司治理、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由于中国媒体在获取公司真实信息以及发表媒体独立意见方面存在不足[9], 证券监管机构和交易所的通报批评和公开谴责等手段就成为现有条件下对外部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补充。

4. 关于股票成交量和股票成交价格的退市条件强化了控制权市场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控制权市场为公司控制权的转移提供了途径, 为实现公司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了条件, 也使公司现有原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由于担心公司被收购, 而主动改进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公司经营业绩。研究表明, 控制权转移市场使绩效较差的企业在完成控制权转移之后, 经营绩效得到大幅度地改善[10]。当股票成交量和成交价格持续停留在一个较低水平时, 控制权市场机制及市场效率几乎丧失, 因此借鉴国际证券市场的通行做法, 把股票成交量和成交价格作为退市条件有利于控制权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和投资者利益保护。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实现投资者保护目标的路径分析可见:

1. 现有退市制度中的辅助制度通过对拟退市公司退市以及重新上市的衔接性安排, 实现了对投资于拟退市公司的特定投资者人群的利益保护, 因此属于事后救济措施, 具有作用直接、效用时效的特点。相对而言, 退市制度中主体部分的市场化退市标准体系, 则是通过建立和强化公司治理的外部市场机制, 从而实现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所有投资者的普遍利益保护作用, 属于事前激励措施, 具有作用间接、效用持久的特点, 因而也是中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中, 实现投资者利益保护作用最为重要的途径。

2. 总体来看, 中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与其他上市公司相关制度相同, 沿着从行政化到市场化的演进方向前推进, 与上市公司素质提升、中介机构发展、投资者成熟密切相关。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演进历程说明行政化的证券市场制度应该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不断改善, 并应不断强化外部市场机制在证券市场的重要作用。因此, 如何防止审计机构与上市公司合谋、增强新闻媒体的声誉及监督作用等等, 将是继续改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加强投资者保护的改革重点。

摘要：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是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研究从公司治理外部治理机制视角出发, 分别产品竞争市场、中介服务市场、控制权市场、媒体声誉及机构监督以及法律制度几个方面, 对退市制度实现的投资者保护路径进行分析, 并提出防止审计机构与上市公司合谋、增强新闻媒体的声誉及监督作用等继续改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退市制度,投资者保护,公司治理,外部机制

参考文献

[1]关于完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 (征求意见稿) 答记者问[Z].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2, (4) .

[2]李自然, 成思危.完善中国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J].金融研究, 2006, (11) .

[3]关于改进和完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Z].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2, (6) .

[4]Shleifer, A.and R.W.Vishny,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ournal of Finance, 1997, (52) .

[5]La Porta, R., F.Lopez-de-Silanes, A.Schleifer and R.Vishny,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Valuation,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2, (57) .

[6]Stuart L.Gillan,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6, (12) .

[7]伊志宏, 姜付秀, 秦义虎.产品市场竞争、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质量[J].管理世界, 2010, (1) .

[8]Joseph P.H.Fan and T.J.Wong, Do External Auditors Perform A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in Emerging Markets?Evidence from East Asi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5, (43) .

[9]李培功, 沈艺峰.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院中国的经验证验[J].经济研究, 2010, (4) .

论公司外部治理与独立审计 篇7

1.1 独立审计的损害因素分析:

笔者认为, 独立审计的损害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被审计单位的阻力。审计单位为了自己的局部利益, 会干扰审计工作顺利进行。

第二、利益诱惑。利益诱惑手段往往会使审计师放弃客观公正的审计立场。

第三、社会关系的压力。当审计师与被审计单位存在某种亲密关系时, 很可能会损害审计的独立性。

第四、自我复核。某些审计师兼容多项服务, 进行自我复核。

第五、法律审计资源的短缺。法律进行监管的限制, 往往会在法律上留下许多监督的真空地带, 使审计师有违规的倾向。

1.2 独立审计违背的极端状态——审计合谋的特征及成因分析

审计合谋是指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人串通, 采用不正当手段向审计委托人寻租以谋取利益的现象。其原因如下:

1.2.1 法律监管不健全

第一、对公司管理层的违规处罚力度不够, 我国法律对管理层的处罚力度偏轻, 与通过违规获取的暴利相比, 管理层倾向于选择较小的法律风险获得较大的收益。

第二、处罚的时间相对滞后。由于处罚时间的滞后, 使得调查对象在此期间内有了很大的活动空间, 使法律的震慑力大打折扣。

第三、诉讼成本高, 民事责任条款欠缺。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对经济违法方面民事责任的规制还不是很全面。而且由于诉讼成本过高, 很多对审计师的民事责任追究不强。

第四、对中介追究不力, 执法不严。

1.2.2 资本市场的不健全和经理人市场的缺失

资本市场的不健全和缺乏一套完整的职业经理人评估机制, 通过市场选择经营者的可能性较小。

1.2.3 “政府监管”下的审计合谋

我国的审计属于政府主导型模式。中央政府一方面要求加强监管力度, 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 又要求地方政府出业绩。而地方政府的业绩往往出在企业身上以此来带动地方经济的繁荣。那么有些地方政府就会非但不对其进行监管, 反而纵容公司的造假行为。

1.2.4 内部控制现象严重

独立于股东或投资者 (外部人) 的经理人员掌握了企业实际控制权, 使得审计委托关系严重失衡, 审计难以保证应有的独立性, 为审计合谋提供了空间。

2 独立审计问题的治理对策——基于公司外部治理角度

2.1 与公司外部治理有关的对策

第一、加强市场监管。

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与否的一个评价标准就是能够确保委托人的权益不被侵害和滥用。具体到属于公司外部治理结构, 就是资产所有者或其代表如何选择、监控、激励管理当局和审计师, 使管理当局保持诚实, 审计师进行独立执业, 避免二者的合谋行为。为此, 必须做到:

(1) 形成和完善经理人市场机制。

形成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保证公司治理规范的人才基础, 对现有公司管理人形成人才竞争压力。

(2) 规范审计师的聘任、收费标准及服务范围。

审计师的聘任应该由资产所有者或者其代表来进行;对与审计师的服务范围, 应从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因此, 可以建立由国家主导在企业外部培育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和产品市场的有效运作机制。由国家通过立法形式保护委托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则尤为迫切。

(3) 实行注册会计师声誉与个人财富相挂钩机制。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劣质审计师会逐渐把优质审计师驱逐出审计市场。为了规避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这种现象, 实行注册会计师声誉与个人财富相挂钩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因此, 应该让注册会计师认识到审计合谋行为会通过会计师声誉的降低而使其利益受损, 即使是一次审计合谋行为, 都会导致其声誉的急剧下降。而且在其恢复执业资格的时候, 其名誉也是很难以挽回的。在会计职业界, 应该加大信息的流通性, 以市场和社会的监督来保障审计结果的真实性。

就个人财富而言, 可以采用注册会计师私人财富作为信用抵押的方式。在审计合谋行为中的审计师方, 作为事后连带责任的当事人, 抵押的私人财富可以实现对利益受损方的最大限度的有效赔偿。而同时, 审计委托方与社会公众会更加可能地选择并且信任已将私人财富作抵押的审计方。另一方面, 一旦将个人的私人财产作为抵押, 审计师的个人财产所有权就会处于一种不明确的状态之中, 这种丧失财产的威胁感会驱使审计师拒绝与管理当局的审计合谋行为, 恪尽职守履行契约义务, 才能获得更有价值的长期收益。

第二、规范审计环境建设。

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标准包括:对企业经营管理层的法律制约。从法律法规上明确规定:上市公司负责人向证监会提交的公司定期报告中的内容和真实准确性提供保证, 确保报告不存在有关事实的虚假情况、遗漏或误导。如果提供虚假报告, 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在制度上而不是在道德约束上强化公司治理结构。政府部门应对不按规定如实披露会计信息的公司以及违规的注册会计师事物所应予以严惩, 做到依法管理。

代表社会公众利益的政府监管机构对审计师能否保持独立性有重大影响。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和投资者的决心, 政府监管机构必须对不能保持独立性的审计师和负有相应责任的事务处进行惩处。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 特别是在目前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普遍效率不高的情况下, 政府监管机构对违规审计师和事务所的查处力度, 对审计工作能否保持独立性和避免审计合谋有直接的影响。

2.2 其它相关措施

2.2.1 专业素质和道德修养

审计合谋除了有主观因素利益驱动之外, 职业判断的水平也是导致合谋的原因之一。经济的发展特性, 使得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审计实际业务的发展相对滞后。对于没有准则可循的审计业务, 注册会计师的专业判断能力就会发挥很大的作用。而这种能力的发挥是建立在独立审计执业人员较强的认知能力和识别能力的基础上的。这样, 才能快速的侦察出被审计单位的不当的财务行为。要使注册会计师具有迅速地执业反映能力, 可以要求他们经常参加定期培训, 进行知识更新, 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与道德水平。

2.2.2 行业自律

加强注册会计师队伍建设, 改变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 使其承担无限责任, 维护其独立性, 加强注册会计师的行业自律。

在现实工作中, 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反映出的问题会集中在公司财务中, 公司财务的真实性是衡量公司治理效果的必要条件。要禁止上市公司独立审计师同时向该上市公司提供包括保管财务数据、设计和执行财务信息制度、资产评估或估价服务、核数服务、内部审计、商业或人事管理咨询、经纪或投资银行业务、与审计无关的法律或其他专业服务等非审计的服务业务, 以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

另外扩大外部审计者的连带责任规则增加注册会计师的违约成本, 以防双方串谋欺骗投资者也会有助于对其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