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治理机制

知识治理机制（共12篇）

知识治理机制 篇1

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和源泉, 改变着财富的来源渠道, 是所有财富的核心内容, 因此, 如何通过创造、存储、共享和应用知识, 获取超过竞争对手的战略优势, 就变成企业竞相探讨的问题。然而, 许多企业知识活动实践的效果却往往低于预期。究其原因, 大多数学者认为, 传统理论中存在许多掩饰知识复杂性, 或知识运动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大量假设, 而这些假设模糊了知识与组织之间关系的理解, 从而使企业误以为知识活动的容易性[1]。事实上, 知识活动是个非常复杂且具有显著特殊性的过程, 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以减轻其中的各种困境, 达到知识的组织活动最优化, 即知识的活动过程需要治理[2]。至此, 知识治理理论在对知识与组织之间关系的不断探索中开始浮现, 并成为近几年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不过, 在知识治理的相关研究中, 整合知识活动、知识治理机制、企业战略是缩小知识问题与组织问题之间关联认识缺口的关键, 也是组织是否能成功将知识转化为战略优势的关键[3]。为此, 结合企业战略导向, 从深层次分析知识治理机制的本质、各类治理机制交叠形成的治理模式等核心问题成为必要[4]。鉴于此, 本文在归纳典型的知识治理机制前提下, 对比分析了不同种类知识治理机制在知识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特征, 进而研究了企业战略导向、知识治理机制、知识活动过程之间的内在机理和具体互动过程。

1 知识治理机制

1.1 治理机制理论综述

治理的概念在经历20世纪末的争鸣阶段后, 目前开始出现收敛的趋势, 逐步集中于制度层面的解释[5]。与此相适应, 知识治理也侧重于从制度层面, 即从治理机制的角度讨论如何有效桥接知识问题与组织问题, 其重点在于通过知识治理机制的设置优化知识活动流程, 比如:Choi认为对知识活动的治理主要依赖交易、赠与两种机制进行[6]。前者以知识价值为基础, 强调市场交易的公平, 利用市场机制调节知识活动;后者属于非正式机制, 强调利用信任关系的培养, 以实现知识的转移共享。Andreas在总结知识治理实践经验的前提下, 将知识治理机制划分成三类:结构型知识治理机制、过程型知识治理机制、关系型知识治理机制[7]。其中:结构型关注影响知识活动过程的治理结构, 利用知识岗位的设置和知识权力的匹配实现知识治理预期;过程型知识治理机制倾向于利用规制组织常规流程的制度, 约束和引导知识活动以实现治理目的;关系型知识治理机制隶属非正式治理机制, 强调私有关系的重要, 通过彼此间情感的培育, 促使知识主体的行为向有利于知识活动优化的方向发展。Foss将知识治理机制的范畴进一步拓展, 认为知识治理是可以影响与实现知识生产、利用过程最优化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机制[8]。显然, 在其观点中, 传统组织治理机制都可以应用到知识活动中来。虽然以上理论的表达方式各异, 但无论怎样, 各种论点都认同知识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 需要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来实现治理行为, 治理机制的设计是知识治理的核心内容。

1.2 知识治理机制特征对比

事实上, 由于知识的分散性、复杂性和情景嵌入性, 使得知识的转移、共享等活动必须依赖知识主体之间的沟通作为媒介和桥梁[9]。知识治理机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与安排营造知识活动秩序, 促进知识主体的认知能力, 激励知识主体参与知识活动, 减少知识主体之间的冲突, 实现知识主体共同受益的最大化。依此思路, 虽然知识治理机制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 但实质上都是从增强知识主体认知能力、激励知识主体参与知识活动并规制协调知识主体之间的关系三方面展开。结合作为知识治理重要理论基础的组织经济学 (将层级、市场视为连续频谱两端) 和组织行为学 (强调非正式行为) 的观点, 以协调知识主体行为为主要内容的知识治理机制也就可以区分为官僚控制、社区自治和市场调节三类, 且这三种机制相互交构, 形成为对知识活动有协调作用的独立因素[10,11,12]。其中:官僚控制是少数人群利用政治、经济地位的权威, 促使主体知识活动符合组织目标实现的要求, 实现知识活动过程最优化的机制;而社区自治主要着眼于目标导向, 对知识主体在在知识活动中所采用的方法路径并不做过多约束, 鼓励创新性思维, 对知识文化氛围培育以及利用软约束手段引导主体适应知识活动要求的做法倍加青睐;而市场调节则以价格信号和竞争市场原则调整知识主体间合作关系。表1展现了在知识活动中各种治理机制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

2 战略导向

2.1 战略导向分类

虽然, 企业战略影响和决定企业的长期目标, 选择企业达到既定知识目标所遵循的路线和途径, 并对企业实现知识目标的资源和结构进行优化配置, 帮助企业创造知识优势[13], 但是, 企业在解决各种知识问题之前必须确定自己的战略姿态, 也就是战略导向。通过确定战略导向, 可以明晰企业发展的目标, 决定企业的具体行为, 从而影响在某一时间截面上的知识治理机制交叠权重的侧重点。

从战略思维和组织学习的角度出发, 企业的战略导向可以分为市场导向和创新导向两种。其中:市场导向关注顾客表达出来的需求, 认为顾客是新产品创意的来源, 为适应顾客的产品需求, 企业不排斥跨部门协调合作, 倾向于举全组织之力满足顾客的产品需求;而创新导向反映了企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重视和鼓励创新, 强调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应该对以前关于顾客、竞争和环境的假设提出质疑, 不断进行试验、承担风险的学习和选择。从战略思维上看, 市场导向是一种理性的、反应式思维模式, 这种思维方式将企业的战略建立在对顾客需求深入理解的客观基础之上, 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而创新导向是一种启发式的思维模式, 能够在信息相对不充分的条件下作出判断和决策, 这种思维模式对于企业开发不确定的市场机会有更大的帮助。从组织学习的角度看, 市场导向是一种通过关注顾客需求变化而做出反应的适应性学习, 而创新导向则更倾向于试验和探索式的学习。

不过, 这两种战略方向并非泾渭分明、孤立存在, 而是相互联系、互相促进。一方面, 顾客导向侧重调整产品和内部流程, 通过渐进性创新以适应顾客需求, 不过, 多次创新、调整带来的累积效应会促使企业立足于对顾客知识充分理解的基础上附加组织自身的专业判断, 主动学习、实验、探索新的产品与服务并主动营销推广, 让顾客接受企业的创新成果[14]。这实际上就是创新导向的具体表现。而另一方面, 在创新导向下, 组织侧重于主动尝试新系统、新过程、新产品, 然而, 每一次突破性创新并非一蹴而就, 需要有一个对顾客知识和经验长期积累及充分理解的基础。一般而言, 这一基础来源于企业为适应顾客需求, 不断小幅度改良自身产品与服务, 通过与顾客的交流沟通, 持续性积累来自于顾客的信息反馈[15]。显然, 在此过程中, 有顾客导向活跃的身影。因此, 本文认为, 从时间维度出发, 在具体的企业实践中, 以渐进式创新为特点的顾客导向是企业战略导向的常态, 但是, 在某一时间片段上, 以突破式创新为特点的创新导向会是企业战略导向的选择。

2.2 治理机制与战略导向的匹配

其实, 不论是顾客导向还是创新导向, 其落脚点都是为了提供新的产品或服务,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知识获取与整合[16]。不过, 顾客导向偏重于对顾客需求信息的解释和转换, 在获取和充分理解实现顾客需求的相关知识后, 企业内各成员依知识分工, 在各自的权责范围内沟通协作, 逐步将这部分顾客知识吸纳到企业的知识基础中, 进而拓展知识组合与知识创新领域, 提升知识利用效率, 优化企业知识获取与整合的效果。显然, 这个适应性过程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从知识治理的角度而言, 官僚控制机制的发挥余地较大, 因为只有高层管理者的直接干预才有可能精巧地设置知识岗位、合理地匹配知识权力, 获取配套资源的渠道范围而忽视部门间的刚性边界, 使得整个组织流程围绕顾客需求的实现要求而展开。

相较而言, 创新导向基于客户偏爱具有技术优势的产品和服务的认识, 通过激发创新性的想法和解决方案发掘与现存产品有不同特征、性能和属性或属性组合的新产品, 吸引主流市场的顾客逐步接受。显然, 这个主动性过程具有明显的非正式自治特征。从知识治理的角度而言, 社区自治占据重要角色, 因为创新来源于不同学科知识的碰撞融合, 需要企业不同知识领域背景的员工进行深度沟通, 由于非正式自治环境一般比较自由民主、交流表达方式比较丰富、信息反馈速度比较快捷, 成员之间易于形成情感信任关系。Mc Allister的研究表明, 成员间的信任会使双方沟通的深度和广度得以拓展, 甚至会超出为解决正常工作问题交往的范围, 促使一些隐含经验类知识被反复探讨, 通过隐喻、类比概念等方式使隐含经验类知识慢慢被理解和整合, 转化为清晰知识[17]。

虽然在知识治理活动中, 顾客导向侧重于官僚控制的应用, 创新导向会侧重于社区自治机制的应用, 但是, 单个治理机制的过度使用对知识活动优化并不一定会产生良好的作用, 这是因为单个治理机制的边际效果是递减的, 不同的治理机制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或相互替代效应, 最优的治理机制应该是不同治理机制的组合[18]。因此, 企业在知识治理实践中, 一般是官僚控制、社区自治、市场调节三种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之处仅在于, 这三种机制发挥作用的相对强弱程度不同, 而各类机制的交叠权重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战略导向的选择。

3 动态演进

知识活动、知识治理机制与战略导向之间并非静态关联, 而是动态演进的过程。一方面, 以环境为视角的主流战略理论都强调战略与环境要相匹配。为了适应复杂、变动、不确定的环境, 企业需要不断学习、渐调自身的战略方向, 以寻找和确定适合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理想位置[19]。随着组织与环境交感过程不断向纵深延展, 战略方向的调整会引起知识治理机制在层叠权重上的侧重点发生迁移, 从而引起外显的知识治理模式逐步演变, 并最终促使知识活动的具体治理方式发生变动, 影响知识活动的优化效果。另一方面, 知识固有的分布性、嵌入性、公共性等特征使得以知识流形态存在的知识活动的正确流向、流动的质量、流动的数量和流动的效率并非毫无阻碍。当知识流出现障碍, 从知识治理机制的角度而言, 就需要治理机制之间匹配权重的相应调整, 通过交叠权重的变动形成新的知识治理模式来优化知识活动效率;一旦改善带来的累积效果明显, 在利益催生的作用下, 高层管理者会尝试渐调战略方向, 以更好地适应新的知识治理模式。

图1描绘了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图1中可以看出, 首先, 战略导向之间是互动的, 即顾客导向、创新导向之间并非孤立存在。从时间维度而言, 在顾客导向的指引下, 企业通过长期对顾客知识的积累消化、借助渐进式创新引起组织渐变, 当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 在某一个时间点会引起战略导向朝创新导向转移, 进而在后续一段时期内组织以突破性创新为常态。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出于固化其创新成果的需要, 企业会重新采取较为缓和的战略, 重视顾客需求, 回复到对顾客知识的获取、积累、理解的轨道, 创新模式也逐步以渐进式创新为主。显然, 此时企业的战略方向也开始向顾客导向逐渐倾斜, 不过从顾客知识获取、整合的角度来看, 现阶段顾客导向相较前一阶段而言已然出现螺旋上升态势。

其次, 三种知识治理机制可以共存。在治理知识活动的过程中, 官僚控制侧重于行政强制力的应用, 合理分配知识权力是制度设计的重点, 在机制运行时, 强调知识主体的被动服从以及在职责范围以内的沟通协调;社区自治倾向于非正式关系的应用, 信任关系网是制度设计的要点, 在机制应用时, 强调知识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以及彼此之间的全方位深度沟通;至于市场调节, 其侧重于市场交易规则的应用, 如何保证知识交易的互惠透明是制度设计的重点, 在机制运行时, 强调知识主体依交易契约中的权责实际履行以及包括保密、知识产权、沟通等交易主体的先合同、后合同义务。显然, 在实践层面上, 三种治理方式并存, 依相异权重交叠外显为不同的知识治理模式;而在理论上, 三种治理机制分别表现为知识主体之间关系的不同协调方式, 是研究知识活动治理不可或缺的三个维度。

再则, 知识活动、治理机制、战略导向三者之间存在两个方向的演进路径。一是, 随着经营环境的改变, 出于战略与环境相适性的考虑, 战略导向会逐渐发生移转。由于不同战略导向下三种治理机制的匹配权重是相异的, 因此, 由治理机制交叠形成的知识模式逐步渐变, 并对知识活动形成间接影响。显然, 这一路径是沿着环境变动引起战略导向变动, 以致知识治理机制匹配权重的改变, 及至知识活动治理效果的改善而逐步演进。二是, 知识固有属性会不定期地形成知识活动障碍, 使得企业逐渐感知, 现有模式下的具体治理机制对知识活动表现出低效率。由于低效率会影响企业在知识活动中的收益, 出于提升智力资本的考虑, 企业会有突破原有制度约束的冲动, 主动寻求改变原有知识规则的机会[20]。一旦机制渐变使知识活动优化的累积性效果明显, 规则改变的经验就会在利益催生的作用下被固化为制度层面上的规则, 即原有知识治理机制的交叠权重被改变, 企业知识治理逐渐过渡到了新的模式。为了固化知识活动优化效果, 企业往往需要改变其具体战略, 微调战略导向, 以在配套的组织资源、流程方面适应新的知识治理模式。因此, 这一路径是沿着知识活动障碍引发知识治理机制变动, 进而导致机制交叠权重外显的知识治理模式渐变, 直至战略导向转移而逐步演化。

最后, 每一趟演进的完成都意味着顾客知识的积累以及知识治理经验的累加, 从而相较前一阶段而言, 在战略导向的选择、知识治理机制的调整、知识活动障碍的排除等方面均呈现螺旋上升态势。因为, 一方面, 在战略导向的移转过程中, 无论是顾客导向、还是创新导向, 都强调对顾客知识的获取与整合, 每一次战略导向的选择都建立在对顾客知识获取、整合的基础上。随着时间推移, 企业与顾客之间交流次数会增加, 以及对顾客知识理解程度也会提升, 从而可能会抵减因顾客知识粘滞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使组织战略导向的渐变逐步趋于合理化[21]。另一方面, 减缓知识活动障碍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企业已有知识存量的考验以及对现存知识基础的丰富[22]。事实上, 随着每一次障碍排除带来的知识活动效率的回升, 企业高层管理者都可能花费成本调整内部组织结构和规则, 以适应新的知识流程的要求。显然, 伴随这一调整过程, 企业又一次在合理化知识活动制度、配比知识治理机制权重方面实现了治理经验的累积, 为下一轮知识治理提供必要的实践参考。

4 结论与意义

在对战略导向合理分类的前提下, 区分企业的知识治理机制并分析战略导向、知识治理机制、知识活动之间动态关联关系是本文主要目的。由于三种知识治理机制设计的侧重点是不一致的, 因此, 在具体的知识活动过程中, 三种机制依不同权重交叠形成的知识治理模式对知识活动的优化效果是相异的, 需要依据企业不同的战略导向清楚匹配其在某一时间截面上知识治理机制的交叠权重, 进而有倾向性地制定与实际相符的知识制度, 优化知识活动效果。虽然在实践中, 企业采用的知识治理机制很难完全符合本文提及的任意一种治理机制的全部特征, 但是主导特征的相近程度会是判定企业具体知识治理机制的有效根据。从这个角度出发, 本文整理、归纳知识治理机制主要特征, 分述战略导向与不同的知识治理机制相匹配, 具有管理理论上的参考意义。同时, 战略导向、知识治理机制、知识活动并非孤立, 三者之间存在从战略导向直至知识活动治理效果的演化, 以及从知识活动障碍直至战略导向渐变两种可能, 但是, 两条演进路径都不可避免涉及知识治理机制之间匹配权重的变化和顾客知识、治理经验的累积。无疑, 这会为企业在具体实践中依据实际的演进路径对各种知识制度的应用修正提供合理参考, 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另外, 本文指出, 顾客导向倾向于官僚控制应用, 创新导向侧重于社区自治的应用, 这为企业在各种知识制度的设计、应用实践中注重战略导向与治理机制交叠形成的知识治理模式之间的相适应提供了理论依据, 具有方向上的指导意义。

知识治理机制 篇2

第二十二条各有关单位要各司其职，密切协作，统筹推进社区管理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同时，将社区管理成效列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分析内容，建立党委政府目标考核、群众评价和社会评议相结合的社区建设绩效评估机制。

第二十三条建立社区党组织、管理委员会联席会议制度。对涉及社区发展和居民切身利益的各项事务，必须按照“四议两公开”（四议：村党支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和社区居民代表会议，两公开：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工作法执行。

第二十四条 建立健全居民自治机制。积极推进社区自治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培育居民自治意识，完善社区居民自治规章。健全社区居民会议制度，规范社区民主决策程序，提高民主决策水平。健全社区议事协商和社区事务听证会制度，研究解决居住在社区的流动人口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有效途径。

第二十五条 建立健全工作准入机制。坚持政府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的原则，进一步理顺和规范政府部门与社区的关系，减轻社区管理委员会工作负担，不得随意在社区设机构、挂牌子。

第二十六条 建立健全民意表达机制。推行民情信箱、民情热线、民情日记、民情联络员、民情恳谈会等工作方法，健全完善分片包户、居民接待日、网上论坛等制度，充分发挥居民代表、社区志愿者的骨干作用，引导居民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个人意愿，进一步畅通民意诉求渠道。

第二十七条 建立健全监督评价机制。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组织居民有序开展监督评价活动。完善社区事务公示制度，公开办事制度和办事程序，保障居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充分发挥社区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作用，对社区事务进行有效监督。完善评议标准、评议方法，逐步建立健全评议监督体系。

第二十八条 建立健全表彰激励机制。对在社区建设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根据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实绩、水平和群众评价，对工作成绩突出、居民满意度高的新型农村社区工作者、基层组织、社会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评选表彰。健全激励措施，探索激励办法，促进社区志愿服务经常化。

第二十九条 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完善社区各项规章制度，包括社区党组织工作制度、管理委员会工作制度、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制度、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和参与制度等，实现社区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第三十条 大力推行新型农村社区事务“三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提高群众参与党务、社务、财务管理的积极性。

（一）党务公开：重点公开社区党组织的工作目标、服务承诺、发展党员、党费收缴、民主评议党员等内容；

（二）社务公开：重点公开上级政府支农惠农政策、建设目标任务、计划生育情况、扶贫救灾款物发放、群众对社区干部评议结果等事项；

知识治理机制 篇3

第二届上海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从13个市社建委成员单位和17个区县申报的100个创新项目中脱颖而出，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活力，并已初步凸显出了在新的社会结构下，契约型互动机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必要性以及价值功能：以契约型的互动机制作为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手段，能够最大程度地发展民主，构建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服务平台，发挥社会各主体共同承担关怀社会、服务社会和保障社会的功能，让社会治理在法治的轨道里运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变迁

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所形成的“1+6”的文件精神，深度调研了“深化本市街道体制改革”“完善居民区治理体系”“完善村级治理体系”“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效能”“社区工作者管理”。这反应出了基层社会治理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从社区（村居）结构的变化开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落脚点也应该是社区（村居）治理，可以说，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单位组织开始解体，“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同时社会管理的组织也逐步被社会多种组织所替代，在这个社会发展的形势下，社区的概念孕育而生。从治理主体的性质上来划分，治理组织可以分为行政类与非行政类两大类。从功能上来划分，社区组织又可分为四个类别：

第一类是基层政府组织。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属此类，它们的主要职能包括界定社区、把握社区治理的政治方向、完善社区治理的法治体系、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确保社区自治。与此同时，两者也有所区分，社区党组织主要体现的是党在基层社会的领导地位，社区居委会是需要整合社区居民支持国家，同时又为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提供制度化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第二类是专业服务组织。如社区物业服务公司、社区家政服务公司、社区医疗服务机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它们是运用知识和技能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化服务。第三类是民间组织。包括维权服务、社区公益服务等，如业主委员会，它表达和维护业主权益，社区居委会对其指导与监督。另外还有一些社区公益组织，围绕居民的衣食住行医等不同需求，整合区域内的各种资源，并组织志愿者为居民服务，这一类组织都是非营利的组织。第四类是各种草根居民组织。如健身队、合唱队、腰鼓队、宠物协会等，他们是社区居民出于某种兴趣或需要而自发成立的组织，他们同时也是带领全体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居民骨干”。

随着社区治理主体的一系列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也发生了转型。首先由于改革开放市场体制机制的不断深入，现代的企业制度已经明确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功能，而不再有承担大量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的功能。再加上一部分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的职能从政府职能中分化出来，社区组织就成为了这些被转移出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直接主体，尤其是基层的党组织、社区居委会更是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起这些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功能。（张鸿雁，2000）但是，另一方面，从权利义务的发展角度来看，公民的自由意识、独立意志和自主行为也日益明确，社会组织也开始有意识地分享政府组织的部分事务、部分活动的管理权，居委会虽然还是国家行政体制内组织，但他们在权力和资源上都非常有限。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终身依附单位或者依附居委会，社区活动也从以往的行政任务转变为自愿互助。

上海市徐汇区的梅陇三村居委会，他们2011年以“绿色、健康、低碳、环保”的理念为切入口，引导、培育、扶持本社区的“绿主妇”社会组织，推广“零废弃的绿色环保公益活动”，发动小区居民用自己收集来的废弃牛奶盒、利乐包制作围裙、遮阳帽、环保购物篮等家庭用品。三年多来，又延伸开展了“厨房垃圾集中堆肥”“家庭一平米小菜园”“家庭微绿地”“家庭有机芽菜种植”“雨水回收使用”等各种公益活动，该小区被评为了全国科普示范小区、上海市法制小区以及居委会自治家园示范点等，2014年获得了中宣部全国最美人物之节约之星称号，在上海市第二届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中名列第二。

我们前去梅陇三村调研，采访项目带头人也是其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尚艳华，问到这个项目最初是怎么开展来的。她谈到：最初是一位环保达人来找她，希望居委会配合其搞生活垃圾源头减量活动，于是她召集了小区里的10位居民，让她们先来做这个活动。而这10位居民是尚艳华在平时工作中接触较多的居民， “绿主妇”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够持续，很大程度上与这10位“民间骨干”有很大的关系。在问及项目今后的持续问题上，尚艳华坦言，“如果她退休了，另外这10位骨干力量随着年龄的增大或者到国外居住等个人原因，后续谁能够接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以看出，居委会对居民的约束力已大不如改革开放以前，他们开展活动也是更多依赖这些“民间骨干”，如居民代表、楼组长等。

nlc202309040421

如何在新的社区结构下开展社会治理工作？首先，从治理主体上看，行政系统内的组织，如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等必须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支持、鼓励和培育行政权系统外的社会组织，如维权组织、专业服务组织、兴趣组织、社区志愿者组织等共同治理，并使这些社会组织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第二，从治理途径上看，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持续性，就必须要实现社区的全面民主，以一种民主的方式开展社会治理。第三，从治理的方式来说，只有通过法治保障才能实现社区民主。因为法治不仅能确保公权力在法律制度的轨道里运行，还能保证公民的民主和权利。“民主的背后就是法治，法治是民主的有力支撑，他们的关系紧密相连。”这是社会治理机制必须从以往的行政型向契约型转变的现实因素。

再进一步讲，为什么中央一再强调民主与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主政治现在已经不能再仅停留在作为政治层面上的国家治理方针上了，而是已经从政治层面延伸和渗透社会结构的变迁层面上来了。所以，无论是国家与社会问题，还是公共领域、公共服务，以及多元治理、社区共治等，都涉及了一个核心的概念——要以平等自由的契约型的合作机制为基础，才能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二、以契约型机制替代强制管理的社区治理模式探索

从治理的理论上来看，治理内涵着契约的精神，它具有公共权力的多元性、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合作方式的互动性、各类主体的依赖性等特点。具体来说，首先，以往的管理权威来自政府，政府及政府职员是整个社会管理的代言人，而治理在主体上则具有多元化的特点，除了国家公共权力，还包括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等。在权威问题上，国家统治是强制性的命令式的，而治理则更多的是协商的，且权威的来源也不仅仅是国家法律，而是除了国家法律外，更多的还需要依靠各种社会契约、社会组织的自我章程等。其次，在政府能力上看，政府的失灵现象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治理的理念就是政府是有限政府，政府不是万能的，社会治理必须依靠多主体参与才能实现。再次，从治理的方式上来看，更多的是一种相互之间的依存性和制约性。治理的权力运行方式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一种平行的方式，在整个治理过程中，权力的运用方式必然会出现多元化的特征。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都会呈现出一种平等竞争、相互协商的互动特点。最后，从各类治理主体的关系上看，政府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机构之间也会逐渐形成一种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因此，在整个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契约的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自由、责任明确等精神就正是联结各个治理主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纽带，这是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结构的重要联结要素。

在上海市第二届十大创新项目中脱颖而出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草根宪法”的村民自治模式就是契约型治理机制的一个典型。位于浦东新区东北角的合庆镇，总面积41.97平方公里，下辖29个村，6个居委会，共有人口14万。在2008年这个镇基本处于水电不通的阶段，但短短几年时间，到2013年，该镇已在浦东新区村一级的资产总量上排行首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制度对资源进行了重新整合，对基层治理以“草根宪法”（即契约）的方式进行了改革。合庆镇有一个32字的自治经，即：“有法依法、有规依规、无法无规、村民自治”，每个村都有一本《村民自治章程》和若干个《实施细则》，它充分体现了自我管理——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自我教育——通过参与自治实践学习民主技能和经验；自我服务——村民共同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

首先，治理模式不再是通过行政命令布置任务，而是引导村民自发、自觉、自愿参与村级事务。通过召开“户代会”广泛听取村民意见，最后统计汇总出村民关注度最高、反映最集中的村务事项作为村民自治的具体项目，因此高度契合了自发自治的社会规则，保证了村民的自觉遵守和维护。

第二，通过制度细则，相互之间建立了有效的监督机制。比如他们有一个“四议两公开”的议事规则，即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村委会议事规则、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程等，从而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和合法利益不受侵犯，也增强了制度而非行政的权威性和可信任性。

第三，发挥了协调利益的作用。合庆镇的居民为什么把这些章程和细则称为“草根宪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看到了其发挥着合理配置权益、平衡利益冲突的作用。比如在他们的《村委会组织法》第三十条规定，凡是与村民切实利益密切相关以及村民普遍关心的事项，都应该按照规定向村民公开，接受村民监督。按照这个规定，红星村实行“阳光村务”制度，赋予每个村民对村务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华星村实行民主理财制度，让村民对村委会在“三资”管理上有知情权，消除疑惑等等。这都是通过法治，以一种契约型的方式，强化了社会治理在政府与其他团体、公民合作上的公平性与平等性，体现了契约型的社会治理机制的自愿性、合意性、责任性、透明性的特点。契约型的社会治理机制的特点是通过协商合作，对社会事务加以管理并进行共同性地管制。

再看上海市正在探索实行的区域化党建。这种组织模式是打破条块分割，打破传统的以领域、单位、行业为单元的党建模式，在街道、居委会等一定的地域、区域范畴把各行业党建工作囊括进去，基层党组织联系在一起，以网格化方式构建全覆盖、广吸纳、开放式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这种工作的新格局的特点是在围绕“共同需求、共同目标、共同利益”，从体制上突破传统纵向控制为特征的“单位党建”模式，在“两新”组织和流动党员比较集中的农村、社区、商务楼宇、工业园区、专业市场地域，构筑起开放的、覆盖面广、相对稳定的组织网络。这种组织网络在人员构成和组织方式上就会体现出广泛的社会代表性，需要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把所属体系中最有影响的党组织中的党员代表吸纳进来，把各类最活跃的组织中的党员群众代表吸纳进来，把各类最主要的利益群体中的党员群众代表吸纳进来，使党组织在与各类治理结构要素和基本力量的广泛联系中，实现积极有效的组织整合。比如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街道社区构建了居民区的“大党总支”模式，党总支建制由原来的7-9人扩大到了11人，组织关系不在本居民区的党员也可以进入居民区党总支班子。同时，临汾社区还在居民区开创了以党建引领的“1+7”管理模式，所谓“1”就是以党组织为核心，构建居民区党总支。所谓“7”就是党总支的组成人员有7类，即原有建制上增加一个居委会主任、业委会负责人、所在街道机关干部、社区民警、物业公司经理（党员）、驻区单位联系人、在职党员。在这个管理模式中，契约型机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他们提出了少一些领导意识，多一些服务意识，少一些遥控指挥，多一些基层指导，少一些迎来送往的参观走访，多一些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等等工作要求，体现的就是契约的平等观。再次，他们提出改变行政主导的一员驱动的“独轮车”模式，加大对公益性、服务型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学会“用大多数人的办法，解决大多数人的事情”，体现出了契约型治理的民主性。另外，在这个“大党总支”里，他们提出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去做，社会能做的交给社会去做，居民能做的交给居民去做”，要尊重群众的主体性，让利益各方参与进来，达成共识，这体现的就是契约型的现代管理手段。因为契约型机制规则能够有效克服机会主义的心理，使各方彼此信任，能维持彼此间的长久合作，在平等协商、互惠互利下有效充分并规范地整合各类资源，构建多元化的社会公共事业服务平台，发挥共同承担关怀社会、服务社会和保障社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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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契约型互动机制的完善与发展

契约型社会治理机制在社会急剧变革、新的问题不断涌现的形势下，发挥了秩序与价值的双重整合功能。这一机制的完善和发展是必须在适应法律的基础上，在法治的框架内，回应社会的需求，才能真正成为培育基层社会治理土壤的内生力。

（一）必须以互利共赢为基础、公平合理为原则。

基于滕尼斯的共同理论，社区从价值意义的层面上来看，其最终的理想状态即为：在舒适、美好的生活环境的基础上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而形成“生活共同体”，从而实现并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构建一个祥和、团结的“社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下，大家提倡诚信友爱、互助共济以及奉献的精神，将社区建设为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共同体”，在更大的范畴内实现共同的社会价值观以及精神追求的“文化共同体”。而怎样构建这些包含了舒适感、安全感、交流感、成就感等在生活、精神、文化层面上的价值意义的“共同体”，其实现基础就是互利共赢。社区关系中蕴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理念，其本质规则是寻求共识、取得认同、争取共赢的过程。这同时也印证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离不开一定的利益驱动。越是利益攸关者，其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失去利益上的驱动，社区主体就相对难被发动起来。所以，社区共治的发生是只有人们在对自己权益和义务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下，才会使彼此的关系变得和谐，社区治理要兼顾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处理好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发现各方共同利益，让利益的天平不偏顾任何一方。

以契约的方式进行社区治理，就是在挖掘社区多元主体的共同利益，通过互利共赢的共同目标把多元主体凝聚在一起，建立起社区多元主体之间的和谐关系。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塘桥街道，是一个人口密集、交通发达、商业繁荣的高度城市化地区，一直以来面临着“停车难”的问题。在塘桥3.8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69个小区、3家大型医院、8个大卖场，白天和晚上的车位缺口达到2000多个。一方面，住宅小区乱停车不仅破坏绿地，还阻碍了消防车、救护车快速抵达现场；另一方面，商业区违法停车导致道路拥堵、交通秩序混乱，有的车主在为争抢车位的时候甚至大打出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塘桥社区通过与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社区单位、商务楼、小区业主等多元主体共商共议，一份《塘桥社区潮汐式停车公约》亮相，在这份公约中明确了业主有权决定停车的收益分配、车位互换、收费使用、秩序维护等问题，61个业委会全票表决通过。 “潮汐式”停车就是在多元主体的参与中以互利共赢为社会认同：首先，对企业来说，物业增加了一笔停车收入，又将其用之于本小区居民，提升了物业服务；其次，对群众来说，方便了社区白领、小区居民和办事人员停车，极大缓解了停车难题；再次，对社区来说，大大提升了中心城区有限的土地空间利用效率，如果按照建设一个停车位需要10㎡左右的空间计算，1600多个车位互换相当于节省了1.6万㎡的土地空间；如果按照一个停车位造价10万元左右成本计算，相当于节省了1.6个多亿资金。

此外，契约型的社会治理机制可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合理。正如上述的浦东新区塘桥镇的停车公约，使停车问题由“政府说了算”转变为“大伙商量着办”，实现政府、社会与市场良性互动。比如有需求的业主到物业服务窗口登记，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向街道房管办提出申请，签订停车协议，明确停车时间、数量、费用等细节；“塘桥社区物业服务社”通过业委会主任沙龙和物业经理联谊会，听取业委会意见，保障业主监督和评议项目的权利；街道办事处通过购买服务，开发静态停车诱导系统APP，车主通过手机定位查询停车点位，规范车辆停放。而对于违反停车公约及停车协议的单位或个人，“监督评议委员会”有权警告并督促整改，经警告三次未整改的，可取消其实行“潮汐式”停车的资格。对于协议双方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纠纷，由居委会负责调解。契约型的治理机制，就是在多元主体互信合作的平等自由的前提下，实现对社区的民主化治理。在这个治理机制下，政府在公共事务的服务与管理上已经不再是绝对的权威，治理的模式也从以政府为主体，转变为政府与社区组织、居民等一起共同承担起管理社区事务的责任。

（二）政府党组织必须承担起对社区公约（乡规民约）的监督与保障。

社区治理是包含政府、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三者的定位问题。政府在整个社会治理结构中必须是处于主导的地位，也就是说，社会共治（社区共治）政府的功能分量与其他社会组织、群众是不一样的。因为政府代表的是一种公共权力，这是公民赋予的共同权，因此，政府是有义务必须代表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去治理社会。所以，在对社区公约（乡规民约）的监督保障上，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到社区治理的政府组织上来说，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就必须要承担起对社区公约的制定进行指导审查。因为要保障公约的合法性，首先就要在制定环节上严格把关、充分发挥政府对辖区内社区公约制定工作的指导和支持作用，在备案中严格把关，对不符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的，或侵犯了居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的财产权利等，要要求及时纠正。此外，还要充分发挥居民的监督作用，保障居民的监督权和监督渠道，比如在塘桥镇的“停车公约”里，社区委员会在“潮汐式”停车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就负有协调、监督和仲裁的职责。2015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规定“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务就必须下基层，要对基层社会治理有直接的主导作用，要真正起到引领、推动、监督的作用。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连续两届获得了上海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这届入选项目，是五里桥街道党工委通过盘活街道资源、整合驻区单位力量、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搭建了“双向认领”的社区公益服务项目。这个项目主要是由街道通过征求社区群众意见基础上，向驻区企业开具公益项目清单、定制服务内容，比如有“尊老爱老”、“扶幼助学”、“人文关怀”、“志愿服务”、“拥军优属”、“文化推广”、“共建共享”等，鼓励和引导社区企业从中选择认领项目，为社区居民提供爱心援助。同时，街道根据企业的需求，整合各方资源，委托社会组织参与，给企业提供诸如“生活服务”、“心理疏导”、“场地使用”、“兴趣培训”、“党建联建”、“信息化应用”等服务，搭建了一个“契约式”的公益平台，让驻区单位和居民在这个平台上以一种双向“付出”的方式得到实惠。整个项目，五里桥街道的党组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引领了社区党员走进社区、融入社区。其次，作为活动的主导者对驻区单位和社区居民对公益项目起到了指导、监督和保障的作用，这也是其他社会组织不可做到的。再次，党组织区别于行政机关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式方式，让社区公益始终在一种平等合理、互惠互利的环境下进行，在组织上保障了契约型治理机制的公平运行。

（三）积极培育社区居民的契约精神，促进公民参与。

如何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契约型社会治理机制，首先需要大力弘扬契约观念，让其逐渐深入人心，并慢慢地变成社会全体公民都十分认同的行为准则。其次，要建立激励机制，促进公民参与。比如，当社区主体守约、订约、履约的内在动力不足时，可以通过适当的外力包括物质激励、精神激励等方式来推动多元主体的合作。从而充分调动社区主体参与社区公约运行的积极性，只要激励的方式能达到该目的，都可以考虑运用。此外，政府必须要成为有限政府，要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拓展社会权力空间，使契约的生存空间得以放大，现代性的治理理念得到充分发展。另外，对于老百姓来说，贯彻落实一件事情，单靠群众自发是不够的，党员的带动作用必不可少。尤其对于一些有约束性的内容、义务性的规范，就是要靠党员干部的带动使群众遵守，组织党员干部和居民代表上门服务，带动群众，充分发挥党员带动群众共同遵守公约，实现共同治理的目标。再举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的“草根宪法”中的一个例子。朝阳村的一名胡姓老人，生有多种慢性病，每年都有好几千元的医药费。以往每到岁末年终，她总会到村主任的办公室诉说自己的生活困难，要求村里给予她补助，而且她常常和这个人比和那个人比，总觉得自己拿得少，觉得村里的工作没做好，欺负她老人家。后来，村里有了村民自治章程，村委会的干部就拿着《朝阳村村民自治章程及实施细则》上门给胡老人解读，帮老人算账，教老人对照章程里的标准，了解自己的补助。看明白了，算清楚了，老人也不再为这事烦恼了，同时也尝到了通过制度获得自己利益的甜头。所以，在合庆镇的许多村，每次的关于村民章程细则解读，大家都非常踊跃地参与，这不仅保障了他们自己的权利，而且也激发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培养了他们通过法制来共同治理社区（城市/农村）的意识。

总的来说，契约型社会治理机制应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有效的治理方式，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民主性与法治性，确保了社会的有序运行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

（凌燕，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

知识治理机制 篇4

现代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知识已经成为组织竞争优势的根源。在全球化竞争蔓延开来的背景下,国家竞争力的强弱高度依赖于国内各地区的经济及地方集群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创新集群作为融合市场组织和企业组织的优势而形成的创新组织间合作形式,是产业、区域乃至国家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提升自主知识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欧美国家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将促进创新的政策定为创建相关企业和机构的区域集群网络,通过分工合作促进知识创新;而我国中关村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了以电子信息、新医药与生命科学及医药工程为主的创新集群。

但是,随着知识要素在经济中地位的进一步提升,我国创新集群发展面临着产业升级、专利丛林、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障碍等多重困境。由于知识管理在理论界的蓬勃发展,掀起企业内部和企业间引进信息系统进行知识管理的热潮;而实践结果却显示创新集群内注重信息技术系统进行知识、技术交流共享以促进知识创新的管理项目屡遭挫折。在此情况下,对于创新集群内以知识创新为竞争优势的企业而言,所面临的考验不再是如何获取和使用分散性知识以增强组织绩效的知识管理问题,而是超越知识管理的知识治理问题,即选择适宜的组织形式、治理机制以及组织实践等,有效地影响和协调知识活动主体的各种行为和动机,促进知识活动以最优化地选择、创新、共享和利用知识[1]。

目前对知识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组织制度和知识治理机制的设计,对于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等方面关注较少。因此,本文试图从创新集群内知识活动过程的微观层面出发,构建一个创新集群中知识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框架,为推动创新集群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2 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制的相关研究

2.1 创新集群、知识治理的内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1年提出和发展了创新集群的思想,而熊彼特早在1912年就提出了“创新倾向于在时间和部门上集群出现”的观点,也常称为创新集群或创新群理论[2]。学者们从地理学、技术经济学、产业学等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创新集群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本文将创新集群的内涵归纳为:创新集群是以新知识的产生和新产品的大量出现为本质特征的创新型组织在地理空间上集中或在技术经济空间中的聚集,与外界形成有效互动的产业组织形态。

国内外关于知识治理的研究刚刚起步,处于组织理论研究前沿。知识治理这个概念是由Grandori在2001年首次提出,后继学者从各个领域对知识治理的内容进行拓展延伸。知识治理指的是治理知识过程,即选择治理结构(如市场、混合形式或层级制)以及治理和协调机制(如协议、指令、奖励计划、信任机制、管理模式、组织文化等),目的在于顺利地影响知识创造、转移和共享的过程[3]。

2.2 知识治理机制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以创新集群为研究对象的知识治理机制的研究,创新集群中知识如何通过组织载体进行组织和协调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国内外对于知识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知识治理机制和组织结构的设计,而对于如何对各种正式的、非正式的知识治理机制进行选择以及其选择的影响因素是什么等问题从各个角度提出不同的回答。之前大部分学者对组织知识治理机制关注的角度大概可以归纳为知识属性和组织属性,基于此提出各种公司层面的知识治理机制。

(1)知识的属性。

知识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人们至今对它的认识还不尽完美。几乎所有常用的分析视角都可以用来透视知识,它既有抽象的属性也有具体的实体指向。Grandori(2001)以知识的复杂性和差异化进行知识治理机制分析,指出当知识复杂性和差异化都处于低位时,通讯网络很可能就足够了;当知识复杂程度低而知识差异化程度高时,需要知识整合或者只是转换执行者;当知识复杂程度高而差异化程度低时,共同体是适合而价格和科层制是失灵的;当知识复杂程度高而差异程度也高时,任务团队是适用而共同体是失效的[4]。Contractor和Ra(2002)从知识的编码性、新颖性、复杂性和可传授性等属性怎样影响联盟治理模式的选择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他认为知识编码程度和可教性越高,联盟治理模式越可能选择许可、离散重复协议和一次性协议;知识新颖程度和复杂性越高,联盟安排越偏好战略供应链伙伴、权益合资企业和所有子公司方式[5]。林海芬,苏敬勤(2010)根据6个的不同管理创新阶段知识的默会性、新颖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建立知识治理机制选择表,例如发现问题阶段的知识主要表现为默会性、高信息不对称性、高复杂性,应选择激励、权利分配、沟通、网络等适宜的知识治理机制[6]。

(2)组织的属性。

Grandori用利益冲突这个指标来表示组织属性,指出当组织间利益冲突高时,共同体和任务团队治理模式都会失灵,而价格和所有权共享是适宜的。Peltokorpi和Tsuyuki(2006)基于项目组织形式的角度建立知识治理机制,并选取日本Maekawa公司成功建立的知识治理机制进行实证研究,指出项目性组织的知识治理机制包括共识型科层制、共享性人力资源管理、绩效测量与成果控制三种[7]。Bruce和Thomas等(2008)选择以组织包含知识活动的项目为立足点,认为需要在组织内建立知识治理机制包括“项目定位”(Program Definition)、“项目生态”(Program Ecology)、“项目评估”(Program Evaluation)三个部分[8]。李宁、杨慧馨(2005)基于集群剩余对于企业集群内部协调机制的考察,指出内部协调的目标在于集群剩余以及信任、声誉、关系契约等协调机制与集群剩余的关联[9]。

3 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

治理本质上是一套秩序和规则,一般是从宏观层面出发的。而近年来组织行为经历从下到上的研究模式转变,也逐渐将知识治理的视角从宏观拉倒微观个体,进入非正式机制领域,关注对知识活动主体行为的激励、约束、规制和引导。创新集群在选择正式或非正式的知识治理机制时要考虑许多因素,本文从微观视角入手,沿着创新集群知识活动过程的研究路径,构建以知识特性、知识活动主体及知识活动内外部环境为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如图1:

3.1 知识特性

与个人知识不同,创新集群内所拥有的组织知识更强调的是知识的可用性和适用性。但实践中随着知识边界的放宽,除了知识本身固有的默会性属性外,创新集群内开放式创新环境导致知识的差异性和嵌入性、“公共物品”属性的复杂性越来越明显,知识治理机制实施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对知识治理机制的选择也产生不同的影响。

(1)知识的默会性。

它指的是知识的不可完全表达性,也就是显示的困难性。隐性知识隐藏在个人头脑当中,体现于个人的实践活动中。创新集群发展的本质在于知识的创新,而知识创新过程主要体现在隐性知识的分享和创造。创新集群中知识的默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集群内部成员企业员工关于参与创新的动机、行为、前景等的信念和观点,即认知层面上的“心智模式”;二是企业成员拥有的用于参与创新集群合作创新项目中难于表达的技能、经验和诀窍等,这是技术层面的知识。深藏不露的心智模式使得创新集群成员企业的合作动机和意愿难以观察和把握,而内隐的技术层面知识会提高对知识技术措施和“软环境”建设的要求。因此,知识的默会性影响到创新集群知识治理的诊断和评价过程,继而影响到知识治理机制的选择决策。

(2)知识的差异性和情境嵌入性。

创新集群内各合作企业或创新项目各合作环节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成员企业具有的经验知识,都体现出在集群内开放式创新环境下知识的差异性和情景嵌入性。知识的差异性程度受成员企业地理位置的分散性影响,对于隐性知识占大部分的创新集群而言,隐性知识的传播和共享需要合作企业双方接触频繁并有效地互动,知识的差异程度过大将阻碍内部知识的顺畅流动,差异程度小则成员企业没有进行知识共享的动力,因此导致隐性知识传递与共享困境。而在创新集群中,创新知识都产生于特定的情境中,嵌入于特定的组织结构、工作惯例、技术以及社会环境等情境中,知识转移到不同的情境中其应用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大大降低。因此,知识的差异性和情景嵌入性要求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制的选择能够进行针对性地引导集群内部的知识活动。

(3)知识的“公共物品”属性。

在经济学里,公共物品具有两个重要的基本特征,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作为创新集群最重要的资源,绝大多数知识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集群内成员企业个体对于知识资源的依赖和共享,并不阻碍其他人同时得到并对此知识进行“消费”;二是对知识资源进行反复使用和“消费”,并不会对知识资源造成损耗使其减少,反而会因为促进知识的频繁使用而带来知识的增值。但是,知识的“公共物品”属性会导致创新集群内部进行知识共享的“社会困境”:首先,由于知识的“公共物品”属性,群内成员企业在知识的创造过程中,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搭便车”现象所引致的“公共地悲剧”;其次,由于知识在使用过程中的非排他性,群内成员企业也会产生缺乏知识创新和积极参与合作的动力。因此,知识的“公共物品”属性要求创新集群内提高对于激励机制、协调机制等非正式知识治理机制的关注程度。

3.2 知识活动主体

知识的特性决定了创新集群内成员企业即知识活动主体的复杂性,而作为集体知识活动协作基础的个体行为和能力则加剧了知识活动过程的复杂程度。因此,分析和探讨创新集群内知识活动主体的复杂性对其知识治理机制的选择至关重要。

任何治理机制产生的目的都是对治理对象即治理者的行为形成约束力,因而任何治理机制都有其相应的假设前提。基于制度经济学对于个体行为的假设,展开对知识活动主体的讨论:首先是“理性人”假设,即个体普遍存在着使自己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其次是有限理性假设,指的是人的行为是有理性的,但是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人的认知能力有限,这种理性是有限的;最后是个体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具有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倾向,会给交易双方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

(1)合作动机。

上述的个体行为前提假设体现创新集群内成员企业的行为特征,即各成员企业在进行知识共享和创新时的动机、行为的复杂性。由于成员企业具有不同程度的自主判断力、知识保护程度和学习意愿,会根据自身所处的集群内外部环境、扮演的角色和在集群内所处的地位等决定自己知识共享行为。成员企业在集群内进行知识共享和合作创新过程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最大限度地利用、整合各方的知识来加强竞争优势,由于知识的“公共物品”属性,不可避免地回出现投入和收益不协调、“搭便车”现象,加大了创新集群内部企业之间行为协调一致的难度。

(2)知识能力。

在创新集群内,成员企业的知识能力指通过为企业识别、获取、转化、运用、转移知识来增强企业的核心能力,以影响创新集群知识创新的深度和速度,进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成员企业拥有较强知识能力能够不断捕获外部知识,引进、消化、再创新,促进集群内的知识流动顺畅;同时,也会提高其他成员企业的知识共享意愿。若某成员企业的知识能力弱,会直接影响到各成员之间合作的效果,使其他成员企业没有足够强烈的意愿参与知识共享和合作,将进一步加剧知识活动过程中的“社会困境”。因此,为了协调成员企业之间合作矛盾,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制的选择侧重于对群内成员企业进行关系治理,对群内成员集体行动进行整合、协调。

3.3 知识活动环境

创新集群内知识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得以顺利进行的,知识活动过程与其活动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影响知识治理机制选择的环境因素包括创新集群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因素。

(1)集群外部环境。

首先,政策环境。包括政府机构及相关机构制定的旨在促进知识创新的法律法规、制度措施、行动办法等,对创新集群内部知识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导向作用,但是政策的变动也会使识别的市场机遇迅速消失;其次,市场环境。一个成熟的市场环境不仅包括消费市场,还应包括资本市场、中介市场等多个市场环境体系。高新技术的日新月异导致导致市场的变化及发展趋势难以预测,增加了创新集群内知识活动的不稳定性;另外,社会环境。有利于创新集群促进知识活动的社会环境包括人文环境和人才环境及区域的竞争环境。无形的人文环境若充满活力,会成为创新集群内知识共享与合作的重要动力,相反则会成为阻力。大学、科研机构为创新集群的知识共享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带来一定的影响;集群外部的竞争状况会使创新集群的战略发展受到限制或被迫调整,导致创新集群发展的不稳定性大大增加。因此,集群外部环境可以触发知识需求,但也可能会限制知识创新活动的选择和成效。外部环境的这些影响隐射集群内部管理系统上,进一步影响知识治理机制的选择。

(2)集群内部环境。

创新集群内部环境包括企业间的组织距离和关系契约。首先,根据Simonin[10]的定义,创新集群内企业间的组织距离体现在企业文化和制度惯例的差异上。制度惯例的形成有其路径依赖性,不同的惯例制度说明企业各自在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有较大的差异,可能造成在知识活动过程中的因果逻辑或者创新方式缺乏一致意见。而企业文化差异则体现出群内企业的管理风格、企业员工自身的追求与素质差异。当创新集群内进行知识和产品的创新合作时,组织距离过大会导致集群内不同思维模式和观念的冲突,从而阻碍创新集群知识活动的顺利进行;其次,创新集群内知识创新合作最终表现为一系列协议组成的契约。由于集群内的企业间合作时面临的任务复杂性不同,要缔结一个涵盖所有成员企业复杂性的契约会使仅有某一方面复杂性的成员企业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11]。因此,集群内企业合作的关系契约不可能绝对的完备,而这种不完备性导致企业之间的合作存在信任危机,进而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机会主义行为。所以,集群内部的环境因素与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效率有密切的联系,而选择适宜的以信任为核心的关系治理机制和网络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地减轻群内环境对知识活动的阻力。

4 结束语

影响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选择的因素很多,除了上述因素外还包括区域的经济状况、产业类别、信息技术、集群规模等,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制的选择决策。然而,本文基于微观视角,从知识活动过程出发,认为这些因素的影响作用相对于知识特性、知识主体和知识活动环境来说相对较弱,因此本文着重研究上述三个重点影响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交互影响,然而鉴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不做深入探讨。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并通过影响知识治理的动机、知识治理行为和知识治理能力实现对知识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因此必须将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考察。选择适宜创新集群稳定发展的知识治理机制,使集群运行效果达到整体最优,不断提高创新集群的综合实力和创新活力。

摘要：对国内外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制研究的重要文献做了介绍,以探究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基于知识活动过程的微观视角,从知识特性、知识活动主体和知识活动环境三个方面入手探讨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展开分析和讨论。

关键词：创新集群,知识治理机制,知识活动,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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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L SIMONIN.The importance of collaborative know-how: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7(05):1150-1174

治理商业贿赂长效机制 篇5

为继续坚决遏制商业贿赂滋生蔓延，进一步规范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行为，预防各种不正当交易行为的产生，推动“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深入开展，进一步强化职业道德、法制观念，使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认清商业贿赂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进一步提升医院形象，创建群众满意放心医院，特制订“治理商业贿赂”长效机制措施。

一、以提高人员素质为目标，构建防控商业贿赂思想道德机制防控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教育是基础，而抵制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起决定因素的是人员素质。以党员“争先创优活动”为抓手，深入开展职业道德、职业责任、职业纪律、职业作风教育，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增强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医务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从自身意识上、行为上对医药领域商业贿赂产生抵制和“反腐蚀”的作用。

1、建立新参加工作人员上岗前职业道德培训制度。将有关法律法规内容和职业道德内容列入新参加工作人员上岗前培训计划内容，主题突出，专题明确，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进行比较系统培训，增强新参加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意识。

2、建立正面引导与反面警示相结合的教育机制。利用近年来发生在卫生系统的商业贿赂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将受贿、索贿案情进行通报，以案说法，以案释疑，以案促廉，做到警钟长鸣。通过观摩警示片、写学习心得等形式，触动其心灵，树立正确价值观。积极

开展“维护医学圣洁，弘扬廉洁医风” 廉政文化建设主题活动，使医务工作人员思想上产生触动。

二、以重点管理为目标，构建防控商业贿赂管理机制

防控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制度是保障。结合开展“医疗质量万里行”和“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从规范内部入手，加强管理，通过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堵塞漏洞，做到以制度管理人、以制度管事，用制度防范商业贿赂的发生。针对重点人员、重点岗位和重点领域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1、建立健全药物使用动态监控制度和超常预警、公示、通报制。每月开展合理用药评价，对本院药物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对违规行为提出处罚意见。定期组织医务人员合理用药知识宣传教育，努力提高我院药品合理使用水平。药品使用动态监控结果按月汇总分析，并按季上报药事管理委员会。

2、建立健全医疗服务质量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完善落实各项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规范医务人员诊疗行为，切实做到因病施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建立医患双向承诺制度和大额医疗费用开支征求患者意见制度。

3、规范执行行政事业财物会计制度。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的财务监管，凡正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折扣、让利、优惠等，都纳入单位财务部门统一管理，杜绝账外账和“小金库”，杜绝科室收入与个人奖金直接挂钩等行为。

4、落实医德考评机制。认真落实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索要收受“红包”、“回扣”责任追究暂行规定。对收受“红包”、馈赠、回扣、提成以及乱收费、私设“小金库”、药品招标等方面列入医德考核积分管理。

三、以预防为目标，构建防控商业贿赂预防机制

1、完善院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全面推行院务公开制度和医疗服务信息公开制度，向社会公开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药品及医用耗材价格、医疗服务流程等。建立健全医院内部的人事、财务、采购等事项的民主监督制度，坚决打压和消除滋生药品器械回扣的空间，努力遏止医疗卫生行业的商业贿赂行为。

2、实行医药购销活动警示制度。对医药销售状况有嫌疑的药品予以警示、对进购状况有嫌疑的药品予以警示、对“大处方”予以警示。

3、建立医生用药评价制和超常规预警机制。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推行药品用量动态监测，对药品、医用器材采购、使用情况进行监控管理。推行大处方医生诫勉谈话和大用量药品淘汰制度。

4、建立重要岗位人员准入与轮岗管理制度等工作制度。医院对重点科室、重点岗位、重点人员实行领导告诫谈话签字制度，并实行廉洁行医承诺。对药库采购人员实行轮岗制度。

四、以落实制度为目标，构建防控商业贿赂监督机制

防控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监督是关键。医院加强对医院各科室和医务人员的监管，形成防控商业贿赂的监督制约机制。

1、建立廉洁自律承诺和反腐纠风责任分工制度。进一步明确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纠风工作责任分工，医院、科室、个人实行层层廉洁行医承诺。

2、畅通举报商业贿赂渠道。拓宽信访举报渠道，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鼓励职工群众举报。组织专门力量收集、分析商业贿赂案件线索，加大查处力度。

3、突出重点，建立落实行风督查通报制度。以总务基建、药品耗材使用量大以及重点财物管理方面等部门为重点，每季进行一次针对性的行风工作督查，了解防范措施和制度的落实情况、重点岗位人员的思想动态以及有无违规的情况等，在检查中发现的不足和漏洞及时进行整改，并将督查的情况进行汇总和通报，使防范商业贿赂的工作落于实处。

治理机制落后于全球化 篇6

全球层面上的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世贸组织，区域层面上的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国际安排是各民族国家所创制度的范例，当今的治理机制就脱胎于这些制度。然而这套治理机制有两方面的弱点。

其一是由于促成该治理机制的那些决定、政策和行动是可被推翻的。这就意味着，各国领导人能够任意延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推翻全球化，而有一堆因素会影响他们的决断，比如领导人本身的特定意识形态、面对强势利益集团或民意施压时的曲意逢迎等等。

另一弱点源自治理机制本身与经济全球化之间与日俱增的鸿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止，一直是前者推动后者，但此后经济全球化借着现代技术的春风和新兴国家的势头扶摇直上，远远领先于全球治理。

二十一世纪初，已有许多人关注全球化治理不足的问题。观察家们指出，随着经济相互依存性的提高，其潜在益处也将增长，但局部动荡亦将更加迅猛地波及全球经济。上世纪九十年代形形色色的金融危机表明，当时世界上尚无对抗全球经济冲击的周到机制。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市场一体化虽然明显让许多人尝到甜头，但也可能引发越来越多的摩擦，并让那些被全球化力量撇开或取代的人感到不公和挫败。同样，人们也有理由断言，世界上没有任何正式的制度，来确保磋商时能够顾及那些代表着相关人群和地区的声音。

尽管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生产与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加，全球经济决策权依然过度集中在少数先进国家手里。事实上，国际社会当时在某些重要议题上尚未一致同意如何决定由谁来做什么，而且在某些全球公共物品问题上，其实不存在任何具备有效权威的机构。

人们也充分认识到，虽然可以通过某些论坛来系统地处理各种全球经济问题，但这些论坛对成员资格限制得太死，比如八国集团（原七国集团基础上外加俄罗斯）。而另一些论坛，例如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定期召开的各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则缺少做出权威决议的政治影响力。

不幸的是，假如重新诊断一下当今全球治理的状况，会发现实际上十多年前提及的那些弊病依然存在，而且还平添两个火上浇油的难题：第一，全球化与治理机制之间的鸿沟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第二，国际体制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因为本世纪以来改革关键环节的诸般努力均已化为泡影。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未了余波，治理机制的漏洞昭然若揭。虽然我们可以认为，这场危机的某些根源正在于危机原发国的国内政策决议，但最终是因为全球经济关键参与者未能应对由全球化加剧带来的重大问题，尽管人们早已确认那些问题威胁着国际金融稳定。

在2007年夏天，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就有人警告说，全球宏观经济不均衡（即某些国家大量借入资金，而另一些国家大量贷出资金）终将酿成国际金融体系的严重动荡，而要防范这一恶果，惟有赤字国家与盈余国家通力合作，以稳住这种不均衡状态。当时也不是没有人强调，鉴于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国际社会亟须着力更新金融制度的监管方式。

在领导人层面的G20峰会的形成，尽管由2008年秋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所触发，但当时人们还是看好它的前景。至少大国领导人看起来准备直面挑战，弥补治理机制的漏洞。

然而，G20迄今未能妥善应对其初始议事日程上的关键问题。或许宣告G20彻底失败为时尚早，但它与其自诩的头衔“国际合作的首要论坛”依然相去甚远。

事实上，目前全球经济似乎势必趋于困顿。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举步维艰，而欧盟诸多成员国已身陷新一轮衰退，并面临着庞大的主权债务负担、银行业崩溃的威胁以及货币联盟垮台的潜在可能性。新兴经济体的情况相对好些，但它们的经济增长越来越脆弱，而假如发达国家的状况持续恶化，它们也将朝不保夕。

G20未能践行自己那些合情合理、不可或缺的承诺，这确实令人忧心。联手应对至今余波未息的2008年和2009年间发生的经济大危机，是块试金石，可以检验国际社会能否掌控当前出现的经济与地缘政治权力转移。目前为止G20未能通过检验。

尽管有证据表明合作有利于一切国家，但要落实合作却总是希望渺茫，坦白地说这真是一种耻辱。这种耻辱不仅事关G20。我们简直难以置信，在过去的两年中，欧盟货币联盟以及整个欧盟由于无法弥合经济一体化与治理机制间的鸿沟，居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们的这个世界，既由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式的主权国家整合而成，又亟须深度国际合作来应对共同关心的问题，此双重身份的共存所导致的困境非但没有被破解，反而愈演愈烈。矛盾的是，要破解经济困局原本要求更多的国际合作，但正因为这种经济困局，抵制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阻力反而更加强大、难以克服。这意味着，未来数年各国政治领导人得让他们的政府和社会顺应国内和国际治理的新要求，以便因应全球化提出的新要求。假如选择另一条道路，即放弃经济相互依存所带来的好处，则所有国家的利益都要受到损害。

知识治理机制 篇7

1 违法建设的本质特征

1.1 违法建设的概念

国家立法层面并无“违法建设”的专属概念和相关定义,反而是行政管理中的常用概念,是对应违反规划行政许可规定,导致空间结构改变的建筑物和构筑物修建的行为,即违反《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等规定,在城乡规划区范围内,未经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或违反建设审批规定的建设项目和建设行为,分为程序违法和实体违法。

1.2 违法建设的特征

违法建设具有三大特征:一是超现实的实用性。违法建设一般具有自用、租用和拆迁改造背景下的获益工具三种主要用途,因此对待违法建设则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和态度——理论的取缔和实践的容忍;二是违法建设行为相对人与受侵害主体叠置。违法建设行为相对人是短期经济效益的获得者,也是长期的公共利益的被侵害者,其收益来自于城市居民的税收,并构成非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三是违法建设行为相对人与治理主体叠置。由于违法建设的治理主体是政府,经济人的特征和任期制、考核制的政府行政行为的制度基础,使其行为选择往往呈现矛盾和焦灼状态,迫于现实压力一般采取“饮鸠止渴”的方式获得经济获益,在治理违法建设行政成本极高的情况下,转嫁、后移给下级政府和后任政府,体现政策多变,侧重短期的阶段特征。

1.3 违法建设的危害

和所有部门法相比,城乡规划违法建设是可能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最多、覆盖面最广、涉及面最大的类型。违法建设侵害国家利益、城市利益和公共利益,对城市人口、资源、环境持续造成巨大压力,阻碍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威胁社会正常运行秩序,严重危害社会公平正义,既使城市千疮百孔,杂乱无章,城市更新改造面临高成本、高投入、高风险境地,也使违法建设个人付出了后代非可持续发展代价。由于违法建设对远期的社会环境效益受损和区域发展机会丧失等非显性伤害,对人或物的直接现实侵害相比并不显见,因此侵犯的公共利益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很难界定,这也是法理研究需要突破的核心内容。

2 违法建设的治理困境

2.1 违法建设治理面临难以破解的现实困境

违法建设治理一直是城市管理最重要的难题之一,当前违法建设的治理难度较以往更为艰难,主要面临以下现实困境:一是拆除违法建设阻力大。由于历史原因,违法建设点多、面广,获益主体众多,治理过程中极易形成广泛性对抗;二是整治违法建设成本高。拆除违法建设工作目前由政府主导,非获益区域不仅拆迁补偿费用由政府支付,涉及的社会民生保障问题也由政府买单,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巨大;三是根治违法建设涉及广。违法建设是巨大的社会问题,一方面获取巨额利益是主要动机,另一方面违法建设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解决了低收入群体进城的住房和居住问题,由此造成了违法建设屡禁不止的现实;四是拆除违法建设社会压力大。我国大量违法案件属于程序违法和实体违法兼具,按照法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长期形成的违法建设民间容忍惯性和部分相关案件审理的非客观舆论引导,使得处理和拆迁违法建设面临极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2.2 违法建设治理面临难以根治的制度钳制

古今中外城市均有治理的传统,但当前城市违法建设治理加剧的的重要原因是面临制度钳制:

一是综合治理体系不健全,过度依赖行政管理运营,缺乏规范的法律体系制度和灵活的市场经济制度参与,存在治理机构不合法、治理过程不合规和治理人员不合章的行政困境,导致行政治理的运动式和人制化,难以应对违法建设的长期性与根植性。在“民不举管不究”的法律语境下,违法建设治理处于极易反弹、屡禁不止和法不责众的困局。

二是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政府监督缺乏有效力度。部分城市充分意识到违法建设的巨大危害,治理处于高压管控态势,但新生违法建设仍时有发生,有些违法建设并没有及时被制止和拆除,一方面反映出基层组织在落实决策上态度不够坚决,另一方面反映各级政府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乡和村在利益分配中话语权较少,当利益矛盾不能妥善得到处理时,往往转而从出租土地中获取利益。面对这种情况,单纯地进行问责难以被基层组织所接受,在情理上不能服众的处理结果使得监督机制的效力大打折扣。

三是行政制度设计不健全,基层治理缺乏主动担当。近些年一些地方政府开张了治理违法建设的专项行动,基层执法基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但基层治理效果差异显著。分析其中得原因发现,既有执法人员执行力的差别问题,也有基层执法人员考核问责制度的差异。执法过程中发生的所有问题全部由执法人员承担责任,即以个人的无限责任来维护公共利益,这种制度设计不能充分调动基层执法人员的担当意识,使执法工作缺乏主动性。

四是违法经济基础未根治,社会违法动力长期存在。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和产业链条,决定产业链不断裂的关键因素是成本控制,即同一产业链中下级产业的成本一定要大大低于上一级产业的成本。土地是城市中各类产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合法供应市场的大都是经过土地一级开发再入市交易的国有土地,所有产业的高土地成本没有形成级差,下游产业失去了合法生存的空间。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产业必然要寻找成本低廉的土地,这是农村集体土地上违法建设常发的根源。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人口,违法建设的租住市场、小产权房的交易市场来自于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和中低收入群体,低房租、低房价的主动选择与违法建设的数量获益不谋而合,导致社会违法动力长期存在。

五是拆迁改造模式不科学,治理结果违反城市规划。大多数城市违法建设高发区域位于城乡结合部,拆迁改造集中的地区多采用就地平衡的模式,即“拆建比”控制,虽然具体数值形象、概括出改造模式的经济效益,但基础是以房地产开发获得拆迁启动资金,带来的结果是绿地减少、建设用地增加的后果,既违反了城市规划,又随着改造成本的增加加大持续改造阻力。

3 违法建设的治理理念

3.1 违法建设治理意识的提升

与治理违法建设具有类似性质,涉及重大国家公共利益的相关制度包括计划生育制度、殡葬制度和禁毒制度(以下简称三项政策)。经过比较可以发现以下区别:一是三项政策均较早受到国家重视,计划生育政策上升为国策,殡葬政策、禁毒政策均受国家立法支持,而治理违法建设尚未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地方政府面临极大的治理困境;二是三项政策均有明确的常设治理机构和人员制度保障,治理路径采用行政、法律、经济三管齐下,相比较而言,由于殡葬的特殊性,经济手段调控相对较弱;三是三项政策处罚措施都极为严厉,而违法建设的治理与其完全不同,尚需大量的政府投入作为补偿;四是三项政策已经形成广泛的社会基础,而违法建设治理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政策对比的目的在于违法建设治理应充分借鉴三项政策的国家重视、法律保障、制度保障、重视处罚等方面的经验,同时三项政策形成之初同样面临困境,需要一定时期的强制性约束形成社会共识,因此违法建设治理需要的是国家和各级政府下定决心,持之以恒,更重要的是对违法建设治理的认识高度的提升(见表1)。

违法建设的治理基础是违法建设的认定,并不是简单的是与非的判断,而是从是否符合城市和区域发展、保护需求、利用角度的公平、公正裁决程序的建立和分区分类治理模式的形成:一是可整体保留补办手续(小产权房、区域性市场、仓库、无污染产业建筑等);二是补充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可暂时使用、远期拆除改造的出租房区域;三是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对城市景观环境有重要影响的必须拆除建筑和区域。根据历史管理失误和发展必然所导致的违法建设产生的两种原因可能要有两种态度:认账和容忍;对待未来的违法建设只能有一种态度:零容忍。

3.2 违法建设治理理念的变革

违法建设类型多样涉及面广,在治理途径上需要复杂的制度设计和渐进式的改革落实,因此需要切实转变违法建设的治理理念,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单一治理向系统治理转化。疏堵结合,将治理违法建设同实现科学发展、维护安全稳定、促进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改善民生与构建和谐社会相结合,不断研究与违法建设拆除相关的其他治理渠道,将违法建设与流动人口、环境保护、产业升级、旧城保护、民生改善等具体工作相挂钩,从城市管理的高度构建系统化模式;二是运动治理向常态治理转化。将拆除违法建设作为各级政府发展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融入到各项日常工作中,使专项行动逐步转变为常态化工作,从而建立起治理违法建设的长效机制;三是对事治理向对人治理转化。加大对违法建设行为相对人的惩戒力度,加强法律角度的违法危害认定,为刑事处罚和经济处罚奠定法律依据;四是行政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化。总结研究违法建设数量、性质、成因与城市发展建设之间的定量定性关系,通过市场调节、社会保障、舆论监督、司法约束等综合手段控制违建行为,而非单纯的拆除或“拆”+“改”,实现行政治理手段的全面突破。

4 违法建设的治理机制

4.1 完善政府治理机制

为实现城市建设管理的长治久安,理念必须转化为制度。构建违法建设的长效治理机制应从完善政府治理机制入手,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各级政府充分重视,根本治理违法建设。违法建设治理难度大、期限长,必须全社会共同治理。共治的前提是广泛的社会共识,因此首要的是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到违法建设的危害,形成坚定的国家彻底根治违法建设理念,并确保违法建设治理政策的长期性、连贯性和有效性,将拆违纳入政府考核绩效。

二是违法建设治理立法,保障城市依法行政。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是治城之重器,国家应尽快制定和出台《违法建设禁止法》,并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先行加强行政立法,具有立法权的各省市政府应率先出台地方违法建设禁止条例。《禁止条例》应明确违法建设法律责任,界定从重处罚的犯罪情节,立法严厉,缩短由滥到治的过渡时期,并有计划消化和处理存量违法建设。

三是设立专门治理机构,保证常态管理基础。借鉴我国三项政策,设立专管禁违的专门机构,明确“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的强化堵源截流禁违工作机制和保障机制,全面规范禁违业务工作、构建完整的禁违工作体系,将执法人员的无限责任转化为有限责任,保障其个人基本利益,遏制其滥用权力,并将违法建设治理成效纳入政府考核指标。

四是改革完善执法程序,提高执法检查效率。贝卡利亚在其传世之作《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根据违法建设的特点建立迅速和及时的执法程序,确定刑罚的坚定性,坚持违法建设既得利益的丧失原则,提高执法效率。

五是加强禁违宣传教育,实施制止奖励机制。预防犯罪的最可靠但也是最艰难的手段和措施是完善教育,加强宣传,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采取各种形式开展禁违宣传教育,普及规划建设知识,增强公民的禁违意识。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城乡规划建设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禁违宣传教育。通过新闻、出版、文化、广播、电影、电视等形式进行全方位宣传教育,形成社会共治共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应当加强本单位禁违宣传和管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及禁违行政主管部门,加强禁违宣传教育,落实禁违防范措施。

4.2 制定创新疏导策略

违法建设的发生原因复杂,必须从根源解决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

一是建立良性利益分配机制。针对各级政府,建立起市、区、乡、村四级的良性利益协调分配机制,摒弃只堵不疏的老路,采取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办法,促进监督制约机制真正发挥作用,为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是改进相关配套制度。改进城乡规划审批、管理、监督机制,改善行政效能,明确规定哪些改造属于不需申请的,提供居民正常改造建设申请的具体路径。反思与违法建设动因相关的产权制度和经济政策,将治理违法建设同城市产业转型发展相结合,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单一土地储备的供应土地方式,扎实制定拆迁安置政策、补偿政策,确保政策连贯延续性,减少违法建设行为发生的制度空间。

三是制定智慧人本改造方案。政府治理近期应先侧重城乡接合部外围违法建设量较少的区域,并建立严格的约束机制。针对已有大量违法建设区域,近期通过《出租屋法(条例)》的实施解决基本安全和公共服务问题,远期趋于衰落状况出现后再行治理,降低治理难度。利用补偿村民住房和村集体的面积规划外来常住人口可支付的小面积健康住房,促进本地人收入增加。农村集体土地上结合城镇化和新农村改造,根据不同情况制定政策,逐步引导农村宅基地上的建设行为,拆除现有违法建设,消除建筑和消防安全隐患。国有土地上通过棚户区改造与拆除违法建设相结合,解决居民合理诉求。

4.3 全面实施严堵方法

为逐渐消化存量、严控新增违法建设,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建立分类治违措施,解决存量违法建设。首先加强网格化管理的日常巡查报告,建立拆除违法建设的专业队伍,职能固定在治违拆违,技术水平专业,做到新生违法建设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拆除。其次通过制定和落实相关政策,鼓励乡镇成片拆除低端的集体产业违法建设,建设符合城市功能定位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产业,引导走新型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最后,强化行业监管和社会舆论监督。城镇居住区应充分发挥社区管理、物业管理和居民的监督监管作用,建立社区管理责任制,充分发挥监管作用,对发生违法建设的居住小区物业管理公司采取警告、罚款,严重者甚至通过建委资质审查取消执业资格的处罚,建立社会管理志愿者机制,并制定相应的奖励措施。

二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夯实源头防治依据。对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形成覆盖城乡房地一体的不动产登记体系,保持调查成果的现势性,为治理违法建设提供基础信息支撑。

三是建立对人处罚制度,形成共识共治氛围。将违法建设信息纳入个人征信系统,建立政府强拆的费用追偿机制,让违法责任人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和长远的信用损失。增加罚款额度,推动刑事处罚立法,出台《违法建设处罚办法》和适用代履行、立即代履行拆除违法建设的程序性规定,以及利用征信系统追缴代履行费用的告知指导意见,对严重的违法行为进行界定并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增大违法成本,提高法律的震慑力度。

四是确定关键时间节点,建立配套约束制度。各城市应依据地方实际确定违法建设的时间节点,即某些时间节点范围之内的违法建设是政府可以承认并根据拆除进度完全补偿或部分补偿的,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清零时间。对新生违法建设实施“零增长”,需健全举报和反馈制度,落实属地责任制,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执法机制,确保无缝执法。

参考文献

[1]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知识治理机制 篇8

一、规避非遗的过度产业化是非遗保护与发展的迫切要求

非遗产业化作为非遗保护与发展工作中的一种手段与途径无可非议, 它为非遗传承与保护提供更为广泛的社会资源供给, 甚至是提供了一种自我循环、自我发展的良性造血机制。对非遗产业化的简单否定不符合当前非遗传承与保护的现状、诉求及规律。当期需要规避的是非遗产业化的“越界”问题, 即非遗产业化背离了促进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宗旨, 走向了单纯发展产业化, 以产业经营绩效、产业规模为评价指标的发展歧路, 甚至是以稀释、伤害乃至牺牲非遗的物质形态与文化内容来谋取经济利益。比如非遗产业化侵蚀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想与文化内涵, 随意曲解非遗的文化典故、精神意蕴等, 对非遗内在文化基因及精神脉流造成伤害;随意对非遗进行现代化改造、复制与规模扩容, 造成原始非遗物质形态的破坏, 把独占性、特色性的非遗手工艺简单扩充为规模化、机械化生产, 借扩大影响之名伤害到非遗手工艺技术传承的“命脉”, 忽视现实承载量, 不设门槛, 盲目扩大参观人流量, 造成非遗难以承受人流、物流之重;个别非遗成为部分群体“圈养”的“私家庭院”, 成为他们举办私家娱乐活动的场所, 满足他们浮夸的文化心理, 却从本质上改变和诋毁了非遗的性质及价值。非遗的过度产业化对非遗的物质形态及文化内涵造成了直接的伤害, 严重影响到了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这已经成为当前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非遗过度产业化问题的解决思路

非遗的过度产业化问题成因复杂。既有文化市场内在发育、产业竞合格局自我调适、文化市场环境自我净化能力相对欠缺问题, 也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非遗研究机构、行业组织等监管与引导不力的问题, 它深刻附着了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 追求享受、崇尚金钱、利益至上等多元价值观念交错滋长的烙印, 是新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进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前解决非物质遗产过度产业化的问题主要有三种思路。一是凭借市场的力量, 通过发挥市场的自我感知、自我调适、自我净化、自我发展的功能, 实现正向发展力量对非遗产业化进程中越界、过载行为的扭转与规制, 并以市场化的机制与手段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调控机制。比如非遗过度产业化中所呈现的简单利用现代工业技术复制特色手工艺产品的问题, 虽然在初始阶段可以凭借外在的形式类同获得市场青睐, 为机器化生产、规模化发展提供市场空间, 但在市场的深度接受过程中, 机器化生产过程中所灭失的手工艺技艺对细节的打磨, 特殊技法背后所孕育的文化风俗特色因子等越来越会显示出其对非遗产业化的内在支撑力。失去了特殊技艺及文化内涵的“类非遗”“机器化”产品将迅速被市场所排斥。这种市场发展的必然反映及内在规律促使相关企业在非遗产业化进程中更好地注重对非遗传统技艺的继承与发扬, 沿着正常的轨道前行。正向产业的力量, 市场的无形的手趋导着非遗产业化的方向、质量、内容与速度等。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的反映及导向规制效应的发挥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在市场经营主体发现非遗过度产业化的危害并加以整改时, 往往已经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这对有些不可复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将面临沉重的代价。同时当前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 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规则等仍有待完善, 市场作用的彰显仍需要一个过程, 同时在政府行政决策推进非遗产业化的背景下, 市场的力量的发挥将受到更大的局限。二是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属性, 将其从一般的文化资源开发中区隔出来, 放弃市场化运行机制与体制, 将非遗产业化严格纳入政府决策议题与监控程序。比如对非遗产业化项目的审核、产业化的方式、规模、运行机制、绩效评价等进行严格的行政规制。依托相关非遗专家、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产业化的步骤、细节等进行微观掌控, 建立常态化的动态监控系统, 将潜在的过度化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其优点能够有效掌控非遗产业化的实施路径, 深入落实政府对于非遗产业化的政策意图, 实现可观、可控、可治, 将非遗产业化的风险因素化解到最小。其缺陷是栓塞了市场资源进入非遗产业化的通道, 切割了非遗与市场要素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遗产业化的实施平台, 消减了非遗产业化的内在动力。第三种模式是有限管制与有限市场的结合, 实现政府有效指导下的市场运行模式。非遗产业化明显区别于一般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 其发展逻辑应该与公益性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具有内在的“耦合性”。即在发展过程中, 注重市场要素的引入、市场动能的激发、市场环境的营造、市场空间的拓展, 但必须将市场严格纳入到政府调控的范围中, 紧紧围绕“有助于非遗传承与保护”的议题, 隔离反向作用因素, 确保所有市场功能的发挥都服从与服务于这个主题。将市场从“主导力”、“指挥棒”的角色转化为“要素与资源的供给平台”, 最大化地发挥好“计划”和“市场”两种方式、两种手段的功能与作用。当前, 第三种模式是有效规避非遗过度产业化风险, 趋利避害, 实现非遗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三、非遗“过度产业化”的治理原则及治理机制

一是即行阻隔原则。非遗产业化和其他产业发展一样, 经历产业成长与发展的过程, 具有自我发酵、自我延伸效应, 产业发展进程中涉及面广、影响力大, 有些非遗项目在产业化进程中还涉及到较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入, 涉及产业整体定位及对外形像建构等。面对非遗产业化进程中的越界行为, 不能采取渐进性阻止或者包容性处理的办法, 防止越界行为的持续发酵、不良产业效应的持续延伸, 甚至以既成事实的方式, 将过度产业化变为合理化、常态化。对非遗过度产业化行为, 必须本着社会效益至上、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至上的原则, 立即采取法律、行政、经济等综合措施加以果断制止, 不留任何越界行为的后续施展空间。

二是综合处理原则。非遗产业化与区域旅游及文化市场的开发密切相关。非遗开发热, 非遗过度产业化同样会累及服务业中介体系建设及配套环境营造、土地供给及文化投融资权益保障乃至基本建设的布局设计等, 涉及多种要素、各个环节。所以在非遗过度产业化的治理中, 必须始终坚持综合处理的原则, 着眼全局, 有效平衡非遗产业化所涉及的资金投入、土地使用、人员用工等方面的问题, 尊重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兼顾各个群体的利益, 努力形成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使问题的解决与各个利益主体人接受度紧密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 尤其要强调的是, 综合处理原则的建立旨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在全局层面把握关键与疏通矛盾, 形成整体性的解决方案。它并不排斥在具体工作推进过程中, 按照从易到难的原则, 建立梯级推进的路线图。

三是区别对待原则。非遗产业化项目存在多种形式, 非遗过度产业化危害性质与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要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对于严重损害文化古迹、文化遗存、恶意曲解乃至低俗解读非遗文化内涵的行为, 要在立即制止的同时追究有关当事人及领导的责任, 并责令其澄清影响, 最大限度地恢复原貌, 减少损失, 要严格禁止出租非遗场所举办会所、从事商业活动行为。对于一些复制非遗历史古迹、借用非遗品牌, 机器化、规模化生产“类”非遗产品的企业, 则要严格规制其产品宣传界限, 向受众讲清其产品性质, 避免“类非遗”产品的蜂拥消减非遗的文化内涵、折损非遗的品牌效应。对于一些游离在合理“产业化”与过度“产业化”临界点的经营行为, 要积极加以引导与管理, 防微杜渐, 花最小的代价避免问题的发生。

在非遗过度产业化的治理中, 要建立相关职能部门联席工作机制。通过召开联席会议或者发布协办抄告单的方式。由政府文化部门牵头, 国土资源、财政、人力资源及劳动保障等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 协商解决非遗过度产业化所引发的问题, 兼顾彼此工作内容与节奏, 提出系统化的解决方案。文化部门是治理非遗过度产业化的主体, 负责协调相关职能部门, 做好非遗过度产业化的跟踪、监控、治理及善后各项工作, 具体可以责成文化部门某一职能处室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承担该项工作。

要建立健全非遗过度产业化治理制度为契机, 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系统化管理制度。要明确非遗过度产业化的治理制度。一是厘清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非遗过度产业化案例的定性依据及标准, 通过标准的确立, 更好地分析现状、厘清问题性质、增强预警效用。二是建立非遗过度产业化的预警、监控、处罚机制, 明确预警的标的物内容及采集方式、监控的手段与方式、处罚的标准及内容等, 做到各个环节层次相叠, 处罚执法有据。三是明确非遗过度产业化疏导与解决机制。即探讨以怎样的方式, 针对不同类型的非遗过度产业化状况, 进行分门别类的处理, 最大地消减风险, 减少不良影响, 更好地趋利避害。在这里, 尤其要重点强调前置管理机制的运用, 努力将问题解决在“未发”或“萌芽”状态。比如要强化审批环节, 对非遗产业化项目实行“一案一审”, 尝试发放牌照制度。通过非遗产业化经营主体定期报送经营动态数据及预防过度产业化专项指标内容, 文化主管部门不定期走访与抽测、群众及社会监督的方式对非遗产业化进程进行实时监控。根据不同的违规状况及潜在违规风险, 予以不同层级的警示。

中国农村扶贫治理机制研究 篇9

委托—代理理论一直都被经济学家们应用于研究现代企业, 即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造成的委托人利益受损现象。在公共行政领域也存在着众多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监督弱化和激励不足等原因, 同时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 出现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代理问题。代理人作为“经济人”存在所谓的“机会主义倾向”。解决代理问题的最佳办法应是建立一套既能够有效地约束代理人的行为, 同时又能激励代理人按委托人的旨意及设立的目标而努力工作、减少代理成本、实现委托人与代理人双方的“帕累托最优”的机制或制度安排———激励与约束机制。

扶贫治理机制就是使代理人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避免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倾向以及损害委托人利益的问题发生。主要是对扶贫治理的目标约束、制约机制和制衡机制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国农村扶贫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一种模式, 但扶贫治理的主体已经超出了政府的多层级政府机构, 而延伸到了村社及贫困农户, 这些部门在农村扶贫及项目管理与实施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就显得尤为关注。

因此, 扶贫治理机制应由以下要素构成, (1) 扶贫战略及目标体系; (2) 扶贫组织与管理体系。包括扶贫治理决策机构、执行机构; (3) 扶贫法规制度体系。包括:扶贫政策与法规体系, 组织管理、预算、责任与绩效等制度; (4) 扶贫监督体系; (5) 扶贫信息系统。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和机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二、中国扶贫治理机制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的, 所以无论是部门外部还是部门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 其实质都是各部门的领导代表其部门参加博弈。威尔逊 (Wilson) 曾经指出在政府机构代理关系中的两个关键特征:一是代理人有多重任务;二是政府机构有多重委托人。在农村扶贫过程中, 政府机构也难逃这种厄运, 如多个利益集团会对某一公共支出部门的决策施加影响。

1. 农村扶贫组织及参与主体。

中国的扶贫开发实行分级负责、以省为主的行政领导扶贫工作责任制。为了协调各个参与农村扶贫的部门之间的关系, 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各级政府的跨部门扶贫领导小组,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是国务院的议事协调机构, 在领导小组之下, 国家相关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 (市) 、县级政府也成立了专门的扶贫开发办公室, 负责本地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央的各项扶贫资金在每年年初一次下达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实行扶贫资金、权力、任务、责任“四个到省 (自治区、直辖市) 。所有到省的扶贫资金一律由省级人民政府统一安排使用, 并由各有关部门规划和实施项目。

中国农村扶贫参与主体众多, 主要参与主体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组成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扶贫机构: (1)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 国家部委。国家 (地方发改委) 与以工代赈计划、财政部与财政发展资金、中国农业银行与专项扶贫贷款以及政府其他业务部委;同时, 相应各地方也设立对应扶贫机构: (3) 省扶贫机构; (4) 地市级扶贫机构; (5) 县级扶贫机构; (6) 乡村扶贫; (7) 贫困农户;在不考虑各机构内部层级机制的情况下, 农村扶贫参与主体层级链达到6~7级。

2. 扶贫治理机制中的多层委托—代理关系。

国家扶贫资金的管理层有四层, 并且是按行政规则逐级管理的, 这种管理可以看做是多重委托—代理, 即国家、省 (市) 、地区、县这四级管理层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其中, 国家是最初委托人, 县是最终代理人, 省 (市) 、地区既是一级委托人, 又是一级代理人, 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约束着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部门与支出部门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扶贫项目运作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等。目前中国的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一般都没有签订具有强约束力的或比较规范的合同契约, 只是根据国家扶贫战略及目标任务要求和各地贫困人口、贫困状况来确定扶贫资金的总规模, 然后再将资金下拨给各省相关的扶贫部门。同理, 省与地区之间、地区与县之间也存在类似问题。从运行过程看, 这种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使信息的传递, 责任的归属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找不到对扶贫资金真正负责任的人, 这种管理状况不是造成扶贫资金的流失, 就是造成扶贫资金的低效率投放。在农村扶贫过程中, 因内部信息或外部信息问题而导致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行为, 影响政府扶贫预算资源配置效率。

三、中国农村扶贫治理机制现状分析

1. 农村扶贫战略目标定位与政府预算。

从中国反贫困战略的形成及其实现目标和指导方针上, 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政府实行的是以促进贫困人口集中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来实现减缓和消除贫困目标的战略。实行分级负责、以省为主的行政领导扶贫工作责任制。这种战略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在扶贫主体的确定上, 过高估计了政府在地区经济增长成果分配中的作用。 (2) 在扶贫客体的确定上, 注重宏观区域贫困, 对微观层次上的贫困村、贫困户重视不够。 (3) 在扶贫方式上, 注重物质资本的输入, 相对忽视了对人力资本的的开发与塑造。 (4) 在扶贫内容上, 重视改善供给, 轻视刺激需求。

对于中国农村的扶贫目标实现, 现行的政府预算管理没有一个科学保障体系, 在治理机制、预算管理及内部控制方面没有形成关联体系, 预算编制、执行、评价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 不仅是一个连续一体化的过程, 而且是相互作用, 周而复始的循环, 以实现对整个扶贫运行过程和结果的最终控制。近年来, 农村扶贫过程中所暴露的预算管理中种种问题, 与忽视整体治理机制转型的改革路径不无关系。

2. 扶贫组织机构膨大, 层级多, 管理协调成本高。

扶贫组织与管理体系是扶贫开发的组织载体和依托, 它构成反贫困的运作系统和传导机制。中国农村扶贫实践中, 扶贫组织与管理体系主要问题为:一是机构组织膨大、管理层级多。中国农村扶贫组织中形成中央、省 (自治区) 、地市、县、乡、村六级行政组织机构, 这些行政部门的作用在农村的扶贫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二是扶贫机构与地方的市、县、乡各级政府之间没有直接的直线隶属关系, 所需扶贫经费只能向有财权的各级主管机关申请, 对扶贫的统一规划和部署也无从做出;三是在扶贫资金管理体制上, 条块分割, 责权分离, 扶贫步调难以协调一致。各部门资金按各自行政渠道切块下拨, 资金使用分散, 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 以致资金使用效益较差, 资金浪费、沉淀甚至损失严重;四是贫困农村社会经济组织机构功能缺位。农村组织在落实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慈善、治安、计划生育、卫生服务、司法矫正、环境保护、社会纠纷基层调解和生活服务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实质性作用。贫困农村的社会组织水平一般都很低, 村民自治组织在人民公社解体后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社区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处于“无人管事”的状态;五是农村扶贫工作是完成某种“政治任务”。尤其县乡级定期换届几年一个轮回, 直接影响到扶贫模式的选择、扶贫对象的瞄准、扶贫深入的程度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扶贫中采取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其结果是:一方面, 扶贫工作组力量薄弱, 不堪重负;另一方面, 其他大量有效的扶贫资源被闲置, 没有对政府现有的各种行政资源进行有效配置。

3. 扶贫治理决策与执行功能模糊, 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

扶贫组织机构膨大, 条块分割, 扶贫资金的多头筹集和多头管理, 有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管扶贫的议事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地方司管以工代赈扶贫资金项目、国家财政部农业司管财政扶贫资金项目、国家农业银行管信贷扶贫资金项目、国家民政部管救济 (供养) 扶贫等;在地方, 从省到县也设立了相应机构, 特别是西部各省除了对应设立上述机构外, 还有民族地区开发办等。并且资金及项目决策与执行功能没有很好的分离, “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例如有的县把扶贫资金的一部分挪用补发职工的拖欠工资;有的把扶贫资金用作部分工业项目的补充流动资金;也有相当一部分严重不符合放款规定, 如用扶贫资金炒股, 炒房地产, 大吃大喝, 公款私用, 购置高档办公用具等。这类现象不仅在扶贫资金管理机构存在, 而且在涉及到资金具体使用的有关部门内也普遍存在。

4. 扶贫法规、政策、制度不健全。

一是扶贫政策法规。中国现在扶贫工作还未立法, 对扶贫中出现的问题目前主要靠政策约束, 并且以财政政策为主, 政策的整体变动、区域变动和时间性变动较大, 实际执行中的弹性也大。二是制度保障。集中体现在贫困农村社会经济制度的缺失与不完善.典型的“二元结构”在贫困农村体现尤为突出, 具体表现为农村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 人力资源投入严重不足, 受教育上的不平等, 社会保障上的边缘性, 文化、卫生与基础设施供给不足, 城市化进程配套制度不到位, 财政转移支出不平衡, 农民土地权益常受侵害, 农村经济发展资金短缺, 农业风险化解困难, 农村返贫困问题严重, 扶贫资金屡被侵占, 户籍没有体现国民待遇, 生态环境得不到改善, 政治参与不够等等严重阻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

5. 扶贫监督功能缺失。

中国农村扶贫监督体系缺失具体表现为:一是没有专门设立监督反贫困治理工作的机构。政府无法对扶贫项目实施必要的管理及对扶贫部门的工作绩效进行有效核查。特别是由于中国扶贫机构并没有按照财权与事权分离的现代管理制度进行设置, 所以导致一些扶贫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自觉不自觉地把自身等同于类似于财政部门的政府组阁部门, 催生了寻租 (权) 等腐败现象。而监督体制在扶贫资金管理上所缺少的制度化检查和责任追究, 无疑更助长了扶贫资金的“漏出”, 增大了扶贫运作的成本;二是缺乏公众强有力的外部监督。政府部门暂时不能把扶贫项目实施的步骤、对象、存在的问题、资金到位的情况、资金发放的情况等向广大群众定期公示, 接受群众的监督, 而各乡、村的扶贫组织还不能做到及时解答群众提出的疑问, 目前的反贫困治理还很难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和公开。

6. 扶贫信息报告系统。

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是国家统计局根据农户抽样调查结果推断出来的, 只有总量和大致的地区分布, 并不知道哪些农户和人口是贫困户和贫困人口。这种状况必然使扶贫工作的针对性大大削弱, 相当一部分贫困县目前实行所有农村户口的居民都有资格获得扶贫贷款的政策。这种状况不改善, 即使银行体制的改革使大部分贷款能够到户, 也避免不了扶贫投资的利益大多为非贫困人口享用的可能。

四、农村扶贫治理机制改进的建议

通过上述对中国农村扶贫治理机制的分析, 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创新, 确立法律制度, 完善政策体系, 建设保障机制, 细化扶贫战略与目标, 重组扶贫组织机构与管理体制, 形成制度规范下的有效的农村扶贫治理机制。

1. 改革政府扶贫预算管理, 保障农村扶贫战略目标实现。

深化包括部门预算改革、绩效预算改革等各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提高预算管理的“精细化、科学化”水平。其实质内涵包括战略预算编制准确、实际运作管理高效及战略风险评估、识别、调控有效。其有效执行必须依靠各级政府管理主体 (各级责任中心) 的决策和执行效率, 这取决于各级责任主体及利益相关者的素质和组织结构、管理模式、财权配置等制度安排, 这是农村扶贫治理机制有效性的保证。

农村扶贫预算管理要做好以下几个环节的工作:一是必须把扶贫战略管理目标有效嵌入预算管理体系中, 使目标转换为可操作的预算控制标准;二是由于农村扶贫周期较长, 不确定性大, 管理风险性的存在, 其效率决定扶贫战略预算管理效率;把预算作为调控标准, 对资金运行过程和结果进行有效调控, 这是预算运行的关键;三是扶贫资金及项目运行效率的评价。这是扶贫战略目标管理循环的基础;四是绩效考评制度是结果导向管理理念的重要体现和衡量项目执行效果、实行问责制的重要手段。对应立项时的各项重要内容和影响评估, 有助于督促立项论证形成的保障政策得到有效落实。

2. 重组扶贫组织与管理机构, 使决策与执行职能分离。

地方政府专职扶贫部门的定位。具体而言, 省、市、县、乡四级政府, 明确职责、合理定位。省级政府扶贫机关负责对扶贫进行总体的安排部署, 通过区域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对贫困地区的政策性损失进行补偿, 为引进资本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 以改善基础设施为基础手段降低贫困地区的交易成本。市一级更多的是协调、指导、服务角色。县政府负责具体事务的实施和执行, 与省、市政府相比较, 应重点突出县政府的扶贫职责, 依靠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规划促进贫困地区比较优势项目的发育;乡政府是县级政府管理的最直接的延伸, 其主要职责是协助上级政府, 并具体落实。

政府专职扶贫部门与其他非专职扶贫机构的关系定位。确立政府专职扶贫部门的主导地位。确定政府专职扶贫部门作为主管部门的行政职权, 整合其他非专职扶贫机构的扶贫资源, 确定扶贫事务接受专职扶贫部门的统一管理。建议将扶贫开发办公室由政府议事协调机构调整为政府组成部门, 行使行政审批和项目主管职权, 承担相应管理责任, 使其与扶贫开发的长期性、艰巨性、战略性统一协调。

规范村民自治, 加强村级组织建设,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寻求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实现形式和机制。从法律、制度、体制、机制、组织和方式等方面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突破村民自治困境, 化解村民自治的约束机制和制约因素, 着力培育、发展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服务组织, 拓宽公共参与渠道, 疏通利益表达机制, 为提高贫困人口的体力和智力素质创造条件。

3. 完善扶贫法规制度体系。

尽快制定反贫困法。反贫困法的内容必须对贫困线、贫困监测系统、扶贫资金的筹集、扶贫系统的组织结构、扶贫工作的监督、扶贫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各个环节给予科学、系统的规定。

完善政策体系。完善的反贫困政策体系是中国农村反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可以为中国扶贫制度从纵向扶贫向横向扶贫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改变目前财政政策运用得较多而其他政策明显不足的趋势, 完善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体系必须综合发挥包括财政、税收、金融、产业等各项政策的作用。

健全农村扶贫治理配套制度。一是完善贫困农村公共服务制度。按国民待遇原则完善贫困农村公共产品服务制度, 消除城乡差别, 并有计划、逐步实现农村贫困地区全覆盖。二是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明晰土地产权, 严格土地征用的规范管理、不断完善土地流转手段, 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把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同农民的生存保障结合起来。三是创新农村金融、保险制度。统筹农村金融需求, 解决农村支农金融机构布局不合理, 金融产品不适、农村农户贷款抵押担保缺乏的问题;农业保险供给不足、农村与农业发展风险无法化解, 需要国家在政策制度上进行合理安排, 使农村及贫困地区能够得到应有的保障。四是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制度。制定生态环境考察评估制度, 对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 采取生态移民方式进行化解, 并进行逐步治理;同时采取引导产业升级、发展循环经济、减少生态环境与资源负担,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五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逐步形成一个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培训格局, 解决贫困农户求学与就业的矛盾。

4. 建立严格规范的检查、监督和评估制度。

增加扶贫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把项目决策程序、扶贫资金和物资的发放标准和程序、项目验收的标准和程序全部公开, 使贫困群众和新闻媒体能有效地监督整个扶贫过程。把贫困地区群众的综合评价和扶贫工作的效果及扶贫干部的廉洁自律作为对扶贫干部的评价和晋升标准, 从而避免弄虚作假、谎报政绩的现象发生。行政监督机关和检察院对扶贫工作要严格依法监督。对违法犯罪及侵犯贫困人口权益的行为要严肃查处。同时, 所有扶贫工程完工后要报项目资金主管部门验收, 接受财务审计。贫困县、贫困乡要自检自查, 接受上级政府、监察及司法部门的联合验收检查。项目完成后, 要组织政府相关部门干部、专家和群众代表参加的综合评估, 总结经验教训。

5. 建立客观、动态的贫困监测报告系统。

构筑持续监控、功能较完备的信息系统, 实时连接扶贫管理各环节。在全国扶贫机构组织范围内建立扶贫统计与报告系统, 覆盖各省、市、县、乡、村, 其具体职责是根据各地农村扶贫情况, 统计贫困人口数字、扶贫资金投入、扶贫项目进展和脱贫等信息, 保证和监督贫困统计信息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为各级政府在扶贫决策时提供科学的依据并提供咨询服务。这样可以较好地防止贫困统计信息的失真, 提高扶贫工作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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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谣言的治理机制探究 篇10

网络谣言影响政府管理、危害网络社会稳定, 并波及现实社会, 需要政府、媒体及网民等各个方面建立积极有效的硬性治理机制, 以应对突发谣言, 了解舆情, 缓解网络社会情绪紧张。从长远来讲, 法律、道德、公民素养等各方面的软条件对于预防网络谣言具有不可或缺的约束意义, 是治理机制得以贯彻执行的保障。综合硬性机制和软条件, 笔者尝试提出以下治理机制:

一、公开、透明、互动的谣言控制机制

(一) 政府公开信息、引导舆论

真话不说, 谣言登场;大道不畅, 小道必猖。如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所说:掌握信息的人越封堵越不告知, 谣言就越盛行。[1]根据霍夫兰的预防接种理论, 思想免疫力是可以培养的, 首先使之接受不太强烈的反面观点, 形成免疫, 这样在面对以后强烈的反面观点时, 就不会轻易改变原来的态度。随着近年来国内突发公共事件频发, 政府及相关部门汲取教训, 日益了解信息公开透明的重要, 相关机制日趋成熟。

《人民日报》曾经刊发系列文章探讨“为何谣言这么多”, 认定人们宁愿相信谣言的深层原因在于作为社会情绪稳定器的公信力被严重损耗, 文章最后呼吁“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尽快从制度层面寻找长久出路, 用心加以解决, 否则未来将可能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2]谣言止于智者, 以政府主导, 从源头上建立谣言防控机制:1.正确利用官方网站, 定期发布信息, 提供有据可查的信息源;2.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 定期和网友交流、谈心, 把握网络舆论;3.适应网民兴趣, 与时俱进, 积极利用新媒体:开通官方微博、关注相关论坛、运用博客引导热点问题、播客、视频与群众在线沟通;加强政府与网民的互动, 及时听取民间意见, 培养一批媒介素养较高的民间意见领袖, 关注网民的声音;4.建立网络警察制度, 对故意散布谣言者进行惩戒;对不明真相、无意传播谣言者予以解释, 使谣言止步。

(二) 媒体自律、积极辟谣

二战的时候, 波士顿《旅行者先驱日报》为惩治谣言采取了一些措施, 在报纸开辟“谣言诊所”专栏, 每一期都会选取当前流传比较广泛的谣言进行反驳, 或采访无可争议的领导人, 或介绍一些使谣言无法成立的社会事实, [3]这也启示我们, 媒体要避免自身成为谣言的策源地, 尤其是传统媒体, 作为公信力的媒体代表, 要注重对自身公信力的维护和保持。谣言止于智者, 作为监督部门、社会公器的媒体, 首先要认清媒体作为信源的地位, 核实、检查信息, 避免假新闻出现, 传播谣言。作为宣传喉舌、舆论引导工具, 媒体要建立自清机制, 自我监督、避免假新闻演化成谣言的悲剧。此外媒体还要建构及时、迅速、广泛的辟谣机制。

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提出了R=I×A的著名公式, 1953年, 克罗斯发展了谣言产生的公式:R=I×a×c, 即谣言=重要度×模糊度×听者的批判能力, [4]可以推断出消除谣言的公式, 辟谣=公开度×透明度×媒体的引导能力×速度, 当谣言已经出现的时候, 传统媒体要发挥好舆论喉舌的作用, 与政府部门协调一致, 建构及时、迅速、敏锐的信息公开机制, 在谣言的不同时期认清自身的责任, 发挥作用:

1.谣言萌芽期, 媒体要有敏感的新闻嗅觉, 利用媒体人的业务能力, 深入谣言源头进行调查, 发表报道, 澄清谣言。

2.谣言发展期, 媒体要加大力度, 全面报道、解释谣言, 如让·诺埃尔·卡普费雷曾说的:“辟谣要想有效果, 也得翻来覆去地说”, [5]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要综合运用多方面媒体资源, 多渠道报道真相, 解释谣言。

3.谣言消退期, 媒体应该利用机会普及媒介知识、舆论常识, 引导公众反思, 一起接受思想的洗礼, 总结教训, 防止谣言悲剧的再次发生。新媒体可以大量转载传统媒体的辟谣报道和调查报道, 在网络社区利用自己的意见领袖影响网民, 引导网络舆论;使得网络谣言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双重夹击下无处遁形。

最后, 媒体在传达民意, 监督舆论的同时, 应理清谣言的社会心理背景, 为社会把脉开方。二战时期为了控制谣言, 马萨诸塞州公共安全委员会和《波士顿先驱旅行者报》谣言诊所联合制定了《有关部门制止和控制战时谣言的标准》, 其中顾问团包括三类人员:技术顾问, 包括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代表顾问, 如宗教、劳工、商务、种族和文化组织;名誉顾问 (包括社区意见领袖和批驳谣言人士, [6]其科学性可窥一斑, 谣言的流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隐患, 是社会问题的暗示, 各行业领袖和专家对谣言的分析有助于政府预感社会问题, 建立预警机制, 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媒体作为一个搭建政府和公众信息交流的平台, 可以联络学界、专家、官员、商界精英等各类意见领袖, 开辟辟谣板块, 定期组织各类意见领袖发表意见, 遏制谣言;定期分析谣言背后的社会问题, 为民众心理把脉, 治愈社会问题, 缓解社会情绪压力。

二、坚固、积极的防御机制———提高网民媒介素养

谣言的传播不同层面上体现了传谣人的心理, 如当年美国“火星人入侵地球”谣言的传播研究发现了“选择性影响”的存在;纳普的《谣言心理学》, 分析了上千条二战期间的谣言, 将之分为三类:白日梦谣言———反应公众内心的渴望;恐惧谣言———反应公众内心的恐惧;挑拨离间谣言———试图损害群体忠诚和人际关系。[7]这反映了受众自身辨析能力的重要性, 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 形成完善的批判能力和媒介运用技能, 穿上防弹衣, 拒绝做网络谣言魔弹论的笑柄。

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 需要为网民普及相关知识, 一是网民要认识到网络平台发言的严肃性, 认识到个人的网络言论对网络生态环境的影响, 控制情绪, 理智、谨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发表意见;二是网民要辨别是非, 形成自己的网络言论判断力, 不轻易相信, 不轻易否定, 利用网络媒体资源对信息来源和内容进行求证和辨识, 不相信谣言才会不传播谣言;三是教育网民预防虚假信息, 对于常见的网络信息操纵和网络欺骗, 积极向相关部门求证、举报, 从正规信息渠道获得讯息, 撤销疑虑。国外对于网民的媒体和信息素养教育已经相当重视, 尤其是加拿大, 1999年就提出了针对网民的互联网教育活动:“认知加拿大网络:理清要点”的互联网教育计划, 延续其成熟的中小学媒体和信息素养教育, 而中国互联网媒介素养教育还相对滞后。

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 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需要政策的支持、政府的重视、媒体的协助和教育培训的投入, 任重而道远, 但是在当前中国网络环境下通过网络问政、报网互动等方式是可以逐步提高网民媒介素养水平的。拥有较高媒介素养的网民, 如同穿上防弹衣, 在谣言侵袭的时候不至于丧失理智、盲目传谣, 而是独立思考、理性辨析, 使谣言失去市场、难成气候。

三、技术保障机制

(一) 网络技术过滤谣言

通过技术手段, 实施网络注册实名制, 强化公民的责任意识, 是强化公民自律意识、治理网络谣言的重要策略, 国外相关的软件技术可以治理谣言, 如美国推出一款Rumor Bot (谣言机器人) 的软件, 该软件可跟踪谣言, 并分析和确定谣言的出处。[8]2010年底, 俄司法机关对互联网站开始分级, 要求俄境内所有网吧从2011年9月1日起强制安装旨在防止未成年人接触有害信息的过滤系统, 同时建议有孩子的家庭也安装该系统。

借鉴国外经验, 我国互联网企业作为重要的网络“过滤器”, 在整治网络谣言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各类互联网企业都要履行法律责任、社会责任, 依法办网、文明办网, 不能为网络谣言传播提供平台, 对于不实信息、谣言都要定向过滤。网络谣言多萌芽于网络论坛、贴吧, 网站对网民上传的帖子初步过滤, 对虚假信息进行选择性删除, 并及时披露真相, 便可以使谣言不攻自破。互联网企业技术把关, 对预防谣言意义重大。并且随着我国网络环境的成熟和技术的成熟, 网络实名制的贯彻执行也会有助于消除谣言。

(二) 新媒体平台辟谣

“解铃还须系铃人”, 网络辟谣不可小觑。尤其是谣言重灾区的新媒体。以俄国为例, 官方积极利用新兴媒体进行辟谣, 通过对谣言进行专业分析, 向网民证明谣言证据均系伪造, 从而在众多俄网民中树立了诚实与合法的形象。

微博时效性快, 直接性好, 互动迅速;微博容易成为谣言的通道, 也能成为辟谣的平台[9]。结构性事件中, 公众迫切需要这样的信息发泄端口, 形成交流和分享, 消化积极情绪, 排除惊慌失措。此外, 关于明星、名人的谣言也经常通过微博得到控制, 减少谣言对于被传谣者的伤害。如新浪微博设立的不实信息曝光专区, 鼓励网友举报虚假信息、不准确信息。

四、制度保障机制

纵观国外, 德国是全球第一个发布网络成文法的国家, 美国《政府信息公开法》、《个人隐私权保护法》、《美国联邦信息资源管理法》等对于网络信息公开、网络言论权力与义务等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 这些法律条令对于预防网络谣言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我国之前主要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为代表的信息公开制度, 随着近年来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进行造谣诽谤等违法犯罪现象的突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最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根据解释, 网上散布谣言起哄闹事可追究寻衅滋事罪, 如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 情节恶劣, 破坏社会秩序的, 依照刑法规定, 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对于编造虚假信息, 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 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起哄闹事, 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 依照刑法规定, 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9]

五、网络谣言治理模式

如图所示, 谣言的治理机制如同钟表, 需要分秒必争却更离不开完善的机制和运行的动力。治理谣言刻不容缓, 但不同的主体在谣言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 需要分工合作, 对症下药, 理清主次, 治理机制方能够如同步履稳健的钟表, 步步紧凑却准确无误。

谣言发生之前, 要重视预警机制, 预警机制如同钟表的秒针, 走得最快, 一步不停, 预警机制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控制机制和善后机制的难度, 如同钟表的好坏可以从秒针看出来其运行的状态, 所以秒针为主导的预警机制是治理谣言的第一步。这要求以政府为主导, 利用网站、网络新闻发言人、网络警察等制度, 建立公开、透明、互动的信息公开制度;媒体利用自身的平台, 积极关注舆论形势, 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或不实信息, 要及早重视, 着手调查;网民则加强自律意识, 正确利用网络获取信息, 为己所用, 不可道听途说, 随意传谣;互联网企业运用先进的网络技术过滤虚假信息或追踪不实信息的来源, 及早发现及时处理, 以免扩散;同时, 法律保障信息公开, 明晰制度设计, 为杜绝谣言提供法律保障。

分针代表控制机制。一旦不幸发生谣言, 就要重视控制机制的启动。政府要积极占领舆论引导地位, 发布新闻, 主动出击, 引导舆论;同时借助媒体的喉舌功能, 重复辟谣, 打击谣言;互联网企业要重视谣言传播的重灾区———新媒体, 在论坛、微博、博客等网络领域广开辟谣平台, 更新辟谣信息, 公开事态发展, 利用网络意见领袖疏导情绪, 稳定网民;网民也可在此过程中提升媒介素养, 懂得辨析真假, 识别谣言, 合理运用网络;而法律制度在此的震慑作用突出, 保障整个秩序的有条不紊, 以免出现社会恐慌。

步态缓慢的时针代表善后机制。谣言消退之后, 政府要惩治传谣的相关单位, 追究传谣人员的法律责任, 起到警示作用;媒体则引导网民回顾治理谣言的过程, 总结教训, 学会反思, 给网民普及媒介素养的学习机会;使网民的自律意识和媒介素养都有一个提升;配合互联网行业共同建设无谣网络社区。

治理网络谣言, 根据谣言发生之前的预警机制、发生之后的控制机制、消退之后的善后措施, 依靠政府、媒体、互联网企业、技术、网民、法律制度等各方面全力配合, 网民从心所欲, 合理沟通;政府善治, 耐心回馈;媒体搭桥, 信息畅通, 谣言必然“不逾矩”。

以上是笔者针对网络谣言的情况提出的整体治理思路, 针对不同情况还要酌情分析。譬如让·诺埃尔·卡普费雷提出, 控制谣言的神奇秘方是没有的, 只有对情况有了解且肯定的了解, 才能做出诊断、提供建议。辟谣是一门棘手的艺术, 它面临着信息价值过时贬值、失去影响、宣传对象有意或无意逃避以及传播障碍等各个方面的难题, 有时候因为辟谣可能造成未听说过谣言的人也知道了谣言, 受困于人类健忘的信息处理机制, 使得辟谣甚至起到反作用, [10]所以也许永远没有谣言的出现才是最保险的方法, 但这似乎并不可能, 人们对谣言的传播与其说是相信不如说是信仰, 所以针对具体的谣言, 还要深入分析, 个性化治理。

注释

1[1]葛倩.真话不说, 谣言登场;大道不畅, 小道必猖[N].南方都市报, 2012-04-09:A14-15.

2[2]南都社论.抵制谣言有赖政府和公民共同担责[N].南方都市报, 2012-04-10:A02.

3[3][6]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M].刘水平, 梁元元, 黄鹂翻, 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4[4]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108.

5[5][13]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6[7]Knapp, R.Spring.A Psychology of Rumor[J].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44.

7[8]周诗妮.微博辟谣:公共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治理的新模式[J].东南传播, 2011 (4) :9-11.

8[9]李军林.网络谣言的成因及对策[J].传媒观察, 2008 (12) :52-53.

高校商业贿赂治理自律机制探析 篇11

一、高校商业贿赂治理自律的功能

1. 自律是应对高校商业贿赂滋生与蔓延的重大举措

从高校商业贿赂的发生频率看，学校基建、教材和设备采购、财物管理等已成为高校商业贿赂的高发区，其滋生蔓延与自律机制的缺乏有很大关系。自律机制的严重缺失为商业贿赂的生存留下了突破口，商业贿赂因此普遍存在于高校。

高校担负着自律实施的重要职能，通过案例警示、编发宣教资料、组织专题报告及研讨活动和开通专题网页等多种形式的反商业贿赂宣传教育，把反商业贿赂教育和党风廉政、职业道德、普法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教育有机结合，营造了高校商业贿赂自律治理的良好氛围，岗位责任人员自觉抵制商业贿赂的意识随认识的提高、“免疫力”的增强而逐步强化。通过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制和职工岗位责任制规范权力的行使，通过严肃财经纪律和加大监督力度，使违纪、违法行为无可乘之机。

2. 自律是推进高校商业贿赂有效治理的重大举措

自律是高校商业贿赂法治惩防与政府规制的重要补充。法律的有效运行必须有自律的强力支撑，高校自律规则、内部控制制度和实施措施对商业贿赂的过滤，可以降低执法成本；政府规制始终存在着无法完全克服的体制和制度缺陷，必须用自律来弥补，高校自律在治理商业贿赂中具有独特优势，可充分发挥情况熟悉、查找问题准确、制定的措施更具针对性、监管及时与常态等优势，将商业贿赂监管工作做“细”做“全”。

自律是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高校自律是指高校通过内部管理制度和自律机制，引导、督促和监督高校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包括从业人员在内的所有涉及商业贿赂的主体，自觉遵守国家反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以及各项政策，包括学校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高校管理权力的行使，弘扬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自觉抵制商业贿赂。作为一种事前预防措施，比法治惩防与行政监管更具优势。通过内部自律意识的提高、反商业贿赂规章制度的健全、治理商业贿赂自律机制的构建等，促使高校商业贿赂的治理由事后处理转向事前预防，推动着高校商业贿赂的长效治理。

二、高校商业贿赂治理自律的缺失

1. 自律的活动机制不足

活动机制不健全，部分高校的商业贿赂自律工作仍停留在宣传教育、自查自纠等管理层面，对于内部控权制度的健全、诚信体系的构建等深层次自律问题的解决比较缓慢；部分高校的商业贿赂自律工作存在责任意识不到位、责任追究不严厉、工作落实不主动、督促检查不落实等问题，商业贿赂高校自律流于形式；部分高校的商业贿赂自律缺少与司法、审计等机关的协作与配合，高校商业贿赂的治理合力不足。

2. 自律的运行机制乏力

运行机制不力，高校商业贿赂治理自律的作用难以发挥。宣传教育机制不健全，对治理商业贿赂的“认知模糊”必然导致认同感、接受感不强。奖惩机制不健全，对高校自律表现卓越的部门和工作人员不予足够的奖励，自律行为因激励不足难以延续；对高校自律表现低劣的部门和工作人员不予严厉惩罚，违规行为因约束不力难以减少。责任机制不健全，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制和职工岗位责任制虚设，责任分解不到位、责任报告不务实、责任考核不落实、责任追究不严厉。保障机制不健全，高校财物控制制度不严、商业贿赂存在适存空间，高校权力控制制度不力、以权谋私存在生成条件。

3. 自律的监管机制缺位

重“本体监督”轻“异体监督”，以高校纪检监察机构为主的内部监管体系受制于体制，监督主体的独立性大都较差。监督部门的领导干部多由学校党委、行政任免，与监督对象有着千丝万缕的利害关联，监管常常流于形式。重“事后监督”轻“全过程监督”，对管理层的经济责任审计常常限于离任时，缺乏事前和事中审计，未能起到事前和事中监督的作用，造成监管不经常。重“形式监督”轻“实质性监督”，高校决策权与执行权高度集中与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相对薄弱的矛盾，监督不能介入权力的运行过程，无法对关键环节和核心部位进行有效监督，监管措施偏软。

三、高校商业贿赂治理自律机制的强化

1. 健全自律的领导机制

高校要成立反商业贿赂工作领导小组，具体组织和部署全校的反商业贿赂斗争。要成立物资设备采购和招标工作小组，以具体的职责统一实施重大的对外经济活动。要成立监管工作小组，强化对相关经济领域和经济活动的监督与管理。高校内部的纪检监察、财务审计、国有资产管理、组织人事、工会等机构是高校反商业贿赂的主要职能部门，其职能建设务必强化。

2. 健全自律的活动机制

高校要通过宣传、培训、谈话、廉政文化建设等制度完善宣传教育机制，常态利用网站、报刊、简报等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进一步筑牢自律的思想基础。要通过民主决策、党务校务公开等制度完善民主运行机制，保证师生员工对基建工程招标、大宗物资采购、干部任用、财务预决算等涉及商业贿赂重大情况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通过上下联动、部门互动制度完善内部协调机制，学校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纪检、财务、审计等监督部门要保持信息畅通、协调有力。要通过汇报通报、会议联系、信息共享、案件协查与移送等制度完善外部沟通协调机制，争取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与帮助，实现与纪检监察机关、刑事司法部门的有效衔接。要通过责任分解、责任报告、责任考核、责任追究等制度完善责任机制，明确责任的内容，强化责任追究的力度。

3. 健全自律的动力机制

高校要构建以民主、教育、反商业贿赂承诺等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内动力机制，以民主基础的扩大提高积极性，以认识的提高增强主动性，以诚信的促进增强自觉性。要构建以激励、约束、责任等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外动力机制，通过培训、表彰等激励自律，通过警示、惩戒等约束自律，通过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制和职工岗位责任制规范自律，以问责制和责任追究制推进自律。

4. 健全自律的监管机制

高校商业贿赂专项治理推进的关键在于监管的强化。高校要通过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权力制衡制度完善权力运行机制，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和相互协调，确保权力的合理配置、运行规范和监督有效。要突出监督重点，建立健全财务管理、物资采购、内部审计等制度以实现对财物的有效监管，强化重要岗位、关键环节和重点人员的“实质性监督”，最大限度地遏制商业贿赂的生存空间。要创新监管体制，探索并完善监察巡视员、社会监督员、特邀监督员等“异体监督”制度以拓宽监管渠道，探索高校专职纪检监察干部由上级委派和交流制度。要强化监管力度，建立健全举报制度，通过奖励、保护等强化高校商业贿赂的打击力度。严格实施监管行政问责制，严厉追究违法违规审批、审计不严、监管不作为和处罚不力等行为，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与法制化轨道运行。

知识治理机制 篇12

一、制度机制的缺陷

公司治理偏重结构性制度的研究, 大量经济学家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或契约理论、博弈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等研究公司治理问题, 如法人治理结构、委托代理结构、股东治理结构、经营者治理结构及机构投资者、接管、报酬与绩效等问题。制度是人们为防止机会主义行为而缔结的契约。但是法律、各种管制制度、章程、合同之类的广义或狭义的正式制度总是比较原则和简明扼要, 其治理的边界仅仅在于可公开监督的职务行为, 不可能涵盖公司和人行为的所有方面, 所以对公司治理中大量特殊场合和情景下的问题往往无能为力。

传统的公司治理研究往往局限于政府干预、市场机制和治理的组织结构等为法律和行政系统所确认的正式制度的视角, 忽视了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同样现实世界中, 大量的公司治理低效和失效现象的存在, 说明现行公司治理机制所提供的制度安排不足以解决公司治理的全部问题。进行公司伦理治理, 打造公司治理的伦理基础, 是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一条必由之路。

二、伦理机制的发展

1. 伦理机制的内涵

苏勇认为, “所谓企业伦理, 是企业在处理对外和对内关系 (包括企业与消费者、供应者、竞争者、政府、社区、自然环境、企业所有者、管理经营者、职工以及职工彼此之间、职工与物质之间) 时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公司伦理机制不可否认包括公司文化, 但是也应该涉及公司对外层面的社会伦理、公司整体层面的组织伦理和公司成员层面的职业伦理。

公司伦理大致可按从低到高的顺序区分为三个层次。底层伦理是守法经营、利己不损人的基本伦理, 是所有企业和个人都必须遵守的最起码的底线伦理;中层伦理是利人利己、互惠互利的进步伦理;高层伦理是济世利民、造福社会的理想伦理, 也就是己所欲, 施与人的顶级伦理层次。公司在满足了底层的伦理要求后, 向高层次伦理追求是公司伦理的发展趋势。

2. 伦理机制的作用

有关伦理道德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外部的社会伦理;二是公司的商业伦理;三是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公司伦理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从约束性效用到工具性效用再到价值性效用的攀升过程。

(1) 从社会层次来看。社会层公司治理问题的主要内容是提高公司的社会绩效, 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这是公司外部关系治理层面, 公司伦理是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最根本的动力, 实现对利益相关者权益的保护, 避免企业的负外部性, 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2) 从组织层次来看。组织层公司治理问题的主要内容是提高公司经济绩效, 构建长期竞争优势。这是公司内部关系治理层面, 涉及公司组织内部控制体系运作的问题, 减少制裁、维持组织存续, 预防和解决企业危机, 协调公司内部关系, 提高企业长期经济绩效, 提高声誉和增大合作, 降低管理成本, 提高精神生产力, 构建持续竞争优势, 响应企业竞争的“竞合”本质, 有利于企业品牌战略的实施, 有利于企业人力资源的整合, 有利于组织的有效性。

(3) 个人层次来看。个人层公司治理问题的主要内容是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和监督机制, 降低代理成本。这是公司治理关系的最小的也是最基本的单元, 道德情感调整代理行为, 个人职业伦理规范降低代理成本, 道德理想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激励作用, 道德素养保障管理职能的行使。

三、公司治理中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1.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首要的贡献是对制度架构的拓展, 把制度按照存在形式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类。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制造的一系列政策规则, 主要包括法律、契约, 以及由一系列规则构成的某种等级结构。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然形成的道德规范、风俗文化习惯、意识形态等软性规则, 它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偏好, 对行为主体有很强的诱导作用。

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其中非正式制度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 与正式制度一起规范人们的行为。马力和齐善鸿认为若非正式制度的状况不是与正式制度相容, 而是抵触与背离, 那么, 正式制度就得不到人们心理上的认同, 它再健全也是无效和无力的。而且, 正式制度的建立和维护需要一系列的成本, 如果一个社会过于依赖正式制度, 将会因制度成本的高昂而无法运转。更重要的一点是, 正式制度有其治理边界, 尤其是在防止无孔不入的机会主义行为方面。

因此, 在公司治理中单靠正式制律与他律的结合正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对立统一。以法律法规和公司治理的组织结构所确立的正式制度与以公司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之间能否兼容互补、相互强化是公司治理成败的关键。

2.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何承文认为, 公司治理问题从正式制度层面上讲, 其实就是公司的管理当局、政府官员、执法部门和不良中介机构腐败或败德的产物。从非正式制度层面来看, 公司治理其实反映了一个国家全民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和文化观念水准。这也是说明了, 正式制度代表的制度机制和非正式制度代表的伦理机制对公司治理应该是二维影响作用。

公司治理不仅依靠公司的结构性制度安排, 同时也依靠公司的非结构性伦理安排, 二者共同进行公司治理。同时,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既相对独立, 各自拥有不同的治理边界、治理功能和治理方式;又相互影响, 即完善公司的伦理机制不仅有利于公司治理, 而且有利于改进公司制度结构和制度机制的治理效率。因此, 充分发挥公司伦理的治理效应, 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重要环节和有效措施之一。

四、公司治理的二维结构

张林先认为, 人治、法治、道德治理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互补的。“人治”是指公司决策领导的领导能力和影响力。“人治”总会有领导人不在或打盹的时候, “法治”总会有疏忽和滞后的地方。这也就是在公司治理中, 制度机制和伦理机制应该结合起来, 从两个维度互为补充, 共同完善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的实质是通过建立一套完备的治理机制, 保障公司的经营行为除满足市场效率的要求外, 同时满足实现社会公平的要求。而在实现效率与公平的过程中, 伦理机制具有不可替代的治理效能。将伦理机制嵌入公司治理不仅是公司治理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而且, 伦理机制的导入也为我们重新解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由制度机制与伦理机制构成的二维治理结构框架中, 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风险将在公司强势伦理的抑制下而难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