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部机制（精选12篇）
内外部机制 篇1
自我教育是中职生提升自我素质, 完善自我价值取向的重要途径, 而自我教育监控机制是中职生完成自我教育的重要保障。
一、当前中职生自我教育监控机制的现状
中职生自我教育监控机制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监控部门缺乏合力。 中职生自我教育监控部门多是学校行政部门, 学生自发成立的自我教育监控部门少, 或发挥的作用不大, 更不可能自觉地约束和指导自己的行为。 其次, 监控内容理论多, 践行少。 当前中职生自我教育监控的内容多数缺乏系统性, 平时德育工作者也是说教的多, 让学生去自我锻炼和实践的较少。缺乏践行的说教内容很难内化成学生自己的信念, 更别提达到自我提升了。 最后, 监控形式传统手段多, 前沿的少。 传统的自我教育监控形式是其他自我教育监控形式无法替代的。 而现代中职生乐于接受新事物, 只有把握了学生的思想动向, 才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二、自律机制是中职生自我教育监控机制的基础
以道德实践为主体的自律机制是中职生自我教育监控机制的基础。
( 一) 加强自律, 德育为先。 首先, 教师要转变教育观念。 传统的教育观念把学生看成接受道德教育的容器, 教师不断地向容器中灌输道德规范, 学生被动接受。 以人为本的教育观认为, 学生不能被动地接受教育规范, 而要主动建构道德理念。 这就要求教师充分分析每一个学生的实际情况, 因人施育, 量身定做每个学生的德育计划, 并把每个学生的道德教育融入集体教育中去。
其次, 加强大德育观建设。 传统的德育仅仅是班主任的事情, 与其他教师关系不大。 这样德育力量显得形单影只、力量薄弱。 大德育观将道德教育贯穿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学生时刻有人教育, 有人监管。 在学校实现了“ 无真空教育”, 实现了管理育人、教书育人、活动育人的有机结合。
( 二) 强化自律, 实践为要。 教师主要通过引导学生进行德育实践强化学生自律机制, 把外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学生的思想并转化为实际行动。
首先, 夯实理论基础, 提高自律标准。 学生有不同的思想, 就会产生不同的行为。 学生要实现自律, 教师要给予学生必要的理论指导,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学生有了行的标准, 自律就有了方向。
其次, 丰富德育实践, 彰显自律外化。 中职生的自我教育成功与否, 实践是检验的唯一标准。 因此学校和班级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实践活动, 在活动中教育学生, 在实践中检验学生自律机制。 校外德育实践活动是学生自律外化的重要拓展, 学生在实践中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反省, 实现了知和行的统一。
三、他律机制是中职生自我教育监控机制的保障
以制度建设为前提的他律机制是中职生自我教育监控机制的保障。
( 一) 实现他律, 制度为本。 俗话说,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建立健全学校、班级的规章制度是自我教育监控机制中他律机制的基础。 学校要完善中职生自我教育监控机制, 就必须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使学生的言行有章可依。 当然, 在学校制定规章制度时, 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 既严格要求又务求实效, 做到宽严相济, 符合中职生的身心发展规律。
( 二) 学生参与, 他律源泉。 学生参与班级规章制度的制定, 是他律机制的源泉。 规章制度从学生中产生, 再回到学生中去执行, 才能彰显制度的生命力。 学生既作为教育的客体, 又作为教育的主体, 既是制度的制定者, 又是制度的执行者。 学生自身参与制度的制定, 在执行过程中才能更有实效性。
四、双律驱动机制是中职生自我教育监控机制的升华
以自律机制、他律机制相结合的双律驱动机制是中职生自我教育监控机制的升华。
( 一) 自律主导, 他律结合。 自律机制要以道德建设为主阵地, 不断地建构德育理论体系, 提升学生的素质, 把道德规范内化为学生思想, 指导学生的行动, 纠正学生的失范行为。 自律机制是学生自我教育的常态, 具有自主性;他律机制是自律机制的有益补充, 带有强制性和规范性。 只有把自律机制和他律机制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规范学生的行为, 实现教育的最高境界。
( 二) 榜样为导向, 自律、他律互动。 在我国, 榜样教育历史悠久, 是一种成功的教育模式。 榜样教育具有导向功能, 直观而生动。 在中职生中开展学习孔祥瑞、王学军等劳动模范, 把榜样的思想、行为、故事内化为中职生道德行为的风向标, 提升中职生道德水平。 学生学习榜样的思想, 模仿榜样的行为, 就会见贤思齐, 自觉纠正自己的失范行为, 改正不良习气。 在榜样教育中自律机制、他律机制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从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苏霍姆林斯基说:“ 只有当受教育者不是依赖外在力量而是靠内在力量根据社会需要和自己需要, 主动地调整和丰富自己时, 才是教育的最大成功。 ”可见自我教育是教育追求的最高境界, 是教育的理想王国, 自我教育的自律机制、他律机制、双律驱动机制能为达到教育的理想境界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韩慧莉, 刘新庚.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内外部机制 篇2
翻开营销史册，我们很容易找到许多“以快制胜”的经典案例。当年“超女”决赛结束，在落下帷幕的24小时之内，神舟电脑用7位数的代言费签下李宇春。此后，一向以“4999、3999元超低价笔记本”闻名的神舟，进行了高端产品线的扩张，推出了由李宇春代言的“万元笔记本电脑”。不到24小时操作时间的营销决策力，在中国企业中并不多见，也为神州电脑赢得了营销的先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刘翔突然退赛，但在刘翔身上“押宝”的耐克还是打赢了一场广告营销大战。之前耐克公司的广告人员和广告公司准备了刘翔夺冠版的广告和未夺冠版的广告，但是最终的结果有些始料未及。尽管如此，耐克12小时内新创意广告重拳出击还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刘翔退赛为题材，主题为“爱运动，即使它伤了你的心”的平面广告伴随着各报社“刘翔退赛”的头条消息，出现在华东、华南、华北各地区的主要都市报的头版位置以及各大网站的显要位置。
说到商业之“快”，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ZARA的“快时尚”。哈佛商学院把ZARA品牌评定为欧洲最具研究价值的品牌，郎咸平教授也对ZARA的模式十分推崇。ZARA以“快”制胜，其独有的“快时尚”模式，造就了在竞争激烈的时尚服饰界的一个传奇，为ZARA赢得了在全球时尚服饰界的领导地位，
“快速反应机制”是ZARA制胜市场的法宝。可以说，在与时尚赛跑的速度上，没有谁能够超越ZARA。比如ZARA推出新品的速度是惊人的，商品从设计、试做、生产到店面销售，中国服装业一般为6～9个月，国际名牌一般为120天，而ZARA一般为12天，最短只有7天。商品每周两次补货上架，每隔三周就要全面性的汰旧换新；比如在物流配送方面，ZARA要求达到超市生鲜食品的配送标准，在西班牙、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盟国家以卡车运送为主，平均48小时即可到店。
超女和耐克的“快”是表现在对市场变化、市场机会的“快速反应”，而ZARA的“快”则体现的是机制的“快”、商业模式的“快”。事实上，在如今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需要建立一套“由内而外”的市场反应“快机制”。
在外部，企业需要提高市场反应速度，关注竞品的变化、消费者的反馈、最新的政策动向等并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企业需要提高产品更新与创新的速度，确保产品优势、始终领先竞争对手一步；企业需要提高品牌营销的速度，敏锐观察市场动态，确保第一时间抓住优势营销资源，进行有效营销宣传。
在内部，企业需要搭建顺畅的信息沟通平台，让外部信息能够顺畅的在内 部进行流通；同时企业需要完善业务流程与机制，让相应部门对外部信息能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企业同样需要健全的管理机制，权责清晰、赏罚分明，确保“由外至内、再由内至外”的“快机制”能落地执行。
林友清认为，无论企业处于什么样的行业、发展阶段、规模大小，都必须比我们的竞争对手率先一步做出预判、决策、反应，这有如此才可能成功“占位”立于不败之地。
【i林友清 品牌学者、策划人linyouqing@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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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桂林微型企业的外部激励机制 篇3
关键词：微型企业；外部激励；优化政策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2）23—0064—02
目前，微型企业已逐步成为了学术界继中小企业之后的又一个新的研究热点。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已经对规模很小的微型企业进行了明确、单独的分类并且还制定了专门的扶持政策。但是现阶段在国内，理论界对微型企业有关问题的研究探讨还非常的缺乏，微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仍然未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现在的市场主体——企业正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对微型企业而言，竞争更是残酷的。特别是当前，在确保国民经济适度增长、转变发展方式、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微型企业的发展更是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企业的发展不仅要有优良的内部激励机制更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激励作用。因此，如何利用有效的外部激励机制来促进微型企业健康稳定地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1 微型企业与外部激励机制
最近几年，微型企业的发展问题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规定的通知》中，我国首次定义了微型企业。新标准规定，属于工业的微型企业为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年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而其他行业一般是10人以下为微型企业。微型企业的管理结构比较单一，通常经营者与所有者是没有分离的。桂林市重点扶持劳动密集型、节能环保型微型企业。截至2011年10月31日，全市已发展微型企业612户（含企业名称核准户数），注册资本（金）3 672万元，从业人员6 125人，与10月上旬相比，户数增长了695%，注册资本（金）增长了477%，从业人员增长了695%。社会效应初步显现。大力发展微型企业，是鼓励全民创业、扩大就业、改善民生、激发民间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但微型企业规模小，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科研能力总体偏低。所以，我们需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来促进微型企业的健康发展。激励是指运用各种有效的力一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高效完成企业的任务，实现企业的目标，达到企业和员工的双赢。根据激励主体的不同，企业的激励机制有内、外部之分。本文所指的激励机制主要是以政府为激励主体的外部激励机制。它不同于企业作为激励主体的内部薪酬激励机制，作为外部激励主体的政府，需要出台更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来为微型企业发展营造优良的经营环境。
2 桂林微型企业外部激励机制的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不少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在外部激励机制上不断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是有很多的不足。目前，桂林市已建立了发展微型企业的组织机构，并且在2011年10月出台了扶持微型企业创业的管理办法，特殊人群创办微型企业将获得多方面的优惠，比如在财政方面有一定数额的补助，税收方面有各种优惠，融资方面有一定的担保金额，同时对开创微型企业的八类特殊人群可以减免一定的行政规费并对其进行相关的创业指导等。
在财政补助方面，新创办的微型企业可以获得资本金补助，这个比例最高为投资者实际缴到位注册资本或出资数额的30%。
在税收方面，微型企业可享受多方面的优惠政策。一方面，从事农业、林业、牧业、渔业项目的微型企业所得，可以按照国家的规定进行免征或减征企业所得税；另一方面，从事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微型企业投资经营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1年至第3年可以对其免征企业所得税，并且在第4年至第6年可以对其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在融资担保扶持方面，根据出台的政策，开办微型企业的相关人员只要是符合《广西小额担保贷款实施管理办法》规定的对象，就可以按照规定享受一定的贷款贴息和融资担保扶持的优惠政策。其中，用于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的小额担保贷款额度需参照《广西小额担保贷款实施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执行。比如，如果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贷款利率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的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进行适当上浮，但是最高不能高于同期同档的贷款基准利率的3%。
创业指导方面，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的市劳动保障职业培训中心定期举办培训班，每次可以培训8天，内容非常具体、丰富，包括市场营销、融资投资、创业实例分析以及指导创办者写创业计划书等经济管理以及创业方面的相关课程。而且在创业半年内，老师还将进行后续扶持，对创业者进行跟踪指导。
在行政规费方面，如果是属于个人独资企业形式的微型企业，可以免收其工商登记、变更登记和年检费。并且在“十二五”期间，对属于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微型企业有特殊的优惠政策。比如，可以按现行收费标准的20%的额度进行收取工商登记、变更登记及年检费；对新设、变更的各类微型企业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时，可以免收地方分成部分的行政性收费。
3 桂林微型企业外部激励机制应该注意的问题
上文提到的扶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激励和促进了微型企业的健康发展。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微型企业的政策扶持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由于桂林地域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桂林微型企业的自身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各方面的激励机制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一方面，一些银行在认识上还不到位，没有站在转变发展方式的高度来看待微型企业。相反，这些银行仍然热衷于支持大企业或大项目，没能对微型企业的金融服务形成有效的作用力。另一方面，银行对桂林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力度及配合支持度不足，相关制度的落实也比较迟滞而且不配套，支持微型企业金融发展的政策实施效果不明显。桂林现行的微型企业金融服务考核评价机制方面缺乏相应的、必要的硬约束，而且考核评价一直没能从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内部机制方面进行综合考核，这使得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工作受各行的重视程度不一致，从而导致桂林微型企业不能够均衡的发展。这从侧面也反映出，银行没有站在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和自身战略转型的高度上来支持微型企业的金融服务工作。
税收优惠方面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一是微型企业优惠主要体现在所得税，对其主要负担的增值税、营业税优惠甚少。二是现行税收政策剥夺实行核定征收微型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微型企业的生存发展。三是政策新规定的应税所得率依然偏高，制约了微型企业的快速发展。四是和其他国家相比，现行针对微型企业的优惠税率偏高。
此外，微型企业的申请、审批办理流程不够明晰、简化；创业指导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培训时间太短，课程设置太多，内容针对性不强，有待充实完善。另外，微型企业的外部激励机制即扶持政策的落实不是很到位。
4 如何优化桂林微型企业的外部激励机制
要解决上述所提到的问题，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要结合桂林微型企业的实际情况来优化其外部激励机制。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着手：
一是融资方面，广西银监局和银行应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扶持和支持微型企业的发展方面。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着手：创新考核的机制、提供差别化的监管、提高市场准入的可操作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强正面的宣传引导，这些工作的有效实施将会使微型企业的金融服务工作更上新台阶。
二是税收政策方面，首先政府可以允许微型企业自行选择交纳企业所得税或者可以按照个体工商户的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缴纳。这样操作可以为微型企业在税收方面带来一定的便利性，提高微型企业的存活率。其次，可以对桂林微型企业实行地区倾斜。桂林多数微型企业创业者和个体工商户都属于生存型创业，主要从事传统行业，竞争激烈，利润微薄。因此，对桂林市的微型企业实行减半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及随征的城乡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可以增加桂林微型企业的存活率。同时，政府应该降低应税所得率，增加微型企业的优惠税种。
三是桂林微型企业的申请、审批办理流程方面，在创业申请的最初环节，应该为创业者提供一份有效的业务办理流程表以及注意事项，提高他们申请的效率，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同一部门确认的多个环节，建议能够一次性全部认定，节约申请者的时间和相关部门的人力成本。
四是对桂林微型企业创业人员的培训指导方面，可以增加一些与开办微型企业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国家的相关政策方面的培训，而不仅仅是公司运营、管理方面的内容。建议创业培训班能够将培训课程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调整，让创业者得到实实在在的收获。
五是扶持政策的落实方面，政府和社会要加强宣传，积极配合桂林市微企办做好政策扶持工作。尤其是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各单位要灵活运用征管措施，以解决桂林市微型企业纳税人最直接、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为重点，借鉴重庆市微型企业的经验，扎实推进一窗式、一站式服务，开辟桂林微型企业绿色办税通道，设专人、专柜、专线，提供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优质高效服务，切实减轻桂林微型企业纳税人的办税负担。
5 结 语
在现阶段，微型企业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具体的表现有以下四点：微型企业是其他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坚实基础；微型企业有利于培养优秀的企业家精神；微型企业有利于我国进行扩大就业；微型企业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要结合桂林微型企业的实际情况主要从融资、税收、申请流程、人员培训及扶持政策的落实这几方面来优化其外部激励机制，才能更好的发展桂林的微型企业。
参考文献：
[1] 李跃.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内部激励机制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06，（1）.
[2] 王振.上海微型企业的发展现状与扶持政策[J].上海经济研究，2002，（1）.
[3] 大卫J科利斯，辛西娅.A蒙哥马利.公司战略四[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4]陈剑林.我国微型企业成长中的社会资本分析[J].求实，2005，（2）.
浅思检察权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篇4
一、当前检察权外部监督制约的现状
检察权的外部监督制约是相对于内部监督制约而言的一种监督制约方式, 是指在检察系统外部, 由检察系统以外的组织、部门或人, 依照一定的权限, 按照特定的程序所进行的监督制约。根据我国制度, 当前检察权的外部监督可分为以下几方面内容。
1.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制约。是指依据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代表法等法律的规定,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大代表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大代表, 依法所享有对检察工作的监督制约机制。
2.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制约。是指依据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有关规定, 由同级党委以及上级党委等权力机关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机制。这种监督制约是中国特色司法体制确定的检察机关实行党的领导的具体和直接体现。
3.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在诉讼程序上的制约和律师的监督制约。是指依据宪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 公、检、法三机关及律师在刑事诉讼以及民事诉讼过程中赋予的监督制约机制。
4.各级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制约。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检察院工作要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
5.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制约。是指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有关公民或社会组织, 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传媒, 就检察机关执法执纪活动所进行的宣传报道。
二、当前检察权外部监督制约存在的弊端
检察权的外部监督问题, 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由于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 在强调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司法体制下, 仔细分析, 检察权的这些外部监督还有很多弊端。
(一)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制约, 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纸面上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这个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国家权力集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 人大与司法机关不是平衡关系, 是立法与执法、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但不是领导关系。但在现实操作中, 法律只是规定了一个检察权要热爱监督的理念, 没有相关配套的法律规定跟上来了, 对于人大及其常委会怎么监督, 什么时候监督, 监督怎么启动, 都没有切实的规定, 导致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制约, 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纸面上。
(二) 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制约, 在现实中体现出了行政权大于司法权的现状, 极大地削弱了检察权独立性的本质要求
根据《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有中国特色的法制环境下, 检察机关虽然独立于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 但是, 并不独立于执政党。检察机关在财政上依赖于地方财政, 人事上受制于地方党委和政府, 而行政权是三大权力中最为强大的一个怪兽, 既然司法权受制于行政权, 依照权力具有膨胀性的本质特征, 行政权必然会寻求使自身权力实现最大化, 将自己罪恶的触角延伸到任何一个可以延伸到的地方。在现行的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下, 司法权是卑微的, 在行政权这个权力怪兽面前, 挺不起腰杆;地方司法机关受地方行政机关非法干预非常严重, 使国家设立的地方司法机关变成了“地方的司法机关”, 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帮凶。另外, 检察机关在进行检察工作时, 某些掌权人物的条子招呼、电话就成了检察机关不得不遵循的指示, 导致检察机关上方除了法律之外有领导人的个人意志, 扭曲了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执行。
(三) 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监督制约还停留在浅层次、表面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 应当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 以保证准确有效的执行法律。”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 中国人息事宁人的理念根深蒂固, 导致公检法配合的多, 而制约少, 一些案件在没到审判之前, 案件的定性量刑事先公检法三家都已经集体拍板统一了思想, 导致分工负责, 互相制约的程序设计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虚设, 公诉审判成为了走过场的形式。另外, 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监督, 一些诉讼程序上的瑕疵, 如拘留逮捕时间的超期, 以及一些懈怠行为、不作为行为的监督不愿监督, 不想监督, 怕得罪人, 表现出柔弱性和卑下性。
(四)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制约, 还只是表面层次, 缺乏深入及时的报道
检察权独立对媒体监督具有天然的排斥性。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和影响, 自然也不应受新闻媒体的干涉和影响。就检察权的天性来讲, 它总是不希望受到任何干涉和影响包括新闻媒体的干涉和影响以维护自身的独立, 顺利完成国家与社会赋予自己的使命。媒体监督对检察权独立具有天然的侵犯性。媒体监督的典型性原则, 使它更侧向于对检察权进行监督, 因为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较其他社会问题更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和不满, 更容易成为舆论热点, 同时也更容易使揭露和报道的新闻媒体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在利益的驱动下, 新闻媒体就可能不惜代价地追逐检察权的问题, 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对检察权独立造成侵害。而检察机关的强势地位、新闻媒体的从属地位决定了检察机关在新闻报道方面的强势地位, 一些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问题媒体往往不能自由深入客观地报道, 对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经常是需要真相大白或四脚落地后才能够宣传, 跟不上新问题的发展, 舆论监督制约明显滞后。有的舆论监督还要看领导的意图、需要得到领导的授意或批示才能报道, 而此时已经时过境迁, 公民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 人民群众对其关心的事情也渐渐地缺少了热情。
三、检察权外部监督的发展方向构想
因为, 检察权是一种强大的国家权力, 其也就具有了权力的根本属性, 存在膨胀的天性, 如果没有有效的外部监督, 权力将会失控, 所以外部监督是必要的。另外, 检察权独立性的本质要求也决定了外部监督并不是无限制的, 要保证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保证依法治国方针政策的顺利实现。因此, 检察权既需要保持独立, 又需要外部监督。如何解决这二者的矛盾是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要做到该给予检察机关的权力就要毫不吝惜地给予, 该限制制约的检察权力就要毫不留情地限制, 从维护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出发, 从国情出发, 不摆花架子, 不搞政绩工程, 切实明确监督重点, 规范监督制约行为, 努力解决检察权外部监督无序、混乱的状态, 确保检察权的正确行使。
第一, 检察机关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主要表现在, 重大决策、重大部署、重大问题, 必须向党委请示报告;检察机关的重要人事安排, 先由党内提名, 再按法律程序任免;办理重大案件, 要服从党委、政法委员会或者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协调;检察机关的党组织和党员, 要服从上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领导, 必然包含监督的内容。党对检察机关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领导, 是对检察工作的最强有力的监督。
第二, 接受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检察机关由人大产生, 对人大负责, 受人大监督, 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色之一。因此, 检察机关要定期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 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执法检查、工作评议;主动向人大代表通报检察工作情况, 接受人大代表的询问、质询;认真办理人大交办的案件和人大代表的议案、建议, 使检察机关与人大代表的联系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第三, 接受各级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一府两院”的工作要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因而, 在每年召开的各级政协会议上, 检察机关的工作报告要接受政协委员的评议;对于政协委员关于检察工作的提案和建议, 检察机关都要认真对待并回复。
第四, 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对国家权力的监督, 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检察机关接受监督主要体现在:建立举报制度和“检察长接待日”制度, 热情接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 认真处理对检察干警的投诉;建立刑事申诉案件、不起诉案件、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等公开审查程序, 让人民群众知情, 增大办案透明度, 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实行办案人员执法执纪情况征求意见和案件回访等制度, 听取发案单位、案件当事人、律师及其他群众对检察干警执法情况的意见;明确规定对新闻媒体反映的检察机关及检察人员在执法活动中存在的违法违纪问题, 必须认真核实, 及时处理, 等等。
第五, 接受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在诉讼程序上的制约和律师的监督, 尤其是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是对检察机关办理案件的最为有效的刚性制约。
摘要：加强对检察权的监督与保障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 二者之间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契合的一面。如何解决这二者的矛盾是本文的关注点。应当切实做到规范监督制约行为, 努力解决检察权外部监督无序、混乱的状态, 确保检察权的正确行使, 深入探讨对检察权监督制约的现状。为此, 对防止检察权的滥用、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 将深入进行探讨。
内外部机制 篇5
机制 关键词： 高管薪酬设计 国有企业约束
引言
我国的企业高管薪酬管理一直处于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改善的过程中，从建国初的固定工资到现在的浮动模式，高管薪酬体现的是管理人员的价值，不仅对管理人员有着激励作用还有着约束功能。一个合理的薪酬结构必须要满足众多的条件，本文就将通过对国内外薪酬的分析总结高管薪酬设计的要点。国内外高管薪酬激励现状.1.1 日本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现状 日本是一个奉行团体制和以人为本的国家，他们国家员工的标准首先是忠诚，企业对于员工一般都是采用的终身雇佣制，其薪酬制度是建立在工龄基础之上的。在日本的薪酬体系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对他们生活的保障以及对资历的体现，每一位的高管的薪酬都是几十年竞争的结果。在日本高管的薪酬体系中，股权激励等因素体现的比较少，主要是工资、奖金、和一些福利，股票薪酬一般只按固定额度发放给董事人员，绩效奖金则根据职位发放给经理人员。对日本一些大型公司高管进行调查，他们工资占薪酬的比重高达55%，股份薪酬占比 19%，绩效薪酬占比 26%。在日本的企业中，普通员工的奖金发放也相对较多，因此，日本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相对较小，较小的薪酬差距淡化了高管与员工之间的矛盾，但是也使得薪酬的激励效果不理想。
1.2 美国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现状 美国是世界上高管薪酬最高的国家，早在两千年，其高管平均薪酬就突破了一千万美元。美国的企业都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在分散股份制的基础之上进行公司的治理，这也造就了美国成为了世界上股权激励占比最大的国家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高管薪酬又回到高速增长阶段，并且高管薪酬开始于普通员工薪酬拉开差距。在美国高管薪酬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固定薪酬的比例不断减少，风险薪酬和长期薪酬的比重逐渐增加，股票期权和长期报酬开始代替固定的工资和短期的奖金成为美国高管薪酬结构中的重头戏。尤其是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人再次审视他们的薪酬机构，将长期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比重进一步提升。
1.3 中国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现状 长期激励的缺乏使得高管人员的约束不够，加上管理者与所有者本来就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管理人员的短视现象比较严重，牺牲企业的长期发展以换取短期效益的增长。另外一方面，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属于所有的中国公民，但是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是由行政任命的，他们直接对行政机关负责，不直接对资产的所有人负责，这种责任的间接性也使得我国的高管薪酬约束机制不到位。国内外高管薪酬激励现状启示.2.1 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企业薪酬结构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长期激励比重的增加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美国高管薪酬的构建是综合考虑企业内部以及市场行情的因素决定的，不仅要考虑公司的总体业绩，高管人员的个人以及团队业绩、公司的发展阶段，还要考虑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整个行业的薪酬结构特征等。但是，中国目前的市场还不够完善，在制定薪酬标准时，外部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参考因素，但是还要更多考虑企业自身的情况。
2.2 将风险因素引入高管薪酬结构 在我国高管人员的业绩评估中对于风险因素的重视程度较低，往往只对企业运营取得的绩效和成果进行评估，从而忽视了高管人员对于风险的判断和承担能力。在经济整体上行的大环境中，即使高管人员不做很多努力也可以拥有好的绩效，因此，我们在进行绩效考核时要引入风险指标，尽量还原高管人员的绩效，这不仅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激励。将高管人员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联系起来，尤其要避免高管人员短
期化行为。
2.3 增加薪酬结构中浮动薪酬的比例 在美国的高管薪酬激励结构中股权比重很大，是因为美国恶意收购现象比较严重，造成股权比较分散，为了避免经理人过分追求短期效益，其薪酬中股权所占比重很大，据统计，美国高管人员超过 63%的收益来自于股权。浮动薪酬最大的优点就是将高管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绑在了一起，绩效薪酬、中长期激励延期支付的方式也提高了管理人员的风险，保证他们在延期支付的时段中必须严格遵守规则。在中国的薪酬结构中，很多行业高管浮动薪酬的比例很低，尤其是金融行业和房地产行业，只有 11%的浮动薪酬比例，长期激励占比较高的行业也不超过 40%。薪酬设计原则.3.1 激励与约束并存的原则 合理的薪酬结构对于高管人员应该同时具有激励与约束的效应，这也是高管薪酬设计的核心要求。高层管理人员属于这个社会的稀缺人才，薪酬设计要体现他们的能力、所付出的努力。另一方面，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的舵手，因此，薪酬结构必须要对他们有强有力的约束效果，能够体现他们在工作中的经营责任。可以说约束与激励并存的双轨模式是高管薪酬设计过程中的核心原则，在进行绩效考核时，不仅要考虑企业的整体绩效也要考虑高管人员及其团队对于企业绩效所作出的贡献。
3.2 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合理的原则 高管薪酬设计时必须能够真实地反应他们的工作情况与工作能力，因此，要公平公正地考核经营者的业绩作为薪酬设计的标准。在设计评价体系时要注重整体性、全面性、针对性，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管理者对于企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全面地挖掘他们的工作内容、工作能力与工作影响。通过科学的评价体系来引导企业，引导管理者正确地处理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地分离市场环境影响与管理者的贡献。
3.3 长短期激励相协调的原则 不同文化不同发展历史的国家薪酬结构有着很大的差别，尤其是长期激励在薪酬结构中的比重可以说千差万别，美国是世界上长期薪酬占比最高的国家，而日本由于其特定的文化背景股权薪酬占比相当低。短期激励能够起到较强的刺激作用，长期激励则有利于约束管理人员的行为。因此，在进行薪酬设计时，我们要根据不同行业以及企业自身的特征来平衡长期激励与短期激励。
3.4 公平公正的原则 根据上市公司公布的数据，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相比要比其他行业高管薪酬高，垄断行业要比非垄断行业高管薪酬高。国企高管的天价薪酬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质疑，保证公平公正势在必行。首先是外部公平，主要指行业间的公平，在薪酬标准确定之前要参考行业间的整体情况，不能比同行业其他企业高管薪酬水平高出很多或低很多。其次是内部公平，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不能太大，二者尽量保持一致的增长率，避免打击员工积极性。最后是制度的公平，薪酬制定一定要有严格的标准，并且按照标准执行，定期公开企业高管薪酬制定标准与具体的发放情况。
参考文献：
[1]王丽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绩效关系研究[D].上海大学，2008.[2]姜爱琳.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若干问题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8（30）.[3]吕冬梅.浅议企业员工薪酬管理现状与对策[J].价值工程,2006(08).lqrf28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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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青年志愿者工作机制初探 篇6
中图分类号：B824.5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925X（2012）11-0007-01
高校青年志愿者工作经过近几年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教育引导青年学生的重要阵途径，在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成长成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探索研究国内外青年志愿者工作机制的异同，对于进一步启发思路，开阔视野，更好的做好青年志愿者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试图通过对目前国内高校志愿者活动的工作机制进行了梳理，并参照志愿者活动的一系列流程，归纳出国内贯穿于志愿者活动整个过程中的各项机制，进行对比分析。
1 活动宗旨
中外青年志愿活动都有明确的活动宗旨，具有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即青年志愿活动都面向大众、服务社会，推动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但又有各自的一些特色。
总的来说我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展时间短、速度快；第二，发展规模大、人数多；第三，发展不均衡。国外青年志愿活动，优先考虑的则是公众的需要，强调青年志愿活动既是服务他人之道，又是个人积累经验、丰富阅历之途。如美国的志愿服务队，有青年学生志愿服务队，也有由55岁以上公民组成的“老年服务队”，其宗旨主要体现为：一是做实事，通过为社区提供直接服务满足社区在教育、公共安全、卫生及环境方面的需要；二是加强社区团结，通过联系各种背景的人，共同改善社区环境；三是鼓励责任心，通过社区服务使服务人员锻炼成解决问题的能手、领导者，成为有责任心的公民；四是扩大机遇，服务人员可以获得工作技能、教育收益以及可贵经历。[1]
2 服务性质
中外对“志愿服务”理解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有偿还是无偿上。中国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多为义务性质，志愿者无偿地为服务对象提供帮助。志愿服务的经费大都来自政府资助、社会赞助或志愿者本人义务提供。青年志愿服务多为有组织地进行，服务对象和活动时间都是根据社会需要而定。
而西欧和日本的志愿组织规定志愿服务为非营利性服务，志愿者可以要求、接受服务对象为其提供基本食宿和最低生活费用。他们认为这样才能保证志愿服务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3 服务内容
各国青年志愿活动的内容都紧密结合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从公众的需求出发选择服务项目，因此在服务内容上既有共同点又各有地区特色。中国的青年志愿活动内容极为广泛丰富，青年志愿组织结合国家经济建设并根据社会需要开展服务，主要内容有扶贫服务、家教服务、社区公益服务、重大活动服务、就业服务、环保服务等，国内的青年志愿活动重视服务的稳定性、实效性和持续性。如希望工程的“一对一”活动，为许多贫困学生提供了继续学习的机会，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果。
4 志愿者培训机制
在培训领域，中外志愿者活动的机制从理念到实施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区别：
4.1 培训定位不同：
国内青年志愿者组织主要定位在“服务提供者”，相应的活动开展显得比较被动，有项目就接，没有项目就无法开展活动。特别是在培训方面，对于志愿者的培训只有针对性非常强的项目培训，缺乏相对应的志愿者常规培训。而发达国家的志愿者活动，则比较注重志愿者本身的学习和发展，它涵盖了长期的志愿者素质培训和短期加强式的技能培训。
4.2 培训操作过程不同：
首先从覆盖面来看，青年志愿者的培训在高校中有两个层面：—是面向项目参与者的培训，另—个是志愿者组织内部“学生干部”的培训，两者都存在覆盖面窄的问题。目前甘肃的几所高校中，注册的志愿者人数都在2000-10000不等，相对如此规模的志愿者人数，培训的受众还是比较有限的。而在西方志愿者活动发达的国家，志愿者活动的组织机构在坚持长期对志愿者素质培训的理念指导下，通过有效的管理对志愿者进行极为个性化的培训，并给予积极的引导，使参与者有所收获。如美国的“全球志愿者组织”注重向每个志愿人员介绍其服务的地区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地域环境和民族习惯，引导人们将参加志愿服务行动作为学习的过程，每个参加者可以通过志愿付出来获得崇高的精神享受与充实。
4.3 培训内容上的差异
目前我国的青年志愿者培训着重于技能技术的培训，而发达国家的培训主要还是在“求发展”的目标定位下寻求多元化的个性化素质培训，包括待人接物的礼仪和社会公众责任心方面的加强等，最重要的是组织归属感的培养——注重精神层次的培养。
5 志愿者活动评估机制
国内和西方发达国家青年志愿者活动的评估机制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不同：
5.1 志愿者活动评价依据不同：
从条文角度观察，国内以不同的队伍规章作为约束，或者没有约束。目前各个高校中的青年志愿者总队都有一定的文本规章，而作为一个自治组织的各院系的分队，就很少有整齐的队伍约束了，大家普遍认为志愿者服务活动是公益活动，能参加己经表明志愿者很有爱心了，己经是很好了。而在这一方面西方国家则有法定化规定。
5.2 志愿者本身的主动性与参与性不同：
中国青年志愿者往往是某项活动成型后被动的参与者，而很少有机会参与活动的策划以及活动后的认证与评价、监督。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欧洲深厚的宗教文化道德积淀创造了志愿者服务的自觉自愿性，自发性相对更强，由此更易于培养志愿者对于组织的归属感和对于自己行为的认同感，由此交流沟通得以进一步完善，而监督反馈过程也就更能够顺利开展。
6 志愿者活动保障机制
保障主要包括资金和福利两方面。资金起到保障活动开展的作用，而福利则是保障成员参与的积极性。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青年志愿者活动的资金缺口较大。由于青年志愿者工作大多直接挂靠学校团委，进行商业化操作的可能性较小，这使得活动资金来源渠道相对狭窄，影响到队伍的发展。而西方的组织经费来源渠道多元化，总量也相对较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逐渐催生了新的社会支持系统，中国的社会支持机构已经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而青年志愿者组织自主推动的志愿服务，业已成为新型社会支持结构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青年志愿者活动要蓬勃有效开展，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制度、机制就必须跟上，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理念，逐步建设完善我国青年志愿服务的各方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内外部机制 篇7
产业集群是作为提高生产力的商业环境(business environment)以及区域竞争力和创新的决定因素(determinants of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innovation)而提出的,其初始概念是创新性集群的概念(王缉慈,2004)。
产业集群的核心是企业之间及企业与其他机构之间的联系以及互补性,即产业集群内部的共生机制,这种机制既有利于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同时又有利于互动式学习和技术扩散。在这种产业集群内,某些特定产业中相互联系的企业和机构,通过价值链和各种联系渠道,相对集中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形成一个有机的群体。集群内的企业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彼此间形成一种互动性的关联,由这种互动形成的竞争压力、潜在压力有利于构成集群内企业持续的创新动力,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产品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的加快(魏后凯,2003)。同时,必须明确的是,产业集群内部的这种共生机制是以信任为前提的,信任在整个产业集群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从产业集群的核心到集群内主体之间具体的结网与互动,从而使产业集群具有独特的优势,产生强大的外部效应,这是整个产业集群的分析思路。
二、产业集群的内在机制
产业集群的生命力在于物质层面的柔性生产和精神层面的创新性文化,这些特点和优势都取决于集群内各个主体(主要是企业)之间的结网和互动,即分工、竞争和合作及贯穿于始终的非正式交流。
(一)分工、竞争和合作
产业集群的一大优势在于柔性生产(弹性专精)。柔性生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集群内单个企业以分工为基础,可以使生产集中于有限的产品和过程的,形成专业化的特点;另一方面,集群内的企业在互相竞争的同时互相联系、互相合作和补充。这样集群形成一个整体,其生产就可以相当灵活和多样化。
1. 分工
产业集群一般具有发达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的细分、深入程度影响着集群专业化生产的质量,因此也可以通过劳动分工的发达程度来判断集群的发展状况。具体来说,产业集群内的分工以单个企业为基础,它可以使生产集中于有限的产品和过程,形成专业化的特点。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分工,从垂直关系看,包括提供专业化投入的上游企业和提供销售服务的下游企业;从横向关系看,包括提供互补产品的制造商。
2. 竞争
产业集群内企业存在竞争,也需要竞争,而且这么多企业集聚在一起,更会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包括争夺转包合同的下承包商之间的竞争,以及争夺相关产品市场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一般说来,竞争会随着企业和独立决策者数量的增多而加剧;但是,只有竞争才能促进集群内企业效率的提高。
企业之间的竞争遵循一整套规则,这些规则是由地方文化形成的,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由于相信预期的未来合作带来的利益将高于违背竞争规则所得到的好处,企业之间彼此信任。当然,某些企业还是可能存在机会主义,但是它也受到了限制,因为它有害于企业的名誉,可能导致失去未来的商业机会、信息及其他帮助,从而必将损害自身的利益,得不偿失。
3. 合作
虽然产业集群内企业存在剧烈的竞争,但是竞争并不排斥合作,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合作可以使企业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共享集群的辅助性生产、共同的基础设施与服务、劳动力供给和培训从而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另一方面,集群内的企业可以进行分工与合作,完成多种产品的生产(多样化生产),获得外部范围经济。
竞争能促使企业提高效率,改进产品质量和创新。但过度竞争又往往导致劳动条件恶化并阻挠学习和创新。而一定程度的稳定和合作对于鼓励企业在学习和创新方面进行投资是相当重要的。综上,以分工为基础,保持竞争与合作的平衡是形成产业集群柔性生产(弹性专精)的关键因素。
(二)非正式交流
企业之间除了正式的交流与合作之外,更多能体现集群内各主体互动的是各主体之间的非正式交流,而产业集群形成的作用之一就是便于集群内的各个主体之间频繁地进行非正式交流。集群内的各个主体(主要是各个企业)之间通过非正式交流可以推动企业的创新行为,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1. 非正式交流是企业间知识传播、技术扩散的主要渠道
集群内非正式交流有利于企业间知识的传播、技术的扩散,是集群内创新扩散的主要渠道、创新的主要源泉。许多学者认为知识的绝大部分是通过非正式交流来传播的,这些非正式交流的传播速度要比正式交流快得多。那么,知识包括哪些东西,又是怎么通过非正式交流传播的呢?
(1)知识的构成
知识是人们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理性认识的总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知识分作四类:是什么的知识(Know What)、怎样做的知识(Know How)、为什么的知识(Know Why)和是谁的知识(Know Who)。它认为Know What和Know How属于信息范畴,称为可编码化的知识或清晰知识。而后两类知识,难于编码和度量,称为隐含经验类知识或会意知识。
(2)非正式交流是集群内企业间知识传播、技术扩散的主要渠道
第一,非正式交流是传播隐含经验类知识的重要途径。隐含经验类知识是在实践中感觉、领悟,通过直觉思维洞察而来的知识,属于人们内在的智慧,常常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是难以从书本、说明书或正规教育中获得的。隐含经验类知识在实际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常常带有特殊性和具体性,而非普遍适用的东西。从经济角度看,生产中的技艺和能力,市场前景的判断与人才的选择,在何处向何人取得需要的知识,如何融资,如何开拓市场,如何取得投资者、供应商和消费者的信任,企业内部的秘密和诀窍等,都属于这类知识。
第二,非正式交流是传播未编码化知识的重要途径。在高新技术产业区域中,许多最新的、超前性的知识或者介于隐含经验类知识和清晰知识之间的知识,都以未编码化的知识形式存在。这些知识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深埋在社会之中,不易从正式渠道获得。通过非正式交流,这些知识得以快速有效地传播。
第三,许多编码化知识也是通过非正式交流进行传播的。尽管编码化知识可以从书面资料中获得,但是,由于人的能力、时间等条件的限制,许多编码化知识是直接从几乎零成本的非正式交流中获取的。更何况,直接从正式传播途径如教育获取知识的学习效果也不如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效果好。
2. 非正式交流促进企业的创新
除了企业之间的竞争促使企业产生创新的动力之外,企业的创新还需要哪些条件呢?产业集群内企业的非正式交流为之提供了以下条件。首先,提供创新性思维。在非正式交流中,充分利用社会网络的沟通功能与碰撞效应,更易于产生创新性思维,从而可以激发出大量的创新。其次,提供创新性知识。非正式交流增加了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量,创新知识的积累和深化,有利于加速创新的产生。因为创新是一个正反馈过程,创新依赖于创新人员所拥有的知识量,人们所拥有的知识量越多,就为创新创造了越多的可能。第三,促进创新性知识的转化。在经常性的非正式交流中,一些隐含经验类知识被反复探讨,通过隐喻、类比概念等方式,使隐含经验类知识慢慢清晰起来,转化为清晰知识(显然,清晰知识要比隐含经验类知识容易传播)。而隐含知识变成明晰知识,再积累隐含知识,再使之明晰,是知识促进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螺旋上升的循环过程。
三、产业集群的外部效应
(一)竞争力效应
1. 产业集群较强的持续竞争力
谈到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关于这一点几乎所有学者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产业集群的优势在于它拥有非集群企业无法比拟的竞争力,即产业集群之所以能产生、发展,并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就在于它具有较强的持续竞争力。这种集群竞争力不仅反映在其市场占有率上,而且也体现在增长速度、生产率、结构转换和创新能力上。产业集群这种较强的持续竞争力在于其所拥有的竞争优势,而这种竞争优势又是通过其内在机制体现出来:一方面,通过集群内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以及群体协同效应,将可以获得诸多经济方面的竞争优势,如生产成本优势、基于质量基础的产品差别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等;另一方面,通过支撑机构和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将形成一个区域创新系统,提升整个集群的创新能力(魏守华、石碧华,2002)。
2. 产业集群竞争中应对冲击的能力
除了产业集群较强的持续竞争力以外,产业集群竞争力中还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应对冲击的能力。市场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各种冲击,产业集群形成后应对冲击的能力变强还是变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集群的竞争能力。总体来讲,由于集群内部的网络组织和动态机制部分弥补了集群内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缺陷,集群化发展至少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是提高了它们应对冲击的能力。
(二)区位品牌效应
产业集群一旦形成,该集群立足于自身的特色,参与竞争,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汇集与积累,将最终产生集群的品牌效应。具体表现在,大量的中小企业聚集在同一区域,逐步形成地方特色,使集群能形成区域在这一产业方面的独有声誉。同时,企业通过集群来集中加强广告宣传的力度,利用群体效应,可以形成“区位品牌”。通过“区位品牌”效应,一方面使每个企业都受益,消除经济外部性,改变单个企业广告费用过大,而不愿积极参与和投入的状况;另一方面,“区位品牌”比单个企业品牌更形象、直接,是众多企业品牌精华的浓缩和提炼,具有更广泛、持续的品牌效应。
(三)资源吸收、利用效应
随着集群竞争力的提升、影响的扩大、品牌效应的传播,集群内企业可以更容易地吸收和利用各种资源,解决发展上存在的困难。最主要的就是可以解决资金的瓶颈问题,集群企业可以更容易从各种渠道取得资金,例如,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小企业集聚成群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银行的信贷收益,降低银行的信贷成本,减少银行的信贷风险,增大中小企业获取抵押担保贷款的可能,因此能够加大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的倾向。
摘要：文章循着从产业集群的核心到内在机制,再到外部效应的分析思路对产业集群进行了系统认识。产业集群的内在机制在于企业之间的结网和互动,即分工、竞争和合作及贯穿于始终的非正式交流,外部效应在于竞争力、品牌、资源吸收效应。
关键词：产业集群,内在机制,外部效应
参考文献
[1]王缉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王缉慈.关于中国产业集群研究的若干概念辨析[J].地理学报,2004(,10).
[3]魏后凯.对产业集群与竞争力关系的考察[J].经济管理·新管理,2003(,6).
内外部机制 篇8
一、创新高校管理体制, 构建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
高校管理体制反映着高校、政府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是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引擎, 高校管理体制创新是高校实现创新发展的制度保障。高校管理体制创新的核心是构建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 确立政府调控、高校办学、社会参与、契约管理、法律保障的高校管理体制, 实现政府监督权、高校办学权、社会评价权和专家学术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配置, 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构建政府、学校和社会新型关系的前提是转变政府职能、更新高校管理模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提出, “以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 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多年来我国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属于管制型, 政府的主要职能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消极的控制, 采取“政策治校”的方针, 对高校的管理着眼于审批、控制、监管和处罚。转变政府职能, 关键是要更新管理理念、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 实行政社分开, 将属于社会组织的权力分给社会。兴盛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公共管理 (New Public Management) 模式, 主张政府以顾客需求为导向, 坚持服务取向, 政府职能由“划桨”转为“掌舵”[1]。“掌舵”意味着政府要着眼于宏观、立足于服务, 建立与高校的伙伴关系和契约关系, 通过采取立法、规划、拨款、监督、检查和社会评估、提供信息等手段调节高校的办学方向、约束办学行为、保证办学水平。
构建政府、学校和社会新型关系的核心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完善竞争机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中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必然趋向平等、双向和协同。政府首先应当确定“市场优先”的原则, 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处理与高校的关系, 引入竞争机制, 加强公平竞争, 推动高校特别是高水平大学更加积极地面对市场需求, 强化大学的绩效责任和自我负责的态度, 通过竞争机制形成对大学管理者的压力和激励、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增强投资效益、提高办学质量, 促进优胜劣汰。
构建政府、学校和社会新型关系的基础是明确产权关系, 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目前我国高校的产出与投入机制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 高校虽是独立法人实体, 但并未能成为自主的办学主体、融资主体。高水平大学建设迫切需要落实大学产权, 明确产权主体的利益, 加强利益主体对产权的自由支配, 扩大办学自主权。大学要真正面向社会, 依法自主办学, 通过市场经济杠杆约束和调节办学行为, 建立自身的造血机能和自我发展机制, 以及规范、高效与特色化的办学组织形式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
构建政府、学校和社会新型关系的关键是加大社会参与和全民监督。一方面推动大学理事会建设, 促使大学健全社会参与机制, 形成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理事会应成为学校办学决策机构, 而不只是咨询机构。理事会中的教师、学生、校友和社会人士等方面的理事应由民主选举产生, 能切实代表各方利益参与学校的办学管理和监督、评价。另一方面, 丰富参与形式, 拓宽参与渠道, 赋予相关的社会中介组织一定的决策咨询和评价职能, 发挥其作为政府与高水平大学之间缓冲地带的作用。再一方面是要制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及科学性的法律法规, 用法律的力量来规范政府、社会和大学的行为, 政府依法治教, 高校依法办教, 社会依法参教。
二、建立集聚人才的体制机制, 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
高水平大学建设需要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建立集聚人才的体制机制, 加快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 造就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队伍, 是推动我国由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人才资本保障。建立集聚人才的体制机制, 需要以紧迫的意识寻觅人才、以开放的姿态引进人才、以完善的政策吸引人才、以竞争的方式选拔人才、以科学的标准评价人才、以良好的环境留住人才。
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制度的形成需要打破身份、人事关系等刚性制约。有一流大师才有一流大学, 发达国家和世界高水平大学总是盯着一流人才, 并千方百计吸纳国内外最优秀人才。“美国一直推动‘特殊人才直通车’的国家移民政策, 对如著名学者、高级人才和具有某种专业技术的人才, 优先授予绿卡与公民资格, 以此快速网罗全球顶级的人才”[2]。在全世界尖端人才流动加速的大趋势下, 我们应以更加紧迫的心态、更加开放的方式, 推进人才制度建设, 吸引全球优秀人才, 发展中国高水平大学。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的形成需要健全与我国人才战略相适应的协调机制和政策环境。本世纪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对人才的重视与日俱增, 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多头管理、职责不清, 政出多门、缺乏协调。在目前全球化、市场化条件下, 政府要创新工作机制, 加强宏观管理, 从人才的培养、教育、使用等方面进行综合协调, 构建统一协调、配套衔接、相互支撑的人才政策体系。健全高层次人才信息管理系统, 完善高层次人才引进、使用、激励政策和高层次人才流动政策, 针对不同人才群体, 分别制定职称、工资保险福利、考核与奖励、劳动关系等方面的政策。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的形成需要加大竞争性选拔高层次人才的力度。探索多形式竞争性选拔方法, 建立高校人才培养选拔的良性工作机制。明确导向性, 坚持按需引进和以用为本。加强规范性, 严格引进的程序和要求。强化审核制, 发挥海内外同行专家在人才评价中的重要作用, 运用大数据思维和手段, 科学评估引进人才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大数据的相关性视角, 将为发现和评价创新人才打开一个新的天地。”[3]同时, 构建体现高层次人才特点的“科学、准确、客观、全面”的评价指标和绩效考核体系。加强聘用合同管理, 提高法制意识和契约意识。严格执行考核制度, 强化考核评价、竞争流动, 健全以创新质量和服务贡献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的形成还需要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吸引和留住人才。全球创业观察 (Globe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4年出版的报告中提出创业环境要素包括9个方面, 即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支持、教育与培训、研究与开发的转移、内部市场的开放、物质基础设施、商业和法律基础、文化与社会规范[4]。可见国家不仅要依靠优美、安全的自然环境吸引人才, 更要以创新创业的发展空间、优厚的事业发展政策支持、优质的生活服务保障和优化的资源共享平台集聚人才, 围绕提升高层次人才集聚度, 把我国建设成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高等教育强国。
三、创新财政经费支持制度, 优化支持方式和投入结构
公共财政是政府履行职能的物质基础、政策工具和管理手段, 是促进科教进步和创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经济基础和资金保障。支持高水平大学的建设, 在确保财政投入稳定增长的同时, 还需要创新财政经费支持制度, 优化支持方式和投入结构, 规范财政经费管理, 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首先, 应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性投入, 明确投入目标。一方面应提高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占整个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加大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的增长幅度, 促进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应将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与地区生产总值挂钩, 确保高校财政性经费投入和生均经费的实质性增长。
其次, 要多渠道筹集资金, 拓宽财政性教育经费来源途径。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教育费附加制度。建立征收管理和使用机制, 加强收入征管, 依法足额征收, 并按规定全部用于支持教育事业发展;进一步完善财政、税收、金融和土地等优惠政策,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教育。同时, 要改进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机制, 调整财政拨款项目。设立高校拨款咨询委员会, 加强拨款的分配和引导, 完善基本支出拨款与专项绩效拨款相结合的财政拨款制度。设定新的“基本支出定额”, 增强统计“生均培养成本”的操作性。科学确定专项绩效拨款的标准, 增加绩效拨款的类别。英国的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作为一个执行性的非政府部门公共机构, 在政府与大学之间发挥了良好的中介作用, 它依法有效地向大学分配政府决定的拨款总额, 并通过拨款来引导大学实施政府制定的高教政策, 提高办学水平和科研质量。在其2014年发布的《2013-2014和2014-2015年度拨款与学生控制指南》 (Guide to Funding and Student Number Controls2013-14 and 2014-15) 中, 进一步明确了拨款的具体方式, 突出绩效评估, 坚持基于质量评估的拨款[5]。美国州政府对大学科研的资助模式主要是公式拨款、合同拨款和绩效拨款。
第三, 要创新财政经费支持制度, 优化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结构。创新财政经费支持制度中目前特别需要加强的是制定成本核算制度, 增加收费的透明性, 控制高等教育成本。完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 有依据的对受教育者收费和按照培养成本制定科学、权威的财政拨款标准, 并向社会公布。建立高等教育收费的制衡机制, 广泛实行高等教育价格听证制度。优化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结构方面, 需要突出重点, 凝聚力量, 大力支持影响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关键项目和对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有显示度的研究与发展项目。加大对高校人才队伍、重点学科 (实验室) 、教学改革和科研创新等内涵建设方面的经费投入。强化质量建设、特色建设专项投入, 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配套力度。重点支持“高原上的高峰”建设, 全力打造一批在国家创新体系和核心竞争力方面能够做出卓越贡献、位列世界100强的大学。
最后, 要建立健全高等教育经费监管机制,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西方国家高等教育投入的高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严格的经费监管。监管方面, 不仅依靠审计、财政等力量, 还充分发挥高校师生、社会专业机构等的监督力量, 监督力量的多面性再加上高校财务信息的透明性, 使高校资金使用过程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为从根本上完善高等教育经费的监管, 可以建立全国项目资金管理数据库, 加强项目资金管理, 分配好更促进使用好教育经费。设立全国教育经费监管中心, 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门机构实行对高教经费的动态监控检查, 对教育经费的使用情况尤其是高校的重大项目加强纪检审计监督, 以及对资金使用效益的评价, 建立教育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的追踪问效和责任追究制度, 对低效率使用资金给予有效的惩戒。同时, 制定高等院校财务收支公告制度, 增加经费使用情况的透明度。
摘要：体制机制创新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战略制高点。我国的高水平大学建设亟需完善和加强外部体制机制。要创新高校管理体制, 构建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建立集聚人才的体制机制, 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创新财政经费支持制度, 优化支持方式和投入结构。
关键词：高等教育,高水平大学,体制,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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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部机制 篇9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上市公司通过内源和外源两个渠道实现融资,其中内源融资是指公司从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得到的资金积累和自有资金;外源融资是指公司从外部其他经济主体筹集到的资金,主要包括商业信用融资、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媒体曝光后,消费者、经销商、监管机构等利益相关者所采取的措施将损害企业的内源融资能力。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未被媒体曝光的公司,媒体监督使被曝光公司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
假设2:相对于没有被媒体曝光的企业,媒体监督使被曝光企业的销售收入下降,经营活动现金流紧张,内源融资能力受损
由于商业信用本身就是成本为零的融资来源,媒体监督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集中反映在商业信用的变动额上,而媒体监督对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的影响集中反映在股权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在收益既定的前提下,商业信用的丧失,融资成本的上升, 最终必须导致企业价值下降。然而,媒体监督对股权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其原因何在?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基于此,提出以下的假设:
假设3:相对于未被媒体曝光的公司,媒体监督导致被曝光公司的外源融资能力受损、外源融资成本上升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导致两者的收益水平和风险承受能力也截然不同。国有企业所处行业具有垄断性,经营稳定性高,现金流回收有保证,进而为其偿债能力提供有力的保障,从而导致媒体的曝光对其盈利能力、融资能力和偿债能力影响有限。此外,我国以大银行为主的高度集中的金融模式,使民营企业在我国获得融资的难度远高于国有企业。在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为经济主体的制度环境下,相比于国有企业,媒体监督可能对民营企业产生的融资约束更大。故提出假设:
假设4:相对于国有企业,同样的媒体监督对民营企业产生的融资约束更大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被媒体负面报道的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样本区间为2003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并剔除了金融行业、负债率大于100%及年份不足的样本。有关财务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媒体数据来源于中国资讯行的中国商业报告库,通过手工收集完成。为克服离群值的影响,对主要变量进行Winsorized缩尾处理。
(三)变量定义本文选取如下变量:(1)媒体监督。媒体监督是指媒体对公司的负面报道,具体指媒体在对公司的新闻报道中采用了质疑、批评和负面评价的语言指出公司存在的问题。借鉴Fang and Peress(2009),本文使用媒体对公司的负面报道次数(medial)作为度量媒体监督的变量。由于媒体对企业的监督可能存在Heckman(1979)提出的样本选择偏误(sample selection bias)问题,对媒体监督设置虚拟变量media2,同时采用Heckman两步估计法纠正样本选择偏误问题。
(2)融资成本。本文采用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收账款的三项之和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商业信用的度量指标,来衡量媒体监督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陆正飞和杨德明,2011)。采用剩余收益GEB模型(Gebhardt et al.,2001;陆正飞和叶康涛,2004)来计算股权融资成本。具体公式为:Pt=Bt+TV。
其中,Pt为股票配股或增发的价格;若公司当年没有实施股权再融资,则以其上年度的每股收入乘以当年配股市盈率中位数来代替。Bt为第t期的每股净资产,为企业再融资年份经过调整后的期初每股净资产。TV为股权投资的终值。相关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Bt+1为第t期期末的每股净资产,EPSt+1为第t期期末的每股收益,DPSt+1为第t期期末的每股股利。FROEt+i为第t+i期的预测净资产收益率,r为股权融资成本,预测期间为12期(T=12)。由于缺乏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信息,本文沿用陆正飞和叶康涛(2004) 以及蒋琰(2009)的做法,FROEt+i采用上市公司第t+i期的实际ROE代替。并依据微观经济学中的厂商长期利润平均化的理论,假设第12期后的ROE一直维持在行业平均ROE水平。在计算行业平均ROE时,采用沪深交易所的行业分类方法,将所有上市公司分成21类行业,以2000年至2011年同行业所有公司的ROE为基数来进行计算。债务融资主要是指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向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等活动所取得的资金。采用利息总支出与长短期债务总额平均值的比值作为度量债务融资成本的指标(蒋琰,2009)。
注:括号内为t值,* 表示p<0.1,** 表示p<0.05,*** 表示p<0.01。
本文构建回归模型。首先根据Almeida et al.,(2004)提出的现金-现金流模型检验融资约束假说。模型如下:
其中:因变量△cash表示现金及有价证券的变动,CF为现金流量。CF的系数α1是现金-现金流的敏感度,代表融资约束,融资约束越大,现金-现金流敏感度就越大。两个模型的CF和media的交叉乘积变量为关键变量,代表媒体监督对现金-现金敏感度的增量影响。如果该交叉乘积变量的系数α3显著为正,说明媒体负面报道越多,相关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其次,采用模型(3)对相关公司内源融资能力和外源融资能力的影响,及其对商业信用融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这三大外源融资途径的影响差异。
从营业收入和经营现金流两方面检验媒体监督对相关公司内源融资能力的影响时,Finance cost为mpk和CF。从债务融资、股权融资和商业信用融资这三个融资途径考察媒体监督对相关公司外源融资能力的影响时,Finance cost为Ctrade、Clend和r。Control variable为控制变量,结合具体的研究问题和相关文献进行选择。 由于公司融资的难易程度直接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密切相关,故将股票筹资额和贷款额作为控制变量,以准确反映在国家宏观经济环境下媒体监督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最后,采用模型(1)和(2) 考察媒体监督的融资约束效应是否受相关公司的产权性质的影响。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二、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1)可看出,media的均值为0.572,最小值为0.000,最大值为33.000, 可见,媒体报道往往具有集聚性,对相关的被曝光公司形成很大的压力,从而造成重大影响。按是否曾遭受媒体曝光将企业分为两组: 曾被媒体曝光的企业和未被媒体曝光的企业。曾被媒体曝光的企业的CF均值为-0.051,显著低于未被媒体曝光企业的CF均值0.055。 曾被媒体曝光企业的tobin均值为1.523,显著低于未被媒体曝光企业的tobin均值1.572。两类企业在△cash、exped和△NWC也存在显著差异。可见相对于未被媒体曝光企业的平均水平而言,曾被媒体曝光企业的现金流趋紧,资本支出降低,成长受到抑制。曾被曝光企业的Clend和r的均值都显著高于未被媒体曝光企业的平均水平,可见媒体监督给企业获取外部资金带来不利的影响。
(二)回归分析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和Heckman两步法估计模型(1)、(2)和(3),并同时控制年度效应。
(1)全样本的媒体监督效果分析。首先运用全部样本,分析媒体监督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3)。无论是采用FE还是Heckman两步法进行估计,FE的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约束。交叉乘积变量FE*media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媒体监督对上市公司现金-现金敏感度的增量影响,媒体的负面报道损害了相关公司的形象及声誉,容易造成投资者怀疑其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往往倾向于采取谨慎措施且索要更高的风险溢酬,从而显著地降低其融资能力,产生融资约束效应,故假设1成立。此外,媒体通过影响被曝光公司的声誉及形象,引致投资者的相应行动,进而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在Heckman两步估计法中,控制了样本选择偏误后,控制变量size的系数由固定效应模型下的不显著变为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企业规模越小,就越容易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这是由于小规模的企业多为民营或高科技企业,其无形资产比重通常较高导致贷款抵押价值较低,并且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银行对小规模公司有着明显的信贷歧视。 tobin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的成长机会越多,未来可能的投资支出也越多,企业在遭受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必须增加其现金持有量为未来投资做准备。exped的系数显著为负,与Almeida et al.(2004)的预期相吻合,企业增加资本支出时,将减少所持有的现金。Almeida et al.(2004)认为当非现金营运资本和短期负债可能被作为现金的替代物用于支付时,△NWC与△sd的系数应当为负;当企业将非现金营运资本和短期负债作为现金持有时,△NWC与△sd的系数应当为正。 △NWC与△sd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将非现金营运资本和短期负债作为现金持有,而不是用于现金支付。
注:括号内为t值,W值表示Wald X2值。*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2)媒体监督对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的影响。在控制年度效应的基础上,以mpk和CF作为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的度量指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对模型(3)进行估计,用于检验假设2,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发现,ρσ 皆显著,说明样本存在样本选择偏误。无论是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还是对企业内源融资能力采用不同的度量指标,表(4)中media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媒体监督向产品市场传递了有关企业及其产品的负面信息,损害了企业及其产品的声誉,使得消费者、经营商、监管机构和竞争者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而采用了一系列不利于被曝光企业的行动,从而导致被曝光企业经营收入下降,经营现金流趋紧,陷入经营困境。为了维持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开展,企业迫切需要融通资金以解燃眉之急,从而产生相应的融资需求。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2。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所得到的size、tl和state的系数虽然显著,但是符号有所不一致,其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样本选择偏误所导致,纠正样本选择偏误后,可得到与现实观察相一致的结论。企业的规模越大,就越能产生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增加经营收入,提高经营现金流。控制样本选择偏误后,提高负债率,充足的债务资金支持了经营业务的开展和经营收入的提高,同时也扩大了资产总额,CF作为经营现金流与总资产的比值出现下降也不足为奇了。tang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固定资产净额要求较高,说明资本金的投入要求较高,从某种程度来说易于形成规模经济,还可建立防止新公司进入的行业壁垒;存货净额要求较高,有助于减轻对供应商的依赖,增强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降低进货成本。这两方面都有助于现有企业获得良好的经营收入和经营现金流。
(3)媒体监督对企业外源融资能力的影响。媒体监督对商业信用融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这三类融资成本的影响,其结果如(表5)所示。首先观察媒体监督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由于商业信用本身是成本为零的融资方式,媒体监督对商业信用融资方式的影响反映在商业信用的变动额上。在商业信用融资方式上,无论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Heckman两步法,media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媒体监督损害了企业的形象及声誉,使供应商出于对被曝光企业还款能力和发展前景的怀疑,进而倾向于采取停止提供商业信用、催收货款等谨慎性措施,这导致了企业通过商业信用融资的方式来筹集资金的难度显著增大。接着观察媒体监督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虽然固定效应模型中媒体对债务融资成本并不显著,但Heckman两步法中media的系数为0.493,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媒体监督使银行等金融机构降低对企业的信任度,倾向于缩小贷款规模、提高贷款利率甚至终止贷款和回收本金等,这导致企业遭受更高的债务融资成本,甚至难以通过债务融资方式筹集资金。最后观察媒体监督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中media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媒体的负面报道传递到金融市场,使得证监会倾向于对企业的融资资格审核更严格谨慎;此外,理性的投资者善于透过媒体的表面信息分析媒体报道背后隐藏的信息和真相,考虑我国新闻自由度偏低的现实情况后,往往会认为企业实际存在的问题可能要比媒体报道的要严重得多,进而倾向于向有股权融资需求的相关企业索要更高的风险溢酬,这都导致了被曝光企业进行股权融资的难度增大,股权融资成本上升。可见,假设3成立。通过比较商业信用融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中media的系数大小,可以发现媒体监督对债务融资的影响最大,股权融资次之,影响最小为商业信用融资。其原因可能在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信息和防范信息风险的能力都超过股东。
(4)企业产权性质对媒体监督效果的影响。媒体监督对国有和民营这两类企业的影响差异,结果如表(6)所示。不管采用不同的模型,还是不同的估计方法,CF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可见相对于企业不断变化且多样化的发展需求来说,资金始终是一种稀缺资源, 使我国企业普遍遭受融资约束问题。同时也可发现民营企业的CF系数都显著大于国有企业的CF系数,可见民营企业比国营企业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CF与media的交叉乘积变量的系数都显著,由系数的大小可知,媒体监督对这两种类型的企业都产生融资约束作用,但相比于国有控股企业,媒体监督对民营控股企业中的现金-现金敏感度的增量影响更大。在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为经济主体的中国制度环境下,相比于国有企业,同样的媒体监督对民营企业产生的融资约束更大,假设4成立。
(三)稳健性检验为增强上述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如下检验:(1)采用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因变量重新进行检验。(2)分别将现金流量表中“购买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现金数”与总资产的比值,以及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工程物资3项增加数之和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资本支出的定义,重新进行估计。(3)采用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作为规模指标重新进行检验。(4)依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来计算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重新进行估计。以上结果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三、结论
本文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媒体监督能显著地增强相关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其原因在于媒体监督损害了被曝光公司的内源融资能力,导致企业为度过当前的经营困境而迫切需要从外部获取资金以解燃眉之急,从而增加了融资需求;另一方面,媒体监督损害了企业的声誉,导致企业的外源融资能力受损,外源融资成本上升,从而降低了对被曝光企业的融资供给。通过细分外源融资方式,发现媒体监督对债务融资影响最大,股权融资次之,最后是商业信用融资。从不同企业的所有权性质看,媒体监督对民营企业产生的融资约束作用高于国有企业。新闻媒体作为市场经济的必要制度机制,消除了信息不对称,激活了市场惩戒机制,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被曝光企业产生了融资约束效应,这有助于约束企业的短期行为,提高整个市场的规范性。
摘要：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考察了媒体监督如何影响企业融资状况的变动。结果 表明,媒体监督通过声誉机制显著削弱被曝光公司的内外源融资能力,增大其融资成本,产生融资约束效应。通过细分外源融资方式,媒体监督对债务融资影响最大,股权融资次之,最后是商业信用融资。相比于国有企业,媒体监督对民营企业产生更强的融资约束作用。
国内外人力资本激励机制研究综述 篇10
人力资本激励机制是组织者为了使组织成员的行为与其目标相容并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潜能而执行的一种制度框架。在国外，激励理论的研究基本上经历了管理学激励理论、经济学激励理论和管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3个发展阶段。
管理学激励理论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它以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为基础，在经验总结和科学归纳的基础上形成的。Taylor(1895)所提出的“差别计件工资”以及Gant(1910)设计的“任务加奖金制度”是典型的早期激励机制。20世纪30年代梅奥著名的“社会人”命题的提出，把管理理论引入到行为科学，激励问题成为管理理论研究的核心。之后，一大批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投身于激励理论的研究，并提出了诸多著名理论。管理学激励理论经历了由单一金钱刺激到满足多种需要、由激励条件泛化到激励因素明晰、由激励基础研究到激励过程探索的历史演变过程。
经济学家对激励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30年代，但对其进行大量研究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70年代以后，以交易费用、产权理论、企业理论等为核心内容的新制度经济学取得飞速发展，如何解决代理问题成为激励问题的核心研究课题。Alchian&Demsetz(1972)指出，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即产品是由集体内若干成员协同生产出来的。由于每一个成员的真实贡献不可能精确度量，从而不能根据各成员的贡献去支付其真实努力的报酬，这给偷懒者提供了“搭便车”的机会，为此，就需要监督者进行监督，而剩余索取权对于激励监督者进行监督具有重要作用。Jensen&Meckling (1976)提出了著名的“公司所有权结构理论”，并在定义“代理成本”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代理关系中代理成本的产生，进一步研究指出，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最优的资本结构实际上是企业代理成本最低时的融资结构，因此，让经营者成为完全剩余权益的拥有者，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代理成本。
进入20世纪80年代，博弈理论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使非对称信息下的最优机制设计(或契约安排)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问题。动态博弈理论、合同理论、委托代理框架成为研究企业激励机制强有力的分析工具。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数学模型进行激励机制设计是这一阶段激励问题研究的突出特点。Fama (1980)研究了如何使两权分离的大企业成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他认为，在竞争性经理市场上，经理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经理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即使没有显性激励的合同，经理也会有积极性努力工作，因为这样做可以改进自己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从而提高未来的收入。Holmstrom (1982)则将上述思想模型化，形成代理人声誉模型。Gibbons&Murphy (1992) 研究了当员工对职业生涯关注时(即现在的表现将影响未来的补偿)的最优激励机制设计。研究表明，将职业生涯隐性激励和补偿合约显性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方式是总激励达到最优的激励机制。因此，对即将退休的员工的激励机制设计应偏重于显性补偿合约，因为他们对职业生涯的关注较低。进一步对高官人员补偿与股票市场表现的的经验研究支持了这一理论假设。Holmstr觟m&Tirole (1993) 认为，股票价格因包含了当前或未来盈利数据以外的信息含量而有助于构建管理激励机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激励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在激励机制设计方面，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二是重视对激励效应的研究。Baker，Jensen and Murphy (1988)指出，对企业内部激励结构的深入了解是提出可行企业理论的前提，而传统经济理论难以解释实践中采用的诸多组织激励制度，对这些激励制度解释主要来自行为学家和从业人员，这些解释主要源于公平、权益、道德、信任、社会责任等非经济概念。因此，如何运用经济变量分析补偿行为或将这些概念整合，使之融入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是经济学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Holmstrom和Milgrom (1994)认为，如同可以提高静态委托代理关系中显性激励效果一样，比较业绩信息在动态隐性激励机制设计中同样发挥作用。研究表明，比较业绩信息通过动态隐性激励效果或加强静态保险效果，或者相反，且效果明显;比较业绩信息总的福利效应是混合的，这取决于内在的信息结构。Uwe Jirjahn (2006)研究表明，企业选取委托代理模型还是效益工资模型进行激励，取决于代理人被发现偷懒的可能性;两种激励方式结合运用的激励效果明显高于采取单一激励方式。
激励效应研究方面，Jensen&Murphy (1990)研究表明，总经理的报酬与企业业绩没有显著关系;Murdoch (1991)研究认为，敏感性不仅与行业特征有关，也与企业特殊风险相关;Demsetz (1997)利用拉齐尔与罗森的比赛理论对总经理报酬与经营绩效之间非正向关系作了进一步解释。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如何管理和激励知识工作者成为理论与实践面临的重要课题。Drucke (1998)率先提出“知识型员工”概念，并就如何激励知识工作者提高工作效率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知识管理专家Mahen Tampoe (2000)则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专门针对知识工作者的4个主要激励因素，它们分别是：个体成长(约占总量的34%)、工作自主(约占31%)、业务成就(约占28%)、金钱财富(约占7%)，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知识工作者激励模型。上述理论表明对研究开发人员的激励应以经济激励为主。
2 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学者对激励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起步较晚，但发展非常迅速。早期对激励问题的研究集中于探讨国有企业一般职工缺乏劳动积极性的原因，为激励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活力提供依据。随着产权理论在我国的兴起，国外激励理论也随之引入我国，由此，人力资本所有者能否同物质资本所有者同样拥有企业所有权(剩余索取权)成为我国学者研究和争论的焦点。张维迎(1996)主张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所有权的主体，“资本雇佣劳动”是最佳的制度安排;方竹兰(1997)则主张由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承担企业所有权主体。刘小玄(1996)指出，在企业的所有权职能被分割和重组的条件下，剩余支配权作为现代企业的激励机制对于最优契约的设计以提高企业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知识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管理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对激励问题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一般员工、企业家和经营者的激励，其范围逐渐多元化，特别是对知识型员工、技术人员、异质型人才、科技创新、自主创新活动等激励的研究。张望军、彭剑锋(2001)通过对华为、润迅通信、中国公用信息网、信息产业部信息化工程总体等研究中心的150名研发人员调查问卷，采用对照组比较研究的方法, 定量地分析了创新型企业员工激励因素与内在需求, 进一步探讨知识型员工的激励机制。文魁、吴冬梅(2003)以北京市软件企业和生物制药企业为本市高科技企业的代表, 通过调研和实证，研究了北京市高科技企业的人才激励机制。秦吉波、曾德明、陈立勇(2003)认为，由于知识经济背景下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人员上述激励理论和模型已显得不足，并指出，高新技术企业R&D绩效要从基于财务指标的效率评测向基于知识指标的效能评测转移，基于知识的效能指标的重要程度应当高于财务指标。杨建君、李垣(2004)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三类重要的主体(即股东、企业家与研发人员)之间的激励关系视角，集中分析了不同主体之间激励的基本特征, 并提出了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循环激励链模型。邓玉林、达庆利、王文平(2006)则从系统性、授权度与自由度3个维度讨论了知识工作设计, 以及基于工作与薪酬的双重激励效用。
近几年，国内学者对激励问题研究特点主要表现为：(1)由单一的激励研究到对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研究并重;(2)由如何实施激励到对激励效果的评价;(3)激励方式方法上，由对单一或综合激励方式的研究，上升到通过经济机制(公司治理、控制权等)的设计进行人力资本激励;(4)日益重视经验研究，尤其是通过调查数据进行的统计和实证分析;(5)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一方面表现为更多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表现为更注重激励方式方法的可操作性;(6)研究更为深入、具体，如对激励方式方法研究，不仅研究其应该采用什么方式，而且研究其采用该方式的科学理论依据，在激励客体上，不仅研究激励的一般性问题，更注重特殊人力资本的激励研究。
3 结束语
内外部机制 篇11
关键词：外部性；信赖权利与注意义务；连带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9-0044-01
一、明星食品代言的外部性
明星代言食品广告时具有外部性，并且当消费者因相信广告而导致损害时，这种外部性就表现为负外部性。此时，法律规则的关键是创造出一种激励，将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差异最小化。在外部性内部化以后，明星食品代言行为承担的风险将会增大，责任的承担则更加明确，这会促使他们谨慎地进行代言。
二、明星食品代言外部性内部化的法律路径
（一）信赖权利设定的经济考量。
在权利市场上，决策者同样具备“理性人”的特征，也是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世界，“法律规定的权利是无法在市场上交易的，或者是无法通过市场自愿交易来转换的。”科斯认为，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导致出现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在社会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如果那些从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获得利益的人，只要其所增加的利益足以补偿（并不要求必须实际补偿）在同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人的利益，这种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明星食品代言中信赖权利的设定是对以上原理的具体运用。在实践中，明星也可能是受害者，因为我们不能要求明星也是专家，但是较消费者而言，明星的损害便于计算，这是由于众多消费者的损害赔偿的分摊难以计算，而且难以达成一致的赔偿意见，内部的交易成本过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搭便车”的不劳而获者。所以，在信赖权利的配置上应向消费者予以倾斜。
（二）注意义务。
1.明星的注意义务。 明星虽不能准确判断产品的质量是否合格，但至少应做到最基本的审查义务。明星代言食品广告的注意义务主要体现在对相关事项的审查上，具体有三：第一，产品审查义务，对代言食品要有必要的认知，例如你是吃过的；第二，广告审查义务，按照《广告法》的规定确认它不是虚假广告；第三，“查证”义务，比如营业执照、产品合格证等查阅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明文件。
2.消费者的注意义务。由于我国现阶段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对商品的认知能力正处于一个发育、不断成熟的时期，不少消费者会以他人意见为判断产品好坏的主要依据，呈现一哄而上的消费心态。虚假广告并不必然有现实的受害者，是否有现实的受害者受制于消费者的成熟度，尤其是其甄别能力。因此，应增强消费者的理性，提高消费者自身的注意义务，构筑起“抗损”的防火墙。
（三）信赖权利与注意义务的连接点。
信赖权利与注意义务的连接点是信息。信赖权利的享有及注意义务的履行都依赖信息占有量的多少，而且信赖的外观与信息的掌握程度正相关。无论对于明星，还是消费者来说，信息都是其做出决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信息，就无法决策，决策的正确性程度取决于掌握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在明星食品代言中，信息失灵主要表现在信息不足、信息不对称和信息虚假。因此，克服信息失灵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虚假广告的最本质特征是信息的虚假。从根本上说，在明星食品代言中因虚假信息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害源于信息不足和信息不对称。明星较企业具有信息劣势，当他作为中间者把信息传递给消费者的时候，弱势的消费者对于第一手信息的掌握必然是间接的。与其他主体相比，经营者最了解其产品的质量状况，最清楚自己的信息优势状况，由经营者直接提供的信息能够最快捷地增加消费者的信息拥有量，而这种信息常常都是有效的。使消费者获得充分信息，使其能够按照个人愿望和需求做出掌握情况的选择，企业就没有能力侵犯其权利。解决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方式是使价格尽可能的反映商品的所有信息，从而使商品的价格达到其应有的位置。价格的作用是反映竞争性产品的真实成本，这样才能够确保购买者在购买中是基于可靠信息而投上一票。
三、明星食品代言中信赖权利与注意义务失衡的纠正
（一）纠偏方式。
责任是对权利义务的重新安排，当明星食品代言中的信赖权利与注意义务失衡时，就需要通过设定责任的方式予以修正。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明星代言虚假食品广告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损的要承担连带责任。由此便知，而明星要不要赔偿消费者遵循的是严格责任原则。侵权行为的经济分析表明，在发生侵权行为的场合运用严格责任原则是有限度的，并不适用于所有场合，原因在于这样做的社会成本将大于社会收益，结果降低社会的总体福利。严格责任原则是不问责任人的主观过错，只要有侵权结果发生就要承担责任，确定的是责任有无问题，而连带责任确认的是责任人间的责任分配问题。明星代言承担连带责任仅仅存在于食品安全领域，并非所有的代言行为都以连带责任为必要。
（二）设置连带责任的经济考虑因素。
面对消费者，明星和食品经营者承担的是同等责任，这意味着以明星的所有财产作为赔偿，连带责任就是对食品广告的严格限制，免责不适用于食品安全。
1.收益与风险。从经济学角度看，一般情况下，利益的可及范围与风险的可能范围是重合的，即个体享有的利益越大，其承受的风险越高，利益具有风险性。连带责任也正是确定了这样的风险负担规则。
2.成本。责任制度的运作和实现都有自己的成本计算，这种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成本，包括实现责任的机构的运作成本（官方成本）和责任双方的商讨成本（私人成本）；二是社会成本，即责任中的否定性负担或义务所引发的社会负面影响或代价，考察的是通过责任而对权利义务重新安排所产生的对社会正义、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影响。明星代言虚假食品广告之所以课以严格的责任，就是因为消费者避免损害的成本高，而明星避免损害的成本低。在严格责任下，明星是消费者损害的保险人，而且“保险”的成本很高，这将会导致严格责任下的食品广告产业规模和经济纯利小于过失条件下的规模和纯利。
内外部机制 篇12
关键词：上市企业,退市机制,对比分析
一、建立退市机制的必要性
证券市场作为企业融资的渠道和股权交易场所, 对市场有限的资金起着优化配置的重要作用。资金所投向的行业和领域是否能实现高效产出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资金的利用效率。高效率的资金利用可以带动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其他方面资源的优化配置[1]。公司的上市为需要大量资金以求更好的发展前景的公司提供融资渠道, 同时为投资者提供投资选择;而建立退市机制则可以完善证券市场的过滤作用, 在为优秀的公司融资和交易的同时保证不具备交易条件和交易成本较高的公司及时退市, 从而实现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 为投资者提供风险小、效益高的投资产品。
建立退市机制一方面可以减少投资者的不科学投资, 提高资金资源的利用率, 另一方面加大了资源向优秀企业倾斜的概率, 是证券市场向更科学经济的方向发展。退市机制与企业的上市制度共同组成证券市场的“出入口”, 为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市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供保障。
二、国内外现行退市机制
目前国内外现行的退市机制分为正常退市和“冷退市”两种。一般而言, 正常退市分为上市公司因违反了所承担的义务而被迫退市和不再符合上市条件而主动申请退市两种。“冷退市”则指上市公司转化为其他的非上市企业组织形式。目前国内外成熟的证券市场所定义的退市机制包括退市程序和退市的标准两个方面的内容。退市标准主要包括公司的经营效率、总资产、净资产、股东人数等方面的财务标准和决定公司的治理结构的治理标准以及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标准。退市程序则包括退市的审核流程和退市机制的执行[2]。
1. 上市企业退市标准
通常来讲, 上市企业的退市标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企业的资产规模或经营业绩不符合上市要求; (2) 上市企业涉及到财务状况不良、资产冻结和处置等情况, 企业未能继续经营下去; (3) 企业的股权结构或资产规模出现重大更改; (4) 企业触犯相关法律法规。
2. 上市企业退市程序
上市企业的退市程序包括退市企业的执行程序与复审程序, 其目的是为了有效地避免人为因素与市场偶然因素导致的错误, 把企业是否需要退市的风险降低为最低。上市企业退市的程序为市场监管者管理理念的表现形式, 不同的证券市场具有不同的退市程序, 并且在退市的具体程序上存在很大的差别。一般较为成熟的成熟的证券市场对待企业退市的程序相对谨慎, 规定了十分复杂与详细的退市流程, 并且可实施性比较强。
三、退市机制对比分析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证券交易所所制定的上市企业退市程序与标准较为严谨完整。而国内在相关方面的法律规定和程序文件则比较匮乏。就退市标准来看, 国内仅对企业连续亏损等情况作了退市规定, 对于退市期限和亏损严重程度的界定较为主观和随意[3]。就退市程序来看, 国内的证监会、深交所、上交所等机构都强调的是如何做出终止上市决定和暂停上市行为等内容, 而对于公司的权利要求则没有必要的强调。这种退市程序行政色彩较浓, 缺乏可操作性。相反, 国外成熟退市机制建立历史较久, 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形成了非常完善的退市标准, 对上市企业的退市有了非常详尽的规定和提供了可操作性极强的操作规程[4]。
对国外这些成熟的标准加以分析可以给我国的上市企业退市标准提供借鉴, 为完善国内的退市机制提供启示和借鉴。首先国外的退市机制能够帮助国内的上市企业完善退市的标准体系, 国内上市企业可以参照日本与欧美证券市场的做法, 把企业违反上市协议、因资产处置和股利分配情况、资不抵债、资产冻结等其它因素而丧失继续经营能力的情况纳入上市企业的退市标准体系之中[5]。其次, 国外企业的退市机制增强了国内企业退市程序的可操作性。上市企业的退市机制可以看作为证券市场自身的纠错机制, 将证券市场的上市企业进行优胜劣汰, 增强了证券市场中上市企业的整体质量, 要求上市企业进一步规范运作行为, 所以, 国内上市企业可以参照纽约交易所与香港联交所的做法, 把企业整改的宽期限细分为不同的阶段, 给予了申请恢复上市企业的申辩与申诉权利, 这样可以保证暂停上市的企业可以尽快提出整改方案。
参考文献
[1]李江涛.中外资本市场退市制度探析——中港美的比较视角[J].南方论刊, 2014, (8) :8.
[2]李想.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 2012.
[3]任婷婷.完善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标准的若干思考[D].复旦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