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关系（精选10篇）
内外关系 篇1
一、教育规律理论的提出
1980年, 潘懋元应原第一工业机械部教育局之邀, 到湖南大学为当时该部所属高等院校领导干部教育科学研究班讲课, 正式提出教育的两条基本规律, 简称教育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这一规律后来在1985年出版的《高等教育学讲座》[1] 和1990年发表的《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辨析》[2] 中得到发展、丰富和完善。其基本思想如下:
1.外部关系规律指的是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与整个社会系统及其他子系统相互关系的规律, 其内容为“社会主义教育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相适应”。在这里, 适应是全面适应而不是片面适应, 是主动适应而不是被动适应。适应的含义有二:一方面教育受社会的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制约, 另一方面, 教育又要为社会的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和文化等的发展服务。
2.内部关系规律指的是教育作为一个系统, 其内部各个因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规律。其内容为“社会主义教育必须通过德育、智育、体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3.就两条规律的关系来说, 外部规律制约着内部规律, 外部规律必须通过内部规律来实现。教育要通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来为政治、经济、文化服务, 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 教育才能彻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办教育既要遵循外部规律, 又要遵循内部规律, 应把内、外部规律很好地统一起来, 不能把他们分割开。
规律理论从关系的视角出发, 通过对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两个方面的分析来阐述教育规律, 在方法上具有极大的创新性, 自提出后即在理论界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规律理论是关于整个教育的规律, 但是这条规律最早却是从高等教育界提出来的。这是因为高等教育是学科性、专业性的教育, 涉及各门具体学科, 培养的人也是直接进入社会担任各种专业工作, 与社会的各个方面联系更加紧密, “因而从高等教育的角度看政治、经济、文化同教育的关系, 就比较直接、深入、具体、生动, 对于如何使教育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就更为关心而具有紧迫感”[3] 。下面笔者试用关系思维来分析高等教育的内外部关系。
二、关于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分析
(一) 作为社会组织的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
社会组织的本质和规律及对其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与自然物完全不同。自然物是客观、自我地存在的。对其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一般要求排除人的、社会的因素, 价值中立地观察分析, 以求客观准确地把握。但是社会组织是人创造的, 社会组织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社会创造它是要利用它来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存在, 是因为它适应了社会和人的需要;它之所以如此这般地存在是因为它这种存在的状态能更好满足外部社会和人的需要, 体现它存在的价值。显然, 要认识社会组织的本质和规律, 我们就不能脱离社会环境、社会需要。社会组织作为“人造”的“应需”之事物, 对“它是什么”的认识离不开对“它为什么要存在”、“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它为什么这样存在”等问题的理解。也就是说, 社会组织的本质和规律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社会对它的需要和它对于社会的意义和价值之中。
高等教育是满足社会需要、适应社会的产物, 社会需要决定了它的使命与责任;因为它的使命与责任需要它去履行、承担, 这就决定了高等教育组织的性质和运行规律。高等教育正是在与社会的双边互动中存在、发展。它的本质是什么来自于社会要求它是什么, 它表现出什么性质来源于社会要求它具有什么性质。高等教育正是在接受社会对它的要求和努力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中获得并体现它的本质和规律。离开了社会的需要, 高等教育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也就无所谓其本质与规律了。
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讲, 高等教育的本质与属性并不是其自身所规定的, 而主要是由外在的社会需要所赋予的。高等教育的本质和规律不完全是内生的, 而更多的是外发的。高等教育并不是因为其具有某种内在的结构才表现出某种本质和规律, 而更是因为其承担某种使命和责任而表现出某种本质和规律;高等教育并不是先出现某种稳定的内在结构, 然后根据这种结构才来承担其所能承担的使命与责任, 而是因为社会需要其承担某种使命与责任, 它才据此形成某种内在的结构。所以说, 高等教育之为高等教育, 并不是天然的, 而是社会的;高等教育是什么, 并不是它本身是什么, 而是社会要求它是什么;高等教育为什么能这样, 并不是它能这样, 而是她被要求成为这样。这正是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的基础。用关系思维方法来认识高等教育, 要求我们必须把高等教育放在整个社会环境中, 把高等教育放在与其他社会系统 (政治、经济、文化等) 的相互作用中认识。
(二) 作为系统的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
系统科学的全息原理认为:部分不仅被包含在整体之中, 而且整体本身也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它所包含的部分之中。如在生物中, 每一个细胞, 都包含个体全部遗传信息[4] 。在社会里, 不仅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 而且社会也存在于个人之中。因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意识形态等一切东西一方面是个人生活成长的环境, 另一方面, 它们又通过个人的参与深深镶嵌于个人的精神和意识之中, 一个个人就是一个小的社会。所以说, 个人组成了社会, 并存在于社会中, 社会也形塑了个人, 社会在个人的精神和意识中得到“全息”的反映。
系统科学的全息原理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与社会。高等教育既作为一个子系统, 存在于社会的大系统之中, 同时它又以“全息摄影”的方式包含了社会这个整体, 即社会存在于高等教育之中。实际上高等教育系统同时也是一个小的社会, 其中全息地包含着社会的各个部分。正是在这一全息摄影的过程中, 高等教育就“生活”于各种与外部的关系之中。首先, 高等教育中的人是社会中的人。人在个人的社会化的同时又将社会同时个人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通过存在于“高等教育人”的精神和意识而存在于高等教育之中。高等教育中人的各种行为、思想、意识反映了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 高等教育的政策、行动等与社会各方面产生了广泛的联系。其次, 高等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 它参与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活动。高等教育似乎可以看作社会的横截面, 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在高等教育中存在, 这就形成了高等教育的多种社会活动 (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等) 的特性, 构成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内涵。几乎可以说, 高等教育内在地包含了社会的一切。再次, 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 它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和社会各方面需要的人, 所以有关自然、人、社会的一切知识都应在大学中存在、传授, 高等教育在知识的意义上包含着整个世界。高等教育的这种“全学科”性其实是把整个世界都内置于其中。从这个角度来说, 与社会其它系统相比, 高等教育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更加密切, 社会、世界就存在于高等教育之中。最后, 高等教育通过培养的人才、科研成果、社会服务等职能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高等教育的影响似乎无处不在。特别是在今天, 高等教育成为社会的中心, 其战略位置日益重要, 更加紧密地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 高等教育更加牢固紧密地把社会束缚在其中, 或者也可以仿照美国“赠地学院”的那句话 (“州的边界就是大学的边界”) 来说:社会的边界就是高等教育的边界!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这种互相交叉存在的现象告诉我们, 高等教育与社会是一种共同生成的关系, 社会生成了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又生成社会。高等教育根本不可能绝对独立于社会存在, 即使是“象牙塔”时期的高等教育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说, 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本身就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 离开了这些外部关系的存在, 高等教育就失去了其作为高等教育的身份和内涵, 所以认识这些外部关系就是认识高等教育。
三、关于高等教育的内部关系分析
(一) 系统、组织性和内部关系
如前所述, 内部规律就是指教育作为一个系统, 其内部各个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规律。系统是既区别又联系的要素组成的相对独立的有机整体。要素与要素之间被一定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这些关系, 所以系统不能还原为要素, 系统可能大于要素之和, 也可能小于要素之和, 但它绝对不等于要素之和。从系统大于要素之和来看, 因为要素之间的联系, 系统整体涌现出很多新的品质。同时, 系统中的要素也会因为处在有组织的系统中涌现出特别的品质, 这些品质在其孤立时是不会出现, 或者仅仅是潜在的。“涌现是无法分解的, 它是一个人们无法从先在的成分中推导出来的品质。”[5] 从系统小于要素之和来看, 系统中要素之间的关系会对各个要素进行规范和约束, 从而使得整体小于要素之和, 也使系统中的要素小于孤立状态下的要素。系统的内部关系凸显了组织的观念。莫兰认为, 组织就是一个系统或一个复杂单位内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组合, 组织通过相关性把各个成分、事件或个体联系起来, 让它们变成同一个整体的部分。因为系统内部组织关系的存在, 系统才能成为系统, 而且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只能根据它们在整体中的位置以及与其它要素的相对关系来定义自己[5] 。
把高等教育看作是一个整体的系统, 并且从社会中独立出来进行认识, 是因为高等教育内部各个要素的紧密联系可以让其相对成为一个整体, 没有内部要素之间的联系, 高等教育就不能成为独立的高等教育。所以说,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不是要素的简单线性相加。离开了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不但我们认识不了高等教育, 甚至也不能认识其内部的各个要素。只有把握高等教育内部的各种关系, 而不是只认识这些要素本身, 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认识高等教育和其内部的各个要素。所以, 认识高等教育需要认识其内部的组织性, 因为正是这些内部组织关系的存在定义了高等教育整体涌现的性质和其内部各个要素。
(二) 高等教育的内部关系
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 (即组织性) 定义了系统和其中的各个要素。潘懋元先生最初在阐述内部规律时只强调了德、智、体、美诸育之间的关系, 这主要是从教育系统区别于其他社会系统的特点是“人的培养”这一论断出发的。但是在后来的教育实践和研究中, 他发现仅仅这一角度可能不够全面, 因为高等教育内部的因素很多, 关系很复杂, 如果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教育过程中主客体的关系, 以及从教育结构、教育管理的角度来揭露高等教育的基本矛盾, 则可能对内部关系的基本规律又有不同的理解与表述。我们认为, 高等教育内部的关系丝毫不比其外部关系简单, 除了上述这些关系之外, 具体到一所大学来讲, 它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学科齐全、职能多样、群体复杂、部门繁多、事务冗杂、内部关系纷繁多样。在一所大学内部,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组织性, 实现了其作为整体的存在和运行:
如学科之间的关系。大学各学科之间的关系和组织性非常明显。“大学尤其是综合性大学的学科关系十分复杂, 各学科之间不仅存在线性的链状关系, 还存在立体交叉的网状关系。”[7] 从知识形态看, 大学中的每一个不同学科尽管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内外在建制, 但是在学理上各学科的知识存在直接或间接的逻辑关系, 学科处在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学科生态环境之中, 一门学科的发展以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为条件, 而它又促进或增益于其他周边学科的发展。从育人来看, 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 不同学科的知识要形成一个特定的知识结构并内化于受教育者身上, 不同学科因此存在着一种相互烘托、加强的逻辑关系。可见, 学科之间的这种组织性的逻辑关系 (而不仅仅是孤立学科) 是我们认识大学的重要对象。很显然, 大学的学科不能还原为其中的任意一个学科, 不能看成是诸多单个学科的简单相加, 因为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整体上的学科才具有了育人功能, 才能使得学科获得了一个相互促进、发展的生态环境。同时也正是这些相互关系的存在, 使得任意一个单一的学科都不同于它们处于孤立状态的样子。只有认识到学科之间的这种组织性, 我们才能正确地进行专业、课程的设置, 才能提高教育质量。
又如高等教育三大职能之间的关系。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之间也存在同样复杂的组织关系。在资源分配方面, 它们似乎存在着竞争和彼消此长的关系, 因为在人力、物力资源一定的情况下, 对任何一方的倾斜都会导致其它两方的受损。但是在功能发挥方面, 它们又存在着互相增益的关系。譬如, 科研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能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和人才培养质量、环境的优化, 同时还能以较好的科研成果来服务社会。而社会服务一方面能为教学和科研创造资源, 另一方面还为教学和科研提供途径和天地。所以, 今天大学这三者中任何一者的功能发挥都是以其它两者的实现为条件, 同时又促进其它两者的发展, 它们在互相约束的同时又互相促进。大学正是在这三者适度发挥的基础上将三者系统地集于一身, 从而实现大学的三大职能。大学三大职能的复杂关系使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其中任意一个职能,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组织性关系中, 我们才能认识到大学的职能, 也才能分别认识到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
再如部门、主体之间的关系。大学的不同部门 (教学部门、科研部门、行政部门等) 、不同主体 (师、生、员、工等) 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复杂的内部组织关系。正是这些组织关系的存在才能组成大学或高等教育的整体, 并在整体上涌现了诸多在要素层次上所不能具有的性质和功能, 同时也使处在这些关系中的要素表现出与它们孤立时所不同的样子。
可见, 在高等教育中, 正是因为这种内部的组织性关系的存在, 才使得整体成为整体, 部分成为部分。而脱离了这些组织关系, 我们不但不能认识整体, 也不能认识部分。因此, 在高等教育的研究中, 这些内部的组织关系就成为我们认识的重要对象。
四、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的关系分析
从外部关系看, 高等教育是一个开放系统。从内部关系看, 它又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外部关系的存在使得高等教育成为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系统。实际上, 任何一个系统都是既封闭又开放的。如果只有封闭, 没有开放, 系统最后就会死亡, 热力学第二定律早就证明了封闭系统的这一结果。而如果只有开放, 没有封闭, 那么系统就不会成为一个整体的系统, 而是在与其他系统的联系中瓦解、消失。莫兰提出了一个系统组织的悖论:“一个开放系统之开放是为了封闭, 它之封闭是为了开放, 它在开放中封闭。”[5] 高等教育就是这样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系统, 从其开放性来看, 就是高等教育必须保持其与外部的关系, 这就表现为高等教育的社会使命、责任;从其封闭性来看, 它必须维持其内在结构和关系的稳定, 防止外部对其过多的入侵和干预, 以保证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存在, 并与其他社会系统发生各种关系, 这就是高等教育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大学独立等。开放与封闭, 既相互依赖, 又相互促进, 既一分为二, 又合二为一, 体现出高度的辩证统一, 这也正是外部关系规律和内部关系规律同时存在、互相依赖、制约和促进的基础。
从历史来看, 正是因为这内外部关系的存在, 才使得高等教育绵延至今。今天的高等教育起源于中世纪大学, 至今已近千年。在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各种组织中, 没有几种组织像高等教育组织这样能够历千年而不遭废弃, 经历史变更而不被摧毁。西方世界1520年之前成立、至今仍然存活、功能相似、历史没有中断的高等教育机构约有85个, 其中包括70所大学。这70所大学基本上仍然居于相同的地点、相同的建筑物里, 教授和学生从事着基本相同的任务, 学校的管理方式也与过去基本相同[9] 。可见, 高等教育具有非凡的“韧性”和“耐力”!高等教育为什么能够如此?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 各种社会机构不断产生和消失。总的来看, 社会机构消失的原因不外乎二:一是它们过“硬”, 固守自己, 不能维持其外部关系, 不能适应社会、满足外部需要而惨遭淘汰;二是它们过“软”, 不能维持其内部稳定的结构和关系, 过分迁就社会而丧失其自身。总之, 社会机构的消失就是因为其不能有效长期地维护其内部关系或外部关系的稳定。从这一个角度来说, 社会机构、组织的存在就是内外部关系的存在。高等教育为什么历经如此之久而不消失, 其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大学不会过“硬”, 它维持与外部社会的关系, 伴随社会不断地进化, 不断地肩负起新的使命和责任, 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与此同时它又不会过“软”, 它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又坚持自己的本性, 在服务外部时坚守独立和自主, 维护其内在各种要素之间关系的稳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 大学在“硬”与“软”的选择中保持中庸, 在开放与封闭的选择中保持平衡, 在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上保持张力。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说:“大学不能遗世独立, 但却应该有它的独立自主;大学不能置外于人群, 但却不能随外界政治风向或社会风尚而盲转、乱转。大学应该是‘时代之表征’, 它应该反映一个时代之精神, 但大学也应该有风向的定针, 有所守, 有所执著, 以烛照社会之方向。”[10] 所以说, 从高等教育历史发展来看, 内、外部关系是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的根本特征, 保持内、外部关系的和谐统一是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长期存在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关系对象里, 高等教育不是被当作绝对孤立事物或是可分解之组合, 而是被视为从相互发生关系的高等教育要素中产生出来的统一, 而且这种统一又处在更复杂的外部社会关系之中, 这样就把高等教育看作是一种内外部各种关系的存在, 一种各种关系集中纠缠的“场域”, 而不仅仅是个简单、孤立的实体事物。
确立高等教育研究的关系对象, 最根本的还是要求我们保持一种关系思维, 在内外关系之中认识高等教育。离开了关系, 孤立、分割地认识高等教育或其中的要素就是对高等教育的片面化和扭曲。只有在关系中认识整体或要素才能更准确认识高等教育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 规律就是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正是高等教育的这种内外部关系决定了高等教育的规律, 从关系出发认识高等教育的本质, 才能真正地认识高等教育, 遵循高等教育的规律办事。所以, 规律理论在本质上也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结出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果实。
参考文献
[1]潘懋元.高等教育学讲座[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31-50.
[2]潘懋元.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辨析[J].厦门大学学报, 1990, (2) .
[3]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1:161.
[4][法]埃得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142.
[5][6][8][法]埃得加.莫兰.方法:天然之天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02.95.132.
[7]李枭鹰.论大学学科系统复杂性[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6) :188.
[9][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50-51.
[10]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台北:时报出版社, 1997:22.
内外关系 篇2
1939年10月13日，国民参政会中一部分无党派和中间党派参政员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等，在重庆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当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包括民盟、致公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等各小党派和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经各党派反复讨论，决定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当时参加的党派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乡村建设协会。1942年，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故有三党三派之称。
民盟成立之初就是多党派的松散的政治联盟。青年党成为盟内第一大党，把持了整个盟务，其做法为维护自身利益，导致了很多盟员的反对，纷纷要求改组。1944年改组后，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大批爱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加入改变了青年党把持的状况，推动课整个盟组织的发展和巩固。但是改组后党派关系的影响仍然很深，无党派人士、各党派人士、青年党人士各自活动。一场新的斗争在慢慢酝酿之中。
1945年，民盟临时大会的召开进行全盟内的新选举，根本上改变了青年党在盟内把持盟务的状况，进一步促进了盟组织的发展和巩固。政协会议开幕前夕，国民党为了孤立共产党，达到操纵会议的木点，便在代表名额上大做文章。民盟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国民党谋划利用青年党来拆散和肢解民盟。
1945年民盟酝酿推选政协代表时，国民党怂恿青年党霸占民盟代表的多数名额，在此关键时刻，中共给予民盟以极大支持，最后以中共和国民党各让出名额使青年党单独参加政协告终。经过此次斗争，青年党和民盟分歧越来越大，实际上等于把青年党开除同盟。伺候，在政协会议上与中共的亲密合作，使其在政治上更加趋向于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民盟在国共两党之间取得了第三党的地位，呼吁各政党通过正式协商，和平解决中国的政治军事问题。美苏各方都希望中国能建立以国民党或共产党为中心的联合政府。此背景下，国共两党在重庆开始了为期四十多天的国共和谈。民盟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立场，积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努力充当中间派调停人的角色。而此时加盟各党派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纷纷改组独立发展，在整体上与民盟关系日益疏远，特别是民社党，后从民盟中分裂投向蒋介石怀抱。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违背了政协决议，引起了民盟的强烈不满，当政治争议 不断扩大是，军事冲突全面展开，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民盟的调停功能逐渐弱化。为了维护政协决议，民盟拒绝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地址国民党的“政府改组”，加强了与中共的合作。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民盟总部解散。1948年，民盟在香港宣布恢复民盟总部，改变过去争取合法公开的组织路线，代之以群众性的革命性的组织路线，并制定了与中共公开全面合作的路线。积极响应中共提出的新政协运动，赞成了以武装斗争形式反对国民党。
内战结束后后，民盟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民盟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为民盟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新中国人民政权工作和国家事务管理。为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民盟积极发挥作用，就知识分子问题和文化教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远见的意见和建议。
1957年，由于“左”的错误，特别是“反右”扩大化，使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受到严重挫折。
“文革”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各级组织被迫停止活动。粉碎“四人帮”以后，民盟逐步恢复组织活动。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贡献智慧和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民盟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经济建设、文教建设和其他方面重大 问题的协商和讨论；参加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履行参政党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同时民盟的组织也有了较大发展。但是在民盟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上，现阶段其他民主党派系统协同不够，整体协同效应有待提高，“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原则首先要求民盟与执政党之间要处于经常性联系状态，互通有无，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民盟与执政党的协同仍然力度不大、强度不高、广度不深，缺乏强有力的沟通，无法开展有效地合作。
内外关系 篇3
二是美国政治更加分裂了，政治极化越来越明显，两党在重大问题上几乎不能达成一致，而且两党内部也在分化。众议院议长博纳因为共和党内对他的不满而被迫辞职，第二号人物却不愿接任，最后推出瑞安。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来看，也是四分五裂，原本被视为最具竞争力的杰布·布什选情低迷，反而是非主流的人士都在领先，特朗普是个毫无从政经验的企业家，却在前面领跑。排在第二名的卡森是一个黑人医生，也是非典型共和党人。民主党虽然希拉里一枝独秀，但第二名也是一个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人。所以美国政治处在分化重组阶段。奥巴马这些年在整合政治方面不是特别成功，导致大政方针贯彻执行力度和效果有限。
三是国际影响下滑了。因为美国经济“上去”是以国际影响“下来”为条件的。简单地讲，奥巴马全力拼经济，其他事务都尽量不管，对于利比亚、乌克兰、叙利亚危机，美国要么“幕后领导”，要么干脆不领导，导致乱局无从收拾。经济“上去”很大程度上也与美国引领新一轮能源和科技革命有关，但根本是源于美国大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大玩美元霸权，同时也源于美国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TPP和TTIP这些新的规则，因此美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自私性的复苏”和“吸入式的增长”，是以别国的牺牲为代价换的。
影响力下降的第一个表现是对盟国的控制减弱。过去我们分析认为，美国经济增长应该带动全球经济，但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经济上去了，日本和欧洲等其他国家仍在危机边缘徘徊。因为美国的自私性增长和吸入性复苏导致其他国家无法走出危机边缘，这就是欧洲国家逆着美国人的意愿加入亚投行的最深层次原因。美国无法拉动欧洲国家的经济，于是它们转向中国，这是中欧关系升温的大背景。
第二个表现是对重大国际事务的干预度下降。其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从乌克兰危机到叙利亚危机，美国都不出头，或者不愿过多投入，人们都认为它是在使用“巧实力”，但我看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的能力在下降，管不了、不想管也不敢管。比如在叙利亚局势中，很难看出是美国在主导局面，而是俄罗斯和法国在冲锋陷阵，呈现群龙无首的混沌状态，导致极端伊斯兰势力在夹缝中顽强生存。
第三个表现是在重大问题上失去了道义制高点。中东乱局之祸因是伊拉克战争，这是美国制造出来的，但难民危机却让欧洲人来承担。奥巴马表示2016年能接纳10000名难民，但能否落实还是一个问题。现在已有将近30个州明确拒绝接纳难民，加上选举季马上来临，这些难民怎么安置？德国等欧洲国家嘴上不说，对美国的这种做法心中是有怨恨的。欧洲多国近期升温对华关系，对美国有些三心二意，与此有很大关系。另外就是在国际秩序问题上，从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到G20峰会，我们都很难看到美国像过去一样拿出像样的倡议，引领世界秩序的发展方向。
中国正好相反，经济虽在减速，但影响却在上升。中国经济减速是因为结构性主观调整的结果，而且在减速过程中，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让很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找到了希望。在南海通过填海造陆强势维权，客观上也顶住了美国的战略压力，使我们在与美国亚太战略博弈中逐渐由战略被动转入战略相持。而且通过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以及依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处理问题（如邀请昂山素季访华）等，使多数东盟国家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因为东盟多国逐渐看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只是把它们当成遏制中国的棋子，并没有给它们带来实在的利益，反而还把东盟一体化的进程人为地割裂成两半，破坏了东盟最为珍视的团结。所以这些国家经过短暂几年的观察后，对美国的战略意图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国也开始重新思考。
所以，美国经济上去了，影响下来了;中国经济下来了，影响上去了。综合评估，中美力量对比仍沿着中升美降的大趋势在变化，只是这种变化并非直线而是有起有伏而已。这无形中凸显了一个问题，就是中美之间的全面战略博弈在全球格局中更加明显了。
在这种局面下，中美关系该怎么发展？美国在思考，中国也在思考。十年前美国提出中美是“利益攸关方”的概念，中美共同承诺既要做“利益攸关方”，又要做“建设性合作者”，中美关系由此稳固维持了七八年。
但是令美国没有预料到的是，正当其开始正面接纳中国崛起时，中国接连超英、赶德、超日，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已不是简单的崛起问题，而是突然间成为紧随美国之后的“老二”的问题。这个速度对美国人来说太快了，它的思想没有转过弯来。所以这些年美国一直在纠结。它能够接纳中国崛起，但是未必能够跟排在世界第二位的中国合理地打交道。
在这种局面之下，我在想美国是否正在犯第三次历史性的错误。
第一次错误是冷战之后，错把苏联的解体当成是美国战胜苏联的结果，进而对俄罗斯得寸进尺，最终把俄罗斯逼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第二次战略错误是9.11后错把各国对它反恐的支持理解成它对中东可以为所欲为，结果陷入了中东的泥潭。
这一次，美国会不会误把日本、越南和菲律宾因为岛礁争端对美国的欢迎，理解成所有东北亚、东南亚国家邀请美国来制衡中国，进而真的把中国当成对立面？我看它正在慢慢地陷进这种错误，明显表现是：
首先，对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太平洋足够宽广”等积极倡议没有从战略高度去理解，而是以偏狭心理寻找其中的所谓“战略陷阱”。
其次，对未来十年美国在全球面临的问题、威胁、挑战到底是什么，哪些是主要矛盾，美国内部没有形成共识。有人说是俄罗斯，有人说是IS，有人说是中国，导致美国对外政策十分凌乱。但给人的印象是，美国似乎铁了心在亚太跟中国耗上了，人们不禁要问，美国真的想清楚了吗？
再次，对中国究竟应该怎么样，是继续此前的对华战略方向，还是如有人建言“重新修订对华大战略”？美国内部也没形成共识，各个部门之间对华政策也呈现越来越明显的部门利益化现象，比如国防部与白宫在很多问题上不同调，导致总统的很多对华理念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首次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最大的功效就是把当前中美关系稳定住了，也给两国海空相遇等危机管理提供了框架，确保中美关系不至于失控。但美国大选年即将来临，中美关系能否实现长期稳定还有待考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未来十年中美关系缺乏一个新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个关系靠什么来支撑？目前看来，经贸合作这个压舱石有些压不住了。下一步靠气候变化合作，还是网络规则合作？反恐能成为中美新的合作基础吗？这个大问题不破解，小问题就会不断地涌现，偶然事件解决起来也比较困难。所以中美关系确实到了一个临界点，需要静下心来思考框架性的、战略性的、基础性的问题。
国内外医患关系研究述评 篇4
1 医患关系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术界对医患关系的相关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50~60年代学术界成果颇多, 如: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托马斯·萨斯 (Thomas Szasz) 、马克·赫郎德 (Mark Hollender) 的医患社会角色理论;戴维·海斯、鲍蒂斯塔、埃里克·卡斯尔的医患交流与沟通理论;信息不对称的研究以及医疗保障制度等。社会学家认为, 医患关系不单单是医生和病患两种人他们之间的事情, 还牵涉到病患和他们周围各种社会群体的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 医患关系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组成部门。
1.1 医患社会角色理论
美国社学会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在他的《社会系统》 (1951) 一书中提出了“病人角色”的概念, 他在他的社会理论中加入了对医学的功能分析, 这促使他会考虑到病人与自己生活中社会系统的关系;导致了“病人角色”概念诞生, 这个概念是解释西方社会中病人行为特征最贴切的理论工具[1]。帕森斯认为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医生帮助患者有效地处理健康问题这一基础之上;当医生将自己的医学知识和技能用于患者身上时, 医生处理统治的角色, 而患者处于服从地位, 即接受、拒绝或协商与医生提出的推荐治疗方案;但是, 在紧急情况下, 医生必须对患者做出迅速的决定时, 患者的拒绝或协商的选择也会变得无效。帕森斯“病人角色”概念具体内容总结为以下四种: (1) 病人被免除了“正常”的社会角色; (2) 病人对自己的疾病状态不负责任; (3) 病人应该具有尝试祛病的愿望, 即有康复的义务; (4) 病人应该寻求技术上适当的帮助和与医生合作[1]。帕森斯医生角色具有4个特定的方面: (1) 技术上的专门性; (2) 感情上的中立性; (3) 医生对待病人的普遍性; (4) 职能的专门性[2]。帕森斯的病人角色理论是从医患双方的社会橘色、社会态度和社会行懂的框架中看待医患关系。该理论规定了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同时也适用于患者本人和与患者互动的医务人员[3]。
1956年托马斯·萨斯 (Thomas Szasz) 、马克·赫郎德 (Mark Hollender) 发展了帕森斯的病人角色理论, 他们认为患者症状的严重程度是影响医患互动的决定因素, 并且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医患关系可分为三种基本模式:即“主动-被动”模式, “指导-合作”模式, “相互参与”模式[4]。医患关系这三种模式的提出, 为医生的临床决策和行为扮演提供了理论指导, 对医患关系的缓解具有意义[5]。
1.2 医患交流与沟通理论
“以患者为中心”的理论得到了大多数医生的赞同时, 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成为了人们研究的问题。着重研究了患者试图修正医生治疗方案的方式, 他们发现患者不是要医生相信治疗没有起作用, 就是用实际行为来抵触治疗, 比如患者故意减少应该服用的药量或增加药量;因此, 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解决医患之间额沟通问题, 只有良好的沟通才可以使得医生患者之间共同解决问题;所以, 戴维·海斯和鲍蒂斯塔认为, 医患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协商, 而不是医生简单的下命令, 让患者机械地、没有疑问的遵从过程[6,7]。随后的研究者Clair (1993) , Rier (2000) , Waitzkin (2000) 等进一步的证实了医患沟通交流的重要性, 并指出医患互动的有效性取决于参与者相互理解的能力, 并且认为医生与患者在地位、教育程度、职业训练和权威方面的差异会成为有效沟通的障碍[1]。埃里克·卡斯尔 (1985) 指出, 信息如果满足以下三个检验就可以成为医疗情境下重要的治疗工具: (1) 减少不确定性; (2) 提供行动的基础; (3) 加强医患关系[8]。威廉·马德森注意到文化因素对医患沟通交流的影响, 对于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患者来说, 与医生的互动会有困难, 并由此可能造成双方的误解, 因此产生冲突[9]。
1.3 信息不对称的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Sheman Folland等 (1993) 指出有证据表明, 患者和医生双方在某些程度上都存在信息不灵, 但是对比之下, 患者更处于劣势;Slephen Shmanske (1996) 也有同样的观点;还有Akira Kurimoto (2004) 指出, “患者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他们一般缺乏选择的机会和信息的渠道, 传统上医生的决定被看成是绝对的和最后的, 所以说信息不对称严重影响医患沟通效果[5,10]。
1.4 医疗保障制度
外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国模式是按社会经济制度、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医疗卫生状况不同而加以区分, 根据责任主体之间的关系分为四种制度模式:国家卫生服务保障制度模式、社会医疗保险型制度模式、商业医疗保险型制度模式、储蓄保障型制度模式, 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分别为英国、德国、美国、新加坡[10]。不同医疗保障制度模式与医患关系的发展, 不同国家根据自己本国的国情而做出选择, 然后任何制度模式都存在利与弊两面性, 所以对医患关系的影响有积极地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对于这四个制度模式下的医患关系造成紧张的主要因素有:病人长期等待得不到及时的医疗照顾, 病人对医生的诊疗行为、技术的疑虑, 不合理的使用卫生资源, 造成资料浪费, 从挂号到见到医生需要等候时间长[5,10]。
2 国内医患关系研究现状
近年来, 由于国内的医患关系不断紧张医疗纠纷层出不穷, 国内学者对医患关系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由于医患关系的多重属性, 学者们大致从它的技术性、伦理性、法律性、经济性、社会性, 多角度地分析医患关系的现状、冲突的原因, 改善医患关系的对策等。下面是近10年来有关医患关系研究的各类书籍。
2003年全国第一本统编教材《医患沟通学》出版发行, 2013年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医患沟通》出版发行;社会书籍:姜雪林《病房警示录:医患沟通案例评析》 (2005) ;庄一强《医患关系思考与对策》 (2007) ;赖其万《医人:关于医患关系的那些事》 (2008) ;古津贤、李大钦《多科学视角下的医患关系研究》 (2009) , 王亚峰、霍修鲁《医生的困惑与反思:医患沟通与人性化服务》 (2009)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医患关系调查研究》 (2010) ;张琪、朱俊生、李文中《医患关系的经济学研究》 (2011) , 屈英和《“关系就医”取向下医患关系互动关系研究》 (2011) ;李功迎、刘新民《医患行为与医患沟通技巧》 (2012) 、胡汝为、刘恒《医患关系·责任政府下的法律规制研究》 (2012) ;陈一凡《医患关系法律分析》 (2013) , 简海燕《医患危机与媒体关系研究》 (2013) ;鲍勇《医患关系现状与发展研究:基于信任及相关政策的思考》 (2014) , 柯杨《北大微讲堂·我所理解的医疗体制与医患关系》 (2014) , 殷东风、王立波《社会转型医患关系的社会学研究》 (2014) 。
2.1 国内基于医患社会角色理论研究
基于社会角色理论, 吕宜灵等[11]根据我国医患关系的社会现象分析及不同时期, 将我国的医患关系定位为三总模式: (1) 计划经济体制及之前时期是“主动-被动型”; (2)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渡时期是“指导-合作型”; (3) 现阶段为“共同参与型”医患关系。张红等[12]认为在医院管理中应用社会角色理论和方法, 有利于体现医改新形势下公立医院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医院行为和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有助于解决医患矛盾, 使患者对医院的信誉度、满意度提高。贪宗梅等[13]对于医生角色概念给予新的诠释:医生角色与医生是两个不同概念, 医生只有处于诊疗过程中, 对患者承担特定的诊疗责任时才充当起医生角色;并且认为在社会角色理论视野看, 医患关系角色集中的各个角色, 只有按照各自角色要求和规范, 自觉地扮演好各自的角色才能使医患关系走向和谐。张艳欣等[14]用社会学理论分析现阶段我国医患关系中的应用中提出医患关系的双方即:病人与医生, 加强对自身角色领悟, 理解角色期待, 减少角色偏差。
2.2 国内基于医患交流与沟通理论研究
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交流称之为沟通, 而沟通的目的就是人们把自己想要表达出的信息、思想和情感在个人或群体之间传递, 并且达成共识, 协调一致。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前提是要有良好的医患关系做为基础, 而有效的医患沟通是建立良好医患的大前提。张淑清等[15]认为医患沟通的意义在于是为了满足医患关系、医疗目的和医疗服务情景的需要, 是特定的人际交流;优质有效的医患沟通, 首先需要医患双方有沟通的愿望, 然后必须具备沟通的信息及合适的沟通场所和方式;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患者, 对医疗活动的理解和医疗服务的需要也存在差异, 所以有效的医患沟通必须满足四个需求和一个期望即:“首先医务人员要及时的了解并能满足患者被理解的需求, 其次受尊重的需求, 再则及时又有序服务的需求, 最后是感觉舒适的需求;与此同时也要掌握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期望。”曾婉辉[16]指出良好有效的医患之间的语言沟通有利于帮助患者提高对疾病的认识。南京医科大学专家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和上海的30所医院进行“医患关系暨医德现状调研”, 各个医院随机选取30名病人和15名医务人员作为调查对象, 其中在医患间缺少沟通这一项的结果显示:21.29%的患者和27.46%的医护人员认为医患间缺少沟通, 患者觉得医护人员未能很好地履行告知照顾义务, 从而导致医患双方信任度降低的重要因素, 医患间信任度失衡, 会使医患间不能再维系良好的交流互动[17]。吕宜灵等[11]调查结果显示, 江苏某医院2009年因医患沟通不当导致的医疗纠纷构成比例为53.33%。张平[18]调查结果指出医方认为教育程度不同是造成沟通困难的主要原因, 而患者认为医患地位不同是造成沟通困难的主要因素。焦峰等[19]实地调查显示在医生是否主动征询患者诊疗意见的评价, 结果为很主动和比较主动的医方比率是12.5%和41.4%, 患方为20.6%和22.1%。
2.3 国内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研究成果很多, 概况起来研究的方向有以下几个方面, 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成因、信息不对称的类型、信息不对称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及解决或者改善信息不对称的对策等。刘宝民[20]在论文中描述了信息不对称的特点: (1) 普遍性; (2) 客观性; (3) 不可消除性; (4) 可缓解性。并根据医疗行业涉及到对象及单位如:医院、医生、患者、行政管理部门、药厂、医保等, 概括了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类型: (1) 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2) 医生和医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3) 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4) 医保机构和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赵佳[21]指出在医患关系中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医疗过程中相互对应的医患个体之间, 彼此信息掌握的不均衡状态。秦其荣等[22]认为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医疗供方诱导患方就医的逆向选择, 并会产生医患双方道德风险行为, 从而导致医疗纠纷的发生。陶月玉等给出了应对策略[23]: (1) 医患之间加强沟通。 (2) 加强医患双方教育, 医务人员讲医德、患者就医讲道德。 (3) 对全体医务人员有效激励在报酬、社会声望、人格尊严等方面。 (4) 完善保险: (1) 商业医疗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对医院和医生的监督与制约作用; (2) 医疗事故保险和医疗责任保险对降低医生职业风险的作用。 (5) 建议“第三方”机构即中介机构的作用, “第三方”机构独立于被评审医院和卫生行政部分的医疗免费咨询机构, 重要的是机构设置上的独立, 利益上的独立, 避免与医方或患方“共谋”和“庇护”, 真正发挥出信息沟通的作用。
2.4 国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
不健全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是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24], 医疗保障作为一种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 不仅在保障水平、覆盖面、费用分担等直接影响患方就医的经济负担, 而且在费用支付方式的选择等监督机制约束着医方的诊疗行为, 引导医疗资源的有效运转;因此, 医保制度不论在整体层面还是内部层面都对医患关系的发展产生影响[25]。我国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由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居民合作医疗及其他社保构成。到2013年底, 我国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农合制度的参保率、参合率分别稳定在90%和95%以上, 医疗保障人群基本上做到了全民覆盖[26]。
但是, 在分级诊疗制度上缺乏深刻的认识, 三大基本医保制度没有明确参保人员的基层首诊制度, 参保人员选择就诊医疗机构随意性很大, 往往首选就是大医院, 首先是增加了大医院的工作量, 浪费了医疗资源;其次是损失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 医保基金的安全受到威胁;再者增加了参保个人的经济负担[27]。虽然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初步实现了全民覆盖, 但是在总体上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尤其在筹资水平和统筹层次等方面不能满足公众[27];在医药费用上仍然存在问题, 造成公众觉得“看病难, 看病贵”的现象还是存在。刘洁等[28]对太原市居民做了医患关系的认知现状及影响因素的调查, 其结果为影响医患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医疗体制 (33.9%) , 医务人员因素 (28.1%) , 院方因素 (19.6%) , 患者因素 (15.6%) ;其中在医患关系现状的调查中有79例与医生发生过争执, 而争执的原因中有认为医院收费不合理占24.6%[28]。
3 结论与思考
内外关系 篇5
一、城市轨道交通的定义及分类
（一）定义
轨道交通全称叫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是指城市中有轨、大运量的公共交通运输系统。国际上已上线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有地铁、轻轨铁路、市郊铁路、有轨电车、悬浮列车等多种类型。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是指服务于城市旅客运输，通常以电力为动力，轮轨运行方式为特征的车辆或列车与轨道等各种相关设施的总和。或者说，一般将城市中使用车辆在固定导轨上运行并主要用于城市客运的交通系统称为城市轨道交通。
自19世纪中叶，世界上先后出现城市地下铁道与有轨电车以来，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开发、建设与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已经形成多种类型并存与发展的状态。
（二）城市轨道交通的分类
1、按基本技术特征分类
根据轨道交通系统基本技术特征的不同，轨道交通系统主要有市郊铁路、地下铁道、轻轨交通、独轨铁路和有轨电车等类型。
（1）市郊铁路
市郊铁路是连接城市市区与郊区，以及连接城市周围几十公里甚至更大范围的卫星城镇或城市圈的铁路，但它往往又是连接大中城市干线铁路的一部分，因此它具有干线铁路的技术特征，如轨道通常是重型的。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中的地下铁道等其他类型不同，在市郊铁路上通常是市郊旅客列车与千线旅客列车和货物列车混跑。
（2）地下铁道
一般说来，地下铁道是指修建在地下隧道中的铁路。这样理解，也许在地下铁道修建的初期没有什么不妥，但现在定义一个系统为地下铁道，并不要求该系统的线路必须全部修建在地下隧道内。对世界各国地下铁道系统进行分类研究可以发现，地下铁道还可分为重型地铁、轻型地铁与微型地铁三种类型。重型地铁就是传统的普通地铁，轨道基本采用干线铁路技术标准，线路以地下隧道和高架线路为主，仅在郊区地段采用地面线路，路权专用，运能最大；轻型地铁是一种在轻轨线路、车辆等技术设备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铁类型，路权专用，运能较大，通常采用高站台；微型地铁，又称小断面地铁，隧道断面、车辆轮径和电动机尺寸均小于普通地铁，路权专用，运能中等，行车自动化程度较高。
（3）轻轨铁路
轻轨的涵义是指新车辆对轨道施加的荷载而言，轻轨车辆与市郊列车或地下铁道车辆比较相对较轻。早期的轻轨系统一般直接对旧式有轨电车系统改建而成。70年代后期，一些国家才开始修建全新的现代轻轨系统。现代轻轨系统与旧式有轨电车系统相比，具有行车速度快、乘坐舒适、噪声较低等优点。对世界各国轻轨系统进行分类研究表明，轻轨也存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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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技术标准并存发展的情况。高技术标准的轻轨接近于轻型地铁，而低技术标准的轻轨则接近于有轨电车。
（4）独轨铁路
独轨是车辆或列车在单一轨道梁上运行的城市客运交通系统。独轨的线路采用高架结构，车辆则大多采用橡胶轮胎。从构造形式上可分为跨骑式独轨与悬挂式独轨两种。跨骑式独轨是列车跨坐在轨道梁上运行的形式，而悬挂式独轨则是列车悬挂在轨道梁下运行的形式。
（5）有轨电车
有轨电车通常采用地面线，有时也有隔离的专用路基和轨道。隧道或高架区间仅在交通拥挤的地带才被采用。旧式的有轨电车由于其与公共汽车及行人共用街道路权，且平交道口多，因而其运行所受的干扰多，速度慢。现代有轨电车与性能较差的轻轨交通己很接近，只是车辆尺寸稍小些，运营速度大幅提升。
2、按路权及列车运行控制方式分类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是否专用及列车运行控制方式的不同，轨道交通系统可分为路权专用、按信号指挥运行，路权专用、按视线可见距离运行和路权混用、按视线可见距离运行等类型。
（1）路权专用、按信号指挥运行
路权专用、按信号指挥运行类型系统的特点是线路专用，与其他城市交通线路没有平面交叉。由于路权专用及按信号指挥运行，行车速度高且行车安全性好。属于这种类型的轨道交通系统包括市郊铁路、地下铁道和高技术标准的轻轨等。
（2）路权专用、按视线可见距离运行
路权专用、按视线可见距离运行类型系统的特点是线路专用，与其他城市交通线路没有平面交叉，行车安全性较好，但由于无信号、按可视距离间隔运行，行车速度稍低。属于这种类型的轨道交通系统主要是中等技术标准的轻轨。
（3）路权混用、按视线可见距离运行
路权混用、按视线可见距离运行类型系统的特点是线路与其他运输车辆和行人共用，与其他城市交通线路有平面交叉。除在交叉口设置信号控制外，其余线路段按可视距离间隔运行，行车速度与行车安全稍差。属于这种类型的轨道交通系统主要是低技术标准的轻轨和有轨电车。
二、全球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概况
一、纽约地铁
纽约地铁诞生于1904年，是美国纽约市的快速大众交通系统，也是全球最错综复杂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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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公共地下铁路系统之一。纽约地铁24小时运行，整个地铁系统中有很多独特的艺术作品。1904年10月27日，纽约市的第一趟地铁列车缓缓驶出市政厅车站，地球上的城市地下铁道从此诞生了（第一条地铁是伦敦的大都会地铁）。当时参加纽约地铁建设的工人有3万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爱尔兰人或意大利移民以及成为成千上万人的工作场所，是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地方，是城市四通八达、奔流不息的大动脉，也是纽约市的一条地下艺术。
美国国会地铁（Congressional Subway）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连接美国国会大厦和美国众议院，美国参议院的地铁。仅限议员、议会相关人员与职员使用，是一个免费的电气化轻轨系统。整个系统有三条线路，分别是国会大厦和参议院之间的两条线路（国会大厦——罗素参议院办公大楼，国会大厦——狄克参议院办公大楼——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国会大厦和众议院之间的线路（国会大厦——瑞本众议院办公大楼）。
二、巴黎地铁
巴黎地铁是法国巴黎的地下轨道交通系统，于1900年起开始运行。巴黎地铁总长度220公里，居世界第十二位，年客流量达15.06亿（2010年），居世界第九位。有14条主线和2条支线。巴黎地铁被称为全世界最密集、最方便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之一。每个地铁站设计独特，内部装饰各异，成为展示该国文化艺术的窗口。
巴黎人对他们的地铁系统是十分自豪的。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目前巴黎地铁无论从其覆盖的范围，管理的完善还是运行的效率来看都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水平。巴黎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学艺术氛围，这可从普通老百姓的嗜书如命上可体现。无论在站台等车还是坐在车厢内，男女老少大多悄无声息地捧着本大块头的小说或诗集在研读，与香港地铁内人人看马经，翻充斥歌星、影星野史的报刊不同。我不知道在哪个城市的哪种交通工具上还看得到集体读小说的场景？
三、莫斯科地铁
莫斯科地铁，全称为“列宁莫斯科市地铁系统”，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地铁，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地铁之一，还是世界上使用效率第二高的地下轨道系统（第一是纽约）。地下铁道考虑了战时的防护要求，可供400余万居民掩蔽之用。莫斯科地铁各个地铁站以民族特色、名人、历史事迹、政治事件为主题而建造，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地铁站。
莫斯科地铁的建筑造型各异、华丽典雅。每个车站都由国内著名建筑师设计，各有其独特风格，建筑格局也各不相同，多用五颜六色的大理石，花岗岩，陶瓷和五彩玻璃镶嵌除各种浮雕，雕刻和壁画装饰，照明灯具十分别致，好像富丽堂皇的宫殿，享有“地下的艺术殿堂”之美称。2014年11月5日，莫斯科地铁开放俄罗斯经典文学虚拟图书馆。莫斯科地铁站免费向乘客提供100多部经典文学作品，乘客只需用智能手机或平板扫描编码，就可以浏览图书馆的虚拟书架。
四、东京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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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地铁总里程达到世界第四位。作为拥有如此之多的人口的城市，东京地铁从根本上舒缓了城市的交通压力，此外快捷的地铁也有效控制了汽车的数量，使得东京也避免了在城市高速发展中遭受了像墨西哥城那样的环境污染，在东京，只有百万富翁和计程车公司才买车，大多数的人便是这样整日整夜地过着“线上”生活，而其中的一半时间，又在地下。地铁是东京最乱最没有诗意的地方，但又是东京最活色生香的“梦华录上河图”东京地铁公司的前身为1941年依“帝都高速度交通营团法”成立的帝都高速度交通营团（又称为营团地下铁）。
五、伦敦地铁
伦敦地铁是世界上第一条地下铁道。总长超过400千米。1856年开始修建，1863年1月10日正式投入运营。它长约7.6千米，隧道横断面高5.18米、宽米，为单拱形砖砌结构。1863年1月10日，地铁开放，第一天的乘客总数就达到了40000人次。按照当年7月的统计，地铁向公众开放的前六个月里，乘客数目达到477万人次，平均每天有26500人次乘坐。在非节非年的平常日子，伦敦地铁每天的客流量是200万人次。每年的客流量大约8亿5千万人次。而在上班高峰的时间里，牛津街地铁站入口处一个小时的客流量是2万2千5百人。而伦敦的人口其实只有700万多一点。可见它受人们的青睐。
伦敦地铁最初的一部分大都会铁，亦为世界上第一条市内载客地下铁路，该条铁路在帕丁顿（现在的帕丁顿站，Paddington）和临时的法灵顿街站（现在的法灵顿站西北）间运行。该线于1863年1月10日通车，为世界上最早的一条地铁路线。
三、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行状况
2014年末，全国22个城市共开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3173公里。其中，地铁2361公里，占74.4%；轻轨239公里，占7.5%；单轨89公里，占2.8%；现代有轨电车141公里，占4.4%；磁浮交通30公里，占0.9%；市域快轨308公里，占9.7%；APM4公里，占0.1%。
图表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各制式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轨道交通是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等交通方式的统称。地铁建设正在掀起高潮。2014年3月28日，兰州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全线开工建设；乌鲁木齐地铁1号线计划于4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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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工建设；长春地铁2号线5月全面开工；重庆2014年新开工轨道交通大学城——璧山段；太原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初步设计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将于年底全线开工；宁波轨道交通2号线二期开工在即；郑州市2014年开工的地铁项目最多，分别是郑州地铁1号线二期工程、郑州地铁2、3号线一期工程和郑州地铁5号线工程。
当前很多城市热衷于修地铁，甚至把地铁定位成城市“名片”。但是按照2003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管理的通知》，申报发展地铁的城市，城区人口应在300万人以上，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在100亿元以上，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这让很多城市望而却步。上述这些正在推进的地铁项目基本上都是在审批权下放之前由国家发改委审批通过的。
2013年5月，《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发布，明确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由省级投资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批准的规划核准。这激发了一些三线城市建设轨道交通项目的积极性，以四川为例，审批权下放后，包括绵阳、南充、宜宾、泸州等城市都做了各自的轨道交通建设设想。另外，南通、唐山、洛阳、烟台、包头、呼和浩特等城市也正积极准备上马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在各种轨道交通方式中，地铁造价最高，从每公里造价来看，有轨电车是2000万元左右，轻轨成本是2亿元，地铁成本是5亿元，而有些城市的成本会更高，兰州平均每公里造价约7.46亿元，深圳三期地铁每公里造价达9亿元。高成本之下，对地铁的资金需求是巨量的，比如“十二五”期间，广州市的地铁建设资金需求量高达1551.5亿元；西安目前规划建设6条地铁线路，总投资额将达1058亿元，而西安市2013年财政总收入仅902.5亿元。修建地铁需巨额投资，运营时还要政府进行补贴，地方财政本就捉襟见肘，尤其要重视项目的融资风险，在各种轨道交通方式中，是否必须上马地铁项目也需要认真考量。
四、城市轨道交通与经济的发展
在住宅、汽车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点后，轨道交通也必然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点。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最具潜力的新增长点将是来自城市经济中的住宅、汽车和快速轨道交通。
（一）“住”“行”互动提升城市结构
中国城市经济结构升级无法顺利实现的原因，既有体制上的问题，如住房制度改革、二级市场开放等，也有政策上的问题，如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等，但重要的是城市发展战略问题。
从国际经验看，城市化是一个组合的概念，是由不同规模的城市组成的城市圈，尤其是以特大型城市为核心的巨型城市圈。以日本为例，东京、名古屋、大阪三大城市圈集中了80%以上的人口。强调发展中小城市有其必要性，而大城市更应发展，像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按照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是没有出路的，因为拥挤、污染等问题无法根本解决。
这中间的问题出在城市发展思路上。大城市在发展中面临着“城市结构提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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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结构转向以市区轨道交通为主，居民居住逐步向郊区和卫星城转移（这样住房面积才可能扩大，价格才可能明显下降），并通过高速公路等与市区连接的格局过渡。其中当务之急是发展快捷、大运量的轨道交通（地铁、高架和地面轨道运输）。大都市的市区交通不可能依赖私人轿车，传统的地面公交系统也难以胜任，根本出路在于发展轨道交通。此举也是解决污染和拥挤问题的治本之策。
大都市市区交通必须以现代公交系统（轨道交通）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轿车不可以进入家庭。大都市的私人轿车可以向外走（与住房向郊区和卫星城转移相适应），也可以成为闲暇时间的重要代步工具。而在较大城市、中等城市以及小城镇，私人轿车则可成为主要的代步工具。国际上发达的大都市可以做到现代化的公交系统与普遍拥有私人轿车并行不悖，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样一个新的城市结构中，住宅、汽车、快速轨道交通就成为重点，并能够形成对中国现有的大多数产业的巨大带动力量。按经济增长8%计算，内需不足的缺口约为2-2.5个百分点，计1800-2200亿元。通过努力使住房需求增加700-800亿，轨道交通投资需求增加500亿，轿车需求增加200-300亿，加上其他方面的新增需求，以及上述需求的派生需求，内需不足的缺口是完全可以补上的。
就住宅而言，应当关注“住”和“行”之间的互动关系“行”的问题解决不好，郊区和卫星城的住宅将难以形成足够的购买力，这样居民想“住大房、住便宜房”的目标不可能实现，住宅产业的发展将受到很大限制；“行”既包括快速轨道交通，也包括私人汽车；前者需要政府投资和安排，后者也需要政府政策的鼓励、支持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低，先解决住的问题，不考虑行的问题的观点有很大片面性必须从“住”“行”互动、互补的角度加以理解；从更广泛的意义说，应当重视“行”，特别是汽车进入家庭对城市化、就业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作用，就房地产业而言，由“行”而带来的流动性的增强将大大提高已有土地资源，特别是以往交通不便地区的土地的利用效率，直接的效果就是这些地区的土地升值。
（二）突破政策瓶颈
调整城市发展思路，提升大城市、特大型城市结构，这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面临的基本问题。
拓宽融资渠道，发展轨道交通。当前不能仅局限于政府财政资金，可以考虑由地方政府直接或担保发行轨道交通建设专项债券，由此筹措到的资金主要用于贴息。融资的主渠道应向国内非政府资金和外资开放，以政府财政贴息、收费、沿线部分项目开发权捆绑出让等方式吸引这些资金进入。不少外商对轨道交通项目感兴趣，轨道交通完全可能成为中国引进外资的重要领域。
轿车政策以鼓励为主。现行的有关政策基本上将轿车作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看待，以限制为主。各种收费达200余种，占轿车实际零售价的20%-50%。由此导致了车价居高难下，高出国际市场价格一倍以上。在轿车进入家庭的起步阶段，面对如此之高的车价，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严重限制了消费和市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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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容量上不去，生产厂家达不到规模生产的水平，成本也难以下降。打破这种僵局的首要措施是调整政策，改限制为主为鼓励为主，清理并减免对轿车的限制性税费，争取使轿车购买费用下降20%左右，使销售量能有一个大的增长，几大轿车生产厂家逐步接近规模生产水平，促进成本显著下降，并展开价格和服务竞争，从而进入“价格下调，产销量增加，生产成本降低，价格进一步下调，产销量进一步扩大”的良性循环。这一战略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对国际市场竞争而必须采取的。与此同时，要相应发展汽车服务业，降低车辆使用费用。这方面的潜力不可小视。人们经常抱怨的“停车难”等问题，从另一种思路考虑，恰恰反映了汽车业成为新增长点的潜力。
在住宅方面，当前的重点是要已出台的一些措施付诸实施，加快二级市场的发展。在已出台政策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和推广已有的成功经验，从各地和各部门的实际出发，抓紧制定和实施包括适度减免住房交易税费、住房收入货币化、存量与增量调整挂钩以化解分配不公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内外关系 篇6
新课改后的政治教材《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有很多分析原因的探究活动，这些原因如果运用辩证法的内外因原理解释，学生会更容易分清主次原因，会更符合学生的认知心理和思维规律，能更好的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和学透教材内容，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对教学将大有好处。
一、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部矛盾（即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内外因关系与注意事项：内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外因是事物的外部矛盾，即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是：第一，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它规定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第二，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有时外因甚至对事物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第三，外因的作用无论多大，也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要求：我们在观察事物、分析问题时，既要看到内因，又要看到外因，坚持内外因相结合的观点。对内因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对外因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反对割裂内外因辩证关系，忽视内因在事物变化中的根本作用而一味强调外因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单纯强调内因的决定作用而忽视外部条件在事物变化中的重要作用。
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以及应用：
(1)内因是事物的内在矛盾，外因是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内外因的区分是就具体事物而言的，是相对的。(2)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第一位的原因。因为它是事物发展的自身的内在根据，归根到底决定着事物发展方向、速度以及外因作用的效果大小，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3)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是第二位原因，它影响事物发展的方向、速度和具体过程；在一定条件下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事物发展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在政治教材中的应用
1.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
《新时代的劳动者》 这一节课我组织学生讨论：“如何扩大就业，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学生分别从三个角度（党和政府、劳动者自己、企业）回答，这时我进一步引导学生分析哪一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学生各抒己见，众说纷纭。这时我引用了内外因原理“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部矛盾（即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党和政府要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企业应努力生产，增加就业岗位，但只有劳动者个人观念的转变才是能够就业的最重要原因，是事物的内因。我又进一步升华，一个人学习好坏是否健康成长与学校家庭社会密切相关，但更起作用的是他自己。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这一节课，在讲到我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时，引导学生分析：
a.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好国家的自身建设，要依靠自己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人民群众的力量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内在因素，这是内因，是把党建设好，把国家建设好的关键。
b．同时也要利用外部条件和环境，对外开放，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经验、现代管理方法和一切优秀成果，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这是外因。
2.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在《政治生活》中的应用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宗教政策》中提到，如何加快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关键是什么？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充分利用民族地区的优势，这才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关键，是内因。而国家在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给予法律保障，及发达地区在人力、技术等方面的支援这些都是外因，并非关键。
《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主题》中第98页探究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维持了总体和平局面的主要原因：①饱尝战乱之苦的世界各国人民渴望和平，反对战争。②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使核大国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安全而不敢贸然发动战争。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国际上各种力量相互制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讲到这个问题时，学生的答案很多，意见也不统一，这时我利用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解释，人民渴望是内因，核战争的后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等都是外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人们的渴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维持了总体和平局面的主要原因。
3.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在《文化生活》中的应用
《文化生活》第五课涉及到文化创新的途径，其中的途径之一就是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也就是学习和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取长补短”“海纳百川”。但在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时，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这是我国文化永葆生命力的根本。要跻身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就必须深深植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土壤，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色，不断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这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内外关系 篇7
世界主要的黄金市场是伦敦黄金市场和纽约商品交易所。我国是世界第三大黄金消费国,现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产金大国。2008年1月9日上午,我国首个黄金期货合约在上海期交所成功上市,我国已形成期、现货市场共同发展的二元市场结构。黄金期货的推出完善了我国黄金市场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对谋求我国在世界黄金市场上的话语权、对我国黄金企业在国际上更具有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的数据范围是2008年1月9日至2008年12月15日期间纽约黄金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黄金主力期货合约和伦敦黄金市场(LBMA)每日的收盘价。本文采用Eviews5.1进行数据处理和计量研究,期价数据来自于文华财经软件。
二、实证研究
为检验黄金价格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首先利用ADF单位根检验对价格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三个序列在5%显著水平上不能拒绝单位根的存在,且其一阶差分序列在5%显著水平上拒绝单位根存在,即三个金价序列均是非平稳的,而在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过程.故判定它们都是I(1)序列。
建立VAR模型除了要满足平稳性条件外,还应该正确确定滞后期p.这里,选用了AIC(赤池信息准则)和SIC(施瓦茨准则)。选择p值的原则是在增加p值的过程中使AIC、SIC的值达到最小.经过反复试验,最定出最佳的滞后期k为2.这也为方差分解和脉冲效应函数提供了依据.
考察VAR模型时,采用方差分解方法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向三个价格序列的方差进行分解,可以揭示各新信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通过计算结果可知,来自于纽约市场的方差明显大于伦敦市场的方差,说明上海黄金价格的形成受到纽约市场的影响(91.04%~79.42)较伦敦市场(2.36%~0%)更多一些;随着滞后期的增加,总方差中来自于国外市场的部分呈上升趋势,但在滞后第10期时国外部分仍小于50%.因此,说明对于上海金价,国内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略占主导.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来自本市场的方差在81.53%~91.04%之间,远大于来自上海市场的方差(8.96%~18.47%),说明上海金价对国外市场的影响还较为有限。
右图从左到右依次为上海、纽约、伦敦黄金价格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上海金价对其自身的1个标准差新信息有明显反应,价格当期增长了约2.6%,第三周的时候达到最高后逐渐降低至2%;而短期来自纽约市场的信息性对上海市场影响也颇为剧烈,第二周就达到2.3%,并影响力一直维持到第十周。同时可以看到,伦敦市场的信息性较小,不超过1%。通过对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分成分解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纽约期价对来自上海市场的新信息反应较大,当期就有超过4%的增长,随后增长至8%左右,而其对来自伦敦市场的新信息在第二周时达到最大值约5%后不断减小;通过第三个图可以看出伦敦市场对来自纽约的新信息反应最为剧烈,当期就达到13%,第三周达到最大15%后震荡下调至11.5%;其次对上海市场标准差新信息的反应从第一期的4.8%持续增长至第二期的7%,并基本保持稳定,而对自身市场价格变动影响相对较小。
虽然VAR模型可以给出三个市场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但不能深刻揭示序列经济含义上的长期和短期间更为复杂的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是协整关系的一种重要表示形式,有效描述了经济不良序列之间的长期表现和短期表现。在建立ECM模型前,首先用Johnsen多元协整检验三个序列间的协整关系,计算结果说明三个市场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利用ECM模型研究三个市场价格之间的互相引导关系.上海期价与伦敦、纽约价格之间的ECM模型可表示为方程:(SH、NY、LD分别表示上海、纽约、伦敦黄金价格,D表示一阶差分)
由于误差修正项为负,且统计显著,说明误差修正项对上海金价具有负向调整作用,即当系统偏离均衡状态时,下一期上海黄金价格将上升,完成对非均衡状态的修正。并由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知,纽约、伦敦黄金价格对上海期价均有引导作用。虽上海价格对伦敦市场也有一定的引导,但上海金价对纽约市场的引导作用不明显;纽约期价与伦敦期价互相影响。
1.随着黄金市场的发展和开放,国内黄金价格已逐步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但较之国际成熟的黄金市场,上海黄金价格的影响力仍较为有限,国际黄金价格对国内黄金价格的引导作用大于国内黄金价格对国际黄金价格的引导作用。
2.虽然上海黄金期货由于刚刚起步面临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讲,上海黄金期货市场达到了上市的预期目的,对于整个黄金产业链来说,能使我国黄金相关企业能够运用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套期保值和杠杆作用的功能,更好回避黄金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摘要：本文利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VAR模型、方差分解和脉冲冲击反应分析对国内、国际市场黄金期货价格的动态联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三个市场的黄金期货价格序列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国际黄金期价对国内黄金期价的引导作用大于国内黄金期价对国际黄金期价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黄金期货价格,ECM模型,VAR模型,方差分解
参考文献
[1]Engle R F,Granger CWJ.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representation[J].Estimation andTesting.Econometrica,1987[55]:251～276
内外关系 篇8
自工业革命后, 世界经济开始迅猛发展, 伴随着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 污染物的排放大量增加, 远远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 导致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对此, 世界各国环保组织不断呼吁人类加强对环境的保护, 同时消费者对企业生产的环境友好型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迫于社会多方面的压力, 企业不得不采取环境战略, 进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争论, 本文将现有观点进行了综述。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2.1 国外主要观点
传统学派———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冲突”的观点:传统学派的代表人物有Palmer、Simpson和Bradford等。他们是从静态的角度分析认为, 如果要实施环境保护, 企业就必须调整现有的生产模式, 从而必然会增加企业的额外费用, 所涉及到的额外费用包括: (1) 生产成本。为了实施环境保护, 企业被迫添加污染控制系统设备和工艺, 或者交纳污染税费。购买减少污染的设备或工艺需要企业支付新设备的购置费和运行费, 以及操作新设备的人工费用, 从而增加了企业的固定资本投资;交纳污染税费则增加了企业的可变成本, 迫使企业降低产量[1,2,3]。企业为了保持原来的利润而提高商品价格, 使需求量下降, 导致产量与利润双重减少。2003年List和Catherine建立了一个两国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的局部均衡模型, 采用美国1982—1992年间企业防污成本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得出不同行业实施更严格的环境管制所得到的效益不同。企业竞争力与环境管制的宽松程度呈“U”型关系, 发达国家处于“U”型的下降部分, 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反, 说明严格的环境管制确实导致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降低[4]。此外, Cole和Elliott用同样的方法得出, 实施环境管制所产生的减污成本对巴西和墨西哥两国的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影响[5]。 (2) 管理费用。企业添加了防污设备后必然增加企业生产工艺流程的复杂性和难度, 企业的生产规模越大, 相关的设备投入、控制管理、技术改造等事项越复杂, 难度也越大, 管理时间相应增加, 从而占据原本用在其他方面的时间, 增加了管理费用, 最终会分摊到商品的价格上, 商品价格上涨使需求量下降, 从而导致产量减少[6]。
有学者还认为, 企业实施环境管制会降低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 这是因为管理人员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到现在的防污管理上, 忽视了企业的其他事务, 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实施环境管制还会减少企业的技术投资, 阻碍其技术创新。这是因为, 为了预防和控制污染, 企业被迫把原来用于技术开发的资金转移到防污技术上来, 企业不得不停止原来正在运行的工艺流程和生产技术, 迫使原本正常的技术改革步骤由于资金的短缺和技术的突然中断而被打乱, 导致生产率下降。此外, 还存在一个环境投资的机会成本, 企业实施环境管制就必须把有限的资金从更有潜力的项目上转移到降低环境污染的投资上, 即“挤出效应”, 减少了企业的资本投资收益, 从而降低了企业收益。
传统学派的主要观点认为, 环境管制阻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发展, 环境管制的实施必然导致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 严格的环境管制造成企业用来防治污染的成本上升, 进而影响企业的生产能力, 缩小企业的盈利空间, 导致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 甚至可能会使企业丢失国外市场。这种观点也遭到现在很多学者的批判, 他们认为传统学派目光短浅, 只看重当前的利益而忽视生态环境的破坏对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如果按照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 实施环境保护完全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两者能够实现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修正学派———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互补”观点:修正学派的代表人物有Porter和Linde[7]。他们是从动态的角度分析, 认为环境管制和经济增长最终将实现和谐发展。修正学派认为, 由于企业实施环境管制, 为保持原有的市场份额, 在短期内企业商品价格的提高幅度不会弥补企业实施控污的成本, 使企业近期的收益亏损或下降。然而, 从动态的角度分析, 企业面对严厉的环境管制, 不得不调整低效率的内部资源配置。通过优化配置, 可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从而弥补甚至超过实施防污所产生的环境成本。因此, 实施环境管制而采纳防污新技术的企业比采用传统生产模式的企业更有效率优势、创新优势、整合优势和先动优势。此外, 环境管制有利于企业采用环保技术减少污染, 提高产量。同时, 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所剩余的废弃物可通过加工将其转变为有利用价值的产品再销售, 为企业增加额外的收益[8]。Spatareanu利用东西欧25个国家的数据, 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环境政策的差异, 分析环境管制的严格性和稳定性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结果表明, 严格的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呈现正相关关系[9]。Domazlicky和Weber选用污染治理支出和成本作为环境管制强度 (Environment Regulation Intensity, 简称ERI) 的衡量指标, 建立ERI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双变量VAR模型, 采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OLS分析, 得到了严格的环境管制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结论[10]。此后, 一些学者利用污染处理率、污染排放达标率、污染设施状况和环境管理情况等指标进行分析, 也得到了该结论。这是因为, 企业周围隐藏着许多“双赢”的机会, 假如企业采用有效的管理与技术创新促使环境管制会产生足够大的引致创新效应, 那么实施环境管制则能够达到一种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同步上升的“双赢”状态。企业越是大幅度地提高效率, 所支付的赋税就越少, 则企业获得“先动优势”的成本就越低, 进而获取“双赢”状态的机会就越大。Forest L Reinhardt认为, 通过提高环境质量使企业的效益收入弥补其成本支出的机会是随处可见的, 严格的环境管制或高昂的污染税费将促使企业积极主动地找寻这些机会[11]。
修正学派的主要观点是:严格的环境管制可能会带来很多创新活动, 如技术工艺、产品设计以及生产过程等方面可能出现的创新而引发生产成本下降, 因此严格的环境管制完全有可能提高企业竞争力。环境管制给企业带来了创新动力, 促使企业通过技术革新和产品差异化来降低成本和引领消费需求, 由此弥补甚至超过企业实施环境管制造成的成本损失, 最终企业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获得持续的核心竞争力。
2.2 国内主要观点
国内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1) 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研究。国内学者普遍借鉴国外修正学派的思想, 认为适当的环境政策有利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曲如晓指出, 传统理论对环境保护与竞争力关系的认识是基于静态分析得出的结论。他从动态竞争力理论出发, 认为企业竞争力是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 突破约束条件进行创新和改进的能力, 进而分析指出适当严格的环境标准能促使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 通过“创新补偿”形成竞争优势[12]。曾凡银、冯宗宪从比较优势、产业转移和贸易壁垒等方面分析了环境资源因素与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指出, 由于长期实行粗放式经济增长已使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受到国际标准、生产过程与方法的制约, 建议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来提升中国基于环境的国际竞争力[13]。赵细康认为, 环境管制虽然提高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 但是会刺激技术创新。宏观上, 短期内会对整体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但是长期影响并不明显[14]。刘秀香、张婷以CO2排放量作为衡量环境质量的指标, 分析了中国1981—1999年间外贸出口增长的环境影响, 得出随着出口的扩大, 贸易自由化和环境规制逐步严格, 中国CO2排放量增幅下降, 贸易结构效应为正, 技术效应为正, 规模效应也为正的结论[15]。但是, 陈艳莹、孙辉从X无效率和引致技术进步两个角度分析了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发现, 环境管制虽然能提高企业效率, 但并不一定能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当环境管制引致的X无效率降低和技术进步节省的成本等于污染控制给企业增加的成本时, 绿色企业将与灰色企业具有同样的竞争力[16]。 (2) 环境成本内部化后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国内学者指出, 环境成本内部化与一国环境标准的高低和产业的特征有关。一般来说, 高环境标准的国家其企业面临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压力较大, 污染密集型产业受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影响较大。傅京燕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从成本和差异化两个方面对决定环境与竞争力关系的各个因素进行了分析, 对一些污染密集型产业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对比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受环境成本内部化影响的不同程度, 从而解释了南北国家出口产业在环境成本内部化影响下的脆弱程度[17]。 (3) 国外环境管制政策及其激励绩效研究。彭海珍、任荣明从制度意义上讨论了不同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 分析了在开放经济下对两个处于不同环境管理体制下企业之间竞争优势的影响。李挚萍总结了国外环境管制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 即从以“命令—控制型”手段为主导到市场经济手段的介入, 再到合作型等多元手段的参与, 这对我国环境管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18]。田侃、欧阳锋等人着重分析了国外政府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趋势, 他们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国外环境管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重心开始从经济性管制转移到社会性管制上[19]。李创分析了不同环境管制政策对中小型煤炭企业和大型煤炭企业的激励效果[20]。
3 对现有文献的简评
内外关系 篇9
海岛凭借优越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风情,逐渐发展成为国内外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在中国,海岛旅游起步比较晚,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海岛旅游业才开始蓬勃发展,我国海岛旅游业的发展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他们尝试将不同领域与学科研究方法与理论结合到对海岛旅游的研究。其中包括人地关系论,主要用以研究有关人类及其各种社会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海岛是特殊的海洋资源与环境的复合区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域属性使海岛可利用的土地相对较少、水资源缺乏、生态环境脆弱,这一系列的问题会放大人类活动对海岛旅游地的影响,造成人地关系紧张,进而影响海岛旅游的开发与发展。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协调海岛旅游地人地关系成为热门研究方向之一。
2海岛旅游研究主要区域
以“海岛旅游”作为关键词,在中文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得到291篇与海岛旅游相关的文献。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对于地方层面的海岛旅游研究多于对全国层面的研究,地域性研究的文章为217篇( 表1) ,海岛旅游研究区域集中于浙江、辽宁、 福建、海南、广东、山东等地区,这些地区的文献数量合计为198篇,所占比重为68. 04% 。
研究区域的选择与地区海岛旅游发展的成熟程度是有关系的,区域海岛旅游发展的阶段越高,旅游产品越不断更新与发展。同时,旅游建设工程不断增加、游客大量涌入、环境恶化、文化冲突等问题出现,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相关的研究应运而生。
国外学者关于海岛旅游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世界上海岛旅游发展较成熟的区域,包括斐济、泰国、马尔代夫、新西兰、西班牙等国家。如Deborah等对斐济的海岛旅游的发展进行了研究[1],Rachel则以泰国的皮皮岛为例探讨了海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2]。
3海岛旅游研究内容
对海岛旅游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海岛旅游资源、海岛旅游开发模式、海岛旅游生态环境、海岛旅游产品与市场、海岛旅游文化、海岛旅游管理和海岛旅游行为。
3. 1海岛旅游资源研究
科学合理的认识和开发海岛旅游资源是实现海岛旅游地人地关系和谐的基础,也是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1985年,黄辉实、李竹舟令、范家驹等对普陀山的旅游资源进行评价分析[3],这是我国学者最早对海岛旅游资源进行研究,之后国内学者陆续对各地区的海岛旅游资源进行分析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旅游发展的类型。如朱宇、林忠、汤小华对福建省海岛旅游资源进行了分析,将福建省的海岛资源与其他省市进行简单比较分析后,提出了旅游资源开发规划和具体对策[4]; 王跃伟、陈航以舟山市为例,分析其旅游资源的特征并进行了评价, 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调整建议[5]; 李泽、孙才志、邹玮为测量旅游地的资源开发潜力建立了相关指标体系,并对该体系中的各项指标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分析,他们将该评价体系运用于实际的海岛旅游资源的分析中,为海岛旅游资源的开发奠定了基础[6]。有的学者对海岛文化资源进行了研究, 如陈航、王跃伟对海岛旅游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分类,并从旅游形象建立、开发层次等方面提出了海岛旅游文化开发战略[7]; 陈展之主要研究了舟山群岛的海洋文化资源,并对其开发价值进行了分析,从而对舟山群岛的海岛文化旅游开发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等[8]; 张月明、赵志楠等则对乐亭菩提岛的海岛旅游资源进行了分类,并针对不同类别的资源进行了评价,以此为依据来对其开发和规划提出相应的建议[9]; 杨木壮、唐玲、张燕对伶仃洋岛群自然旅游资源的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其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旅游人口数量、环境保护意识和经济利益等[10]。
国外在旅游资源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资源评价,并且评价指标已逐渐由单因子向综合因子发展,综合考虑了经济、 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对海岛旅游目的地的资源进行评价与分析; Gunnar在研究冰岛旅游发展历史及其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结合1997—2007年冰岛游客迅速增加这一旅游现象, 总结出海岛旅游所依赖的旅游资源不仅仅只限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只要充分认识自身的资源特点与优势,因地制宜,寒带的岛屿仍会对游客产生极大的吸引力[11]; Morgan在旅游资源评价的研究中采用4大类50个小类的评价因子进行评价[12],其评价指标是较完整和全面的。
3. 2海岛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科学合理的海岛旅游开发模式对旅游目的地人地关系的协调产生促进作用。国内学者在我国海岛旅游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外国有效的开发模式进行了探讨和创新研究。例如,高建在研究中从不同的角度对海岛旅游地的开发模式加以分析, 包括驱动因素、投资主体和管理体制,进而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舟山群岛旅游开发的模式[13]。王跃伟、栾维新、陈航子在对舟山群岛的旅游SWOT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实行在外部建立舟山市群岛旅游联合区,内部进行旅游功能分区的旅游开发模式[14]。
现阶段人地关系理论的主要思想是人地伙伴论,强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共生。李金克针对中国海岛旅游发展情况, 建立了适应其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从不同方面对海岛旅游进行评价分析,为定量研究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程度提供了体系支撑[15]。岑博雄通过对北海涠洲岛海岛旅游现状的了解与分析,根据该岛的实际情况和生态旅游的涵义,提出了建立旅游生态岛的旅游开发思想,并且在开发目标、原则和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16]。随着旅游的发展,具有环境教育功能和社区参与功能的生态旅游成为协调海岛旅游地人地关系的发展模式。李萍、周厚诚对南澳县的生态旅游资源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认为对南澳岛的开发应遵循生态旅游发展思路,并提出了南澳岛生态旅游开发的具体措施[17]。低碳旅游概念的提出与全球气候变暖的现状息息相关,而气候变暖与海岛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在海岛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强调低碳旅游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王辉、宋丽认识到在海岛发展低碳旅游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并以长山岛为例指出了海岛在发展低碳旅游过程中的方式和措施[18]。张艳玲、李悦铮等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 结合海岛的特点海岛低碳旅游发展的趋势进行了研究分析,并简单地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19]。
目前国外海岛旅游的研究中很少涉猎开发模式方面,更多的是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如Girish在研究海岛旅游时,主要是以毛里求斯的酒店开发的角度来探讨酒店业发展对旅游业所带来的影响[20]; 而Martna认为对于小型城市而言,产业结构转变对海岛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显著影响[21]。
3. 3海岛旅游生态环境研究
海岛旅游的持续发展对当地生态以及环境的破坏与威胁日益突出,人地关系趋于紧张,因此对海岛旅游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不断增加。我国学者对海岛旅游生态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旅游环境容量。张灵杰从协调海岛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出发,分析了旅游环境容量的内涵,并以玉环大鹿岛为例定量测算其旅游环境容量[22]; 刘伟以长山群岛为例,对各海岛的旅游环境承载力使用旅游环境模糊综合判断模型进行了定量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该旅游度假区的规划[23]。2旅游环境承载力。刘伟对有关海岛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归纳,并在此理论基础上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24]; 丁丽英对平潭岛的环境承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主要是对其预警系统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评估和分析[25]。3海岛旅游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肖建红、于庆东以生态足迹模型为工具, 定量分析与计算了舟山群岛的生态足迹,从而揭示出在海岛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环境问题[54]。国外学者对海岛旅游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海岛旅游地生态环境的监测和保护策略。1993年非洲毛里求斯政府颁布了环境监控认证计划“Envi- 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EIA) ,Tramjeawon就对这一计划进行了分析,在肯定其价值的基础上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并对完善该计划提出了建议[26]。在生态环境保护策略方面,Teresa提出以收取“生态税”的方式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以减轻环境的压力[27]。
3. 4海岛旅游产品与市场研究
海岛旅游产品开发与市场定位会影响海岛旅游地客源的类型和数量,从而对海岛旅游地的人地关系产生影响。国内学者根据对海岛旅游资源的特点和市场需求,对海岛的旅游产品设计与创新、旅游市场和影响策略进行了研究。关于旅游产品的研究,丁宁、李悦铮以辽宁省为例进行了分析,认为海岛旅游产品的自身发展需求、旅游者对海岛旅游产品创新的要求以及海岛经济的发展趋势促进了海岛旅游产品在原有基础上的转型升级[28]; 黄克己、杨葵、徐龙军以RMP方法作为研究工具,对海南自行车环岛旅游产品市场进行了调查与研究,提出了自行车环岛旅游产品的具体规划与开发方案[29]。在旅游市场方面,赵飞、彭华、李新在考察分析了南澳岛旅游市场现状的条件下,对制约南澳岛旅游市场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总结[30]; 张志宏、 李悦铮建立综合评价模型对对长山群岛的旅游客源市场进行了定量分析和预测,在此基础上提出产品、促销、价格、区域联合、 网络等九种旅游型海岛的市场营销策略[31]。
国外学者主要研究了海岛旅游地客源市场的需求与开发。 Yusuf以旅游客源市场需求模型为媒介,重点研究分析了马尔代夫旅游与影响旅游发展的因素,研究认为除了价格因素之外,替代目的地发展和恐怖事件对旅游市场的发展都会产生影响[32]; Diaz认为,要在旅游市场细分的基础上进行海岛旅游目的地营销和市场开发,要关注游客的需求,这样才能开发出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33]。
3. 5海岛旅游文化研究
海岛旅游文化的保护和创新既可提高旅游者的旅游质量, 也可减少因旅游带给当地居民的不便与冲击,缓和人地矛盾,促进海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就目前我国海岛旅游的发展来看, 文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探索。权莹、金东来指出,海岛文化与旅游观光相结合是不同于普通旅游目的地的更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模式,而海岛文化价值主要表现为海岛丰富的文化遗存、独特的民俗文化和原住居民长时间的生活印记,但在旅游发展的浪潮中,我国海岛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开发阶段,给海岛传统文化和岛民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34]。针对中国海岛旅游的具体情况,有关学者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林妹静、龙邹霞以东山岛为例,提出要形成旅游大环境的观念,建立大文化旅游体系,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35]; 王辉等以大连市广鹿岛为例,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对限制海岛旅游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广鹿岛的文化传承与保护从主体、媒体和客体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36]; 陈志奎、岑况则指出,舟山发展海岛旅游要突出其海岛文化特点,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37]。
国外学者主要是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运用到研究中,并分析海岛旅游对当地社区以及文化所带来的影响。Andri- otis以人类学的角度分析研究了希腊岛屿的旅游者心理以及当地的海岛旅游状况[38]; Deborah等通过研究斐济岛屿上原住居民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变化来表明海岛旅游发展对旅游文化的冲击和影响[1]。
3. 6海岛旅游管理研究
有效的旅游管理能监督旅游开发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保障旅游活动的有序进行。科学的管理模式能缓和海岛地区的人地矛盾,协调人地关系。我国学者对海岛旅游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和管理模式的探究。黄沛、丰爱平对马尔代夫和巴厘岛海岛旅游管理经验进行了概括总结, 并建议将其运用到中国海岛旅游的发展中[39]; 朱晶晶在海岛旅游管理研究中加入G管理模式进行分析,从管理者、管理制度和管理思想三个方面以普陀岛为对象进行了实例认证[40]; 陈娟、 刘阳提出了海岛旅游的生态行政管理概念,指出要利用建立海岛旅游的生态绩效考核评估制度,完善海岛旅游管理部门的社区参与机制等措施实现海岛旅游的生态行政管理[41]。
目前在海岛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从业人员基本素质低、业务能力不强等人力资源问题,对海岛的人地关系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钟曼丽认为,目前海岛旅游发展中的专业人才数量不能满足其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在目前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大环境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提出了开发旅游人才的战略建议[42]。此外,以居民为主体参与当地旅游管理的社区参与管理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由于我国海岛旅游起步较晚,大部分研究处于对海岛旅游资源、产品开发的论证阶段,对社区参与的研究结果主要是注重和鼓励社区参与。
国外海岛旅游管理研究更多的是强调政府政策体制管理以及区域间的合作关系等。Jonathan以爱尔兰岛为例,对其两大行政区NITB和BF之间施行的“跨行政区划旅游合作”进行了分析,指出区域合作能从不同的层面实行,认为海岛旅游部门和产业之间的合作尤为重要[43]; 在社区参与方面的研究,Kannapa对海岛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区参与进行了评估,证明当地居民的参与式管理对旅游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44]; Brent等也对澳大利亚的海岛旅游从社区参与的角度进行了研究[45]。
3. 7海岛旅游者与居民行为研究
旅游者和居民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海岛旅游发展过程中人地关系是否和谐。我国学者对海岛旅游者和居民行为的研究主要是从感知行为的角度进行的。如朱晓辉经过对舟山群岛的旅游者满意度的实地调查与分析认为,国内游客对舟山群岛旅游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不高,从侧面表明海岛旅游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较大,并影响到游客的游览体验[46]; 王恒、李悦铮等利用旅游者认知心理学的旅游资源综合评价模型,从旅游者的心里偏好角度出发对大连的广鹿岛进行了实证分析[47]; 於佩红选取了温州市的洞头国家级海洋公园来调查游客的满意度,并利用IPA分析法,针对游客的满意度对其海岛旅游发展提出了建议[48]。从海岛居民角度,陈金华、周灵飞对福建东山岛居民在海岛旅游中带来的经济社会变化、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感知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表明东山大多数岛屿居民对海岛旅游表现出正面感知[49]; 王圣对普陀岛和桃花岛的居民进行了问卷和走访调查,从当地岛民的感知出发对海岛旅游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分析[50]; 杨奇美调查研究了居住在普陀金三角地区的居民感知情况,研究表明在旅游地发展的各个阶段居民的态度不尽相同,这反映出随着海岛旅游的不断发展,旅游对海岛产生的影响也在不断变化[51]。
国外学者也是从游客对海岛旅游地的主观感知及其满意度角度来进行的。Yumi对济州岛的旅游形象、对游客满意度、未来行为的影响其进行了分析,并利用SEM模式来验证游客满意度与未来行为的关系,认为不同阶层的旅游者对济州岛的感知图像也有不同[52]。
4研究方法
在国内研究中,多数学者的研究思路是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所研究区域的海岛旅游资源类型及其特点进行总结,分析现状,归纳问题,最终提出该区域发展海岛旅游发展的建议与设想。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SWOT分析法、调查访谈法和定量分析模型与方法等。SWOT分析方法在海岛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很频繁,集中在对海岛旅游资源的评价分析、海岛旅游开发论证等方面。如李康、李悦铮运用SWOT方法对长海县海岛旅游发展进行了剖析,提出了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建议[53]; 高建在海岛旅游开发模式的探讨中同样运用SWOT分析方法来分析舟山群岛的旅游发展,根据分析结果对实现舟山群岛的可持续发展应采取的模式提出了相关建议等[13]。调查访谈法在海岛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可更好地了解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大多运用于研究游客、海岛原居民对海岛旅游的认知与影响。朱晓辉运用问卷调查,从整体和单体两层次分析了游客对舟山群岛的质量评价; 杨奇美通过实地调研的方法,对浙江普陀山金三角的海岛居民对海岛旅游的感知进行了研究分析; 陈金华也同样采用调查问卷和面对面访谈的方式来了解东山岛居民对旅游的感知与态度。随着旅游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定量分析法的运用也越来越多。李泽运用AHP层次分析法与投影寻踪模型建立了海岛县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评价指标体系[6]; 李金克利用因子分析法确定了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括5个领域21个指标[15]; 肖建红、刘康、陈娟等利用生态安全模型和生态足迹模型对舟山群岛的海岛旅游进行了实证分析[54]; 郑辽吉将GEM模型与ANP方法结合,以此来比较分析大鹿岛、长山岛、菊花岛的旅游竞争力[55]。这些定量方法的使用可让海岛旅游的相关研究既专业而又有说服力,使我们对目前海岛旅游地的人地关系有更直观的了解,从而为其发展提出更加实用和具有建设性的对策。此外,3S技术已逐渐应用于海岛旅游的研究。学者们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技术来分析旅游对自然资源、景观格局等产生的影响,较直观地分析了旅游发展对海岛环境的影响。林明太、孙虎等以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为研究工具,对福建湄洲岛13年内的遥感数据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揭示出湄洲岛的景观格局变化和生态环境变化存在的规律[56]。
国外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的研究方法较全面和灵活。如Eugeni以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为例,在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针对旅游地已进入衰退期的现状,对传统的 “阳光沙滩”模式加以改进,并对生命周期阶段进行补充[57]; Raygreen对泰国岛屿Kohsamu运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评估了海岛旅游对当地社会的影响[58]。
5我国海岛旅游研究发展趋势
总体看,我国海岛旅游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但全国层面上的综合性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应用以及与其他学科理论的结合方面还不成熟,需借鉴国外的研究,促进我国海岛旅游研究更深入和长远的发展。21世纪的中国处于海洋经济时代,海岛旅游会持续发展,对其人地关系的关注度也会增加。
内外关系 篇10
1 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与交通发展变化的关系分析
客货运弹性和货运强度是阐述GDP与运输能力和运输结构关系常用的指标。客、货运弹性是指一定时期内客货运量(或周转量)变动率与GDP变动率的比值,反映了交通运输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敏感程度。通过客货运弹性指标可以衡量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的相对发展速度以及相互间的适应关系。货运强度是指一定时期货运量(或货物周转量)与同期GDP的比值它反映了单位GDP的增长所带来的货运量或货物周转量,能从客观上说明国民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依赖程度。经济发展所引起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产品结构及形态的变化是导致货运强度演变的主要因素,从而引起运输需求结构的变动,进而导致货运量(或货物周转量)的变化,最终引起货运强度的改变。下面通过分别对美国、德国、日本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客货运弹性变化情况和美国货运强度变化情况做一些分析。图1为美国、德国和日本货运弹性系数变化情况。
从图1可以发现,进入工业化进程以后,美、德、日三国的货运弹性系数和货运强度总体都呈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也就是这些国家人均GDP处于1 000～4 000美元之间时,下降的幅度最大,日本的货运周转量一度还出现了负增长,使货运弹性系数呈负值。人均GDP超过4 000美元以后,德国和日本的货运弹性系数有所回升,但美国仍然是下降的,只不过下降的幅度减缓许多。货运弹性系数的降低反映了货运周转量的增长速度已渐渐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
图2为美国货运强度演变图,从图2可以发现,随着GDP的增长,货运强度值却在不断下降,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也就是人均GDP处于1 000～4 000美元阶段,货运强度下降幅度最大。20世纪70～80年代(人均GDP在4 000～10 000美元阶段)降幅有所减缓,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均GDP处于10 000～30 000美元阶段)以很小的幅度平稳降低。这种下降的趋势反映出单位GDP产生的货运周转量在逐渐减少,说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在不断升级,产业结构高级化很强,产品形态发生很大变化,高科技、尖端产品占主导,其在体积、重量等方面已经与原来的产品不可同日而语,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业的需求发生了变化,需求强度降低,但是服务品质却提高了。
然而客运结构与货运结构有较大不同,从图1看,客运弹性系数变化的规律性不强。但是如果从客运量与GDP的发展情况看(见图3),旅客周转量的发展趋势和GDP的增长趋势基本一致,二者存在较高的相关性。
在经济发展初期,人们收入水平很低,收入差别不大,旅客运输主要考虑出行的需要和运输方式的价格水平,因此客运主要体现在量的增长上,从低收入向中高等收入水平过渡阶段,旅客周转量增加得最快。从图3(a)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增幅就比其之后快;达到相当高的收入水平以后,旅客周转量仍有增加,但增加速度有所下降,如20世纪70～80年代。在人均旅客周转量增加的过程中,对私人交通工具和快速交通工具的依赖程度在提高,因此在低收入水平上的旅客周转量的弹性要超过高收入水平的。随着收入的增加,收入较低的国家弹性增加,而收入高的国家则弹性下降;当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可以确保其自由选择各种运输方式,即当各种运输方式的价格水平不再成为制约人们选择运输方式的因素时,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速度、服务质量、安全、舒适度成为影响旅客运输需求和结构演变的因素,但技术速度是驱动需求和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因。此时,客运主要体现在结构的变化,而不是量的变化上。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旅客周转量增幅开始小于GDP增幅。
由图3(b),图3(c)可以看出,法、英、德、日4国的客运周转量与GDP的走势也基本趋同,进一步说明客运周转量与GDP有很强的相关性,且当GDP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客运周转量的影响减少,对其结构的影响开始加大。从图3(c)可以看出,德国的客运周转量从1995年以后反常地超过GDP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统计源的问题。1991年以前,德国的数据主要来自西德,东西德合并后,德国的数据就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变化。
2 交通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出行距离的增加对交通发展的影响
人的流动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人们在交通方面的开支也就很自然地构成了他们消费结构的一部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员流动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交通费用支出在总的消费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图4为美国交通支出与人均GDP变化情况。
随着人均GDP的增长,美国个人交通支出绝对数逐年增加,而且增加幅度非常大。其中1975～1980年的增加幅度最大,为83.1%,其次是1970～1975年和1980～1985年之间,分别为60.5%和56.4%,1985～1995年增长幅度有所减慢,1995年之后增长幅度又开始上升。
观察交通支出占个人支出比重曲线,总体趋势是上升的,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个人消费支出中交通费比重上升很快,这时美国人均GDP正处于1 000～2 000美元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均GDP超过2 000美元,交通支出占个人支出比例开始放慢,交通支出的弹性越来越小,说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对于交通的支出仍然存在,但其相对重要程度在下降,下降的部分逐渐被其他支出所代替。
据有关研究证明,在发达国家的家庭开支中,小汽车费用所占的比重较大,说明发达国家的家庭解决个人出行更多依靠的是私人小汽车。国外学者许多研究结论表明,私人交通需求的增长与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关系十分密切,人均收入增长对私人交通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拥有私人小汽车的数量上,而不是体现在每辆车每年的行驶距离上。例如,私人小汽车拥有量相对于人均收入水平的弹性值是0.8,而每辆车每年的行驶距离相对于人均收入水平的弹性值只有0.1。也就是说,假定人均收入水平增加了10%,那么私人小汽车拥有量可能会提高8%,而平均每辆车每年的行驶距离只增加1%,这从图5可以得到印证。虽然每辆私人小汽车每年的行驶距离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弹性较小,但人们年均总出行距离却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也就是说,人们的出行距离不仅与人均收入水平关系密切,还会受到地理环境和出行条件的限制。理论上,小汽车只适用于1 000 km以下中短途旅行,超过这个距离,就只能视旅客的收入水平、个人偏好等因素转而选择航空或铁路运输。因此,所有出行方式的总距离与个人收入水平存在一定关系。
3 主要借鉴和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消费结构与交通发展关系的一般规律:
(1)对照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人均GDP的发展水平来看,当人均GDP小于1 000美元时,客、货运弹性大都大于1或近似于1,表明此阶段交通周转量的增长速度快于或近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此时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工业化初期,工业化发展带来大量能源、原材料的运输需求,人的迁移也迅速增多,只有大量扩充运能,才能满足不断发展的运输需求。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市场的逐步形成,交通运输作为纽带,成为工业化发展的强大支撑。
(2)当人均GDP处于1 000～4 000美元时,发达国家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开始转型,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经济发展引发的运输需求,从单纯的量的追求转变为质的改善,以t和t·km反映的运输量和周转量逐步减少,因此,此阶段交通周转量的增长速度小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弹性系数小于1。
(3)在人均GDP超过4 000美元时,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运输产品趋于高附加值化和产品结构的轻型化,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开始降低,并逐渐为信息产业所代替,因此这一阶段的交通运输量和周转量保持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此时的客、货运弹性系数小于1。此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交通运输基本处于高水平的稳定状态,弹性系数也逐步趋于稳定。
参考文献
[1]许庆斌,荣朝和,马运,等.运输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95.
[2]刘延平,龚玉荣,李卫东.运输统计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