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治理环境（通用9篇）
外部治理环境 篇1
一、前言
2003年8月, 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启动, 国家决定将农村信用社发展成合格的现代金融企业, 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地选择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 并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有效的公司治理框架。然而近几年的实际情况表明产权制度改革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使农信社治理机制得到改善。归根到底, 外部市场缺乏竞争压力, 政策方面过度“特殊照顾”以及内部管理行政化是造成农信社治理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刘芍佳和李骥 (1998) 利用超产权论阐明了竞争的作用, 强调了竞争与企业治理机制对决定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人民银行沂南县支行课题组 (2001) 认为必须在更深层次上全方位地激活内部竞争, 才能真正确保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林毅夫 (1997) 强调市场竞争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刘民权、徐忠等学者 (2005) 的研究表明:市场竞争和市场约束的缺乏会从多方面降低农信社改善经营机制的激励, 从而使得现有的改革措施难以很好地达到塑造有活力的市场主体的目的。
上述学者无一例外地都强调了市场约束与竞争对改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作用。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 以竞争为主线, 着重分析竞争对产品创新及管理改善的作用, 主张进行市场化改革, 消除政策壁垒, 通过优化公司治理环境来规范农信社的经营管理, 提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市场因素对农信社经营绩效的路径分析
影响农信社经营绩效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产品及服务的改进与创新 (C) 、管理水平 (M) 、资本实力 (K) 以及其它因素 (μ) , 其中前三个要素投入对其经营起主导作用。超产权论认为市场竞争度与要素投入的效率正相关, 因此对市场结构进行剖析有助于了解要素对农信社绩效的影响程度。本文将农村信用社面临的竞争分为以下三类 (见图1) 。
第一, 客户市场的竞争。面对提高市场份额及利润指标的压力, 企业会主动展开对存、贷款的争夺, 自觉改善各项服务, 同时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那些不能主动调整自身产品服务, 一味地“等、靠、要”的企业必然要被市场淘汰。然而1996年以后的多次变革客观上造成了农村金融市场以农信社为单一模式、以存贷款为单一内容的局面。在农村正规金融市场上, 农信社几乎垄断了信贷资金的供给, 客户市场上的竞争几乎不存在, 无法对农信社经营形成制约, 从而不可避免地滋生工作惰性并哺育低效率。金融产品单一, 服务态度恶劣, 贷款程序繁琐都是其外在表现。
第二, 经理人市场的竞争。作为主要管理人员, 农信社主任、副主任的个人能力及努力程度对管理水平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一个公平有序、竞争合理的经理人市场能保证农信社的高管人员拥有良好的个人能力及职业的工作态度。而当前绝大多数农信社主任 (行长) 的任命权掌握在省联社手中, 选拔程序多为“走过场”, 行政干预色彩浓重。由于缺乏市场化的聘选机制, 管理人员的任命创造了大量寻租机会。同时在没有必要监督的条件下, 各种裙带的人事安排、人情借贷也给农信社的正常经营埋下了隐患。
第三, 控制权的竞争。主要通过收购、兼并及破产等手段来实现。在面临上述风险时, 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利益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因而他们会时刻关注农信社的经营状况。作为国家支持“三农”建设的主力军, 农信社受到了政策的特殊优待:大量的财政补贴及没有倒闭关门的风险。在政策的庇护下, 存款人、投资人对农信社的管理经营状况漠不关心, 农信社自身更是缺乏上进的动力。
三、三种竞争机制下农信社经营绩效的数理模型
为了更好地阐明竞争对农信社投入要素的影响, 基于超产权理论以及农信社改革的实际情况做出如下三个假设:
假设1:各要素投入对绩效的边际贡献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竞争所决定, 即市场竞争越充分, 要素的投入越有效率, 对经营绩效的贡献越大。
假设2:农信社的资本金 (K) 为外生变量。经过本轮产权改革, 绝大多数农信社都通过增资扩股来充实资本金, 资本总量短期内不会发生明显变动, 但结构会有小幅调整。
假设3:农信社暂时不存在跨区经营的可能, 但允许跨区域兼并、重组。
通过上文对三个市场的分析, 可以发现客户市场的竞争 (θ1) 以及控制权的竞争 (θ3) 对主要对农信社的管理水平M起重要作用;同时控制权的竞争 (θ3) 和经理人市场的竞争 (θ2) 又对农信社产品及服务的改进创新C施加了影响。基于三大假设本文借鉴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 将农信社的经营绩效表示为:
通过对等式两边取对数得:
当对管理、产品的要素投入增加为原来的t倍, 则:
当Δ
当Δ>lnt即θ1+θ2+2θ3>1时, Y1>tY0, 结论同上面相反, 表明外部市场达到了充分竞争, 外部治理机制完善, 企业投入的每一单位要素都充分有效。这也是改善农村信用社外部环境需要努力的方向。
四、强化三种市场竞争, 完善农信社的外部治理机制
根据以上的推导, 我们可以发现要想提高农信社的经营绩效, 市场化、多元化、公开透明的外部环境十分必要,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 培育职业经理人市场, 改革农信社管理人员选拔方式
经理人市场竞争度不高 (即θ2过小) 导致农信社难以招揽到优秀的人才, 对管理人员的权力也没有足够的制约, 管理水平不能得到有效提高。建立市场化的聘选机制不仅有助于克服“逆向选择”问题, 还有助于降低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因为充分的经理人之间的竞争, 很大程度上动态地显示了他们的能力和努力程度, 使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生存危机感”, 从而自觉地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具体来看农村信用社管理人员的任用必须按照“公开招聘、层层选拔、公正公平、能者优先”的原则, 将选拔程序制度化、规范化。以现有岗位竞聘、客户经理制为基础, 改革农信社现有的主任任命制为业绩公开招标、民主选聘制。同时为了避免不当的行政干预, 人事任免的权力要彻底下放到农信社股东代表大会, 各单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择优聘请合适的管理人员。
(二) 消除政策壁垒, 拓宽农村信贷产品供给渠道
放宽市场准入, 消除人为障碍, 增加农村地区资金供应渠道, 完善和丰富整个金融体系的层次和深度是提高农信社经营活力的根本对策。随着进入门槛的降低以及各项政策壁垒的消除, 各种资本可以自由出入, 可竞争市场 (contestable market) 逐渐形成。一旦农信社经营无效, 产品和服务不能让客户满意, 市场上就会出现有利可图的机会。大量后来者涌入并争夺市场份额, 给“在位者”农信社带来客户市场的竞争压力, 从而全面改善产品与服务质量。
具体来看, 首先将民间金融合法化。民间金融的产生有其必然性, 它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次要大力发展小额信贷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的农村微型金融机构。总之, 要不断丰富市场供给, 消除各项政策壁垒, 提高农村信贷供给市场的竞争程度。
(三) 放开控制权竞争, 完善市场退出机制
缺乏对控制权的争夺客观上限制了经营状况较好的农信社的发展, 而保护了那些经营管理不善的农信社。股东的资产、管理者的利益以及存款人的存款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而唤醒股东及存款人的对农信社经营的监督意识至关重要。
放开控制权的竞争首要的就是激活行业横向竞争, 允许农信社内部展开资本运作。通过入股或兼并其他农信社, 那些经营良好的农信社能够拓展投资渠道, 增强资本实力, 达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由于控制权有旁落的风险, 农信社股东有动力要求其管理人员改善经营机制;而存款人在面临损失的可能下, 也会对农信社产生压力。其次允许战略投资者入股 (甚至控股) 农村信用合作社。引进战略投资者, 有助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尽快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运作, 将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经过市场检验的先进理念嫁接到农信社的经营管理活动中, 实现其经营管理水平的快速提升。社保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都可以成为引资对象。
五、结束语
在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造中, 要避免商业化倾向过于严重, 处理好追求经济利益与支持“三农”之间的关系。在构建外部竞争机制的同时, 要注意实现竞争与效率之间的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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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治理环境 篇2
企 业 战 略 管 理
田松 人力2011 1165139102
腾讯外部环境分析
一、公司概况
腾讯是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即时通信软件开发商，一直致力于即时通信及相关增值业务的服务运营。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也是中国服务用户最多的互联网企业之一。
腾讯于1998年11月在深圳成立。1999年2月，正式推出腾讯第一个即时通信软件——“腾讯QQ”，并于2004年6月16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成立多年以来，腾讯一直以追求卓越的技术为导向，并处于稳健、高速发展的状态。腾讯QQ庞大的用户群体现了腾讯公司对强负载大流量网络应用和各类即时通信应用的技术实力成立十多年以来，腾讯一直秉承一切以用户价值为依归的经营理念，始终处于稳健、高速发展的状态。目前，腾讯以“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在线生活服务”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并基于此完成了业务布局，构建了QQ、腾讯网、QQ游戏以及拍拍网这四大网络平台，形成中国规模最大的网络社区。在满足用户信息传递与知识获取的需求方面，腾讯拥有门户网站腾讯网（QQ.com）、QQ即时通讯工具、QQ邮箱以及SOSO搜索；满足用户群体交流和资源共享方面，腾讯推出的QQ空间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个人空间，并与我们访问量极大的论坛、聊天室、QQ群相互协同；在满足用户个性展示和娱乐需求方面，腾讯拥有非常成功的虚拟形象产品QQ形象Show、QQ宠物、QQ游戏和QQ音乐等产品，同时，还为手机用户提供了多种无线增值业务；在满足用户的交易需求方面，c2c电子商务平台——拍拍网已经上线，并完成了和整个社
区平台的无缝整合。
腾讯的企业愿景是成为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近年来，腾讯一直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努力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推动网络文明。2006年，腾讯成立了中国互联网首家慈善公益基金会——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并建立了腾讯公益网（gongyi.qq.com），专注于辅助青少年教育、贫困地区发展、关爱弱势群体和救灾扶贫工作。目前，腾讯已经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多项公益项目。
腾讯的公司使命是通过互联网服务提升人类生活品质。截至2011年9月30日，QQ即时通信的活跃帐户数达到7.117亿，最高同时在线帐户数达到1.454亿。腾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数以亿计网民的沟通方式和生活习惯，并为中国互联网行业开创了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
面向未来，坚持自主创新，树立民族品牌是腾讯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目前，腾讯50%以上员工为研发人员。腾讯在即时通信、电子商务、在线支付、搜索引擎、信息安全以及游戏等方面都拥有了相当数量的专利申请。2007年，腾讯投资过亿元在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设立了中国互联网首家研究院——腾讯研究院，进行互联网核心基础技术的自主研发，正逐步走上自主创新的民族产业发展之路。二、一般环境分析
1.政治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网名数量开始急剧上升。今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互联网法律法规建设，规
范互联网秩序，相关的法制建设与网站备案等基础性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先后颁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
2.经济因素
随着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作为一个巨大的信息平台，网络用户可以公平地进行比较和选择，直到找到最优。腾讯公司作为拥有海量用户资源，依靠即时通讯为平台，互联网全业务发展的企业，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腾讯即时通讯工具QQ的注册账户已经超过10.57亿。腾讯网已经成为中国浏览量第一的综合门户网站，电子商务平台拍拍网也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3.技术因素
当今社会电子信息技术取得革命性进展，通信技术突飞猛进，网络技术应用趋向发展网络经济、网络社会，软件技术的高速发展成倍扩大科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和功能。2005年9月，腾讯正式推出在线支付平台财付通，进军电子支付行业。由于腾讯拥有超过4亿活跃在线用户数，以及腾讯旗下C2C网站拍拍网的支持，业务发展迅速
4.文化因素
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即时通讯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和使用。2010年3月5日19时52分58秒，腾讯QQ同时在线用户数突破1亿。
三、竞争环境分析
1.行业内竞争者现在的竞争能力
主要是取决于进入壁垒的高低，腾讯作为中国起步较早的即时通讯公司，对中国的市场近乎于垄断，也因此为此行业竖起了较高的壁垒。而差异化亦是腾讯不断追求的目标，为此开发了一系列与腾讯QQ相关的服务，产品差异化优势明显。
2.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由于腾讯公司的产品主要为虚拟物品，因而不存在上游行业，资源供给，供应者集中度等方面的影响。
3.替代品的替代能力
腾讯QQ是即时通讯工具，产品亦为虚拟物品，由本公司开发，不受替代品的威胁。
4.顾客的讨价还价能力
腾讯公司的顾客为选择该即时通讯工具的大众，该软件的使用是完全免费的，而在通讯软件的基础上延伸了一系列其他服务产品，如QQ会员、黄钻、红钻、绿钻等，顾客根据需要可以自行选择，该类产品没有可替代品，且不用与顾客面对面的协商，而是通过用人民币转换为腾讯虚拟货币（Q币）完成消费，顾客议价能力较低。网络虚拟物品也没有大型零售终端。
5.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
在中国，腾讯可以称得上是处于垄断地位，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的需求更加丰富，人人网、51等逐步兴起，威胁着腾讯的发展，但是从业务上讲，YY语音、MSN应该是腾讯最大的竞争对手,直接威胁腾迅的核心业务。
四、竞争对手分析
Ⅰ.世界范围内
虽然Face Book席卷全球，但在很多国家却遭遇了不同社交网站的抵抗。在俄罗斯，V Kontakte统治着社交网站;在中国，腾讯QQ排名第一；在巴西和印度，主要对手是Orkut;在中美洲、秘鲁、蒙古和泰国，hi5最受欢迎;在韩国Cyworld大行其道;日本网民最爱mixi;中东地区是Maktoob;菲律宾网民最支持Friendster。由此可见，腾讯在中国通讯行业几乎处于垄断地位，但仍然存在竞争对手。Ⅱ.中国范围内
1>.即时通讯行业的竞争对手
（1）MSN：MSN全称Microsoft Service Network（微软网络服务），是微软公司推出的即时消息软件，可以与亲人、朋友、工作伙伴进行文字聊天、语音对话、视频会议等即时交流，还可以通过此软件来查看联系人是否联机。微软MSN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包括手机MSN(即时通讯Messenger)、必应移动搜索、手机SNS（全球最大Windows Live在线社区）、中文资讯、手机娱乐和手机折扣等创新移动服务，满足了用户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沟通、社交、出行、娱乐等诸多需求，在国内拥有大量的用户群。MSN主要集中于商业性，区别于QQ集中于娱乐性，因而MSN的用户群大多数是公司或企业人员，而QQ的使用者是全体大众。
（2）歪歪语音：歪歪语音是广州多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一款基于Internet 团队语音通信平台，功能强大、音质清晰、安全
稳定、不占资源、适应游戏玩家的免费语音软件。在网络上通常用YY表示。广州多玩网络科技公司成立于2005年11月，属于后起之秀，旗下的YY语音是国内第一大游戏语音通讯平台，是针对中文用户设计的多人语音娱乐平台，特别适合于游戏中的公会和娱乐用户。体贴备至的设计，让YY自面世以来，成为众多游戏用户和语音娱乐用户的首选。该公司主要瞄准的是即时语音沟通。是一种能够不同于QQ的娱乐工具，又名YY语音，是一款优秀的团队语音软件，其用户数量与语音通话质量远远领先与国内其他同类软件。使用歪歪语音平台，可以高效的与朋友一起游戏对作战，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歪歪语音已经从单纯的语音软件发展为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用户群庞大的IM软件，已经不是一款单纯的语音软件，YY万人群、YY语音频道、YY好友聊天等功能均可在YY这款软件实现，更有其他精彩功能。
（3）百度hi：百度Hi是百度公司推出的一款集文字消息、语音视频通话、文件传输等功能的即时通讯软件，您可以通过它方便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并随时与好友联络感情。主要有百度好友、兴趣搜人、兴趣群组、百度空间、密友排行、邮箱登录、皮肤换色等功能模块。百度hi这款软件最大的优势在于与百度帐号关联，包括百度贴吧、百度空间等。百度作为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因而这一通讯软件也有被广泛使用，并形成自己的特色。
（4）飞信：飞信是中国移动的综合通信服务，即融合语音（IVR）、GPRS、短信等多种通信方式，覆盖三种不同形态（完全实时的语音服务、准实时的文字和小数据量通信服务、非实时的通信服务）的客户
通信需求，实现互联网和移动网间的无缝通信服务。飞信的主要用户是大学生，以移动公司的流量向手机传递即时信息。
（5）新浪UC：UC（Universal Communication）是新浪UC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融合了P2P思想的下一代开放式即时通讯的网络聊天工具。通过该服务用户可以在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网络上实时发送文本信息、图像和声音。UC还提供聊天室、在线游戏、校友录、在线卡拉OK及其他娱乐服务等社区功能。
（6）人人：人人网是由千橡集团将旗下著名的校内网更名而来。2009年8月4日，将旗下著名的校内网更名为人人网，社会上所有人都可以来到这里，从而跨出了校园内部这个范围。人人网为整个中国互联网用户提供服务的SNS社交网站，给不同身份的人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平台，提高用户之间的交流效率，通过提供发布日志、保存相册、音乐视频等站内外资源分享等功能搭建了一个功能丰富高效的用户交流互动平台。2011年5月4日，人人网在美国纽交所上市。2011年9月27日，人人网宣布以8000万美元全资收购视频网站56网。
2>.其他行业的竞争对手
腾讯在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开发了一系列的相关产品，如QQ音乐、QQLive、QQ游戏等。在腾讯公司走产品多元化的过程中，也不断为自己带来的其他行业的竞争者。值得一题的是“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的闹剧。
2011年7月7日，腾讯公司决定斥8.9亿港元投资金山软件，正式开始进军杀毒软件行业。而在此之前，2010年11月3日，腾讯发表声明，称安装360软件的电脑将无法使用QQ软件。腾讯与360的冲突在这一纸公告下迅速升级，同时也成为两大用户群们热议的话题。从而需要介绍的是另一竞争对手——奇虎360.奇虎360创立于2005年9月，是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安全软件与互联网服务公司，曾先后获得过鼎晖创投、红杉资本、高原资本、红点投资、Matrix、IDG等风险投资商总额高达数千万美元的联合投资。2011年3月30日奇虎360公司正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证券代码为“QIHU”。
腾讯QQ和奇虎360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两个客户端软件。腾讯以QQ为基础，向各个方面发展。以其强大的市场占有率，强大的客户群体，几乎人手一号的资源，不断发展吞噬着互联网各个领域。奇虎360是以安全闻名的企业。其360安全卫士永久免费的策略，使得以很短的时间，占有了绝大多数安全市场份额，也成为了继腾讯之后第二大客户端软件。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互联网之战。
奇虎360它是一款完全免费的安全类上网辅助工具软件，拥有查杀恶意软件、插件管理、病毒查杀、诊断及修复、保护等数个强劲功能，同时还提供弹出插件免疫，清理使用痕迹及系统还原等待定辅助功能。并且提供对系统的全面诊断报告，方便用户及时定位问题所在，真正为每一位用户提供全方位系统安全保护。而这些功能便是它一上市就吸引了巨大的用户群的核心竞争力。对桌面的占领优势及多元化 的想象空间，出于对奇虎360的信任，用户逐渐放手让360帮助其打理桌面，在用户桌面上不断聚集着奇虎的产品，360杀毒、360安全卫士、360安全浏览器等杀毒和防护应用。其中，360安全卫士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代销NOD32杀毒软件、搜索分成、游戏联合运营、网址导航广告等。与此同时，360已经计划在免费杀毒功能的基础上，提供文件的安全存储和备份等增值业务，并向用户收费，在2.5亿用户的基础上，只要有1%的用户使用该收费业务就完全可以实现盈利，而这些方向仅仅是360多元化发展空间的一系列，面对电脑另一端的用户，它提供的选择远不止这些，包括应经在运做的360手机安全卫士以及即将推出的“免费软件起飞计划”，可以说360已经在构建它的完整而独特的盈利模式。
而腾讯拥有的竞争优势有：
①拥有巨大的注册用户数量和海量的用户数据 ②QQ品牌对网民的影响力和QQ用户的强粘性 ③有全面且比较成功的产品线 ④有成熟的互联网服务经验 ⑤优秀的研发能力 ⑥具有管理海量数据的经验
⑦稳定充沛的现金流及连年优异的财务报表、投资者信任感强。基于互联网市场的大背景，360和QQ本质上都是客户端，争取尽量多的桌面成为必然。腾讯以QQ为依托覆盖所有互联网应用的战略，终有一天将与360的业务产生重叠，而当360发现强大的腾讯在
外部治理环境 篇3
良好的信息披露质量是保证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石。公司与外部资本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股权融资成本的提高,降低股票的流动性。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公司投资效率,增加企业价值(Botosan,1997;Bhattacharya et a1,2004)。中国证监会于1999年10月颁布了《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就各项损失准备的计提、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审计范围受到限制、重大不确定性和审计报告的使用责任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后又于2004年1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对会计师事务所及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及其他有关方面存在的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此后证监会还颁布实施了一系列专项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这些规定和管理办法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验成果的真实公允反映具有重要作用,对促进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规范和推动作用。
国内学者也对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的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崔学刚(2004)以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作为公司透明度的替代变量,发现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具有较高的透明度。王俊秋等(2007)利用深交所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质量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高雷等(2010)的实证检验结果却显示,信息披露质量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与国外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不同,国内的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对于提高财务报告质量的作用并不显著(杨忠莲和徐政旦,2004);而王俊秋等(2007)实证检验认为审计委员会的存在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蔡卫星等(2009)研究发现,与未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相比,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信息披露质量。另外,学者们还从股权集中度、高管持股比例、公司控制权、机构投资者、独立董事等方面对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的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崔学刚,2004;高雷等,2010)。
通过对国内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不同的信息披露质量替代变量的选择导致部分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例如,很多文献选取自愿信息披露作为替代变量,但是,一个完善、有效的公司信息披露不仅要关注信息披露和传递的数量,更要关注信息披露和传递的质量(Bushman&Smith,2004)。另外,还有很多研究以深圳证券交易所所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作为替代变量。由于这一变量由权威机构———深交所发布,在国内研究中被广泛采用,便于学者间的研究比较。但是,深交所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涉及的公司不包括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数据不完整。第二,国内学者多从自愿性信息披露、内控信息披露和公司信息披露的角度对信息披露问题进行研究,但是鲜有文献涉及财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第三,现有的文献主要从公司内部着眼,考察内部治理机制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缺乏从公司所处的外部治理环境角度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研究。而公司所处的外部治理环境是相对公司的控制权安排、董事会独立性、接管和收购市场等治理机制等更为基础性的层面(夏立军等,2005)。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以应计质量(AQ)作为财务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研究上市公司的公司特征及所处地区的外部治理环境(市场化进程)对财务信息质量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公司特征
1. 公司规模。
一般来说,相比小企业而言,大企业的外部资金需求量更大。对上市公司而言,外部权益资本比例越高,股东人数越多,这时信息需求的差异化就越大,代理成本增加。因此,大规模企业为了降低代理成本,往往比小规模企业披露更多的信息(田昆儒等,2010)。另外,为募集更多的资金就必须减少企业与外部资金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降低外部融资成本。曾颖等(2006)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会对其股权融资成本产生积极影响,信息披露质量较高公司的边际股权融资成本较低。因此,对大公司而言,为降低股权融资成本,吸引更大的外部资金,必须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相对于小公司而言,规模比较大的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更高。
2. 盈利能力。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公司管理层将利用信息披露来获得个人好处。当企业的资产回报率高时,企业管理层为保障其职位和报酬倾向于披露详细的信息;当企业的资产回报率低时,企业管理层为掩盖企业利润下滑的原因,往往倾向于少披露信息,尤其是当企业分部利润下滑时,管理层常只披露总利润数字(田昆儒等,2010)。所以,从内部管理者的披露主动性来说,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另外,从企业的融资需求方面来说,因为股东对企业盈利能力,即会计收益格外关注,以会计盈余来确定投资可行性。而企业总是倾向于披露好消息,而隐瞒坏消息,当企业具备较高盈利能力时,为外部融资需求也会对企业的财务信息尽量披露,提高公司的透明度,以吸引外部投资。所以,从外部融资需求角度来说,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3. 杠杆率。
会计信息综合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是银行评价企业偿债能力的重要信息,有助于降低债务契约的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孙铮等,2006)。委托代理理论认为,随着企业财务杠杆比率的增加,代理成本提高。为了降低代理成本,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往往倾向于披露更多的信息。Malone等进一步指出,在一个负债率较高的企业中,企业管理层在进行信息披露时会更多地考虑长期债权人的需求,反之,则会更多地考虑股东的需求。在一个企业中,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因此,高资产负债率的企业需要更详尽的信息披露以缓解这种冲突(田昆儒等,2010)。
但是,在一个杠杆率较高的企业中,债权人除了关注企业盈利能力之外,更关心企业的偿债能力,包括长期偿债能力和短期偿债能力,在负债率较高的企业中,债权人(银行)在监控中将发挥更主要的作用,而银行可以通过私人途径获取信息以减少逆向选择问题。并且,一旦资本提供后,银行也获得了一个直接的监控管理者位置,将能更好地监控管理者以减少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财务信息的质量与他们提供资金决策的相关性下降。而当股票融资是资本的主要来源,投资决策会更多的依赖公共会计信息披露。因此,与以公开发行股票作为主要融资来源的公司相比,在债务占主导的企业中,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对资本供应决策的影响要小。基于此,提出两个相反的假设:
假设3: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率越高,企业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好;
假设4: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率越高,企业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差。
(二)治理环境
在我国,由于对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力,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得非常突出。法律在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不受大股东侵害方面几乎是空白,相关法律的实际操作性较差,中小投资者获得司法保护的难度较大;而且,我国投资者在利益受损后几乎无法获取民事赔偿,因此,大股东利用其控制权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法律风险很低(王俊秋等,2007)。此外,我国上市公司绝大部分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大股东通常具有国有性质,因此,上市公司所处治理环境交织着政府和法律两大因素(夏立军等,2005)。同时,樊纲等(2009)研究发现,虽然上市公司所处的国家大环境是一样的,但由于各地区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法制水平差异较大,各上市公司所处的治理环境很不平衡。夏立军等(2005)借用La Porta等(2000)的跨国比较框架,将其应用到中国地区间差异的比较中,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因公司所处治理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差异。随着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的提高,政府干预减少、法制水平提高,则公司价值增加。另外,市场化程度对公司负债融资结构亦会产生影响,在银行和上市公司国有的制度背景下,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政治干预,使企业更容易从银行取得长期借款(孙铮等,2005)。所以,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可通过政府支持获取银行资金,其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降低公司与外部资金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动力下降。那么对这些公司来说,财务信息所具有的信息传导功能降低。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政府对实体经济的行政干预较少,金融发展程度通常较高,企业凭借“关系”获取资金的可能性降低,企业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向资金提供者传递信息以获取资金。这样,财务信息的信号传递功能凸显,企业将会主动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降低上市公司与外部资金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我们提出假设5:
假设5: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好。
三、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包括2003年来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但是因为在计算AQ时需要滞后5期的数据,所以实际进行分析的数据是2008—2013年共6年的数据,剔除数据缺失公司,共获得6 227个有效样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资料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和CCER数据库,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对极端值样本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2. 变量设计。
(1)财务信息质量的计量。本文借鉴Dechow&Dichev的做法,以应计质量作为衡量财务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以下简称DD模型)。这种方法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应计是对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在应计利润估算过程之中有较低的估计错误时,收益将更能代表未来的现金流量。我们使用DD模型对财务信息质量(AQ)进行估计,且要求每个年份每个行业至少有20个观察值,行业分类是基于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CSRC行业分类)标准来划分的,制造业按二级分类,其他行业按一级分类。
其中:Accrualsi,t=(ΔCA-ΔCash)-(ΔCL-ΔSTD)-Dep,ΔCA=流动资产的变化,ΔCash=货币资金的变化,ΔCL=流动负债的变化,ΔSTD=短期借款的变化,Dep=折旧和摊销,Cash Flow=非经常项目前的净收入-Accruals。所有变量均除以平均总资产。我们首先根据模型(1)求得残差,财务报告质量AQ在第t年的值被定义为在t-5至t-1年间(由于在DD模型中现金流量提前了一年,在此要滞后一年)由DD模型估计的公司层面的残差的标准离差,以确保当年之前的所有影响盈余质量的解释变量都被计量,再乘以负1,使AQ所代表的财务信息质量递增。
(2)自变量。自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会计收益(ROA)、股票回报率(RET,经年度调整的股票年回报率)、资产负债率(Leverage,年末总负债/年末总资产)和市场化进程(Market)。其中,市场化进程我们引入樊纲等(2009)编制的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
(3)控制变量:实际控制人性质(State),当实际控制人为非国有时设置为1,国有时为0。股权制衡度(Herfindah1指数,第一至第十大股东持股量平方和的对数)、独立董事比例(DR,独立董事占总董事会人数的比例)、两职合一(DU,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时为1,否则为0)和审计委员会设置(AB,设置了审计委员会的赋值为1,否则为0)。同时,我们还控制了年度(Year)和行业(IND),其中,制造业按二级分类,其他行业按一级分类,共设置18个行业控制哑变量。
(二)描述性统计(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应计质量(AQ)变量的标准差较小,这说明AQ的样本间差异较小。市场化进程的标准差较大,说明公司所处的外部治理环境差异较大。其他变量的样本间差异较小,另外,大部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国有。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表2是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因素的回归检验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第一,公司规模与AQ负相关但并不具有显著性,这说明公司规模对财务信息质量具有降低作用,这与我们的假设不相符。可能的原因是,规模越小的公司对外吸引投资的难度越大,其越有动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降低信息不对称,进而吸引投资。第二,从公司盈利能力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来说,代表会计盈利能力的ROA与财务信息质量在5%的水平下负相关,代表证券市场盈利能力的RET在10%的水平下与AQ正相关。这说明,一方面,有可能高的总资产报酬率是盈余管理的结果,从而降低了财务信息质量;而市场反应与财务信息质量正相关,说明市场认可财务信息披露质量高的公司,假设2得到了验证。第三,从负债率对信息质量的影响来看,杠杆率(Leverage)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财务信息质量具有负向显著影响,这说明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率越高,企业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低,假设4得到了验证。第四,从市场化程度对财务信息质量的影响来看,市场化程度(market)对AQ具有正向影响,这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的财务信息质量越好,假设5得到了验证。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股权制衡和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对财务信息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他控制变量与AQ之间不具有显著性。
(二)稳健性检验
我们沿着Francis et al.的研究,将模型(1)进行修正以包括固定资产原值(PPE)和本期主营业务收入与上期主营业务收入之差(△Rev)两个变量。其认为销售收入和PPE的变化在形成流动性应计、经营现金流量的预期中起重要作用。它表明添加这些变量到DD模型中,显著提高其解释力,从而减少测量误差。我们以修正的DD模型来衡量应计质量(AQ),以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表明上述结论普遍依然成立。
五、结论
本研究以应计质量(AQ)作为财务信息质量替代变量,研究发现:
1.公司的特征如公司规模、财务结构和盈利能力会影响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尤其是杠杆率和盈利能力。研究表明,杠杆率越高的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越低;盈利能力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较复杂,会计盈利能力(ROA)与财务信息质量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高的总资产报酬率是盈余管理的结果,从而降低了财务信息质量;而反应市场盈利能力的指标RET与财务信息质量正相关,说明市场认可财务信息质量高的公司。
2.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外部治理环境(市场化进程)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市场化程度越高,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越好。这一系列实证结果从公司特征和外部治理环境角度为财务信息质量的提高提供了新的证据。
摘要：文章以2008—2013年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公司治理对财务信息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杠杆率越高的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越低;会计盈利能力(ROA)与财务信息质量负相关,高的ROA有可能是盈余管理的结果,从而降低了财务信息质量;而反映市场盈利能力的指标RET与财务信息质量正相关,说明市场认可财务信息质量高的公司;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外部治理环境(市场化进程)对财务信息质量具有正向影响。这一系列实证结果从公司特征和外部治理环境角度为财务信息质量的提高提供了新的证据。
关键词：财务信息质量,杠杆率,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市场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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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雀巢的外部环境分析 篇4
魏羽辉2009180161新传广告
1、政治法律环境
1)当前中国实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方式，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这就给雀巢在中国的发展减少壁垒。
2)当前全球化日渐成熟，中国政府对跨国集团态度既欢迎也监督，而雀巢的本土化战略不仅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增加大量政府税收（09年各类总和为1.2亿元），受到热烈追捧，雀巢在中国的扩张也就有了强劲的支持。
3）《中国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6月1日生效，为政府加强食品安全管理“从生产线到餐桌” 提供了法律依据。此举将加强监测和监督各类食品（含咖啡）的安全标准。
2、经济环境
1）自1998年起，中国咖啡消费市场的人均年消费量以30%的速度递增，远超世界咖啡消费年增长率。
2）近年来家庭消费逐渐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咖啡消费渠道，并有望在2020年成为第一大咖啡消费渠道。
3）国民消费能力进一步提高，向更高层次的、多样化的饮食消费发展。
4）雀巢食品公司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原材料咖啡价格的上涨。
3.社会文化环境
1）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更高的新产品接受程度，从而带动销售。
2）全球化的影响，导致消费习惯的国际化。
3）大型咖啡连锁机构纷纷进入中国，国内本土的咖啡店也在崛起之中，咖啡店在国内大部分城市得到了发展，各种促销、广告、公关活动传播活动的发展，使得咖啡消费的人群在增多，地域在扩大。
4）在饮食时尚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素食运动",要求提供不会使人发胖的饮料和食品。
5）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从而使得外籍人士在中国的数量激增。4.技术环境
1）咖啡产业自动化、工业化和创新化在技术领先的今天俨然成为了一种趋势。
2）行业对速溶咖啡甚为重视，其运用的仿生提取技术是一种以咖啡生豆为原料，利用发酵工程结合酶工程技术，该技术仍在不断发展，将对技术不足的咖啡企业发起强大冲击。
3）现在咖啡机的技术改造也纳入咖啡企业的一大竞争点。
5.人口环境
1）当前中国人口呈缓慢增长趋势，人口基数大带来的新增潜在消费者众多，市场潜力大。
2）中国人口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局面，且东富西贫，主要消费者集中在东部，但西部潜力更大，潜在消费者更多。
3）当前中国人口呈现老龄化趋势，虽然才刚开始出现，但也需重视。注意老顾客的忠诚度保持，和潜在消费者向消费者的转化。
6.自然环境
1）地大物博，资源丰富。
外部治理环境 篇5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但在生产过程中引发的土地、水体和大气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煤炭行业能否实现低碳环保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环境信息披露为煤炭行业绿色增长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企业自愿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显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接受程度以及树立良好形象的意识,有助于政府环境监管、投资者决策以及公众环保参与(肖华等,2013)[1]。
近些年,我国政府部门相继出台多项政策规定,以规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颁布《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并于2008年公布《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将煤炭行业列入核查范围。2010年,环境保护部发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并于2011年出台《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严格的规制政策有助于引导煤炭企业更加全面深入地披露环境信息,自2008年7家煤炭行业上市公司(1)被强制要求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以来,2012年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中的12家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另有一些通过年报披露环境信息。可见,外部政策压力使得披露环境信息的公司数量呈上升趋势,但对披露质量的研究还很欠缺。
那么,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如何,外部压力能否对披露质量同样产生积极的效应?与此同时,公司治理作为解决代理问题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其从公司内部能够对环境信息披露行为起到怎样的作用,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本文以我国A股煤炭行业上市公司2008—2012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在运用内容分析法评价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基础上,从外部压力与公司治理两个角度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改善煤炭行业环境信息披露、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关于外部压力对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学者们主要通过环境监管法律法规的出台来检验政府的施压结果。1998年澳大利亚以公司法的形式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在董事会报告中披露环境信息,Frost(2007)[2]研究发现,在该规定出台后,相关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均明显提高。肖华等(2013)[1]指出,制度压力对组织生存合法性提出挑战,迫使其寻求合法性并与社会期望保持一致性,上市公司会借助环境信息披露实施相应的应对策略以达到获得、维护和修复合法性和继续其经营活动的目的。我国现行制度环境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已经形成制度压力。稻田健志(2011)[3]对比研究中日环境信息公开的压力来源,发现中国企业重视法律遵守的理由是行政部门的影响力较强,企业要应对其压力。除政府之外,学者们还关注了媒体、社会公众等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施加的外部压力(Freedman et al,2005[4];王建明,2008[5];沈洪涛等,2011[6])。
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从维护或修复合法性角度出发完善信息披露,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Cormier et al,2005)[7]。已有文献主要从股权特征、董事会特征等方面研究公司治理对信息披露的作用效果。早期研究表明,国有股控股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从而诱发内部人操纵会计信息,降低了信息披露质量(刘立国等,2003)[8],而且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并不是国有股股东的主要信息渠道(Eng et al,2003)[9],因此国有股权性质不利于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但近期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受到更多的政策扶持,因此受到更严格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和更高的媒体公众关注度,因此要比非国有企业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卢馨等,2010[10];沈洪涛等,2011[6])。对于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研究结论差异较大,有学者认为随着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数量的增加,董事会服务效率提高,有助于完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Johnson et al,1999[11];Akhtaruddin et al,2009[12];沈洪涛等,2010[13]),也有研究表明董事会规模过大、独立董事数量过多,协调沟通的成本和难度增加,导致决策效率下降,反而降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Beasley,1996[14];孙永祥,2001[15];肖作平,2011[16])。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已经发现外部压力、公司治理能够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影响,但大部分文献仅从单一的角度展开研究,并未从“外部、内部”相互关联的角度,探讨它们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共同作用的效果。本文将外部压力、公司治理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二者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三、研究假设
(一)外部压力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1. 市场化进程。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明显。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制度环境、环境保护意识的差异,导致各地区的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和当地政府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压力的不同(沈洪涛等,2012)[17]。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经济比较发达,民众的环保意识更强,对环保的要求较高,污染企业面临的外部压力更大,相应地会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越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2. 政策实施力度。
有研究表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状况优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沈洪清等,2010)[13],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前者对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执行力更强。上海证券交易所强制要求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更多,每年评比颁发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奖,而且继设立信息披露直通车和上证e平台之后,2013年11月又成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咨询委员会以推进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实践证明,随着环保政策实施力度不断加强,公司面临的环境信息披露压力越来越大。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政策实施力度越强,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二)公司治理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1. 股权特征。
适当的股权集中为大股东对公司管理者的监督提供条件,有利于约束管理者的信息披露行为。因为一旦发生重大环境问题,大股东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其股价和声誉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沈洪清等,2011)[6]。此外,如果控股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足以与控股股东相抗衡时,他们就能够约束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积极寻求话语权和信息获取权,从而要求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马连福等,2007)[18]。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股权集中度越高,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假设4:股权制衡度越高,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2. 董事会特征。
董事会规模越大,越能聚集具有专业知识、管理知识的人才,从而帮助和监督公司管理者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独立董事独立于企业的经济行为和利益,对环境政策法规有更好的理解,因此更能客观地做出决策,督促企业履行环保责任和环境信息披露义务(史建梁,2010[19];刘儒旺,2012[20]);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增强了董事会的监督效率和透明度,使企业自愿披露更多的信息。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董事会规模越大,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假设6:独立董事比例越大,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
根据证监会《2013年3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本文选取2008—2012年A股煤炭开采和洗选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进行以下筛选:(1)考虑到2008年以后新上市公司可能缺乏以前年度的信息披露,将其剔除;(2)剔除2008年以后新增煤炭业务的公司。由此获得22家上市公司,其中上交所15家,深交所7家,共110个研究样本。所需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上市公司年报、社会责任报告手工搜集数据。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指数(EDI):按照现行规定,环境信息披露是公司的自愿行为,并不属于强制披露范畴。本文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出发,确定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可比性4个方面作为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一级指标。完整性指标根据环境保护部2010年出台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中要求披露的8项内容,真实性包括客观性和可信性两个方面,准确性分为量化性和明晰性,可比性由纵向和横向可比组成。
对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评分方法,本文借鉴已有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为保证指标得分的可加性,各二级指标最高赋值1分。在此基础上,4个一级指标的得分是由所对应的二级指标得分之和除以二级指标个数,例如,完整性一级指标得分就是8项二级指标的得分相加除以8。将4个一级指标得分直接加总,即为某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指数(E-DI)。指标具体赋值要求见表1。
2. 解释变量。
(1)外部压力:通过两个指标衡量。一方面,采用樊纲等(2011)[21]公布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衡量市场化进程(MAR),但该数据只公布到2009年,2010—2012年数据是通过计算平均增长率的方法得到。另一方面,政策实施力度的强弱可通过上市公司的反应加以体现,本文选取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情况作为政策实施力度(CSR)的替代变量。
(2)公司治理:分别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2~10个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作为股权集中度(TOP)和股权制衡度(ZHD)的衡量变量,董事会特征变量选取董事会规模(BOD)、独立董事比例(IND)来衡量。
3.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将公司盈利能力(ROE)、财务杠杆(LEV)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公司特征,同时将环境信息披露的年份(YEAR)作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建立
根据上述分析,为检验外部压力、公司治理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本文构建回归模型(1):
五、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1.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指数(EDI)分析。
为保证内容分析法的准确性,本文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指数(EDI)得分结果做了信度检验,Cronbash'sα的值为0.974,说明评分结果是可靠的。样本期间我国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从2008年的0.971 6上升至2012年的1.358 0。但是相对于满分4分而言,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还不高,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中,完整性是4个一级指标中得分最高的,5年平均为0.55,准确性得分0.377 3,真实性、可比性分别只有0.159 1、0.134 1。
2. 变量描述性分析。
表3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指数(EDI)的均值为1.220 5,极大值为3.5,极小值为0.375 0,表明行业内各公司之间差异很大。市场化指数(MAR)的均值为7.730 6,标准差为1.729 7。政策实施力度(CSR)的均值为0.418 2,说明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比例达到41.82%,标准差为0.495 5,可见各个公司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也有很大的差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平均为49.98%,股权较集中;第2~10大股东持股比例和(ZHD)的均值为14.85%,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差距较大。董事会规模(BOD)平均在11人,独立董事比例(IND)为37.14%,符合证监会的要求。
(二)相关性分析
从表4可知,自变量之间的Pearson系数大部分在0.3以下,只有股权集中度(TOP)与盈利能力(ROE)相关性系数最高,达到0.461。但只要相关系数不超过0.5,就不需要担心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问题(崔学刚,2004)[22]。而且,通过考察方差膨胀因子判定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计算出的VIF均小于2,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变量选取合理。
注:表内相关系数为Pearson系数。*、**、***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针对回归模型(1),采用OLS方法进行多元回归。为了缓解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采用White检验进行了修正。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市场化进程(MAR)、政策实施力度(CSR)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支持研究假设1、2。市场化进程高的地区公众的环保意识与维权意识更强,政府的监管力度更大,所在地的上市公司面临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披露压力。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实施形成的压力能明显促进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高,这说明环保法律法规作用发挥的关键在于落实,唯有不断采取积极措施落实各项政策规定,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才能达到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目的。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不支持研究假设。程新生等(2009)[23]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30%~40%时,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最高,以后随着持股比例增加,信息披露水平呈下降趋势。本文研究样本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达到49.98%,而且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绝大多数都是国有股股东(样本公司的比重为85%),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没有产生激发国有股东积极行使监督权的作用(伊志宏等,2010)[24]。
股权制衡度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股权制衡度能明显改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支持假设4;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分别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支持假设5、6。第2~10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有效改善公司内部治理状况,遏制公司“一股独大”以及“内部人现象”的出现,增加公司信息透明度。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和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提高了董事会激励与约束效率,为公司治理机制注入新鲜血液,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运作有利于降低大股东与经理层合谋的动机与可能性,使公司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以下稳健性测试:(1)调整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评价的方法,通过专家打分法(向13位高校从事环境会计、信息质量评价研究的专家发放问卷)确定4个一级指标的权重,采用加权求和的方法得出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指数的得分;(2)在回归模型中添加其他可以表征外部压力的变量“是否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稳健性结果显示,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可以认为,本文的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自从2008年部分上市公司被强制要求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以来,披露环境信息的上市公司数量逐年增加。本文以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2008—2012年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进行评价,并实证检验外部压力、公司治理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我国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各公司间差异较大;(2)外部压力对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提升作用,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颁布和执行成为公司绿色行为的重要驱动力;(3)有效的公司治理能明显改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尤其是股权制衡机制、董事会和独立董事作用显著,但控股股东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提高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强制要求煤炭行业上市公司披露环境责任报告。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应进一步细化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结合中国实际与《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3.1)》的指标体系以及披露要求逐渐接轨,定期发布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指数,建立排名制度和曝光制度。财政部应出台《企业会计准则———环境事项》,明确环境信息在财务报表中的列示方式,增强环境信息的可比性和规范性。
2.修订《环境保护法》、《公司法》以及《会计法》等相关法律,加入对重污染行业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加大环境信息披露的执法力度,确保政策法规能够落到实处,对于重大环境信息不及时披露或者故意隐瞒漏报等违法行为加大惩治力度,建立绿色进入壁垒和退出机制。
3.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引导煤炭行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优化,增大民营资本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真正形成股权制衡机制。实施董事会下设环境专业委员会制度,增加独立董事承担相应的环境信息披露以及环境治理责任的规定,并要求在董事会报告中公布实施情况,发挥公司治理对外部压力的响应机制,促进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责任的履行。
摘要：将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其2008—2012年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实证检验外部压力、公司治理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期间我国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各公司间差异较大;外部压力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提升作用,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颁布和执行成为公司绿色行为的重要驱动力;有效的公司治理能明显改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尤其是股权制衡机制、董事会和独立董事作用显著,但控股股东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外部治理环境 篇6
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事项,内部控制质量 的高低对企业 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在保证财产物资安全的同时,可以促进提高 财务信息的客 观性与可靠性,从而进一步推动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和业务效率的提升。而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将有利于更好地调整相关影响因素,从而达到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的目的。自Doyle等 (2006)首次在实 证研究中 将内部控制 质量作为被解 释变量研究 影响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各种因素以来,国内外学者关 于内部控制质 量因素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相关研究发现:企业性质、公司规模、财务状况、企业业绩、销售增长 速度等都会对内部控制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总体来看,国内外关于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的 研究还是主要 停留在公司内部治理层面,很少考虑外部宏观因素的影响。本文将以2010-2012年我国电子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外部治理环境的三大主要因素: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和法治化水平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以期为提高我国企业 内部控制质量 提供有益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自La Porta等创立“法与金融”理论以来,大量相关研究 表明 ,企业所处的外部治 理环境通过 影响内部治理机 制, 进而作用于 企业内部 经营决策, 而内部控制 作为重要的 内部经营手段 , 必然也会受到 外部治理环境的影响。参考前人研究思路,基于变量和数 据的合理性 、可获得性原则,本文选取市 场化程度、政府干 预程度和法治 化水平作为 外部治理环境的主要因素。一般而言,企业所处地区的市 场化程度越 高 , 企业发展面临 的机遇也越 多 , 当然竞争也越 激烈, 为了更好地 应对外部 市场挑战和竞 争 , 大多数企业会 通过调整内部 治理机制和 内部经营决策来加强内部控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市场化程度与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即市场化程度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此外, 上市公司所处地的法治化程度会影响企业的信息披露和规范运营,一般而言,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公司内部控制越规范, 相关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也越充分; 而政府监管企业的途径有时会凌驾于法律之上, 更有些企业与政府有密切的政治联系或形成隐性联盟, 从而削弱法律对企业的监控和规范。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H2:政府干预程度与内部控制质量负相关,即政府干预越少,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H3:法治化水平与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即法治化水平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12年A股电子业上 市公司年度财 务报告数据 为样本。为了 保证数据的 可靠性和有 效性,剔除了ST、数据不完整、存在极端值的公司,最终样本数为324个。相关财务分 析数据主要 取自国泰安 数据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衡量指标取自“DIB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 外部治理环境的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和法治化程度的衡量指标取自 樊纲的《中国市 场化指数: 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
(1)被解释变量 :目前 ,国内外关于内部控制 质量的衡量主 要有如下三种形式:第一 ,现在大多数 的研究均根据是否 披露内部控 制报告或者管 理层披露的内 部控制缺陷 或者审计意见等直接的报告作为衡量指标;第二, 通过设计调查问卷进行评价;第三,构造相关指数来评价。本文将采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 作为内部控 制质量的衡 量指标,该指标值越大 ,表明企业内部 控制质量越高。
(2) 解释变量 : 用《报告 》发布的2009年各地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得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分、市场化相对进程得分分别反映外部治理环境的三个主要方面:法治化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但是由于《报告》更新速度较慢,2009年的统计结果为最新数据,本文采用2009年数据代替2010-2012三年的数据。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得分越高, 法制化水平越高,外部治理环境越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分越高表示政府干预越少,外部治理环境越好; 市场化相对进程得分越高表示市场化程度越高, 外部治理环境越好。
(3)控制变量:根据前人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 本文选取了企业规模、企业杠杆水平、企业销售增长率、企业业绩、企业性质哑变量和年度哑变量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相关变量的选取和计算如表1所示。
为了分析法治化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和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根据如上所选变量,本文建立了如下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a0为常数项,ai(i=1,2,…,11)分别为上述各变量的系数,μ为残差。
三、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对各变 量进行的 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我国电子业上市 公司内部 控制质量 存在很大 差异, 内部控制质 量好的公司 内部控制指数达到957.1分;而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 司内部控 制指数仅 为503.2。企业经营面临的外部治理环境也 存在很大差异 , 市场化相 对进程得分最 高达11.80,而最小值 仅为4.98;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分最高达10.2分 ,而最低仅为5.9分 ; 同样 ,反映法治化水平 的中介组织发 育和法律得 分最高分 与最低分 相差也很大 。造成这样 结果的原因可 能主要是我 国正处于 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企业所在 的各地经 济社会发 展程度、政府 政策倾向等各 个方面仍 发展不平衡,存在较大差异。
(二)相关性分析
对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 市场化程度、 法治化水平均与内部控制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政府干预程度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负相关; 控制变量中的企业规模、 杠杆水平、ROE和企业性质均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呈显著相关关系, 而销售增长率与内部控制质量相关性不显著。三个自变量:市场化程度、 政府干预程度和法治化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超过0.5,三者之间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鉴于此, 在接下来的回归分析中, 本文将市场化程度、 政府干预程度和法治化水平分别带入模型中检验, 以减少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三)回归分析
表3给出了(1)式的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避免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和法治化 水平之间存在 多重共线性问 题干扰最终 结果 , 将反映市场 化程度、政府 干预程度和 法治化水平的M、G、L分别带入 (1)式中进行检验。从表3第一列可以看出,市场化相对进程 得分与企业内 部控制指数 在0.01的水平上 显著正相 关 ,H1得到了验证 : 市场化程度与内部控制质量正相 关 , 即市场化程 度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 高 ;从表3第二列可以看出 , 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得分与企业内部控制指数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正相关 ,H2得到了验 证 :政府干预程 度与内部控制 质量负相关,即政府干预越少 ,内部控制质 量越高;从表3第三列可以 看出 ,中介组织发育和 法律得分与 企业内部控制 指数在0.01的水平上 显著正相关 ,H3得到了验 证 : 法治化水 平与内部控制 质量正相关, 即法治化 水平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控制变量方面,从表3中可以看出,企业规模、杠杆水平以及ROE均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可能的原因是企业规模越大、反映其盈利能力的ROE越大, 越有能力优化内部控制设计、强化内部控制质量。而销售增 长率与企业内 部控制质量则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销售增长率较高,从产品生命周期角度来看,这样的企业多属于成长型公司,往往将公司发展重点放在市场的拓展和扩张方面,而对内部控制则有所疏忽。
四、结论与不足
基于樊纲等提出的外部治理环境相关指数和“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 本文通过相关性分析,验证外部治理环境的三个主要方面: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和法治化水平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是否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通过对上述三个外部治理环境要素和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来分析各因素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具体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市场化程度和法治化水平均与企业内部控制指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政府干预程度与企业内部控制指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即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干预越少、法治化水平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因此,要提高我国企业整体内部控制水平, 除了需要企业自身的强化之外, 还应进一步推进和改善外部治理环境, 推进市场化进程、减少政府干预和提高法治化水平。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1) 鉴于“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从2011年开始发布,目前仅有2010-2012年三年的数据 ,本文也只选取了2010-2012年我国电子业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量偏小 ,也没有分析行 业因素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 (2)企业内部控制质 量不仅受自 身微观因素和所 处的地区外部 治理环境的 影响,还受宏观经济因素(如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的影响,本文在进行变量分析时,没有进一步对宏观经济因素加以控制。 (3)本文仅对企业外部治 理环境与内部 控制质量进行了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没有对其内在影响机理进行深入研究,这也将是日后进 行深入研究和 改进的一个方向。
注:*** 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括号中的数字为 t 统计量。
摘要：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事项,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对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将有利于企业更好地调整相关影响因素从而进一步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本文以2010-2012年我国A股电子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探讨外部治理环境因素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干预越少、法治化水平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因此,要提高我国企业整体内部控制水平,除了需要企业自身的强化之外,还应进一步推进和改善外部治理环境,推进市场化进程、减少政府干预和提高法治化水平。
公司外部治理结构制衡权力探究 篇7
公司治理结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地讲, 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公司内部的分权制衡机制, 具体表现为股东、董事会、经营层之间的功能、结构、权利安排与权利制衡;从广义上讲, 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公司利益的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与外部利益的相互制衡。因外部治理涉及社会、法律、市场、体制等诸多方面, 其法律体系、市场机制、中介服务市场等更需要协调规范。由此可见, 外部治理通常比内部治理难度更大、涉及面更广。
现代公司由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公司监督行为的外部化, 不可避免地导致公司“内部人控制”的现象, 损害股东的利益 (方凤花, 2006) ;综观英美两国以外的公司所有权结构, 不难发现“一股独大”并不是我国独有的情况。“一股独大”容易让“公司控制权交易市场”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 (张宜晖、廖永威, 2009) 。
公司外部治理依据公司外部的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经理人才市场为媒介, 通过产品价格竞争、公司控制权竞争、经理人才竞争等方式对公司产生的激励约束作用 (李海燕、陈锦, 2007) , 实施对公司的外部监督, 防止企业管理者在执行公司职务时滥用其权利, 借助外部的力量制衡公司内部权力, 形成新的有约束力的权力体系。
二、公司外部治理结构制衡股份公司融资
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显著地不同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按照“啄食顺序”理论, 企业在融资时总是先求助于内源融资, 其次是债务融资, 最后是股票融资, 发达国家的内源融资比例超出总的资金需求一半以上, 其次是金融机构贷款, 最后才是股权融资。我国正好与此相反, 企业依靠内源融资的比重非常小, 股权融资占了公司筹资金额的60%以上。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不能在二级市场流通, 而场外转让又是以净资产为基础, 因此上市公司就通过股权融资———再融资, 这样一个渠道使公司净资产不断增长, 以便获取更好的转让价格利益或其他利益。
在我国上市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情况下, 由于“圈钱”动机而进行权益融资, 上市公司重筹资轻使用, 最终的结果是不少上市公司存在因公司治理产生的“过度股权融资”和“财务保守行为”;“增发”“配股”等制度的曲解而导致上市公司做出有利于控股股东和内部人的单向选择行为 (肖作平, 2007) 。
为了减少上述行为的发生, 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发行可转换债券、配股、发行H股等至少应有50%以上流通股东的同意方可实行, 这样可以有效遏制上市公司圈钱行为;强化中介组织 (如会计师、律师事务所) 的公正性, 新股发行和增发条件、价格定位的合理性不仅要从理论上探讨, 也要考虑市场投资者的反应;董事会要有流通股东代表, 独立董事要切实负责, 加强舆论监督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实现资本市场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作用, 让经营者主动改变企业的融资结构, 提高经营业绩。把市场建设成一个独立的、具有自身价值平衡规律的客观市场。
债务和合同也对企业经营者有一种“硬约束”。首先企业经营者必须按期向债权人缴纳债务的本息, 否则将会受到惩罚。企业不能履行债务合同会导致企业进入破产程序, 这种潜在的威胁会促使企业经营者更加努力, 以降低企业走向破产的概率。其次, 与股权相比, 债权表现了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方式, 使企业经营者面临更大压力, 因而债务对企业经营者更有激励作用。再次, 与报酬激励机制相比, 债务以及与之关联的破产机制, 可以迫使经营者以各种方式放弃控制权 (章寿荣、王蕾, 2007) 。最后, 企业资本结构中债权的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约束企业股东的作用, 使企业股东更加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
当公司的经营恶化, 债权人的收益无法得到保障时, 控制权就转移给了债权人, 因为这时的债权人成为实际的剩余索取者, 债权人将会采取的法律机制是清算和破产重组, 以此来保护自己的最大利益 (吴海云、王琳, 2007) 。
三、公司外部治理结构制衡股份公司投资
上市公司获准上市, 股票发起人通过转嫁风险获取暴利。上市公司发行股票时, 股票发起人利用有利地位, 通过对信息披露的控制在二级市场上获利, 有意识地制造两个风险与收益完全不对称的市场投资主体, 把投资风险完全转嫁给公众股票投资人。如中国平安, 股票发行时发起股净资产5.55元/股, 公众股申购价格33.8元/股, 两者相差6.09倍。上市首日收市价46.79元/股, 是发起股净资产的8.43倍。发起股投资人上市首日出售11.86%的股票即可收回全部投资, 剩余的88.14%股票是净赚的股票。至此, 发起股投资人净赚的股票所获得的高收益, 全部转化成公众股投资人的投资风险。
由于公司治理结构失衡, 公司内部管控失效, 领导权力滥用, 业务运作纷繁紊乱、内幕交易违规蔓延。表现为在“一元制”的公司结构里, 高级管理人员由执行董事兼任, 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 公司治理易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如2009年暴露的五粮液问题, 自2002年起, 五粮液历年年报显示, 每年都有高达数亿元的资金存放于证券公司, 且基本未产生任何收益。这无疑值得深究。五粮液品牌销售“全力开拓”、多元化投资的“疯狂透支”正揭示了监管的不到位。暴露的问题还不止于此, 证券投资、关联交易多年隐藏的利益输送弊病也日益浮出水面, 如利用关联交易的手段直接从上市公司中获取资金等等, 表现为内部人权力制衡失控。
投资管理是公司管理人员运用金融和市场营销的原理, 加强与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之间的沟通, 促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 在投资公众中建立公司的诚信形象, 最终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一系列战略管理行为。并购投资有利于优势企业通过证券市场兼并活动迅速壮大自身规模、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来实现长远战略目标 (罗建华, 2007) 。然而借壳上市, 虚假并购损害投资人的利益常常见之于媒体。只有灵活而有效的外部监管, 才能真正遏制违规行为的蔓延。
为此必须建立上市公司投资者教育的法律制度。上市公司是投资者教育工作实施的重要主体, 为了建立投资者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 应通过立法手段, 明确上市公司投资者教育的具体内容, 划分相应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特别是制定上市公司违反投资者教育义务的民事赔偿责任制度。
建立风险与收益对称的股市制度。建立上市公司发起股投资人与公众股投资人风险共担, 收益共享的股市制度;杜绝将上市公司发起股投资人的高收益转化成公众股投资人的高风险。
强化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义务与责任。强化责任有助于防止或者减少他们在进行转投资决议时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尤其是法律对上述人员不忠实行为的法律责任的界定, 能够制约其在转投资决议作出时滥用职权的行为。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不断上升, 他们正逐渐成为大公司的主要股东, 其在公司外部治理中的监督作用越来越重要。
四、公司外部治理结构制衡股份公司分配制度
现金分红作为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重要方式, 是投资者实现合理投资回报的有效渠道。但是,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尚不健全, 一些上市公司分红的主动性不足, 约束力不强。企业内部人控制着企业的日常经营, 他们通过提高薪酬收入、加大在职消费等手段获得利益, 而现金分红无疑损失了其既得利益, 这使得他们尽量抵制现金分红。有的上市公司少分红甚至不分红, 回报股东的意识淡薄, 即使分红, 股利支付率也很低, 致使股利收入的投资收益率远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上市公司没有充分重视中小股东利益, 中小股东难以从股利分配中得到相应的回报, 打击了中小股东投资的热情。还有不少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目的不纯, 为了再融资而分配股利的现象不少见, 即使有一部分高派现公司也表现为无计划的非理性行为。
公司外部治理结构能够制衡公司盈余分配, 通过增加机构投资者持股, 将部分非流通股转换给机构法人投资者, 造就多元股权制衡机制。上市公司具有自主决定股利分配方案的权力, 监管层无权干预。但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方面的自律能力很差, 股利分配行为严重不规范, 制定带有强制约束力的制度规则, 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要鼓励上市公司派现, 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 有利于投资者对股票市场持有正确的心态, 使其意识到投资股票获得现金股利收入得到投资回报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从而纠正我国股市过度投机的倾向, 有利于培育市场投资理念, 促进资源有效配置, 使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证监会新近修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八条, 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比例, 引导公司逐步实现股利政策的规范化。该条款要求上市公司将“最近三年以现金或股票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由原来的百分之二十提高到百分之三十”, 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上市公司给予投资者的回报预期。
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的指示, 沪深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在此次年报中以列表方式明确披露公司前三年现金分红的数额、与净利润的比率, 上市公司应按照规定, 最迟于2009年6月30日前完成对公司章程的修订, 明确公司现金分红政策。上市公司提出有关派现、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提案, 并经股东大会通过的, 应当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在股东大会结束后2个月内实施具体方案。
证监会此举在两个层面传递出积极信号:一来可使投资者由只能追求股票差价转向部分追求分红回报, 有利于吸引价值投资者;二则可以遏制企业再融资冲动, 减缓其增发速度, 从而改善股市资金供求状况, 缓解因资金不足而带来的市场压力。
这一政策的改变使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情况逐步改善。一是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家数逐年增加, 比例稳中有升。2005年至2007年, 实施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分别达621家、698家、779家, 占所有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分别为45%、48%、50%。虽然与国际成熟市场相比, 我国上市公司分红比率尚存一定差距, 但参与分红的上市公司覆盖面已有较大拓展。二是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规模逐年增加。根据对上市公司2007年年报情况的统计, 有779家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占1558家上市公司的50%;送红股家数148家, 占上市公司总数的9.5%;派现总额2757亿元, 占2007年净利润9483亿元的29%。自2005年至2007年,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总金额逐年创新高, 三年分别达到729亿元、1163亿元、2757亿元。
通过公司外部治理实现公司内部的分权制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制衡权力是关键。制衡权力就是监督内部人、限制内部人的活动范围, 阻止内部人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完善上市公司决策、经营、监督的监管制度, 主要是完善是上市公司决策、经营、监督制度, 表现在上市公司融资制衡、投资制衡以及盈余分配制衡等财务管理活动中, 为此要做到:首先, 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人员应相对独立, 不能交叉任职。主要是提高决策质量, 降低经营风险。其次, 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人员薪金不应由上市公司支付, 而应由投资人支付。主要是强化决策人员、监督人员的风险意识、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
[1]方凤花:《对我国公司治理模式选择的思考》, 《财贸研究》2006年第3期。
[2]张宜晖、廖永威:《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研究——对我国激活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启示》, 《企业经济》2009年第3期。)
[3]李海燕、陈锦:《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与代理冲突的缓解》, 《统计与咨询》2007年第5期。
[4]肖作平:《中国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结构特征分析》, 《财政研究》2007年第3期。
[5]章寿荣、王蕾:《论企业的内部与外部治理结构的统一》, 《学海》2007年第6期。
[6]吴海云、王琳:《公司外部治理中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探析》, 《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外部治理环境 篇8
一、外部董事的治理效果
监督与咨询是董事会的两大主要功能,董事会治理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董事会监督质量与咨询效率。因此,本文主要从外部董事对董事会监督效率、咨询效率以及治理效率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外部董事对董事会监督效率的影响
已有外部董事对董事会监督效率影响的研究主要围绕外部董事对企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和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两个方面展开。
就外部董事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而言,Ajinkya(2005)提出并证实外部董事比例与企业财务信息自愿披露的数量和质量正相关。这意味着外部董事有助于提高企业自愿披露水平和财务信息透明度,继而减少经理层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地,Surjit(2012)提出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披露成本(如诉讼成本等),因此在研究外部董事监督企业信息披露时应当考虑诉讼成本;他还发现,企业盈余预测频率和准确性均与外部董事比例显著正相关。
就外部董事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来看,Davidson(2005)以澳大利亚企业为样本,考察外部董事治理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发现使用外部董事比例衡量的董事会独立性负向影响企业盈余管理水平。Peasnell(2005)发现,在外部董事比例较高的企业,经理层通过调高应计收益以确保企业利润稳定,进而避免自身收入损失的概率显著较低。Firth(2007)发现,在中国情境下外部董事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Annelies(2013)考察了外部董事对家族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家族企业面临较为严重的代理问题时,外部董事对企业盈余管理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但是,外部董事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并不总是积极的。Ching(2006)以香港企业为样本进行研究时,并没有发现较高的董事会独立性可以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Brad⁃bury(2006)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外部董事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二)外部董事对董事会咨询效率的影响
外部董事除了可以提高董事会独立性,改善董事会监督效率外,还可以为企业提供通过其他渠道无法获取的一手信息、知识和技能,并提高董事会决策质量和咨询效率。外部董事有助于企业获取行业特定知识、多元的异质性信息,并提高企业销售收入(Kor和Sundaramurthy,2009)。Kor和Misan⁃gyi(2008)考察了董事会资源(特别是行业相关经验)对新创企业的影响,发现新创企业高管的行业经验匮乏的缺陷可由具有一定行业经验的外部董事来弥补,这为那些急于摆脱资源约束的新创企业提供了解决路径。Michael(2008)基于心理学等专业知识探讨了外部董事经验与技能对群体决策效率以及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借助于在其他企业的任职经验和决策经历,外部董事可以为所任职企业提供并购战略决策制定与实施等方面的建议,并有助于提高企业并购绩效。这种积极效应在董事会相对独立于经理层的企业中尤其显著。
Francesco(2012)以意大利上市公司为例,考察了外部董事对家族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为了保证家族控制权,家族企业更多地依赖外部债务资金而非权益资金。在投资需求较高的时期,与银行有关联关系的外部董事有助于提高企业债务融资能力。此外,外部董事还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由于企业技术创新需要大量高水平的,具有专有知识、技能与市场经验的人员作为支撑,而外部董事具备多元化知识与技能,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宝贵资源(Fal⁃eye et al.,2012)。Yoo和Sung(2014)提出,外部董事并不总是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而是取决于企业所处的环境。在股东对企业战略决策影响较大的企业,外部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效应不显著,但是,企业成长性可以逆向调节这种不利影响。对于快速成长的企业而言,外部董事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正相关。
(三)外部董事对董事会治理效率的影响
董事会由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构成。在董事能力权衡视角下,企业可以通过内外部董事比例来协调监督与咨询职能之间的关系。外部董事独立于经理层,其独立性有助于外部董事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内部董事掌握较多的企业专有信息,可以有效缓解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董事更好地行使咨询职能(Duchin et al.,2010)。企业应当根据自身对监督与咨询功能的内在需求决定内外部董事的最优组合(Adams et al.,2010;Armstrong et al.,2010)。
过于强调董事会监督职能并盲目加大外部董事比例,是否会削弱董事会咨询职能以及董事会治理效率呢?Adams和Ferreira(2007)提出,外部董事过度监督可能会破坏董事与CEO之间的信任关系,导致CEO不愿与外部董事分享战略信息,董事会咨询效率下降。董事监督与咨询是替代关系,如果董事认为自己是监督者,就会相应减少咨询功能的发挥。此外,如果董事会面临诉讼风险,董事会成员会在咨询与监督之间进行权衡,并理性选择在诉讼风险较低的监督职能上投入较多时间。Adams(2009)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过度监督会导致外部董事从经理层那里获取较少的战略信息。由于外部董事投入企业的时间、精力等很难得到CEO的认可,因此他们也不愿意参与企业的战略决策。Faleye(2011)探讨了过度监督对董事会监督、咨询等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多数外部董事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监督委员会任职时,董事会监督质量会得到改善,具体表现为CEO更迭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敏感性提高,经理层的超额薪酬降低,且盈余管理水平相对较低。但是监督质量的改善是以董事会咨询职能的削弱为代价,具体表现为较低的并购绩效和较差的创新能力,并且董事会咨询职能下降的代价超出监督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进而导致董事会治理效率下降。
西方学者们普遍认可“外部董事监督与咨询不能两全”的观点。但是,Brickley和Zimmerman(2010)对这种权衡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咨询与监督职能并不是彼此孤立、可截然分离的,外部董事所掌握的信息既可以为CEO提供咨询,也可以监督CEO的业绩。外部董事为了更好地行使咨询职能,必须全方位地深入了解企业相关战略决策的制定与执行,而这也为监督职能的行使提供了便利。并且,外部董事的独立性有利于外部董事对经理层实施监督,也使外部董事可以从不同视角提供客观建议,进而行使咨询职能(Brickley和Zimmerman,2010)。Kim(2014)提出董事有效行使咨询职能的前提条件是对企业局限与机会等专有信息的获取,而借助这些信息,董事可以更好地行使监督职能,约束经理层并减少经理层的私有收益。而且,外部董事任期(外部董事对企业专有信息获取水平的替代变量)与企业并购绩效、投资效率和CEO薪酬监督业绩显著正相关。因此,外部董事监督与咨询职能可以相容,且已有研究低估了外部董事对董事会治理效率的积极效应。
二、不同类型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
董事会应当由具备不同技能、发挥不同功能的董事构成。根据职业背景的不同,可以将外部董事分为CEO型外部董事、学术型外部董事和政府背景型外部董事。
(一)CEO型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
由于CEO拥有特定的企业管理技能、行业经验、敏锐的商业头脑,因此相对于其他外部董事而言,他们更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改善。Fich(2005)考察了美国财富1000强企业1997~ 1999年间外部董事任命情况,旨在揭示CEO型外部董事是否优于其他外部董事。研究发现,那些董事会独立性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较多或成长性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聘请其他企业现任CEO来担任本企业的外部董事。市场对CEO型外部董事任命的反应是积极的,且这种积极效应对小规模企业尤其显著。
Adams和Ferreira(2007)认为,CEO基于现有职位的非同一般的权威和经验使他们可以站在专业经营和职业管理的角度对现任经理层进行监督与咨询,这是其他外部董事无法做到的。进一步地,Chan和Li(2008)提出,CEO型外部董事积极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那些主要由CEO型外部董事构成的审计委员会对企业价值有积极影响,由CEO型外部董事占主导(占比50%及以上)的董事会对企业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如果CEO型外部董事对董事会没有控制权,则他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不显著。财务专家型外部董事任职审计委员对企业价值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如果财务专家型董事在以CEO型外部董事占主导的审计委员会任职,则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Fahlenbrach等(2010)从CEO个人角度出发,分析CEO型外部董事的任职选择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他们认为,由于外部董事参加同样的董事会会议、履行同样的职责,CEO型外部董事薪酬并不比其他外部董事的高。但是,市场对CEO型外部董事的较高需求使得CEO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机会。作为理性人,他们会选择那些可以为所投入的精力和所承担的风险带来最优回报的企业担任外部董事。但现实中,他们一般会选择规模较大、相对成熟的企业任职外部董事,以获取较高声誉和较多任命机会等间接收益。因此,资本市场对CEO型外部董事任命的反应是积极的。
Benjamin(2014)以德国大型企业面板数据为基础,考察了监督型董事会中的外部董事如何影响所监督企业的创新活动。研究发现,CEO型外部董事对企业以专利申请数量测度的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研究将样本细分为创新型企业与非创新型企业后,发现只有创新型企业外部董事才可以对所监督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随着所任职企业技术相近程度的提高,外部董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效应增加。
总之,西方学者基本认可CEO型外部董事对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但是,Martin和Laura(2006)提出,在其他企业担任外部董事将耗费CEO有限的时间与精力,继而有损于CEO所在企业的绩效。CEO是管理决策领域的专家使其更有可能成为其他企业外部董事的理想人选,并且CEO自身也有足够动力向经理人才市场传递这种声誉。可见,CEO型外部董事的积极作用仅限于其担任外部董事的企业,而非任职CEO的企业。
(二)学术型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
学术型外部董事在各行企业中普遍存在。Francis等(2011)发现,1998 ~ 2006年间标准普尔1500强企业中33%以上企业的董事会中有学术型外部董事。企业为何聘请学术型外部董事?
首先,企业任命学术型外部董事的目的是服务于各委员会以及监督经理层。基于对学术型外部董事职业能力和专业素养的认可,他们通常被委派到各个监督委员会任职,以加强对经理层的监督。董事会和监督委员会成员的财务技能是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Xie et al.,2003)。如果学术型外部董事距离企业所在地较远,缺乏行业知识或者被认为与经理层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关系时,他们作为监督者的效率将大打折扣(Audretsch和Lehmann,2006)。
其次,企业根据自身需求任命学术型外部董事,目的是发挥学术型外部董事的咨询职能。对于那些规模较大、经营相对复杂的企业而言,外部董事的咨询功能尤其重要(Coles et al.,2008)。学术型外部董事可以提供外部技术或技能支持,特别是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或者信息不对称水平较高的企业而言,学术型外部董事可以提供行业或企业特定的知识与信息(Anderson et al.,2011)。与这种观点类似,Audretsch和Lehmann(2006)认为,高科技企业可通过任命学术型外部董事来弥补专业知识的不足。
最后,企业任命学术型外部董事是出于对社会关系的考虑。对于新创企业、小规模企业而言,吸引关系网络较多、人脉较广的外部董事加盟,有助于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如金融贷款、隐性知识等(Chahine和Goergen,2013)。另外,来自于知名高校的学术型外部董事还有助于提高企业声誉(Singh et al.,2008)。
学术型外部董事按专业类型的不同,又可分为工程技术型、财务专家型等外部董事,以下对不同类型的学术型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展开探讨。Francis et al.(2012)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学术型外部董事中的财务专家型外部董事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积极影响,并且该影响超出董事会独立性的影响。财务专家型外部董事可以对企业财务信息提供更全面的解读,为经理层提供宝贵的投融资建议,甚至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外部资金等资源支持。在金融危机时期,财务专家型外部董事的资源获取功能尤其重要。
Joshua(2014)考察了企业对学术型外部董事的任命情况,研究发现,中小企业在扩大董事会规模时倾向于聘请学术型外部董事,但不同类型的学术型外部董事任命的市场反应不同。科学、医药、工程等技术领域的学术型外部董事因他们特有的专业知识得以任命,并且市场反应是积极的;管理领域的学术型外部董事因他们的关系网络得以任命,市场反应也是积极的;但是,如果他们距离所任职企业较远的话,则市场反应是消极的。
学术型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并不总是积极的,有些学者认为,学术型外部董事的加入提高了董事会构成的异质性,但加大了董事之间的协调成本。在董事构成异质性较高的企业,董事之间协调成本的增加可能会超出异质性带来的收益,进而导致董事会治理效率的下降(Knyazeva et al.,2013)。另外,相较于内部董事,学术型外部董事提供的多元化咨询建议的积极作用有限(Liu et al.,2014)。
(三)政府背景型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
一直以来,政府被认为是企业关键资源的提供者。企业经营的每个方面几乎都由政府规制。政府会影响企业竞争优势,并通过建立准入、准出机制,提供特殊的税收优惠和政策补贴,或者通过立法影响企业人力资本、雇佣成本等从而影响企业未来发展以及经营绩效(Schuler et al.,2002)。在国防等特殊领域,政府还可能成为企业的重要客户。既然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如此之高,那么不难理解企业为何想方设法与政府构建并保持良好关系。聘请具有政府背景的人士进入董事会并担任外部董事是企业与政府建立关系的重要手段。Hillman(2005)提出,政府背景型外部董事可以为企业提供公共政策、经营环境等方面的建议,以及与现任政府官员和相关政策制定者沟通的渠道;同时,政府背景型外部董事还可以为企业提供合法性支持。具有政府背景型外部董事的企业财务绩效显著优于没有这类董事的企业。类似地,Kim和Lim(2010)考察了韩国1998 年公司治理改革后外部董事多元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发现,具有政府背景的外部董事的比例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已有研究多侧重于考察政府型外部董事对企业的效果,Richard(2008)则探讨了前任政府官员成为外部董事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前任政府官员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深度、广度,以及随着时间推移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贬值的程度等,都是重要的前因变量。
三、外部董事履职的影响因素
西方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外部董事任期、现金薪酬与股票期权、董事声誉等对外部董事履职的影响展开探讨。
(一)外部董事任期的影响
外部董事有效履职的前提是对企业发展的局限与机会等专有信息的获取(Adams和Ferreira,2007)。对企业专有信息的获取可以提高外部董事对经理层的能力和工作努力程度等的认知,增强对经理层的监督并减少经理层寻租行为;有助于外部董事全方位地深入了解企业经营环境与战略定位,从而为经理层提供更好的咨询与建议。
随着外部董事任期延长,参加董事会定期会议、临时会议和各委员会会议次数的增多,外部董事获取的企业专有信息数量增加,并且可以有效缓解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外部董事个人战略规划和决策制定的经验与企业内部运营知识均会相应地增加(Castro et al.,2009)。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外部董事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建议和监督服务。此外,随着任期延长,外部董事所拥有的企业专有信息数量增加,个人经验、知识与技能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外部董事的履职意愿。因此,外部董事任期延长有助于提高董事会治理效率。Kim(2014)的研究表明,外部董事任期与企业并购绩效、投资效率和CEO薪酬监督业绩显著正相关。
(二)现金薪酬与股票期权的影响
1.现金薪酬。
对经理层进行监督与咨询需要投入时间与精力。由于外部董事通常比较忙碌,进行监督的时间机会成本较高,因此需要对他们的时间投入支付较高的货币性或非货币性回报。较高的现金薪酬可以吸引声誉较高、能力较强的董事,还可以缓解外部董事的董事会会议出席率较低的问题(Adams和Ferreira,2008)。但是,较高的薪酬可能影响董事的独立性,无法有效监督经理层(Brick et al.,2006)。Vafeas(2000)发现,薪酬较高的董事对经理层的容忍度较高。Brick(2006)认为,当外部董事薪酬较高时,CEO薪酬较高,且CEO超额薪酬对企业绩效有消极影响。Ye(2014)以2002 ~2008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外部董事现金薪酬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发现外部董事现金薪酬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意味着现金薪酬较高的外部董事,其独立性下降,并且会威胁到外部董事对财务报告的监督效率。
2.股票期权。
Fich和Shivdasani(2005)以1997 ~ 1999年间美国财富1000强企业为样本,考察了对外部董事实施股票期权计划如何影响企业价值,发现对外部董事实施股票期权计划的企业市值与账面价值的比值和盈利能力较高,且对累计非正常损益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收益预测有正向修正作用。实施外部董事股票期权计划的企业非正常损益接近零,而没有实施外部董事股票期权计划的企业非正常损益为负。因此,股票期权计划有助于外部董事有效履职,继而提高企业价值。Deutsch(2007)以标准普尔1500 强企业1997 ~ 2000 年间的数据考察外部董事股票期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外部董事包括股票期权在内的薪酬激励可以促进企业研发投入。
(三)外部董事声誉的影响
Fama和Jensen(1983)提出,作为决策制定的专家,外部董事监督经理层的激励来自于对“专家声誉”的维护。当外部董事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无法有效监督经理层时,他们会选择公开辞职来维护其声誉。董事声誉的价值体现在与外部董事席位相关的薪酬、股票和股票期权等财富上。David(2004)以美国1994~1996 年间财富500 强企业为样本,考察了企业价值与外部董事财富效应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企业市值增加时,会增加外部董事的个人财富,这种财富主要来自于薪酬、所有权和任职机会的增加。以任职年限为5年的外部董事为例,股东财富每增加1000美元,可以给外部董事带来11美分的财富增长,且增加财富的50%以上来自于股票或股票期权,任职机会增加带来的财富效应位居其次。
与声誉激励相对应,外部董事声誉损失则体现为董事任职机会的丧失。Fich和Shivdasani(2007)以面临股东集体诉讼的企业为样本,考察了财务欺诈对外部董事声誉的影响,发现在经历财务欺诈诉讼后,企业外部董事并不会受到非正常更迭的影响,但是外部董事任职数量会显著下降。财务欺诈水平越高,外部董事所承担的监督责任越大,外部董事任职数量下降越多。Suraj(2005)以1997 ~ 2001年间发生财务重述的409 家企业为样本,研究财务重述对外部董事的惩罚效应发现,外部董事受到的惩罚大部分来自于人力资本市场的声誉损失。在财务重述发生后的三年中,所有样本企业外部董事平均更迭率为33%,这些外部董事将面临巨大的声誉损失,并且可能失去在其他企业的董事席位。对于在审计委员会任职的外部董事而言,夸大的盈余水平与外部董事离职概率正相关。
四、现有研究的不足及对未来的展望
现有文献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外部董事的治理效果、不同类型外部董事的功能发挥以及外部董事履职的影响因素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已有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地探讨。
一方面,在外部董事的治理效果研究中,学者们多使用外部董事比例作为解释变量,探讨外部董事对董事会监督和咨询效率、董事会治理效率以及企业绩效的影响。由于董事会是群体决策,外部董事构成的异质性及其与内部董事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外部董事的治理效果,这方面的研究甚少。另外,CEO型外部董事、学术型外部董事和政府背景型外部董事发挥的作用有哪些差异,哪种类型的外部董事对企业更具积极作用?处于不同行业、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对不同类型外部董事的内在需求是否有差异,内在需求的不同如何进一步影响外部董事功能的发挥?已有研究侧重于考察外部董事的独立性,但是并非所有的外部董事都是独立于经理层的,那些与企业具有现实或潜在经济联系的“灰色董事”,其治理效果如何?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值得引起学者们关注的研究议题。
另一方面,外部董事履职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已有研究探讨了外部董事任期、薪酬与股权激励、董事声誉等因素对外部董事履职的影响。外部董事履职行为受到董事个人能力、履职主观意愿及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已有研究过于强调外部董事的独立性对外部董事监督效率的影响,那么除独立性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外部董事监督职能的行使?外部董事履行咨询职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CEO型外部董事、学术型外部董事和政府背景型外部董事履行监督与咨询职能时各自有哪些优势与局限?可以通过哪些渠道与方法提升外部董事履职的能力?对这些方面展开探讨,对于提升外部董事治理效果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薪酬与股权激励、董事声誉会影响外部董事履职的意愿,而外部董事履职除受董事主观意愿的影响外,还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企业的性质、组织结构、股权与控制权特征、财务状况等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外部董事履职的意愿?家族企业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Astrachan和Shanker,2003),家族企业外部董事履职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已有研究多是以西方国家为背景展开的,在中国特定情境下,外部董事履职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与西方国家相比有无差异,差异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摘要：本文从外部董事的治理效果、不同类型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外部董事履职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西方已有“外部董事”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其不足之处,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其中,外部董事的治理效果研究包括外部董事对董事会监督效率、咨询效率以及治理效率的影响;不同类型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包括CEO型外部董事、学术型外部董事和政府背景型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外部董事履职的影响因素包括外部董事任期、现金薪酬与股票期权、外部董事声誉以及其他影响因素。
外部审计治理效应研究综述及启示 篇9
关键词：审计治理,治理效应,公司治理
一、引言
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发展造成了职业的管理者阶层和管理者市场, 出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彻底分离, 按照贝利和米恩斯 (1932) 的“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命题以及“管理者主导企业”的假说, 随着公司制企业中所有权的广泛分离, 职业管理者取代所有者控制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权, 所有者退到了仅是资金提供者的地位, 所有者成了委托人, 管理者成了代理人, 这样便出现了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在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企业的委托方和代理方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有各自的目标函数, 但是他们的目标往往是不一致的, 代理方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往往会利用自己所具有的信息优势损害委托方的利益, 这也就产生了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的代理冲突, 而且当公司通过发行债券等举债的方式融资时, 又会在管理当局和债权人之间产生代理冲突。另外, 就我国来说, 特殊的股权结构还决定了我国存在另一种形式的代理冲突—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代理冲突问题的存在就带来了企业内部代理成本的产生。严重的内部代理成本的存在导致上市公司对外部监督或约束机制的内在需求 (Jensen和Meckling, 1976) 。在这些监督约束机制中, 外部审计因其对公司财务报告所提供的鉴证职能而成为公司委托代理问题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部审计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能够减少缔约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减少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行为及提升财务报告的质量和公司内部人之间的代理问题, 从而改进公司治理, 提升企业价值。然而, 美国的能源巨头安然公司破产案以及我国的琼民源、四川红光、银广夏等事件, 直接挑战了外部审计的公信力, 导致外部审计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外部审计监督与治理的有效性再次备受各界关注。
二、外部审计治理效应研究综述
(一) 注册会计师对盈余管理、财务重述、会计估计等的监督
该角度的出发点是针对注册会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时能否考虑到企业的盈余管理、失当会计估计等情况来研究外部审计的治理效应。如果说, 注册会计师在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时能够考虑到企业的上述行为, 则说明注册会计师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企业的上述行为, 从而验证了外部审计的治理效应。Eli.Ferdinand&Judy (1998) 首先检验了不同的盈余管理检测模型的效率, 然后将其与审计意见联系起来检验了两者的关系并得出在有效的审计市场上, 注册会计师能审计出企业的盈余操纵情况。Becker等 (1998) 研究表明,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 很大程度上能够鉴别出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 并且审计限制盈余管理的作用随审计质量变动而变动, 较高审计质量更易发现和报告盈余管理行为。Chen、Chen&Su (2001) 以沪深股市1995年-1997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专门研究了审计意见和盈余管理的关系, 他们发现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与具有边际ROE (ROE落在[10%, 11%]或[0%, 1%]中) 的公司在统计上有显著地正相关关系, 这一结果表明注册会计师揭示出了盈余管理。Bartov等 (2001) 通过验证可控应计利润与审计意见的关系, 发现具有较高可控应计利润的公司更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具体到国内的研究, 其也主要集中在考察盈余管理与非标准审计意见两者的关系上。但是关于其研究结论并不统一, 夏立军、杨海斌 (2001) , 李东平、黄德林、王振林 (2001) 该两篇较早的研究并没有得出注册会计师审计能够揭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结论。2002年之后的研究学者如:章永奎、刘峰 (2002) , 陈晓、常睿 (2003) , 徐浩萍 (2004) , 陈关亭、高晓明 (2004) , 李维安、王新汉、王威 (2004) , 陈关亭 (2005) , 宋建波、陈华昀 (2005) , 李春涛、宋敏、黄曼丽 (2005) , 蔡春、黄益建、赵莎 (2005) , 周兵、王德义 (2005) , 刘启亮 (2006) , 李仙、聂丽洁 (2006) 则通过研究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关系得出, 注册会计师能够审计出企业的盈余操纵。另外, 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如刘勤、颜志元 (2006) , 王霞、张为国 (2005) 分别从会计估计变更、财务重述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相关关系上进行了研究, 同样得出了审计治理效应有效存在的结论。
(二) 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关联方交易监督
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使得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成为了可能, 大股东在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方式的选择上是多样化的, 但目前控股股东更多的是倾向于利用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这一方式来对上市公司进行利益侵占, 所以针对该角度的研究多是从关联方交易中的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这一方式上, Shleifer&Vishny (1997) 发现, 在内部治理机制较弱、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大股东有动机也有能力通过关联方交易对企业进行掏空, 而此时, 上市公司的注册会计师有能力发现公司中存在的问题 (包括大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 并出具适当的审计意见。Fan&Wong (2005) 则根据代理理论以及东亚8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市公司数据, 研究了上市公司由于股权集中产生的代理成本与外部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 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产生的代理问题越严重, 上市公司越倾向于选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并且有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体现的更明显;选择“四大”能显著提高公司绩效, 这说明在法律制度不完善的东亚地区外部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治理的作用。就国内研究来讲, 一部分学者如:曾颖、叶康涛 (2005) , 王鹏、周黎安 (2006) , 周中胜 (2006) , 周中胜、陈汉文 (2006) , 高强、伍利娜 (2007) , 丁庭选、潘克勤 (2008) 分别从大股东占款与外部审计师选择关系进行了研究, 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如岳衡 (2006) , 唐跃军、李维安、谢仍明 (2006) , 高雷、张杰、宋顺林 (2007) 则从大股东资金占用与审计意见两者关系进行了研究。从最终研究结果上看, 大部分学者都基本上验证了审计治理效应的有效存在, 并且部分学者还发现, 在中国目前情况下, 随着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加强, 外部审计的治理效应将得到加强。
(三) “CEO”变更与审计治理效应
公司绩效可能会随着不称职CEO的变更而有所改善, 针对之前不称职CEO任职期间公司业绩所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是否与之后的CEO变更有显著的关系成为了该角度研究的出发点, Defond&Hung (2003) , Kato&Chery (2006) 通过研究CEO变更与“非标”意见的相关性, 研究发现, CEO变更与“非标”意见显著正相关;“非标”意见下, CEO变更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强于标准审计意见公司。蒋荣、刘星、刘斌 (2007) 运用Logist回归方法, 以1999年至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CEO变更为视角, 发现, CEO变更与“非标”意见显著正相关;“非标”意见下, CEO变更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强于标准审计意见公司, 不过“非标”意见并没有增强CEO变更对两职分离与股权制衡的敏感性, CEO变更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这种正相关关系恰恰反映了外部审计对CEO监督约束的有效性。以上学者都正面验证了审计治理效应。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如:刘晶 (2003) , 张涛 (2005) 发现高管变更 (包括董事长、总经理) 与审计意见不相关, 表明注册会计师的外部审计并没有对公司高管发挥有效的约束作用。
(四) 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经济后果
理论上讲, 外部审计发挥其治理效应首先要有高质量的审计作保证, 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求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能够给上市公司带来一定的经济后果, 也就是说能够给公司带来一定的成本。该角度的研究就是针对后者所展开的, Francis和Wilson (1998) 通过研究发现, 代理成本越高的公司, 对外部审计的需求也越高, 也越有可能选择信誉好的事务所, 而且信誉好的事务所能更好的改变市场预期。Newman等 (2005) 通过在模型中增加目标公司使治理结构完善程度变量全面论述了独立审计师在实施和保护投资者权益中的作用, 并发现, 完全竞争市场下, 独立审计师在发现和阻止内部人转移和掠夺公司现金流量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Choi&Wong (2007) 以1993年至1998年39个国家的一系列数据为研究对象, 研究了在特定法律环境下审计选择问题, 结果发现, 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约束力不强的环境下, 外部审计作为法律的替代机制, 可以在公司治理中起到更好的监督作用。国内也有部分学者从该视角进行了研究, 胡奕明、唐松莲 (2007) 通过考察银行贷款利率与借款企业的审计特征 (审计意见和审计师规模) 和信息透明度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审计的经济后果, 发现银行贷款利率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与借款企业的审计特征有关, 这说明审计在银行贷款利率的决定过程中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吕伟、林昭呈 (2007) 使用沪市上市公司对关联方交易、审计意见和外部监管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 当外部监管较弱时, 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关联方购销金额越高, 注册会计师出示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而且这一非标准审计意见具有信息含量及经济后果, 所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将对下一年度的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关联方购销具有抑制作用。说明注册会计师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 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挥其作用。刘成立 (2009) 以沪深两市第三季度报告以后发布业绩报告并发布修正公告的28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对业绩报告, 业绩“变脸”与审计治理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发现, 注册会计师审计是上市公司业绩“变脸”发生的重要原因, 而且发现, 注册会计师审计能够提高上市公司业绩披露的质量, 是会计信息的把关者。
(五) 会计师事务所信誉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一般来讲, 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有更高的声誉 (Deangelo, 1981) 并且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更能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Deangelo, 1981;Dye, 1993) 。该角度基于这样的理论通过研究事务所信誉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来验证了审计治理效应的存在。国内外针对该角度的研究不是很多, 但基本上都肯定了审计治理的存在-信誉好的事务所能提高公司绩效。Defond等 (2000) 通过研究发现,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 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更高, 审计质量越高, 越有利提高公司绩效。Wang (2008) 发现, 公司盈余管理随着一国投资者保护程度增强而提高, 但这一关系仅在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中存在;而在非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中, 盈余质量与一国的投资者保护程度没有显著关系。王鹏、周黎安 (2006) 从最终控制人的角度出发, 根据2001年-2004年的中国A股市场数据, 研究了外部审计选择与中国上市公司内部代理成本的关系, 并最终通过二阶段回归发现, 选择“四大”能提高公司绩效以及降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