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制度（共11篇）
外部制度 篇1
国家教育部颁布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 发展我国教育事业要“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探索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今天, 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学校制度问题, 主要基于这样三个原因。第一,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离开制度谈改革和发展, 对渴望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教育来说, 无疑是一种空想。第二,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教育的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三, 课程改革实施以来, 校长和教师的行为与理念之间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而制度和体制的缺失正是造成行为转型滞后于理念转型的重要原因。总之, 教育制度的创新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只有扫除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教育资源的重组、教育结构的优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才有可能。于是, 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自然地成为当前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而且应该成为当下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
现代学校制度, 是指以学校法人制度为基础, 以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 以教育管理专家经营为表征, 以学校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以及新型的政校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学校依法自主管理的现代学校体制。因此, 笔者认为, 在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时需要创设以下几个外部或者说前提条件———新型的政校关系、校长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公众参与学校管理的机制。
一、明晰产权和确立新型的政校关系, 实现学校的自主办学———使学校成为真正的独立法人
学校的产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
筅江苏昆山中学洪敏
学校产权的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以及学校声誉、品牌等无形资产。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 明晰产权有三个含义:使用权要明晰、收入的享受权要明晰、转让权要自由。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同样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要求。只有在产权的多少、产权的构成、产权的归属、产权的增值、产权的流转程序等方面做到明了清晰, 才能有利于学校形成良好的信用;有利于维护学校公有财产权, 巩固公有学校在基础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学校中的私有财产权, 促进非公有制学校的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 推动混合所有制学校的发展。
构造新型政校关系, 是要改变学校依附于政府, 人财物由行政部门控制, 甚至政府包办代替学校的工作, 政府管得过多、过细、过死, 把学校看作其附属的外控式管理模式。重新定位政府在教育管理过程中的职能, 使政府从办学主体转变为服务主体、宏观管理主体或投资主体, 使政府的管理从直接指令性行政管理转变为宏观指导性调控管理。在现代学校制度的框架内, 政府可以通过两类机构、三个手段进行管理。一类机构专司教育管理的职能, 按照法律界定的管理权对当地教育实施管理;一类机构专司各类学校中的国有资产管理职能, 按照法律界定的财产界限对有关学校实施科学管理。三个手段是:制定、实施法律法规政策, 下拨经费, 通过督导机构的督导和以中介机构为主的评估。构造新型政校关系, 通过制定有关法律, 转变政府职能, 实现政府职能与学校职能基本分离, 国家行政权利与学校法人权利基本分离, 举办者产权与学校经营权基本分离。这样, 学校才能逐步地健全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成为真正的独立法人, 实现自主办学, 体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在学生培养、教师教育、研究开发和内部管理等方面确立校本机制, 为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证。
二、校长的职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使学校实现校本管理
校长的职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能促进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 现代学校制度又能够从制度上保证教育管理专家走上学校领导岗位。
职业化的校长应该具有职业精神, 拥有一定的管理知识和管理技能。笔者理解的校长专业化类似于近一二十年来美国教育界主张的“专家治校”, 即校长要有专业素质和领导能力, 能随时应对充满竞争的社会, 能采取灵活科学的管理策略和领导模式, 不断提高学校的管理效能。这样的校长应该具有三个意识并切实履行四个职责。三个意识是: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 对于教育理论与实践以及政治、经济、科技的前沿动态, 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具有强烈的人文意识、文化精神和民主思想, 有能力把学校建设成学习型学校、发展型学校;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 懂经营之道, 善于“经营学校”。四个职责是:规划并实施学校发展的目标和计划的职责, 进行人员、物资、财务管理的行政职责;干预课程设置和管理 (依据学校拥有的自主权) 、干预教学、干预学生的评价等教育教学职责;激励工作人员, 处理各种矛盾, 发展教学和非教学人员等处理内部关系能力的职责;代表学校协调学校与家长、其他学校、行政部门及其他团体的关系, 通过政治手段、市场运作等途径为学校赢得支持等处理对外关系的职责。
实现校长职业化与专业化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校长角色及其职责的转变。如果校长属于行政干部系列并享有相应的行政级别, 会使校长角色功能政治化, 使校长丧失独立人格, 作为行政部门指令的传达者和执行者的校长显然难以实现自主办学、自主管理, 难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难以形成校本化、个性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这样的校长往往只是将校长岗位作为暂时的向上进步的台阶, 而不是当成理想和使命;这样的校长为了追求政绩往往不惜违背教育规律和管理科学;这样的校长往往只会挥舞着权力的大棒“管”而不“理”, 缺乏经营学校的意识。要改变这种情况, 校长应该由职务型向职业型、权力型向能力型、依附型向自主型、统管型向经营型转变。二要明确校长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提高选拔校长的“门槛”, 加强对校长的在职培训。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NCES) 1997年对全美中学校长所受教育的调查发现, 美国中学校长拥有硕士学位者已占97%, 且95%以上的人拥有教育学或教育行政学硕士学位。美国法律规定, 中小学校长在取得教师资格的基础上, 必须修满校长资格培训课程。美国有的州规定, 校长不仅上岗前要接受培训, 任职5年后, 还要继续参加培训。而我国仍然普遍存在着“骨干教师行政化”、“教而优则仕”的现象。人们普遍以一个好教师就是一个好校长的标准选拔校长, 尽管好教师在成为校长之前, 也经历了考察, 经历了中层岗位的锻炼, 但这样的校长更多地还是属于经验型或个人魅力型校长, 他们甚至对管理科学缺乏起码的认识。他们能成为校长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的管理能力, 而在于他们的师德表现和业务水平。三是扩大校长选拔的方式和范围, 早日实现校长选拔的“市场化”, 这可以使学校 (董事会) 有足够的校长来源可供选择, 能使校长受到竞争性市场机制的约束。
三、建立公众参与学校管理和学校服务公众的机制———使学校回归社会
就现代化中小学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位置而言, 现代学校制度应当把现代中小学教育视为国民终身教育体系中一个有机的、上下衔接的重要阶段, 而不是孤立于国民终身教育的“文化孤岛”。因而, 现代学校回归社会, 不仅是为了培养本校的学生, 还是为了社会大教育 (包含了中小学学校教育) 的发展。
现代学校与社会各种组织和个人的相互支持, 主要表现在学校与社区的互动上:社区或中小学利用己方的可用于教育的各种资源给予对方必要的支持、援助、监督, 或根据对方的合理建议对己方所实施的教育进行必要的调整。传统的互动, 主要是在人、财、物方面的相互支援;现代意义的“社区与中小学互动”, 开始由人、财、物方面的互相支援发展到了影响对方的制度层面的问题, 通过外因导致对方的内因起作用, 引起对方的“质”的层面即制度层面的变化。如, 家庭对学校教育有知情权、选择权和参与权。在现代学校制度的框架下, 社区中的组织和个人参与学校的管理, 决不是“点缀”或形式, 而应当是有效地参与。
我们相信, 这一机制的建立, 将有利于构建学校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学习型社会体系。学校进一步向社会 (主要是学校所在的社区) 开放, 为学习者和社会 (社区) 成员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服务, 使教育资源得到充分运用。同时, 在这个过程中, 学校也会得到社区的大力支持, 将社区资源为我所用, 推动学校的发展。总之, 建立社会参与学校管理的机制既能扩展学校的功能和影响, 也是学校经营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部制度 篇2
第一条为加强公司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外部联系与内部沟通，及时解决公司外部团体或个人的安全需求，及时解决公司内部职工在安全生产中反映的问题和合理建议，保证内、外部信息能够准确、快速地传递，制定本程序。
第二条内部沟通是指公司标准化管理体系内各部门、各层次之间信息的传递、报告和沟通。外部沟通是指公司与相关方的信息的接收和处置。
第三条职责
1、安监室负责公司内部安全协商与沟通，负责与公司外部相关方信息的接收与处置。
2、生产部负责公司安全生产信息的沟通。
3、生产服务部负责与外部顾客的沟通。
4、工会和员工代表负责收集员工对安全生产的意见和建议，并代表员工参与协商、进行沟通。
5、公司办公室负责高层管理者与公司各部门/单位之间有关安全信息的传递。
6、技术部负责与外部科研机构的沟通。
7、各部门/单位负责本单位安全信息的协商、沟通，并负责与外部相关方的信息沟通。
第四条内部信息交流
（一）本单位在组织进行一下活动时，应有员工或其代表参与，并重视其意见和建议：
1、安全标准化体系方针。目标和管理方案的制定、评审与修订；
2、安全因素辨识、评价和控制策划过程；
3、安全标准化体系文件，特别是作业文件的定制、评审和修订；
4、在计划改变作业场所安全卫生和环境情况时；
5、制定培训计划；
6、其他
(二）员工或其代表参与方式可以是：
1、参与会议；
2、口头或书面；
3、公司局域网；
4、其他方式。
(三)内部信息的内容包括：
1、管理者、安委会、各部门/单位作出的决策；
2、体系运行所产生的信息；
3、各部门/单位有关安全问题的报告、建议或意见等；
4、应急信息：如火灾、洪水、爆炸等情况下的信息；
5、员工及其代表意见或建议；
6、其他。
（四）内部信息交流管理
1、内部信息交流的方式可采取文件、会议、报告、公司局域网、口头传达或回报等形式。
2、公司和各部门/单位有关安全文件按《文件控制程序》的规定办理。各部门/单位有关安全的报告、报表等按体系文件相应要求传递有关的建议或意见以报告或公文的形式传递。
3、可通过每季一次的安全委员会议、安全部组织的安全例会、生产调度会、根据需要由各部门/单位临时组织的现场会议以及有关安全的其他会议，交流体系运行情况，传递管理者、安委会等对安全标准化管理体系做出的决策等信息。
4、公司办公室负责传达高层管理者的决策，按有关规定对职能部门的相关信息进行传递。
5、工会通过巡视、座谈、检查和职代会等形式收集员工意见，由工会负责与相关部门协商解决或上报。工会代表员工，对涉及职业健康安全方面的有关条款进行沟通。
6、工会各级劳动监督检查组织，按“三个条例”的要求监督所在单位的安全状况，汇集、报告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并通过行政协商解决或上报。
7、各部门/单位通过组织学习方式传递法规、文件、领导讲话、会议要求等相关信息。
8、以上信息传递方式保存会议记录、学习记录、收文和发文单、报告及报表，当通过广播、电脑网络或口头方式传递信息时可不予记录。
第五条外部信息交流
（一）外部信息交流的主要内容：
1、上级部门对安全检查、监测的结果及反馈信息；
2、相关方的抱怨与投诉；
3、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4、各界对公司安全工作的意义和建议；
5、应急信息的通报；
6、其他外部信息。
（二）外部信息交流管理
1、各部门/单位接收到相关安全法律、法规和上级文件，由公司办公室接收报总经理批示或交承办单位处理。
2、各部门/单位接收到外部相关方有关安全信息，由信息接收单位形成处理意见和建议，请示有关领导，做出处理决定后十日内给予答复。对涉及重大风险和重要环境因素的信息实施外部交流的决定要形成文件，并由接收或联系单位填写相关记录。
3、外边宣传机构如新闻媒体对公司的采访、宣传报道，由有关部门向其提供可对外公开的安全信息。
第六条职工所提合理化建议对于公司的安全管理有益的，公司应给予精神或物质奖励。
第七条对于存在安全、健康问题的工作面，公司员工有“紧
外部制度 篇3
[关键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外部行为限制制度；预防腐败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4.005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是指公职人员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的私人利益之间的抵触违背与侵害。这种利益冲突是诱发腐败、危害政府廉政形象、侵蚀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因其危害巨大，当代西方国家尤其是廉政指数较高的国家，都几乎无例外地建构了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如美国、新西兰、日本、加拿大等。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是该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它通过对公职人员经商、兼职、收受礼品等外部行为的规范与其他制度相互配合，共同构筑了防止利益冲突的有机体系。通过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来预防腐败的实践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对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探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但是，由于我们对该问题缺少全面、科学的认识，这一制度距有效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要求有很大差距。本文拟在分析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探析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优化有所裨益。
一、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主要内容
公职人员外部行为多种多样，而制度资源却相对短缺，所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其所有的外部行为都进行规范。从我国的实践看，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内容，主要由对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经商、兼职等方面的限制制度所构成。
1.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等外部行为的限制制度
利用其身份收受礼品、接受馈赠是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重要表现，它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公务行为的客观性、公正性，所以它也是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重要规定事项。我国相关制度的内容，主要由对内公务活动与对外公务活动中的相关限制性规定构成。
（1）对内公务活动中的相关限制性规定
公职人员在对内公务活动中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等行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相关制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因时制宜的过程。该制度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等行为进行了不尽一致的规定。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至1990年代初期，严格禁止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收受礼物、接受馈赠。公职人员利用其身份接受宴请、收受礼品、请客送礼等利益冲突行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较为普遍。为了给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再加上受计划经济时期思维惯性的影响，这一时期对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措施。从1979年到1993年，我国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出台了多个针对公职人员外部行为的规章制度，且它们都无例外地使用了“禁止”“不得”“严禁”等非妥协性词汇来规范公职人员外部行为。如1979年规定“严禁用各种形式侵占农村社员劳动所得，来进行大吃大喝、请客送礼”[1]，1988年规定“严禁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赠送与接受礼品”[2]。可见，这一时期不考虑礼品的价值大小，严格禁止公职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接受赠送与收受礼品。
第二阶段，从1990年代初期至现在。这一时期抛弃了前期“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建立了礼品分类管理制度、礼品登记制度，对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的管理规定更加灵活、科学。首先，明确了严格禁止的礼品类型。针对特定的礼品类型（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其他可能影响公务公正性的礼品），延续了先前的非妥协性规定。如1993年、2000年以及此后出台的多个制度规范，都严格禁止各级公职人员（含离退休）以及受委托、聘任从事公务管理的工作人员以任何形式收受及向上级赠送礼金、有价证券。其次，以明线法明确了可接受礼品的登记制度。公职人员收赠礼品、接受馈赠，有时是出于情感需要、有时是被动行为，对这些行为不加区别地一概禁止，不符合多样化管理的原则。因此，1995年，我国出台了《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正式建立了礼品登记制度，确立了明线法的礼品处理标准，即根据礼品的价值及其对公务公正性的影响程度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根据该制度的内容和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对该问题做出了更加细化、更具操作性的规定，如上海确立了以50元、200元为线的礼品三级分类法：第一个等级的礼品（价值低于50元）归个人，无需登记、上缴；第二个等级的礼品（价值高于50元低于200元）在递交礼品登记表的前提下归个人；第三个等级的礼品（价值高于200元）要登记并上缴。
（2）对外公务活动中的相关限制性规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我国党政机关以及一些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等同港澳台同胞、华侨、外国人的交往日渐频繁。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一些单位和个人通过多向对方赠送礼品的方式套取对方的礼品，收礼之后以低价内部处理等现象逐渐增多，相关制度也不断发展。从其内容来看，该制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有例外的零容忍理念为制度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针对对外公务活动中的收受礼品行为采取的是有例外的严格禁止的办法，即除了规定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代表国家接受或赠予礼品。例外部分也采取了明线标准，如1980年规定，“除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外事单位和外贸机构的工作人员，可根据工作需要，同对方互赠对等的礼品外，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在对外公务活动中以任何名义代表国家赠送和接受礼品与馈赠”[3]。
第二阶段，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调整了以前实施的有例外的零容忍的办法，采取了有例外的明线标准法，例外部分采取的是严格禁止标准。如1993年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确立了以200元为明线的礼品处理措施，价值低于200元的礼品归受礼主体所有，价值高于200元的礼品需要登记、上缴。例外部分针对礼金、有价证券等，依然采取严禁措施。
2.对公职人员经商、兼职、演讲收费等外部行为的限制制度
经商、办企业等经济行为，是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重要诱因，公职人员可能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进行利益输送，即使不存在这种行为，该现象也违背了现代职业专一精神的要求。从其发展轨迹来看，我国对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兼职等行为的规定经历了适用主体由单一到多元，适用对象由简单到复杂、由直接到间接的发展过程。如1984年只对乡级以上党政机关在职干部的相关行为进行了规范，1985年则把适用主体扩大到领导干部子女、配偶等公职人员的重要利益相关者，1988年又把适用主体扩大到了县级以上离职领导干部。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分别于1992年、1993年、1998年、2000年、2001年出台了多个针对性的制度规定。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等经营性活动总体来说经历了一定的演绎轨迹。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以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干部直接投资或集资等形式出现，经商、兼职的特征非常明显。当国家对此实施限制之后，以小集体形式出现的党政机关的经商问题逐渐得到有效遏制，党政领导干部直接经商的行为也得到有效的治理。但是，党政领导干部子女和配偶经商、办企业的问题开始逐渐突出，当股份制企业在我国兴起时，党政领导干部经商行为的形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当证券市场在我国形成的时候，党政领导干部投资、经商的行为又向该领域渗透。这说明，限制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的政策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因为政策针对的群体通过一定手段和方式以其“对策”规避了政府的“政策”。
对公职人员兼职的制度性规定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如1985年要求所有在职以及退居二线的公职人员，不得在各种性质的经济实体中担任任何职务，1989年再一次对公职人员在企业中的兼职问题作出规定。1994年把政策的作用领域扩大到了社会团体的领导职务。同年，民政部下发通知，对该政策进行了解释和细化。发展到今天，该制度更加成熟、健全，基本确立了公职人员不得在盈利性组织中兼职、兼职报批并不得取酬、不从事及不参与经营性活动的理念。
二、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看，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表现出了很高的灵活性，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也在不断更新，表现出了较强的自我完善能力。当公职人员经商、兼职等行为以新的形式出现时，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就会出台；当公职人员经商、兼职行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而逐渐表现出较强的复杂性、隐蔽性和极强的伪装性时，相关政策也随之不断更新。但是，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相对健全的国家相比，我国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兼职等外部行为的限制制度，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收受礼品的范围界定不尽全面。尽管相关制度表现出了较强的灵活性和自我完善能力，如把给领导干部充手机费、赠予党政领导干部股份等新的形式纳入收受礼品的范围之内，但是政策的这种变化相对于现实需求来说，依然显得比较滞后。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新的礼品样态的反应速度较为迟缓，如餐饮、利害关系人出资支持的豪华旅游和高级娱乐体育活动等，对其性质的判断还缺少详细的说明与规定。
其次，对“礼品”的相关界定不够清晰。我国相关制度对“礼品”这一关键要素的界定不够清晰，很多时候缺少可操作性，如对于何种礼品会影响公务公正性很难判断，因为是否公正涉及公务相对人的直观感受，难以度量。另外，对于公正与否的判定主体也无相关说明。另外，在对外公务活动中，我们虽建立了以200元为明线的礼品处理措施，然而，对于价值200元是单次200元还是若干次200元，是单件礼品200元还是所有礼品价值之和超过200元，并未做出具体说明，这无疑给相关制度操作增加了变数。
再次，对收受礼品场合的规定不够科学。防止利益冲突需要情境性较强的制度规范，即使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制度规范，也不一定会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相关制度的建构应充分考虑我国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国情人情，否则制度就难以发挥效用。然而，这些要素在我国的相关规定里却没有被充分考虑，也没有得到科学处理，以致脱离国情、行之无效。如1988年出台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把婚丧嫁娶、节日往来都不加区别地纳入明确禁止的礼品传达范围，这明显没有考虑我国长久以来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
第四，责任界定过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制约违法行为的重要因素。当违法收益远远大于违法成本时，违法行为就会得到变相鼓励，反之，则会得到明显抑制。因此，对违法行为进行与其带来的危害大体相当或更严的处罚是使制度行之有效的基本保证。我国对于公职人员外部行为以党纪、政纪、批评教育等作为处罚措施，与很多国家把违规收受礼品纳入刑法的范围相比，处分明显过轻，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第五，政策缺乏系统性、前瞻性和概括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乎每年都有针对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出台，特别是当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行为以新的形式出现时或者这种现象表现得较为突出时，针对性的政策就会随之出台，因此，出现了经商—限制—再经商—再限制的循环往复，公职人员经商、兼职的行为至今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很多规定流于形式。政策的系统性较差，很多政策仅仅针对某一具体行为，当面临着较复杂的情况或经商的具体行为以变换之后的形式出现时，该政策就显得无能为力。同时，政策的概括性较差、前瞻性不够，政策往往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第六，存在着规范不周、可操作性不强的情况。比如，我国针对公职人员兼职行为的限制，仅仅规定公职人员不得在营利性组织中兼职，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兼职的要经过相应机关的批准，并且不能取酬。然而，在我国社会现实中，很多非营利性组织也会进行营利性的运作，而公职人员可能在这种非营利性组织兼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尚缺少政策规定。此外，以不取酬作为兼职的限定条件也是不严谨的，公职人员不取酬的兼职同样可以使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有意给予兼职单位“照顾”，公职人员是否从中为自己或亲友谋取了利益，实际上难以认定，这显然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目的相悖。
三、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建议对策
根据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演变新形势，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
1.完善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的限制制度
（1）明确“礼品”与“馈赠”的内涵
我国原有的该类制度中主要以“礼品”“馈赠”为基点来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这两个概念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具有较强的适用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的不断进步，公职人员接受的好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礼品”和“馈赠”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已不足以涵盖公职人员接受好处的全部内容，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比如，给领导人充手机费、给予领导人优待等，无论是纳入“礼品”的范畴还是纳入“馈赠”的范畴，都不够科学。因此，笔者建议，在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中，用“利益”这一具有更丰富内涵的概念作为制度规范的内容。这里的“利益”应当包含任何具有价值的事物，礼品、馈赠、佣金、劳务、优待、报酬等，都可以纳入“利益”的范畴。
（2）明确界定收受利益标准
公职人员收受利益应当以不影响公正执行公务为限。但是，这一目标过于抽象，如何判定是否影响了公正执行公务非常困难。因此，必须具体、明确地界定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标准。笔者建议，对公职人员接受的利益采取明线法。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从同一人员处不得接受价值超过200元的利益，一年之中从同一人员处接受利益的价值累计不得超过500元。公职人员之间，除特定日期、 特定情境外（如生日、传统节日、公职人员离职等）不得相互赠送或索取利益，在特定日期、特定情境，公职人员之间不得接受或索取价值超过200元的利益。对于利害关系人提供的利益，除因公务所必须外，一律不得接受，更不得索取。
（3）加强对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登记与管理
公职人员从同一人员或组织或单位处一次性收受的利益超过200元的，或者一年之内从同一来源收受的利益价值超过500元的，必须进行利益登记，并把所收受的利益上缴单位或国库。利益登记时，应当写明利益的形态、利益价值、利益来源、赠送利益者与收受利益者的关系、赠送利益的目的、收受利益的场所、收受利益的时间、收受利益时的现场见证人及见证人的职业等内容。公职人员在收受应当登记的利益的三个月之内，必须进行利益登记。利益登记表每年分四个季度（从一月到十二月，三个月一个季度）管理。为保证对利益登记的有效监督，公职人员利益登记表要在一定期限内（可设定为三年）有效保存，从公职人员提交利益登记表之后的第二天算起，有效保存三年时间，在此期间，任何公民或组织都可以申请查阅。
（4）强化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的责任
按照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登记与管理制度，任何人在接受应当登记的利益故意不登记、虚假登记、拒不登记、故意延迟登记的，应给予严厉的惩处。对于不按照利益登记制度进行利益登记的公职人员，给予所收受利益价值的10倍的罚款，两年之内不得晋升。所接受利益价值超过5000元而故意违反利益登记制度的，按照受贿罪论处。公职人员违反利益收受制度的规定收受利益的，视其情节、收受利益的金额等，分别给予罚款、限制晋升、降级、开除公职、拘役等惩处。
2.健全公职人员经商、兼职的限制制度
（1）制定具有统合性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出台一个针对公职人员兼职、经商的政策性规定，政策数量浩繁，有的政策规定之间相互矛盾、难以统一。为了更好地规范公职人员的兼职、经商等外部行为，笔者建议，对原有制度资源进行整合，重新制定具有较强统合性的制度以代替以前的政策规定。
（2）明确公职人员兼职的条件
根据防止利益冲突的原则，我国应当把公务人员兼职分为三种，即禁止性兼职、须经过批准的兼职和需要报告的兼职。公职人员不得在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中兼任任何职务，无论是管理职务还是非管理职务，县处副职以上领导干部的妻子、子女等，不得在领导干部任职区域内经商、办企业等。公职人员在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单位或组织兼职的，不得收取任何报酬，且必须经所在单位领导的批准。公职人员从事教育、讲学、科研等兼职活动的，无需经过单位领导的批准，但是要定期向单位领导汇报兼职情况。
（3）强化违规责任
对违反规定兼职的公职人员，设置严厉的处罚措施。对于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公职人员，视其情节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或两年以下徒刑。违反须经过批准的规定而兼职的，给予批评教育，所在单位领导认为其所从事兼职有利益冲突之嫌时，可以命令其停止兼职，拒不执行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防干部侵占农村社会社员劳动所得来大吃大喝、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的通告[Z].1979-8-10.
[2]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EB/OL].（1988-12-01）[2014-12-01].http：//www.law-lib.com/law/law-view.asp？id=5403.
外部制度 篇4
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及相关信息披露被广泛关注。企业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时,如果忽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就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给社会环境带来负担。公众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了解大多是通过相关媒体报道及公司相关的信息披露。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使得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为突出,相关利益者并不能获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信息,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尤为重要。
从国内现有研究来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范围较窄,大多数企业只披露非会计信息,披露意识淡薄且披露内容不全面。近年来,危害员工、社会环境及社区福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三鹿奶粉事件等。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会削弱消费者及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从而产生信任危机等,同时声誉受损又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一般来说,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不仅受内部因素的影响,还受外部制度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制度背景较国外特殊,国外研究结果在我国的适用性值得思考。结合我国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研究,是现今制度变迁环境下需要研究的主题。两权分离使得高管对公司拥有控制权但不拥有所有权,且其处于信息优势地位。为保护股东等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出现了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如股东大会、独立董事等,因此可以将公司治理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内部控制环境。外部制度环境较差时,内部控制环境是否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呢?二者之间究竟是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公司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控制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内外部环境在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所发挥作用上存在的关系,以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及社会帕累托改进,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二、文献综述及假设提出
(一)文献综述
1.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
Trotman和Bradle(1981)发现,系统风险高的公司为了降低系统风险,会较多地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马连福和赵颖(2007)研究发现,公司规模及行业等会显著影响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程度。李立清(2006)研究发现,公司所处的行业、公司规模及公司所有权性质会显著影响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程度。
Orlitzky et al.(2003)研究了财务杠杆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发现财务杠杆越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程度越低,二者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atten(1991)研究发现,公众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显著强于企业业绩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Muhammad et al.(2010)则用负面媒体关注作为外部压力,研究其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发现大量负面报道及媒体关注会导致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更多,特别是披露的环境信息更多。Guthrie和Parker(1989)的研究结果与Muhammad et al.(2010)相反,他们并未发现外部压力给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带来显著影响。
Dowell et al.(2000)发现履行国际环境标准的企业市场化价值更高,二者显著正相关。Luo和Bhattacharya(2006)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分为不同部分,深入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财务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客户满意度的相关信息披露能显著影响企业财务绩效,且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他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信息的披露并未提升企业的财务业绩。也就是说,其他企业社会责任分项信息的披露对企业财务业绩不产生显著影响。
Verrecchia(2001)发现,较高水平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提升企业股票流动性,投资者对该公司股票的需求随之增加,股价得到提升,进而降低了公司面临的权益资本成本。Ingram和Robert(1978)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二者关系不显著,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并不能影响投资决策。这与Mc Millan(1996)的研究结论类似,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不存在信息含量,但在控制了行业及披露时间等相关变量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投资决策的关系显著。
李正(2006)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高,公司市场价值越低,二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但杨熠和沈洪涛(2008)与李正(2006)的研究结果相反,他们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高,则股票收益率越高,二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Healy et al.(2001)、Lang和Lundholm(1996)研究发现,为在资本市场再融资,企业会主动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情况以改善资本市场对公司的印象。后续也有较多学者试图研究公司如何通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印象管理(Zim⁃merman和Zeitz,2002;Deephouse和Carter,2005)。
Waller et al.(2009)与前述研究不同,他们从信号传递视角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机。
方靖怡(2010)、陈小林及魏学强(2011)研究了企业慈善信息披露,认为通过披露相关慈善捐赠信息,能实现广告宣传和弱化政府管制等目的。
2. 制度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
Patten(1991)提出,企业进行信息披露的动因之一是遵守相关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并认为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及质量的方法之一是完善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Guthrie和Parker(1989)研究发现,为提前应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增加的压力,企业会增加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当然,这也可能是为了应对政府干预等而做出的反应。Brammer和Pavelin(2004)则研究了媒体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证明媒体关注为其影响因素。
王建明(2008)发现外部环境监管的压力能够显著影响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外部监管压力越大,其环境信息披露的程度越大。陶文杰和金占明(2013)研究了媒体关注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企业财务业绩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发现媒体关注确实能够发挥中介效应。
Healy和Palepu(2001)认为,行业竞争度越高的企业其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程度越低,因为更多的信息披露会使竞争对手获取企业相关信息。王俊秋和张奇峰(2010)研究发现,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更高,特别是地方控股的上市公司,公司制度环境的改善对二者关系起到显著调节作用,能降低公司财务重述的可能性。
于鹏(2007)研究发现,非国有控股比国有控股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大,产权性质是影响财务重述的因素。李诗田(2009)用媒体关注、行业敏感性、制度引导等替代外部压力,研究发现企业合法性压力越大,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程度越大。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折射出企业未来发展的许多信息,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一定影响,是降低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的途径之一(Hart,1983;Scharfstein,1988)。
Schmidt(1997)研究发现,激烈的外部竞争增加了公司破产的风险,为避免职位安全受到威胁,高管会增加更多的个人投入,以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提升企业效率。Nickell(1996)则发现公司治理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这与Parrino(1997)的结果一致。
罗炜和朱春艳(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所处的外部环境竞争越激烈,其自愿性信息披露越多,其会通过披露更多的相关信息来降低上市公司与投资者、顾客等的信息不对称。而有效的内部控制能提高相关信息披露质量,王志永等(2008)发现良好的内部控制是加强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保障。这与郭素勤(2011)的观点不谋而合,该学者也认为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越能保证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及披露,越能保证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等。
3. 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
Cullen和Christopher(2002)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结构会显著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该研究结果得到了Adam(2002)的支持。Roberts(1992)则研究了外部独立董事比例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发现二者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外部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越高。
Forker(1992)研究了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负相关,而独立董事比例对二者的负相关关系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二者的负相关程度越低,这一结果得到了国内学者沈洪涛等(2010)的支持。但马连福和赵颖(2007)研究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独立董事比例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也不显著。
钟田丽等(2005)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水平越高,二者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aniffa和Cooke(2005)则研究了董事会主席特征和董事会组成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发现这两个因素都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不显著。
(二)假设的提出
我国是新兴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更为严重,从而阻碍了企业对投资机会的把握。如何能获得融资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工作人员非常关注的问题。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及代理问题增加了上市公司潜在投资者的价格保护,提高了公司的融资成本,降低了公司股票的流动性等,给企业未来发展带来了负面经济后果。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说,管理层存在动机进行形象管理,加强资本市场中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信息披露,降低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减少逆向选择和价格保护,从而减少公司的融资成本和融资约束。
产品市场竞争作为外部制度环境的一种重要因素,已成为公司治理的替代机制,对其的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Hart(1983)发现,管理层努力程度受到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管理层越努力。Schmidt(1997)研究发现,由于激烈的外部竞争增加了公司清算的风险,为了避免公司清算给管理层自身带来私有成本(如失业等),其会更加努力工作以改善公司的生产经营效率。因此,外部产品市场竞争能够促进管理层提升努力程度,从而表现为外部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治理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Griffith(2003)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企业代理成本越低,具体表现为企业外部产品市场竞争促进了企业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姜付秀和刘志彪(2005)认为,企业决策会考虑产品市场竞争的程度,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又会显著地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及相关信息披露。外部市场竞争环境的改善,降低了企业采用非正当手段进行竞争的程度,提升了其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及相关信息披露的程度,促进了资本市场信息的流动,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了企业的社会形象。从这方面来看,外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从同行业竞争对手处获取的相关行业信息也越多,这表明外部产品市场竞争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如果同行业其他企业均披露了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信息,而单个企业未披露,则会被社会公众所质疑,进而损害其社会形象及声誉。因此,为了避免成为另类企业,当外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越高。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产品市场竞争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即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高。
合法性理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成为企业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战略选择。在该动机支撑下,企业一般会选择披露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相关信息。具体来说,如果媒体对企业进行了正面报道,那么将会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声誉及知名度;反之,如果媒体对企业进行了负面报道,那么将会在较大范围内损害企业的声誉及社会形象,从而给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经济后果。因此,从这方面来看,媒体关注度的增加会让企业进行更多的相关社会责任履行信息的披露。在面对媒体的正面报道时,企业会增加更多的社会责任履行的相关信息披露,以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对其的认可程度,进而提升企业形象。在面对媒体的负面报道时,企业通常会做出相应的积极反应,如披露企业更多的社会责任履行及承担的相关信息,表明企业并未侵犯企业员工、社区及环境等的合法权益,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辩护。
压力理论认为,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的相关披露更多的是出于外部压力的考虑,而媒体则是更为活跃的外部压力的来源之一,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及社会形象带来显著的影响。媒体报道越多,给企业带来的外部压力也就越大。由于我国经济近年来得到了飞速发展,环境等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现象较为严重,企业的生存面临着较大的外部压力。如对三鹿奶粉事件的大肆报道使社会公众对该企业产品不信任,最终导致该企业破产。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媒体关注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媒体关注越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大。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媒体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即媒体关注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大。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文以2010~2014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进行如下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业样本;②剔除数据缺失样本;③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最后得到4014个年度观测值。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信息来自巨潮资讯网等,且通过手工收集,数据处理采用Excel和Stata 11.0。
(二)变量计量
1. 产品市场竞争的计量。
本文参考罗炜和朱春艳(2010)的研究,计算赫芬达尔指数,用单个上市公司所占有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加和计量产品市场竞争,即用单个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除以行业所有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再将每个公司的该比值平方后加总。
2. 媒体关注的计量。
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采用少数代表性报刊标题中涉及的企业名字次数替代性计量公司被媒体关注的程度。罗进辉(2012)用互联网新闻搜索的方法检索企业的新闻报道,以此替代性计量企业外部媒体关注的程度。但该方法涉及的范围太广,工作量太大,且容易遗漏。本文借鉴陶文杰和金占明(2013)的研究方法,通过中国知网这一巨大资源库,计量样本企业被新闻媒体所报道的数量,作为量化媒体关注的指标。为保证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对该数据指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下文均采用经对数化处理后的媒体关注指标。
3.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计量。
部分学者自行构建指数来衡量,部分学者采用德尔菲专家打分法,还有部分学者通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年报中所占页数计量(Abbott和Monsen,1979;倪恒旺等,2015)。本文拟借鉴倪恒旺等(2015)的方法,采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页数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替代指标,该值越大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高;反之,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低,企业未披露任何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信息时该指标取0。
4.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财务杠杆、盈利能力、资本性支出、公司治理均可能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将这些因素控制以保证结论稳健。
具体变量界定如表1所示。
(三)多元回归模型
模型(1)和模型(2)为检验H1和H2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1)用来检验产品市场竞争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模型(2)用来检验媒体关注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CSRD表示CSRD1和CSRD2,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两个变量。controlvar为表1中年度行业虚拟变量及其他控制变量。comp为产品市场竞争的替代变量,用赫芬达尔指数计量。εit为模型回归残差。如果H1得到验证,模型(1)中comp系数a1应为正值,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高。如果H2得到验证,模型(2)中b1应为正值,表明媒体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表2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注:样本量为1684个。
如表2所示,CSRD1的描述性统计表明,平均来看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页数为2.004页,中位数为7.093;CSRD2为相应的专家评级,平均来看专家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评级为4.018。comp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衡量产品市场竞争的赫芬达尔指数均值为0.083,整体来看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一般。媒体关注的均值为4.528,中位数为4.401,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1.093和8.913,表明媒体相关报道整体上来说较多,即媒体关注程度较高。董事会规模均值为8.482个,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4.000和18.000,表明公司董事会的人数较多;独立董事人数Iboard均值为3.008个。高管持股比例均值为5.316%,中位数为0.002%,表明整体来看高管持股比例较低,这可能是因为较多上市公司均引入了职业经理人所致。高管薪酬激励的自然对数salary均值为13.852。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dual的均值为0.132,表明有13.2%的公司中存在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的情况。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均值为36.743%,但最大值为100%,表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存在较大的差异。公司规模自然对数lnsize的均值为21.827,表明一般来看上市公司的规模较大。资本性支出自然对数lncap的均值为18.582,表明资本性支出较高。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为0.326,表明上市公司平均来看在外负债的比例为32.6%。公司当期经营业绩roa的均值为0.042,最小值为-0.138,表明整体来看上市公司存在盈利,但部分公司存在亏损。
同时计算了表2各变量之间的皮尔森线性相关系数。结果表明,各回归模型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值(VIF)均小于4.918,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为控制文章篇幅,皮尔森相关系数矩阵的结果本文未做报告。
(二)产品市场竞争与CSR信息披露的回归结果
表3列示了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节省篇幅,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没有报告,下同。
如表3所示,第二、三列是以CSRD1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最后两列是以CSRD2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comp和CSRD1的系数为0.015,在5%的水平上显著,comp和CSRD2的回归系数为0.011,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3的结果表明,企业面临的外部产品市场竞争环境越激烈,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越高。从相关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公司规模及资本性支出等指标均能显著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其他变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系数要么为负值,要么不显著。如资产负债率与CSRD1的系数为-0.015,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司财务杠杆越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低。roa和CSRD1的系数为0.248,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经营业绩越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高,CSRD2作为因变量时的回归结果与CSRD1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一致。表3的结果总体上验证了H1,即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和产品市场竞争环境显著正相关,外部竞争环境越激烈,企业越会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
表4列示了媒体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如表4所示,ME和CSRD1的回归系数为0.201,在5%的水平上显著;ME和CSRD2的回归系数为0.197,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无论用CSRD1还是用CSRD2计量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媒体关注ME都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从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高管持股比例、高管货币薪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规模、资本性支出及总资产报酬率都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而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负相关,且均在统计上显著,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低,与表3的结果吻合。
(三)产品市场竞争、内部控制与CSR信息披露的回归结果
产品市场竞争和媒体关注作为外部制度环境的替代变量,其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在前文得到了验证。但是,企业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控制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发挥的联合效应是怎样的呢?从现有研究来看,公司内部控制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结论不统一,部分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部分学者认为二者之间无显著关系,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之所以不能得出一致结论,可能是因为忽视了外部制度环境。由于现有研究较为匮乏,本文将从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控制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联合效应入手,实证检验企业所处的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带来的影响。对于内部控制的计量本文借鉴迪博指数。
表5列示了产品市场竞争、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回归结果,也检验了产品市场竞争与内部控制是否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发挥联合效应。
如表5所示,产品市场竞争和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5和0.011,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产品市场竞争的主效应显著;内部控制IC与CSRD1和CSR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46和0.019,表明内部控制环境越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越高,但只是在CSRD1作为因变量时显著。从comp×IC与CSRD1和CSRD2的回归系数来看,该交互项与CSRD1和CSR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84和0.193,分别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IC与CSRD2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交互项所致。表5的结果表明,企业所处的外部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和内部控制环境越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越高,产品市场竞争和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上发挥着互补的作用。从表5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其与表3和表4的结果基本一致。
(四)媒体关注、内部控制与CSR信息披露的回归结果
表6列示了媒体关注、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媒体关注与CSRD1和CSR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2和0.035,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结果与前文一致,表明媒体关注程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越大。从内部控制IC与CSRD1和CSRD2的回归结果来看,与CSRD1的回归系数为0.086,在10%的水平上显著,但与CSRD2的回归系数为0.194,不显著。ME×IC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33和0.242,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内部控制环境越好,媒体关注程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越高。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在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上存在着互补的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IC与CSRD2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与表5的结果一致,表6的结果也表明,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控制环境之间存在密切配合的关系,二者共同促进企业进行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而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公司治理的其他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够产生促进作用,而资产负债率则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负向作用。
(五)进一步分析
为保证上文结果的稳健性,笔者基于产品市场竞争和内部控制对样本做进一步划分,还基于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对样本做进一步划分,以检验上文结论是否对所有样本公司均适用。
表7的Panel A列示了基于产品市场竞争、内部控制质量分组后的样本分布情况,表7的Panel B则列示了基于媒体关注、内部控制分组后的样本分布情况。
根据迪博内控指数大于均值还是小于均值,将样本划分为内部控制质量高和内部控制质量低的样本组;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的值大于还是小于其均值,将样本划分为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和产品市场竞争不激烈的样本组。根据媒体关注程度是大于其均值还是小于其均值,将样本划分为媒体关注程度高和媒体关注程度低的样本组。将两种制度环境下均处于高水平的样本定义为产品市场竞争/内部控制质量高的样本组,对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高的样本组的定义类似。具体样本分布如表7的Panel A所示,处于高产品市场竞争和高内部控制质量的样本为802个,处于低产品市场竞争和低内部控制质量的样本为795个,样本合计为4014个。Panel B表明,处于高媒体关注和高内部控制质量的样本为1345个,处于低媒体关注和低内部控制质量的样本为409个,处于高媒体关注和低内部控制质量的样本为2057个,处于低媒体关注和高内部控制质量的样本为203个。
1. 基于产品市场竞争和内部控制质量的分组回归结果。
表8为基于产品市场竞争和内部控制质量的分组回归结果。
从表8的结果可知,comp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在产品市场竞争及内部控制质量均高的组中,回归系数分别为0.216和0.390,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内部控制质量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在产品市场竞争和内部控制质量均高的组中,分别为0.011和0.014,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comp×IC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在产品市场竞争与内部控制质量均高的组中分别为0.324和0.398,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而在产品市场竞争与内部控制质量均低的样本组中,comp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不显著,IC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亦不显著。comp×IC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9和0.182,只有在CSRD1为因变量时在10%的水平上显著,在CSRD2为因变量时不显著,表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高及内部控制质量高的样本,其内部控制环境和外部产品市场竞争环境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互补作用,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履行的相关信息,从而表现为comp×IC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从而验证了前文的研究结果。这表明产品市场竞争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控制的内部治理环境必须充分发挥效应,才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从表8的控制变量的相关回归结果来看,与之前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2. 基于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分组回归结果。表9给出了基于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分组的回归结果。
如表9所示,在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质量均高的样本组中,ME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03和0.019,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IC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02和0.183,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媒体关注程度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样本组中,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更大,从而支持了前文的研究假设。而在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均低的样本组中,ME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5和0.003,只在CSRD1为因变量时在10%的水平上显著,而在CSRD2为因变量时不显著。IC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则分别为0.101和0.011,也只是在CSRD1为因变量时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与媒体关注及内部控制质量均高的样本组的回归结果相比,在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均低的样本组中,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显著下降,甚至作用变得不显著,这也从侧面验证了媒体关注程度高及内部控制质量高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联合促进效用。
从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的交互项ME×IC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结果来看,在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均高的样本组中,回归系数分别为0.021和0.023,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在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均低的样本组中,回归系数则分别为0.011和0.005,只有在CSRD1为因变量时在10%的水平上显著,显著程度明显下降。
从表9的结果综合来看,在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均高的样本组中,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向联合效应更大,而在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均低的样本组中,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向效应显著下降,并且在CSRD2为因变量时变得不显著。这表明只有在内外部治理环境均好的情况下,才能够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也从正面验证了内外部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重要性。从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与之前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六)稳健性检验
由于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因素很多,为防止遗漏变量导致结果不稳健,本文控制了企业是否亏损、管理层是否发生变更、上市年限及产权性质,回归结果与上文基本一致,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不变。
为防止内生性影响,该部分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处理,得到的结果也未发生较大的改变。为研究外部制度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是否随着年度发生改变,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年度因素,该部分内容还分年度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控制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向促进作用也在不断增强。
五、结论及研究启示
(一)结论
本文以201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从制度环境入手,实证检验了内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结果表明:
第一,外部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外部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相关信息越多。
第二,媒体关注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越大,媒体关注促使企业通过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相关信息以提升社会形象等。
第三,分析内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联合效应发现,外部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内部控制环境越好的样本组,外部产品市场竞争和内部控制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联合效应越大,且为正向影响;而在外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及内部控制质量差的样本组中,内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联合效应显著下降,甚至不显著,从侧面验证了内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联合影响。
第四,媒体关注度越高,内部控制环境越好的样本组中,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向联合效应越大;而在媒体关注度低及内部控制环境差的样本组中,该联合效应显著下降,甚至变得不显著。这表明内外部制度环境存在互补作用,也验证了以往研究结论不统一可能是因为忽视了内部或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二)启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为改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及增加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信息披露,不仅应该改善公司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还应该完善内部控制环境,因为内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联合发挥正向效应。本文的结果还表明,产品市场竞争和媒体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司治理效应,与内部控制制度共同促进企业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相关信息,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产品市场竞争、媒体关注与公司治理关系的相关理论及经验研究。
由于本文关于产品市场竞争、媒体关注、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计量,均借鉴以往研究文献的方法,因此计量上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特别是对媒体关注的计量,由于媒体关注涵盖了大量的信息源,如何更为有效地计量公司所受的媒体关注程度是本文研究的一大难题。虽然本文所采用的计量方法得到了其他学者的验证,未来研究仍然需要不断探索更好的计量模型及方法,以便于更好地研究该领域的相关问题。
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计量上也存在较大的难度,从目前采用较多的方法来看,大多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不能客观、有效、精准地计量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并且较多的方法是衡量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数量,而非质量。因此,完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计量方法也是未来研究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之一。
未来还需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后果的角度出发,探析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伴随的相关成本和收益,为会计准则监管机构提供一定的借鉴。因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能伴随着专有信息被竞争对手获取等威胁,所以,是否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得越多越好,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摘要：本文基于2010~2014年我国沪深A股数据,从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控制环境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内外部制度环境对CSR(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CSR信息披露程度越高。第二,媒体关注度越高,CSR信息披露程度越高。第三,考虑内部控制环境后的回归结果表明,外部产品市场竞争、媒体关注在对CSR信息披露的作用上与内部控制环境存在互补关系。第四,基于外部产品市场竞争、媒体关注及内部控制质量分组后的回归结果表明,外部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产品市场竞争与内部控制环境对CSR信息披露的正向联合效应越大;媒体关注度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环境对CSR信息披露的正向联合效应越大。
外部制度 篇5
【颁布日期】2002.06.04【实施日期】2002.06.04
【颁布单位】中国人民银行
第一章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任职资格
第一条商业银行的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应当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和良好信誉，且同时应当满足以下条 件：
（一）具有本科（含本科）以上学历或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二）具有5年以上的法律、经济、金融、财务或其他有利于履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职责的工作经历；
（三）熟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
（四）能够阅读、理解和分析商业银行的信贷统计报表和财务报表。
第二条下列人员不得担任商业银行的独立董事、外部监事：
（一）持有该商业银行1%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在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
（二）在该商业银行或其控股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任职的人员；
（三）就任前3年内曾经在该商业银行或其控股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任职的人员；
（四）在该商业银行借款逾期未归还的企业的任职人员；
（五）在与该商业银行存在法律、会计、审计、管理咨询等业务联系或利益关系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六）该商业银行可控制或通过各种方式可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任何人员；
（七）上述人员的近亲属。本指引所称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
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商业银行的独立董事、外部监事：
（一）因犯有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罪或者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二）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并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
（三）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四）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的；
（五）因未能勤勉尽职被原任职单位罢免职务的；
（六）曾经担任高风险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且不能证明其对金融机构撤
销或资产损失不负有责任的。
第四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兼任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
第五条独立董事、外部监事不得在其他商业银行兼职。
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将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数额、任职资格、权利和义务在章 程中列明，并报中国人民银行审批。
第二章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产生、任职和免职
第七条商业银行董事会中至少应当有2名独立董事。
商业银行监事会中至少应当有2名外部监事。
第八条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由股东提名，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同一股东只能提出1名独立董事或外部监事候选人，不得既提名独立董事又提名外部监事。
第九条独立董事在同一家商业银行任职不得超过3年。3年期满，可以继续担任该商业银行董事，但不得再担任独立董事。
第十条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在就职前应当向董事会或监事会发表申明，保证其具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并承诺勤勉尽职。
第十一条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任职，应当报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任职资格审核。中国人民银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提出审核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对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实行任前辅导制。
第十二条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每年为商业银行工作的时间不得少于15个工作日。
独立董事可以委托其他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但每年至少应当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三分之二。
外部监事可以委托其他外部监事出席监事会会议，但每年至少应当亲自出席监事会会议总数的三分之二。
第十三条 股东大会审议的独立董事评价报告应当至少包括该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会议次数、历次参加董事会会议的主要情况，独立董事提出的反对意见以及董事会所做的处理情况等内容。
股东大会审议的外部监事评价报告应当至少包括参加监事会会议次数、组织或参与监事会审计工作情况、履行监事监督职责情况等内容。
第十四条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监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罢免：
（一）因职务变动不符合独立董事、外部监事任职资格条 件且本人未提出
辞职的；
（二）一年内亲自出席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次数少于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总数的三分之二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合继续担任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监事会提请罢免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提案应当由全体监事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方可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在监事会提出罢免提案前可以向监事会解释有关情况，进行陈述和辩解。
监事会提请股东大会罢免的独立董事或外部监事应当在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前1个月内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并向独立董事、外部监事本人发出书面通知，独立董事、外部监事有权在表决前以口头或书面形式陈述意见，并有权将该意见在股东大会会议召开5日前报送中国人民银行。股东大会应当依法审议独立董事、外部监事陈述的意见后进行表决。
第十六条 独立董事在任期届满前可以提出辞职。股东大会可以授权董事会做出是否批准独立董事辞职的决定。在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批准独立董事辞职前，独立董事应当继续履行职责。
独立董事辞职应当向董事会递交书面辞职报告，并应当向最近一次召开的股东大会提交书面声明，说明任何与其辞职有关或其认为有必要引起股东和债权人注意的情况。
独立董事辞职后，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少于2名的，独立董事的辞职报告应在下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缺额后方可生效。
外部监事辞职应当比照独立董事执行。
第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对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对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履行职责严重失职的，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取消其任职资格，被取消任职资格的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终身不得担任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任职资格被中国人民银行取消的，其职务自任职资格取消之日起当然解除。商业银行股东大会应当及时补选新的独立董事、外部监事。
第十八条 独立董事有下列情形之一为严重失职：
（一）泄露银行商业秘密，损害商业银行合法利益；
（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接受不正当利益，或者利用独立董事地位谋取私利；
（三）明知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或商业银行章 程，而未提出反对意见；
（四）关联交易导致商业银行重大损失，独立董事未行使否决权的。
（五）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严重失职行为。
第十九条 外部监事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失职：
（一）泄露银行商业秘密，损害银行合法利益；
（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接受不正当利益；
（三）利用外部监事地位谋取私利；
（四）在监督检查中应当发现问题而未能发现或发现问题隐瞒不报，导致银行重大损失的；
（五）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严重失职行为。
第三章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二十条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负有诚信义务，应当勤勉尽责。
第二十一条 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讨论事项发表客观、公正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在发表意见时，应当尤其关注以下事项：
（一）重大关联交易；
（二）利润分配方案；
（三）高级管理层成员的聘任和解聘；
（四）可能造成商业银行重大损失的事项；
（五）可能损害存款人或中小股东利益的事项。
第二十二条 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可以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商业银行只有2名独立董事的，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应经其一致同意。
第二十三条 独立董事对商业银行决策发表的意见，应当在董事会会议记录中载明。
第二十四条 商业银行董事会设立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并由独立董事担任负责人。
第二十五条 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商业银行章 程，致使商业银行遭受严重损失，独立董事未发表反对意见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 外部监事享有监事的权利，对商业银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进行监督，根据监事会决议组织开展监事会职权范围内的审计工作。
第二十七条 监事会内设的审计委员会，由外部监事担任负责人。
第二十八条 二分之一以上外部监事可以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商业银行只有2名外部监事的，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应经其一致同意。
第二十九条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除依法律规定外，不得泄露与任职商业银行有关的商业秘密。
第四章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报酬和费用
第三十条 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当对独立董事、外部监事支付报酬和津贴。报酬和津贴的标准由董事会制订，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三十一条 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履行职责时所需的费用由商业银行承担。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三十三条 本指引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游艇外部保养 篇6
游艇应该在每天早晨用软布擦拭，清除清晨雾气留下的水份，并且要特别留心窗、不锈钢件、精加工件以及露天使用的软垫。
船体和水线：船体的清洁一般是每周进行一次，或者是在需要的时候就进行清洁，这个要根据游艇所在地的水质情况而定。清洁船体可以使用专用船体清洁液，在使用时要留意产品说明，因为有些清洁液可能对船底的防止海生物附着的涂层有影响。
舷窗玻璃：游艇的舷窗玻璃可以使用专门的玻璃保养产品，例如RAIN-X，这种产品具有清洁及防水效果，能够深入玻璃毛细孔，形成表面保护膜，提供清晰视线它可以阻挡水滴在玻璃上留下痕迹，让玻璃窗每天都保持清洁。
软垫：露天的软垫要尽可能的保持干燥，不使用的时候可以用软垫套将其包裹或者将其竖直放在储物舱内。在雨后或者清洗游艇后，软垫一般会被弄湿，这时候要尽可能地把软垫上的水份擦掉使其保持干燥。如果软垫变脏或着有污点，可以使用专门的清洁剂将其清洗。
帆布：可以使用温的清洁液清洗，在有褶皱的地方(例如有扣眼的地方)，会聚集一些盐份，可以清洁后涂抹凡士林，并每隔120天涂抹一次，有拉链的地方也是容易聚集盐份的，可以每120天用温的清洁液对其清洗一次。
透明塑胶窗：塑胶窗可以使用清水清洁，并用软布擦干。在将窗卷起的时候要注意不要造成划痕，不要让窗长时间保持卷起的状态，这样有可能引起变色，最好是白天卷起晚上放下。
甲板上的舱口盖：甲板上的舱口盖的下方都有一个凹槽，用以收集并排放流入舱口盖缝隙中的水份。在每次洗船后，要将所有甲板上的舱口盖打开，清洗凹槽并擦干。在长期不使用的情况下，最好每月将舱口盖打开一次，并用温的清洁液将舱口盖上的密封条擦拭一遍。外部的锁扣：甲板上储藏柜的锁扣要保持干净、整洁和干燥，以防止生霉。每次洗船后，应将外部的储藏柜打开凉干。储藏柜内的物品要保持干燥并摆放整齐。最好每隔120天将储藏柜清空彻底打扫一遍。所有外部的门锁、门闩及铰链要保持清洁、干燥，并最好每年进行更換。门闩和铰链最好每6个月上一次润滑油加以保护。
游艇外部清洗：不论游艇是在巡航还是停泊在码头，都会沾染赃物、灰尘、鸟粪，以及飞溅到游艇上的海水蒸发后留下的盐份结晶层，这些物质对游艇表层胶衣有一定的破坏作用，所以每次使用完游艇后，都要用淡水进行清洗。如果长期不使用，至少也要每周清洗一次。清洗游艇的时候要根据游艇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清洁液。用手抹一下游艇表面，如果并不脏，仅用淡水冲洗并擦干就可以了。在选用清洁液时，应选择专门为游艇设计的中性清洁产品，不合适的清洁液可能会减少胶衣或者喷漆的寿命。
清洗游艇时，应该按照从高到低、从船首到船尾的方向清洗。因为大多数游艇都是设计成这种排水线路。在清洗完成后，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让清洗后残留在船体的清洁液或着水份在太阳下自行凉千。残留的清洗液会使船体很快变脏，而残留的水份通常会留下难以清除的水斑。所以在每次清洁完船体后，应用淡水冲净船体并迅速将船体擦干。
外部五金件：游艇外部的不锈铜件虽然是被设计为海上使用，但由于海上环境较陆地恶劣，这些不锈刚件依然需要一个较好的蜡层来保护。不锈钢件应该每60天或者需要的时候上一次蜡。优质的蜡膜可以抵御海水的侵蚀，增加光泽度，并且使以后的保养变得容易进行。
外部制度 篇7
一、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及及其一般意义上的投资者保护路径
1. 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四个阶段及其演进过程。
中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 对公司退市标准以及实施权力的主体等做了相关法律规定, 但由于缺乏配套措施而无法得到实施;第二阶段是1999年发布的《股票暂停上市相关事项的处理规则》, 对达到退市标准的上市公司设计了特别转让规则 (PT规则) , 虽然这对于风险警示起到积极作用, 但针对具体上市公司的实施难度仍然较大;第三阶段包括2001年发布的《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 以及其后陆续制定的《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服务业务试点办法》及《股份代办转让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 对上市公司退市过程中退市后的衔接服务进一步明确,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却没能起到激励上市公司提高质量的目的[2]。2012年6月, 中国深、沪两证券交易所共同推出了第四阶段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 把“优化资源配置、保护投资者利益”作为实施目标, 全面制订了退市标准体系和辅助衔接服务。至此, 在通过实征求意见的方式奠定了多方利益达成共识的前提下, 中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法律体系和实施细则全面建立。
2. 一般意义上的投资者保护路径。
目前, 中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在主板和创业板稍有不同[3], 但总体上包括两个部分:主体部分是“市场化和多元化的退市标准体系”, 具体包括净资产和营业收入、财务报告的审核审计意见、股票成交量和股票成交价格, 以及连续受到交易所公开谴责等四项;辅助部分是退市相关的衔接安排, 具体包括风险警示期、退市整理板、退市公司股份转让服务、退市公司重新上市等四方面内容。
二、公司治理机制及其投资者保护作用
传统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在股权分散的条件下, 掌握公司控制权的管理者会为追求个人利益而侵害股东利益, 现代公司治理理论认为, 全球范围的股权集中条件下, 掌握公司控制权的大股东会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对小股东的侵害行为。伴随着这一认识的不断发展, 代理理论的研究重点开始由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转为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 现代公司治理的重点也由监督公司管理层偷懒转为制约公司大股东谋取私利。因此, 公司治理被认为是“能够保障公司资金的提供者获得投资收益的相关安排”[4], 其目标是“保护外部投资者利益, 免受来自内部人———尤其是来自大股东的侵害”[5]。
公司治理机制可分为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6]:内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管理层激励等方面, 主要源于公司的股权结构, 由此形成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管理层, 它们之间的职责分工与相互监督的结构性安排能够抑制大股东、董事和经理人员对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侵害, 实现投资者保护目标, 因此, 内部治理机制在中国也被称作公司治理结构;外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产品竞争市场、中介服务市场、控制权市场、媒体声誉及机构监督以及法律制度等方面, 主要通过公司外部监管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建立来完成对公司内部股东、董事以及经理的约束, 并进而实现保护外部投资者目标, 因此也被称作外部市场化治理机制。
三、公司治理外部机制视角下的投资者保护路径
1. 关于净资产和营业收入的退市条件通过产品市场竞争机制实现投资者保护。
净资产和营业收入指标从表面上指向公司的盈利能力, 但是在实质上则表现了管理者的经营绩效。上市公司出现“净资产为负”及“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1 000万元”的情形, 不仅表明公司持续经营的基础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也表明现有控股股东和管理的经营绩效不能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将这两个经营指标作为将作为上市公司的退市条件, 不仅实现了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 而且能够通过对管理层和大股东施加来自产品竞争市场的压力, 督促他们提高效率、改进治理、减少通过投资者而获利的“隧道效应”, 达到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标[7]。
2. 关于财务报告审核意见的退市条件通过中介服务市场实现投资者保护。
作为证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机构都担负着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职责。审计机构通过发表独立的审计意见来向投资者表达他们的专业观点, 进而提示投资者注意代理风险[8]。当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被连续出具否定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 通常意味着审计机构认为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业绩无法得到肯定。因此, 引入非标准审计意见作为退市条件, 有利于进一步发挥中介服务市场的专业判断作用, 缓解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代理问题, 从而增强传统的公司治理机制, 保护投资者利益。
3. 关于连续受到交易所公开谴责的退市条件通过媒体声誉及机构监督实现投资者保护。
新闻媒体在公司信息扩散、公司声誉建立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完善公司治理、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由于中国媒体在获取公司真实信息以及发表媒体独立意见方面存在不足[9], 证券监管机构和交易所的通报批评和公开谴责等手段就成为现有条件下对外部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补充。
4. 关于股票成交量和股票成交价格的退市条件强化了控制权市场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控制权市场为公司控制权的转移提供了途径, 为实现公司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了条件, 也使公司现有原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由于担心公司被收购, 而主动改进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公司经营业绩。研究表明, 控制权转移市场使绩效较差的企业在完成控制权转移之后, 经营绩效得到大幅度地改善[10]。当股票成交量和成交价格持续停留在一个较低水平时, 控制权市场机制及市场效率几乎丧失, 因此借鉴国际证券市场的通行做法, 把股票成交量和成交价格作为退市条件有利于控制权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和投资者利益保护。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实现投资者保护目标的路径分析可见:
1. 现有退市制度中的辅助制度通过对拟退市公司退市以及重新上市的衔接性安排, 实现了对投资于拟退市公司的特定投资者人群的利益保护, 因此属于事后救济措施, 具有作用直接、效用时效的特点。相对而言, 退市制度中主体部分的市场化退市标准体系, 则是通过建立和强化公司治理的外部市场机制, 从而实现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所有投资者的普遍利益保护作用, 属于事前激励措施, 具有作用间接、效用持久的特点, 因而也是中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中, 实现投资者利益保护作用最为重要的途径。
2. 总体来看, 中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与其他上市公司相关制度相同, 沿着从行政化到市场化的演进方向前推进, 与上市公司素质提升、中介机构发展、投资者成熟密切相关。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演进历程说明行政化的证券市场制度应该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不断改善, 并应不断强化外部市场机制在证券市场的重要作用。因此, 如何防止审计机构与上市公司合谋、增强新闻媒体的声誉及监督作用等等, 将是继续改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加强投资者保护的改革重点。
摘要：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是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研究从公司治理外部治理机制视角出发, 分别产品竞争市场、中介服务市场、控制权市场、媒体声誉及机构监督以及法律制度几个方面, 对退市制度实现的投资者保护路径进行分析, 并提出防止审计机构与上市公司合谋、增强新闻媒体的声誉及监督作用等继续改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退市制度,投资者保护,公司治理,外部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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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培功, 沈艺峰.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院中国的经验证验[J].经济研究, 2010, (4) .
外部制度 篇8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外部性效应, 推动着政府重视和解决农民“老有所养”问题。然而, “旧农保”中政府责任的缺失, 使得这一制度并未能很好地满足参保农民的养老需求。我们以外部性理论为视角, 通过新、旧农保制度的对比, 分析外部性与农保制度以及政府责任的相互关联, 提出政府在“新农保”中制度、财政、监督管理方面的责任回归, 从而实现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负外部性的消除与破解。最后, 在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 我们论证出一个“‘零支柱’+统账结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
一、外部性理论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关联
外部性 (externality) 是西方学者最早在经济学中提出的一个解释工具, 后来被推广到公共管理领域。根据外部性的社会效应, 可以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中政府责任分担不足与缺失, 引致了大量的负外部性。政府责任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回归, 是这一外部性内在化的理性选择。
1.外部性理论的内涵界定
一般认为, 外部性概念是“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首次提出的。其后, 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提出了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等概念, 基本形成了现代意义上静态技术外部性的基本理论。[2]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是指在市场经济领域中个体行为与结果的一种关联现象, 这种关联有可能是正面的, 也有可能是负面的。其实, 外部性不仅体现在经济学领域, 也体现在公共管理领域, 在范围广泛的公共政策中同样有着极强的理论解释力。公共政策的外部性分为广义的公共政策外部性和狭义的公共政策外部性, 狭义公共政策外部性是指由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导致的对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外部性, 这种政策外部性主要由政策的分配功能引起, 使有些人获益、有些人受损。[3]
正如外部性具有正负关联一样, 外部性理论也有正负之分。从成本——收益角度来考察, 正外部性, 即外部经济, 是指个人消费特定的物品时, 社会也会得到外部效益, 社会边际效益高于个人边际效益。负外部性, 即外部不经济性, 是指企业不仅要支付个人边际成本, 而且要使社会支付外部成本, 社会边际成本大于个人边际成本。[4]从生产——消费的角度来考察, 外部经济性 (正外部性) 是指经济主体 (生产者或消费者) 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 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外部不经济 (负外部性) 是指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 而造成损害的人却未承担成本。[5]在公共政策领域, 某项政策的运行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外部性, 只是有时表现为对社会有积极和推动作用的正外部性, 有时则表现为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的负外部性。
2.外部性理论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表现出鲜明的正负相异性。建国后的50~70年代, 我国在农村实行的是集体保障的个人养老模式。然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 使农村养老模式迅速从集体保障转变为风险系数较大的家庭和土地保障。上世纪80年代的体制改革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使传统的养老模式再次面临严峻挑战, 老无所养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农村没有社会养老保险的负外部性也显露无遗, 国家颁布的《基本方案》可以视作为对养老保险外部性的回应。然而“旧农保”的实施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效应, 由于政府责任的缺失和制度设计的缺陷, 很快就到了难以实施的地步。
我们所述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外部性, 仅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和收效甚微对农村人力资源流转、农村社会秩序、城乡贫富差距以及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所产生的负外部性。这些外部性无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的巨大障碍。但是, 在“新农保”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政府责任的理性回归。这一转变避免了市场在应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外部性问题上的盲目性与滞后性, 也使这种外部性走向内在化, 即从阻碍社会发展的负外部性转变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正外部性。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外部性向度
“旧农保”中政府责任的缺失, 使其在保障参保农民老年生活作用上收效甚微, 并导致明显的负外部性后果。据调查, 1998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向59.8万参保农民发放了养老保险金, 人均约为42元/年, 参保农民月均养老金为3.5元。[6]
1.农村人力资源流转受阻
资料来源:周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界定与估算方法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 2009年第8期。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生产方式的变革, 农村长期被掩盖的“隐性失业”开始显性化, 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 也称为农村剩余人力资源 (见表1) 。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谋求发展不仅可以缓减城市建设的劳动力所需, 更能缓减目前城市养老金支付的巨大压力。对农村而言, 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转避免了人力资源的浪费, 提高了劳动力的使用效率, 也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知识以及资金支持。但是, “旧农保”《基本方案》中规定:“投保对象从本县 (市) 迁往外地, 若迁入地已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需将其保险关系 (含资金) 转入迁入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若迁入地尚未建立养老保险制度, 可将其个人交纳全部本息退还本人。”显然这项制度规定是不甚合理的, 因为首先中国大多数农村并没有建立起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参保农民要想不失去养老保障权益就只能选择流转到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地区。而且在制度实施过程中, 各地都选择了有利于自己地方利益的政策方案, 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对外来参保农民有着较大的排斥性, 也阻碍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关系在不同地区的转移接续, 进而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流转。此外, 农村大量剩余人力资源无法正常流转出去, 在农村发展不景气的时候, 极易成为安定团结的隐患, 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2.城乡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乡贫富差距从1978年的2.57∶1一直降到1983年的1.82∶1, 然而以1983年为拐点, 城乡贫富差距又从1.82∶1上升到2008年的3.31∶1 (见表2) 。虽说城乡贫富差距是收入分配制度、税收制度、产业结构等多种因素导致的, 但不能忽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失这一重要原因。首先, 与前文论述到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不衔接, 参保农民担心失去养老保障权益相联系, 在缺陷制度的约束下农民无法到相对发达的城市去谋生, 就无法挣得发家致富所必要的资本储蓄。其次, 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不衔接还导致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 不去积极地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民不参保, 并不等于说他们没有养老担忧和养老计划, 没有社会保障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家庭和自我储蓄保障。在家庭保障式微的情况下, 则只有个人储蓄养老一种选择, 于是我们看到近年来农村的储蓄率不断增长。农民大量储蓄引起的外部性不仅无法开发农村的社会需求, 还会使农民失去利用资本创造财富的机会。在此状况下, 农民要想快速致富赶超城市居民谈何容易, 久而久之持续拉大着农村与城市的贫富差距。
3.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衔接断裂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农民同样会面临如同城市居民那样的市场风险, 也同样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对其生活予以保障。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内容, 实现在城乡之间的制度衔接并最终走向一体化具有终极性的民生和社会意义。首先, 在制度建设方面,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缺失明显有违社会保障公平公正的原则, 与国家目前提出的“普惠制”社会保障是相背离的, 广大农民没有养老保障会加深城乡之间的隔阂。而且, 这一制度的缺失也给未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带来巨大的障碍。因为, 要在农村没有任何养老保险制度积累的情况下一步到位地实施与城市一样的制度安排, 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其次, 在制度安排方面, “旧农保”实行的是完全个人账户积累制, 对农民参保也没有强制性要求, 在国家财政补贴方面也基本是停留在理论的意义上。与现行的城市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相比, 无论在筹资方式还是在制度要求上都有着较大的差距。不同的制度安排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和运作程序, 这为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设置了障碍。
三、政府责任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外部性的消除
福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市场失灵”理论, 都对政府干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极强的解释力。我们以外部性为视角, 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健全会对各项社会事业产生破坏作用, 基于消除这种外部性的现实诉求, 政府从行政管理、财政支持、制度设计等方面广泛介入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 实现着政府责任的理性回归。
1.强化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行政责任
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行行政干预的方式包括:建立相关制度以及对制度的实施进行管理和对制度的过程进行监督。纵观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 都是在经济水平发展到较高程度, 后于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起来的 (见表3) 。1992年的《基本方案》和2009年的《指导意见》, 分别标志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与重启。而1992年和2008年我国人均GDP约为278美元和2460美元, 我们距离发达国家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的人均GDP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 出于外部性后果以及国家对农民养老保障的责任考虑, 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干预力度。在经办管理方面, 《指导意见》就农民参保缴费和领取待遇等情况建立了信息管理系统, 并与其他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等内容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在基金管理方面, 《指导意见》指出要建立“新农保”基金财务会计制度, “新农保”基金要全部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单独记账、核算。在制度的监督方面, 主要是对制度在试点地区的执行情况进行符合政策要求的评估监督, 并且对资金的筹集、上解、下拨、发放进行监控和定期检查。同时, 在机构监督的前提下, 加强社会监督和群众监督。这些行政责任都是政府治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外部性的必然选择。
资料来源: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2年。
2.强化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财政责任
建国后, 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城市和建设工业的战略选择, 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国家对农村发展的责任弱化, 甚至以牺牲农村的利益来换取城市和特殊产业的发展。国家发改委测算, 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 仅征用农地的价格“剪刀差”, 政府就从农村拿走2万多亿元。[7]因此, 国家有责任补还对农村所欠的“债务”, 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措施, 负起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财政责任。我们也从《基本方案》和《指导意见》的解读比照中看到了政府财政责任的回归。《基本方案》坚持以个人交纳为主, 集体补助为辅, 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筹资原则。国家予以政策扶持, 主要是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体现。但是,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乡镇企业私有化改革, 不同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程度不尽相同, 一些欠发达地区甚至没有任何乡镇企业, 国家通过对乡镇企业予以税前列支以实现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财政支持也就无从谈起。《指导意见》坚持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筹资原则。政府补贴又分为地方财政补贴和中央财政补贴两种。其中, 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 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地方财政对参保人缴费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 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 地方政府则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而且国家还为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老人, 提供“普惠式”的基础养老金。
3.实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强制分配制度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的存在,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表现出强烈的“市场失灵”, 而政府解决这一顽症可供选择的方案就是实施强制性的养老保险制度, 用“大数法则”去化解这一风险, 但在《基本方案》和《指导意见》中都没有体现出这一强制性。《基本方案》中对农村养老保险做了规定:“坚持自助为主、互济为辅;坚持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相结合。”但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强制参保要求, 而各地从实际情况出发, 也没有对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做强制性要求。《指导意见》更是明确规定:“政府主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 引导农村居民普遍参保”, 在个人缴费标准上, 政府设计了10个缴费档次, 参保农民可以自主选择缴费档次。虽然自主性能体现国家对个人选择的尊重, 但是,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一味坚持自愿性的原则, 必将导致国家治理养老保险外部性的事倍功半。所以, 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 政府都必须确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强制性分配的原则, 并以法律形式予以颁布和保护, 赋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权威性和强制性。
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模式构建
基于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外部性的治理, 我们应立足农村整体经济欠发达的现实, 着眼于未来的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 构建一个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未来前瞻性的“新农保”模式, 这一模式可表述为“‘零支柱’+统账结合”。
1.“零支柱”的制度安排
“零支柱”是世界银行在养老保险三支柱模式基础上, 于2005年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 意指建立在非缴费基础上, 由国家提供的最低水平的养老金待遇。它主要是从社会保障公平性和普惠性角度, 认为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 个人有权从国家那里得到最低的生活保障, 以实现老有所养。《指导意见》中对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不用缴费, 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的制度规定, 就是一种普惠型的“零支柱”养老保险模式。但是“零支柱”的筹资模式有待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我们认为这一支柱的资金来源应该是国家财政专项拨款。但是考虑到国家既要为“零支柱”供款, 又要为参保农民提供补贴, 所以, 这个“零支柱”的待遇标准不宜定得太高, 应定位为“保基本”的最低保障养老金。而且, 鉴于其完全财政拨款的性质, 可以考虑与民政部门负责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整合, 在筹资和发放过程中探寻相关制度的配合与支持, 以此缓解国家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上的财政压力。
2.“统账结合”的制度安排
“统账结合”是指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形式。这一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 为将来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做制度准备。社会统筹基金由国家财政补贴资金和其投资运营的收益组成, 筹集起来的统筹基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使用, 体现养老保险的互济功能。个人账户方面, 《指导意见》中有着明确的规定:“个人缴费, 集体补助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的资助, 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 全部记入个人账户。”我们认为这个建立在缴费确定型、体现效率与个人责任的制度设计是“新农保”中最大的亮点和成功之处。但是在制度运行中, 要吸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空账”运转的教训, 制度伊始就严格执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分账管理, 分别运作。“新农保”实行“统账结合”也是解决目前最为棘手的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问题的一剂“良方”。因为, 农民工在城市参加养老保险遵循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 那么当他们从城市转出养老保险关系而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时, 如果农村没有社会统筹账户基金, 就会使他们丧失部分养老保障权益, 成为挫败农民工积极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重要因素。走出单一的个人账户制, 选择“统账结合”应成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确的路径选择。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失所引致的负外部性后果, 应成为政府在制度设计、财政支持和管理监督等方面责任回归的缘由所在。国务院颁布的《指导意见》虽然为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指明了方向, 但它的一些制度安排还应被进一步完善, 设计和构建一个“‘零支柱’+统账结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是理性而前瞻的选择。
摘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外部性属性决定其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 必须进行适度的政府干预。本文以外部性理论为视角, 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失导致农村人力资源流转受阻、城乡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以及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衔接断裂等负外部性后果。政府需在制度设计、财政支持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实现责任回归, 构建一个“‘零支柱’+统账结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
关键词：外部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政府责任,统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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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制度 篇9
关键词：公共空间,人性化设施,公共交通
首先, 不得不感慨, 这个地处热带的国家, 三十多度的气候, 几乎没有蚊子苍蝇, 其他虫子也没见过一两只, 大概是花园城市卫生程度高和后期环境维护良好的缘故。
一、关于公共交通
首先, 购买本地公交卡是必备的, 特别是对于一个收集公交卡爱好者来说。新加坡的公交车的交通站台显示详细的公里数, 而地铁站牌会显示开往目的地所需时间, 这方便乘坐者合理选择交通工具、合理安排行程。
公交车, 虽然看起去路线很全, 但是等待公交车的时间较长。关键是公交车到站后, 不语音报站, 也没有看到相关提示, 估计只有本地人才比较适合坐公交车。自己也尝试了一次公交车, 由于自己乘坐的公交站比较多的时候, 只能开着GPS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当自己的位置接近目的地后, 这样来选择下车时机。
地铁是交通公交的首选, 乘坐地铁的费用倒不便宜, 但的确四通八达, 几乎可以到达你想去的大部分地方。地铁里有预留座位, 每一个专座都粉刷着比普通座位更加五彩缤纷的卡通图案, 不仅容易识别, 给冰冷的地铁增加些许亲切感, 也给人们留下表达尊老爱幼的公共空间。在组屋公交总站与地铁站之间, 设置邮政信息服务系统, 又一便民之举。
除此之外, 地铁里很多换乘都是直接走向站台对面换乘, 方便便捷, 比如机场的丹那美拉站。在新加坡樟宜机场, T1、T2、T3航空楼的换乘是通过机场内免费轻轨换乘的, 且是无人驾驶的。
二、广泛设置电子道路收费系统 (EPR)
据观察, 新加坡许多路段有ERP自助收费站, 这种设施的好处在于可以随时依据路况来调节收费, ERP上用不同车辆图片清晰形象地告知驾驶者, 通过该道路的收费金额与时间段的关系, 从而控制车辆通行, 保持道路畅通, 是高效之举。
三、众多的单行道
在多天的行走中, 发现新加坡许多道路均为单方向行驶, 在路口合理设置提示标志, 即使道路有四、五个车道宽也是如此, 这可避免车流交叉和相互干扰, 有利于对交通的疏导, 加快行车速度, 这应该是减少堵车的有效方式。国内在厦门高崎机场附近也有看到这样的单行道。据了解, 当地街道几乎有一半都是单行线, 可以说是减少堵车之有效策略。
四、地面的黄线与减速带
这是自己住宿街边的黄色折线, 意思是车子不允许在任何时间停放或等待。在后来的查询中了解到, “车行道”路边标线, 新加坡一般分为:单黄线、双黄线和折线;单黄线是不许长时间停车, 双黄线是严禁停车, 折线是提示前方需减速。还有这种直接把路面做成的黄黑色凸起的减速带, 与国内的橡胶减速带不同, 这样保证了经过的司机减速慢行, 保证了行人与驾驶员的安全, 且也不容易损坏。
五、关于国庆
一开始看见“SG50”脑海中还认为是崇光百货的50周年, 后来才反应SG是Singapore的缩写。2015年8月9日, 是新加坡50周年国庆日。不仅很多楼房外墙面挂有新加坡国旗, 而且据当地的微博有写到, 当地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民每人都有一个国庆礼包, 爱国教育的培养从点点滴滴开始。因为新加坡8月9日, 所以从七月开始, 每周六在滨海湾就会有烟花彩排, 飞机预演。
六、关于惩罚力度
新加坡不愧是一个“finecity”, 惩罚的力度大, 罚金也比较高, 一般为500到5000新币不等。特别在地铁站、公交站台。而且据说新加坡不能吃口香糖, 而且的确在任何商店都没有看到销售。在新加坡的马路两侧, 几乎看不到警察维持秩序, 这归功于完善的交通系统。大家很遵守交通规则, 除此之外, 不得不提的是, 可能是由于当地的严厉的交通规则, 在行人绿灯直行而车辆转弯的时候, 只要是行人绿灯亮起的时候, 转弯的车辆, 无论是公交车、私家车还是出租车, 一律等所有的行人过完马路后才会转弯, 绝不会有抢道的情况发生。而回到南京, 每次都不得不得一边迈着小碎步前进, 一边看着右转弯有没有车辆通过。
其实, 大多数时候是没人监督你, 但是长期的严厉法律和规章制度使大家形成了良好的习惯, 赢得了安定的社会秩序与全球治安最好国家的美誉。
七、关于公共设施
人性化的过马路设施——延长绿灯的时间
过马路的时候, 路边设置这样一个设施, 使用按钮或者刷卡可以延长过马路的时间。据了解, 本地年纪大的一般都有一种老年优惠易通卡, 在过马路时把此卡像刷卡一样感应一下, 交通灯显示行人可以走的绿灯时间会更长一些, 这样老年人或行动不便者就有更充分的时间过马路。这点我们的城市也可以借鉴相关经验, 给老年人带来便利与安全感。
直饮水——景点、机场、宾馆
在新加坡樟宜机场, 有给旅客使用的直饮水, 并用几种语言表达“饮用水”这个关键词, 且设施设置了两种高度的饮水装置, 方便不同的人群饮用, 在新加坡环球影城、住宿宾馆都配备这个设施。新加坡的水还是挺贵的, 一瓶普通矿泉水五六块钱, 这样可解燃眉之急, 给观光客带来便利。
八、结语
外部制度 篇10
早在19世纪,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 首次以经济学的理论视角, 对人口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经济解释。进入20世纪后,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被排挤出经济体系之外, 原因是由于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同时, 经济状况的持续改善, 使得他的人口理论失去了解释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 随着发展经济学的盛行, 人口增长理论是才重新进入经济学体系。而这一新的人口经济理论是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完全不同范畴的理论。另外, 在方法论上, 它运用了微观经济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 这一点给新的理论增添了新的特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制度经济学的快速发展, 外部性理论迅速引入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分析之中。其中, 生育外部性引发了研究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因为生育既是人类得以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生物基础, 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 也是一种可以给其他社会成员带来实质性影响的社会行为。
经济如何决定生育行为至今仍然是人口经济学的首要研究课题之一。但是, 曾作为发展经济学契机的人口经济理论, 却着力于弄清发达国家出生率的决定因素, 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的决定因素,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中国正是发展中国家中重要的一员, 中国人口出生率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实施二十多年来, 一系列的人口统计指标均显示出人口计划的作用, 以至人们忽视了另一种市场自发力的调节机制。生育观念的转变是计划生育的结果还是随经济基础变化自发演进的结果, 或是孰轻孰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 在人口问题上我们是否越来越有条件发挥市场在调节人口需求中的功效?由此可见, 对生育行为进行研究对于深刻认识中国人口问题大有裨益。
二、文献回顾
1. 生育行为。
生育行为在人口科学辞典中的定义为:一种在生育动机支配下的有意识有目的生产和再生产他人生命的活动 (吴忠观, 1997) 。目前, 国内外对于生育行为的分析大多集中在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此外, 经济学也开始基于理性人假设对人的生育行为展开了相关研究。
人口学针对生育行为的讨论较多地体现在了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中, 即生育意愿抉择理论, 探讨有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而根据生育意愿对人们的生育行为或者家庭生育决策进行预测。一些生育研究学者 (如Bongaarts, 2001, 2002) 认为, 生育意愿是生育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 生育意愿意味着预测 (想要几个孩子) 和选择 (最终要了几个孩子) 。一方面, 个人的意愿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 实现意愿的努力也是有条件的, 受到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比如, 妇女在生儿育女的过程中会遭遇不孕不育的可能性, 也会受到结构性障碍和社会规范的约束 (Hewlett, 2002) 。从生理的角度来看, 妇女远远比男性更容易丧失生育能力;从社会角度看, 生儿育女、为人父母与其他活动 (包括劳动就业、后续教育、政治机会等) 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关系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更为明显和强烈。西方的研究学者发现, 生育意愿的抉择有两种模式:同步模式 (One-Decision Model) 和序次模式 (Sequential De-cision Model) (Udry, 1983) 。同步模式假定, 夫妻在结婚时或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就已经决定了要生几个孩子, 并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努力实现该意愿。在这个过程中, 夫妻已经掌握了生儿育女的成本与收益的全部资料, 了解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Barberand Ax-inn, 1998) , 故该决定不会因外界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偏离。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生育研究中,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采用序次模式。有些研究发现, 人口学因素可以更好地预测低孩次意愿, 社会经济因素可以更好地预测高孩次递进 (杨菊华, 2008) 。
在社会学中, 一些学者 (风笑天、张青松等, 2002, 2004;庄渝霞, 2009) 也尝试运用社会学的相关原理与思维去解读生育行为, 对生育行为进行多纬度的思考, 并给出相应的建议。首先, 社会交换理论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多生。该理论认为, 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是很低的, 而从长远来看, 孩子长大后所创造的价值一般可以超过, 至少抵得上抚养他 (她) 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次, 基于社会行动理论的视角。按照社会行动理论来分析, 需求、动机的建立是个体性社会行动的出发点 (帕森斯, 1937) 。生育率是由夫妇的生育意愿所驱动的。想要孩子的动机和期望导致了高生育率, 在这个时候, 即使是计划生育政策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服务与设置十分完善合理, 也很少被人们自觉采用。因此, 该理论认为“以降低生育率为目的政策必须以‘需求’为导向, 试图去影响决定夫妇倾向、期望和动机的因素。”
2. 生育外部性。
外部性是由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首先提出, 并由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加以丰富和完善的一个重要经济学概念。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指的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其他主体所产生的影响, 这种影响一般难以通过市场价格进行有效的界定 (幻华民, 2002) 。它分为外部经济 (即正的影响) 和外部不经济 (即负的影响) 。可以理解为, 一种未能适当地反应在生产和消费中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 或者是没有在正常价格体系运行中得到反映的一个经济活动者对其他活动者福利的影响 (高鸿业, 1999) 。
生育决策过程类似一个博弈的过程, 人类社会常常陷入这种困境之中:当每一个家庭生育决策者都从自己家庭的角度进行最优生育决策时, 往往导致宏观人口规模远远偏离社会最优人口规模, 并由此带来许多社会问题。而造成这种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生育行为外部性的存在, 导致生育决策者不可能在完整的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的权衡下做出合理的生育决策。对个人而言由于在追求个人的好处和福利时, 个人所考虑的往往仅仅是他所看到的私人的利益与成本, 因而就在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出现了差异, 外部性也就产生了。
西方人口学者曾将生育的外部性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存在公共资源的情况下, 人口增长可能导致拥挤效应或资源过速的退化。 (2) 对教育的公共补贴或社会保障使生育既可能导致社会净成本也可能造成社会净收益, 具体取决于税收制度、贴现率及一个孩子一生预期收入情况。类似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也使生育既可能导致外部净成本, 也可能导致外部净收益, 具体情况取决于公共基础设施是处于拥挤状态还是处于仍具规模效益的状态。 (3) 人口增长通常倾向于使土地和资本拥有者受益, 工薪阶层受损。 (4) 父母在生育数量上的决策并非总是从其孩子的最大利益出发, 特别是当父母低估了社会变动的速度和结果对其孩子一生之影响时 (Working Group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1986) 。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内许多学者开始了对生育外部性的关注和研究。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育外部性的表现和后果这两个方面。
国内学者陈震 (1998) 认为, 在目前的中国大陆, 生育的外部性主要是负向的:庞大的人口已经给资源、环境和社会等各个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李建民的研究表明, 在中国, 无论是从实力适度、经济适度, 还是福利适度标准来看, 人口规模都已超过适度规模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社会生育成本实际上就是个人生育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性 (李建民, 2000) 。李小平则认为, 生育外部性包含了更广阔的内涵。他指出过多或过少的人口增长都会阻碍物质生活的改善。外部性大量存在的原因大致可归于制度安排、谈判与履约成本、得失对比困难、缺乏明确认识等等。另外, 吕昭河 (2000) 从分家庭内和家庭外两个层面对生育的外部性问题作一些分析。 (1) 生育对家庭成员的负效应。在任何家庭中, 增量孩子总是或多或少地对其他家庭成员产生一定的负效应。如人均居住面积减少、生活水准降低等等。 (2) 生育对社会的外部成本。包括公共资源与外部性成本、就业与外部成本、制度安排与外部成本 (譬如, 根据刘铮 (1982) 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城市乡镇和农村将一个孩子培养到16岁的全部直接花费中, 国家或集体支出所占比例分别为32%、20%和27%。而对那些继续升学的孩子来说, 公共支出的比例更高) 。还有一些外部成本却是因制度安排而“拱手相让”的。凡是与生育和孩子挂钩或与家庭人数挂钩时应摊到孩子身上的公共支出都属于此类。例如, 公费免疫和公共医疗、公共设施的半价或免票等;根据人口或孩子数增加住房面积或住房补贴;根据人口数量分配土地等等。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这类制度安排都为数不少。
由此可见, 无论是在社会福利水平高与不高的国家和地区, 多数学者都强调和关注了特定区域内资源环境背景下生育行为的负向外部性, 并几乎已达成共识。总的来说, 同一种行为是外部经济还是外部不经济是视其具体情况、条件而定的。我们在讨论解决生育行为的外部性问题时, 主要是就其外部不经济性而言。
三、生育行为的外部性分析
如果将经济行为主体扩展为生育行为主体, 这一理论同样可以适用于人类的生育行为分析, 即人类的生育行为存在外部性。
分析生育行为的外部性, 我们首先需要认清从一般经济价值角度计算的生育孩子的经济效用。经济基础与男孩经济资本, 即与男孩的价值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传统社会中, 男孩作为资本在经济社会中占据核心位置。中国自古是一个以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大国, 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 发展生产主要依靠增加劳动力投入。这就决定了家庭只有依靠男劳动力, 才能增加经济收入和提高生活保障系数。进入现代社会后, 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 社会化大生产成为主体生产方式, 男性在体力上的优势随着技术装备程度的提高而减弱, 其核心经济资本的地位开始动摇, 掌握高新技能的新女性大量涌现,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男女两性在经济社会中的较量提供了一个相对公正的平台。由此可见, 经济基础, 即生产力与男孩经济资本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 经济越发达, 生产力水平越高, 男孩经济资本越小;而经济越落后, 生产力水平越低, 男孩经济资本越大。
与此同时, 将经济效用观念运用到生育实践中, 主要反映在孩子的成本和效益关系。孩子的成本既包括直接成本 (一个孩子衣食住行、接受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婚姻支出等相关费用) , 也包括间接成本 (父母为生养孩子所损失的受教育和获得收入的机会, 又称机会成本或时间成本) 。“孩子的净成本”, 即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之和减去孩子为家庭提供的货币收入和服务的现值。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 (Gary Backer) 是人口经济学理论中“孩子成本效用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家庭论》有一个著名的假设:如果孩子的净成本为正值, 即父母投入的抚养费高于孩子提供的收益, 则对孩子的需求就会降低;反之, 如果孩子的净成本是负值, 即父母的投入低于收益, 则对孩子的需求就会上升。这一规律同样能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对比中得到验证。在传统社会中, 人们从经济效用中看到的是:养儿是光宗耀祖、家庭致富的希望;养儿是养老的保障;养儿是家业和财产继承的需要。而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开始认识到, 养育男孩除了基本的教育投入外, 还要包括买房、买车、结婚等高额的投入, 其收益远远小于成本投入, 养育男孩成为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对于生育行为而言, 在不同的产权关系下有不同的外部性。一般来说, 在一个公共资源被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不存在排他性产权, 而公共资源又处于短缺状态的社会中, 最容易产生生育的负外部性。由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 公共资源的领域就更为广泛, 也就越容易出现生育的负外部性。因为, 多生育可以比其他人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 即所谓“搭便车”, 进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所有决策者对其生育内在成本和收益仅有非常小的责任和权利, 大部分的生育成本和收益都外在化在社会中。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 就享有平等的一份共有资源, 在社会内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不论生育对社会带来外部经济, 或带来外部不经济, 它对社会其他未参与此生育决策行为的人都产生相同的, 但是并非乐意接受的影响。生育在公有制下的较大外部性在于, 生育行为不具有排他产权;生育的成本和利益大部分都是外在的, 与社会的全体成员和全部资源的利益分配密切相关;生育的决策者和行为者也不可能排除其他“无关者”对生育过程和其结果的权利 (李建民, 2002) 。由此, 生育的决策者和行为者就不可能独立地权衡和计算这一生育行为对自己的利弊, 当然更不可能对行为主体有效利用资源产生激励。对于社会整体来说, 其成员的每一次生育的外部性都不可能在其产权关系中实现有效的内在化, 而只能在一种新的外部关系中实现外部平衡 (如每人占有的公共资源的平均减少) 。
四、生育外部性的解决方法
“外部性”的产生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失灵”的问题。由此, 这就需要政府调用其各种职能和手段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解决外部性问题有多种基本途径, 每种途径或手段都有其优势和不足之处。从理论上而言, 解决其他外部性 (如污染、废气排放等) 的方法, 都应适用于解决生育外部性的问题。但这首先要求我们将从事生育行为的决策单位 (家庭) 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来对待, 认为家庭以追求自身利益为行为的根本动机, 同时又能根据市场情况和成本收益原则使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在这里, 我们就剔除了特定生育文化等其他因素对生育决策的影响, 将生育行为完全视作一种理性经济行为来对待。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上述几种解决方法在解决生育的外部性问题的实践中都是可行的。
1. 重新分配权力。
“权力”在生育问题上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生育孩子的“生育权”, 一种是对公共资源的“拥有权”, 这两者是紧密关联的。任何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都享有平等的一份共有资源, 承担相同的权利和义务。此时, 生育行为就有了很大的外部性, 生育决策者对其生育的内在成本和收益仅有非常小的责任和义务, 个人不可能独立权衡这一行为的利弊, 这时的生育行为本身也不具有排他性产权。因此, 这种制度的安排不可能对行为主体有效利用资源产生激励。要消除或减少这种外部性, 只有重新安排公共资源才能实现。当生育特别是过度生育导致他人或整个社会福利损失的时候, 或者说产生负外部性的时候, 就需要诸如法律和法规等形式的社会契约来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约束, 使人们的生育权利部分让渡于社会。
2. 通过被影响者参与决策。
在环境经济中, 这一安排得到普遍应用。例如, 让受污染的下游企业与上游企业进行谈判等。以米德的说法“对社会组织机构进行重组, 使受到影响的人, 在做出任何严重影响其利益的决定时, 都能成为一个参与者而发挥作用。”当外部性涉及的当事人人数较少时, 自愿协商是有可能的, 但是当大量的当事人参与时, 相互之间达成协议的成本就非常高, 其可能性也非常小。在中国, 由于人口过多和资源的严重匮乏, 使得“超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很多人既是“受害者”, 又是“施害者”, 要在这样庞大的、互相错杂的群体与群体之间进行协商谈判是不太可能的。在一定程度上, 政府对超生者施以罚款, 可以看做是对社会其他成员的一种补偿。
3. 加强政府干预影响。
政府干预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直接处理外部性问题的方式, 它是世界各国政府解决外部性问题最基本、最常用的方式。同样, 政府可以利用各种行政制度安排和经济手段来改变家庭的生育行为的成本和收益, 从而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在这里, 政府的政策目的是抑制生育, 主要方法是将家庭生育的权利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规定可生育的数量、时间与间隔, 运用一定的政策手段加大生育成本, 提高少生的收益。例如, 政府制定独生子女上学、招工、招干, 各种福利、补贴方面的优惠政策;对城市公职人员超生者, 则采取降级、降工资、撤销职务、开除公职等处罚, 从而提高了超生孩子的边际成本。通过这些手段, 生育的外部性 (主要是指超生所产生的外部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效地内化到家庭当中, 从而使得家庭能够遵循政府的控制生育的意图生育。
4. 建立“生育权交易”。
如果我们将生育行为视作一种纯经济行为, 那么理论上所有适用于解决其他外部性问题的方法都应当适用于解决生育外部性。在解决环境污染外部性问题中, 有着许多优点的“许可证交易”理论上也可以应用于解决生育问题。我们先将“排污权”交易的基本理论引渡到生育行为中来, 即假设生育行为相当于一种“排污行为”, 政府通过发放“生育权”来控制全社会超生孩“许可证交易”。这一解决经济外部性具有明显优点的方法, 在理论上也应适用, 但人类生育行为的特殊性使得这一方法在实际操作上有着很大的困难,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毕竟“生育”不是“排污”, 而且“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 它更多地受制于文化、伦理、心理、政治等各种因素。同时,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 人口已经严重过剩, 因此, 人口政策将生育数量限定到了伦理所允许的最低水平, 例如一胎政策。这时, 任何一个多生的孩子都会带来很大的外部不经济。因此, 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生育权可供交易, 这种机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
五、结论
外部效用的百年演进 篇11
科斯（R. Coase）因为对1879年的“应诊医生告甜品商人案（Sturges v. Bridgman）”作了深入剖析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最近重读这个125年前的案子，当年泰思哲（L. J. Thesiger）法官的判词，就像数学教师给学生讲解几何证明一样，条理井然，使得后人可以稳站在他的肩膀上看问题。案情是这样的：一位应诊医生和一位甜品商人为邻，二十年来相安无事。后来，应诊医生把自己的房子往院子里扩建，将那里建成了诊室。这时医生才发现，甜品商人的研磨机噪音对诊室造成了极大的骚扰。医生为此提出控告，而商人则自辩说他研磨了二十年，从未接到过医生的投诉，这应视为医生早就默许了他的骚扰。
泰思哲法官判医生胜诉，理由是“医生默许”一说不成立：医生以前没把房子建到院子里，是不可能知道原来那里是这么吵的，所以也就无从默许或抗议。泰思哲同时指出，他的判决也适用于将来可能发生在铁匠身上的投诉。铁匠完全能够预见自己打铁的声音会骚扰邻居，所以他在决定从事打铁行业的时候，就必须买下足够大的地盘，与其他邻居隔开。在避免骚扰的问题上，铁匠有主动权，邻居则无能为力。
泰思哲也指出了他的判例不适用的场合。例如，会不会有人故意把房子建到工业区，然后声称自己受到骚扰，从而引用这一判决迫使工业区停工呢？泰思哲认为，这种情况不应援引他的判决作先例，因为建房子的人早知道工业区是有噪音的。
1959年，佛罗里达州上诉法院判决了酒店对“阳光”的产权纠纷。有两家面海相邻的酒店，其中一家准备在自己的土地上加盖一座14层的大楼，这将在冬天的下午遮盖另一家酒店的游泳场，后者向法庭申请禁令。法庭否决了申请，理由是阳光的路线不属于原告，被告有权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楼，因此而阻隔了原告的阳光是一种不可抗力。
这个对“阳光”产权归属的法律观点，到1982年又得到了重要的修正，那是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对“太阳能系统”案的判决。相邻的两户人家，一家加盖房屋，遮挡了另一家屋顶的太阳能系统。法院禁止了房屋加建，理由是阳光有了新的用途，它不仅带来晒太阳的享受，还是一种新能源。
这三个案子勾勒了过去一百多年来“外部效应”问题的演进。其核心是：貌似分立的资源（诉讼双方的土地），在使用过程中对他人造成了不可避免的侵害（噪音或遮挡）。对于资源的排他使用，法庭的判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变化，以社会整体效率为归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