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质量评价（精选8篇）
外部质量评价 篇1
最近几年，随着信用建设在国内方兴未艾，外部信用评级———这个以往人们很陌生的中介服务——也随之融入社会并逐渐为公众所熟知。但由于外部信用评级在社会活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作用，因而社会各界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业务资质及其评级可信度的质疑早已不绝于耳。确实，在为他人做信用评级时，评级机构自身的信用状况和职业操行如何?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人员和技术条件?评级过程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是否有严谨的内部自我考核机制或是经外部权威机关的监督、评价?评级的分析判断是否客观公允?评级结论是否经验证而具备相对的公信力?等等，都是需要加以认真对待并妥善解决的问题。
本文就如何对信用评级的结果进行客观的评价，提出几点思路，以期有益于信用评级更好的应用于实践。
一、基本概念简述
信用评级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信用评级是指对被评级对象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履约情况的总体评价，例如主权信用评级等。而狭义的信用评级则是指由第三方评级机构对债务人承诺如期偿还债务的能力以及意愿进行预测、评价，同时提示如果存在违约可能，那么发生风险的概率高低及其可能造成的损失程度。
外部信用评级，是指由社会信用评级机构按照独立、审慎、客观、真实、一致性原则，对市场主体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可能发生的信用风险状况(主要集中反映其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进行分析、归纳、判断后，做出预测性的风险度量与评价。目前在市场中，信用评级机构从事的信用评级业务种类主要有主体信用评级、项目(债项)信用评级和信用评分。主体信用评级和项目信用评级的主要对象为企业法人，信用评分则更多是为个人和微小企业提供服务。
评级机构对市场主体(被评级对象)所做出的风险度量评价，是以信用评级报告为载体的。因此，信用评级报告是由信用评级(资信评估)机构出具的、综合反映被评级对象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发生违约行为而导致其产生信用风险机率的文档文件，也是评级机构的终极产品。
信用评级报告与通常意义上的信用报告是有严格区别的，前者的功能是对被评对象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信用风险进行预测、揭示，是基于动态的跟踪反映被评对象现在以及未来的状况，而后者的作用则是以静态的形式，反映被报告人历史形成的信用记录，是对被报告人过往信用历程的客观再现。信用评级报告的质量高低和可用性强弱，取决于评级机构的综合素质水平，而信用报告的质量则主要由其生成数据的真实性、及时性、连续性和全面性等因素决定。
对外部信用评级的质量进行评价，即对信用评级报告质量及其生产的作业流程进行监督考核，其意义在于规范信用评级操作规程，促进评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提高信用评级报告的质量和可用性，提升评级从业人员的执业素养，维护健康的评级市场环境秩序，增强评级机构的社会公信力，进而发挥信用评级的风险定价机制，促进社会经济、金融发展。
二、当前对外部信用评级质量评价的主要做法
（一）评级业务现状概述
外部信用评级在国内出现的时间不算长，如果严格地从1987年算起，至今也不过刚进入第25个年头，况且在这些年中，评级行业还经历了起伏跌宕、断断续续的发展道路，评级业务一度长达数年停顿荒废。因此，目前就其整体执业水平以及社会影响力而言，国内信用评级行业尚处于学习基础知识和汲取前人经验的阶段。虽然近几年来在特殊政策的扶持下陆续开展了一些有限的信用评级业务，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习作。总体信用评级业务水平尚处于较为低层面的为“评级”而生硬地拼凑材料、模仿报告的低效循环中，为评级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及其评级模型也处于摸索、试验阶段，尚待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修正。就最近几年从实践中观察到的诸多事例看，很多的“信用评级报告”实际上只是停留在财务分析或是资产审计的层面(而且通常这样的分析并未做到位，显得相当粗浅、简单、残缺不全，甚至是错误百出的)，更有甚者，所谓“信用评级报告”，通篇仅是对被评级对象的工作进行总结。同时，在业务商洽中, 存在着以价易级，机构之间相互攻讦拆台，违反同业价格约定压价抢单，采取超范围经营手段恶性竞争等等不端行为，也并非个别现象。这些状况的存在，反映出了评级行业从整体而言，对信用评级的理念和目的、功能、作用等，并未真正理解和掌握。大多数评级机构仍未脱离单纯的经商思维，纯粹将信用评级视为普通的市场交易行为，而未谙信用评级的本质属性———市场风险定价机能，也未认真履行评级机构自身天然负有的维护公正、公义的社会责任。因而致使所谓的“信用评级”并未脱离相对单纯的会计分析或资产评估的巢臼，始终在低水平的“拼凑分析”层面徘徊，未能将其业务内涵提升到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评级层面———信用风险的度量与提示。
有鉴于此，因而通过适当的方式，对信用评级的结果进行官方的权威评价，以引导评级行业整体水平的迅速提高，显得尤为必要。
（二）监管当局的考核评价方式
目前，国内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管理仍处于多头监管的格局。笔者经多方考察、比较后，认为管理措施比较到位，监督约束以及指导培训处于常态化的监管机关是中国人民银行，故本文仅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例。
基于规范信用评级行业的业务操作和市场行为，促进信用评级质量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人民银行于2006年陆续发布了《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信贷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管理规范》(金融行业标准)等部门规章，要求评级机构在评级作业过程中遵照执行。这也是国内唯一对评级机构进行监管而发布有成文的操作规范和执业标准的管理机关。
目前在实践中，中国人民银行对评级机构的评级质量进行评价，如果细分可划为如下几个层次：
一是对评级机构实施报备登记管理。
即凡是合法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并申请向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的评级机构，均须接受人行征信管理部门对其注册资金、营业地址、人员构成及资质、技术条件;规章制度、管理措施的建立、落实等进行审核。符合备案条件的，则准予登记。并按管辖权限，批准其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或信贷市场从事信用评级业务。评级机构在开展业务中，必须遵循有关的规范和要求进行评级作业，并按照相关的要求定期报送各项统计数据、报表。
二是对评级机构进行业务培训。
自2005年至今，采取不定期地举办各类评级业务培训班、组织国际间信用评级理论与实务交流等形式，对评级机构的从业人员进行评级专业知识和评级技能的教育、培训。
三是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检查相结合。
每年度均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评级机构定期进行业务的合规性检查。主要内容是检查评级机2012年第2期中旬刊 (总第471期) 时代Times构在经营管理、业务开展以及评级作业流程中, 是否遵循《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和《信贷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管理规范》的要求, 规范性的进行操作。日常监管则采取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的方式, 对评级机构的业务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或随机抽查。
四是实施以违约率检验为核心的考核制度。
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启动了对信用评级机构以违约率检验为核心的考核制度，加强了对评级机构业务行为的监督约束。在这个制度的框架下，每户向中国人民银行进行过报备且被批准开展评级业务的法人评级机构，凡是对外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后，均须将评级报告的相关要素按要求及时录入中国人民银行的信用评级违约率检验系统，以备检验。
通过上述四个层次的交互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对评级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的业务行为及其结果实施着考核与综合评价。
三、对信用评级质量评价要素的讨论
国内目前开展信用评级业务的模式虽然是“商业运作，市场选择”，但事实上评级机构并不能主动参与市场行为，而是要经过申请并被允许，也就是说要由官方认定其业务资质后，评级机构方能在市场中开展业务。在这样的市场介入条件下，市场对评级机构及其结果是没有自主选择权的，因而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也就谈不上完全是由市场来认可。因为如果评级的结果完全是由市场来选择、评判，则评价形式要简单得多：即由评级机构采取主动评级的形式开展业务，如果其评级报告无人问津，评级机构也就自行从市场中消失。所以，在现时依靠特殊政策扶助下开展的信用评级，对其结果，各方潜在的使用者除了用各自不同的标准衡量其可信度外，均希望监管当局为其评级结论的可用性做出某种形式的保证，否则，对其评级结果的应用，要么持保留态度，要么干脆拒绝。而监管当局在无法律法规为凭的情况下，也确实无法对评级结果的正确性给予保证(至少是在评级有效期内的相对正确性)。在监管当局不可能承诺信用评级具有可信度的前提下，目前在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中，信用评级其实已成为了某个运作程序中的一个为迎合政策需求而存在的环节，信用评级报告充其量仅是在整个运作程序中起到备案的作用，信用评级的风险定价之本质功能并未得到有效体现。
监管当局既然不能从直接肯定信用评级结果的方面来推动信用评级的发展，那么只有选择从加强对评级过程的规范与监督这样的角度，来间接的尽可能地提高评级结果的可信度，套用法律术语描述，也就是从维护评级程序的正义去促进评级结果的公正。
在采取间接形式对信用评级质量进行评价的过程中，笔者认为以下要素是必须重点加以考察的。
（一）评级机构的从业资质
从业资质主要是指评级机构的注册资本金，经营场所，组织管理水平，专业评级人员的结构，技术设备情况等。
一般情况下，注册资本不应低于500万元。主要用途应当放在招募人员、业务拓展、培训研究、更新技术设备等方面。信用评级是需要用高额费用来吸引、招揽并留住高端人才的，是一个前期要大投入而收益在未来的行业。因此，没有一定量的资本投入是不能从事这个行业的。目前国内的评级机构大多没有足够的资本投入，因而既不能吸引高端人才加盟，留不住优秀人才，又无力去积极展开营销宣传，开拓无限的需求市场。
经营场所必须是机构的自有资产，而不是租赁的场地。因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必须以实力稳固，经营稳定，诚实可信的面目示人。所以成天算计着搬家的公司，不适宜跻身评级行业。
组织管理水平体现的是机构是否具有正常开展业务并持续经营的能力，同时也反映出机构的社会责任意识及其市场竞争能力。包括管理人员和工作部门的合理配置，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等。
专业评级人员的结构。这是评级机构的业务核心力量，必须仔细考察。从一般性的需要而言，专业评级队伍的结构必须是由来自于经济、金融、财会、管理、法律等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员所组成。这些人员应当具有至少在本专业七年以上的实践经验，并具备了中级或以上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方能满足评级作业所需的知识和经验金融Finance NO.02, 2012 (CumulativetyNO.471) 条件。而如果进一步从严格的信用评级定义的角度要求, 专业的评级人员均应是来自各专业的行家里手, 是各自行业中的佼佼者。
技术设备至少要满足建立内部信息传输系统和评级数据库的条件, 且有专人维护, 并设置专用、隔离的保密场所。
（二）违约率的计算要以等级相同的报告为基数
信用评级具有风险定价的功能，评级结果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如果被评级对象发生违约情况则关系重大，这从客观上对评级结论的准确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对评级结果采用苛刻的衡量标准也是市场稳健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目前对违约率的计算采取用某个时期内的评级报告总数作为计算基数的做法，笔者认为不尽合理。应当使用一定期间内同级别的评级报告为计算基数，按不同级别分别计算该级别的违约比率。因为不同级别的评级报告存在着诸多不可比因素，笼统地将其作为计算基数存在计量不精确，并有缩小或掩饰评级违约程度之嫌。而在同一级别中进行比对计算。缩小计算基数，能够更直观的发现评级机构在评级管理中存在的制度缺陷，揭示其评级作业中潜在的操作风险，进而有利于评级机构及时对同级别的其他评级结论进行检索反思，及时进行跟踪修正。同时，也体现了对评级过程及其结论高标准严要求的考核理念。
此外，笔者认为，在剔除了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违约情况外，应当设定违约率比率的合理上限，例如，以3%为合理的允许值。
(三) 要考察评级报告是否对违约可能性以及违约损失做出明确提示
信用评级的核心作用就是预测被评级对象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发生信用违约的机率，但目前实践中，在多数评级报告中除了用字母标示信用等级外，对信用等级的违约含意并未做出明确的说明。对于使用者而言，因为信用级别传递的信息较为模糊、宽泛，所以对信用级别的理解多有偏差甚至存有歧义。为此，评级机构有义务在评级报告的显著位置明示被评级对象在评级有效期内可能发生的违约概率(以直观的数字标示)，以及因为违约而可能产生的违约损失比率。倘若信用评级报告中缺乏这样的要素，则应视其为不合格。
（四）评级报告的文档质量
信用评级报告是以文档形式面世的，因此，文档质量的高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评级报告的质量。通过在实践中观察，相当部分的信用评级报告均存在文档质量需要下大工夫提高的问题。例如，行文逻辑混乱，词不达意;遣词造句或晦涩别扭，或夸张离谱不着边际;概念没有搞清，却胡乱引用、解释;分析与判断，要么缺乏依据，要么与结论矛盾;盲目摘抄不相关的材料，断章取义，拼凑篇幅，企图提高报告档次;有的报告甚至错字连篇，歧义丛生。
存在上述问题的评级报告，已经不是用瑕不掩瑜可以搪塞敷衍的，它反映出了机构的文化素质不高和极不严谨的经营作风。试想，一个靠卖文档生存但却连基本的文档都做不好的机构，他的评级报告有可读性吗?更不必谈可用性了。所以，强化提高评级报告的载体———文档的质量，不仅是评级机构自身长期的责任，也是监管机关不能忽略的考核内容。
（五）设立责任追究制度
评级机构在评级中出现严重失误，导致使用其产品者蒙受经济损失，目前国际通行的做法是评级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仅只是遭受道义谴责。对此，市场多有诟病。笔者认为，国内征信建设处于起步阶段，不宜盲目追随所谓“国际惯例”，而应当设立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发展环境的章法。所以，建立信用评级违约追究制度，应当成为征信管理的要素之一。
建立信用评级违约制度，可从制度约束方面强化信用评级机构恪守职业操行审慎从业的意识，一方面限制了市场中不良竞争行为的发展蔓延，另一方面也可激励评级机构不断提高评级作业质量，增进其社会公信力。至于在评级发生了违约的情况下，评级机构应采取何种形式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程度的高低等具体的操作原则，笔者认为应当在征信管理的法律法规框架下寻求科学合理的解决途径。
外部质量评价 篇2
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内部保障体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蓬勃开展的同时，开拓创新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体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之路，健全完善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体系，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的教育发展要求，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进步与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一、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体系的内涵和构成
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体系是指学校外部为了对学校教育质量实施连续有效的质量监控所建立的监控体系，由全国性或区域性的专门机构组成。这些机构的主要任务是领导、组织、实施和协调高等教育质量鉴定活动[1]。
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体系是具有保障和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功能的整体，其构成主要包括保障目标、保障主体和保障客体等[2]。
保障目标是指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的目的。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的目的是保障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应定位于通过监督、调控、指导高等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促使高等教育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需求，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科技进步作贡献。
保障主体是指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的主体是政府和社会，包括国务院各部委、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专业评价委员会、社会评价机构等。保障主体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切实发挥质量外部保障体系的作用。
保障客体是指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活动所指向的对象。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的客体是高等教育实施机构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活动过程。在我国，高等学校是高等教育实施的主要机构，所以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的客体是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
二、构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体系的现状
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体系一直是以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评估为主，属于行政性评估。
自1990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工作发展很快。从1993年到，我国已有170多所高等学校进行了本科教学工作的评估，有80多所高等学校申请参加了优秀教学工作学校评估，其中已评估了13所高等学校。，国家教育部又对全国25所本科院校进行了本科教学工作随机性水平评估的试点工作[3]。
2月，教育部在《20-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实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健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实行以五年为一周期的全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制度，从而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些措施，在促进高校提高教育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体系积累了经验。
三、当前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体系所面临的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深入，以政府行政性评估为主的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体系在保障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方面虽然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但是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立法滞后，评估工作缺乏法律依据和规范。
我国在教育评估法制建设方面，至今除了《普通高等学校评估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这一部行政法规外，其余的只有散见于其他法规中的零星评估条款。《暂行规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其中关于评估目的、评估主体、评估机构等有关规定，不适用于新时期评估工作的开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社会与高校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职责与权限迫切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界定和规范。 (二)质量保障主体单一，政府对评估工作进行独家控制。
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完全是行政性的政府行为，社会其他各方面很少实质性参与评估过程，评估的.目的、标准和价值取向只能体现政府的愿望[4]，这样就会产生多方面的问题。
1.评估活动封闭
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由行政部门发起、实施，评估结果由其解释和使用，有很强的封闭性，这样既不利于高等学校的各项信息向社会传递，又会影响到评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2.评估失真
由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与高校工作的规律不同，评估人员大多也并非专业出身，使得政府不可能收集到全国几千所高校准确、全面的质量信息，会引起评估结果的失效，乃至决策的失误。
3.评估效率低下
政府是评估的唯一主体，带有明显的权威性。高校对政府自上而下的评估结果只能消极地接受，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样对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改进难以起到真正的作用。
(三)市场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作用不强。
专门性评估机构是一种社会机构，政府职能部门把教育评估看作是一种既定利益而不愿委托给社会机构。专门性评估机构要解决不少“生存”问题，例如接受委托问题、与行政部门的关系问题、评估市场开发问题等，只有政府转变职能，形成具有市场主体地位的各评估机构之间相互竞争与合作的评估市场，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四)质量保障机构职能重叠，设置分散。
目前，我国各级各类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机构还没有形成一个分工明确的有机整体，有些组织之间在职能上还存在一定的交叉与重叠。而且，国家没有统筹规划专业评估机构的设置，没有按大区设立评估组织，使得专业评估机构多而分散。另外，无论是政府评估机构，还是各专业评估机构，其专业化程度不高，特色不强。
四、健全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体系的对策
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制度化的过程。借鉴发达国家的改革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健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体系，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
(一)加强立法，使评估和保障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我们应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针和政策，吸收其他国家质量保障的法治经验，结合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理论和实践，对《普通高等学校评估暂行规定》进行修改和完善，对政府、社会与高校在质量保障中的职责与权限加以界定和规范，从法律上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机制。
(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外部保障组织体系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一直是由政府主导，外部保障组织体系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表现出很大的行政依附性。对此，政府应转变职能，变行政管理为政策调控，通过制定有关政策法规、财政拨款资助、组织评估检查等非行政指令性的措施来发挥作用，逐步建立起独立于高等教育各利益主体的质量保障组织体系[5]。
(三)加强评估中介机构的建设，发展中介性评估。
发展中介性评估，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与效益的有效途径。评估中介机构要通过对现有人员的培训和对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提升机构人员的专业素质，建立评估信息网，积极开展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建立探索符合实际、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和评估办法，形成评估机构的特色和专业优势[6]，坚持独立性与公正性，树立权威形象。
(四)构建彼此协作、上下贯通的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体系。
分工协作的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体系有助于节约评估开支，减轻多重评估给高校带来的负担。应分别建立国家和地区级的专业性评估中介组织，分别领导、组织和协调相应范围内的评估活动，实行分级设置、管理，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和职能，并促进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形成一个上下贯通、责权分明的外部保障体系。
健全完善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体系是深入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只有健全完善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障体系，切实加强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外部监控，才能保证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实现高等教育健康、持续和协调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田恩舜.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及其运行机制[J].高教探索，.
[2]安心.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3]贺祖斌.高等教育大众化与质量保障[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张波.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中应予关注的几个问题[J].高教发展与评估，.
[5]许建领.论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指向与建构[J].高教探索，.
系统测试的外部质量评价方法研究 篇3
关键词：功能点分析法,软件质量评价,软件度量
1 引言 (Introduction)
软件质量难以量化, 寻找客观、可量化的软件评价方法是软件工程研究的方向之一。软件的定量研究难度大, 被认为是“寻找不可能的圣杯”[1]而测量学却认为“凡是不能测量的, 便是不能对其进行控制的”[1], 所以软件测量的标尺只能采用折中、平衡和约定性的。Allan Albrecht提出了功能点分析法 (Function Point Analysis, FPA) [1,3]被国际软件行业逐渐认可。本文提出基于FPA的软件评价计算模型, 该模型可用于软件的外部质量评价, 对软件质量评价量化提供参考。
2 软件度量 (Software metrics)
2.1 软件度量分类
在软件生存周期中对软件质量的度量方式主要分为三种:内部、外部和使用质量度量[4]。内部质量度量是从设计和开发的角度进行, 外部质量基于规格说明, 使用度量则是从真实世界的需求角度来考虑。本文仅对外部质量度量进行讨论。
2.2 软件度量过程
软件度量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步:需求分析、设计、执行、分析结果。度量需求分析是有效构造软件质量客观评价的前提。度量需求分析的依据通常是需求规格说明。其次确定产品的类型, 最后选择相应的软件质量模型。
设计包括:选择度量类型、确定定量定级水平[5]、确定评价规则。软件的质量特性无法直接度量, 因此需定义各质量特性的等级、各质量特性标识, 确定定量定级水平。
执行过程是收集和分析测试数据的过程。采集的数据应该基于正确定义的度量和模型, 从而保证数据的正确性、准确性和精度;因此, 在收集数据之前, 应当设定数据采集的目标, 并且定义有意义的问题。同时必须详细规定使用的数据分类计划, 避免脱离度量采集无用信息。
收集到数据后, 必须选择合适的度量指标, 采用一种适当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得出度量结果[6]。
3 软件外部质量评价模型 (Software evaluationmodel of external quality)
根据ISO/IEC 14598的要求, 定量测量的结果需映射到标度上[4], 为了便于理解, 我们采用百分制的标度, 根据计算结果, 将评估结果分为不合格、合格、良好、优秀四个等级。
3.1 确定软件质量特性权重
(1) 软件外部质量特性分类
按照ISO/IEC 9126中对软件外部质量度量特性的要求, 将软件外部质量特性分为功能性、可靠性、易用性、效率、维护性和可移植性[2]。
(2) 软件外部质量特性权重
软件外部质量特性的权重是指软件外部质量特性占软件整体质量的比重, 反映各质量特性对软件产品质量的影响大小。权重的确定由项目的技术委员会确定, 技术委员会成员由项目干系方及行业专家组成, 由多方确定的结果保障了模型计算结果的合法、有效性。
一般情况下, 功能是软件的根本, 非功能特性本质是功能的延伸, 因而功能在软件质量特性中权重最高, 外部质量的度量可将非功能性折算为FPA。权重矩Wi (其中∑Wi=1) [5], Wi= (W1, W2, W3, W4, W5, W6) T= (功能性, 可靠性, 可靠性, 易用性, 维护性, 可移植性) T。
3.2 软件问题的量化
(1) 软件问题评分规则的确定
质量评价中, 软件问题是重要的评分依据, 通常对软件问题进行分级, 分别是致命、严重、一般、微小和其他[7]。
在该评价模型中, 问题严重性的定义由高到低, 1级问题为最严重问题, 以此类推。为了使问题等级的划分清晰、便于计算, 我们将赋予问题等级相应的计分值, 形成问题等级矩阵Ki= (1, 2, 3, 4, 5) = (不合格, -3, -2, -1, -1) 。
(2) 软件问题计分值的确定
在对软件进行测试时, 对各软件特性设计测试用例, 对相应类型的软件问题形成问题矩阵Tij (i:问题等级, j:软件特性) , 形成如下的矩阵:
在问题等级矩阵Ki和问题矩阵Tij都明确后, 我们可以计算得出计分值矩阵Fi=|Ki*Tij|。
3.3 综合得分的计算
(1) 计分比值的确定
在计算得出Fi后, 定义用例矩阵Yi= (功能性用例数, 效率用例数, 可靠性用例数, 易用性用例数, 维护性用例数, 可移植性用例数) , 为了把非功能质量因素转化为FPA, 这里将效率用例的转换系数设置为a, 可靠性用例的转换系数设置为b, 易用性用例的转换系数设置为c, 维护性用例的转换系数设置为d, 可移植性用例的转换系数设置为e。
Yi= (Y1, aY2, bY3, cY4, dY5, eY6)
通过矩阵Fi和Yi我们可以得出计分比值的矩阵Bi, 矩阵Bi中的值为矩阵Y与矩阵F相减后除以矩阵Y相应位置的值得到。
(2) 综合得分值的确定
获取Bi后 , 我们就可 以得出最 终的综合 得分Z=Bi*Wi*100。
4 实例应用 (Example)
4.1 需求分析及采样
某政府部门的业务系统, 系统为本级及下级单位提供服务, 这类业务具有极高的相似度, 适合于本评价模型进行评价。在该项目实例中, 设计的测试用例总数为355 (个) , 其中功能性211, 效率11, 可靠性102, 易用性15, 维护性12, 可移植性4。此外问题情况是 (个) :功能性58, 效率2, 可靠性19, 易用性3, 维护性0, 可移植性1。
4.2 模型计算
(1) 软件外部质量特性权重
按照技术委员会的确定, 软件外部质量特性权重矩阵W= (0.4, 0.25, 0.15, 0.1, 0.05, 0.05) T= (功能性, 效率, 可靠性, 易用性, 维护性, 可移植性) T。
(2) 软件问题评分规则
软件问题评分规则矩阵K= (不合格, -3, -2, -1, -1) 。
(3) 软件问题计分值
对软件问题个数进行确认, 则获取到的软件问题矩阵:
按照上面给出的计算模型, 可以计算出结果并存放到矩阵中, F=| (-89, -4, -5, -2, -1, -1) |= (89, 4, 5, 2, 1, 1) 。
(4) 计分比值
为计算方便, 将a、b、c、d、e的值均取为1, Yi= (Y1, Y2, Y3, Y4, Y5, Y6) , Y= (211, 11, 102, 15, 12, 4) , 可计算出计分用例比, 计算值存放到矩阵B中, 则B= (0.58, 0.64, 0.95, 0.87, 0.92, 0.75) 。
(5) 综合得分值
最终的综合得分值Z=B*W*100=70.4, 计算过程如下所示, 系统的评价结论为合格。
Z=B*W*100= (0.58, 0.64, 0.95, 0.87, 0.92, 0.75) * (0.4, 0.25, 0.15, 0.1, 0.05, 0.05) T*100=0.704*100=70.4
5 结论 (Conclusion)
软件评价结果的直观性是软件测试人员和用户的追求, 解决好软件量化问题以及提供简便易行的计算方法成为该领域重点研究方向之一, 本文所提出的软件质量评估计算模型简便易行, 同时评估过程严谨, 为工程实践提供了高可靠、可行性强的评价解决方法。
参考文献
[1]Norman E.Fenton (英) , Shari Lawrence Pfleeger (美) .Software Metrics A Rigorous and Practical Approach 201-205.
[2]GB/T 16260.1-2006 (ISO/IEC 9126-1:2001) 软件工程产品质量第1部分:质量模型 (Software engineering Product quality) :3-5.
[3]王颖, 柳小军.基于功能点的软件度量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学报, 2013, 8 (1) :82-83.
[4]GB/T18905.1-2002 (ISO/IEC 14598-1:1999) 软件工程产品评价第1部 (Information technology-Software product evaluation-Part 1) :5-15.
[5]Roger S.Pressman (美) .Software Engineering A Practitioner's Approach:333-344;483-492.
[6]曹济, 温丽.软件项目功能点度量方法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23-44.
外部质量评价 篇4
一、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质
(一) 转型发展的法制化取向
英国大学的自治传统和自由精神与肇始于中世纪的“法律至上”的社会心理特征密切相连。哈耶克曾经指出, 正是因为英国传统存在的法律至上的观念才使得社会的自由发展得以实现[1]。 英国高等教育亦受惠于此, 法制的形成过程孕育着现代高等教育的转型与变革。
1963年, 《罗宾斯报告》 (Robbins Report) 出台, 认为高等教育的供给应该成为公民权力的体现, 需要关注学生的诉求[2]。 按照这样的制度构想, 英国高等教育开始实行双轨制, 并以多科技术学院作为扩大招生规模的主力军, 其后逐渐迈入了大众化阶段。应该说, 多科技术学院的出现, 改变了英国高等教育的传统观念, 通过即时回应社会需求的特征, 扩充了高等教育的内涵。到了1979年保守党执政以后, 政府为了减少当时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 开始削减高等教育的经费, 强调质量和效益。然而, 政府仅仅可以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 (UGC) 对大学制定指导性的分配原则, 却无法控制一直以来由地方当局负责管理的多科技术学院。为了加强宏观调控, 英国政府相继在1987年出台 《科罗汉报告 》 (Croham Report) 以及 《高等教育:迎接新挑战》 (Higher Education: Meeting the Challenge) 白皮书, 建议“把多科技术学院和一些高等教育学院, 从地方教育部门的管辖中脱离出来, 并且继续保持适应社区需求的特征”[3]。 1988年出台的《教育改革法案》 (Education Reform Bill) 实施了白皮书的改革政策, 以大学经费委员会和多科技术学院经费委员会 (UFC and PCFC) 代替了原来的UGC, 负责经费资助, 同时确立了多科技术学院的法人地位, 将其纳入中央统一管理。 随后, 1991年的 《高等教育: 一个新框架》 (Higher Education: A New Framework) 白皮书和1992年颁布的《持续与高等教育法案》 (Further and Highe Education Act) 彻底废除了双轨制, 同意多科技术学院升格为大学, 并在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内部设立质量评估委员会, 实施对高等教育机构学科层次的质量评估。这一评估机构与早前在大学机构内部协调建立的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 (HEQC) 分别承担了高等教育机构在学科和院校层次的质量评价工作。 直到1997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 (QAA) 的成立, 统一了高等教育质量的外部评价工作。 而同年出台的《迪尔英报告》 (Dearing Report) 则是对全面提升英国高等教育质量水平的一个回应, 认为质量和标准是公众利益的重要方面, 通过统一的质量保障可以提高英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4]。
从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 每一次转型和变革都是通过法制实现的。英国高等教育法制的进程大体可以分成:设立专门委员会———发表调研报告———颁布政策性的白皮书 (前期通过绿皮书咨询) ———形成法律文本。 这样的法制过程可以较好地保证高等教育发展的合理性及有效性, 将高等教育的理念以制度化的方式呈现, 同时有效平衡政府、社会、 高校三者的利益诉求。
(二) 维护传统的质量标准
就民族性而言, 英国是一个相当尊重传统的国度。高等教育一直以来都是精英主义取向, 追求各个学科领域内的卓越与领先, 英国学者的学术造诣与成就也蜚声国际。即使在高等教育不断扩张的时期, 英国依然注重传统大学的质量标准, 一方面, 将扩张的重心转移到多科技术学院一边, 另一方面则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政策和报告, 强调质量标准的重要性。在质量保障方面, 为了使高等教育拥有基本的学术标准 (threshold standards) , 1997年的《迪尔英报告》则建议将接受QAA的质量评价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拨款条件之一, 并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资历框架 (National Framework of Qualification) [4]。2001年以后, 在QAA和各高等教育机构的共同努力下, 逐渐形成了以《高等教育资历架构》、《学科基准声明》、《专业规范》以及 《实施守则》等四个层次分明、标准与实施相结合的学术基础规范 (academic infrastructure) 。
1.高等教育资历架构 (The Framework for Higher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in England, Wales and Northern Ireland, FHEQ) 。《资历架构》第一次颁布是2001年, 是对《迪尔英报告》的一个回应。2008年, 经与高等教育机构和业界人士的广泛咨询, 又出台了第二版。资历架构主要规定了英国高等教育学生所应授予的不同学位, 并说明了不同学位的学生在毕业以后需要达到的成果 (outcomes) 要求。目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 为高等教育机构和外部评审者设定和评估学术标准提供重要的参考;第二, 在终身学习的环境下, 维持一定的标准, 提供可持续学习的指引;第三, 通过在高教领域推动各级资历头衔的广泛使用, 促进社会对于不同资历期望成果的分享和理解[5]。其内涵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成果描述, 即通过考核获得的成果及实现某一类学位必须达到的要求。这一部分与学术课程的设计、批核与检视密切相关, 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在这些过程中提供给学生实现所有预期学习成果的机会。第二部分是说明一个学生应该拥有的更广泛的能力, 为高教机构和雇主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商讨某一资历学位者的一般能力提供参考[6]。
2.学科基准声明 (subject benchmark statement) 。《学科基准声明》是指在某一学科领域内部获得学位所应达到的水平, 亦即阐释了某一学科范围的学术标准, 学生在该学科领域所应具有的知识、技能或能力。因此, 学科基准声明可说是在学术领域描述某一特定学科所含专业群的本质和特色的一种方法, 它代表了对某一类型学位授予应有标准的期望, 以及拥有该学位者所应展现的能力[7]。学科基准声明为高教机构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参照标准, 同时也是高等院校内部评估的重要依据。
3.专业规范 (programme specifications) 。《专业规范》具体描述了在“成果为本”教育模式中, “预期学习成果”如何表达和应用的文本, 它规定了完成学位课程所需要达到的成果。而每一门具体课程中的预期学习成果必须与专业学习成果保持一致, 并且成果和学习过程、考试也要保持一致[8]。专业规范提供了一种视野, 把传统的教师“教”转变到学生的“学”上面, 以较为具体的方式说明了“教学目标”和“预期学习成果”的区别。但是, 专业规范并不强调一种固定的模版, 它给予学院或专业委员会充分的空间, 思考如何在院校的目标范围内更好地呈现专业发展方式。
4. 实施守则 (code of practice) 。《高等教育学术质量与标准保证实施守则》旨在说明高等教育实施过程中应遵守的基本准则, 高等教育机构在办学过程中的行为规范。 实施守则范围广泛, 从外部的审查到与他校合办学位课程, 在学生经验部分则从招生入学到职业教育的信息导引, 均有一定的规范。
2011年9月, QAA正式发布质量守则 (qualit code) 。 2013年10月经过最终修订, 守则代替了以上四个部分的学术基础规范, 共分成三大部分:第一, 学术标准;第二, 学术质量;第三, 高教办学的各类信息实际上, 质量守则涵盖了原来学术基础规范的所有内容, 并将重点放在使高教机构如何确保高等教育学位授予和课程的基本学术标准, 以及如何提升办学所提供的学生学习机会的质量上面[9]。 由此可见, 英国高等教育的结构虽然已经日新月异, 甚至普及化的进程早已开始, 但是在英国的历史观念里, 高等教育 (尤其指大学) 依然是高质量的代名词, 维护基本的学术质量和标准则是质量评价的首要任务。
二、英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评价的转型
(一) 第一次转型———大学外部质量控制的生成
双轨制时期的英国高等教育正处在一个大发展时期, 而承担发展任务的主体则是多科技术学院系统。英国政府为了保障发展时期的质量, 于1964年成立了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 (CNAA) , 主要负责多科技术学院的学位授予和质量审查工作。 而对于大学, 政府的态度一向是不希望直接插手到大学能够自主控制的范围里[10]。即使是当时已经存在的大学校长联席委员会 (CVCP) 及大学拨款委员会 (UGC) 能够通过商议和拨款对大学的发展起到一些影响作用, 但在质量保障和提升的主要方面, 还是由大学自我调控, 而CNAA对于多科技术学院的许多审核工作也是参照大学的样式进行。
1970年代中后期, 英国陷入通胀和赤字的经济萧条时期, 保守党于1979年上台执政以后, 立即在公共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政策, 包括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 将1981-84年期间对大学的经常性拨款减少10%[11]。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 政府开始对长期以来处在自主状态下的大学的效率提出质疑。为了回应政府的各项改革措施, 1984年4月, 大学校长联席委员会成立了由艾莱克斯·贾略特 (伯明翰大学校长) 为首的研究小组, 研究如何改进大学效率。 《贾略特报告》 (Jarratt Report) 在肯定了英国大学在历史上的杰出地位以后, 也同时指出改善大学效率的种种方法, 包括校企合作管理方式、对大学校长作为首席执行官的明确认识、 绩效指标的引入以及长远规划的制定等[12]。 《贾略特报告》的提出是对英国高等教育传统、自治等价值观念的挑战, 也引起了许多争论, 如管理主义能否在大学中实践依然值得商榷[13]。而在1983年, 大学校长联席委员会和大学拨款委员会也共同成立了学术标准小组 (Academic Standards Group) , 研究新的大学学术标准问题, 并于1984年出台了雷诺德报告 (Reynolds Report) , 倡导在大学内部设立必要的学术质量标准, 并要求在所有大学内应用。
虽然从政府到大学校长联席委员会都表达了对大学质量保障的关切, 但是由于在组织体制方面, 大学本身受到外部的约束较小, 即使是当时的UGC也仅能通过少量经费的删减提出一些想法[14]。 1988年 《教学改革法》通过以后, 大学经费委员会 (UFC) 替代了拨款委员会, 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大学外部管治组织。 UFC明确表示, 大学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对质量和效率给以全面的检视, 否则将严重影响大学的拨款数额[11]。 尽管许多大学对强制性的要求有所不满, 大学校长联席委员会还是在1990年组建了学术核证小组 (Academic Audit Unit) , 专门负责核查大学内部的质量保障运行机制, 并通过评价机制, 审视大学是否完成为达到教育目标而设立的各项学术标准。 随后在1992年双轨制彻底完结后, 学术核证小组被具有法人地位的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 (HEQC) 取代, 全面负责高等教育机构的外部质量评价工作, 而具体学科层次的评价, 则由1992年以后成立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内部评估机构负责。 自此, 一种“纯粹”的大学自治方式终结, 取而代之的是大学外部质量控制的生成。
(二) 第二次转型———围绕大学自治的博弈
在英国, 大学内的专业自治和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门, 所以, 1990年代的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在质量评价方面的工作, 仍然只是一种“轻触” (light-touch) 。 相对而言, 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内部的质量评估委员会 (QAD) 针对院校学科层次的评估更为严格, 因为QAD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为了维护1992年以后新入大学的教学质量, 所以评估任务涵盖了从目标到结果、从资源到学生、从课程到学习、从组织到环境等方方面面, 而这些工作对于传统大学而言, 显然也是一种“轻触”[15]。 1992年以后, 两套质量评价系统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 无论是政府还是院校都感觉到评价工作的重复和繁琐。 于是, 大学校长联席委员会和基金委员会共同出面, 成立了质量保证的联合规划小组 (JPG) , 共同研讨适宜于英国的外部质量评价系统研究的结果建议整合两个评估机构, 成立单一机构统一负责全国范围内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工作, QAA应运而生。
QAA是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慈善法人有限公司, 资金来源主要是接受英国高等教育机构会费和捐赠, 以及与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 (HEFCs) 等签订的契约经费[16]。 QAA在成立以后, 一度延续了前面两个评估机构的做法, 依然采取学科检视 (subjec review) 和院校检视 (institutional review) 并行的评价方式。 当然, 同一机构进行的不同层次的评价能够减少部分资源浪费和重复性操作, 但是这仅仅是对评价者而言, 被评者则总是认为这些评价工作消耗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持续升高[17], 而且院校检视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学科的范畴。 QAA经过了一段时期的酝酿和磋商, 从2003年开始将两个层次的检视整合为一个层次———院校核证 (institutional audit) , 并开始有针对性地思考如何保障大学的自主权利问题。
实际上, 英国高等教育的外部评价一直处在两种思维的博弈之中, 其一是延续80年代《贾略特报告》所提出的效率思想, 认为高教机构的教学质量是获得学生信任的前提, 评价的目的就是通过机构之间的竞争促进效率和效益;其二则是本着大学自主的理念, 认为外部评价不能过分干扰院校内部的质量安排, 整体的质量保障应该本着专业优先的原则, 凭借学术发展的动力自我改善[18]。所以, QAA一直处在矛盾的状态, 外部评价方式的交替变化, 也反映了思想上的不稳定。院校核证从表面上看来, 是政府为了追求高教质量, 通过QAA对高教机构进行外部问责的一种方式, 但实质上, 政府亦想凭借问责实现某些政治方面的目的, 如塑造公民社会形象, 加强行政控制等[19]。而任何政治性的满足, 无可避免地具有公共管理的属性, 所以必须借助技术性和形式化的手段, 以应对公众对专业角色及其所做判断的怀疑[20]。另外一方面, 如果核证仅仅是提供“证实的形式” (rituals of verification) [21], 那么核证的控制和保证技术就只是起到一种临时核查的作用。问题是谁来监控核证者呢?答案显然只有一个:信任 (trust) [22]。QAA所担当的职责和任务也会比较明确:为了信任和保护自治机构, 必须采取相应的核证手段。
QAA的院校核证基本上还是秉承了第二种思路, 经过2002年、2006年、2009年几番修订, 院校核证手册尽可能地把核证范围压缩到院校可以接受的程度。第一, 确保院校内部质量保证结构和机制的有效性, 着重考察在专业层次的各项实施规则;第二, 是否能运用国家已经设立的基本学术规范作为质量发展的参照标准;第三, 院校信息的准确性、透明性和完整性;第四, 检视院校系统化地处理内部质量保障程序结果、外部检视报告结论、利益相关者反馈等的方式的有效性[23]。即便如此, 一些学术人士依然认为, 核证初期的问责机制就像是“单行道” (one way street) , 质量保障部门都是在考虑自身的利益, 很少在政策拟定中咨询院校[24]。然而, “任何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系统都必须依赖值得信任的学术群体, 因为没有系统能完成恒定的监控。完全以控制为基础的系统能够磨灭每一个愿意为质量而付出努力的人的内在动力。控制一个人的行为, 除了减少被控制者的自由以外, 最主要的是, 让被控者相信控制可以掌控他们的行为并能够使他们按照想像的方式前进”[25]。假如这样, 学术的创造性将大打折扣。因此, 以信任为基础 (trustbased) 的核证理念在质量评价中开始凸显。良性的以信任为基础的系统会更有效率, 因为不仅节约管理成本, 具有创新精神, 而且能激发学术人员的内在驱动力, 从而实现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目标。2006年以后, 随着核证手册的不断修订, QAA加强了与学术领域、业界的沟通和联系, 认为一个有效运行的内部质量保障机制是核证的重点。当然, 如何检验这个机制, 还要凭借已建立的四位一体的学术基础规范。
(三) 第三次转型———以学生为中心的检视机制
2007年,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这场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英国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下, 承受着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开支压力, 政府开始在高等教育领域思考质量、效益及与社会经济密切联系的问题。 2010年10月, 一份以高等教育财政为主题的研究———《布朗报告》 (Browne Report) 出台, 随后, 2011年6月颁布了 《高等教育: 以学生为中心》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at the Heart of thSystem) 的白皮书, 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亦于同年8月发表了《一个切合目标的管理框架》 (A New Fitfor-Purpose Regulatory Framework) 的咨询报告, 几份文件相继提出高教拨款中的风险意识, 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将减少整体教学拨款 (block grant) 数额, 允许院校提高学费并给以充足的贷款保障和灵活的还款机制[26]。
与此同时, 在质量保障领域也引发了一场“后- 布朗争论” (post-Browne debate) , 焦点在于能否在外部质量评价中加入风险意识, 对那些信誉良好和内部质量保障机制健全的院校, 可以延长评价的周期, 同时加强对表现较弱的院校的评估和追踪[27]。 QAA依据上面的讨论结果, 系统总结了核证时期的评价经验, 提出了以风险为基础 (risk-based) 的院校检视方法。 2011年9月, QAA颁布了质量手册, 取代了核证时期使用的学术基础规范, 作为评价的学术标准和行为准则。 2012年5月, QAA出版了院校检视 (institutional review) 手册, 经过多方咨询和修正, 2013年6月正式发布了 《高等教育检视:用户手册 》, 决定从2014年起, 用新的方法对英国高等院校全面开展检视工作[28]。
新的高等教育检视主要包括两个范畴, 其一是检视各高等院校是否提供具备适当学术水平的学位资历, 及达到符合一定质量的学生经验;其二是检视各高等院校是否在适当的方式下, 依其法定权力颁授学位。 QAA所执行的检视依据则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 院校如何设定及维持基本的学术标准;第二, 怎样管理学生在教学、资源及学术支持等方面学习机会的质量;第三, 怎样促进学生学习机会的提升;第四, 如何确保公共信息的透明和有效[28]。 可以看出, 新的检视机制重点关注的是学生。 因为, 在QAA看来, 学生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和高等教育的受益者, 因此, 质量和标准都应该是围绕学生展开的[29]。
首先, 高度重视学生的参与度。 检视手册中在要求院校提交自评报告的同时, 也会要求院校必须指派一名学生领导代表 (LSR) , 递交一份书面文件。 实地访问的检视小组也必须有一位熟悉当地高等教育的学生领导代表作为正式成员。在每个院校的自我保障体系中, 学生参与也是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如, 院校的学术委员会、负责专业修订和评审的委员会以及行政委员会需要有学生的参与。学生的申诉和信息反馈也应该成为院校质量保证中的恒常机制。
其次, 保证学生获得高质量的学习机会 (learning opportunities) 。 在质量守则中, 各层次的学术基本标准是学习机会养成的参照依据。 检视重点关注的是, 不仅专业的制定、 批准以及修订需要学生的参与, 而且专业预期学习成效要与整个院校拟定的毕业生特质保持一致, 专业计划要能体现出知识的连贯性和逻辑性。 检视如何促进学生学习机会的质量, 还有一个重要的观测点, 即学生、高校以及雇主之间的联系程度。 2012年公布的《威尔逊报告》就已经提出, 大学应该成为经济的中心, 培养具有企业精神的毕业生, 以促进学生高质量学习经验的形成和适应社区和经济发展的需求等[30]。 所以, QAA在整个评价过程中, 将会围绕学生如何获得高质量的学习体验来进行。
最后, 从关注 “质量保证” 转向 “质量提升” (quality enhancement) 。 QAA认为, 质量管理的过程不仅是一个保证的过程, 更主要还是一个提升的过程[31]。 这一方面体现在对于学生学习成果的关注, 除了要求院校通过各种“证据”证明学生达到所设定的预期成果之外, 还会通过一些特殊主题 (thematic element) 的考察, 如新生入学后的学习体验等, 帮助院校重点关注学生学习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 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 促进院校高度重视质量提升的举措。 如, QAA在2013年6月在网上公布的基尔大学 《检视报告》中就建议, 该大学需要建立可行的学生参与机制, 确保每个专业的学生参与度, 以及提供给所有学生准确、透明的专业成本核算信息等[31]。
QAA在新的检视方法出台之前, 曾经通过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向社会各界广泛咨询, 提出了以下几点: 减小院校不必要的负担 ———从轻触到微触 (lighter touch) 、 更大的透明、 个性化的检视 (tailoring review) 、对质量提升的持续关注、学生作为全过程的参与者等[32]。 应该说, 以上的关注点全面概述了一种以风险为基础的检视方法, 对于表现良好的院校, 在检视周期上给以适当的“照顾”, 而对于风险较高的院校 (如判断等级为“未达英国期望标准”和“需经改进方达英国期望标准” 的院校) , 则会不定时地追踪检视, 推动改进。
三、研究结论
英国是一个善于在高等教育的不同方面塑造典型模式的国家, 但一个一个光鲜耀眼的成就背后也蕴含着许多深层次的内在因素。所以, 当我们赞美、评论基金委员会、QAA等中介模式的时候, 也同样要结合英国发展的历史、文化、政治及经济背景来看待。
英国大学向来拥有自治的传统, 其维护传统质量、校企联合的做法也一直为外界所称道。 但细究起来, 两者似乎又是一个矛盾的过程, 学术自由的发展难道需要基本标准的规制吗?高等教育的变革一定要以市场为导向吗? 实际上, 这样的矛盾可以深入到高等教育发展的理念之中。 1970年代后期, 管理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英国备受推崇, 英国政府自然将这样的理念深入到高等教育领域。“冗长的会议、堆积如山的文书、 繁杂的事务性工作已经将研究彻底边缘化。 学术人员自由和反思的缺失、长效机制的匮乏以及学术支援的不充分使学术好像一件不可避免的任务, 而整天还要面对评估、完成目标、同僚审核以及各种指导, 这些已经成为管理和学术间持续增加的张力。”[33]同时, 英国政府不断把市场的机制植入到院校之中, 积极倡导高等教育直接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 并以法制化的形式不断推动英国高教的转型和变革。 然而, 高等教育的发展毕竟有其自身的规律, 何况英国作为世界大学的发源地之一, 在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方面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政府和大学博弈的结果使双方的利益诉求都能够得到满足, 政府通过宏观控制引导着大学的发展, 而大学作为自治的实体, 也期望在大学精神的指引下, 充分实现育人、研究、服务等价值功能。其实政府和大学的利益都跟自治的话题密切相关。 如伯达尔指出的那样, 自治分为实质性自治和程序性自治, 实质性自治是决定大学发展方向的自治, 即教育目的的问题;而程序性自治则是对学术过程的自我控制[34]。英国政府在这场博弈中当然是想引导大学的实质性自治, 即希望大学对于高深知识的追求不能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程序性自治方面, 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大学的特色所在, 根本不会也没有想过要去撼动学术的尊严和权力[35]。
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领域, 政府与大学的博弈依然持续。无论是原有的质量核证还是新的质量检视都重点强调一种 “轻触或微触”, “量体裁衣式的检视方法”, 外部评价仅仅是在基本学术标准的基础上, 对院校内部质量保证机制有效性的审核。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英国的质量评价中并没有针对教师的听课任务, 因为教学质量是属于程序性自治的范围, 外在评价不会直接去评论一个教师上课的好坏。从另一个角度而言, 政府的利益也在质量评价中得到彰显, 捍卫传统的做法、法制化的推动、学习体验的养成以及质量提升的强调等, 全部都体现出宏观引导的策略。 学生在英国的高等教育评价中被提升到了很高的位置, 以生为本恰恰可以反映出对于核心利益相关者的重视, 同时不断强调高校、学生和雇主间的密切联系, 英国政府也一度认为高等教育的“私益性”大于“公益性”, 所以学生是否能够参与和受益应当作为质量评价的一条基本原则[29], 而市场化的引导策略也就此生根发芽。
英国高等教育依然处在不断转型和发展之中, 一些新的模式可能还会出现, 其所产生的效果并不能为我们所预知。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英国高等教育评价在历史进程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及其背后成因必将引发我们的思考, 也会为我们形成适合于自身特点的评价方法提供一种借鉴。
摘要：英国大学有着院校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传统, 同时英国高等教育也十分重视维护基本的学术标准, 并以法制引导高等教育的转型与发展。在英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评价的发展进程中, 政府通过外部问责、法制推动、质量提升和以生为本的评价策略, 不断引导着大学的实质性自治;而另一方面, 无论是原有的质量核证, 还是新的质量检视都重点强调“轻触或微触”、“门槛标准”、“量体裁衣式”的检视方式, 以保障大学的程序性自治。所以, 英国高等教育的外部质量评价的转型实际上也是政府与大学相互博弈的结果, 转型与发展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及其背后成因, 也将为其他国家形成适合于自身特点的评价方法提供一种借鉴。
外部质量评价 篇5
一、日本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的基本形式
对教育质量的思考,促进了对教育质量进行评价的教育行为的诞生。日本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立足实际,并且在相关法律政策的引导下,形成了设置认可、内部评价、外部评价三种评价形式,且不同形式的评价主体各不相同。其中,设置认可的评价主体是文部科学省,内部评价的评价主体为职业学校自身,外部评价的评价主体为独立于政府和学校之外的第三方评价机构。
(一)设置认可
日本文部科学省作为主管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负责制定各类学校设置基准,并对学校的设立进行鉴定评价。文部科学省先后于1961年、1975年、1976年分别颁布了《高等专门学校设置基准》、《短期大学设置基准》、《专修学校设置标准》。这些设置标准,都规定了开办一所学校必备的基本条件,包括:学校教育组织的规模标准;学校教育编制标准;学校行政编制标准;学校设施设备标准等。它们通过设定外部条件来规定开办一所学校必备的基本条件。文部科学省对各项标准进行量化。正是这一系列有关职业学校设置法令的颁布,为职业学校的设置认可提供了统一的鉴定标准,也初步保证了新设立的职业学校的质量,[6][7]使它们能够在一个较高的质量起点上有效运作。
(二)内部评价
在日本职业教育的发展中,宽泛意义上的内部评价一直存在,但明确提出职业学校必须进行内部评价是在1991年。1991年,文部科学省对《学校设置基准》重新修订。相对于以前的详细规定,文部科学省对新基准进行了简化。但是,新基准的简化并不意味着对职业学校教育质量的放松。新基准要求职业学校必须履行自我点检、评价的义务,制定相应的自我评价项目并建立自我评价体制,向本校教师、职员及相关政府部门公布评价结果,根据评价结果中的不足之处进行改善、改革,[8][9]以便通过内部评价来自我监督教育质量。1999年,文部科学省再次对《新基准》进行了修改。此次修改不仅再次明确了内部评价是各个职业学校必须履行的义务,而且它也通过制度的完善使职业学校能够自觉履行该项义务。
(三)外部评价
2003年3月,日本修改后的《学校教育法》规定,职业学校必须接受外部评价。外部评价作为职业学校的质量评价形式,它的承担者为独立于政府和学校之外的第三方评价机构。为保证这些第三方评价机构对职业学校的教育质量进行有效的评价,反映被评价职业学校的真实情况,文部科学省依据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对这些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质量认证。第三方评价机构必须在接受了文部科学省的认证之后,方可承担职业学校教育质量的外部评价工作。至此,以第三方评价机构为主体而开展的外部评价逐渐成为日本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的一个主要形式。
二、日本职业教育质量外部评价的做法与经验
日本职业教育包括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和专修学校等多个层次,对职业学校进行外部评价的机构也多种多样。职业学校可以根据需要,自主地选择一个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学校的教育质量进行评价。笔者根据日本网站资料,[10]如何对它的评价对象——短期大学进行外部评价为例,梳理以第三方评价机构为主体的日本职业教育质量的外部评价工作的具体实施。短期大学基准协会(简称“基准协会”)在2005年通过了文部科学省的认证,成为对短期大学进行外部评价的第三方评价机构。[11]短期大学基准协会的评价对象是向其提出教育质量外部评价申请的所有短期大学。短期大学基准协会对短期大学进行评价的周期为7年一轮。短期大学基准协会实施的外部评价工作主要有以下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评价援助短期大学主体性的改革与改善,以充实并提升短期大学的教育质量;二是通过向社会公开公布评价结果,赢得社会对短期大学的广泛理解与支持。正是在如此明确的目标指引下,逐渐使日本职业教育质量的外部评价在评价基准、运行机制、具体流程方面形成特色,并具有了不断进行自我完善的弹性机制。
(一)外部评价的评价基准严密而多样
首先,采用什么样的基准,是职业学校教育质量外部评价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日本,评价基准是由第三方评价机构制定的,制定后的评价基准必须上交文部科学省进行审查。尽管承担外部评价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它们各自制定的评价基准不同,但这些第三方评价机构所制定的评价基准绝不是随意而为的。以短期大学基准协会这一第三方评价机构为例,它所制定的评价基准,通常是依据短期大学设置基准编制而成的,且更注重教育的内部环境条件,该评价基准分为规定和自选两大部分。规定部分的评价基准,指的是各个被评价的职业学校在评价时都必须要接受的评价基准,即短期大学基准协会从:(1)办学精神与教育效果;(2)教育课程与学生支援;(3)教育资源与财政资源;(4)领导力和统治力等四个方面对各个短期大学进行外部评价。每项基准之下有若干二级评价基准,每个二级评价基准之下还有具体的评价点(见表2),由此可以看出日本职业教育外部评价的评价基准的严密性。
除了规定部分的评价基准,短期大学基准协会还制定了三项可供被评价学校自选的评价基准,包括:(1)教养教育的组织;(2)职业教育的组织;(3)地域贡献。所有提出外部评价申请的短期大学均可根据本校自身的情况,选择其中的一类进行评价(见表3)。
表3列出的评价基准是短期大学在申请外部评价时,可以自选的评价基准。短期大学教育质量的外部评价既有规定的评价基准,又有自选的评价基准。从中不难看出,以第三方评价机构为主体的日本外部评价的评价基准具有多样化的特征。这样的多样化保证了短期大学办学时既有明确的统一目标,又有允许个性化发展的特色目标。
(二)外部评价的运行机制明确而详细
下页图1为短期大学基准协会对短期大学进行职业教育质量外部评价时的运行机制。
由下页图1可知,短期大学基准协会对短期大学实施外部评价的运行机制中,各个组织要素的任务都是非常明确的。正是各个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保证了外部评价的有效性与科学性。
外部评价的运行机制中有各种详细的规定。以评价委员的推荐筛选为例,短期大学基准协会接到短期大学的外部评价申请后,会立即着手组建一个具体执行外部评价的评价委员会。评价委员会由常设和临时两部分人员组成。短期大学基准协会对评价委员会的评价委员有着严格而细致的选拔条例。比如,条例中明确指出,和被评价学校有关系的人员一律不能进入评价委员会,而且评价委员在评价活动进行的过程中不得单独与被评价学校接触。关于第三方评价委员候选人的推荐问题,原则上要根据短期大学的人数,每3年推荐一次,并进行信息注册(见下页表4)。
(三)外部评价的流程具体而流畅
第53页图2形象地展示了短期大学基准协会作为第三方评价机构,对短期大学实施外部评价的具体流程。首先,由短期大学向短期大学基准协会提出希望接受外部评价的申请,并填写外部评价申请书;短期大学基准协会在接到短期大学的申请后,下达对该短期大学实施外部评价的通知;申请学校向协会交纳评价费用,并根据协会制定的自我评价项目进行自我评价,做成自我评价报告书,提交给协会(提交报告书的同时,也要求提交学校相关的资料);协会召开ALO①的对象说明会以及组织评价委员研修会。因为外部评价是以短期大学基准协会这一第三方评价机构来实施的,所以也被简称为“实施第三方评价”。在该流程中,首先由评价小组对短期大学提交的自我检查评价报告书进行书面资料的调查和现场实地考察,并向分委会汇报;第三方评价委员会负责将评价结果草案向内部公示;当短期大学对结果提出异议时,第三方评价审查委员会负责对异议的审查工作。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理事会进行机构认证评定。最后,短期大学基准协会在其网站公布第三方评价机构对短期大学的外部评价结果,一方面让短期大学针对外部评价结果进行教育质量的改善,一方面借此机会增进社会公众对短期大学的理解,增加双方的互动,有利于职业学校对自身问题的修正。
注:①理事会……依据第三方评价委员会做成的不同机构评价草案,确定不同机构的评价方案;②第三方评价委员会……依据各个分委会总结的不同机构的评价草案,做成不同机构的评价方案。另外,它还要制定第三方评价的基本方针、第三方评价体系的整体的检查和改善等,以及审议第三方评价实施中相关的事项等;③分委会……依据各评价小组提出的基于不同基准制成的评价表,编制不同机构的评价草案;④财务部……与评价小组和分委会一起,实施财政资源的评价工作;⑤评价小组……以接受评价的短期大学提交的自我检查及自我评价报告书为依据,对各个短期大学进行书面资料的调查和现场实地考察,编制不同基准的评价表;⑥第三方评价审查委员会……负责向各短期大学呈报评价结果,如果该短期大学提出异议,要针对它们提出的异议申诉进行立案及重新审查。
三、日本职业教育质量外部评价的启示
(一)构建多元化的质量评价基准以促进职业教育的特色化发展
日本的职业教育质量外部评价体系非常重视评价基准的科学制定。虽然外部评价工作中所使用的评价基准不是文部科学省制定的,而是由第三方评价机构来制定,但第三方评价机构在制定评价基准时绝不是任意设置评价指标,草率完成对评价基准的编制,而是严格依照文部科学省的相关条例来编制外部评价的评价基准。这样的做法首先可以保证第三方评价机构在根据编制好的评价基准对职业教育质量进行外部评价时,能够全面反映文部科学省对职业学校教育质量的整体要求,确保文部科学省对职业学校办学方向的宏观把握。
在这样的工作基础上,日本又在职业教育质量的外部评价工作中引入了多元化的质量评价基准模式,既有为了保证职业教育质量的规定标准,又有保证短期大学特色化发展的自选标准。而且,各个项目的一级评价基准之下设有二级评价基准,二级评价基准之下还有具体的评价点。在进行职业教育质量的外部评价工作时,第三方评价机构根据这些包含着规定标准和自选标准的评价基准对职业学校的各个方面进行评价,在考察职业学校教育质量的达成度情况的同时,还能保证职业学校的特色化发展和改革。正是在规定标准设置的同时设置了自选标准,自然而然地塑造出了职业学校教育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确保了日本职业学校能够在保持活力的同时确保特色发展。
注:表中的A、B、C、D组按下面内容加以区分;另外,曾经作为评价委员候选者的人员将不能被再次推荐。A组:董事长、校长等,现任常务理事、副校长也可,有上述任职经验现作为学校特约顾问的人员也可,也可将评价责任委托给评价小组负责人。B组:具有自我检查、评价经验的干部和高级教师、有经验的现任学科主任、学科部长等,在本短期大学3年内无变动,有经验的教授也可。C组:具有自我检查、评价经验的中级教员,原则上为讲师、副教授以上,在本短期大学3年内无变动,有经验的教授也可。D组:具有自我检查、评价经验的具体事务负责人,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等,有上述任职经验、现作为学校顾问的人员也可,具有学校财务管理运营经验的人员。
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以怎样的标尺来衡量教育的质量。科学、系统的评价基准使得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工作有据可依,保证了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我国在构建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时,也应该借鉴日本外部评价的模式,特别是评价基准的制定方面,不要单由内部人员自己制定评价标准,而是应该在围绕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方向的总体布局与政府要求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借助第三方评价机构将外部社会对职业教育质量的各种看法引入到评价基准的编制中来。这样可以使职业教育质量评价除了实现提升职业学校教育质量的目的之外,还能通过外部评价机构的参与让职业学校清醒地意识到社会对职业教育质量的真实期望,而这本身又是从更为深层和微观的视域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做法。
再有,我国的职业学校存在着层次多样、种类繁多的局面,这使得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培养目标等在客观上就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而且,我国的职业教育在未来也一定要走上一条差异化的发展道路。差异化并不是坏事,它所形成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本身就是一种核心竞争力,可以使得不同职业教育机构走出来的毕业生能够在社会上的不同职业岗位发挥才干。但这样的职业教育发展态势,使得任何单一的评价基准都不可能满足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随着中国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迫切要求建立多元化的评价基准对职业教育的质量进行评价,在保证职业教育必须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还要通过“自选动作”激发各个职业学校自身的活力,确保它们的特色化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职业学校所提供的职业教育质量得到全方位的提升。
(二)完善分工协作的组织体制以保证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工作的顺利展开
日本外部评价工作的实施是由特定的组织机构来负责完成的。前文所述,日本职业教育外部评价的组织体制是非常完善的,每个承担外部评价工作的第三方评价机构都有着明确的组织建制。以短期大学基准协会为例,它就是一个目标统一、分工协作,且在理事会的统一领导下展开职业学校教育质量评价的组织体制。短期大学基准协会只是日本职业教育承担外部评价工作的第三方评价机构的一个缩影,其他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的组织机制也是非常严格的,不仅分工明确,而且职责细化,保证了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工作的顺利展开。
我国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工作要想顺利地展开,同样需要建立严谨、科学、分工明确的组织体制。各部门之间权责明确,既相互独立,必要时又能进行合作,才能保证我国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工作能够按部就班地实施。但是要做到职责明确,就必须细致地研究评价工作各个环节中的任务和目标。这个过程既是目标描述的过程,也是我国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对自身工作的问责过程,它对于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的运营管理极为重要。在确定各个环节的评价目标和工作任务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对职业教育评价的整个工作环境进行有效分析,包括外部环境、上层组织系统、相关人(评价对象、实施评价活动的主体、评价委员等)等。在对工作环境充分了解之后,要对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明晰的分类和界定,并分析出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背景,进行清晰的界定。在上述分析过程的基础上,确定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工作中各个环节的总目标、总任务,并对各个环节中的总目标、总任务的具体内容和重要性进行科学表述。这里所说的科学表述,就是要求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工作中各个环节上的任务和目标都必须是明确的,避免出现模棱两可的目标或任务描述,因为这样会让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工作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无所适从;再有,科学的表述还要求事先对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工作所明确下来的具体目标、任务,能够量化的一定量化,并使之可以度量,这样才能既保证在实际的评价工作中对各个环节中目标、任务的达成度给予有效评定,又能保证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工作始终围绕切实可行的目标而展开,而不至于因为育目追求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或因为目标、任务过于泛泛而使得整个运行机制因为职责不明而效率下降。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会对各个层面的组织体制的任务、目标进行详细的界定,使每个项目组的成员都明确目标,甚至对于评价小组的人员筛选都有极为量化的标准。这种于细微之处构建明确而详细的运行机制以提高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工作效用的做法,值得我国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工作的相关人员仔细地体会、学习。
(三)引入市场导向的评价机构以实现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的以评促建
日本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将市场机制引入外部评价工作中,允许职业学校根据自身的情况,自主地选择由哪家第三方评价机构对自己进行评价。这不仅赋予了职业学校较大的自主权,而且有助于第三方评价机构自身评价水平和质量的提升。
我国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中也应该有引入市场导向的评价机构对职业学校进行教育质量评价的意识。只有这样,职业学校才会逐渐地承担起接受社会向其问责的义务,也才能让职业学校真正地通过外部评价工作,通过向社会公众公示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学校进行评价的结果,来增进社会对职业学校了解,并主动、自愿地将职业学校置身于真实的社会需求中,最终达到借助职业教育的质量评价活动,将职业教育推向市场的目的。可以想象,被推向市场的职业教育,它的评价制度会在市场的规范下变得越来越明确、具体,而且也从客观上敦促那些对职业学校进行评价的第三方评价机构,不可能只将评价活动当成一种形式,它一定会在市场的约束下,按照一个具体而顺畅的流程来提升自己的评价效用。当不论是接受评价的职业学校,还是对职业学校进行评价的评价机构,都将通过外部评价促进职业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视为工作目标时,它们中的任何一方就都不会因为完成了一次评价就不思进取,仅仅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它们双方都会从各自的视角好好地反思整个评价工作所达到的效果,分别制定激励职业学校质量递进向上的措施,促进职业学校的质量达到一个个不同的高度。之所以可以取得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市场的特点就是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服务,因此任何被第三方评价机构评价出来的教育质量问题都不会被放过,第三方评价机构会及时地将问题反馈给职业学校,约束着存在教育质量问题的职业学校主动地根据社会的要求,以市场为风向标,改正和完善职业教育质量问题。如此一来,不仅可以使整个的评价流程变得越来越具体、顺畅,而且也使得职业学校在引入了市场导向的评价机构的督促下,更好地完成以评促建的工作。
四、结语
日本的职业教育为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对职业教育质量的保证和提升。日本的职业教育界始终认为评价不是最终的目的,评价是为了发现问题以便及时地改进和提升,以达到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的最高宗旨——以评促建。通过评价,将市场机制自然而然地引入职业教育,以有效地提高市场对职业教育质量的监管机制。我国在构建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吸取日本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在组织与实施过程中的精髓。
参考文献
[1]#12
[2]佐藤真,藤澤建二,金澤俊成,横尾恒隆.职业教育の(?)容と现段階的特质に(?)する研究[J].岩手大学教育学部附属教育实践研究指导センタ一研究纪要,1997,7:235-250.
[3]#12
[4]就职难时代の进路选択とは[EB/OL].http://shingaku.mynavi.jp/oyakudachi/shinrosentaku/1_01.html,2013-03-21.
[5]#12
[6]#12
[7]#12
[8]#12
[9]私立短期大学の管理连营と活性化[EB/OL].http://www.tandai.or.jp/kyokai/12/archives/pdf/H19siritutanai_Kanriunei_kasseika.pdf.2013-03-19.
[10]日本一般财团法人短期大学基准协会网站[EB/OL].http://www.jaca.or.jp/service/evaluation/outline.html.
外部质量评价 篇6
一、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 构建原因。
目前, 我国针对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国家环保总局制定的《国家环境友好企业指标解释》和《企业环境行为评价技术指南》;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全球并购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公司责任报告编制大纲》 (2007) 。
同国际组织、发达国家相关指南中规定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相比, 我国政府出台、学者提出的评价指标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缺少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情况的评价指标。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是进行企业环境绩效外部评估的前提条件, 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3]156号文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方式也提出了指导意见, 但现有的评价体系中均缺乏对这方面进行评价的指标。 (2) 环境管理指标显著多于环境经营指标。环境管理指标是从企业制度、组织结构、科技研发和环境守法等方面衡量环境业绩。环境经营指标是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采购、生产、销售各环节衡量环境业绩, 该类指标涉及范围广, 对企业环境业绩影响显著, 但现有的评价体系中大多数属于环境管理方面的指标, 只有少数是环境经营方面的指标。 (3) 与产品生命周期分析相关的指标较少。环境绩效评价应贯穿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包括原材料的利用、产品生产、销售、维护、再循环及最终弃置等环节。但现有的评价体系中没有充分贯彻生命周期思想, 各指标间没有很好地反映出产品生命周期分析的逻辑关系。 (4) 设置的指标不能较好地反映环境管理的宗旨。如反映企业资源消耗情况的指标, 有的用总量指标, 有的用效率指标, 但效率指标更加符合环境管理的宗旨, 应尽可能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降低产品的消耗。 (5) 缺乏环境财务业绩指标。现有的评价体系对环境财务业绩均缺乏足够的重视,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尚未实行环境会计核算, 与企业环境有关事项的核算没有从财务会计系统中分离出来, 使得对这方面的评价失去了强有力的信息基础。
2. 指标构成。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环境绩效指标构建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 构建了一套既与国际性指南相符合又与我国企业环境经营、环境管理相适应的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将评价指标划分为三级四大类, 即环境信息公开度、环境经营、环境管理和环境财务, 具体见表1。
以上四大类指标间的关系可用下图表示出来:
3. 分级标准。
我们依据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3]156号文件、环境友好企业评选标准和国家清洁生产标准等规章, 结合企业实际, 将环境绩效评价指标的得分划分为四个级别, 具体分级标准见表2。
二、企业环境绩效综合得分的计算
1. 计算公式。
企业环境绩效综合得分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W为各一级指标的权值;P为各一级指标的得分, 二、三级指标得分的计算方法与综合得分计算方法一致。
企业环境绩效综合得分的计算结果80分以上为优秀, 70~79为良好, 60~69为合格, 60分以下为不合格。
2. 权重的确定。
我们对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采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 三级指标为简化计算采用等权处理法。将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目标层 (A) , 即企业环境绩效的总分;第二层为准则层 (Bi, i=1、2、3、4) , 即环境绩效一级指标层;第三层为措施层 (Sij, j=1、2、3、4) , 即对应于某一级指标的二级指标层。根据专家意见构造判断矩阵如下:
一级、二级指标的权值见下页表3。经计算, 层次总排序λmax=4.015, 一致性检验比率CR=0.005, 小于0.1, 认为指标权值的计算结果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可采信。
三、应用举例
本文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石化”) 为研究对象, 通过搜集企业公开披露的相关环境信息, 对其2008年度的环境绩效进行评价, 具体的评价过程及结果见表4。
在评价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中石化环境绩效良好, 有明确的环保理念, 有健全的环境管理体系, 企业十分重视经营过程和管理过程中的环境问题。但是企业环境绩效的评分值不高, 这也反映出一些问题, 比如企业对一些环境绩效的评价项目没有主动予以披露。很多项目尚未披露一方面可能是企业疏于披露, 如环评制度执行的情况、环境标志产品的数量等;另一方面是目前财务报告格式和内容的局限, 使得一些应披露的环境财务项目不能从现行财务报表项目中分离出来, 外界很难获知。因此, 应进一步改进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方式和披露内容, 使得企业环境绩效外部评估具有坚实的信息基础。
参考文献
[1].李建发, 肖华.我国企业环境报告:现状、需求与未来.会计研究, 2002;4
[2].冯昊瑞, 李玉萍.基于多级模糊算法的企业环境业绩评价模型的构建.科学技术与工程, 2008;1
[3].乔引华, 乔鹏芳, 薛红梅.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财会月刊 (理论) , 2006;11
外部质量评价 篇7
一、外部效应的内涵
1.外部效应的经济解释。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 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私人成本相等, 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私人收益相等, 因而边际社会效益与边际社会成本相等, 这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条件。然而, 在现实社会经济运行中, 由于市场条件的限制, 私人成本及收益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等于社会成本及收益。以土地整理项目为例, 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使得项目区农业生产技术改良、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农田生态系统改善、农地景观优化, 项目区农户均可从中获益, 但项目本身却并不完全享有其带来的收益, 这种经济活动对活动以外第三者的经济影响就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
2.外部效益的表现形式。项目的外部效益是相对于项目的内部效益而言的, 项目的内部效益是指预期产生在项目自身范围内, 与项目投资目标直接相关的成本和效益, 这部分的成本效益分析与项目投资决策直接相关。项目的外部效益则是因项目实施而引起的与项目目标没有直接关系的成本或效益, 属于项目实施的连带效益。各种不同类型项目的内、外部效益各有区别, 需根据项目预设目标和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以土地整理项目为例, 其内部效益是指因土地整理项目实施为投资者带来的各种收益, 如基础设施使用收益、耕地承包收益、土地增产收益等。项目的外部效益则是指因项目实施对项目区社会、环境、生态、景观等方面的影响, 具体来说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层面的效益:在宏观层面上, 项目实施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中观层面上, 项目实施有利于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和经营制度的创新;在微观层面上, 项目实施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充分利用资源, 提高了农地使用的经济效益。
3.外部效益评价的必要性。目前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体系的关注重点集中于财政资金运用的合规性、合理性以及项目建设的内部质量, 对项目的外部影响较少涉及, 评审报告仅对项目的外部效益进行简单的描述。虽然项目的外部效益与项目目标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改变了某些人的福利状况, 因此投资者应充分考虑其投资行为所引发的外部性问题。若项目评审仅关注项目内部质量而不考虑项目的外部效益, 则评价结果难以准确、全面地反映项目的真实效益, 因此, 有必要构建政府投资项目外部效应评价体系, 通过开展项目外部效益评价, 充实项目评审结论, 真实反映项目绩效。
二、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 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体系内涵分析
如上所述, 土地整理外部效益包括项目实施对社会、环境、生态、景观等多方面的影响, 因此土地整理项目外部效益评价体系应包括社会影响评价、生态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景观影响评价等几个子系统。
1.社会影响评价。土地整理项目社会影响的评价对象是项目实施所导致的各种社会影响, 具体来说, 主要包括下面几方面的评价内容:
(1) 社会公平影响评价。主要用于分析项目实施对项目区收入公平状况的影响, 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1) 项目的收入分配是否公平; (2) 项目实施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了贫困现象。
(2) 社会适应性评价。主要分析土地整理项目是否获得项目所在地政府及群众的支持, 群众参与项目实施的积极程度。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1) 项目所在地政府对项目实施的态度; (2) 项目区公众参与项目活动的态度。
(3) 其他社会影响评价。主要用于分析项目实施对项目区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机制的影响, 评价土地整理项目实施对项目区农业生产组织机构及管理机制完善等方面的影响。
2.环境影响评价。土地整理项目的目的在于兼顾人类对农产品的需求与资源环境的改善, 使项目区农业生产建立在良好的环境基础之上, 使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形成良性循环。由于存在改良环境的目标导向, 因此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必然会打破环境系统原有的状态和结构, 必然会对项目区各个环境要素进行重组, 这个过程可能会实现预期目标, 改善项目区农业生产环境, 但同时也存在违背环境系统运行规律、导致农业生产环境恶化的可能。因此, 土地整理环境评价子系统就是要通过对土地整理项目实施前后项目区环境系统的状态、结构进行比较评价, 确定项目实施对农业环境的影响程度和方向, 其评价对象主要包括土壤、水文、植被等环境要素。
3.生态影响评价。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 会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农田生态系统的组成因子, 而作为对这一改变过程的反馈, 农田生态系统必然会对人类的生产条件产生实质性影响, 这种反馈所导致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 但也可能是负面的。这一反馈过程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 可以理解为土地整理投资既可能带来正的生态效益 (生态系统的正向演替) , 也可能带来负的生态效益 (生态系统逆向演替) 。因此, 土地整理生态影响评价就是要根据农地生态系统的特性, 反映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比较分析项目实施前后项目区水土流失、抗灾能力和生物多样性等因素的变化情况。
4.景观影响评价。土地景观是地球表层最广阔的景观类型, 是人地互动的直接界面, 既具有一般景观的基本特点, 又突出地表现为人类作用的结果。土地整理项目景观建设便是运用生态学理论, 通过精心设计、合理规划, 将方便农业生产与塑造良好的景观结合起来, 实现多目标的统一, 以达到合理配置、充分利用农业资源的目标。土地整理景观影响评价就是针对景观建设对景观美感、景观生态的影响, 评价土地景观因土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改善程度。
(二) 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
根据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体系内涵分析的结论, 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应涵盖社会、生态、环境和景观四方面的内容, 构建过程应包括指标初选、搭建框架、体系优化三个步骤。
1.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指标初选。为全面反映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体系的科学内涵, 本研究针对其四个组成子系统的主要特点及关注重点, 通过收集四个子系统涉及领域的研究成果, 对有关的指标进行频度统计, 选择那些出现频度较高的指标从不同侧面来表征土地整理外部效益的水平。在此基础上, 根据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各子系统的内在要求, 对筛选的指标进行整理归类, 剔除存在明显重复的指标, 从而构建起土地整理外部效益初选评价指标库。
2.搭建指标体系框架结构。在对土地整理外部效益初选评价指标库进行整理的基础上, 研究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结构。将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目标层为土地整理外部效益水平;准则层由社会影响、环境影响、生态影响、景观影响四个子系统构成;指标层在上述四个系统下设立若干个评价指标, 并由初选评价指标库中反映其内涵的具体评价指标构成。
3.指标体系的优化。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对搭建的指标体系框架进行优化, 剔除那些受条件限制无法获取相关数据的指标, 确保最终保留的各项指标均可度量, 经过以上三个步骤建立起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1所示。
(三) 评价指标的内涵界定及测算说明
为确保合理准确地量化评价指标, 需要明确评价指标的内涵并对其量化方法进行必要的界定。总体来看, 评价指标量化的基本思路是:用有项目和无项目条件下的指标变化率作为评价指标的数值, 各指标内涵及其测算公式如表2所示:
三、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土地整理项目外部效益评价
1.项目概况。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土地整理项目位于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东北部, 北至南孙乡, 南至双杨店镇, 东与固堤镇、朱马村等相接, 西至高里二、桥西三等村, 涉及小庄子、牟家院、三甲刘等19个行政村。
建设内容共4项:一是土地平整工程。整理土地1 900.47公顷, 新增耕地132.33公顷。二是农田水利工程。修建排水斗沟90 593米、农沟191条56 186米、过路管涵63座、过路桥涵7座、进地涵520座、生产桥2座, 新打机井173眼, 维修机井118眼, 配置7.5千瓦潜水泵288台套, 安装PVC管45 588米, 建阀门井1 628个, 安装预交费智能排灌装置288个, 新建机井房288座, 配电室20座, 安装变压器20台, 架设高压线3 300米, 埋设地下电缆77 762米。三是田间道路工程。修建现浇混凝土路19 956米、沙石路67 406米。四是农田防护林工程, 种植速生杨14.4万株。
2.评价方法选取。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特点, 同时评价结果要求定性分级。针对上述特点, 本研究认为模糊综合评价法较为适应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的要求。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依据数据及评价专家的意见, 综合各项指标的评价结果, 对项目的成功程度做出定性结论的一种方法。其将模糊集理论引入评价中, 以实现对事物的综合评判, 通常在确定定量指标隶属度的基础上, 由若干专家根据项目自身特点、所处环境以及国家有关政策, 对定性指标进行分析、评分, 并判断各个指标在评价中的重要程度, 确定相应的权重, 然后通过测算求得项目的综合效益。其运用过程可分解为评价资料收集、确定分级标准与指标隶属度、构建评价指标权重体系、确定评价准则评级结论、获得项目绩效评价结论等五个步骤。
3.评价资料的收集。根据土地整理项目外部效益评价的内容和指标体系, 采用案卷调查、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方式, 对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土地整理项目进行资料收集整理, 并根据评价指标测算方法, 计算出了定量指标的指标值, 对难以直接量化的指标, 则采用特尔菲法, 通过专家打分的方式进行了量化。
4.评价分级标准与隶属度。本研究将土地整理外部效益评价的成功度分为优、良、中、差4个等级, 综合考虑同类型土地整理项目实施的外部影响及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土地整理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 为各指标的每个等级制定了标准, 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对照制定的指标分级标准, 以与指标相关的评价对象的比重 (如各类土地面积比重、各收入等级农民数量比重、持不同意见专家数量比重) 为依据, 确定了各指标的隶属度, 隶属度评判结果如表3所示:
5.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确定。采用层次分析法, 计算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土地整理项目外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值。设项目目标层为第一层, 评价指标体系准则层为第二层, 指标层为第三层。邀请相关专家对各准则及各指标间的重要性进行判断, 在此基础上, 列出判断矩阵, 通过不断反馈和调整, 通过一致性检验, 最终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 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6.评价结果计算。由表3的指标层权重组成权重矩阵A, 由指标绩效等级隶属度组成评价矩阵R, 计算各准则的绩效等级B及其特征值。社会影响准则的评价结果如下:
计算社会影响准则B社会=的特征值= (1, 2, 3, 4) × (0.297, 0.453, 0.251, 0) =1.956, 其中, 1、2、3、4分别对应指标评级的优、良、中、差四个等级。采用与社会影响评价相同的测算过程, 计算出了其他评价准则及项目外部效益综合影响评价结果。汇总各准则及项目综合评价结果, 得出了土地整理项目外部效益评价结论, 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7.评价结论分析。根据计算的综合模糊集合B综合分析, 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土地整理项目外部效益等级中优为25.2%, 良为43.8%, 中为25.3%, 差为5.7%。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 该项目外部效益等级确定为良。其中, 项目的社会影响为良, 隶属度为45.3%;项目的环境影响为良, 隶属度为45.5%;项目的生态影响为良, 隶属度为43%;项目的景观影响为优, 隶属度为51.6%。总体来看, 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取得了正的外部效益, 对项目区的社会、环境、生态及景观等均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四、结语
我国政府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及公用事业领域, 项目投资额大、周期长、收益较低, 但项目实施对国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实施往往具有巨大的外部效益。在目前的项目评审体系下, 很难对这些外部效益进行规范、合理的评价, 难以对项目的外部效益进行系统地分析。本研究从外部性形成机制入手, 在系统分析项目外部效益内涵的基础上, 以土地整理项目为例, 构建了项目外部效益评价体系, 并成功地对项目外部效益进行了评价分析, 为反映政府投资项目外部效益, 全面展现项目实施绩效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摘要：针对目前政府投资项目绩效评价强调项目内部质量评价、忽视项目外部影响评价的不足, 本文以土地整理项目为例, 在系统分析项目外部性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从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指标体系构建流程和评价方法入手, 系统地构建了项目外部效益评价体系。
关键词：政府投资项目,土地整理,外部效益
参考文献
[1].范大路.生态农业投资项目外部效益评估研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2].艾亮辉.土地整理投资项目后评价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浅析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 篇8
关键词：内部审计工作,审计质量,外部评估
一、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的定义
外部评估是由组织外部独立第三方对内部审计管理和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的活动。外部评估需要在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领导下、由胜任的评估人员组成团队独立负责实施。外部评估的优点是评估的专业性和独立性能够得到有效保证, 有利于对组织的内部审计活动作出更为客观的评价。外部评估在为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和内部审计机构提供有价值信息的同时, 也为组织治理层、管理层和外部审计等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独立质量保证。
二、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的原则和内容
(一) 原则
1. 独立性原则。
评估工作应由评估组独立进行, 评估组成员应独立于接受评估单位, 以避免利益冲突。
2. 客观性原则。
评估工作的开展应当以事实为基础, 以《准则》《办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 客观公正, 实事求是。
3. 全面性原则。
评估范围应当涵盖有关内部审计的全面工作, 对内部审计机构的所有确认和咨询业务进行检查和评价。
4. 一致性原则。
开展评估时, 应根据本手册制定相关的评估方案, 对评估标准的理解和适用应统一, 消除分歧, 以保证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5. 重要性原则。
评估工作应根据评估内容确定评估重点, 关注重点业务, 并根据重要性原则对评估过程和结果进行判断。
6.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评估工作可以根据行业的特殊性和适用性, 选择适用的评估方法和技术, 目的是使评估结果更接近实际情况。
7. 保密性原则。
评估人员对评估过程中获取或知悉的商业秘密应当保密, 不得对外泄漏取得的资料、数据及文件;对评估的结果, 不得向无关人员透露。
(二) 内容
一是《准则》和内部审计章程等的遵循情况;二是内部审计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的合理性、健全性;三是内部审计管理的规范性;四是审计工具和技术的适用性;五是内部审计人员的知识结构、工作经验和不同专业的组合搭配;六是各利益相关方对内部审计机构的满意程度;七是内部审计工作是否为组织增加了价值、改进了组织运营。
三、我国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的发展与现状
(一) 我国目前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的发展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自2007年与IIA签署了《质量评估协议》引入质量评估之后, 不仅做了大量的宣传和调研工作, 而且专门成立了质量委员会, 汇聚各方面力量研究和规划内部审计质量评估工作。结合我国的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和发展现状, 在参考国外先进评价指标的经验的基础上,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内部审计质量评估体系, 并对国内外现有的评价标准和方法进行分析总结, 借鉴相关领域的经验结论, 制定《内部审计质量评估办法 (试行) 》和《中国内部审计质量评估手册 (试行) 》。此后对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实施了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此次评估是中国内部审计协会自《内部审计质量评估办法 (试行) 》发布以来实施的第一个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项目, 标志着我国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工作进入了实施阶段。这次评估是内部审计质量评估工作的有益尝试, 为质量评估工作的深入开展积累宝贵的经验, 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质量评估道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 我国目前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的现状
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在社会各方面的努力之下,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 由于我国内部审计质量的概念提倡的比较晚, 没有引起社会各界足够的重视, 以至于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 存在着较多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的认识不足。
在我国, 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起步晚, 目前人们对内部审计质量的外部评估概念还很模糊, 评估也未得到利益相关者和信息使用者的充分信任, 国内很多企业和内部审计机构未充分意识到内部审计质量评估的重要性, 以及对企业和内部审计机构的影响, 缺乏对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的关注度。
2. 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缺乏参照标准、有效方法和考核机制。
《内部审计质量评估办法 (试行) 》和《中国内部审计质量评估手册 (试行) 》等这些规范只是一个框架性文件, 而现实存在的情况又错综复杂, 这些理论框架尚缺乏实际操作可行性, 也没有具体有效的评估标准和评估手段, 很难用大框架去解决细问题。缺乏一套标准的操作性强的评价方法。虽然我国很多企业和内部审计机构都建立了内部审计质量评估体系, 采用了一定的方法对内部审计质量进行了评估, 但对外部评估还缺乏深入的了解。
四、开展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的意义
开展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 是适应内部审计事业发展, 进一步规范和提高内部审计质量和水平, 促进内部审计在加强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等方面有效地履行职责的一项重要工作, 是促进内部审计工作规范化, 提高内部审计业务质量的重要抓手, 是促进内部审计更好地顺应国际发展趋势, 推动我国内部审计转型与发展的有力举措。开展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工作是内部审计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是不断增强内部审计人员审计质量意识、自觉地确保和不断提高审计质量, 促进内部审计工作规范化的重要手段。
(一) 促进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遵循《准则》, 规范内部审计工作
质量评估是以全面评估内部审计活动是否遵循《准则》为主要内容, 评价遵循程度, 找差距, 求改进。通过开展质量评估, 将体现在《准则》中的内部审计职业理念、执业原则、实务标准、技术方法和人员胜任能力等各项要求, 全面宣传至组织各层级的有关人员, 从而引导和推动《准则》的广泛应用;不断提高内部审计的质量, 从而提高内部审计行业的职业化水平。
(二) 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
内部审计要为组织增加价值, 需要合格、胜任的内部审计人员采用合理、适用的程序和方法开展工作, 才能在组织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等领域发挥作用, 为组织加强内部控制、降低风险、改善运营、实现有效治理作出贡献。质量评估关注内部审计为组织增加价值的能力, 通过这一活动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内部审计人员的执业情况, 从而推动其不断增强专业胜任能力。
(三) 提高组织内部各层级对内部审计工作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改善内部审计环境
内部审计质量评估人员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 通过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和现场测试等方法获取充分的证据, 尤其是治理层、管理层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 帮助内部审计在组织架构、工作程序、工作方法、工作内容等方面改进和完善。实践证明, 高水平的质量评估, 能够提高组织各层级对内部审计工作的关注度, 增强内部审计在组织中的认可度和权威性, 同时, 内部审计机构自身也为达到各层级的要求和期望而不断努力。因此, 质量评估工作为各层级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沟通途径, 增进对彼此工作的深入理解, 获取支持和帮助, 从而为内部审计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更为理想的执业环境, 为内部审计机构帮助组织实现目标提供有利保障。
(四) 促进内部审计更好地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适应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
应用质量评估的方法和技术手段, 有助于推广国际、国内的行业最佳实务, 分享先进的内部审计管理经验, 加强内部审计质量管理, 推动内部审计工作持续改进,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综上所述, 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有利于提高内审机构的审计质量和规范化, 有利于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职业胜任能力, 有利于提升各单位对内部审计工作的认可程度、满意程度, 为内部审计机构帮助组织实现目标提供有利保障。开展内部审计质量外部评估, 也是提高内部审计业务质量的有效手段, 是推动我国内部审计转型和发展的有力举措。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