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经济性

外部经济性（精选11篇）

外部经济性 篇1

引言

自20 世纪70 年代的能源危机以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引起了国内外众多人士的关注,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在逐步地深入发展,并渗透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与发展使绿色建筑的发展渐成体系,且绿色建筑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建筑业中的体现,并成为未来建筑业发展的主流趋势。现阶段中国绿色建筑的发展正由宏观层面的研究向微观市场推进转变,而外部经济性是绿色建筑向市场推广的一个重要障碍性因素,如何针对外部经济性分析,实施针对性的激励政策对绿色建筑的推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绿色建筑的外部性分析及相关研究进展

(一)外部性内涵

外部性最早由马歇尔在其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其后庇古对外部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今外部性理论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环境经济学及制度经济学等研究中。道格拉斯认为,个人收益或成本与社会收益或成本之间的差异,意味着有第三方或者更多方在没有他们许可的情况下获得或承担一些收益或者成本,这就是外部性。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或者称是外部经济性,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能给社会其他经济主体带来额外的经济利益,但其自身却不能由此而得到补偿,而受益者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反之则是负外部性,或者外部不经济。一般来说,外部性的存在通常是指市场机制中无法合理的配置经济资源,即存在市场失灵现象,需要政府适度的政策干预。

(二)绿色建筑的外部性分析

1.绿色建筑的内涵简析。我们一般上所说的绿色建筑是指依据国家出台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所定义的,即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但从广义上来看,绿色建筑的内涵不应仅仅局限于此。从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以来,绿色建筑的发展进程中,其他相关的建筑也相应而生,如节能建筑、生态建筑、可持续建筑等,与此同时,传统建筑的改造,如建筑的节能化改造,屋顶绿化等,这些建筑严格来说与绿色建筑还是有所区别的,其并不一定符合绿色建筑的标准,但从更深层次上来看,这些建筑也应纳入到绿色建筑的发展中去,最终落脚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

2.绿色建筑的外部经济性表征。(1)生产的外部经济性。绿色建筑生产的外部性主要表现为开发商参与绿色建筑的生产与发展时,绿色建筑的产出对社会、环境所带来的的环境经济效益是开发商无法得到的回报。与传统建筑相比,绿色建筑因其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及保护环境等特征,其存在与运营能够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如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此外绿色建筑的生产与发展还能够带动相关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发展,如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产业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城市病问题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绿色建筑的发展对于防治城市病所形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打造低碳、生态、宜居、健康的现代城市等具有积极意义。企业对绿色建筑进行投资或者进行绿色化改造,不仅仅是占领未来建筑领域的制高点,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更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2)消费的外部经济性。消费者购买绿色建筑,不仅仅是实现居有所居的目标,更是一种需要层次上的提升,满足了消费者对现代生活品质、时代潮流的追求,亦是新的生存观,生态伦理观,生态享受观在绿色消费领域的体现。绿色建筑的消费除了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效用外,亦使消费者拥有了绿色建筑所带来的环保效益,如减少了整个社会能源的使用,减轻了大气污染。消费者对绿色建筑环保功能的消费并不能排除周围其他人从中获得的环境收益。这既是绿色建筑外部经济性的表现,也是其准公共物品的表现,在日常中难免于“搭便车”现象的发生。

绿色建筑的生产与消费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并不会因此而向绿色建筑参与主体支付报酬,绿色建筑投资与消费的行为所带来的社会收益要大于绿色建筑参与主体的个人收益。由此可见,绿色建筑具有明显的外部经济性,绿色建筑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并不能享有其全部社会效益,却承担了相应的社会成本,绿色建筑的生产与消费因此就有了外部经济性,故而外部性绿色建筑发展与推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当绿色建筑存在外部经济性时,绿色建筑的市场均衡产量要低于社会最优产量,因而外部经济性问题也是影响绿色建筑推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由于外部经济性的存在,绿色建筑的供给量与消费量并没有达到市场最优,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因而绿色建筑的推广与发展并不能够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就能够达成,更重要的是政府适度的政策干预,通过相关激励政策的实施,来实现外部经济性的内部化,从而达到市场最优。

二、绿色建筑推广的制约性因素分析

在中国绿色建筑的发展理念始于20 世纪90 年代末期,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发展,绿色建筑的发展理念开始得到广泛的关注,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根据相关统计资料,2012 年中国房屋竣工面积99 425 万平方米,但获得绿色建筑标识的建筑面积仅4 094 万平方米,仅占全国建筑面积的4.12%。尽管绿色建筑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上具有优势,且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节能减排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但是在现实推广中依然存在不少制约性因素。

(一)缺乏绿色建筑的意识和知识

近些年来,虽然政府从宏观层面加强了绿色建筑的推广与发展工作,但是尚未将发展绿色建筑工作上升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实施可持续发展、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战略高度来认识。目前,虽然通过多种途径,开展了大量绿色建筑的宣传工作,但取得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大多数人对绿色建筑概念仍比较模糊,对绿色建筑的认识仅限于节能的、有植被绿化的建筑,全民认知度不高,且房地产企业和消费者对绿色建筑的理解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对绿色建筑的认识还不充分影响了绿色建筑的运用和推广。

(二)绿色建筑增量成本拉高房价,长期经济效益不明显

张巍等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绿色建筑的成本是影响绿色建筑推广最为关键的因素。孙大明等通过对相关绿色建筑项目的分析,一星级绿色建筑增量成本为2.6%,二星级绿色建筑增量成本为4.8%,三星级绿色建筑的增量成本为9.6%。开发商采用绿色建筑技术及绿色建筑材料,必然会增加建筑物的生产成本,从而会拉高房价,现有的绿色建筑中高端建筑占有多数,且主要是面对高收入水平者。虽然绿色建筑的长期经济效益回报大,但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建筑的寿命周期短,且市场处于供小于求的状态,开发商更加注重的是短期利益的回收,并不注重长期的环境效益。

(三)激励性政策不完善

绿色建筑的外部经济性使得仅仅依靠市场调节的力量是无法达到最优生产水平,因而需要国家政策的适度干预。虽然针对外部性的政策主要有强制性和经济性两种,但是目前中国绿色建筑的标准执行并不是强制性的,企业拥有很强的自主选择性,因而绿色建筑的推广就应主要依靠经济性政策的激励。现有的激励性政策主要是针对二星级以上的绿色建筑,但激励强度并不大,二星级建筑奖励45 元/ 平方米,三星级建筑奖励80 元/ 平方米。依据最新的绿色建筑增量成本调查,二星级住宅建筑增量成本为88 元/m2,公共建筑增量成本为268 元/m2,三星级住宅建筑增量成本为196 元/m2,公共建筑增量成本为494 元/m2,奖励仅占绿色住宅建筑增量成本的45%左右,公共建筑尚不足20%。在相关的经济性政策中,如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等方面并没有细则出台,相关政策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

(四)政策法规与技术标准不健全

政府在绿色建筑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中国由于长期积累下来的制度性的问题,致使绿色建筑在政策制定和配置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另外,在监管和协调机制上的不完善,使政府对绿色建筑发展的引导作用大大削弱。虽然目前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法规及关于绿色建筑的评价标准,但是,由于绿色建筑在中国的实践时间尚不长,整体上而言,依然存在不少欠缺。且目前中国绿色建筑标准的执行不是强制性的,需要政府发挥其积极引导作用,通过相关法规的制定积极引导绿色建筑的发展,以不同的激励措施来推进绿色建筑的发展进程。

三、基于外部经济性的绿色建筑发展的激励政策分析

当前中国许多建筑均属于非绿色建筑产品,具有外部不经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污染,二是能源消耗。而绿色建筑则具有明显的外部经济性,即绿色建筑的社会收益大于绿色建筑参与主体的私人收益,因而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生产者扩大生产以达到社会合意的需求量,从而实现外部性内部化。针对外部性的政策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强制性政策,另一种是经济性政策。不论何种政策,其最终目标应是消除传统建筑的外部不经济,充分发挥绿色建筑的外部经济性,实现绿色建筑的外部性内部化。

(一)强制性政策

强制性政策通常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的制定与强制执行来达到一定的目标,即管制。但是这种强制性政策实现目标的手段不够灵活,而且强制性政策对每个生产者都强制性的实行同一个标准,如果不考虑各个生产者之间的成本差异问题,则有可能会对绿色建筑的推广产生反作用。强制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重要目的在于保障与规范作用。

强制性政策主要集中在法律规范和标准执行两个方面:(1)建立健全绿色建筑法律法规体系,引导并规范绿色建筑市场的发展。(2)制定完善的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加强监管力度。强制性的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目前在中国绿色建筑领域应用不多,主要是针对政府投资的公共建筑领域。由住建部印发的《“十二五”绿色建筑和绿色生态城区发展规划》明确要求自2014 年起,政府投资的公共建筑及省会城市的保障性住房项目、商业开发的大型公共建筑项目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二)经济性政策

经济性政策是激励绿色建筑发展的最主要的政策手段,主要包括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两种,强调通过市场来解决绿色建筑的外部性问题。通常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这种激励政策鼓励通过市场信号来影响政策对象,以作出行为决策,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从理论上来说,设计得当并得以实施的经济激励政策能以更低的社会成本实现绿色建筑的推广。按照激励对象的不同,绿色建筑的激励导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需求端的激励政策,激励对象为消费者;另一种是针对供给端的激励政策,激励对象为绿色建筑开发商。

1.需求端的激励政策。在绿色建筑的消费中,购房者是形成绿色建筑需求的主导因素,因而也是绿色建筑激励政策的主要导向者。需求端的激励政策应该主要面对中低收入者实施,而对于高收入者,价格并不是购房的主要因素,更多的追求的是居住环境的健康性、舒适性、增值潜力及交通因素等。中低收入者更多的是刚性需求,对价格相对敏感,经济性激励政策对其是否购买绿色建筑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采取针对消费者的激励政策,其优点是不仅能通过价格信号的传递作用,拉动绿色建筑的开发,而且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可以逐步培养大众的绿色消费意识,树立绿色、环保观念,有利于从更长远的角度实现绿色建筑的发展。

政府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刺激绿色建筑的消费需求:(1)财政补贴,政府通过直接货币补贴政策作用于消费者的购买成本,刺激需求的增加。(2)税收减免,减征或免征契税。(3)贷款利率优惠,对购买绿色建筑的消费者在办理住房贷款时享受利率优惠政策。针对消费者的激励政策直接作用于消费者的购房成本,对消费者行为具有较强的调节与导向作用。而对于非绿色建筑,政府可以通过征收能源消费税,增加消费者的购房成本。当绿色建筑与非绿色建筑之间的价格差越小时,消费者倾向于绿色建筑的可能性就越大,因而积极的激励性政策能够有效地引导消费者向绿色建筑的选择。

2.供给端的激励政策。在建筑的开发过程中,开发商占有绝对的支配和主导地位,对开发商的激励能够直接影响到绿色建筑的市场供给。因而政府制定相关激励性政策能够激励开发商开发更多的绿色建筑,激励政策的实施能够改变开发商承担的绿色建筑成本,其结果是市场上绿色建筑的产出增加。

针对开发商的激励政策主要有:(1)财政补贴,对达到国家绿色建筑标识标准的建筑实行补贴,直接补贴相应的货币金额。该政策激励的直接性强,但需要政府加强监管力度。(2)税收减免,在相关税收上予以减征或免征,如减征或免征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附加费等。(3)贷款优惠,目前房地产开发对银行资金需求力度相当大,对达到绿色建筑标准的开发商在利率上予以优惠,能够减轻开发商的资金压力,同时亦可以通过中央财政贷款贴息政策来降低开发商的成本。(4)对达到绿色建筑标准的开发商给予容积率返还,增加其收益。(5)设立绿色建筑专项基金,对绿色建筑的投资与开发在资金上予以扶持。

结语

经过多年的发展,绿色建筑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开始由宏观层面的政策设计、标准研究阶段向市场推广阶段转变,而外部性是绿色建筑推广的一个主要的障碍性因素。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有多种,但从市场经济效率和中国房地产发展的现实角度来看,经济性政策和基于供给端的政策要优于强制性政策和基于消费端的政策。但在实践中,不同地方的外部环境不一定相同,解决外部性的方式也就应因地而异,因地制宜,灵活性地使用各种政策。但不论何种政策,其最终的目标落脚点就是使绿色建筑外部性内部化,达到市场最优,实现绿色建筑在市场的推广。

外部经济性 篇2

从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运行状况来看，外贸进出口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上世纪末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出现顺差现象。进出口贸易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的问题，后遗症的出现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系列问题。特别是进几年我国日益扩大化的经常项目和相关的金融项目、资本项目出现了双向顺差。导致我国与其他国家产生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愈来愈高。

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产生的双顺差现象导致国际经济出现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产生宏观经济的外部失衡问题。所以要解决当前的问题，我国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进行改革，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依靠扩大内需来带动我国经济增长，达到进出口贸易的和谐、平衡发展。此方法的具体实施必须依靠国家相关政策来支持，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从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来看，外汇盈余情况明显且在不断增加，持续增长的外汇导致我国的物价一直不稳定，从控制通货膨胀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当前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扩大内需的力度远远不够。所以为解决和纠正外部经济失衡的状态，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采取积极相关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税收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内在因素是深刻的，失衡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大，从内在因素分析要解决此种矛盾仅仅依靠一些财政措施是很难实现的，如当前的金融体制效率低下、不健全等，一些地方官员的相关考核体系不完善、政绩考核不科学等。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宏观经济外部失衡的问题、缓解矛盾，必须把财政和税收政策同时利用起来。

一、提升公共消费的能力，通过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

首先，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政府消费，所以政府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内需从实现形式上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依靠投资来扩大内需，另一种依靠消费来扩大内需。二者只要有一个方面扩大需求，都会对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以往通过投资方式带动经济发展可以起到很明显的效果。从当前状态看政府消费是集中式的，我国居民消费比较分散、很难起到明显效果，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沉淀。从我国居民实际消费状况来分析，居民的消费能力主要取决于收入，居民的收入可以分为短期收入和长远预期收入二种。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一直不健全、不完善，导致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拉大，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的水平，此状况导致我国很有消费愿望的人没有能力消费，购买能力、消费能力相对很弱，此部分在我国人口比例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我国依靠居民消费来带动经济发展的压力是巨大的，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居民的未来收入很难保证，因此其消费愿望更加难以实现。所以从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好于消费，但由于我国的钢铁、房地产、水泥最近几年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导致原材料供不应求，因此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导致煤、电、油等出现紧张的局面。因此，从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实现当前经济发展，必须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从投资转移到消费。从消费的形式来分析，消费主要有二种，一种是居民消费，另一种是政府消费，从我国的实际国情来看居民消费的效果不是很明显，自然把消费的问题落在政府身上。从长远角度来分析整个社会消费能力的提升必须依赖国家好的公共财政政策。所以，政府在整个消费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当前我国的居民消费之所以如此难以启动，主要原因是我国居民未来的一些消费是必须的、具有刚性的特征。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没有完善，居民的未来收入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当前要想扩大居民消费支出，必须从政府入手，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消除广大的居民的担心，解决他们的未来若干问题，如此状态下居民可以放心消费、大胆消费、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

二、完善外资税收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效率

我国当前的外资导向不合理，主要体现为对区域导向比较明显而对产业的导向比较弱。对我国的沿海地区投放力度比较大，而内地的关照程度较低。从经济特区到经济开发区再到经济引导区逐渐递减投放，从我国的东部到西部投放也是依次降低。此种不均衡发展状态导致我国的外资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不合理性，我国的东部税收政策优惠比较明显，中西部很难享受到更好的优惠政策。我国外资利用的区域不平衡状态导致其产业导向较弱，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平衡，从高新技术产业到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优惠政策大都体现在沿海地区，中西部落后地区基本享受不到。外资的投放具有很强的不合理性，部分外资还流入投机性较强的股票、房地产等行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的行业和一些基础设施领域很难享受到好的待遇。我国的外资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向保险、银行、电信、证券等领域流入，而这些领域对国民经济发展一般起到操控的作用。

我国加入WTO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流入我国的外资依然在享受超国民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此状况在国外是很少见的，也给内资本带来了很大的不公平性，因此出现内资通过国外注册公司，最后把资金通过国外转入国内，形成所谓加外资现象。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和国际社会倡导的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的局面是不一致的，给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带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给我国产业发展和升级带来了很多问题，产业无法转型，外资优惠政策不一致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我国当前必须积极调整外资优惠政策，达到有效利用外资的目的.，提升外资利用水平，减轻资本贸易顺差给我国人民币造成的升值压力，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根据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为经济发展带来了若干问题，为提升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对于一些具备优势但又缺少资金的产业，要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扶持，防止所谓假外资现象的产生。对于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进行逐步淘汰，促进整个社会的产业升级。

三、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保证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协调发展

我国持续贸易顺差的局面要求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调整税收政策，达到进口贸易出口贸易的平衡。从我国与美国欧洲等国的贸易摩擦来看，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对我国的发展来看不仅不是福音，反而成了一种负担。因此西方国家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其实从本质来看我国贸易顺差的加大，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内需不足，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我国经济出现降温的一种表现。因此我国的未来一段时间如果内需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净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依然会很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更加明显。如此下去导致与国际贸易伙伴之间的争端和摩擦会进不断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更大，所以我国政府必须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

经济转型需保持适当外部压力 篇3

经济转型需保持适当外部压力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下行程度超出了市场预期，多项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这是结构转型阵痛期的必经历程。而同时，代表新经济增长动力的生态环保和信息产业出现了较快发展，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动力切换正逐步积累量变。在此情况下，需要保持定力，适当提高经济增速下行容忍度，只要不出现明显就业形势恶化，不宜采取宽松政策，以免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半途夭折。而推进我国经济转型也需要保持适当外部压力，否则结构转型的内在意愿不足，创新驱动发展更无从着手。

结构转型必然有下行压力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下行压力是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一般意义而言，经济增速与经济总量总体呈现出反向变化。而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放缓，除与经济总量过大关系密切之外，经济结构矛盾凸显也是主要原因。过去几年，我国投资增长主要由地方政府推动，主要涉及基础设施项目。经过持续开发建设，绝大多数城镇基础设施发展空间日益狭小。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也对项目建设资金投入形成有效制约。2014年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9%，较上年同期下降3.3个百分点。其中，地方项目投资增长18.3%，较上年同期回落4个百分点。还有，过去公款消费和集团消费在全社会消费中占据相当份额，虽然也能部分扩大社会需求，但难以带来持续性的投资乘数效应，降低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当前反腐败工作深入推进，有效遏制公款吃喝与消费、奢侈品消费，并节约大量公共资金，可用于政府投资与转移支付，带来乘数效应。2014年1-2月，我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1.8%，较上年同期回落0.5个百分点。此外，经过十多年房地产业的持续较快扩张，各种问题日益激化。受市场经济规律作用，当前房价上涨空间收窄，市场预期出现拐点，也影响到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2014年1-2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9.3%，分别较上年同期和上年末回落3.5个和0.5个百分点。

宏观经济出现积极变化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已经出现积极变化：

一是民间投资有所启动。在大力度简政放权和减少审批事项的推动下，民间投资有所启动。2014年1-2月，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1.5%，高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3.6个百分点，占全国的比重为63.1%，较上年同期高1.7个百分点。

二是生态环保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持续扩张。2014年2月，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5%；其中，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60%及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企业业务总量呈较快增长。

三是房价调整可能增大。2014年2月，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增至4个，环比最高涨幅缩小至0.7%。虽然房价回落可能会引发一些经济金融风险事件，但如果能够有效控制房价跌幅，那么房价适度回落仍有利于社会资金回流实体经济部门，刺激消费，降低宏观经济金融运行风险。

宽松经济面难以推进结构转型

当前我国继续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条件也不具备。过去几年经济实践的一个教训是，宽松经济面难以顺利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反而有可能会扩大产能过剩，增加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可能性。从货币供应量看，当前我国广义货币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达到1.94的历史高位，这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前的1.5左右的水平有了明显提升，继续扩张的空间日益狭小。而过去几年货币供应快速增加，相当部分资金流入房地产业、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不利于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的形成。

从财政政策看，财政收入增长放缓，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0.1%，土地出让收入贡献突出。在今年房地产市场环境部分恶化的情况下，继续实现财政收入较快增长也不现实。今年国务院安排财政赤字率为2.1%左右，有利于防范风险，但同时也表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性凸显，对财政资金使用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维护宏观经济稳健运行角度出发，也需要经过一定时间去逐渐消化前期刺激性政策的累积不良后果。综合看，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资金供应充足，关键是要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

为加快推进结构转型，仍需要向宏观经济施加外部压力。一是打破刚性兑付，增强风险信号的引导作用。刚性兑付扭曲了金融市场工具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原则，使得大量社会剩余资金不顾风险盲目流入房地产业、僵尸企业、过剩产能、地方政府项目，明显降低了资金的配置效率。二是保持货币市场紧平衡，促使金融机构加快结构调整。货币市场资金成本过低，不利于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反而有可能刺激同业业务扩张，增加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期限错配。维持货币市场紧平衡，促使金融机构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减少表外业务扩张，降低金融体系运行风险。三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要加强对财政资金支持项目的评估，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价值，以达到“四两拨千金”的作用。四是容忍房价适度回落。房价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民生问题。当房价出现回落，地方政府态度将耐人寻味。过去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出台调控措施。若房价回落就急忙出手“救市”，就难以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综合来看，当前宏观经济仍属稳健，不宜过度悲观。

高校成人教育的外部不经济性研究 篇4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高校成人教育获得巨大发展。2005年11月7日, 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强调: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也是促进社会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出席2004年中国高校成人教育协会年会上说:发展高校成人教育, 代表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潮流与方向, 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发展的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在成人教育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 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1. 教学体系陈旧, 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我国的高校成人教育传统色彩很浓。传统教育存在的重分数, 轻水平, 重知识, 轻能力, 重书本, 轻实践的倾向, 对高校成人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

2. 成人高等教育质量滑坡严重。

教学投入不足, 师资严重短缺。教学的软件和硬件都是多年前的一套没有多大改变。从事本科教学的老师不愿从事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工作, 高校成人教育学院就低价聘请博士生、硕士生和外面的老师兼职教学, 不利于成人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

3. 生源出现了短缺的现象。

普通高校的大幅扩招和国有民办二级学院的兴起, 使成人高等教育的主力军——普通高校成人教育机构失去了“母体”教育资源的依托和继续举办成人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名义上国家对高校成人教育没有拨款, 但实际上高校成人教育挤占了学校其他方面的教育经费。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高校成人教育的外部不经济性。这种外部不经济性是为了取得收益而对本校的其他教学活动尤其是本科教学活动施加了相关的成本所造成的。

二、高校成人教育的外部不经济性研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 (1992) 认为教育是准公共产品。但是, 对于为什么教育是准公共产品, 人们存在着不同的看法。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 (2000)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森 (H arvey S.R osen) 和瓦里安 (V arian) 等坚持认为教育就是私人产品, 但是由政府 (或政府参与) 提供与生产。我国学者蔡昉 (1998) 等也对教育服务是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这一结论提出质疑, 胡鞍钢 (2003) 等认为教育就是一种私人产品。

虽然看法不一, 但是对基础教育的属性基本上认可是公共物品, 政府需要给予财政支持。而曹淑江 (2006) 认为教育是准公共产品, 这不是由于学生的就学所具有的非竞争性所致, 而是因为人力资本具有外部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教育的公益性就是教育服务的外部性, 公益性和营利性是对立的。这一认识从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或“形成过程”来对教育的属性进行了新的认知, 较为令人信服。杨凤英 (2006) 认为综合教育产品的消费特征和提供方式, 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 非义务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她从教育的层次结构上面深入分析了教育的属性, 而不是整体上的对教育的属性进行解释。查显友、丁守海 (2006) 在新增长理论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实证了教育的外部性问题, 得到高校外部性和私人性之间的比例关系, 认为在加强对贫困生的补助基础上应该增加费用的增收。这一实证结果更为有力地说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物品的属性。

假设高校成人教育的成本为CA (A, X) , 其中A为招生人数, X为高校成人教育办学对本科教育资源的“挤占”。本科教学的成本为CB (B, X) 。B表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招生人数, X为高校成人教育办学对本科教育资源的“挤占”。不同的高等学校收入和支出的发生情况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就某一所学校而言, 着眼点在于研究成人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关系。所以, 我们假设本科教育和成人教育都只受学校学生规模和相互间的资源“挤占”影响, 忽略其他因素或者把其他因素看作常数。

对学校本身来说仍然要考虑教育经费最大化。因为学校教育经费过低一方面会影响教师的收入, 一方面会影响学校其他教学科研活动的顺利开展, 影响它完成国家所要求的任务。从这一角度看问题, 可以认为本质上学校的目标是可支配教育经费的最大化。高校成人教育同样如此。设国家对本科教学的拨款为K, 为固定常数。则它们的目标函数分别为:

高校成人教育A:m ax[PAA-CA (A, X) ]PA为高校成人教育的学费价格

本科教育B:m ax[PBB+K-CB (B, X) ]PB为本科教育的学费价格

高校成人教育和本科教育的教育经费最大化条件分别为:

这些条件说明, 在教育经费最大化水平上面, 增加的招生人数的费用价格应该和边际成本相等。对高校成人教育而言, 它对本科教学资源的挤占的价格非常小, 接近于零。实际上, 在很多高校里成人教育对本科教育资源的挤占是很严重的。所以, 在新增的单位“挤占”成本为零之前, 这种“挤占”还会继续发生, 这由 (2) 式决定:

本科教学是不希望高校成人教育对自身教学资源的“挤占”的, 因为这会造成本科教育投入的减少。比如, 老师去兼职而投入更少的时间在本科教育上面。但本科教育本身却没有办法控制这种“挤占”。高校成人教育能够控制这种“挤占”, 但因为它本身缺少教学所必需的资源, 而又可以挤占本科教学资源, 为了教育经费最大化, 会继续对本科教育资源挤占, 增加本科教学的成本。

如果高校成人教育和本科教育能够具有同一考核体系下, 就可以消除这种外部不经济, 即高校成人教育对本科教学资源的挤占问题。学校将同时考虑成人教育和本科教育的教育成本问题和教学质量问题。

在同一考核体系下, 成人教育和本科教育完成了某种程度的“合并”, 学校的目标函数变为:M A X[PAA+PBB+K-C (AA, X) -C (BB, X) ]

条件 (3) 表明, “合并”后学校会考虑成人教育的办学成本和“挤占”成本。这种考虑体现在:“合并”前, 成人教育对本科教育资源挤占以自身成本最小化为目标, 高校成人教育的“挤占”由条件 (2) 决定, 直到边际成本等于0, 高校成人教育才会停止对本科教育资源的“挤占”, 这时的“挤占”的资源量为X*。“合并”后, 帕累托有效资源“挤占”水平由高校成人教育边际挤占成本和总的边际成本决定, 高校成人教育的“挤占”水平由条件 (3) 决定, 这时的为αX, 即在同一考核体系下的“挤占”的资源量小于不在同一考核体系下的这时的“挤占”的资源量为X*。这时, 学校的资源配置会使得成人教育的收益和成本相称, 这种“挤占”将由本科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边际成本决定。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高校成人教育的办学方式决定了成人教育办学对本科教育资源的“挤占”的固有存在。成人教育必然要使用和挤占高校里面的其他教学资源。但是在不考虑成人教育对本科教育资源的“挤占”时, “挤占”成本极低导致成人教育不能够获得“软资源”即师资的有力支持, 从而教学质量不能够得到保证。

学校必须要考虑成人教育的办学成本和“挤占”成本问题。要获得最优“挤占”水平就需要把成人教育的考核体系和本科教育的考核体系进行统一。这种统一不是每一个指标的统一, 因为本科教育和成人教育本身就不一样。这种统一是效益指标考核和非效益指标考核的统一。不能只考核效益指标, 不考核非效益指标, 使得在“挤占”的水平继续增加的同时教学质量却在滑坡。对教育经费分配也要在高校成人教育学院和其他学院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否则, 在高校成人教育的办学得不到学校其他资源支持的同时, 本科教学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此外, 国家增加对成人教育的拨款也是一条改变成人教育现状, 提高成人教育质量和声誉的好办法, 它可以直接降低成人教育对本科教育的资源“挤占”水平。

摘要：高校成人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一方面是对社会产生的外部经济, 另一方面对本科教育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本文通过对高校成人教育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进而分析高校成人教育的外部不经济性, 建立模型对高校成人教育的外部不经济性以及高校成人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最后提出理论建议。

关键词：外部不经济性,高校成人教育,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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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经济性 篇5

(一)外部效应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外部效应是指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产生了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未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和收益之中。一般分为正外部效应和负外部效应，他们都会使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在正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个人成本小于社会利益但大于私人利益；在负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个人利益大于私人成本但小于社会成本。外部效应有多种分类方法，本文只采用如下分类：以外部效应产生的后果对于承受者的损益而言，有益则称为正外部效应或正外部性，有害有损失则称为负外部效应或负外部性。前者是指经济主体在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中，为第三方或其他经济主体带来了收益或福利，但却不能得到回报或报酬。譬如高科技公司将大量资金用于研发，当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后，部分社会成员将会免费使用，出现“搭便车”的现象。后者是指在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中，经济主体给他方带来利益上的损害，增加其生产成本，同时也必然增加了社会总成本，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然而经济主体却没有为此赔偿损失。例如工厂排污造成环境污染。又如航空公司制造了大量噪音，一般不会因为干扰了机场附近居民的生产生活而进行补偿。

负外部性可分为金融负外部性和技术负外部性。金融负外部性是指通过价格体系起作用的一个经济行为人对另一个经济行为人的负效应，如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带来的负效益。技术负外部性则是指某一经济行为人的活动对其他经济行为人产生的，但未通过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反映出来的负效应，主要来自如技术锁定、技术外溢、过度竞争、公共产品以及工业污染等方面。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产业集群的技术负外部性对环境的负面作用。由于受到生产装备、生产方式、产品技术水平较低的限制，我国沿海产业集群以重工业为主，新兴产业科研开发能力不足，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从经营方式来看，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较多的是采取粗放式的经营模式，特别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有的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目标，急功近利，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不强，存在着高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问题。

(二)我国沿海经济发展中的负外部效应现象

在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开发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负外部性现象,主要因为海洋空间资源中很多资源(包括沿海水域、珊瑚礁、滩涂湿地等)属于公共物品。这些资源不为任何特定的个人所有,却能为任何人享用, 它们的消费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外部性是伴随着人们生产活动或消费者的消费活动而产生的,因而负外部性既存在于生产过程也存在于消费过程中, 它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负外部性将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现实中,由于在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的开发和利用中普遍存在着开发不当、过度利用、疏于保护等现象,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利用的经济业绩与环境业绩出现了矛盾,即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的开发利用是不可持续的,达不到经济、社会、资源利用的协调发展, 继而产生了生态效率流失。近十几年来,由于管理体制不健全、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监督体系不完善,在城市建设和港口建设中,不科学的大规模围填海加速了港池、航道的积淤;大规模围海养殖, 大大缩减了沿海滨海自然湿地面积,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盲目扩大养殖面积, 养殖废水大量排放对海洋生物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局部天然海湾、港口围填,造成岸线缩短、湾体变小、浅滩消失,使一些海洋生物失去了繁衍生息场所,水域中天然生长的鱼、虾、贝、蟹、藻类大量 1

减少, 造成沿海滩涂和湿地的生态环境恶化,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质量下降, 功能失效(如湿地盐碱化、荒漠化等), 继而造成该地区经济收益减少,为了获得更大收益, 开发者将加剧对已开发空间资源的过度利用,因而使这一系统陷入恶性循环。

同样地,如果开发者片面强调生态环境业绩,边际外部收益会有巨大提高,却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边际私人收益受损, 以致社会收益严重受损。有些沿海地区政府受技术、资金等各种条件限制,政府调控与市场配置脱节, 使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开发的广度和深度不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三)政府在治理外部性中的任务和角色定位

政府的任务并不意味着完全消除负外部性、完全控制污染, 而应该是促进私营部门把负效应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有效程度内，要求个人将负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减少有害产品的生产和消费, 并且对正外部性进行有效的转化。要知道使企业开发采用绝对不产生任何外部不经济的产品是不现实的。所以政府关注的并不是市场机制下产生了外部性并予以完全消除, 而是外部性有没有被控制在最低程度。十七大以来，政府一直在致力于职能的转变，服务型政府的提出，也使政府在治理外部性过程中的角色不同于以往的行政命令为主，而要真正配合采取多元化手段和方法进行有效治理，并且能够从创新的角度，探求更多的内部化方法。

(四)政府治理外部性主要途径的分析

因为各种方法的特点和实用性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因地制宜，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在不同方案中做出最优选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问题产生的原因及不同手段的特点，选择治理方案，不搞“一刀切”。最大限度的纠正负外部性，使外部性内部化。以下将对不同手段做出阐述和分析:

（1）政府直接管制

科斯认为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 进行某些活动。因此 ,在市场和私人谈判解决不了负外部性时 ,有必要进行政府直接管制,即政府做出直接规定,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不得做什么 ,并要求人们必须服从之。对违反这些强制性规定的行为给予相应程度的罚金 ,使其行为的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 ,其主要表现为: 禁令,如明令禁止某些生产经营活动或资源利用与排污,甚至对一些严重污染企业直接采取“关、停、并、转”的强制措施;行政许可证制, 即规定只有持有政府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生产经营许可证才能生产或排污。一般来说, 直接管制是缺乏效率的, 这是因为: 第一, 管制标准的制定是由政府当局一手操办的, 它是否科学、合理而可行, 难以预料;第二, 政府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涉及的污染活动的直接干预, 没有考虑企业之间成本与收益的差别, 对所有的企业都一刀切, 排除了市场效用;第三,直接管制中, 企业和市场在政府严格的行政管制中没有活动余地。但直接管制也并非绝对无效率,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直接管制可能比市场途径更具有效性。例如, 当出现偶然的、未预期到的紧急情况,如异常气候所产生的干旱、洪、涝灾害, 或其他自然灾害时, 由于情况紧急, 而且持续不长, 征税或许可证市场贸易体系的建立不仅时间上来不及, 而且也难以保证达到所希望的标准。这时，直接管制将会发生有效作用。例如，在十一届人大会上，河北省省长郭庚茂就曾表示要在奥运会期间，关停污染企业，支持北京奥运，保证支持北京空气质量，此时政府的管制行为就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上述分析可知, 直接管制在通常情况下, 是缺乏效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直接管制与效率根本不相容。在有些特定情况下, 直接管制具有经济刺激手段的不可替代性。从这一意义上讲, 直接管制的最大缺点和最大优点都表现在指令的严格特征。严格的指令妨碍了市场的运作而引起效率的损失，但正是这样, 它确保了标准的准确依从。

（2）正确地配置产权

外部性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产权的不合理分配，科斯定理认为，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重新分配产权得到解决。例如,如果一个单位的生产活动对另一个单位发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的话，那么把这两个单位合并成一个单位就可以使外部问题内部化了。只要法定的产权是明确界定的和可以交易的，那么 “看不见的手”总是会使相关的经济实体得出有效率的结果。因此，政府在产权改革中力求使产权明晰，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外部性问题。所以政府所要做的便是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明确经济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明晰产权归属,使当事人自由交易,从而使外部性问题得以解决。进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见产权配置不失为政府治理外部性的有效手段之一。在这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已展开实际工作来规范产权制度，为更好的保护产权进行了实际的探索。但是科斯定理本身是建立在许多经济假设之上的，在实际经济环境的运用中必然会有许多限制。而事实也证明了，当产权管辖范围太大或者产权只归国家不归私人时，当外部性问题涉及到的人很多时，要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成本可能非常高，即存在所谓的交易成本，从而难以解决外部性问题。所以政府在运用科斯定理，进行产权的明细配置时也需要对具体情况做出判断。而且在产权明晰，配置合理，产权自由配置的情况下，市场可以自由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所起的作用是为市场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市场环境，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健康的经济运作环境，此时，政府更需要明确自身的定位。

（3）税收和补助

税收是政府征集财政收入的手段，历来是满足政府支出需要的。税收可以用于消极的外部性问题的治理，即对企业生产中产生的额外成本，也就是未能在企业生产成本中体现的成本（即部分社会成本）用税收形式加之于企业，使企业的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一致。这与政府规定排放标准的区别在于它不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处理企业的污染排放。企业可以自行排放污染，排放得多，多交税；排放得少，少交税。政府则用征收污染的税收治理污染。与税收相反的做法是补助，补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积极的外部性生产进行补助，使企业生产的边际效益增加到与社会边际效益相等，鼓励企业扩大产出，比如对教育的补助，对研究开发实行贴息贷款，另一方面，对企业治理污染的行动采取补助或允许治理污染的支出在税前列支，以鼓励企业治理污染，减少污染。例如河北省用税收杠杆促进节能减排，鼓励企业开展“三废”资源的循环利用。2007年上半年，河北省多项环保指标改善一成以上，治污减排初见成效。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对污染企业进行补贴和税收减免，去年河北省为近500家企业办理减免税共计4亿元。政府通过对治污有效的企业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减免，提高了污染企业的治污积极性。有效的限制了污染物的排放。再如，07年，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指出，中国将制定和完善鼓励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适时出台燃油税，研究开征环境税。《方案》指出，中国将抓紧制定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和环保产品目录及相应税收优惠政策。实行节能环保项目减免企业所得税及节能环保专用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对节能减排设备投资给予增值税进项税抵扣；完善对废旧物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优惠政策；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征企业所得税时实行减计收入的政策。实施鼓励节能环保型车船、节能省地环保型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税收优惠政策，抓紧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改进计征方式，提高税负水平，适时出台燃油税，研究开征环境税，研究促进新能源发展的税收政策。实行鼓励先进节能环保技术设备进口的税收优惠政策。可见，税收和补贴是政府常用的方法，不乏成功有效事例，此处不在赘述。但是，税收和补助也存在缺点，其缺点便是税收、补助标准难以制定。政府现在正在向服务型政府和责任型政府转变，对于市场，要求政府下放其权利，为市场提供更加自由的空间和更加宽松的经营环境。而在多数情况

下，对于税收标准的制定，政府可能缺乏科学的调查，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主观性。在不了解市场的情况下，制定出的税收标准必将约束市场健康的发展。这就必然会成为政府采取此种手段的限制因素。

（4）政府发放经营许可证

对于消极的外部性生产，政府可采取发放许可证的办法以限制产生，例如环境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而政府是该商品的所有者。作为环境的所有者, 政府可以把污染废物分割成一些标准的单位, 然后在市场上公开标价出售一定数量的“污染权”, 每一份权利允许其购买者可排放一单位的废物，每一水域或区域出售污染权的数量要足以保证环境能被人们接受。政府不仅应允许污染者购买这种权利, 而且, 如果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遭受了或预期将要遭受高于价格的损害时, 他们为了防止污染, 政府应允许他们以高于污染者的出价来购买这些权利。而且在产生外部性的污染者之间, 政府也应允许其对污染权进行竞购。在竞争中, 一些能用最少的费用来处理自己污染问题的公司则都愿意自行解决, 使之内部化。政府则可以用出售污染权得到的收入来改善环境质量。这样, 通过供求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相互作用,政府有效地运用了其对环境这个商品的产权, 价格机制将促成一个最佳的分配。此外，政府还可以采取逐年减少许可证的发放数量来降低污染水平，从而更好地保护环境。在这方面，我曾看过一些报道，其中，哈尔滨市政府颁布了《经营许可证制度实施办法》，对排污许可证的申报条件，实施细则及管理方向作出明确规定，这一办法的出台要求所有企业排放污染物要稳定控制在排放标准和总量指标之内，在重点企业和单位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加强环境保护关键技术和工艺设备及适应环境要求的各类生产生活用品的研究开发，积极支持更多的企业进入环保领域，通过政策和法律法规手段，引导环保产业的发展，促进环保产业的发育，推动企业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增强市场竞争能力。让市场充分发挥其作用。但是，经营许可证制度也有它的缺陷，就是企业有可能发生寻租行为，为得到许可证而贿赂政府官员；政府也可能因缺乏对污染的认识而陷入盲目性。从而产生政府行为的外部性。所以政府在采用这种方法时也需要慎重考虑多方面因素。

(5)发展循环经济

外部经济性 篇6

关键词 耕地保护；外部性；经济补偿；治理政策；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 F30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0—013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0.019

耕地是保障人类生存和生活必需的重要自然资源之一。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耕地资源流失现象非常严重。对此，国内外学者从生态治理的视角对耕地的功能属性、影响因素与调控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认为耕地价值评估不科学、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不合理是导致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本文基于当前我国耕地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系统评述耕地价值核算、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的研究进展，并剖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求为保障18亿亩耕地红线、制定科学的耕地保护政策奠定研究基础。

1 耕地资源的价值构成与核算

1.1 耕地资源的价值构成

就耕地价值的构成而言，当前研究一般基于三种分类框架：一是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分类。这一理论认为耕地资源不仅具有经济产出价值，在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景观环境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2] ；二是市场价值与非市场价值分类。Krutilla认为资源非市场价值的存在，源于公众对保护资源有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它与人们是否使用它并无直接关系[3] ；三是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的分类[4] 。英国学者Pearce认为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非使用价值包括遗赠价值和存在价值。

国内学者对耕地价值的划分多是基于耕地功能属性的角度，认为其包括经济产出价值、社会保障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2，5—6] 。而部分学者出于研究的需要，从资源价值量化的角度将耕地资源价值分为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7] 。实质上，耕地资源价值的三种分类互有重合，马文博认为市场价值是指耕地资源的经济价值，而其非市场价值包括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其中，耕地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中的游憩价值等和社会价值中的社会保障价值等这些通过人类对耕地资源的使用形成的价值即为使用价值，而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中所蕴含的选择价值、存在价值和馈赠价值等耕地资源本身所固有的客观存在的价值即为非使用价值[8] 。

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关于耕地价值的研究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一方面，耕地非市场价值所包含的构成内容互有重叠，缺少一个明晰的分類体系；其次，多数学者将耕地的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对其各个构成部分（如耕地的水土保持价值、空气净化价值、景观环境价值、存在价值与遗赠价值等）的相互关系及其差异缺少研究，不足以正确认识耕地非市场价值的内涵，未能为耕地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2 耕地资源的价值核算

耕地资源的价值核算通常包括其经济价值核算、生态价值核算与社会价值核算三个部分。其中，前者具备完善的估价思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其技术难点在于获得可靠的耕地年净收益；生态价值核算的理论体系相对完整，国内多以谢高地等提出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进行简单修正后代替，但这很难准确反映出不同区域耕地的生态价值的差异；而社会价值主要体现为社会保障和维护社会稳定两个方面，均可以采用替代法评估[1] 。总体而言，由于后两者无法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价值核算是当前研究的难点，而指标替代核算方法往往低估耕地的非市场价值，导致耕地资源的低效利用[9] 。

王 迪等：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研究进展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年 第10期就耕地非市场价值核算方法而言，当前主要有揭示偏好法（Revealed Preference Approach， RPA）与陈述偏好法（Stated Preferences Approach， SPA）两种。RPA是通过考察人们所愿意支付的价格间接推断出人们对环境的偏好，以此估算环境变化的经济价值，主要包括旅行费用法、享乐价格法、市场成本法和效益转移法等。而SPA是通过设定一个假象市场，采用调查方式推导出环境资源的非市场价值，主要包括条件价值法和选择实验法两种[9] 。以上方法中，以享乐价格法、旅行费用法与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e Method， CVM）等最具代表性。其中，CVM方法是以效用最大化理论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揭示消费者对环境物品和服务的偏好，从而最终得到公共物品的非市场价值。CVM方法已成为20世纪后半叶资源环境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理论改进之一，被广泛应用于矿区生态补偿及环境价值损失的各个领域[10—13] 。然而，CVM方法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是CVM基于假设条件的问题安排，调查结果受受访者个人认知水平、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二是CVM还存有各种偏差，如信息偏差、策略偏差、支付方式偏差、起点偏差、假想偏差、样本—整体偏差、替代性偏差等。

综合而言，当前研究过多的关注于耕地非市场价值的核算，而在具体的实践层面缺少行之有效的行动支持[14] 。再者，当前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研究多是基于受访者的支付意愿，而同时对其支付意愿与补偿意愿进行的比较研究明显不足。

2 耕地资源的外部性与经济补偿

2.1 耕地外部性与外部效益估计

耕地资源外部性一般可以分为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两种。前者是由于耕地利用过程中使其他相关方利益减损而又无法向其收费的情况。如圈占耕地、围湖造田、毁林开荒等，这些行为不仅导致水土流失、生态恶化等环境问题，还会造成农民失业、土地供求失衡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都是耕地保护外部不经济的表现。Mariola认为城市扩张所导致的农地非农化利用，给农业经济与农村社区以及环境退化造成很大的负外部性[15] 。Chiara等认为农业生产中杀虫剂的广泛使用，影响了食品安全、地下水资源、农田生物多样性、农田生态系统等，带来很大的生态环境负外部性[16] 。

而耕地资源的正外部性源于耕地保护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外溢，使其他相关方免费享受耕地保护主体所提供的效用输出。文献分析表明，当前的研究多是基于耕地资源的正外部性开展研究，Koyin Chang等人认为，由于非农用地的价值大幅度增长，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似乎产生了消极的经济影响，其结果导致农业生产的盈利能力被低估，主要根源是未考虑耕地的正外部经济效应[10] 。

我国农地非农化现象十分普遍，耕地效益被低估是耕地流转的重要原因。因此，科学评估耕地资源的外部性，既可增强公众对耕地及其外部效益重要性的认知，又可为耕地保护补偿提供政策依据，国内外学者对此展开广泛研究[17] 。相比之下，国内对耕地外部效益的关注较晚，孙海兵对耕地资源的外部效益评估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耕地的外部效益包括环境效益和粮食安全效益，而社会保障效益是否归属于外部效益尚未达成共识，且评价的实例多是对耕地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评估[18] 。

2.2 耕地外部性的经济补偿标准

通常认为，区域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标准是指单位耕地面积上的经济补偿额度，其补偿标准的基础是耕地外部效益评估。相应的，补偿标准制定的难点在于非市场价值的估算。Deaton等指出，正是由于农田价值的多重属性，使得农地保护的标准难以确定[19] 。

就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的研究方法而言，当前学者多采用CVM方法对农地所有者接受补偿意愿或是公众的支付意愿进行调查分析[8，20—21] 。诸培新等基于耕地价值的构成，分别采用收益还原法、成本替代法和支付意愿法，对江苏省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进行量化测算[22] 。此外，Duke等利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土地保护的公众偏好，发现民意取向最强的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原因在于公众认为农地保护政策保护了农村的生活方式与农居生活环境[23] 。而国内学者王利敏与欧名豪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认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委托人应根据代理人耕地保护的成本差异确定不同的补偿标准。而在非完全信息条件下，政府若要确保耕地保护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就必须对那些具有低成本农户付出一定的信息租金[24] 。

如前所述，制定合理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关键在于耕地非市场价值的科学评估。CVM是制定耕地经济补偿标准的主流研究方法，但由于其易受调查对象个人特质的影响，其补偿标准的测算结果可能会有较大差异。此外，由于在经济水平、资源条件与环境禀赋上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不同区域的补偿标准的科学界定也有所不同，而当前的研究未能考虑区域差异的影响，其结果将导致区域耕地外部性的经济补偿有失公平。

2.3 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方式

由于耕地保護具有外部性特征，经济学家提出“庇古税”的补偿方案，即政府通过征税或补贴来矫正当事人的私人成本或利益，使其相应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相匹配。由于我国耕地保护实行从中央到地方的指标分解，在这一框架下，地方可以理解为独立的耕地保护经济人，而地方政府则是代理人。按照“庇古税”方案，耕地保护的区域补偿可以采用横向转移支付的方式[25] 。牛海鹏认为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应采取“农业保险+社会保障+实物技术货币一体化的区内经济补偿机制”和“基于上级政府调控和财政转移支付的耕地保护区际经济补偿协商机制”两种方式[26] 。

国外农地补偿的做法有别于国内的补偿方式，两者存在较大的经验差异。Dorfman认为推行耕地未来发展权的买断政策与成立耕地保护基金的政策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都是成功的，耕地保护市场的短缺并不是缺少民众的支持和农地业主的意愿，而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失灵的表现。同时建议在快速城市化的地区与农村地区，应实施以个人自愿原则的耕地保护政策，而在其它地区实施公共参与的国家强制方案[14] 。

综合而言，国外通常是将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融合于农业环保计划和农业补贴之中，未形成独立于农业补贴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体系。其缺陷在于易造成政府财政支出负担沉重、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以及消费者福利的损失等。相比之下国内则侧重于对耕地非市场价值测算等方面的研究，在区内和区际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体系、补偿效应及其运行机制方面则研究较少。

3 耕地保护的调控政策分析

3.1 耕地资源流转的影响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非农经济建设对耕地资源的占用呈逐年递增趋势[27] 。由于耕地价值的低估，农地非农化利用现象的发生更为普遍。为此，国内外众多学者针对耕地转化利用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

Anthony以我国珠三角地区为例，认为房地产投机、农村工业化、交通条件改善与土地管理与监控系统的缺失，对农地流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8] 。Li wei等研究了土地资产与政策等因素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认为在国家尺度上政府应增强土地政策管理力度、提升失地农民保障水平、增加耕地投入水平，而在区域尺度上应落实耕地保护政策、提高征地农户补偿水平和增加耕地投入[29] 。Azadi认为土地转化是农业土地利用向城市土地利用的一个过程，认为发展中国家农地转化的强度最高，生产力、资本劳动比、城市人口等因素均对农地转化产生影响[30] 。Wang Hui认为国内土地发展权交易的原始驱动力不同于发达国家，其根源并不是地方的农地保护行为，而是针对中央政府土地紧缩调控的一种战略响应[31] 。

总体来看，耕地流失的影响因素涉及到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32] ，其驱动因素可以划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种，前者包括土地区位、土地生产率、产权模式、土地面积、家庭规模、收入等因素，后者包括城市化、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設等社会经济因素。

3.2 耕地资源保护的政策分析

耕地保护的最终实施，需要科学有效的调控政策来保障。国内外学者对此从政策措施、制度环境等方面展开研究。David等认为买断农地保护的地役权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农地保护的政策工具，用以替代原来的土地未来发展权的市场交易[33] 。苑全治基于制度环境的角度提出：建立跨行政区划的沟通协调制度、区际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及监督与惩罚制度[25] 。吴泽斌与刘卫东提出了三大保障措施：一是耕地保护区域的合理划分及其建设管理，二是建立区域之间的协作与联动机制，三是构建耕地保护外部经济效益的补偿机制[34] 。Li wei对政策因素在中国土地管理中的贡献进行分析，并构建了基于土地资源、土地资产及土地政策三因素综合作用的土地管理概念模型[29] 。

此外，当前学者还对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35—37] 。如张全景等分析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耕地保护效果[38] ，钟太洋等则对我国土地督察以及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耕地保护效果进行了分析[39—40] 。此外，Hui Wang等基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耕地治理政策上的利益冲突的视角，分析了当地的“区域内土地发展权转移”与“跨区域土地发展权交易”政策体系，认为这一政策对于耕地保护而言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41] 。

综上以上观点可知，大部分学者认为耕地流失是耕地保护政策不科学的结果，耕地保护政策有待加强。但Lichtenberg的研究观点与此相左，他认为当前中国耕地保护的目的主要在于保障粮食安全，而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结构导致保有耕地不足和过度保护，造成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未来土地分配制度是改革的重点：一是要通过开放土地市场、机构改革、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式消除农地转用套利的机会，二是要投资那些具有最大化比较优势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41] 。

4 问题与展望

当前，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耕地资源的保护，并采取世界上最严格的保护政策，但由于耕地资源的外部性，耕地保护的主体得不到合理的经济补偿，耕地流失现状较为严峻[42] 。因此，耕地保护的关键在于科学评估耕地资源的综合价值，正确认识耕地外部性并制定合理的经济补偿政策。本文根据当前研究的现状分析，认为我国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耕地价值核算的框架有待整合。国内对于耕地价值的研究近年来虽有进步，但多是沿袭国外的研究框架。由于耕地价值的部分内容有所接近，互有重叠，耕地非市场价值的划分缺少一个明晰的分类体系，且对其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和差异没有研究，难以为耕地保护政策的合理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2）不同研究尺度的耕地外部效益估算方法应区别对待。基于Costanza或谢高地等人的基准值修正的方法，适用于较大尺度的总体评价与对比分析，但区域差异或耕地的质量差异问题难以处理；而基于替代法、意愿调查法等适用于小区域的异质性评价，且过程较为繁琐，数据较难获得。两者的适用范围不一致，这一点未能引起学者的重视。此外，CVM等价值评价方法在矿区生态补偿、资源价值核算，特别是煤炭成本核算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推广应用意义，当前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

（3）耕地外部性的经济补偿标准在时空分配方面的研究有待强化。一方面，当前的研究较少考虑区域差异的影响，其结果往往导致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区域不公平；其次，当前对于耕地经济补偿的研究多是基于受访者对耕地保护的支付意愿，而同时对其支付意愿与补偿意愿进行的比较研究明显不足，如何确定两者的选择标准，对于补偿标准的合理确定而言是一个难题；再者，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所采用的CVM方法，由于受到受访者个人特质的影响，可能会对补偿标准的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4）缺乏对耕地保护的补偿模式与执行效率的研究。当前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研究多侧重于对耕地价值的内涵界定及其估算以及耕地非农化补偿研究方面，但在区内和区际补偿一体化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体系、补偿效应及其运行机制方面则研究相对较少。未来可以在中小流域的区际补偿标准与模式研究，生态补偿的LUCC效应研究，生态补偿功能分区和等级划分研究，特别是生态补偿标准实现的GIS时空分配模型研究等方面予以加强。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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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Farmland’s Externalities and Its Economic Compensation

WANG Di1 NIE Rui1 WANG Shengzhou1，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2. School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farmland’s externalities and its economic compensation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issue and focus field in ecological governance.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lacks a systematic and theoretical basis. Based on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 and comparison analys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domestic and foreign representative views on the farmland value accounting， the externalities of farmland protection and its economic compensation.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limitation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orient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current classified systems of the farmland’s nonmarket value are not clear. The domestic researches on farmland value accounting mostly follows abroad theoretical framework. （2） Some studies confuse the approaches in the estimation of the external benefits of the farmland， and lack the comparative study from different methods or perspectives. （3）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about the standards of the financial compensation for farmland externalities in terms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4） The current study is less concerned about the compensation mode and its execution efficiency of the farmland protec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foreign experiences can be learned combining with Chinese situation in order to appropriately integrat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armland’s value accounting. In addition， China should establish the farmland protection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nd its operating mechanism by the stakeholder’s framework， and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es of CVM and other valuation methods 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resources cost accounting， etc.

绿色建筑经济外部性问题分析 篇7

绿色建筑主要指的是给人们床在健康以及舒适并且安全的居所或者是工作以及人们进行活动所需要的空间,并且在建筑物整体使用周期中去高效的使用相关的资源,并且极大限度的对建造符合环境要求的建筑物,因此其也被称之为生态的建筑,或者是能够稳定发展的建筑。

其主要内涵有建筑选址和设计,以及施工还有具体的运营,以及管理还有进行拆除的过程里,在对环境基本生态平衡加以维护的情况下,充分运用相关的资源,去对人们安全和健康,以及高效并且舒适的居住与使用加以保障,使其能够达成建筑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这种建筑在不对生态环境加以损坏的情况下,去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以及日后我们子孙后生存的生活质量加以保障,其绿色的本质属于无污染,并且不存在多余废弃物,开放式的整体的良性循环建筑使用系统。绿色建筑在时间以及空间上对环境资源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空间上就是绿色建筑对附近的生态环境,使用者的生活环境,全球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

2、经济外部性的相关理念

我们在资源配置的角度去进行分析,外部性显示不在决策者考虑范围中的时候所出现的一种低效率情况。经济外部性能够分成外部经济性与外部的不经济性。生产者与消费者在进行活动的时候对他人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并且他人又无法获得相关的补偿因此也被叫做外部的不经济性。当前有很多经济学家在多个角度去对外部性问题予以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并且明确的指出了一些治理外部性的对策。罗纳德·科斯真伪应该在“产权界定”去进行分析,其对外部性的治理进行了总局诶,进行博奕论方向研究的经济学家则针对囚徒困境式的博弈问题去进行外部性的研究,在最近几年对于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很多人使用外部性理论去对环境的问题进行解释,并按照其去寻找能够持续发展经济的方式,因此也就成为了外部性发展的理论:使用不可分割性去对环境外部性加以将诶是;使用非竞争性去对环境的外部性进行分析,能够得出资源是一种公共的物品,其基本的特征就是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

3、研究内容

绿色建筑的生产也属于一种经济方面的活动,所以也会出现一定的外部性,绿色建筑出现的节能与环保就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外部经济性的例子。因为建筑行业属于一种耗能比较高的行业,按照相关资料的统计:大概有一半的温室效应的气体是和建筑材料的生产以及运输,还有建筑物自身的与运行管理相关的能源方面的消耗。建设活动还衍生出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酸雨提升,还有臭氧层的损坏等。按照欧洲的相关数据,建设活动产生的环境负担占到了总环境负担的15%到45%。在英国制造以及运输建筑材料所损耗的能源占到了我国能源总损耗的10%,而建筑照明就占到了整体能耗的20%到40%。整个欧洲其消耗的能源大概有1/2被用在了建筑的运行上,此外还有25%被使用在交通上。这些能源很多都是来自于不断降低的无法被再生的能源,并且这样的一种能源损耗的模式当前已经不能够被持续的使用下去。能源与环境问题当前已经变成了21世纪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因此我们能够看出非绿色建筑有着外部不经济性而绿色建筑则有着外部的经济性,因为很多绿色建筑的生产者内部的收益要比社会的收益低一些,这个时候也会使得市场产生失灵的问题,这也是绿色建筑发展产生制约的主要原因。

本文主要针对外部性理论去对绿色建筑的经济性进行分析,提出绿色建筑在进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希望能够为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提供便利的条件。

4、绿色建筑外部性的相关分析

生产者运用了绿色建筑的设计方案,使得最初在成本的投资上有所提升,开发商依照新的建筑节能设计的标准去进行绿色建筑的建设一定会使得施工的成本有所提升。按照相关的测算,大概在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就会提升100元左右,这一些增加的成本只可以使用对住宅的销售价格加以提升去进行分担。当时,对房价加以提升则一会会使得开发商进行开发的风险有所提升。在我们国家城市房价不断的上涨,其整体的趋势还呈现出了供求不平衡的状况,很多开发商都在观望着建筑市场的发展,一般不会随便的对建筑成本假议题是。而消费者因为属于住宅销售的最后的需求方,因为缺少相关的节能思想,又并未购买比普通建筑价格超出10%之上的节能住宅的急切需要,所以建设节能住宅无法变成开发商的自发行为。

景观使用绿色建筑为生产者带去了一定的收益,同时还节省了很多能源上的损耗,并且降低了二氧化碳自身的排放,使得环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给后代与同代人了节省了能源,可是后代人与当前的人们并不会为此去就进行报酬的支付,按照当前能源价格的发展水平,至少要消耗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才可以将资源收回,这么长的一个投资回收期,是缺少吸引力的。

5、处理绿色建筑外部性问题的相关对策

1.财政补贴

因为生产绿色建筑产品有着外部的经济性,因此其能够对绿色建筑产品的生产者予以适当的补贴,为了激励企业多进行生产,就一定要使用给予补贴的形式。使用绿色建筑的生产者以及消费者完成财政上的补贴,以此去对绿色建筑的价格产生影响,并且使得用户有进行绿色建筑购买饿想法。绿色建筑经常在建筑密度以及容积率上相对来说要铺张一些,其能够对建筑的密度以及高度予以补贴。

2.税收政策

使用政策性的课税,对生产非绿色建筑的单位或者是个人进行税务的征收,然后使用征收的这部分去对外部不经济性的部分加以抵消,运用这种形式去对这部分产生的损失给予实弹国的补偿,对出现外部经济的企业,国家征税数额应该与这一企业为社会其他成员或者是为后代产生的损失保持一直,从而使得这一企业中的私人成本正好与会的成本保持相同。

结语

外部性理论属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的主要参照,外部性问题不仅产生经济理论上的创新,并且在环境保护以及能源节约等很多实践活动上获得了普遍的使用。

非绿色建筑物的外部不经济性使得建筑高耗能的情况无法获得合理的环境,因此也就出现了资源在进行配置的时候产生不合理的情况,这种情况使得环境出现了严重的污染,同时还产生了能源上的浪费,所以应该合理的使用财税政策去把一些外部不经济性进行内部化,使得社会的成本变得内部化,并且对生产绿色建筑的生产者予以适当的补贴,提升其进行生产的积极性,以推进我国绿色建筑的快速发展。

摘要：绿色建筑开始变成建筑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本文使用经济学的原理,去对绿色建筑的经济行为做出了分析,提出了绿色建筑外部性问题已经变成了制约绿色建筑发展的核心问题。并提出相关的促进绿色建筑发展的意见,以推进我国绿色建筑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绿色建筑经济,外部性,税收,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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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法外部性问题概论 篇8

一、中国经济法的特征与经济法的外部性

通过对经济法特征的深入分析和解读, 有利于我们认识经济法外部性问题产生的原因, 并深刻把握经济法特征与经济法外部性之间的关系。

首先, 经济法具有经济性。

因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发生在直接的物质再生产领域, 具有明显的经济目的性。这种经济性的重要表现, “是经济法往往把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要求直接规定为法律”, “经济法对经济生活准则的表述”, 通常是“由立法机关和其他有权机关直接将经济制度、经济技术性规范通过为法, 使之具有法律效力。”如在经济制度方面, 国家通过制定颁布《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 规定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 在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基础上, 确定各自的财政支出范围, 同时按照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预算收入。该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制定和实施, 必然会影响到中央与地方的发展规划与经济运行, 对中央和各地方而言, 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额外收益和成本, 从而在中央和各地方, 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此外, 在宏观和微观经济管理层面, 各种具体税种的实施条例、外商投资领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关于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等;以及, 在维护公平竞争和经济有序流转方面, 《反不正当竞争法》和规范土地使用与流转的法律法规等, 都会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各地方之间、各行业和产业之间, 以及在各行业和产业内部, 产生相应的额外收益或成本, 亦即外部性, 从而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发展。

第二, 经济法具有政策性。

由于经济法根源于国家对经济的自觉调控和参与, 其要义就在于“对万变之经济生活及时应对, 以求兴利弊害, 促使经济尽速平稳发展, 并提高国家及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它的任务是实现一定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要求, ”因此, “经济的法律调整往往以政策先行, 并赋予政策以法的效力, ”而由于政策本身受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大, 经济体制也非一成不变, 经济法受其影响, 时常处于变动之中也就顺理成章。但是, 由于政策本身对经济社会现实的影响往往比较直接, 相应的政策性效应也会更加快速的在经济活动中突显, 尤其是由于政策本身往往针对性更强、目的性更鲜明, 其制定与实施都会对特定的群体、阶层、行业等等, 产生较为明显的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亦即外部性, 从而改变这些群体、阶层、行业等相互之间及其内部原有的 (经济) 利益格局, 并对它们以后的行为产生影响。也因此, 被赋予了法的效力的这些政策, 亦即经济法规范, 就不可避免的具有更加明显———因为具有了法的特殊强制性效力———的外部性特征。例如在金融法领域, 随着去年以来, 针对表现为全国范围内的房价普遍上涨、CPI不断升高等现象的国家经济过热问题, 央行在《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 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命令、决定和指示, 力求通过货币政策来发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 为不断升温的中国经济降温, 并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运行。在此过程中, 这些政策、命令、决定和指示等, 首先是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制定颁布实施的, 因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针对目前经济形势的“暂时性”政策, 其次, 也是最重要的是, 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的实施, 已经或者正在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 尤其是对经济活动中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行业和产业, 如养殖业、生活消费品生产行业、房地产行业、城市居民、消费者等等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或者是正的效应或者是负的效应, 必将会影响到当前与未来不同群体的经济行为和选择, 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最后, 经济法具有行政主导性。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从事经济活动, 参与经济关系的产物, 调整的是直接体现国家意志的经济关系, 从而与政府的管理和参与有着密切关系。”经济法上的国家干预, 源于现代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失灵”, 和市场的缺陷紧密相关。就新制度经济学的视域而言, 政府干预也不过是市场的一种替代, 换句话说, 在某些情况下, 国家干预比市场本身更有效率。而这种“更有效率”意味着, 国家的行政干预对相关主体所产生的影响更加直接、快速和深远。然而, 无论是适度的干预还是过度的干预, 政府干预、参与经济活动总会给不同的市场主体、行业和产业以及其他特定的群体、阶层, 带来或正面或负面的额外影响, 亦即会产生外部性。而对这种外部性的不同安排, 就会相应的影响到相关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事实上, 经济法作用的发挥, 从某种程度上说, 就是通过对这种就不同主体而言各不相同的外部效应的分担与配置而得以实现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价格法》, 该法授权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在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显著上涨或有可能显著上涨, 或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 可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制、提高、调整等干预措施。价格法的这些规定, 对于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 以及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市场价格异常的情况下, 该法的实施能够给不同的利益群体施加不同的影响, 为不同利益群体的经济行为选择增添不同的额外成本或收益。这种或正或负的额外性利益变动, 必然会对相关群体产生规制性作用, 从而最终起到维护经济秩序, 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

总之, 经济法由于其有效调整经济活动的需要而具有鲜明的经济性、政策性和行政主导性特征。这些特征的存在是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调整、管理和规制等密切相关的;这些特征也从一个角度全面反映了经济法的形貌和运行机理。深入的分析这些特征与经济法外部性的关系, 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经济法外部性问题的产生原因。事实上, 也正是由于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上述特征, 以及这些特征背后所蕴涵的利益分化与整合、利益格局的调整, 会给相应的利益主体带来这样那样的额外成本或收益, 从而造就了经济法外部性问题的存在。

二、中国经济法的本位与经济法的外部性

所谓法的本位, 就是指“法律运作所围绕的主体和中心。具体而言:第一, 法的本位是法的立法活动的依据和出发点;第二, 法的本位是法律的实施、运作所依据的基本尺度和价值取向;第三, 法的本位是相应法学研究所追求的目标、价值尺度。从其核心内容来看, 所谓法的本位, 是指法所维护、保障的利益取向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经济法学界, 认为中国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已经成为学者的一种基本共识。而经济法之所以必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 根本上是由于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和存在使命所决定的。一方面, 就现代经济法的起源来看, 最初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 其基本内容是反私人垄断, 解决因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私人利益保护绝对的传统私法观念的一种纠正;另一方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就是为了弥补理性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行为模式所造成的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漠视与损害, 亦即最大限度的减少个体经济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所造成的负外部效应。

小议网络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 篇9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不仅在消费还是生产等经济活动方面, 都越来越多的依靠信息网络, 网络的外部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已不可小窥。

一、网络外部性定义

网络外部性是加入某一网络的行为能够给该网络的所有其他参与者带来利益的变化。这里的网络既包括同一种产品的消费者之间所形成的相互关系, 也包括同一种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所形成的相互关系, 以及同一产品的生产者之间所形成的相互关系。

网络经济外部性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

(1) 相互依赖性:一个加入此网络的决策主要取决于此网络现有用户数量, 即已经做出相同决策的人数。著名的梅特卡夫法则就对此做了很好的诠释:如果一个网络中有几个人, 那麽网络对每个人的价值与网络中其他人的价值成正比, 这样网络对所有人的总价值n* (n-1) 成正比。

(2) 非补偿性:这就是说某人产生的成本无法要求他人支付, 举例来说:某公司想要从电信网络中得到最大利益, 除了要学习电信网络的有关知识外, 还要受到基础设施好坏, 电信用户使用电信网络情况等影响。

二、网络外部性的效用函数

网络外部性属于正的消费双向外部性, 是指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对其他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产生的不反映在市场价格中的间接效应, 而且这种效应在消费者中是相互的。在这里, 消费者对同一类产品或服务的效用评价函数不仅由其本身的消费行为决定, 而且也由其他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决定。

无网络外部性下的消费者效用函数在网络外部性不存在的情况下, 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效用评价函数仅由产品或服务本身的一些属性作为变量来决定, 如消费者i对某一产品的效用函数可以如下表示:Ui=Ui (x1, x2, .., x n) 其中, x 1, x2, …, x n分别表示产生效用的一些产品属性。

例如, 对于PC来说, 这些属性可以是价格、CPU速度、显示器大小、硬盘大小、内存条等等。网络外部性下的消费者效用函数而当网络外部性存在时, 使消费者对产品的效用评价发生了变化, 其他消费者对同一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活动也作为影响因素而成为效用函数的解释变量。此时, 消费者i对产品的效用函数可以如下表示:Ui=Ui (x1, x2, .., x n;c1, c2, .., ci-1, ci+1, .., cm) 这里c1, c2, .., ci-1, ci+1, .., cm表示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活动, 而这些消费活动对消费者效用函数产生了正的影响。这些正的影响可以是直接的 (如电信市场, 额外用户的增加能使原先的用户增加了可以通话的终端, 因而对电信网络的效用评价增加) , 也可以是间接的 (如浏览器市场, Netscape的浏览器用户的增加, 会吸引更多的ICP采用Netscape的web编辑软件来建站, 从而使与Netscape浏览器完全匹配的网站内容增加, 最终增加用户对浏览器产品的效用评价) 。

上述网络外部性下的产品效用函数可进一步简化, 前一部分可作为消费者对产品本身属性价值的评价, 而后一部分由众多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活动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可集合为网络外部性价值, 即消费者对网络外部性的评价。消费者i的效用函数为Ui=Ui (X;W) 这里X为产品本身的价值, 而W为网络外部性给消费者带来的价值, 即网络外部性价值。

三、经济思考

从上文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分析, 消费者对产品的效用评价函数也不再仅仅基于产品本身, 而将产品网络也包含了进去。在这样的前提下, 消费者选择的不再仅仅是一个产品, 而是选择一个网络。厂商所应做的不是去制造一个产品, 而是建立一个网络。

另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对产品评价重心的转移, 导致厂商之间竞争重点的转移, 这些使网络的发起者或建立者更加注重从网络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来配置网络内部资源, 从而提高整个网络的竞争力。

其次, 从梅特卡夫法则来看, 网络经济下的规模收益是递增的。即当所有要素投入都按比例提高时, 收益提高的比例大于要素投入的比例。在以前学习的经济学原理中, 规模收益会经历经历先增加、后不变、最后递减的过程, 这是由于一些自然条件的限制, 当企业生产达到一定得规模, 在管理成本等等的因素影响下, 再投入相关要素已不可能实现收益比例大大提高。但是, 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影响, 网络经济下网络规模越大, 带给此网络使用者的价值就越高。这种网络规模效应是基于消费者的需求对收益的影响的, 而且这种影响在生产量够大的时候也不会分散, 反而以更强烈的形式出现。

总体说来, 网络外部性作为网络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 已经渗透到现代经济的方方面面, 作为企业应该适时转换竞争战略, 利用网络外部性在市场上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

摘要：文章基于对网络外部性概念的理解上,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 以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网络外部性, 从而更深入思考网络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

外部经济性 篇10

1 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的原理和三种结构

常规精馏塔精馏段在操作过程中放热,可以看作潜在的热源;提馏段吸热,相应的可以看作潜在的热容。因此,可以考虑将分属两个精馏塔的精馏段和提馏段之间进行热耦合以提高热效率。为保证必要的传质推动力,可分别调整两个精馏塔的塔压,以节省内部热耦合精馏塔中压缩机和节流阀的投资。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系统[6,7,8,9]通过两个精馏塔的精馏段和提馏段之间的热交换实现节能。两个精馏塔的压差提供了两塔之间热交换的传质推动力,同时,高压精馏塔精馏段向低压精馏塔提馏段传递的热量为高压精馏塔提供了向下的回流同时为低压精馏塔提供了向上的气流,从而节省了高压精馏塔的冷凝器和低压精馏塔的再沸器。

图1a所示的是一个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的结构。从图中可以看到,两塔的精馏段和提馏段塔板数相同,并且高压精馏塔和低压精馏塔的精馏段和提馏段之间是相对塔板间进行热耦合。通过热耦合,节省了低压精馏塔的再沸器和高压精馏塔的冷凝器。

图1b所示的是一个非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的结构。与对称型不同的是,两塔的精馏段和提馏段塔板数不同,因而高压精馏塔的部分精馏段和低压精馏塔的全部提馏段之间进行热耦合。

(a)对称型,(b)非对称型,(c)简化非对称型(a) symmetry, (b) asymmetry, (c) simplified asymmetry

为便于设计和实现,可以使用若干外部换热器近似外部热耦合结构。这里采用三个外部换热器替代塔板之间外部热耦合结构,如图1c所示,其中顶部换热器放置在热耦合部分的顶部塔板之间以保证高压精馏塔的顶部液相回流,底部换热器放置在热耦合部分的底部塔板之间以保证低压精馏塔的底部气相回流,中间换热器的位置是可根据需要调整。三个换热器的面积为简化起见,选择相同面积。

2 过程描述

乙烯精馏装置是石化工业中能耗最大的装置,它的改进和优化有利于整个石化工业生产的节能降耗。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在246.15K温度和1883.88kPa压力下乙烯乙烷两相混合物的分离,通过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使塔顶乙烯产品浓度达到99.5mol%,同时塔底浓度达到99.9mol%[10]。表1是乙烯乙烷分离的操作条件和物性数据。

根据物料平衡和能量平衡以及气液平衡关系建立过程数学模型。对乙烯乙烷混合物的分离,采用Peng-Robinson状态方程来描述气液平衡关系[11]。塔板之间的压降设为0.92kPa,塔板水力学计算采用线性化的Franics水力学方程来近似计算。高压精馏塔和低压精馏塔相对塔板之间耦合的热量由以下公式计算:

Q热耦合=UA(T高压塔-T低压塔)

3 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的概念设计

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的概念设计是通过最小化年均成本实现的,年均成本TAC由操作费用和设备投资组成。根据物料平衡和能量平衡以及给定的汽液平衡关系建立三种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的稳态模型。在稳态仿真中,通过同时调节低压精馏塔冷凝器负荷、两塔进料分流比、高压精馏塔塔顶压力以及再沸器负荷保证两塔塔顶塔底的浓度达到指定的要求。同时,通过分别改变总塔板数、耦合塔板数、进料位置来节省能耗、减少投资。由此得到年均成本最小的三种外部热耦合负荷精馏塔的结构参数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到,与常规精馏塔相比,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节省了1.1%的操作费用,但是却增加了36.75%的设备投资;非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节省了25.66%的操作费用,但是增加了56.52%的设备投资;而简化的非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节省了24.59%的操作费用,只增加了36.7%的设备投资。

三种结构相比较可以看到,简化的非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是三者中最具经济性的结构。这一结果说明了对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结构选择合适的结构很重要,同时通过外部换热器对外部热耦合结构作近似有利于提高其经济性。

4 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的控制

考虑到两个精馏塔塔顶塔底产品均要达到一定的要求,采用一种四点的浓度控制方案,同时对两塔塔顶产品和塔底产品浓度都进行控制,控制方案见图2所示。其中,低压精馏塔的塔顶浓度由回流量来控制,塔底浓度由进料分流比控制,均采用比例积分控制器。由于塔内压力的提升对产品的分离有显著的影响,因此高压精馏塔的塔顶浓度由高压精馏塔塔顶压力控制,塔底浓度由再沸器负荷控制,均采用比例积分控制器。浓度检测的时间常数设置为1分钟的一阶滞后环节。另外,低压精馏塔塔顶的回流罐液位及高压精馏塔塔底液位分别由低压精馏塔塔顶出料流量和高压精馏塔塔底出料流量控制,采用比例控制器。表3是控制器的参数设置,这里对上述三种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采用相同的控制器参数,方便对比三种结构在同样控制作用下的性能。

5 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的动态特性

图3是当进料流量变化±1%时,对称型、非对称型和简化非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的闭环响应(黑色虚线: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灰色实线:非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黑色实线:简化非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从图中可以看出,对称型外部热耦合精馏塔在30小时内未达到稳定,振荡较大,其过渡时间要长于30小时,但超调量最小;简化的非对称型超调量比非对称型小,且过渡时间和非对称型相同。

图4是进料中乙烯浓度变化±1%时,对称型、非对称型和简化的非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的闭环响应(黑色虚线: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灰色实线:非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黑色实线:简化非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同样可以从图中可以得到以上结论。表4列出了三种结构的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系统的闭环响应的偏差绝对值积分。从偏差绝对值积分的数值比较可知,三种结构中偏差绝对值积分最小的是非对称型,其次是简化的非对称型,最大的是对称型。

以上结果说明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相对非对称型和简化的非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需要更强的控制作用,其动态特性容易受外部扰动的影响。

6 结 论

首先,从概念设计的结果可以看到,非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节省了最多的操作费用,相对常规精馏塔节能达44.24%。而简化非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的设备投资最小,操作费用节省较多,其年均成本最小,因此是最经济的。

其次,从闭环动态特性的结果看到,非对称型和简化非对称型同样在抗扰动性方面优于对称型,因为其过渡时间短,偏差绝对值积分小。而两种结构相比较的结果是,非对称型结构的超调量较小,因而其偏差绝对值积分也较小。因此,非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的动态特性比简化非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好。

综上两点可以看到,对于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其经济性的改善并不一定以动态特性为代价。由对称型到非对称型,其经济性改善了,但是动态特性同样改善了。另外,结构的简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系统的动态特性,这一点可以从非对称型的动态特性比简化非对称型的动态特性好看出。综合考虑经济性和可控性两方面,三种结构中,简化非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仍然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

摘要：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系统是一种新型的精馏塔系统,通过操作在不同压力下的两个精馏塔的精馏段和提馏段之间的热传递来提高热力学效率。根据精馏段和提馏段热耦合的相对位置不同,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系统可分为对称型和非对称型两种结构。为便于设计和实现,可用外部换热器替代外部热耦合得到简化的结构。本文以乙烯乙烷物系分离过程为对象,通过对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系统建立了静动态模型,采用四点控制的方法,对三种结构的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的经济性和可控性两方面做了分析,证明了非对称型优于对称型外部热耦合复合精馏塔。同时,对使用外部换热器简化外部热耦合结构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

论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问题 篇11

所谓外部性, 指的是某一经济主体的活动对于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一种未能由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反映出来的影响, 从而导致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大效率, 即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由于这种影响是某一经济主体在谋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产生的, 是对第三人产生的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又是处于市场体系之外, 故称之为外部性。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根据不同的特性可以将外部性划分为许多种类。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政府对外部效应的调控和治理, 所以现在主要从外部性的实际影响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对外部性进行分类, 可以将其划分为负的外部性和正的外部性。所谓负的外部性, 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了负面的经济影响, 而又未能通过市场交换给予补偿;所谓正的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活动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了正面的经济影响, 却又未能通过市场交换而得到报酬。

二、外部性的内涵

从外部性的定义可以看出, 其概念包含三个基本要点:

第一, 经济主体之间的外部性影响是直接的, 而不是间接的。也就是说, 这种影响不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 而是以市场交易的方式施加的。如果没有这个限定, 那么外部性概念就过于宽泛。

第二, 外部性有正也有负。从外部性的发生主体来看, 其行为可能对他人带来未获补偿的效用或产量的损失, 也可能带来未付报酬的效用或产量的增加。前者即为负外部性, 或称外部不经济, 后者则为正外部性, 或称外部经济。

第三, 外部性会出现在消费领域, 也会出现在生产领域。也就是说, 外部性影响的承受者可能是厂商, 也可能是消费者。

总之, 外部性是一个内涵丰富, 富有研究价值的重要概念。

三、关于外部性的理论研究

(一) 庇古关于外部性的研究。

最早进行外部性治理方案研究的是庇古, 其在代表性著作《福利经济学》中首次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 系统地研究了外部性问题, 提出对正外部性行为进行补贴, 而对负外部性行为进行征税或收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以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为研究对象, 认为增加国民收入和调节收入差距可以有效地推进社会的福利。在探讨增加国民收入的手段时, 他提出要增加国民收入就必须增加社会产量;而要增加社会产量就必须实现社会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而要实现社会生产资源最优配置就必须确保产业经济学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与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相等。

(二) 科斯对外部性的研究。

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 其对外部性问题的阐述主要体现在1960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 这篇论文以庇古税为理论背景, 可以说是在对庇古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科斯认为, 解决外部性的关键是明确界定产权, 他的主要思想被总结为著名的“科斯定理”。科斯第一定理:假如交易成本为零, 那么权力的初始配置状况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科斯第二定理:当交易费用大于零时, 权利的初始配置影响效率, 应尽量减少交易成本;科斯第三定理:当交易费用大于零时, 如果政府可以直接选择最优的产权安排, 可以减少交易成本, 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 社会效益达到最大。即政府通过较为准确的界定初始权利, 将优于私人之间通过交易来纠正权利的初始配置, 这正是科斯第三定理的产业经济学实质。

四、外部性所产生的经济影响

外部性的存在将会阻滞市场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 从而使其实际经济效率偏离帕累托最优。之所以如此, 主要是因为在有外部性存在的场合, 单个经济主体在从事一项经济活动时, 其私人成本 (或收益) 与社会成本 (或收益) 并不一致, 而经济主体进行决策时又始终坚持私人边际收益等于私人边际成本的原则, 故而导致资源的低效配置, 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从均衡的角度来分析, 当社会资源问题既定时, 如果在一种产品上的资源配置过度, 则势必造成在另外一种或几种产品上的资源配置不足。

五、外部性的内在化

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让外部性内部化。内部性是指通过将产生外部性的经济主体与受到外部性影响的经济主体合并, 使原来的外部性影响转化为内部影响, 借以纠正资源配置的低效状态。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通过合并将外部性影响转为内部化的例子并不少见。

六、政府治理外部性政策分析

因为各种方法的特点和实用性有所不同, 这就要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因地制宜, 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 在不同方案中做出最优选择, 最大限度地纠正外部性, 使外部性内部化。以下对不同手段做出阐述和分析:

(一) 政府直接管制。

科斯认为, 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因此, 在市场和私人谈判解决不了负外部性时, 有必要进行政府直接管制, 即政府做出直接规定, 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不得做什么, 并要求人们必须服从。对违反这些强制性规定的行为给予相应程度的罚金, 使其行为的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 其主要表现为:禁令, 如明令禁止某些生产经营活动或资源利用与排污, 甚至对一些严重污染企业直接采取“关、停、并、转”的强制措施;行政许可证制, 即规定只有持有政府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生产经营许可证才能生产或排污。

(二) 正确地配置产权。

外部性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产权的不合理分配, 科斯定理认为, 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重新分配产权得到解决。例如, 如果一个单位的生产活动对另一个单位发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的话, 那么把这两个单位合并成一个单位就可以使外部问题内部化了。只要法定的产权是明确界定的和可以交易的, 那么“看不见的手”总是会使相关的经济实体得出有效率的结果。因此, 政府在产权改革中力求使产权明晰, 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外部性问题。所以, 政府所要做的便是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明确经济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 明晰产权归属, 使当事人自由交易, 从而使外部性问题得以解决, 进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 税收与补助。

税收是政府征集财政收入的手段, 历来是满足政府支出需要的。税收可以用于消极的外部性问题的治理, 即对企业生产中产生的额外成本, 也就是未能在企业生产成本中体现的成本 (即部分社会成本) 用税收形式加之于企业, 使企业的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一致。这与政府规定排放标准的区别在于它不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处理企业的污染排放。企业可以自行排放污染, 排放得多, 多交税;排放得少, 少交税。政府则用征收污染的税收治理污染。与税收相反的做法是补助, 以鼓励企业治理污染, 减少污染。

(四) 经营许可证。

对于消极的外部性生产, 政府可采取发放许可证的办法以限制产生。例如, 环境可以作为一种商品, 而政府是该商品的所有者。作为环境的所有者, 政府可以把污染废物分割成一些标准的单位, 然后在市场上公开标价出售一定数量的“污染权”, 每一份权利允许其购买者可排放一单位的废物, 每一水域或区域出售污染权的数量要足以保证环境能被人们接受。政府不仅应允许污染者购买这种权利, 而且如果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遭受了或预期将要遭受高于价格的损害时, 他们为了防止污染, 政府应允许他们以高于污染者的出价来购买这些权利。而且在产生外部性的污染者之间, 政府也应允许其对污染权进行竞购。

(五) 公民参与。

我们不应该忘记政府在解决外部性问题时的一个重要推动:公民参与。政府与公民共同合作能够形成一种合力, 从而使外部性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政府解决外部性问题需要外力的融入与参与, 通过调动公民个人和企业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以此协调各方利益要求, 建立主体间的各种合作方式。一个完美的民主社会, 既要有积极性的政府, 也要有积极性的公民。政府要支持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政府与公民共同合作的治理模式不失为治理外部性的良好途径之一。

(六) 发展循环经济。

针对外部性中的环境污染问题, 政府还以可采取积极措施, 倡导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包括资源开发、清洁生产、废弃物综合利用等三个环节。政府是循环经济的推动者, 不能不作为, 也不能乱作为, 必须明确职能定位。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 但是各经济主体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不足, 而公众由于资源环境意识和观念的淡薄, 也明显缺乏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因此, 目前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在全社会营造出发展循环经济的环境氛围, 树立循环经济的战略意识。

总之, 外部性意味着经济中的资源偏离了帕累托最优, 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措施和手段进行干预调节。每种方法或途径对于校正外部性问题都有一定的作用, 但不管哪一种方法都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用的万能药方, 单独的使用任何一种方法并不能有效地根治所有的外部性问题。在实际经济中针对不同类型的外部性问题, 采取不同的方法或将不同的方法进行有机结合, 才能有效校正经济中存在的外部性问题, 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摘要：本文针对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问题, 分析和归纳政府在外部效应内部化过程中所要承担的责任和所要进行调控的具体措施, 体现出政府在市场经济自身调节失灵的情况下应有的作用和功能。

关键词：外部性,政府调控,内部化

参考文献

[1]刘红.外部性的经济分析与对策.南开经济研究学报, 1999.1.

[2]杨效龙.外部效应与产权安排[J].经济学家, 1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