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监督论文

外部监督论文（共9篇）

外部监督论文 篇1

一、审计质量的内涵

(一) 审计质量是一个系统的概念

审计质量与审计的过程相关, 是动态的、系统的。因此, 与一般产品质量相比, 审计作为一种系统的方法或过程, 对其质量加以评价有一定难度。1981年, 美国学者De Angelo将审计质量定义为审计师发现并报告公司舞弊的联合概率, 即审计质量被区分为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的联合概率 (Watts和Zimmerman, 1981) 。笔者认为, 审计质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审计质量是指审计结论与被审计事项真实情况的吻合程度;广义的审计质量则是指审计结论与被审计事项真实情况的吻合程度及对审计需求的满足程度。两者的差异在于, 狭义的审计质量就事论事, 孤立地看待审计结论与被审计事项真实情况之间的关系。即使审计质量高, 其结果也可能使得审计需求方不满意。广义的审计质量是把狭义审计质量与外在需求紧密联系, 同时顾及对审计需求的满足程度。这种吻合程度及满足程度越高, 审计质量就越高。

从审计质量的基本含义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系统性是审计质量的一个内在特征, 是一个关键因素。因此, 我们必须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认识与研究审计质量的控制问题。尤其是要认识与研究系统论的基本原理与审计活动系统性的相互联系。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 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 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 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 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 起着特定的作用。

(二) 我国政府审计质量的特征分析

De Angelo (1981) 将审计质量的内涵特征归纳为两个方面:“发现”和“报告”会计报表错弊。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审计师是否能够发现会计报表存在的错弊 (审计质量的技术性特征) ; (2) 审计师是否能够报告已发现的会计报表错弊 (审计质量的独立性特征) 。由此, 审计质量可以表述为:当会计报表存在错弊时, 审计师发现并报告会计报表错弊的联合概率。该概率越大, 审计质量越高, 反之则越低。审计质量的两个内涵特征不是相互独立的, 审计师独立性程度的高低可以影响其发现报表错弊的概率, 而专业能力的强弱也可以影响其独立性程度。

1. 我国政府审计的行政属性。

我国实行的是行政型国家审计体制, 审计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 法律赋予审计机关一些行政权限, 这使得政府审计在性质、目的、手段等方面与社会审计具有重大差异。政府审计根据行政服从原则建立行政隶属关系, 带有强制性, 审计机关在审计中享有许多行政权, 可以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 甚至可以给予处罚。而社会审计组织与委托人之间是按平等协商原则建立起来的有偿服务关系, 双方地位平等, 任何一方都不能享有超越他方的特权, 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

我国政府审计的行政属性集中体现在审计处理权上, 这是一项纠正措施, 具有矫正性和补偿性, 目的是及时纠正违反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国家利益。

2. 我国政府审计质量的行政性特征。

我国政府审计所具有的行政属性, 使得政府审计质量的内涵不仅包括“发现”和“报告”违规违法问题, 而且还应包括“纠正”违规违法问题 (审计质量的行政性特征) 。也就是说, 我国政府审计的审计质量除了技术性特征和独立性特征外, 还应包括行政性特征。

政府审计质量的行政性特征包括: (1) 对发现的违规违法问题进行准确的定性并做出正确的处理; (2) 监督存在问题的单位解决问题。由此, 政府审计质量可以表述为:当存在违规违法行为时, 审计人员发现、报告违规违法行为, 并予以纠正的联合概率。政府审计失败, 不仅包括审计人员在审计中未严格遵守审计准则而导致本应发现的问题未被发现、已经发现的问题未予报告的情况, 而且包括对发现的问题未能找准适用的法律法规而导致问题定性或处理失当而引起行政复议、对违规违法问题处理后被审计单位不予纠正而导致违规违法问题屡禁不止的情况。政府审计质量的行政性特征与技术性特征和独立性特征也不是相互独立的, 独立性程度的高低可以影响政府审计对问题的处理力度, 审计人员理解和执行政策法规的水平也会影响问题处理的合理性。

二、构建国家审计质量的外部监督机制

1.对国家审计质量实施外部监督的必要性。监督是国家审计最重要的职能, 而国家审计人员本身也应受到监督, 否则社会公众很难相信国家审计的质量能够长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对国家审计机关监督的根本目的是维持并提高国家审计的质量, 应有别于对一般政府部门的监督。因此, “谁来审计国家审计人员”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国家审计质量的评价与监督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必须建立一整套正式的、行之有效的国家审计质量评价与控制体系。在这一体系中, 国家审计机关必须定期接受针对其审计质量的来自外部的评价与监督。

2.美国国家审计质量控制的经验。为了取信于国会和社会公众, 美国审计总署逐步建立并完善了科学、合理、严格的审计质量控制体系。这一质量控制体系主要包括:一是定期接受国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对于其审计工作质量的评价与考核;二是接受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对于其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三是建立包括领导、人力资本、业务执行、监督、政策评价等要素在内的质量保证框架 (Walker, 2006) ;四是邀请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友好国家最高国家审计机关组成的工作小组分别对其财务审计、绩效审计的质量进行同业互查等。

在上述质量控制措施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业互查制度。同业互查制度是美国审计总署从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AICPA) 那里借鉴过来的。同业互查的本义是同行评价, 对于审计专业人士而言, 同业互查是由注册会计师对某个会计师事务所遵循其质量控制制度的情况进行评价, 其目的是确定并报告被检查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否按照质量控制的五项要素制定充分的政策和完善其程序, 并在工作中遵照执行。一般人认为它仅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一项关键性自律措施。在美国, 同业互查并不局限于注册会计师行业, 作为一种评价方法, 它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联邦资金分配、科研项目评估、监管政策研究甚至法庭审判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从同业互查的定义与作用来看, 它是对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质量进行监督的较好形式。这是因为, 同业互查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国家审计机关审计质量监督中的专业胜任能力与独立性问题。能够对国家审计机关实施同业互查的主体包括其他国家或异地相同级别的审计机关、具有足够实力和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从专业胜任能力来看, 由于这些主体所从事的本来就是与国家审计机关相同或相近的工作, 它们能够比较准确地评价其审计质量的高低, 比较容易发现审计质量控制系统中的问题, 并提出有价值的改进建议。从独立性来看, 由于负责同业互查的主体与国家审计机关之间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 也不存在审计与被审计的关系。所以, 检查者与被检查者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其独立性能够得到保证。同业互查制度如今已成为美国审计总署质量控制制度的关键部分。

3.国家审计质量外部监督的内容与重点。为国家审计人员制定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以及包括审计准则在内的业务规范, 并采取措施保证这些规范和准则的执行, 是维持并提高国家审计质量的根本措施。为了保证国家审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符合审计准则的要求, 国家审计机关需要建立类似会计师事务所那样的质量控制制度, 具体包括人员的招聘、考核与晋升、审计业务的组织与管理、审计工作的记录与监督、审计结果的复核与评价等。因此, 对国家审计人员的监督和国家审计质量的评价与监督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国家审计人员对职业道德规范和审计准则的遵守情况;二是国家审计机关质量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国家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是否遵守了职业道德规范和审计准则的要求, 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直接观察的, 只能求助于事后的调查。

因此, 在国家审计质量的评价与监督方面, 我们应从重视“结果”转向重视“过程”, 也就是说应该重视评价国家审计机关质量控制制度的设计与运行。设计合理、运行有效的质量控制制度将为审计人员遵循职业道德规范和审计准则提供必要的激励与约束, 使其既有动力又有压力去遵循职业规范的要求, 从而为国家审计质量提供基本的保证。重视对审计机关质量控制制度的评审, 并辅之以对审计结果的事后调查, 将有可能使我们以较低的成本、较高的效率对国家审计质量作出相对而言更为准确的评价, 而这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家审计质量评价与监督方面的现行做法。例如, 美国审计总署就格外重视外部的同业互查在国家审计质量保证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而这种同业互查的重点就是审计机关质量控制制度的设计及执行情况。

4.国家审计质量外部监督的主体选择。相对于民间审计而言, 国家审计的质量可能更值得担忧, 因为, 公共资金、项目和政府部门的审计是由国家审计机关独家提供的, 这种审计服务没有市场竞争来考验其质量的高低。国家审计机关也不像民间审计组织那样, 面临来自多个政府机构的监管以及行业协会的自律。因此, 国家审计机关在事实上处于无人“审计”的境况,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格外关注国家审计质量及其监督问题的原因。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或若干个机构来监督、检查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质量, 那么这些机构作为“再审计者”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 独立于接受检查的国家审计机关, 以保证其意见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第二, 必须具备审计及政府会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以保证监督机构能够识别、判断国家审计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症结。笔者认为, 在考虑国家审计质量的监督主体时, 美国审计总署的同业互查制度值得借鉴。随着我国民间审计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国家审计领域国际交流的加强, 在我国国家审计机关中引入同业互查制度将同时具备必要性与可行性。

摘要：监督是国家审计最重要的职能, 而国家审计人员也应该受到监督, 以保证国家审计的质量。为此, 我们必须建立国家审计质量评价与监督体系, 尤其是要重视来自国家审计机关外部的评价与监督。负责对国家审计机关进行外部评价与监督的机构必须同时具备独立性与专业胜任能力, 应以国家审计机关审计质量控制为重点, 同时辅之以对审计结果的事后调查。

关键词：国家审计,质量监督,同业互查

参考文献

[1].孙宝厚.关于全面审计质量控制若干关键问题的思考.审计研究, 2008;2

[2].木乔.审计问责不能留死角.人民日报, 2006-07-31

[3].叶枫.监察部财政部将对全国审计系统进行定期监察.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10-10

外部监督论文 篇2

按照区人大常委会有关安排，现在，将两年来xx人民检察院完善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促进公正司法的情况报告如下：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如何完善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促进司法公正是摆在我们检察机关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两年以来，我院认真实践“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在加大法律监督力度的同时，注重加强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不断完善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努力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近两年来xx检察院在内外部监督机制建设上制定的制度和措施及落实情况、取得成效

1、案件办理内外部监督机制建设。第一认真推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无论是干警，还是犯罪嫌疑人，从进入审讯室开始，一举一动均处于监控之下，使审讯过程透明化。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自侦部门适时邀请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介入，共同把好案件质量关。同时，主动邀请人民监督员适时介入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前的谈话，一同参与搜查、扣押、冻结款物等工作。第二强化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工作。根据高检、省、分院关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内部监督工作规定，我院纪检监察部门采取现场技术

询问及调取、调阅等方式对自侦案件侦查过程进行全程监督，每案不少于一次办案现场监督，适时查看调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的，做到每案必进行调查询问，形成调查笔录。自侦案件办结后，还应时进行案件回访。一旦发现问题，经向检察长报告同意后向自侦部门发送书面督察意见书或提出口头督察建议，并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对自侦案件，院纪检部门做到每案必监督，并形成监督卷宗。第三建立健全办案流程监督管理机制。两年以来，我院先后制定了《侦查监督科工作流程》、《反渎职侵权工作规则》、《反贪污贿赂工作规则》、《公诉科办案流程》、《控告申诉检察工作责任制》、《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办案流程》等主要业务工作规程和内部监督制约制度，完善内部执法规范体系，加强了对不立案、撤案、不批捕、不起诉的监督，逐步建立完善步步相连、环环相扣的办案流程管理规范。我院还积极推行网上办公、办案，对办案流程实行计算机自动控制，对执法过程实行网上动态监督，注重案件监控、执法监督和队伍管理的有机结合，强化了对办案流程的监督管理。第四是认真开展直接立案侦查案件扣押、冻结款物专项检查活动。为规范自侦案件涉案款物的扣押、移交、保管、处理等工作，防止少数干警存在受利益驱动违法办案问题，从12年七月开始，我院认真开展了直接立案侦查案件扣押、冻结款物专项检查活动，成立了专项检查领导小组，制定了

实施方案，对几年来扣押款物进行了全面排查，对排查中发现的扣押、冻结款物中不规范的问题及时进行纠正，并制定了扣押、冻结款物管理制度。

2、着力强化对队伍的监督和管理。我院始终坚持从严治检，不断建立健全队伍监督管理机制，特别是加强对领导干部和一线办案人员的监督。第一是夯实教育基础，形成“不愿为”的自律机制。学习是提高队伍素质的源头活水，我院坚持把学习放在首位，提出“以学为本，创建学习型检察院”的思路，每年年初制订学习计划，平时注重抓好落实，每年3月确定为“业务培训月”，每周一、周四确定为“素质强化日”进行早会学习。院主要负责人亲自给干警上党课和廉政教育课，把自律和他律、管理与教育结合起来，以学促教、以教促廉，使广大干警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和执法观，切实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第二是健全制度保证，形成“不能为”的防范机制。我院坚持“制度促管理、管理求实效”的原则，建立和完善了案件报告制、案件回访制、检务督察制，制定了干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干警八小时以外管理制度，签订勤政廉政承诺书等。把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述职述廉、民主评议等监督制度。出台了《关于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的决定》，要求班子成员做解放思想的表率、服务人民的表率、公正执法的表率、廉洁自律的表率

和接受监督的表率。突出加强对一线办案人员的监督，积极推行“两卡三书”制度，在执法办案中实行《案件跟踪监督卡》、《执法廉政监督卡》以及《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和《检察工作征求意见书》，把整个办案工作置于自我约束和本院纪检监察部门、发案单位以及当事人的监督之下；探索实行绩效管理制度，对检察人员执法办案工作进行日常监督和定期考核，及时发现和纠正执法不严不公的问题；逐步建立执法档案制度，将检察人员办理案件情况记入个人执法档案，作为其考核评价、晋升奖惩的重要依据。通过这些措施，促进了执法作风的转变，两年以来，我院没有发生一件检察人员违法违纪案件。第三是突出监督关键，形成“不敢为”的惩戒机制。我们严格执行高检院修订的《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对执法办案中故意或过失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造成案件处理或程序错误的，严肃追究责任。健全了执法领导和执法人员责任制，进一步完善了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惩戒机制，做到了追究执法责任与严明检察纪律相结合的管理机制。第四是加强检务督察，形成“为不了”的约束机制。为切实加强对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行使职权、遵守纪律等情况的监督，我院制定了《检务督察制度》，对办案区、办案点和警械、警车使用情况进行现场督察；对不立案、不起诉等案件进行重点督察；对上级重大决定和重要工作部署的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

察，预防和解决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违纪人员，促进公正执法。

3、自觉接受外部监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自身的执法行为同样也应该受到监督和制约，才能确保公正、严格、文明执法。第一是接受党委领导及人大的监督。坚决贯彻区委重大决策和部署,积极主动地把检察工作置于人大的监督之下，定期向人大报告工作，重大工作事项及时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和决定。加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系与沟通，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和评议检察工作，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和建议。第二是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制约。我院始终把人民监督员作为加强检察机关外部监督的一项重要举措，在社会各界选任6名人民监督员，及时召开人民监督员会议，凡院里开展大的活动都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把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拟撤销案件的、拟不起诉的“三类案件”都置于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之下。第三是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全面落实检务公开制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对直接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诉讼事项，人民群众关注的检察工作，除法律要求保密的以外，一律向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公开，主动接受监督和制约。

二、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理想信念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一是

少数干警对理想信念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存在厌倦懈怠情绪，有的认为是老生常谈，当耳旁风，接受教育和监督的自觉性、主动性不强。二是现有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形式仍然比较单一，针对性、深刻性、生动性不够，联系实际工作不够紧密，触及思想和制度的深层次问题不够，教育效果不理想。三是少数干警公正廉洁、司法为民核心价值观尚未完全入心入脑，职业崇高感和社会责任感不强。

2、监督制约制度执行力度还不够。一是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制订的制度已经不少，部分重点制度经强力推行收到一定效果，但仍有一些制度落实力度不够，特别是内部各部门之间“重支持、轻制约”，“讲关系、顾情面”的现象没有完全克服，制度效力打了一定折扣。二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还存在薄弱环节。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从制度设计、实际工作中都还有不到位之处，亟需整改加强。三是内部监督制约的检查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需进一步完善。在错案和执行过错行为的认定、责任追究的启动，特别是与工作目标和业绩考核制度的配套衔接上还存在合理性、操作性不够的问题，致使在一些单位责任追究制度不够落实，内部主动纠错的机制运行不够有力。

三、对加强和改进内外部监督机制建设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一是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等人事工作的监督。着力对干警提职晋级，进人等重大人事任免、人员进出的监督，切实防止用人选人上的不正之风。二是加强专项执法监督检查活动。开展对自侦案件全程录音录像情况、扣押冻结款物情况、控告申诉刑事赔偿情况、财务收支情况、车辆管理使用情况抽查检查，对执行、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和漏洞及时发现、及时整改。三是加强拓宽外部监督渠道。通过报刊、电视媒介、法制宣传、举报宣传等，完善检务公开的内容，丰富公开的形式，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方便群众监督。采取定期走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案单位，听取意见和建议，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专项治理活动，认真加以解决。

强化企业外部会计监督体制的探讨 篇3

单位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督共同构成我国的会计监督体系。企业会计的外部监督, 主要是指社会会计监督和政府会计监督。社会会计监督是以会计师事务所为主的社会中介组织依据独立审计的原则对单位财务活动进行的监督、评价和审核, 具有较强的权威性。政府会计监督是指审计、财政、税务机关等代表国家的意志, 依法对各类组织的财务与会计工作进行的监察和督导, 主要包括财政监督、国家审计监督、税务监督、证券监管、银行监督、保险监管等形式, 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督, 实质上是对单位内部监督的一种再监督,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强化企业外部会计监督体制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确保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需要。会计监督主要是监督者利用会计信息对被监督者进行监督。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特别重要, 但是, 由于受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的驱动, 企业管理者会计意识淡薄, 会计工作违规违纪、弄虚作假的现象时有发生, 严重影响了投资者、债权人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 也阻碍了社会经济和国家宏观调控的正常进行。对于一些企业管理者为了追求短期的利益最大化, 而指使会计人员做假账、伪造会计凭证等事件, 需要进行严格的外部监督。因此要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审计以及政府部门的监管, 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

(二) 弥补企业内部监督不健全的需要。当前, 内部监督存在很多问题, 如会计人员素质低下, 企业内部会计控制法规、准则的缺陷, 会计人员和审计人员不可能对单位负责人进行监督等。外部监督是对企业内部监督的再监督, 能够加强对企业会计制度和管理人员的监督, 确保企业会计工作的正常运行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是建立健全企业会计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

(三) 促进经济有序发展的需要。会计监督涉及到各种利益关系, 会计人员在实行会计监督的同时, 有责任也有义务学习财政经济法律、法规, 并以财政经济法律、法规为依据, 维护本单位、国家和社会公众等各方面的利益。同时, 为了维护正常的经济发展, 也需要社会力量和国家政府的监督, 维护各方面的利益, 形成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

二、强化企业外部会计监督体制的对策建议

(一) 增强公众企业会计外部监督意识。我们要加强对会计法律、法规以及准则等的宣传。不仅企业内部会计人员、管理者要严格遵守这些法律法规, 社会公众作为相关利益者, 也要增强这些方面的知识, 增强会计外部监督意识, 切实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因此, 要发动社会力量, 鼓励任何单位和个人勇于揭露违法者, 为监督机构提供更多的情报、线索、证据等, 使违法者难逃法律制裁, 加大处罚和执法力度, 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 建立健全企业会计监督的法律约束机制。以《会计法》为基本法, 尽快完善与其配套的企业法律、法规, 如《企业会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等, 提高法律、法规的协调性和衔接性, 为会计监督提供一个完善的法制系统。尤其是制定相应的措施限制企业管理者的行为, 减少他们对会计管理体制的干涉。加快会计法律体系的建设步伐, 使会计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三) 强化社会监督, 营造良好的社会监督机制。注册会计师协会作为一个行业的自律组织, 要完善注册会计师监管, 严格审核注册会计师人员资格, 保证该行业的公平竞争;加强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的法制建设, 完善注册会计师相关法律法规, 制定注册会计师实施条例, 加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的有效性和独立性, 提高工作的可信度, 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监督职能;大力发展会计 (审计) 师事务所, 通过社会中介机构对企业会计报表的真实性进行检查, 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督促企业加强财务监督, 提供真实、准确的会计信息。

(四) 加强政府监督,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政府监督实际是对企业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再监督, 是以国家的身份对会计工作实施监督。要建立政府监管行为的社会评价和责任约束机制, 协调政府各部门的监督工作, 减少部门之间的重复、交叉监督方面的问题, 加强各部门之间的配合, 协同开展会计监督工作。财政部门要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的再监督, 建立必要的抽查制度, 对违反《注册会计师法》规定出具虚假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 坚决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以确保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政府各部门对企业严格进行财产清查、税务审查等, 定期进行检查和审计, 严惩企业管理者贪污受贿、侵占公款、滥用职权等行为。

(五) 加强会计诚信建设。信用体系是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等级评价制度, 建立企事业单位会计从业人员和注册会计师诚信档案, 对会计行为进行有效监管。国家监督的强制性, 加上社会监督的中介性和公正性, 两者有效结合, 可以保证各单位经济活动依法有序进行, 并可弥补单位内部监督存在的种种不足, 可以说是对单位内部监督的一种有效的再监督。

企业在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的基础上, 加强外部会计监督力度, 将社会专业机构监督和政府监督结合起来, 使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协调一致, 为会计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为会计监督的有效实施奠定科学的基础, 切实保护相关者的利益, 营造良好的企业会计管理氛围。

参考文献

[1].蒋燕辉.会计监督与内部控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2].李若山.转型时期的会计监督与控制[J].财政监督, 2008, 2

外部监督论文 篇4

范》的通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发干一[2009]50号）

各中央企业：

为进一步加强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外部董事队伍建设，促进董事会规范有效运作，我们制定了《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外部董事履职行为规范》，现印发给你们，请各试点企业外部董事遵照执行。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00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外部董事履职行为规范

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外部董事要忠实履职，严格遵守本行为规范。

1．遵规守法，诚实信用。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保守国家秘密和公司商业秘密，不得对出资人和任职公司有违反忠实和诚信义务的行为。

2．代表股东，尽职尽责。要牢固树立维护出资人权益的责任意识，自觉站在出资人立场上决策，积极为董事会运作和公司运营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不得在经理层选聘、考核和薪酬激励等方面损害出资人利益。

3．按章办事，正确行权。要严格按照国资委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职，坚持决策权与执行权分开，不得超越职权范围干预或者指挥属于经理层的事务。

4．独立判断，敢讲真话。要按照商业判断原则独立、客观地发表意见，高度关注决策风险，不得对有损出资人或者公司合法利益的决策行为不反对、不制止。

5．勤勉敬业，保证时间。要认真阅研会议资料，注重学习和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动态和公司运营状况，履职时间和出席董事会会议次数不得低于有关规定。

6．加强监督，知情必报。要认真监督经理层落实董事会决议，不得向出资人瞒报、延报有损出资人利益或者公司合法权益的信息。

7．清正廉洁，不谋私利。要廉洁自律，严格遵守国资委关于外部董事报酬、福利待遇的有关规定，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任何不正当利益或者在任职公司获取未经出资人批准的其他利益。

外部监督论文 篇5

随着经济的发展, 企业融资模式日益多元化, 但长期以来, 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 融资结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 银行贷款仍然是企业资金的主要供给者, 在企业融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负债融资而导致的债权治理是公司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之一, 发挥着重要的公司治理效应。而相比小规模分散的诸如债券持有人、商业信用提供者等债权人而言, 银行作为大贷款人, 可以凭借其“专家式”的投资角色和所拥有的信息优势作为众多债权人的“受托者”对贷款企业进行监督, 在企业公司治理中具有独特优势, 值得特别重视。因此, 有必要将银行债权从各种债权中抽出来, 集中研究银行债权监督作为一种与各主体治理机制并列的机制, 研究其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华尔街“金钱游戏”的全球化使以往主要以银行为代表通过借贷活动为实业提供资金, 从实业成功中获得利息回报的金融模式发生“异变”, 金融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自我膨胀导致2007年这场始自美国、区别以往、危害深远的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这说明“美式金融资本主义”须深刻反省。在中国, 银行贷款仍是企业最为主要的外部资金来源, 并且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使银行长期以来消极的资金提供者角色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即使最近, 就间接融资体系来说, 银行“有钱难贷”、企业“融资难”, 以及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升的现象也在多个区域, 尤其在经济和金融活动活跃的江浙地区表现突出, 说明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问题严重存在, 良好的银企关系并未真正形成, 其症结之一可归结为银行缺乏对贷款企业发挥有效监督效应的机制和激励。市场风险是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 近年来, 各地的诚信社会、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已取得突出进展, 资本市场不断完善。但是, 部分地区债务人躲债外逃, 无序的民间借贷行为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 直接影响到了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 政府在整个宏观经济体系中仍然占主导地位, 各地政府政治绩效主要依靠经济指标带动, 促使地方政府严重干预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在此背景下, 我国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是弱化的。鉴于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独特地位, 探索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司治理理论创新与实践, 除继续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外, 在进一步改进包括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在内的外部治理机制的过程中, 尤其需要充分重视发挥银行债权监督的作用。那么如何才能强化银行的债权监督效应, 这仍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银行债权监督作为一种外部公司治理机制, 并不是孤立地存在和发挥作用。银行债权治理机制与其他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及内部公司治理机制相互作用, 才能最终发挥作用。鉴于外部环境对银行监督机制的影响, 以及银行在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 将银行债权监督与其他外部治理机制作用关系的文献进行梳理并探索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郑志刚 (2006) 指出, 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包括政治经济环境、公司控制权市场、产品市场竞争、声誉市场。本文主要从银行债权与政治、法律制度的关系, 银行债权与控制权市场的关系, 银行债权与产品市场竞争机制的关系及银行债权与声誉机制的关系这四方面进行文献梳理。

二、银行债权与政治、法律制度

分权化改革促使地方政府保护区域经济, 地区的经济指标成为政治家政治晋升的首要因素, 导致各地政府对地方市场经济的干预。政府干预破坏了银行与企业之间以经济利益效率最大化为原则的自由信贷契约, 导致银行信贷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法律制度是维护投资者和债权人利益的有力武器,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政府的软约束力, 提高债权治理效应。鉴于目前我国政府干预导致银行债权的软约束力及债权人保护的法律制度并不完善这一现象, 我国学者对银行债权与政治、法律制度的关系这一研究领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主要从政治关联、政府干预、债权人保护这三方面展开。

(一) 政治关联影响银行债权治理效应

目前, 学者对“政治关联”这一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主要研究了政治关联对企业贷款政策的影响, 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差异, 政治关联与企业恶性增资的关系, 政治关联对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及政治关联对银行债权监督效应的影响这几方面。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政治关联”虽然能缓解企业融资问题, 使企业获得贷款优惠, 但会产生过度投资、恶性增资的现象, 增加银行信贷风险, 导致银行债权治理效应弱化甚至恶化。

第一, 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贷款优惠政策。政治关联与企业贷款优惠政策呈正相关。杜颖洁、曾泉 (2011) 研究发现, 政治关系和银行关系对企业的贷款优惠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Faccio (2006) 对42个国家进行相关研究, 发现具有高度政治关系的企业在融资方面成本更低, 还能得到更多的优惠政策。这种现象在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Yin-Hua Yeh、Pei-Gi Shu和Shean-Bii Chiu (2013) 利用两个外生事件———2000台湾“总统”大选导致了民进党与国民党的50多年的执政党转换以及2004年国民党最终输给民进党来探讨三个问题:政治联系如何影响银行贷款优惠, 根深蒂固执政党的地位如何影响银行贷款的优惠类型和公司治理结构是如何影响银行贷款优惠。研究发现, 在2004年大选前, 与国民党政治关联 (民进党政治关联连接) 的公司是伴随着更高的 (低) 非正常回报。在2004年意想不到的结果产生后, 这种回报出现了逆转。研究发现, 政治连接与银行贷款优惠呈正相关。Charumilind等 (2006) 从政治关系角度出发, 研究了在泰国企业中, 较强的政治关系可以获得长期银行贷款, 并且贷款时也只需提供较少的抵押资产。

第二, 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优惠影响明显。李维安、郝项超 (2012) 通过实证分析了政治关联方式差异对民营企业新增银行贷款优惠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政治关联对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银行贷款优惠的确有显著的影响, 但不同政治关联方式其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民营企业家的政府官员背景能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优惠, 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政治身份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 研究还发现, 董事的地方政府官员背景不仅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贷款额, 还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长的贷款期限和更为宽松的贷款条件。因此, 民营企业聘请具有地方政府官员背景的董事也是获取银行贷款优惠的一个重要替代机制。

第三, 政治关联导致恶性增资, 产生负面的银行债权监督效应。张敏、张胜等 (2010) 认为, 政治关联使企业享有更多的银行贷款优惠政策, 但是会导致过度投资, 影响银行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 导致负面的银行债权治理效应。张兆国、曾牧、刘永丽 (2012) 对政治关联、银行债权与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 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贷款, 但导致过度投资, 影响企业价值。同时, 对不同性质的投资做了分析, 分析表明贷款投放更多资金在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上。唐洋、高佳旭、刘志远 (2012) 认为, 在信贷约束下, 银行对信贷的审查过程中, 企业无形资产和股权投资的风险可识别性、可控性小, 而固定资产的可控性更强, 企业更愿意向企业的资产投资发放贷款, 这与张兆国的研究相冲突。因此, 唐洋加入了信贷资源配置这一因素, 研究了政治关联、信贷资源配置与恶性增资这三者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 政治关联越强信贷资源可获得性越强, 越容易产生恶性增资。

(二) 政治干预导致银行债权治理效应弱化

目前, 关于政府干预对银行债权治理效用的影响这一研究领域已经较为全面,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信贷歧视”、政府干预导致银行债权软约束、降低政府干预是否有利于银行债权治理效用更好地发挥这三方面进行研究。

第一,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存在“信贷歧视”, 降低了银行的风险识别能力。白俊、连立帅 (2012) 的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的信贷资金配置差异主要源于禀赋差异。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总体有效, 但由于政府干预的存在, 尚未取得持续性进展;在银根紧缩时期信贷资金配置差异中合理部分亦有所下降。李斌 (2006) 选取1999~2002年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了在我国的制度环境下, 银行在对不同性质的公司发放长期贷款时是否存在差别贷款行为。研究表明, 相对民营上市公司, 国有上市公司能获得更多长期借款, 然而在政府干预程度比较低及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 国有银行的差别贷款行为有所减弱。

第二, 政府干预导致不良贷款, 导致银行债权软约束。Lau (1999) 、陈信元 (2010) 、王鲁平 (2011) 认为, 国有银行受到国家的控制, 政府对企业的扶持会导致银行风险贷款的增加, 降低银行对企业的风险识别能力和企业甄选力度。Firth等 (2009) 认为, 政府的强制干预及银行的非市场竞争环境, 会导致银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不良贷款率增加、银行监督效果弱化。谭劲松、简宇寅、陈颖 (2012) 研究了政府干预与不良贷款的关系。研究发现, 政治晋升政府绩效目标是导致政府干预的主要动力, 政府干预导致了银行大量的不良贷款。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有所差异, 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相比民营企业数量更大, 贷款期限越长, 担保条件越低。La Porta (2002) 认为, 信贷歧视会破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原则, 降低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 会导致坏账的增加。

第三, 政府减少干预有助于提高银行债权治理。方军雄 (2007)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政府干预的减少, 会大大提高银行的自主性, 金融歧视的程度也会相对降低, 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银行信贷的配置效率, 使银行在发放信贷时, 更多地以企业的实际会计信息、经营状况、还款能力、信用状况等方面为依据, 对借款人进行详细审核, 减少信贷风险, 增强银行对债务人的监督。王建军 (2011) 利用双重任务约束模型框架分析了政府干预与银行信贷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 政府干预虽然在短时间没有导致银行不良信贷的增加, 但如果一直保持这种干预力度, 将会造成极为严重的信贷资源配置失效。因此, 他认为, 政府应该适度减少对国有银行的干预, 尤其是政策性银行的干预, 在进行政策干预时, 不能一味追求地方经济和政治指标, 要重点解决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银行信贷的风险问题。

(三) 我国债权人的法律保护

目前, 学者关于债权人法律保问题的研究已较全面, 主要研究了目前我国法律制度对债权人保护的完善及目前我国债权人法律制度保护不足这两方面问题。葛军 (2005) 认为, 债务人人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的保障的激励, 但是银行也必须有一定的法律制度保障才能更合理有效地参与公司治理。

第一, 我国现行法律对银行债权人的保护不断完善, 增强了银行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丁希炜 (2011) 对我国债权人法律制度保护进行详细研究。他认为, 2007年实施的新《破产法》中的“破产管理人制度”规定了由专门人士担任破产管理过程, 严格按照市场规则运行, 避免了行政干预;“破产重整程序”强调了债权人可以申请破产重整程序, 预防了债务人利用破产制度违约。新公司法对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和公司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的行为及对关联交易行为严厉打击。2006年, 刑法修正案对债务人的欺诈行为进行更为严厉的处罚。由此可见, 债权人法律制度保护措施在不断完善, 这些法律制度为银行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保障, 同时也使银行更有动力参与银行治理, 提高公司治理治理效率。

第二, 我国债权人法律制度保护不足制约了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构建,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银行的债权监督。慈东 (2011) 认为, 虽然现行法律对债权人的保护有直接或间接的规定, 但是直接的债权人保护法律制度比较少, 还不能完全保障债权人的利益。李杨 (2007) 认为, 某地区的金融环境除了政府, 还有企业本身、金融机构、地方的法律法规政治制度、地方的风俗习惯文化背景, 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金融生态系统。由此可见, 债权人保护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会直接导致一个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的恶化, 影响银行债权公司治理效应。谢德仁、陈运森 (2009) 研究了金融生态环境对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 相对于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 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较弱。他认为, 作为市场运行的“基础设施”, 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融资性负债发挥治理效应, 但此效应会被政府作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所削弱。谢德仁、张高菊 (2007) 研究了金融生态环境、负债的治理效果与资产重组的关系, 研究发现金融环境越差发生债务重组的可能性越高。改善金融环境、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有助于更好发挥负债的治理功效。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 目前学者关于银行债权与政治制度环境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也切合实际。这些研究为完善银行监督机制提供了参考:银行发挥债权监督效应就必须处理好银行、企业、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时, 解决银行债权软约束必须严格落实政企分开, 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但是, 对于法律制度与银行债权监督的关系研究相对缺乏, 大多数学者还停留在法律制度对债权人保护的法规制度研究上, 缺乏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

三、银行债权与控制权市场

银行作为控制权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具有特殊的优势, 基于银行与企业的借贷关系, 银行掌握了企业客户的信息, 这些信息对于控制权市场中企业收购兼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银行的这一作用也激励了企业管理者的合理管理动机, 提高了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根据这一理论, 目前对银行债权与控制权市场的研究日益丰富。学者主要研究了银行债权在控制权市场中的作用、银行贷款与公司收购的关系及银行如何通过控制权市场加强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等。

(一) 银行在控制权市场中的作用

银行掌握贷款企业的信息, 通过信息的传递在公司兼并收购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 学者主要研究了银行在企业收购兼并中的作用。

第一, 银行在兼并收购过程中, 会与收购方产生利益冲突。Huong N.Higgins (2013) 研究了日本银行与企业在收购兼并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银行与收购目标公司存在借贷关系, 银行掌握了目标公司的信息, 银行具有鉴证作用, 但是银行为了自身利益会扭曲信息, 导致收购方的财富增益和银行关系呈负相关。

第二, 银行贷款与借贷公司成为收购目标呈正相关关系。Ivashina (2005) 研究了银行贷款在公司控制权市场中的作用。研究表明, 银行贷款与借款者成为收购目标正相关, 并且并购的成功率与借款强度也呈正相关关系。他认为, 银行债权在控制权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 我国银行贷款与借贷公司成为收购目标呈负相关关系。邓莉、张宗益等 (2008) 验证了我国银行贷款对借贷公司成为收购目标的关系, 以及被成功收购的概率, 结果表明, 企业与银行的贷款强度与该公司成为收购目标呈负相关, 我国银行贷款在控制权市场这一公司治理机制上是弱效的。

(二) 银行通过控制权市场加强公司治理

我国关于银行与控制权市场的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 近几年主要研究该领域的学者是邓莉。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 银行在控制权市场中具有信息优势, 通过控制权市场能有效发挥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

第一, 银行在控制权市场中具有信息优势。Fama (1985) 认为, 银行贷款的信息优势是银行成为控制权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Allen和Jagtiani (2004) 认为, 收购方在选择银行作为自己的咨询方式时会考虑该银行与目标公司的贷款关系, 借助其所选咨询银行的信息优势来增加收购的成功率, 银行被选为咨询方的可能性更大, 从中获取收益。

第二, 银行的信息优势提高了银行债权监督效应。Ivashina (2005) 研究了银行愿意将信息传递给收购方发的原因, 研究表明, 银行为了减少劣质客户违约风险, 有动力寻求更优质的客户, 刺激企业提高公司业绩, 降低被收购兼并的风险, 从而发挥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邓莉、张宗益 (2007) 认为, 银行作为大贷款人, 承担了较大风险, 在贷款决策中对贷款申请者的信息审核也会比较严格, 内部资料也要求提供得更为详细。因此, 在贷款审批这一环节会产生很多的信息流, 银行可以借助这些信息去纠正公司管理上的失误, 使不称职的管理者产生强大的破产、被收购和兼并的压力, 从而达到参与公司治理的目的。邓莉 (2008) 认为,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 银行是企业的主要资金供给者, 是企业的大债权人, 但我国限制商业银行持有企业的股份, 因而银行也只能是企业的债权人。而我国的法人治理结构中, 没有债权人董事, 银行不能更好地通过银行董事、银行股东等方式参与公司治理。因此, 银行可以利用其贷款人的信息生产和传递功能, 通过控制权市场来实施对公司的治理。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 实证分析与理论是一致的, 表明银行在控制权市场的确发挥了重要作, 为银行参与控制权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 银行债权与控制权市场的关系研究中, 国内研究严重缺乏, 仅有少量的实证分析研究。

四、银行债权与产品市场竞争

产品市场竞争对信息透明度有重要关系。一般理论认为, 产品市场竞争能够确保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提高信息透明度, 减少银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西方与中国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同, 西方在成熟的市场竞争环境中, 银行债务能发挥正效应, 但是在中国竞争机制尚未完善的基础上, 银行债权在产品市场竞争中发挥的作用不明显甚至弱化。目前, 学者主要从债权融资在产品市场竞争的作用及产品市场竞争对银行债权治理效应的影响两方面进行研究的。

(一) 债务融资在产品市场竞争中的作用

关于债权融资对产品市场竞争的文献表明, 债务融资的“双刃剑”特点导致债务融资对产品市场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一是债务融资可以增强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 增强企业价值;二是债务融资会削弱产品市场竞争力, 降低企业价值。

第一, 债务融资可以增强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 提升企业价值。Brander和Lewis (1986) 认为, 对于盈利较高的企业来说, 债务融资能够发挥有效的财务杠杆作用, 这类企业利用规模效应, 降低产品价格, 在同类型企业中赢得竞争优势, 提升企业价值。他们在研究债务融资对产品市场竞争行为的影响时发现, 竞争均衡时, 企业的债务融资会带更高的产量。

第二, 债务融资会削弱产品市场竞争力, 降低企业价值。曾宏、王后华、汪莹莹 (2008) 认为, 对于盈利低的企业而言, 债务融资会增加其经营风险, 导致竞争对手的市场资源掠夺及攻击性行为, 降低企业价值。他们进一步研究了不同期限债务融资对产品竞争市场的影响, 研究表明, 短期债务融资对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的影响不显著, 长期债务融资降低了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降低了企业价值。

(二) 产品市场竞争对银行债权治理的影响

产品市场竞争作为一种外部公司治理机制, 对信息透明度有着重要作用, 银行根据企业信息发放贷款, 进行债权监督, 从而发挥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

第一, 产品市场竞争有助于企业信息传递, 减少银行与企业信息不对称。Botosan (2005) 认为, 企业通过产品市场竞争向潜在和现有竞争者传递信息, 信息透明度越高, 规范性越好的企业越容易得到外部投资者的信任。王雄元、刘焱、全怡 (2009) 认为, 虽然向相竞争对手传递企业内部信息会导致竞争对手对客户市场资源的掠夺, 但是在中国, 信息不对称问题一直存在于资本市场上, 企业通过传递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 可以获得投资者和银行的认可, 缓解融资问题。大企业竞争力强, 核心技术和信息即使传递给竞争对手也难以被模仿, 因此这些企业更倾向于在产品竞争市场中披露企业内部信息。

第二, 产品市场竞争有助于银行债权监督效应的发挥。王雄元、刘焱、全怡 (2009) 认为, 在中国, 虽然企业通过产品市场竞争传递了企业的信息, 但是却能获得更多的融资。信息披露使公司外部投资者及债权人更多了解企业信息, 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 企业通过传递信息, 让债权人和投资者认可企业价值就能够更好获得资金。债权人通过产品市场竞争中的信息披露降低了贷款风险, 同时也有利于银行对企业的监督, 更好发挥银行债权治理效应。曾宏、王后华、汪莹莹 (2008) 认为, 企业在原材料采购和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时, 传递的正面信息, 才能更容易获得银行的结算融资贷款。银行根据企业竞争地位及信息的了解实现银行监督, 发挥银行债权治理效应。

从目前研究银行债权治理机制与产品市场竞争机制关系的文献可以看出, 不同的市场竞争环境下银行债权的效用不一样。这些研究为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提供了实证数据, 也为银行如何在产品市场竞争中发挥债权治理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

五、银行债权与声誉机制

信贷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是银行风险控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贷款之前, 银行并不能全面了解贷款企业的真实信息, 导致贷款合约不合理性。银行更倾向于向风险较小的企业提供担保贷款。但是, 信用贷款在银行总贷款中的比重加大, 如何控制信用贷款风险, 寻找优质信用贷款人成为了目前学者研究的问题。目前, 学者普遍认为贷款者的声誉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参考指标。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声誉与贷款优惠政策的关系及银行通过声誉机制提高债权治理效应这两方面。

(一) 声誉影响企业贷款优惠

金融市场上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银行信贷市场也会产生较为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声誉越差的企业此类问题更为严重, 因此声誉成为银行制定贷款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

第一, 良好声誉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贷款优惠。Benjamin (2001) 认为, 公司风险与声誉负相关, 高经营风险会导致企业难以从外部获得债务融资。Cianci (2010) 认为, 良好的声誉会使企业在陷入困境时更容易得带投资者的鼓励和帮助。Hall (2004) 认为, 管理者的个人声誉会带给整个组织极大的正面影响, 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度。Allen (2005) 认为, 声誉和私人关系是企业融资的重要因素。

第二, 企业控制人声誉问题直接影响企业债务融资。叶康涛等 (2010) 研究了企业最终控制人的声誉对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表明, 声誉差的企业控制人在银行贷款政策上有较大的限制约束条件, 银行贷款与最终控制人的声誉呈正相关, 与企业整体声誉并没有明显关系, 这说明银行关注的是最终控制人的声誉。金融发展程度不同, 声誉对债务融资的影响也不同, 金融发展程度与声誉对债务融资的影响程度呈负相关, 这说明市场化程度与声誉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

(二) 银行通过声誉机制提高债权治理效应

Diamond (1989) 认为, 银行关注贷款企业的声誉, 贷款人的违约行为会直接影响到未来企业的贷款政策, 为了避免违约风险和声誉丧失, 高信誉的贷款人会避免高风险的投资, 防止高风险的出现, 也降低了银行的金融风险。银行通过这种传导机制迫使企业经营者加强声誉的建设, 有助于提高企业整体价值, 发挥良好的银行债权治理效应。Gopalan (2005) 认为, 较差的企业声誉, 一方面预示着贷款人的违约风险大, 同时债权人的金融风险也会增加, 债权人通过对企业声誉评估确定贷款政策。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 声誉机制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替代机制在资本市场中发挥作用, 为银行选择合理贷款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六、主要结论及研究展望

(一) 主要结论

第一, 本文主要围绕政治、法律制度, 控制权市场, 产品市场竞争, 声誉机制四个方面开展银行债权监督与公司其他外部治理机制间作用关系的研究, 其中银行债权与政治、法律制度的关系是研究的重点。这一研究范围整体上是较为全面的, 得出的结论也是符合实际的。但是, 关于银行债权与控制权市场、银行债权与产品市场竞争、银行债权与声誉机制这三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 尤其是银行债权与声誉机制关系的研究严重缺乏。

第二, 从研究银行债权监督与其他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关系的文献中可以归纳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关于银行债权与政治、法律制度关系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 政治关联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 但是会导致过度投资、恶性增资, 削弱银行债权的治理效用;政府的过度干预会导致银行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导致银行债权治理效应弱化, 减少政府干预有助于更好发挥银行债权的监督效应;目前我国债权人法律保护制度不断完善, 但仍然存在不足, 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有助于银行债权发挥治理效用。关于银行债权与控制权市场关系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 银行通过信息的传播在控制权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银行贷款强度与公司收购关系密切, 由于我国金融环境还不完善, 银行债权在控制权市场发挥的作用是弱化的;银行可以通过控制权市场更好发挥债权治理效应。从关于银行债权与产品市场竞争机制的关系文献可以看出, 银行债权对产品市场竞争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银行能够通过有效的产品市场竞争发挥债权治理效应。有关于银行债权与声誉机制的研究表明, 企业良好声誉在银行信贷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 从研究银行债权监督与公司外部的三个治理机制的互动关系文献中可以看出, 由于各个国家制度背景、经济环境的不同, 国内外学者在银行贷款与公司兼并收购关系这一问题上尚未得到统一结论。这表明, 在银行债权与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关系的研究问题上要充分考虑经济环境变量, 必须结合各国的经济体制和时代背景。

(二) 研究展望

上述文献中学者们主要研究了银行债权与其他外部公司治理各个机制之间的关系, 并未研究银行债权如何通过公司其他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 从而影响公司价值的作用机理及效用, 也缺乏银行债权治理机制的具体研究。内容上, 大部分学者仍停留在银行债权与其他治理机制的单一关系研究上, 并未从互动角度进行研究。结构上, 将各主体治理机制分裂开来分别研究各个机制与银行债权治理机制的关系, 并未从整体框架上研究各个治理机制的相互作用。研究银行债权监督与其他外部公司治理机制间互动效应主要是为了更好解决我国目前债权软约束力的问题。目前, 银行债权监督弱化的问题亟待解决, 通过深入研究银行债权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作用机理, 制定合理的银行债权监督机制, 为银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因此, 如下研究显得极为必要。

第一, 研究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关系是未来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方向。未来关于各种公司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关系的研究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公司治理机制之间彼此不是独立的, 一种机制的选择取决于另外一种机制, 孤立研究某个机制必然导致结论失真和政策失误。为深入研究银行监督的公司治理效应及其机制, 必须充分考虑治理机制间互动性和相关性。

第二, 针对银行监督的具体机制展开研究。需要在构建银行债权与其他主体治理机制相关性的框架下, 进一步对理论和实践中银行监督的具体机制进行适当归类, 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几种机制 (如贷款合约、贷款人的监督、关系贷款、银行间的信息共享等, 或事前监控、事中监控与事后监控等) 的公司治理效应及机理, 进一步找出其中的制约因素和不完善之处。深入研究银行债权的监督效应, 对重要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分析其产生的根源, 通过重要相关性的研究, 完善银行债权监督机制, 提出具体有针对性的建议。

第三, 深入研究我国的银行债权监督的效应。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利用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成果, 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并利用我国的实际数据进行的。在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条件下, 要考虑企业与银行的所有权。目前, 学者对国有银行的研究较丰富, 缺乏对非国有银行及非国家控股企业的相关研究, 尤其是对我国银行债权治理机制及其实际实施状况的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仍然十分缺乏。未来的研究要立足于国情, 深入研究中国的案例及机理。

第四, 深入研究声誉机制。声誉机制作为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之一, 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银行通过声誉机制能更好地发挥债权治理效应, 但目前学术界关于声誉机制与银行债权监督的研究相对缺乏, 需要更加全面的研究。

摘要：本文主要从政治法律制度、控制权市场、产品市场竞争、声誉机制四个方面综述关于银行债权监督与公司外部治理机制间作用关系的文献。综述表明, 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获得更优惠的银行贷款政策, 但是会导致过度投资、恶性增资。政治干预产生“信贷歧视”, 导致我国银行债权治理效应的弱化。我国债权人法律保护制度不断完善, 但仍然存在不足;银行通过控制权市场发挥着积极的公司治理效应;产品市场竞争对银行债权监督发挥着重要作用;银行对企业声誉的关注有助于提高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银行债权与公司治理各个机制之间的关系, 但并未充分研究银行债权如何通过其他外部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公司价值的作用机理及效用, 也缺乏银行债权治理机制的具体研究。同时, 大部分学者仍停留在银行债权与其他治理机制的单一关系研究上, 并未从互动角度进行研究。

外部监督论文 篇6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上市公司通过内源和外源两个渠道实现融资,其中内源融资是指公司从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得到的资金积累和自有资金;外源融资是指公司从外部其他经济主体筹集到的资金,主要包括商业信用融资、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媒体曝光后,消费者、经销商、监管机构等利益相关者所采取的措施将损害企业的内源融资能力。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未被媒体曝光的公司,媒体监督使被曝光公司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

假设2:相对于没有被媒体曝光的企业,媒体监督使被曝光企业的销售收入下降,经营活动现金流紧张,内源融资能力受损

由于商业信用本身就是成本为零的融资来源,媒体监督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集中反映在商业信用的变动额上,而媒体监督对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的影响集中反映在股权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在收益既定的前提下,商业信用的丧失,融资成本的上升, 最终必须导致企业价值下降。然而,媒体监督对股权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其原因何在?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基于此,提出以下的假设:

假设3:相对于未被媒体曝光的公司,媒体监督导致被曝光公司的外源融资能力受损、外源融资成本上升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导致两者的收益水平和风险承受能力也截然不同。国有企业所处行业具有垄断性,经营稳定性高,现金流回收有保证,进而为其偿债能力提供有力的保障,从而导致媒体的曝光对其盈利能力、融资能力和偿债能力影响有限。此外,我国以大银行为主的高度集中的金融模式,使民营企业在我国获得融资的难度远高于国有企业。在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为经济主体的制度环境下,相比于国有企业,媒体监督可能对民营企业产生的融资约束更大。故提出假设:

假设4:相对于国有企业,同样的媒体监督对民营企业产生的融资约束更大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被媒体负面报道的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样本区间为2003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并剔除了金融行业、负债率大于100%及年份不足的样本。有关财务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媒体数据来源于中国资讯行的中国商业报告库,通过手工收集完成。为克服离群值的影响,对主要变量进行Winsorized缩尾处理。

(三)变量定义本文选取如下变量:(1)媒体监督。媒体监督是指媒体对公司的负面报道,具体指媒体在对公司的新闻报道中采用了质疑、批评和负面评价的语言指出公司存在的问题。借鉴Fang and Peress(2009),本文使用媒体对公司的负面报道次数(medial)作为度量媒体监督的变量。由于媒体对企业的监督可能存在Heckman(1979)提出的样本选择偏误(sample selection bias)问题,对媒体监督设置虚拟变量media2,同时采用Heckman两步估计法纠正样本选择偏误问题。

(2)融资成本。本文采用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收账款的三项之和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商业信用的度量指标,来衡量媒体监督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陆正飞和杨德明,2011)。采用剩余收益GEB模型(Gebhardt et al.,2001;陆正飞和叶康涛,2004)来计算股权融资成本。具体公式为:Pt=Bt+TV。

其中,Pt为股票配股或增发的价格;若公司当年没有实施股权再融资,则以其上年度的每股收入乘以当年配股市盈率中位数来代替。Bt为第t期的每股净资产,为企业再融资年份经过调整后的期初每股净资产。TV为股权投资的终值。相关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Bt+1为第t期期末的每股净资产,EPSt+1为第t期期末的每股收益,DPSt+1为第t期期末的每股股利。FROEt+i为第t+i期的预测净资产收益率,r为股权融资成本,预测期间为12期(T=12)。由于缺乏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信息,本文沿用陆正飞和叶康涛(2004) 以及蒋琰(2009)的做法,FROEt+i采用上市公司第t+i期的实际ROE代替。并依据微观经济学中的厂商长期利润平均化的理论,假设第12期后的ROE一直维持在行业平均ROE水平。在计算行业平均ROE时,采用沪深交易所的行业分类方法,将所有上市公司分成21类行业,以2000年至2011年同行业所有公司的ROE为基数来进行计算。债务融资主要是指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向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等活动所取得的资金。采用利息总支出与长短期债务总额平均值的比值作为度量债务融资成本的指标(蒋琰,2009)。

注:括号内为t值,* 表示p<0.1,** 表示p<0.05,*** 表示p<0.01。

本文构建回归模型。首先根据Almeida et al.,(2004)提出的现金-现金流模型检验融资约束假说。模型如下:

其中:因变量△cash表示现金及有价证券的变动,CF为现金流量。CF的系数α1是现金-现金流的敏感度,代表融资约束,融资约束越大,现金-现金流敏感度就越大。两个模型的CF和media的交叉乘积变量为关键变量,代表媒体监督对现金-现金敏感度的增量影响。如果该交叉乘积变量的系数α3显著为正,说明媒体负面报道越多,相关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其次,采用模型(3)对相关公司内源融资能力和外源融资能力的影响,及其对商业信用融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这三大外源融资途径的影响差异。

从营业收入和经营现金流两方面检验媒体监督对相关公司内源融资能力的影响时,Finance cost为mpk和CF。从债务融资、股权融资和商业信用融资这三个融资途径考察媒体监督对相关公司外源融资能力的影响时,Finance cost为Ctrade、Clend和r。Control variable为控制变量,结合具体的研究问题和相关文献进行选择。 由于公司融资的难易程度直接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密切相关,故将股票筹资额和贷款额作为控制变量,以准确反映在国家宏观经济环境下媒体监督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最后,采用模型(1)和(2) 考察媒体监督的融资约束效应是否受相关公司的产权性质的影响。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二、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1)可看出,media的均值为0.572,最小值为0.000,最大值为33.000, 可见,媒体报道往往具有集聚性,对相关的被曝光公司形成很大的压力,从而造成重大影响。按是否曾遭受媒体曝光将企业分为两组: 曾被媒体曝光的企业和未被媒体曝光的企业。曾被媒体曝光的企业的CF均值为-0.051,显著低于未被媒体曝光企业的CF均值0.055。 曾被媒体曝光企业的tobin均值为1.523,显著低于未被媒体曝光企业的tobin均值1.572。两类企业在△cash、exped和△NWC也存在显著差异。可见相对于未被媒体曝光企业的平均水平而言,曾被媒体曝光企业的现金流趋紧,资本支出降低,成长受到抑制。曾被曝光企业的Clend和r的均值都显著高于未被媒体曝光企业的平均水平,可见媒体监督给企业获取外部资金带来不利的影响。

(二)回归分析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和Heckman两步法估计模型(1)、(2)和(3),并同时控制年度效应。

(1)全样本的媒体监督效果分析。首先运用全部样本,分析媒体监督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3)。无论是采用FE还是Heckman两步法进行估计,FE的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约束。交叉乘积变量FE*media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媒体监督对上市公司现金-现金敏感度的增量影响,媒体的负面报道损害了相关公司的形象及声誉,容易造成投资者怀疑其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往往倾向于采取谨慎措施且索要更高的风险溢酬,从而显著地降低其融资能力,产生融资约束效应,故假设1成立。此外,媒体通过影响被曝光公司的声誉及形象,引致投资者的相应行动,进而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在Heckman两步估计法中,控制了样本选择偏误后,控制变量size的系数由固定效应模型下的不显著变为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企业规模越小,就越容易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这是由于小规模的企业多为民营或高科技企业,其无形资产比重通常较高导致贷款抵押价值较低,并且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银行对小规模公司有着明显的信贷歧视。 tobin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的成长机会越多,未来可能的投资支出也越多,企业在遭受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必须增加其现金持有量为未来投资做准备。exped的系数显著为负,与Almeida et al.(2004)的预期相吻合,企业增加资本支出时,将减少所持有的现金。Almeida et al.(2004)认为当非现金营运资本和短期负债可能被作为现金的替代物用于支付时,△NWC与△sd的系数应当为负;当企业将非现金营运资本和短期负债作为现金持有时,△NWC与△sd的系数应当为正。 △NWC与△sd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将非现金营运资本和短期负债作为现金持有,而不是用于现金支付。

注:括号内为t值,W值表示Wald X2值。*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2)媒体监督对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的影响。在控制年度效应的基础上,以mpk和CF作为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的度量指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对模型(3)进行估计,用于检验假设2,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发现,ρσ 皆显著,说明样本存在样本选择偏误。无论是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还是对企业内源融资能力采用不同的度量指标,表(4)中media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媒体监督向产品市场传递了有关企业及其产品的负面信息,损害了企业及其产品的声誉,使得消费者、经营商、监管机构和竞争者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而采用了一系列不利于被曝光企业的行动,从而导致被曝光企业经营收入下降,经营现金流趋紧,陷入经营困境。为了维持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开展,企业迫切需要融通资金以解燃眉之急,从而产生相应的融资需求。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2。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所得到的size、tl和state的系数虽然显著,但是符号有所不一致,其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样本选择偏误所导致,纠正样本选择偏误后,可得到与现实观察相一致的结论。企业的规模越大,就越能产生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增加经营收入,提高经营现金流。控制样本选择偏误后,提高负债率,充足的债务资金支持了经营业务的开展和经营收入的提高,同时也扩大了资产总额,CF作为经营现金流与总资产的比值出现下降也不足为奇了。tang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固定资产净额要求较高,说明资本金的投入要求较高,从某种程度来说易于形成规模经济,还可建立防止新公司进入的行业壁垒;存货净额要求较高,有助于减轻对供应商的依赖,增强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降低进货成本。这两方面都有助于现有企业获得良好的经营收入和经营现金流。

(3)媒体监督对企业外源融资能力的影响。媒体监督对商业信用融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这三类融资成本的影响,其结果如(表5)所示。首先观察媒体监督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由于商业信用本身是成本为零的融资方式,媒体监督对商业信用融资方式的影响反映在商业信用的变动额上。在商业信用融资方式上,无论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Heckman两步法,media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媒体监督损害了企业的形象及声誉,使供应商出于对被曝光企业还款能力和发展前景的怀疑,进而倾向于采取停止提供商业信用、催收货款等谨慎性措施,这导致了企业通过商业信用融资的方式来筹集资金的难度显著增大。接着观察媒体监督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虽然固定效应模型中媒体对债务融资成本并不显著,但Heckman两步法中media的系数为0.493,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媒体监督使银行等金融机构降低对企业的信任度,倾向于缩小贷款规模、提高贷款利率甚至终止贷款和回收本金等,这导致企业遭受更高的债务融资成本,甚至难以通过债务融资方式筹集资金。最后观察媒体监督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中media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媒体的负面报道传递到金融市场,使得证监会倾向于对企业的融资资格审核更严格谨慎;此外,理性的投资者善于透过媒体的表面信息分析媒体报道背后隐藏的信息和真相,考虑我国新闻自由度偏低的现实情况后,往往会认为企业实际存在的问题可能要比媒体报道的要严重得多,进而倾向于向有股权融资需求的相关企业索要更高的风险溢酬,这都导致了被曝光企业进行股权融资的难度增大,股权融资成本上升。可见,假设3成立。通过比较商业信用融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中media的系数大小,可以发现媒体监督对债务融资的影响最大,股权融资次之,影响最小为商业信用融资。其原因可能在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信息和防范信息风险的能力都超过股东。

(4)企业产权性质对媒体监督效果的影响。媒体监督对国有和民营这两类企业的影响差异,结果如表(6)所示。不管采用不同的模型,还是不同的估计方法,CF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可见相对于企业不断变化且多样化的发展需求来说,资金始终是一种稀缺资源, 使我国企业普遍遭受融资约束问题。同时也可发现民营企业的CF系数都显著大于国有企业的CF系数,可见民营企业比国营企业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CF与media的交叉乘积变量的系数都显著,由系数的大小可知,媒体监督对这两种类型的企业都产生融资约束作用,但相比于国有控股企业,媒体监督对民营控股企业中的现金-现金敏感度的增量影响更大。在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为经济主体的中国制度环境下,相比于国有企业,同样的媒体监督对民营企业产生的融资约束更大,假设4成立。

(三)稳健性检验为增强上述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如下检验:(1)采用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因变量重新进行检验。(2)分别将现金流量表中“购买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现金数”与总资产的比值,以及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工程物资3项增加数之和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资本支出的定义,重新进行估计。(3)采用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作为规模指标重新进行检验。(4)依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来计算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重新进行估计。以上结果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三、结论

本文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媒体监督能显著地增强相关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其原因在于媒体监督损害了被曝光公司的内源融资能力,导致企业为度过当前的经营困境而迫切需要从外部获取资金以解燃眉之急,从而增加了融资需求;另一方面,媒体监督损害了企业的声誉,导致企业的外源融资能力受损,外源融资成本上升,从而降低了对被曝光企业的融资供给。通过细分外源融资方式,发现媒体监督对债务融资影响最大,股权融资次之,最后是商业信用融资。从不同企业的所有权性质看,媒体监督对民营企业产生的融资约束作用高于国有企业。新闻媒体作为市场经济的必要制度机制,消除了信息不对称,激活了市场惩戒机制,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被曝光企业产生了融资约束效应,这有助于约束企业的短期行为,提高整个市场的规范性。

摘要：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考察了媒体监督如何影响企业融资状况的变动。结果 表明,媒体监督通过声誉机制显著削弱被曝光公司的内外源融资能力,增大其融资成本,产生融资约束效应。通过细分外源融资方式,媒体监督对债务融资影响最大,股权融资次之,最后是商业信用融资。相比于国有企业,媒体监督对民营企业产生更强的融资约束作用。

外部监督论文 篇7

关键词：公众参与,媒体监督,国有企业外部治理

企业的有效治理是世界各国均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支柱地位的现实国情来说,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显得更加重要。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应是最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共同治理”。相比于内部治理,国有企业的外部治理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而参与外部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社会公众与媒体。相比于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获取信息进而对国有企业实施监督,社会公众与媒体却由于没有对知情权的制度保障而处于信息劣势,无法或很难对国有企业实施真正的治理,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因而诸如国有资产流失、腐败等问题也就难以得到及时有效遏制。不断提高透明度,贯穿于公司治理的全过程,是公司治理构建的重点与关键,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为信息披露良好实践提供基础和条件。因此,本文从公众参与、媒体监督与国有企业治理的关系入手,通过对两方治理参与方式与困境的分析,尝试为公众参与与媒体监督寻找更有效的治理参与路径。

一、公众参与与媒体监督:国有企业治理的必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产权的全民性要求国有企业应把社会公众作为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待,并给予其参与治理的渠道。因此,国有企业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既有法律保障,又是治理需求。而媒体能够成为监督主体并成为国有企业治理的重要参与方是利益驱动和自身的职责所决定的:媒体的生存依靠发行量和新闻点击率,而要提高发行量或赚取点击率的途径则必须通过对与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热点问题进行追踪调查与报道, 以满足其信息需求。国有企业无处不在的现实与“神秘”社会形象成为社会公众话题的焦点,也必然成为媒体所关注的重点,媒体在对国有企业有关问题进行调查与报道的过程中,实现了对社会公众治理需求的替代与集中表达。因此,在国有企业治理问题上社会公众与媒体实现了统一。

由于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信息的获取程度不同, 内部利益相关者更接近企业的真实情况,而外部利益相关者则处于信息劣势。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外部利益相关者权益更易受到侵害,外部利益相关者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为依据参与国有企业治理。国有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主要以政府、社会公众与媒体等为代表。其中,政府由于是法律规定的国有企业出资人代表,其可以凭借行政命令的权威性与强制性参与监督与治理,要求国有企业报送报表和各项信息,因而,政府在参与外部治理的过程中对信息的获取有一定的保障。但由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障碍与管理层存在隐匿信息以规避责任的倾向,只凭单一的行政监督并不能解决国有企业外部治理的所有问题。因此,客观上也需要社会公众与媒体等外部治理方的的积极参与。

作为国有企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政府以行政利益、 社会公众以公众利益、媒体以社会利益为各自目标参与治理过程。而从国有企业的目标来看,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治理方不同的利益取向及其博弈过程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在目前国有企业治理以行政监督为主要治理方式的情况下,政府的意志就可能会被强加到国有企业身上,很难保证国有企业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进而侵犯公众利益与社会公平。因此,国有企业治理中需要社会公众与媒体的参与,对偏离国有企业目标的行为及时进行纠正,维护公共利益的实现。

不管是哪方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都必须以获取国有企业治理所需信息为基础。利益相关者参与国有企业治理所需要的信息,既包括财务信息,也包括非财务信息; 包括受托责任完成情况的信息,也包括对做出决策有用的信息;包括日常运营管理方面的常规信息,也包括有关突发事件和重大事项的非常规信息。对参与治理的信息需求不仅体现在完整性方面,还应保证信息的及时性与可靠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有效治理要求以高质量的信息为基础。然而,目前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状况极不充分,仅有的信息也不能保证其可靠性与相关性。外部治理主体因缺乏充分信息而处于“有名无实”的尴尬境地。为了摆脱信息弱势下自身利益受到代理侵害的状况,外部利益相关者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为了克服正式信息传播渠道的“变质”带来的信息黑洞,历史上带有国有性质的企业都进行了一定的尝试,例如清代的“官办企业”,建立了秘密通信制度和密折制度对企业经营情况进行监督。但由于制度的执行仍离不开“官僚体系”,所以很快被官僚同化并失去效用,不再具有真实信息传递的功能。由于正式制度不足的日渐暴露,为了在与企业实际控制人争夺信息的斗争中重新获得有利地位, 政府不得不在原来的非常规形式迅速被常规化的同时,发展出新的非常规形式来取代前者。于是,正式制度下伴生出了许多非常规的制度安排。

根据主要的外部治理方对国有企业信息利用目的与治理目标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三类:社会公众、政府与媒体。三方外部治理主体都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及其行为绩效最为关注。而作为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实施者与主要负责人,控制了信息的传播。由于没有公开的信息披露,也就没有治理的基础和对权力的监督:一方面,国有企业可以维持现在这种仅向政府报送信息的做法,无需公开信息而招致更多的监督和舆论压力; 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仅向政府汇总报告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进行信息操纵,进而引发“内部人控制”问题。

社会公众、政府与媒体对外部治理的重点就集中体现在对国有企业信息的争夺上:社会公众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就需要以信息为依据对国有企业是否履行了经济社会责任进行评价,同时还需借助媒体与政府的力量惩治国有企业垄断市场、贪污腐败等行为;政府既需要作为出资人代表履行股东的职能,又需要以市场管理者的身份对企业的行为进行监管;媒体则主要通过对事实的报道与公正的评价,引导社会舆论的方向,为社会公众谋福利,为政府行政出谋划策,成为国有企业外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无论哪一方对国有企业治理的参与,都面临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与管理层的阻力。那么,除了仅有的政府行政监督作为公司治理的正规制度之外,外部治理的其他各方是怎样打破内部知情人的阻碍,为获取到相关信息而进行努力的呢?

二、信息弱势下社会公众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的方式

在没有正式治理渠道与信息获取途径的现实情况下, 社会公众虽具备国有企业外部治理参与者的身份,但并不享有治理者应有的权力,因而只能转向依靠政府和媒体的影响参与间接治理。作为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一直处于虽想关心国有企业的发展,却关心不上的尴尬地位。由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权威性,社会公众就有将真实信息传递到政府手中,进而借助政府的力量来达到监督目的的希望,如越级上访、揭发检举、诉诸司法等。这些反映了社会公众在信息弱势的背景下希望改变被动地位并用非常规方式参与治理的意愿。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作用方式的发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要求上访民众既要能够突破管理层与“外部人”在程序上设置的道道障碍, 又要有足够的财力、精力。最终还要寄希望于真正政府官员能感知等机会的到来。这些因素都影响了这种方式的效果的发挥。虽然正式制度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从治理的需要考虑,国家也出台了很多规定以保护这种信息传递方式,如政府设立信访机构,以及中央巡视组进驻某国有企业之后,设立举报信箱和举报热线,接受民众信访。这可以看做是政府与社会公众为消除“信息黑洞”而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从多数无果而终的结局和民众对这种方式的消极态度来看,反映了这种机制的失效。

受惠于网络的广泛普及,社会公众的个体都具备了信息发布的能力。这可以看作是公民言论自由借助科技手段的实现。例如,借助网络在信息发布和传播上的独特优势, 微博、网络实名举报成了最近较为受关注的信息发布方式。社会公众的广泛性,借助更加便捷的信息发布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其表达意愿,同时也受到了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欢迎。这种方式虽与前面的“上访”形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这种方式更获青睐的原因就在于其成本的极低性, 信息传播的便捷性使受众更加广泛,问题受到关注并得到及时解决的可能性就得以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将一些敏感问题公开讨论,可以起到对信息发布者的保护功能,消除了举报人因害怕受到打击报复而选择沉默的担心。但这种方式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例如信息中途可能被“截留”, 信息传递量有限,而且主要以负面消息、社会矛盾为主要内容等。另外,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社会舆论会因真实信息无法得到及时证实而被小道消息所迷惑,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信息误导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而详细的有关国有资产运营以及对社会责任履行的信息仍然被国有企业管理层所垄断。

涉及有关国有企业高管腐败、薪酬过高、社会责任履行不到位等等负面问题只有在引起公愤时才引起关注,在政府出面的情况下才得以解决。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信息公开,就无法为社会公众提供参与治理的必要条件,社会公众能做的仅仅是被动接受结果,参与监督的动力也大大减弱。国有企业对社会公众关注的冷漠态度,以及在出现重大事件后的沉默只会使社会公众发出更多的质疑,进而对国有企业失去信心,不断累积的不信任感逐渐使社会公众走到了国有企业的对立面。

三、媒体监督的国有企业治理效应:成效与缺陷

与传统社会相比,当代可谓是一个传媒发达的时代。 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大规模广范围的信息传播成为可能,从而使国有企业的信息传播交流具备了技术上的可能性。民主社会下媒体借助传播优势参与到社会与公共治理中,因此也被称为国家治理的“第四种权力”。能够利用“第四种权力”参与到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主体主要是媒体新闻界。新闻、报纸等大众传媒通过对国有企业信息的收集和事件真相的调查,发布新闻报道,试图揭开蒙在国有企业外面的神秘的面纱,揭露“内部人”与“外部人”的不端行为以引起一定得社会反响。例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以其严肃性,对社会问题的较客观的分析与拷问,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从信息的传播角度来看,媒体监督比起公众参与能够更加稳定、可靠地将国有企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予以缓解,它既满足了政府部门了解社会真实情况的需要,也迎合了普通公民了解国有企业运行情况的诉求,同时也促使一些尖锐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讨论与解决,因此受到了上下一致的欢迎。而媒体对公司发挥治理效应,主要是通过对声誉的影响实现的(Dyck and Zingales,2002)。例如,媒体的关注会使企业管理层的经营成果受到社会公众与政府的注意,进而对管理层的经营能力高低做出高评价;媒体对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不法侵占和国有企业不主动承担应负的社会责任报道会引起政府的不安,因为国有企业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密切关系使得国有企业的声誉与代表了政府声誉。通过声誉的激励和约束,国有企业及利益相关各方都会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就可以促进公共利益的增加。

媒体监督具备了这些优势,是否就一定能够起到对国有企业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和治理的效果。有研究就证明,虽然媒体在完善公司治理水平,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应分清政策导向与市场导向媒体在治理作用上的不同效果(李培功等,2010)。媒体若想实现对公司治理的预期效果,发挥治理功能,必须要引起行政部门的关注和参与才能达到治理目的(李培功等,2010;杨德明等,2012)。而且,媒体利用声誉机制虽能够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层形成一定的约束,但毕竟现实的国有企业高管任命与选拔没有完全通过市场进行,没有市场合约的基础,也就无法实现利用市场校正企业和企业家出错的目的(周其仁,2000)。所以,企业内部对高管的治理尚且不能完全发挥声誉的约束作用,企业外部治理更是无可奈何。

虽然诸如“焦点访谈”类型的媒体模式完成了一定程度的制度替代功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媒体监督自身的局限性仍然不容忽视。首先,对媒体的独立性的考量是决定其发挥作用强弱和最终效果成败的决定性问题。媒体虽然享有法律和理论上的独立性。但从媒体的组织存在地位来说,其仍然内嵌于行政体系当中,是行政体系的一部分(或下属)。它并不触动行政体系的根本,而仅仅是行政体系作出的“改良”努力。就制造了焦点访谈这一成功栏目的中央电视台来说,连同各电台、电视台和报业集团,虽然都进行了企业化改革,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机制也被引入以提高独立性,但究其根本,仍属于国家运营与管制范围,也即国有企业与电视台属于“同一控制”。因此,欲使国有企业受到同一控制下的媒体的完全监督与绝对批评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受同一控制之所以限制了媒体的活力, 是产权制度作用的结果,产权归行政体系控制下的信息没有向外供给渠道,没有生产自然也没有交换市场。并且对信息的独家垄断也并不会产生寻租交易的动机,因为其并不会也不需要对信息进行交易。而只有产权归属摆脱行政体制的控制,新闻媒体才具有了对真实信息追求并以此为生存根本的可能性。而媒体产权掌握在社会公众手中还是行政体系内,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批评、建议权掌握在谁手中。因此,媒体产权的行政垄断、市场进入限制的现实,真实国有企业信息的获取与传播首先面对的就是产权制度结构的挑战,这也是媒体想要解决而又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的根本所在。

通过对一些少数体制外媒体的发展路径就可以看到, 除了产权约束外,媒体还受行政权的直接干预。而反观媒体的发展,国家对舆论管制总体是趋于放松的,这可以从国家把新闻媒体从事业型单位向企业化转型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来,而且受舆论管制放松的影响和一定程度市场的释放带来的媒体生机的重新焕发,使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生存的压力、竞争的威胁与财政拨款的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使市场取向模式的媒体面临市场需求和行政机制的压制的双重矛盾。因此,产权控制影响力的减弱反而凸显了行政权力所起到的影响。而媒体产权的放松或许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主动“争取产权”,对传媒行业的投资、赞助,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变“同一控制”为“为其控制”。

从其存在的应然出发,媒体处于中介地位,理应独立、 公正、客观、中立(诸葛福民等,2011)。在面对利益冲突时, 尤其是面对政府、国有企业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矛盾时,媒体的立场就显得更加重要。在国有企业治理的博弈和信息争夺过程中,媒体就应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帮助社会公众与政府管理者这一信息弱势群体,呼吁国有企业信息的公开,积极调查、搜集重大信息并及时进行公正、客观和及时的报道,肩负起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政府管理者与社会公众也必然会与媒体密切联系并表达诉求。而伴随着行政体系天生具有的行政权力能够按照行政长官的意图迅速做出反应,与国有企业有特定利益关系的某些特殊利益“外部人”会利用行政手段,对不合“规则”的媒体进行 “封杀”。权力的不受约束必然把重回市场的媒体又重新拉回管制。而在外部救济途径(如诉诸司法)缺失,没有制度化的有效方法对行政干预进行有力反击的媒体,即便是摆脱了产权控制,也仍然无法肩负起媒体行业应有的职责。

出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压力,某些趋于垄断,或者具备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媒体有能力而且有动机与利益相关各方达成私下协议,通过掩盖负面消息而获利(郑志刚, 2007),这种寻租可能性的存在必然以牺牲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因此,媒体行业的竞争程度影响着媒体独立、客观、中立作用的发挥。这些都无疑给期望媒体的努力能够缓解国有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愿望浇上一盆冷水。

从前面各种非常规信息传递方式来看,它们都带有不同程度的“非常规性”问题。真实完整的信息同样是政府部门需要的决策依据,也是社会公众评价运营绩效、参与管理的途径,否则,从国家和社会治理角度上讲,把真正的所有者排除在公有制下的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之外,仅给他们一些零散而又近乎宣传性质的几份报告是难以服众的。而借助这些“非常规性”的手段并不能实现常规信息的公开获取,有效治理也无从谈起。因此,在国有企业治理领域,可以考虑将社会公众从被动接受结果的“被管理者”恢复到应有的治理者的角度,向其公开更多的信息,让社会公众与媒体共同参与到治理中,而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做出评价和判断。

四、信息公开:国有企业外部治理的基础工程

由于国有企业数量众多的终极股东———社会公众是初始委托人,他们无法实现对国有企业代理人的实时监督,因此只能依靠外部治理途径参与监督,通过对代理行为与结果的评价,判断国有企业是否完成了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目标以及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最终目的。由此,外部治理成为国有企业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要通过对代理行为与结果进行客观评价,就需要有完整、真实、及时反映以上内容的信息作为基础。否则,外部治理与监督就无从谈起。所以,信息公开是国有企业外部治理的基础工程。只有基础工程完成地好,才能为上层建筑的构造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国有企业信息公开披露,是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对其进行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公众参与与媒体监督效用与缺陷的分析,可以看出国有企业信息公开披露制度的优越性:它给予社会公众与媒体充分的自由权益并引入司法机制对行政干涉进行有力回击,因而作为一项制度具备了实施的可能性;同时,它超越了只利用媒体进行体制内程度有限的自我改良,把制度作用范围扩展至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与国有企业有关的整个体系,是制度的运行体系化、常规化。在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困难重重、阻力增大的现实背景下,国有企业治理可以从外部着手,以信息公开为契机,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媒体业的产业化改革,通过独立、客观、公正特性的发挥,使其更好地履行职责。媒体监督对制度缺陷与问题的剖析,将成为弥补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是,相比于之前非正式制度的不足,这种新制度把重心放在了更加稳定、可靠的正式组织体系上,面对国有企业有意无意制造的信息黑洞,发起问责的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系统、组织化的体系。利用政府在推动制度执行方面的权威力量,使得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层在面对上级要求与外界压力的情况下,不能再无动于衷,对信息公开的呼声充耳不闻,信息公开的引入不仅使国有企业面临市场机制的约束和外界舆论的监督,更面临政治成本和风险的考量。

外部监督论文 篇8

随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督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加强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督,目的在于有效扼制财政资金运行秩序混乱、浪费、贪污和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发生。通过对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督机制的改革,能更好地对预算资金的各环节进行有效监督,保证财政资金聚集、支付、周转的有效运行,从而实现财政资金积聚的低成本、周转及使用的高效率和高效益(主要是社会效益)目标。但是,由于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阶段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时期,事业单位的会计监管体系也正处在探索创新时期,配套措施尚不完善,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一)政府监管主体协调不足,配套措施不完善。现行法律法规授权审计、财政、监察等多个部门都可以对财会资料实施检查,各种监督检查的功能交叉、标准不一,造成“你查我也查,都管都不管”的局面。加之分散管理、多头监督,各外部监督部门缺乏横向信息沟通,信息无法互相利用,没有良好的监管信息网络,未能形成有效的监督合力,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二)单靠改变财务人员管理形式无法形成对财务人员的有效激励。财政部门强化外部监督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试行事业单位会计委派制,改变财务人员对所在单位的依附关系,对财务人员大胆行使监督职权、独立执法、维护国家财经纪律和制度的贯彻执行有很大作用。但财务人员除对单位经济活动进行核算、监督外,还担负着为领导提供决策参考的任务。被委派单位对委派会计而言是一个定期轮换的工作环境,很难深入了解该单位的基本情况,委派会计与单位领导的关系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容易被孤立、排挤、架空的现象难以避免。有些财务人员在原单位有升迁的可能性,在实行会计委派制后,委派机构对委派会计的提拔数量相对较小,不利于财务人员发挥管理的积极性。

(三)政府审计的管理体制不顺,导致审计独立性差。我国政府审计部门隶属同级政府,是同级政府的职能部门之一,形成事实上的各级审计机关是各级政府的内部审计部门的状况,导致审计的独立性不足。这种不足所引起的不良后果,在地方审计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就地方审计部门而言,地方审计机关双重领导体制能够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是上级审计机关和本级政府能就其目的和动机取得完全一致,形成事实上的一个命令来源。理论上,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目的和动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的行为目的和行为动机有可能发生矛盾,当这种矛盾发生时,审计工作往往会丧失独立性。因为在现行体制下,地方审计机关的利益与本级人民政府的政绩是联系在一起的。审计机关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向本级政府负责,所以在遇到重大的审计问题时,必须向当地政府汇报,客观上形成了对地方政府的直接依赖关系。现实中,一些地方审计机关在地方政府领导下,因受“家丑不可外扬”的影响,对某些涉及地方部门声誉和利益的重大经济问题,特别是那些由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决策产生的经济问题,同级审计机关就难以处理,甚至有的不向上级审计机关反映,造成实际工作中的审小不审大、审下不审上、审事业单位不审财税的状况,甚至有些地方政府长官出来帮助违纪单位说情,以及调离敢于坚持原则、秉公办事的审计干部。这些问题、困难的存在,都归因于政府审计管理体制不完善。

针对这些弊端,我们应该趋利避害地去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督机制,充分发挥事业单位的职能,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督的主要途径

首先,为防止财政预算收支组织安排的不合理和随意性,财政预算编制和执行情况交由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而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通过各级政府的审计部门和财政部门来发挥其监督和控制作用。

其次,审计部门依法对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计划和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审计部门通过检查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资料和相关财政财务收支资料和资产,对本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和下级单位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对被审计单位违规违法的财务收支行为和会计行为予以制止。

第三,财政部门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筹集、分配、运用财政资金的活动加以组织和控制并依法监督其在筹集、分配、运用资金过程中进行的核算行为,如财政资金来源是否合法、运用是否合规、结存是否合理等。财政部门还利用其对财务人员的管理职能,通过对会计人员的从业资格认定和职称的考核评定等手段来约束事业单位财务人员的专业行为。

此外,事业单位会计不仅接受来自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的外部监督,还接受来自其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或本单位的内部控制。上级主管部门为了解情况、进行决策,需要管理和监督其下级预算单位的资金活动情况和经费收支执行情况是否合法合规。单位内部审计机构是对本单位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的再监督机构。而本单位的会计人员则通过内部控制制度,依据职权范围和会计制度,对不合法不合规的收支进行约束。

三、进一步的启示与建议

首先,监督和分权紧密相联,有统一协调的机制。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所以要处处注重权力的制约与平衡。要从体制上、从法规制度上限制权力、监督权力、制约权力。可以将对财会人员的监管责任属于政府部门中的财政部门,而审计则隶属于独立的司法机关。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分开,预算的审核决策与款项收支业务分人负责,无人不受监督,无人不受制约,出现问题能及时发现,立即纠正。财政部门与审计部门相互配合,形成对财政资金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的体系,在国家各权力机关的领导下形成严密的监督系统。

其次,会计委派制在监督事业单位预算资金支出过程管理方面发挥着不小的作用。可以向各部门派驻财政总监,并且赋予财政总监一定的权利和责任,财政总监对财政部负责,在地方部门中是对地方财政部门负责。按照我国现行的体制,事业单位会计主管人员在财政资金的使用管理中负有重要的监督职责,但由于预算会计都由所在的部门管理和领导,因而对财政资金的监督工作职责受到很大的制约。

再次,审计机关的设置要保持超然的独立地位。我国政府审计部门隶属同级政府,是同级政府的职能部门之一,形成事实上的各级审计机关是各级政府的内部审计部门的状况,导致审计的独立性不足。这种不足所引起的不良后果,在地方审计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外部监督论文 篇9

政府会计,从学科分类角度应该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本文仅研究财政总预算会计。 政府会计是一门用于确认、计量、记录政府受人民委托管理国家公共事务和国家资源、国有资产的情况,报告政府公共财务资源管理的业绩及履行受托责任情况的专门会计。 基层政府会计,我国政府分为五级,最低一级为乡镇即基层政府, 但我国人口众多在管理上村委会代行乡镇政府履行相关职能,同时,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街道办事处的职能相当于乡镇一级政府,因此,本文将城市中的街道办事处及其所属的居委会和村委会的财政资金运动都归为基层政府会计范畴内,其资金运动都属于基层政府会计的核算内容。

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部门中的应用强调公共服务的产出,政府接受人民委托,就需向人民表明其公共服务效率,增进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会计公共关系日益被重视, 基层政府为了解除受托责任,加强会计监督势在必行,为了满足需要,基层政府应建立起内、外部会计监督体系。

政府内部会计监督一直在不断完善,通过建立健全制度建设进行,外部会计监督一方面要调动监督主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为监督主体所需的会计信息提供条件,本文拟通过调查来分析基层政府外部会计监督的主体意愿以及进行外部监督的条件,为建立起外部会计监督体系提供依据。

二、基层政府会计外部会计监督调查研究设计

调查目的:完善内、外部监督机制,着重了解外部监督主体的意愿、监督条件是否满足监督的需要。

调查对象:根据笔者对基层政府会计核算范围的界定, 本次调查对象分为乡镇、城市街道办事处和村委会、城市中的居委会两个层次。

样本特征:本次调查发放问卷714份,回收问卷714份,其中有效问卷668份。 问卷内容设计分乡镇( 城市街道办事处) 、村委会( 城市居委会) 二个层次,每一层次的主要内容包括外部会计监督主体的监督意愿、实施外部会计监督所需信息的满足度及外部会计监督的现状。 基于人们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受其年龄、受教育程度、知识背景和职务的影响会较大的考虑,本调查分析此四个因素对外部会计监督主体的监督意愿以及监督所需信息满足度的影响,以便为后续完善内、外部会计监督体系提供依据。

三、基层政府会计外部会计监督意愿及获取信息满足度调查分析

1、基层政府会计外部会计监督主体的监督意愿分析

通过利用EXCEL汇总分析,对基层政府二个层次会计外部监督主体监督意愿调查结果统计的对比分析,掌握外部会计监督主体的监督意愿情况。

体现对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层次基层政府进行外部会计监督意愿的是:

( 1) 您希望了解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的会计信息吗?

( 2) 您认为您了解这些信息对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会有作用吗?

( 3) 您获得了解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的会计信息, 会主动进行监督吗?

( 4) 您会通过哪些方式进行监督?

体现对村委会( 城市居委会) 层次基层政府进行外部会计监督意愿的是:

( 5) 您希望了解村民委员会( 居委会) 的会计信息吗?

( 6) 您认为您了解这些信息对村民委员会( 居委会)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会有作用吗?

( 7) 您获得了村民委员会( 居委会) 的会计信息,会主动进行监督吗?

( 8) 您会通过哪些方式进行监督?

通过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基层政府二个层次外部会计监督主体监督的参与意识都很强,希望获得基层政府会计信息的比例,乡镇层次的是96.41%,村级层次的是97.02%;进行监督的意愿都很强烈,会主动进行监督的比例,乡镇层次的是81.88%,村级层次的是83.38%;确信其进行外部会计监督会有效果,认为了解会计信息会提高基层政府对资金的使用效率,乡镇层次的比例是90.9%,村级层次的是92.06%。 二个层次社会公众监督意愿以及相信外部会计监督效果的情况,从比例上看基本一致,意愿都很强烈且相信监督会有效果,这为基层政府建立起外部会计监督体系提供了主体条件。

此项调查的统计结果,两个层次的比例基本一致,可以看到,没有一个权威的监督部门被二个层次的社会公众绝对相信,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各项比例来看,人们更相信公共媒体,以向媒体披露方式进行监督,乡镇层次的比例是29.44%,村级层次的比例是29.41%,相关的管理部门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信赖而使其更依赖新闻媒体,这是值得政府深思和改进的。

2、基层政府会计外部会计监督主体获取信息满足度的调查分析

( 9) 您是否得到过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的会计信息?

( 10) 您得到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的会计信息方便吗?

( 11) 您得到的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的会计信息能满足您的信息需求吗?

村委会( 城市居委会) 层次:

( 12) 您是否得到过村民委员会( 居委会) 的会计信息?

( 13) 您得到村民委员会( 居委会) 的会计信息方便吗 ?

( 14) 您得到的村民委员会( 居委会) 的会计信息能满足您的信息需求吗?

通过以上三项调查结果表明,基层政府二个层次外部会计监督主体获取信息满足度情况基本一致,乡镇层次的社会公众获得会计信息、获得会计信息方便程度以及会计信息需求的满足度都在60%左右,这与其进行外部会计监督意愿的比例差距很大,说明社会公众对基层政府进行外部会计监督的条件亟待改善。 为解决此问题,需要找出原因,本文进行了基层政府外部会计监督意愿及获取监督信息满足度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

四、基层政府会计外部会计监督意愿及获取监督信息满足度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

通过乡镇层次及村级层次社会公众监督意愿与获取监督信息满足度差异情况表明,社会公众真正能起到对基层政府进行外部会计监督的作用还需解决获取外部会计监督信息的问题,为此,要找出影响社会公众获取外部会计监督信息的因素。 我们针对乡镇及以下生活的社会公众,其文化水平相对不高,故选取了影响人们关心社会事物较重要的因素:年龄、受教育程度、知识背景、职务四个因素来分析其对外部会计监督意愿及获取监督信息满足度的影响。

为分析相关因素对社会公众进行基层政府外部会计监督的意愿及获取监督信息满足度的影响,本文建立起逻辑回归模型。 在此模型中通过变量转换,将表达对基层政府进行会计监督的意愿、 获取监督信息满足度的选项分成二类,令Y服从二项分布,取值为0,1。 Y=1的概率为P( Y=1), 则k个自变量分别为X1,X1,X3,...Xk所对应的Logistic回归模型为:

Y———表示对基层政府进行外部会计监督的意愿、获取监督信息情况;X1———表示监督者的年龄;X2———表示监督者的受教育程度;X3———表示监督者的知识背景; X4———表示监督者的职务。

1、基层政府会计外部会计监督意愿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

乡镇( 城市街道办事处) 层次监督意愿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 1) 您希望了解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的会计信息吗? ( 2) 您认为您了解这些信息对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会有作用吗?( 3) 您获得了解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的会计信息,会主动进行监督吗?

通过对以上三个因变量与所设定的四个自变量的lo- gi sti 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只有第一个因变量的回归模型中significant( 显著度) 为2.5%<5%,模型通过检验,而其他二个因变量的回归模型中significant( 显著度) 分别为19% 和5.9%均大于5%,模型没有通过检验。 模型通过检验说明四个自变量在总体上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而模型没通过检验,说明四个自变量在总体上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从表8可看出,第一个因变量的回归模型通过了检验, 但四个自变量中只有知识背景这一自变量的significant ( 显著度) 为6%<10%,说明其对因变量影响显著,其他自变量对因变量都没有显著影响。 第二和第三个因变量的回归模型没有通过检验,且四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sig- ni fi cant( 显著度) 均大于10%,说明四个自变量各自对因变量也都没有显著影响。

村委会( 城市居委会)层次监督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1) 您希望了解村民委员会( 居委会)的会计信息吗?( 2)您认为您了解这些信息对村民委员会( 居委会)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会有作用吗? ( 3) 您获得了村民委员会( 居委会) 的会计信息,会主动进行监督吗?

通过对以上三个因变量与所设定的四个自变量的lo- gi sti 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三个因变量的回归模型中sig- nificant( 显著度) 分别为5.3%、18.3%和18.9%,均大于5%, 三个模型都没有通过检验。 说明三个模型中,四个自变量在总体上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从表9可以看出, 虽然三个模型都没有通过检验,但第一个因变量模型中X3和第二个因变量模型中X3的significant( 显著度) 都小于10%,说明知识背景这一自变量对社会公众获取村民委员会( 居委会) 的会计信息的意愿有一定的影响,对了解会计信息对村民委员会( 居委会)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认识有一定的影响。 第三个因变量模型中的四个自变量各自对因变量都没有显著影响。

从二个层次社会公众对基层政府进行外部会计监督意愿的逻辑回归结果表明:社会公众的监督意愿基本不受所设定的四个因素的影响,只有社会公众的知识背景有一定的影响,这说明社会公众对基层政府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及政府资金利用效率都很关心,这关系到其切身利益,不受自身的任何约束因素的影响,当然,社会公众的知识背景对其监督意愿更有促进作用。

2、基层政府会计外部会计监督获取信息满足度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

乡镇层次社会公众获取信息满足度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 1) 您是否得到过乡镇府( 街道办事处) 的会计信息? ( 2) 您得到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的会计信息方便吗?( 3) 您得到的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的会计信息能满足您的信息需求吗?

通过对以上三个因变量与所设定的四个自变量的lo- 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三个因变量的回归模型中sig- ni fi cant( 显著度) 分别为12.8%、1.6%、 小于0.0%, 只有第一个因变量的模型没有通过检验。 说明在第一个因变量的模型中, 四个自变量在总体上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第二和第三个因变量模型中,四个自变量在总体上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

从表10可以看出,虽然第一个模型没有通过检验,但第一个因变量模型中X4的significant( 显著度) 小于10%, 说明职务这一自变量对乡镇层次的社会公众获取会计信息的满足度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因变量模型中X2和X3的significant( 显著度) 都小于10%,说明受教育程度和知识背景对获得会计信息的方便程度有显著影响。 第三个因变量模型中的X1、X2和X3的significant( 显著度) 都小于10%,说明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知识背景对所获得的会计信息满足程度都有显著影响。

村级层次社会公众获取信息满足度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 1) 您是否得到过村民委员会( 居委会) 的会计信息? ( 2) 您得到村民委员会( 居委会) 的会计信息方便吗?( 3) 您得到的村民委员会( 居委会) 的会计信息能满足您的信息需求吗?

通过对以上三个因变量与所设定的四个自变量的lo- gi sti 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三个因变量的回归模型中sig- ni fi cant( 显著度) 分别为35.8%、0.4%、 小于0.0%, 只有第一个因变量的模型没有通过检验。 说明在第一个因变量的模型中,四个自变量在总体上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第二个和第三个因变量模型中,四个自变量在总体上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

从表11可看出,没有通过检验的第一个因变量模型中, 四个自变量各自对因变量都没有显著影响。 第二个因变量模型中X1、X2和X3的significant( 显著度) 都小于10%,说明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知识背景对得到会计信息的方便程度都有显著影响,第三个因变量模型中X2和X3的signifi- cant( 显著度) 都小于10%,说明受教育程度和知识背景对获取会计信息的满足程度有显著影响。

乡镇层次与村级层次社会公众是否获得过会计信息受所设定的四个自变量的影响总体上不明显,乡镇层次会计信息获得受职务影响显著,说明社会公众人所从事的工作与乡镇政府接触会有便利条件获得信息。 乡镇层次与村级层次社会公众获取会计信息方便程度受所设定的四个自变量的影响较大,其中乡镇层次受知识背景、受教育程度影响显著;村级层次受年龄、受教育程度、知识背景影响显著,说明村级层次的社会公众年轻人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多。 由此,促进社会公众参与基层政府外部会计监督,基层政府在发布会计信息的方式要进行改进,以便适应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和不同知识背景的社会公众都能方便获得所需的会计信息。 乡镇层次与村级层次社会公众获取会计信息满足需求的程度受所设定的四个自变量影响较大,获取信息的满足度受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知识背景的影响显著,说明社会公众自身的条件影响其对会计信息的理解,这又要求基层政府会计进行对外报告信息时,要将信息进行一定的分类,让社会公众更容易理解信息,也可以通过增加文字信息披露的方式来报告信息。

五、结论

综上所述,社会公众对基层政府进行外部会计监督的意愿很强烈,但进行监督时受年龄、受教育程度、知识背景的影响,参与监督的现状令人担忧,解决此问题需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农村以村委会为单位,城市以居委会为单位, 对社会公众进行会计信息获取方式及对会计信息分析方面的培训; 二是基层政府要完善会计信息报告的方式,在原有基础上加强分类信息的报告,可以尝试单记账主体双报告主体的方式,让社会公众更直观地了解各类资金运动情况,同时增加文字信息的披露,让社会公众更容易理解资金的使用效果。

摘要：本文结合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会计公共关系理论认为,社会公众更关注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作为受托方的基层政府应该通过会计信息的提供增进社会公众的了解,解除受托责任,建立和谐关系。本文结合实地调查资料总结、分析了社会公众对基层政府进行外部会计监督的意愿以及其现状,从而提出改善社会公众进行外部会计监督的条件,提高社会公众外部会计监督力度,进而促进基层政府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提高其履职能力。

关键词：基层政府会计,会计监督,外部会计监督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