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监管视角

2024-11-07

外部监管视角(精选7篇)

外部监管视角 篇1

一、引言

一直以来, 会计信息失真是困扰政府监管者和外部使用人的一道难题。会计信息失真既有有意为之, 又有无心插柳;既有真账假做, 又有假账真做, 但无一例外都会给企业、社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治理企业会计信息失真, 应对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进行深挖, 构建有效的外部监管体系, 形成治理合力。

二、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分析

(一) 经济利益是形成会计信息失真的内在动因。追逐利益的表现形式不一:有些企业是为了经营业绩考核过关而粉饰会计报表;有些企业是为了获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和商业信用而粉饰会计报表;有些企业是为了增发、配送股票而粉饰会计报表;有些企业是为减少纳税、逃避税收而粉饰会计报表;有些企业是为推卸责任确保职位而粉饰会计报表。虽然不同企业粉饰报表有着不同的需求, 但为了攫取自身私利这一点却是共通的。

(二) 违规成本较低助长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泛滥。对企业会计信息失真进行监督的主体主要有政府和会计师事务所。相对而言, 政府部门对会计造假违法行为处罚相对比较轻, 往往是一罚了之, 使得会计造假、会计事务所不负责任的审计等违法成本很低。会计师事务所不敢对企业会计信息失真进行监督, 企业作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委托人”和“审计对象”, 两者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经济利益关系, 会计师事务所往往对企业造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沦为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帮凶。

(三) 会计处理职业判断多为信息失真提供可能。基于会计四大基本假设, 会计实务工作中也存在较多的估计和职业判断, 带来会计核算过程和核算结果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性。比如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的应用, 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的选择以及折旧和减值准备的提取, 待摊和预提费用的运用等, 这些都为企业会计造假提供了操作空间和技术可能。

此外, 造成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深层次动因还有很多, 比如管理层的法律意识薄弱、宏观市场机制不健全、会计人员专业素质不高、部分财经政策规定不严谨而存在制度诱导等, 在此不一一进行赘述。

三、加强外部监管体系建设, 治理会计信息失真

(一) 加强“诚信”文化环境和会计主体的道德建设。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 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则是有一系列不完全相连接契约的经济实体。有契约存在就要求企业诚实守信、合法经营。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进程中, 社会整体诚信度需要提高和重塑, 由于各类契约利益关系人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无法有效避免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出现, 为会计报表粉饰带来了可能。因此, 加强社会诚信文化建设、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加强会计主体的教育特别是后续教育, 提高会计道德主体的修养。不仅要提高现有业务水平、业务能力, 而且还要不断更新知识, 这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技术保证。另外, 会计从业人员面对众多的会计信息使用者, 应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必须要明确自身的职责和权限, 主动忠于职守, 在工作中要敢于坚持原则, 不断提高政治思想素质, 对外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企业管理层也要加强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侵蚀, 制止违纪违法现象, 减少损公肥私, 降低会计信息舞弊及差错发生率。使得资本市场容不下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出现, 建立一套有效的诚信机制。但是有一点必须强调, 推行诚信文化教育必须在社会大环境下普遍实行。不仅仅是某些企业或某些个人的行为, 还必须依赖于法律的强制性去执行。

(二) 加强会计等相关法律体系的建设。当前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成因是会计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上存在不足, 部分法律规范建设稍显滞后, 实际执法力度不够, 执法强度不算大。因此, 我们应当加强会计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 尽快健全和完善适配我国现阶段国情的法律法规体系。立法机构要重申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要依法进行处罚, 特别是让失真会计信息者提供者及其利益相关人得不偿失, 让其制假成本等于或高于社会的整个平均成本, 从根本上消灭会计信息失真的外部不经济现象。启动民事赔偿机制, 加大对违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个人的处罚力度。由于现阶段我国民事诉讼法律程序尚不健全, 很少会真正开启对审计师个人的民事赔偿机制, 而且会计师事务所普遍采用有限责任制形式, 事务所合伙人也仅仅以出资额来承担有限的经济责任。为此, 笔者认为应当尽快修改现行法规明确对违法个人的民事责任, 启动民事赔偿机制, 限制会计师事务所对有限责任组织形式的选择, 以提升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个人在执业过程中的风险意识, 增强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合理把控。因此可以说, 执法必严是保证, 提高企业运行质量是前提, 完善规则是基础。

(三) 制定高质量的会计制度和准则, 加大会计信息质量的入口控制。实际上, 不管是企业的会计报告、外部审计师的表内审计还是表外审阅, 均以国家颁布的会计准则规范为基础, 这就对会计准则的质量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这才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与要害。从财务报表的编制过程来看, 确认与计量是至关重要的。在确认过程中, 凡涉及资产负债表项目的确认与计量能够影响到企业利润表项目变化的业务和事项, 往往是公司管理层最为关注的。因为这些业务和事项既可以影响资产负债表, 也可以影响利润表。对于企业会计信息使用者而言, 利用财务报表的分析技巧去分析一家真实公允表达了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企业, 才能根据这些分析做出相应的正确决策。因此, 为了保证这些交易和事项的公允性, 应尽量减少确认和计量方面的弹性, 规范确认和计量过程中的标准, 加强其可操作性和实质性。

(四) 加强外部监管机构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保障力度。首先, 应当提高行业审计收费, 规范最低收费标准, 减少事务所之间的恶性竞争, 使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免于在审计收费的压力之下以任意减少审计程序或牺牲审计质量的办法来减少审计成本。其次, 应强化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的业务控制, 建立健全审计全过程质量控制机制。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审计准则的要求, 不断完善审计工作程序、工作方法与质量控制机制, 规范审计工作底稿的编制, 有效贯彻“三级复核”制度。加强执业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再次, 对注册会计师要强化后续教育, 不断扩充新知识, 提高业务素质和业务水平, 从而减少执业风险。另外, 完善注册会计师的市场准入制度。对于违反游戏规则的实行终身的市场禁入, 并考虑引入民事赔偿机制, 通过高昂的罚单让每一个注册会计师树立和强化执业风险意识, 从而保持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准, 建立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 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项审计业务, 严格遵照审计准则开展执业, 确保审计过程和审计结果的质量。最后, 推行同行业互查制度, 扩大检查范围, 增强检查的力度。在同行业互查的制度下, 每个事务所必须有另一个合格的事务所对其质量控制系统的健全性及其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和评估。这样不仅有效的扩大了监督的覆盖面, 还避免了注册会计师外部监控难以深入的弊端。

(五) 加强各个市场的规范建设。一是股票市场制度方面的改进。对公司上市资格的认定应逐步由处于过渡性质的核准制逐步向市场化的核准制和注册制并存转化, 最终达到完全市场化的注册制。同时应进一步收紧监管条例, 改变对退市的标准规定, 避免1%、6%等政策诱导现象的出现。二是建立和规范经理人员市场, 设立信誉评价体系, 将声誉不佳的经理人撵出经理人市场, 从而逐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经理人阶层。由独立的市场评级机构定期对职业经理人的工作业绩、管理行为进行考核, 综合评定声誉。对于经营者的劣迹要随时公布, 从而迫使经营者放弃短期行为转向追求长期行为。

摘要:会计信息失真历来是业界的热点和难题, 本文结合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深层次动因, 侧重于从外部监管视角提出治理对策。

关键词:外部监管视角,会计信息失真,治理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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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完善外部会计监管系统 篇2

1.1 规范财政部门的行为,正确行使政府职能。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宏观经济调控者,应致力于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基本条件,为各种企业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建立并完善各生产要素市场;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者,应通过建立健全对接受出资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实现对经营者的有效控制,切实保障政府作为出资者的权益不受侵犯。但不论行使哪种职能,都应当以不直接参与到企业的具体经营行为为前提,这样政府部门才能正确行使监管职能,保证财政部门会计监管的主导地位,促进会计监管步入规范化、经常化、合理化轨道。

1.2 完善中国证监会的监管工作。

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股票上市的审批和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财务信息的披露负有监管责任。最近几年中国证监会做了大量工作,并对一些弄虚作假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处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近年来上市公司制造虚假财务信息屡禁不止的情况来看,中国证监会监督力度不够、工作有所缺陷也是不争的事实。学习借鉴经验多,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创新少。如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如何加强;如何改变独立董事的“花瓶”状态,都需要认真研究。美国设立独立董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外部的独立监管力量,但由于一些独立董事多是名家、学者,投入力量甚微,根本起不到监督作用。这应引起我们的深思。中国证监会如何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财务信息进行监管工作,目前是众说纷纭,还需要认真研究、严肃对待。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可以由中国证监会牵头,成立一个由财政部、审计署、中注协、税务总局以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共同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必要时可以吸收一些会计、审计、法律专家学者参加,共同研究、领导这项工作。

2 规范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运行机制

2.1 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

财务会计行为的社会监督主要是指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监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和有效发挥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作用,对促进企业会计行为的规范化、合理化有着重要影响。当前必须加大力度,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大力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重建与改造,使注册会计师敢于客观公正地揭露企业虚假行为,切实有效发挥审计的独立鉴证作用;健全和完善企业财务报表审计制度,减少政府干预,消除审计市场中的垄断行为,使注册会计师业务的承接真正做到“双向自愿选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保证审计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保证审计质量。

2.2 加强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行业自律与他律。

注册会计师协会要充分运用政府赋予的职能逐步建立行业自律体系。通过行业检查和政府委托、联手检查等手段,通过设立各个专门委员会等方式,制定严格的执业行为违规处罚措施,提高和树立自律管理的形象,逐步完成向行业自律性管理的过渡。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自律,不仅是行业协会的自律,还是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的自律和注册会计师的自我约束。为此,会计师事务所应建立自律性的运作机制,加强内部的日常控制,引入风险导向审计;在业务的承接上应严格把关,对业务执行过程中的不良行为应建立所内的惩戒细则,建立注册会计师的日常工作报告制度,对注册会计师的日常工作应有迹可查,同时也起到一定的监控作用;有意识的培养注册会计师的诚信道德,树立诚信是会计师事务所立所之本,是注册会计师“生命”所在的理念。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自律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自律”。完全自律的结果往往会形成行业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不均衡必将损害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损害行业存在的基础。可见,问题的关键是谁来监管注册会计师协会以及会员。协会的收入来源是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交的会费,这使注册会计师协会处在一个“维护与监督”的角色冲突中,因此必要的行政监管以及社会公众舆论的监督还是有助于对自律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行为进行及时的纠正的。

2.3 开展会计诚信教育。

安然事件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会计师行业的诚信危机和国内会计诚信教育的不足。因此,开展会计诚信教育应该提到议事日程。通过诚信教育,让会计人员懂得诚信是会计师必备的职业操守和立足之本,承担责任是一切公共职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会计师职业肩负着为市场活动参与人提供真实信息的职业责任,会计师必须牢记自己所承担的为社会服务的责任,必须履行职业道德责任和职业工作责任,如果没有尽到这一责任,那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借鉴国外经验,建立投资者监管的法律诉讼机制,实行民事赔偿责任追究

在西方国家,会计造假、会计信息失真虽然也无法完全杜绝,但有一套严厉的处罚制度。违法违规者最怕的并不是刑事诉讼或监管部门的处罚,而是千百万受骗中小股东提出的民事索赔诉讼。在美国,违法者一旦染上民事索赔官司,其下场常常是破产兼身败名裂,不但变得一穷二白,而且连东山再起的可能性都不再有。小股东的民事索赔诉讼成为美国证券监管的强大力量,是对证券违法者最具威慑力的重磅炸弹。而在我国,最高法院先于2001年9月会计政策选择监管研究宣布“暂不受理”证券民事索赔案,后又在2002年l月15日改为暂只受理虚假陈述案时,又加入需经证监会认定的前置条件。如何完善民事诉讼赔偿机制,切实制裁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来操纵利润的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已成为我国立法、行政监管以及司法机关共同面临的一个需要尽快解决的重大课题。目前普遍认为,广大中小股东分散,相对于诉讼成本,每个股东的利益有限,不利于提起诉讼。所以,要加大对会计信息失真的法律处罚中民事法律调节的力度,提高民事赔偿额度,增加会计信息失真的经济成本。明确民事责任人,让承担法律责任者确实得到惩罚。通过完善诉讼制度,使追究民事责任具备可行性。

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会计监管应当由市场来自动调节,但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要求会计信息提供者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保持诚实守信显然只是一种理想,不太可能实现。由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十分广泛,仅靠市场调节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理和对造假者的惩治,适度和强有力的政府监管是治理会计诚信缺失的关键环节。

外部监管视角 篇3

一、英美日基金监管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历史上, 英国的证券交易所完全是自治的。经过漫长的过程, 英国形成了以金融业自律为主的监管体制。英国对投资基金业的管理也是以自律为主, 即实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三自政策”。这种监管模式强调通过基金行业自己制定出运行规则进行监管, 而政府除了适当的宏观调控外并不干预基金的具体业务。英国政府在1997年启动了一场金融监管体制的重大变革。证券投资委员会 (SIB) 正式更名为金融服务局 (FSA) , FSA作为一个新的监管者, 同时负责银行监管和投资服务监管, 到1998年6月, 英国央行的监管权力剥离并转移到FSA, 由此央行可以更加集中精力于执行货币政策, 发展和改善金融基础设施。2000年6月, 议会通过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 (FSMA) , 这意味着英国的金融监管将从自律走向立法规范, 建立一个“法典框架下的自律监管”新体系。

而美国证券市场的立法经历了从各州分别立法到联邦政府统一立法的过程。1911年, 堪萨斯州通过了一部管理证券发行的综合性法律, 史称《蓝天法》, 此后各州纷纷出台了各自的蓝天法, 为管理各州的基金销售活动提供法律依据。但各州分别立法的方式, 不能有效地同欺诈活动作斗争。美国1929年证券市场崩溃使人们认识到, 要建立一个统一、高效、公平、有序的证券市场, 必须要有统一的联邦立法。经过此次危机, 美国政府加快了投资基金的立法规范工作, 1933年开始先后制订了《证券法 (1933) 》、《信托契约法 (1933) 》、《证券交易法 (1934) 》、《投资公司法 (1940) 》、《投资顾问法 (1940) 》、《证券投资者保护法 (1970) 》等一套比较严谨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 涵盖了基金的成立条件、运行规则、投资范围、信息披露、禁止欺诈、操纵行为、场外交易管理等方面。1934年7月, 美国还成立了监管机构全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 专门对投资基金的发行与交易活动进行依法督查、保证美国基金法律得到贯彻执行。

投资基金在日本称之为“证券投资信托基金”, 起源于1930年。二战开始后, 日本政府采取证券投资信托的模式筹集战争资金。在此期间, 日本的证券投资基金体系得到构建。二战后, 日本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证券市场极为萧条, 企业筹资极为困难, 证券投资基金作为重要的筹资工具再次受到关注, 并将投资信托作为证券市场发展的催化剂。监管当局于1951年6月颁布《证券投资信托法》, 建立了以契约型基金为主体的日本投资基金制度的基本架构, 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投资信托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证券投资信托随之暴露了一些问题。1967年, 日本大藏省修订了《证券投资信托法》, 修订措施充分显示了日本的证券投资信托业的成长壮大是政府直接扶植与积极培育的结果。日本1996年实行金融改革后, 政府开始逐步放松对于证券业的监管, 金融业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趋势发展, 日本基金自律监管组织将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二、英美日基金监管的法律体系

在英国基金监管的法律体系中, 包括《防止 (投资) 欺诈法 (1928) 》、《公司法 (1948) 》、《公司法 (1967) 》、《公平交易法 (1973) 》和《金融服务法案 (1986) 》等, 这些法律发挥了对于行业自律监管的指导和补充作用。而《金融服务与市场法 (2000) 》 (FSMA) 统一了监管标准, 规范了英国金融市场的运作。

美国属英美法系, 其证券法体系由成文法与美国法院的判例共同构成, 因此按照成文法和判例法的区分, 及各法律在基金监管中所处的地位将基金监管法律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第一层次:即基金监管的法律主体是《投资公司法 (1940) 》与《投资顾问法 (1940) 》, 其立法宗旨是保护基金股东和公众投资者免受投资顾问的欺骗, 或不诚实和自我交易顾问的损害。第二层次:《证券法 (1933) 》和《证券交易法 (1934) 》, 对基金公开发行或在交易所上市必须满足的资格认证、信息披露和交易规则等作出了规定。第三层次:美国各州的有关法律, 如美国各州的《公司法》对投资基金的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规定, 适用于在该州注册的投资基金, 美国各州的《蓝天法 (1911) 》 (即州《证券法》) 则对基金的发行进行了规定。1996年美国《全国证券市场促进法》的颁布, 目的在于通过修订联邦证券法, 使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走出联邦制, 废止了州证券监督机构所做的重复工作, 提高证券市场效率与竞争力;促进投资基金的有效管理, 保护投资者;在提高监管效率的同时, 减低监管负担。以上三个层次基金法律都属于成文法, 主要规定了基金禁止的违法行为。第四层次:判例法, 由已发生的基金法律诉讼判例组成。

日本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法律体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专门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的法律, 如《信托法 (1922) 》, 其法律原则是契约型投资基金———证券投资信托的主要法律渊源;《信托业法 (1922) 》是规范信托行业与信托机构的关系法, 包括证券投资信托管理人与受托人;《证券交易法 (1948) 》则是以美国的《证券法 (1933) 》和《证券交易法 (1934) 》为蓝本, 规范证券发行与交易活动;《证券投资信托法 (1951) 》, 该法的立法宗旨是通过确立证券投资信托制度, 保护证券投资信托受益人, 以利于一般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第二层次:其他涉及基金的法律, 如《商法典》、《外汇和外贸管理法》。第三层次: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 如有关基金募集、发行、登记、上市和收购要约的政府条例, 以及关于证券投资信托管理人、托管人和证券公司的政府条例等等。

三、英美日基金监管的框架

英国的基金监管体制较早是由贸易与工业部管理, 1986年《金融服务法》出台以后, 其监管权移交给证券与投资委员会, 并逐渐建立了一个由政府、专门管理机构、行业公会和自律机构组成的, 以分块管理与集中管理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监管体系。其结构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英国财政部, 主要负责制定大的方针政策;第二层次为英国证券投资委员会, 由官方和民间人士组成的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组织, 直接向财政部负责, 主要负责《金融服务法》的实施, 并制定有关基金管理的技术性较强的政策措施;第三层次是众多民间的自律性质行业管理协会, 这些协会是基金管理的主体, 承担了主要的监管职能, 协会根据本行业的特点制定出各种规则, 以达到自律的目的;第四层次便是各协会下面的为数众多的会员。和英国自律监管相似的国家和地区还有:澳大利亚、我国的香港地区等。

而美国实行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模式。根据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规定, 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 (SEC) 于1934年7月正式成立, 委员会隶属于美国政府, SEC不仅是一个执行美国证券法规的机构, 同时还拥有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其职能是对美国证券市场实施监管。委员会下设投资管理局, 该局根据《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1940年投资顾问法》的规定, 制定有关基金法规, 监管基金管理人、托管银行、过户代理商、分销商以及其他为基金提供服务的机构和人士是否合规经营, 基金资产是否得到安全保管, 基金信息披露是否及时、完整、充分。另外投资管理局还负责审查基金新产品。除联邦政府监管外, 各州也设有证券委员会, 接受在该州发行基金的每个投资公司所提交的基金广告的备案, 并收取一定的费用, 以及对销售基金过程中舞弊及欺诈行为提出诉讼。行业自律主要是指交易所、行业协会 (如投资公司协会 (ICI) 、投资管理和研究协会 (AIMR) 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 (NASD) ) 及其他团体 (如注册会计师协会等) 的行业自律。行业自律组织通过对投资公司进行监督、指导, 实施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目的是为了保护市场的完整性, 维持公平、高效和透明的市场秩序。自律组织的自律活动需在证券法律框架内开展, 并接受证券与交易委员会 (SEC) 的监管。证券与交易委员会 (SEC) 既可以对自律组织颁布的规则条例进行修订、补充和废止, 也可以要求自律组织制定新的规章。与美国集中监管体制相同的, 还有我国的台湾省。

日本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控制和左右。其监管体系是政府严格管制模式, 其监管框架分为4个层次: (1) 大藏省证券局。它是日本主管全国证券业务的政府机构, 对基金及证券经营事项进行注册登记、批准、认可、检查并对一切证券法令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2) 证券交易审议会。该机构于1962年由大藏省设立, 是基金及有关证券的发行、买卖及其他交易等重要事项调查审议的最高行政机构。 (3) 证券投资信托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957年7月, 是为促进证券投资信托业的发展而经大藏省许可成立的, 该协会是由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组成的行业自律组织, 致力于办理有关证券投资信托营运的自律规范。协会的主要任务职能是:防止信托财产运用上违反受益人利益的事件发生, 对公正恰当地运用信托财产进行调查、指导及劝告;防止投资信托公司对其他同业的诽谤或违法行为;为实现协会其他目的而进行调查、劝说与指导等。 (4) 日本银行。日本银行是日本的中央银行, 它代表国家对证券市场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行政指导和干预, 对基金托管银行进行监督管理。

总之, 英国经历了由行业自律向单一监管的过渡, 美国是集中管理与分层管理并存, 日本实行政府严格监管。监管下的自由和自律基础上的监管, 为我国基金的监管提供了诸多启示。

四、国外基金外部监管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基金监管的发展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经过近20年的发展, 目前我国基金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投资基金法》、《证券法》以及《公司法》、《信托法》等。其中《证券法》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在国家对证券发行、交易活动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前提下, 依法设立证券业协会, 实行自律管理。”这意味着, 我国投资基金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为监管主体, 同时辅之以证券业协会自律管理。从本质上讲属于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 但这种监管体制和以英美日监管体制还有较大差别, 实际执行效果也大相径庭。

首先, 在立法方面, 还缺乏配套性的法律法规, 尤其是缺乏有关投资者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章;其次, 对于监管机构的名称、法律地位和性质以及监管人员的职责等未有明确的界定。而美国在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明文规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为独立的拥有一定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监管机构。另外, 在行业自律方面, 已有的《行业公约》只是约定基金行业成员要守法自律、规范经营、维护基金持有人的权利等, 但缺乏相应的制裁措施, 可操作性不强。在立法方面, 应积极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一方面, 要尽快建立起以《投资基金法》为核心的不同层次的法律体系。围绕现有的《投资基金法》, 尽快制定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及其实施细则, 如《投资者利益保护法》等, 并根据基金市场的发展变化适时修改和调整。在法律规定上, 既要确立严格的规范, 又要为行政主管机关灵活机动地处理特殊情况留有余地, 如基金管理人在基金运作中违反国家法律、基金契约等。在行业自律建设方面, 应借鉴英国的做法。实行行业内部的管理与制约, 发展基金行业自律组织。充分利用专业人员的优势, 避免非专业人士介入监管带来效率低下的问题。我国必须借鉴英国的成功经验, 建立起规范的基金行业自律组织, 从而分担一部分政府监管的职能, 这有助于降低行政监管的成本, 提高监管的效率。最后, 要正确处理监管效率与市场稳定的关系。从理论上说, 监管效率和市场稳定是相互统一的, 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发达、完善、有序的基金市场应该是运作高效而稳定的市场, 相应地所确定的监管体制应尽量满足和体现这种要求。因此, 有必要兼顾监管效率和市场稳定相结合的原则, 避免在实际操作中监管者往往偏向于选择某一方面而对另一方面视而不见的情况, 避免造成监管措施的不到位和监管的时滞, 以保证基金监管体制的健康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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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监管视角 篇4

公立医院的外部监管特指由公立医院之外的人员、组织和机构对医院管理者的管理行为以及医院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种要素进行约束和监督的机制[1]。为了平衡多重利益相关方利益,促进公立医院自身建设的同时,防范公立医院的逐利行为,进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公益性目标,必须重视公立医院的外部监管。

1 公立医院外部监管中的多重博弈

多重博弈是指在整个博弈过程中不仅存在多个博弈主体,而且博弈的内容也存在多个方面[2]。公立医院的监管过程,实际也是各利益相关方的博弈过程,由于利益诉求的差异,任何两个利益相关方都存在博弈行为。本文仅以公立医院外部监管为着眼点,针对三类关系链进行博弈分析。

1. 1 公立医院与政府监管机构之间的博弈关系

假定政府监管机构和医院为博弈局中人,均以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为博弈诉求[3],医院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政府监管机构追求医疗安全管制效率的最大化。医院的策略包括逐利和不逐利,政府监管机构的策略为认真监督和不认真监督。

1. 1. 1 模型假设

( 1) 政府监管机构认真监督公立医院是否存在趋利行为的成本为C1,不监管成本为0,优质政府形象收益R1;

( 2) 若公立医院存在趋利行为,获得收益R2,监管部门认真监督的情况下公立医院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处罚即成本C2,上缴后作为政府的收益;

( 3) 若公立医院存在趋利行为,而政府监管机构又不认真监管,形成的社会成本为C3,政府在公众中威望受损,损失声誉成本为C4;

( 4) 若公立医院不趋利,就会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为此付出的成本为C5,获得合法收益R5。

在此基础上,设定政府监管机构与公立医院的博弈模型矩阵,如表1。

对照上表,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外部监管现状。由于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于公立医院趋利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大,即C2较小; 政府监管机构由于缺乏相应的奖惩机制,基本也不太重视声誉损失,即R1、C4 较小[4]。同时结合实际,不难发现公立医院上缴的罚金远小于政府监管成本,由此得出C2+R1<C1,C4<C1-R1-C2,此时( 趋利,不认真监督) 成为纳什均衡。

要使这一现状得以改善,除了加大对公立医院趋利行为的处罚外,强化其不认真监管而产生的社会成本C3 也是可选的路径之一。由于联系实际,社会成本C3 比政府认真监测成本C1 大得多,即C3>C1>C1-R1 -C2。此时,新的利益平衡机制会促使政府监管机构认真履行职责,规范公立医院的趋利行为。而与之对应新的博弈矩阵如表2 所示。

1. 1. 2 模型解析

( 1) 纯策略纳什均衡分析

1当R1-C1>0 时,则监管机构始终选择认真监督,但此时医院还存在是否趋利的选择。此时,比较理想状态应该是医院不趋利,即达成( 不趋利,认真监督) 的纳什均衡,就必须满足条件( R5-C5) >( R2-C2) ,即使医院不趋利的收益成本差大于其趋利的收益成本差。

2当R1-C1<0 时,政府监管机构是否认真监管则取决于( C2+R1-C1) 与0 的大小关系。如果前者大于O,则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如果后者小于0,则我们可以促成( 不趋利,不认真监督) 的纳什均衡,则需要创造条件( R5-C5) >R2,即医院不趋利的净收益大于趋利的收益,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比较难于实现。

( 2) 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分析[5]

由于在某些情况下,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故进一步分析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的博弈模型。进一步假设政府监管机构认真监督公立医院是否存在趋利行为的概率为 α; 公立医院不趋利的概率为 β; ( R1-C1) <0,( R2-C2) <( R5-C5) ,列出下述博弈矩阵表3。

1政府监管机构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2公立医院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则该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点为:

1. 1. 3 模型讨论

( 1) 基于政府监管机构认真监督的概率 α 的讨论

由上述模型解析,不难看出政府监管机构认真监督的概率α 取决于R2、C5、R5 和C2,即与公立医院趋利行为的收益、公立医院不趋利的成本成正比,与公立医院不趋利的收益以及公立医院趋利被监管部门发现后的成本成反比。由于医院趋利收益大,维持不趋利成本又大,当然其趋利动机就大大增强,因此需要加大监管力度。换言之,如果我们降低趋利收益与成本差,提高不趋利的收益成本差,则公立医院的自律性就可以部分取代政府监管。

( 2) 基于公立医院不趋利的概率 β 的讨论

同理,公立医院不趋利的概率 β 取决于C1、R1、C3、C4、C2。由于假定了C1>R1 时,即监管部门认真监督的成本大于其优质形象的收益,则公立医院不趋利的概率 β 与监管部门认真监督的收益成本差额( R1-C1) 成正比,与公立医院的趋利处罚成本、医院趋利而未被监管的社会成本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声誉损失成本成正比。因此,要提高公立医院的自律性,必须提高其监管收益、降低监管成本,同时提升公立医院趋利后的系列成本,包括处罚成本、社会成本及声誉损失成本。

1. 2 公立医院与患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假定公立医院和患者为博弈的局中人,均以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为博弈诉求,医院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患者追求效用包括健康和医疗卫生效用的最大化。医院的策略选择有逐利和不逐利; 患者的策略选择包括投诉和不投诉,投诉存在成本和收益,投诉的成本包括信息收集,与医院和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反复沟通、协商的时间、精力、经济和体力成本; 收益假定为医院的赔偿金。

医院和患者混合策略博弈纳什均衡的结论是: 患者投诉的概率取决于医院逐利的赔偿金与额外收益两大因素,与额外收益成正比,与赔偿金成反比,医院逐利的概率取决于投诉成本与赔偿金两大因素,与赔偿金成反比; 与投诉成本成正比。其中患者投诉概率与赔偿金成反比的原因是赔偿金数额大,能对公立医院产生威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患者投诉。此外,在此博弈过程中促进医院不逐利的关键是降低患者的投诉成本和提高逐利的赔偿金[6]。

1. 3 公立医院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博弈关系

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监管需要专业人士的介入,而医药行业协会就是这样一类汇聚了相关专业人士的组织。因此,行业协会在公立医院外部监管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理,可构建与政府监管部门类似的博弈矩阵,得出与政府监管部门类似的博弈结论。

医药行业协会其监管方式不同于政府监管部门,主要表现为自律和维权。其一,通过系列培训、学术交流、协助制定相应的规范文件、参与相应的资质认定等形式,履行相应的监管职能,以提升公立医院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进而促进公立医院的自律。其二,行业协会通过组织的优势,在法律框架内维护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以此营造和谐的医疗秩序和医患关系,以此保障患者的健康权益。

2 基于多重博弈的结论与政策启示

由公立医院外部监管的多重博弈分析,公立医院的趋利行为与政府、行业协会等监管机构的监管收益、成本,公立医院的趋利成本以及患者的投诉成本都密切相关。鉴于此,提出下述政策建议。

2. 1 从中央层面,做好公立医院外部监管的全面布局

目前,我国公立医院的监管体系呈现明显的条块分割,医院建设项目规划审批、人事编制调配、领导干部任免、财政经费拨付等重大事项分别由发改委、人事局、组织部、财政局等部门掌握; 其业务的主要监管部门则为卫生行政部门[7]。但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进入壁垒较高,发改委等部门表现为监管能力不足; 而有专业优势的卫生行政部门,却往往由于缺少足够的权限而处于被动监管状态。因此,我国公立医院监管整体效率较低,难以形成合力,亟需打破部门的各自权益,加强监管的统一部署。

首先,明确医院行业监管与公立医院运行监管的区别,实现“管办分开”[8]。一方面,加强政府对医疗行业的外部控制行为,即行业监管,对所有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准入、医疗服务质量、价格、供给情况等进行管控。另一方面,加强政府对公立医院的内部控制行为,即运行监管,对公立医院的内部运行情况及资产、财务、人事等资源配置等进行管控[9]。其次,成立由卫生计生委牵头、相关职能部门人员共同组成中央层面的监管组织,统筹协调各自为政的部门利益。再次,建议将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公立医院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履行机构,从科学的角度对公立医院进行规范。

2. 2 从法律层面,完善公立医院外部监管体系

法律法规体系是公立医院外部监管的基本和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公立医院法律监管处罚力度过小,现行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对医疗机构的罚款额度仅为1 万元以下[10],与医院趋利经营所获得的利润相比过低,趋利性增加。此外,法律、规章、制度数量多,涵盖《宪法》第33 条、21 条、45 条以及《民法通则》第98 条,《执业医师法》、《侵权责任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以及《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11]等,但缺乏完整的、针对性强的公立医院监管的法律框架。

为了有效地提升公立医院的运行效率、充分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亟待建立并完善针对公立医院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从公立医院运行、医务人员执业行为、医疗服务质量、多元办医格局[6]等方面规范监管者和公立医院,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 切实提高公立医院趋利的违法成本,以促进自我监督机制的形成。

2. 3 从利益相关者层面,构建公立医院外部监管的多元模式

公立医院运行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因此其外部监管主体也应该是多元的。只有建立一个公正透明、多方参与的医院外部监管体系,才能实现全方位监管,优化公立医院绩效,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健康权益。

2. 3. 1 加强政府监管机构建设,提高积极性与主动性

政府监管机构职能的发挥是整个监管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础。结合政府监管机构-公立医院的博弈模型分析,建设的重点是提高监管收益,降低成本。

引进现代管理理念,建立明晰的奖惩制度、财务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是关键。明确各职能部门责任、权利、义务,并落实到每个监管人员,在杜绝监管领域中“无为监管”现象的同时,加大奖惩力度,以此加大监管收益。推行预算管理,降低财务支出,严格控制成本。同时,加强监管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建立信息的双向反馈机制。在平台上定期公布各大公立医院的业务状况、服务质量、医德医风、患者满意度等关键信息,以增加透明度。此外,建立畅通的医疗投诉制度,简化投诉路径,奖励真实信息,以此降低监管成本[10]。

2. 3. 2 调动患者主体意识,激发责任感与使命感

患者是公立医院外部监管的重要力量。结合公立医院-患者的博弈分析,调动患者积极性的重点是降低投诉成本,包括经济、时间、精神、体力成本等。

首先,通过多种宣传、教育形式,激发患者的主体意识,自愿参与到维权的队伍中,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其次,邀请医学、保险学、法学、经济学等专家组成患者委员会,提供专业知识、维权信息和心理支持,以减少医患信息不对称,降低患者成本。同时,在患者委员会中,要建立畅通、便利的沟通、反馈机制,将相关维权信息第一时间反馈于当事人,形成良性的公立医院监管生态圈[12]。

2. 3. 3 发挥行业协会补充功能,加强自律与维权

我国医疗行业协会主要有中国医院协会、中华医学会、中国护理学会、中国医师协会等。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监管职能,首先,理清政府和医疗行业协会在监管中的互补关系。行业协会是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受政府监管的医疗行业协会自治组织,在自身业务范围内应独立。

其次,加强行业协会的公信力建设。在医疗行业协会的人员构成上应以专业权威性的医学专家、医学院校、科研机构、公众代表、媒体、医药企业代表等为主,政府行政人员为辅。医疗行业协会应该定期公开其工作信息,主动接受社会及政府的监督,增强透明度,提升其社会影响力[1]。

3 小结

要切实解决公立医院外部监管的博弈困境,必须深入分析三大监管主体与公立医院的两两博弈模型,以利于医院外部监管领域的多重博弈能够沿着良性轨道运行,达到一种正合博弈的局面,进而促进公立医院自身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健康权益的保障。

摘要:通过构建公立医院外部监管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博弈模型,对公立医院与监管机构、公立医院与行业协会、公立医院与患者的多重博弈行为进行分析,论证对公立医院进行外部监管的必要性,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启示。

关键词:多重博弈,公立医院,外部监管

参考文献

[1]龚芳.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公立医院外部监管策略研究[D]南京:南京医科大学,2014.

[2]方云,杨英,张亮.公立医院履行社会责任长效机制的多重博弈分析[J].医学与社会,2014,27(7):42-44.

[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黄丁,熊季霞.引入寻租理论的公立医院公益性问题的监督博弈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3,30(7):484-486+492.

[5]岳宇君,吴洪.虚拟世界监管体系及多重博弈模型构建[J].系统工程,2012,30(8):83-88.

[6]袁文艺,胡凯.食品安全管制的政府间博弈模型及政策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2014,30(7):101-105.

[7]孙杨.我国公立医院运行监管体系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

[8]林枫,徐志文,吴宝林.“管办分开”下公立医院监管透视[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2,29(2):98-100.

[9]方子,谢俏丽,张凤帆.我国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中的运行监管与行业监管策略[J].中国医院管理,2015,35(1):7-9.

[10]殷程程,张会会,王岚.基于博弈理论的民营医院监管策略的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5,32(2):127-128.

[11]郭伟.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中法律监督的意义及内容[J].中国医院,2012,16(7):21-24.

外部监管视角 篇5

关键词: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外部审计,银行监管

一、内部审计、外部审计与银行监管

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保证与咨询活动, 旨在增加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运营。它通过一定的审计程序和改进建议评价, 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及治理过程的效果, 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按照巴塞尔委员会有关文件的要求, 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职责范围应包括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所有业务活动。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与银行监管相比, 虽然在检查手段和服务的对象方面有所不同, 但在审计方法、审计程序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而且本质上都是为了促进银行的稳健经营与发展。但与此同时, 内部审计的关注点与银行监管有所不同, 内部审计侧重于内部控制的测试及改善, 虽然内部控制是银行监管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银行监管的含义比内部控制测试要广泛。

外部审计在这里指商业银行的注册会计师审计, 是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程序, 获取审计证据以获得充分、适当的证据以出具审计报告, 增加除责任方以外的第三方信任的一种鉴证行为。从原理上来说, 外部审计与内部审计一样, 其目的都在于通过检查、测试等审计程序查出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完善商业银行的经营治理, 但外部审计更关注商业银行财务报表的重大错报, 而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状况只是作为现行风险导向审计下的一个程序。由于现行的风险导向审计过度依赖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 注册会计师在风险导向审计准则下面临着审计质量与审计效率的抉择, 会计师事务所可能对审计的投入相对较低, 减少必要的审计程序, 降低审计质量, 风险导向审计并不能查出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 (外部审计的有限保证) 。这也使得注册会计师与银行监管存在目标和方法的部分不一致。

银行监管指银行监管部门对银行在公司治理、资本充足性、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以及顾客应有的努力等方面通过现场和非现场的银行遵循情况的监督进行强制性管制。第一, 从性质来看, 银行监管是政府性的强制行为, 内部审计是企业的一种治理行为, 外部审计可以看做是兼具政府性强制行为与会计师事务所的经营行为的结合, 三者之间性质的不同使得银行监管具有强制力, 而内部审计、外部审计不具有强制力。第二, 从方法来看, 银行监管采用现场和非现场检查, 要收集关于银行经营管理、资产质量等以会计信息为主的综合信息, 包括内部控制的信息, 通过分析转化为相关的风险指标, 从而对被监管银行的风险性质、程度和发展趋势做出判断。监管机构收集到的信息是监管的基础, 而内部控制和内部检查等信息需要来自于内部审计, 这是银行监管重视的银行第一道防线;财务报表信息是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后的信息, 银行监管有理由相信这些信息不存在重大错报风险, 这是银行监管重视的银行第二道防线。所以内部审计、外部审计和银行监管在性质和方法上存在相同与不同、合作与冲突的关系。

二、内部审计、外部审计与银行监管的合作

从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的出发点来看, 都是审计职能的扩展, 所以审计最重要的职能是监督, 这就使得银行监管与这二者的合作关系有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 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都具有各自的职能范围, 即使他们与银行监管检查的重点有所不同, 但是依然可以成为银行监管很好的补充, 这奠定了两者相互不交织业务的合作。

(一) 内部审计与银行监管的合作

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初衷也是为了查错防弊, 而这种对内部控制的测试和检查是为了减少商业银行因为流程设计与执行的不完善而招受损失, 所以内部审计的测试重点是内部控制, 主要防止商业银行在操作风险上的不到位, 而银行监管是为了监督商业银行整体的经营情况和风险水平。所以内部审计可以作为商业银行监管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为在内部控制的测试上, 银行监管的水平没有内部审计深入, 而内部控制确实是商业银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在合作方法上, 内部审计可以帮助银行监管当局有效地提高监管效率, 监管当局可以依靠内审部门的工作来识别银行的潜在风险, 但是银行监管利用内部审计工作的效果需要建立在银行内部审计是充分有效的基础之上。所以银行监管工作中会特别规定关于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监管要求, 确保内部审计的有效性。

(二) 外部审计与银行监管的合作

外部审计与内部审计不同, 它是独立的第三方对商业银行财务报表的审计, 外部审计关注的重点在于财务报表是否存在重大错报风险, 现行的风险导向审计需要关注商业银行治理中各种不同层次的风险, 但注册会计师更关注与财务报表相关的风险, 而在银行监管中的资本充足率、资本储备等指标均需要来自于商业银行财务报表的数据。所以外部审计也是银行监管一种有效的组成部分, 主要从财务报表及会计指标的角度出发保障银行监管的有效性。

所以在合作方法上, 银行监管需要特别关注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 对出具非标准报告的理由应该要求商业银行给予解释并解决该事项;对于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商业银行违反《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情形, 需要向银行监管部门报告, 从外部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角度, 银行监管可以信任审计后的财务数据, 计算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等指标, 反映商业银行的经营情况。

三、内部审计、外部审计与银行监管的冲突

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对于商业银行发挥效力的关键在于监督职能, 而监督可能存在不到位的情形, 这时片面地利用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的工作将会削弱银行监管的效力, 不仅使得这种合作关系适得其反, 反而使得银行监管疏忽、低估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

(一) 内部审计的有效性与银行监管

内部审计可能存在监督范围不够全面、内部审计效率低下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产生其根源在于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不够。我国商业银行很多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 内部审计模式依然在银行高级管理层领导下开展稽核监督工作, 而非由董事会或监事会及其下设审计委员会直接领导, 这影响了内审部门的独立性。

下面通过建立一个内部审计部门与管理层的博弈过程来加以说明。博弈过程是关于管理层违规与否, 违规程度与审计委员会认真监督与否, 监督水平的博弈。它们的博弈过程其实是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过程。参与人集合:内部审计部门I和管理层M, 其收益矩阵如图所示:

如果内部审计部门选择认真监督, 则管理层必定选择不违规, 若内部审计部门选择不认真监督, 则管理层必定选择违规, 当内部审计部门知道管理层这样的理性选择, 则其必定会选择认真监督, 管理层必定会选择不违规, 则该博弈唯一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是 (认真监督, 不违规) 。

从这个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在董事会直属 (或者下属的审计委员会) 领导下的内部审计部门, 对管理层的监督将对管理层的违规行为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所以在冲突的解决措施上, 银行监管应该规定, 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部门必须隶属于商业银行的最高决策层, 并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将内部审计的职能、审计范围、审计流程等事项制度化和规范化, 并授权内部审计人员可自由接触银行任何业务活动, 以保证内部审计人员的权威性。另一方面,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中指出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及时整理、分析和掌握被评价机构的内部审计信息, 但并未在各监管法规中明确要求国内商业银行报送内部审计报告。所以在上述方面, 银行监管部门应该颁布有关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规定或者指引性文件, 通过规范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架构、职能和目标, 能使其结果更接近监管目的, 能为监管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二) 外部审计的有效性与银行监管

外部审计的有效性受到威胁来自于两点:第一是会计师事务所不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审计商业银行;第二是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商业银行过程中存在着欺诈行为, 与商业银行合谋。这两个问题与银行监管对于商业银行的规范约束没有太多的联系, 而是与审计自身的质量有关。所以银行监管部门不能直接对此做出规定, 而应该通过注册会计师相应的法律规定约束外部审计的行为。

在冲突的解决措施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规定, 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商业银行审计业务必须具备一定资质, 比如:从事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监管的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金融相关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应具备下列条件:1.在我国境内依法成立三年以上 (含三年) , 内部机构及管理制度健全;2.注册会计师不少于60人, 上年度业务收入不低于1500万元;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记录和信誉, 最近3年未发生过严重工作失误和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 没有发生过重大违法违规行为;4.至少有20名熟悉金融相关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而对于第二点审计欺诈行为和审计合谋, 相关规定应该加大对商业银行审计欺诈行为的处罚力度, 以保护涉及到众多存款者的公众利益。

四、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银行监管与内部审计、外部审计的合作和解决冲突的策略来看, 监管当局应定期与商业银行审计委员会及内部审计部门沟通, 了解内部审计职能运行情况;定期对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计划、工作底稿、风险评估、审计报告等情况进行评价, 判断其是否合乎监管当局的要求。在规范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基础上, 监管部门应加强与内部审计部门的沟通协调, 双方应就监管或审计的目标以及其他所关心问题的看法上达成一致, 形成监管合力。

另一方面, 注册会计师不仅需要报告商业银行违规经营的行为, 还需要报告其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与银行监管相关的重要事项。这不仅有利于减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也有利于实现银行监管的职能。银行监管部门可能拥有注册会计师感兴趣的信息, 这些信息可能有助于注册会计师理解监管部门关注的问题, 或者可能对其审计工作或其他报告责任产生重大影响。为使监管部门更好地达到其目标, 可以采用监管部门、外部审计师和内部审计师定期举行会议的方式, 便于银行监管部门与注册会计师保持信息沟通。

在内部审计、外部审计的共同作用下, 银行监管可以弥补自身监管深度的不够和对会计指标 (资本充足率等指标) 的过度依赖, 这不仅有利于银行监管的落实到位、提高银行监管的效率和效果, 也有利于商业银行积极推进内部审计建设, 对于注册会计师行业也是积极的质量保证信号。所以有理由相信三者的合作和冲突在上述的分析框架下能够达到一种相辅相成的状态, 共同促进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

参考文献

[1]周仲强.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与商业银行监管 (J) .上海金融, 2006 (4) .

[2]裘晔.上市公司内部审计独立性的博弈分析 (J) .会计之友, 2010 (7) .

外部监管视角 篇6

1 油气站库对承包商实施属地管理的重要性

1.1 承包商属地管理是HSE体系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HSE管理九项原则中的第九项明确提出:“承包商管理执行统一的健康安全环境标准”。其内涵指:企业应将承包商HSE管理纳入内部HSE管理体系。这也就是说承包商的HSE管理已成为企业HSE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甲方HSE管理不可分割,事故责任的落实明确提出了追究甲方一建设单位管理责任这一项,因此对于建设单位来讲,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1.2 石油石化系统承包商管理形势的要求

一直以来,石油石化系统的承包商属地管理工作牵动着油田安全生产的主神经。某份资料显示:石油石化系统“十一五”期间承包商事故占工业生产亡人事故的一半以上,且呈总体上升趋势。事故发生起数与伤亡情况都有上升。由此可见,目前承包商管理已成为影响石油石化系统安全生产的重要内容,必须花大力气整改和治理。做不好属地承包商管理工作,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安全管理业绩。

1.3 油气站库特殊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要求[1]

油气站库油气储存量大、工艺复杂、危险性高。日常生产中的改造、维护作业常常涉及工业动火、进入有限空间作业、临时用电作业、动土作业等特种作业,有时多种作业交叉进行,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危险。一旦出现险情可能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由此可见,承包商管理是油气站库安全管理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这就对进站施工作业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和要求。如何做好油气站库的承包商管理工作,已经成为油气管理企业各级安全环保管理部门和人员的头等大事。

2 国内承包商管理的现状

综合国内近年发生的承包商事故,可以总结出承包商在施工过程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抢工期,冒险作业;

2)疏于培训和训练,人员素质不高;

3)缺乏事前计划和风险分析;

4)作业过程缺乏有效控制;

5)施工装备落后,缺乏正常维护保养。

最基本的两个方面一是承包商自身的问题;二是建设方的问题。

事实上,对承包商的管理法规已经比较全面,如监理制、各类监督管理法律、企业自身的管理体系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很好的实施。比如监理制最初的想法是想保障施工过程的安全、质量和进度,通过施工监理协助建设单位做好施工,但事与愿违,出现的很多质量问题触目惊心。

3 油气企业自身存在的管理盲点

油气企业对承包商的管理盲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施工方案的制定和措施保障落实不周密;

2)现场监管人员能力不足;

3)监管体系不严密,负责制没能一抓到底;

4)在施工作业进度和安全保障上与承包商沟通不够。

4 对油气站库承包商实施属地管理的应对措施

4.1 源头管理是关键

源头管理可分为计划源头管理和实施源头管理。计划源头管理是指施工作业安全交底、技术交底、审查作业人员特别是特种作业的资质与能力、施工方案的审查、图纸及施工现场条件的反复确认、施工手续的办理、实施作业前HSE风险分析等等。通过层层把关在进场实施前将部分影响施工安全的危害因素及时排查并纠正过来,为实施过程安全提供前提保障。实施源头管理是指施工作业进场之前的管理,这里重点是门卫管理。由于油气站库是连续生产单位,岗位人员常常四班或五班倒,这给属地管理增加了难度,特别是夜班与白班准备交接时段。夜班人员往往不清楚要从事的施工项目,尤其是第一次进场施工的项目。因此,门卫的管理尤其重要。一方面规定,门卫对特殊车辆、人员进场必须登记,并及时通知站内值班人员进行落实。另一方面,必须规定施工单位在岗位交接之后才能进场。夜间值班员工要及时制止违反规定施工的行为。这是确保安全的有效手段。

4.2 有效过程监管是保障

施工队伍进场后,不按照既定方案实施,不按要求遵守现场安全管理规定,盲目蛮干等是事故发生的要因,也是落实承包商管理的难点。

4.2.1 制度建设

HSE 15项标准的建立实施起到了较好的监督管理作用。动火、动土、吊装等特种作业施工前均要求实施作业申请确认制度,堵塞管理漏洞。分级管理,合理地制定制度,有效地分配人力资源,达到最优配比。

4.2.2 措施到位

“属地不间断监督”制度的实施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和杜绝事故事件的发生。所谓“属地不间断监督”制度,即要求施工现场始终有站库监督人员在场,监督人员必须熟知现场工艺、设备、施工方案要求,有丰富的现场安全管理经验,落实从行为上规范,从范围上管辖,从时间上约束,一时一刻不离人。如果监督人临时有事,也要有能够胜任的人补充监督,及时填写“属地不间断监督记录”,直到施工结束。另外,属地管理人员都可以针对施工单位在现场施工过程中存在的违章施工行为进行制止,严重的,在经过安全管理人员确认后,予以暂时停工,整改彻底后才能再开工,这样就从根本上强化了属地监管,同时提升各岗位的施工管理水平。应当说,没有明确属地监管人的属地管理不能称之为“落实”了对承包商的属地管理。

4.2.3 合理考核

承包商管理的好与坏,关键看执行,能够体现执行与否的手段是考核。施工单位违反施工方案及站内安全管理规定,必须要处罚。而作为油气站库属地管理人员,安全环保的责任意识能否真正的体现,关键也要看考核是否到位。设立奖励机制,及时奖励那些实施监督管控的员工,奖优罚劣才能从根本上发挥施工队伍进场有人管、发现问题有人提、出现问题有人处理的作用。考核的良性机制建立好后,才可以说属地承包商的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落实了。

4.3 沟通协作是桥梁[2]

施工建设甲乙双方的沟通协作是确保施工安全的有力保障,甲乙双方都必须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大局意识,良好的互助环境能够保障施工质量、进度、安全。和谐的氛围是解决配合不密切、管理不严格、监管没力度等一系列影响安全施工问题的一剂“良药”。

5 结论

对承包商的有效管理是油气站库日常管理的重点工作之一。如何更有效的开展好承包商监管工作,落实对承包商属地管理是各级安全管理部门及安全管理人员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确保大型油气站库属地管理安全是永恒的主题,也是安全管理人员不断探索和总结的重点内容。只有因地制宜、扎实、细致地分析施工管理过程中的每个环节、每个细节,并积极地采取措施,才能收到良好的属地管理效果,确保油田生产生活安全、平稳、有序。

参考文献

[1]戴洪森.浅析联合站的安全管理[J].油气田地面工程,2008,27(8):61.

外部监管视角 篇7

关键词:市场价值,内在价值,账内资产,账外资产,财务价值

一、各类公司价值概念的比较和辨析

1.市场价值和内在价值的比较。

对于公司内在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目前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以本杰明·格雷厄姆为首的价值学派认为,公司的市值不能反映其真实价值,他们认为“由于股票市场交易十分频繁、活跃,情绪的力量往往比理性的力量更为强大,股票价格有时波动得十分剧烈,交易的贪婪与恐惧往往促使股价或高于或低于其真实价值”,因此股价不能作为反映公司价值的可靠指标。价值学派认为:股票投资的艺术就在于判断当前市场价格是否真实地体现了其内在价值,市值只能作为公司价值评估的参考依据,而公司真实价值应为内在价值。

与价值学派对立的是有效市场理论(EMT),它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流行的现代投资学基础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市场是完全有效的,所有关于股票的公开信息都已经适当地反映在它们的价格中,所以公司市值是对公司真实价值最为准确的反映和估计,市场对未来的预测和对公司价值的评估更为精确。在此理论的指导下,证券分析主要是研究证券市场价格走势,以此来确定证券投资的风险和收益,并不涉及计算和判断公司的内在价值。自有效市场理论问世以来,有关有效市场假设的各种检验和研究文献浩如烟海,有效市场理论和价值学派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两者的争论客观上要求研究确定公司内在价值的影响因素,并讨论这些因素与市值之间的关系,但始终未能就公司的真实价值究竟由市场价值还是由内在价值来表示达成一致的意见。

2.会计价值与账面价值的比较。

会计价值和账面价值尽管都是从会计角度提出的价值概念,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细微的区别。首先,两者的概念范畴不同。会计价值只包含计入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各项资产的原始价值;而账面价值不仅包括资产的账面价值,也包含公司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利润和费用等其他会计要素的账面价值,而且它是将账面余额扣除备抵项目之后的净额。由此看来,账面价值应该是比会计价值更为广泛的概念。其次,两者的使用场合不一致。尽管两者的核算都要遵循会计计量的基本原则,但会计价值更多的是从公司整体的角度去考虑各项资产的价值之和,而账面价值更多的是针对单个会计要素的分析而使用。显然,无论是会计价值还是比其范围更广泛的账面价值,均无法准确度量公司完整的现实价值。

二、公司财务价值的界定及公司财务价值与其他公司价值概念的关系

鉴于上述各类公司价值概念均无法表述公司完整的真实价值,笔者在此提出“公司财务价值”的概念,以求对公司价值给予较为准确的界定。

关于财务价值的概念,以前也有少数学者在研究文献中提及,但均未给予其系统、明确的表述,更没有学者将财务价值概念与其他公司价值概念进行区别研究。Stone (1995)、Jack (1995)、Hanrahan (1997)、Collis (1996)、Pelsmacker (2001)、Nurhan Tosun (2004)等学者认为公司的财务价值产生于公司财务、生产、营销、人力资源等职能之间的公共关系中。陈蕾(2005)在分析各类管理层回报特征的基础上提出,运用“已获得与将获得收益比、作为职业经理人与作为股东收益比、管理层与股东收益比”三种指标去衡量公司的财务价值。陈庆(2007)从财务分析的角度指出,财务价值分析包括公司盈利能力分析、风险水平分析、经营效率分析、管理业绩分析、公司未来价值分析及综合财务能力分析。他们的研究尽管提到了“财务价值”这一概念,但基本上是将公司财务价值等同于公司价值,并未对财务价值的概念进行明确阐述和深入分析。

在实践中对公司的整体估价通常是将公司拥有的各项资源进行逐项估价并汇总而得,这种做法显然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1) 公司的价值并不等同于它所拥有的全部资产的价值。 (2) 对公司各种资源的识别、确认和计量难度较大。特别是公司大部分的无形资产,往往无法找到可以参照的外部市场,因此不能直接利用市场信息对其进行定价。所以从本质上看,公司的价值实际上是无法预测的,但可以将公司价值近似看成其各种资源的价值之和,然后对组成公司的资源进行定价,这样可以充分挖掘那些能够可靠定价的资源的价值信息,同时采用恰当的理论模型去描述和计量那些不能可靠计量的资源,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司不可控的信息。

基于此,笔者将公司财务价值具体界定为:公司能够直接或间接拥有的各项资源的价值之和。这里的直接拥有的资源价值取决于市场和公司的运用效率,而间接拥有的资源价值不仅取决于这两个因素,而且与拥有这些资源的间接所有权的强弱和动态性有关,因此公司财务价值的变化比公司会计价值的变化更难以把握。为计量方便,笔者将公司财务价值近似看做是:站在特定投资者角度,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的各项资源在经营期内能给其带来的未来经济收益(经济收益可采用自由现金流量或未来经济利润等形式的效益指标衡量)的贴现值之和。它包含了股权自由现金流量、债权自由现金流量、优先股自由现金流量三部分的贴现值之和,反映了特定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完整评价。其与上述提及的几种公司价值概念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关系图表示:

由图可知,公司市场价值、公允价值等价值概念可以看做从公司外部视角去考虑公司的价值问题,此类价值概念重点从市场投资者、外部并购交易过程去分析公司的价值,可以看做公司间接拥有的资源价值。其中,公允价值主要是市场交易的双方对公司拥有的单项资产经过博弈、认为公平合理后的价格,市场价值则是市场交易双方(更多的是并购双方)参照当时交易的市场条件对公司的整体估价。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公司市场价值包含了单项资产的公允价值。严格来讲,这两种价值中既可能包含公司拥有的“账内资产”的会计(账面)价值(对应于公司直接拥有的资源价值),也可能包含公司拥有的“账内资产”的评估增值(或减值)部分(对应于公司间接拥有的资源价值)。

而公司内在价值、会计价值以及账面价值等价值概念可以看做从公司内部视角去考虑的公司的价值问题,此类价值概念重点从公司直接拥有的资源价值去探讨公司的价值问题。其中,账面价值是指按照会计核算原则反映的公司直接拥有的单项资产的账面余额扣除其备抵项目后的净值,会计价值则是指公司直接拥有的单项资产账面价值的简单汇总,因此,两者之间存在包含关系。而公司内在价值更多的是从投资者角度分析公司能给他们带来的潜在现金流量的现值之和,它的计算同时取决于公司未来产生现金流量的能力和投资者要求的必要报酬率两个因素,由于公司各项资产在不同时期产生现金流量的能力不同,各个投资者在不同时期要求的必要报酬率也不同,因此其计算结果往往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即同一家公司在不同时期对于不同的投资者来说其内在价值都可能不尽相同。为进一步分析公司内在价值与会计价值之间的关系,本文分别做一假设后展开探讨。首先,假设各个投资者要求的必要报酬率相同,考虑某一时点上公司的内在价值,这时它主要取决于公司在未来各个时期产生的现金流量。而公司在未来各个时期产生现金流量又取决于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的各项资源的变现能力或“赚现能力”,其中:公司直接拥有的各项资源主要是各种“账内资产”,其变现能力或“赚现能力”主要取决于这些资产的会计价值;公司间接拥有的各项资源主要指不反映在账面的“账外资产”,其变现能力或“赚现能力”主要取决于公司拥有的依附于“账内资产”的间接所有权的强弱和动态性。因此,公司内在价值在此假设下可以看做包含公司会计价值在内的更大价值。其次,假设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的各项资产未来产生的现金流量已知且相对稳定,考虑某一时点上公司的内在价值,这时它主要取决于各个投资者预期的必要报酬率。而投资者预期的必要报酬率又与各个投资者对公司面临的各种风险的判断情况及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情绪波动等因素有关,这时公司内在价值的高低很难再与其会计价值联系在一起,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而每个投资者的阅历、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心理预期等均存在不同,会导致各个投资者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存在差异,最终使得公司的内在价值对于不同的投资者可能存在不同的数值。因此,公司内在价值在此假设下主要取决于投资者,与会计价值关系不大。

由此可见,市场价值和内在价值之间既存在交叉、重复计量的部分,也存在不重复、单独计量的部分。笔者提出的财务价值概念则同时从公司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去分析公司的整体价值,这里的财务价值既包含了从公司外部视角看到的外部支援价值(如政府补贴、税收优惠、预期的题材事件带来的收益等),也包含了从公司内部视角看到的内部潜在价值(如未来的销售增长、清算价值、人力资源的培训与开发等)。因此,财务价值概念可以说是市场价值概念和内在价值概念二者的结合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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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薛爽.亏损公司的股票价格是如何确定的?.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 2002;4

[3].孟焰, 袁淳.亏损上市公司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实证研究.会计研究, 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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