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原则论文

2024-10-04

税收法定原则论文(共8篇)

税收法定原则论文 篇1

所谓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指由立法者决定全部税收问题的税法基本原则,即如果没有相应法律作前提,国家则不能征税,公民也没有纳税的义务。“这一意义上的税法律主义正是现代法治主义在课税、征税上的体现”。(4)它要求税法的规定应当确定和明确。该原则的作用在于:一方面使经济生活具有法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使经济生活具有法的可预见性,以充分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益。基于此,笔者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征税要素法定原则。征税要素“是指税收之债有效成立所具备的基本要素,它包括税收债务人、征税对象、税基、税率和税收特别措施”。(5)征税要素的法定应当是指征税要素的各个具体的内容都要由法律②来加以规定,其中一项有违法定主义,则税收之债便不能有效成立。我们知道,现代国家为了维护其正常的运行必须通过征税来满足自身各部门的开支,而税收体现的是国家政府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之间的冲突。在这个冲突当中,国家凭借其自身的强大力量无疑是处于优势地位。如果不对国家的此权力予以必要的限制,势必会造成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于是当代各民主国家都通过国家或相关国家权力机构制定相应法律来对国家的征税行为予以规制。具体来说它要求:(1)国家对其开征的任何税种都必须由法律对其各个内容专门加以确定才能实施;(2)国家对任何税种征税要素的变动都应当按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

2,征税要素明确原则。征税的各个要素不仅应当由法律作出专门的规定,这种规定还应当尽量明确。如果规定的不明确则定会产生漏洞或者歧义,那么权力的行使不当甚至权力的滥用就会有机可乘。基于此,在税收的立法过程中,我们在对税收的各要素加以规定之后还应当采用恰当准确的用语,使之明确化,而尽量避免使用模糊性的文字。

3,程序保障原则。以上两项内容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基础性要求。我们知道,一项法律制度能否得到良好的实行不仅取决于其实体内容方面的完善设计程序方面的保障也是必不可少,因此税收法定主义还要求要有良好的程序设计。该原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的过程中要对各个税种征收的法定程序加以明确完善的规定。这样既可以使纳税得以程序化,提高工作效率,节约社会成本,又尊重并保护了税收债务人的程序性权利,促使其提高纳税的意识;二是要求征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征税的过程中,必须依税收程序法,并按照税收实体法律的规定来行使自己的职权,履行自己的职责,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各项权利。

三,税收法定主义与严格规则主义

在以上分析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内涵以后,我们还应当分析一个与税收法定主义密切相关的概念――严格规则主义。

所谓严格规则主义,是指由立法者严格而详细的规定一切应当由法律解决的问题,而排除司法中自由裁量的观念。因此,它要求立法者应当将由法律调整的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问题最细化,使每一个问题都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在司法过程中,执法人员要严格按照细化的法律来司法,采用三段论的方式来解决遇到的所有问题,而不允许自由裁量。其目的在于通过立法者统一而细致的立法和执法者的统一司法,使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处于一个统一的状态,进而防止司法人员的自由擅断,从而实现其所追求的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在将其与税收法定主义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税收法定主义实质上是严格规则主义在税法中的具体体现,它在相当多的层面上反映了严格规则主义的要求。首先,征税要素法定要求立法者对征税的各个要素要详细、准确、全面、明确的作出规定,这一规定是对严格规则主义要求立法者细化法律关系的反映。其次,程序保障原则要求的程序完善、执法者依法执法是对严格规则主义要求执法者严格按法律规定执法的具体反映。

然而,严格规则主义毕竟是一种观念上的追求,它有着其内在的弊端。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刻的体会到任何法律的制定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法律漏洞也不课避免。再者,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社会的发展性也决定了不可能会有一个细致入微,非常固定的法律来解决任何时候的任何问题。因此,尽管严格规则主义与税收法定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是我们在税收立法和执法实践中并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严格规则主义。我们所要求的税收法定主义实际上是对严格规则主义的变通性规定。这种变通表现为:(1)它并没有要求将所有税收法律关系最细化,也未禁止使用原则性、模糊性的规定。它要求的是税收全部问题都应当由法律明确的规定,这种规定既包括具体性的规定,又包括原则性的规定,只

要明确规定即可。(2)它并没有排除执法者对自由裁量的使用,只要执法者依法定程序,按法律规定执法即可。

在分析清楚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的税法当中有些诸如“在必要时”、“可以”等原则性、模糊性的词语或规定其实是必要且必不可少的。这些原则性、模糊性的规定一方面使税法本身具有了灵活性的特点,使法律在不可避免的出现漏洞的时候能够继续发挥其作用,增加其适用的可能性,使尽可能多的权利得到法律的维护。另一方面,使税收执法人员在征税过程中有更大的主动性,使他们能够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针对具体的问题在经过全面的分析之后作出恰当的解决办法,进而实现整个社会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和正义。

三, 小结

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关键时期,各项立法工作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而作为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保护纳税人财产利益,指导税务机关征税工作的税收立法与修订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展开。为了能够更好的作好该项工作,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使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入宪。目前我国在学术上都普遍认可了税收法定主义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并用其来指导税收立法和实践工作。从其历史的发展以及当今世界各国对其的研究和适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原则所体现的是通过对行政权力的限制而对公民财产权益的保护的现代国家法治精神。而税收作为一个国家正常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工作,也必须依靠宪法的规定来加以保障。但是,该原则并没有被写入我国的宪法。基于税收法定主义所体现的上述价值以及使之更好的发挥其价值,我们应当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写入宪法。

2,立法工作者要从观念上深刻理解税收法定主义和严格规则主义的内涵。在税收立法和修订的过程中要尽量完善而明确的规定征税的各项要素以及相应的程序保障手段。但对于一些特殊情形也不能排除原则性、模糊性条文的使用。我们要根据法律的本质特征采取明文限制与原则规定相结合,并以明文限制为主,原则规定为辅的思路来指导我们的该项工作。

“税收法律主义的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机能正是在于它给国民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法的安定性和法的预测可能性这两点上”。(6)因此我们在兼顾公平主义、效率等其他税法基本原则的同时,在税收立法当中必须深刻理解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从其不同角度出发作好各项工作。惟其如此,公民的财产权益才能得到保护,国家的财政收入才能得到保障,早日完成建设法治国家这一目标才会尽快实现!

注释:

① 例如:新加坡《宪法》第82条规定:“除经法律或根据法律批准者外,不得由新加坡或为新加坡之用,征收任何国家税和地方税”;日本《宪法》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

② 这里所说的法律是指狭义的法律,即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包括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参考文献:

(1) 郑勇:《税收法定主义与中国的实践》,载“财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67页。

(2) [日],金子宏著:《日本税法》,战宪斌、郑林根等译,法律出版社,59页。

(3) 刘剑文、熊伟著:《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03页。

(4) [日],金子宏著:《日本税法》,战宪斌、郑林根等译,法律出版社,57页。

(5) 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394页。

(6) [日],金子宏著:《日本税法》,战宪斌、郑林根等译,法律出版社,59页。

西南政法大学经贸法学院・杜显

税收法定原则论文 篇2

关键词:税收法定,税收法定原则

在当代社会里, 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分权或限权, 即将有无限扩张趋势的政府公权力, 限制在宪法所划定的范围之内。而税收, 作为维持政府机器运作的主要财政来源, 在任何存在国家的条件下都是必须的。因此, 征税权及其实施机制应该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施行。即坚持税收法定的基本原则。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的基本原则, 也是税法的最高法定原则, 它主要是由立法者针对全部税收问题而制定的。如果立法者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国家也就不能实施税的征收, 公民也就没义务纳税了。该原则是由民主原则与法安定性决定的, 是现代宪法在税法上的具体体现。

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法的规定必须精准。它的主要作用是稳定经济生活和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益, 因此, 笔者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课税要素法定原则

课税要素法定原则是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确保涉及税收课征的所有基本要素都法律化, 如果在征税过程中实施的办法和政策都违背了法律规定的底线, 都是无效的。它主要包括主体、客体和法律关系三个方面的要求。法律规定, 主体是由确定税收、执行税收、履行税收义务和相关协助者组成, 客体是由征税的对象、征税的标准、税目和税率组成;法律关系法定是由税收的归属、税收争议的救济、违法行为的处罚等组成。

(2) 课税要素明确原则

课税要素明确原则是指规定税收法律对课税要素和税收征管要素的语言必须明确, 语言上不能含糊, 引起争议。行使税收法律的解释权的机构应避免概念的模糊和行政机关的武断。

(3) 程序法定原则

程序法定原则规定立法机关应对征税的法定程序进行明确和完善, 并且征税的工作人员必须依法征税, 通过公正公开的程序解决相关税收纠纷, 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

我国的税收法定主义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的税收法定主义, 强调形式上的法定, 涉及税收问题必须有法律规定, 即通过制定法律限制政府的征税权。第二个阶段相对于对行政权进行限制的传统税收法定主义, 将关注范围扩大到立法机关滥用权利的限制上, 在税收立法中强调纳税人生存权的保护, 强调公平负担、量能课税等。第三个阶段涵盖了税收征收和使用的全过程, 如何保护纳税人的权利, 包括税收应用应该如何受到纳税人的监督, 如何按照纳税人的意图使用等内涵。

在我国的税收立法与税务实践中, 税收法定原则还未得到充分多的认识和重视, 我国税收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均与税收法定原则的缺失相关, 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具体体现为:

(1) 目前跟税法相关的法律只有三部, 一个是《个人所得税法》, 另一个是《企业所得税法》, 第三个是《税收征管法》。而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则有30余件, 决定了17个税种的开征和6个税种的停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涉税部门规章约120余件, 其他规范性涉税文件1100余件。至于省以及省以下税务机关制定的有关涉税规范性文件则更是多如牛毛。从总体上讲, 我国的税收体系结构有些零乱分散, 层次高低不一, 立法体系错综复杂。

(2) 《立法法》中第10条对授权明确性要求的限制性规定却未能得到好的遵守。

(3) 在实际税收中, 税收法定原则的执行状况更为堪忧。首先, 各级政府给税务部门下达“税收任务”本身违反了税收法定原则, 导致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其次, 在税收优惠措施方面, 优惠政策并不统一, 规范, 杂、乱、细、多, 并且在执行中失去原样。

针对税收法定原则的完善措施, 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总结其完善的方向。

(1) 根本上是从宪法和法律上加以完善

首先在宪法条文中对税收法定原则应明确规定, 要把税收法定原则写进宪法, 并通过明确税收授权立法的权限的方式来弥补我国税收法定原则的缺失。

(2) 监督税收授权立法

由于在实际的执行中工作人员会出现越权、自我解释等问题, 主要是现在我国还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督体制并对其进行约束。法律上并没有明确执行人员的规定, 造成他们的权力过于扩大而且还没有相应的制约机制, 权力开始被滥用, 最后损害了公民的权益。

因此,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上确立并在实践中切实遵守税收法定原则。只有把税制改革和税种增设提高到国家法律的层面, 全面纳入国家立法的程序之中, 才符合设税民主和税收法定的规范要求, 才可能使此番影响深远的国家税收“新政”, 真正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

参考文献

[1]王鸿貌, 陈寿灿.税法问题研究[M], 浙江,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12第1版。[1]王鸿貌, 陈寿灿.税法问题研究[M], 浙江,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12第1版。

[2]安晶秋.论税收法定主义——以税收立法为分析视角[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安晶秋.论税收法定主义——以税收立法为分析视角[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论税收法定原则 篇3

关键词:税收;税收法定原则;宪法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内容

税收法定原则,是指国家在对税收关系进行调整时,明确税收立法权,国家征税权以及税款收益权,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在税法中必须对课税要素要做出明确规定,征税机关要依法征税,纳税人须依法纳税[1]。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税种法定。税种法定是税种必须由法律规定,非经法律授权,征税主体没有权利征税,纳税主体不负纳税义务。二是税收要素明确,税收要素是税收关系得以具体化的客观标准,所以必须法定。最后,程序法定。税收关系中实体权利义务得以实现所依据的程序要素必须经过法律明确规定,而不能含糊其辞。最后,税收法定原则也对纳税人纳税的程序做出相应规定,从而保证税款征收和缴纳的有序进行[2]。

二、税收法定原则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在立法体制中的问题

一是《宪法》并未对税收法定原则进行规定。我国《宪法》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依法纳税”,并以义务方式进行规定,看似揭示了税收法定原则的旨意。但这一规定对税收法定原则的体现并不充分,仅仅强调纳税义务而未将纳税人的权利纳入其中,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保护公民财产权利,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削弱了税收法律法规的权威性[3]。二是立法体系混乱,立法层次不高。目前,在我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不太多,并且集中在《企业所得税法》等几部法律之中,而很多关于纳税权利义务的税法规范却体现在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之中。与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不相符,由此产生的弊端也十分明显:由国务院对税收立法,会导致行政权的膨胀和不受约束。国务院发布的暂行条例属于授权立法,很难使得大多数公民参与其制定过程,难以是我国民众对其认同,从而也就增加了法律实施的难度和成本,与立法原意相违背。

(二)税收司法中的问题——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过窄的问题

我国现行包括行政诉讼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进行了一定得规定,但由于立法技术等一系列主客观原因,使得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相当狭窄,导致无法对税收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也加大了权利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成本和难度。虽然相关司法解释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扩大扩大,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对于税收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仍然采取了保留态度,使得与法律不相符的下位法规无法通过司法途径加以解决。

(三)税收执法中的问题——征税程序违法现象严重

在我国法律实践中,由于法律传统的影响,导致法律适用时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十分普遍。在税收执法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相关税收执法人员对执行程序往往不够重视,一味强调税收任务是否按时完成,这也就到权利人的权利时常无法得到足够的保障,程序违法违规现象严重,极大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稳定。

三、完善我国税收法定原则实施的建议

(一)建立健全税收立法结构,完善现行税法体系

一是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宪法是我国根本大法,这就使得宪法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规定具有重大意义,使纳税人的权利得到充分有效保障,从而促进法治的发展,社会的和谐。二是完善税权分配体制,加快税收法律化进程。按照法的功能换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制定相应的法律,税收法律规定的形成,改变我国长期以来以行政法规和授权立法为主的不和谐法制结构。此外,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情况出发,通过法定程序将现行已经成熟的授权立法上升到法律层次。

(二)健全现行相关行政诉讼法律法规,不断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为了确保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不断规范化,应加快对规范行政程序的《行政程序法》等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立法进程,以形成完全与之相一致的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实现税收行政行为的规范化。同时使全部的税务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均纳了司法审查的范畴,使得人民法院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有法可依,也切实保障了纳税人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的权利,同时也降低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成本[4]。

(三)明确税收执法责任,规范税收执法行为

要明确税收执法责任,首先要改变税务行政机关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通过法制观念的宣传和教育,从思想上解决在执法中存在的程序违法现象。其次,应当明确执法责任,落实过错责任的追究,从惩处角度遏制程序违法现象的出现。这样,通过思想和行为的双重教育,逐步建立起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执法的税收法治氛围。

总之,税收法治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要不断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的税收现状,不断完善现行法规,并逐步建立必要的新的相关的税收法律体制。从现实层面客观的说,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以及多年税收实践经验的积累,为我国的税收立法、司法和执法制度的优化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得我国税收的改革前途光明。(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敏,孙彩霞,论税收法定原则[J],法治与社会,2007(02)

[2] 陈璐,论税收法定原则[J],法治与社会,2010(03)

[3] 杨晓红,论税收法定原则[D],2008年10月,第24页

论无限防卫权与罪行法定原则 篇4

所谓罪刑法定原则在近现代已成为一项世界公认的刑法基本原则。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一原则能很好的约束国家对刑罚权的使用,在保障人权方面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刑法》第20条第2 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即防卫过当的要负刑事责任。而第3款旋即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失,不负刑事责任。”既然造成了侵害人死亡如此严重的结果,为什么又规定其不属于防卫过当呢?两者规定看似相悖,无法自圆其说,且明显有违反罪行法定原则之嫌疑。但我个人认为无过当防卫应属合理范围内的正当防卫,无限防卫权实则有限且并不违反罪行法定原则,以下是理由的阐述:

(1)无限防卫权适用的条件必须是杀人,强奸等其他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从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无限防卫权适用的情况是不法侵害人对防卫人人身权利侵害的程度相当严重的状态,且这些人身权利往往是重大的人身权益,如生命、健康等。而从本款防卫人所可能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即不法侵害人的重伤或死亡来看,防卫人损害的不法侵害人的权利最严重也是生命、健康这类人身权利中的重要部分。将防卫人所保护的权利与其损害的不法侵害人的权利相比较,我认为它们明显是相当的,并不存在相差悬殊的问题。可见无限防卫权是为了消除防卫人在遭遇这类严重暴力犯罪时的后顾之忧,看似严重的,致侵害人死亡或重伤的结果与防卫人所面临的侵害后果实则基本对等,即应属于正当防卫的合理范围。(2)无限防卫权实则是合理的正当防卫。如果无限防卫权是真正的所谓“无限”范畴,则防卫过当显然没有存在的余地。而《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明确肯定了防卫过当的存在,所谓防卫过当就是“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如果认为该条第3款的规定是无限防卫权,也就是承认有不受必要限度限制的防卫权,那么,又何来“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过当?如果没有防卫过当,那《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又是什么?因此,很显然,那就是绝对没有不受必要限度的防卫权即无限防卫权。

WTO原则及中国税收调整战略 篇5

一、WTO的基本原则

(一)非歧视性原则

非歧视原则是指某一缔约方对另一缔约方的贸易待遇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缔约方,不能对其他缔约方实施歧视待遇。该原则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最惠国待遇,即各成员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方的在贸易上的特权、优惠和豁免,也必须同样给予成员国对方。二是国民待遇原则,对国外产品、服务给予不低于本国相同产品或服务的待遇,也就是享受与本国产品或服务相同的待遇。无论是最惠国待遇还是国民待遇,非歧视原则对我国各项政策确立韵基本要求就是对内对外必须一视同仁,不能搞区别对待。

(二)贸易自由化原则

贸易自由化原则是指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要限制和取消一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加大本国市场准入程度。该原则又包括关税减让原则和禁止数量限制原则。

1.关税减让原则:该原则指任何缔约国都要大幅度削减关税,而且,削减后的关税应得到约束,不得进一步提高。

2.禁止数量限制原则:该原则指缔约方在采取贸易措施时,只允许采取关税手段,明确反对数量限制等非关税保护手段,不得限制其他缔约国商品和服务进口,要开放本国市场。WTO要逐步取消配额制和进口许可证制度等非关税壁垒,乌拉圭回合会议决定:到2004年底所有产品的配额全部取消。

(三)反补贴原则

补贴是指公共性机构提供的财政支出使被资助方获得利益,政府向企业提供资金或税收减让都属于补贴的范围。WTO反对专向性的补贴,即提供给某个或某些企业或行业的补贴。《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把补贴分为三类:禁止类、可诉类和不可诉类。

禁止类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由于这两种补贴的设立是为了对贸易产生影响,因此是不允许的。协议对这两种补贴的具体形式作了列举,从中可以看到除增值税出口退税以外的鼓励出口和进口替代的税收优惠,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是被禁止的。例如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在规定的优惠期满后,其出口产品当年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这就是一种出口补贴。又如,我国允许27家指定的国内钢铁出口商对其国内采购缴纳的增值税享受100%的退税,实际上也是一种鼓励出口的补贴,都是禁止类补贴。

不可诉的补贴有四种:(1)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2)给予基础研究的援助性补贴。(3)作为地区发展总体计划的一部分,给予贫困地区不特定企业或产业的补贴。(4)为了保护环境给予不特定企业或产业的环境保护项目补贴。

除不可诉补贴之外的带有专向性的税收优惠,都可能成为可诉补贴。可诉补贴与被禁止的补贴之间的区别在于:可诉补贴被起诉,必须被证明该补贴对WTO成员造成了实质损害或有实质损害的威胁,同时,判断是否属于可诉补贴还必须确定该种补贴是否具有专向性。

(四)公平竞争原则

公平竞争原则就是指各成员方要在公平的贸易条件下竞争,维护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秩序。该原则反对各成员方在贸易活动中的人为干预及对自由贸易的扭曲,要求用市场供求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如出现人为降低价格,则允许成员方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进行贸易保护。[!--empirenews.page--]

(五)透明度原则

透明度原则是指各成员方—切影响贸易活动的政策和措施都必须及时公开,以便于各成员方的政府和企业了解。该原则要求各国的贸易政策及政府的管理行为要透明,各成员国的贸易政策要及时公布,不公布的贸易政策不得实施。各成员方应该维持并尽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法庭和程序,并向所有成员方提供有关调查程序的详细资料

(六)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原则

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原则是指为促进发展中成员国的出口贸易和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特定的优惠待遇。该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程度大于对发达国家,在关税的减让程度、关税水平、补贴额、过渡期等方面都给予了发展中成员国优于发达成员国的待遇。例如,允许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为5%,而发展中国家为10%。在这一原则下,发展中成员国可以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总体上遵循一般规则的前提下,灵活运用这些特殊待遇,最大限度地保护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二、加入WTO后的税收调整战略

中国加入WTO后,要逐步融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尽快完善我国的经济体制,缩小其与WTO基本原则所要求的经济体制的差距。税收作为国家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按照WTO的基本原则和我国政府的承诺做出调整,使其在促进经济发展、加强宏观调控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一)税收制度的改革

1.商品课税的改革

(1)增值税的调整

加入WTO后,生产型增值税对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更加突出。目前,我国税收收入连续保持高增长,已经具备了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和增值税转型的条件,应将对增值税抵扣链条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建筑安装两个税目首先列入增值税征税范围。在增值税转型的时间上,由于消费型增值税对企业的核算要求更高,实施难度更大,必须要有一个试行期,即用三到五年采用试点的方法逐级推进。

(2)消费税的调整

关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应取消对那些非高档消费品,如化妆品、护肤、护发品等的消费税,而将一些高档消费品和高档消费列入征税范围。同时,为了接近国际惯例,应采用价外征税。纵观WTO成员国,相当多的国家实行价外消费税,而我国实行价内消费税,主要是从物价水平与财政收入的关系角度来考虑的,随着我国物价水平的逐步稳定甚至下降,实施价外消费税的时机已成熟。

(3)营业税的调整

增值税征税范围扩大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相应缩小,营业税的收入规模也相应缩减,也极大地削减了地方的财力。因此,应将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收入划归地方,彻底改变在收入的划分上既按税种、又按隶属关系的做法。

(4)资源税的调整

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利用而导致的动植物资源锐减,甚至濒临灭绝,其主要原因是对资源的定价太低,特别是长期以来我国的不少资源是免费使用的。为了加大资源的保护力度,应进一步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将急需保护的水资源、动植物资源、森林资源列入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并取消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将其列为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另外,还要取消对外资企业征收的矿区使用费,改为征收资源税。[!--empirenews.page--](5)关税的调整

加入WTO后,我国将大幅度削减关税,1999年我国的关税总水平为1 6.8%,2002年我国的关税平均税率将降低到12%,2005年我国的关税平均水平将降低到10%,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第五低关税国,而且重要产品的关税还将大幅度降低,如我国的农产品,到2004年1月以前。对美国的关税税率水平将从现在的31%左右下降到14%。由于实行新的关税配额制度,国外的生产商就可以将大宗的农产品,例如小麦、玉米和大米等出口到中国境内。我国的工业品在2005年以前,关税税率将降低到10%左右,并且允许国外公司自由地出售和分销工业品。此外,中国还要按照贸易协定,在规定的时间框架内逐步取消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关税水平的降低,已经使我国第一季度的关税收入首次出现负增长。因此,在减低关税水平时要用好、用活关税减让表及相关的过渡期,并调整进口产品结构,力争保持关税收入平稳。

2.所得课税的改革

(1)企业所得税的调整

加入WTO后,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调整显得尤为紧迫。因为我国实行的两套所得税税制,使内、外资企业分别适用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人为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税收差异。特别是在总体上,外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大大多于内资企业,不利于内资企业的税收竞争。

要尽快合并内外资企业的两套所得税制。同时向外资企业开征城市建设维护税,以实现公平税负,合理竞争,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应适当降低税率,因为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虽然为33%,但由于扣除范围小,扣除标准低,使法定税率大大超过33%的税率水平,限制了规模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健康发展。

(2)个人所得税的调整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一直实行分项课税制度,应逐步向综合课税制度转变,还要适当提高起征点和扣除标准,并采用生计费用扣除项目。WTO各成员国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都考虑了个人基本扣除、抚养扣除、特别项目扣除等,目的在于维持本人及赡养人口的基本生活状况。而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只区分所得项目,采用定额和定率两种办法计税,没有依据纳税人的收入状况、赡养人口等基本情况确定合理的扣除标准,造成个人所得税课税的不公平,应加以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应在基本扣除之外,设立特殊扣除,如教育费用扣除、个人住房贷款扣除、残疾扣除等。

3.财产课税的改革

我国对财产课税的主要税种,内、外资企业不统一。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市房地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而对内资企业征收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对外资企业征收土地使用费,而对内资企业征收土地使用税;外资企业及外国人要缴纳契税,而国有企事业单位免征,只对个人征收。应尽快改变这种局面,统一内、外资企业的财产税。此外,为了体现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公平原则,以防止财富的世代积累,应积极筹备开征遗产与赠与税这一世界性的税种。因为,中国加入WTO后,商品、资本和人力的国际流量加大,来我国定居的居民数量会不断增长,如果我国没有及时开征遗产与赠与税,将会增加国际逃税的机会。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完整的财产登记制度,开征遗产与赠与税还面临很大的困难。所以,应致力于财产登记制度的建立,遗产与赠与税的税制设计上。在遗产与赠与税的技术设置上,如税率水平、征税财产的种类选择、扣除范围等问题,一方面要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另一方面还应考虑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实际状况,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遗产与赠与税。[!--empirenews.page--]

4.其他课税的改革

(1)撤销一些税种

在税种的选择上,应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尽量选择那些征纳税成本低、经济效益高的税种。所以,对现行税制中若干征收难度大、征税成本高、调节功能差的税种,如屠宰税、筵席税、土地增值税应予以取消,并取消抑制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2)开征一些新税种

①社会保障税

加入WTO后,我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结构性失业,因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尤为迫切。WTO绝大多数的成员国都采用社会保障税的形式作为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费,虽有缴纳人直接受益的性质,但也含有社会统筹意义,在缴纳和使用管理上存在混乱现象。中国加入WTO后,各国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如果我国不以法律的形式开征此税,就容易在职工养老保险等问题上产生许多纠纷,直接影响员工的切身利益,因此,开征社会保障税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和做法,社会保障税应以工资和薪金为课税对象,税负由雇主和雇员共同负担,采取比例税率征收,由社会保障机构统一管理和使用,财政部门负责对资金使用的监督。

②环境保护税

在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时,我国目前的环境形势也相当严峻,环境污染将成为近20年内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由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我国一次能源中煤占70%以上),以煤烟型为主的大气污染仍将加重,我国已成为继欧洲、北美之后的第三大酸雨沉降重点地区之一。目前我国排放的温室气体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我国酸雨发生区占整个国土的30%,频率高达70-80%。此外,我国废水排放总量呈增加趋势。每年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 水达360多亿吨,其中约有73%的工业废水和97%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而直接排入江河湖海中,40%的饮用水源受到污染而不能饮用,严重影响流域内正常工农业生产和当代居民生活及旅游业的发展。我国城市垃圾也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全国已有2/3的城市出现垃圾包围城市现象。

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也使我们频频遭到报复,仅1998年以来,长江全流域洪涝灾害,渤海大面积赤潮,黄河提前断流,大规模的沙尘暴,无不是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带来的恶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反过来日益为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所制约。

西方发达国家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法律规范、行政管制后,又尝试应用环境税收这一经济手段防治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践证明,环境税收是一种公平、高效、低成本的经济手段,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的青睐。OECD国家于90年代进行了绿色税制改革,也就是在税制中增加了保护环境的税种和税收政策。开征了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能源税、固体废弃物税,还对一些污染产品如电池、化肥、农药征税。我国也应顺应世界绿色税制改革的潮流,通过合理的税制安排调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empirenews.page--]

5.完善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

加入WTO后,我国的国际贸易往来会更加频繁,对于争取扩大本国商品出口的国家,往往会遭到进口国援引国际规则,借口倾销或补贴课以惩罚性的重税。根据反补贴原则,政府向企业提供资金或税收减让都属于补贴的范围,但WTO反对的是专向性的补贴,出口退税不被视为倾销或补贴而是得到国际承认。所以,我国要用足WTO基本原则中这一允许出口退税的条款,完善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我国现行增值税对出口产品,一般采用“免、抵、退”的出口退税办法,依据特定的出口退税率来计算应退税额。前些年的出口退税率是依据不同产品,分别确定为9%、6%、3%三档退税率。近年来,出于鼓励出口的需要,已把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7%、15%、13%、5%四档,平均约为15%,但仍低于一般产品的法定税率17%。加之,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实际的退税额绝对低于已征税额,这当然不利于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因此,我国要依据WTO的基本规则和国际惯例许可的全额退税原则,尽快过渡到出口产品的零税率制度。

6.加快费读税的进程,逐步提高我国宏观税负水平

目前发达国家的税负总水平,即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为30%-40%,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更是超过了50%,发展中国家一般为10%-20%。我国2001年税收占GDP的比重首次达到15.5%,这一比例虽不算高,但我国纳税人总体负担却偏重,主要表现在不断膨胀的税外收费上,应通过费改税逐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提高宏观税负。一是要取消不合理的收费;二是对部分合理的规费和确实需要保留的服务性收费,要统一收费标准,严格管理办法,适当保留,但必须进行清理与规范;三是收费改税,对已具备税收性质,并成为地方财政稳定的收入来源,收支体系比较规范的部分收费,如养路、环保、教育、社会保障等收费要采取逐步实施的办法尽快改为税收形式。

(二)税收法制的完善

WTO透明度原则对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第一,公开性要求。世界贸易组织的许多协议都有贸易透明度条款,要求成员国在全国水平上实行贸易管制规则和管理做法的公开化,在官方出版物上发布或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或者在多边水平上通知世界贸易组织,以便该组织有关缔约方政府和贸易商及时了解和有效监督;第二,统一性的要求。必须保障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本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第三,公正、合理性要求。必须加强立法,建立一套对税务行政行为的审查和纠正机制,使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在和税务机关发生争议时,能得到切实有效的法律救济。我国现行的税收立法在诸多方面还和WTO的透明度原则有一定的差距,我国加入WTO后,实施立法的规范与完善应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1.确定税收法律主义原则

税收法律主义原则也称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现代各国税法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多在宪法中予以确认。其主要内容为:一是税种法定,即征税必须有法律规定,法律未规定的税不得向人民征收;二是税制要素法定,即每种税的征税要件必须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不得由行政机关自行规定;三是减免税法定,即无法律规定,各级政府、税务机关不得减免税收;四是程序法定,即征税程序应由法律规定,税务机关要依程序行政,违法行政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五是法律应规定税务争议的解决办法。税收法律主义原则,在立法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在执法上可以做到依法行政,依程序行政的问题。[!--empirenews.page--]

2.尽快出台税收基本法

我国宪法或其他宪法性文件中,对税收制度的基本问题没有做出规定。在税收立法实践中,立法程序不规范,立法内容相互矛盾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制定一部在整个税收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税收基本法(Tax Basic Law)已经十分必要,《税收基本法》的出台有利于统一、协调、指导和制约其他的税收立法。

3.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法律体系

WTO所强调的透明度原则,要求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要明确、规范、公开,要做到这一点根本上取决于税收的法制建设。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不健全,税收立法级次偏低,内容不够规范;现有的税法体系中属于税收立法这个层次的寥寥无几,影响了税收执法力度。因此,“入世”后应加快税收立法进程,对一些收入规模稳定的税种,应尽快将暂行条例上升税收法律,为加大依法治税的力度,提高政策透明度奠定法律基础。

4.税收立法中体现纳税人权利

对纳税人权利给予充分保护已成为一种国际共识,成为衡量税法是否公正合理的评价标准。而我国在长期的税收实践中,只强调纳税人的义务,忽视纳税人的权利,不利于提高纳税意识,调动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在我国现阶段的税收立法中要充分重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以适应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

(三)税收征管的扣强

加入WTO对我国税收征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应该努力适应WTO透明度原则,在税务行政管理工作中力求做到公平、公正、合理、透明,增强税收征管的透明度。二是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进一步改进税收征管手段,合理运用国际通行的税收监控措施,加强国际税收协作,维护国家税收权益。具体说来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1.增强税收征管透明度

透明度原则是WTO的重要原则之—,就这一原则对税收征管的要求而言,是指一国的税收征管过程要透明,即该国税收征管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范运作,特别是必须按照市场经济法则要求治税,征纳双方在公平透明的框架下履行义务与权利,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1)强化优质服务意识。入世后,我国将进一步为外资在金融、保险,电信、旅游、商业零售业、外贸和咨询等服务业提供机会,并加快能源、交通、通讯、环保等基础设施的对外开放。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税务部门必须简化工作程序,对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在税法公告制度、执法公示制度上要充分体现公开、透明原则。

(2)加强税务执法力度。WTO所要求的公平竞争原则,在税收上不仅表现为税制的公平,还表现为征管的公平。为此,税务机关要进一步加大税务执法的力度,做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并将管理制度公开化,并定期征求纳税人的意见,确保税收征管的透明。

2.加强对经济税源的监控

加入WTO后,跨国货物、资本、纳税人的流动将大大增加,国内企业的跨地区流动也会大大增加,电子税务也将迅速发展,税收监控的难度会越采越大。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纵向的税收征管网络,但从总体上看,计算机应用的范围仍然较窄,应用的深度不够,特别是没有形成税务部门与企业的横向计算机网络体系,无法对经济税源进行有效的、全方位的监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快税收征管科技化进程,不断提高税收的科技含量,广泛地在税收征管中采用计算机技术、光电技术和先进的通讯技术,才能有效地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empirenews.page--]

3.不断提高税务公务员素质

加入WTO后,为了给纳税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要求税务人员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要精通专业技能,熟悉税收法律及相关的行政法,能够运用国际通用语言和跨国纳税人就涉税事宜进行交流,这一切都对税务公务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目前税务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要通过各种类型的培训,有针对性地提高其综合素质,以适应新形势下税收征管的需要。

4.加强对国际经济活动的监控

税收法定原则论文 篇6

通过税收加强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减少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稳定的原则。这一税收原则的理论依据是:税收有负乘数作用,是一种平抑经济周期的自动稳定器,在对个人征收累进所得的前提下,经济繁荣时期会自动增加税收,从而抑制经济的过度扩张;经济萧条时期会自动减少税收,从而能阻止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为了发挥税收的这种稳定作用,应当加强税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税收的原则之一,税收稳定经济作用的发挥是十分有限的。在中国,有一些学者也提出,社会主义税收也应遵循稳定的原则,即通过税收来调节社会生产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调节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等,从而,保证经济总量和结构的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稳定发展。

关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思考 篇7

一、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现状

税收法定原则,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从世界其他国家现行的宪法来看,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埃及、新西兰等国家的宪法都对税收法定有明确或类似的规定。就我国而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有了一些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规定,例如: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期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1947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都写入了体现税收法定原则的条款。

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先后制定和修改颁布了四部宪法,但每一部宪法中都没有写入体现税收法定内容的条款。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现代宪法中没有写入税收法定原则的条款内容,但我国先后制定了一些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例如:1950年政务院发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赋予政务院统一制定全国性税收条例法令的权力,地方性税收立法须报请省政府核转并报大行政区政府或军政委员会批准。1977年国务院批转《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也规定由国务院行使税收政策调整、税法颁布实施、税种开停征、税目增减、税率调整等权力。1986年国务院发布的《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税收征收减免按照税收法规和税收管理体制规定执行。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收开停征及减免退补按法律规定执行,法律可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法规。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在第二章第一节中规定“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从这一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税收法定原则既是世界各国普遍推行的原则,又在我国具有税收法治传统基础,值得积极坚持和管理贯彻弘扬。

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在这份重要的中央文件中,明确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作为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的重要内容,引起了法律、税务、财政等理论和实务界人事对税收法定原则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在2015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议》,在这一《决议》中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10余天后,中央通过了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意见,明确定制了2020年实现税收法定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使人们看到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重大希望。

二、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

税收法定原则是现代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现代法治主义的一项重要发端,是现代民主和法治精神的重要体现。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国内外税法学界普遍习惯将税收法定原则归纳概括为三大基本原则,具体为:一是课税要素法定原则,也即征税主体、征税客体、税目税率、计税依据、征税程序、税收优惠、税务争议解决等内容必须依法确定。二是课税要素明确主义原则,也即课税要素必须由法律用明确、准确、确定的语言作出明确、专门的规定,防止因为相关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而产生混乱不清、模棱两可等而导致税法的误用、滥用。三是税收程序法定原则,也即在税务关系中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实现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要素,征纳主体在行使各自的权利和履行各自的义务过程中也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使得纳税人的权益能够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程序下得到有效保护。

三、当前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存在的问题

1、没有将税收法定原则上升到宪法的高度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一切法律的总根源。从国际上来,将税收法定原则载入宪法是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然而,新中国建立60多年以来,我国始终没有将税收法原则上升到宪法的高度,这就使得我国制定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等法律以及相关的税收行政法规跟政府规章缺乏充分的宪法依据,从而影响了这些税务法律法规的立法合法性和法律效力。虽然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了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的内容,但该条款缺乏对征税主体也即政府税务机关征税权的明确规定,从而忽略了限制国家征税权利、保护纳税人权利这一税收法定的核心问题,因而难以全面、完整、准确地体现税收法定原则的精神内涵。

2、税收立法权的横向配置与纵向配置存在问题

由于税收立法工作是一项复杂、繁琐的工程,不是仅仅依靠立法机关单独就能够完成的,这就涉及到税收立法权的配置问题。当前我国税收立法以行政立法为主,在税收立法方面授予政府部门的权力过多,不仅造成税收立法的粗糙,还存在越权、滥权等危险倾向,不利于税法权威的树立和纳税人权利的有效保护。因此,当前我国在税收立法权的配置上还存在税收立法权横向和纵向配置混乱的问题,不利于税收法定原则的贯彻实施。

3、实际工作中税收执法困难

当前,我国在税收执法方面还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程序不当而造成的执法风险问题,具体表现为:执法主体由于不具备国家规定的相关执法资格和条件,或者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未按照规定亮证执法而导致的矛盾激化等风险问题;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由于未尽告知义务、忽视纳税人听证权利等行政处罚程序不当而带来的风险;采取的税收保全措施或者强制执行程序不当而导致的风险;先处罚后取证等证据收集程序不当而引起的风险。二是由于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政府权力的膨胀,并带来损害行政相对方合法利益、危害和谐公平的执法环境、助长特权思想、滋生贪污腐化现象等负面效应,从而使得税收执法变味走样。三是由于税收执法人员法治意识不强、专业水平不高、执法方式简单粗暴而造成的执法恶果,都会导致税务执法越来越不能够获得理解与支持,越来越难以有效实施。

四、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具体思路

1、将税收法定原则明确写入宪法

税收法定原则入宪,既是控制税收立法权和制约政府征税权的需要,又是保护纳税人权利和全面依法治税的需要,更是维护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繁荣稳定的需要。因此,应积极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全国人大的有关决议、意见精神,按照中央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积极推动税收法定原则入宪工作。在立方技术方面,要多加研究,积极听取立法专家和相关学者的意见建议,确保用准确无误的立法语言来表达和阐述税收法定原则。

2、妥善处理税收立法权的配置问题

关于税收立法权的配置问题,一方面,可以在宪法“国家机构”中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部分修改和增加相应内容,明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执掌和行使专属性的税收立法权。另一方面,可以在宪法中增加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执行事项实施细则的内容,对税收委托立法权进行科学限定。同时,可以在宪法中加入公民具有依照法律纳税的权利和义务,并在税收基本法中明确公民的具体权利和义务。此外,还可以在宪法“国家机构”中的“国务院”部分增加严格依法征税、没有法律依据不得要求任何公民纳税的内容,从而对政府必须依法征税的内容进行落实。

3、严格税收执法,做到有法必依

税务机关要牢固树立依法治税理念,切实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理念,通过严格公正执法来不断树立和强化税收法律权威。同时,要加强税务法律知识宣传教育,让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都对相关税收法律进行了解,力争熟练掌握税收法律基础知识,不断增强依法征税、依法纳税意识,从而积极支持和配合税收执法,为税收执法营造良好的社会法律环境。

(1)建立并完善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税收执法监督体制,是税务机关依据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对各级税务机关及征税工作人员在行使税法职权过程中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监督的行为机制。完善的税务执法监督体系,是解决当前税务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权滥用等问题的重要保障,对于提升税务执法工作效率和水平、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加强税务执法人员权益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

(2)提升税收执法干部队伍素质。充分利用公招、选调等方式,多招录和选调法学专业人才进入税务执法队伍,优化税务执法队伍的人员结构,提升税务执法人员的整体法治意识。建立人事部门与规律部门的协作机制,加大对税务执法人员收税法律知识的专业培训,同时不断创新培训形式,丰富培训内容,增强培训效果。建立完善执法人员考核激励制度,不断激发执法人员要依法履职和创新执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五、结束语

税收是现代国家财政收入来源的最主要形式,是保障国家公共权力正常行使和公共治理有效开展的重要保障,税收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广大公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期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既是依法治税的重要课题,税收改革取得关键性进展的重要标志,又是依法治国在税收领域的重要体现,促进国家治理体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在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条件正在逐步成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从顶层设计层面为我们贯彻税收法定主义指明了方向,这也为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生根和“回归”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时代契机,需要我们紧紧抓住。

摘要:税收法定原则是现代国家税收征纳和管理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推行的一项税收原则。本文从纵向历史的角度,追溯和梳理了我国所具有的税收法定原则传统和现代宪法中税收法定原则内容的缺失现状,简要阐述了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分析了当前我国在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这些问题就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改革背景下如何有效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提供了一些具体思路,对推动税收法定原则的早日生根和“回归”进行了积极展望。

关键词:税收法定原则,现状,问题,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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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敬林: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立法思考[J].湘潮(下半月),2014(6).

[3]王玉辉、苗沛霖:税收法定原则的宪法学思考[J].河南社会科学,2015(10).

[4]傅光明、付博文:关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若干观点[J].预算管理与会计,2016(5).

税收法定的必然 篇8

税收法定,首先并不是作为一种先验的政治理念或法律原则而提出来的,而是人类宪政民主政治运动的一项现实诉求。大多数法治民主国家是围绕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而扣动自己民主政治历史演进之扳机的

税收,是任何国家存在的基础。税收法定(statutory Taxation),则是近代以来世界上民主政治的最根本和最核心的运作理念之一。从税法学的基本原理来说,税收是现代国家主权的一种表征,但它同时也是国家公权力对纳税人私权利的一种“干预”与“侵犯”。在现代国家中,政府的财政支出一般会呈现一种持续增长的趋势,因而税收不断增加,这成了困扰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的一个根本性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税收和税制,最能从本质上反映一个政府公权力的强弱及其范围。

如若是一个全权政府,其表现特征往往是其税收权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和限制;而宪政民主政治下的有限政府,要征收任何税收,则要受宪法以及民意代表的实际约束。这种实际约束,一般并不仅仅表现为宪法中的某种条文的明确规定,而是通过一定议会的审定程序中具体表现出来。在许多发达国家很早就设立了专门的税务法庭或财务法院。

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来看,税收法定,首先并不是作为一种先验的政治理念或法律原则而提出来的,而是宪政民主政治运动的一项现实诉求。只是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演进,税收的法定性和自愿性逐渐变成了在当代世界各国的立法与财政运作实践中一项不断完善着的民主政治原则。

在欧洲,税收法定的理念最早是在英国《大宪章》中所初步确立下来的。1215年,英王约翰王为了筹集军费,横征暴敛,引起了英国贵族、教士以及城市市民广泛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发动了武装反叛,迫使约翰王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签署了限制国王权力的《大宪章》。《大宪章》规定,在征得“全国一致同意”外,国王不得课征任何“兵役免除税或捐助”。这样,《大宪章》用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主权者征税必须受限于法律和人民同意的双重约束。

之后,在1628年通过的《权利请愿书》中,又有进一步的规定:“没有议会的一致同意,任何人不得被迫给予或出让礼品、贷款、捐助、税金或类似的负担”,从而正式在英国的宪章性法律文本中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胜利后,英国国会制定的《权利法案》中又进一步重申:“国王不经国会同意而任意征税,即为非法。”至此,税收法定的基本政治原则已经确立下来了。

再看美国的独立历程。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政府在北美殖民地开征印花税和糖税,以转嫁它在战争中的巨额财政亏空。之前,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只征收关税。当时,北美殖民地的民众担心,此例一开,英国政府以后会进一步征收其他税收,于是,便以在英国议会无殖民地代表参加为由,宣称英国政府无权向殖民地人民征收印花税,从此便开始了北美殖民地的反英独立战争。

美国独立后在1781年颁布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宪法第1条第7项便是有关税收法定的规定。美国宪法同时规定了现代宪政的几项基本原则,如权力分立、权力制衡等等。可以说,美国宪政民主建设是从因限制政府税收权而展开的,或者说是税收实际上成了美国宪政民主政治启动的基本动因之一。

回顾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我们也同样会发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直接起因亦是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课征新税而引起的。1774年路易十六继位时,法国经济已经是危机四伏。为解决政府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开征新税,从而引发与三级国民议会的冲突,结果导致国王出军队镇压国民议会。以法国第三等级为主的巴黎各阶层市民为保存国民会与国王展开斗争,由此揭开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大革命胜利后,同年8月,法国制宪会议颁布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14条规定:“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法国现代宪政民主建设的一二百年的历史。在随后一两个世纪中,法国宪政民主演变的整个历史也是围绕着税收与国家主权者的权力范围这一主轴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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