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许可制度

法定许可制度（精选8篇）

法定许可制度 篇1

一、引言

著作权法法定许可制度的作用在于利用相应的限制来平衡著作权人与大众之间的利益。许多国家在著作权立法上都明确规定了对著作权的限制。国际公约亦是如此。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权利限制主要表现为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法定许可是著作权法给予作品使用者的一种特别许可, 即可以不经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同意而有偿地使用其已发表的作品。该制度限制了著作权人的权利, 实则是将著作权中的某些绝对的权利转变成为一种获得报酬的权利。

二、著作权法定许可立法理念

(一) 中美法定许可立法理念之比较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中有电台对已发表作品和已出版录音制品播放的法定许可, 而美国著作权法除此之外, 还包括转播电台公开节目的法定许可, 可谓其著作权法中的突出特征。可见, 美国著作权法更突出对公共利益保护的重视。而我国立法偏重保护主播者的权利。

(二) 中美法定许可立法理念比较之借鉴

美国著作权法定许可立法理念侧重于公共利益, 这样一方面利于社会文化发展, 同时也有助于规范传媒市场竞争秩序。如何平衡著作权人的排他性权利和公众的使用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法定许可制度应解决的根本问题。其在经济上的重要体现为效率, 与此同时也应兼顾各方权利人的利益, 体现效率与公平的统筹。而我国的立法倾向保护主播者的权利, 可能是受制于实际中行政管理为主, 市场竞争作用薄弱等现实情况的影响。笔者认为在我国日渐开放的文化市场进程中, 法定许可制度应考虑将转播纳入其中。

三、著作权法定许可适用范围

(一) 中美法定许可适用范围之比较

美国1976年的《著作权法》最初规定了五种强制许可的情形, 修正后将法定许可概念引入其中, 把先前的有线转播、录音作品和制品的某些形式的公开演播和转播修改成法定许可制度, 并增加了以私人家庭为受众, 超级台和联网台的转播的法定许可、某些录音制品的临时复制以及在原市场范围内的卫星转播的规定。而我国立法上规定了比较广的范围, 而在作品类别方面没有过多的限制性规定。

(二) 中美法定许可适用范围比较之借鉴

在著作权法定许可适用范围上, 中国相比美国较为宽泛。该做法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 但不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因此我国著作权法中事先声明这一保障措施弥补了该立法范围宽泛的不足, 一定程度上排除了许可, 从而保护了权利人的利益①。

四、法定许可中著作权人的声明保留权

(一) 中美著作权人的声明保留权之比较

中国著作权法中规定中存在著作权人的事先声明保留这一排除法定许可的保障措施, 而美国则无此规定。这体现了美国更加重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而中国则偏重保护个人利益。但中国的这一做法不利于解决与一些重大公共利益的问题, 并可能滋生著作权人滥用权利的情况。

(二) 中美著作权人的声明保留权比较之借鉴

法定许可使用的声明保留权是著作权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表示排除他人对自己作品的法定许可使用。但我国著作权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法定许可使用的行使时间, 其所称的“事先声明、刊登后声明”是模糊不清的。笔者认为, 对该期限应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与细化, 从而增强其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避免事务中纠纷。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发表作品和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出版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使用排除了著作权人的声明权是声明权例外的两种情形。美国著作权法中是不允许著作权人声明保留的。笔者认为, 对于广播电台、电视台不应排除著作权人的声明保留权。著作权人的声明权助于缓和著作权人与使用人之间的矛盾, 调解双方利益关系。著作权人声明权的存在并不会有损于公众对信息的知情与获取。

五、著作权法定许可使用费制度

(一) 中美法定许可使用费制度之比较

在关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和已出版的录音制品的定许可使用费标准上我国著作权法没有具体的规定, 其余的三种情形针对付酬的时间、标准等已有明确规定。而美国著作权法对此主要是当事人协商和主管部门裁决的方式来解决。不同实施方式下的作品, 会给各方当事人造成不一样的后果, 因而允许当事人协商或有关机构依具体情况裁决更贴合实际, 更利于公平。

(二) 中美法定许可使用费制度比较之借鉴

美国在法定许可使用费制度中存在当事人协议优先的做法值得借鉴。其次是遵循公平原则和情势变更, 已确定的条款原则上可以适时调整。最后是依据市场原则作出仲裁决定。笔者认为, 我国应借鉴美国付酬制度中对市场因素和公众获得信息权利的考量, 但不能完全照搬。美国针对录音作品使用人付酬制度所确定的协议优先原则并不符合我国建立法定许可使用制度的立法目的。我国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平, 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法定许可使用的各类付酬标准, 进一步完善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 增强法定许可制度的可操作性, 从而更好地调动社会大众的创作积极性。

六、著作权法定许可中集体管理组织的作用

(一) 中美法定许可中集体管理组织作用之比较

为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同时保持著作财产权排他性,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形式以完善现有的法定许可制度。从实践经验来看,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用的发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难题。当个体权利无法有利用时, 集体管理组织通过集中管理权利的方式来促进权利的利用。美国1978年成立的版权结算中心 (简称“CCC”) 采用代理的方式管理著作权, 其最大特点是使用费由权利人决定, 此外免去了传统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其他管理费用, 使得权利人从中受益。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存在半官方性质, 具有浓重的行政色彩, 往往拥有较大的垄断地位, 从而限制了自由竞争, 也导致了对集体管理组织及其会员和财务状况等难以执行有效的监督。②

(二) 中美法定许可中集体管理组织作用比较之借鉴

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与权利人签订合同时, 要求权利人放弃所有的邻接权, 导致了著作权人一旦签订合同就完全丧失了对自己作品的控制, 不利于权利人对自己权益的保护。CCC采用的是非专有许可权的制度, 即权利人在允许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邻接权的同时, 也保留了自己单独行使的权利。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能会依靠垄断的权利随意对市场主体进行支配, 为著作权人的利益带来了不安全的隐患。而美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一般依照公司法设立, 因此受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制约。③因此应借鉴美国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定位, 降低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性, 有助于更好的发挥其在著作权法定许可中的作用。

七、结论

法定许可使用制度一方面促进作品传播, 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另一面也限制了著作权人的部分权利, 因此完善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尤为重要。真正做到保护著作权人权利的同时又使造福作品使用人, 著作权法定许可的声明保留制度和使用费制度不失为平衡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人之间的利益的最佳选择。在对比中美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差异中, 我国立法中应相应地借鉴美国的有益做法。前者应做到进一步细化声明期限及缩小声明例外的范围等完善, 后者应在完善法定付酬标准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市场因素, 使之更具灵活性。同时发挥集体管理组织的作用也是法定许可使用制度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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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宏芹, 黄海榕.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规制——以美国版权结算中心为视角[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 2012, 19 (6)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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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樊国斌.浅议著作权法定许可的立法空白及完善建议[J].中国版权, 2005 (3) :40-42.

法定许可制度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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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名称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法定代表人变更

城市建设-建设工程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综合服务大厅窗口办公时间为：周一至周四，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其他窗口对外办公时间以窗口公示为准。

事项依据 1.《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令第397号）

2.《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28号）

3.《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的实施意见》（建质[2004]第148号）

办理时限 即时办理

收费标准 本事项不收费

收费依据 无

办理机构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受理方式 网上填报、书面受理

办理地址和电话 点击查看

办理流程 点击查看流程图

申报材料 要件 来源 注意事项

1.《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申请表》一式一份。登录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门户网站登录“网上办事大厅系统”完成数据填写和上报→从申报系统中打印（一式一份）。

1.封面页企业名称处加盖企业公章。

2.首页企业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并加盖企业公章。

2.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提供原件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

3.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提供原件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

4.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复印件

提供原件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5.原有《安全生产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应在有效期内。

提示：上述材料中提交复印件的，均需加盖公章并交验原件，原件核验后退回申请人。

联系人：毕经理 电 话：010-57196063 手 机：*** 邮 箱：614948584@qq.com 网 址：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20号东方燕都商务写字楼5号

乘车路线：一路线：207夜;328;328路上行;387;558路上行;558路下行;758;985路下行;快速公交3线;快速公交3线区;快速公交3线支安贞桥北站下车即到。

二路线：117;300路外环;300内;302;607;683;718;731;848路;985路上行;985路下行;特8外;特8外快;运通104安贞桥东站下车即到。

法定许可制度 篇3

(一) 网页著作权的定义

网页著作权, 是指该网页或者网页作品的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一系列专有权利。而网页著作权的侵权行为, 是指未经著作权人同意, 法律亦没有规定的情况下, 擅自利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行为。除法律所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等对著作权人权利进行了限制, 他人可以不征得著作权人的许可或者不支付报酬而使用作品的情况外, 在作品的保护期内的任何使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行为都应该征得许可并支付报酬, 否则就是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 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1]

(二) 网页著作权侵权的特殊性

网页著作权的侵权行为与一般意义上的著作权侵权相比, 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接下来, 笔者将逐条阐述。

第一, 一般侵犯著作权行为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具有可见性;而网页著作权的侵权行为发生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下, 具有无形性。

第二, 一般侵犯著作权行为通常只有一个损害后果;而网页著作权的侵权行为可能造成不同方面的多个损害后果。此不同主要决定于复杂的网络环境, 例如行为人在自己的博客或者相关的网页上转载了著作权人声明不能转载的视频, 他同时侵犯视频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网站页面所有人对视频享有的权利。

第三, 一般侵犯著作权行为会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 而网页著作权的侵权因为接触范围广, 受众群体不特定。网页的浏览者只要能够进入互联网, 就能够实施下载、传播的侵权行为, 而由于传统意义上的著作权的保护有地域上的限制, 一旦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无法确定其发生地或者侵权地点过于复杂, 那么国内法就无法切实的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网页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完善

网页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是传统著作权理论上的合理使用制度在网络环境下的延伸, 其也必需满足传统著作权合理使用的三个条件, 即合理使用的作品需为已发表的作品;目的仅限于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是为了教学、研究、慈善事业以及公共事业的需要;合理使用他人作品时, 应该在法律的限定之下, 不得侵犯著作权人的其他专有权利。对于其他国家对网页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判定标准, 大多奉行美国著作权法第107条的规定, “法院在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用以参考的四个因素是:使用的目的及性质、数量多少和经济效益的大小”。[2]笔者认为, 网页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最关键的两个因素是使用的数量以及使用后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合理使用制度设立的初衷, 是为了限制著作权人的财产权。一旦合理使用制度在互联网中不断扩大, 那么著作权人的财产权肯定会受到非常大的损失。

从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网页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的解决方法主要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 我们可以将传统理论中的合理适用制度沿用到网页著作权当中, 这样的做法, 不仅能够节约更多的立法成本, 还能够从根本上体现出著作权法的统一性。从笔者的角度出发, 我们应该在《著作权法》修法时多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 体现著作权法的与时俱进性, 更适合日益发展的网络环境的需要。第二个途径, 规范公益性质机构类似学校、图书馆等对网页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应该对该类机构对网页著作权的使用限定于学校的课堂内以及科研、学习项目, 而不能将目的放宽到谋取学校的经济利益方面。而在主体方面, 也应局限在教学人员以及学校的学生当中, 而不能扩展到学校、图书馆中的所有人。

三、网页著作权的法定许可制度的完善

网页著作权的法定许可制度, 是指依法律的直接规定, 在网页上以特定方式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 但应按规定支付报酬并尊重著作权人的其他权利的制度。[3]着眼于数字时代作品传播的及时快捷和渠道畅通, 以及著作权人合法权利和社会公众合法使用的需要, 法定许可制度有其更重要的存在价值。在复杂的网络环境适用网页著作权的法定许可制度, 既能保障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 又能防止网络条件下可能不合理的权利滥用与著作权过度垄断的行为, 从而解决了作品在传播过程中的障碍, 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作品的影响力。[4]

笔者认为, 网络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著作权人获得利益的途径, 但我们也应该在权利扩张时控制好著作权“度”的问题。我国法律对于网页中法定许可的适用不能限制的太紧, 否则会侵害利益人及时获取信息的权利, 应该将权利的限制与扩张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使其能够相互制衡。这样, 既能够发挥著作权法的保障功能, 也能够推动网页著作权的蓬勃发展。

摘要：数字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原本作品的传播方式, 加快和扩大了侵权作品的传播速度和范围, 给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当下我国的立法对于网页著作权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的规定并不多, 相关问题也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这种背景下, 笔者选取这一题目进行研究, 以期为该课题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网页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制度

参考文献

[1]杨巧.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2]胡开忠.著作权的限制与反限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

[3]刘东进.著作权法[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第二节 法定证据制度 篇4

所谓法定证据制度，又称为形式证据制度，是法律根据证据的不同形式，预先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证据规则，法官必须据此作出判决的一种证据制度。它在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之间发展到了全盛时期，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法定证据制度是对神示证据制度的否定。

法定证据制度的主要特点：

1、刑讯逼供是法定证据制度的基本证明方法，是获取证据的合法方式。

2、法定证据制度的一些做法如防止法官专断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意义。

3、法定证据制度具有等级性的特点。

4、法定证据制度具有形式主义的特点，法律预先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规则。

法定证据制度是适应封建君主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建立的，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潮流，取代了神示证据制度，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在运用证据上摆脱了宗教迷信，使之服从法律。一方面限制了法官在判断证据及其证明力问题上的专横武断，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法官在采证问题上的专横武断。

第三节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是指一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实的认定，均由法官根据自己良心、理性进行自由判断，并根据其形成的内心确信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制度。它是资产阶级思想革命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立法最早产生于法国，法国的杜波尔在1790年12月26日向宪法会议提交了一项革新草案，自由心证的原则第一次被提出来。自由心证是作为法定证据理论的直接否定物出现的，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为法官的理性和良心，二是心证达到确信的程度。理性是判断证据的依据，良心是真诚地按照理性的启示判断证据的道德保障。总之，自由心证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于各种证据的真伪、证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实如何认定，法律并不作具体规定，完全听凭法官根据理性和良心的指示自由判断。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在思想中形成的信念就叫做“心证”，“心证”达到无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叫做“确信”，法官通过自由判断证据所形成的“内心确信”这样一种理性状态就是判决的依据。在自由心证理论中还有一?quot;盖然性"理论，认为法官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判定证据的证明力，因而不可能完全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他们对此做出的决定只能具有一定盖然性。即自由心证是有限度的。

法定许可制度 篇5

据《中国新闻出版报》消息, 国家版权局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前不久联合公布了《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作品支付报酬办法》, 对教科书使用已发表作品支付报酬问题进行了明确规范。《办法》于2013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依据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法定许可制度, 《办法》规定, 自教科书出版之日起两个月内, 教科书汇编者必须按照《办法》制定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未按照规定支付报酬的, 应当在每学期开学第一个月内将其应当支付的报酬连同邮资以及使用作品的有关情况交给相关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及时按相关规定向著作权人转付, 并及时在其网站上公告教科书汇编者使用作品的有关情况。《著作权法》规定, 使用他人作品需要征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同时为解决特定情形下使用作品的问题还规定了“法定许可”制度, 其中就包括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作品的规定, 即“除作者声明不得使用外, 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编写出版教科书,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 但应当支付报酬, 同时指明作品出处 (如作者姓名、作品名称等) ”。适用该《办法》的教科书范围只限于“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的教科书”。国家版权局政策法制司相关负责人解释说, 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不需要征得其许可, 这使得著作权人无法与使用者通过谈判确定付酬等事宜, 因此政府就应当综合各方因素依法制定相应的付酬规定, 以平衡相关各方的利益。所以, 《办法》是具有强制性的。教科书汇编者付酬标准: (一) 文字作品:每千字300元, 不足千字的按千字计算; (二) 音乐作品:每首300元; (三) 美术作品、摄影作品:每幅200元, 用于封面或者封底的每幅400元; (四) 录音制品教科书中使用已有录音制品:每首50元; (五) 诗词:每十行按一千字计算;不足十行的按十行计算; (六) 非汉字的文字作品, 按照相同版面同等字号汉字数付酬标准的80%计酬。

数字化出版中的著作权法定许可 篇6

关键词：数字化出版,法定许可,著作权限制

一、著作权限制制度的概述

著作权限制, 是指法律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利用其作品或受相关权保护之对象, 且不构成侵权的制度, 具体的来说就是对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许可权或活动报酬权给予适当的限制。

根据限制程度的强弱, 著作权限制主要可以分为限制程度较强的合理使用和限制程度较弱的法定许可两大类。合理使用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使用者可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 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而对作品所进行的使用。现实中, 通过他人使用其作品获得报酬是著作权人获得利益的最主要方式。

著作权限制制度的存在具有必然性。第一, 根据权利哲学理论, 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 而是相对的。第二, 这也是著作权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首先, 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不仅是作者在其文学、艺术或者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更是促进人类文化和科学事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 现行的著作权法价值观同样表述为维护作者权益为核心, 兼顾国家、个人利益的“双向本位”。再次, 著作权法的基本精神就是通过赋予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对作品的专有权利而鼓励作品的创作与传播, 促进科学、文化和艺术的进步与繁荣。

因此, 著作权限制制度就是权力相对性的体现, 准确地表述了著作权法精神和价值观的基本机制, 通过对著作权的适当限制, 确保社会公众能接触和分享作品, 平衡著作权人、使用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 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

二、数字化信息传播环境下的著作权限制制度

一种新型环境的出现, 随之而来的是以该环境为载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了某种外在或者内在的改变, 也意味着由此产生的人们权利义务行使方式必然发生了变化。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法律制度完善化的速度远远滞后于人们的权利行使方式变化的速度, 人们对于新型环境中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存在过分主动和过度操作的可能性。

从信息数字化环境的特殊性, 以及这种环境下著作权保护和限制制度的现状更深层的角度来分析, 笔者认为, 这些纠纷的出现是必然的, 甚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会延续下去。

首先, 截至2011年12月底, 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 全年新增网民5580万;互联网普及率较上年底提升4个百分点, 达到38.3%。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 同比增长17.5%。在这个数字信息时代,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数字化的网络。网络作为一个主要的获得信息、传播知识的平台, 是我们工作和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其次, 信息传播数字化环境下, 著作权的专有性、地域性和时间性的传统特征逐渐边缘化。

最后, 著作权传统特征的边缘化, 导致了著作权人的权利保护在法律上的过分扩张, 加剧了主体间的利益冲突。

三、著作权法定许可在出版数字化环境下的适用

必然性和持续性, 警示了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数字出版环境下著作权限制制度的重要现实意义, 限于篇幅, 下文主要阐述著作权法定许可在数字化环境下的适用问题。

(一) 我国立法现状及历史沿革

我国新修订的《著作权法》明确例举了适用法定许可的四种情形:

(1) 作品刊登后, 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 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 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

(2) 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

(3) 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 但应当支付报酬 (《著作权法》第四十四条) 。

(4) 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 除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 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 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 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 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 。

从以上规定来看, 我国《著作权法》的法定许可制度对于不同形式作品的个性差异明显考虑欠周, 立法略嫌粗糙, 过于笼统。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依旧未明确说明以上规定适用于网络环境。

回顾相关的立法进程, 虽然早在2001年我国的原《著作权法》就首次引入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 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有了阶段性的进步, 但是对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限制却一直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 在某些细节方面甚至有了退步。

网络作品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问题引起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实践之间的冲突告一段落。著作权法定许可在网络环境下的法律适用, 又一次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二) 著作权法定许可应当适用于数字化出版

适用法律上的空白, 给了国内众多学者讨论的空间。在我国现有的网络实践基础上, 以国外相关制度为借鉴对象, 学者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反对者认为:著作权法定许可不能适用于数字化出版。

一方面, 网络环境和传统环境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一, 法定许可的主体特定性:法定许可是为了在不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基础下, 保证社会大众使用作品时不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成本。第二, 侵权行为成本差异悬殊。

另一方面, 大多数国家主张原有的著作权限制条款不能自动延伸至数字化出版环境。

综上, 反对者认为不仅网络间作品的转载、摘编不应适用法定许可, 而且对于传统《著作权法》中其他的法定许可, 同样也不应扩展至数字化的网络出版环境。

笔者认为, 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在数字化出版中适用的问题, 不能仅仅从某一类型 (网络间转载、摘编, 数字图书馆和法定许可等) 来判断是否应该适用法定许可, 也不能单一地从现有社会环境、国内立法情况来判断是否应该将法定许可延展到数字环境。讨论著作权法定许可在数字出版环境下适用问题, 应该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展开。从网络的本质、立法意义、利益创造、经济发展等方面综合分析, 制定数字出版环境下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是必须和合理的。

1. 有效提高数字网络的信息传播效率, 契合流通载体的本质属性。

我们过多地将焦点集中于数字环境与传统环境的差异性, 认为两者存在本质不同, 因此得出传统环境中的法定许可制度是不能适用在数字网络环境中的, 这样的观点过于片面和草率。我们应该看到, 数字环境和传统环境所拥有的根本共同属性即两者都具有作为作品流通载体的传播性。

数字化网络环境中, 存在着大量需要传播的作品。按照现有制度, 一些必要的带有一定公益性质和利于文化传播的作品使用行为都要一一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 那么不计其数的作品希望通过网络平台进一步传播的这一合理方式, 将会变得复杂和不可操作。随着时间的推移, 数字化网络环境对于作品的有效传播将会陷入一个停滞的尴尬局面, 网络本身的优点将受到极大的限制。网络失去了其承载的信息, 那么网络的价值和生命力也就失去了源泉。制定法定许可制度相较于进一步扩大合理使用范围, 在提高作品传播效率的同时, 也更容易抑制主体间权利利益的失衡以及权利保护和限制失控的局面的出现。

2. 符合著作权限制的立法原意, 不违背现有法律和国际条约及国际惯例。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阐述了著作权限制的立法意义, 著作权法定许可在数字化虚拟网络环境下的适用, 是平衡著作权人、使用人、社会公众三者间利益的有效机制。数字出版环境中同样存在着著作权人、使用人、社会公众三者间的利益平衡, 同样需要一个有效的限制机制来进行调节, 而非现在的著作权保护在网络环境中占主导优势性的局面。

首先,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没有说明网络环境等同或者在局部范围内近似于传统环境, 这成为很多反对者所坚持的法律基础, 但是另一方面, 我国的著作权法也从未明确表示网络环境不能等同或者在局部范围内区别于传统环境。

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变动, 并不能表明数字化虚拟网络环境下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适用与否的意见在法律层面上达到了一致。从某种角度来说, 它是由于意见的过分不统一, 为了减少纠纷, 给予社会自主选择权和基层法院自由裁量权而被迫采取的“消极”措施。

其次, 对于法律的理解和适用, 应当立足于立法本意和法条含义, 具有包容性和动态性, 以发展的眼光, 包容那些符合立法本意和法条含义, 不为现行法律所禁止的新生事物。上述基本原则在美国的《版权法中》、《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等国外立法和国际条约中都有体现。对于我们来说, 由于网络的新颖性, 我们应对其产生的知识经济的法律适用问题也要有一定的动态性和包容性。

最后, 网上传播国内一般作品适用“法定许可”。网上传播外国作品适用“授权许可”并没有相悖于WTO构架下以TRIPS协议为最低基准线的当代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 也没有相悖于以尚未生效的WTO条约、WPPT条约为参照坐标系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标准与国际惯例。此外, 有些学者提出的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法定许可一旦实行, 将必然出现严重的我国公民的著作权保护标准远低于外国公民的“超国民待遇”现象。

3. 在完备体系下, 著作权人的利益可以达到最大化。

法定许可制度针对的是已经发表的作品一经发表, 除非作者有特殊目的, 一般情况下作者是愿意其被转载或以其他形式加以有益地利用。需要说明的是相较于国外的法定许可, 我国的法定许可也可称为准法定许可。法定许可存在着一个前提条件, 即如果作者事先声明不得转载的, 在未经其同意的前提下, 不可以转载。

作者在通过某一载体向社会公众公布其作品未同时表示禁止传播、复制、转载等, 虽然不能等同于不声明即表示授权, 但是在符合法定条件下也在一定层面上可称为“默认”, 因此如果将法定许可制度延展至网络环境, 作者的权利并没有受到忽视, 其合法权利依然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最为重要的是, 网络在现有经济社会下日趋中心化、全球化, 网络环境中作品的传播能力较之传统环境是大大加强的。

对于完善的收费体系, 在下文会有具体的阐述。这里需要补充的是, 部分学者认为“著作权网络环境的法定许可会直接导致网络侵权行为的常态化”的说法本身是存在错误的。法定许可追求的是著作权人、作品使用者以及社会公众三者间利益的最大化, 它的前提是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的, 侵权行为与法定许可不存在因果关系。我们在谈论“利益平衡”这个话题时, 切不可混淆了作者与公众之间和作者与侵权人之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 切不可混淆了“公益”与“私利”。

4. 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我国著作权的立法目的是“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 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 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著作权法定许可网络环境下的适用, 是符合立法目的的。著作权人、使用者、社会公众的利益分配, 跟经济、教育、信息、文化、人道主义以及保护表达自由等方面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该制度的实施, 一方面, 对作者及其继受者获得报酬权的行使给予更大范围的空间和价值, 有利于鼓励人们进行创造性的脑力劳动, 更有效地向社会提供智力成果;另一方面, 促进社会的共同进步, 信息最大可能地广泛传播和应用, 智力成果在社会更好地共享, 实现社会的信息交流、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文化繁荣。

(三) 对于建立网络环境下法定许可制度的建议

网络环境下, 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建立是合理和必须的, 但是我们在网络环境中设立法定许可应当谨慎;在设立法定许可的同时应该努力追求建立健全的网络环境下著作权法定许可的法律体系, 建立完备的收费机制, 从而真正地将法定许可延展至网络环境中。

从《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变迁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消极回避, 我们确信, 著作权法定许可在网络环境中适用的立法进程必然是充满困难的, 下文针对三个立法和实务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笔者提出一些方向性的意见。

1. 网络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

在确定著作权法定许可适用于网络环境这一原则之后, 我们依旧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研究和细化。在这过程中, 作为曾经讨论的主战场, 网络转载、摘编无疑具有丰富经验的先天优势。

“新京报诉浙江在线侵权案”中, 《新京报》发现浙江在线未经授权长期转载《新京报》文章。2007年下半年, 新京报社在北京市一中院起诉浙江在线网站, 索赔金额达190多万元。2008年8月, 案件移送至杭州中院。案件辗转审理了近3年未有结果。本案最终以杭州中院和浙江省高院两审裁定, 要求《新京报》将案件拆分再起诉而告一段落。围绕本案所涉及的时事新闻在合理使用中的理解, 网络与传统媒体之间利益纠纷, 报刊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在网络环境下是否适用等具有很大法律和实践意义的问题原本可以得到司法机关明确的态度指向和处理原则, 但是不知是地方的保护原则还是本案所牵涉的问题太多, 截至目前, 对于拆分后再起诉的案件依旧没有最后的审判结果。这不得不令人遗憾。

“新京报诉浙江在线侵权案”的出现不是偶然, 该案件的矛盾也是我们在日后对于网络转载、摘编法定许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笔者以原有的2000年《司法解释》第三条为基础, 提出两个建议:

(1) 该解释其实包含了两类主体:一是已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二是已在网络上传播的作品。网络是一个功能巨大的复杂媒介, 涵盖了电视台、广播、影院等功能, 这就意味着如果对于“网络上传播的作品”不加以具体约束, 那么所谓的网络作品到最后就极有可能衍变为文字作品和音像作品等。但是, 从报刊的功能和“转载、摘编”的文字含义分析, 笔者认为, 此处的作品应该只能解释为文字、图片等静态作品。

(2) 作品的传播来源, 从原有司法解释来看, 包括了网络转载、摘编报刊上的作品和网络转载、摘编其他网络的作品。换一种角度说, 适用网络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的作品是否需要将“已在网络上传播”作为其前提条件。上文我们已经讨论过网络环境和传统环境的本质共同点, 虽然倾向于认同网络和报刊的统一性, 但是对于适用过程中进一步地细分不能简单地将两者画上等号, 两者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笔者认为网络转载、摘编“报刊作品”适用授权许可制度, 需要作者以明示的方式来决定作品是否能在网上传播;网络转载、摘编已在“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适用法定许可制度, 当著作权人未作权利声明时, 推定其默许作品上网传播, 网络服务商只需要支付相应的报酬即可。

2. 网络图书馆和法定许可。

网络图书馆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通俗地来说就是图书馆通过网络平台, 将图书数字化, 提供给特定社会公众的新型模式。对于网络图书馆, 我们可以根据盈利与否分为公益性图书馆和非公益性图书馆 (一般人们所描述的数字化图书馆) 。

针对前者, 2006年起施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规定公益性图书馆图书数字化原则上适用合理使用制度, 但是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1) 数字图书的提供对象为本图书馆馆舍内的服务对象; (2) 适用合理使用的情形:图书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 (3) 该行为为公益性, 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取利益。

确定公益性数字图书馆适用合理使用制度还有一个小插曲, 在最初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草案) 》中合理使用的范围远远超出现有的范围, 这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 认为若按照草案中的规定实行, 传统条件下的公益性图书馆或博物馆等机构, 会充分借助数字网络技术所带来的便利条件, 利用这种特殊豁免政策所拥有的特权谋取行业私利, 使其“公益性”大打折扣。

非公益性图书馆 (一般人们所描述的数字化图书馆) , 从司法实践和法律规范来看, 授权许可是目前唯一可行的选择。有人认为, 采用授权许可在实践中操作难度过大, 相关手续极为繁琐, 甚至有的作品因为找不到作者授权而不能上网, 其结果是严重影响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速度, 制约了数字图书馆的馆藏资源规模, 最终造成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笔者认为数字化图书馆的作品具有特定性, 不能与报刊上的文字、静态照片轻易画上等号, 这些作品的第一次传播有着其他作品不可比拟的严格审核程序和登记程序, 通过建立完善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既可以直接联系著作权人, 也可以与被授权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协商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 授权许可对于非公益性图书馆来说, 完全可行。

3. 法定许可使用费的确定和著作权人获得报酬的方式。

我国的法定许可的付费标准并没有完备的体系, 现有的付费标准对覆盖的范围、传播的时间以及市场影响因素缺乏必要的考虑。这一点上, 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我们完善收费体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美国著作权法确定了如下层次性的确定付费标准的基本原则: (1) 当事人的协议优先。 (2) 已经确定的版税和实施条款根据公平原则和情势变更, 原则上可以适时调整。 (3) 仲裁依据市场原则作出决定。

此外, 著作权法定许可延展至网络环境后, 著作权人如何便捷地获得报酬是该制度能否在实践中顺利实行的关键。回溯过去, 网络法定许可延展至网络环境的不成功,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预见性地建立完善的收费体系。大家最初希望通过采取高成本的技术措施保护其作品, 但是技术措施本身可靠性不强的特点从根本上制约了该方法的生命力。

除了立法确定收费标准, 建立完善的集体管理组织体系以外, 国家版权局也应该成立行使有关裁决、费用收取、保管和分配, 协助与引导司法程序介入等职能的专门机构, 特别要注意的是, 专门机构在行使职能时, 应该偏重于监督和引导的角色作用, 作为集体管理协会背后有力的权利保障, 让著作权人、社会公众、使用者三者间利益达到和谐的平衡状态。

四、结语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我国对于网络著作权的立法、司法实践、行政执法等方面面临抉择, 对于网络技术和网络媒体, 我们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面对网络产业的迅速发展和急剧增加的网络作品现象, 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完善我国的网络著作权保护制度, 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定许可制度, 协调和均衡著作权人、社会公众和作品使用者三人间的利益, 努力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法律环境, 才能保证我国互联网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相信在全社会的努力下, 法治化下的网络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梁志文.数字著作权论[M].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

[2]曹新明.知识产权法[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法定许可制度 篇7

关键词：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垄断,《著作权法修改草案》

2012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修改草案) 开始向社会各界征求关于修改草案的意见。修改草案的公布, 社会反响剧烈, 版权方对于草案的修改条款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其中音乐界的各方权利人更是将修改草案的中的46条“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 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视为洪水猛兽。因此, 征求意见期间音乐著作权人对修改草案提出一系列反对的意见。然后在国家版权局2012年7月6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修改草案第二稿) 中就删除了该条备受争议的第46条, 将该条录音制作的权利恢复为作者的专有权利。下面就争对该条受争议条款进行系统分析。

一、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由来

在国际上, “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起源于20世纪初, 其立法目的是防止唱片公司对音乐的垄断。[1]当时, 美国的音乐产业都是由几家大型唱片公司垄断。唱片公司往往要求词曲作者跟自身公司签订垄断的许可协议。20世纪初音乐传播渠道单一, 唱片公司很容易通过这种方式垄断市场以便提高利润。为了市场能恢复合理竞争, 美国等国家就规定被合法制作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 其他唱片公司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 录制录音制品, 但需要支付报酬。[2]

前面提到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事实上是为了防止音乐产业的垄断而对著作权人权利进行的限制, 那我们先来研究该制度的理论基础。首先, 该项制度基本上属于法定许可, 法定许可就是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产生的。20世纪初, 音乐的流通渠道很少且唱片的复制技术也不发达, 如果不将制作录音制品给予法定许可, 唱片公司就很容易垄断一首歌的销售市场, 并从中获取高额的利润。一方面为了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的秩序, 维护公共利益, 另一方面, 作为著作权法的主旨促进文化的传播, 各国都逐步通过立法的方式对该种垄断进行限制, 将录音制品的专有权利开放出来。其次, 著作权法给予著作权人专有权利以奖励作者的智力劳动, 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奖励而是为了激励以便产生更多的作品。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丰富社会大众的物质文化需求。这种激励方式和最终服务大众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矛盾的。因此就需要从中找一个平衡点来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在录音制品的问题上来说, 很明显如果不设立法定许可, 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就存在着缺失。

二、各国 (地区) 对于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立法模式

《伯尔尼公约》第13条第1款规定:“对于已授权录制其作品的音乐及曲词作品的作者, 本联盟各成员国可自行对其再度授权录制的专有权予以保留或附加条件……”《尼泊尔公约》对成员国对于录音制品的规定并不作硬性要求。因此各国对于这方面的立法也不尽相同。当前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法定许可和强制许可[3]。

美国等西方国家立法模式是将制作录音制品的权利定制为法定许可。美国《版权法》第115条 (a) (1) 规定“ (1) 凡一部非戏剧音乐作品的录音制品, 经版权所有者授权已在美国向公众发行, 任何遵守本条规定的其他人均可获得制作与发行该作品录音制品的强制许可证。只有其制作录音制品的基本目的为将录音制品向公众发行供私人使用的人, 方可获得强制许可证。除下列情况外, 不得为制作这样的录音制品, 即复制他人录制的录音作品而取得使用该作品的强制许可证: (Ⅰ) 此录音作品是合法录制的;而且 (Ⅱ) 制作该录音制品是经该录音作品的版权所有者授权……”虽然对美国《版权法》中“compulsory license”进行翻译的时候会译为“强制许可”, 但是, 根据其上下文的语境来说, 该法条中的强制许可的含义应该是相当于我国《著作权法》中“法定许可”, 即只要符合著作权法所规定的限制条件, 就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 直接利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 但必须支付法定的许可费用。德国《版权法》也做了相应的法定许可的规定, “如果音响载体制作者被授予为营业目的将音乐著作转移到音响载体上并将载体复制与传播的用益权, 著作人在著作出版后有义务向在本法适用范围内拥有主公司或住所的任何其他音响载体制作者以适当条件授予同样内容的用益权……”与上面两个国家将制作录音制品规定为法定许可不同的是, 日本将该种权利限制为强制许可。日本《著作权法》第69条规定“商用唱片首次在国内销售并自销售日起满3年后, 欲获得著作权所有者许可将该商用唱片上的音乐著作物录制成其他商用唱片的人, 同该著作权所有者就录音许可提出协商请求, 但未达成协议或不能协商时, 经文化厅长官裁决、并向著作权所有者支付文化厅长官规定的相当于经常使用费数额的补偿金后, 可进行该录音……”跟美德又一处不同是该条文对强制许可的时间也作了限制, 给了著作权人三年的缓冲期。跟日本法规定相近似的是台湾法。《台湾著作权法》第二十条 (音乐著作另行录制之请求) “音乐著作, 其著作权人自行或供人录制商用视听著作, 自该视听著作最初发行之日起满两年者, 他人得以书面载明使用方法及报酬请求使用其音乐著作, 另行录制。前项请求, 著作权人应于一个月内表示同意或进行协议;逾期未予同意或协议不成立, 当事人之一方得申请主管机关依规定报酬率裁决应给之报酬后, 由请求人录制。报酬率由主管机关定之。”可以看出, 台湾的著作权法跟日本法一样都对强制许可限定了一个时间, 相比于日本人法的三年, 台湾规定了两年的缓冲期。同样的都是在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的情况下, 由主管机关直接裁决给予强制许可。

三、对于我国现状的分析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修改草案) 出来的时候, 音乐各界将46条视为洪水猛兽, 其实, 当从上面各国的法案看来, 法定许可并没有他们所想像那样的可怕, 也不大可能出现像他们设想的山寨满天飞的情况。按照各国实施法定许可的效果来看, 法定许可不但有效的达到了阻止唱片行业垄断的立法目的, 而且各国已经以法定许可为基础生成了一套良性的唱片商业模式。由此可见, “法定许可”机制在以期取得公平的基础上也是可取的。

草案条文之所以受到这么强烈的质疑, 其条文本身还是存在一定缺陷的。我国的音乐商业模式并不像欧美国家那样完善, 的确, 如果跟美国《版权法》那样规定, 当非戏剧音乐作品的录音制品已根据版权人的授权, 在美国向公众发行之后, 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制作和发行该音乐作品唱片的“法定许可”, 那样可能会使我国的音乐产业出现问题。因此, 如果跟日本法一样, 给予唱片公司一个较长时间的缓冲期以便较大程度的收回投资以取盈利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折中方式。

当然除了条文本身存在缺陷之外, 我国管理音乐产业的主管机关管理机制不够健全透明也是这个修改草案很难服众的一大原因。西方等国家在集体管理组织方面都已经很健全, 因此, 权利人也并不担心自己的权利得不到维护, 反而更减少了自身维权的繁琐和麻烦。像德国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1家集体管理组织, 他们都是由德国专利商标局批准后特许设立的, 组织结构跟一般的企业、协会相同。集体管理组织与权利人签署授权协议或管理协议, 以托管方式获得作品销售、使用等权利。在实施权利的时候按照市场导向原则和预计产生的货币价值, 事先制定许可证使用费标准, 在扣除管理成本之后, 将所有的收入都分配给权利人。当出现权利受侵害的时候, 会以组织的名义提出仲裁或诉讼, 以维护成员的利益。[4]因此, 在建立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制度的同时, 我国的集体管理组织也应当完善自身的运行机制,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法定许可”的立法目的。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集体管理机制, 我国可以做一些参考:首先, 必须严格集体管理组织的审批, 强化特许设立原则。其次, 按照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现状和音乐产业的运行, 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再次, 建立政府部门、法律、舆论相结合的综合监管体系, 组织管理过程的透明化。最后, 明确规定好集体管理组织的相关责任。

尽管“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是一项即能达到公平且可取的制度, 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商业运行和集体管理组织都很难跟上的情况下, 该制度仍然应该缓行。修改草案第二稿将46条删除也只是由于我国国情下无奈的暂时之选。在建立好完善的系统机制之后, 我想“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机制才会合理, 才能真正起到防止垄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迁.论“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及在我国《著作权法》中的重构[J].东方法学, 011 (6) :p51

[2]王迁.著作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教程[M].法律出版社, 2004.

法定许可制度 篇8

法律规范的意义在于人们正确理解法律规定的目的和内涵, 起到指引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 只有当法律被正确理解和适用, 才能达到法律实施的效果并产生法律实效。2012年3月31日, 国家版权局发出通知, 在其网站上公布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并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其中第46条规定 (以下简称“草案第46条”) 关于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可不通过原作者同意进行“翻唱”。公布后瞬间一石激起千层浪, 引起了网友以及音乐界人士的大量关注, 有些激进的网友更有甚言:“我国大陆地区音乐将全面进入翻唱时代, 在央视春晚上翻唱《春天里》歌曲一炮走红的旭日阳刚不仅能唱《春天里》, 还能唱网络流行歌曲《爱情买卖》。”

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凭借汪峰歌曲《春天里》成名后, 各种商业演出和代言活动等行为接踵而至, 《春天里》成为旭日阳刚出席各种活动公开表演的必唱歌曲。随后, 汪峰也在网上要求旭日阳刚立即停止演唱其音乐作品《春天里》。创作《潮湿的心》等多首歌曲的著名歌曲家李广平认为, 现在草案第46条规定发生了变化, 只要汪峰首次出版《春天里》歌曲三个月后, 他人按照草案第46条规定向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交纳费用后翻唱就不会侵犯到汪峰的著作权, 翻唱的人火了, 但汪峰却没处说理去。著名音乐人高晓松认为, 一首新歌在三个月内是难以家喻户晓的, 在这时就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翻唱翻录, 和一首歌红了几年你再去翻唱翻录性质完全不同, 这是赤裸裸的鼓励盗版行径。

从上述网民尤其专注于音乐行业的著名音乐人士对草案第46条的观点, 反映了社会公众对著作权法原理中的音乐作品著作权和录音制品制作者权的权利内容以及权利限制知之甚少。众所周知, 法律规范的基础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以及逻辑背景, 法律人与社会大众理解法律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对法律规范进行法律解释适用以及论证说理的能力。关于草案第46条的规定, 应分析之基本问题有两个:一是制作录音制品使用音乐作品法定许可的法理基础是什么, 二是草案第46条规定的正确法律解释及评价。

二、制作录音制品使用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

一个完全性法律规范, 系由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所组成。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40条第3款规定:“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该法条的构成要件有两个:他人已经把音乐作品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以及著作权人没有声明不许使用, 法律效果为:录音制作者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直接制作录音制品。比如, 《春天里》歌曲由汪峰演唱后经大国文化唱片公司在CD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里出版, 按照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 由此产生的音乐作品著作权属于汪峰, 表演该作品的表演者权也属于汪峰, 录制产生的录音制品制作者权属于大国文化唱片公司。因此, 上述的分析回应了广大网友以及音乐人李广平、高晓松对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误读, 根本不存在现行著作权法以及修改草案将要规定鼓励进入全民翻唱时代。

现行著作权法第40条第3款规范的适用情况是:唱片公司自己聘用歌手并将歌手演唱录制下来制成录音制品, 再向音乐作品著作权人支付法定许可费。这样就不存在未经许可以复制和发行的方式利用他人表演和录音制品的侵权问题了, 该法第40条第3款的用语是“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 从法解释学文义解释的角度看, “制作”一词表明了唱片公司自己聘用歌手演唱并录制。只要不存在汪峰声明不许使用以及该歌曲已经被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 其他录音制作者在交纳音乐作品费用后就可以录制为录音制品。

但作为一个法律人, 正确理解条文内容是其本职工作, 但对于法律适用还远远不够, 还应当具有分析该条文产生的背后目的以及法理基础, 本文认为现行著作权法第40条第3款规定的法理基础有以下两点:

1. 防止唱片公司对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的垄断。

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创设的存在原因是为了防止唱片公司对其制作音乐作品的垄断。鉴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经济背景下, 唱片很难像文字作品那样被大量复制, 一些大唱片公司与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签订独占性许可协议由其录音成录制品进行出版。同时唱片行业的出租市场远没有现在的便利和广泛, 因此那些大唱片公司有可能借助市场垄断地位提高唱片销售价格, 这不符合著作权法对鼓励优秀作品广泛传播以及提高公众精神文化的立法目的。

2. 美国以及国际公约著作权立法对制作录音制品的规定。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版权法修正案》率先对“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作出了规定。1909年生效的《版权法修正案》规定了对该权利的限制。其中之一就是“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 即只要音乐作品的版权人自己使用, 或者允许或默认他人使用其音乐作品进行“机械复制” (即制作录音制品) , 则他人就可以同样的方式使用音乐作品, 但应就每首音乐作品向版权人支付两美分的报酬。美国国会对该法案的报告充分解释了立法者利用该“法定许可”防止唱片市场被垄断的目的。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13条第1款明确允许成员国在保障音乐作品著作权人获得报酬权的情况下, 对其将音乐作品录制为录音制品的权利进行限制。我国作为该公约的成员国, 在尚未对该条款作出保留的前提下, 法律规定了与该公约相同的内容。只是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40条第3款最后一句规定“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 本文认为由于这一句的除外条款规定作为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构成要件, 不符合该条款本身制定的立法目的, 违背了立法本意, 实际上我国的规定是将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权利交给了音乐作品著作权人, 并不是真正的著作权法上法定许可制度, 试想唱片公司与著作权人订立独家许可协议不允许其他唱片公司使用, 其他唱片公司就不能使用音乐作品进行制作, 也就不能达到防止唱片公司垄断唱片价格的目的。

三、著作权法修正草案第46条法律规范分析及评价

在公众对草案第46条提出种种批评的同时, 本文认为有益的批评意见值得吸取, 国家版权局公布法律草案的本身目的就是在广泛征求意见, 但每个人对该条款提出批评应当是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并结合立法的目的、背景等情况下进行, 否则偏离本意进行批评只会产生无的放矢。本文将结合法解释学文义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对草案第46条法律规范进行分析, 草案第46条规定, “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 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48条规定的条件, 不经著作权人许可, 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草案第48条是关于申请使用音乐作品程序性规定, 该规定并不影响实质使用音乐作品制作的权利, 因此, 该条款规定的内容真正符合发达国家关于著作权法中的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法律规定, 并删除了“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这一不符合立法实质意义的除外规定。

第一, 从文义解释角度看, 草案第46条法律规范结构的构成要件为: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以及草案第48条规定的申请使用音乐作品的程序性规定, 法律效果为:其他录音制作者使用其音乐制作录音制品。该条款与现行著作权法第40条第3款相比, 只是增加了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的时间规定和申请使用备案、指明作者、作品来源程序性规定, 很明显增加的内容比现行的规定更具合理性, 更加有利于制作录音作品法定许可的实践性使用。

第二, 正如本文第二部分美国著作权立法对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论述来看, 以比较解释的角度看, 我国现在正修改著作权法对此的规定符合国际趋势。而从法律本身对该制度的规定防止唱片业垄断的立法目的来看, 草案第46条的规定真正建立起了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制度, 排除了著作权人保留自己声明的权利。

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制度建立, 不会侵犯首次出版音乐作品的录音制作者的权利, 因为一般人理解的所谓翻唱 (包含知名从事音乐行业人士) 是指旭日阳刚翻唱汪峰《春天里》进行营利性公开演唱, 而草案第46条并没有允许他人未经许可营利地公开演唱他人的音乐作品, 只是规定其他录音制作者在聘用其他歌手非公开 (如录音棚) 演唱《春天里》前提下才可以使用并制作音乐制品, 这正是公众对此问题的混淆关键点。

四、结论

法律规范的解释适用离不开一定构成要件以及法律效果的分析, 草案第46条确定的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分析同样离不开构成要件以及法律效果的分析。综上所述, 正确理解和评价法律规范, 需要对法律的概念以不同的法解释学方法加以解释才能真正理解法律的内涵和外延。正如王泽鉴教授所言, 法律解释乃法律使用上最重要、最困难的工作, 所谓法律人的素养, 多取决于其解释法律以及论证说理的能力。

摘要：2012年3月31日, 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在国家版权局网站上公布征求意见后, 网民和著名音乐行业人士随即对该草案第46条提出质疑, 并宣称中国内地将进入全民翻唱时代。本文试图从制作录音制品使用音乐作品法定许可制度的角度, 论证其存在法理基础并已被国际公约以及国外发达国家版权法所规定, 再从法律上之因果关系法并借助法解释学分析草案第46条法律规范, 指出草案第46条并非网民和音乐行业人士所理解的意思, 也不会阻碍中国整个音乐行业的发展。

关键词：音乐作品,录音制品,著作权,录音制作者权

参考文献

[1] (德) M.雷炳德.著作权法[M].法律出版社, 2005.

[2]郑成思.版权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3]王泽鉴.民法概要[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史尚宽.民法总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